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近日因王岐山副總理一言，《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時洛陽紙貴，其在在揭示國家主義的自我摧毀的邏輯的同時，所要傳達的根本信息，是一個專制傳統深厚的國家進行改革的必要和艱難。沒有改革，革命難免；進行改革，引發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則積重難返，兇多吉少，恰當的改革則可能再造一個自由的民族。

（一）陰魂不散的歷史輪回

“歷史是一座畫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復制品很多。”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發出這樣的感慨時，他在內心深處悲嘆的是1789年以來法國人被革命與專制交替折磨的悲慘命運。他沒有想到，在他的書出版一個半世紀之后，一個古老的東方國度的國民居然會為之傾倒，朝野上下爭相傳閱、議論紛紛。

馬克思曾調侃過：“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對于旁觀者而言是笑劇，對于親歷者來說恐怕只能像托克維爾一樣哀嘆：“我們身處一個動蕩咆哮、茫茫無際的海洋；至少，海岸是如此遙遠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們的下一代都無法找到它，無法在那里立足??”

巧合的是，托克維爾的哀嘆和馬克思的調侃都是由同一次事件引起：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侖·波拿巴——拿破侖皇帝的侄子、后稱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推翻了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實行個人獨裁，進而復辟稱帝。他不過是在效法他的伯父半個世紀之前的作為：1799年拿破侖發動霧月政變，結束熱月共和國，五年后把淹沒在大革命血泊里的王冠撿起來，清洗裝扮后戴到了自己的頭上。

如果說1799年的法蘭西第一共和國正處于大革命帶來的內戰外侵的生死關頭，那1851年的法蘭西第二共和國雖然要對少數激進共和派和社會主義者安靖維穩，但既無內戰之虞，更無外侵之憂；如果說拿破侖發動政變時年輕有為戰功顯赫，他的侄子在時人看來不過是平庸之輩、乏善可陳。但侄子頭上罩著伯父的閃亮光環，冠名拿破侖的復制品也足以讓法國人屈膝投懷——難怪小拿破侖和法國人你情我愿的這一出被馬克思譏為笑劇！

（二）法國人何以輕易地倒向專制

1851年的法國人，被1848年的兩場革命嚇破了膽，共和國在他們看來讓革命陰魂不散、社會主義徘徊窺伺，住在里面的農民和資產者們瑟瑟發抖，對未來憂心忡忡。他們在小拿破侖身上看到的，是當年那個終結革命但讓法國人保住了從革命中得來的財產和飯碗的鐵腕皇帝，于是先用選票把他送上總統寶座，接著又用選票供奉他的刺刀（法國人兩次以全民公決先后承認了政變和帝制），用托克維爾的話說，“激動不已地親吻枷鎖”。

不難理解，因為小拿破侖的政變憤而退出政壇的托克維爾首先覺得要搞清楚的，是法國人何以如此輕易地倒向專制，為此就不得不追問，何以1789年開始的、追求自由平等的大革命，在十年后會以拿破侖的政變和專制終結，“何以共和國會準備接受一個主子”？何以“他們在十年里取得的所有利益中，唯一準備拋棄的是自由”？

法國人并不真正熱愛自由？

托克維爾發現，原因就是，很多法國人并不真正熱愛自由；或者說，他們熱愛自由，“其實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個強大能干的主子能讓他們安心掙錢享樂，他們便會俯首帖耳，因為他們習慣于讓國家和統治者替他們操心一切，從而讓他們在自己的安樂窩里自在逍遙。

如果這個主子無能，不能滿足他們的私人欲望，他們便會吵吵嚷嚷，甚至把他打翻在地，直到找到一個新的主子取而代之。即便是真正熱愛自由的法國人，也因為長期生活在專制中，失去了運用自由的能力，在獲得自由的時刻卻因為濫用自由，而招致混亂，最后在對自由的失望中只好接受專制。

然而，法國人并非天生奴性或不具備運用自由的能力，而是舊制度剝奪了他們久已享用的自由，使之開始變得奴性，以至于在他們以為已經用革命一勞永逸地推翻了舊制度之后，他們仍然不知不覺地從中復制他們的思想和激情。于是托克維爾最終從對拿破侖的研究，轉向了對舊制度的考察，他要探究法國人扭曲的革命精神和頑固的專制心態的病根。托克維爾于1856年出版《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要揭示國家主義的邏輯。

改革帶來了改善，也引發了期望和不滿

雖然國家主義是導致混亂和革命的罪魁禍首，但是否因此可以斷言它反動愚蠢、陷法國于貧窮和災難而遭人唾棄？確實，最為專權強橫的路易十四在1715年駕崩時留下的是一個外強中干、民生凋敝的法國。但在大革命爆發前的二三十余年（18世紀七八十年代），法國人口和財富迅速增長，政府致力于種種改革：改善農民和窮人的處境，修正行政治理的弊病，推動增加公共財富的計劃。這一時期可謂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而被革命者送上斷頭臺的路易十六，是一位虔誠善良、關注民生的君王。

