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其在中國確立問題研究

楊宇冠：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及其在中國確立問題研究

------------------發布時間：2010-11-25 14:00:28 【我要糾錯】 【字號 大 默認 小】【打印】【關閉】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the exclusionary rule）通常指執法人員及其授權的人員通過非法方法所收集的證據不得在刑事審判中采納。⑴這個規則于20世紀初產生于美國，后來逐漸為其他國家和聯合國公約所采納。由于不同的國家和國際機構規定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和條件不一致，各國對這個規則的表述也可能不一致。

改革開放以來，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研究在逐漸深入。立法、司法部門及理論界一致認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很重要、中國需要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⑵但是，在中國的立法上并沒有明確這個規則，在中國的司法實踐中也難以操作。最主要的分歧在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范圍和非法證據排除的操作程序。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的確立和發展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原產于美國，其確立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距今約百年時間。美國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主要的根據是美國憲法前十條修正案，即《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但《權利法案》在1791年通過之后的一百年間，人們并沒有把法案中規定的人權以及違反這些權利收集證據的現象與證據的可采性聯系起來，更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直到《權利法案》通過百年之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才根據《權利法案》的有關條款以判例形式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權利法案》共10條，其中有5條與刑事司法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最初是根據《權利法院》第4條確立的。該條通常稱為“美國憲法第4修正案（the Fourth Amendment）”。全文如下：“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財產不受無理搜查和扣押的權利，不得侵犯。除依據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證，并詳細說明搜查地點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發出搜查和扣押狀。”

這一條的制定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其先民們從歐洲大陸和世界各地到美國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有不少人到新大陸創業，還有人是在本國受到政治、法律、宗教、經濟等方面的迫害而到新大陸去尋求自由的。他們對于個人財產特別重視，對于政府非法侵犯個人財產的行為極為痛恨。在北美13州還是英國殖民地的時代，英國在北美的官員經常以查走私貨物為由，不經過法律程序對個人的房屋或人身進行搜查，引起了當地人民的極大憎恨。在美國歷史上，美國憲法第4修正案中規定的權利原來是賦予人民反抗海關工作人員等無理搜查的權利。那時美國警察的權力較少，所以對個人權利的干涉很少，第4修正案的意義還沒有在刑事訴訟中顯現。

19世紀中期，美國現代意義上警察隊伍形成并參與到刑事司法的偵查工作中。188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了博伊德訴美國案。⑶在該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強迫被告人出示對其不利的文件違反了美國憲法第4修正案，所以該文件不能在案件中被采納。但由于博伊德案件是民事案件，雖然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歷史上是最早的案例，但并沒有以此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為它不能成為刑事案件的先例使用。

191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審理威克思訴美國案，⑷在刑事司法中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從威克思案件開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要求聯邦各級法院在審理中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主要指聯邦偵查人員在偵查過程中違反美國憲法第4修正案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

在之后的50年中，美國各州法院是否在審判中采用非法證據由各州自行決定。直到1949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審理的奧爾夫案⑸引發了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在該案意見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政府必須遵循憲法第4修正案，但并沒有明確說明各州是否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以美國各個州可以選擇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或者不適用。當時美國有31個州同意，4個州不同意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1961年美國最高法院在馬普案⑹中作了具有歷史意義的裁定，它決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適用于各州法院的刑事訴訟。

二、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基本原理

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以法院判決的方式確立的對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美國憲法侵犯個人權利的一種救濟措施。美國憲法第4修正案要求搜查行為必須是合理的，警察必須具有搜查的合理根據，同時應取得注明具體搜查地點和目標的搜查證，在執行搜查時必須向被搜查者表明其正在搜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和適用后來擴大到其他違憲行為所收集的證據，包括了違反第5、第6和第14修正案非法收集證據。

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于任何刑事案件中被強迫自證其罪。”在美國的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供述被認為“自證其罪”。當供述是以強迫被告人的方式獲取時，第5修正案禁止這種供述在審判中被使用。眾所周知的“米蘭達規則”⑺要求警察在訊問前告知受指控的人有獲得律師幫助以及不自證自罪的權利，該規則就是根據憲法第5修正案作出的。在米蘭達案件之后，美國的警察或其他人員在對被指控人進行訊問時如果沒有進行上述警告，或者沒有給予被告人上述權利，在法庭審判該供述將被排除。米蘭達警告被認為是一項預防違反第5修正案行為發生的措施，如果訊問人員沒有作出這種警告，或者沒有尊重米蘭達規則所賦予被告人的權利，則可以推定被告人的供述是被強迫作出的并且不具可采性。

美國憲法第6修正案賦予了被告人與證人對質的權利以及在刑事訴訟所有關鍵環節中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律師在場提供幫助對于被告人辯護的有效性至關重要，因此，律師的不在場（除了在自愿和知情的情況下放棄律師幫助權）很可能導致某些證據在審判中被排除。律師不僅可以在訊問時在場，在被告人參加任何辨認程序時，律師也應該接到事前通知并且在場，這樣可以防止違法現象的發生，并且可以為在審判過程中詢問有關證人做好準備。

憲法第14修正案規定：不經正當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這被稱為“正當程序條款”，運用比較廣泛，任何不符合正當程序的行為所取得的證據都可以根據該條排除。據此，美國警察某些做法導致獲取的證據相當不可靠時該證據可能會被排除，比如：一個辨認程序所得出的結論明顯具有傾向性時，這種證據會在審判中引起不合理的偏見，因而應該被排除。正當程序條款同時也要求排除警察以“嚴重違反文明制度、必須加以取締的方式”取得的證據，例如：刑訊逼供。排除這種證據的理由與違反憲法第4修正案而排除非法證據的理由相似，即阻卻警察的惡劣行為。

三、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程序

美國各州法院以及聯邦法院適用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程序并不完全相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案例的方式作出了一些原則性指導，美國各州根據本州的具體情況實施，從而成為了適用不同程序的試驗田，但聯邦及各州的規則還是大同小異的。筆者通過對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多次考察，特別是在2009年11月在美國各地考察活動中，旁聽了多起非法證據排除的聽證，并與美國學者、法官、檢察官、律師、警察進行了多次會談，了解了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程序，大致如下：

（一）提出排除非法證據動議的時間

當被告人認為政府向法院提交的證據系非法獲取時，他可以提出（通常需要由其律師幫助提出）排除證據動議。在聯邦法院中，這種動議必須在審前提出，如果被告人在無特殊理由的情況下沒有在審前提出動議，那么法院將認為其放棄了該項權利。這保證了審判程序的焦點集中在定罪問題上，還因為證據展示制度的存在，可以讓訴訟雙方充分了解何種證據可以在審判中使用可以鼓勵其達成認罪協議。⑻

如果被告人不認罪，并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動議，則法庭應當在對事實的審判之前先行舉行非法證據排除的聽審。如果在審判過程中被告人提出了排除證據的動議，聯邦法院的法官有自由裁量權決定是否接受該項動議。如果法官拒絕接受該項動議，被告人可以在上訴程序中質疑法官的決定，但是必須證明法官濫用了自由裁量權并且對被告人造成了實質損害。

雖然許多州法院與聯邦法院適用的程序一致，但是有些州規定了提出排除證據動議不同的時間。有些州的規則比聯邦規則寬松，要求被告人在政府向法院出示證據之前或之時提出排除證據的動議，有些州規定了被告人必須在審判之前的多少天內提出動議，有些州甚至立法規定了提出排除證據動議時間的例外，即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法官必須接受僅在審判階段提出的動議，或者詳細列舉了法官在決定是否聽審遲發的動議時應當考慮的因素。

一個準備充分的動議會引起排除證據聽審程序的啟動。該程序一般都在審前進行，這是為了使被告人提早知道哪些有罪證據將在審判中出示后安排辯護策略，決定其是否要出庭作證以及是否接受辯訴交易。排除證據聽審程序是由法官主持的，沒有陪審團參加。在英美法系國家的正式的刑事訴訟中，陪審團負責裁決被告人是否有罪。非法證據在庭審之前的聽證中被排除后將不能在庭審中使用，因此，陪審團不能了解到該證據，所以在定罪之時不考慮該證據的存在，從而達到了“排除”的效果。

（二）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條件

美國法院要求被告人在提出排除證據的動議時，必須詳細說明要求排除哪些證據以及排除這些證據的法律基礎。這意味著被告人必須說明排除證據的法律原理，比如：警察在沒有令狀的情況下實施了扣押。同時，絕大多數管轄法院都要求被告人提供事實依據，這些事實不僅應該是真實的，而且還應該可以支持排除證據的要求。上述證明材料可以宣誓陳述書的形式提交。在提出排除證據動議時提交的所有證明材料必須是確實的而非經推測產生的，這樣法官才能決定是否聽取該項動議。

（三）美國排除非法證據的證明責任

一般而言，由于被告人要求排除證據并且希望法官接受排除證據的動議，因而其有責任證明警察實施了違法行為。政府方承擔證明沒有非法取證行為的責任。政府和被告人都有可能就其他問題承擔證明責任。比如：被告人的自白具有任意性、被告人放棄了米蘭達權利以及被告人放棄了律師幫助權這些問題必須由檢察官證明。但是，被告人通常需要證明辨認程序存在不當的偏見。

警察是否是在獲取了令狀的前提下實施搜查與扣押直接影響了證明責任的分配。如果警察在沒有令狀的情況下實施搜查，那么檢察官有責任使用優勢證據證明警察的行為符合有證搜查的例外情形，是合法的。如果政府辯稱其行為是得到被告人同意的，那么政府有責任證明該同意。持有令狀進行搜查被推定為是合法的。治安法官簽發令狀的行為證明了警察具有搜查的合理依據。因此，當警察持有令狀時，被告人就需要證明該令狀是無效的或者搜查的范圍超越了令狀的規定，并且證明搜查行為違憲。如果被告人成功地證明了這些事項，證明聽審程序又回到了警察是在沒有令狀的情況下實施了搜查時的情形。此時證明責任再次轉移到檢察官身上，他需要證明搜查是合法的。如果控方認為其通過違憲行為獲取的證據符合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例外情況，應當證明政府的行為符合上述例外。

