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慈善組織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

慈善組織信息披露的博弈分析

【摘要】信息的公開和透明是提升公益慈善組織公信力的重要保障。隨著公益組織及其項目運作和管理的負面事件的曝光，公益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危機不可避免。文章運用博弈論理論說明慈善組織信息披露博弈的產生及結果，并對改善慈善組織信息披露提出若干措施。

【關鍵詞】慈善組織 博弈 捐贈

一、慈善組織、捐贈者和監管部門之間的博弈分析

（一）博弈基本假設及動因

從博弈論角度來看，信息披露的博弈主體主要包括慈善組織、捐贈方及監管部門。各博弈主體對信息披露內容的關注側重點不同。本文對博弈的基本假設為：（1）捐贈者具有捐贈偏好，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2）博弈各方中至少有一方不清楚對方的行為。（3）在博弈中，公益慈善組織占有主動權，首先采取行動。產生博弈的動因基于捐贈者、監管部門和公益慈善組織三者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主要表現為：公益慈善組織在信息的掌握上處于明顯的優勢，而捐贈者無法獲取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及業務信息，無法正確評估善款及物資的使用是否落實到實處。兩者信息不對稱說明了監管部門存在的必要性。同樣，隨著捐贈者和慈善組織間信息不對稱出現沖突，使得監管方法必須逐步完善。

（二）博弈過程分析

1.公益慈善組織與捐贈者的博弈。公益慈善組織和捐贈者之間的博弈有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捐贈者與慈善組織之間通過訂立詳細的合同以約束慈善組織使用善款及物資的途徑，這種是合作博弈，是有效率的。慈善組織不規范使用善款及物資，雖然暫時可以得到一定的個人利益，但是是以破壞合作博弈為代價的，可能會受到捐贈者在下一輪博弈中的報復，最終損害自己的利益。雙方陷入不合作博弈，顯而易見，這種博弈是無效率的。

捐贈是一種非商業行為，是捐贈行為與經濟行為的統一。一般來講，捐贈者不可能從捐贈行為中獲取直接的貨幣收入回報，但他一定是基于對預期收益的追逐才產生捐贈行為的。捐贈者的預期收益體現為明顯的非物質形態、非貨幣形態，主要體現為心理上的滿足以及社會影響力的擴大。

假定慈善組織進行詳細的信息披露可以樹立社會形象，從而帶來獲得收益為S；提供詳細披露信息的成本為C，提供缺失的信息披露成本為A，并有C?A?0；因不對外披露而獲取的違規收益為P（通常指組織內部人員的敗德行為給自身帶來的效用）并有P?C?0，但由此可能遭受的捐款減少量為R。捐款者得到詳細的信息可以獲取心理與精神上的預期收益r（r?0），捐贈成本為c；捐款者得到缺失的信息可以獲取心理與精神上的預期收益-r；如果選擇不捐贈，則獲取的收益與發生的支出的成本均為0。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將博弈分為兩個階段，博弈的第一個階段，確定慈善組織信息披露類型。用“詳細信息披露”和“ 缺失信息披露”分別表示慈善組織的行為。博弈的第二階段，捐贈者選擇是否將善款捐贈到慈善組織，用“捐贈”和“不捐贈”表示捐贈者的兩種選擇。若慈善組織選擇詳細信息披露，捐贈者選擇捐贈時，則兩者都可以各自獲取收益，支付為（S-C，r-c），前面一個數值代表慈善組織支付，后面一個數值代表捐贈者支付。若慈善組織選擇詳細信息披露，捐贈者不捐贈時，扣除詳細信息披露成本C，慈善組織仍可以獲取收益S-C，捐贈者不捐贈行為獲取的收益及發生的支出均為0，支付為（S-C，0）。若慈善組織選擇缺失信息披露，捐贈者選擇捐贈時，扣除缺失信息披露成本A，慈善組織仍可以獲取違規收益P-C，而捐贈者捐款卻獲得不了預期心理和精神上的收益，由此損失-r-c，所以支付為（P-A，-r-c）。若慈善組織選擇缺失信息披露，捐贈者選擇不捐贈，扣除缺失信息披露成本A和捐款減少量R，慈善組織可以獲取違規收益P-C-R，所以支付為（P-A-R，0）。

作為理性經濟人，捐贈者進行捐贈必然希望得到詳細的信息，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取最大的效用。在捐贈者選擇捐贈的情況下，要使慈善組織選擇披露詳細的信息，必須使得S-C?P-A，又因為C?A?0，即當S?P時，慈善組織愿意披露詳細的信息。

2.慈善組織與監管部門的博弈。假定慈善組織進行信息披露樹立社會形象，帶來S的效用；披露成本為C；A為慈善組織未進行披露所受到警告、批評的處罰導致公信力下降所減少的效用；因不對外披露所獲取的違規收益P（通常指組織管理者的敗德行為給自身帶來的效用P?C?0）；政府部門對慈善組織進行監管的成本為a，L為公眾對政府部門的譴責，遭受的損失。根據以上分析，我們同樣將博弈分為兩個階段，博弈的第一個階段，確定慈善組織信息披露行為。用“披露”和“ 不披露”分別表示慈善組織的行為。博弈的第二階段，監管部門選擇是否對慈善組織進行監管，用“監管”和“不監管”表示監管部門的兩種戰略選擇。

