第一篇：公選政治：怎樣看待黨內民主的問題

公選政治：怎樣看待黨內民主的問題

中華考試網(www.tmdps.cn)[ 2012年1月19日 ] 【大 中 小】【提問】【糾錯】 十七屆四中全會就黨內平易近主培植作出了專門部署，請連系現實談你若何看待黨內平易近主的問題

1、（是什么）黨內平易近主指黨員和黨組織的意愿、主張的充實表達和積極性、締造性的充實闡揚。黨內平易近主的根基內容是：所有黨員非論職務凹凸，都享有黨章劃定的權力并應履行其義務；黨的各級率領機關應由選舉發生；黨的各級委員會實施集體率領和小我分工負責相連系的軌制；黨內談判抉擇問題實施少數從命大都的原則；黨員有權體味和直接介入黨內事務的權力。黨內平易近主最凸起的、反映其素質的特征，就是黨員對黨內權力的分享，黨員對黨內事務的介入。

2、（怎么看）黨內平易近主是黨的生命。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黨內平易近主是黨的生命，集中統一是黨的力量保證。這是因為：（1）黨內平易近主可以連結黨的團結，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2）黨內平易近主可以制約過度集權，戰勝權要主義，有用地防止失利；（3）黨內平易近主對人平易近平易近主具有主要的示范和帶動浸染。

3、（怎么辦）把握成長黨內平易近主的若干重點

成長黨內平易近主，是一項綜合性的實踐過程，要長于把握重點。首先，必需有利于保障黨員的平易近主權力； 其二，必需慢慢理順黨內的權力運行系統體例；其三，必需有序地構建黨內平易近主的軌制系統；其四，必需不竭地形成成長黨內平易近主的有用機制。

以下層黨建為重點，保障黨員的平易近主權力。黨的組織對黨員的處事，最根柢的是政治處事。黨內平易近主的焦點價值就是實現泛博黨員在黨內政治糊口中的主體地位，其工具層面的價質ё袞是告竣黨內的共識。所以，黨的下層組織培植，就是要便于表達和綜合黨員和黨員所聯系的群眾的益處，并為黨員的政治介入和社會介入供給資本與平臺。

以黨的代表會議常任制為重點，完美黨內平易近主的根基軌制。黨代會常任制能夠真正實現黨章所劃定的黨的代表大會作為黨的最高權力機構的功能，是黨的平易近主抉擇妄想、平易近主打點、平易近主看管和平易近主選舉的根基平臺。在每一屆黨組織的任期內，選舉發生本屆黨組織的黨代會實施年會制和代表常任制，從而成立起黨組織、委員、黨代表、黨員群眾、人平易近之間的代表鏈。黨代表會議常任制要從黨代表直接選舉入手。經由過程黨代表的直接選舉，強化代表對選區黨員群眾負責的意識，從而增強代表們平易近主介入的動力。而且，黨代表的直選，必然完美著并推進委員的選舉，同時還敦促著黨的下層組織率領人和黨員人大代表的選舉，對黨的干部的選舉會發生積極影響。

以規范全委會與常委會的工作為重點，理順黨內權力運行系統體例。首先要健全平易近主集中制，這是黨內平易近主軌范化的起點和改善黨內平易近主意識和作風的起點。平易近主集中制的焦點是集體率領，切實實施“集體率領，平易近主集中、個體醞釀、會經由議定定”的原則，黨委委員一人一票，重大抉擇妄想實施票決制。切實解決書記權力過大的問題。重大事項的抉擇，必需由黨委全委會經由過程表決做出，表決按少數從命大都的原則執行。其二，要成立健全常委會向全委會負責、陳述工作和接管看管的軌制，理順黨內權力運行機制。以此為基本，推進場成立健全全委會和紀委會向黨的代表大會負責、陳述工作和接管看管的軌制。其三，要規范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的關系，并明晰三個黨組在國家權力機構中的浸染，理順黨政關系。黨委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不能以黨代政。要解決黨政機構重疊的系統體例問題，解決平易近主集中制和行政首長負責制等權力運行機制問題。

