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文化話語論文
文化話語論文
小組成員:
曹旭(組長)3110000338
陳曉 3110102176 陳卓 3110100846 戴棟(組長)3110102153 樊張鋆 3110102179 高巖 3110000167 胡暉 3110102156 王一多 3110102151 曾弋 3110000035 周鶴婷3110000402
文化話語研究——
中外企業的媒體使用和于危機公關時的應對情況以及分析
摘要:本文通過對企業媒體使用基本概況的介紹,進而對三鹿集團和豐田集團面臨危機之時進行危機公關的話語分析比較,從而探究媒體在危機公關中的作用,為中國企業利用媒體進行危機公關提供一些意見和建議。
關鍵詞:媒體使用、信息透明、食品企業、汽車企業、廣告宣傳、話語研究
1.1 媒體基本概況、分類 及定義與使用
媒體一詞來源自拉丁語“Medium”,是指信息在傳遞過程中,從信息源到受信者之間承載并傳遞信息的載體和工具。媒體有兩層含義,一為承載信息的物體,二是指儲存、呈現、處理、傳遞信息的實體。[1] 媒體可分為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兩大類:傳統媒體包括報刊、戶外媒體、廣播和電視。具體而言,報刊可涵蓋如報紙雜志、路邊分發的宣傳小冊、畫報、傳單等;戶外媒體則涉及如路牌、霓虹燈、車廂顯示器、電子屏幕顯示、燈箱、大型充氣模型、走廊樓道張貼等;廣播則以電臺播送的節目為主;電視則有各電視臺制作的節目。
新媒體,又稱第五媒體,是以計算機信息處理技術(數字技術和網絡技術)為核心,包括數字報紙、雜志、廣播、電視、電影、移動短信以及觸摸媒體。新媒體并不是完全超脫于其他傳統媒體而存在,而是在傳統媒體四種不同媒介的基礎之上加之隨后發展迅速的互聯網媒體與移動網絡媒介,在現代計算機處理技術的作用下演變而來。簡而言之新媒體的“新”包括了同媒體互動的新方式,媒體技術的新融合,媒體產品之間的相互依賴和交疊。新媒體的出現不僅推動了傳媒產業的突飛猛進,更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各個方面大融合。在新媒體的平臺上,全球正在逐漸成為一個真正的網狀傳播整體。新媒體的互動性和個性化的特點更加適合現代社會的觀念。[2][3] 以社交媒體為例(社交媒體是新媒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知名國際會計機構——京都天華會計師事務所最新公布的2011年《國際商業問卷調查報告》顯示,48%的中國國內企業已使用社交媒體作為傳播平臺,高于43%的全球平均水平。調查同時顯示,66.7%的內地企業計劃增加在社交媒體方面的使用。由此可見,在中國新媒體已經成為了企業媒體使用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
1.2 中國企業媒體使用情況概述
西方傳播學的誕生環境是在于形成了完全的市場競爭條件。與之相較,中國 的研究和現實活動則是在社會主義經濟轉型的過程當中,由于逐步出現的諸如經濟環境的巨變(改革開放)、經濟組織性質轉移、經濟利益團體的崛起以及政治文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才逐漸展開并發展的。正是出于此原因,中國企業媒體的使用情況較之西方有著相當大的區別。
眾所周知,企業對于大眾媒體的使用有內外之分。對內主要是為提供外部信息,作為企業管理決策的重要依據。其主要獲取的信息包括五個方面:經濟動態、行業信息、市場動態、時事政策法規以及反饋信息。此外對內還包括作為員工娛樂和教育的資源。
而在對外方面,企業運用大眾媒體則有更直接更現實的意義:一方面,企業通過大眾媒體刊登有關企業本身和企業產品或營銷的廣告,通過大眾媒體廣泛的影響力擴大自身影響范圍和知名度,從而在社會中形成有利于自身營銷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企業可以通過大眾傳媒進行危機公關,從而在企業面臨危機之時,挽救自身于水火,重塑品牌在大眾心中的可信賴度,從而避免因信任危機而導致企業最終走向倒閉之末路。
由此可知,中國企業對于大眾媒體的期許主要在于借助其為自身提供各類信息資源、以此作為重要載體刊登廣告和宣傳品、以此為平臺反映有利于本公司形象的內容、實施市場和輿論監督、實行危機公關以及利用其提供娛樂和教育信息以豐富企業員工的生活并提升自身能力水平。
在具體的大眾傳媒的選擇上,企業同樣有對內和對外之分:企業進行內部宣傳之時,多以書籍等紙質媒體作為載體;宣講、培訓等次之;再者便是通過互聯網(企業自身的網站)和電視電臺等傳播媒介;除此之外,以企業內網的形式進行對內信息傳播也是相當常用的形式。
而在對外方面,中國企業與西方企業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趨向,主要體現在中國企業更加傾向于選擇向主管的上級部門進行報告,并由其向政策制定執行部門轉達,以協調改進彌補錯漏為主,而通過大眾傳媒媒介向外界傳遞信息或者直接采取門戶網站形式進行自我宣傳則屬于次一級的宣傳手段。其中也體現了中國式的東方話語特色,東方文化講究謙卑和集體意識,追求與他人、社會的和諧相處。而企業的管理方面占主導地位的是“人治”,其中被加以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多少也體現在媒體的執行方面。但是個中原因錯綜復雜,但究其根本,還是由于中國特殊的經濟體制和其所影響的社會文化,中國企業的構成相當復雜,并不是單純的私有制的存在,而是以國有制、集體制以及混合所有制企業多種形式并存為主,因此評價中國企業整體對于媒體使用的狀況由于受到復雜企業組成的影響顯得并不容易。就目前來說,由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逐步深入,中國企業也正相對順利地在股份制改革的道路上行進,因而社會曝光度對于中國企業的重要性也日趨增長,曾經單純向上級反映也逐漸向全社會廣而告之過渡。
再者,就關于大眾傳媒媒介的具體使用理念上,差異也是普遍存在的。而此差異不僅僅是國內和國外企業之間存在,也涉及到國內大小企業之間的差異以及國內不同制度的企業。就大眾傳媒的關系處理上,無論是國內抑或國外的媒體都表現出了對其的重視,然而,就國內的情況來說,大小企業之間存在著主動程度方面的較大差異。規模較大的企業出于自身品牌知名度較高和銷售范圍較大的原因,在傳媒使用上較為主動積極,加之其資金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更為其使用媒介提供了便利之條件。與之相較,中小企業由于資金方面的限制,無法負擔媒體使用相關的費用,此外由于自身定位并不需要極其廣泛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因此也并不需要太多的媒體曝光度。根據調查顯示,雖然許多中小企業主個人都在使用社會化媒體,但絕大部分并不知道該如何利用社交媒體為其企業所用。因而大部分中小企業主未曾在社會化媒體上有所投入,也不曾雇傭專門的技術指導。[4] 在就大眾媒體的獨立性方面,不同的企業出現了差異顯著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在公司對媒介投放廣告或者其他信息之后,“媒體應該接受公司對如何進行與本公司有關的報道的建議”,持這樣觀點的以國內的一般性公司為主;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傳媒的報道具有其獨立性”認為媒體不應當接受來自公司關于自身的建議,這一觀點受到大部分國外企業以及國內的合資外資企業的支持。[5]
1.3中外企業于危機公關中就媒體使用的對比
所謂“天有不測風云”,企業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會遇到一些危機,既有外部原因所造成的,也有內部原因造成的,譬如產品自身質量問題,競爭對手的惡意抹黑、天災人禍的影響、顧客的投訴等等。危機很多時候會將企業置于生死存亡的關頭,除去企業自身的因素,更在于媒體的介入往往會給企業造成滅頂之災。任何一個對媒體抱著旁觀者心態的企業都是危險的,只有積極和正確的媒體危機公關策略才是企業順利發展和擺脫危機的正確抉擇。[6] 眾所周知,“三鹿”品牌作為聞名中外的奶粉品牌,曾獲得來自國內外的諸多認可和褒獎。2005年8月,“三鹿”品牌被世界品牌實驗室評為中國500個最具價值的品牌之一。2006年“三鹿”奶粉位居《福布斯》雜志評選的“中國頂尖企業百強”乳品行業第一名,許多產品都被列入“國家免檢產品”。2007年三鹿集團實現銷售收入100.16億元,并被商務部評為最具市場競爭力品牌,“三鹿”商標被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產品暢銷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2008年1月8日舉行的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三鹿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新一代嬰幼兒配方奶粉研究及其配套技術的創新與集成項目”一舉奪得2007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打破了中國乳業界20年來空缺國家科技大獎的局面。汶川大地震后,三鹿集團向災區捐贈乳制品,并捐款500多萬元。至此,“三鹿”集團 4 的知名度和競爭力達到頂峰。在媒體宣傳方面,“三鹿“采用了準內部宣傳主要依靠國家進行的評選,認定(國家免檢產品,中國馳名商標),活動評價,宣傳為主。以及外部宣傳如”福布斯“評選,以及社會公益事件為輔,這里可以看出中國企業傾向于采用內部傳媒為主通過依靠國家力量進行宣傳。