（四）美國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標準

非法證據排除的證明標準比較復雜。總體而言，對于非法證據的指控，控方只需要達到“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就可以反駁被告提出的排除有關證據的請求。例如在證明自白的自愿性、“米拉達警告”權利的放棄、被告自愿接受搜查、以及提出“必然發現的例外”情形時。雖然這種證明標準符合憲法的要求，但是各州仍然可以規定更高的證明標準。

在被告人承擔舉證責任的案件中，例如對警方有搜查證的搜查行為進行質疑和提出排除存在偏見的辨認結果時，通常只要達到“優勢證據”的證明標準就可以證明確實存在被指控的情況。如果被告方認為警察在申請搜查證的過程中作出了故意虛假的陳述或者根本不顧及其陳述的真實性，也需要滿足這個標準。

（五）美國非法證據排除的上訴程序

根據聯邦法律和部分州法律的規定，在法院對被告人提出的排除證據動議作出決定之后，只有控方有權對此立即提出上訴，原因在于控方如果在定罪過程中敗北通常就沒有機會上訴，而被告即使輸掉非法證據的動議，仍然可以在對定罪的上訴中繼續提出對非法證據的質疑。然而，其他一些州法律允許訴訟任何一方對此提出上訴，還有一些州法律規定如果沒有提交新的證據，任何一方都不得提出上訴。在審判程序結束之后，被定罪的被告人如果仍然對證據懷有質疑，可以提出上訴。

對被否決的排除證據動議進行復審總體上對政府一方有利。除非被告人可以證明這種否決是完全錯誤的，或者證明沒有充足的有記錄的證據可以支撐這種否決，否則上訴法院不會推翻原審決定。原審法院所作出的決定包含了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上訴法院通常會認同一審法院對事實問題的裁決，如果相關記錄不完整，就會將案件發回重審。

即使上訴法院認為原審法院對排除證據動議的否決是錯誤的，如果該錯誤僅僅是一個無害錯誤，沒有影響被告人的實體性權利，那么上訴法院也不會推翻被告人的定罪。只有當有合理的可能性顯示被告所質疑的證據導致了其有罪判決時，原審法院的決定才能被推翻。政府有責任證明原審錯誤是一種排除合理懷疑的無害錯誤。在判斷該錯誤是否無害時，法院會考查被質疑的證據對陪審團和判決產生了多大的影響，并且衡量證明同一事項的其他證據。如果其他證據充分證明了被告人是有罪的，那么對被質疑證據的采信將被視為一個無害的錯誤。被告人一旦接受了辯訴交易即意味著放棄了質疑證據合憲性的權利。由于定罪的基礎是被告人認罪而非證據，因此沒有理由允許被告人以警察非法偵查為由質疑證據的合憲性。

四、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不同觀點和問題

筆者在與美國法官、檢察官、律師、警察、學者等不同職業群體的交流中，還了解到他們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不同的觀點，歸納如下：

（一）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法律地位

自1904年威克思案件以來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爭論就沒有停息。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中并沒有直接規定非法證據排除，它是由法院創造的規則，也會隨著法院的不同歷史時期的判決，甚至因為最高法院中法官們不同的傾向而有所不同。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警察的違法行為是否有震懾作用

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原因之一是有人認為它對警察的行為有震懾作用，可稱之為“震懾理論”。筆者在考察中了解到，美國的法官、學者、律師對非法證據是否對警察的違法行為有所震懾存在不同看法。他們通常認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警察的違法行為可能有震懾作用，但部分學者持有異義。例如，美國紐約大學的安迪·謝弗（Andy Schaeffer）教授認為，震懾理論是建立在三個假定的基礎上的：（1）警察知道有關規則，如違反則所得之證據可能被排除；（2）當一個法官說警察違反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警察們都應當會知道有關原理；（3）這種反饋機制可以幫助警察提高執法的合理性。第一假設的問題在于，美國有州法律與聯邦法律之分。每個州有自己的法律，包括刑法和刑訴法，有的法律本身讓人難以準確理解，有時候并不是所有違法取得的證據均被排除。法律可能會寬恕錯誤。因此，警察們不一定都知道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第二個假設的問題在于，這種假定只是一種理想的反饋系統，并不存在于現實中，因為警察不一定會去學習，因此也不一定會知道相關原理。如在紐約，種種原因造成警察并不總是學習：原因一是從來沒有組織警察去學習法官的判決；⑼原因二是95％的刑事案件不是法院判決，而是辯訴交易得來的；原因三是有些案件拖延很長時間卷宗才會到法院，警察不能及時了解到非法證據排除的情況。第三個假設的問題在于，這種反饋機制并不總是有效的。在很多情況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與警察的取證方法沒有很大聯系。有些警察有違法行為，但被告知違法后仍無明顯改進。

美國紐約警察局的警官認為，非法證據排除對警察有威懾作用的觀點并不正確。因為警察在面臨犯罪時考慮的事情集中在是否合理逮捕罪犯，而不是給罪犯定罪，所以這些因素不是在警察考慮范圍之內。

另外一點，警察的安全也很重要。美國憲法區分了合法與非法搜查，但現實中也存在憲法規定的例外，如安全性搜查等。而對于搜查的規定也很復雜，不太容易理解。

（三）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困難

在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適用過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難。如警察可能在非法證據排除的聽證時撒謊，據統計76％的警察在作證時或多或少會改變證言以滿足對證據的要求。例如警察到公寓門口敲門，懷疑屋內可能有毒品或槍支，有時候未經同意即入內搜查，但警察作證時會有添加一些不存在的事實，如說經過主人的同意。而且在現實中，許多案件的當事人不會記錄當時的情況，獲得證據十分困難，因而公民指控警察會因沒證據或證據不足難以得到法院支持。

（四）美國處理警察違法行為的其他辦法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作在于處理和防止警察的違法行為。除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外還有其他辦法可以處理和防止警察的違法行為。

《美國法典》第42章第1983條允許對個人違憲的處罰，是起訴警察最有利的一條。同時，警察內部有紀律檢查制度，如紐約警察局有很強的內控系統去檢查警察的行為，而且有很嚴厲的懲罰措施，如果違反可能要扣除1／12的年薪。因此，如果再加上其他的嚴厲辦法，警察為保全自己反而會松弛執法力度，這就是過度震懾執法產生的問題。

另外一個辦法是建立“平民投訴審查委員會”，其作用接受個人對警察不法行為的投訴，任何個人可以到此機構投訴警察使用暴力、濫權、不禮貌、使用粗魯語言等。據介紹，紐約的“平民投訴審查委員會”每年大概接到7500個這樣的投訴。該機構確認警察存在這樣的行為后，會移送到相關部門進行審查。如果一個警察每年被投訴6以上，會被自動審查是否有繼續做警察的資格。

（五）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律師的作用

美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聽審程序是比較正式且復雜的。聽審需要正式開庭，除了陪審團之外，法官、書記員、記錄員、訴訟雙方和證人都要到場。詢問證人（進行取證的偵查人員出庭時也稱為證人）也采用交叉詢問的方式，這種方式要求被告人有律師代理，否則很難進行交叉詢問。

我在美國旁聽的一個案例中，法院為被告人指定了律師，律師出庭并對案件作了認真準備。但在法庭上被告人提出不要辯護律師，自行詢問。法官對被告人作了勸告，說明沒有律師代理，被告人知識面和法庭技巧都不足以完成法庭詢問后，被告人同意了由律師代為進行，但不久又當庭反悔，拒絕律師幫助。但在聽證過程中，被告人遇到困難之后，律師還是主動提供了幫助。后來被告又提出不要律師。如此反復，最后法官告誡被告人，不可以多次反復，否則會造成角色混亂。

通過以上案例可知，非法證據排除的聽審應當有辯護律師代理被告人進行，否則整個程序將難以順利完成。

（六）關于檢察官和警察出庭作證問題

非法證據排除聽審的焦點是警察和檢察官取證活動是否合法，因此在聽審中有關警察和檢察官必須出庭接受訴訟雙方的詢問。我旁聽的排除規則聽審程序中，檢察官和警察都按時出庭接受了詢問。整個程序由法官主持并根據詢問的情況作出警察和檢察官是否違法取證的判斷。在詢問過程中，辯護律師的問題通常很尖銳，而被詢問的警察和檢察官處于被動地位。

五、中國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法律根據

近年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成為中國立法界、司法界和法學理論界的一個熱點。一些人認為中國已經有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些人認為沒有。

筆者認為中國并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因為中國法律中沒有明確的排除非法證據的規定，也沒有非法證據的排除程序。但是，我國法律體系中有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相關的條文，可以作為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法律根據。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7條第3款、第39條、第40條等，根據這些規定，以違反憲法的方式所取得的證據應當是非法證據，不應當作為定案的根據使用。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了嚴禁非法取證。該法第43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因此，從嚴格執法的角度上來說，違反《刑事訴訟法》這些規定所取得的證據也不應當在司法實踐中使用。但是，我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中有關保障人權和嚴禁非法取證的規定并沒有完全得到落實。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非法取得的證據在司法實踐中可以使用，導致非法取證現象得不到有效遏制；二是因為我國沒有建立起非法證據的確認和排除程序，法院在司法實踐中無法具體操作。

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僅有國內法的根據作為基礎，而且有國際法的根據。在過去的50年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許多國家所采納，而且也為聯合國人權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公約所采納，成為國際準則。

1966年，聯合國制定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其中第7條規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特別是對任何人均不得未經其自由同意而施以醫藥或科學試驗。”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有關這一條的評論中指出：“委員會還關注在立法中未規定違反公約第7條而取得的被告人的陳述無效。成員國應當通過適當的立法使國家承擔證明刑事訴訟中被告人的陳述是根據其自由意志所作出的，并規定違反公約第7條所取得的被告人陳述被排除。”⑽公約第14條第3款規定了在對任何人提出物任何刑事指控時，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資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證，其中第（庚）項規定：“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有罪。”公約第17條規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榮譽和名譽不得加以非法攻擊。人人有權享受法律保護，以免受這種干涉和攻擊。”此外，公約第2條要求每一成員國確保任何人當他的權利或自由受到侵犯時能得到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當局決定的補救，而且當補救批準后應得以執行。所以當成員國批準公約時，它就要承擔起保證國內的司法活動符合公約的要求的責任。