成長黨內平易近主的重點是完美黨內平易近主軌制

軌制帶有根柢性、全局性、不變性和持久性。沒有軌建造保證的平易近主不是真正的平易近主。黨內平易近主軌制是由黨的率領軌制、組織軌制、選舉軌制、抉擇妄想軌制、干部軌制等組成的一個有機的系統，這個軌制系統的焦點就是堅持和完美平易近主集中制。按照四中全會精神，成立健全以平易近主集中制為焦點的軌制系統：

一是堅持和完美黨的率領軌制，強調以明晰權責為重點，完美處所黨委率領系統體例和工作機制；

二是以落實黨員知情權、介入權、選舉權、看管權為重點，成立健全黨務公開、黨內情形傳遞、黨委新聞發布、黨內事務聽證咨詢、黨員評議下層黨組織率領班子等軌制；

三是完美黨代表大會軌制，成立黨代表大會代表提案軌制，落實和完美黨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繼續選擇一些縣（市、區）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嚴酷節制選任制率領干部任期內職務變換；

四是落實和完美黨內選舉軌制，擴大黨代表對提名舉薦候選人的介入，改良候選人介紹法子，改良和規范選舉軌范和體例；

五是完美黨內平易近主抉擇妄想機制，闡揚全委會對重大問題的抉擇妄想浸染，奉行和完美處所黨委談判抉擇重大問題和任用主要干部票決制，健全黨委常委會向全委會按期陳述工作并接管看管軌制；

六是堅持平易近主、公開、競爭、擇優，完美干部選拔任用和打點看管機制，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

第二篇：怎樣看待黨內腐敗問題

等待早鶯

如何看待黨內腐敗問題

等待早鶯0000000011月6日

這次討論思考題的題目是“對于黨內存在的腐敗問題是怎么看的，這是否影響自己對黨的向往”。就此問題，大家看法不一，可以說事產生很大分歧，有的人甚至對黨和國家產生了懷疑，似乎已經到了對中國社會現狀絕望的地步。但是我卻希望大家能在批評之處，看到中國的進步。對于黨內腐敗問題，我覺得應從下面幾個方面來看待。

一、腐敗為什么存在從古至今，反貪污腐敗從來都是歷朝歷代的重點任務，可是貪污腐敗卻從來沒有斷絕過。腐敗的根源在于人的貪欲，其土壤便是權利的存在。有人的地方就有貪欲，這是人性之惡，且有人的地方就必然存在一定的政治結構進行管理，這就存在著權利的分配和運用，也就是腐敗所產生的土壤。想要消除這兩點幾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物質資源極大豐富，人民素質極大提高，達到共產主義社會，貪污腐敗才會徹底根絕。

二、怎樣正確看待腐敗問題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矛盾律認為，任何事物是在矛盾中發展前進的，是在不斷解決舊矛盾、產生新矛盾中呈螺旋式發展變化。矛盾的這種相互轉化，則是事物發展的最終動力。

腐敗和反腐敗這一社會矛盾的凸顯，對社會的發展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但是，腐敗和反腐敗是黨在新時期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矛盾動力。而且，腐敗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不斷積聚和豐富的產物，是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產物，封建殘余意識及陋習是滋生腐敗的歷史淵源。因此要客觀看待腐敗問題。

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時期，雖然在法制建設上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法律體系還不夠完善，權力監督機制軟弱，權力的運行過程缺乏有效程序制約，不能很好地遏制腐敗。

三、怎樣應對腐敗

1.加強黨員思想建設

無數事實證明，千腐敗、萬腐敗都是思想先腐敗，思想腐敗是腐敗的根源。

黨員干部的墮落都是因為思想的轉變，才逐步滑進了腐敗的深淵。最根本的就是因為他們放棄了世界觀的改造，背離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丟掉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拋棄了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拒絕和逃避組織教育、管理和監督，喪失了黨的先進性。

2.加強黨內民主制度建設

發展黨內民主有利于增加黨內監督的實現。

從制度上根本保證了權力的相互監督的實現，提高了監督的主觀能動性，保護了監督人權力的運行，維護了監督者的利益，有效地預防腐敗行為的發生。

3.加強反腐敗的制度建設

推進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或者說是廉政建設制度化，就是要建立包括“不能腐敗”的防范機制、“不敢腐敗”的懲罰機制、“不許腐敗”的保障機制、“不愿腐敗”的自律機制在內的完備的法律體系。

