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 生產背景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極不尋常的時期，當時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5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高瞻遠矚，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制“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杰出成就的科學家，以身許國，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響應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圣而偉大的事業中來。

他們和參與“兩彈一星”研制工作的廣大干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在當時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較少的投入和較短的時間，突破了原子彈、導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對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大國的核訛詐下，于1956年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的主持下，制訂了《1956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而毛澤東則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當時中國開發上述技術的環境還十分落后和艱苦，但不少科學家從此開始投入這些開發計劃。

“兩彈一星”是對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統稱，并沒有明確具體指哪兩顆彈和哪一顆星。

鄧小平說過：“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江澤民在表彰“兩彈一星”科技專家大會上的講話提到：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在宇宙中唱響了東方紅歌曲。

兩彈一星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

兩彈一星精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諸多“精神”及政治語匯中的一個，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環境下，從事科學技術開發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興國政策的開端。

對于中國而言，兩彈一星是在非常艱苦、沒有外援的環境下所開發出來的成果。而“兩彈一星的精神”象征了中華民族自力更生、在社會主義之下集中力量從事科學開發研究，并創造“科技奇跡”的態度與過程，組合的元素則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與“科學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創新”“知識經濟”等領域。在政治語匯上，類似臺灣的“發展綠色硅島”、“新竹科學園區奇跡”、“兩兆雙星”等。

"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活生生體現，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繼續發揚光大這一偉大精神，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在現代化建設道路上奮勇開拓的巨大推動力量。

兩彈一星精神，當成政治語匯可以用在科技發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領域上，例如：“用兩彈一星精神創建一流大學”、“用兩彈一星精神開發資訊產業”等。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經歷了艱辛、困難、風險的歷史進程，是來之不易的歷史性成果，這當中除了要突破核子理論、爆炸物理、電子測試、自動控制、精密工藝、總體設計以及核材料提取等各個領域中無數大大小小的技術難關，真正掌握確保原子彈起爆成功的奧秘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情況，那就是國家正處于經濟甚為困難時期，可以說中國人勒緊了褲帶，把原子彈研制出來，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科學求實、團結協作、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會永放光芒。

一、毛澤東對研制原子彈的決策，有著歷史發展的過程 1945年8月，美國人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幾天以后，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會議上說“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原子彈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棗園樹下采訪了毛澤東，毛澤東說出了流傳于世的一句話“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國科學院院長、世界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約里奧·居里(他是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國共產黨員)讓從法國回國的中國科學家傳話給毛澤東:請轉告毛澤東，你們要反對核武器，自己就應該先擁有核武器。

一、毛澤東對研制原子彈的決策，有著歷史發展的過程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志愿軍在甚為劣勢裝 備的條件下，英勇無比，取得節節勝利，美國的當權者為了挽回戰局，多次企圖對中國使用原子彈。1950年11月30日，合眾社報導，杜魯門總統說:“他已考慮同朝鮮戰場有聯系的原子彈問題”。美聯社也隨即報導:“杜魯門總統正在積極考慮使用原子彈來對付中國共產黨人，如果有必要這樣做的話”。1952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12月份去南朝鮮“訪問”，1953年初，他下達命令，將攜帶核彈頭的導彈秘密運到日本的沖繩島，為向中國發射核導彈而做準備。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解放了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時，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授權，總統可以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根據這一授權，美國軍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彈攻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多種方案。

毛澤東面對美國當權者不斷對中國進行的核威脅，完全意識到:為什么美國當權者動輒就要向我國進行核威脅？為什么美國敢于這樣做:就是因為我們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及其運載工具，中國沒有核遏制力量，沒有同樣的打擊報復手段，沒有抗衡的力量。

毛澤東面對國際形勢變化的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對原子彈在戰略上蔑視，逐步在戰術上重視起來。

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們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58年，毛澤東論斷:“原子彈就是這么大的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說你不算數，那么好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 工夫完全可能。”

中國的核工業全面上馬了。原子彈正式開始展開研制了。

二、赫魯曉夫翻臉不認帳，撕毀援華協議，企圖扼殺我國核工業。歷史卻是如此諷刺性巧合，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之時。

1956年，毛澤東對來訪的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給中國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蘇兩國領導人舉行最高級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向赫魯曉夫提出:“我們對原子彈、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所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總之，我們也想搞這項工業。”

赫魯曉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彈要花費很多錢，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行了，核武器貯存時間長了，還要變質淘汰，重新投資生產，中國不必再搞為借口，搪塞過去，沒有同意。

1956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急劇性變化，先后發生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這兩個國家倒戈，不再聽從赫魯曉夫的指揮棒，此時，赫魯曉夫迫切需要中國對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國援助尖端技術的問題上，改變了原來的態度，有了松動，出現轉機。