“繁榮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革命往往并非由落后引起，看不到處境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人，往往能夠忍受苦難，視之為命中注定；而一旦走出貧窮，生活蒸蒸日上，對光明前景的憧憬，使人們對任何阻礙都心懷怨恨、牢騷滿腹，期望和不滿成為醞釀革命的土壤。事實上，正是舊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帶來了改善，也引發了期望和不滿，而政府卻未能通過進一步的改善來滿足期望、減少不滿，而招致人們對政府的不滿，于是革命爆發。

顯然，托克維爾正是要提醒改革者改革的艱難，而長期壓迫民眾的法國政府所要進行的自我改革尤其充滿風險：“經驗告訴我們，對于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候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自身的時候。只有偉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著手救濟長期受壓迫的臣民的君主。”偉大天才是罕見的，路易十六最終蒙難于革命的斷頭臺。

壞政府之所以改革失敗，往往是因為它以壞的方式來進行改革，哪怕是好的改革，其結果是加劇了政府的壞，積重難返。

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舊制度是一種壞政府，雖然他也指出其建設和改革在很多方面代表了文明的方向。它的“壞”，根本上在于它剝奪了國民的政治自由。舊制度建立之前的封建社會的主要特點是貴族領導的地方自治，對王權予以限制，同時各等級掌握不同程度的政治自由，共同參與公共事務。中世紀末期以來，王權擴張，逐步以從上到下的中央集權和官僚體制，剝奪了國民的政治自由，建立專制。結果到18世紀，中央集權已經成功地滲透到法國社會的角角落落，成為國民的行政“監護人”。

第二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學院：歷史與政治學院班級：姓名：許玲學號：學科：西方史學史題目：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2013級歷史學

***6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談及法國大革命，就不得不提一下19世紀法國著名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是一部連王岐山書記都曾大力推薦的書。關于這本書，在我閱讀之后也產生了許多心得。

對于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大家并不陌生，它第一次對延續了上千年的法國封建制度發起了根本上的沖擊，最開始的革命結束了幾十年以后，法國社會仍然在貴族專制與人民民主制之間搖擺。而托克維爾正是有感于祖國的動蕩不安，寫下《論美國的民主》、《回憶錄：1848年法國革命》和《舊制度與大革命》三部著作，以求為法國走出跌宕的政局提供一條可能的道路。其中，《舊制度與大革命》乃是其對那場改變法國命運的革命最直接的研究。

托克維爾從1851年起開始著手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出版《舊制度與大革命》這本書，共耗時5年時間，期間查閱了大量檔案，文書等一手資料，還采用了類似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重視各國之間的比較，書中托克維爾寫到“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所以這本書相對于其它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書籍來看，更具客觀性、系統性、科學性和嚴謹性。

全書主要分為三編，第一編主要講述大革命的根本與最終目的是摧毀宗教權力和削弱政治權力，大革命如何是一場宗教革命形式展開的政治革命以及法國革命特有的功績是什么；第二編主要講述封建權利在法國比在其它任何國家更使人民憎惡。原因是因為人們沒有平等、沒有公平、一些舊制度都是舊制度的一種體制，并剖析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間的關系；第三編則主要講述文人何以變為國家的首要政治家及其后果、法國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為什么減輕人民負擔反而激怒了人民和最后大革命如何從以往的事物中自動產生。

在文中，托克維爾堅定地認為，人們可以遇見大革命決不是某些具體時間引導的，也不是憑空的一時奮起，而是由抽象原則和非常普遍的理論引導的。翻遍全部史冊，也找不到任何一次與法國革命特點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這種革命，因此，法國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帶著宗教革命的外表進行的一場政治革命。不管外面如何，它的實質都是一場社會革命。要使無政府狀態條理化，但是法國這個一場規模巨大的革命，古老的制度與歐洲幾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織在一起，還有相關的附屬物——整套思想、感情、習慣、道德，使大革命顯得更加的激進和偉大。使人驚異的是，這么激進的大革命卻迷糊不清，混亂一團。如果用理論的和善與行為的強暴形成對比，革命由民族中最有教養的階級準備，由沒有教養、最粗暴的階級進行來解釋，那也便不會讓人們覺得驚奇。

托克維爾在書中描述，窮人被強迫單獨維修道路，無常提供時間和勞動。人民幾乎獨自承受種種流弊的全部重負，過著隔離的生活，默默地沉溺與偏見、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們被命運的嚴峻弄得冷酷無情，變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受苦。大革命開始直至今日，人們多次看到對自由的酷愛時隱時現，再隱再現，反復多次，永遠的缺乏經驗，處理不當，輕易便會沮喪，被嚇到，被打敗，膚淺而易逝。

舊制度下的法國是等級社會，社會士族對基層百姓不斷地打壓和刺激，喜歡當著人民的面前高聲議論那些折磨人民的殘酷的、不公正的行為，他們互相揭發政府機構駭人聽聞的種種罪行。社會兩級分化極為嚴重，農民作為最窮的群體卻享受最少的公共福利，承受最沉重的負擔。農民完全被拋棄，所以托克維爾感嘆到；“盡管文明取得各方面進步，何以18世紀法國農民的處境竟比13世紀還糟？”農民被各個階級拋棄，被說成是卑賤的農民，無知粗野、好鬧事、性格粗魯、不順從的家伙，農民的命運變得更加的悲慘并且無法改善。

