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網絡時代對調查性報道的影響及其反思--論文草稿

網絡時代對調查性報道的影響及其反思

1.調查性報道概念及其在中國的溯源 1.1調查性報道的發展歷史及其在中國起源

調查性報道起源于17世紀70年代的美國，最初是由揭丑性報道發展而來。周海燕的《調查性報道采訪與寫作》書中認為“報紙為了吸引讀者的注意力，開始對社會上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丑行進行揭露，包括政治活動的內幕、政府的貪污腐化、公司企業的營私舞弊行為、犯罪集團的活動等。”書得第2、3頁。之后在19世紀后半期，有了美國報業傳奇惹怒普利策掀起的揭露之風和20世紀初被稱為扒糞運動“的黑幕揭發運動。1972年《華盛頓郵報》的兩位年輕的記者羅伯特·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以一件普通的入室搶劫案件為線索，進行跟蹤調查而刊登的系列調查性報道最終導致了尼克松總統的辭職，這就是震驚世界的“水門事件“。”調查性報道的聲望在“水門事件”中達到了頂峰“1.《從“揭丑報道”到“水門事件”---論調查性報道在美國的興起》。調查性報道逐漸成為西方新聞界得主流報道主流。目前較為公認的調查行報道在中國的發展是在20世紀80年代初逐漸開始的。1980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同時披露了渤海二號油船翻沉的真相，引起了巨大反響。1994年，具有開創性意義的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開播。1996年中央電視臺新聞評論部推出了《新聞調查》欄目。在這一時期《南方周末》、《環球時報》、《新京報》、《中國青年報》等報紙的創辦和對調查性報道的重視。調查性報道在中國的影響正在逐漸擴大 由此誕生了一批以刊登調查性報道而著稱的報紙和調查性記者。1．2調查性報道的概念界定

調查性報道在世界的發展雖然已經有了一百多年的歷史，在中國也經過了將近二十年的發展。但關于調查性報道的定義還是一些歧義。在西方，調查性報道的定義從各個角度出發作出了各種不同的定義，如在西方調查性報道定義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以調查性報道的題材和報道對象來給調查行報道做定義，其中著名的有美國學者大衛·安德生和皮特·本杰明1975 年提出的“調查性報道就是報道那些被掩蓋的信息??是一種對國家官員行為的調查, 調查對象也包括腐化的政治家、政治組織、公司企業、慈善機構和外交機構以及經濟領域中的欺騙活動”2.穆冰《試論中國特色的調查性報道 《軍事記者》2003年第十期。但西方關于調查性報道的所有定義在關于調查性報道的主旨方面讀有著共同的認識。那就是調查性報道必須是揭露性的“某些人或者組織試圖掩蓋的新聞”3.美國研究專家Robert·W·Greece言。段勃發表在《當代傳播》2008年第5期的《調查性報道概念辨析》一文中對此作了綜合歸納。他認為調查性報道幾個必備的要件主要有：第一是關于調查性報道的題材。調查性報道的題材主要有兩個要素: 一是調查性報道的對象被一些個人和組織有意掩蓋, 需要調查記者經過系統、科學、認真的調查研究才能夠挖掘出真相;二是損害公眾的利益。

第二是要求調查性報道的采寫過程具備獨立性和原創性。西方的調查性報道要求在這一系列過程中都要體現獨立性和原創性。記者的報道如果是依賴于其他人或者組織的調查結果寫成的, 這條報道就不是純粹的調查性報道。正如1988 年獲得普利策新聞獎的美國記者威廉·C·蓋恩斯所說:“調查性報道是這樣一種作品: 他們是記者原創的作品, 而不是公共機構的調查報告;他們所提供的是沒有記者的進取精神就不能披露的信息, 他們對公眾具有重要意義。”③

第三, 這種報道社會影響巨大, 但是費時、耗力、花錢,記者有時候還要面臨巨大的危險。比如1972 年 “水門事件”《華盛頓郵報》為調查“水門事件”也付出了巨大代價, 報社股票一落千丈, 白宮不再給《華盛頓郵報》提供任何消息, 而是把這些消息提供給他們的競爭對手,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甚至還受到了種種恐嚇。

才能夠上文可以看出 西方眾多學者雖然對調查性報道的定義不同，但其對調查性報道的基本要件事存在一定共識的。但在中國情況卻又有所不同。中國不僅對調查性報道的定義各不相同，在對調查新報道的共同要件方面也存在著較大分歧。國內關于調查性報道的概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更多借鑒西方國家關于調查性報道的界定，認為調查性報道在報道題材和內容方面要以曝光和揭丑為中心，另一類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調查性報道定義。四川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的《新聞百科全書》對調查性報道是這樣規定的: 調查性新聞是指以新聞傳播媒介為主體, 記者為主要調查人員, 通過較一般采訪更加有針對性、專門性、專題性、系統性的調查研究活動而產生的新聞。這種新聞, 將上述調查研究結果更直接地轉化為新聞作品。有時, 直接在標題上標明屬某種調查性新聞。它具有較強的新聞性、針對性、指導性、參與性、政策性、接近性。它是調查性消息、調查報告、調查匯報、調查后記、調查附記等等的統

稱。《新聞傳播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175頁。段勃在《調查性報道概念辨析》一文中也同樣認為“在中國, 把調查性報道的題材嚴格定義為一種揭丑報道或者說一種批評報道是不符合實際的“我國學者對調查性報道的理解要比西方相對寬泛。

但在現實生活中，以揭丑為目的的調查性報道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較為廣泛。所以本文中所使用的調查性報道概念仍然界定為前者。2.網絡時代定義

2.1網絡時代概念及界定

鐘玉英 王舉興發表在2003年6月 成都理工大學學報上的<論網絡時代的社會控制與政府角色>一文中對網絡時代這樣定義：隨著電子計算機技術、通信技術的發展, 以及國際互聯網(Internet)的出現, 人類社會進入了以計算機網絡等高新技術應用為核心的信息網絡時代。我們將這種將網絡信息技術得到廣泛應用的時代稱為網絡時代。也有人將信息時代等同于網絡時代。網絡時代的發展是建立在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發展的基礎上的，目前互聯網已經進入了“Web2.0”時代2010年12月的北方工業大學學報中的《新網絡時代博客輿論導向研究》一文中將這一時代稱為新網絡時代，張哲在文中指出Web2.0, 它是相對Web1.0 的新的一類互聯網應用的統稱。Web1.0 的主要特點在于用戶通過瀏覽器獲取信息。Web2.0 則更注重用戶的交互作用, 用戶既是網站內容的瀏覽者, 也是網站內容的制造者在模式上由單純的“讀’向”寫”及 “共同建設” 發展;由被動地接收互聯網信息向主動創造互聯網信息發展。本文中所使用的網絡時代的概念是泛泛而談，但更側重于Web2.0時代。2.網絡時代對調查性報道的影響

。1948年美國政治學家拉斯韋爾在其發表的《傳播在社會中的結構與功能》一文中，提出了“5W”線性傳播模式。即誰（Who）→說什么（Says What）→通過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對誰（To whom）→取得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s），這一模式也被稱為拉斯韋爾模式。5W模式反應了傳播的基本過程，其他模式基本都是對他的衍生。拉斯維爾的5w模式后來形成了大眾傳播研究的五個主要領域，這就是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和效果研究。本文將從這五個主要方面對網絡時代多調查性報道的影響進行分析研究。2.1控制分析

