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對實施積極的安樂死的行為

對實施積極的安樂死的行為，應以故意殺人罪論處。所謂安樂死，通常是指為免除患有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的痛苦，受患者囑托而使其無痛苦地死亡。安樂死分為不作為的安樂死與作為的安樂死。不作為的安樂死(消極的安樂死)，是指對瀕臨死亡的患者，經其承諾，不采取治療措施(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維持裝置)任其死亡的安樂死。這種行為不成立故意殺人罪。作為的安樂死包括三種情況：

一、是沒有縮短患者生命的安樂死(本來的安樂死、真正的安樂死)，這種行為不成立犯罪；

二、是具有縮短生命危險的安樂死(間接安樂死)。這種行為雖然具有縮短患者生命的危險，...故意傷害罪與故意殺人罪的界限

就一般情況講，兩罪并不難區分，但在碰遇故意殺人未遂造成傷害或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兩種情況時，二罪易混淆。要把握二罪的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是否以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為故意內容。如果行為人無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而只有傷害他人健康的故意，即使客觀上行為導致了他人的死亡，也只能以故意傷害罪致死認定；如果行為人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故意，即使其行為沒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也構成故意殺人罪（未遂）。司法實踐中，要認定行為人的故意內容是傷害還是殺人，應遵循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查明案件的全部事實，從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系，案件的起因、過程、結果、作案的手段、使用的工具、打擊的部位、強度、作案的時間、地點、環境條件、行為...你是反方，正方的弱點有：1 如何確保是病人的真實意志？很多垂死病人是沒有語言能力或思維能力了，這個時候如何保證是病人的真實意志同意安樂死呢？ 2 如何確保已經是最后的醫療手段都無效呢？醫院的行醫能力是有限的，而且各級別的醫院都有不同，小醫院治不了的病 大醫院可以制；國內治不了的病，國外可以治。如果要安樂死，至少要肯定是“地球上最先進”的醫療水平都無法治愈才可以，而這根本無法保證。但如果不能保證這樣，醫生的行為又和殺人有什么兩樣？ 如何保證是病人無法承受的痛苦？每個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樣的，即便是同一個人，各種情況下的承受能力也不相同，用什么方法確定 病人無法承受？ 別說病人自己說的，甭管多大點兒病 哪兒疼張口都是“疼死我了”難道都當是真要疼死了？ 還是關于病人的真實意志，即便是病人同意，如果病人在進行安樂死一半的時候反悔怎么辦？如果病人在有心理疾病的情況下同意的怎么處理？所以 必須要保證的是病人心智完全正常的情況下同意 才可以算真實意志！但承受巨大痛苦的時候，誰能保證心智完全正常？ 所以這個想法從操作層面上幾乎不可能。補充回答：

以上弱點都是要抓住一點 就是“操作層面不可行”，即便確實合理，不管對方說得多么美好，就是“無法操作”，因為太多無法確定的因素，而這么多無法確定的因素去決定病人的生死大事？ 所以不能合法，就是因為“不可操作”！～ 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之比較研究

安樂死，原意是指無痛苦死亡，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安樂死包括積極安樂死和消極安樂死。狹義的安樂死，是指對患有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為減少其臨終前的痛苦，受病人囑托而由醫務人員采取積極措施加速其死亡的行為。實施安樂死是否應當以故意殺人罪處罰，國際上的看法不一。筆者主張安樂死不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并不主張任意地實施安樂死行為，這是有嚴格限制條件的。本文分析了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的異同，提出了實施安樂死的可行性和必要的條件，指出了立法上的不足，探討了安樂死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并對我國安樂死的立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法治文明也提到了議事日程，我們黨和國家在報告中也明確了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但到底何為法治文明，何為法治國家呢?筆者以為法治文明就是要真正體現立法精神和本意，法治國家就是指要用法律來治理國家。法律的制訂與出臺，并非告訴人們怎樣去鉆法律的空子而不被法律追究，而是用來規范和約束人們的行為，起到威懾力的作用。正如對安樂死進行立法，其主要目的是尊重和保護人權，維護醫務工作者之基本權利，預防犯罪，而不是像目前在對安樂死還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就生搬硬套地認為故意殺人。

一、關于安樂死的合法化問題

“安樂死”英文叫Euthanasia，也稱無痛致死，是指對于患了絕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由于難以忍受肉體的痛苦，本人或其家屬要求讓其安樂地死去時，醫生為減少病人難以忍受的劇烈痛苦,采取措施提前結束病人的生命,使其安樂死去的行為。[1]

根據《布萊克法律字典》的解釋，將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且痛不欲生的病人用積極的無痛楚的方法殺死，這種行為被認作是仁慈之舉，這便是積極安樂死。例如給這種病人注射或喂食毒藥。人們通常所說的安樂死就是指積極安樂死，在英語里又叫做“憐憫殺人”(Mercykilling)。[2] 在我國又稱“受囑托殺人”。在我國陜西漢中醫院發生的王明成案便屬這一類型。

消極安樂死是指對垂危病人停止治療或喂養食物等，尤其指的是停止使用現代化搶救設備(如人工呼吸機)搶救病人，安樂死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前者既包含積極安樂死，又包含消極安樂死;后者指積極安樂死，本文也將重點討論積極安樂死。

目前，國內外理論界對于安樂死問題已經突破了傳統的“肯定說”和“否定說”，提出了“折衷說”。“肯定說”認為：對于瀕臨死亡的人，明知其無救治的任何希望，為免除病人的強烈痛苦，基于本人迫切要求，醫生本著人道主義的善良動機，以藥物促使其安靜地無痛苦地死亡，實屬合情合理，理應排除其犯罪性。理由大致有：①選擇自己死亡的方式，是人固有的權利，應尊重人的這種權利；②病人身患不治之癥，瀕臨死亡，痛苦難當，希望早日擺脫痛苦，對其實施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精神；③對回生無望的病人繼續治療，浪費人力、物力、財力，不僅于病人無補，于病人的家庭、社會也是無益的。

“否定說”認為：安樂死違反人的生存權，已經超出正當的醫療行為，而是殺人行為，雖經病人的同意，也不能阻卻其殺人的違法性。理由主要是：①人的生命權不同于其他權益，既屬于個人，同時也屬于國家和社會，個人無權支配、讓與這種權利；②安樂死違反自然精神提前結束人的生命，不符合尊重生命這一人道主義原則；③醫療行為的目的是盡其所能，力求使病人的病情好轉，而安樂死則要提前結束人的生命，不能認為是醫療行為；④法律應平等地保護一切人，包括危重病人的生命權，非因死罪，不能任意將人處死；⑤在現在醫療條件下，對于何為絕癥，尚無法作出絕對可靠的論斷。同時醫療水平是在不斷提高的，今天看來是不治之癥，明天或許是可治之癥。

“折衷說”主張法律對安樂死作出免罪規定，同時應有嚴格的條件限制。這些條件主要包括：①必須是對臨近死期的屬于不治之癥的傷病者實施。②對極端痛苦、不堪忍受的傷病患者實施。這種場合常有緊急、迫切的味道。③其囑托或承諾必須是清醒時方為有效。④其醫療的目的僅為解除病人死前痛苦，而不是純為早死而實施。⑤要由有醫療資格的醫師鑒定，并以最小的方法實施。

從司法實踐來看，否定安樂死的觀點仍占主流，在理論和輿論上肯定安樂死的觀點越來越占優勢，要求對安樂死進行立法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安樂死的合法化問題一直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與重視。在國際上，一般認為消極安樂死不存在法律上的責任問題，即無論各國是否有無法律規定，對實施消極安樂死的行為均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對于積極安樂死是否應當使其合法化，是否構成故意殺人罪卻在許多國家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二、將安樂死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的原因分析

