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國共產黨正確對待自身錯誤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正確對待自身錯誤的歷史經驗 武定一中 蔣興旺

九十年的風雨歷程，九十年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在九十年的成長過程中，取得過輝煌的成就，也伴隨著艱辛的探索之路。正如鄧小平所說，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發展社會主義道路是“摸著石頭過河”。但不管什么困難和挫折，都阻擋不了中國共產黨前進的步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這些失敗和挫折中汲取經驗和教訓，鍛煉得更加堅強，更加成熟，黨心、軍心、民心緊密相連，在一個個緊要關頭轉危為安、轉敗為勝，從勝利走向勝利。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必然選擇，也是一個政黨走向成熟的必然之路，特別是在中國。下面我們就從中國共產黨的歷次的失敗中找出值得我們注意的經驗教訓。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控制的國民黨，勾結帝國主義，發動四一二政變，殘酷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黨當時還比較幼稚，又處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領導下，致使革命在強大敵人的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已經發展到6萬多黨員的黨只剩下了1萬多黨員。在中國革命進入低潮后，我們的黨仍然頑強地繼續戰斗，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從八七會議、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到毛澤東、朱德同志在井岡山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革命一度重新走上復興道路。但事隔7年后，由于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領導所造成的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革命再次遭受重創，紅軍被迫長征。這次失敗使革 1 命受到極大損失，紅軍從30萬人減少到3萬人左右，共產黨員從30萬人銳減到4萬人左右。

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入絕境。

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東方大國進行革命，必然會遇到許多特殊的復雜問題。一些教條主義者，雖然能大段大段地背誦?馬列主義理論?，但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真正在危急關頭挽救黨、挽救革命的，是從中國農村山溝溝里走出來的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正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1935年1月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由此誕生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第一代堅強的領導集體。

由于堅持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并向一切與之相反的錯誤思想作堅決的斗爭，黨才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三個時期取得了偉大的成績，到1945年達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空前的鞏固和統一，發展成強大的革命力量，有了120余萬黨員，領導了擁有近1億人民、近100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形成全國人民抗日戰爭和解放事業的偉大的重心。一個民族、一個政黨只有認真從歷史 中總結經驗教訓，才能深刻地了解現在和正確地走向未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刻地總結建國以來的正反兩方面經驗，形成和發展鄧小平理論，開通了勝利前進的航道。

對于一個不斷走向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曲折和失誤同樣是一筆財富，在我們付出代價的同時，也收獲了真理。

生產力是社會生產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行全黨工作重點由階級斗爭到經濟建設的轉移，制定了在改革開放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總政策，找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形成和發展了鄧小平理論，黨才重新獲得了蓬勃的生機和活力，國家在經濟和政治上才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勢。

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根據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在深刻總結歷史的和當前的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作出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科學論斷，形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以及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全黨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取得了共識，堅定了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念和決心。

新中國成立50余年來，我們黨帶領著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年來，我們的經濟發展速度之快居于世界前列，中國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是在擴大，而是在縮小。到今天，我國國民生產總值一舉突破1萬億美元大關，綜合國力進入世界七強，中國已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的社會。進入新世紀，我們黨 只有正確地把握時代要求，自覺地順應時代潮流，與時俱進，才能完成時代賦予我們的新的歷史使命。江澤民同志關于?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從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滿挑戰和希望的二十一世紀，我們黨把自己建設成為一個什么樣的黨和怎樣建設黨的問題，為保持黨的先進性、保證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與時俱進，就要深入研究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具有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重大問題，對事關全局的重大實踐問題進行戰略思考，努力做到科學判斷形勢，正確把握大局，妥善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要密切注意生產力發展的新趨勢、新特點，正確認識和把握國內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正確判斷新形勢，回答和解決新課題，牢牢把握發展這個時代主題，把新世紀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壯麗藍圖化為現實。

中國興旺發達的關鍵在黨，民族全面振興的關鍵在黨。展望未來，我們事業的前景無限美好。盡管前進的道路不會平坦，但是，只要我們在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以“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為指導，萬眾一心，開拓創新，扎實工作，就一定能夠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一個敢于正視歷史的政黨，一個能從失敗中吸取經驗教訓的政黨，一個能看到自己長處與短處的政黨，才能在歷史的浪潮中勇往直前，才能在紛繁的世界舞臺上站穩腳跟，才能在新的時代競爭中帶領中國人民走向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

第二篇：論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

論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工作的歷史經驗

李 麗 趙安民

［關鍵詞］ 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工作;歷史經驗

［摘 要］ 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團結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實現黨和國家各項任務的生命線，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優勢和優良傳統。中國共產黨在各個歷史時期都十分重視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并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歷史經驗。這些寶貴的歷史經驗主要有: 牢固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深入把握“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則;繼續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加強和改進黨的領導。

一、牢固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

“生命線”是對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準確定位和形象比喻。“生命線”論斷的最早提 出是在 1932 年 7 月 21 日《中央給蘇區中央局及蘇區閩贛兩省委信》中: “政治工作不是附帶的，而是紅軍的生命線”。1934 年 2 月，在全國紅軍第一次政治工作會議上，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黨和軍隊的主要領導同志首次全面系統地談到