托克維爾發現，在大革命發生之前，法國農民所受的壓迫不僅是其他歐洲國家中最少的，同時也是法國歷史上最輕的，大部分的法國農民已經擁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我看到，在這些村子里，土地所有者的數量達到了目前數量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如果考慮到從那之后，法國的總人口已經增長了四分之一還多，那么這個數字已經顯得很值得注意了”。可是成為土地所有者卻又面臨另一種負擔，這對他們而言之所以難以接受并不是因為這個負擔超出了經濟承受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發現這似乎是應該免除的，如果與貴族和教士們享有的特權相比較的話。大革命前夕，法國國王連續施行的中央集權化已經完成，貴族治理本領地上事務的職責和權力得到免除，對地方進行治理的任務改由中央派出的總督及其代理人承擔。作為交換，貴族們得到了數量巨大、種類繁多的免稅特權，同樣享有這些特權的還有與封建制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教會領主。這種即不負有義務又享有利益的特權越來越激起平民的憤怒，如果農民們沒有土地，這些本不是負擔，但在擁有土地已經成為當時幾乎所有人的愿望的時候憤怒就不可避免地蔓延開了。

同樣引起人們憤怒的還有來自特權者的輕視。受啟蒙思想家的影響，上層社會的人們熱衷于從理性與自然法則中汲取的簡單規則來探討社會的來源、政府本質和人類的首要權利，而不是從社會現實出發去引領輿論導向，維護本階級的特權。人人平等的思想自然把討論的內容引向下層人民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一時間上層社會對平民充滿同情，政府和特權者們公開談論平民所遭受的苦難，全然不顧他們本人就是這些苦難的來源，“他們心甘情愿地置身其中，消磨時間，一邊愜意地享受著他們的豁免權和特權，一邊從容地論述著所有根深蒂固的習俗是何等荒謬”。特權者本來希望通過這些美麗的詞藻來攻擊競爭對手，沒有想過要減輕平民的負擔，反而由于政府財政日益拮據導致新的稅負不斷增加。他們虛偽的言行加速了平等思想在平民中的傳播，并親自成為平民苦難的造就者。

在舊制度下，法國社會被分為三個等級，分別為貴族、教士和平民，三級會議是舊制度下由法國國王控制的議事機構，其設立的本意是使國王能夠從中聽到來自全國各個階層的意見。其中教士和貴族屬于特權等級，他們雖然在法國總人口所占的比例僅不到2%，但是他們占有的土地和享受的封建特權賦予他們在舊制度下對法國政策走向的巨大影響。屬于第三等級的平民盡管人數遠多于第一第二等級，可他們中的大部分由于缺少土地和必要的教育，必須依附于特權等級，需要后者對他們的生產和生活進行指導。這種不平等的社會狀態限制了第三等級在法國政治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并且伴隨著封建制度的延續一直存在。

第二個平民可以參與政治的平臺是城市自治。托克維爾發現城市政府一半委托給兩個會議，城市官員組成的會議和全體會議。城市官員會議來自于國王的授權，或者是城市向國王就相關職位進行贖買，隨著越來越多的地方權力被收歸中央，城市官員會議的作用也越來越小。全體會議會議最初由全體人民組成，城市官員由全體人民選舉產生，到了18世紀全體會議變成代表制并由貴族組成，隨著時間推移全體會議成員的越加失去代表性，與在城市中生產生活的大多數人脫離了聯系。最后在國王推行的中央集權化下，城市自治最終也被總督和他的代理人所侵吞。最后，通過查閱檔案，托克維爾發現在法國鄉村也曾經有過與他在美國農村社區發現的自治制度那樣的機構，兩者非常相似。可是由于國王將領主的治理責任予以剝離并賦予與眾不同的特權，加上富裕而有知識的居民逃往城市，事實上使得鄉村的自治機構既無意愿也無能力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在最后，同樣也是中央集權化，自治機構的最終決定權被剝奪，任何決定都要得到中央樞密院的許可。

可以看到，由于法國國王對中央集權的持續推行，平民參政議政的平臺不斷被關閉，平民與貴族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聯系，“他們再也感覺不到需要彼此靠近和互相傾聽；他們每一天都變得更加獨立于對方，但是也同樣彼此更加陌生”，平民和貴族間的距離在稅負的不平等下更加疏遠。當法國在 1787 年重新建立自治制度時，兩個階級間的鴻溝已無法彌補，對抗既發生在總督和自治機構之間，也發生在自治機構內部。陡然放開的閘門不僅沒有對平民中郁積的不滿起到疏導作用，反而帶來了暴烈的后果，“我驚恐地發現他們的要求竟是同時將國家現行地所有法律與慣例系統地廢除；我馬上就看到這將是世界上前所未有、規模最大、最危險的一次革命”。

法國國王所推行的中央集權制剝奪了地方自我管理的權力，把一切事務攬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斷地把管理的權力伸向原本屬于人民私人事務的領域。在中央集權的持續推進下，到法國大革命為止，平等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已經在歐洲的演進了幾百年，法國國王的中央集權政策實際上加速了平等原則在法國的深化。通過剝奪貴族對領地的治理權，打破了平民對領主的人身依附。得益于國家的統一規劃和出資，在法蘭西的土地上能夠實施大規模的公共工程。法國的工商業在大革命前一二十年得到快速發展，屬于平民等級的一部分人的財富也快速積累，使他們得以向國王購買一官半職進入特權者的行列。但是與公眾財富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繁榮相應的卻是政治合作意識和自主意識的消滅。