若慈善組織選擇披露信息，監管部門選擇監管，扣除信息披露成本C，慈善組織可以獲取收益S-C，監管部門由此產生監管成本a，支付為（S-C，-a），前面一個數值代表慈善組織支付，后面一個數值代表監管部門支付。若慈善組織選擇披露信息，監管部門選擇不監管，監管部門不會發生監管費用，也不會受到公眾的譴責，監管部門不監管行為獲取的收益及發生的支出均為0，支付為（S-C，0）。若慈善組織不披露信息，監管部門選擇監管，監管部門發生監管費用a，慈善組織因此導致公信力下降，損失A，支付為（-A，-a），若慈善組織選擇不披露信息，監管部門選擇不監管，慈善組織可以獲取違規收益P，那么監管部門就會受到公眾的譴責，由此損失L，支付為（P，-L），在監管部門監管的情況下，要使慈善組織選擇披露信息，則S-C?-A。在慈善組織未對信息進行披露的基礎上，監管部門會衡量監管成本與公眾對監管部門的譴責所造成的損失，只有在L?a的情況下，監管部門才會選擇監管慈善組織信息披露情況。

（三）博弈結果分析

通過以上博弈分析可知，我國慈善組織信息披露與監管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政府部門作為監管慈善組織的部門，對慈善組織的活動也進行干預，意味著博弈主體既制定規則，也實行監管職責，這不符合博弈規則。公眾應加強對監管部門的譴責。只有在公眾譴責對監管部門造成損失大于監管成本，政府部門才會加強監督力度。同時應加重對不披露信息的懲罰力度，促使慈善組織按時按質按量披露信息，以降低損失成本。

二、對慈善組織信息披露及監管的建議

（一）建立信息披露的公開機制

公開慈善組織的財務及業務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由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公眾和慈善組織間的問題。慈善組織應披露真實、充分、準確的信息，并且信息獲取方式容易，信息內容規范，信息披露及時。慈善組織是有義務滿足社會公眾提出的查詢財務信息、項目信息等要求，如果發生拒絕社會公眾的監督的行為，應予以處罰。

（二）建立信息披露的懲罰機制

對于未按時履行信息披露義務的，未按照規定公開慈善信息的慈善組織，監管機構應對其進行警告，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或仍未在規定時間內改正的，監管機構可對其實行處罰。慈善組織通過虛假披露信息以獲取不正當利益，并不及時改正的，可加重處罰力度，如取消其免稅資格，并繳納所獲收益兩倍的罰款。

（三）政府對信息披露費用進行補貼

慈善組織披露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治理信息、財務信息和業務信息四個項目。披露信息是一項大工程，需要一定的人力、財力。國際上，慈善組織的行政成本占總支出的15%～20%。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規定基金會工作人員工資福利和行政辦公支出不得超過當年總支出的10%。與之相比，我國行政成本占比算低的。為了保障公眾對信息的需求，同時保障慈善組織可以正常披露信息，政府部門應給予資金補助，?？顚Ｓ茫Y助其信息披露。

（四）建立第三方業績評估機制

民政部門作為完善法規的一方，不能監管慈善。應設立第三方獨立機構依法實行正常的監管，包括監督善款及物資的使用情況，檢查信息披露狀況，審查年度報告等。在此基礎上，每年對慈善組織進行等級評估，針對慈善組織不按時按質的披露組織內部信息，不規范使用善款、物資等行為，以降級處分，切實提高慈善組織的運作效率及透明度。

參考文獻

[1] 紀綱，程昔武.非營利組織信息披露與社會捐贈：一個博弈分析[J].銅陵學院學報，2011（5）.[2] 姜丹，孟慶彬.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與政府監管的博弈分析[J].財會月刊，2007（4）.[3] 劉躍飛，黃巍巍，王鵬.騰訊360事件博弈分析[J].企業經濟，2011（6）.

第二篇：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博弈分析（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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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博弈分析

作者：吳霞

來源：《財會通訊》2011年第08期

盡管目前我國已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來規范和約束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但還存在許多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地擾亂了我國政治經濟的正常運轉秩序。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入手，用博弈論分析我國上市公司舞弊存在的原因。

一、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博弈三方模型的描述與假設

造成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所涉及的直接利益主體有三個：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會計師事務所、證監會。據此建立起來的博弈模型稱之為三方模型，其關系如圖1所示：

假設：（1）該博弈模型中博弈的參與人都是理性的，他們會在某種約束下做出最優化的理性決策。（2）假設證監會有兩種行動可以選擇：即審查或不審查；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有兩種行動可以選擇：造假或不造假；會計師事務所也有兩種選擇：違規或不違規。（3）假設每個參與其他參與人的行動選擇的了解不一定準確，本模型參與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二、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證監會的子博弈及其分析

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證監會的策略組合有以下四種策略：（監管，造假）、（監管，不造假）、（不監管，造假）、（不監管，不造假），相應的支付矩陣如表1：

在博弈模型表述中：E0代表上市公司的正常收益； E1代表上市公司因會計信息披露失真所獲得的額外收益；P1代表證監會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所作的懲罰；C1代表證監會監督上市公司所付出的代價或成本；S1表示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對社會造成的負效用；μ1為證監會的監管概率；λ1為上市公司的造假概率。

根據該支付矩陣，可計算求得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最優造假概率λ1*以及證監會的最優監管概率μ1*，它們分別為：

λ1*= C1/（P1＋S1）（1）

μ1* =E1 / P1（2）

綜合數學推理過程可以看出，在證監會選擇是否監管，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選擇是否造假的博弈中，Nash均衡是存在的，Nash均衡為：λ1*=C1/（P1＋S1）；μ1* =E1/P1。