對安樂死持反對態度的否定論者,他們堅持“珍視生命”和“無權讓予生命”的神圣原則。[1]誠然，生命是無價的，生命對每個人只有一次，生命的價值也是無法償還的。固我國刑法上對生命采取了絕對保護原則。刑法第132條規定：故意地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是故意殺人罪。基于此，故意殺人罪主觀上要有殺人之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為會帶來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卻希望或放任這一結果的發生。至于行為人基于何種動機而產生殺人故意并不影響殺人罪的成立，而只是量刑時應予考慮的情節。

故意殺人罪的客體是他人的生命權利，凡是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不論被害人年齡大小及健康狀況如何，在定性上都沒有醫別。故意殺人罪在客觀上表現為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合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法律只規定了司法人員依法執行死刑和符合條件的正當防衛殺人。除此之外，任何剝奪他人生命權利的行為都是非法的。否定論者認為，積極安樂死具備了故意殺人罪的各個要件。在積極安樂死情況下，雖然行為人是應病人本人或其家屬的要求為解脫病人的痛苦而為之，但這并不能改變行為人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性質，仍應屬于故意殺人罪。而解脫他人痛苦的良好動機，僅僅說明犯罪的主觀惡性較小，可以作為法院量刑時從輕減輕的理由。

故意殺人的行為方式，可以是作為，也可以是不作為。前者指使用犯罪工具或不使用犯罪工具，以積極的或者攻擊性的行為殺害他人；后者則是指以消極的、應當履行某種特定的作為義務而不履行，使他人死亡。對于實施安樂死的人，不論其是出于何種愿望，都應視為受囑托殺人而以故意殺人罪論處，處罰時可以視為情節較輕的情況從輕處罰。[1]

不可否認，安樂死與故意殺人存在許多相似性。采取積極措施致人死亡，如注射致死的麻醉劑等。從形式上看，這與故意殺人并無多大差別；從客觀結果看，都是造成了他人死亡。這兩點是安樂死與故意殺人罪的最大相似性，由此也就使得對安樂死立法面臨很大的擔憂。如實行“安樂死”是否違反人道主義；允許實行“安樂死”是否有利于醫學的發展；允許醫生為患者實行安樂死，是否有違醫生的職業道德；對安樂死立法后，是否能防止醫生的草率行為，以及患者家屬“甩包袱”等弊端。[2]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醫學的發展和新藥物、新搶救設備的問世與普及，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例如一個病入膏肓、毫無知覺而又無恢復健康可能的病人，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等搶救裝置，使用抗菌素等藥物和人工輸送營養等方法繼續活下去。但對這種病人繼續進行搶救，是在增加他的痛苦，還是減少他的痛苦?這種病人有無要求停止治療，選擇死亡的權利?如這種病人已失去知覺，那誰又有權替他做出上述決定?醫生聽從病人的上述要求，或自行決定停止治療負有什么法律責任?這些問題涉及到法律、道德和宗教，也涉及到人們對人的生命和生活的看法。這些也是對安樂死進行立法所必須考慮到的問題。

我國學術界，尤其是刑法學界對安樂死問題也曾展開過激烈的討論，尤其是在1987年陜西省漢中市傳染病醫院住院部肝炎科醫生蒲連升為病人夏素文實施我國首例安樂死案件后，醫學界、哲學界和法學界以此為契機，掀起對實施安樂死行為性質的大討論。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認為：人應該有尊嚴、有理性地選擇死亡的權利，禁止安樂死，剝奪了人的這一自然權利，不具有正當性。同時，明知患者不可逆轉地瀕臨死亡并且處于不堪忍受的極端痛苦之中，而禁止其選擇結束痛苦，既是對患者肉體的摧殘，也是對其家屬和親友的折磨，是不人道的，也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3]

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人士則認為，安樂死是違反生老病死自然規律的反自然行為，削弱了人類戰勝災難的力量和勇氣。同時,確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樂死很困難,安樂死有被濫用的危險。[1]換句話說反對安樂死的最主要原因與最大風險是同一個答案，即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患者可能在一剎那間改變死亡的決定；其次，幫助實施安樂死的醫生的合法性認證非常復雜；第三，安樂死有可能使救死扶傷的醫療宗旨發生偏移，甚至可能淡化人們對生命的尊重；最后，一旦安樂死案例急劇增多，司法認證失控，就會給謀殺犯罪及推卸醫療事故造成可趁之機。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目前對安樂死還是持否定態度，在司法實踐中也是把實施安樂死的行為認定為構成故意殺人罪。筆者以為，這種做法過于絕對化，沒有充分考慮事實的本身和具體的實際現狀，應當允許附有嚴格條件限制下的實施安樂死行為的合法化。

三、關于安樂死非罪化的探討

雖然對安樂死合法化存在爭議，但自安樂死被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以來，主張安樂死合法化的聲音卻一直在加大，得到社會響應也比反對安樂死合法化強烈。筆者以為，安樂死的合法化與安樂死的去罪化在邏輯上是同一關系，讓安樂死合法目的是消除當前將其歸罪化的思想。所以，安樂死的合法化與安樂死的去罪化是同一關系上的兩種說法。很多國家所作的調查都顯示，民眾對安樂死合法化的支持率遠遠超過了反對率。在我國，大多數人也贊成安樂死。《北京青年報》曾委托上海市場研究公司對北京市民作過一次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80%的人贊同安樂死，接近2/3的人認為“中國為安樂死立法”是“十分必要”或“比較必要”；不同年齡、不同收入、不同文化程度的市民對于安樂死的態度基本上一致。另據《健康報》報道，有關部門對北京地區近千人進行的問卷調查表明,91%以上的人贊成安樂死，85%的人認為應該立法實施安樂死。[2] 盡管安樂死在很多國家還不合法，但很多人已經在醫生的幫助下實現了安樂死。1998年英國《泰晤士報》就報道，英國已有2.7萬人在醫生的幫助下以安樂死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76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簽署了第一個消極的安樂死法即《自然死亡法》；1994年11月在美國俄勒岡州的一次全民公決中，通過了一項法案，確認安樂死在有限制的條件下不是非法的；澳大利亞北部領土議會也于1995年6月16日通過“臨終患者權利法案”，允許開業醫生按照一定的準則結束患者的生命；1996年7月1日，世界上首部積極安樂死法《晚期病人權利法》在澳大利亞北部正式生效；2002年4月1日，荷蘭“安樂死”法案正式生效。

在我國，對安樂死的探討較晚，1982年在大連召開的全國第二次醫學倫理學學術討論會上天津、山東的代表發了有關安樂死的論文，引起大會矚目和較大的社會反響；1986年，在陜西漢中發生了我國第一起安樂死案，此案轟動了全國，由此引發了一起涉及醫學界、倫理界、新聞界及公眾的關于安樂死的大討論；1988年7月，我國第一次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討論會在上海舉行；1995年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著名醫學專家胡亞美、嚴仁英兩位代表提交了安樂死議案；1996年，上海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關議案，呼吁國家在上海首先進行安樂死立法嘗試;2003年8月3日，中國“安樂死第一人”王明成去世，“安樂死”再次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檢察日報》刊登文章指出，應該以唯物主義的態度來看待“安樂死”，希望以積極的態度把“安樂死”納入法制軌道；2003年12月21日，廣東省政協委員在省政協九屆一次會議提出：應對無可救治的晚期癌癥患者實行“安樂死”，但省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在會議該提案時指出，立法實行“安樂死”有違《憲法》。