在法國大部分地區由于中央集權制的不斷蠶食，貴族階級與平民階級之間，同階級之間缺少討論共同事務的基礎，制度上的如此設計使得處理現實中涉及不同群體事務的責任不得已只能交給中央政府。平等原則更是加深了彼此的疏離，人們缺失了妥協讓步，互利共贏的協商精神，即使在大革命后重新得到政治權利以后，也不由自主地把公共事務交給一個超越彼此的力量來處理。更為嚴重的是，中央集權并沒有加強政府的治理能力，面對持續擴大的管理職責，行政資源越發捉襟見肘，無法應對越來越多的管理事務。

當最后政府由于不堪重負決定放開對地方的管制，重新賦予他們政治權力時，國王所面對的是已經長期遠離政治生活的法國民眾，“個人完全失去了處理事務的能力，在事件中讀取經驗的習慣，人們運動的經驗，幾乎喪失了人民的概念”。與此同時，由于認為壓迫無法擺脫而逆來順受的法國人民，忽然發現改變苦難的權力就在手中，去除一切舊弊的情緒由此變得空前強烈。急于消滅一切封建特權的情緒，突然得到的政治權力與缺少政治實踐相結合，三個因素共同決定了法國社會的改革不是由各方協商推進的漸進式，而是迅猛的、無法控制的革命。從其間種種來看，法國大革命的產生其實是必然的。

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托克維爾觀察到了平民等級之所以成為大革命主要力量是因為他們所感受到的不平等，而非他們實際上的不平等境遇。隨著法國國王集權的不斷推進，平民自我表達的渠道被封住。集權后國王的治理又沒有使平民的訴求得到滿足，當舊制度企圖做出一些改變時，累積的弊病化為暴力革命把專制政府一舉摧毀，同時也導致了法國政局長久的動蕩。反思這一切，托克維爾認為只有自由才能帶領法蘭西民族走出迷途。這也是這本書所要向讀者表達的關鍵。掩卷深思之余，把目光轉回中國，建國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駛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如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不管愿意不愿意，世界將不得不認真聆聽中國好聲音。然而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我們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生態環境遭破壞，水資源、空氣質量惡化。更堪憂的是國人精神層面出現斷層，傳承數千年的中華文明傳統不斷受到貶損，社會公平正義的底線不斷遭到挑戰，貧富差距仍在不斷拉大，基尼系數達到臨界點。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醒和警惕。顯然，新一屆黨中央不僅看到了中國存在的問題，而且敢于直面問題。中央誓言要將改革進行到底，而如今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區”，再不是摸著石頭過河的時期。在當下社會轉型，矛盾多發期和凸顯期，尤其要堅定改革的決心，唯有改革才能解決流弊，才能使人民過上更有尊嚴的生活。在這方面，中央已為我們立下了規矩。總書記提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勇氣加強紀律作風建設，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以實際行動取信于民。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的開展無疑抓住了問題的根本，“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則是找準了解決問題的命門，中央相繼出臺了八項規定，六項禁令，總書記提出“老虎”、“蒼蠅”一起打，一批曾經權傾一方，位高權重的官員相繼落馬，人民群眾看到了黨中央大力反腐的堅強決心，城鎮化繼續強力推進，網絡亂象也得到了遏制，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成為全國各族人民的共識。而人民法院在保障改革發展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法院同時又是保障社會公平主義的最后一道防線，作為一名歷史學師范生，我愿意為社會經濟發展，為社會公平正義盡一份綿薄之力，我也堅信，公平、自由、民主的中國必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范文]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有感

——談集體個人主義

無名小子

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提到集體個人主義，指當時的法國社會由許多小團體組成，而每個小團體只考慮自身的利益。對于他提到的這種現象，我相信無需做過多的解釋，對于當今的中國人而言是能夠輕易理解的，我們身處其中，感受它帶給我們的一切。比如醫院這個團體，他們首先考慮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患者的就醫體驗，即使做出一副傾聽患者心聲的樣子，那也顯得格外假惺惺（人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魏則西，相信不用我多說）；學校教師這個團體，他們為自身的利益爭的不可開交，哪有時間去教書育人呢？為人師表成為理想，而現實是赤裸裸的金錢交易，學生成為他們的商品，一群待宰的羔羊而已；警察，已成為傳說的群體，曾幾何時“有困難找警察”成為人們的口頭禪，如今呢？人人為前途而奔波，沒有前途則奔向“錢途”，靠山吃山成為他們的行規。這些例子數不勝數，我不想一一列舉，對于這些現象，我絕無抨擊的心思，我懶得這么做，大家對他們的理解可能比我更深刻，在這里我只想談談為什么存在這些現象？而我們又該如何尋求解決之道？