從式（1）得出：（1）證監會的監管成本C1越高，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造假的概率就越高。（2）證監會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造假行為的懲罰力度P1，越大，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造假的概率就越小。（3）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對社會效用S1造成的損害額越大，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證監會自然會加大懲處力度，從而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降低。從式（2）得出：上市公司的非法收益額E1越大，證監會審查概率相應地也就越大。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懲罰力度P1越大，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層不敢輕易造假，也使得證監會的審查概率下降。

三、會計師事務所與證監會的子博弈及其分析

會計師事務所與證監會的子博弈與前一個博弈基本類似。會計師事務所與證監會的策略組合有以下四種策略：（監管，違規）、（監管，不違規）、（不監管，違規），（不監管，不違規），相應的支付矩陣如表2 所示：

在博弈模型表述中：G0代表會計師事務所的正常收益；G1代表會計師事務所與上市公司合謀造假所得的額外收益；P2代表證監會對違規的會計師事務所的懲罰；C2代表證監會查處違規會計師事務所所付出的代價或成本；S2表示由于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行為導致的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對社會造成的負效用。

根據該支付矩陣，可以計算求得會計師事務所的最優違規概率λ2*以及證監會的最優監管概率μ2*，它們分別為：

λ2*=C2 /（P2＋S2）（3）

μ2*=G1 / P2（4）

綜合數學過程推理可以看出，在證監會選擇是否監督，會計師事務所選擇是否違規的博弈中，Nash均衡是存在的，Nash均衡為：λ2*= C2/（P2＋S2）；μ2*=G1/P2。

從式（3）得出：（1）證監會的監管成本C2越高，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概率就越大。

（2）證監會對會計師事務所違規行為的懲罰力度P2越大時，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概率就越小。（3）會計師事務所出于違規操作致使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對社會效用S2造成的損害額越大，以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標的證監會自然會加大懲處力度，從而使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概率降低。

從式（4）得出：會計師事務所由于違規操作而得的非法收益額G1越大，證監會的審查概率相應地也就越大。證監會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懲罰力度P2越大，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威懾力越強，使得會計師事務所敢于違規操作的概率減少，從而使得證監會的審查概率下降。

四、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子博弈及其分析

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會計師事務所的博弈比前面兩個博弈要復雜。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會計師事務所的策略組合有以下四種策略：（造假，違規）、（造假，不違規）、（不造假，違規）、（不造假，不違規），相應的支付矩陣如表3。

在以上博弈模型表述中：E0、E1、P1、G0、G1、P2同上； X1代表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造假被證監會查到的概率；X2代表會計師事務所因違規操作被證監會查到的概率；X3為上市公司造假而未被會計師事務所發現的概率；C3為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上市公司會計報表的審查成本；L為會計師事務所因拒絕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面臨的一些損失。根據該支付矩陣，可求得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最優造假概率λ3*以及會計師事務所的最優違規概率μ3*，它們分別為：

λ3* =C3/（P2 X2-G1-L）（5）

μ3* =E1X3/（P1X1+E1X3-E1）（6）

綜合數學過程推理可以看出，在會計師事務所選擇是否違規，上市公司管理高層選擇是否造假的博弈中，Nash均衡是存在的，Nash均衡為：λ3* =C3/（P2 X2-G1-L）；μ3* =E1X3/（P1X1+E1X3-E1）。

從式（5）得出：（1）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成本C3越大，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就越大。（2）證監會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懲罰強度P2越高，查處的概率X2越高，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就越小。（3）會計師事務所違規而得的非法收入G1越多時，它越傾向于和上市公司同謀造假，因而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越大。（4）會計師事務所因拒絕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面臨的可能損失L越大時，會計師事務所越傾向于向上市公司妥協，從而使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造假概率越大。

從式（6）可得出：（1）上市公司管理高層因造假所得的非法收益E1越大時，非法收益中分給會計師事務所的那一部分也越大，導致會計師事務所違規的概率也就越大。（2）上市公司造假而未被會計師事務所發現的概率X3越大，會計師事務所違規的概率也就越大。

（3）證監會對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懲罰強度P1越高，查處的概率X1越高，會計師事務所的違規概率也就越小。

五、三方博弈模型的綜合分析

由以上證監會與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證監會與會計師事務所、上市公司管理高層與會計師事務所三個子博弈，得到三者最優監管概率。通過對以上博弈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一是證監會加大對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懲罰P1和會計師事務所的懲罰P2既可以減少證監會的最優監管概率，也可以減少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最優造假概率和會計師事務所的最優違規

概率。由此可以看出，證監會加大懲罰力度是治理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問題的最佳辦法。

二是對會計師事務所而言，未發現上市公司管理高層在會計信息披露中造假的概率X3越大，其最優違規概率也就越大，事實上當X3為100%時，也即會計師事務所由于審計水平低下或者審計責任心缺乏等原因而導致幾乎一點都未發現上市公司管理高層在會計信息披露中的造假行為時，等同于會計師事務所與上市公司管理高層同謀造假。而會計師事務所因拒絕上市公司管理高層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面臨的損失L增大時，上市公司管理高層的最優造假概率會增大，這也印證了由于會計師事務所獨立性水平的缺乏而導致的會計信息披露失真問題。參考文獻：

［１］劉志遠：《淺析企業會計信息失真》，《時代金融》2006年第10期。

［2］丁紅燕：《淺議我國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披露》，《山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11期。

（編輯 熊年春）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圖表、注解、公式等內容請以PDF格式閱讀原文

第三篇：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及信息披露

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及信息披露

【案例分析】

資料1：我國非營利組織法規情況

1988年，《基金會管理辦法》（國務院）； 1989年，《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國務院）； 1998年，《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 1999年，《公益事業捐贈法》； 2004年，《基金會管理條例》；