1975年，在反對違法取證方面，聯合國的工作又有了新的進展。1975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了《保護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宣言》。該宣言第12條明確規定：“如經證實是因為受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而作的供詞，不得在任何訴訟中援引為指控有關的人或任何其他人的證據。”為了使宣言的內容能得以執行，聯合國于1984年12月又制定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處罰公約》（以下簡稱《禁止酷刑公約》。該公約第15條進一步完善了宣言的規定，并賦予它法律執行的效力，其文為：“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

聯合國是世界各國間的政府組織。聯合國所制定的法律法規一方面是根據大多數國家的司法實踐所確定的，另一方面反映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實際需求。聯合國上述關于禁止違法取證和排除違法所得的證據的規定是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肯定，也為有關公約的締約國提供了處理這一問題應當遵守的原則。以聯合國文書的形式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體現了國際社會關于人的尊嚴和基本權利不受非法侵犯的觀念，體現了現代司法的文明程度。它對各國所進行的司法立法和司法的現代化有重要意義。聯合國的有關規定還為國際間的刑事司法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表明了國際社會對于違法取證的共同譴責，有助于在世界范圍內為最終消除酷刑和其他違反人權的現象，使世界上人人都能享受到公正的司法保護，享受到作為一個人的權利。

中國已經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還簽署并批準了《禁止酷刑公約》，從這個意義上說，聯合國所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有關規定對中國也是有效的。但是因為聯合國制定國際人權和刑事司法方面的公約在中國效力問題還沒有解決，尤其是公約與國內法相沖突的情況下，何者優先問題沒有規定。在目前情況下，我國的法院還不能直接援引國際公約中有關刑事司法方面的條文處理案件，致使我國加入的國際公約中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義務也沒有得到落實。筆者認為，我國立法和司法部門應當采納聯合國公約中有關非法證據排除的規則，轉化為我國的法律、法規，從而得以在中國實施。

六、中國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分歧

中國法學理論界和司法實務部門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都很重視，在許多方面都達成了共識，例如必須嚴禁刑訊逼供、應當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在許多問題上也有分歧，主要集中在非法證據的定義、范圍和排除的程序方面。有人認為我國的非法證據指所有不合法的證據，有人認為非法證據主要指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也有人認為其應當包括非法的實物證據；有人認為言詞證據只限于被告人口供，另一些人認為還應當包括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⑾

筆者認為在中國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一開始范圍不要太大，可以逐步完善，所以，在現階段以排除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口供為重點，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可以通過另外的辦法解決。為了有助于確立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筆者認為有必要厘清下列概念與非法證據排除的關系：

（一）非法證據與證據合法性的關系

我國的證據規則要求證據必須具有合法性。非法證據是不合法證據的一種，但并不是所有不合法的證據都是非法證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本意以及后來被聯合國和許多國家所采用的概念都是指執法人員及經其授權的人通過侵犯被取證人權利的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證據不能在刑事訴訟中采納。而不合法的證據形式是多樣的，除了非法證據之外，人們所常見的是形式方面或程序不合法，例如一份書面證言或文件上缺少一個簽字、或者取得言詞證據時只有一個工作人員在場，或者鑒定沒有嚴格按照操作規程，等等。這些證據與非法證據的區別有兩點：第一，這些證據在取證時沒有侵犯被取證人的權利，而非法證據的特點是取證方式侵犯了被告人的權利；第二，這些證據可以通過重新依法取證得到補救，相比之下，非法證據通常不可以通過重新取證進行補救。

將非法證據的范圍擴大到所有不合法的證據，不僅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中國確立的難度，混淆了兩種不同的補救方式，還沖淡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保障人權的意義。

（二）非法言詞證據和實物證據

非法證據主要包括非法言詞證據和非法實物證據兩大類。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確立的前五十年中非法證據只指非法實物證據，后來才擴大到言詞證據。在具有沉默權和任意自白規則的國家，被告人有不被強迫作證的權利，刑訊逼供現象越來越少，所以，非法證據重點還是實物證據。

在我國情況不一樣，我國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預防和治理刑訊逼供，所以在我國，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應當成為重點。而我國由于歷史原因，保護個人財產和隱私權的法律、法規還不完備，相應的關于非法搜查、扣押的法律、法規也不完備，因此對于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問題還不突出。隨著這方面的法律、法規和完備，有法可依才可以判定非法現象，將來非法實物證據逐漸會成為非法證據排除的主要對象。

（三）供述和證言

非法言詞證據又包括非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兩大類。在言詞證據方面，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原始含義只針對非法取得的口供，不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之外所作的言詞證據。但是，我國有不少人認為非法取得的證人證言等言詞證據也應當包括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內。其原因是因為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也可能存在非法取得證言的現象，還因為我國的證人多不出庭。

我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之外的非法言詞證據不宜納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范圍。因為對其他人的非法取證行為即使違法，但沒有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所以被告人無權要求排除，還因為其他言詞證據的取得方式可以通過其他渠道完善，特別是證人出庭作證制度的完善解決，而不是混淆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當中解決。

七、確立中國特色非法證據排除的考量因素

中國是實行成文法的國家，這方面與實行判例法的國家有區別。所以，中國不能通過案例的方法確立和實施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而需要通過制定法律、法規的方式確立這個規則，為此需要立法、司法等部門的通力合作才能制定和實施適宜中國情況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據筆者所知，確立和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我國司法改革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國的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對這個問題都非常重視。只有制定了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司法實務部門才好操作。由于這個規則非常重要，因此在制定該規則操作程序時應十分謹慎，最好在一些地方的司法實務部門先進行試點，取得經驗后再向其他地方推廣。

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分，在確立該規則過程中一定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可以不同于國外的有關制度。例如我們必須考慮國家利益、公檢法等機關的關系、考慮國家打擊犯罪維護社會穩定的需要，還要考慮到訴訟各方的利益，包括刑事案件中被害人的利益。所以，我國所確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定是使各有關方面利益最大化的規則，這樣才符合我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由于在中國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涉及到刑事司法的各個部門，還涉及到被告人、辯護人，甚至被害人、證人，因此需要處理好各有關部門以及各訴訟參與人之間的關系。在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過程中應當采取“符合中國大眾的立法模式”，這就需要聽取偵查部門、檢察機關、法院，以及其他各個部門的意見，同時也要聽取被害人、被告人、辯護律師的意見。需要做大量的調研工作和多次研討才能拿出操作規則草案，再經過司法實踐的檢驗，然后正式由有關部門頒布施行。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從表面上看是限制了偵查部門及其人員的取證行為，排除非法證據之后可能對打擊犯罪產生影響。但實質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保護偵查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避免其觸犯法律或者犯錯誤，有利于偵查工作依法進行，還有利于促進我國偵查方式的改革，提高了打擊犯罪的能力。

至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對打擊犯罪有影響，這方面沒有證據和數據證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確立了已經將近百年，也沒有證據表明因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影響了美國偵查部門打擊犯罪的能力。

還需要說明的是非法證據的排除并不意味著放縱犯罪人或者對其從輕或減輕處罰。在排除了非法證據之后，法庭應當根據其他證據對被告人進行審判。最典型的案例是美國的米蘭達案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米蘭達的供述應當排除，并將該案發回重審。地方法院對米蘭達的案子進行了重新開庭，重新選擇了陪審員，重新遞交了證據，而米蘭達之前的“自白”將不作為證據使用。法庭根據其他證據仍然判決米蘭達有罪。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的舉證責任問題是該規則的關鍵問題。域外各國有不同的規定。我們可以根據現有的證據規則制定適合我國的舉證責任。筆者認為：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一方有責任提供線索，包括何時、何地、何人以何種方式非法取證，這種線索或者提供的情況應當達到使審判人員或者檢察人員對取證的合法性存在合理懷疑的程度；使用該證據的一方（控訴方、偵查人員）承擔證明所涉及的證據系合法取得的責任，其證明標準要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程度。

八、中國檢察機關在非法證據排除中的作用 在國外，非法證據排除主要是由法院在聽審中實現的，起訴機關在非法證據排除的聽審中只是充當了被動應訴的作用。中國的檢察機關與國外的公訴機關不一樣，其中比較重要的區別是中國的檢察機關不僅承擔起訴職能，還承擔批捕等法律監督的職能。這些方面決定了中國的檢察機關可以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擔當更重要的職能。

在起訴和出庭支持公訴方面，我國的檢察機關應當審查證據的合法性，爭取把非法證據排除在法庭審理之外。對于在庭審中提出的非法證據排除問題，檢察機關也承擔了特別重要的責任，包括證明證據的合法性，或者在法院確認了非法證據之后，能夠及時調整起訴策略，正確處理有關案件。所以，在中國確立和實施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檢察機關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沒有檢察機關的配合，這個規則難以確立，即使出臺了任何書面規定，也難以得到實現。

我國檢察機關承擔的法律監督職能包括監督偵查行為、羈押過程中是否有違法現象，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國的檢察機關對于取證行為的合法性不僅有權監督，而且有責任防止非法取證行為。檢察機關可以通過審查偵查部門取得的證據是否合法，并且還可以通過法律監督職能對非法取證的人員甚至進行監督的人員進行處理。這樣可以從源頭上防止非法取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確立和實施成功與否的標志并不在于排除了多少非法證據，而在于非法取證現象的減少乃至杜絕。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對于減少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的困難也能發揮重大作用。我國檢察機關承擔的批捕職能是一項重要的司法職能。我們都知道批捕時應當審查證據，包括有證據證明犯罪發生、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所為。批捕過程中不僅應當審查是否有這些證據，而且應當審查這些證據的取得是否合法。這樣就可以在批捕環節中就排除非法證據。