“生命線”問題，并從理論高度指出了“政治工作是紅軍的生命線”這一論斷。這一科學原則的確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政治工作理論化、正規化的開端，對進一步加強和改進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的思想政治工作，極大地發揮政治工作的優勢具有重要意義。新中國成立后，當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將取得全面勝利，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越來越受到人們重視的時候，毛澤東于 1955 年 12 月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文的按語中指出: “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一新論斷的提出對于繼承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順利進行、加強和改進新時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意義重大。改革開放以后，江澤民同志《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全面而深刻地論述了新形勢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他指出: “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這就把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落實和推進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事業上來，并對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內涵進行了更為科學嚴格的界定。由以上事實可知，“生命線”這一科學論斷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有著豐富的實踐基礎和科學的理論依據。在新時期，為了使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順利進行，必須對此進行準確的理解和正確的把握。具體來講，“?生命線?是指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對廣大群眾的正確引導，對經濟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的保證、服務作用。其中引導、保證、服務三者是統一的。”只有正確堅持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導、保證作用，才能更好地為經濟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服務。同樣，只有為經濟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服務，才能更好地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導、保證作用。“生命線”是維持生命體存在和發展的最基本的因素和條件，然而，“生命線”并不等于生命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也不能認為思想政治工作是萬能的，可以取代經濟工作和其他各項工作。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經濟建設作為物質基礎的決定地位。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上層建筑意識態中的一部分。它不是無所不能的，更不是一勞永逸的。

二、切實保證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是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務

人民群眾是思想政治工作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在革命戰爭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觀，在進行革命實踐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從而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條件下，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人”作為生產力中的主導要素，對于生產力的發展起著巨大而深遠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要為發展生產力服務，就必須抓住“人”這個關鍵。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 “群眾是我們力量的源泉，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是

我們的傳家寶。”江澤民同志則在“三個代表”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新時期，為了使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我們必須充分理解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就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尊重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保障人民各項權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重要思想，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夠建立在“理解人、尊重人、關心人”的基礎之上，積極發揮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維護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體地位，進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三、深入把握“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則

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對象是人的思想，思想政治工作的實質就是做人的思想轉化工作。人們重視實際、崇尚現實的思想特點和行為方式決定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往往取決于教育者本身的形象。“身教重于言教”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以身作則”，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為影響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進其思想品德水平的提高”。“凡是要求群眾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群眾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這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也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總結出來的經驗。在革命戰爭年代，就是因為廣大領導干部遵照了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共產黨員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在實際的革命工作中堅持了“身教重

于言教”的基本原則，發揚了艱苦奮斗、以身作則的優良作風，才完成了偉大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新時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環境、任務、對象的不斷變化對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方法、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則不能丟棄，必須予以堅持。為了提高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力和戰斗力，保證思想政治工作的說服力和感染力，發揮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動員力和號召力，廣大領導干部必須同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發揚以身作則、身體力行的優秀傳統，從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力與凝聚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開創嶄新的局面。

四、繼續完善理想信念教育是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題

理想信念教育既是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內容，也是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本質的集中體現。理想體現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對未來世界的追求。一個人如果沒有理想就會失去生命力，失去斗志。同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就會失去精神支柱，失去凝聚力。1921 年，中國共產黨“一大”綱領就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奮斗目標是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在 28 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歷程中，中國共產黨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戰勝千難萬險，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理想。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 “光靠物質條件，我們的革命和建設都不可能勝利，過去我們黨無論怎樣弱小，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一直有強大的戰斗力，就是因為我們有馬克思主義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就有了鐵的紀律，無論過去、現在、將來這都是我們真正的優勢。”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完善理想信念教育已經成為新時期加強和改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題中應有之義，已經成為關系我們事業興衰成敗的關鍵。我國正處于改革發展的攻堅階段，各種利益取向多元化并存。市場經濟在給我們帶來巨大經濟收益的同時，也沖擊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在一部分人尤其是少數黨員干部的思想中蔓延滋生。這些腐朽思想不僅阻礙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而且阻礙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歷史進程。因此，思想政治工作必須適應新形勢發展的要求，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強理想信念教育。

五、加強黨的領導是改進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證

加強黨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保證，是推進思想政治工作科學化的有效途徑。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和管理。1927 年 9 月 29 日，面對秋收起義受挫的嚴峻形勢，毛澤東領導的工農紅軍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提出了“支部建在連上”的正確主張，確保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至此，軍隊的內部廣泛實行民主集中制，保證了軍隊的無產階級性質，開創了新型的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繼承了這一優良傳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同志一貫強調加強和改進黨對思想政治工作領導的重要性。需要肯定的是，這些年來，全黨在這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具體工作。例如: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在高校、農村、企業，分別建立了校長負責制、村委會負責制、廠長負責制等新的領導體制，與此同時，加強了黨對各行各業的領導，使黨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有了可靠保證。然而，也有一部分黨員同志由于受市場經濟利益優先原則的影響，認為思想政治工作已經過時，或者僅僅把思想政治工作作為一種口號，在領導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過程中追求一己之利，把獲得利潤和享樂作為人生最高目標。不可否認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反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封建思想、小資產階級思想，從而保證其無產階級性質和社會主義方向。因此，抓好“黨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仍然是擺在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一項艱巨而偉大的戰略任務。無數事實 表明，黨對思想政治工作的領導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思想政治工作既獲得了豐富的成功經驗，又有失敗的教訓。“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面對新時期客觀環境的改變、形勢任務的變化、工作對象的轉變，為了使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更大的勝利，我們必須繼續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繼承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傳統方式的基礎上，大膽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發展的新模式、新方法、新途徑，進而使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夠在市場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戰下勇往直前。

［參 考 文 獻］

［1］張蔚平: 《新編思想政治工作概論》(修訂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 年版，第 2 頁。

［2］［6］《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368、106頁。

［3］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 《科學發展觀學習讀本》，學習出版社，2006 年版。

［4］陳萬柏、張耀燦: 《思想政治教育學原理》(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17 頁。［5］《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22 頁。

第三篇：關于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歷史經驗

學習黨的基本歷史經驗，創造幸福的生活

（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1921-2011）

理論是一面旗幟。掌握了正確的理論，是一個工人階級政黨成熟的主要標志。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并在革命勝利后長期執政，關鍵就在于有一個正確的理論指導。