2005年，《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 2006年，《基金會信息公布辦法》（民政部）；

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公益性捐贈支出扣除率的變化； 2008年，《救災捐贈管理辦法》（民政部）；

2011年，《全國性社會團體公益性捐贈稅前扣除資格初審暫行辦法》，對社會團體取得“稅前扣除”資格的條件的規定。

資料2：紅十字會“郭美美事件”

2011年6月22日，新浪微博上一個名叫“郭美美Baby”的20歲女孩，炫耀自己“住大別墅、開瑪莎拉蒂”，而且自稱是中國紅十字會商業總經理，結果招致網上無數的板磚和口水。一時之間，中國紅十字會的紅色徽標，成為了輿論攻擊的靶心，將中國紅十字會拉進了輿論的旋渦。這場質疑的風暴從商業系統紅十字會（以下簡稱“商紅會”）與多家公司的關聯，紅十字會與商紅會理不清，扯不明的商業運作關系，逐漸演化到對紅十字會這一官辦慈善組織本身的反思。

中國紅十字會是人道救助組織，是國際紅十字運動的成員，在全國有個32省級分會、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分會、333個地級分會、2860個縣級分會，95000個基層組織，2026萬會員，還擁有商業系統紅十字會、鐵路系統紅十字會，是中國最大的人道慈善組織。中國紅十字會的主要任務是“三救”救災、救護、救助和“三獻”無償獻血、造血干細胞捐獻、人體器官捐獻。

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和平時期，公益慈善事業成為各國紅十字會行使的主要職能。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引入國際上的現代基金會管理機制。1994年，中國紅十字會直屬基金——紅十字基金會在民政部注冊登記成立。但紅十字總會原有的公募資格和公募牌照資源并沒有被同時取消。由此，就出現了紅十字會和紅十字基金會兩個具有獨立公募資格的組織。

一手壟斷權力，一手與商業結盟，將商業與公益混在一起既有政府的財政撥款，又有民間勸募的善款，中國紅十字會創造了一種有中國特色的運營模式。商紅會商業化運作模式逐漸浮出水面，其十年來沒有進行社團登記、沒有進行財務審計的事實被曝光。

此外，紅十字會款項的去向透明度也經常受到公眾質疑。除了過度的商業運作之外，紅十字會近年來也被媒體曝光“開豪車”、“住豪房”、“天價餐費”、“天價帳篷”、“公款購物”等事件，審計署也曾發布審計報告，稱紅十字會數百萬金額存在問題。

資料3：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盧美美事件”

2011年8月，一個名為盧星宇的24歲女孩在網上火速躥紅，風頭甚至超過郭美美，被網友稱為“盧美美”，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拖入輿論漩渦之中。盧星宇微博的身份是“中非希望工程執行主席兼秘書長、全球華商未來領袖俱樂部秘書長”。“中非希望工程”由世界杰出華商協會和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共同發起，計劃在10年內為非洲捐建1000所希望小學，耗用資金約為20億元人民幣。

不過，世界杰出華商協會一方面以慈善名義舉辦各項活動，另一方面通過旗下的天九儒商集團收取高額會費。很多人質疑，高舉公益慈善旗幟的“中非希望工程”是在慈善開路，商務跟進，為會員企業開拓非洲市場提供品牌支持與合作捷徑，是另一個以商業利益“綁架”慈善公益的案例。而且，在中非希望工程的章程中明文規定，管理方有權從善款中提取10%的行政管理費用。然而，不論在中非希望工程網站還是中國青基會網站，都沒有任何關于這個項目捐贈資金的財務報告和審計報告，社會公眾無從了解巨額管理費用的去處和具體用途。

案例分析：

“郭美美事件”和“盧美美事件”反映出我國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及信息披露存在很大的問題。嚴重違反了我國有關非營利組織的法規中有關我國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的相關規定。針對這兩個典型的事件并結合相關法律法規分析我國有關非營利組織的法規中產生問題和原因以及相關建議。

一）立法上空白

法的基本理念和體系尚不完備，另外，管理的法律制度不完善，雖然我國在立法中確立了諸多的制度和措施如總量控制公眾參與、環境影響評價等，但這些制度和措施沒有明確引到節能法之中，例如，重要的社會公眾參與制度尚未建立，社會公眾積極充分參與對節能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但目前，我國的社會公眾對的參與度很低沒發揮應有的效果

結合即由國務院及縣級以上地方政府管理節能工作部門進行主管，國務院及縣級以上地方政府部門在各白職責范圍內進行分管，這一管理體制較為抽象，執法主體和權責問題模糊?，F行法沒有明確具體的節能監督機構，也沒有對如何實現節能監督訂立具制度。雖然一些地方成立了監察中心等監督機構，對監督節能活動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這樣的機構卻沒有被明確授予法律地位和權限

（三）權利義務不具體 現行法在許多條款中權利義務關系規定的不明確，較為原則和抽象，缺乏明確的指引和實施辦法，可操作性不強。缺乏實效性，關于的來源規定也不具體，缺乏可靠的保障。

（三）立法理念亟待創新

制度上的缺失會大大地降低人們參與慈善公益的積極性和熱情,產品和服務 的公益性使得非營利組織缺少競爭性的市場進行客觀地評價,因而需要比企業更

加嚴格的法律法規對其行為進行約束1.建立合理的節能管理體制

有力推進節能工作的制度前提是必須有學合理的節能工作管理體制。在美國，節能工作管理分為聯邦和州兩個層次:在聯邦一級，由能源部進行管理，州級，環保機構輔助管理，各機構之間職責明確。我國可以仿效美國的做法.的修訂首先應當明確中央和地方的節能工作的管理機構，使其真正能夠對節能工作進行統一管理，同時要理順節能工作之間各管理關系，明確各的職能