宣傳語方面,三鹿幼兒配方奶粉廣告特別醒目,廣告宣稱,這種幼兒配方奶粉經過“1100道檢測關,呵護寶寶健康,值得媽媽信賴!”在表達方式和內容上:(1)以具體數據傳達可靠性和科學性。“1100道檢測”表現出質量的完全可靠性;
(2)直接將產品與其功效聯系,即給嬰幼兒提供營養。“呵護寶寶健康”簡介有效地展示了產品的作用,將產品的效用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必不可少之中;
(3)直接向消費者傳達概念,親近消費者。奶粉的主要購買人群就是母親,這里和消費者很好的建立了感情上的聯系,將母親對孩子的呵護關愛之情轉移到對這個產品的信賴與喜愛。而“一杯牛奶強壯一個民族”,更加是傳遞概念和激發認同感的話語,由于中國社會特定的文化,此廣告語依據中國的歷史和中國人振興民族的愿望將人們的普遍價值與這一產品有機地聯系起來,達到了使人印象深刻,對消費者造成廣泛影響的效果,同時又樹立了企業良好的正面形象。
“三鹿”在傳統媒體上的宣傳(如在健康類報刊上的廣告,在一些雜志上的相關研究或是介紹的文章,和電視廣告、露天廣告牌等)上做得細致,許多細節比如甚至在許多電視節目交替時,出現的“三鹿乳業提醒您”等提示語給觀眾以潛移默化的影響。
三鹿集團在發展自己產品的同時將影響力擴大到其他活動。三鹿集團冠名娛樂節目,資助體育賽事,舉辦社會公益活動。2006年三鹿乳業50年宣傳活動,我公司全權代理三鹿乳業“三鹿相約,美夢成雙·迪士尼”媒體宣傳項目,同時以《旅游真好》專題版為平臺,對該活動進展狀況進行相關報道。為了配合2007年三鹿乳業純牛奶單品的宣傳促銷工作,三鹿公司為其舉辦了三鹿牛奶“鮮起歡樂潮”大型抽獎路演活動。活動恰逢“六一”兒童節,活動在內容設置上更加凸顯出親情等特點,充分迎合了家庭消費者與兒童的喜愛。同時,三鹿集團承擔社會責任和支持國家事業發展的行為作風也引起社會反響,2008年三鹿集團向汶川地震災區先后捐款,2009年與中國航天科技訓練中心合作支持中國航天事業。這可以被認為是企業對新的媒體組合和宣傳渠道的發展。
與之相類似,豐田汽車同樣是日本汽車行業的頂尖品牌。創立于1933年的豐田汽車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汽車制造商,近年來,豐田公司經營狀況繼續步步攀升,全球銷量不斷增長,并于2007年超過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成為全球汽車銷售的霸主。豐田全球汽車銷售的主要面向地為海外市場尤其是歐美市場,由于近年來豐田在日本和歐美市場的銷售有下滑趨勢,因此其加大了對巴西、俄羅斯以及中國等新興市場的投入。豐田公司的生產管理模式稱為TPS,即精益生產系統,講求杜絕浪費,以準時化和自動化為標準。其營銷策略的最大特點是對各因素進行細致劃分:譬如其根據銷售地區、銷售價格、消費行為都有明確而精細的劃分。再者,豐田公司十分重視對科研的投入,重視銷售本地化以及構建完善的銷售體系和銷售制度,注重為用戶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務。豐田的媒體宣傳有其他汽車行
業的一般性,這里主要就危機公關的例子對其詳述。
汽車媒體廣告主投放廣告的目的不外乎有三種: 樹立和強化汽車品牌廣告;詳細介紹產品廣告;配合產品促銷廣告,譬如發布新車上市信息等等。但從汽車廣告主現階段廣告投放情況來看,他們的廣告投放策略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幫助廣告主實現他們的廣告目的。
電視廣告主要通過向受眾展示感性的故事來塑造產品品牌的形象。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電視頻道的不斷增長導致在該媒體上發布廣告的聲音份額越來越混雜,到達目標受眾的頻率也就越來越低。目前汽車還屬于奢侈品,其潛在消費者有很大部分來自于經濟能力比較強的那群人,很多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白領。這群人非常注重其生活品質,不滿足上班——回家的兩點一線,在緊張的生活之余也非常注重享受生活,隨著他們娛樂活動時間的增減,我們可以看到這群人愿意呆在家里看看電視的時間是越來越少了。報紙媒體是一種適合產品廣告發布的媒體。從我國汽車廣告主的廣告發布策略來看,報紙是他們最經常采用的媒體之一,但他們在報紙上投放大量的廣告費用的同時,卻忽略了我國汽車市場上具有的實際性和特殊性,無法將廣告費用的邊際效應最大化。
在中國,汽車行業本身就是一個高關注的行業,幾乎所有媒體都會對中國轎車工業的動態采取貼身式的關注和報道,因此,就算沒有廣告宣傳,在中國轎車 市場上有數的幾種車型和品牌都會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在任何一種新車型上市前,所有與該型號車的相關信息已經被炒得火熱,所以汽車廣告主的廣告投放更多要考慮的應當是廣告帶來的品牌知名度和消費者的忠誠度,但是我國現實情況是很多報刊或網絡廣告充當的是只是信息告知的角色,所以未免有浪費廣告費用之嫌。
盡管轎車的決策者、購買者和使用者可能并不是一個人,但可以明確的一點就是,這些人當中懂得汽車專業知識的人是少之又少。儀表盤的種類,輪胎寬度,安全氣囊、FPS防火系統、ABS防抱死系統和EBD電子制動分配系統,這些專有名詞為何用,普通的消費者知之者甚少,而在報刊媒體上發布的汽車廣告,大部分都是將重點放在傳達這些信息上,這無疑是一種浪費。再者,消費者在購買的過程中總是貨比三家,他們在汽車經銷商,汽車專賣店里得到的資料和信息比報刊上全的多,而且任何品牌的銷售人員都可以將車的獨特之處介紹得十全十美。因此廠商選擇報刊媒體投放廣告所充當的告知信息的角色某種程度上喪失了廣告傳播的意義。
大型看板能夠幫助建立和維持品牌知名度,但是這種媒體的位置局限,大多數都是在主要干道的高處,難于和受眾的目光交匯,目標受眾非常有限。而且大型廣告牌的靈活性比較低,合同的簽訂期一般為半年或者1年,不太適合短期的促銷廣告和新產品上市的廣告發布。
總之,汽車市場上進行廣告宣傳是一種非常講策略性的市場推廣行為,主要目的在于保持轎車品牌一個良好的品牌形象和市場心理份額,讓目標受眾能夠感受到某個汽車品牌的實力和人氣。由于我國汽車行業還處于初級階段,對大多數汽車商而言,最主要的任務是在消費者中建立起健康的品牌形象,提高知名度,只有當他們的品牌知名度到達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然后再將重心放在產品廣告上。
隨著戶外媒體的不斷完善,出現了越來越多更能接近潛在消費者日常生活的其他媒體,譬如候車亭就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其低千人成本、高到達率的媒體特點證明了它是一種物有所值的媒體。這種廣告投放方式對樹立和維持品牌形象,特別是對于名氣不是很響的國內品牌來說,將取得非常不錯的效果。
1.有效地覆蓋汽車產品的潛在消費者
上面我們已經提到,大部分汽車潛在消費者來自于經濟能力比較強的白領,他們在緊張的生活之余也非常注重享受生活,隨著他們娛樂活動時間的增減,他們在戶外的時間也就越來越長了。CMMS的數據表明,汽車預購者平均每天呆在戶外的時間長達2.67個鐘頭,這就說明了,候車亭戶外媒體可以接觸到這群潛在消費者的機會是越來越多了。Asia Poster公司的CEO Small Wood曾說過 “戶外廣告才是真正的大眾傳媒。不是所有的人都看電視、讀報紙或上網沖浪,但是任何 人只要他離開家,就會看到戶外廣告。”
2.清晰傳遞廣告信息/述求
能否清晰地將廣告信息傳遞給消費者是評價一則廣告是否成功的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候車亭媒體是一種強制的,固定的媒體,每天24小時,一周7天反復地向目標消費者傳遞廣告信息。由于候車亭廣告的目標受眾是流動的人群,受眾對該媒體具有一定的主動性,受眾可以停下來看,在車上反復地看,等車時無聊也看,對該廣告感興趣時再看。清晰,反復的信息傳遞就能夠非常有效的從外部刺激消費者,驅動他們內部的購買欲望,最終采取購買行動。
3.更好地樹立和強化品牌形象
對于很大部分的汽車預購者而言,他們購買汽車產品除了用以代步以外,還包含著很多的情感因素,譬如虛榮心等等。就如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這群人非常注意生活質量,當他們在選擇的時候,可能會寧愿多花點錢購買品牌知名度比較高的產品,對他們而言,品牌形象在某些程度上就是品質好的證明。而候車亭的媒體特征就可以很好的幫廣告主在消費者中建立起其汽車品牌的形象。