安樂死在國內外或明或暗地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對安樂死，即使司法機關能夠對有關當事人網開一面，也難以擺脫違法性的糾纏；即使面臨違法風險，安樂死也必然會客觀地存在并引發人們的討論。因此，對安樂死，與其讓它猶抱琵琶半遮面，還不如認真加以研究，痛痛快快地將其合法化。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對安樂死持否定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應看到，把那些病人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痛苦難忍情況下醫護人員出于同情之心而實施的安樂死一律作為犯罪處理，是與常規、人情、法理相悖的。因此，筆者主張在嚴格的條件之下允許安樂死在一定的范圍內存在。凡符合這些嚴格條件限制的安樂死，我們就應當予以肯定，而不再以犯罪來處理，既將嚴格限制條件下的安樂死行為非罪化。當然，我們在承認這種安樂死的合理化的同時，也不予以鼓勵，更不能大張旗鼓地加以宣傳，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嚴格地控制其發生的范圍，并使其可能帶來的一些弊端減小到最低程度。[1]我認為，對安樂死加以嚴格條件限制，將會有效地防止各種不良后果的發生而且從理論上講，也可以為其存在提供一定的根據：

第一，允許安樂死在一定范圍內存在，體現了人道主義的精神。尊重人的生命、固然是人道主義的基本準則，但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在病患者身患絕癥，瀕臨死亡，而又痛苦難忍的情況下，一味地把人的生命看成是第一位的，從而想方設法延長病患者的生命，這除了延長患者的痛苦之外，又能給他帶來什么呢?在這樣情況下，究竟是安樂死符合人道主義呢?還有讓病魔大施淫威，慢慢地折磨著、吞噬著病人的生命更符合人道主義?從人道主義言，生命固然是應當受到保護的，但是當一個瀕臨死亡，且又不可救治，對其生命的保護已失去任何實際意義的情況下，其愿望的實現和尊嚴的維護就會成為主要的方面，因此，按其愿望施以安樂死，不但是其愿望的實現，而且也使其至死保持了人格的尊嚴，這對于一個即將死亡的人來說，是符合人道主義的。

第二，關于一個公民有沒有處置自身生命權的問題，也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一般來講，人是社會的人，其生死存亡是和社會的利益、國家的利益緊密相關的，因此，在通常情況下，人是不能處置自己的生命權的。例如，自殺就是一種對社會不負責任，從而不為我們所接受的一種錯誤做法，但是，在特殊的條件下，人是否有權處置自己的生命呢?這個問題可以找到許多為社會所承認的合法化的事例。例如，有一些體育項目，如賽車、拳擊、漂流、登山等運動，都是危險性極高的競賽項目，自古以來，已有不計其數的運動員在這些體育運動中喪失生命。在這些體育競賽之前，運動員實際已把生命和健康權交了出來，作出了因競賽傷亡而不追究他人責任的承諾，既然在運動場上運動員可以處置自己的生命和健康，那么，為什么身患絕癥的病人就不能處置自己的生命呢?國外有的刑法學者認為，體育競賽中運動員對自己生命和健康的承諾只是人不得隨意處置自己生命和健康規則的一種例外情況。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安樂死不能也成為一種例外情況呢?在病患者身患絕癥，疼痛難忍的條件下，允許其對自己的生命作出處置，既體現了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也不會有損于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

第三，從犯罪的本質特征來講，行為具有社會危害性是構成犯罪的基本條件。而有嚴格條件限制的安樂死，不僅沒有什么社會危害性，相反，從客觀上講可能還有利于社會。首先，從醫療工作上講，對那些身患絕癥，久治不愈，瀕臨死亡的病人施以安樂死，可以使醫護人員從繁雜而無益的工作中脫開身來，把精力用于其他病患者。尤其是目前醫療任務繁重，病人看病難的情況下，這更富有意義。其次，安樂死也有利于死者的家屬和親友及早從悲痛中恢復過來，投身到正常的學習、工作和生產中去。同時，由于家屬對病患者負有照料的義務，為了一個即將死亡的無意義的生命去消耗有意義的生命，是對社會不利的。最后，對患有絕癥的病人施以安樂死，還可以減輕社會的負擔。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國家對于那些老弱病殘者是承擔了一定義務的，但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都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允許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則可以使國家有限的財力和社會有限的資源用到其他更多的老弱病殘者身上。可見，一定條件下的安樂死是于社會沒有危害的，不具備犯罪所應具有的本質特征——社會危害性，因此不應將之作為犯罪來處理。

第四，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如果對一定條件下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處以刑罰，卻是達不到預防犯罪之目的的。首先，從特殊預防的角度講，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一般都是基于對痛苦難忍的患者的同情、憐憫的心理而實施行為，從主觀上講并無惡意，對社會并無任何危險。如果對之定罪判刑就有可能使其原有善良之心受到傷害，更有甚者，還可能以社會和國家產生怨恨情緒，起到消極的作用。這與刑罰要達到特殊預防之目的的要求是相沖突的。其次，從一般預防的角度講，刑罰的威懾作用是建立在群眾對其信服的基礎這上的。如果對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施以刑罰，群眾中對此不服的肯定大有人在，還可能——事實也證明如此——導致其他醫務人員的不滿，在此條件下，刑罰的一般預防作用如何得以發揮呢?當然，從根本上講，對按一定程序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施以刑罰不能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是基于這種行為根本不能成立犯罪為理由的。因此，在實踐上對實施安樂死的醫護人員定罪判刑，從刑法的角度看，是無益的。

第五，關于如何看待實施安樂死中可能出現的不良后果問題。我們認為，在一般情況下，由于對實施安樂死加以嚴格的條件限制，不大可能出現什么不良后果。例如，如果允許病患者本人要求的安樂死，就不會導致患者家屬因爭奪遺產而實施安樂死的情況。當然，由于社會情況的復雜性，也不能絕對排除安樂死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尤其不能排除在實施安樂死的過程中出現一些差錯。但這并不能說是由安樂死本身造成的，而是執行中由于人的錯誤或無意造成的。而這種情況在任何場合任何人的活動中都會出現。此種不良后果的發生與安樂死制度本身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四、對我國安樂死的立法展望及其依據

對于安樂死在我國的立法建議方面，學者專家們各有見解，但都有相同之處，可以概括為實體性條件和程序性條件兩大類。其中實體性條件大致包括以下幾點：

(1)安樂死的適用對象。總的說是各種不治之癥的患者具體有：①癌癥晚期、痛苦難忍的臨終病人。②嚴重畸形或嚴重先天性疾病的新生兒。對之適用安樂死，有利于我們民族的優生優育。③“腦死亡”病人。醫學理論，認為“大腦機能停止活動為生命結束”，因此，“腦死亡”患者的生命是形存而實亡，醫院對其治療已失去實際意義，應施行“安樂死”予以處置。

(2)安樂死的適用條件。為防止安樂死的濫用，法律必須明確規定其適用條件，具體應包括：①根據現代醫學確診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癥，而且死亡已迫近眼前。②病人所遭受的肉體痛苦已達到了其本人難以忍受的程度。③病人神智清醒能表示自己的真實意愿，必須有本人的真實的委托或同意;在病人處于喪失表達自己意志能力的情況下，則可以由其直系親屬提出請求或委托。上述“安樂死”的適用對象，必須在符合這三個基本條件的前提下，才能實行“安樂死”。

(3)實施“安樂死”的方法。實行“安樂死”在方法上，必須符合社會倫理道德和人道主義精神，如用冬眠、麻醉、窒息、氣體吸入等方法，通過上述方法要達到使患者“無痛苦、安樂”致死的基本要求;要嚴禁使用其他暴力致死的手段，如劇毒藥物、槍殺、刀殺、縊死、溺死等。總之，法律應明確規定采用的方法、劑量、時間等。

