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一百個人的十年寫作的源起

關于《一百個人的十年》寫作的源起

馮驥才

一九六七年殘冬一個刮風的夜晚，有人敲響我家的門板。對于我這種“被抄戶”，敲門聲總是帶來不祥。但這敲門聲音極輕極輕。原來是一個好朋友，他在郊區一所中學教授語文，文革以來整整半年了無音訊。我猜想他一定也是文革猛烈摧殘的對象。一說果然，他剛剛被放出牛棚。在半年來牛棚生涯中，由于平時摯愛的幾個弟子知道他有夢話的習慣，天天夜里輪流坐在他身邊，等著他睡著一說夢話就記錄下來，轉天逼問他這些含糊不清的“黑話”的反動含義。為此，他從不敢睡覺，到害怕睡覺，再到奇跡般地失去了睡覺的能力。他的身體和精神就整個垮了下來！此刻他站在我面前，那感覺異常奇怪，他好像只剩下一個干枯的核兒。

那時，我和我愛人的家全被抄成了“零”。幸虧得到街道赤衛隊的恩賜，給了這幾平方米的小屋結婚成家。由于家庭成份問題，我們天天在文革槍筒的準星里驚恐萬狀。誰都知道，現實比想像更糟。所以相別半年，相對無言，一個勁兒地抽煙——那是一種改名為“戰斗”牌的劣質紙煙吧！滿屋冒著無聲的、辣眼的團團濃煙，直抽到看不清對方。但屋頂上那些老槐樹的枝椏在風中像巨獸磨牙一般嘎嘎作響。忽然他大聲對我說：

“你說,將來的人會不會知道咱們這種生活？這種處境？這種災難？如果這樣下去幾十年，我們都死去了，誰還能知道我們這一代人真正的經歷，那不是白白遭受了么？你說現在有沒有人把這些事都寫下來？當然——沒人！決不會有人這么干的！這等于自取滅亡??”

在濃煙里他瞪大眼，那雙和睡眠搏斗了半年的眼珠，布滿了可怕的血絲。他悲哀又絕望。

從那時，我開始悄悄地把身邊所有熟知的人的故事與命運記錄下來。我知道這種文字是有殺頭之罪的。所以，首先我把這些人的姓名以及地名換成外國的名字，時間換成上世紀，并署上外國作家的姓名，如托馬斯·曼，庫普林，紀德和斯坦倍克等等。如果萬一被人瞧見，就說這是以前從一些外國小說抄下來的。再有就是全寫在一些很小的碎紙片上，便于藏掖。每當寫就，隨即埋藏。或是磚底下，或是墻縫中，或是花盆里，或是棉被間，或是一張張用漿糊粘好，外邊貼一張毛主席語錄或文革宣傳畫，掛在墻上。我挖空心思來藏匿這些大逆不道、“反動透頂“之作，但對于藏東西的人來說，愈是自己藏得巧妙和隱蔽之處，愈覺得最容易被人發現。于是，我又把這些紙塊翻騰出來重新再藏。很長時間里,我是邊寫，邊藏，邊找出來重新再藏。

一次運動中，我們被集中到一座體育場內參加公判大會。會場上人們被按照自己所屬的單位分開站成一排排，面對著一座臨時用木杠和木板搭成的長長的臺子，臺上裝了麥克風與高音喇叭。犯人被押上來，總共二十二人，全戴著手銬腳鐐，在臺上每走一步，腳下的鐵鐐聲便通過高音喇叭“嘩啦啦啦”貫滿整個會場。所有人全心驚膽戰。隨后判決人員宣布每個人的罪狀。其中一個因為悄悄寫了反革命文章和日記！那天判決最輕的是二十年。大部分槍決。這個寫“反革命文章”的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我回到家，看著妻子，心里忽然涌起一種很悲哀的情感。我設想自己也會像那個寫反動文章而被判無期徒刑的人，想到妻子會永遠地形同守寡??這不是神經質的想像。災難的時代充滿災難 的可能。于是我把那些紙塊盡量找出來，再將其中最重要的內容濃縮到另外一些薄紙上，廢掉紙塊，把這些薄紙卷成卷兒，用油紙包好，拔下自行車的車鞍，塞到車管里去。可是，我剛剛感到了一點安全，又開始擔心自行車丟掉。尤其那時期單位里經常發動人們互相查找“敵情線索”，我總感覺會有人撲向自行車，從車管掏出那些足以判我死罪的文字。我終于抵抗不住內心的恐懼，悄悄把車管里的紙卷兒弄出來，先將這些文字強記在腦子里，再燒掉，或在廁所里用水沖掉。此后我便改變了寫作方式，一旦沖動便寫下來，再一遍遍背誦，把它記住，然后將寫的東西燒掉，不留下任何痕跡。我就這樣一直做到文革的終止。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我禍不單行。房倒屋塌，一家人從瓦礫堆爬出來之后，我立即想到的事情是清理廢墟，因為我家的礫瓦墻縫之間肯定還遺留著不少紙塊，那時文革尚未結束，不能叫人發現，可是我又不能只埋頭在自己家的廢墟里翻來翻去，那樣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我就先去幫助左右鄰居。這樣干到最后，我謝絕了鄰人的幫忙，一個人細心地清除那些爛磚碎瓦，居然還撿出來一包寫滿字的碎片。八十年代中期，當瑞典電視臺得知此事，來拍攝這些做為那時代獨有的極特殊的寫作細節時，記者問我：