汽車候車亭廣告的目標受眾是準備購買汽車的消費者,它可以在適當的地點,恰當的時間,利用科學合理的點位組合,將廣告發布的邊際效果最大化。特別是戶外與電視/雜志/報紙的媒體組合可以獲得更高的廣告回憶率,更有效的提高品牌知名度。[7] 7
由以上介紹,我們可以了解到三鹿集團和豐田公司都是各自行業領域的翹楚。然而時過境遷,兩大公司相繼遭遇到重大的打擊。三鹿公司于2008年8月爆出于在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引起軒然大波,在中國乳制品行業投下一塊巨石。而豐田公司則在2010年因汽車油門踏板存在的技術缺陷不得不面臨來自美國二十多個州的律師事務所聯盟的起訴,一時間在全球范圍內召回大批生產汽車,使得其原本美好的企業形象瞬間破滅,后續而來的“剎車門”、“漏油門”等事件更是使得其聲譽跌至谷底。
如此境況相同的兩大企業,在面臨可以將企業置于死地的輿論壓力之時,究竟是如何應對的呢,而又是何原因導致兩者最后截然不同的結局呢。通過對兩者危機事件公關的話語研究,我們就中外企業對新媒體的使用比較以及中國企業今后在進行危機公關之時所應采取的措施進行了分析。
1.3.1.三鹿奶粉應對危機的處理
2007年底,三鹿集團就已經先后接到農村偏遠地區的反映,稱食用三鹿嬰幼兒奶粉后嬰兒尿液中出現顆粒。2008年6月中旬又收到嬰幼兒患腎結石去醫院治療的消息,三鹿集團于同年7月24日將16種奶粉樣品委托河北出入境檢驗檢疫技術中心進行檢測。然而同時,三鹿并沒有對奶粉質量問題進行公開,而是通過原奶事業部、銷售部和傳媒部各自分工,試圖通過奶源檢查、產品調換、加大品牌廣告投放和宣傳軟文發布,將有關信息進行封鎖和掩蓋。
2008年7月29日,三鹿集團向各地代理商發送了《嬰幼兒尿結晶和腎結石問題的解釋》,要求各終端以天氣過熱、飲水過多、脂肪攝取過多、蛋白質過量等理由安撫消費者。而對于經銷商,三鹿集團也同樣采取了糊弄的手法,對經銷商隱瞞事實造成不可挽回的局面。
2008 年6 月份,已發現奶粉中非蛋白氮含量異常,后確定其產品中含有三聚氰胺。但三鹿集團對外封鎖消息,甚至在2007 年12 月至2008 年8 月2 日的8 個月中,未向石家莊市政府和有關部門報告,也未采取積極補救措施,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三鹿集團的外資股東新西蘭恒天然在2008年8月2日得知情況后,要求三鹿在最短時間內召回市場上銷售的受污染奶粉,并立即向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報告。三鹿以秘密方式緩慢從市場上換貨的方式引起了恒天然的極大不滿。恒天然將此事上報新西蘭總理海倫?克拉克,克拉克于9月8日繞過河北省政府直接將消息通知中國中央政府。9 月11 日,三鹿作為毒奶粉的始作俑者,被新華網曝光,社會嘩然,然而,三鹿集團通過人民網公開回應:三鹿是奶粉行業品牌產品,嚴格按照國家標準生產,產品質量合格,而且“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我們所有的產品都是沒有問題的!”然而就在當天,當中國衛生部發布高度懷疑三鹿集團生產的三鹿牌嬰幼兒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的消息,三鹿集團這才發布產品召回聲明。從奶粉事件全過程可以看出,當出現產品質量危機時,三鹿集團按封鎖消息,抵死不認的伎倆來進行應付危機。
召回方面,從2008年7月10日到8月底的幾輪產品召回中,三鹿集團從未
向經銷商公開產品質量問題,而是以更換包裝和新標識進行促銷為理由,導致經銷商響應者寥寥。正是召回的遲緩與隱瞞真相耽擱了大量時間。大規模調貨引起了部分經銷商對產品質量的極大懷疑,但是銷售代表做出保證表示產品質量沒有任何問題。
從上述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問題產生伊始,局勢尚在企業控制范圍之下的時候,三鹿集團應對危機的首先策略,是在企業內部將問題逐漸上報,并由總部組織各部門對產品進行召回。而對外,則是采用回避、隱瞞甚至于欺騙的宣傳方式。
在此過程之中,媒體是被利用為工具,在危機尚未爆發之前,媒體為自身利益考慮,偏向三鹿集團,替其擋回不利的報道,而通過自身影響力為其稍微受到影響的企業聲譽進行挽回。而在真相昭然若揭之后,三鹿集團被全社會輿論淹沒,媒體重新審視自己的位置,并對利益進行分析,則將實情全盤托出,輿論徹底倒向對三鹿集團罔顧性命,欺騙消費者的行為的批判和譴責。
三鹿集團危機公關存在三大致命失誤:對潛在危機熟視無睹、錯過了展開危機公關的最佳時機以及觸犯了危機公關的大忌(對外信息公布不一致,出爾反爾,給公眾以猜測的空間)[8] 眾所周知,食品行業危機公關的主體和客體存在其客觀性。在對此進行話語分析時,必須將其納入考慮范疇。食品行業危機公關中,說話人往往是食品生產企業,而他們生產的則是直接關系人身安全與健康的食品;而聽話者,則是食品消費者,是直接利益相關人。但在聽話人和說話人并非直接交流,而是借助于第三方——媒體。因此在危機公關的處理當中,如何才能使說話人的信息盡量正確地進入到聽話者耳中并為之接受,需要企業掌握良好的危機公關處理能力,把握好時機。而三鹿集團,或許是因其行業龍頭老大地位而自傲,失去了這樣的機會,最終為消費者摒棄,以致一敗涂地。
1.3.2.豐田公司應對危機的處理
2009年8月28日,圣地亞哥塞勒一家4口因車禍身亡,后經證實此次車禍是其當時所駕駛的Luxus ES350油門踏腳板卡住引起。該事件引起了美國民眾對于豐田汽車質量問題的懷疑,成為了本次事件的導火索。
2010年1月起,由于油門踏板和腳墊的原因,豐田在美國召回了109萬輛汽車。不到兩周時間,豐田已召回了超過346萬輛汽車。
2010年2月5日,豐田公司決定在日美兩大市場召回剎車系統出現問題的混合動力汽車普銳斯,預計總量為27萬輛。這是豐田公司繼2009年底的“腳墊門”和2010年1月的“踏板門”后,再次卷入全球范圍的大規模召回。
2010召回是豐田企業70年來最大的一次危機,豐田章男于2010年2月24 9
日于出席美國眾議院監督和政府改革委員會召開的聽證會。此次聽證會不僅是為了解決國會的質詢,很大程度上還是對全球豐田顧客的一個回應,是對信任危機作出的公關。會上豐田章男發表了針對此次事件的演講。
此次豐田章男的演講可謂是一次危機公關的典范。作為說話人,豐田章男具有四重身份:個人、豐田公司CEO、汽車行業專業技術人員以及豐田公司員工代表。
作為個人,豐田章男提起自己的姓氏,其目的是使聽眾(除競爭對手)相信他不會使自己和祖先的姓氏蒙羞,進而繼續信任豐田公司。“I love cars as much as anyone, and I love Toyota as much as anyone 另外他向塞勒一家致以哀悼,則是對全體美國車主的一個交代。
作為豐田公司的CEO,他提出了三大解決措施,主要對象是美國國會以及豐田股東。對美國國會,豐田章男主要是為了應付過當前召回危機,而豐田股東,豐田章男才是真正最在意的,他最擔心的是股東撤資。但是,豐田章男在提起這些措施的時候都將的很籠統,沒有用什么專業術語,這顯然難以讓聽證員做到真正信服,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這并不是因為豐田章男不懂那些專業術語,相反他本人也是個汽車專家,但他把具體措施內容交給其公司北美CEO稻葉良來說明。這其實是因為豐田章男此次聽證會的真正對手并不是美國國會聽證員,而是豐田股東,他要穩住他們,以應對此次危機。可以作為證據的是,之后的第2年,也就是2012年,豐田賠償了股東2550萬美元。相比股東的撤資,2550萬美元可以算是破小錢消災了,也說明了豐田章男的緩兵之計起到了一定效果。豐田章男下文中提到自己本人也是一名專業人員,主要目的在于說服豐田車主繼續相信豐田。可以看到,豐田章男在這里用的自身的例子似乎增加了一些專業性,但仔細分析,可以看出這里稍微專業性一點的詞只有“accelerator pedal”,而油門踏腳板也因前一年的塞勒一家的車禍而家喻戶曉,已經不算什么專有名詞,更不要說對聽證員了。所以,豐田章男其實在這句話中的對象,只有豐田車主和豐田股東而已,而并非聽證員。
“I drove the vehicles in the accelerator pedal recall as well as the Prius, comparing the vehic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medy in various environmental settings.As a professional, I am able to check on problems in a car, and can understand how severe the safety concern is in a car.”
最后,作為豐田公司代表,豐田章男提出的三個解決措施,也是對豐田公司職員的一個改革信號。豐田此次召回危機究其原因是全球發展太快,發展不穩,導致零配件供應質量下降。就算此次豐田章男躲過聽證會質詢,躲過股東撤資,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的話將來還會發生。他就趁此次機會表明改革立場。all the Toyota vehicles bear my name;My name is on every car.”