中蘇兩國經過多次談判，于1957年10月，中國和蘇聯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此項協議主要內容是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其具體內容為:

蘇聯同意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蘇聯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 型和圖紙技術資料；蘇聯同意向中國提供包括原子彈、導彈在內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術；蘇聯派有關專家來華幫助開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長，蘇聯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的協議，只執行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出現了大問題。中蘇兩黨出現政治分歧，并進而擴大到國家關系的惡化，赫魯曉夫為了討好美國，在1959年訪美前夕，向中共中央發來一封信，改變了原來協議的承諾，他在信中說蘇聯正與美國、英國進行禁止試驗核武器協議的談判，為了避免談判受到影響，不利于達成協議，蘇聯政府決定兩年內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赫魯曉夫從美國戴維營回來后，宣揚所謂戴維營精神，于1960年7月16日，蘇聯完全撕毀了協議，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政府，決定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盡管中國政府一再挽留，此時的赫魯曉夫態度堅決，頭腦發脹，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將在我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00多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回國，并且把重要的圖紙資料全部帶走。特別嚴重的是，蘇聯原來援助中國建設的核工廠，有的建設了一半，有的還未完全建成，蘇聯停止向中國提供原來訂購的配套設備。

毛澤東在此嚴峻形勢的壓力下，審時度勢，發出:只有一條路，自己動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彈的口號。他又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還的。

核工業戰線的廣大職工頂住壓力，奮發圖強，先后排出了數千個技術難題，奮力攻關，逐項攻克，尤其是有的技術難題在相當陌生的 情況下，認識再認識，攻關再攻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

自強不息，不斷攻克難關，1963年3月，完成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11月29日，鈾工廠生產出第一批合格產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轟產生中子試驗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國生產出第一批合格的濃縮鈾，鈾—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彈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試驗了一顆準原子彈(除未裝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來原子彈爆炸時用的實物)，取得理想的效果。為下一步正式原子彈爆炸成功打下了成功的基礎。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取得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輝煌成果。此時，扼殺中國核工業的赫魯曉夫被他的同伴趕下了臺。

三、國家經濟困難時期，黨中央作了困難而果斷的抉擇——繼續上馬研制原子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赫魯曉夫背信棄義，撕毀協議，給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正壓在中國人的頭頂上，緊接著是國家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由于糧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緊缺，實行定量供應，許多人吃不飽肚子，出現全身浮腫，形勢相當嚴峻。甚至傳出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

在此嚴峻的經濟困難時期，對是否繼續研制原子彈，中央領導層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一種是繼續研制下去；另一種是暫時下馬，等經濟好轉以后再研制。中央領導對此進行了多次討論，周恩來和陳毅、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堅決主張繼續，陳毅有一個代表性的 說法: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林彪當時在召見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員談話時，也有一句鼓勵的話: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原子彈燒響。主張下馬的人也不少，持此種意見的人，主張先集中人力、財力把經濟搞上去，再上馬搞原子彈，更為穩妥和有效。劉少奇對此兩種意見權衡后，提出先把情況摸清楚，再作決定，并上報了毛澤東，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張愛萍副總長受中央的委托，會同當時的國家科委副主任劉西堯、核工業部部長劉杰等人，進行了調

1961年11月14日，張愛萍等人向中央送上《關于原子能工業建設基本情況和急待解決的問題》的報告。此報告的中心內容是，根據原子能工業目前的建設情況，1962年是關鍵一年，只要中央領導同志親自領導、親自負責，其他各項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點的辦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進行核試驗是有可能實現的。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對此報告進行深入細致的討論，劉少奇、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最后，會議同意報告的建議，上報毛澤東，經毛澤東親

經過1961、1962兩年自力更生的實踐和艱苦工作，我國核工業建設，有了很大進展，在調查研究、分析情況的基礎上，核工業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規劃”。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這個報告，為了加強對原子彈研制的領導，中央組建了兩彈最高領導機構，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委員，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

一、聶榮臻、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劉杰等為委員。上報了毛澤東，此報告毛澤東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成為動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齊心協力，為實現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而努力的動員令，發揮了巨大的威

四、核武器研究院廣大科技人員，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之火熊熊燃起

自1958年起，為了迎接蘇聯援助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到來，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個專用廠房和相應配套的研究室；廣大科技人員幾乎人人突擊學俄文，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用上了，全院各個場所，一片俄語聲，一時間好似一個俄語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這一樣品和圖紙資料，以便早日上

但是，正在中國科技人員等待和盼望的時候，情況發展卻不像想象的那樣，1959年，來了一位蘇聯專家，可是，他對原子彈的技術問題卻只字不提，怎么問他都不說，就是重復一句話“你們都去工廠實習”。他的口袋里裝著一本資料，上班拿出來看看，下班裝著就走，從不讓中國人接觸，有人生氣地給他起了個外號“啞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就連這個“啞巴和尚”也不來了。院領導正式傳達了赫魯曉夫的惡劣行徑以及中央的決心:“自力更生，自己