大家都知道，作為個體與階層（這里我不想用階級這個詞語，那或許顯得有偏見）是有區別的。作為個體來講，優秀醫生、教師、警察數不勝數（每當看新聞聯播的時候，感覺他們既是那么的親切，卻又顯得如此的遙遠，不多說了，說多了都是淚，呵呵），他們的人格魅力令人拜服，但正如托克維爾所說：“人們會拿單個人的例子來反駁我，但我談的是階級，唯有階級才應占據歷史”。作為個體的醫生、教師、警察，他們絕非為惡之人，大多數會是一個好的父親、母親、丈夫、妻子、兒子、女兒，跟普通人絕無二致，但作為階層來講，他們被利益所綁架，或者被制度所制約，必難改變階層的性質。而階層才是歷史中的主角，決定所行之事的性質，以及帶來的影響。

作為集體個人主義中的個人，他們也會認為階層不應利用職業性質為自己謀額外的利益，至少他們是能夠分辨是非的（不能分辨的或許也有，這此類chusheng極少，不是嗎？）。但現實呢？他們更多的是希望其他階層放棄職業特權，而自己例外。醫生希望教育更公平，教師應負起他們應有的責任；教師希望醫療資源能夠更均衡，醫生守住道德的底線。其實人人都希望打破行業間的這種職業特權，自己不用再去找關系走后門，但他們又希望守住自己的“山頭”，因為其他團體正牢牢的堅守各自的“山頭”。在這個過程中，誰也不愿意相信對方而放棄自己手中的利益。當人情關系網綁架整個社會的時候，看似人人都相互依靠，更加的融合，其實他們的心變得更加冷漠，人與人之間只剩下赤裸裸的交易，關系網讓看似凝聚的人們變得彼此畏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知肚明的同時卻又顯得無可奈何。

對于集體個人主義中的個人，用個人主義來形容他們再合適不過，人人都只關心自己之事，對待他人之事漠不關心。從表現上來看，個人主義呈現兩個特征，其一，對待自己之事格外的用心，甚至有些蠻不講理，過分的爭取，因為他不這么做，是沒有人替他打算的，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他們必定錙銖必較，即使占了便宜，卻表現得好像吃了大虧似的（得了便宜還賣乖的人比比皆是，嗯哼）；其二，從某些方面來講，并不是因為他天生冷漠，而是他根本無力為別人做些什么，因為他缺乏參與的權利與義務（任何社會參與都被代表了，她或者他還能做些什么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集體個人主義呢？我們不妨從法國大革命時期各階層的狀態來探尋答案。根據托克維爾的分析，在大革命前的法國，各個階層之間存在明顯的分界線，貴族階層、資產階層、平民階層存在彼此的分離，比如資產階層唯恐人們把他們視為平民，貴族從心眼里不愿與資產階層沾邊，為什么呢？貴族是無權的特權者，資產階層是新晉的掌權者，通過各種手段獲得實質的免稅權，而平民階層是稅負的主要承擔者，三者利益的不一致，以致他們根本沒有共同協作行動的動機與愿望。利益在他們之間劃上一條涇渭分明的鴻溝，社會各階層相互排斥而無法達成共識，更無法形成共同打破這個局勢的力量，而王權專制卻非常樂意看到這種情形。這便是形成集體個人主義的原因，彼此分裂、利益相背促使各階層只為各自階層打算，各個階層越來越形同陌路，與此同時，各階層還在繼續的分裂下去，最終分裂成單個的人。面對這種分裂，又會有誰來阻止他呢？

集體個人主義所帶來的彼此分裂，相互變得冷漠讓人寒顫，但我們仍需直面這些問題。今天的中國雖然存在集體個人主義，但決不能簡單的類比二百年前的法國，我們早就不再是王權專制，土壤不同，結果也必將不同，通過改革也必定走出這段階層分裂的時期。但階層分裂的原因值得我們警醒，如果不采取措施或者選擇等待，而時機一旦錯過，留給我們的將會是什么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不妨借鑒托克維爾所提到的英國。要打破各階層之間存在的那條鴻溝，讓他們能夠跨越而重新凝聚在一起，唯有讓其利益一致，共同的利益才能讓他們重逢；各階層之間雖有分界線，但性質模糊，界限不清，只要給予他們自由，就能讓他們能夠憑借自己的努力在各階層流動；保障所有人的權利，讓他們合法的訴求得到伸張；于此同時堅決打擊特權的存在，讓所有的階層在權利上愈趨向于平等。

第四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

班級：2011級社會學

姓名：鄭興權 學號：2011284110 摘要：法國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敗和不得人心而崩潰，但社會動蕩并未帶來革命黨預期的結果，無論統治者還是民眾最后都被相互間的怒火所吞噬。

關鍵詞：法國大革命 基督教 農民 中央集權制

托克維爾 托克維爾出身于貴族，但是政治上傾向于自由主義，曾拒絕繼承貴族頭銜。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任眾議院議員，二月革命后參與第二共和國憲法的制訂，并一度在秩序黨內閣中任外交部部長（1849年6月~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變和第二帝國專制政府令他悲觀失望，迫使他成為“國內流亡者”，對拿破侖三世的通知他懷有深刻的仇恨。