中國的檢察機關還有可能在排除非法證據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即可能真正做到將非法證據“排除”在法庭審判之外。英美法系國家非法證據的聽審在庭前聽證，負責裁定案件事實問題的陪審團不參加，從而達到排除效果。我國不采用西方的陪審團制度，法院在排除非法證據聽審的過程中，其實有關審判人員已經了解了非法證據的內容，并且極有可能在他們決定案件事實時發生影響。不阻斷審判人員與非法證據的接觸，可能影響排除的效果。如果我國檢察機關在刑事訴訟庭審之前的各個階段、包括監督偵查、批捕和審查起訴階段預先排除了非法證據，那么非法證據將不會出現在庭審之中，從而實際上達到了“排除非法證據”的效果。這就要求我國的檢察機關首先應當做到不使用非法證據。檢察機關如果發現有可能存在非法證據，可以先行舉行聽證程序，由檢察人員主持，偵查人員和被告人及其律師參加。這樣可以保證非法證據的早期排除，另一方面，檢察機關提前發現非法證據也有利于偵查部門調整偵查布局，更有效地打擊犯罪、保障人權。

九、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與相關制度的關系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司法公正、特別是程序公正的保障，是依法取證的重要規則。它牽涉到訴訟法和證據法的各個方面，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可以全面提升我國刑事司法的水平，而刑事訴訟的其他制度的完善也有利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和實施，刑事司法中許多規則、制度都是互相關聯的。其中關系比較緊密的有以下幾項：

（一）證據展示制度 證據展示指訴訟雙方在庭審之前互相告知所掌握的證據。在美國的刑事訴訟中，起訴方應當告知被告方對其有利的證據和不利的證據，被告方也應當告知起訴方用于辯護的主要證據，特別是不在現場的證據和精神疾病方面的證據，未經展示的證據不能在庭審中使用。這個制度的原理在于使雙方對案件的庭審有充分準備，防止在庭審中突然出現未經雙方了解的證據而影響庭審的正常進行。在與非法證據排除的關系方面表現在：只有在具有證據展示機制的情況下，被告方才能發現指控證據中是否存在非法證據，如果沒有證據展示，非法證據排除的提起就無從著手；如果起訴方沒有使用非法證據，被告方也不需要提出排除的申請，這是非法證據排除程序得以運行的條件。中國刑事司法中的證據展示制度還不完善，因此，在確立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過程中應當完善證據展示制度。

（二）同步錄音錄像制度

這個制度指在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時有同步的錄音、錄像。它不僅可以防止訊問時的不合法行為，同時也可以為證明取證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據，可以作為控方反駁被告方的有力的依據。在英美等國家，警察和檢察官訊問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時有錄音、錄像。這種錄像一份封存，另一份隨案件移送。在訴訟雙方對訊問過程有疑問的情況下，法庭可以當庭播放錄音或錄像。近年來，我國一些部門和地方已經實施了訊問過程中的全程錄音、錄像制度。但對錄音、錄像的移送和法庭是否播放還沒有明確規定。隨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訊問過程中的錄音、錄像制度也應作相應完善。

（三）法庭對質制度

非法證據排除的聽證主要通過訴訟雙方與取證人員的對質得以實現，所以，進行取證的偵查人員出庭接受雙方的詢問是關鍵。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證人出庭很少，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詢問的就更少了。筆者在考察中了解到，有人認為偵查人員不是證人，而是辦案人員，不能出庭接受詢問。

這種說法混淆了非法證據的聽證與案件事實審理的關系。在非法證據的聽證中，審理的事項不是案件事實，而是取證是否非法，涉嫌非法取證的國家工作人員實際上應為聽證中的當事人（在英美法系國家也稱為證人），而當事人應當出庭接受法庭的詢問。中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所以遲遲不能確立，重要原因之一是司法實踐中偵查取證人員不愿意出庭，從而使得非法證據無法排除。在中國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關部門應當明確要求證人（包括偵查人員）出庭接受詢問的制度。這就需要進一步明確強制出庭制度和不出庭的后果，包括可以規定：如果取證的偵查人員不出庭接受詢問，法庭可以作出有利被告人的推論。這個問題如果得到解決，將對我國確立傳聞證據規則，解決我國刑事審判中證人出庭作證難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聽證制度

聽證是訴訟的重要組成部分，通常指司法機關對訴訟中的程序問題開庭審理的方式，在國外使用得比較普遍。證據是否采納或排除的問題是程序問題，在英美法系國家是通過聽證解決的。我國刑事訴訟法中沒有聽證制度的規定，刑事訴訟中的案件事實問題、程序問題混在一起稱為“法庭審判”。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操作中，將非法證據的聽證與案件事實的審判分開，才能起到“排除”的作用。我國沒有陪審團審判，審判案件事實的法官或合議庭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對非法證據排除問題進行審理，是否能起到“排除非法證據的作用”還有待觀察。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可以是由不同的法庭對非法證據問題進行聽證，與審理案件事實問題的法庭分開。但是，分開聽證也可能加重法院的負擔，特別是人員較少的法院難以實現。所以各地法院可在其現有條件下，決定是否分開聽證。

另外，我國法院中的審判人員、各審判庭并不獨立，法院內部有許多報批制度，即使非法證據分開聽證，如果不能獨立作出裁決，而是需要向主管的庭長甚至院長報告相關情況，則對案件事實進行審理或者審批的法院領導們同樣能夠了解到非法證據的內容，從而影響排除的效果。所以，我國在法院確立和實施非法證據排除的同時，還可以考慮由檢察院提前進行非法證據的聽證和排除，以阻隔非法證據進入審判人員的視野。但是，這些問題的解決牽涉司法體制、司法獨立、各有關部門的職能等更重大和宏觀的制度，需要在司法改革過程中逐步解決。

結論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產生以來，對世界各國影響很大，并為聯合國公約所采納。我國立法部門、司法部門和法學理論界都認識到在中國確立這個規則的重要性，為了解決司法實踐中的許多問題，特別是刑訊逼供問題，急需利用這個規則。

然而在中國確立這個規則還有許多困難，許多配套的規則也不健全。但是，確立這個規則不應當等待條件完全成熟，或者刑事司法中其他規則都很完備的情況下再開始，而是可以根據中國的國情創建中國特色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中國在創建和實施這個規則的過程中可以逐步改善這個規則，并且對刑事司法其他規則的完善起到促進作用。

中國是一個各地發展不平衡的大國，各地司法條件也不一致，在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基礎上，各地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靈活掌握非法證據的操作程序。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少該規則實施的困難，另一方面也為我國的司法改革積累更豐富的經驗。

第二篇：“五條八款”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五條八款”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作者：樊崇義

世界上任何一個法治國家，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嚴格依法辦案，都是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是依法治國的一個重要條件和歷程，只是時間早晚而已。我國在建國六十年后確立這一規則，是比較快的國家之一。

同美國相比，美國1776年7月4日發表《獨立宣言》，1914年通過《威克斯案》正式在聯邦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認為通過違反第四修正案的不合理的搜查扣押所取得的證據不能在聯邦法庭上使用去反對被告人。直到1961年的馬普案中，美國最高法院才將違反《憲法第四修正案》而導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全面適用于聯邦和各州。

1964年通過馬修案明確規定，在對抗訴訟中如果未經被告同意，在律師不在場時進行訊問所取得的口供侵犯了律師幫助權，認定為非法證據，要予以排除。

直至1966年米蘭達規則的產生，美國才確認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適用于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1966年6月13日，宣布了對米蘭達案的判決。美國最高法院撤銷了原判，開創了對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訊問時必須明確給米蘭達警告的先例，即明確告訴被逮捕人:1.你有權保持沉默;2.你所講的一切都可在法庭上作為不利于你的證據;3.你有權獲得律師幫助，訊問時律師可以在場;4.如果沒有錢委托律師，我們將為你指定一名律師。違背以上四條之一所獲得的證據均為非法證據。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1914年產生，但真正執行也是近六十年的事情，即從20世紀50年代的“正當程序革命”開始，重申了“人權保障原則”而全面展開。

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非美國所獨有，1984年12月10日，第39屆聯合國大會第93次全體會議通過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其第15條要求:“每一締約國應確保在任何訴訟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業經確定系依酷刑取得的口供為證據，但這類口供可用做被控施行酷刑者刑訊逼供的證據。”但在美國的定義和要求又有所不同，2003年美國《喬治敦大學法律雜志》第32版刑事訴訟評論認為，排除規則的具體要求是:通過直接或者間接違反第四、第五或者第六修正案而獲得的證據，控方不得在審理中用來證明被告人有罪。當法庭不恰當地采納了違反排除規則的證據，將會導致判決的撤銷，除非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該錯誤屬于無害錯誤。根據這一定義，美國非法證據排除的法律依據是《美國聯邦憲法(第四、第五和第六修正案)》，其適用范圍僅限于刑事訴訟，并且在刑事訴訟中也只是“不得在審理中”作為“用來證明被告人有罪”的實體證據，但是這一規則不僅適用于違反憲法權利所直接獲得的證據，也適用于通過違法證據得到的其他證據。

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一個法治國家，在刑事訴訟法中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均勢在必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標志著民主與法治的進程與進步，更是訴訟民主、訴訟文明的必然要求。

就我國民主與法治的進程而言，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更為明顯。人民群眾關心的刑訊逼供問題屢禁不止，導致冤假錯案也時有發生。從云南的杜培武案到河南的趙作海案，以及湖北的佘祥林案，近十年來出現的這些錯案，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偵查訊問時的刑訊逼供引起的，刑事訴訟中的刑訊逼供問題已經形成一種頑癥，關系到公安司法機關的公信力。因此，近年來伴隨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已經形成治理刑訊逼供這一頑疾的證據科學體系。其內容有三，一是在《決定》中確立了“不得強迫任何一個公民自證其罪”的原則;二是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三是實施偵查訊問時的全程同步全面錄音、錄像。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實行嚴禁刑訊逼供的機制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不僅告知辦案人員如何收集和運用證據，還是對非法取證行為的一種法律制裁和救濟。總之，伴隨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和實施，我國刑事證據制度可以稱之為“有了一個跨越式”的發展，其歷史意義不可低估。