（四）.重點建立社會公眾參與制度

應建立具有實效的社會公眾參與制度，利用全社會的力量來督促節能。首先應當加強對公眾進行宣傳教育，強化其意識:其次是培育節能社會團體和其他中介機構，鼓勵其參與到促進。要注意，公眾參與制度的具體建構中，最重要的是必須明確社會公眾參與的方式、途徑和程序，使利社會公眾參與

五完善各項管理制度

非營利組織的受益人不僅在信息的獲取和處理、利益訴求等方面存在能力缺非營利組織財務報告及信息披露問題研究陷,而且缺乏維權意識,他們對服務的期望值偏低而滿意度偏高,監督力量更是渺小。由于監督不到位,助長了非營利組織的無效率和腐敗行為。與企業相比,非營利組織的運營和管理不透明,缺少商業領域中的強制性責任機制,只有暴露出重大問題才能知曉其內幕。非營利組織產權的公益性決定了政府和社會對其監管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由于公益性的非營利組織通常有權享受特殊的利益比如稅收優惠,因而理應受到特別的監管,以確保組織高效、負責地完成其社會使命。政府應當依靠社會力量,逐步建立一個基于問責、評估、參與、自律、互律框架下的多元化嚴格的社會監督體系,形成法律監督、行政監管、財務和審計監督、輿論監督、公眾監督、行業自律相結合的監管機制,共同促進非營利組織的健康發展,保護和提高非營利組織的公信力。

要完善制度建設

第四篇：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

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因素研究

摘要：本文對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披露問題進行分析，并實證檢驗影響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因素，實證結果表明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主要受理事會關注領域、基金會范圍和組織規模的影響，影響因素的差異也因慈善組織的性質類型以及注冊地區差異而存在不同。最后針對如何改善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慈善組織 財務信息 披露質量

近年來，我國的慈善事業遭遇公信力危機的事件頻發，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備受質疑。因此，加快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機制建設、提高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以及建立統一的慈善監管機制刻不容緩。這對于提高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完善我國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機制、完善慈善組織發展以及提高捐助者信心與積極性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那么，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存在哪些問題以及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本文將以慈善公益基金會的數據為實證樣本提供相關的經驗證據。

一、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

（一）財務信息披露不充分，缺乏可比性。表面上看，近年來我國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狀況大有改觀，大多數基金會通過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披露了財務指標。事實上，其中很多基金會只是披露了審計報告的摘要，有的甚至只在工作報告中披露了幾個對組織自身有利的財務信息，對費用支出以及員工薪酬等公眾感興趣的指標“避而不談”。這說明我國慈善組織財務信息的披露還不夠充分，所披露的財務信息較少并且具有局限性。這是因為我國目前還沒有關于慈善組織信息披露的統一規范。目前，我國的官辦慈善組織執行的是《事業單位會計準則》，而民間的慈善組織則遵照《民間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這就造成了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沒有統一的格式內容，從而使得組織之間的財務信息缺乏可比性。

（二）信息披露監管乏力。我國的監管部門一直被公眾所詬病的是其“有投訴我才管，沒投訴我不管”的運行機制，這種情況同樣存在于基金會監管中。由于我國的慈善組織使用兩種不同的會計制度，監管主體的角色定位不清，權責模糊，這給監管又增加了很大的障礙。盡管我國陸續出臺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以及《救災捐贈管理辦法》等都要求慈善組織應當接受政府和公眾的監督，但是這些都是原則性的要求，沒有嚴格的具體規定，更沒有相應的獎懲措施，導致監管沒有依據。另外，受成本的影響，一些規模較小的基金會無法提供審計報告，我國的統一的獨立第三方監管機制亟待建立。

（三）信息化水平較低，專業人才匱乏。除了上述問題外，缺乏信息技術的支持也成為我國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的短板。目前，我國早已走出了報告張貼公示的年代，越來越多的慈善組織在其官網公開相關信息。但是，仍有不少基金會還沒有自己的官方網站，其相關的信息只能靠其他專業性的網站對外公布，信息化處于較低水平。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為這些基金會缺乏專業的IT人才和專業的財務審計人員。信息化程度較低和缺乏專業人才已經成為新形勢下制約慈善組織完善自身財務信息披露和自我監督的瓶頸，解決這一問題刻不容緩。

二、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因素實證分析

（一）研究假設。

隨著時代的發展，基金會管理層的特征對財務信息披露有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Parsons and Trussel（2008）研究表明，慈善組織的理事會關注的慈善領域分布對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有顯著影響。一般認為，慈善組織中理事會關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災方面內容，更愿意向社會公眾披露相關的財務信息。據此提出：

假設1：理事會更多關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災領域內容，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更高。

慈善組織治理狀況越好，就越希望能夠通過財務信息的披露來吸引更多的捐贈收入和政府補助。Weisbrod and Dominguez（1986）定義了價格指標來預測捐贈者或者投資者投資1美元項目會產生的費用，以此來衡量慈善組織的財務治理狀況。價格越低說明組織的執行效率越高，組織治理狀況越好。本文借鑒Tuckman and Chang（1991）定義的組織“管理效率”，即管理費用占總費用的比率來衡量慈善組織的財務治理狀況，發現“管理效率”越高（即占總費用的比率越低），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越高。據此提出：