90年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什么時候密切聯系群眾，為人民服務做得好，黨的事業就發展、就勝利前進；什么時候脫離群眾，辦了不利于人民的事情，黨的事業就遭受挫折甚至失敗。

中國共產黨要完成國家和民族賦予的偉大歷史任務，得到人民的擁護和信任，首先要把自身建設好，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黨。

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90年的歷程，稱得上一個老黨，但依然充滿青春活力、朝氣蓬勃，強有力地領導著一個13億多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滿懷信心地闊步前進。在當今世界社會主義處于低潮、許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失去執政地位的情況下，這是一個備受關注的歷史現象。

要深刻理解這一歷史現象，最好是研究一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中國共產黨在90年的征程中，不知道遇到過多少艱難困苦和挑戰考驗，遭受過多少失敗和挫折。但是，這一切都被一個一個地克服了、戰勝了。歷經磨難和曲折，中國共產黨從失敗走向勝利、又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極為豐富，有非常珍貴的成功經驗，又有十分慘痛的失敗教訓。中國共產黨善于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思想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肯定成績，糾正錯誤，記取教訓，并把它們提升到思想理論高度，教育全黨，取得共識，形成合力，步調一致地沿著正確的方向繼續前進；絕不因為犯過嚴重錯誤而全盤自我否定，也絕不因為取得偉大勝利而固步自封。

中國共產黨90年間積累的豐富經驗是一筆巨大財富，把它們總結起來會給黨以巨大的推動力。對于黨的豐富經驗，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列出若干條，但最重要、最根本的有以下三條，其中每一條都關系黨的興衰成敗和生死存亡。

必須有一個正確的理論指導

理論是一面旗幟。掌握了正確的理論，是一個工人階級政黨成熟的主要標志。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取得革命勝利并在革命勝利后長期執政，關鍵就在于有一個正確的理論指導。這個理論，不是什么別的理論、什么別的主義如民主社會主

義等，而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即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個理論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在中國共產黨內，第一個提出這一思想原則并付諸實踐的是毛澤東同志。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產生的兩大理論成果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一脈相承而又不斷發展，是推動中國歷史車輪不斷向前的思想力量。有了毛澤東思想，才有中國革命的勝利。與中國共產黨差不多同時成立的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其中不少至今還沒有取得革命的勝利，就主觀條件來說，主要就是沒有形成符合本國實際情況、有著明確奮斗目標、能夠凝聚全黨力量的正確理論指導。這是一個鮮明的歷史對照。到了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剛從“文化大革命”的內亂中走出來，“中國向何處去”又到了一個歷史的關節點。鄧小平同志總結歷史經驗，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逐步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鄧小平理論經過豐富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相繼提出，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指導下，中國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條件下實現了令世人驚奇的大發展大繁榮，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背棄馬克思主義，采取錯誤的理論為指導，結果紛紛失去執政地位，有的連國家都解體了。這又是一個鮮明的歷史對照。

正確的理論來之不易。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都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在同各種錯誤傾向的斗爭中，在總結正反兩方面的經驗中，集中全黨的智慧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反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的傾向；另一方面，反對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傾向。對于正確理論的形成來說，正面的經驗是重要的，反面的經驗同樣是重要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后者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前者。毛澤東同志說過：在民主革命時期，“沒有兩次勝利和兩次失敗的比較，還沒有充分的經驗，還不能充分認識中國革命的規律。”鄧小平同志在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后也曾說過：“我們現在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制定的。歷史上成功的經驗是寶貴財富，錯誤的經驗、失敗的經驗也是寶貴財富。”他甚至說：“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訓。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

理論來源于實踐，又必須隨著實踐的發展和時代的前進而發展。這就是與時俱進。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在這里。用毛澤東同志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是空前而不絕后”。在發展理論的過程中，需要借鑒外國的實踐經驗，學習和吸收人類創造的、包括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是，借鑒和學習一定要適合中國的國情。不研究中國的特點，不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硬搬外國的東西，不但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反而有害。在這件事情上，我們黨在歷史上曾經吃過大虧，有過沉痛教訓。

理論要發展，就一定要創新。所謂理論創新，就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實踐創新作出理論概括。這不是從理論到理論，不是只在詞句上變花樣，而是從把實踐經驗提升到理論。同時，理論正確與否，最終要由實踐來檢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已經被證明是符合中國實際的，是強國富民、振興中華的正確理論。

馬克思主義是先進的科學理論，雖然它的某些具體結論隨著時間的推移會過時，但它的基本原理、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不會過時的。在我國，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文化可以有多樣性，指導思想不能多元化。如果用其他的什么思想、學說去代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那就是歷史的倒退。

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肩負起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兩大歷史任務。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代表的是中國人民和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早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明確指出：“共產黨人決不將自己觀點束縛于一階級與一時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熱忱地關心全國全民族的利害，并且關心其永久的利害。”“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

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由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和價值觀所決定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源泉。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夠從只有幾十個人的小政黨發展成為擁有7700多萬黨員、領導著13多億人民的執政大黨？靠的是人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為什么能夠憑著小米加步槍打敗由美國武裝起來的800萬國民黨軍隊？靠的是人民。曾經十分落后的古老中國為什么能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用60多年時間發展成為經濟總量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靠的是人民。離開人民的支持，就一事無成。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中國共產黨已經深深地扎根在中國人民之中，同中國人民同甘苦共命運，建立了不可分離的血肉聯系。我們決不應當忘記，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勞動人民在各個歷史時期對黨的支持，甚至用自己的生命來捍衛黨的事業。90年的歷史清楚地告訴我們，什么時候密切聯系群眾，為人民服務做得好，黨的事業就發展，就勝利前進；什么時候脫離群眾，辦了不利于人民的事情，黨的事業就遭受挫折甚至失敗。英國元帥蒙哥馬利1960年訪問中國后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同毛的會談》中這樣說：“毛澤東的哲學非常簡單，就是人民起決定作用。”他說得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奉行的哲學。