(4)實行“安樂死”的程序。應規定如下程序：①須有病人或家屬的書面委托或視聽材料。②要有一個專門委員會討論和相當一級的醫院主管醫生、主治醫師、科主任經過會診診斷，院長簽署意見。③由法院審查批準。④施行“安樂死”必須由兩名醫生同時進行，須有死者家屬在場。為防止不法之徒鉆空子，法律應明確規定除醫生外，其他任何人不準幫助患者實施“安樂死”。⑤安樂死完畢后，由執行醫師、死者家屬及其他在場人簽名。

對于安樂死的立法依據，前幾年國內的呼聲很高，無論是在全國性的安樂死學術會議上還是全國和地性的人大會議上，都曾有強烈的呼吁并提出議案，雖然沒有明確指出究竟是主張被動安樂死還是主動安樂死，但字里行間給人的感覺，似乎兩者都包括在內。[1]概括起來說要求安樂死盡快立法的依據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以對安樂死進行立法的三個有利于為基礎;另一方面，認為安樂死立法已具備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從上述過的民意測驗和大量的問卷調查統計數字可以證明，大多數是主張安樂死的。

這三個有利于分別是：有利于解除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的患者的痛苦;有利于減除患者親屬不堪的身心重負;有利于社會有限的醫療資源的合理使用。這就是說，給安樂死立法符合人的尊嚴、人道主義和社會公正的原則，對安樂死的對象本人、家屬以及社會都是有益的。對此，筆者只想強調一點，上述理由都言之成理，但它們并非處于同等地位。所謂解決瀕臨死者的痛苦，其前提是尊重患者本人有此要求的意愿，尊重個人在安樂死的自主自決權是第一位的。一般而言，沒有個人的自主、自決，其他理由就很難作為實施安樂死的依據，這恐怕是絕大多數贊成安樂死的人都認可的原則。

在安樂死問題上最為棘手的是死亡權利問題。它包括兩方面：人究竟有沒有自主死亡的權利;醫生或其他相關者有沒有主動結束他人生命的權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安樂死問題的核心與關鍵。筆者認為，人有生的權利，自然也有選擇安樂死的權利。選擇死亡的方式其實質是選擇生命進程的特殊形態。此時此刻，提出對安樂死進行立法，面臨一個最大的障礙是我國目前的經濟實力不強、科技水平不高，導致對安樂死的對象難以認定。另外，我國刑法第132條規定的“故意殺人罪”并沒有排斥安樂死。所以要對安樂死規定嚴格的限制條件，應注重科學死亡觀的教育，以及引導人們培育起正視死亡、接納死亡的心態，特別是要將人們所希望的本原意義上的安樂死觀念與健康觀念相結合，使人們都能珍惜生命、善待生命、充實生命，以善始善終的態度賦予生命以燦爛的價值。

其罪不可恕其情卻可憫

從法律層面而言，鄧明建的行為當然已構成故意殺人罪。但從善良大眾的情感出發，鄧明建照顧病重癱瘓的母親近20年，在長期的精神和經濟壓力之下，一時沖動為求解脫做出弒母之舉，其罪雖不可恕，但其情可憫。

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指控鄧明建弒母的殘忍行為，但同時，我們又無法給這個照顧癱瘓母親18載的罪犯與孝子貼上惡的標簽。在人性矛盾沖突最為激烈的刑事案件中，善與惡、情與法的沖突無時不鞭打著我們的靈魂。當情與法發生沖突時，對于事實和罪名的認定，我們不能因為同情，就背離原則，但在量刑方面，可以綜合被告人的一貫表現、人身危險性、主觀惡性、犯罪的社會危害性、家屬的諒解等，作出更符合人性的判決。

與之前在東莞發生的“慈母溺死腦癱兒”一案相類似，人倫慘案一再挑戰人們的底線。社會救助體系的不完善，是此類悲劇的社會原因。如果我國的重癥殘障人士保障制度能夠完善，將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此類家庭的壓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悲劇的發生。

無論是弒母之罪，還是殺子之痛，相信已經給被告人本人及其家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傷害，如一味強調對其嚴懲，則無異于使其家庭遭受雙重打擊。在這類案件的處理上，我認為，“嚴定罪寬量刑”不失為一個較好的選擇。

第二篇：從“安樂死”的角度淺析自殺行為

從“安樂死”的角度淺析自殺行為

路神

濟南大學學號

摘要：“安樂死”一詞源于希臘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這種選擇無痛苦死亡的方式看似只是人體的自殺行為，但卻因為涉及多方面的社會關系而爭論重重。有關于“安樂死”實施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的觀點沖突，某種角度上來說是對人類自殺行為支持與否的辯論交鋒。兩者如何在多重交織的社會關系中備受褒貶，有待我們進一步的研究和探索。關鍵詞：安樂死 自殺行為 社會關系

一、適用“安樂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爭議

于是，有關于“安樂死”的爭議和討論不斷出現。大體來說，“安樂死”適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主要在醫學和法學的角度爭議激烈：

醫學方面，部分人認為，對于受到必死無疑的疾病折磨的病人，還是不要用人工的方法來延長其生命為佳，只要能使病人在死亡前比較舒適和安逸就行。自愿安樂死的人可在生前立下字據，授權醫生，按其意愿在他們臨終時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長其生命。而另一是聲音是，雖然醫學水平已回天無力，可是病人不但有呼吸和心跳，大腦的功能完好，用安樂死的方法就相當于人為地讓這些病人死去，醫生的作法無異于“殺人”。

重重的矛盾沖突更體現在法律和司法實踐上：據收集到的資料，世界各國，除個別國家對積極的安樂死持容忍的態度、免予追究法律責任外，一般都把它視為一種特殊的殺人罪，如瑞士、挪威、波蘭等。但是，荷蘭第一個將安樂死合法化，其后日本、瑞士等國和美國的一些州也通過了安樂死法案。由于安樂死涉及道德、倫理、法律、醫學等諸多方面問題，我國至今也尚未立法。

綜上可見，看似快樂而不痛苦的“安樂死”并不那么簡單地就可以達成一致意見。我們研究時，不僅可以當其視作醫學倫理、法律或司法實踐問題；也可以把它看做和自殺行為等同的社會問題來對待。

二、自殺行為與“安樂死”的社會屬性分析

狹義的自殺行為是指有意識，自愿地直接結束自己生命的行為。某種意義來說，積極的安樂死可以等同于狹義的自殺行為。它們本來只是結束個體生命的一種方式，但是也同樣在法律和道德之間飽受爭論，原因是它們背后牽涉的絲絲縷縷的社會關系和折射出來的社會屬性。

1，自殺行為起因離不開社會因素。

自殺行為的目的是追求自我生命的終結，這種自我毀滅的意識成因是多方面的，其本質來源于社會的因素。人們可以先驗地假設，自殺所取決的個人條件有兩種。首先是自殺者所處的外部環境。自殺的人有時是遭到家庭的不幸或自尊心受到傷害，有時是遭到貧困或疾病的折磨，有時是不得不因某種道德上的失誤而自責，如此等等。此外，因為經常伴隨著自殺而被認為是引起自殺的情況幾乎數不勝數。有的人在富裕中自殺，有的人在貧困中自殺，有的人是由于家庭的不幸，有的人則剛剛通過離婚擺脫了使他不幸的婚姻。自殺行為的借口總是離不開那些點點滴滴的生活因素，可能是疾病折磨，可能是家庭不幸，可能是工作失意，還可能是經濟貧困。這些種種的生活因素都來自于社會，沒有一個人能擺脫自己的社會屬性，自殺的各種行為原因，都抹不去社會給自己烙下的印記。2，自殺行為的后果影響社會關系。