就以上幾點而言,豐田章男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主要是為了穩住股東。而客戶與國會聽證員,他只是扯虎皮,能蒙則蒙。對于豐田車主,豐田章男只要做出賠償的表態就可以穩住;豐田股東則是需要希望,因為擅自撤資不僅對豐田是個打擊,對他們自己也是一筆大損失;至于國會聽證員,豐田章男明白這次是美國汽車行業帶著國會沖著豐田來的,他沒有必要也不能死拚,主要采取糊弄策略。事實上,國會聽證員雖然對豐田章男模糊的回應感到不滿,但也沒找到什么大紕漏。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豐田公司,在應對突如其來的危機之時,反應極其迅速。而其面向不同對象的處理措施以及應對方式也可以說是因人而異。豐田公司清楚分析了在本次危機當中,首先應當做的就是為豐田股東們帶去積極信號,以避免其撤資威脅企業的安全。其次,則是對質量問題的明確承認和表明解決問題之措施,向產生質疑的消費者們作出改正的保證,以盡可能挽留住支持者和購買者。再次,面對美國國會的質疑和譴責,他們則并不著力進行辯解,以模棱兩可的態度進行周旋。這樣明確的針對性,在大廈將傾之際,最大限度地支持住整個公司在全球市場岌岌可危的地位。
2.1危機公關成功的關鍵在于信息透明
在危機發生初期,人們通常面臨著知識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對稱性,這時企業又是公眾和媒體的焦點。企業應主動與新聞媒體聯系,說明事實真相,盡快與公眾溝通,消除公眾的疑慮與不安。因為人們最怕的是信息的不確定性,及時給予真實的信息,哪怕這樣的信息是令人不愉快的,其結果不會是社會的混亂而是有秩序的克服困難的行動。
1.信息透明,可以減少消費者的損失,求得消費者的諒解
危機發生后,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事實,但卻可以改變媒體和公眾對其的看 法。俗話說“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在危機狀態下,企業應在事件發生后的第一時間,通過媒體誠實地告訴公眾,發生了什么,并表示歉意,減少消減少消費者的損失,進而求得消費者的諒解。
2.信息透明,可以重新樹立企業負責任者的形象
在危機狀態下,企業在事件發生后的第一時間,通過媒體誠實地告訴公眾發生了什么,并表示歉意,勇于承擔責任,不僅可以減少消費者的損失,求得 消費者的諒解,還可以樹立一個負責任的企業的形象。3.信息透明,可以挽回消費者對企業的信任
在危機狀態下,企業在事件發生后的第一時間,通過媒體誠實地告訴公眾發生了什么,并表示歉意,承擔責任,不僅可以減少消費者的損失,還可以求得 消費者的諒解。還以三鹿為例。2004 年,真三鹿替假三鹿上了劣質奶粉黑名單,三鹿奶粉的銷售遭遇重大打擊。事發當日,三鹿集團馬上進入緊急危機公關狀態。先將真相書面告知媒體,同時,針對誤報事件,寫了十多篇新聞稿件,在二十多家權威媒體上刊登。隨后,阜陽市工商局、衛生局、消協、專項領導小組正式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三鹿奶粉為不合格產品”系誤報,并向三鹿集團公開道歉。且中央四部委就“三鹿奶粉事件”聯合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執法部門允許三鹿奶
粉正常銷售。《新聞聯播》對此進行了報道。
事發之后,三鹿集團與九十多家媒體進行溝通,在最大范圍內澄清了事實真相,從而強有力地阻止了錯誤信息的傳播,阻止了危機的蔓延,通過四部委等權威機構及央視權威媒體發布消息,增加了可信度,從而換回了消費者對三鹿的信任。當企業發生危機時,封鎖消息只能對消費者造成更大傷害,使企業聲譽掃地,而實行信息透明卻可以減少消費者的損失,求得消費者的諒解,可以重新樹立企業負責任者的形象,挽回消費者對企業的信任,化危機為機遇。
2.2危機公關怎樣做到信息透明
危機發生后,要求危機主體通過媒體及時全面發布真實有效信息,掌握話語權,讓自身成為媒體的主要信息源。當機立斷,快速反應,果斷行動,利用媒 體跟公眾進行溝通,從而控制事態發展。
1.事發后第一時間發布真實信息
在危機出現的最初12-24 小時內,消息會像病毒一樣以裂變方式高速度地傳播。在危機發生初期,謠言經常會因沒有真實的消息而瘋狂肆虐。這時,每一秒不必要的延遲,將會導致更大的被動。企業要在第一時間站出來公布事實的真相,及時發布真實的信息。
2.針對消費者心理誠實全面發布信息
全面告知真相并不意味著一下子和盤托出全部真相,要把握真相取舍的“度”。這個“度”要兼顧組織自身和利益相關者的雙方需求。因為危機“受害者”真正關心的不是危機怎樣產生的,而是危機會給他們帶來什么麻煩,所以要針對消費者的心理誠實全面地發布信息。危機爆發后,公眾會關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利益方面(事實層面)的問題,一是情感方面(價值層面)的問題。公眾不僅在意企業的物質賠償,更在意企業是否關注自己的感受。在危機發生后,企業應該時刻將公眾利益放在首位,并采取合適的行動來切實維護公眾利益,不僅承諾在物質上會給予賠償,更要表示出對受害者的關心和關愛,體現企業的人文關懷,這也是贏得公眾的一個關鍵。公眾是企業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忽視公眾利益和訴求就意味著失敗。更何況你的產品的確是有問題,不及時向廣大消費者表示歉意,不針對消費者的心理全面發布信息,而是在事實面前仍發布虛假信息,仍在狡辯“我們的產品是安全的”,這樣只會使公眾喪失對企業的信任。3.充分利用大眾傳媒傳播信息
危機一旦爆發會迅速成為社會的公共話題。企業要使自己成為信息源,而不是任由媒體或公眾猜測。企業要和媒體合作,利用媒體宣傳、闡釋組織的危機管理政策,掌握媒體的輿論導向,保證自己是主流聲音的發出者。三鹿奶粉事件化為了整個奶制品行業的危機,三鹿已徹底喪失了媒體的話語權。
小結:經過上文有關于媒體的定義以及使用介紹、中國企業媒體使用情況的簡要介紹以及三鹿集團和豐田集團面對危機時公關的話語分析,我們可以看到,當今社會中,企業運用多種媒體多渠道發展宣傳影響的趨勢已經不可扭轉。怎樣使用媒體,使用什么媒體,何時使用媒體成為了企業進行危機公關之時不可回避的問題。世界潮流浩浩湯湯,中國企業怎樣在風刀霜劍嚴相逼的情勢之下幸存,怎樣在一片荊棘之中開辟出通往成功的道路,多種媒體所扮演的角色不容忽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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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孫紹華,景慶虹,《論食品企業危機公關的重要性》,《現代商貿工業》,2009年
第二篇:高中語文教學論文 談談文本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
談談文本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
內容提要:語言是傳承文化的載體,文化又積淀于語言中,文本話語蘊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因此探究文本話語意義除了一般意義和言外之意,還有話語的文化意義也不容忽略。對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不僅可以借此探究文本的深層內涵,而且可以豐富文本的審美意蘊,提高鑒賞力。這個層面的文本解讀能力也是大多數學生并未達到的鑒賞水平,有很大的教學空間。對學生的文化底蘊的積淀,民族文化的繼承也很有意義。
關鍵詞: 話語的文化意義 教學契機 審美意趣 鑒賞力
文學作品的意義內涵、作者的思想情感、審美意趣都蘊含在具體的語言中,要更多更真切獲得作品的內在本質意義,領略作品的審美意趣,少不了對作品語言作深入的解讀。可是我們的學生往往缺少這種深層解讀的能力,所以我們的學生大多并不能真正走進文學作品。經典的文學作品對他們來說并不經典,甚至讀不懂,更不用說體味其中的審美意蘊。我們的學生還缺乏足夠的鑒賞力去解讀經典文學作品。那么提高學生的鑒賞力,引導學生走進文學世界,是我們中學文學教學的重要任務。其中通過對文本的話語意義的探究是提高學生鑒賞力的重要途徑。
王建華教授在《語用學和語文教學》一書中將話語的意義分為語言意義和語用意義兩個層面,語用意義又分一般意義、突現意義、色彩意義、言外之意和文化意義等幾種。其中突現意義、色彩意義和言外之意的探究一直是我們課堂中話語意義探究的重點,而話語的文化意義的解讀往往被忽略。這樣很多話語的深層意蘊不能得到充分挖掘,作者的匠心無緣領略,同時也少了許多審美意趣。
下面主要借《林黛玉進賈府》一文來談談文本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及其在閱讀教學中的意義。
黛玉未進賈府便有這樣一段細致的描寫:
“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卻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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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道:這必是外祖之長房了。想著,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卻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
這些文字是對黛玉前往賈府時路上的所見所想,一般的閱讀者目光很少會在這里停留。其實這樣一段看似閑筆的描寫卻是很值得咀嚼的一筆。“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表明寧、榮二府的門朝南開著,正合于我國傳統建筑坐北朝南的習俗。寧、榮二府的位置是寧東榮西,先是見到寧府,又往西行才見到榮府,這又合于東為上西為次的宗法等級制。寧國公為賈家之兄,榮國公為賈家之弟,因而雖然二人后代都同樣襲了官職,府第也是同樣的規格,但為兄的建在東,為弟的建在西,不能違背長幼有序的等級制。再從門庭管理來看,寧府“正門不開,只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到了榮府,也是“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這里也反映了明顯的等級制:高官顯宦的正門不能隨便打開,只有在迎接圣旨或上司造訪時才可以打開,平時只能用東西兩角門。而按“東尊西次”的規矩,作為一個小孩子的黛玉當然只能從西角門進入賈府了。中華民族獨有的建筑文化、滲透于社會生活每一個環節的宗法等級制蘊含在這段看似平常的描寫之中,一般的讀者不大會去關注,卻是作者匠心所在,可以說名著無閑筆。
看似平平常常的一段話卻有著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閱讀中如果缺少這層意味的挖掘,當然就會少了許多閱讀的樂趣。而這一層意義又是平常閱讀者難以觸及到的深層話語意義。因為一般的讀者缺少必要的文化背景知識,缺乏深層挖掘的解讀技能。作為我們教育對象的高中生可想而知對話語意義要達到這個層面的解讀,還需要老師的引導,需要補充相關文化知識。因此我們閱讀教學中不能忽視對話語中文化意義的解讀,有意識去加強學生文化知識的積淀。
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是話語的深層內涵探究不可或缺的一環,在閱讀教學中有著它重要的意義。
1、對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為閱讀教學提供了極好的契機