4.加強反腐敗監督體系建設

失去監督和制約的權力必然產生腐敗。因此，防止腐敗的關鍵措施就是要對權力的運行進行有效地監督。建立起一套比較健全的廉政法律體系，促使國家公職人員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本職工作上，維護公職的嚴肅性和公職機構的工作效率。

腐敗作為一種社會歷史現象不可能在短期內完全消失，反腐敗的重任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須常抓不懈，樹立長遠目標。

因此，黨內腐敗問題并不會影響我對黨的向往，相反，作為大學生黨員，更應該為黨的建設做貢獻，嚴格要求自己，樹立榜樣，堅決與腐敗作斗爭。

第三篇：如何看待網絡民主問題（精選）

如何看待網絡民主問題

進入21世紀，互聯網得到飛速發展，現如今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生活的一部分，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無論是工作還是學習，或者生活購物旅行我們都離不開網絡，幾乎每一天都要用到它。網絡，顯然已經成為我們生活中一個最大的社交舞臺。在網絡發展給我們生活帶了諸多方便時，也給我們帶來了諸多的不好影響，例如，網絡欺詐，網絡色情，網絡暴力等...尤其是最近，我們會發現網絡反腐與網絡民主討論似乎越來越激烈，網絡對于反腐，促進政治文明建設，反應民意等產生了巨大的推進作用，但是同時也產生了諸多的網絡暴力，比如人肉搜索等，可能沒有充分尊重一個人的隱私，有時也許會給當事人帶來巨大的身心創傷或者財產損失。因此，對于網絡民主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更加深入的去思考，如何正確的看待網絡民主，對于政治文化精神文明建設至關重要。

在談網絡民主之前我們先談談網絡暴力，那么什么是網絡暴力呢？網絡暴力就是在網上發表具有攻擊性、煽動性和侮辱性的言論，造成當事人名譽損害，人們習慣稱之為“網絡暴力”。“網絡暴力”已經打破了道德底線，往往也伴隨著侵權行為，亟待運用教育，道德，法律等手段進行規范。同時，網民們若想獲得自由表達的權利，也要擔當起維護文明與道德的使命，至少，要保持必要的理性、客觀。每一天我們都在網絡上看各種新聞，或是各種社交網站比如我們每天都在不斷的刷新微博，思考評論著各種社會現象，但是你有沒有想過，某些新聞的真實性，或者其帶來的影響后果呢？也許我們在評論或者裝載時從來沒有考慮過事情本身帶來的影響或者給當事人帶來的傷害，只是憑自己的喜好，這種做法其實是不對的，我覺得網絡應該像我們的現實生活一樣，網絡也需要道德，需要法律。

對于網絡民主的有很多好處。政治建設（反腐，民意,完善制度，政府民眾互動，官員開通微博）民主監督，精神文化建設（網絡作家，歌手）促進經濟發展（電子商務，營銷，淘寶）網絡愛心（尋人，求醫，幫助，捐款，心靈雞湯）省去400字，自由發揮......正如前面所說，在網絡民主面前，同時也產生了一些網絡暴力。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一些偏激的思想，很多人在網上發泄....可能會給社會帶來一些不利影響，甚至動蕩，比如海南的香蕉事件帶來嚴重的經濟損失，，咋騙，恐怖主義。250......因此我們要規范網絡民主建設，在法律，道德，教育。。。同時對于網絡公司的規范300.....充分發揮網絡對于民主監督的積極左右，使其有利于我們的政治文明建設，有利于我們的經濟建設，有利于我們的文化教育事業，有利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