網絡時代促使調查性報道的記者的職業發生變化，他改變了記者的條線化生存，改變了記者的自主化意識，改變了記者的生存方式。網絡時代對記者的個人素質要求提高。在過去，過去的調查性報道記者主要靠自己的筆桿子來寫出好的稿件，對其他方面的要求并不多，但在網絡時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蓬勃興起的新媒體, 具有全能傳播特點, 它集文字、聲音、圖像于一體, 覆蓋了傳統媒體擁有的所有傳播載體。因而調查性報道記者來說, 不僅筆頭要硬, 還要熟練掌握、應用各種傳播新技術, 會拍會寫, 自如進行文字、聲音、圖像的處理。還應掌握電子郵件博客等網絡時代的各種技術手段的應用，才能更好地在網絡化的媒體環境中實現調查性報道記者的職業價值。

2.1.1網絡時代改變了記者的采訪方式。調查性報道是一種以揭示真相為宗旨的報道方式，其采訪和普通報道方式不同，具有相對獨立、更加、投入較大以及更加復雜等特點。網絡時代的到來尤其是Web2.0為代表的技術手段的應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調查性記者的采訪方式。網絡時代擴大了記者獲取新聞線索的來源。一般來說新聞線索的來源一般都是記者 從自身或他人經歷，各種會議或者政府公布、熱線爆料等。隨著博客、微博等等博客具有自媒體的開放性自主性時效性交互性等特點, 而作為博客的衍生品, 微博又以發布門檻低(140 個字以內)與手機聯網、裂變傳播等特點受到熱捧。博客的出現使接近新聞事件核心現場的公眾更有可能利用網絡來披露原始信息,他們的所見所聞隨時可能成為媒體報道的新聞來源。調查性報道通常關注損害公眾利益的行為及社會問題, 而這類報道題材又因為比較敏感更可能受到各種力量的控制。在這種情況下,部分公眾出于維權需要可能利用博客來披露事件發生過程, 一些調查記者也習慣于報道過程或相關情況在博客上披露, 以吸引更多同行介入調查如20 7 年的廈門PX 事件中,媒體人連岳最先在自己的博客上對PX 項目進行評論,試圖吸引更多網民關注之后,他又持續在博客上發文, 以專業的知識引導網民,傳播冷靜堅定理智的聲音, 同時向外界披露該事件的進展當時,他的博客,是眾多媒體報道廈門PX 事件的重要信源

終結了于1982年開始實施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孫志剛事件”的報道《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這篇文章的最早線索也是從網絡上獲取到的。據文章作者陳鋒回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去“西祠胡同”的“桃花塢討論區 看到一位北京學傳媒的研究生說一個同學的同學，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廣州，家人正在四處奔波想弄明白原因。出于記者的職業習慣，陳鋒打電話與那位研究生聯系取得了孫志剛同學的聯系方式。后來幾經周折于2003年4月25日，《南方都市報》以《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為題，首次披露了孫志剛慘死事件。次日，全國各大媒體紛紛轉載此文，并開始追蹤報道，5月16日，許志永、俞江、騰彪等3名法學博士以普通中國公民名義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對《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這在新中國尚屬首次。2003年5月23日，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沈巋等5位法律學者，以中國公民的名義聯名致信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就孫志剛案成立特別調查組，對收容遣送制度提請啟動特別調查程2003年6月20日：《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公布；2003年8月1日：《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廢止。

2．1.2 網絡時代拓寬了記者的采訪渠道，更利于記者尋找知情人士。調查性報道的采訪過程中,往往需要尋找到盡可能多的 線人!通過不同類型不同性質的證據鏈建立關于新聞事件的完整邏輯但是,隱藏于真相背后的知情者,可能由于現實壓力而不愿站出來當面接受記者采訪,或者部分知情人士由于溝通渠道所限而無法及時找到記者20 6 年(21 世紀經濟報道?報道 漢芯造假案!為例, 記者楊琳樺曾經感慨道:借助博客論壇等網絡平臺的幫助, 調查范圍能無限延伸

她在發出關于此事件的第一篇報道后, 由于找不到新的知情人士而陷人短暫的僵局,于是在博客上轉貼了報道原文,公開個人聯系方式, 將個人博客改造成 主動求助!的平臺, 呼吁 漢芯造假案!的知情人士主動與她聯系不久,她的博客瀏覽量快速增長, 而其內容被大量轉帖到天涯未名空間等論壇, 之后出現的一些博客留言,對她把握調查方向起到了關鍵作用;通過博客主動聯系她的知情者, 也為后續采訪突破提供了重要幫助

2010年11月，記者鄧飛獲悉春城晚報記者黃興能在跟蹤調查宣威市癌癥村，拍下數百張照片，但原因還沒有定論。當晚，他在微博上貼出數張照片，并發出信息，稱“宣威市一些鄉村肺癌高發，但至今真相不明朗，我們將去調查肺癌高發謎團”。次日清晨，這些微博獲得數百次轉發、評論和私信：環保組織的人士愿意一起關注、跟進；學環保的大學生提供了美國國家環保局從遺傳基因角度做的調查論文；散布在外地的當地人批評說元兇是工業污染，還列舉了所有知曉的電廠、化工廠、焦煤廠和冶煉廠等；一位當地官員在私信中透露主要是當地功利性發展工業導致的結果……微博的“主動求援”讓記者獲得了廣泛而有價值的信源。鄧飛的錢案 2.1.3網路時代使記者由報道事件轉變為參與事件。

網絡在給調查性記者提供新聞線索拓寬采訪渠道的同時，也讓記者參與到了事件的后續發展之中。以彭高峰通過網絡尋找到自己失蹤三年的兒子彭文樂為例。2008年3月25日彭高峰的兒子在深圳被人抱走。隨后08年7月 記者鄧飛和楚天都市報記者陳杏蘭到深圳采訪彭高峰和孫海洋，隨后彭高峰跟隨鄧飛到廣西我們在廣西藤縣找到了賣孩子的家庭，寫下《南中國男童販賣鏈條》等三篇文章。2009年，中國有了微博后我就想著用微博來幫助他。在我完成在微博上直播“南昌機場女廁攻防戰”后，我第一次發了彭文樂的照片，我想借助我稍微高漲一點的人氣來幫助找到這個孩子。

每到過年過節，我都會轉發這張照片，告訴網友這個父親很痛苦，需要我們的幫助。而過年過節的時候，多在城市里的微博網友一般回到老家，可以幫助我們尋找。

筆者在鄧飛的新浪微博上看大從2010年9月27日開始在微博上發帖，大年初二鄧飛與彭高峰接到線索。初三 初三，我帶著新快報的記者尹輝到了--新快報比較重視微博打拐行動。但彭他們沒買到機票，初四買頭等艙機票才到徐州。初三晚上，我發了一條微博，說我們可能找到一個孩子我們已經確認是他了但不能打草驚蛇只能委婉說我在北方一城市。初四，我以家屬身份介入，因為我和彭默契，警察和我們一起分析了下案情。飯后，來自深圳市公安局刑偵支隊的朱隊長帶著公明分局的一個民警，匆匆趕去邳州市公安局，異地辦案需要走程序。在彭高峰尋找兒子這一事件的發展過程中 前一階段記者只是以報道者的身份來描述事件的發展，在鄧飛發出第一條微博之后，他就直接參與到了事件的發展過程中去了，后來更是親眼見證了父子相認的過程。而在該事件結束后，鄧飛又以第一人稱的口對尋子事件作了詳細報道。