閱讀教學的任務就是學會對話語意義的準確解讀,就是準確把握作者在文中所要傳達的意。對于我們中學生來說對話語的文化意義的解讀,他們的能力往往觸及不到,也因此無法完成對話語作品的準確解讀,深層解讀。這也正是閱讀教學的極好的契機。一方面話語中蘊涵的文化意義,對于學生來說大多數是未知的知識,其中反映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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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遠離他們現實生活,他們有著強烈的好奇心,借此可激發閱讀興趣。另一方面,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在這個過程中得到提高。學生對話語意義的解讀有時會發生障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背景知識,教學中在引導學生解讀話語文化意義的同時也是學生文化知識的積累的過程,相關的文化知識豐富了,學生的閱讀理解能力相應的也會得到提高。
如《林黛玉進賈府》有這樣兩段描寫:
(1)正房炕上橫設一張炕桌,桌上壘著書籍茶具,靠東壁面西設著半舊的青緞背引枕。王夫人卻坐在西邊下首,亦是半舊的青緞靠背坐褥。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著半舊的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攜他上炕,他方挨王夫人坐了。
(2)賈母正面榻上獨坐,兩邊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們不在這里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座方上來。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
這里兩次寫到黛玉推讓座次。教學中可引導學生從這里深入解讀話語的文化意義。如提問“黛玉為什么要十分的推讓?”,學生如果對話語的解讀只停留在表現黛玉的乖巧敏感、小心謹慎上,老師可進一步提問“黛玉為什么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學生也許會推測那位子是長輩的座位,封建大家族座次也分等級尊卑。那么封建社會對座次有怎樣的規定呢?這時教師可抓住時機為學生補充相關的文化知識:古代的座次禮俗有堂、室之分。按禮俗,室內的座次以東向(坐西面東)為最尊,其次是南向,再次是北向,最后是西向。所以王夫人坐在西邊下首,上首的東邊座位空著,正如黛玉所想,這必為賈政之位。而“賈母正面榻上獨坐”,根據上文的交代“穿過一個東西穿堂”,可知賈母后院是坐北朝南的,坐北面南為最尊,故賈母獨坐,其次為東邊,再次為西邊,朝北坐南為最次。按賈母的坐席,左為東,右為西,左邊第一張椅子為東邊第一位,是四張椅子中最尊的,黛玉故不敢隨便坐,要十分的推讓,待賈母發話才告座。這里林黛玉的乖巧懂事躍然紙上,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作品的深刻內涵:在這樣一個詩書禮儀之家,規矩之重之繁復,黛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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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步步留心,時時在意。黛玉的處境自然可想而知,多愁善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人物的性格命運似乎在這里也已初見端倪。
2、對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可豐富文本話語的審美意趣
話語作為作者表達思想感情載體,有的明白,有的含蓄。而一些作者匠心獨運的地方往往講究含蓄,忌諱直露。讀者也常常在這樣一些地方咀嚼品味,然后恍然大悟中體會到柳暗花明般的樂趣。話語的文化意義就是在話語中隱藏的意義。甚至有的話語本身就承載著文化意義,不是作者有意要去表達,但卻有豐富的文化意味在其中。因此對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必須是一種深層次的解讀,否則無法獲得其中意義。教學中如果能從這里入手引導學生對話語進行深層次的解讀,可以挖掘話語的深層意義,體會到作者的意圖,領略文本話語的審美意趣。
如《林黛玉進賈府》中有這樣兩段對話:
(1)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念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么書,不過是認得兩個字,不是睜眼的瞎子罷了!”(2)寶玉便走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曾讀書?”黛玉道:“不曾讀,只上了一年學,些許認得幾個字。”
賈母、寶玉問的是同一個問題,黛玉的回答卻不同。很明顯,回答賈母的話是實情,而回答寶玉的話有了顧慮,是謙虛之詞。黛玉為何要這樣呢?這也是一個學生會很感興趣的問題。讓學生去咀嚼,去討論。其實這不同的回答里有著很豐富的審美意趣。一則因黛玉見賈母對迎春姊妹讀書的態度很不以為然,便明白賈母之意——女子讀書多并非好事。二則黛玉見迎春姊妹讀書不多,自己當然不能太張揚,不能讓人覺得自己在迎春姊妹之上,黛玉的乖巧敏感躍然紙上。但是作者這一筆要表達的僅此而已嗎?教師可引導學生作深入解讀。賈母對迎春姊妹讀書的態度為什么這么不以為然呢?這反映了封建社會“女子無才便是德”這一傳統文化價值觀。
封建社會人們為什么主張女子無才為德呢?老師適時拋出這個問題讓學生探討,層層深入挖掘作品的審美意趣。女子的美德在于順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這是封建禮教給女子定的規矩。順從需要沒有太多的主見為基礎,而讀書多往往讓女子長了見識,生出一些不該的想法,變得不順從。所以古代女子以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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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為美。女子無需也不允許對自己的未來有什么想法,為自己的生活作什么選擇。更不用說為自己選擇結婚的對象,如果有此想法的女子便被認為是不守婦道,是要遭到唾棄鄙視的。賈母在得知黛玉原為寶玉娶寶釵之事而病時,就說:“孩子們從小在一處玩,好些兒是有的。如今大了懂得人事,就該要分別些,才是做女孩的本分,我才心里疼她,若是她心里有別的想頭,成了什么人了呢!我可是白疼她了。你們說了,我倒有些不放心。”“我方才看她卻還不至糊涂,這個理我就不明白了。咱們這種人家,別的事自然是沒有的,這心病也是斷斷有不得的,林丫頭若不是這個病呢,我憑著花多少錢都使得,若是這個病,不但治不好,我也沒心腸了。”在賈母眼里,一個女孩就要守做女孩的本分,至于私下里有自己的想頭,那是“斷斷有不得的”,黛玉因此一下失了賈母的疼愛了,“我可是白疼她了”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吧。即使是至親的無依無靠的外甥女,就因為在內心里有著自己的想法,就完全受到了賈母的否定。所以封建時代的女子審美價值觀就是:順從,一切由別人做主,一切由命運安排。
而黛玉“只剛念了《四書》”,作為女子書讀得已有點多了,因此這一點并沒有得到賈母的肯定,反而話里有些不屑。黛玉的錯誤就在于太有才氣,在那個時代,她的才學聰慧反而害了她。黛玉的才華、脫俗、靈氣除了寶玉有誰賞識,所以最后賈母等人選寶釵為寶玉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實屬人之常情。黛玉的性格早就為自己的命運設下了伏筆,“性格便是命運”的哲學內涵也在此中得到體現。黛玉的命運也是那個時代所有女子的命運。女子是附屬品,唯一的選擇便是服從,不該有自己的想法,有了只是自尋煩惱,跟自己過不去,避免的辦法是盡可能不讀書。所以在教學中引導學生從文化意義的角度去挖掘作品的內涵,可以在文化解讀中提升人物性格的美學境界,擴展文學意象的潛在內涵,豐富了文本話語的審美意趣。
3、對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有助于學生提高文學作品的藝術鑒賞力 文學作品的教學其中重要的目標就是提高學生的鑒賞力。我們學生已有一定的鑒賞力,但還算不上是一個成熟的鑒賞者。在學生鑒賞力的培養上,我們還大有作為。應該從哪些方面有所作為呢?我認為,引導學生解讀作品話語中的文化意義是其中一個策略。學生文學作品鑒賞力的培養,教學的基點是學生的原有認知水平,用心 愛心 專心 5
而對作品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是大多學生目前尚未達到的水準,也是通過引導能夠達到的水準。如《鴻門宴》中項羽帳中設宴招待劉邦時座次的安排與項羽性格命運的關系,學生在解讀時肯定無法觸及到這個層面,但經老師一點撥也會很快明白的,體會到作者筆法的含蓄雋永之美。而作品的一些審美意趣常就隱含在這樣一些有著豐富文化內涵細節中,能否關注這樣一些細節往往是鑒賞力的一個標志,所以引導學生學會關注這些細節可以漸漸提高學生的鑒賞力。
如《林黛玉進賈府》中有兩處對賈府兩種男性下人的描寫:
一是轎夫,“轎子抬著走了一箭之遠,將轉彎時,便歇了轎,后面的婆子也都下來了,另換了四個眉目秀潔的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抬著轎子,眾婆子步下跟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那小廝俱肅然退出,眾婆子上前打起轎簾,扶黛玉下了轎。”
二是鳳姐院子里侍立的小廝,“這院門上也有幾個才總角的小廝,都垂手侍立。” 第一處寫到的轎夫分兩種,一種是把黛玉從碼頭接到賈府的,這些轎夫只進了西角門就不能再往前了,轎夫換成四個眉目秀潔的十七八歲的小廝,到垂花門前,十七八歲的小廝也須停步,因為要進廳堂了,賈府女眷們主要衣食起居的地方。且要待小廝們肅然退出后,眾婆子方扶黛玉下轎。到了廳堂內院,多是仆婦、丫鬟、奶媽、嬤嬤等侍候了,即使有需要使喚的男仆,那也得是八九歲、十多歲的童仆——才總角的小廝。這些細節有著作者的匠心,往往不被注意。從使用仆人的規矩可以看出賈府嚴明講究的禮制,顯示了賈府的顯赫。也反映了封建時代嚴格的等級制以及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上下尊卑,不可逾越。從使用仆人的講究上也可以看出賈府的排場、鋪張,整個賈府龐大的開支為后來賈府的衰敗埋下了伏筆。讓學生體會到小說著墨之處無閑筆,領略創作者的處心積慮。
在教學中讓學生明白作者的匠心、小說的審美意趣往往在這樣一些看似閑筆的地方,學生慢慢會懂得怎樣關注這樣一些細節,久而久之就提高了學生的鑒賞力。
《普通高中語文新課程標準》指出語文教育的目標之一:增強文化意識,重視優秀文化遺產的傳承,尊重和理解多元文化,關注當代文化生活,學習對文化現象的剖析,積極參與先進文化的傳播和交流。這一目標的實現靠什么途徑呢?其中之一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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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對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去完成。話語中蘊涵著豐富的民族文化,從中汲取、繼承、積淀,完成民族文化的構建。
話語的文化意義是語言外部因素如社會、時代、文化等在話語表層上的積淀和反映。語言是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是傳承文化的載體;文化既影響語言,本身又積淀在語言之中。二者互相依存,互相影響。話語的文化意義有由文化傳統積淀產生的意義,也有時代環境映現產生的意義;有作者匠心獨運有意借此表達的意義,也有作者雖無意,但語言本身就具有的文化內涵;有的外露、明顯,有的內隱、含蓄。
那么,我們在教學中應從哪些角度去關注話語的文化意義呢?