與此同時，國家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國選調科學家和技術骨干，得到全國各部門的大力支持，選誰給誰，指誰調誰，不到一年的時間選拔了全國許多優秀的科技人員，先后來到核武器研究院，此時的研

調來的國際上知名專家有: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他是在英國獲得兩個博士學位和在英國擔任教授的第一個中國人，著名物理學家、反西格馬負超子發現者王淦昌，著名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等，還有兩彈元勛鄧稼先和后來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周光召，以及朱光亞、陳能寬、程開甲等，許多才華橫溢的科技專家，他們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排除了種種阻擾，毅然回到國內，隱姓埋名，默默耕耘。他們帶領核武器研究院廣大科技人員，施展智慧，奮力攻關，為我國研制原子彈成功，作出了貢獻。

當時任核工業部副部長的錢三強，他在1946年和夫人何澤慧在法國居里夫人試驗室，先后發現核鈾裂變的“三裂變”、“四裂變”現象，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并由此而引發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錢三強和夫人何澤慧也不定期地前來核武器研究院參加學術討論會，發表了不少寶貴的見解。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長李覺將軍的主持下，很快組建成三大部——理論部、試驗部、總體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彈的各項技術關，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組和個人，一場全面攻關、自力更生、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試驗場、大型爆炸物理試驗場和特種炸藥車間相繼建立。一到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燈火通明，研究人員個個埋頭鉆研，孜孜不倦；大、小爆炸物理試驗場，驚天動地的試驗爆炸聲，遙相呼應，試驗數據不斷報來，一個個成果呈現出來，必須攻下的技術難關接連取得可喜的進展。各項理論研究和實際試驗工作，在熱火

四年，經歷了不知疲倦的四年，忘我勞動的四年，也是為國獻身

原子彈的研制工作，攻關如此有成就，進展如此之快，出乎國內、五、原子彈的重大技術關——

美國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顆原子彈，其中兩顆是“內爆”型，一顆是“槍法”型，在廣島投下的是“槍法”型，在本國本土進行試驗和在長崎投下的是“內爆”型。據1960年美國《紐約時報》報道，“內爆”型原子彈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可能研制出氫彈，“內爆”型是一種有發展前途的原子彈。

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采用了“內爆”型。所謂“內爆”型是將大量高效能炸藥起爆的能量壓向內心，產生高溫高壓，將內心里的核燃料壓縮后產生核裂變，釋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難的問題在于炸藥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內心壓縮，而是向四周擴散，這就無法實

從60年代開始，國際原子能技術的許多報道，曾多次提到同步 聚焦這一問題，但是如何解決這一技術問題，誰也沒有說，也沒有關

要解決這一重大技術關，就是如何使炸藥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學家把這一技術問題叫做同步聚焦。通俗的概念是，將炸藥起爆時

中國人的最大優點之一是發奮和勤勞。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經過無數次的理論計算和試驗，終于攻克了這一技術難關。從北京試驗到西北基地，從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從局部到整體，一步一步的理論計算和試驗下去。1963年12月同步聚焦技術關成功突破了。

1964年6月6日，在西北試驗研制基地爆炸的這顆準原子彈，更進一步證實了同步聚焦的技術關完全突破，當許多科技人員看到示波器記錄下來的數據圖像時，都喜笑顏開。這時，有一位技術人員，胡子挺長，頭發更長，他說:“對不起!我要去睡覺??”是啊!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不知忘我奮戰了多少個日日夜夜，才取得了今天的碩果。據說，他這一覺睡了三天。他們太累了。

第二篇：中國政府關于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聲明

中國政府關于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聲明

●中國政府在核試驗的第二天就公開向全世界宣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世界上那么多核武器國家，有誰曾公開作過這種聲明？

1964年10月16日傍晚5時，周恩來陪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鄧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富春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接見3000多名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職人員。他滿面春風地向大家宣布：

“同志們，毛主席讓我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了！”

起初，人群依然沉默著，甚至有些發愣。等大家回過神兒來時，人們歡呼雀躍起來。周恩來高舉并揮動著雙手，示意大家靜一靜，詼諧地說：

“大家可以盡情地歡慶，但可要小心別把地板蹦塌了呀！”

早在10月11日，中央就在準備起爆后的宣傳和政治斗爭。這天，周恩來還召集總參謀部、二機部、外交部負責人楊成武、劉杰和喬冠華，磋商原子彈爆炸后的宣傳工作和有關國際問題。

10月13日，周恩來布置并主持起草有關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的中國政府聲明、新聞公報和中共中央通知等文件。當時任新華社社長兼《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在《嚴師的教誨》一文中詳細介紹了這些文件的形成經過：