網絡時代更有利于改變記者的生存環境，利于保護他們的人身安全。

第二篇：調查性報道

調查性報道

一、調查性報道的定義：

在屹立于潮頭的報刊和廣播電視新聞事業中，調查性報道是一個強有力的報道領域。調查性報道源于美國從未消亡的黑幕揭發傳統。20世紀60年代，調查性報道開始在美國長盛不衰，接著影響了世界許多國家。目前，調查性報道與解釋性報道、客觀性報道鼎足而立，成為美國新聞界以至整個西方新聞界的主流流派之一。在其它國家的新聞界，調查性報道也同樣受到公眾的歡迎。20世紀80年代，調查性報道來到中國，幾乎剛一出現就以自己特有的穿透力和影響力，成為中國新聞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毫不夸張地說，對調查性報道的重視已成為全球新聞界的主流。

關于調查性報道，我們首先要在理論上進行一定的闡述。對于什么是調查性報道，國內外很多學者以及一些新聞媒體都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和判斷，我們對此進行了搜集和整理。

（1）通過記者的調查，揭露某一社會集團企圖掩蓋的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隱私。（美國CBS《60分鐘》）。（2）對某人或某集團力圖保密的問題的報道，報道的事實必須是自己挖掘出來的。（美國《新聞日報》記者）。

（3）英國學者David Spark說，調查性報道就是尋找和收集被勢力掩蓋的事實，他收集的不是被提供好的、勿庸置疑的信息，而是被掩蓋的秘密。

（4）一般是報道某些人和某些組織試圖掩蓋的新聞，強調在調查性報道中調查和收集材料必須是記者的原創行為，而不是另一個人或另一個組織的調查行為，選題和采訪必須由新聞媒體獨立進行，調查性報道面對的是一個重要的事實，而對這個事實某些人或某些組織力圖使其保密。

（5）調查性報道以暴露或揭丑為核心，以社會的腐敗現象、犯罪政府官員的錯誤行為，內部新聞以被某些人企圖掩蓋的事實作為目標。它是新聞媒體相對獨立的、揭秘的深入的采訪活動，它比較費時，篇幅較長，經常以連續報道的形式出現。

二、調查性報道的題材選擇：

調查性報道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前期的選題策劃。調查性報道在選題上遵循的衡量標準有：重大性、公共性、獨家性和故事性。

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如災難性報道，對社會有極大危害、反常并帶有懸念的題材，對政府部門或者官員濫用公共權力的報道，對企業和政府管關系以及投資環境的報道等。公共性要求選題與公共利益相關、貼近公眾生活，如三農問題、城市生存狀況問題、有一定普遍性的社會問題等。獨家性強調通過記者獨立調查揭示出事實的真相。

主要有以下幾點：

1、有沒有真相？是不是有需要反證和澄清的事實？

2、這些事實有沒有關切度？你所調查的問題，老百姓是否關心？

3、這一事實有沒有價值？它是否反映出社會發展變革中的某些典型特征？

4、它是不是有區隔性？這樣的選題會不會同時也被其它欄目選中？

三、調查性報道采訪：

調查性報道是新聞報道中最復雜、最艱苦、難度最大的一種報道。調查性報道所調查的問題本身錯綜復雜、盤根錯節，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人力和物力；卷入報道的各方人士出于各種原因，或不愿意透露事實，或設置障礙，甚至故意散布假消息誤導記者，使記者的調查更加困難；此外，所調查的問題涉及權勢集團，他們往往更會以各種方式向媒介和記者施加壓力，阻礙調查的進行。記者在調查中必須遵守法律、社會道德及職業道德，不僅要結果正確，還要程序合理。

調查性新聞報道的艱巨性要求記者在精神上和體力上都有高度的韌性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在深入調查、揭發內幕的過程中，由于事實本身的復雜性，加上通常總會有人企圖掩蓋，調查性報道的問世往往會耗費幾個月或幾年時間。比如在著名的水門事件中，伯恩斯坦等記者在4個月中采訪了1000多人，每天工作12—18個小時。

調查性報道對記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一方面記者要獨立展開調查活動，挖掘隱藏在表面現象下的真相。另一方面還需要記者具備在艱苦條件下的工作能力及堅定的信念，此外，記者還要具有相當的分析能力、嗅覺靈敏、思維活躍。

從事調查性報道的記者必須有崇高的職業道德、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無私無畏的精神。而且要有扎實的采訪作風和采訪韌性。從事調查性報道的記者應該潔白而無可非議。調查性報道的揭秘性、挑戰性和記者決心披露事實真相、維護正義的激情使這種報道形式獨具魅力。毫無疑問，一個成功的調查性報道，記者的素質是絕頂重要的。一位研究者指出：“??所有美國優秀的調查報道都具有如下品質：對事實真相的渴望，強大的內驅力，精確的判斷力，果敢的決斷力，持久的忍耐力，豐富的想象力，正直感，對條理性的領悟力和一種基本的直取要害的知覺。”

主要有以下幾點：

1、質疑精神：記者要有懷疑一切的介入態度和打破砂鍋問到底的工作作風。質疑是他們的生存方式。

2、平衡意識：應該讓事件中沖突的各方和不同觀點的組織（群體）有同等的發言機會。

3、平等的視角：在調查記者面前，只有被調查者這一相同的身份，沒有尊卑貴賤之分。

4、平靜的心態：記者要多一份理性，少一份沖動，這會有助于你對事物作出更準確地判斷。

四、調查性報道的功能：

調查性報道是增強媒體公信力的有力保證。一個電視新聞媒體的權威性主要取決于在重大事件、熱點問題、新聞人物出現后，是否有記者的調查行為，記者能否依靠自己的采訪調查獲得更多的背景和細節、發現更多的事實和展示事實的角度。調查性報道往往是一個媒體的品牌形象。調查性報道是欄目的核心競爭力所在。因為其采訪調查的壓力、獲取事實的艱難，往往是對一個記者職業能力的最大挑戰；同時，還要有成熟穩定的制度、方法，以保障報道的成功制作播出，保護記者的安全、利益不受侵害。這種高標準抬高了調查性報道的涉入門檻，也成為欄目的獨特競爭資源。

五、在中國面臨困境與挑戰：

近年來，在改革開放和輿論監督的大旗下，中國的調查性報道明顯增多了，在主題上，它們的表現與西方調查性報道驚人的相似 ：二者都注重揭露政府官員的腐敗和社會上的罪惡，都力圖為公民們伸張正義和主持公正。中央電視臺節目《新聞調查》以前的定位語為：“新聞背后的新聞”，“正在發生的歷史”。具有“全球、全國人民關注的高關注度”“記者面對的是犯錯誤的人，是出了問題的人，是下了監獄的人??然而，對照嚴格的西方調查性報道的經典定義，人們會發現，中國的調查性新聞報道是軟化的。

這種軟化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調查性新聞多以報告文學形式出現，多發表在書刊上。

