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代史料讀后感

侯先成 地理科學（1）班 1409080540010 查到的書籍《辛亥，搖晃的中國》張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辛亥:搖晃的中國》晚清民國大變局；從這里，讀懂百年中國！

1、一盤很大的棋！2011年，辛亥百年沖擊波，海峽兩岸盛典迎接，要下一盤很大的棋。新年1月開始，超千萬人氣教授張鳴首發力作《辛亥：搖晃的中國》，聚焦大清王朝最后歲月、民國肇造第一篇章，領銜角色有袁世凱、馮國璋、黎元洪、張宗昌、譚延闿、汪精衛、張彪、吳祿貞、蔭昌、瑞澄、良弼、載穆、端方，等等，好似一部從晚清到民國的百年動作大片。研究這一類歷史人物，《辛亥:搖晃的中國》以了解之同情的態度認為，制造過量的英雄，結局是沒有英雄。

2、一部揭開百年真相的國史讀本！正如今天維基解密和阿桑奇的背后故事，真相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辛亥：搖晃的中國》潛心研讀原始資料和真實案例，開門見山解析武昌起義真相，為什么能成功于一次偶然的事件，當初這個看似必敗的起義局面，何以居然使得中華帝制大停擺？追尋歷史的真相，永遠是這么重要。人說右派文筆喜歡說真話，說經過思考的真話。細看辛亥革命全景圖，晚清民國大變局，歷史成敗關鍵也許只有1%，今天讀懂辛亥你會明白100%。

3、一段精彩不輸三國的歷史！百年中國，回望辛亥——農民：不許革命；學生：學堂不能碰；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幫會：趕個革命的熱鬧；陜西：一省六都督的故事；山東：藝人活演“打登州”；浙江：咱們商人有力量；江西：假印章、破機槍和大都督；湖南：白條兒封官記??去臉譜化的歷史，檢討國民復雜人性；講細節性的故事，重尋百年變局源頭。革命者、立憲派、保皇黨、投機客，虛虛實實，停停漲漲，教科書上呆板的人被這些瑣碎撐起來，就有血有肉，活了。

4、《辛亥:搖晃的中國》讀懂尚武中國！清末時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號召士人棄文從武。人們到了日本，尋找日本強大的原因，說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強大，就是因為有這尚武精神。《辛亥：搖晃的中國》獨家奉獻1911年日本繪制的武昌起義地圖，特別附錄理解晚清民國的二十個關鍵詞，首義、情勢、會黨、尚武、軍國、留日、八旗、殉節、商團、學堂、辮子、旗幟、暗殺、炸彈、報禁、新軍、國會、選舉、軍費、稅金，讀懂這些微博摘錄，要比說一句萬惡的舊社會管用得多。

如果有人看了此書，不再像過去那樣，把這場革命符號化，從歷史書的雷池里爬到了邊上，我就心滿意足了。

——張鳴

去臉譜化的歷史，檢討國民復雜人性。講細節性的故事，重尋百年變局源頭。

圖書簡介：蔭昌辛亥革命能夠成功，大清王朝倒臺，從滿人方面考慮，在軍事上，有兩個人是當是禍首，一個是瑞澂，一個是蔭昌。瑞澂后來的遺老們一提起他來，牙根都恨得癢癢。一起商議說要給他一個謚號，叫“罪首”，不知道清廢帝小宣統，真的這樣謚了沒有？良弼清末滿人沒有人才，尤其沒有軍事人才，只是一個大概的說法，要說一個沒有，倒也不是??

作者張鳴用材料和邏輯把很多問題講得很清楚，事實和邏輯結合起來就可以說清楚很多問題，是很有說服力的。

我讀了學者張鳴的作品《辛亥：搖晃的中國》。不覺被書中的歷史背景所吸引，以前沒有對辛亥革命前后二十年間的歷史做以系統了解，此番閱讀，收獲不小。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創建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國。它雖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主義的統治問題，使中國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民主國家。但它為中國人民建立了豐功偉績，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產生了深刻影響。因此，多年以來，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一直是個熱門話題，相關著作大量問世。然而，客觀地說當下有關辛亥革命的書，寫得好讀而又有思想的，少之又少。因為辛亥革命經過國、共兩黨上百年的頌揚，早已成為了一個神話，乃至中國人精神上的一個圖騰，一個無話可說的話題。而張鳴先生的這本書，向我們揭示了辛亥革命的過程中長久以來被人們忽視的諸多歷史片段，并通過對這些歷史片段的重新建構，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更加客觀、立體的辛亥革命。在我看來，這本書主要有以下幾個優點：