我們都知道自殺行為的后果是死亡，雖然死亡看似是個體生命的結束，但作為社會個體的人類死亡意義絕非只關乎個人。早在宗教統治的封建時代，都認為人的生命是天神賜予的,死亡也由天神來決定，只有君主有權代表天神主宰臣民的死生；病痛，包括臨終前的痛苦，往往被看成天神的懲罰；于是視自殺與安樂死是篡奪了造物主主宰生死的權力。就這點分析，無非是在神的外衣下，宣揚君主有著控制臣民生命的權力，這實質上是一種保證勞動力數量和對維護國家統治的社會功能。

現代，大多數國家也都從立法和司法上反對“安樂死”或自殺行為，但是民間卻幾乎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這是社會關系和個體關系的沖突。個人選擇自我終結，大部分原因應該是為使自己得到解脫，能逃避或者釋放某種來自于社會因素的壓力。但是對于國家或者社會來說，一個個體的自由消亡意味著在主動脫離家庭關系，主動脫離社會關系，甚至于能引起模仿等行為，導致集體性自殺等。自殺行為所導致的個體或者群體的瞬間消失，對社會關系鏈條和社會的穩定性來說，都是作為統治主體的國家所必須考慮到的。3，自殺行為與社會資源分配息息相關。

上述對安樂死的理論和實踐歷史部分的描述來分析，自殺行為可看作是與社會發展同步的歷史。當人類社會生產水平低下，生活資料不足以養活所有的社會成員時，這種安樂死的習俗減少了無力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成員，減輕了社會的負擔，在當時可能是適宜的。而在人類社會進入生產力水平比較高的階段后，這種安樂死便不被社會所提倡了。社會的不斷發展在于生產力的不斷提高，而生產力的提高也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正如某些支持安樂死的觀點，在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仍然有很多人類至今無法治療的疾病。無生存希望的病人長期占用醫療設備、醫務人員，消耗大量醫療藥品用以延續無希望的生命，顯然是對有限衛生資源的嚴重浪費。實施安樂死有助于節約吏多的醫藥資源，可以實現醫藥資源的合理分配，從而更能體現人的生命價值以及醫藥資源的有效利用。更者，實行“安樂死”還有利于人體的器官移植。目前各個國家都面臨著人體器官來源稀少的困境。由于無器官來源，很多病人相繼死亡。但對于那些身患絕癥、生不如死、無生存希望的人來說，他們身體的某些器官是完好的。如果用來移植的話，不僅可以救活其他病人，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源分配的體現。

綜上所述，“安樂死”作為無痛苦的死亡方式，它的理論和實踐歷史源遠流長，在現代更是激起軒然大波。其爭論的實質表現了個人作為社會個體的自我毀滅行為的原因和后果，更表現了兩者和社會屬性的沖突。參考文獻：

[1]朱力.社會問題概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2][法]迪爾凱姆.自殺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3]黃希庭,徐鳳姝大學生心理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第三篇：積極實施素質教育

）積極實施素質教育，在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績；教育教學效果比較顯著，所教班級形成良好的班風、學風，學生的思想素質有所提高，培優轉差取得一定成績；教學 在地效果比較顯著，所教班級學生參加會考或畢業水平考試合格率、優秀率比較好；

第四篇：積極實施綜合改革

積極實施綜合改革

多路突破鄉鎮衛生院發展困局

焦建華

泰州下轄靖江、泰興、姜堰、興化四市和海陵、高港兩區，有鄉鎮99個。全市共有鄉鎮衛生院131所（其中實行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改革的衛生院53所）。1996年組建地級市開始，該市始終把改革作為鄉鎮衛生院突破發展重圍的關鍵，市政府明確規定“每個鄉（鎮）原則上要有一所政府舉辦的衛生院”，積極推行政府辦鄉鎮衛生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探索合作或租賃經營等多種形式的改革，規范政府與經營者之間的關系。1997年至今，泰州市鄉鎮衛生院改革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分別以資源優化整合、建制鎮衛生院“兩權分離”改革、非建制鎮衛生院資產出售為階段性重點，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進行多途徑、多形式的綜合改革，不斷突破發展困境，鄉鎮衛生院顯現了積極、穩妥的發展勢態。

一、實施鄉鎮衛生院綜合改革的主要做法

泰州在實施衛生院綜合改革進程中，能夠堅持從實際出發，因地、因院制宜，積極尋求既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又符合衛生院發展規律的改革模式。經過多年實踐，探索了衛生院“一堅持兩保證三調整”的綜合改革路子，即堅持一個鄉鎮辦好一所衛生院，重點加強預防保健職能；保機構，保基本功能，每個鄉鎮至少有一所醫療衛生機構為農民提供基本的可及的醫療保健服務；調整資源，調整經營模式，調整所有制結構。

（一）調整優化農村衛生資源結構。

和其他地區一樣，該市以往都按農村人口設置床位，按行政村、鄉鎮設置醫療衛生機構，村鎮合并前就有6個鄉鎮一地兩院。鄉鎮、村組合并之后，一鄉多院，一村多室的現象更為嚴重，99個鄉鎮有衛生院158所，1453個村有衛生室1693個。加之投入不足，不少衛生院、衛生室處境維艱，農村衛生存在“網破線斷”的危機。經過調研，衛生管理者們強烈意識到，必須優化配置農村衛生資源，合理布局醫療衛生機構。首先制訂農村區域衛生規劃和醫療衛生機構調整方案。全市中心衛生院由原來的32所重新核定為16

所，重點加強建設，增強輻射能力。其次是合理配置農村衛生資源。積極推廣泰興市常周鄉“鄉村衛生機構一體化管理”經驗，進一步理順鄉村兩級衛生機構的關系，整合鄉村衛生資源。幾年來，全市有90個鄉鎮推行一體化管理，撤并村衛生室271所。他們大力引導和鼓勵市（區）屬醫療機構和鄉鎮衛生院之間合并或托管，全市涉及合并的醫療機構有20多所，撤并衛生院11所。再次是指導衛生院轉換職能。在政策上支持城郊衛生院轉換職能，2所衛生院分別轉向為市精神病防治院和市戒毒所，8所衛生院轉為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二）對政府確定舉辦的衛生院實施“兩權分離”改革。

在政府如何辦好衛生院的問題上，力求擺準、放好衛生院在“政府”和“市場”之間的位置，尋找衛生院發展新模式。首先弄清衛生院產權結構特點，提出“動產出售，不動產租賃”的構想，進而逐步形成所有權和經營權“兩權分離”的改革思路，即在明晰產權的基礎上，以契約的形式約定政府與經營者的責任和義務，落實經營者的責任制。在衛生院產權形式不改變的前提下, 實現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改變衛生院的所有者、經營者、監管者等都由政府承擔的單一運行模式。“兩權分離”改革以后，衛生院所有權的主體是政府，表現為房產、土地、大型設備等仍然為政府所有，并不斷改善，體現政府舉辦的原則和責任，政府只是把經營管理的權利、責任和義務落實給經營者。經營者通過競爭獲得經營權，其權利一般有：管理經營權、財產支配使用權、勞動人事權以及必要的(法定的)外聯權等；應承擔的義務是：遵守國家法律法規，貫徹落實衛生方針政策和規定，服從政府和衛生行政部門的領導和管理，有效地利用固定資產，保障設備完好與充分運行，承擔開展衛生服務的義務等；其責任是保證完成政府下達的各項衛生工作任務，自負盈虧，保證公有資產不流失，保證職工的民主權利和利益等。經營者的“責、權、利”明確以后，衛生院實現了市場條件下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能夠建立“權責明確，法人治理，自我約束，自我激勵”的運行機制，較好地體現了市場規則。2002年，泰興市在廣陵衛生院試點“兩權分離”改革，經過一年運轉，使該院起死回生。目前，全市實行“兩權分離”改革的衛生院已經達到53所，其中泰興市33所，海陵區5所，高港區3所，興化12所。