一九**年十月十三日下午，總理辦公室通知我，晚飯后同喬冠華和姚溱兩位同志一道到釣魚臺六號樓去，周總理有事要我們辦。

當時我在釣魚臺八號樓中央文稿起草小組，離六號樓不遠。晚飯后我同喬冠華、姚溱漫步十分鐘就到達周總理的住地。在六號樓門前，總理的秘書把我們帶到一個小餐廳，而不是帶到總理的辦公室或客廳。

不一會，周總理進來了。看來他剛吃過晚飯，他一邊用牙簽剔著牙，一邊在圓餐桌周圍來回走動，向我們交代任務。

周總理開始用平靜的語氣向我們宣布：近日將在羅布泊附近爆炸第一顆原子彈。把你們找來就是要起草一個公報和一個政府聲明，這都要在今晚搞好，要送毛主席審定，待爆炸成功后發表。

周總理說，首次核試驗來得不易。他向我們追述十多年來我國開展核能研究和利用的大致過程。

接著，周總理就提出他設想的政府聲明的要點：

一、要全面闡明我國政府對核武器的政策，我們的目標是全面禁止、徹底銷毀核武器。

二、要說明我國進行核試驗和發展核武器是被迫的，為了自衛的，是對付帝國主義的核威脅和核訛詐的。

三、要宣布中國在任何情況下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四、要提出召開各國首腦會議的建議，首先要有核武器國家承擔不使用核武器的義務。

我們三人趕緊議論如何體現總理的思想，并大體上擬出了聲明的布局。我們還作了分工，先由喬冠華說個大體的意思，然后由我遣詞造句，大家商定后再由姚溱執筆寫下來。起草工作進行得較順利，兩千字不到的政府聲明在午夜過后不久就起草出來了。到寫完簡短的公報，大約是十四日清晨兩點鐘。

周總理看過草稿后，又走到小餐廳來，帶著親切的微笑對我們說，稿子大體可用，個別字句我還要斟酌一下，就可以送毛主席審定了。你們這些秀才不愧為快手。現在慰勞你們一人一碗雙黃蛋煮掛面。總理風趣地說，這雙黃蛋是我家鄉（淮安）的特產，拿來慰勞你們帶有象征意義，就是我們正在搞兩彈。

10月14日晚7時，在對三個主要文件草稿進行修改后，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劉少奇、林彪、鄧小平、彭真、賀龍：

有關爆炸原子彈的宣傳和政治斗爭的工作，昨天已在書記處、后來又向主席，作了報告，并得到同意。現在先將已擬好的三個文件，即政府聲明、新聞公報、中央通知的草稿，送請審閱。其他還有致各友好國家政府首腦信、外交部通知、對外賓外國記者談話要點，將陸續送審。我國這次試驗，決采取公開宣傳辦法，以便主動地擊破一切誣蔑和挑撥的陰謀，并利今后斗爭。爆炸時間，前方還在作最后研討，今晚方能定奪，當另告。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幾個小時后，日本傳出消息說，中國可能在西部地區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不久，又收到了美國的廣播，證實了這個消息。深夜11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新華社關于中國在西部地區成功地實現了第一次核試驗的《新聞公報》，同時播發闡明中國政府對于核武器立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聲明》，全文如下： 1964年10月16日15時，中國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這是中國人民在加強國防力量、反對美帝國主義核訛詐和核威脅政策的斗爭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保護自己，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不可剝奪的權利。保衛世界和平，是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的共同職責。面臨著日益增長的美國的核威脅，中國不能坐視不動。中國進行核試驗，發展核武器，是被迫而為的。

中國政府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如果這個主張能夠實現，中國本來用不著發展核武器。但是，我們的這個主張遭到美帝國主義的頑強抵抗。中國政府早已指出：1963年7月美英蘇三國在莫斯科簽訂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是一個愚弄世界人民的大騙局；這個條約企圖鞏固三個核大國的壟斷地位，而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的手腳束縛起來；它不僅沒有減少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核威脅，反而加重了這種威脅。美國政府當時就毫不隱諱地聲明，簽訂這個條約，決不意味著美國不進行地下核試驗，不使用、生產、儲存、輸出和擴散核武器。一年多來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一年多來，美國沒有停止過在它已經進行的核試驗的基礎上生產各種核武器。美國還精益求精，在一年多的時間內，進行了幾十次地下核試驗，使它生產的核武器更趨完備。美國的核潛艇進駐日本，直接威脅著日本人民、中國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美國正在通過所謂多邊核力量把核武器擴散到西德復仇主義者手中，威脅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美國的潛艇，攜帶著裝有核彈頭的北極星導彈，出沒在臺灣海峽、北部灣、地中海、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到處威脅著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一切反抗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的各國人民。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能夠由于美國暫時不進行大氣層核試驗的假象，就認為它對世界人民的核訛詐和威脅不存在了呢？