首先，用事實消解神話，還原辛亥革命現場。

張鳴先生對這本書付出了很大心血，他曾說：“一年多以來，幾乎一有空閑，我就埋頭看材料，家里床上地下全鋪滿了書和復印的資料。材料的確看了不少，成百萬成百萬字地在手里過，有時候看上幾天，一個字也寫不出。但這本身就挺好玩，看的時候，不知不覺，原來在老照片看到的人，就浮現在你的眼前，所有的人和事兒，都跳出來，在眼前晃來晃去，這種感覺，無論你寫與不寫，都是一種享受”。

在這本書里，張鳴先生拋開了過去我們一直強調的辛亥革命的必然性，而著重描寫了辛亥革命的偶然性。尤其是對武昌起義的前后過程，以及對在這場起義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人們的描述，讓我們重新了解了在起義過程中，革命黨、立憲派和清政府所扮演的角色。這對于我們準確把握辛亥革命的脈搏，有很好的幫助。

其次，幫助讀者從辛亥革命的角度解讀百年中國政治動蕩的緣由。

張鳴認為，辛亥革命最大的影響，不在于結束帝制中國，而是革命壓過了立憲，激進壓過了改良，從此，中國走上一波比一波更革命、一浪比一浪更激進的不歸之路。回望辛亥，太多值得國人深思和探討的問題——清末統治者的改革是真心還是假意？王朝覆滅，必定是政治紊亂、民不聊生嗎？辛亥革命發生時，中國多數的老百姓，對革命又是怎樣一種態度？為什么清末的改革卻引發一個王朝的崩潰？為什么衰世往往言論和學問紛爭不已？為什么說辛亥革命不是革命派單獨搞成功的，立憲派在這場大舞臺上又扮演怎樣一個角色？張鳴先生在書中，向我們一一解答了這些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深入剖析，最大限度地將一個豐滿的、立體的辛亥革命展現在讀者面前，并以答案為線索，逐步延伸，一點一點地揭示這些問題的答案對于辛亥革命后，緊隨而來的軍閥混戰、國共內戰的影響。如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不重視發動基層群眾這一點，在其日后的革命活動中始終存在，直到第一次國、共合作之后，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才有所改變，但隨著“4?12”事變的發生，又再度回到過去的道路上，并最終因此失敗。張鳴先生這種不畫地為牢，而是站在大歷史背景下解讀問題的視角，可以更全面地展現辛亥革命對中國日后走向的重大意義。

第三，筆法凌厲，寫盡大變革中的復雜國民性。

隨著鴉片戰爭后，國門被打開，國人的思想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中華上國的傲慢自大，被一個個恥辱的失敗沖擊的七零八落，先進的知識分子在深入的自我檢討的基礎上，開始展開對國民性的反思，并產生了像魯迅這樣的思想文化巨匠。張鳴先生在這部著作里繼承了先輩的傳統，通過對那一時期活躍的歷史人物的描摹，寫盡了那個大變革時代的復雜國民性。

我們都知道：這是一場君主專制和民主共和的革命！1911年，歲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槍響，將一個疲態盡露的老大帝國搖晃得如泰山之崩。“砰”，第一聲槍響在武昌打響，這一槍，毀了一個王朝，打通了一個全新的路口，把古老的中國，扳到了另一個軌道上。在中國，第一次出現了沒有君王的政治，在亞洲，第一次有了參眾兩院的民主共和國。

關于辛亥革命的意義，是眾人皆知的。這次革命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國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創立了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家政治制度和政權的組織形式，以及人民的民主權利的《臨時約法》。反帝反封建斗爭，以辛亥革命為新的起點，更加深入、更加大規模地開展起來。

在我看來，它的深遠意義是不容小覷的，但凡事都有兩面，它是一場成功的革命，也同樣是一場失敗的革命！果不其然，張鳴先生認為，辛亥革命，原就是一場沒有準備好的大變革，卻又給中國帶來了深刻的變化。革命成功后，上海的報紙上戲謔地登載這革命先后的變化：“共和政體成，專制政體滅，中華民國成，清朝滅，總統成，皇帝滅，新內閣成，舊內閣滅，新官制成，舊官制滅，新教育成，舊教育滅，槍炮興，弓矢滅，新禮服興，翎頂禮服滅，剪發興，辮子滅，盤上髻興，墮馬髻滅，愛國帽興，瓜皮帽滅，陽歷興，陰歷滅，鞠躬禮興，拜跪禮滅，卡片興，大名刺滅，馬路興，城垣欄柵滅，律師興，訟師滅，槍斃興，斬絞滅，舞臺名詞興，茶園名詞滅，旅館名詞興，客棧名詞滅。”除了制度的變化，其他的只是變化了皮毛。在華而不實的民國，民主自由里當時的人民，相離甚遠。