《舊制度與大革命》就是寫于1851~1856年間，當時法國正處于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建立和鞏固第二帝國的時期，信奉自由主義的托克維爾對之悲觀失望。本書中浸透著對法國命運的深沉思考和對拿破侖三世專制政權的強烈仇恨。

以十年帝國時期（1804~1814年）作為主題，不是重點些一部帝國史，而是試圖說明帝國是如何產生的，他何以能在大革命創造的社會中建立起來，憑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創立帝國的那個人（拿破侖）的真正本質是什么，他的成就個挫折何在，帝國的短期和深遠的影響是什么，他對世界的命運，特別是對法國的命運起了什么作用。

他企圖解釋哪些構成時代連鎖主要環節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質、意義，而不是單純的敘述史實。雖然他后來放棄了對第一帝國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舊制度。但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變，用他自己的說法，他要把“事實和思想，歷史哲學的歷史本身結合起來”。也要以孟德斯鳩作為榜樣，寫一部“羅馬盛衰原因”那樣的著作，“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跡”。盡管他也參加議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適合他自己的性格。

在大革命爆發之前，各個階層，各個國家，他們對大革命都有著自己的認識。法國大革命最開始的就是攻擊教會，反宗教幾乎貫穿這整個大革命的始終，而反宗教只是大革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不是大革命的本質。而18世紀的哲學思想才是出發大革命的主要因素，其中的思想包括：人類生而平等，所以種性、階級、職業的一切特權都應被廢除;人民享有主權，社會權力至高無上，統一的規章制度。而大革命中反教會的行為則來自于18世紀哲學中一些反教會的思想理念。而導致這一狀況的原因并非基督教的教義，而是因為它更是一種政治制度，他們在人間扮演者地主、領主、什一稅征收者、行政官吏等種種世俗角色，他享有著最多的特權、霸占了最有勢力的地位。

托克維爾在第三篇第二章論非基督教運動隊大革命的影響時，認為“法國正在發生異常迄今未見的事情”，“在法國，人們懷著一股怒火攻擊基督教，而試圖以另一種宗教取而代之”。

法國大革命一宗教的方式、打著宗教的旗號進行的一場到處傳播，而且想宗教革命一樣通過預言和傳教深入人心。人們滿懷激情的在國內傳播這樣革命的思想，也同時熱烈的把這項思想傳播到國外，展現給全世界。法國大革命中那些熱血的人們，他們不僅希望法國通過革命來變得更好，而且似乎也堅信這這種思想能是全世界帶來嶄新的景象。法國大革命最了不起的并非創立了各種新思想，更在于將這些思想傳播向全世界，并是眾多的種族接受了這些思想。

在大革命爆發的前期，整個歐洲大陸社會分立，文明毀滅，秩序無存，已經千瘡百孔。在這樣的環境中，各種矛盾叢生，各種暗潮洶涌，大革命意識風雨欲來。

大革命看似是為了摧殘宗教信仰的權威才發生的，然而無論如何它的實質是一場政治革命。它的目的是為了為公眾爭取更多的權力，而推翻了封建制度，取而代之一種更為簡單的、人人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政治秩序。

在法國和其他的國家相比，農民是相對幸福的，法國農民的土地政策相對寬松，而其他的國家農民則被牢牢的束縛在土地上，無法離開地主的莊園，地位得不到提升，職業無法改變，地主甚至可以決定農民的婚姻。而在法國隨著農民政策的相對寬松，農民享有權利的增多，卻越發讓他們有了抗爭的資本。一向毫無怨言，忍受著難以忍受壓迫的人民，一旦壓迫減輕，他們就將其猛力的拋棄。

當我們滿心歡喜的認為大革命摧毀了一切封建的舊制度，重新樹立了一種全新的資產階級中央集權制的統治秩序時，托克維爾并不這么認為。他說“中央集權制是舊制度的一種體制而不是像人們所說是大革命和帝國的業績。”這句話無疑是爆炸性的力量，顛覆了人們形成的傳統觀念，我們不禁也會思考：這種認識是正確的嗎？托克維爾堅持認為：“中央集權制不僅是舊制度的產物，而且進一步說。這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后保存下來的爭議體制的為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和部分才能適應大革命所創立的社會。”他還說：“大革命最初的女里摧毀了君主制這個龐大的體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復。人們常說，這是國家行政問題上的1798年哪些原則在當時以及后來的勝利，其實恰恰相反，取勝的是舊制度的那些原則，它們當時全部恢復實施，而且固定下來。”他甚至這樣斷言“倘若中央集權制沒有在大革命中消亡，那就意味著中央集權制本身就是大革命的開端和標志。”這種表述和論斷也正好印證了他認為的歷史具有延續性的思想，誠然這種歷史思想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把法國大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權制作為這種延續性的證明確實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歷史時期中中央集權制的階級實質的差別。