（三）對政府不再舉辦的衛生院探索“資產出售”改革。

農村醫療衛生機構布局調整以后，有一批鄉鎮衛生院政府不再繼續辦了，主要是一地多院、衛生資源相對富余的地區，或衛生服務利用不足、經濟薄弱的地區，政府無力繼續舉辦。對此，泰州探索了集體資產全部退出或部分退出的產權改革。2000年8月，姜堰市在葉甸鄉衛生院進行改革試點，改革形式為全資出售、公轉私營，改革后醫院性質為非營利性醫療機構。葉甸的改革取得成功，其經驗得到了推廣。到目前，姜堰、興化、靖江三地共有16個衛生院資產轉讓。主要做法是：（1）有明確的改革原則。即積極、穩妥、慎重，成熟一個，改制一個；因地制宜、因院施策、分類指導，合理選擇改革形式，不搞“一刀切”；維護職工合法權益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確保公有資產不流失。做到“三個不變”，也就是人員性質不變、業務指導不變、財政撥款三年不變。（2）有權威的指導文件。衛生局聯合相關部門研究制訂政策性文件，明確資產評估、處置和資產損失的核銷辦法；明確產權轉讓的程序，嚴格規定轉讓價款的確定與支付、轉讓方式、受讓人和經營管理人的資質條件等；明確防保體制的改革方法；明確人員分流及解聘、辭退等方面的具體辦法；明確有關配套和優惠政策等。（3）有規范的改制程序。一是委托具有資質的中介服務機構進行財務審計和資產評估，摸清家底。二是對改革單位資產評估情況報財政部門予以確認。三是在調查研究、反復論證、充分聽取職工意見的基礎上，合理確定改革形式。四是制訂實施方案，并提交職工代表大會討論，報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同意后實施。五是申報資產剝離、扣除方案，發布轉讓公告、資格審查、召開招標大會等。

二、鄉鎮衛生院綜合改革取得初步成效

該市經過調整資源結構、調整經營模式、調整所有制結構等綜合改革，使衛生院逐步適應了農村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一定程度上扭轉了以往鄉村衛生機構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社會群眾不滿意的尷尬局面，農村醫療衛生秩序進一步好轉，衛生工作得到落實，顯示出較好的經濟運行質態。

（1）鄉村兩級衛生機構運營狀況好轉。目前，全市鄉村兩級衛生機構關系逐步理順，布局趨于合理，政府辦醫療衛生機構和非政府辦醫療機構協同發展，衛生隊伍逐步穩定，醫療市場秩序良好。如興化市徐揚衛生院和地處北郊的二院，多年運轉失靈、瀕臨癱瘓，“兩權分離”改革后都顯現了生機與活力。靖江市馬橋、長里兩所鄉鎮衛生院合并后，馬橋衛生院將長里衛生院帶出了困境，后者年業務收入從原來的20萬元左右增加到現

在的91萬元；兩院總業務收入上升至540萬元，固定資產從450萬元遞增至620萬元。泰興市第三人民醫院實施“兩權分離”改革后，2004年一年就減虧131萬元。改革使衛生院、衛生室走出困境，衛生院固定資產、凈資產明顯增加，2004年底，全市鄉鎮衛生院固定資產4.44億元，比上年底增加0.22億元，海陵區增幅53%，泰興市增幅9.29%。姜堰市實施資產出售改革的衛生院固定資產達到增幅38%，凈資產從2003年的1404萬元增加到2004年的2114萬元，增幅超過50%。

（2）預防保健任務得到落實。為配合衛生院綜合改革，使鄉鎮防保工作得到加強，該市從以下環節著手鞏固提高防保工作：一是改革鄉鎮衛生院經費補助辦法，規定各級財政預算農村的衛生經費主要用于公共衛生，并經考核后發放。二是深化預防保健體制改革。根據區域衛生規劃的要求和因地制宜的原則，對已出售的衛生院，將其防保職能整體劃歸建制鎮衛生院或組建相對獨立的防保所。對防保力量薄弱的鄉鎮或對防保工作缺乏經驗的經營者，由市直防保單位與政府簽訂協議直接承擔防保業務和管理工作。三是通過規范防保組建設，調整充實基層防保隊伍。由于始終堅持“預防為主”方針，改革后不但沒有出現滑坡，反而預防保健工作得到加強。2004年，全市計劃免疫五苗覆蓋率98.72%，傳染病的發病率控制在150/萬以下，孕產婦系統管理率90.18%，兒童保健管理當年符合率95.80%，愛嬰醫院創建成果得到鞏固，合格率97%，孕產婦死亡率13.76/10萬，嬰幼兒死亡率5.96‰，村衛生室藥品代購率90%以上，管理合格率達96%，規范化防保組（所）合格率80%。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不斷發展，參保農民達264.5萬人，覆蓋率80.93%，籌措資金9740萬元。

（3）醫療條件不斷改善。改革后，經營者加大投入力度，不斷改善醫療條件，提高在農村醫療市場中的競爭力。首先是維修房屋，改造環境，改善門診和住院條件。泰興市第三人民醫院的經營者一次投入260萬元改造診療環境，使醫院面貌煥然一新。葉甸醫院轉讓產權以后，經營者籌集200多萬元，使多年不能如愿的醫院搬遷計劃得以實施。其次是更新增添設備。海陵區5所衛生院已投入300多萬元，用于購置X光機、心電圖、超聲波和生化分析儀，以及手術器械和搶救設備。再次是加強科室建設。改革后的鄉鎮衛生院利用靈活的用人機制，聘請技術人才，健全內、外、婦、兒、中醫等臨床科室，打造特色專科。隨著醫療條件改善，服務能力增強和服務水平提高，衛生院作用得到了發揮，2004年底全市鄉鎮衛生院門診量377萬人次，住院人次9.9萬人次，病床使用率

由30%增加到50%左右，其中泰興從30%提高到45%，海陵從29.65%提高到62.72%,姜堰從50%提高到65%。

（4）社會滿意度不斷提高。通過改革，衛生院逐步走上一條以社會綜合效益取勝的可持續發展軌道，社會、職工和政府等各方面都較滿意。一是社會群眾滿意。大多數衛生院增加對村衛生室的投入，通過選派醫生下點坐診、實行“雙向轉診”等措施加強對衛生室的“六統一”管理，有效落實便民措施。有的開通便民服務車免費接送病人，有的為住院病人免費加工食品，受到群眾好評。衛生院嚴格控制醫療費用上漲，最大限度地吸引病員、讓利患者，按照有關規定為參保農民免費體檢、免費掛號、減免部分檢查費用，減輕農民的醫療費用負擔。高港田河衛生院為空腹檢查的患者無償供應早餐，將臨床常用的部分抗生素自行降價20%左右，有的讓利達到30%以上。泰興市鄉鎮衛生院平均門診費用已從2003年的83.5元下降到2004年的65.7元，平均住院費用從1598元下降到1453元。二是職工滿意。由于改革過程透明，職工參與度高，大家對改革比較滿意。尤其是實行“兩權分離”改革的衛生院至今沒有一例上訪。同時，改革后職工收入有了保障，人均收入上升10%以上。三是政府滿意。改革后，基本醫療、預防保健和合作醫療等工作得到落實，醫療質量和效率也明顯提高，矛盾糾紛減少，政府也感到比較滿意。