《決定》總結了我國公安司法機關長期以來嚴禁刑訊逼供，排除非法證據的經驗，吸收了“兩高三院”于2010年6月13日頒行的《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主要內容，共用五條八款比較完整地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其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科學界定了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及外延

非法證據包括非法的言詞證據和非法的實物證據。何謂非法言詞證據，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非法言詞證據概念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界定“非法”問題，“非法”有輕有重，有一般違法和嚴重違法，所取得的證據有非法證據與瑕疵證據。筆者認為，關鍵是要緊緊抓住是否侵犯了被訊(詢)問人的憲法所規定的基本權利，不能把一般的程序違法的證據統統稱之為非法證據加以排除。例如，“兩高三院”關于《辦理死刑案件證據的規定》第十四條規定的“證人證言的收集程序和方式有下列瑕疵，通過有關辦案人員的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可以采信:(一)沒有填寫詢問人、記錄人、法定代理人姓名或者詢問的起止時間、地點的;(二)詢問證人的地點不符合規定的;(三)詢問筆錄沒有記錄告知證人應當如實提供證言和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要負法律責任內容的;(四)筆錄反映出在同一時間段內，同一詢問人員詢問不同證人的。”

另外，關于“非法方法”的內涵和表述問題，也是界定非法證據概念的一個關鍵問題。我們習慣于把“非法”界定為“刑訊逼供”和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其實這種界定與我國參加并批準實施的一些國際條約對非法所規定的內容相比，仍不夠明確。綜合一些國際條約關于非法的界定，一般包括:1.暴力取證;2.精神折磨的方法取證;3.用不人道的方法所獲取的證據;4.使用藥品取證等等。這樣規定會更加完備。

第二，明確規定了排除非法證據的訴訟階段 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四條第二款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這就告訴我們，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在整個訴訟的過程中，偵查、起訴、審判的各個階段均可以排除非法證據。對于在偵查階段和起訴階段對非法證據的名稱、啟動、參與人員、適用程序等等，刑訴法并未作明確規定，“兩高三院”的“兩個證據規定”發布以來，有不少公安和檢察機關適用了“聽證排除”或“審查排除”的程序和方法，許多學者還有不同的看法。有關這方面的做法，尚需我們通過實踐和實證研究加以總結，以完善立法。

第三，排除非法證據的范圍

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也即對于非法言詞證據，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陳述、證人證言、被害人的陳述，適用絕對排除的原則;對于非法實物證據，適用相對排除，即附條件排除的原則，即物證、書證的取得方法違反法律規定，致使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必須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否則，對該實物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以是否嚴重影響公正和補正與合理解釋為條件，這樣規定是由于實物證據不同于言詞證據，當前我國取得實物證據的手段、條件尚不完備，因為我國刑事偵查的科學技術手段和秘密偵查手段，無論從立法還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程度，還遠遠落后于同刑事犯罪斗爭的實際需要，落后于刑事犯罪智能化水平。所以，我們對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還不能像英美各國那樣，全部實行絕對排除，對非法實物證據只能實行有限、附條件地排除。

第四，比較詳細具體地規定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

對如何排除非法證據，刑事訴訟法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這些具體的程序對于避免因為采納非法證據而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時，通過排除程序，可以使訴訟當事人和人民群眾看得見、摸得著公平、公正、正義的人民司法。這些程序包括:1.程序的啟動。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這一規定表明:啟動的主體包括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啟動的形式可以是書面申請，也可以是口頭申請;啟動的時間，可以在開庭前也可以在開庭中，根據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一百八十二條的規定，在開庭以前，審判人員可以召集控辯雙方，對“非法證據排除等與審判相關的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據此規定，申請人當然有權在開庭前提出;啟動的內容，“應當是提供相關的線索或者證據。”即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對于由辯方啟動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筆者認為這是當事人行使辯護權的一項重要的訴訟權利，不能混同為舉證責任，更不能隨意認為是“證明責任倒臵”。2.法庭審查并進行法庭調查。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3.控方舉證和證明的方法。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在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的過程中，人民檢察院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證明。”這一規定把排除非法證據的證明責任，明確由控方承擔，而且在本條第二款還規定證明的方法，即“現有證據材料不能證明證據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檢察院可以提請人民法院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出庭說明情況。有關偵查人員或者其他人員也可以要求出庭說明情況。經人民法院通知，有關人員應當出庭”。4.法庭經過審理的處理程序。修改后的刑訴法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經過法庭審理，確認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對有關證據應當予以排除。”根據這一規定，對于經過庭審，即當事人等的申請、法庭調查、控方舉證、質證和辯論，如果法庭能夠確認為非法證據的，應當予以排除;不能排除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即該證據的合法性控方不能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證據也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亦應當依法予以排除。

第三篇：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1

一、引言................................................................1

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比較........................1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美國的法律規定................................1

1、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排除規則.....................................1

2、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2

3、“毒樹之果”的排除..............................................2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的法律規定.................................2

1、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2

2、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2

3、對“毒樹之果”的排除規則.......................................2

（三）兩大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異同點評析.........................3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3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4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運用.....................................4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目的.....................................4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力.........................................4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4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5

1、公檢法機關運用時出現的問題.....................................5

2、引發的社會問題.................................................5

五、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5

（一）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5

（二）完善司法體制，踐行審判獨立.....................................6

（三）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提高法官辦案水平.........................6

（四）提高律師訴訟地位，防止冤假錯案.................................7

六、結束語..............................................................7 參考文獻：...............................................................8

淺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摘要：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一直是我國理論界與實務界頗有爭議的話題之一，不同的國家基于不同的社會治安狀況和法治理念，對之采取不同的價值選擇。英美法系國家與大陸法系國家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內容、排除程序、排除方法等都有明顯的不同之處。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對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存在的不同規定，也在影響著我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該如何確立。本文從兩大法系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比較、我國非法證據排除的立法現狀、司法實踐以及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四個方面進行討論，以期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能更好的為我國司法實踐服務，維護司法公正，協調好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關系。

關鍵字：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立法現狀

司法實踐

程序公正

實體公正

一、引言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現代法治國際普遍采納的一項證據規則，“非法證據是指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法律規定享有調查權的主體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或程序，以不正當的方法取得證據材料。”這是狹義的非法證據，即“非法取得的證據”。廣義上的非法證據，具體而言，表現在證據內容、證據形式、收集和提供證據的主體、取證程序這四個方面存在違法之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得的證據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所采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維護程序公正的一張必不可少的“盾牌”，旨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不受非法侵犯，從而保障人權的一項證據排除規則。對于這一“盾牌”的具體內容和使用方法兩大法系國家各有不同。然而，眾所周知，事物皆有兩面性，這一規則在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可能造成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權益的不到應有保護的問題。如何在維護程序公正的同時做到兼顧各方利益的實體公正，還需進一步探索、研究。

二、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比較

（一）英美法系代表國家美國的法律規定

美國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源地，其產生與發展對世界范圍內的這一規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崇尚個人權利至上、限制國家權力，這一觀念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美國產生的思想基礎。自20世紀初期開始，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通過大量司法判例逐步得到完善并豐富起來，政治、經濟狀況等各種因素的發展也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產生了影響，使之不斷加以調整。這一規則在地域上經歷了由聯邦到各州的發展過程，排除范圍上則由非法搜查、扣押的實物證據到非法言詞證據乃至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即“毒樹之果”），而適用原則上經歷了由一律強制排除到原則性排除加例外的發展過程。

1、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排除規則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主要指違反美國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的規定“任何人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被強迫自證其罪”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包括使用身體、精神強迫和引誘取得的所取得的供述。身體、精神強迫主要包括不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吃喝、利用其對家屬的關心等手段。用此種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都應該被排除。20世紀40年代以后，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由排除“非任意性自白”向排除“程序性違法”供述轉變。美國聯邦憲法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是為了排除虛假的、違心的供述、自白，防止冤假錯案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到了40年代以后，對于“自白”的定義不僅僅是是否有“任 意性”了，還包括是否有“程序性違法現象”，這一標準表明所有通過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權益得到的證據均應當被排除。由此，1966年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確立的“米蘭達規則”，該規則要求警察在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告知其有沉默權、律師幫助權、訊問時律師在場權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如果警察沒有遵守米蘭達規則得到的任何陳述將從證據中予以排除。

2、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

美國違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此項規則在經歷了確立—廢除—確立—廢除等一系列判例之后，在著名的邁普訴俄亥俄州案中，最高法院確認了憲法第四修正案要求各州法院排除非法搜查或扣押所獲取的書籍、報紙等證據。時至今日，這一規則所排除的實物證據范圍也已經擴大到監聽或使用秘密攝像機取得的音像資料，但同時又對特定的情形例如涉及國家安全的監聽或竊聽賦予了合法性。

3、“毒樹之果”的排除

“毒樹之果”即非法證據的衍生證據，指以非法獲取的證據為線索取得的證據。聯邦最高法院在1920年朗博訴美國案中的“禁止以某種方式取得證據的實質，并非僅指該證據不得為本院所采用，而是在根本上就不得加以利用”的理論，確立了對“毒樹之果”原則上予以排除，在法庭審判審判時不得采用的原則，但對以非法搜查、扣押、逮捕獲得的口供為依據獲得的實物證據這一類“毒果”的態度稍顯謹慎，是否“食用”要根據案情判斷“毒性”大小決定。

（二）大陸法系代表國家德國的法律規定

德國是大陸法系的代表國家，其刑事訴訟的主要目的是懲罰犯罪，注重實體公正，而對于程序公正以保障人權則為次要目標。德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根據原西德最高法院依照基本法第一條“人之尊嚴不可侵犯”、第二條“人人均有謀求自由發展及其人格之權利”的規定。

1、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

德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對于被告人決定和表達自己意志的自由，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勞戰術、妨害身體、服用藥品、拷問、欺詐或催眠等方法，予以侵犯。不需用威脅的方法，并嚴禁許諾給予法律上沒有規定的利益。對于損害被告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力的方法，也禁止使用。違反這些規定所得到的陳述，即使被告人同意，也不得作為判決依據。