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集中體現在黨的政策上。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黨的政策好不好，對不對，要看群眾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這就是說，黨的政策必須符合群眾的愿望、需求、意見和現實的情況。要了解群眾的真實情況，就必須深入群眾、深入基層，放下架子，同群眾打成一片，做系統細致而不是浮光掠影、走馬觀花的調查研究；把從

調查中得到的大量材料加以分析研究，集中起來，形成政策，再把政策貫徹到群眾中，在實踐中檢驗政策是否符合實際，是否符合群眾的意愿。如此往復循環，政策便逐步完善起來。這就是我們黨歷來倡導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路線。現在大家不是在談論民主嗎？民主應該是絕大多數人的民主，而黨的群眾路線就是最可靠、最實在、最能反映民意的民主。

中國共產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要落實到每個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的實際行動中，真正為老百姓辦實事，解決老百姓的實際問題，讓老百姓得到實惠。胡錦濤同志強調：“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誠傾聽群眾呼聲，真實反映群眾愿望，真情關心群眾疾苦，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著力解決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中國共產黨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又是人民群眾的領導者。領導者有一個教育群眾的責任，即用先進的思想、先進的文化、正確的輿論去引導、影響、啟發群眾，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和境界。這是關乎提高整個民族素質的大問題，具有長遠的意義，切不可等閑視之。在我們的工作中，自以為是，對群眾采取命令主義的態度是錯誤的，必須反對；對群眾采取尾巴主義的態度，甚至迎合群眾中低俗的、愚昧落后的東西也是錯誤的，也必須反對。

中國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以后，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面臨著新的嚴峻考驗。在一些黨員干部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淡忘了，脫離群眾的現象增多了，甚至出現了以權謀私、貪贓枉法、違法亂紀、生活腐化等腐敗現象，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這雖是局部的現象，但決不能有絲毫忽視。針對這種情況，江澤民同志尖銳指出：“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一個政權也好，一個政黨也好，其前途與命運最終取決于人心向背，不能贏得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就必然垮臺。”正所謂人心向背決定一切。在這個問題上，黨中央始終保持高度警惕，再三提醒全黨要居安思危，要有憂患意識，并采取各種辦法教育黨員干部，用嚴格的紀律與制度規范和管理黨員干部的行為，不斷加強反腐倡廉的力度。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執政為民”的執政理念，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繼承和實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堅持不懈地抓好黨的自身建設

中國共產黨要完成國家和民族賦予的偉大歷史任務，得到人民的擁護和信任，首先要把自身建設好，成為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黨。黨的建設包括思想、組織、作風、制度、反腐倡廉等多個方面。這里著重就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談一些看法。

把思想建設放在第一位，是黨的建設的一條重要經驗。這是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建黨學說的創造性發展。加強黨的思想建設，古田會議開了先河，延安整風是一次重大實踐。通過延安整風，全黨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

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統一這個基本方向，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延安整風為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全國革命勝利，從思想上奠定了基礎。它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對黨的建設所起的積極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進行撥亂反正，首先就是從思想上進行撥亂反正，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接著，在全黨興起學習鄧小平著作高潮，把全黨思想統一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上，開創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們黨又先后開展了一系列學習活動，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回顧從古田會議提出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到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這80多年間我們黨始終把思想建設放到頭等重要的地位。

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堅定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是一個非常突出、非常現實的問題。早在1942年，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不僅組織上入黨而且要思想上入黨的問題。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同志又多次提出做合格的共產黨員的問題。到2001年，江澤民同志再次提出不僅要組織上入黨而且要思想上入黨的問題。這應當引起全黨特別是各級黨組織的高度重視。

黨的正確思想總是在同各種錯誤思想和傾向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我們黨強調以正面教育為主，同時也不放松對錯誤思想傾向的批評。這一點十分重要。有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長期忽視黨內的思想教育，聽任各種錯誤思潮自由泛濫，搞亂了思想，渙散了組織，最終垮臺，教訓是十分深刻的。

黨在思想上的統一需要有組織上、制度上的保證，這個制度就是民主集中制。在慶祝建黨70周年的時候，江澤民同志曾這樣說過：“我們這樣一個有五千萬黨員的大黨，靠什么組織起來并具有強大力量呢？很重要的是靠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削弱和否定它，就會損害黨的戰斗力，以至瓦解黨的組織。”

實行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是處理好民主和集中的關系。民主和集中是統一的，就是在充分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實行正確的集中，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就是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獨斷專行；只有民主沒有集中，就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各行其是，就會造成無政府主義泛濫。民主是基礎、是前提，把民主集中制說成是“集中制”而加以否定，顯然是不對的。實行民主集中制也是實現決策科學化、民主化的制度保證。

在實行民主集中制這個問題上，我們黨是有過教訓的。哪個時期民主集中制貫徹執行得好，黨的事業就興旺發達，就前進得比較順利，遇到了困難也比較容易克服，黨內生活就生動活潑；哪個時期違反甚至破壞了民主集中制，黨內生活就很不正常，不能形成真正的全黨一致，黨的事業就遭受挫折甚至發生倒退。不

能因為黨在民主集中制問題上犯過錯誤，給黨的事業造成過損失，就否定民主集中制。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恰恰證明了民主集中制的正確性和必要性。