（5）經營責任制得到落實。經營機制轉換后，經營者的責任風險加大，壓力相應增加，他們積極保證資產保值增值，減虧力度明顯加大。通過實行全員聘用制和人事代理制，推行績效工資制和成本核算制度，經營責任逐步細化到每一個崗位、每一個職工。由于加強了內部管理和核算，改革后的鄉鎮衛生院已開始減虧增盈。姜堰市的衛生院從2002年前虧101萬元，到2004年底收支結余233萬元；海陵區的衛生院從2003年底收支結余69萬元上升到2004年的174萬元。

三、改革進程中的難題和需要研究的問題

多年改革實踐，他們認識到，綜合改革是鄉鎮衛生院改革的基礎，必須在管理體制、運行機制、產權制度、經營模式等方面同步探索，單純依賴某一方面的改革難以奏效。當然，從目前運行情況看，隨著政策的明朗以及對策的調整，“兩權分離”和“資產出售”也有不夠完善及不夠規范的地方。因此，需要研究和思考以下一些問題：

一是建議盡快制訂衛生院綜合改革的政策文件。對照中央相關政策文件，結合農村實際，對各種改革模式進行評估，盡快確定衛生院改革的模式。通過制訂規范性文件，確定衛生院改革的指導原則，為今后的改革提供政策依據。

二是建議關注衛生院改革對預防保健工作的潛在影響。以前由于農村婦幼保健、計劃免疫等為有償服務，最近國務院《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中明確一類免疫接種不得收取費用，這對預防保健任務落實有潛在影響。建議將公共衛生體系建設向農村延伸，確保鄉（鎮）、村有機構、有人員、有經費、有責任考核。可以探索鄉鎮防保組由縣級機構托管的辦法，實行預防保健工作“縣鄉一體化”。各地政府應該劃撥資金購買農村公共衛生服務，使預防保健任務落到實處。

三是建議研究解決經營管理者存在的短期行為。對醫療衛生市場缺乏有力監管，可能導致進入的資本惟利是圖，出現“冷血醫院”。要切實防止經營者片面追求經濟效益，開大處方、濫用新藥、濫檢查、延長住院時間，發布虛假廣告，搞醫療欺詐行為等。要加強對改革醫院的政策引導與職能監管，促使其守法經營，誠信服務。

四是建議營造衛生院改革的穩定環境。衛生院改革，必須穩定為先，就是要保持公有資產不流失，妥善處置遺留問題，保證全過程公開透明。特別是要維護職工權益，保護離退休職工利益，在國家尚未出臺明確的政策和辦法前，對職工身份置換等問題不盲動，不草率從事。對承租人的選擇要公平公正，建立院長準入制度，促使改革穩步推進。五是建議抓緊制訂農村衛生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的對策措施。要建立人才“下得去，留得住”的用人機制，就必須完善政策，明確醫療預防專業畢業的大學生到農村服務4-5年，落實晉升前下鄉服務一年的政策，各級財政要建立支持和鼓勵他們下鄉服務的專門基金，對他們赴鄉村工作實施補助。為他們提供在縣級醫院培訓

一、兩年的機會，然后委派到鄉村衛生機構，為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注入活力。

第五篇：對安樂死爭論的法理學思考

對安樂死爭論的法理學思考

[摘要]安樂死歷來是個令人感興趣的話題。有關安樂死的爭論除在哲學、倫理學、醫學等領域展 開外，法學界對安樂死應否合法化問題也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不同的觀點。本文通過對安樂死合法化紛爭的分析，提出反對安樂死合法化的主張。

1992年，在加拿大的一個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傳出顫抖卻又有力的聲音：“各位先生，我想 問問你們，若我不能批準自己去死，那我這個軀殼的主人是誰呢？究竟我的生命是誰擁有呢？ ”短短幾句話，問得委員們不知所措。這是患上絕癥后，一直爭取安樂死合法化的羅得里格斯太太臨終前的吶喊和抗爭。

的確，我們有死的權利嗎？對生與死的考問和思索幾乎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就始終存在的永 恒困惑。2001年4月，荷蘭通過的安樂死法案再次把世界的目光聚焦到這個令人關注的話題上。安樂死的觀念和行為，自其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是個法律上的難題。至今似乎還沒有那一個問題能像它那樣，會涉及如此多的重要法律理念而又如此惹起紛爭；也很少有哪個法律問題能像關于安樂死的爭論那樣常常讓我們感到無法自圓其說。安樂死究竟應不應該 合法化？本文擬從生命權、個人自由等角度對安樂死合法化紛爭做些粗淺探討。

安樂死亦稱安死術，是英文“euthanasia”一詞的漢譯，最早源于希臘文“euthanasia” 一詞，本意為“快樂死亡”或“尊嚴死亡”。國內目前對安樂死尚無權威統一的定義，有人 認為安樂死“是指對身患絕癥瀕臨死亡的病人，為解除其極度的痛苦，由病人本人或親屬要求，經醫生鑒定和有關司法部門認可，用醫學方法提前終止其生命的過程。但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認為這是沿用了西方的傳統解釋，對安樂死的內涵外延界定的不準確，是導致安樂死被誤解及引起爭議的原因。安樂死的本質是死亡過程的文明化、科學化，主張“安樂死 是對于醫學無法挽救的瀕臨死亡者的死亡過程進行科學調節，以減輕或消除死亡痛苦，使死 亡狀態安樂化。安樂死其根據實施的方式的不同，可分為主動和被動兩種。主動安樂死 是指采取主動措施，如注射或服用藥物等加速病人死亡。被動安樂死則是指對危重病人不給 予治療或撤除支持其生命的醫療措施，而聽任其死亡。根據被實施安樂死的病人是否明確表 達其愿望，安樂死又可分為自愿和非自愿兩種。前者系由病人本人通過遺囑或口頭表態方式 決定，后者則是因本人無法表達意愿而由親屬或監護人做出決定。2001年4月，荷蘭再次通過一項安樂死法案，不僅世人矚目，在我國也掀起了又一輪討論安 樂死的高潮。我國的立法，迄今為止尚未涉及安樂死問題。但被動安樂死的情形在現實中是 較為普遍的，通常也不會引起什么訴訟，即使有，一般也是作為普通醫療糾紛加以處理。1987年發生在陜西漢中的一起案件（醫生在病人家屬的要求下主動為病人采取了助死措施，醫 生及病人之子被指控殺人，最終被判無罪。）是我國迄今為止最為典型的安樂死訴訟案，并引發人們開始普遍關注安樂死問題。自90年代中期起全國的兩會上亦不斷有些代表（多為發達地區如廣東、上海等地的代表）聯名提出有關安樂死的提案，山東的一所大學甚至受其地方立法機關的委托起草出一份安樂 死立法草案。

顯然，從安樂死的歷史發展來看，樂觀的人傾向于把安樂死的合法化視為社會發展和法律 進步的體現。但各國的立法實踐表明：這種認識也許忽視了社會存在的復雜性從而太過樂觀 了。謹慎的人盡管對安樂死持理解立場，但卻不希望法律過早的做出讓步。在安樂死合法化 問題上，雙方的爭論異常激烈，也頗值得我們深思。

贊同一方的主要觀點認為：1.生命只屬于個人，他有權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處置。2.人的尊嚴具有最高價值，尊嚴使人有選擇的自由，包括結束自己生命的自 由。3.追求生命質量是實現生命價值的重要目標，當一個人的生命只具有純粹生物學意義上 的存在或是只能在巨大痛苦中等待死亡時，醫生卻硬要拖延以使他承受痛苦，實際上是對病人的虐待，恰恰是一種不人道。4.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對一個無望挽 救的絕癥患者投入大量的醫療力量實際上是浪費，應當將這些寶貴而有限的醫療資源節省下 來用于救助那些可能治好的病人。5.死亡并非永遠是人類的敵人，應正確看待死亡。生和死 都是宇宙萬物的基本問題，死亡不過是事物的自然序列中的一環。