假設2：慈善組織的管理效率越高，其財務信息披露質量越高。

通常認為，慈善組織越復雜，其就會有越大的信息披露壓力。Greenlee and Trussel（2000）證實收入集中度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慈善組織復雜程度和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指標。收入來源較為單一的慈善組織一般傾向于與特定的捐贈者或者投資者進行單獨的溝通;而收入來源分散的慈善組織，為了滿足更多的捐贈者和投資者的信息需求，會更加注重相關財務信息的披露，以此來向社會公眾傳遞一種良好的積極的信號。因此，收入集中度越分散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越高。據此提出：

假設3：慈善組織的復雜程度與其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

慈善組織根據其業務范圍分為全國性慈善組織和地方性慈善組織。全國性的基金會社會影響力較大，往往有較廣的收入來源，而地方性的基金會由于知名度和地域的局限，其收入較為集中。同時，全國性慈善組織由于受公眾關注的程度較高，受法規政策的影響程度較大，以及受到的監督壓力較大，往往傾向于更好更完整地披露自己的財務信息。據此提出：

假設4：全國性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更高。

另外，慈善組織的規模從另一層面上投射出該組織擁有的各項資源。Luoma and Goodstein（1999）的研究表明，組織規模越大其社會知名度就越高，同時，慈善組織的項目運作和財務狀況將會得到社會公眾以及媒體等利益相關者更多的關注。因此，規模較大的慈善基金會有更強烈的意愿去進行財務信息的披露。據此提出：

假設5：組織規模與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正相關。

（二）樣本選擇和數據來源。本文使用基金會中心網發布的基金會信息，在剔除了2013年及以后成立的基金會后，選取了按照凈資產排名的前200家基金會樣本，共得到公募112家、非公募88家，共計200家基金會的2013相關信息觀察值。由于我國目前暫無完整的慈善組織相關信息披露的數據庫，因而為了獲取慈善組織的相關信息，本文主要通過瀏覽基金會中心網以及基金會的官方網站來手工收集相關的指標數據。

（三）變量設置和模型選擇。

1.變量設置。

（1）被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為“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即“DQ”，取值為0―24。該變量的數值通過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評價體系計算得出，具體數據來源于中基透明度指數FTI指標。

（2）解釋變量。設置五個主要解釋變量，分別是“理事會關注領域”“管理效率（管理費用/費用總額）”“收入集中度[（捐贈收入/收入總額）2+（投資收益/收入總額）2+（其他收入/收入總額）2]”“基金會范圍”“組織規?！保謩e用BF、ME、IC、Scope、LnNA表示。其中，理事會關注領域為教育、科研、救災取1，其他為0;基金會范圍為全國的取1，其他取0;組織規模使用的是基金會的凈資產取對數后得到的數值。

（3）控制變量。借鑒Behn et al.（2007）、Parsons（2007）和劉亞莉、王新、魏倩（2013）的研究，我們將控制慈善組織組織年限（Age）、盈利能力（PC）的影響。同時，還控制了是否公募（TYPE，公募取

1、非公募取0）、是否在發達地區注冊（AREA，發達地區取1，其他取0）、籌資效率（FE，籌資費用/費用總額）、理事會規模（BS，理事會成員數量）等變量。

2.模型選擇。根據上述假設及變量設置，設置如下檢驗模型：

DQ=β0+β1BF+β2ME+β3IC+β4SCOPE +β5LnNA+β6AREA+β7TYPE+β8BS+β9Age+β10FE+β11PC+ε

（四）實證結果分析。

1.描述性統計。下頁表1是200個全樣本以及112個公募和88個非公募子樣本的描述性統計結果。通過表中的數據，可以發現我國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差異較大，財務信息披露質量得分最高的是滿分24分，最低的只有9分，平均分為16.99分，整體情況較好。非公募基金會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均值17.17）略好于公募基金會（均值16.84）。在理事會關注領域方面，非公募基金會（均值0.73）在教育科研及安全救災領域比公募基金會（0.56）更具有針對性。而在收入集中度方面，我國的公募和非公募基金會的均值是一致的，為0.77，與2012年的研究結果（均值0.88）相比有了明顯的下降，但與美國慈善組織收入集中度（均值0.53）相比仍處于較高水平，這反映了我國慈善組織目前的收入來源依然較為單一，捐贈收入以及政府補助收入占主導地位。從管理效率來看，我國慈善組織管理效率平均為4.4%，其中非公募基金會（均值3.39%）的管理效率要優于公募基金會（均值5.2%）。

2.相關分析。在做回歸分析之前，我們對變量進行了相關性檢驗（表略），發現理事會關注領域（BF）、基金會范圍（SCOPE）以及組織規模（LnNA）均與財務信息披露質量（DQ）顯著相關，并且符號和我們之前預期的相同。我們假設的收入集中度（IC）和管理效率（ME）與披露質量的相關性雖然符號符合預期，但是并不顯著。我們還發現，理事會關注領域與組織規模之間顯著正相關，說明慈善組織規模越大，其理事會會更多地關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災領域。