大家知道，毛澤東主席有一句名言：原子彈是紙老虎。過去我們這樣看，現在我們仍然這樣看。中國發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國相信核武器的萬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國發展核武器，正是為了打破核大國的核壟斷，要消滅核武器。

中國政府忠于馬克思列寧主義，忠于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我們相信人民。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任何武器。中國的命運決定于中國人民，世界的命運決定于世界各國人民，而不決定于核武器。中國發展核武器，是為了防御，為了保衛中國人民免受美國發動核戰爭的威脅。

中國政府鄭重宣布，中國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斗爭。我們深信，各國人民依靠自己的斗爭，加上互相支援，是一定可以取得勝利的。中國掌握了核武器，對于斗爭中的各國革命人民，是一個巨大的鼓舞，對于保衛世界和平事業，是一個巨大的貢獻。在核武器問題上，中國既不會犯冒險主義的錯誤，也不會犯投降主義的錯誤。中國人民是可以信賴的。

中國政府完全理解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要求停止一切核試驗的善良愿望。但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懂得，核武器越是為美帝國主義及其合伙者所壟斷，核戰爭的危險也就越大。他們有，你們沒有，他們神氣得很。一旦反對他們的人也有了，他們就不那么神氣了，核訛詐和核威脅的政策就不那么靈了，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可能性也就增長了。我們衷心希望，核戰爭將永遠不會發生。我們深信，只要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共同努力，堅持斗爭，核戰爭是可以防止的。

中國政府向世界各國政府鄭重建議：召開世界各國首腦會議，討論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問題。作為第一步，各國首腦會議應當達成協議，即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和很快可能擁有核武器的國家承擔義務，保證不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區使用核武器，彼此也不使用核武器。

如果已經擁有大量核武器的國家連保證不使用核武器這一點也做不到，怎么能夠指望還沒有核武器的國家相信他們的和平誠意，而不采取可能和必要的防御措施呢？

中國政府將一如既往，盡一切努力，爭取通過國際協商，促進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的崇高目標的實現。在這一天沒有到來之前，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將堅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加強國防，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

我們深信，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滅核武器。

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國內，中國人民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對國防力量的增強歡欣鼓舞；在國外，友好國家和團體認為，中國有了原子彈，顯示了自力更生的威力，是亞洲歷史上的一個輝煌功績。

當然也有不高興的，比如赫魯曉夫，他不但不高興，而且下臺了。世界上真有湊巧事。就在中國原子彈爆炸的這一天，莫斯科傳來另一件震驚世界的消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趕下了臺，理由是“年邁和健康狀況惡化”。世界輿論議論紛紛：中國原子彈爆炸！赫魯曉夫下臺！當年正是這位赫魯曉夫撕毀合同，撤走專家，卡我們的脖子。中國核試驗一舉成功之日，正是赫魯曉夫下臺之時，這難道不是歷史的絕妙諷刺嗎？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毛澤東曾開心地說過：“應該給赫魯曉夫發一個一噸重的大勛章。”

美國當局也不高興。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中國核試驗之前公開聲稱，中國即將進行核爆炸，并且誣蔑中國“不顧幾乎所有其他國家都在努力保護大氣層的時候，斷然進行大氣層試驗”。試驗后不久，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把中國的核武器計劃說成是“中國人民的一場悲劇”。他說，對于中國人民來說，中國的“核主張”是“既昂貴而又殘酷的”。10月22日《人民日報》社論對約翰遜的這種謬論進行了無情的嘲諷：“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如果說這是什么悲劇的話，不是別人的悲劇，而是美帝國主義的悲劇??只要美帝國主義手里還有原子彈，中國就非有不可。” 至于說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也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據郝建秀同志回憶，原子彈爆炸后，她正好從阿爾巴尼亞訪問后，途經意大利回國，但在機場買不著飛機票。當機場工作人員聽說是中國人要買飛機票，就說你們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了，真了不起。然后很快就把票賣給他們一行了。這個例子實在是太具體、太能說明問題了。

美國不高興歸不高興，但最終還是承認中國擁有核武器這一事實，從此后，不敢再把中國不當回事了。尼克松當政時期，他在就是否與中國發展關系的問題上，曾經征求過法國總統戴高樂的意見。戴高樂對他說：“我對他們的意識形態不抱任何幻想，但是我們不應讓他們怒氣沖沖地與世隔絕。西方應力圖了解中國，同它接觸，對它產生影響。”尼克松也有類似想法，回答說：“考慮到將來，在我和蘇聯人進行對話的同時，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國問題上為自己找個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國有了巨大的核進展，我們就毫無選擇余地了。極為重要的是，我們和他們的來往必須比目前增多。”戴高樂說：“你現在承認中國，總比將來中國強大后被迫這樣做來得好。”