反對一方的主要觀點有：1.生命是神圣的和至高無上的，醫學倫理要求醫生必須盡一切可能救助病人的生命。2.各國法律、道德、輿論和風俗習慣，對癡呆、嚴重畸形、傷殘乃至各種 瀕臨死亡的人，普遍采取極其寬容的態度，這是人道主義精神在全人類中的普遍體現。人類 只有從尊重最弱的人做起，才能保持自己的尊嚴。不能簡單把個人尊嚴和個人自由簡單擴大 到可以把瀕危病人弄死。3.每一個生命都有一定的價值，都是人類的組成分子。社會對各個 社會成員不僅有安置的權力，也有保護的義務。對有些被誤認為是社會“負擔”的患者進行 救治，是人類社會的基本職責。4.不可逆的診斷未必準確，不僅醫學的發展可以使絕癥可治，現實中更有許多病例是醫學無法解釋的奇跡（如植物人數年后蘇醒），應該給病人以這樣的 機會。5.病人要求安樂死的意愿未必是其理智而真實的意思表示，有的只是精神空虛或一種 暫時的要求。6.法律允許安樂死可能會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來犯罪，歷史上更有過納粹借安 樂死來進行屠殺的教訓。

綜觀安樂死合法化紛爭之雙方的觀點，如何看待人的生命與生命權、個人能否自由的選擇 死亡，是他們的主要分歧。個人生命的存在與發展、人類種群的存在與繁衍是我們考慮一切問題的前提。但被視 為個人權利和利益的生命在安樂死的爭論中卻不得不面臨更為全面的審視：人既然有生存的 權利，為何就不能有死亡的權利呢？法律應不應該保護個人對其生命的自由選擇？

一般而言，一個人的生命是始于出生而終于死亡，這也是一個人作為法律主體之享有權利 在時間上的起點和終點。探討生和死可以從哲學的、宗教的、醫學的和法學的等不同的角度 出發。單就法律角度而言，生死的標準主要是由民法界定的。民法上自然人的權利能力的開 始時間有“受孕說”、“陣痛說”、“斷帶說”、“獨立呼吸說”、“父親承認說”等學說 和立法例；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因死亡而終止，對死亡亦有“心跳停止說”、“呼吸停止說”、“腦死亡”等標準。如果我們視安樂死中的病人為需要他人加以照管的人，無疑，法律可以禁止任何人對之實施安樂死。反之，尤其是對自愿安樂死的病人而言，就很難解決了。因為如果醫生和病人家屬不認為病人的死的要求是對他們的傷害，那法律就不應當對病人的行為予以禁止；或者，病人并不認為自己的生命權在安樂死中受到了任何人的傷害，則法律對協助實施者的行為也同樣不能禁止。按照同樣的邏輯，只要被害人不認為受到傷害，殺人者也有他的自由了。顯然，這是荒謬的。問題在于，我們每個人其實并非時時都能對自己的利益有清楚的認識，對是否受到他人的傷害的判斷除了我們自己個人的主觀認識而外，不可能完全忽視社會集體的替代性判斷。

在自愿安樂死中，病人和普通自殺者一樣，都有死的意愿。不同的是，自愿安樂死的病人 不能像普通自殺者那樣由自己獨立完成自殺的行為（一般地，他已經喪失了這種行動能力），而必須通過親屬、監護人尤其是醫生的幫助才能實現他死的愿望。對自殺行為實際上的無法預防、無法控制，也使得法律一般不便干預自殺。歷史上 雖然有過禁止自殺的法律，但那不過是歷史留給人們的笑柄而已，自殺最終還是從犯罪變成 了人們的權利。由于自愿安樂死的病人必須借助他人的行為，其死的自由便不再是“僅涉及本人”的行為 了。親人和醫生若要滿足他的愿望，就要冒著殺人的危險，他們不得不考慮其協助行為的性 質及后果。法律若要符合其角色要求，在面對安樂死爭論時就必須權衡：如果說安樂死中病人的個人 自由的確涉及了他人的利益，那它是否也涉及了對社會集體意識的冒犯？或者，安樂死盡管 是 涉他行為，但它有社會無法拋卻的利益而存在被法律容忍并許可的可能？僅依據“傷害原則 ”就要求法律限制某種個人自由顯然是社會所不能接受的，如個人的言論自由常常是涉及他 人的行為，但無疑言論自由在給他人帶來傷害的同時（如媒體對政府官員的監督性批評），又 的確是社會所必需的一種自由而為集體意識所支持。安樂死行為中究竟有沒有這種可以得到 支持的并且是社會所無法拋卻的利益呢？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主體顯然和對言論自由的認識主 體一樣——不是某個個人，而只能是社會集體。

因此，在安樂死是否應當合法化問題上，其最終的評判標準乃在于看安樂死行為是否冒犯 了社會集體意識。如果這種冒犯是存在的，甚至被認為具有很嚴重的性質，法律禁止實施安 樂死就是明智的選擇。

就目前的現實來看，我認為這種冒犯是存在的。其一，中國社會延續幾千年的“孝”的思 想并未因近百年來西方思潮的沖擊徹底消失，作為一種集體意識，在今天它仍然深深根植于 每個中國人的心中。父母身患絕癥、痛苦不堪，正是對子女孝心的一次考驗，任何一個為父 母實施安樂死的人，都無法避免這種傳統集體意識的巨大壓力。要考證這一點是很容易的，盡管我們總能看到許多贊同安樂死的社會調查顯示，反對的已是少數，但我認為有一個事實 更具有說服力。有人多次在法學院的學生中組織關于安樂死問題的辯論，所有贊同安樂死合 法化的人都似乎振振有辭，但只要反對者詰問一句“你是否會對你的父母實行安樂死”，贊 同合法化的人立即就啞口無言或顧左右而言他。這個例子生動的說明什么才真正是安樂死問題上的集體意識：即便是最能接受自由民主等現代思想并且也是接受這些思想最多的青年學生身上，能夠決定我們行為的依然是我們最傳統的社會意識。其二，“人命關天”、“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些中國式的價值觀沉淀在國人心中的時間可能比孝道觀念來得更長、更恒久。劉邦入秦，只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者抵罪”就天下大定，可見對殺人行為 予以懲罰的社會價值。對于任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我們永遠都要用最慎重的理由來表達 我們的寬恕。其三，安樂死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爭論以及它被廣泛的否定，都表明無論是 在東方還是在西方，社會集體意識對安樂死最終還是投了反對票。當然，社會集體意識并非永遠不變，其穩定性是與豐富多變的個體意識相比較而言的。但 無疑，前者的變化是緩慢的、漸進的、不易察覺和易把握的，后者的變化則常常是迅速的、難以揣測的。中國目前正在經歷一次急劇的但卻是相對穩定的社會變革，對安樂死的爭論只 是這股急流中的一朵小浪花。個人生死觀的變化，可能會隨著經濟狀況、社會地位、文化素 養以及外來文化影響等因素的變化而在某些人身上有明顯體現。但整個社會生死觀的變 化，卻未必會和其他社會巨變一樣而產生質的不同。盡管中國迄今為止尚無針對安樂死的明 確立法，但我們的法律卻早已接受了安樂死問題的考驗。不管是今天我們對安樂死持否定 的態度，還是將來我們對之采取更加開放的態度，從司法的角度看，都將繼續面臨各種法律 觀念的角逐與沖突。對任何個人而言，給自己找個死的理由并不是件多么困難的事，難的是 我們如何同時也給整個社會一個交代。在安樂死案件中，真正能夠考驗法官的難題，也許不是那寫在法典里的某個條文，而是來自病榻的永恒質問：“我們有死的權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