作為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文化古國,其無限豐富的傳統文化無時不刻存在于人們的生活中,社會價值觀、人們的思想情感、社會習俗、生活習慣無不在受著傳統文化的影響,甚至有的成為民族的集體無意識深刻影響著人們,而文學作品是時代生活的記錄,真實地記載了傳統文化對人們生活思想的影響。在教學中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特別關注:
1、封建禮制文化。封建時代,禮不僅是社會生活中的規定和儀式,還包括國家政治制度在內。它規定了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界限,規定了社會各個等級的尊卑貴賤,維護著統治階級的統治,因此古代統治階級非常重視禮。封建禮制成為一種最強大的傳統文化在影響著人們的生活思想觀念,積淀在文學作品的話語中,是我們在解讀文學作品意義內涵的一把鑰匙。因此在教學中要重視這方面的引導。如《祝福》中祥林嫂在丈夫去世兒子死亡后,“現在她只剩一個光身了。大伯來收屋,又趕她。”大伯為什么可以把祥林嫂的屋收回,又可以趕她走呢?這在當時是天經地義的事,追根溯源,正是封建禮教授予的權力。女子在封建社會沒有權利可言,只是傳宗接代的生育工具,既然阿毛已死,沒有為賀家留下兒子,當然就不是賀家人了,大伯趕她走行使的就是封建家長的權力。封建禮制規定女子要三從四德,其中守節為最重,女子要從一而終,所以祥林嫂在被迫賣給賀老六時要以死抗爭。祥林嫂重新回到魯四老爺家后,屢次受到毀滅性的精神創傷就是在魯四老爺家祭祀時,作為嫁了兩個丈夫的她已經是不干不凈了,不能參加極為神圣的祭祀活動,因為在封建禮教中,祭祀是極為莊嚴神圣的事情,關系到家族的禍福,所以能參加祭祀也成了祥林嫂在捐了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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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已清白的證明,在被四嬸拒絕后,她的精神徹底崩潰了。而實際上“一女嫁二夫”也是她自己無法解開的一個心結。這一切都是封建禮教的罪惡,它是如此根深蒂固地長在人們的靈魂中。在解讀這些情節時如果不從封建禮教這個方面引導,就深入不到文本的思想深處。
2、稱謂文化。古代在姓名、字號等稱謂方面很有講究,在這上面往往也可以讀出豐富的文化內涵。如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遙想公瑾當年”這一句中“公瑾”是周瑜的字,首先古人的字和名往往是有密切關系的,字是名的補充解釋,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叫做“表字”,“瑾”和“瑜” 都是指美玉;蘇軾在這里稱“公瑾”除了避免重復前文的“周郎”稱呼之外,還有表示尊敬之意。因為在古代字是在成年時取的,便于他人稱呼,對平輩和尊輩稱字則出于禮貌和尊敬。前文稱“周郎”也有贊美周瑜年輕有為之意,“郎”在古代稱年輕男子。所以稱謂不同往往有著不同的內涵,表達著不同的情感。
又如《阿Q正傳》中阿Q“造反了”之后,趙太爺稱他為“老Q”,趙白眼稱他為“Q哥”,這里稱謂的變化反映了阿Q在未莊地位的變化以及人物內心的變化。在漢民族傳統文化中,稱“老”意味著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稱兄道弟則意味著雙方關系十分密切。這稱謂的變化中有著作者的匠心。
3、服裝文化。服飾是人物性格情感志趣的外延,是社會地位的象征。因此文學作品在人物的服裝的描寫上寄予深意,常借此表達一定的思想內涵和審美意蘊。我國古代在服飾上有等級之分,依唐制,朝廷命官,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六、七品服綠,八、九品服青,因此“江州司馬青衫濕”中這“青衫”二字有著豐富的意蘊:詩人由朝廷諫官淪為江州九品司馬后內心的郁憤和凄苦。孔乙己身上那件破舊的長衫和短衣幫身上的短衣在傳統服飾文化中就是身份的象征,因此孔乙己總不肯脫下那件代表讀書人的長衫。
除以上三個角度,還有飲食起居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等,都蘊含在具體的話語中,影響著話語內涵的解讀,學生如果缺少這方面的背景知識,在解讀上往往會遇到障礙,無法把握文本的本質內涵,領略不到作品的審美意蘊,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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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到作者獨具的匠心,那文學作品的閱讀就會少了許多樂趣。所以說話語文化意義的解讀也是文學作品鑒賞不可或缺的一環,提高學生的鑒賞力這也是一條可行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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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化強國的話語邏輯
文化強國的話語邏輯
作者:張城馮鵬志《光明日報》(2015年11月18日 14版)
話語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塑造時代特征、引導社會發展方向的強大精神文化力量。文化強國作為當代中國發展逐漸呈現的總體性追求和志向,不僅突出了中國道路的價值理念與文化目標,也正在開啟中國道路實現自覺話語建構的歷史過程。如果說長期以來在西方的文化話語中,中國不是作為改革開放前的“政治中國”就是作為改革開放后的“經濟中國”的話,那么當代中國文化強國的話語建設實踐,必將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強有力地論證和呈現當代中國之不可遮蔽的、獨特的文化權利與責任,并由此對西方的文化話語體系構成強有力回應與糾偏。
文化強國的古今邏輯
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歷經地域之間的頻繁流動、各民族的互相交往融合、文化的涵容創造與擴展,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整體文化格局,造就了具有高度文化認同且極富生命力的民族精神。梁漱溟曾從文化比較角度精辟指出:中國文化不僅有悠久的歷史,而且更是已經形成極強的個性,它獨自創生非從它受,自成體系與它者差異甚大,自古及今綿延獨存,同化能力極強,影響力既遠且大,具有高度的妥當性與調和性。
就此而論,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首先要表達的是對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的明確認知,以及對由此生發出的浩蕩充盈的中華文脈及其獨特個性的自覺承續。這是立足于歷史發展的脈絡必然要展現出來的文化強國的基本邏輯,也是文化強國的歷史性的呈現。相反,如果對本民族文化和歷史持虛無主義立場,拋棄傳統、舍棄個性,則勢必丟掉根本,并在話語上自絕民族的精神命脈。當前,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思潮在社會上蔓延且頗有市場,這種思潮企圖通過解構民族歷史,顛覆文化傳統,否認革命正當性,詆毀國家發展成就,消解主流意識形態。于此,我們要保持警覺,但也不必驚慌失措,因為只要立足于文化強國的話語邏輯,就不僅能看清其在方法論上的根本性缺陷,也能識別其作為文化泡沫的本質,從而在神清智明的前提下對癥下藥、逐一駁斥。
早在數十年前,錢穆就說過:“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所謂文化強國的古今邏輯,其實質就是要珍惜承繼有深厚民族歷史底蘊的文化傳統,拒絕并走出虛無主義的認識誤區和觀念訛誤,并在對這一傳統本身的創造性詮釋中始終切近當代中國人的現實生活與價值創造。
文化強國的中西邏輯近代以來,隨著大洋航道的開通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崛起,中西文化開始大規模正面接觸乃至碰撞。正如歷史學家許倬云所言,“在近代四五百年的接觸中,中國的衰世碰到了歐洲的盛世,就不免有招架無力之感”。然而,正如任何一種文化都必然要在自身歷史的脈絡中生成和變遷一樣,文化的歷史命運也必然要在確認和把握自身主體性基礎上去自覺面對和改變。回眸當下,正如百年前歷史學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所觀察的,西方正逐漸走向衰亡。梁啟超也在觀覽了經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破敗不堪的歐洲后發出感嘆:“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具有自身獨特文化主體性的當代中國,怎可期盼一顆正在走向沒落的“西洋文明”的種子能在中國長出碩壯果實?
實際上,早在上個世紀,許多中國思想家就已對文化建設的主體性問題進行過深入的思考。比如,梁漱溟認為,“要中國人學走近代西方個人權利本位的立國之道,這于其幾千年倫理義務本位的社會人生,恰為前后全不接氣的文章。倒是邁越乎此,而向上提高直接為人類社會未來文化辟造新局,方有自己的出路”。張君勱指出,“居今之世之最大責任,厥在對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貢獻。吾國人而誠能發奮為之,則新文化桌上,必容吾國人占一席”。這提醒我們,解決中國的問題,只能在中國大地上探尋適合自己的道路和辦法。由是而論,建設文化強國,要立足中國本土的歷史文化資源,抓住時代新機遇,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和復興開辟新空間,為世界文化的發展開辟新機緣。這是文化強國的社會性與民族性的呈現。
文化強國的理論邏輯
文化立國是延續在中國歷史深處的長久根脈和基本觀念。梁漱溟曾言,中國人向來“是以天下觀念代替國家觀念的”。《當中國統治世界》的作者馬丁·雅克認為,“中國本質上是一個文明國家,其身份認同感源自作為文明國家的悠久歷史”。然而,進入17世紀以來,隨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在西歐的誕生和確立,“民族國家”不僅作為一種全新的國家形態,而且作為一種嶄新的國家建構和文化建構理念在船堅炮利的支撐下得以凸顯,對近代以來的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般而言,面對國家形態和理念從古代帝國體制走向近代民族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非西方后發現代化國家大致有三種選擇:一是盡棄本國傳統全盤西化;一是基于原教旨主義態度為了反西化而反現代化;一是追求現代化但拒絕西化。最后一種類型又分為兩階段:早期階段,在西化過程中促進了現代化;進入成熟階段后,則會產生一種“去西方化”、復興“本土文化”的要求。中國的發展無疑屬于第三種類型,即首先屹立世界民族之林,進而獲得生存與發展之機會。因此,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其實質必然是要在努力實現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基礎之上,以更加開闊的文化自覺和價值選擇,展現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的國家形象和話語表達。這是文化強國的理論自覺性和超越性的呈現。
文化強國的實踐邏輯