抓好黨的基層組織建設，是黨的建設中又一個重要問題。從毛澤東同志提出支部建在連上，這個制度就一直延續下來了。這是我們黨所特有的一個組織優勢。基層組織是黨的基礎，是黨聯系廣大人民群眾的關鍵環節，黨的政策都要通過基層組織貫徹到實際工作中。一個基層組織就是一個戰斗堡壘，就是團結和凝聚一個地方、一個單位廣大群眾的核心力量。人們還記得，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鎮頃刻間變為一片廢墟。就在這片廢墟上，映秀鎮黨委的牌子掛出來了，讓受災群眾立刻感到有了依靠、有了希望、有了信心。鎮黨委及其成員成了群眾的主心骨、貼心人，他們帶領群眾堅持戰斗在救災的第一線。類似這樣的事例是很多的，說明了黨的基層組織在群眾心目中占有多么重的分量。基層組織的狀況，直接關系黨的執政基礎牢靠不牢靠。當前正在進行的創先爭優活動，就是為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而采取的一個重要舉措。

中國共產黨執政60多年，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我國國民經濟大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政治社會穩定，民族團結，人民是滿意的。但是，新的問題、新的矛盾不斷凸顯，而且我們所面臨的是一個復雜多變、并不太平的國際環境。客觀形勢向我們黨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始終保持和不斷發展黨的先進性，就成為黨的建設中一個根本性問題。

作為一名高校大學生，我們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牢記黨的歷史經驗，不斷地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與時俱進；在實踐中追求真理，培養自己創新思維，為將來工作和幸福生活而奮斗。同時，我們要有危機意識感，明白時代的歷史任務，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奮斗。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們要緊緊地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深入理解人民群眾，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奮斗！

第四篇：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年的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年的歷史經驗

我黨之所以能夠具備將全體中國人民團結起來的強大凝聚力，九十年來仍然能夠保持著旺盛的生機與蓬勃的朝氣，這與我黨善于總結、吸取經驗的優良傳統密不可分。回顧中國共產黨走過的九十年光輝歷程，可以得出的歷史經驗主要體現于“變”與“不變”的辨證統一，“變”中有“不變”，“不變”中有“變”。

第一，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國共產黨始終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把握時代脈搏，在重大歷史節點，始終能夠以自身的調整與變革，積極應對國內與世界格局的變化帶來的挑戰，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這是中國共產黨通過長期實踐，得出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這也是我黨永葆青春活力的一條重要原因。

一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能夠正確的學習、應用馬克思主義，創造性的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具體革命相結合，走出一條“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使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毛澤東根據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明確提出，我們不是為了單純地學理論而去學理論，而是“為了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策略問題而到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那里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毛澤東多次談到《共產黨宣言》對于他的影響，在各個歷史時期，他都強調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樹立階級斗爭的觀點，強調要建立、發展和保衛人民的武裝力量，強調槍桿子里面出政權。從“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到二萬五千里長征的驚世壯舉；從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到召開首屆新政協會議。中國共產黨老一輩革命家求新求變的政治理念，高瞻遠矚的戰略眼光和卓爾不群的政治智慧，體現于中國革命史上的每一個重大時期，在歷史的星空中煥發璀璨光輝，時至今日仍然歷久彌新，催人奮進。

二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精髓，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戰略思想運用于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各個時期，逐漸找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增強了我國的綜合國力，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

20世紀30年代，在黨內存在兩種不同的態度。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者，把馬列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看不到中國革命的獨特國情，把俄國革命的道路和革命戰爭的規律生硬地搬到中國，結果導致蘇區的喪失，黨和紅軍的力量受到空前打擊。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科學命題，提出馬克思主義要有中國特性問題；20世紀40年代初，他又賦予了“實事求是”這個古老命題以新的含義，進而使其成為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中國化表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順應時代潮流，深刻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特別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大膽打破既有政治模式，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等方面進行了全新的嘗試、探索，在黨內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將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土來，做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從此，中國迎來了改革與發展的春天。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將科學發展觀作為黨的重大戰略思想，全黨上下求真務實，真抓實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出臺了一系列新政策，采用了一系列新辦法，初步解決了一系列發展過程中積累的突出矛盾與問題，為我黨領導全國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打下了扎實基礎。通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黨探索、總結出一套順應時代特征、適合中國國情的執政、發展經驗，為我黨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變鋪平了道路。

三是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能夠不斷解答不同時代的重大問題，實現了兩次歷史性飛躍，產生了兩大理論成果。這是確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觀的一條寶貴經驗。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是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行動指南。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只有正確運用于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發展才具有強大的生命力。黨的歷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形成了兩大理論體系，即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兩大理論體系，是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既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思想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實踐經驗。正因為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指導，中國共產黨才能帶領人民戰勝一切艱難挫折，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實踐經驗與集體智慧的偉大結晶，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思想的最好繼承和創造性發展，為開創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嶄新局面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二，建黨九十年來，中國共產黨轉變的是觀念，轉變的是策略，轉變的是角色，而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優良作風、統一戰線法寶、“黨要管黨”的原則和從嚴治黨的方針卻始終如一。這就是我黨“不變”的歷史經驗。

一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變。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的根本宗旨。從黨的奮斗歷程可以看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黨建立以來始終堅持的根本宗旨，是中國共產黨的本質特征，是黨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中始終堅持的一貫思想和實踐。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備團戰士張思德在陜北安塞縣山中燒炭時，因炭窯崩塌而犧牲。9月8日，毛澤東同志在為張思德召開的追悼會上發表了著名的《為人民服務》的講演，提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個內容博大精深的命題，把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和共產黨人的人生觀、道德觀、黨性融為一體。從此，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成為千千萬萬共產黨人的座右銘。雷鋒說過：“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他正是以這種革命的“螺絲釘”精神，成為一代青年的楷模。

黨九十多年來的一切奮斗，歸根到底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實踐，都是為最廣大人民謀利益的實踐。特別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今天，尤其需要廣大黨員和干部牢記黨的宗旨，開拓創新，與時俱進，清政廉潔，真抓實干，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我們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