戴高樂是一位深受中國人民尊敬的西方政治家，具有遠大的目光。正是在他當政期間，法國于1964年與我國建立外交關系，成為與我國建交的第一個西方國家。

中國在核試驗的第二天就公開向全世界宣布，中國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世界上那么多核武器國家，不論在此前，還是在此后；也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更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有誰曾公開作過這種聲明？

據筆者所知，沒有！

1964年11月，中美舉行第123次會談。根據中央指示，王國權大使向美方提出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協議聲明草案。美方代表毫無思想準備，根本不敢表態。直到1965年2月的第124次會談時，美方才作出反應，以不能沒有監督為借口表示反對，暴露了美國堅持搞核壟斷的用心。

在中國政府的聲明面前，任何對中國的指責和抱怨，都顯得蒼白無力！

此番印度聲稱，它之所以搞核試驗，是因為受到了“中國的威脅”。印度當局應該重新讀一讀中國政府的上述聲明，然后再開口說話，免得讓人家說它沒有文化，不懂得歷史。

事情過去已經三十多年了，不管別人高興不高興，只要中國人民自己高興就行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時，用“揚眉吐氣”形容中國人民當時的心情，是再恰當不過了；現在，用“腰桿挺直”形容中國人民的精神狀態，恐怕大多數人都能夠同意。

我們在發展核武器的過程中，雖然花了一些錢，但并不象約翰遜說的那樣“既昂貴而又殘酷的”，而恰恰相反，從中國原子能事業起步到第一顆原子彈的成功爆炸，中國所花費用是很低的。周恩來曾經說：我們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只花了幾十億元人民幣，美國花了幾百億美元。我們是后來居上，也應該后來居上，因為人家已經為我們探了路。

現在放眼望去，我們周圍的核國家又增加了不少，如果我國不是從那時起獨立發展自己的核力量，沒有核武器，那么，今天誰能夠設想我們會處在一種什么樣的環境中呢？鄧小平同志于1988年10月24日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說過：

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這是對我國發展原子彈、氫彈的歷史功績的最精辟的概括與總結。

我們常說，中國發展核武器的決策，是一種戰略決策。縱觀今天的世界格局，是否可以說，當時的那個“戰略”已經被歷史證明是正確的呢？

筆者以為，是的！

歷史必將進一步證明！

第三篇：我國計劃生育背景

縱觀２０世紀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發展和逐步完善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許多曲折的階段，也遭受了許多困難。計劃生育政策法規的歷史沿革可大致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１年：節制生育的提出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這一階段，我國人口增長基本處于自發和無計劃的狀態，人口出生率持續增加。

伴隨著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出生高峰的出現，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矛盾開始顯現出來。與此同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隨著死亡率的下降和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們要求節制生育的呼聲在增高。

我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已意識到中國人口多的現實，并逐步認識到節制生育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一些知名學者和民主人士也開始關注日益增長的中國人口問題對于國家社會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如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等。

二、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９年：提倡計劃生育的試點階段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以后，我國人口增長經歷了建國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１９６４年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時總人口已接近７億。人口這種盲目增長的態勢引起了政府的再一次關注。

１９６２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強調：“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步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制定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１９６４年，成立了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一些地區也相應成立了類似的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尤其是在城市地區先后建立了計劃生育組織機構，這也是我國建立相應組織機構來推廣節制生育工作的嘗試。

三、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提倡“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階段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在周恩來總理的大力倡導下，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城鄉全面展開，并明確提出了力爭在“四五”期間將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內，這也是首次在政府正式文件中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標。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召開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會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１９７２年，政府提出了“實行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戰略思想。

四、１９８０年至今：現行生育政策的提出、完善與穩定階段

１９８０年９月，國務院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盡快控制住”。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黨團員帶頭執行新的計劃生育政策。次年，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這就是我們的人口政策。”１９８２年９月黨的十二大確定“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同年１２月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確立了計劃生育的法律地位，走上了依法行政的道路。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實施。

這個階段計劃生育政策的特點是，具體內容不斷完善，政策不斷制度化和法制化。

（一）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國內背景分析

1、經濟背景（因素）分析

人口多、底子薄，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據有關部門統計，截止到2001年底中國內地的人口總量達到12.76億1.雖然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階段，但由于中國的人口基數大，總人口仍然在以每年1000萬左右的速度增加，長期存在高增長量與低生育水平的矛盾，預測到21世紀中葉，我國總人口數達到16億方能實現零增長。