第四篇：怎樣看待憲法修改問題

法律是社會保護的最后一道防線 改革開放使憲法的修改更加附有時代性格

原來的公權利得到一部分的削弱

人們更加注視私權利的保護

關鍵詞] 修憲 民主 憲政 財產權 遷徙自由權 公民基本權利 憲法解釋制度

一、修憲的價值

亞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學》一書中指出：“法治應該包含兩方面的涵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第119頁）這句至理名言提示了法律的本質要求：即良法至上。縱觀世界上法治建設比較成功的國家，不論他們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歷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異，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賦予其至高無上的權威。而憲法權威的確立又有賴于憲法規范的穩定性和適應性的動態和諧。憲法必須保持足夠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如果頻繁的行使修憲權和制憲權，就無法保持憲法的應有穩定性和連續性，從而損害憲法的權威。但我們必須認識到,“憲法的穩定性與憲法的權威不一樣,后者是絕對的,而前者則只能是相對的。”[2]所以憲法規范又必須有適應性。“經驗知識告訴我們，法必須受到人民的尊重，然后才有尊嚴，然后才會發生作用，但?法?也唯有能夠適應和滿足現實社會的需要，然后才會為人們所遵守。”[3]（第179頁）換言之，即科學的憲法是憲法權威確定的前提。一部科學的憲法能夠完整的反映人們的憲法觀念和價值追求。而使憲法科學性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修改憲法。正如有的學者所言，憲法必須隨著時間和社會情勢的變化而變化，憲法不在變化中自變,就會因其不變而為社會所推翻。在這種情景下，更不能奢談憲法權威和法治。[4]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盡管只有7條，但憲法修改的相關規定便占據一席之地。隨后成文憲法國家就相繼效仿。在《世界憲法大全》一書上冊收錄的各國共80余部憲法中,就有60余個國家在憲法中明文規定了憲法修改的主體、修改范圍和程序等問題。”[5]世界上幾乎沒有不被修改的憲法，“修憲”的重要功能就在于增強憲法的活力，維護憲法的權威，實現憲法價值，這也就是修憲的價值。因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憲法修改機制并保障修憲權的恰當行使，是社會主義民主建設和我國現代憲政建設的必然要求。

那么,什么是修憲呢？修憲,即憲法修改,是指在新的憲法產生后,由于社會的發展和變化而需要對憲法規范做出適當變更的憲法創制活動。修憲的對象是憲法規范,它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變更憲法形式,如憲法規范的構成方式；另一方面是憲法規范的內容。憲法規范的內容可以通過修憲予以廢除、改變或者增加。這也是當

今各國修憲的主要方面。從各國憲法創制實踐看,修憲都以不改變原有憲法規范所賴以存在的基本社會制度條件為限。

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修憲”對中國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價值。從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中國現行憲法頒布施行至今已20年了。在隨后的實踐中，在1988年、1993年、1999年，中國又對現行憲法進行了必要的修改和補充。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現行八二憲法公布施行20周年時指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蓬勃發展，是憲法得以充分實施和不斷完善的根本原因。實踐沒有止境，憲法也要隨著實踐的發展而不斷完善。要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建設的發展要求，根據實踐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經驗和新知識，及時依照法定程序對憲法的某些規定進行必要的修正和補充，使憲法成為反映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的憲法。特別是八二年以來的三次修憲，使現行憲法更符合改革開放、與時俱進的核心精神，提高了憲法的權威，[6]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是，縱觀這三次“修憲”，也有種種缺陷：其一，是修憲的內容集中在經濟制度方面，三次修改共通過17條修正案，有11條約2/3涉及經濟制度，對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制度的完善關注不足；其二，是修改后的憲法規范仍綱領性有余而規范性不足。[7]因此，中國憲法中政策性內容過多是我國憲法頻繁修改的一個原因。其三，修憲過于頻繁，削弱了憲法權威和公民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法治和憲法意識。一部法律之所以被百姓信仰，就是因為它在司法實踐中不斷的被應用，不斷的被認可和遵守。但我國現行的司法體制中，憲法卻被人為地長期“虛置”，讓它處在一種高高在上的地位。很多時候，人們幾乎忘記了憲法的存在，忘記了自己本該享有的憲法規定的權利。因此我們在取得巨大經濟建設成就的同時，又不得不承認：中國憲法權威不高，作用有限。這固有憲法實體內容與現實不協調的原因，更關鍵的在于憲法運行實施的程序安排及不合法。這就是為什么在依法治國的文明社會的今天會有“憲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齊玉苓案，[8]會有“中國違憲審查第一懸案”的孫志剛案件，[9]還會有“不明不白被關十二年”的楊志杰案。[10]