3.回歸分析?；貧w結果（如下頁表2所示）顯示全樣本模型的調整R2達到29.5%，其中公募子樣本調整R2為42.9%，非公募子樣本則為12.6%，這說明該模型擬合度較好，公募子樣本的模型擬合度要明顯優于非公募子樣本。理事會關注領域（BF）與財務信息披露質量（DQ）呈顯著正相關，說明理事會更多關注教育科研以及安全救災領域的，其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更高，與假設1相符。管理效率（ME）與DQ呈負相關，但并不顯著，這與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并不一致（Tuckman and Chang，1991），說明對于我國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管理效率并不是一個顯著的影響因素，因此假設2不成立。同樣，收入集中度（IC）與DQ也不顯著，不符合Parsons and Trussel（2008）的研究結論，因而假設3也不成立。基金會范圍（SCOPE）以及組織規模（LnNA）均與DQ呈現顯著正相關，說明全國性慈善組織以及組織規模較大的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較高，所以符合假設4和假設5。在公募子樣本中，理事會關注領域（BF）、組織規模（LnNA）、成立地區（AREA）以及理事會規模（BS）對DQ均有顯著影響。而對于非公募基金會，只有組織規模顯著地影響其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理事會關注領域（BF）和成立地區（AREA）僅在10%的水平上顯著。方差膨脹因子檢驗顯示模型中變量的VIF值均小于2.5，這表明該模型中自變量之間不存在高度自相關以及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研究結論及政策建議

我國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主要受理事會關注領域、基金會范圍和組織規模的影響。然而影響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因素存在較大的差異。組織規模以及理事會規模較大，注冊地區發達，理事會更多關注教、科、救災領域的公募基金會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更高，收入集中度較低（即收入來源分散）和組織規模較大的非公募基金會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更高。同時，全國性慈善組織的財務信息披露質量要高于地方性慈善組織，教育科研及救災類慈善組織、規模較大的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更高。

從上述對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及實證結果分析出發，筆者提出以下相關政策建議：

第一，慈善組織信息（尤其是財務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與規范。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良莠不齊，影響因素各異，但有一個基本性的制度問題值得我們探討，那就是慈善組織的信息披露制度建設。我國的慈善組織按所有制成分分別施行不同的會計制度，這導致了我國的慈善組織之間財務信息缺乏可比性。而我國的非營利組織會計制度又不太規范和詳盡，僅有一些框架性的基本準則，存在缺乏對具體的項目業務處理以及信息披露的規范這一顯著缺陷，這導致了我國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難以做到充分完整。因此，為了規范我國慈善組織的信息披露，相關法規亟需完善和規范。

第二，加強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的審計監督。慈善組織信息的披露或呈報的質量參差不齊，與慈善組織信息披露的審計缺失密不可分。主要體現在：（1）強制審計主體的缺失。現階段的慈善組織信息披露審計沒有強制明確規定審計的主體，到底是由國家主管部門審計還是民間獨立審計機構審計（如會計師事務所），抑或僅僅由慈善組織內部審計單位審計。（2）審計缺乏強制性?，F有慈善組織的信息披露審計僅限于對一些大規模的公募基金會有一定的定期披露審計報告要求，而對于大部分的非公募及規模較小的慈善組織沒有強制審計規定要求。僅有自愿披露審計報告的要求不足以改善現階段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或其他信息質量低下的現狀，因此加強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的強制審計監管也是相關職能部門亟需解決的“慈善之殤”。

參考文獻：

1.Trussel J M，L M Parsons.Financial reporting Factors Affecting Donations to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J].Advances in Accounting，2008，（23）：263-285.2.Weisbrod B A，N D Dominwez.Demand for Collective Goods in Private Nonprofit Markets：Can Fundraising Expenditures Help Overcome Free-Rider Behavior？ [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1986，（30）：83-96.3.Tuckman H，Chang C.A Methodology for Measuring th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Charitable Nonprofit Organizations[J].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1991，（11）：152-178.4.Greenlee J，Trussel J.Predicting the Financial Vulnerability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J].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2000，（12）：102-115.5.Luoma P，Goodstein J.Stakeholders and Corporate Boards：Institutional influences on Board Composition and Struct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9，（05）：42-57.6.Parsons L M.The Impact of Financial Information and Voluntary Disclosures on Contribution to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J].Behavior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2007，（19）：179-196.7.劉亞莉，王新，魏倩.慈善組織財務信息披露質量的影響因素與后果研究[J].會計研究，2013，（1）：76-83.

第五篇：信息披露

投資擔保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制度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加強社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管理，規范信息披露行為，保護本公司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和《融資性擔保公司管理暫行辦法》等法律法規，特制訂本制度。

第二條本制度所稱“信息”是指所有可能對本公司經營利潤產生較大影響的信息，以及法律、法規及監管部門要求披露的信息。

第三條以下人員和機構應根據本制度承擔信息披露義務。

(一)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

(二)本公司董事和董事會

(三)本公司監事

(四)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

第四條信息披露應遵循以下原則

(一)依法合規原則

(二)真實、準確、完整原則

(三)主動、及時披露原則

(四)公開、公平、公正、同時原則

(五)持續披露原則

第五條本公司信息披露渠道包括：電話、快遞、電子郵箱等。其中報告還應及時報送監管部門。

第六條承擔信息披露義務的人員和機構應當確保其所披露信息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第二章 信息披露的內容

第七條本公司信息披露形式包括定期報告和臨時報告。

第八條本公司定期報告分為報告、中期報告和季度報告。報告應當在每個會計結束之日起4個月內編制完成并披露，中期報告應當在每個會計的上半年結束之日起1個月內編制完成并披露，季度報告應當在每個會計第4個月、第7個月、第10月內編制完成并披露。

第九條本公司預計經營業績發生虧損或者發生大幅變動的，應當及時進行業績預告。

第十條本公司需要進行信息披露的臨時報告包括但不限于下列 1

事項：

(一)發生可能對公司經營較大影響的重大事件；

(二)股東大會及部分董事會決議；

(三)股東或股權發生變更；

(四)本公司章程、注冊資本、注冊地址、名稱發生變更；

(五)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任期屆滿發生變動；

(六)與本公司有重大業務交易的行業出現市場動蕩；

(七)依照有關適用法律法規，或監督管理機構、章程的有關要求，應予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十一條公司報告中應包括但不僅限于下列內容：