“你從這些紙片中感到了什么？” “責任。”我說。

盡管責任這兩個字被當今文學厭棄。或者嫌它過于沉重，把責任視為一種苦役；或者責怪它冷淡了自我，把它視為一種非文學或者僅僅是一種職能。但是我卻從這樣一條危難四伏的道路上形影相吊地走了十年。我是在非文學的時代發現文學的真正價值，這就是拿著生命做抵押，絕對沒有功利地去為整整一個時代的人們建立心靈的檔案。歷史學者建立事件檔案，文學家建立心靈檔案。這是人類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義。其它各類，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從事文學，所作小說頗多，涉及廣闊，從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沒有放棄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為一代普通的中國人記載他們的心靈歷程。故而于一九八六年，開始進行這部名為《一百個人的十年》的口述實錄文學。由此至今，已近十載，收到要求被采訪者信件近四千封，采訪數百人；摘其所具獨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文成書。今年是文革破產二十周年，擇此吉日，終結此事。同時，又寫了這篇文章，道出緣起于三十年前那段決非輕松的往事，亦推開我心中一塊郁結已久的塊壘。

寫罷擲筆，猶然感嘆不已。

1996年6月2日 天津

終結文革

??在終結文革的日子里，我們不是喚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歷史的辮子去和一個政治的尸體較量，而是勇敢地面對自己，清醒地面對過去，去從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沒有云翳的屬于明天的太陽。

一句話，終結文革的方式，唯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

寫于《五·一六通知》（1967）發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決不放棄使命──《一百個人的十年》再記

馮驥才

一九八六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災難性地降臨二十年，也是它破產式地結束整整十年之際，我心里沉甸甸生發出一個莊嚴的愿望，要為中國歷史上最不幸的一代人，記載它們心靈的歷程。這感覺，猶如心中升起一面致哀的半旗。我把這部書的總體構想與創作本意寫成《前記》，刊載在當年的《人民日報》上，同時在《十月》、《文匯月刊》、《小說家》等刊物上，發表了最初采寫的一批文革受難者內心的故事。盡管無以數記的讀者，用激勵的信件主持我的做法，要求我為它們代言，可惜它生不逢時，在發表后一段不愉快的日子里，被輿論界微妙而難解地冷淡開。于是，有人勸告我，寫文革只有等下一代，或者由外國人來寫。聽到這話，不禁一陣深切的悲哀。

盡管“傷痕文學”運動曾經勢如狂潮，但文革這個寫作禁區并未徹底沖垮。過后，無形的繩索又悄悄圍起起這塊禁地。也許這不是繩索，是一種善意的憂慮。擔心如此便會加重人們背負的重石，向前舉步維艱；擔心痛苦多了便不會笑；或者直說了吧——擔心總是揭那瘡疤，會影響人們對現實的信心——這是深藏于某些人心中的一個荒謬無知的邏輯。由于這心理邏輯，以致在每一個粉碎“四人幫”周年紀念的日子里，都故不作聲。

中國決心改革，但改革是從文革中逆向走出來的；是從文革的懸崖絕壁上扭轉身來，奔往人類的光明之途。然而政治上的覺醒，并不能替代整個民族的徹底覺醒。至今牽絆改革雙足的，仍有許多是深遠地來自文革的結實的思縷，不管是看得見的體制上的，還是看不見卻牢牢潛在人們意識里的，而一切看得見的都存根于看不見的之中。我們民族也許苦難太久太深，總是避諱言之不吉，而放棄教訓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人類前進所必需的力量，一半來自教訓。任何民族的奮發自強都需要兩種清醒：清醒地面對世界和清醒地面對自己，清醒地面對未來也清醒地面對過去，中間不能割裂；清醒必須全清楚，含糊就會全糊涂。以文學清算文革，不僅是歷史的需要，也是現實的需要。對文革─切身的體驗，切膚的痛苦，切心的焦慮，以及被這些深切的感受喚起的莊嚴的民族責任，只有在我們一代文革經歷者身上最強烈。用它推動社會進步和逼真如實寫在歷史上的，也只能是我們。有什么理由硬把它封存起來，埋藏起來，留給后人或外國人當作古董去挖掘？

今年春天，我在波蘭馬丹涅克納粹集中營遺址上徘徊。集中營的一切，都像文物一樣完好如初地保存著。那黑黝黝的崗樓、陰慘慘的刑室、一道道冰冷冷的電網和高聳遮天的焚尸爐的煙囪，使我不寒而栗，仿佛置身于四十年前法西斯肆虐時血腥的氣息里。我注意到，那些來參觀的穿著漂亮的女孩子們，個個瞪大天真的眼睛，驚訝地看著它們前輩們經歷過的實實在在的一切。不用說教，歷史在說話，焚尸爐熏黑的爐口和人體解剖臺上暗紅血跡都不會欺騙他們。當這些孩子們走出集中營，眼里并無疑惑不解，而全都是不聲不響，不蹦不跳，陷入了成人一般的沉思。歷史的悲劇也能升華出一種神圣感，這情感強化人們對正義、善良、民主、和平于生命本身的愛和珍惜，對邪惡、專制、戰爭和反人道的仇恨和警惕，喚醒每個人對人類未來命運都應具備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暖意十足的淡綠色的春光，灑在一座萬人墳墓巨大的拱形石蓋上。那堅硬的石面被利器鑿著一行字： “我們的命運是你們的警鐘。”

我陡然想到巴金先生對建立“文革博物館”的倡議。這充滿作家良心的倡議里包含著子孫造福的渴望。但由于上訴那些荒謬的誤解，它同樣被淡化，被擱置，被冷處理了。當上海作家趙麗宏發現年輕的一代對僅僅結束十年的中國歷史最大的悲劇一無所知，我們難道還不應該敲響這警鐘嗎？只有叫后人知道過去的一切，它們才會更透徹認識到現實的一切，不迷失于身邊紛雜的生活里，知道做什么和怎樣做，把個人的人生信念和人類生存的永恒真理相統一。為了這些想法，我把這部書，作為向遲早會實現的“文革博物館”呈送的第一份普通中國人的文革檔案。