二是黨的優良作風不變。

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是指理論聯系實際、緊密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作風。黨的三大優良作風，是毛澤東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做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總結概括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特別是延安整風運動中形成的全黨統一的優良作風，是我們黨同其他政黨相區別的顯著標志，三大優良作風是中國共產黨奪取革命勝利的根本保證，是中國共產黨鞏固執政黨地位的重要法寶。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最大優勢就是密切聯系群眾，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在戰爭年代，革命先烈拋頭顱、灑熱血，為的是革命勝利，讓自己的祖國不再積貧積弱，讓中國人民不再受列強欺凌。正因為共產黨人與人民群

眾的血肉聯系，使我黨獲得了人民的真心擁護，使我黨最終戰勝國民黨反動派，建立起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建國后，中國共產黨人繼續保持艱苦奮斗、謙虛謹慎的作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共同奮斗，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初步建設起一個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國家。盡管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曾走過彎路，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這為后來的共產黨人樹起了一面鏡子，編寫了一本“反面教材”。可以說，如果沒有這面鏡子，沒有這本“反面教材”，就不一定會有日后的改革開放，今天的中國，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種樣子。

今天，全黨同志必須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群眾觀和黨的群眾路線，把宗旨教育、當好公仆、勤政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作為終生的修養課題，時刻想人民群眾之所想，急人民群眾之所急，解人民群眾之所憂，辦人民群眾之所盼，把人民滿意不滿意、贊成不贊成、擁護不擁護、答應不答應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全心全意地、扎扎實實地為人民群眾做好事、辦實事、解難事，做到為官一任，興一方經濟，建一方文明、富一方百姓，獻一方熱血。

三是統一戰線法寶不變。

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奪取一個勝利又一個勝利的法寶。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從工人罷工血腥的斗爭中汲取教訓，提出了實現國共第一次合作的主張，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抗日戰爭時期，黨又適時地提出建立廣泛的愛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確主張，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與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高舉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旗幟，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大大推進了祖國統一大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步伐。歷史一再證明，團結才能調動各方面的力量，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戰勝一切艱難困苦，不斷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

四是“黨要管黨”的原則和從嚴治黨的方針不變。

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和黨中央反復強調要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不要在黨內出特權階層。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堅持把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同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結合起來。面對改革開放不久黨內腐敗現象逐步增多的問題，鄧小平告誡全黨，“這股風來的很猛。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歪風，那么，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按照鄧小平提出的“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的重要思想，采取一系列重要舉措聚精會神抓黨的建設，堅持“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方針，黨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得到新的提高。

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大力推進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努力倡導弘揚優良傳統作風，帶頭樹立為民、務實、清廉形象，嚴厲懲治腐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能不能成功地解決黨內監督問題，尤其是對高中級干部的監督問題，是加強黨的建設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哪個地方、部門什么時候黨內監督工作抓得比較緊，民主集中制執行得比較好，個人專斷、濫用職權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情況就比較少，消極腐敗現象也會受到抑制。反之，監督工作薄弱，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壞，權力被濫用而又得不到制止，往往就會出問題，甚至出大問題。事實再次告訴我們：越是改革開放，越要加強和健全黨內監督；越是領導機關、領導干部，越要有嚴格的黨內監督。

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改變了歷史。撫今追昔，展望未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必將發奮圖強，迎難而上，克服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風險與挑戰，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從輝煌步入新的輝煌！

第五篇：中國共產黨對待農民的若干歷史經驗

中國共產黨對待農民的若干歷史經驗

歷史上，我們黨曾經被共產國際看成是“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意思是我們的馬克思主義“不正統”，然而，就是這“山溝里的馬克思主義”最終奪取了國家政權成為執政黨，這是什么道理?在當代，我國在快速工業化時期既沒有發生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嚴重的階級壓迫和斗爭，也沒有出現一些發展中國家劇烈的社會分化和動蕩，這又是為何?可以說，兩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應歸因于我們黨對待農民的科學態度，因為這兩個問題的實質都在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對執政黨的政策是否答應、贊成和擁護。那么，我們黨又是怎樣對待農民的呢?概括地說，就是審時度勢、順應潮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通過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來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緊緊依靠最廣大的農民群眾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具體來看，至少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肯定農民在革命、建設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按照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雖然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天然同盟者和后備軍，但他們畢竟屬于小私有者，是封建生產方式的殘余，與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工人階級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而且，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發展，使得以小生產為生存基礎的農民，“同過了時的生產方式的任何殘余一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滅亡”。這就是說，“農民不是社會主義者”。然而，在一個小農占絕對優勢的落后國家，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同農民妥協才能拯救社會主義。筆者認為，雖然農民不能算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如果對此形而上學地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在實踐中不顧國情制定出消極看待農民的“妥協”政策。事實也是如此，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前蘇聯在許多時候并不是正面看待農民，而是過多地強調農民作為小私有者的消極面。或許對蘇聯而言，既然農民作為封建生產方式的殘余是最終要被剝奪而走向滅亡的，那么，與其讓資本主義剝奪就不如由社會主義剝奪，所以蘇聯采取剝奪農民促進工業化的政策也就順理成章了。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更為嚴重的是，在一個落后國家農民往往占絕大多數，這種做法只會激化他們與執政黨的矛盾，從而導致工農聯盟的政治基礎不穩，最終在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釀成垮臺的結局。