基于此，德國以法律條文的形式確立了非法獲取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予以絕對排除的規則。此外，對于訊問前沒有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保持沉默的權利或享有聘請律師或與律師協商權利的情形，德國最高法院認為由此取得的言詞證據也應當排除。而對于違法其他法定程序取得的言詞證據，則主張由法官根據個案的具體情形自由裁量。

2、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

德國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采取利益權衡原則，由法官根據具體情況自由裁量，不能因為在取證過程中產生錯誤就自動排除該證據。而對于涉及侵犯人格尊嚴和自由所得的證據應排除，但是如果該證據用于指控重大犯罪時，則應該承認該證據的證明能力。

3、對“毒樹之果”的排除規則

德國立法上至今沒有對“毒樹之果”的效力作出規定，但對于特定違法手段如非法監聽獲得的證據及其衍生證據，只能用于指控被告人反對和平、危害外部安全等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犯罪。在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存在一種稱之為“波及效”的理論，認為由非法證據衍生出的證據只要有證明力，就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根據。

（三）兩大法系國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異同點評析

英美法系主要是判例法國家，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是在這些判例的基礎上形成的，大陸法系國家關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起步較晚，仍然存在重實體、輕程序的現象，法官的自由裁量在這一規則中發揮很大作用。但隨著國際上普遍對保障人權的關注，大陸法系國家的訴訟價值也逐漸向程序正當傾斜，并逐步完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總而言之，兩大法系對于這一規則存在相同與相異之處。

兩大法系均對非法言詞證據持絕對排除態度。英美法系國家稱之為“非任意自白排除規則”，大陸法系國家為了追求實體公正，并未設置證據規則，雖立法上也排除了非法言詞證據，但是排除范圍比英美法系國家狹窄。

對于非法實物證據，除美國、俄羅斯、意大利外，大多數國家并不自動排除。例如英國，德國，日本，雖然所述法系不同，但對于非法實物證據，均使用以裁量派出為主的混合模式，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但這些國家在利益權衡的標準方面存在不同。德國重在衡量取證手段是否侵犯人的尊嚴與自由，而日本重在衡量取證手段是否“重大違法”。

三、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現狀

對于非法取證的行為，尤其是對刑訊逼供的反對，可以追溯至我國古代立法中。但真正禁止刑訊逼供，應當始于清末沈家本的法律改革。由于歷史原因，改革未能成功。孫中山、毛澤東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刑訊逼供，但是都未將其入法。

我國立法對這一規則的最早反映是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雖然有所反映，但這項條文未明確規定法律后果，其司法實踐效果可想而知。1996年3月17日，《刑事訴訟法》修改，但對于刑訊逼供的規定仍然沿用1979年《刑事訴訟法》條文，沒有絲毫改動，以至于造成了趙作海沒有殺人卻被判死刑并入獄服刑長達8年之久的重大冤假錯案。1994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審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體規定》第四十五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這是我國第一次對非法收集證據的后果加以規定。199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刑事訴訟法解釋》第六十一條再次確認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的規定。1999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二百六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1998年5月14日公安部頒布的《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五十一條規定：“公安機關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以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或者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

這些規定在一定程度上確立了非法言詞證據排除規則，但都是一些原則性規定，未對具體程序及后果作出詳細規定，因此也難以在司法實踐中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2013年1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第五十五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接到報案、控告、舉報或者發現偵查人員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應當進行調查核實。對于確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提出糾正意見；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除此之外，2012年11月5日審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對刑訊逼供的具體表現、非法證據排除的請求方法、非法證據的審查方法等也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

至此，我國法律完整的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寫進法律，并規定了其法律后果，讓這一規則有了約束力、威懾力。這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發展歷史上是一個里程碑，這些條文的確定，讓理論界與實務界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爭議大大減少，其剛性規定也將大大減少偵查過程中出現的刑訊逼供現象。

四、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司法實踐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運用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適用的目的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為何在世界范圍內被廣泛運用，各國紛紛將其入法，這與這一規則的目的息息相關。首先，是為了刑事訴訟中證據的真實性。非法取得的證據往往存在一定的虛假性，不能真實反應案件的情況，影響案件真相的發現。尤其是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往往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脅迫、欺騙等情況下所做的供述，其虛假性就更難以被發現；其次，為了保證程序公正。如前所述，大陸法系國家往往追求案件的實體公正而對程序公正有所忽略，我國也不例外，取證是程序問題，排除非法證據在哪很大程度上是排除非法取得的證據，并且刑訊逼供嚴重者可入刑，這一規定規范了偵查人員的取證行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確保程序公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為了保障人權。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樣享有人權，其合法權益不能被非法侵犯。刑訊逼供很明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因此，排除非法證據是我國對人權保障的一大進步。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效力

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應當予以排除。也就是說，只要是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無論其真實性如何，都要一律排除。這是一個剛性規定，不存在任何可自由裁量之處。而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如書證、物證等，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這體現了我國對于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是一分為二判斷的：對于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首先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例如勘驗、檢查、搜查、提取筆錄或者扣押清單上沒有偵查人員、物品持有人、見證人簽名，或者對物品的名稱、特征、數量、質量等注明不詳的），在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后，可以采用，否則，不得采用；其次，對于根本不會影響司法公正的瑕疵，則不需補正或作出解釋。由此可見，實物證據是否影響司法公正以及補正、作出的解釋是否合理，都是可以由法官自由裁量的，因此對于實物證據的排除相對于言詞證據的排除就相對寬松。

3、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

我國刑訴法第五十六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情形的，應當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法庭調查。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對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依法予以排除。申請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由此可以看出，非法證據排除的啟動可以是由法院依職權發現并啟動，也可以由當事人一方提出，但是，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材料，被告方要承擔初步的舉證責任。在發現或提出非法證據后，法院會進行庭前會議、法庭調查，在此階段，由偵查人員負舉責任。

也就是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舉證責任由控訴方與偵查機關承擔，這與我國“誰主張，誰舉證”的證據規則不一致，主要是因為相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控訴方跟偵查機關是強勢一方，舉證能力也強，訴訟中舉證能力較強的一方承擔更多的舉證責任，這是糾紛雙方當事人平等對抗的體現，其次，對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證人等提出的非法證據，控訴方與偵查機關自然是主張其證據合法，并加以證明，這實際上也是“誰主張，誰舉證”規則的體現。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實踐中出現的若干問題

1、公檢法機關運用時出現的問題

排除非法證據，必須依靠法庭審理時予以排除，因而，審判庭尤其是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前文提到，在排除實物證據時，法官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而證明證據合法性從主觀上說，就是要使法官能夠排除合理懷疑，做到內心確信，通過證據說服法官相信其取證行為合法。但是何謂“非法實物證據”、何謂“合理的解釋”何謂“內心確信”存在主觀差異，在實務中容易引起爭議。也就是說，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證明標準認識不一，對于不同的職業，如公安人員、律師、檢察人員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因此，合法與非法之間的界限、合理與不合理之間的界限問題直接影響到排除證據的范圍，檢察官在決定是否起訴、法官在裁定是否排除某一證據時，必須有一個明確、肯定、全國統一的標準，否則，很容易引起參與案件、負責不同階段的司法人員各行其是，引起爭議。

2、引發的社會問題

我國最近幾年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方面有所側重，體現了程序公正。但是對于社會上普通大眾來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是犯了“滔天大罪”、罪不可赦的人，對于這些人就一定要找出證據、為民除害。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現在卻要將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違法犯罪行為的證據排除掉，普通民眾可能就難以理解，以至于無法接受，就會引發輿論的熱潮。

其次，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為了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這一規則被合理運用自然能夠促進人權保護，但是不能排除這樣一種可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以此作為自己的“擋箭牌”，濫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來企圖保護自己，或者在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明明是罪犯卻拒不認罪，頑固抵抗。這種情況也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當時造成了社會治安狀況惡化，司法效率低下、被害人權益得不到應有保護的階段，社會上有人把犯罪率上升歸咎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適用，這一規則也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因此，如何運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這把雙刃劍，也是我們現階段需要考慮的問題。

五、完善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思考

（一）完善非法證據排除的審查程序

我國《最高檢規則》第446條規定：“審判人員認為可能存在刑事訴訟法第54條規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其他證據的情形，需要進行法庭調查的，公訴人可以參照前款規定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公訴人不能當庭證明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需要調查核實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或者延期審理。”第447條規定：“公訴人對收集證據的合法性進行證明后，法庭仍有疑問的，可以建議法庭休庭，由法院對相關證據進行調 查核實。法院調查核實證據，通知檢察院派員到場的，檢察院可以派員到場。”

這兩條規定看似確立了我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排除程序，保障了非法證據的有效排除，但是并未從根本上對非法證據進行排除。我認為非法證據的排除不僅僅是應用上的排除，不僅僅是不作為定案的依據，更嚴格的說，應該無法讓非法證據影響到法官的審理，排除非法證據對法官的影響。因為從人的認知角度而言，如果已經知道了某項證據的存在及內容，卻要求法官在裁判時不受這些證據的影響，這是比較困難的。美國在這一方面的做法比較合理：被排除的證據不得在審理事實的法官面前提出，這才能真正起到排除非法證據的目的。我國的法庭審理階段還是會讓法官接觸到某些非法證據，從而對法官審理案件造成影響。我國還規定了庭前會議：“開庭審理前，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排除非法證據，人民法院經過審查，對證據收集的合法性有疑問的，應當召開庭前會議，就非法證據排除等問題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但是這項規定僅僅是了解情況，并沒有做出任何處理規定，還是無法根本排除非法證據。對此，我國應當完善審查規則，建立庭前審查處理制度，在庭前盡量排除非法證據，保證法官不受非法證據的影響。

（二）完善司法體制，踐行審判獨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五條規定：“人民法院獨立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法院是我國的審判機關，理應享有獨立審判權，其他機關與社會團體、個人僅僅應當起到監督作用，而不是支配法院的審判權。但是在現實生活中，人民法院的獨立審判權明顯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