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落后就要挨打的歷史命運,也在挨打過程中漸漸失去文化自信,進而在很大程度上自覺不自覺地放棄了對自身文化話語權進行主動建構與把握的歷史境遇。美國漢學家列文森曾說,近代以來中西文化交往的過程中,“西方給予中國的是改變了它的語言,而中國給予西方的是豐富了它的詞匯”。改變語言與豐富詞匯,這二者顯然不在同樣等量級上。
然而,用西方話語邏輯解釋中國,就其實質而言,不僅遠非真正意義上不同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也是在話語建設上放棄或無視自身文化建設實踐主體性、創造性乃至普遍性的表現。因此,立足于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文化強國所要追求和凸顯的話語邏輯,就決不能只停留在歷史自覺、比較自覺和理論自覺層面,而是要更深一步,把文化強國的話語建設推向實踐自覺層面,從而以當代中國人所走出來的中國道路及其不斷完善和推進為基礎、根本和展開。這是文化強國的實踐性和創造性的呈現。
筆者認為,落實到實踐層面,當代中國的文化強國建設應在以下三方面創造性地走出更為堅定而自信的步伐。第一,堅持“和而不同”的文化發展立場,把握中華民族對自身文化發展和話語建設的主動權、主導權;第二,追求“合作共贏”的文化發展目標;第三,擴展“交流互鑒”的文明發展原則,為身處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文明交往提供一種具有歷史合理性和永續生命力的文化選擇。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真正破解文化話語建構的守勢,建成文化強國。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校文史部)
第四篇:美國文化論文
課程名:美國文化
論文名:論美國個人主義
論美國個人主義
摘要:美國人的信條是:盡可能不欠別人,也不讓別人欠他們;在交友上,他們喜歡掌握主動權。從美國人的信條里可以透露出美國人的個人主義,理解美國個人主義的根源、含義、體現等等,對于了解美國文化有很重要的意義。關鍵詞:個人主義
根源
美國文化
美國人的信條是:盡可能不欠別人,也不讓別人欠他們;在交友上,他們喜歡掌握主動權。他們講究的是一個人做自己的事,不喜歡別人過多的干預,并且自己也不會主動去干預別人,可以說是喜歡獨來獨往,由此可以看出他們美國人所奉行的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赫對個人主義是這樣評價的:“個人主義是美國文化的真正核心。”美國人最愛談的“人權”(human rights)也是基于個人主義思想:個人權利是至高無上的,政府的目的在于保護個人權利、實現個人利益,政府的建立必須基于社會成員的同意,政治權威的合法性來自于公民的同意。[1]
一、個人主義的涵義
《不列顛百科全書》 中的個人主義定義是:“個人主義是一種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政治和社會哲學,??個人主義是一種價值體系,一種人性理論,也是對某些政治、經濟、社會和宗教的一種總的態度、傾向和信念。[2]
二、個人主義的根源
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是法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家亞力克西· 德·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 —1859)創造的術語,指竭力強調個人自由、不受外來約束的一種政治和社會哲學,包括利己主義的成分。
三、個人主義在美國的體現
有一句古老的諺語叫做自助者天助,英語原文是: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美國文化中,與 “自我”(self , ego)相關的觀念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無所不在的。因而,美語中自然就出現了許多表達自我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的詞語。如:selfabsorption(自我專注),selfadmirati-on(自我贊賞),egocent ric(自我中心的,個人主義的),egotrip(追名逐利;自我表現)等。美語中有大量的詞項(lexical term)表達與自我價值、自身利益、個人自由、自我支配和自我約束相關的觀念,這正是個人主義價值體系的核心內容[3]。
除了在英語語言本身的體現外,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體現著美國人這種個人主義。作者雖然沒有到過美國生活,但是看過不少的美劇,從中對美國人的生活方式也有一定的了解。
美劇《老友記》(Friends)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熱播的著名情景喜劇。在這部收視率極高的劇中,這種自我依靠,自我努力,自我實現的例子屢見不鮮。莫妮卡(Monika)算是六個人中凝聚所有人的一個核心人物。她從小就生活在哥哥羅斯(Rose)的陰影下,因為哥哥各方面都很優秀,導致父母對她一直不怎么疼愛,并且自己小時候非常的胖,更加導致了她的自卑。但是,長大后的莫妮卡不僅僅是靠自身努力成功減肥,并且成為了一個優秀的廚師,并且一步一步的贏得了父母的尊重與喜愛。富家女瑞秋(Rachel)在逃離了婚禮之后,加入了莫妮卡五人當中。剛開始,她只是一個含著金湯匙長大的漂亮女孩,甚至不會洗衣服,不會做飯,就連基本的生活來源都沒有。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在離開家之后,毅然剪斷了父親給她的信用卡,從一個酒吧的服務生開始做起,慢慢在時尚界找到了立足之地。另外,喬伊(Joey)也是一個不得不說的人物。他是一個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一開始的收入來自于在片場跑跑龍套,不過經過一番堅持與努力之后,卻成為了肥皂劇明星。羅斯、錢德(Chandler)、菲比(Phoebe)無一不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但是都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實現了自我價值的體現。
另外,還有絕望的主婦(desperated housewives)。其中的角色,無論是失去丈夫的,失去妻子的,甚至是一個只能靠自己的未成年的少年,都能靠著自己永不放棄的精神,堅持到底的毅力,克服生活中的種種困難,過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四、個人主義的保障
美國人能夠這樣奉行個人主義,能夠做到求己不求人,很大程度上和美國的保障制度關系很大。
美國有強有力的法律保障。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作為一個世界強國,其法制相比于其他國家來說更加的完善。法律保障了人們的權利,保障了人們的自由,只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公民可以自由實行自己的正當權利。
美國有完善的醫療保障。美國對于公民的福利保障制度是非常完善的,只要有了完善的保險,在生病的時候,只需要花極少的錢,甚至不花錢就可以得到最前沿的治療方法。
美國有完善的教育保障。美國的教育制度也是相當系統的,因此美國也是一個文盲率極低的國家。公民在享受完義務教育之后,可以根據自身條件申請相應的大學繼續深造。其他方面,美國在對于企業之間的競爭、個人創業方面都有讓人放心的保障,完全可以讓人在不用接受別人太多的幫助的情況下,靠著自己的努力實現自己夢想,這也就是美國夢的由來。
五、個人的理解
美國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公民來自于世界各地,可以說是世界上有著最復雜民族的國家。各個民族之間能夠和平相處,共同生活、發展與提高,與其個人主義的普及是分不開的。作為新一代的中國年輕人,對于美國所奉行的個人主義,應該取其精華,吸收其中個人努力的方面,應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奮斗,為中國的強大而努力。
[參考文獻] [1] 楊云.美國“個人主義”文化研究.重慶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編輯部郵箱 2008年 01期
[2] 駱越虹.淺談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佳木斯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 University, 編輯部郵箱 2007年 03期
[3] 李建紅.論美國文化中的個人主義表現.湖南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Journal of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編輯部郵箱 2004年 02期
第五篇:文化心理學論文
針對藥家鑫案件及相關大學生案件中 是從文化心理學角度談談中國現代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 如何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 來改善中國現代家庭教育 避免類似的悲劇發生
藥家鑫案件的文化心理學分析
中國現代家庭教育可以說是一無是處,存在的問題數不勝數。藥家鑫、李啟銘、馬加爵等人的或可惡,或可恨,或可憐的案件就一遍又一遍的向我們提出了這一嚴峻問題:中國現代家庭教育的種種失誤。當然藥、李、馬三人還是有區別的,就在于藥家鑫是畜生,李啟銘是畜生中禽獸中的渣滓!現在開始談談中國現代家庭教育的失誤都有哪些。
首先,忽視孩子心理發展規律。眾所周知,在人的一生中,個體身心特征的發展既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也可以分為不同的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各自的的發展特點和發展任務,同時,不同階段的人有著不同的生理與心理需求,如果家長不注意孩子的心理發展規律,一味的把自己的期望強加給孩子,那么孩子往往會在某些階段無法順利完成自己的發展任務,從而導致孩子應有認知或者社會化發展的缺失。比如藥家鑫,其父藥慶衛對他要求過于嚴格,盡管他學習成績好,又學會了鋼琴,但他也失去了更多與同齡人交流的機會,從而他在社會化發展中的同伴關系這一發展任務沒有實現,以至于其逐漸形成了孤僻多疑的性格。
眾所周知,影響人發展的因素主要是遺傳與環境。遺傳因素是指那些與遺傳基因聯系著的生物有機體的內在因素。熟話說:有其父必有其子,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藥家鑫之父藥慶衛出自農村,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才擺脫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命運。用弗洛伊德的人格三我結構理論,這類人超我都很強,而且他們很難調整好這三我之間的關系,往往出現心理問題。藥家鑫得到父親的遺傳,本身就較容易出現心理問題,再加上父親嚴格的要求,于是因為心理問題而出現社會適應障礙也就不足為奇了。除了遺傳,就是環境了。尤其是人類的社會環境,這其中又尤以教育為重要。雖然不得不承認,與中國的家庭教育相比,中國的學校教育也是乏善可陳,但既然這里主要討論家庭教育的失誤,就先將重點放在家庭教育中。關于遺傳與環境在個體發展中的作用以及二者的關系,皮亞杰提出的相互作用效應模型準確的揭示了這一問題,他認為,遺傳和環境在個體發展中是相互作用的。先天遺傳就有問題的藥家鑫,再加上父母極為失敗的教育,從而引起了不良的發展結果。藥慶衛最大的失誤就在于忽視了兒童的心理發展規律,顯然他沒接觸過發展心理學,因而一再地要求藥家鑫努力學習,以便將來出人頭地。個體與一般出現差異雖然說是正常的,但是這種差異大體上不應超出共同規律的范圍。像藥家鑫這類人顯然已經極大地超出了這個范圍。