憲法的精神和內容本身不允許憲法經常被修改。什么是憲法？“憲法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11]憲法根本性質就在于它調整社會關系的根本性。它主要調整政府和人民的關系，實質上是人民授予政府權力的契約。沒有穩定性和權威性，憲法難以為“憲”，契約也就無法保障，也就會出現無數個孫志剛案件。一部憲法一旦制定，靠它的權威性得以實施是第一位的，而權威性又需要穩定性來維護。怎么才能解決憲法為了追穩定性而產生的滯后性、保守性的矛盾呢？對此學者們的觀點不一。一種觀點認為，改革是一個循序漸進、不斷探索、逐步深入的過程，我們不可能對今后社會發展做出全面的規劃。因此目前只能對憲法進行部分修改；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現行憲法問題太多，小修小補無濟于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憲法規范與社會現實之間的矛盾。如莫紀宏博士認為，應對現行憲法所確定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基于江澤民所提出的“三個代表”的精神和要求做全面、系統的修改，使憲法擔負起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歷史使命。楊海坤教授則認為應該為全面修憲做好重復的理論準備。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對現行憲法的零打碎敲式的修補，由于缺乏長期的通盤考慮，使人愈加感到憲法思路的雜亂無章，與其如此“還不如另起爐灶，縝密論證，盡快制定一部符合憲政要求的新憲法”。

[12]除此之外也有人認為應完善我國的憲法解釋體制，充分發揮這一憲法變遷的優勢。我想，在“制憲”還不成熟的現在，廣義的“修憲”是可行的。對于廣義的“修憲”，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四點：

（1）可改可不改的就不改，以維護憲法的穩定性。

（2）能通過實踐本身解決的就讓實踐去解決。“如憲法司法化可以解決許多違憲的問題”。

（3）根據1982年憲法第67條明確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具有解釋憲法和監督憲法實施的職權。）[13]啟動至今尚未建立具體配套的操作程序和機制的憲法解釋制度，在改革開放的精神指導下，對之加以擴大解釋，“逐漸的將現行憲法關于憲法解釋的規定制

度化和具體化。”[14]在“修憲”條件不具備的情況下，用憲法解釋代替大部分“修憲”，以保障憲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

（4）如果憲法的規定妨礙必要的制度建立和制約社會發展，在結合憲法解釋及成熟的思想理論的條件下，可以部分修憲，條件成熟時可以全面修憲。

這四點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著密切聯系,有機統一的。但在民主與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廣義的“修憲”應該被人民所重視，并且廣義的“修憲”也是較為切實可行的。

二、關于我國修憲的設想。

修憲”是“憲法制定者或者是依憲法的規定享有憲法修改權的國家機關或其他特定的主題對憲法規范中不符合憲法指定者利益的內容加以變更的憲法創制活動。”[15]各國修憲的主體不同，代表的階級利益也有很大的差別。

我國修憲的主體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首要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原則，因此我國的修憲體現了人民民主的要求。我國現行憲法第六十四條規定，“憲法的修改由全國人民代表大常務委員會或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提議，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全體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通過。”[16]（第64條）這樣規定就將憲法修改的合理性和現實性緊密結合起來，使我國“修憲”能夠準確的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體現人民民主。

中國憲法內容龐雜，除了傳統憲法所包括的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利兩部分外，還有大部分關于經濟制度、文化制度和社會政策方面的內容。八二憲法頒布至今，已經有過三次的部分修改，可修改的內容集中在經濟制度方面。而對于民主主體的廣大公民的基本權利保護不足。我認為以后的重點應放在公民權利方面。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不僅是憲政追求的目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的要求。[17]（第2頁）我國法學界針對現行憲法公民權利列舉不足的缺陷,認為應該對公民的財產權、遷徙自由權、生命權、思想自由權、罷工權、環境權、生存權和發展權給予憲法保護。聯系我國的基本法和我國對已加入的兩個人權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社會權利、經濟權利與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承諾的義務，我國憲法目前應該增添的公民權利只有遷徙自由權和生命權兩項。對生命權的保護是基本的，在憲法中明示即可，而我國歷來主張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則是更高層次的權利。根據理論準備的成熟程度并結合我國的生活實際，我認為公民基本權利中的財產權和遷徙自由權應成為以后“修憲”的重點。

第一，關于財產權憲法保護的完善。

現行憲法僅第十二條和第十三條就公共財產和私有財產做出了相關規定。第十三條第一款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同時還規定保護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第十一條第一款）、私營經濟（1988年修正案第一條）以及外國的企業和其他經濟組織或個人（第十八條第一、二款）[18]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以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和發展，現行憲法之中有關私人財產權保障的規范體系也顯示出明顯的內在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保障對象的局限性，即基本上偏重于對公民的合法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的保障，也就是主要偏重于對公民生活資料的保障，而民間掌握的大量生產資料尚未得到合法地位，得不到憲法保護。