首先，受到政府的壓力。眾所周知，我國法院的經濟來源受同級人民政府支配，政府掌握法院的經濟命脈，因此，法院受政府的影響是非常大的，這一點在行政訴訟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我國行政訴訟中政府敗訴率極低，難道行政訴訟這樣的“民告官”行為都是民眾在“沒事找事”嗎？顯然不是的。法院怎么會得罪自己的“衣食父母”呢？從這一點看來，法院受政府的影響還是很大的。如何讓法院不受或者少受政府影響，交叉管轄就比較好的解決了這一問題。讓其他地區的人民法院處理易受同級政府影響的案件，不失為一個好辦法。其次，受到同級人大的壓力。人民法院由人大產生，因而對人大負責并受其監督，法院院長的任命也是由人大決定，人大對于法院審理的案件也有質詢權，因此人大對于法院的審判權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再次，受到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壓力。檢察院對于法院審判的案件可以進行抗訴，檢察院進行抗訴就會引起案件的再審甚至改判，這樣不利于法院的績效考核，而證據都是由檢察機關提交給法院審理的，法院如果排除了檢察院提交的證據，勢必影響檢察院的控告職能。為了法院的審判獨立，應該檢法分離，審判獨立。最后，受到社會輿論跟民眾的壓力。隨著互聯網的發展，民眾的知情權得到大幅度提升，社會輿論也越來越起到引導社會價值觀的指向標的作用，網民的力量是無窮的，媒體跟民眾的力量大到足以改變法院的判決，例如“藥家鑫案”、“鄧玉嬌案”，幾乎都是在社會輿論的控制下法院進行的判決，這看似我國越來越注重民意，但是實際上，民眾對案件的真實情況掌握到底有多少？民眾對證據的掌握到底有多少？民眾的法律水平到底有多高？就能隨便對案件進行如此大的影響？法院才是審判機關，民眾要做的是監督，不是支配，我們要相信法官的專業水平，會給社會一個滿意的答復。

（三）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提高法官辦案水平

現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法官是從部隊轉業或者其他途徑轉行的，并沒有經過嚴格的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因而在一些專業問題方面，明顯知識儲備不足，雖然他們有一定的判案經驗，但是從事法律這一職業不是靠經驗就能做好的，需要專業知識作為支撐，當然經驗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為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中，除了絕對排除的 非法言詞證據，對于非法實物證據是需要法官自由裁量是否應該作為定案根據的，在這個方面，如果法官沒有足夠的專業法律知識，如何判斷取證是否違法，如何判斷偵查人員做出的解釋是否合理呢？如果做不到這些方面，又如何能公正的作出判決，樹立司法權威呢？因此，就要完善法官職業準入制度，讓擁有專業知識、專業素養的優秀法律人去擔任法官一職，讓專業知識充實法官隊伍。同時，對于現任法官，建立健全在職法官學習制度，不斷補充學習法律知識，提高自身專業素質。最后，法官也要潔身自好，把握好公正的天平，對于應當排除的非法證據堅決排除，樹立法律權威，保障人權。

（四）提高律師訴訟地位，防止冤假錯案

律師是國家法律工作者，是為社會服務的專業法律工作者，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專業人員。律師制度是建立在保障人權基礎上的刑事訴訟制度的關鍵一環，刑事辯護律師自身的權利是否得到保障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在現實生活中，刑辯律師在刑事辯護中其自身的權力得不到保障，從而使辯護困難重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在日常的刑事辯護中，辯護律師會遇上各種各樣的困難。例如，辯護律師會遇到閱卷難、調查取證難、會見難等問題。刑法第306條設定的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更使律師在行使本已十分有限的調查取證權時，顧慮重重，惟恐觸犯該條而身陷囹圄，因此不能不在調查取證時淺嘗輒止。

除了這些制度上的困擾之外，訴訟律師內心也存在一些糾結之處。對于普通民眾觸犯了刑法，被法院判刑之后，就會惹來媒體曝光、社會關注。辯護律師在對其進行辯解時，就會頂著巨大的社會壓力。畢竟觸犯了刑法之人是罪犯，有社會危害性，例如這時，辯護律師對其進行辯護，往往的不到民眾的理解與支持，甚至還會受到一些媒體的攻擊。那么，基于這個因素，有的辯護律師就會對罪犯的辯護不是那么盡心盡力。律師的權利得不到保障從而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得不到保障。其次，律師與“公檢法”三方地位嚴重不平等。“公檢法”與律師就像是在打麻將，律師是被強拉去充數的，而且律師不準“胡”，“胡”了也不能說。這形象的說明了律師難以與“公檢法”對抗。因此，要保障律師權利，首先就要提高律師地位，使控辯雙方地位平等，讓律師不再低“公檢法”一等。在制度方面，要“保障律師的閱卷權和調查取證權，建立庭前證據展示制度，保障律師通過正當途徑獲取充分證據的權利，以便及時提出非法證據排除，保障律師的會見權,鞏固律師刑事辯護豁免權制度，保障律師正當執業權利,保障律師尋求司法救濟的權利”。這需要國家立法支持，用法律強制力來保障律師權利。

六、結束語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于保障人權、打擊刑訊逼供等犯罪行為、防止冤假錯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國在這一方面的法律正在逐步完善，其取得的現實意義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我國相當于“舶來品”，我國對此項制度的立法與司法配套制度還有不足之處，應當借鑒美國等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可取之處，不斷完善對于這一制度的配套措施，真正做到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證人、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保障人權。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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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對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證據予以排除的統稱，也就是說，司法機關不得采納非法證據，將其作為定案的證據，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非法證據的范圍

非法證據的范圍包括：

1、執法機關違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2、在超越職權或濫用職權時制作或提查收集證據材料；

3、律師或當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調查收集的證據材料；

4、執法機關以非法的證據材料為線索調查收集的其他證據。

編輯本段意義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試點項目啟動暨研討會

有利于司法機關嚴肅執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員非法取證行為。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使執法人員在實施違法行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非法證據的排除，是對司法機關調查取證工作的最終的否定和譴責。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監督執法機關，在執法機關采取非法手段調查收集證據時，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有權拒絕，并在以后訴訟程序中要求要求排除。要想否定一項訴訟行為，最有效的莫過于其無效，而想制止辦案人員的非法取證行為，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宣告其違法獲得證據不具有可采性。從而督促司法機關守法并依法辦案。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于徹底糾正違法行為，防止或減少冤假錯案。實踐中，造成冤假錯案的原因無不與辦案人員違法取證有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盡管可能放縱犯罪，但其最大優點就是要保證言詞證據的自愿性，從而達到定罪處罰的準確性的目的。

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

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試點項目研討會

非法證據規則有利于切實保障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能促進公安、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否在刑事訴訟中確立，存在一個價值權衡的問題，如果允許將非法取得的證據作為定案證據，對查明案件的真實情況，實現國家刑罰權是有益的，但這樣做是以破壞國家法律所確立的秩序和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為代價的。反過來，如果對非法證據予以排除，又會阻礙對犯罪的查明和懲治，這與該國的刑事訴訟目的、主導價值觀念，對公民個人權利重視程序等因素都是相關的。該規則的確立，是一國文明水平的標志，它體現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法制觀念的轉變，即從懲罰犯罪第一到注重保護人權的訴訟觀念的進步。

編輯本段法系比較

程序不同

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采取強制排除主義。而在德國的刑事司法中，采取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相應性原則，或稱權衡理論，法官首先確定所爭論的證據的取得是否違反了法治原則，如果違反了，必須排除該證據的適用。如果沒有被排除，再由法官衡量各方面的因素，然后決定是否排除有關證據。這招致了強烈批評，認為這樣做只會讓偵查機關心存僥幸，促使偵查機關為破獲大案而不擇手段，因為只要能夠借非法證據破獲更大宗的犯罪，則取證行為的瑕疵或非法將弱化，不會導致相關證據被排除。

目的不同

美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警察在取證中的違法行為。德國的非法證

據排除規則的主要目的著重于保護個人權利和執法需要兩者之間的平衡。

方式不同

美國以案例方式確立各種非法證據排除的方式。德國以德國憲法為根據，具體的規則體現在其刑事訴訟法中，案例沒有法律效力。

搜查與扣押的關系不同

在美國，如果搜查是非法的，則搜查后扣押的證據就是非法證據。而德國則把搜查和扣押分開來分析，即使搜查是違法的，也不必然導致通過該搜查行為所獲得的證據被排除。編輯本段適用范圍

1、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的排除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實物證據（包括信息）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它構成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主要內容。這些非法證據的取得，主要發生在逮捕、搜查和扣押的過程中。

在美國，進行逮捕、搜查和扣押必須有“可能成立的理由”，而且該理由必須在逮捕、搜查、扣押之前就已經成立，不能以逮捕或搜查中所得的證據來證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更不能以逮捕以后偵查過程中發現的證據證明逮捕和搜查的合法性。除非在警察在場時犯重罪或警察雖不在場，但有合理根據相信犯罪嫌疑人犯有重罪的情況下，必須有法官簽發的逮捕證才能執行逮捕；除非搜查附屬于一個合法的逮捕行為，或搜查得到當事人的同意，或有特殊情況而使進入搜查是合理的行為的情況下，必須有治安法官簽發的搜查證才能進行搜查。而簽發逮捕證或搜查證的程序極為嚴格。

逮捕并非取證行為，但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密切的關系：⑴在逮捕的同時會進行搜查，如果逮捕不合法，則搜查所得的證據要被排除；⑵如果逮捕不合法，在逮捕后，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了自愿的供述，這種供述也會因為是“毒樹之果”而被排除；⑶刑事司法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權利保護始于逮捕，包括沉默權、獲得律師幫助的權利等，如果在逮捕時違反任何一項權利，都有可能導致啟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后果。

而搜查和扣押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關系更為直接，任何遭受非法搜查和扣押所侵犯的人都可以向地區法院提出動議，要求不得將在下列情況下所取得的物品當作證據使用：⑴該物品是在沒有搜查證的情況下非法扣押的；⑵搜查證不符合格式要件；⑶所扣押之物品不是搜查證上所指明的物品；⑷缺乏簽發搜查證所必須具備的合理根據；⑸搜查證之執行不合法。法官應當判定該動議有關的任何證據是否合理。如果該動議被批準，該扣押之物品不得在任何聽審或審判中被采納為證據。