原先，我設想用兩年時間完成這個寫作計劃。工作中我發現，這不是一部作品，而是一項文學工程。憑我個人力量，要想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找出一百個最富個性、內涵深刻又相互區別的人物典型，用他們的心靈史，呈現這一無比深邃浩瀚的時代內容，何其艱難！況且未必能提供出文學所需的特有而生動的細節。

因此，我要擴大采訪量。用篩選的方式，不斷從一批批采訪者中比較出各類典型，同時以文學的眼光審視之，再一個個精選出來，才能使這一百個普通人的內心故事，對一代中國人的心靈歷程，作出盡可能雄厚充實的包容，這樣，就必須從我的生命多支付時間。一個人一生能做成的事極其有限，如果這書能如愿地實現我的寫作初衷，便是我此生最大的滿足了。

一位讀者曾寫信譴責我：“你曾經信誓旦旦，要為我們一代人寫‘心靈史’，為什么有頭無尾，放一炮跑了？你死了？勇氣沒了？還是也做買賣去了？”

讀了這信，我點燃一支煙，一直抽到燒到手指頭，捉筆只給了一句話： “我沒權力放棄這使命！”

《一百個人的十年》前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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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悲哀地感到，我們的民族過于健忘。“文革”不過十年，已經很少再見提及。那些曾經籠罩人人臉上的陰影如今在哪里?也許由于上千年封建政治的高壓，小百姓習慣用抹掉記憶的方式對付苦難。但是，如此樂觀未必是一個民族的優長，或許是種可愛的愚昧。歷史的過錯原本是一宗難得的財富，丟掉這財富便會陷入新的盲目。

在本書寫作中，我卻獲得新的發現。

這些向我訴說“文革”經歷者，都與我素不相識。他們聽說我要為他們記載“文革”經歷，急渴渴設法找到我。這急迫感不斷給我以猛烈的撞擊。我記載的要求只有一條，是肯于向我袒露心中的秘密。我想要實現這想法并非易事。以我的人生經驗，每人心中都有一塊天地絕對屬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當這些人淌著淚水向我吐露壓在心底的隱私時，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還是人的心。但他們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圍欄，他們無法永遠沉默，也不會永遠沉默。這是為了尋求一種擺脫，一種慰藉，一種發泄，一種報復，更是尋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場人間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為得到這樣無戒備無保留的信賴而深感欣慰。

?? 1986年

古典文學中的鳥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晉·陶淵明《飲酒》

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唐·杜甫《絕句四首》

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唐·杜甫《春歸》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

唐·張志和《漁歌子》

未聞籠中鳥，飛去肯飛還。

唐·白居易《看嵩洛有感》

野性思歸久，籠樊今始開。雖知主恩重，何日肯重來。

宋·司馬光《放鸚鵡》

百囀千聲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間自在啼。

宋·歐陽修《畫眉鳥》

去年燕子天涯，今年燕子誰家？

宋·張炎《清平樂》

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

宋·辛棄疾《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鳥兒中的理想主義 筱敏

我對籠中繼續撲翼的鳥一直懷有敬意。

幾乎每一只不幸被捕獲的鳥，剛囚入籠中都是拼命撲翼的，它們不能接受突然轉換了的現實場景，它們對天空的記憶太深，它們的撲翼是驚恐的，焦慮不安的，企圖逃離厄運的，拒絕承認現實的。然而一些時日以后，它們大都安靜下來，對伸進籠里來的小碗小碟中的水米，漸漸能取一種怡然的姿態享用。它們接受了殘酷的現實，并學會把這看成生存的常態。它們的適應能力是強的。適應能力強，這對人，對鳥，對任何生物，都是一個褒獎的詞組。它們無師自通，就懂得了站在主人為它們架在籠中的假樹杈上，站在籠子的中心位置，而不是在籠壁上徒勞地亂撞。就像主人所期待的那樣，優雅地偏頭梳理它們的羽毛，如果有同伴，就優雅地交頸而眠。更重要的是，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或者主人逗弄的時候，就適時適度地婉轉歌唱，讓人感覺到生活是如此的自由、祥和、閑適。而天空和撲翼這種與生俱來的事情，也就是多余的了。

但是一些鳥的適應能力是壞的，這大抵是鳥類中的古典主義者或理想主義者。它們對生命的看法很狹義，根本不會隨現實場景的轉換而改變。在最初的驚恐和狂躁之后，它們明白了厄運，它們用最荏弱的姿態抗拒厄運。它們是安靜的，眼睛里是極度的冷漠，對小碗小蝶里伸過來的水米漠然置之，那種神態，甚至讓恩賜者感到尷尬，感到有失自尊。鳥兒的眼睛里一旦現出這樣的冷漠，就不可能再期待它們的態度出現轉機，無論從小籠子換到大籠子，還是把粗瓷碗換成金邊瓷碗，甚至是不是再賞給它們一個快樂的伙伴，都沒有用了。這一切與它們對生命的認定全不沾邊兒。事實上，這時候它們連有關天空的夢也不做了，古典主義者總是悲觀的絕望的，它們只求速死。命運很快就了它們的心愿。