（2）規范體系的不完整性，體現在財產權保障規范僅僅由保障條款和制約條款構成，而缺少損害補償條款。

（3）保障對象法律性質的不確定性，表現在有關公民財產權保障的規定，置于第一章總綱部分，融入憲法有關社會經濟制度中。

這三方面同時構成了我國財產權的憲法保護的致命缺陷，所以在“修憲”時必須注意以下幾點：首先，將財產權置于“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中，作為公民基本權利加以保護。其

次，在程序規范設計中，應遵從現代國家的通常做法。現在財產權的憲法保障制度的規范內容主要蘊含了三重的結構，即不可侵犯條款；制約條款和征用補償條款。三層結構相輔相成，環環相扣，不可分割。我國的財產權憲法保護體系也應該含概這三部分內容。

第二，關于遷徙自由權的憲法保護

從《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12條規定看，遷徙自由包括國內遷徙自由、國際遷徙自由和歸國自由。我國五四憲法也曾賦予公民遷徙自由權，但現行憲法取消了這一公民權利，主要是考慮到了我國經濟發展水平比較低，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還不能為公民的遷徙提供充足的、可供自由選擇的條件。實際上，我國國民經濟已逐步發展壯大，類似孫志剛案件的層出不窮，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并且遷徙自由權本應就是公民享有的憲法權利，在民主法治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不應該漠視這一權利。（根據我國法理和憲政原則,以及慣常的司法實踐,公民應當享有,而憲法沒有規定的權利,公民不得享有。）[19]（第219頁）在修憲規范設計上，至少應包括以下內容：公民有遷徙自由，不得侵犯。

三、修憲是我國實現憲政的需要。

“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20]（第732頁）

《憲法詞典》認為，“憲政，以憲法為中心的民主政治。即民主和法制的結合，構成政權的組織形式。”[21]（第351頁）“沒有憲法的存在是談不上憲政的。”[22]（第90頁）“憲政以憲法為起點”，“憲法是憲政的前提”[23]（第160頁）我國著名憲法學家張友漁曾經對憲政概念作過精確的表述：“所謂憲政就是拿憲法規定國家體制，政權組織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間權利義務關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這些規定之下，享有應享有的權利，負擔應負擔的義務，無論誰都不許違反和超越這些規定而自由行動的這樣一種政治形式。”[24]（第100頁）憲政具體是干什么的呢？一方面是要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另一方面要制約公共權力，包括政黨權力、立法、司法、行政權力都應受到制約。因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若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25]（第154頁）保障公民基本權利、制約公共權力，說到底就是要有一部科學的良法并賦予其絕對的權威，使憲法付諸司法實踐。而在現行憲法還不完善的情況下，實現這兩個方面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修憲”。

第一，從理論上分析：“修憲”能加強憲法的正當性、確定性、功能性和調整性。而這也正是“現代憲政應當具有的四個基本內容：憲法的正當性、憲法的確定性、憲法的功能性和憲法的調整性。”[26]（第19頁）

（1）憲法的正當性是憲法的產生應有充分的理由，是正當的，符合一般正義原則的要求。憲法的正當性要求憲法必須是人民主權的產物，創制憲法的目的必須立足于更好的為人民服務，最大程度實現人民利益。憲法的正當性還應包括“制憲”的正當性和“修憲”的正當性。

（2）憲法的確定性是指處于實踐狀態的憲法規范本身具有肯定的特征。內容模糊的憲法規范是無法予以實施的，因而也就不可能通過實施憲法來達到實現憲政的目的。我國現行憲法的確定性不是很完善，在全面“修憲”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部分“修憲”及啟動憲法解釋制度無疑是最好的途徑。