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每年增加1000萬人口的狀況，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實施可持續性發展戰略帶來巨大的壓力。人口過多和人口增長過快始終是制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首要問題。因此國家把實行計劃生育確立為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但是長期以來雖有國策卻無國家立法，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長期依靠政策和地方立法開展工作的狀況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有必要把“實行計劃生育是國家的基本國策”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

2、社會發展背景（因素）分析

21世紀中國人口的繼續增長與資源的矛盾更加突出。雖然中國的土地面積達960萬平方公里，但是適合居住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很有限，人口分布極不平衡。中國的耕地面積僅占世界總面積的7%，卻養活著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中國耕地面積只有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而印度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55%，人均耕地是中國的兩倍；美國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20%，人均耕地是中國的9倍；中國的糧食產量居世界第一，人均糧食占有量卻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由于中國人口規模將繼續擴大，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長期維持在不足400公斤的低水平上。

隨著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不斷擴大，農業資源已經迅速接近承載力的上限，平均每人擁有的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平均每人擁有的草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平均每人擁有的林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平均每人擁有的水資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4.中國還面臨著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困難。目前，全國每年有近2000萬青年人進入勞動年齡。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達到1.2億人，到2005年，農村剩余勞動力將超過1.5億。只有在大力發展經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的同時，堅決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才能使勞動力增長和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相適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位列世界六、七位，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中位左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1450美元）。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國家用于發展的資金相對減少，能夠用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資金不足，要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為了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性發展，滿足全體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保證當代及子孫后代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國家選擇了實行計劃生育這一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戰略決策是正確的。

國家立法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自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從1992年開始，生育水平降至并穩定在更替水平以下。經過近30年的工作，我國必須長期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思想已在全社會形成廣泛共識，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已被廣大群眾理解和接受，廣大群眾的婚育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我國實行計劃生育近30年來，已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經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規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初步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逐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舉措，迫切需要通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使之長期堅持下去并不斷發展完善。

3、政治背景（因素）分析

隨著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國家計劃生育管理必須全面納入法治軌道。為了規范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依法管理計劃生育的行政行為，做到有法可依，嚴格執法，文明執法，必須制定專門法律。

實行計劃生育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為了更好地體現權利義務相統一原則，應當改變以往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對公民重義務、輕權利、重管治、輕服務的狀況，國家也急需制定專門法律來明確規定公民履行計劃生育義務的同時本應享有的合法權利。

為保障計劃生育工作健康、穩定、持續發展，需要由國家立法明確規定各級政府、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及相關部門、各類社會組織在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中應承擔的義務及法律責任，以及為計劃生育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條件，為綜合治理我國人口問題提供法律依據。實踐證明，僅僅依靠地方立法，難以完成這一重任，必須由國家制定專門法律予以規范和保障。

此外國家立法也具有較好的地方立法和行政立法基礎。人口與計劃生育國家立法始于70年代末，前后起草、論證30余稿，為新一輪人口與計劃生育國家立法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和教訓。80年代以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制定了計劃生育條例（西藏、新疆制定了政府規章），計劃生育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制定逐步納入正軌。廣大干部、群眾迫切要求依法管理計劃生育工作。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進程加快，既對依法治理計劃生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為國家立法創造了有利條件。

近年來計劃生育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政水平不斷提高。廣大計劃生育專兼職人員的法制觀念、群眾觀念、服務觀念不斷增強，初步形成了依法治理計劃生育的法制環境。

國家立法具有堅實的工作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適應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勢，堅持深化改革，從工作的指導方針、改革思路、管理機制以及工作方法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為國家立法奠定了堅實的工作基礎。

（二）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國際背景分析

多年來，我國積極參與人權及人口問題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截止目前，我國已加入的國際人權公約主要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簽署的人口問題國際文件主要有：1974年世界人口會議通過的《世界人口行動綱領》、1984年國際人口會議通過的《墨西哥城人口與發展宣言》、《關于進一步執行〈世界人口行動計劃〉的建議》、1994年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通過的《國際人口與發展行動綱領》等。我國政府在簽署這些公約和文件時，申明中國將在不違背憲法有關計劃生育條款規定的情況下履行國際公約、文件所載的義務。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體現國際公約、國際文件對公民生育權的尊重和保護。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認真借鑒國際成功經驗，改進和提高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水平，履行對國際公約和國際文件的承諾。

第四篇：我國煙草行業發展背景

我國煙草行業發展背景

煙草行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1982年實施國家煙草專賣制度以來，全國煙草經濟先后出現過1982-1991年和1992-1999年兩次較為完整的發展周期性循環。從2000年開始，全國煙草經濟開始進入第三個發展周期，至今已連續9年保持快速增長態勢。2000年我國煙草全行業實現工商稅利1112.2億元，增長率由1999年的2.O％上升到