其次,精神上壓制與物質上放縱。通過對藥家鑫的人生經歷,我們很容易發現藥家鑫在忍受精神上的限制的同時,在物質上卻極為豐富,但凡他想要的,其母都極力給予滿足,這種物質與精神的不平衡也是造成藥家鑫犯下滔天罪行的原因之一。自古英雄多磨難,從來紈绔少偉男,盡管藥家一直否認自己家境殷實,但是對藥家鑫在物質上如此的放縱,顯然已經讓藥家鑫逼近了紈绔性質。藥母對藥家鑫的縱貫讓藥家鑫缺乏解決問題的能力。讓我們用問題解決的相關理論對此案進行細致的分析。首先,問題解決是有一定的情景引起的,按照一定的目標,應用各種認知活動、技能等,經過一系列的思維操作,使問題得以解決的過程。此案中,情景是藥家鑫發現自己撞人了,然后他開始思維,他按照的目標是不能讓受害人張妙纏著自己,所以他想到了最能一了百了的做法就是殺死張妙,于是他亮出了屠刀,結束了張妙的生命。很顯然,在此過程中,藥家鑫的認知出現了錯誤,他認為終結對方生命是最好的辦法,殊不知,解決此問題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再者,在影響問題解決的心理因素方面,藥家鑫在很多方面都處于劣勢:第一,事實證明,像藥家鑫這樣總是聽任父母擺布的人往往容易形成定勢思維,導致他們看不到問題解決的多種方式。第二,動機影響到問題解決的效果。心理學家的實驗表明:在一定的限度內,動機的強度和解決問題的效率成正比,但動機太強或太弱都會降低解決問題的效果。動機太強使人的心情過于緊張,不易發現解決問題效率的重要因素,藥家鑫顯然就屬于此類。再者,情緒對問題解決有一定的影響,緊張、惶恐、煩躁、壓抑等消極的因素會阻礙問題的解決。藥家鑫在發現自己撞到人后,精神高度緊張,于是沒有找到問題解決的最佳方式。
第三,父母的“榜樣作用”。這一家庭教育的失誤在李啟銘身上得到顯著的體現。不用調查也知道,能在撞到人后,囂張地說出:我爸是李剛這種話的李啟銘必然是受到其父李剛的“言傳身教”。作為官二代的囂張跋扈往往是在看到其父親作為官員的不可一世,耳濡目染下也形成了我家里有權有勢,我可以為所欲為,沒有人敢拿我怎么樣的思維模式,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無視法律,無視他人的生命都順理成章的成為現實。現在的富二代,官二代聲名狼藉也就是由此而來。作為父親,暫且不論李剛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就算他為人囂張跋扈,但為自己的兒子著想,也應該收斂一下。畢竟,國家還是有法律的,雖然在我國是人情大于法律的,但是億萬的勞苦大眾仍是中共統治的基礎。試看現在中國的局勢,物價飛漲,房價高的讓普通人不敢想,最大的問題當然是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懸殊,如此環境下,社會已經開始動蕩,如果像李剛父子這種渣滓興風作浪而得不到法律的嚴懲的話,民眾很有可能會為此而瘋狂,到時候國家走向何方猶未可知。為了平息民憤,犧牲小小的一個李剛還是很劃算的。所以奉勸那些官二代的家長,為了你們的孩子將來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好公民,注意自己的“榜樣作用”。
第四,父母教育孩子的不統一。藥家鑫的父母就是典型案例,藥父對其要求極為嚴格,可藥母卻極為嬌慣藥家鑫。自古以來,中國便有嚴父慈母的傳統,顯然這是誤導中國人的傳統,往往是孩子犯錯后遭到父親的責罰,可母親卻橫加阻攔,最終事情不了了之。孩子并未為錯誤付出代價,這就為日后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樣的錯誤埋下了伏筆。在教育孩子方面,父母必須私下里達成一致。那些事該做,那些事不該做,如何才能更好的把孩子教好,這是父母必須拿出大量時間進行考慮協商的問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當今社會,學校教育的嚴重失敗更體現出家庭教育的重要。
除了這些,再就是父母在一些具體方面教育的缺失。藥家鑫顯然缺乏生命意識,其父母在生命教育中的失誤是造成這一悲劇的重要原因。馬加爵案件中的馬加爵非常令人敬佩,對于他,我們實在不忍心指責,被他所殺的那幾個人不會得到我們的任何同情。他們的家庭教育也充滿了問題。人與人之間或許有差異,但卻是平等的,這一點,被殺的那幾個人父母沒有對他們做應有的教育。他們瞧不起馬加爵的重要原因是認為馬家爵家里窮,所以他就應當是個笨人,更有甚者為此而欺負他。追根溯源,他們的這種思維方式即便不是直接來自于其父母,但父母不了解他們的這種思想,或者雖然知道卻任其發展,顯然是父母教育兒女的嚴重失職。最終他們也為自己的失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我們在談論殺人案件時,往往會去考慮殺人動機。那么馬加爵的殺人動機是什么?需要是動機產生的基礎,通過了解馬加爵的過往經歷我們會知道,按照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馬加爵是想滿足他“尊重的需要”。可是我們會發現,馬加爵連他歸屬與愛的需要尚未得到滿足,竟然會產生尊重的需要,從而違背了馬斯洛在高級需要出現之前必須先滿足低級需要的理論,足可見馬加爵那幾位同學做的有多么過分,說他們死有余辜也毫不為過。也許,當他們幾個在陰間重聚的時候,馬斯洛也會跑過去質問他們為什么用事實來否定自己辛辛苦苦研究出來的理論。
下面談一下如何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 來改善中國現代家庭教育 避免類似的悲劇發生。
先說一下什么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演化而匯集成的一種反映民族特質和風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的總體表征,是指居住在中國地域內的中華民族及其祖先所創造的、為中華民族世世代代所繼承發展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歷史悠久、內涵博大精深、傳統優良的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的結晶,除了儒家文化這個核心內容外,還包含有其他文化形態,如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
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和主流意識,儒家思想盡管有糟粕,但更多的是精華,尤其是儒家的創立者孔子被譽為至圣先師。我們就先談談儒家思想中的精華有哪些可以為我們所用,來改善中國現代家庭教育。儒家思想主要教育人們仁義禮智信。仁。就是“仁者愛人”。是中國古代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本指人與人之間相互親愛。之所以出現藥家鑫,李啟銘之類的人渣,都是“仁”的教育的缺失造成的。他們都不懂得善待別人,所以李啟銘撞到人后非但沒有絲毫憐憫之心,反而自以為做的很對,真不知道他那對同為人渣的父母是怎么教育的。同樣,藥家鑫也是如此。當然,也許藥家鑫與自己的親人之間相互很親愛,可那只是一種畸形的仁愛,孔子所提倡的是全體人互相之間的親愛。作為父母,應當在孩子很小的時候就教育他們:所有的生命都是上天賦予的,人與人之間應當少些爾虞我詐,多一些相親相愛,尊重每一個人。馬家爵案件中那幾個被他殺死的同學顯然缺少仁的意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是要多站在別人的立場上,多替別人考慮考慮,只有這樣社會才會安定和諧。為人父母的更應當以身作則,為孩子樹立正確的榜樣。儒家認為,人性都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后天的習染才產生差別。所以人應該按照人應有之義來對待和要求自己,使自己充分仁化。孔子從人己關系的角度考慮看,仁就是同情、愛護和幫助別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樣就會造就良好的生活環境和安定和諧的社會局面。家長在教育孩子時,應當把孔子的理論用孩子能夠接受的方式傳授給他們,并讓他們去實踐,以鞏固這種仁的思想。禮。儒家提倡“克己復禮”。克己是要求約束自己,很顯然,李啟銘,藥家鑫都沒做到。不難想象,李啟銘在家中必然是典型的掌上明珠,父母對其缺乏約束,這是李剛夫婦教育孩子中的嚴重失誤。從小未收到任何約束的李啟銘怎么可能約束自己,怎么可能做到“克己”。“復禮”的意思是要求我們的行為要回復到禮之質“義”上,按公義、公理來辦事。也就是遵守道德與法律。藥家鑫的所作所為不僅僅是違法的,更是違背道德的。在中國這個情大于法的國家,很多時候違法犯罪分子受到公眾的指責甚至唾棄往往是因為他們違背了道德準則而非法律條文。但不管怎么說。作為一個人,遵守法律和道德規范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違背人民利益的事情我們堅決不能做,這是為人父母必須教育孩子的,但藥、李兩家的家長再一次嚴重失職,導致了悲劇的發生,既害了別人,又害了自己。信。“信”作為儒家的倫理范疇,意為誠實,講信用,不虛偽。藥家鑫的所作所為嚴重違背了這個“信”字。首先它在撞人之后不僅沒有去觀察傷者的傷勢,竟然只想著為自己開脫,甚至不惜狠下殺手。在后來警察詢問這起案件時也是矢口否認,應當說藥家鑫不是一位誠實的好孩子。我們小時候老師十分重視我們學生的誠信教育,可收效甚微,父母需要負一定的責任,也許大部分父母嘴上還是會教育孩子應當誠實的,可自己卻另行一套,孩子必定會受其影響。
總之,為人父母一定要知道,一個人即便學習成績再好,能力再強,假如沒有良好的德行,那他只能成為“危險品”,成為一個對國家,對社會,有害無益的渣滓。就像藥家鑫,其父母在他身上下了那么多功夫,最終藥家鑫不僅未能成才,反而成為千夫所指的畜牲,除了悲哀已經沒有其他字詞能夠更恰當地評價藥家鑫父母對他的失敗教育了。
當然,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在家庭教育中可以為我們所用的有很多。在中國古代有很多教育子女的典范。最為著名的有中國古代“四大賢母”。我們可以了解一下這四位賢母是如何教子的。首先是孟母,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故事,我就不再贅述了,孟母為了兒子將來能有所成就不惜四次搬家,因為她深深地知道環境之于一個人的重要性。其次,岳母,為了能讓自己的孩子將來能夠為國出力,竟然在自己的孩子后面刻上四個大字,以教導孩子精忠報國,雖然我們肯定不提倡每個家長都這樣做,但這種激勵孩子的精神值得每個家長去學習。再者,歐陽修之母,歐陽修出身于封建仕宦家庭,他的父親歐陽觀是一個小吏。在歐陽修出生后的第四年,父親就離開了人世,于是家中生活的重擔全部落在歐陽修的母親鄭氏身上。眼看歐陽修就到上學的年齡了,鄭氏一心想讓兒子讀書,可是家里窮,買不起紙筆。有一次她看到屋前的池塘邊長著荻草,突發奇想,用這些荻草稈在地上寫字不是也很好嗎?于是她用荻草稈當筆,鋪沙當紙,開始教歐陽修練字。歐陽修跟著母親的教導,在地上一筆一劃地練習寫字,反反復復地練,錯了再寫,直到寫對寫工整為止,一絲不茍。這就是后人傳為佳話的“畫荻教子”。幼小的歐陽修在母親的教育下,很快愛上了詩書。每天寫讀,積累越來越多,很小時就已能過目成誦。歐陽修的父親生前曾在道州、泰州做過管理行政事務和司法的小官。他關心民間疾苦,正直廉潔,為百姓所愛戴。歐陽修長大做了官以后,母親還經常將他父親為官的事跡講給他聽。李剛夫婦必然不知道歐陽修母親的故事,否則一定會自慚形愧的。歐陽修母親還告誡兒子說:對于父母的奉養不一定要十分豐盛,重要的是要有一個孝心。自己的財物雖然不能布施到窮人身上,但一定是心存仁義。我沒有能力教導你,只要你能記住你父親的教誨,我就放心了。還有,陶侃之母,也是中國古代一位良母。
總之,我們需要學習中國古代家庭教育的優秀典范,為我們教導子女做指導,來改善中國現代家庭教育,避免類似的悲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