而我一直懷有敬意的，是鳥兒中的另一種理想主義，這種鳥兒太少，但我僥幸見過一只，因為總是無端記起，次數多了，竟覺得這鳥兒的數目似乎在我感覺中也多了。我見到這只鳥兒的時候，它在籠子中已關了很久了，我無從得見它當初的驚恐和焦灼，不知它是不是現出過極度的冷漠，或者徒勞地撞擊籠壁，日夜不停地用喙啄籠壁的鐵枝。我見到它的時候，它正在籠子里練飛。它站在籠子底部，撲翼，以幾乎垂直的路線，升到籠子頂部，撞到那里，跌下來，然后仰首，再撲翼，??這樣的飛，我從來沒見過。它在籠中劃滿風暴的線條，雖然這些線條太短，不能延伸，但的確飽漲著風暴的激情，它還繞著籠壁飛，姿態笨拙的，屈區著，很不灑脫，很不悅目，但畢竟它是在飛。它知道怎么樣利用籠內有限的氣流，怎樣訓練自己的翅子，讓它們盡可能地張開，盡可能地保持飛翔的能力。

在這樣一只鳥的面前，我感覺慚愧。

一般我們很難看見鳥是怎樣學飛的，那些幼鳥，那些被風暴擊傷了的鳥，那些在巖隙里熬過隆冬的鳥，還有那些被囚的鳥。這是一件隱秘的事。我們只看見它們在天空中劃過，自由地撲翼，桀驁地滑翔，我們只羨慕上帝為它們造就了遼闊的天空。但在看到那只囚籠中以殘酷的方式練飛的鳥之后，我明白，天空的遼闊與否，是由你自己造就的，這種事情上帝根本無能為力。上帝只是說，天空和飛翔是鳥類的生命形式，而災難和厄運也是世界存在的另一種形式。至于在災難和厄運中你是否放棄，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成年禮》太白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

啄露而歌

鮑爾吉·原野

我在一篇文章中說過：“雨后，桑園在許久的寂靜之后，傳來一句怯怯的鳥啼。”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園聽到這樣的啼唱。這只鳥的喉間仿佛有豐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練氣功，津液滿頰吧。我擔憂的是，這樣歌唱，不會嗆水嗎？我童年的朋友三相，曾向我炫耀含水歌唱，抿一口花茶根，唱顫音“美麗的哈瓦??”還沒等“那”，嗆了。一陣咳嗽，我把他脊背噼啪一通錘打。

雨后，樹葉上流漾水珠，小鳥感到樹上掛滿水滴的鉆石，驚喜自語。也許，它有意啄一滴水漱口再唱。像我唱蒙古歌之前須飲烈酒潤喉一樣。

行家說，這自是鳥的唱法，叫“水音兒”。畫眉、紅子都會此腔，尤其邢臺以南產的紅子。腔名“衣滴水兒”。

我寧愿相信這樣的情景：初晴，鳥兒啄頭頂的一滴水，涼啊！它不禁喊出聲來。如果沒有污染和人類捕殺，鳥兒實在過著神的生活。

《思想起》P85，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

飛來與我們喝早茶的金絲雀

黃永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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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喝早茶的時候，窗外飛進一只金絲雀。我們都以為它很快就會飛走的，它卻在我們座位之間來回招呼，甚至啄食起餅屑來。

它一進來，我馬上想的是：“關窗！”但沒有說出口。幸好沒有說出口。它對人類的信任，頗使我慚愧。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毛病形成是很難一下改變的。

在紐約、華盛頓、哈佛校園內看到草地上的松鼠，在墨爾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鸚鵡，在意大利、巴黎看到滿地的鴿子，第一次，我都是不習慣的。“為什么不捉起來呢？”“捉起來”才合乎常規。

在地上看到一方木頭，馬上就想到：“拿回家去！”拿回去干什么，以后再打算不遲。

舊金山的鴿子和狗前幾年忽然少了許多，后來發現是越南難民在吃這些東西，警察訊問他們，得到的回答卻出乎意外：

“它們很‘補’呀！”

我聽了這個傳說當年曾經覺得好笑，而且轉播別人聽。唉！作為一個不幸的東方大陸人，什么時候才會打心里寬容起來呢？

那只金絲雀玩了兩個多鐘頭，后來就飛走了。我們都以為它改天會再來，一天，兩天過去了，一直沒有看見它。到別人家的家里去了，也許是回自己的家。

為了這只金絲雀，我心里有著隱秘的、懺悔的感覺，甚至還不只是對這只具體的小鳥。

它好像一座小小的會飛翔的懺悔臺。

《沿著塞納河到翡冷翠》P19-20，三聯書店1999年5月 鳥的王國

[波蘭]切·米沃什 張曙光 譯

沉重的松雞高高飛起

用它的翅膀揮擊著森林的天空 一只鴿子回到它空中的曠野 一只烏鴉像飛機的鋼板發亮。

對于它們大地是什么？一個黑暗的湖。它被夜晚永遠地吞噬著。

它們，在黑暗之上就像在黑色波浪之上，有著家園和島嶼，被光所保存。

如果它們用嘴梳理著長長的羽毛 其中的一根落下，它長時間地 漂浮著，在沉到湖底之前

刷著什么人的臉，從明亮、美麗 溫暖和自由的世界帶來訊息。

《切·米沃什詩選》P39-40，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

小鳥

普希金 查良錚 譯

在異邦，我虔誠地遵守著 祖國的古老的風俗： 在春天一個明朗的節日，一只小鳥被我放出。

我開始感到一點欣慰； 為什么對上天埋怨不休？ 至少，這是一個生靈，我能贈給它以自由！

（每年三月二十五日，俄國人按照宗教習俗，把一只鳥從籠子里放走。）《普希金抒情詩選》P488，譯林出版社1992年6月

第二篇：《一百個人的十年》讀后感

《一百個人的十年》讀后感

《一百個人的十年》主要講述的是文革時期一百個人的遭遇。在這十年里，許多知識分子，比如工程師、醫生、老師都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忍饑挨餓已不在話下，高強度的勞動，睡牛棚，甚至被嚴刑拷打，他們忍受著非一般的折磨。那個時候，哪怕只要說錯一句話，便可能引起殺身之禍，那個時候，越窮越光榮，那個時候，毛主席語錄背的越多越光榮。