與前蘇聯黨不同的是，我們黨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取得了革命和建設的輝煌成就，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眾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內因可以歸結于陳獨秀的右傾教條主義解除工農武裝，特別是拋棄了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后來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也是消極看待農民，看不到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在革命中的關鍵作用，結果使中國革命遭受了嚴重損失。解放后，在人民公社初期許多地方吹過“共產風”，搞過“一平二調”，以共產主義名義剝奪農民，但實踐還證明人民公社并不適合農村實際，導致糧食供應長期短缺。改革初期，我們黨順應農民意愿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制，充分發揮他們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使農業實現了第一次飛躍，農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農村開始了史無前例的現代化進程，由此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城市改革進程。但在隨后的一個時期，或許是由于農業的高土地產出率帶來的糧食供應由短缺走向過剩，使我們在關注工業化、城市化建設的同時忽視了廣大農民的生存和發展狀態，以為聯產承包是解決農村一切問題的良藥，農村問題可以由農民自己來解決。在廣大農民被政策淡忘的背后，三農問題也逐漸顯現和暴露出來，并引起全社會的強烈關注。有鑒于此，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領導集體比過去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三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要作用，針對如何解決三農問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針、新舉措，將我們黨的農業、農村、農民工作推進到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

歷史反復證明了一個道理：由于農民在人數上占絕對優勢，中國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他們的支持、援助和參與，就將一事無成。所以，雖然我們黨也承認農民是小私有者，存在著守舊、自私等思想缺陷，但總起來說，總是正面看待他們，密切聯系他們，通過啟發他們的政治覺悟以及在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教育他們，不僅把他們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軍，而且把他們當作是革命的主力軍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主要力量。正因為如此，我們黨與農民在根本上是血肉相連的，廣大農民對黨是支持和擁護的，這也是黨的事業得以不斷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礎。正如《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的：“在革命、建設、改革各個歷史時期，我們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我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始終高度重視、認真對待、著力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成功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道路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道路。”同時也表明：一個善于從失誤、挫折甚至失敗中總結和汲取經驗教訓的政黨，必定會受人民群眾擁護、愛戴而日益發展壯大。

二、對不同地區的不同農民采取不同的策略

應該說，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立體考察農民是從恩格斯開始的。他把農民分成小農、中農、大農三種類型，把對小農的態度看作是解決整個農民問題的立足點，強調必須把勞動農民和占有雇工剩余價值的農民嚴格區分開來，指出勞動農民，即農業工人、不剝削他人勞動的小農，是工業無產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制度斗爭中的天然同盟者。我們黨繼承和發展了恩格斯的這一思想，特別是在革命時期，不是平面觀察農民、用一個籠統的政策來對待所有地方的所有農民，而是立體考察農民，針對不同地區和農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及其變化加以分類和區別對待，使群眾感到既合情又合理。比如在土改中，就是按解放先后將農村分為老區、半老區、新區三種，按土地占有多少和富裕程度把農村人口分成地主、富農、中農、貧雇農四類，在不同地區針對農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分別采取不同的政策，把貧雇農作為依靠力量，并且注意不侵犯中農利益。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在領導蘇皖邊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出，“中間不動兩頭平”，“在土地改革中應保證被拿出土地來的人口不要超過全鄉總人口的10％”。同時明確土改的中心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期間，由于我們黨對待農民的態度科學，且政策又細致、周到、徹底，符合實際、順

應民心，因而非常順利地完成了幾千年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場社會變革。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如果還是沿用階級分析的觀點來考察農民則是不合適的，對此，我們有深刻的歷史教訓。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點，我們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順應農民意愿，在農村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業實現了第一次飛躍。而農村改革的中心，是在集體所有制的框架內對土地經營形式進行變革，這種變革又以“土地均分”為前提，客觀上也使得階級分析沒有存在的基礎。但是，立體考察農民是我們黨的傳統，是我們黨的歷史和理論執政資源，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我們都不應該籠統地看待農民，用一個籠統的政策對待所有地方的所有農民，而應該立體考察、區別對待。筆者認為，在當前統籌城鄉發展的進程中，在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渡時期，可以按發展程度將全國農村地區分為發達、欠發達、不發達三種，按離農程度把農村居民分為非農人口、半非農人口、農業人口三類，取消農民工的稱呼，針對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農村人口采取不同政策來加速農民的非農化進程。比如，對于發達地區農村的非農人口，應劃歸城市人口并給予市民待遇，使他們不再是農民；對于欠發達地區農村的半非農人口，應鼓勵他們向“兩極化”——離農和專農的方向發展；對于不發達地區農村的農業人口，則可分兩步走：第一步是鼓勵農民兼業化，促進農民的非農分化趨勢，第二步是鼓勵他們向離農和專農的“兩極化”方向發展，等等。總之，立體考察農民是我們黨對待農民的寶貴經驗，應該在新形勢下將其發揚光大。

三、統籌兼顧農民的利益

統籌兼顧的思想源自于革命時期我們黨為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而采取的靈活、科學的政策，特別是在革命的不同時期實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時期，我們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同國民黨建立抗日戰線和團結一切抗日人士，我們黨主動把以前的沒收地主土地分給農民的政策，改為減租減息的政策；解放戰爭時期，也是由于國內基本矛盾發生了變化，而農民又迫切要求土地，我們就及時地作出決定，由減租減息改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總之，我們黨在革命時期采取統籌兼顧的方針，目的就是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以對付最主要的敵人。

解放后，由于經濟文化落后，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并由此鞏固政權，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怎樣多快好省地發展生產力。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這就需要大量的資金、資源、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舉目向外，帝國主義對新生的紅色政權圍困封鎖、虎視眈眈；蘇聯又在這個時候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怎么辦?曾經浴血奮戰而又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人再一次發出歷史的強音：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就這樣，為工業化提供資金和資源的任務，就責無旁貸地落在本就落后、蕭條、貧困的農業、農村和農民身上，農業哺育工業、農村支持城市也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成為貫穿我國政治、經濟生活的一條主線。既要推進工業化、建設城市，又要發展農業生產、建設農村，當時確實很難兼顧，問題的關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兼顧好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為此，毛澤東同志以蘇聯為鑒，提出了許多富有創見性的思想：“這里所說的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做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這是一個什么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等等。后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們雖然認識到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必須兼顧農民利益，但由于對國內外形勢的錯誤判斷，黨的工作重心并沒有放在發展生產力上。農村改革初期，聯產承包的推行兼顧了農民的利益，農業實現了大發展，由此也推動了工業和城市的改革發展。但隨著城市改革的深入，工農業之間的比較利益差距不斷擴大，如果沒有政策的進一步統籌兼顧，農民是很難跟上現代化步伐的。中央領導集體高瞻遠矚，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戰略方針，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了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及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戰略舉措和戰略決策。隨著一系列得力政策和措施的陸續出臺，三農問題邁入了新一輪歷史機遇期。