如前所述，中國的調查性新聞報道經常選擇具有文學色彩的報告文學題材，選擇時效性較差、風險較小的雜志書刊為載體，這是一種在形式上的軟化。在中國的特定環境下，它們趨利避害，尋找到了更為有利和寬松的發展空間。20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影響的調查性報道雖多出于新聞記者之手，但很多都發表在文學期刊或以書籍的形式出現，比如 ：全景表現1976年唐山大地震慘狀和內幕的《唐山大地震》（錢鋼），揭露由于人為破壞、生態失去平衡的《伐木者，醒來》（徐鋼）和《北京失去平衡》（沙青），揭露1956年廬山會議內幕的《烏托邦祭》（蘇曉康），揭露中共歷史冤案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還有暴露中國體育界弊病的《強國夢》和《兵敗漢城》（趙瑜），戴煌揭露政府內部某些腐敗的《權柄魔術師》、《在案層厚網的覆蓋下》等等。調查性報道的先鋒、作家趙瑜說，“調查性新聞報道在中國的角色和地位暴露出的更多的是尷尬和無奈，以至于一些記者和作家只能把調查報道這只脆弱的羊趕到文學小說的草原上去。”還有人戲言盧躍剛是堂吉訶德式的人物，苦苦地執著地與強勢群體較勁，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這像是一個略帶幾分苦澀的黑色幽默。

2.記者在調查活動中的獨立性弱化，深入報道受到局限。

西方調查性新聞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媒體相對獨立的調查”和“某些社會勢力企圖在調查活動中阻礙”。中國媒體的官方性質一方面為調查提供了便利的條件，另一方面使得中國的調查性報道帶上了“軟化”的烙印。

作為“黨和政府的喉舌”的中國媒體，具有官方性質，這就使得調查性新聞在進行時不可避免地帶有官方色彩，這個特征首先給記者的調查采訪活動帶來很大便利（在許多調查活動中，中國的媒體能得到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與此同時，記者調查的獨立性也大大減弱。此外，很多有新聞價值的事件往往是待其蓋棺定論之后再采訪，而不是新聞記者獨立觀察的結果，是記者根據有關方面的調查結果進行的再報道。

3.調查性報道的時間性嚴重滯后。

調查性報道與日常新聞報道不同，它往往與發生的事件有相當的距離，往往是事件在前，調查在后。調查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但中國的調查性新聞時間嚴重滯后，極端的例子比如錢剛的《唐山大地震》，在事情發生后的10年才披露了當時的真相，戴晴的《王實味、儲安平、梁漱溟》寫的都是幾十年前的陳冤。直到政府有關部門對歷史冤案有了明確認定之后才敢于下手。其他如蘇曉康的《烏托邦祭》等也是同樣的情況。當然，即使這樣的調查報道，依然可能充滿風險，與西方的經典案例相比，其中的距離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為時間滯后，記者在調查活動中受到的阻撓和壓制程度大大減弱，有時甚至可能沒有遭到任何壓制，新聞表現出一種相對軟化的趨勢。

4.調查性新聞的負面性弱化、正面因素加強。

中國現行的報道方針是以正面宣傳為主、負面報道為輔。這決定了以揭丑為宗旨的調查類新聞在新聞報道中只能占據很小的比重。盡管相對于80年代，中國的輿論環境已經大為寬松，媒體輿論監督的力度大為增加，但相對于人民對于正義和公正的呼喚還有距離。輿論監督呼聲很高的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其揭露性的報道還占不到節目的10％，以關注“正在發生的歷史”和“新聞背后的新聞”著稱的《新聞調查》真正的調查性報道作品也占很小的比例。

中國的傳媒在近年中涌現出相當數量的調查性報道，但其負面性有所減弱。許多揭露社會陰暗面的報道，經常在其中加入有關部門在處理事件時的良好態度、改革的決心等正面性、光明性的內容，使得報道的力度和深度趨于緩和。負面性的降低同時也導致調查性新聞出現一定程度的軟化。

六、疑問：

1調查性報道的“調查深度“如何評判？ 2調查性報道的傾向性問題。

七、參考資料：

葉子、李艷 《電視新聞》 2008.7 孫玉勝《.十年》P100 2003年8月版

徐國源 《論深度報道的結構模式》2003年4期《采編生活》 何勇：《由事物的邏輯到理性的邏輯———對電視新聞述評的思考》，《現代傳播》1998年3月。

穆冰《試論中國特色的調查性報道》中國新聞研究中心2003-11-21 賽納《的內容與樣式——2001年5月19日在開播五周年電視深度報道研討會上的演講》

余仁山《解密<新聞調查>》2008年5月1日

7094129 吳建昕

第三篇：揭露性報道對媒體的影響（定稿）

揭露性報道對媒體的影響

摘 要 從經營媒體的角度，而不是從常規的媒體責任和新聞人責任的角度來探討揭露性報道給媒體帶來的影響。論述了揭露性報道帶給媒體的正負兩方面的影響，闡述了處理揭露性報道應該把握的“度”，提出了媒體做揭露性報道時應遵循的原則。

關鍵詞 揭露性報道 經營媒體

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與此同時，中國的媒體也漸漸走上商業化與市場化的道路，開始注重“經營”，以接受市場的檢驗，爭取讀者眼球而非官方的完全滿意來維護媒體的發展與生存。中國媒體市場化的趨勢大約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媒體，包括主流媒體、都市類媒體紛紛效仿西方媒體的做法，改變中國媒體替官方進行宣傳的傳統定位，掀起了中國媒體的“扒糞運動”，這一改變的重要標志就是調查報道類欄目的爭相設置，媒體輿論監督職能較充分的發揮。如央視的《新聞調查》、《焦點訪談》，《財經》、《南方周末》等報刊雜志相關欄目的設置成功，使全國各類媒體群起跟之。可以說，在中國社會轉型期間，調查報道類新聞發揮著積極的作用，特別是在一些重大社會課題和弊案的揭弊作用，有時能夠引起官方的注意，甚至進行調查或調整相關政策。例如中央電視臺的《每周質量報道》就成為了中國民眾心目中媒體勇敢揭發黑心企業，替消費者維權的標志。

綜觀調查報道類新聞，其重頭戲在于揭露性或者批評性報道。所謂揭露性報道，“即深入揭露隱藏在公共機構、企業、社會等方面的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輿論監督。”最近幾年，由于揭露性報道的急劇增多，媒體出現了揭露性報道泛化的現象。一些媒體過度熱衷于尋求刺激性、聳動性的新聞題材，使得媒體市場化進程中出現了一些負面效應。本文暫且不論及媒體責任與新聞人責任的話題，而是從經營媒體的角度來探討揭露性報道正負兩方面的效應，然后試圖闡述處理揭露性報道應該把握的“度”以及媒體做揭露性報道時應遵循的原則。揭露性報道的正面效應

近年來，各類媒體上的揭露性報道越來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學術**、藥廠黑幕、礦難調查等。被愚弄的公眾憤怒了，紛紛用火藥味十足的語言在媒體上口誅筆伐，以圖用正義的吶喊重新喚起社會的誠信。事實證明，在社會責任的履行上，媒體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決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為凈化社會空氣、穩定社會經濟秩序、揭露打擊犯罪做出了應有的貢獻。在媒體市場化進程中，揭露性報道也發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主要表現在：首先，從讀者心理學來講，負面報道要比正面報道更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作為負面報道的揭露性報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報道，它擁有偏離于常態的獨特性，在“新聞堆”中比較新鮮、醒目，能滿足讀者的好奇心，能搶先一步抓住受眾眼球。這有利于媒體知名度的建立，在日趨激烈的媒體市場競爭中取得優勢。