不堪回首的文革十年

雖然在歷史教科書也有提及文革十年的動蕩與反思，但那僅僅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的不為人知的未被提及。這本書詳實地記錄了親身經歷文革并遭遇文革迫害的人的經歷，讓我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文革那段歷史。我曾有好幾次想終止看這本書的想法，他們的遭遇讓我不敢相信這僅僅發生在40年前。有一些孩子響應黨的號召，去東北開墾荒地，那里的條件異常艱苦，衣服不夠，糧食也嚴重不足，常常要忍凍挨餓，睡的地方也只有草席和一床薄薄的被子，每天工作至少12小時，有些女生還因為這樣而終生不孕。絕大部分的人都因為這段時間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風濕，關節疼痛，甚至骨頭壞死。更有甚者，一些高級工程師被抓到牢房，每天只能喝一碗白粥，睡在沒有廁所的牢房里，被紅衛軍們嚴刑拷打……肉體的折磨應如此痛苦，精神上的折磨更加殘忍。在那個年代，可以看的書只有毛澤東語錄，其他一切書籍，皆被視為偽科學，很多重要的資料因此被燒毀，一旦發現偷看這些書籍，便會立刻被送去批斗。讀完這本書，我終于

能理解為什么老舍先生不忍痛苦，選擇自殺。這一百個人，都有他們各自的經歷，但共同的是他們都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忍受著非人一樣的生活。而這一百個人，僅僅是文革時期大部分人的代表，也許有更慘痛的經歷隨著他們的枉死而遠去。

文革的反思

歷史終歸歷史，我們還得回到現實中來。但是，我們并不能因此而忘記歷史，應以史為鑒。在文革時期，民主和法制遭受嚴重的踐踏，國家法律成一紙空文，即便劉少奇主席拿著憲法維護自己的尊嚴也無濟于事。這時候，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我們的監督機制？誠然，文革之后，我們不斷地反思與總結，我國的法制建設也得到快速發展，但仍然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而現實中，憲法的實際作用非常有限，違憲審查機制也沒有得到落實。我國人權保障力度也不如西方先進國家完善，比如西方國家規定犯罪嫌疑人享有沉默權，而我國卻無此規定，一旦犯罪嫌疑人被判刑，沉默將會成為他加重刑罰的酌定情節。再比如，十八大以來，我們看到一批貪污腐敗的高官落馬，從重慶市委書記***，重慶市公安局長王立軍，再到近期的湖北副省長郭有明，這顯示了中央打擊貪污腐敗的堅定決心，然而，雖然公開國家工作人員的收入的呼聲越來越高，也有一些地區實施了這項工作，全面而細致的財產公開卻遲遲未能實現。

改革需要循序漸進，切忌操之過急，雖然我國在民主與法制方面仍然有很多缺陷，但我始終相信，隨著人們的法制意識越來越強，政府依法辦事的觀念日漸深入，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會愈加完善，確

立憲法之上，不會讓一人獨大的現象再次發生！同時，這也需要我們每一位公民學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覺維護法律的尊嚴，這樣，我們的國家必能在法律的引導下越走越好！

第三篇：讀《一百個人的十年》有感

一、之前由于做毛概的課內實踐主題是四人幫，自己對文革也有一個比較系統的認識和理解。“文革是被毛澤東錯誤發動，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利用，給中華民族帶來嚴重災難的政治運動。”這是官方的說法，默默地回避了群眾的錯誤。然而從偶然和必然的關系來說，文革極有可能是中華民族的必然，只是毛澤東生物晚年錯誤決策和四人幫的野心勃勃加速了它的進程。雖然早在辛亥革命，中國就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社會，但是封建人治的瘤毒一直沒有肅清。而四人幫和無數想靠文革上位的人利用了它，加上民眾的愚昧和法則的不健全，使得文革長達十年之久。

《一百個人的十年》再一次把文革的從歷史布滿塵埃的狹縫中翻了出來，力圖以一百個人不同的經歷呈現文革這一歷經十年、全社會大劫異常復雜的全貌。在看這本書里每一個受難者的經歷時，心情很沉重。這是一場精神靈魂的虐殺。“在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跡般的消失，人間演出原始愚昧時代的互相殘殺；美與善將轉入地下，丑與惡肆意宣泄；千千萬萬生命被吞噬。無論壓在這狂狼下的還是掀動這狂狼的，都是它的犧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的強制性的重新塑造。堅強的化為怯弱，誠實的化為詭詐、恬靜的化為瘋狂，豁朗的化為陰沉。人性、人道、人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所以含有人的最高貴的成分，都是它公開踐踏的內容。”

然而在那個災難的時代，作者馮驥才為什么要冒著生命的危險記錄文革里的這些人和事，近乎瘋狂的寫下來，背誦在心，之后再燒掉紙片？

二、我在這場文革廝殺中看到了小市民對這片黃土地絕對的忠誠，對統治者永無質疑的赤誠。這份純真的赤誠很值得稱贊，然而我卻感到悲哀。我們的民族沒有的質疑批判的思想。為什么能不假思索就跟著上頭干？為什么能無中生有的造謠污蔑？為什么能不明真相就對一個可能無辜的人施加以無人道的迫害？正是這份近乎愚者的赤誠，釀就了文革的一呼百應。孰不知，今日的栽贓禍害別人的或是事不關己見死不救的，明日也成了受害者，打為監下囚。美國波士頓猶太人紀念碑上有這樣一段話：“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后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不說話；此后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說話；最后，他們奔我而來，再沒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今天你的麻木與軟弱會為你自己或者家人造就明日的悲劇與墳墓，所以請牢記法西斯的暴行也牢記文革給我們的教訓，為受害者說話，為受害者聲張。