書中講到滿人入關以后不思進取，只知道吃喝玩樂，一直以來驍勇善戰的八旗兵在清朝看似太平的日子里逐漸武備松弛，人無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過日子，能過一日算一日。所以當西方列強來侵略中國的時候，他們再也不敢跟裝備精良的外國人打戰，只知道一味的簽不平等條約，只要能守住自已的所謂的大清朝，他們寧愿向洋人卑躬屈膝，割地求饒，丟盡了滿人的臉，也丟盡了中國人的臉。當我們為他們的舉動感到痛惜難過，甚至有種恨鐵不成鋼的遺憾時，我相信當時的滿人也不愿如此，只是多年的舒適日子讓他們己經養成了軟弱平庸的劣根性，茍且偷生充斥了他們的每一根神經，他們無法像以往一樣英勇抗敵，馳騁沙場，為國效命，至死不渝！就像我們一樣，當在安逸的生活環境下，又有誰會仍保持那份上進心，堅守自己一生所追求的東西呢？當面對突如其來的危險時，我們也會措手不及，以至于舉手認輸，懇求留一條活路，所以，他們又怎么會堅強起來呢？

作為一個現在的大學生，每次想到那個時代的清朝，那個時候的中國，現在我們需要清醒的認清周圍的環境，了解自己的處境，居安思危，保持一種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只有這樣才不會重蹈晚清的那段覆轍，真正的汲取了歷史教給我們的經驗，就像作者所說的那樣：“人不能太舒服，太舒服也就廢了”。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國人反思的一個艱難過程。”孫中山放棄了繼續改變，將清王朝任然拱手相送給依然野心勃勃的袁世凱，把好不容易有所改變的中國又回歸了原本的它，清王朝的統治依舊存在，人們還是處在水生火熱之中，與我們理想的中國，相隔千里??

張鳴說：“如果有人看了此書，不再像過去那樣，把這場革命符號化，從歷史書的雷池里爬到了邊上，我就心滿意足了。”。是的，過去了就是過去了，當年種種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當我們重新審視這場戰爭，發現把封建帝制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壯舉背后，有著許多精彩的故事歲月已經掩去了如塵往事中諸多細節，而正是這些細節讓歷史更加豐滿精彩，回味無窮。

張鳴在一次訪談錄中說到：我覺得，不能一提到辛亥革命，就想到一個“民主共和”的符號。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制，從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變成了相對先進的美國體制。但是，革命之后的現實告訴我們，這樣的制度，落到實處，的確大有困難。在我看來，辛亥革命帶給中國和中國人的，其實是革命后的制度困擾和變革的焦慮。革命給當時的民眾帶來的種種不適應，不是短期能夠消解的，今人也很難體會。通過這本書，我希望人們不要以為變革之后就能一勞永逸地打破不滿，希望人們能都更多地去反思，尋找最適合的發展道路。從字里行間看，張教授似乎認為進行漸進式的改良要比激烈的革命更適合中國當時的國情，且造成的傷害也很小。他用較大的篇幅，列舉諸多的事例突出辛亥革命的偶然性，并以此來論證，君主立憲制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優于民主共和制。

對此，我有不同的看法。雖然歷史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混合體，但筆者堅信辛亥革命從長的歷史縱深來看是一種必然。武昌首義有其偶然性，但是武昌首義之后沒幾天就有數省響應，恰恰說明革命黨起義成功有其必然。或許由于偶然性，中國由清朝進入君主立憲的政體之中，但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君主專制對人們的影響尤其是對當政者即君主立憲制下的皇帝及其所代表的皇族的影響，會使得君主立憲同樣有名無實。清政府迫不得已推行君主立憲，實際上是為了維持鞏固加強自身的統治，而不是真正著眼于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來真正實行自由民主。這一點，從他們推行預備立憲過程中的扭扭捏捏、磨磨蹭蹭就能看出來。不能把改革幻想寄托于腐敗的清政府手里。

我認為，就算中國人在清末能夠走上君主立憲，早晚還是需要一場革命來將其推翻。我們不能由于革命給我們帶來的損失就否定革命，尤其是否定辛亥革命和其后的革命。這就像為了治病做手術結果由于沒有處理好傷口又有些感染，就因此否定手術的必然性一樣。革命是我們中國人在落后于西方的情況下奮起追趕的不得不忍受的陣痛。我們所要做的是珍視革命帶來的成果，用革命的勇氣和精神去鼓勵現在的人們奮發圖強，勇往直前。

我想，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們更應該在平時的閑暇的生活中了解這段歷史，了解這些偉人們的豐功偉績，從而來珍惜今天這來之不易的生活。我也希望，我們能在成功中尋找失敗，在失敗中創造成功。認真反思自己走下的每一步，開創更燦爛的未來，建設更美好的中國！