其次，新聞傳播學有關理論認為，受眾對媒體的期待是“解悶”（休閑和心理調適）、“解氣”（輿論監督和社會宣泄）、“解惑”（與新聞和資訊相關的意義系統的提供和指導）。而揭露性報道正好可以滿足受眾“解氣”的需求。“在社會功能上也起到了緩解矛盾、維護穩定的?減壓閥?的作用。”這有利于媒體影響力的建立，更贏得讀者的青睞。

最后，揭露性報道還能為媒體帶來經濟收益。一方面，揭露性報道為媒體抓住了受眾的眼球，也就為媒體贏得了廣告主的“錢袋”；另一方面，傳媒作為產業的經濟本質是“影響力經濟”，揭露性報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體的影響力，使得媒體擁有作為產業發展的原始資本。通過合理經營，能為媒體創造巨大的經濟效益。揭露性報道的負面效應

2．1 做揭露性報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揭露性報道多是“揭短”，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遇到的阻力要比正常的新聞采訪多得多，“碰壁”

更是家常便飯，而且，揭露性報道完成后又會得罪許多實體和個人，靠單個的新聞工作者無法單獨完成和承受這一切，這就要求媒體能夠提供一個強有力的背景支持（后臺支持）。另外，媒體需要擁有豐富的信息資源，才能保證揭露性報道的題材源源不斷，使得新聞資源不至于枯竭。以《財經》雜志的成功為例，它靠著揭露性報道迅速走紅，但是它的顯赫與成功是無法復制的：它的投資方——“聯辦”的半官方背景，為其提供了強硬的后臺，也提供了許多鮮為人知的內幕信息。領導人胡舒立的新聞理念以及領導能力和人際關系網也是別的財經媒體所無法復制的。

2．2 媒體做揭露性報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價

做揭露性報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從如下三方面來看：一是做揭露性報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訪、調查、取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資金支持，揭露性報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徹底。由于公共機構、企業、社會等方面的問題大多是“隱藏”著的，就需要先“挖掘”出來再加以報道，比起一般性報道來，揭露性報道多了一個“挖掘”的過程，“挖掘”需要采訪、調查、取證，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報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時候這樣的“隱藏”是人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增加許多人為的阻力，這又增加了揭露性報道的成本。三是隨著媒體一窩蜂的跟進，以及各種法律、制度逐漸健全、完善，各種違規性操作以及黑幕將會越來越少，因此，搜尋、挖掘“黑幕”的成本將會越來越大。做揭露性報道需要付出高代價。主要有以下兩方面：一是因為揭露性報道多是批判性質的，所以，常常會觸及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媒體稍有疏忽，調查工作做得不夠詳細、周密、徹底，就會招來“官司”。偶爾的一兩場官司或許會提高媒體的知名度，但過多卷進官司，則百害而無一利。既影響媒體聲譽，又影響媒體的正常運轉，處理不好會給媒體帶來動蕩與危機。二是如果揭露性報道針對的是某個經濟實體，那么，還有可能會影響到該經濟實體在本媒體上的廣告投放，給媒體帶來經濟損失。

2．3 過度的揭露性報道會影響媒體的公信力

首先，由于媒體對信息的承載量是有一定限度的，因此，一個媒體的揭露性報道過多，相應的就會使媒體的主流內容減少。而主流內容才是辦好一個主流媒體、權威媒體最不可缺少的支柱。如果一味地為“揭露”而“揭露”，就會使媒體“揭露”的內容變得越來越瑣細、零散，離人們的生活重點越來越遠，讓媒體變得偏激、淺薄、浮躁。這不是一個主流媒體應有的風范。主流媒體應當擁有一種大氣，“立足時代，直面社會，不要遠離社會生活焦點的瑣碎。”就像人們評價《南方周末》一樣：“淺、偏、露是其致命缺陷。缺少的是高屋建瓴的指引力和思想厚度。而公信力、責任感、正義感是一份嚴肅報紙的堅硬內核。”

其次，如果媒體以揭露性報道為特色，就會使揭露性報道泛化，重者會使媒體的不實報道越來越多；輕者，使媒體容易戴上有色眼鏡去觀察社會，攙雜了媒體情感之后，再去觀察社會、組織以及個體，就易削弱新聞報道的客觀性，影響媒體的公信力。

2．4 揭露性報道不當會使媒體承擔額外的負擔

揭露性報道不當會把許多媒體“引上了歧途：讓媒體承擔了一份本不應當承擔的責任。”就像《焦點訪談》對外界說的那樣，媒體不是法院，不是檢察院，也不是政府。媒體永遠代替不了政府，媒體只是媒體，只有環境監視、社會協調、傳承社會遺產和娛樂的功能。所以，揭露性報道不是萬能的，媒體也不是萬能的，媒體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報道太多或不當，會使媒體陷入額外的負擔中，而不能專注于本職職能的發揮。揭露性報道應該把握的“度”

美國《財富》雜志的做法值得研究：“雜志發展前期可以通過一系列揭露問題的?負面報道?吸引眼球，積聚資源；但隨著自身的發展，應不斷增加經驗類問題的比重。這是因為前期?負面?新聞比正面報道更容易引起公眾注意，打造媒體自身品牌形象；而發展到一定階段后，?負面報道?的采編成本會增加，收益卻在下降，打造媒體品牌的其他途徑會增多。雜志有了相當的知名度后，讀者對其可借鑒、學習內容的期望值會上升，也就希望看到其他方面的文章。”那么，怎么平衡揭露性報道的正負兩方面的效應，怎樣處理揭露性報道？筆者認為：媒體在進行新聞報道

策劃時要注意防止揭露性報道的泛化，在報道的“量”上要適度；在處理揭露性報道時在“質”上更要把握好適當的“度”。一是要有政治敏銳性。明白揭露性報道根本出發點在于推動社會進步，促進改革深化，維護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維護社會政治穩定。二是要有大局觀。在選題時要考慮到披露的問題是否帶有普遍性和全局意義。三是要掌握揭露性報道的角度以及批評的分寸，以達到最有利于問題的解決又不至于使矛盾激化的最佳效果。揭露性報道最終應該是促進問題的解決，完善有關部門的工作，或者是為今后的工作提供借鑒。如果揭露性報道的結果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激化了矛盾，引起社會的不安定，那么這樣的揭露性報道就背離了輿論監督的初衷。

在這里，探討式批評報道不失為媒體在進行揭露性報道時采用的一種較好的方式，能保證批評的質量和效果。好處有三：一是本著與人為善的態度，確保了批評的適度適量。“多對事、少對人”，能最大程度地尊重被報道者的權利，能有力地爭取監督對象的配合，促進問題的解決。二是探討式批評報道擺正了媒體在批評報道中的位置。“多給信息，少下結論”，能有效防止利用新聞工具進行媒介審判，避免出現新聞媒介妨礙司法的現象。三是探討式批評報道尊重了受眾對問題的判斷能力，把輿論評判的權力真正交還給受眾，讓受眾成為輿論監督的實質性主角，有效防止受眾逆反心理的產生。做揭露性報道時應遵循的原則

4．1 要“有理”

所謂“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報道時要做到客觀、公正、全面，考慮問題要周全。客觀、公正、全面，是所有新聞報道都應當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則。“揭露”不等于主觀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見得一無是處。所以，一定要立足現實，有理有據。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評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觀。做揭露性報道，媒體一定還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慮周全，增強法律意識，不懼艱苦，尋找、保存好原始采訪、調查材料，做好當被告的充分準備；又要替新聞工作人員考慮周全，保護好一線記者的生命、財產安全，做好他們的堅強后盾。

4．2 要“有利”