二十世紀的今天，現代電子通訊的發達與網絡的普及，讓我們說話的成本大大降低，不需要是新聞工作者或文人知識分子，只要你能上網就能發表自己的言論。但這不意味著每一個人可以不明真相就胡亂發言。

記得前一段時間在朋友圈和微博瘋轉的關于聲討人販子，呼吁修改法律人販子一律死刑的文章。這個呼吁受到廣大網友的瘋轉，一時間網絡上沸沸揚揚的要求法律嚴懲人販子。然而我看到這個呼吁的時候，卻一點也不淡定，一律死刑的呼吁，太無理取鬧了。殺人犯才處以死刑，將人販子等同與殺人犯，只會將人販子逼成亡命之徒，而亡命之徒玩起命來，只會把孩子的境地變得更加危險。而且死刑的濫用，不可避免的會導致冤假錯案的產生，所以死刑不可亂用。所幸的是，也有不少專家學者出來正言，從各方面分析人販子一律死刑的不可行。

然而，民眾的聲音也得到了國家政府的重視。27號剛出來的刑法修正草案，就對收買被拐賣兒童擬不免除刑罰。將現行刑法規定：“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修改為：“收買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對被買兒童沒有虐待行為，不阻礙對其進行解救的，可以從輕處罰；按照被買婦女的意愿，不阻礙其返回原居住地的，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目的在于堵住買方市場，有效消除買方需求，斬斷拐賣兒童犯罪利益鏈條，進而推動形成“收買兒童是犯罪”的全民認知，從源頭上減少拐賣兒童的發生。

三、老舍，著名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四世同堂》、話劇《茶館》等作品。文革中多次被批斗。1966年，不堪忍受凌辱，自沉北京太平湖。

傅雷，著名翻譯家。譯有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著作30余部500余萬字。1966年8月30日起遭到上海音樂學院的紅衛兵和造反派抄家。9月3日凌晨，傅雷夫婦上吊自盡于家中鐵窗兩側。

文革中多少知識分子受不了凌辱自殺。我知道這些人有比生命更愛的事物，也許是音樂、也許是文學、也是信仰或者尊嚴等等。而當摯愛被毀損侮辱時，生命也不想要了。但也有這么一些人在這樣悲劇的年代活下來了。

說不清到底是那些保持個性和信仰離開的人值得人緬懷，還是那些活著的人更了不起。然而如果為了活下來，用盡手段、坑蒙陷害、本性全失；抑或是受盡折磨，落得一身病痛又一事無成，終日惴惴不安或者怨天尤人。那還不如痛痛快快來個了結，免得苦痛一生。然而，生活太多變數，不走到最后一步，沒有人能評說一個人的人生是否圓滿幸福，再者幸福與否，也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咸味糖真正的味道，還是糖里邊的發澀的咸味。”積極生活的人無論外界的環境多么惡劣，都知道去感恩、去努力的活著。《一百個人的十年》書里面有一個部分是“三個人的苦中作樂”，分別寫了主人公們在這樣一個精神和物質都匱乏的年代里，如何智慧應對生活學習中的不公，“圓滑”又不失反抗精神地忽悠“領導者”，用精神勝利法和迫害侮辱做斗爭。在我認為，最值得贊頌的是歷經苦難，努力汲取生活的養料，感恩生活不失本性的人兒。這才是生命的大智慧。

這些人即使在陰霾籠罩的年代里，也一直帶著希望或使命在生活，像作者馮驥才就是抱著一種使命在生存。他要把文革的時期發生匪夷所思荒誕的事情給記錄下來，告訴后人，讓這些切膚的疼痛，切心的焦慮喚起莊嚴的民主責任感。

通過讓我們，讓我們的后代，了解這一段赤誠又愚昧的時代，真實又荒誕的文革文化，將一個個關于社會弊端、文化劣根和民族自身弱點的問題公開在陽光下，迫使我們做出思考，喚醒我們文明生存所需的良知、義務與人格力量。這樣，我們才能不再像父輩祖輩一般盲目而盲從，因無知而無畏，因愚昧而重蹈災難的覆轍!

最后也想謝謝我們的毛概老師，謝謝宋老師，引導我們去看書、去做展示、去了解歷史了解社會現象，思考一些歷史的遺留問題和社會詬病。祝老師課越教越精彩，家庭幸福美滿。

第四篇：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讀后感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用真實填補歷史感知的斷層

在延綿不絕的歷史時間里，十年不過是眨眼的一瞬。但對于一代中國人有如熬度整整一個世紀。如今三十歲以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的命運不受其惡性的支配。在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跡般地消失，人間演出原始蒙昧時代的互相殘殺;善與美轉入地下，丑與惡肆意宣泄；千千萬萬家庭被轟毀，千千萬萬生命被吞噬。無論壓在這狂浪下邊的還是掀動這狂浪的，都是它的犧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強制性的重新塑造。堅強的化為怯弱，誠實的化為詭詐，恬靜的化為瘋狂，豁朗的化為陰沉。人性、人道、人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貴的成分，都是它公開踐踏的內容。雖然這不是大動干戈的戰爭，再慘烈的戰爭也難以達到如此殘醋——靈魂的虐殺。