(一)公司概況。

(二)公司治理和內部控制。

(三)風險管理。

(四)擔保業務總體情況和融資性擔保業務情況。

(五)資本金構成和資金運用情況。

(六)財務會計報告。

其中公司概況中包含下列內容：公司簡介、經營計劃、組織架構、分支機構設置及人員情況、合作的金融機構。

其中 1，風險管理方面包含下列內容：（一)風險管理概況。包括：風險管理的原則、流程、組織架構和職責劃分以及新建制度，經營活動中面臨的主要風險，準備金的提取標準，代償損失的核銷標準，反擔保措施的保障程度，風險預警機制和突發事件應急機制情況。

(二)信用風險管理。包括：信用風險的管理方法，產生信用風險的業務活動，信用風險暴露的期末數。

(三)流動性風險管理。包括：影響流動性的因素，反映流動性狀況的有關指標以及流動性資產與一年內到期擔保責任的匹配情況，流動性

風險的管理方法。

(四)市場風險管理。包括：因利率、匯率以及其他因素變動而產生的總體市場風險水平及不同類別市場風險水平，市場風險的管理方法。

(五)操作風險管理。包括：由于內部程序、人員、系統的不完善或執行不力，或外部事件造成的風險，操作風險的管理方法。

(六)其他風險管理。包括：可能對公司、債權人和其他利益相關者造成嚴重不利影響的其他風險因素，公司對該類風險的管理方法。

2，擔保業務總體情況和融資性擔保業務情況分別披露下列信息：

(一)承保情況：期末在保余額、當年累計擔保額、近三年累計擔保額。

(二)代償情況：當年新增代償額、近三年累計代償額。

(三)追償及損失情況：當年代償回收額、近三年累計代償回收額和累計損失核銷額。

(四)準備金情況：未到期責任準備金余額、擔保賠償準備金余額、一般風險準備金余額。

(五)集中度情況：最大十家客戶集中度明細、最大三家關聯客戶集中度明細。

(六)放大倍數：擔保業務放大倍數、融資性擔保業務放大倍數。

(七)業務質量：擔保代償率、代償回收率、擔保損失率、撥備覆蓋率。

(八)接受監管部門檢查和整改的情況。

3，財務會計報告應當至少包括：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所有者權益變動表以及財務報表附注。

第三章 信息披露的程序

第十二條信息披露應履行下列程序：

(一)信息提供者起草并認真核對相關信息資料；

(二)綜合處對擬披露的信息進行審核；

(三)公司負責人進行審查；

(四)董事長或經董事會授權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簽發；

(五)綜合處根據相關規定，將信息披露文件及時送達監管部門。第十三條信息披露時間

每年4月30目前披露上一年報告，因特殊原因不能按時披露的，應當至少提前1 O個工作日向監管部門申請延期披露。

重大事項臨時報告自事項發生之日起3個工作日內及時披露.第四章 信息披露的管理和責任

第十三條本公司總經理是信息披露第一責任人，綜合處負責向監管部門、董事、股東報告信息。

第十四條信息披露事項由公司總經理負責，綜合處具體開展本公司信息披露工作。

第十五條本公司其他相關部門負有信息披露配合義務，以確保本公司披露的及時、準確和完整。

第十六條董事及董事會的責任：

董事會全體成員必須勤勉盡責，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嚴重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并就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連帶責任。

第十七條監事的責任

(一)監督本公司信息披露執行情況。監事對信息披露的實施情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檢查，發現重大缺陷時應及時督促改正；

(二)負責監督董事與高級管理人員履行信息披露相關職責的行為；

(三)監事必須保證所提供披露的文件材料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并對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第十八條高級管理人員的責任

(一)高級管理人員應當及時以書面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經營情況、重大合同的簽訂與執行情況、資金運用情況和盈虧情況（遇有重大或緊急事情時可口頭報告），同時必須保證這些報告的真實性、準確性、及時性和完整性；

(二)高級管理人員有責任和義務答復董事會關于涉及本公司定期報告、臨時報告及本公司其他情況的詢問，以及董事會代表股東、監管機構作出質詢，提供有關資料，并承擔相應責任。

第十九條信息披露管理部門的職責：

(一)綜合處為公司信息披露的指定部門，負責準備和遞交有關監管部門所要求的信息披露文件，組織完成監管機構布置的信息披露任務；

(二)協助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了解信息披露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本公司章程。

(三)經總經理授權，協調和組織信息披露事宜，包括建立信息披露制度，保證本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時性、合法性、真實性和完整性；

第五章 信息披露的紀律與職責

第二十條本公司對相關人員違反本制度，發生以下行為，給本公司造成損失的，將對相關責任人給予批評、警告、直至解除其職務的處分，并根據監管部門的要求，將有關處理結果報相關機構備案。

(一)編造虛假信息的；

(二)信息報告不準確、不及時的。

第六章附則

第二十一條本公司確立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履行職責的記錄和保管制度，本公司信息披露的信息公告實行實物存檔管理。

第二十二條本制度未盡事宜，按有關法律法規監管部門及本公司章程的規定執行；本制度如與國家日后頒布的法律法規或經合法程序修改后的本公司章程相抵觸時，按有關規定執行。

第二十三條本制度由本公司信息披露管理部門負責制訂，自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