所謂“有利”，就是媒體在做揭露性報道時，要時刻把握一個準則：揭露問題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決問題，而不是將問題擴大化、復雜化。穆青前輩對此有經典的說法：“批判是為了進步，為了更好地推動工作，這是輿論監督的目的所在。”像過去那樣，一篇揭露性報道毀掉一個企業甚至一個行業，是極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4．3 要“有節”

所謂“有節”，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報道的泛化，在揭露性報道時應當注重主流化。主流傳媒的基本風格應該是理性和建設性的。揭露性報道可以為媒體贏得眼球、樹立聲譽，卻不能最終幫媒體贏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報道應當立足于對社會發展起長效作用；避免瑣細、零散化；所針對的應當是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和時代發展的?問題單子?聯系在一起”，“揭示這一時代發展進程中的瓶頸因素和問題單子”，這才是試圖成為主流傳媒的媒體所應追求的境界。參考文獻郭欽.媒體的社會責任——新聞史上“扒糞運動”引發的思考[J].新聞前哨，2003(2)馮露.淺談批評報道的選擇藝術[J].記者搖籃，2004(2)李文.問題性報道及其興起的原因[J].新聞戰線，2004(3)喻國明.解析傳媒變局[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2喻國明傳媒影響力[M].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3禹建強.媒介戰略管理案例分析[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孫燕君.期刊中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第四篇：中西方調查性報道

調查性報道開始于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的美國。20 世紀 60 年代，它勃興于整個

西方國家。目前，它和解釋性報道、客觀報道一同構成了西方國家新聞報道的主流。

一、中西調查性報道概念比較

(一)西方概念中的調查性報道。

西方對調查性報道的研究已近百年，定義和認識較為系統化。盡管不同的學者對調查性報道的認識角度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西方學者對調查性報道的定義和認識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報道對象為揭露被人為有意隱藏的事件;第二報道內容具有分析性，細節更為詳盡;第三，報道制作者—記者，必須獨立調查，新聞文本應保證原創性。通俗地講，在西方，調查性報道是一種具有英雄主義性質的活動—記者孤身犯險，自主調查挖退進仃J甲國化明解瑛，x7新聞頭踐中調查性報道的開展更具指導性。

(三)中西調查性報道的概念差異。

縱觀中西對于調查性報道的定義和認識，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國家對于調查性報道的理解是遵循著“揭露丑聞”這一核心的，而在中國，調查性報道的定義則在一定層次上發生了變構。可以說，中國更多的學者和從業人士認為，調查性報道主要并非僅僅揭露丑聞，而是承擔著更多社會教化的重任。

(二)中國調查性報道的發展歷程。

《申報》在1882年刊登的中國第一條電訊稿就是披露一位官員讀職的消息，可以稱為調查性報道的雛形。在晚清、民國以及建國后至70年代末，中國的調查性報道一直由于權力系統的干預阻撓而難以真正形成。直到80年代，中國的調查性報道才浮出水面。1980年《工人日報》發表了“渤海二號”鉆井船在拖航中翻船的調查報道，以及《人民日報》的《白衣下的污垢》、《蔣愛珍為什么殺人》，《中國青年報》的《命運備忘錄》等等，都屬于調查性報道。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電視在中國的興起，電視調查性報道異軍突起。比如《逃不掉的罪責》、《難圓綠色夢》、《“糧食滿倉”的真相》、《探秘傳銷大本營》等，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的同時充樸分握了組論游髻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成功影響了政府的政策措施，為中國媒體做了守望社會的模范作用。2003年《南方都市報》的孫志剛事件”成為中國調查性報道的巔峰。“孫志剛事件”從《南方都市報》的首次披露，到新浪網的轉載成為全國關注的新聞，最終引起《中國青年報》、新華網、CCTV,《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的關注。媒體的調查性報道成功地將社會中潛藏的毒瘤公之于眾。

(二)調查性報道的中國定位。

與西方媒體的調查性報道相比，當前中國媒體的調查性報道既有相似的一面，也有迥異的一面。一些著名的調查性報道，不僅僅揭露了令人發指的黑幕，還成功地促使政府進行作為和改變，促進了社會民主的發展。中國媒體通過調查性報道的方式進行輿論監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中國媒體進行調查性報道的目標并非僅僅是為了“揭丑”。僅是為了“揭丑”。2000年，著名的調查性新聞節目《新聞調查》提出了“探求事實真相”的口號，被認為是最能發揮調查類節目優勢的一種定位選擇，例如《陳丹青的出走》、《舉報人李文娟》、《中日經貿關系解析》等。這一類調查性報道是在深人細致地調查一個代表性事件后，引導觀眾思考表象下深層次的社會問題。此外，許多事情，特別是官員犯罪案件的調查性報道，都必須在有關部門下最終結論后才能跟進報道。在這種情況下，新聞報道

實則變成了一種勸服性的“教化”。由此可見，中國的調查性報道的內容以及在社會中的作用遠較西方的調查性報道復雜。中國的調查性報道既是社會的輿論監督執行者，同時也要承擔社會思想者的任務，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還要擔負教的責任。

四、中國調查性報道的借鑒

通過中西調查性報道各方面的對比，使我們認識到中國調查性報道的特點，同時也看到了中國調查性報道的不足。西方調查性報道有很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綜合來說我認為有三點:

1。規范媒體管理體制，重司法管理輕行政控制，切實保障調查性記者的權益。

2.成立專門的調查性組織，讓調查性記者能夠形成合力非形單影只。

3.提高調查性記者的新聞專業主義操作技能和真正心懷天下的執業理念。

無論現狀如何，無法否認的是，調查性報道登陸中國僅僅30載，已在中國生根發芽。雖然調查性報道與本土文化、文圖理念以及本土社會狀況存在著差異和沖突，但曲折的融合進程中，我們依然能看到未來的希望。或許當下的中國媒體還無法像“水門事件”中美國媒體那樣，但假以時日，隨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和民主進程的推進，我們相信，會有一天，中國的調查性報道能夠真正成熟，成為中國社會中為民代言、監督權力的重要力量。

與西方相比,中國的調查性報道興起得相對晚一些,發展緩慢一些,其社會影響也不及西方有些調查性報道那么轟轟烈烈。它通俗的稱法是調查報告。其新聞性、時效性不如西方調查性報道那么強烈,更像情況匯報與調查研究資料。早期比較成功的調查報告要數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了。最近一、二十 年,我國的調查性報道逐漸受到新聞界重視。有些報紙出現了調查性報道專版,如《南方周末》開辟了調查專版,《中國青年報》也有本報調查欄目。電視也開辟了《新聞調查》等欄目。其社會功能越來越多樣化,全面化。作為一種新聞報道方式,它所產生的社會影響及其社會功能在中國和西方國家既有相似之處,又有明 顯不同的地方。