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有論述道：“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及其遍布各地的機關是起源于君主專制時代，當時它充當了新興資產階級社會反對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領主的特權。城市和行會的專制以及各省的法規等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阻礙了它的發展。18世紀法國大革命的大掃帚，把所有這一切中世紀的垃圾掃得一干二凈，從而從社會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礙建立現代國家大廈這個上層建筑的最后障礙。這座大廈是在第一帝國的時期建立起來的，而第一帝國本身則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歐洲反對近代法國的幾次同盟戰爭殘生的。”馬克思的這段論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權制的起源與作用，并同時說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權制這一上層建筑并非是舊制度下的中央集權制，他是在封建社會的歐洲犯法同盟與近代法國幾次戰爭產生的第一帝國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再根據馬克思有關階級的分析方法看待不同時期的中央集權制，我們發現這其中有巨大的差異：舊制度下的封建集權代表的是封建貴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權——雅各賓派代表的是新興則產階級的利益。而拿破侖的中央集權制則代表的是大資產階級的利益。三個歷史時期雖然都是中央集權制，卻有著不同的階級實質，不同的社會經濟基礎，政體未變，國建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封建的國家向資產階級國家的轉變），如果說歷史是延續的，那么我們只能說，法國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并一直有這個傳統，以后的法國正是繼承了這一傳統，而非繼承了一成不變的中央集權這依舊體制。

法國的農民屬于對三等級，屬于被統治階級，承擔各種國家的賦稅和稅收義務，法國大革命前夕，與資產階級等共同構成第三等級，成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個這樣的事實不容忽視，在18世紀的歐洲，法國農民的發但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較于18世紀的德意志，那里沒有一處是徹底廢除了農奴制，大部分地方的農民任然牢牢的束縛在封建領地上，而在法國這些現象早已不復存在，農民可以任意處置自己的產品，農奴制愛絕大多數地區已經絕跡，農民已成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維爾認為，在大革命之前，地產的劃分已經開始（而非開始于大革命），在此之前，法國農村已存在大量的小地主。而法國大革命為何會在人民對哪些苛政折磨感受最輕的地方爆發呢？對此，托克維爾認為“一方面法國農民已成為土地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國農民完全擺脫了領主的控制”，農民反封建制度的原因竟出自于使自己封建義務相對變輕的制度本身，這樣一個悖論好像不會發生，但卻實實在在在法國出現了，從托克維爾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出，加入農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們對封建制度強加在他們身上的種種地產上的負擔便會無動于衷。如果法國農民對自己所承擔的義務將感到非常敏感，“摧毀一部分中世紀之都，就是剩下的那些令人倍感厭惡”。

在18世紀中期的法國，文人無不左右著政局，他們的一言一行都在下至民眾上至領導者中產生著影響，他們是實質上的領導者，首要的政治家。在法國，特權泛濫，給人們帶來沉重的負擔，于是使每個哲學家都不由地思考。這種處境使他們對政治產生了無窮的興趣，而他們也相信只有聽從他們的建議，法國才能變得更好。而他們的思想雖然與貴族的利益想背馳，可是他們卻依然得到了很多貴族的支持。貴族們以支持他們為一種潮流，而民眾對他們也滿懷著相信，對他們言聽計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貴族們促進了他們自己的滅亡，而他們竟然茫然不知。

從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監獄到1794年7月熱月政變，法國大革命共經歷了5年歷程。這產大革命的意義對國內法國大革命是一次廣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從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監獄到熱月政變。在三次起義中人民都顯示了偉大的力量，一再吧大革命從危機中挽救出來，并再一次將他推進它的發展，結束了法國一千多年的封建統治。對世界，法國大革命是近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資產階級的大革命，他摧毀了法國的封建專制，也撼動了整個歐洲大陸的封建秩序，建立了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傳播了資本主義進步的自由民主思想。期間所頒布的《人權宣言》和拿破侖帝國時期頒布的《民法典》在世界歷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次革命也為世界革命樹立了榜樣，因此具有世界世界意義。

在法國路易十六統治的時期可以說是法國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可是為什么減輕農民負擔卻成了激怒農民的理由，而繁榮的背后又有的是什么樣的不安，繁榮卻是促進了大革命的到來。早在路易十四統治的時期法國已經開始衰落，而路易十六的到來似乎挽救了這種衰落的癥狀。可是社會也已然變得麻木，政府因循守舊沒有有絲毫的活力，城市也變得混亂不安。一切似乎都那么的沉寂，似乎在等待，在醞釀。終于人民似乎都忍不住了，在大革命爆發前三四十年左右，一種莫名的震動在國內產生，開始似乎不太惹人注意，可是這種震動它在不斷地擴大，到后來人們不注意到都不行了。人們開始焦慮而興奮，似乎是在期待變得更好，似乎又在害怕，他們在期待著這場震動會帶來什么東西，人們很好奇。而在這個東西到來之前，所有人包括貴族都在促進者它的到來，而在它真正到來的時候，貴族們想要阻止已來不及，大革命終于爆發。

在法國人民似乎永遠處于最底層，沒人會關心他們，似乎所有人都忽視了他們，而他們也好像正是那些盤踞在他們頭上的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從未在公共事務的舞臺上出現，也沒人相信他們會踏上這一舞臺。知道法國大革命的前夕，一群思想積極的文人發現，這些默默無聞的民眾占有者大多數的人口，他們還擁有著巨大的力量。于是文人們懷著熱情把思想傳播向大眾，而不負他們所望，他們得到了熱烈的回應，民眾對他們言聽計從，他們成為了法國真正的政治家。只到時間地點都已契合，終于忍受不住的人們，開始宣泄他們的怒火，只到巴士底監獄被摧毀，一切已經無法阻擋。