這是一次絕無僅有的閱讀經歷，有著急不可耐一氣讀完的欲望，又時時被字里行間滲出的敘述者的滴滴血淚彌漫了雙眼，于是拿起，又放下，再翻開。足足一個多星期，《一百個人的十年》一直沉沉地籠罩著我的生活，書中極具視覺沖擊力的黑白照片中那些苦痛麻木被揪得仰起的臉，彎曲變形被壓下的脊梁，亢奮扭曲青筋綻出的拳頭，在我腦中不斷的交替著。這是怎樣的十年啊!對于我們這些文革后出生的人來說，近在咫尺的文革十年竟是一段歷史的空白。我們從小在歷史課上了解中國文明的上下五千年，而對這段20世紀中國歷史上最慘絕人寰、最不可思議的文革浩劫，卻無從窺見。教科書上對文革的敘述蒼白無物，經歷過的父輩們也欲說還休，把此話題視為禁區，是不愿觸痛那愈合不了的傷疤，還是記憶太沉重壓得說不出話來？或許更多的是說也說不清楚。

那么，我們歷史感知的斷層該如何來填補？一個失去了部分身軀的人該如何存活？曾有人說過：一個得遺忘癥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確實，任何民族的奮發與自強都需要兩種清醒：清醒的面對世界和清醒的面對自己，清醒的面對未來也清醒的面對過去。幸好我們有使命感的文學家們用他們的筆記錄下了歷史的真實，前有巴金的《隨想錄》，以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思文革，探索著如何“做好人”，現有馮驥才的紀實文學《一百個人的十年》，展現的是眾多普通文革經歷者的心靈檔案。源于一個文革親歷者的良知和文學家的責任，作者歷經10載春秋，收集被采訪者信件近4000封，采訪數百人，其中有教師，干部，學生，家庭婦女等等，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層面，從中選取互不雷同，具有典型意義的故事。如此具有深度，廣度的記錄文革，前不見來者；如此繁瑣，浩大的準備工作，對于如今一年出版幾本書的作家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

列寧認為一切舊歷史理論的缺點是：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而馮驥才要把此書作為第一份普通中國人的文革檔案呈送給終將落成的“文革博物館”。《一百個人的十年》展露的正是文革中普通人的經歷與精神狀態，老百姓是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人們群眾才是文革的主體，他們的親身經歷構成了歷史的真實，他們的反思才觸及靈魂的深處，發人深省。作者認為：歷史總是偏愛名人，那些名人和有地位的人總有人為他們訴冤道苦，樹碑立傳。所以他要面對那些默默無聞的百姓和忍氣吞聲的蕓蕓眾生。在顛倒黑白，狂躁荒唐的文革十年中，每個普通的中國人都成了舞臺上涂脂抹粉演員，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改編成一部光怪陸離的小說。

為了最大程度的還原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作者把事物原始狀態的真實看得至高無上，因此在寫作中將有限的虛構縮到最小，連配角人物，環境，場景和非主要情節也不去虛構。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血肉豐滿又各具色彩的人物，他們的狂熱，憂郁，失望，悲憤，冤屈，苦痛，內疚，甚至敘述時的表情，語氣都毫發畢現。正是由于真實，對于口述者而言每一次回憶無不是一場殘酷的經歷，曾經有一位口述者，被采訪之后，整整病了一個月，就她的話說“回憶一次等于脫層皮”。對于我們閱讀者又何嘗不是如此，由于真實，我們一次次隨著口述者走入那匪夷所思的年代，與他們一起承受著痛苦，感受著心靈的煎熬。那個8歲的死刑陪綁者，那個用水果刀切斷父親頸動脈而始終活在懺悔中的女醫生，那個至今

不愿承認是犧牲品的當時的造反派，那個讓陌生人來決定自己婚姻大事的女知青，那對結婚60天卻分別3650天的夫婦……他們被踐踏的尊嚴，扭曲的心理，殘酷的命運波折猶如一把利刃直捅讀者的心窩，使人不得不對人性有著更通徹心扉的審視與反省。

盡管災難已經過去，誰對這些無辜的受難者負責?無論活人還是死者，對他們最好的償還方式，莫過于深究這場災難的根由，鏟除培植災難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理應換取不再重蹈復轍的真正保證。這保證首先來自透徹的認識。不管前代曾經陷入怎樣地荒唐狂亂，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為下一代活著，也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遠再不重復上一代人的苦難，他們雖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價值的一代。那段十年雖然已經永遠的過去了,但卻在中國老百姓的靈魂和生活中打下了永不磨滅的深深烙印。真實是不容遺忘的，被掩飾的歷史，仍會在冰層下暗潮洶涌，無視與逃避無濟于事，惟有掀開冰凍才能讓時代的潮水滾滾向前，而人類也只有在莊嚴神圣甚至痛苦的血與火的洗禮中才能獲得新生。馮驥才用滿腔的悲憫之情記錄下了這段文革十年，用真實來填補我們歷史感知的斷層。而我們的責任呢？去牢牢記住這段歷史吧！終結文革的方式，惟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沒有一層深于一層的不淺嘗輒止的思索，就無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沒有答案的歷史是永無平靜的。

第五篇：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讀后有感

在延綿不絕的歷史時間里，十年不過是眨眼的一瞬。但對于一代中國人有如熬度整整一個世紀。如今三十歲以上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人的命運不受其惡性的支配。在這十年中，雄厚的古老文明奇跡般地消失，人間演出原始蒙昧時代的互相殘殺;善與美轉入地下，丑與惡肆意宣泄；千千萬萬家庭被轟毀，千千萬萬生命被吞噬。無論壓在這狂浪下邊的還是掀動這狂浪的，都是它的犧牲品。哪怕最成熟的性格也要接受它強制性的重新塑造。堅強的化為怯弱，誠實的化為詭詐，恬靜的化為瘋狂，豁朗的化為陰沉。人性、人道、人權、人的尊嚴、人的價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貴的成分，都是它公開踐踏的內容。雖然這不是大動干戈的戰爭，再慘烈的戰爭也難以達到如此殘醋——靈魂的虐殺。