一、中西調查性新聞社會功能相似之處

1.監視社會的功能

西方善于寫揭露性調查報道。新聞界往往不惜人力和物力,不懼權勢和恐嚇,對一些“隱瞞的消息”進行調查與揭發。對政府機構、公司企業等存在的弊端以及某些社會問題進行深入、系統、全面地調查研究,對社會陰暗面進行無情地揭露與批判。在一定程度上確能除惡去邪、伸張正義、維護公理,起到監視社會的作用。《紐約每日新聞》記者威廉·謝爾曼假扮成病人去一家福利醫院治感冒,醫院要求他“先檢查檢查腳",然后開出幾種無關痛癢的腳痛藥和其它一些毫無用處的藥物。記者用親身體驗的方式獲得了事實的“鐵證”,從而揭穿了福利醫生的騙局,并幫助該市追回了3100萬美元的醫療補助費,成功地打擊了假、丑、惡的社會現象。中國也有類似的報道。前幾年,《湖南日報》記者也以“病人”身份去一家性病醫院查探虛實。本沒一點毛病的他被醫生說得是性病纏身,幾乎病入膏肓。醫生要他接受長期治療,并開出一長串的醫藥。記者采用了同樣的辦法揭露了性病醫院坑騙病人、謀取暴利的罪惡本質。《南方周末》2001年3月29日揭露了一家“地下錢莊”的黑幕。文章報道,由于銀行人為的為貸款者設置了很高的門檻,高利貸找到了市場空間,急需資金支持的民營企業和私營企業,被擋在門檻外面后,只好向“地下錢莊”借貸。高利貸者殘酷的剝削逼得有些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在社會的大萬花筒里,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陰暗的一面。調查性報道的監視社會的功能主要體現在使光明的一面發揚光大,使陰暗面暴露無遺,使整個社會走上真、善、美的健康之路。

2.輿論調查的功能

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非常注重民意調查,特別是遇到重大事情如總統選舉時。他們還調查國民素質、社會資源、環境教育等公眾普遍關心的問題。在克林頓性丑聞傳出之后,《今日美國》綜合了多家媒體的民意調查結果,寫出了一篇《美國人把緋聞與政績區別對待》的文章。文中說:“今日美國的民意調查顯示, 60%的人相信確有其事發生,58%的人說作為總統他的工作干得不錯,事發前則有60%的人認為他政績出色。”這些統計數據和其他采訪材料綜合就可得出民眾對克林頓的基本意向:一方面公眾對克林頓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仍充分肯定克林頓的政績。中國近幾年也有類似的輿論調查,但大部分是由專門的調查研究所組織的,由新聞媒體就某一新聞事件而進行的輿論調查是少之又少。在這方面,我們是可以學習和借鑒西方的。

3.科學說理的功能

調查性報道通常是記者通過實地調查而獲取的第一手材料,本身就具有較強的可靠性。記者在寫作時又采取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的辦法,使新聞含有很高的精確性、科學性和論理性,能讓讀者相信它并接受它的一些觀點。請看美國世界研究撰寫的《世界情況報告·正視中國的局限》中的一段文字:“最近幾十年,中國還改善了本國公民的健康狀況。由于這些努力,嬰兒死亡率從1960年的150‰下降到1970年的69‰, 1980年降到41‰, 1992年降到27‰——這個水平接近于臺灣的26‰。”文章運用了大量的數據說明并輔以有力的定性分析,使其觀點顯得合情合理,無懈可擊。中國的調查報告一向講求論證的嚴謹性和分析的科學性。它適當采用定量法,但更注重定性研究,往往以觀點統率材料,以材料印證觀點。1980年《人民日報》上發表的調查報告《不要讓子孫后代埋怨我們》一文中,記者用調查所得事實材料說明了北京水源給首都的經濟生活、環境衛生和人民健康帶來了嚴重的危害,分析了水源污染的主要原因。這種說理就很能使人信服,結果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4.巧妙宣傳

西方新聞界從不承認自己的宣傳功能,但也不否認自身的立場問題。站在一定立場上采寫出來的調查性報道,有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某種宣傳傾向。在美國,在政治上親某一黨派的報刊總是極力維護本黨派的利益。在采寫敵對黨的問題性的調查報道上便極盡所能貶低異已,抬高自己。只是他們采取的是一種比較巧妙的手法,盡量隱藏自己的宣傳意圖。就如在美國總統選舉前夕,他們常常利用民意調查來影響和左右美國總統選舉而不是直接站出來為某位總統候選人拉選票一樣。

二、中西調查性新聞社會功能的不同之處

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歷史傳統和價值觀念,在運用調查性報道時,其報道對象、報道范圍、報道的側重點等各有不同。所以它的社會功能與其功能表現程度也有不同之處。簡單地比較一下,調查性報道在中國與西方國家主要扮演著以下不同的角色。

在西方,調查性新聞首先是作為“政治腐敗的揭丑人”而存在的。由美國記者斯蒂芬斯著的《新聞與揭丑》一書中就收集了大量美國黑幕報道的經典作品,其中就包括如《參議院的背叛》、《聯邦官僚機構是如何運作的?》等許多揭露政治腐敗的新聞作品。

其次,調查性新聞是名副其實的“社會黑暗的'掏糞者'”。西方新聞記者往往以大無畏的精神把觸角刺向社會的黑暗角落,揭露社會矛盾,暴露社會隱患,以促進社會改良和社會進步。《瘋狂融資》一文通過大量的采訪與調查,揭示了美孚石油公司之下的聯合銅礦公司在創立五年之中劫掠了大眾上億美元的財富的事 實真相,讓人看到了壟斷資本家和大財團控制國家經濟命脈,大肆掠奪民眾財富的陰暗面。

最后,西方調查性新聞還是“民情輿意的調查員”。最有代表性的是關于總統選舉前夕的選票預測。1976年由記者米爾斯寫的《新罕布什爾州預示總統競選難分伯仲》一文就準確地預測了南方“鄉巴佬”卡特擊敗在任總統福特而入主白宮。他們還對社會上一些引起爭議的問題進行民意測驗,如關于墮胎問題、民族歧視、性別歧視等問題。當然,西方調查性新聞并不是一支萬能的筆。它受到各方面的制約,如國家利益、政治壓力、資本控制以及這種報道形式自身的局限性等等。但它在反映公共利益、維護公共道德等方面確是一個出色的斗士。

相比較而言,中國的調查性新聞則主要扮演著以下三個角色:

第一,政策宣傳家。1999年獲獎作品《土地承包中維護婦女合法權益》,記者調查了土地承包過程中婦女受歧視、被剝奪土地承包權的情況,對此現象進行了批評,并在報道的最后就土地承包中侵犯婦女權益問題采訪了最高人民法院,借法院的名義普及法律知識,大張旗鼓地宣傳了男女平等的國策。

第二,公益維護者。如《中華工商時報》1994年9月17日刊登的《對北京市假冒偽劣商品的調查》、《南方周末》2001年3月15日發表的《商洛地區艾滋病調查報告》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后一篇文章中,記者使商洛地區艾滋病滋長、漫延的內幕曝了光。據有關方面的調查,商洛地區HIV攜帶者比例高達到23∶ 1,其主要原因是一些非法之徒利用農民的無知與貧窮,非法進行抽血販血,而商洛地區所轄7縣(市)共約有12700多人有賣血史。那些帶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卻已無法查清其流向。這么觸目驚心的數字和令人懼怕的事實讓人們無法不關心起自身的安危。文章巧妙地呼吁政府部門對高危人群進行監控,對已查明是HIV感染者人群進行嚴密監控,督促公安部門給予協助,嚴懲犯罪分子,維護公眾的利益。