歷經5年法國大革命有著其他革命完全不同的特質與成就。其范圍廣泛，遍及全歐洲，影響全世界。群眾基礎廣泛，人民群眾在其中那個顯示了偉大的力量。革命徹底，相對于英國的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更加的血腥，主張更加的徹底，成就更加的顯著、深刻。這場大革命震撼了全歐洲的封建制度，給他們以沉重的打擊。也同時給了以后各國的革命做了榜樣，具有世界的意義。正如列寧所說的：“它被稱為大革命不是沒有道理的，這次革命給本階級、給他所服務的哪個階級、給資產階級做了很多事，以致整個19世紀，即給予全人類文明和文化的世紀，都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標志下度過的。”政治上，法國大革命是近代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資產階級革命，震撼了整個歐洲的封建秩序，為以后各國革命樹立了榜樣。拿破侖早期的戰爭傳播了法國大革命的思想，在客觀上有利于歐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農民的解放。而巴黎公社是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第一次偉大的嘗試，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經濟上，法國在18世紀中期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當時僅次于英國的國家，推動了工業革命在歐洲的發展。思想上，法國啟蒙思想把歐洲的啟蒙運動推向高潮，為資產階級取得統治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得準備。啟蒙思想也傳播向全世界，動搖了封建統治思想，推動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法國大革命除了結束法國的專制統治以外，還帶給歐洲兩個重要的信念：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這兩個信念引發成為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五篇：讀《舊制度與大革命》體會

讀《舊制度與大革命》體會

去年12月份以來，按照市紀委監察局《關于在全市紀檢監察系統領導干部中開展研讀<舊制度與大革命>活動的通知》要求，結合“三項建設”活動，我認真學習了《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感受頗深。

1789年法國爆發了轟轟烈烈、舉世矚目的大革命，革命何以爆發？出身貴族家庭的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對此展開了研究。作為其研究的成果，《舊制度與大革命》于1856年正式出版。《舊制度與大革命》對于舊制度的研宄和對大革命的解讀至今仍堪稱經典，書中對法國革命的前因后果進行了精辟的分析，由此開辟了研究舊制度的新途徑，揭露了舊制度與大革命的內在聯系，并在書中接觸到了法**民族命運的根本問題。

《舊制度與大革命》一書第一編是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幾個顯著特點的論述，對大革命進行總的評價。托克維爾認為，非但大革命沒有停止，連大革命曾經推翻的若干舊制度，也在逐漸恢復。而貫穿這一歷史發展主線的就是對于普遍平等的追求，是民主在舊制度中的萌芽和發展。在這個基礎上，托克維爾將這條歷史主線放在全歐洲歷史的發展進程中進行考察。早先完成革命的英國和仍然保留了大量舊制度的德國，都被囊括在更廣義上的舊制度與革命進程中。這主要體現在第一編第四章對全歐洲的封建制度和貴族制度的衰落以及新社會的諸多變化的描述中。只有在更長的歷史視野和更廣闊的空間背景下，才能看到震撼全世界的法國大革命的對于世界史和人類史的真正意義。對此，托克維爾認為：“誰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國，誰就永遠無法理解法國革命。”

《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第二編是對法國舊制度的具體研宄。在第二編第一章中，通過對法國舊制度中土地冊的考察，發現十八世紀的法國己經很少存在封建農奴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農村小地產主。推動身份平等和民主發展的土地所有權變革，早在大革命之前己經悄然開始。問題在于，封建制度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其突出表現是，盡管貴族在行政方面的權力越來越少，但貴族依然在經濟層面上保留了各種特權。在土地制度上，貴族己不是土地的實際所有者，但依然可以以領主的身份向農民征稅，這在己成為自由小農的十八世紀的法國農民看來是不可忍受的，貴族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不斷激化。在后文的章節安排中，托克維爾對法國舊制度下的行政風尚和法律、政治特點著墨頗多。例如，在對法國舊制度下的城市和農村的行政管理體制進行描述的時候，通過對18世紀中葉總督與總督代理之間的通信以及有關城市治理法規制定的研宄，認為當時的城市統治逐漸趨向相同。

在全書前兩編對舊制度下法國社會身份平等所帶來的階級分裂、中央集權以及專制制度的興起進行鋪墊之后，托克維爾在第三編中對大革命的爆發及其特點的論述就顯得順理成章了，正如托克維爾在本書中所說：“看看大革命是如何從我剛為之畫像的那個舊制度中仿佛自動產生的”。托克維爾認為路易十六統治時期是舊君主制最繁榮的時期，身份平等的發展帶來經濟的繁榮，民主的民情開始成長，急需制度上的改革。在對1740年和1780年的總督治理情況的對比中，托克維爾通過對1780年政府通信的研究發現，彼時的政治統治開始更多地考慮增加公共財富的計劃，通過加強基礎公共設施的建設，促進各行業的發展。然而改革來時為晚，托克維爾說道：“當時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覺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們的情緒便更激烈：痛苦的確已經減輕，但是感覺卻更加敏銳。”

總之，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言，“絕非一部法國大革命史”，而是“一部關于這場大革命的研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