（3）憲法的功能性是指憲法規范具有比較明晰的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憲法規范應當是最基本的法律規范，任何普通的法律規范的產生，其內容必須以憲法規范的要求為前提，并不得與憲法規范相抵觸；憲法規范必須在實踐中能夠對現實的國家事務和社會事務發揮社會行為規范的調整作用。現代憲政的一個根本原則是“一切權力都是有限的，權利原則上是無限的。”（特殊限制除外）因此我們要通過“修憲”實現一個“有限政府”：“一個某些領域永遠無權做出決定的政府；一個像普通公民一樣手法和負責的政府；一個內部有分權和制衡制度的政府。”[27]因此政府職能和權利是有限的，只有這樣憲法對國家權力以及其他公共權力的運作、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能夠起到現實有效的調整作用。一個不能在實踐中對一個國家的國家權力的行使，公民權利的實現起到現實的保護作用的憲法，是不符合現代憲政的基本要求的。而要想符合現代憲政的基本要求也只有“修憲”。

（4）憲法的調整性，是指一個在實踐中對國家和社會事務起到現實的調整作用的憲法，必須具有與實施憲法要求相適應的監督、評價、調整和制裁手段。沒有這些必要的實施憲法的調整手段，就無法對違憲事件加以違憲追究。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作為最高領導人第一次提出“違憲審查”，強調健全憲法監督機制，憲法解釋機制，及時糾正一切違憲行為。因此，我們可以以當今“違憲審查”第一懸案為契機，激活中國違憲審查制度，并同時推動憲法實施監督制度及憲法解釋制度。

第二，從歷史角度考慮,百年憲政一直是中國人的夢想。回顧歷史，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我們以后“修憲”的重點也應放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上。這是因為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程度是憲法轉為憲政的關鍵，而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保障則是憲政的核心價值和指導思想。[28]但是中國百年憲政之路從一開始就偏離了方向，從清末立憲至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從中國第一部憲法頒布到1999年憲法修正案“依法治國”這一治國方略的制定與實施，百年憲政，跌宕起伏。雖然我們“有理由相信自己已經站在憲政的路口”[29]（第41頁）但畢竟“中國還沒有實現憲政”。憲政仍然僅僅“是中國為其完全實現而為之奮斗的目標和理想”。[30]（第589頁）憲政在中國一開始就是被作為一種富國強兵的工具而不是人們普遍的價值認同；[31]憲法本身更多的是被用作一種政治策略，而不是一種實質意義上的法律；而對憲政工具化的理解和接受，在亞洲國家中相當具有普遍性。[32]（第64頁）這就是我們一直所走錯的方向，因此我們也不難理解百年憲政之夢為什么還那么遙遠！

以前文反復所提議的修憲以及今后修憲的重點放在公民的基本權利上，不僅是完善現行憲法的需要，也是在現行憲法的前提下實現我國憲政的需要。

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是我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夢想。不知是歷史戲弄我們還是社會進步和成長的代價，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們的民主建設和憲政追求仍舊處于起步階段。今天我們又站在歷史的關節點上，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國家權力提出新的變革要求，公民的權利和民主自由需進一步保護，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只靠“修憲”，走憲政之路是必然。正如江澤民在報告中所言，“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中國在邁向市場經濟以后,首先應通過“修憲”型塑一部科學的憲法,然后有步驟地推進憲政建設,限制公共權力,保護公民權利,將以保障個人權力利核心的憲政理論與民主理論結合起來。就有可能開啟憲法時代,實現百年憲政。也就是民主和憲政結合起來，因為憲政是民主的最根本方式，也是中國的必經之路。

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

百年后的今天，再重溫這段話，誠哉斯言。

第五篇：黨內民主存在的主要問題

黨內民主存在的主要問題

李建秋

2013-3-30 5:50:31來源：2013年03月29日09:09 學習時報

黨的十八大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這是總結我們黨內民主建設歷史經驗得出的科學結論。總體來看，我們黨內民主建設是健康的、積極向上的，但是由于受特定歷史階段和黨員能力素質等因素的制約，客觀上存在著與實際需要“四個不相適應”的突出問題。