第三,問題研究員。我國的新聞體調查報告帶有濃厚的分析研究味道。它經常是針對某一具體問題,從各個側面進行細致調查,深透研究,挖掘出其深層原因,并試圖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與決策。1998年中國新聞獎一等獎作品《關于鄭州亞細亞商場、集團興衰的調查》可算是此類調查性新聞的經典之作。記者敏銳地 抓住了商戶堵門討債**這一案發事件,從亞細亞的管理、用人制度到它的監督機制,從流通體制到高層管理矛盾,層層剖析了“亞細亞”由盛到衰的深層原因,道出了企業內部存在的根本問題。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調查性新聞的角色都不是單一的、固定不變的。因為它的社會功能即使在同一篇報道里也是多重的、多方面的。我們只有既借鑒西方的一些成功作法,又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調查性報道方式,才能充分發揮它所具有的全部功能。

第五篇：調查性報道案例分析

09廣電新聞 鐘小萍 200924118

一個調查性報道的典型案例

——以淘寶腐敗來看調查的回顧與分析

《IT時代周刊》于2012年4月26日發表的一篇報道《淘寶腐敗黑幕調查：淘寶腐敗黑幕調查：商家行賄小二做大銷售額》掀起了軒然大波，引來淘寶公司來勢洶洶的危急公關，以及商場上的一些口水戰。此時正是網店熱火朝天，淘寶春風得意馬蹄疾起時，淘寶公司卻被一篇報到撕開了神秘的面紗，告訴那些聚攏而來的商家們，呵！淘寶后院正失火呢，誰進去誰遭殃！

一、淘寶腐敗丑聞

淘寶是致力打造全球領先網絡零售商圈，由阿里巴巴集團在2003年投資創立。淘寶網擁有幾千億元的年交易額，是目前亞太最大的網絡零售商圈，肥沃的土地是腐敗容易滋生的溫床。淘寶小二為中心的地下黑色產業鏈由此產生并且蔓延開來，在整個淘寶系統瘋長，大有不可擋之勢。《IT時代周刊》記者經過發現、調查，取證，終于挖掘出了這個黑洞，報道一出，噓噓聲、嗤笑聲、辯解聲，聲聲不斷。

二、淘寶黑幕調查體現的調查性報道特征

該報道記者從“腐敗探源”入手，通過列舉事實講述了淘寶小二們的囊中取利的“各種生意”，最后探究了淘寶腐敗的根本原因。報道洋洋灑灑近一萬字，從中我們可以找出調查性報道的一般特征和此篇報道的獨特性。

（一）該報道體現的調查性報道的基本特征

1、以法治的眼光看待

腐敗是從政治學的眼光來看的，是用法律準繩來作為衡量依據的，調查性報道的著力點也基本上是在政界和商界的腐敗上。淘寶腐敗黑幕報道，記者通過法治的眼光，通過淘寶小二這個中間杠桿的不正當的牟利的操作，看到了淘寶交易平臺上的不平等；通過淘寶內部高管們的被驅逐、被起訴，閻利珉帶出的“泥”看到了淘寶的腐敗涉水有多深。同時從邏輯分析的角度探究淘寶市場占有率近乎壟斷、商家行賄淘寶小

二、高層管理不善等腐敗的根源。

2、故事性

故事是件好看的外衣，里面包著調查性報道最嚴肅而深刻的內核。記者借助一些列事實材料，把它編織成意見故事的外衣，首先是刻畫興旺而華麗麗的淘寶形象，接著是一些開著寶馬揮金如土的淘寶小二活動著的形象，再接著是商家們在淘寶“受傷”的經歷，緊接著是馬云在淘寶內部針對腐敗的開刀，閃電驅逐管理高層，卻又通過邏輯分析，得出一個極富戲劇性的結論：反腐敗，淘寶亡；不反腐敗，阿里亡。通過故事，記者直逼淘寶腐敗的內核，卻又引人入勝。

3、數字與案例做事實支撐點

在此報道中，數字就是天枰。通過一些列的數字，讀者自己可以看到或推算出基本事實，從淘寶的年交易額、商家數目、刷信譽的價格、被辭退和起訴的淘寶高管的賠償金額，商家的損失金額等等不一而足的一些列數據，淘寶的腐敗就呼之欲出了。

4、引用商家、電子商務專家、消費者等多方觀點、“做了四個月淘寶沒有一筆生意。叫我怎么過？沒法過！現在我開始痛恨淘寶。”引用商家的觀點表明淘寶腐敗給商家帶來的危害。“吐出300萬，那吃下去的是多少呢？肯定多得很。”引用賣家的評論說明腐敗之深；引用商家冰兒、小蒙的遭遇和觀點，“職業差評師專門欺負我們小賣家，差評師同時拍下七八個產品，給差評，因為這樣才有威懾力。”說明淘寶存在刷信譽的事實。這樣的例子在報道中隨處可見。

5、平衡性

記者不僅采訪了受害商家、電子消費專家、消費者等多方的觀點，還陷入淘寶的陣營，采訪了淘寶公司的內部人員。如記者假扮賣家采訪到淘寶公司人員，得到“采用的是全人工刷鉆，不會被封店”的等觀點。到刷信譽的事實和他們的基本觀點。還有阿里前員工莫莫對淘寶“忽悠銷售”的披露。并且根據同行天貓對淘寶年幾百億元的年交易額的信息披露，記者提出是否虛假繁榮的質疑。這種體現記者采訪兩面信息，體現平衡性的例子在該報道中不乏其處。

（二）此篇報道的獨特性

1、俯瞰、評論的話語方式

大量信息的搜集和梳理之后，使得記者對淘寶腐敗事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于是在敘事話語中，就帶著俯瞰的視角和類似于小說中“全知全能”的敘述方式，同時，也有不少類似于“當淘寶沒有干凈的小

二、上下級之間互握把柄時，對馬云來說，反腐敗，淘寶亡；不反腐敗，阿里亡。”、“淘寶小二的腐敗便如同韭菜一樣，割完一茬再長一茬，很難有根治之日。”等等的評論，但這種方式是建立在有大量事實根據上的，仍然不影響記者的“中立”立場。

2、帶宿命意味的語言

如果說從一開始的“對馬云來說，反腐敗，淘寶亡；不反腐敗，阿里亡。”是一種籖語，那么“閻利珉帶出來的‘泥’只是淘寶小二腐敗中的一種形式和三個人而已，更大的黑洞依然在阿里的公關和馬云的狡辯中，如陽光般‘燦爛’。” “其實默許的不僅僅是小二參與行騙，默許的還有是誰都知道的腐敗，這才是馬云帶壞小二的根本原因。”“當輪崗后的領導們面對前任的污點，又能怎樣呢？因為他的把柄握在另外一個人手中。反腐敗，淘寶亡；不反腐敗，阿里亡。”貫穿于報到各處的這樣的充滿著淘寶與馬云宿命氣息的句子，共同組合起來，真有一種“永劫回歸”的宿命的味道。

《淘寶腐敗黑幕調查：淘寶腐敗黑幕調查：商家行賄小二做大銷售額》中，俯瞰、評論的話語方式、帶宿命意味的語言在調查性報道中是否合適？

依照調查性報道的客觀性和中立性，記者是不宜在報道中對報道的人物或事件發表意見或評論的，但由于記者對淘寶黑幕調查的介入很深，完全不評論不表態這是很難的，假如評論的基礎是記者在對事件調查中基于事實推理等而得到的認識，那就不完全妨礙報道的客觀性和中立性。

雖然如此，基于新聞行業的專業精神，調查性報道記者還是少發議論為好。

而宿命意味的語言，則有助于借助“講故事”，也可以說是記者的評論，時報道更加引人入勝，但這種類似于小說的筆法的渲染性的宿命語言普遍運用于調查性報道，筆者認為是不適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