2、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的排除

在美國，非法取得的言詞證據，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陳述。該憲法性的原則規定可分為五項獨立的規則：⑴不得強迫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證，即回答法庭的詢問，如果他自愿放棄這個權利，則可以作證，即在法庭上接受交叉詢問；⑵在刑事、民事或立法聽證的案件中，任何人有權拒絕回答可能使其受到刑事追究的問題；⑶警察及其他政府機構不得使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脅，或以不合法的、超出權力的允許以獲得自白或陳述；⑷進行詢問的警察、法官或其他司法官員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詢問之前必須遵守米蘭達規則，主要是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保持沉默和得到律師的幫助；⑸違反這些規則所取得的自白或陳述將被排除，不得用作對被告人不利的證據。供述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自己違法行為所作的完整的陳述，須具備下列因素：⑴供述必須是完整的承認犯罪；⑵供述必須承認犯罪和其中的重要構成；⑶供述必須能證明犯罪本身而不需要再進行推論。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刑事訴訟中非常重要的證據。從警察的角度講，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中得到供述對及時偵破案件和對被告人定罪是十分有利的，但這樣往往可能

使警察有意無意的濫用職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根據聯邦憲法，如限制警察的權力，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權利。其中最常用的方式就是賦予被告人沉默權等。非法取得供述的方式包括強迫和引誘等。任何用強迫、引誘、精神上和身體上的威逼，答應給予免于或從輕處罰的允許等欺騙手法得到的供述，都不能作為證據采納，而必須在審判時加以排除。

言詞證據還包括承認，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可能用作反對他自己的證據，分為陳述和行為。與供述不同的是，陳述可以是對犯罪事實的某個片段的認可。由于承認可能是以行為或下意識表示的，所以承認不像供述那樣有嚴格的程序和要求，可以不受“不得被迫自證其罪”的限制，從而承認被排除的可能性比較小。

3、違反正當程序取得的非法證據的排除

違反正當程序取得的非法證據主要指違反法律的規定而取得的證據。該含義主要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刑事訴訟的關鍵階段包括：⑴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的某些辯認的程序；⑵警察或檢察官試圖得到被告人有罪陳述的程序；⑶第一次出庭；⑷答辯程序；⑸法庭審判前的聽審程序；⑹審判程序。在這些程序中，如果沒有律師在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沒有放棄得到律師幫助的權利，則在這些程序中所獲得的有關證據將被排除。

除了前述原則中特有的例外情形，還有一些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情形。

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不適用于大陪審團審理

在美國聯邦訴訟中還保留了大陪審團制度，其主要功能在于：⑴審查證據，以決定證據的充足程度是否達到簽發起訴書的標準；⑵與起訴方合作，發現起訴材料中尚未包含的證據。由于大陪審團審理的結果并不是對被告人的最終定罪，所以不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

2、善意的例外

意指如果執行搜查、扣押的偵查機關本于善意相信自己執行的行為是合法的，縱然事后確認該搜查、扣押行為違法，則因此得到的證據不在排除之列，例外的可以被保留下來。

3、反駁的例外

一些非法的證據不能直接作為認定被告人有罪的證據，但可以用來反駁被告人，證明其前后陳述的矛盾，降低其可被信任的程度。

編輯本段操作程序

1、提出排除非法證據的主體

一般情況下，由非法證據取證過程中的受害者，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權提出排除非法證據。

2、提出排除非法證據動議的時間

傳統的方式是在審判期間，現在更多的則采用在法庭審理前提出動議。

3、聽審結果

由法官主持聽審的，由法官作出裁決；不是由后來決定案件的法官，而是由較低級的司法人員主持的，由于其無權作出裁決，而只能作出建議。

（一）憲法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第37條第三款規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39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第40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

關或者檢察機關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對通信進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這些規定從憲法的高度規定了公民的權利。

但是，關于財產的規定，以“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代替的財產，使得不具操作性。因為財產是否合法應由法院裁判，在此之前，任何財產都不受侵犯；由于所有權的權能可與財產本身分離，因而侵犯具體的財產未必涉及財產的所有權。

（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50條規定：“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必須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夠證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無罪、犯罪情節輕重的各種證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必須保證一切與案件有關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觀地充分地提供證據的條件，除特殊情況外，可以吸收他們協助調查。”

刑訴法第91－118條對證據取得的程序也做了較明確、細致的規定，但缺少在對有關財產進行搜查和扣押時對偵查人員的限制的規定。特別是搜查證在中國由公安機關負責人簽發，與大多數國家由法官簽發大不相同，實際意義不大。

（三）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凡經查證確實屬于采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140條也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獲取供述。”第160條規定：“……不得采用羈押、刑訊、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獲取證言。”第265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以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陳述、證人證言，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

鑒于刑訊逼供的嚴重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又下發了《關于嚴禁將刑訊逼供獲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作為定案依據的通知》。

從上述規定看，中國似乎已經確立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但實際上并沒有形成一種制度，沒有相應的實施程序，也缺乏必要的理論研究。

編輯本段規范體系

1、刑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要兼顧追訴犯罪和人權保障，涉及到國家公權力和公民權利的分配和運用，因此它又是一個憲法問題，故應完善憲法的有關規定，特別應在《憲法》中明確：個人的人身、住宅、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非有法定理由、履行法定程序，不得拘捕、搜查、扣押。

2、修改《刑事訴訟法》，借鑒美、德等國的經驗，結合中國國情，對排除非法證據作出明確細致的規定。具體應包括：⑴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權，刪除“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的規定，反對自證其罪；⑵嚴格規定訊問的時間和地點；⑶放寬對律師在偵查階段介入的限制，訊問時應當有律師在場；⑷完善第43條，明確刑訊逼供所取得的證據，包括實物證據與言詞證據，一概不得作為指控被告人有罪的證據；⑸明確威脅、欺騙、引誘等概念，分別合法與不合法的情形；⑹將簽發逮捕證或搜查證的權力賦予法官；⑺細化一些規定，包括在何種情況下始得于夜間訊問或搜查；⑻對一些新的偵查手段，包括竊聽、網絡監控、利用儀器探測等，也要有所規定，明確何為合法搜查。等等。

3、出臺《證據法》，明確證明責任和證明標準，結合《刑事訴訟法》和司法實踐，確立完整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體系。

第五篇：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出臺，從法律上規定了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定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內容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實體性規則，主要是對非法證據特別是非法言詞證據的內涵和外延進行界定。

二是程序性規則，主要是對排除非法證據問題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包括具體審查、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和對證據合法性的證明責任、證明標準及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問題。

對非法證據的排除設置了怎樣的具體程序

《非法證據排除規定》對如何排除非法證據規定了具體的操作規程，這也是本規定的主要內容，對于避免因為采納非法證據而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將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具體說來，該程序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步驟：

1、程序啟動。在法庭調查過程中，被告人有權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并提供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2、法庭初步審查。程序啟動后，法庭應當進行審查。合議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可以直接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進行調查；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則由公訴人對取證的合法性舉證。

3、控方證明。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4、雙方質證。公訴人舉證后，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取得是否合法的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5、法庭處理。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問題作出裁定：如公訴人的證明達到確實、充分的程度，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法庭確認該供述的合法性，準許當庭宣讀、質證；否則，法庭對該供述予以排除，不作為定案的根據。[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

為規范司法行為，促進司法公正，根據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結合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和司法行政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一條 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于非法言詞證據。

第二條 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三條 人民檢察院在審查批準逮捕、審查起訴中，對于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能作為批準逮捕、提起公訴的根據。

第四條 起訴書副本送達后開庭審判前，被告人提出其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書面意見。被告人書寫確有困難的，可以口頭告訴，由人民法院工作人員或者其辯護人作出筆錄，并由被告人簽名或者捺指印。

人民法院應當將被告人的書面意見或者告訴筆錄復印件在開庭前交人民檢察院。

第五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在開庭審理前或者庭審中，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之后，應當先行當庭調查。法庭辯論結束前，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也應當進行調查。

第六條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應當要求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證據。

第七條 經審查，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問的，公訴人應當向法庭提供訊問筆錄、原始的訊問過程錄音錄像或者其他證據，提請法庭通知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出庭作證，仍不能排除刑訊逼供嫌疑的，提請法庭通知訊問人員出庭作證，對該供述取得的合法性予以證明。公訴人當庭不能舉證的，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五條的規定，建議法庭延期審理。

經依法通知，訊問人員或者其他人員應當出庭作證。

公訴人提交加蓋公章的說明材料，未經有關訊問人員簽名或者蓋章的，不能作為證明取證合法性的證據。

控辯雙方可以就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問題進行質證、辯論。

第八條 法庭對于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有疑問的，可以宣布休庭，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必要時，可以通知檢察人員、辯護人到場。

第九條 庭審中，公訴人為提供新的證據需要補充偵查，建議延期審理的，法庭應當同意。

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通知訊問人員、訊問時其他在場人員或者其他證人到庭，法庭認為有必要的，可以宣布延期審理。

第十條 經法庭審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可以當庭宣讀、質證：

（一）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未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的；

（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已提供非法取證的相關線索或者證據，法庭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沒有疑問的；

（三）公訴人提供的證據確實、充分，能夠排除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屬非法取得的。

對于當庭宣讀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應當結合被告人當庭供述以及其他證據確定能否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一條 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訴人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十二條 對于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意見，第一審人民法院沒有審查，并以被告人審判前供述作為定案根據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對被告人審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進行審查。檢察人員不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或者已提供的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的，被告人該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三條 庭審中，檢察人員、被告人及其辯護人提出未到庭證人的書面證言、未到庭被害人的書面陳述是非法取得的，舉證方應當對其取證的合法性予以證明。

對前款所述證據，法庭應當參照本規定有關規定進行調查。

第十四條 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第十五條 本規定自二〇一〇年七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