1.部分黨員思想認識與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黨的十六大以來，隨著黨內基層民主建設進程的推進，各級領導干部對發展黨內民主重要性已基本形成共識，但也存在一些問題，既有領導干部層面的問題，也有普通黨員存在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體現為“三怕”：一是怕“難”。部分黨員領導干部對于實踐中出現的一些困難和障礙，不能切實有效地解決，對一些關鍵環節出現的問題，缺乏繼續深入探索研究的決心和勇氣，導致一些工作不夠深入。二是怕“亂”。主要體現在黨務公開上，一些地區單位領導干部主觀認為黨務公開太多、普通黨員和群眾知道太多容易引起不必要的問題，對一些本該讓全體黨員知道的事情捂住、蓋著，在黨務公開中帶有明顯的個人主觀色彩，導致部分工作不夠透明，群眾有情緒。三是怕“過”。少數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干部對當前黨內民主到底該發展到什么程度，在思想上難以把握，存在不搞不行，搞了怕過頭的思想顧慮。在普通黨員層面，存在對黨員主體權力認識模糊等問題。從當前實際情況看，受素質較低等多種因素影響，相當部分黨員身份意識和責任意識模糊，對自己的角色定位和職能職責不清楚，有的僅僅把黨員身份當作是“政治待遇”。即便是黨委（支部）的書記，也有部分對如何履行職責、發揮組織作用理解不深、把握不準，缺乏履職盡責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影響了黨組織作用的發揮。

2.黨員民主素質與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黨員的公平意識、民主意識、參與意識、法制意識進一步增強了，主觀上要求更多地參與黨內事務。與此同時，也有部分黨員在行使民主權利意識和能力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一是民主意識不強。具體體現在“四不”方面，即不愿講、不敢講、不會講、不讓講，以致許多黨員都習慣于“擁護”與“服從”，對黨內具體事務關心不夠，主動參與和監督黨內事務的積極性不高、參與面不廣。二是民主權利行使不當。主要表現在基層黨組織換屆選舉中，存在有非正當的競爭選情復雜等現象，這對民主推薦、民主測評、民主選舉的真實性有較大影響。

三是黨代表作用發揮不夠及代表分配不均。黨代表是實行黨代表任期制的主體，具有廣泛代表性。從工作實踐來看，黨代表隊伍還存在著結構不盡科學合理、部分代表參政議政的能力素質不夠高等問題。如在黨員能力素質方面，少數黨代表尤其是基層代表由于受思想認識、文化層次、身體年齡、職業分布等因素影響，缺乏基本的參政議政能力，影響了社情民意的及時反映和真實表述，直接導致履行職責不夠有力。

3.黨內民主制度機制建設與推進黨內民主不相適應。近年來，黨內民主不斷完善，日益規范化、制度化。相繼制定施行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中國共產黨地方組織選舉條例》、《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等，為我們加強黨內民主制度機制建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但也存在以下突出問題：一是民主選舉制度存在的問題。雖然各級黨組織在推進民主選舉上創造了不少模式，但是哪些是必不可少的法定程序，現在尚無法律、制度方面的明確規定。二是推進黨務公開存在的問題。雖然我黨有不少組織已對黨務公開的內容、形式、時限等作出了規定，但這些規定總體來看比較籠統、原則，操作過程中隨意性較大，尤其是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夠從內容、程序、辦法和效果等方面對黨務公開工作作出科學評價的機制。三是規范黨委工作運行機制存在的問題。這主要體現在地方各級黨委領導班子中，對班子成員能力素質提出了很高要求，黨委書記直接面對的工作面寬，工作量大，擔子重，要求具有很高的綜合素質。在整個班子建設中，經常有個別常委素質不適應，統籌、協調能力不強，工作指導不到位，影響分管工作的開展，從而給全局工作帶來被動。

4.民主監督體系與加強黨內民主建設的要求不相適應。民主監督體系建設，是黨內民主建設質量效益的重要保證，對于推動黨內民主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黨內民主監督體系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一是民主監督缺乏科學評價體系的支持，影響了黨內監督的客觀公正性。在目前黨內民主監督的運行中，仍然缺少民主與集中、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科學評價體系來保證民主監督的客觀公正。這也影響了民主監督的效能。比如，有些原則性不強、不敢與不良現象作斗爭的黨員干部，卻因為不得罪人或者少得罪人而在民主評議、民主測評中受到好評。這種情況雖然只是少數，但卻是黨內民主建設缺乏現實指導性的根源，也是民主監督缺乏科學評價的直接表現。二是民主監督的結果缺乏強制性的執行機制，降低了黨內監督的權威性。目前黨內民主監督的制度載體，主要是黨員領導干部民主生活會制度、民主評議黨員制度以及各種民主測評制度。這些制度大都屬于非強制

性的“柔性”制度，對于民主監督的結果缺乏強制性的執行效力。

（作者單位：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