9.3％，提高了7.3個百分點。2003年實現稅利1600億元，比實行專賣前的1981年的75億元增長21.3倍。2005年，煙草行業全年實現工商稅利超過2400億元，同比增長14％。2007年l一11月，中國卷煙制造行業實現累計工業總產值343 1.0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20.18％；實現累計產品銷售收入3362.3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7.58％，實現累計利潤總額593.9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35.44％，全年累計實現工商利稅3880億元。而2008年，全國煙草行業生產卷煙4439.8萬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7.0萬箱，同比增長3.7％；累計實現工商稅利449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億元，同比增長18.1％。中國卷煙制造行業實現累計工業總產值4029.4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7.82％；實現累計產品銷售收入3848.2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6.68％；實現累計利潤總額694.7l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7.42％。正因為煙草行業在我國的財政稅收中的重要地位，通過實施卷煙的品牌營銷策略，培育我國自主卷煙品牌，從而提高我國煙草行業整體競爭力就顯得十分重要。

2003年4月開始，我國煙草行業開始實行工商分離改革將省級煙草公司的煙草銷售與管理卷煙生產企業的兩大職能分離。各地市煙草公司主要承擔本地區的煙草銷售和煙草流通管理職能。“工商分離”理順了煙草管理體制，明晰了煙草工商企業職責，加快了煙草企業市場化的步伐，有利于培育煙草企業的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最終加強煙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具體而言，“工商分離”煙草管理體制改革促使卷煙商業企業樹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營銷理念，根本扭轉煙草商業企業養尊處優的工作作風，實現以滿足煙草消費者需求為己任的企業目標，全面提升煙草商業企業的營銷管理等水平，從而促進卷煙銷售，提高煙草商業企業的經濟效益。根據2003年我國政府加入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承諾，2005年我國生產的卷煙平均焦油含量要降低到12毫克／支。由此引發了煙草業的“低焦革命”，伴隨著國外卷煙的擠壓，艱難博弈的中國煙草行業，直面著一場顛覆性的行業洗牌。

第五篇：我國鄉村旅游發展的背景

社會環境背景

20世紀8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深入，沿海發達地區城市化進程加快，工業生產伴隨著環境的惡化和城市生活的快節奏，也打破了中國傳統文化下自然經濟和社會關系，發展經濟成為整個中國的主旋律。沿海地區和大的都市的工業發展帶動了服務行業的發展，鄉村旅游也應運而生，滿足旅游者不同層次的需求。區域分布

當前，我國的廣東、北京、上海、浙江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都市圈地區，鄉村旅游的發展起步較早，發展較快，形成了一批有特色的鄉村旅游景區，但鄉村旅游產品類型以城市郊區休閑游為主，市場也主要是面向都市經濟圈的城鎮居民。西部的鄉村旅游除了集中在都市圈周圍的城郊型鄉村旅游地如成都“農家樂”還有獨具特色的以少數民族文化為背景形成的旅游文化目的地型的鄉村旅游。中國西部由于少數民族較多，形成的自然村寨富有民族特色，保留了原風味的民風民俗，形成了旅游文化目的地型的鄉村旅游地較多也最有特色。鄉村旅游的產品特點

中國鄉村旅游產品現階段基本上還是停留在以觀光為主要形式的產品上，雖然近些年也逐漸有體驗型的產品的不斷開發進入，但產品的形式和產品的組合都過于簡單，游客的鄉村旅游活動大都是吃農家飯、住農家房，還有簡單的棋牌娛樂，戶外活動只是簡單的觀賞和對新鮮事物的認識，基本上很少有直接參與農戶的生產勞動去體驗農村生活的活動。政府政策方面

在鄉村旅游的政策方面，政府作出了很多的優惠政策以促進鄉村旅游的發展，拉動地方經濟，解決農民的脫貧問題，例如減免稅收、服務的培訓等。我國鄉村旅游的起步晚，基礎薄弱，設施不全，政府的財力投入很大部分用于了基礎設施的建設，在環境保護方面和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投入就相對不夠。政府給予很多的優惠政策扶持一個地方的鄉村旅游在很大程度上是想拉動地方經濟，解決農民的吃飯問題。發展模式

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模式也因為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等因素的限制而有所不同，東部省份如浙江的鄉村旅游多是在企業參與下，完全市場化的運行，國內很多的鄉村旅游地都還是在政府的宏觀指導下，以農戶為單位參與鄉村旅游的經營，也還有以村集體為單位各農戶以“工分制”形式參與鄉村旅游的模式。

國內的鄉村旅游不僅豐富了旅游的產品形式，滿足了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消費者的消費觀念的引導。旅游文化目的地型的鄉村旅游地對于鄉村文化的保護在很大程度上體現在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認同感都增強了。

我國鄉村旅游發展的背景

我國的鄉村旅游是在國內外市場需求的促動下，在發達國家的影響下

在我國特殊的旅游扶貧的政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