可見，我們黨的統籌兼顧思想被當代中央領導集體繼承并發揚光大了，成為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成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銳利武器。正如胡錦濤同志指出的：“統籌兼顧是我們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治國理政的重要歷史經驗，是我們處理各方面矛盾和問題必須堅持的重大戰略方針，也是我們黨一貫堅持的科學有效的工作方法。”“只有堅持統籌兼顧，我們才能真正處理好我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的改革發展穩定問題，真正處理好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問題，真正把全體人民和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為推進黨和國家事業形成廣泛共識、積聚強大力量。”

四、真誠幫助農民

我國能平穩渡過20世紀80年代的政治**，并且在當前危機四伏的國際環境中不斷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迷人魅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黨與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關系歷來

是好的，黨和政府是真心為他們謀利的。這首先要歸結于我們黨有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其次，要歸結于歷史傳承。由于我們黨同農民共同經歷了長期艱苦卓絕的革命戰爭的洗禮，農民對中國共產黨有一種天然的情感認同，特別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國初期，他們對黨的號召是發自內心的擁護和響應的。當然，農民也是講求實際的，他們不會輕易相信淺嘗輒止的幫助，他們看重的就是眼前實實在在的利益。亨廷頓也認為：“農民的目標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質生活和勞動條件。”。這可能是全世界農民的共有特征。對此，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切記不要以為我們幫助了一下農民，農民就會相信我們。”。這是對農民心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時也是告誡全黨，要真誠幫助農民，深刻懂得農民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來，黨和政府針對三農問題出臺了一系列真誠幫助農民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農業稅、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擴大公共財政的覆蓋范圍、加大對“三農”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廣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事業、建立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等。統計表明，2008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投入為5955億元，比上年增長37.9％，其中糧食補貼、農資綜合補貼、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達1030億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三次較大幅度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提價幅度超過20％；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人口為8.14億，參合率為91.5％。農民種田不僅不用交稅，而且還可以得到許多看得見的好處和實惠，雖然基于國力和農

民基數龐大的限制，這些與歐美農民相比是杯水車薪，但樸實善良的中國農民深深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真誠關懷，我國三農發展的被動局面迅速得到扭轉，面貌為之一新。

五、緊緊依靠農民

我們的革命是緊緊依靠農民取得勝利的。對此，我們黨與前蘇聯共產黨有相似之處，他們也是因為有了廣大農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所不同的是，他們奪取政權主要是依靠城市工人階級，而我們過去打仗主要是依靠農民。特別是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區有幾百萬農民報名參軍，近千萬民工支援前線。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們黨的土改政策滿足了農民渴望擁有土地的迫切要求，從而極大地激發了他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解放前，我國的土地占有是一種典型的封建結構，占鄉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農，擁有約70％－80％的土地，而占鄉村人口90％的農民卻只占有20％一30％的土地。而且，許多地方的地租額達到了田地總收入的60％以上，所需農具、肥料等生產資料投入卻由佃農負擔，佃戶辛勞耕作一年，好年成也只能得到總收入的10％－20％。殘酷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就是導致農民貧困和國家落后的總根源。到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改，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制度變革，廢除了延續幾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傳統社會理想。為什么在一個幾億人口的落后的農業大國能夠順利實現如此復雜深刻的社會變革?原因就是整個運動都是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建立在緊緊依靠和充分發動農民的基礎上，由農民自己動手推翻地主階級，自己分配土地，從而牢牢地鞏固了土改成果。

我們的改革同樣是緊緊依靠農民獲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的。1978年，我國農民每年生產的糧食約85％為農民自己消費，國家按規定價格收購的占15％，按議價收購的占5％，兩者加在一起也只占20％，其中還要向農村返銷6％左右。而農村人口仍然占全國人口的82.1％。這種狀況突出地說明：農村生產力發展極為遲緩，必須對農村生產關系作出重大調整。我們黨尊重農民意愿，積極引導和緊緊依靠農民，破除了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體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賦予了農民“生產自主權”，一舉實現了農業大發展，農民生活因此也有了很大改善。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糧食總產量先后跨上了7000億斤、8000億斤、9000億斤、10000億斤四個臺階，其他主要農產

品產量也大幅增長。同時，農民收入也持續較快增長，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長2999％，扣除價格因素的影響，實際增長634.4％。當然，我國農村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時，也積累了諸多問題：一是以家庭承包為核心的農村制度建設持續創新乏力，小農業與大市場的矛盾始終制約著農業的二次飛躍。二是農民持續增收困難，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三是各種資源加速在城市聚集，農村呈現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農”問題由此凸顯出來，成為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大疑難問題。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舉措，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從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路，到黨的十七大作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戰略決策，再到十七屆三中全會作出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要緊緊依靠廣大農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中央一系列會議的主題和精神大都是圍繞如何解決三農問題而展開的，足見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對這個問題的高度重視。

歷史表明，在我國這樣一個農民人數占優勢的國家，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改革，農民工作都非常重要。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看中國的變化，首先要看農村的變化，看中國的穩定，首先要看農村的穩定，因為它畢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