這是一次絕無僅有的閱讀經歷，有著急不可耐一氣讀完的欲望，又時時被字里行間滲出的敘述者的滴滴血淚彌漫了雙眼，于是拿起，又放下，再翻開。足足一個多星期，《一百個人的十年》一直沉沉地籠罩著我的生活，書中極具視覺沖擊力的黑白照片中那些苦痛麻木被揪得仰起的臉，彎曲變形被壓下的脊梁，亢奮扭曲青筋綻出的拳頭，在我腦中不斷的交替著。這是怎樣的十年啊!對于我們這些文革后出生的人來說，近在咫尺的文革十年竟是一段歷史的空白。我們從小在歷史課上了解中國文明的上下五千年，而對這段20世紀中國歷史上最慘絕人寰、最不可思議的文革浩劫，卻無從窺見。教科書上對文革的敘述蒼白無物，經歷過的父輩們也欲說還休，把此話題視為禁區，是不愿觸痛那愈合不了的傷疤，還是記憶太沉重壓得說不出話來？或許更多的是說也說不清楚。

那么，我們歷史感知的斷層該如何來填補？一個失去了部分身軀的人該如何存活？曾有人說過：一個得遺忘癥的民族是沒有明天的。確實，任何民族的奮發與自強都需要兩種清醒：清醒的面對世界和清醒的面對自己，清醒的面對未來也清醒的面對過去。幸好我們有使命感的文學家們用他們的筆記錄下了歷史的真實，前有巴金的《隨想錄》，以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思文革，探索著如何“做好人”，現有馮驥才的紀實文學《一百個人的十年》，展現的是眾多普通文革經歷者的心靈檔案。源于一個文革親歷者的良知和文學家的責任，作者歷經10載春秋，收集被采訪者信件近4000封，采訪數百人，其中有教師，干部，學生，家庭婦女等等，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層面，從中選取互不雷同，具有典型意義的故事。如此具有深度，廣度的記錄文革，前不見來者；如此繁瑣，浩大的準備工作，對于如今一年出版幾本書的作家來說簡直是天方夜譚。

列寧認為一切舊歷史理論的缺點是：沒有說明人民群眾的活動。而馮驥才要把此書作為第一份普通中國人的文革檔案呈送給終將落成的“文革博物館”。《一百個人的十年》展露的正是文革中普通人的經歷與精神狀態，老百姓是中國社會的中流砥柱，人們群眾才是文革的主體，他們的親身經歷構成了歷史的真實，他們的反思才觸及靈魂的深處，發人深省。作者認為：歷史總是偏愛名人，那些名人和有地位的人總有人為他們訴冤道苦，樹碑立傳。所以他要面對那些默默無聞的百姓和忍氣吞聲的蕓蕓眾生。在顛倒黑白，狂躁荒唐的文革十年中，每個普通的中國人都成了舞臺上涂脂抹粉演員，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改編成一部光怪陸離的小說。

為了最大程度的還原當時人們的精神狀態，作者把事物原始狀態的真實看得至高無上，因此在寫作中將有限的虛構縮到最小，連配角人物，環境，場景和非主要情節也不去虛構。在閱讀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個血肉豐滿又各具色彩的人物，他們的狂熱，憂郁，失望，悲憤，冤屈，苦痛，內疚，甚至敘述時的表情，語氣都毫發畢現。正是由于真實，對于口述者而言每一次回憶無不是一場殘酷的經歷，曾經有一位口述者，被采訪之后，整整病了一個月，就她的話說“回憶一次等于脫層皮”。對于我們閱讀者又何嘗不是如此，由于真實，我們一次次隨著口述者走入那匪夷所思的年代，與他們一起承受著痛苦，感受著心靈的煎熬。那個8歲的死刑陪綁者，那個用水果刀切斷父親頸動脈而始終活在懺悔中的女醫生，那個至今不愿承認是犧牲品的當時的造反派，那個讓陌生人來決定自己婚姻大事的女知青，那對結婚60天卻分別3650天的夫婦??他們被踐踏的尊嚴，扭曲的心理，殘酷的命運波折猶如一把利刃直捅讀者的心窩，使人不得不對人性有著更通徹心扉的審視與反省。

盡管災難已經過去，誰對這些無辜的受難者負責?無論活人還是死者，對他們最好的償還方式，莫過于深究這場災難的根由，鏟除培植災難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理應換取不再重蹈復轍的真正保證。這保證首先來自透徹的認識。不管前代曾經陷入怎樣地荒唐狂亂，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為下一代活著，也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遠再不重復上一代人的苦難，他們雖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價值的一代。那段十年雖然已經永遠的過去了,但卻在中國老百姓的靈魂和生活中打下了永不磨滅的深深烙印。真實是不容遺忘的，被掩飾的歷史，仍會在冰層下暗潮洶涌，無視與逃避無濟于事，惟有掀開冰凍才能讓時代的潮水滾滾向前，而人類也只有在莊嚴神圣甚至痛苦的血與火的洗禮中才能獲得新生。馮驥才用滿腔的悲憫之情記錄下了這段文革十年，用真實來填補我們歷史感知的斷層。而我們的責任呢？去牢牢記住這段歷史吧！終結文革的方式，惟有徹底真實地記住文革。沒有一層深于一層的不淺嘗輒止的思索，就無法接近真理性的答案。沒有答案的歷史是永無平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