第二篇：30·史料讀后感

30·史料讀后感(1)

近日來讀明史，嘉靖年間有一們宰相叫嚴嵩，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傾朝野，顯赫一時，行賄者熙熙攘攘，他不想貪污受賄都難，30·史料讀后感(1)(2)(3)。因為下邊是千方百計走后門，挖空心思的送禮，目的地是看中他手里邊的權柄。用今天的話說是跑官、要官、買官、賣官。他憑照銀子的多少，給其官職。當官就能夠斂財，俗話說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天高三尺刮地皮。就嚴嵩本人來說，他生下不一定是壞蛋，年輕時勤奮好學，進士出身，他所以官居高位，一是主觀能動性，二是客觀條件，沒有嘉靖皇帝的疏于朝政，沒有皇帝的無比信任，他就沒有貪污受賄的條件。他有學問，是書法家，也是才華出眾，但是他的人之初，性本欲是與生俱來的，再加上封建制度的土壤，出現貪污腐化就不足為奇。所有的官員沒有清廉的，就連海瑞海青天也不是白璧無瑕，他有古怪與殘忍地一面，他結婚三次，餓死幼女，逼死小妾，他辱罵皇帝，險被處死，72歲被啟用，到南京上任，他制做紅板凳，與富人為敵。結怨很多，他的廉潔奉公也是劃問號的。人性與思想方法與嚴嵩相比之下并不矛盾。所以我說歷史上沒有真正的貪官與清官。歷史檔案往往是自相矛盾，難圓其說。歷史之謎太多，誰能夠寫出一部真實性歷史檔案?只有老百姓，但是老百姓又沒有寫出的權力。

遠在春秋時代，吳越相爭，美人計、離間計、珠寶計等等，都是針對人性的弱點，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假公濟私，貪天之功為已有，貪得無厭，貪生怕死，貪圖享受，貪小便宜貪贓枉法，早已有之。

嚴嵩時代有一位翰林叫張居正，他向皇帝檢舉揭發嚴嵩父子的罪惡行徑，終于扳倒他們父子，張居正被提拔為龍圖閣大學士，他改弦易轍，整頓吏治，用考成法考察官員，督促檢查官吏提高工作效率，為老百姓辦好事，辦實事，又加強管理司法部門，舉報打擊貪官污吏，提倡廉潔自律，賞罰分明，一時政治清明，他嚴格求自己，杜絕走后門之風，虛懷若谷，清官名聲大振。然而這位反腐敗斗士，好景不長，他在江陵老家修建了一個書屋，監工就大包大攬，大興土木，層樓疊翠，富麗堂皇，花費幾十萬兩銀子。銀子從哪里來的呢?原來有一位抗倭名將劉顯，因貪污罷官，后被張居正上奏重用，劉顯便感恩戴德，便來個“曲線救國”，給張居正的老父親送銀上門，幾十萬兩。于是張家富甲三楚。御史劉臺揭露了張大學士的罪惡行徑，他自己不得不承認錯誤，“實有其事，不是誣陷”。

當年站在反腐敗第一線的大學士，三年后也是位貪污受賄分子，被削去官職，豈不悲哉?！究其根源社會風氣是難以抗拒的！當我們在電視廣播里邊看到那么些高官在義正詞嚴地反腐倡廉，“不管是涉及到那一級干部，決不手軟，一定要嚴懲不怠。”那是說給老百姓聽的假話，如果當真，就受騙上當了！說不準那位高官就是大貪污犯！胡長清就是一例！俗話說：“自己的刀不能夠削自己的把兒。”要想真的反腐敗，就不能官僚專政，既得利益集團自己不能監督自己，必須有憲法監督來完成，要搞群眾普選，人大，政協，群眾，負起監督責任，！不搞上級任命，搞民主選舉才是反腐敗的唯一良藥，要搞透明政治，老百姓要有知情權！一個缺少被監督的政府是沒有出路的，也不符合世界潮流。因為中國畢竟長在地球上…

1997.3.2史料讀后感(紈绔子弟)(2)

封建社會官宦子弟被稱為“紈绔子弟”，他們仰仗著前輩的高官厚祿，豐富遺產，不務正業，吃喝玩樂，揮金如土，驕奢淫逸，千方百計地享受生活，讀后感《30·史料讀后感(1)(2)(3)》。《紅樓夢》里邊的賈寶玉就是典型人物，說是'銜玉而生'，其實那是騙人的，只不過是為了抬高他的特殊身份的假話。他青少年時代都做了些什么?在女孩子的圈子里邊享受情與欲。他為國為民做了什么業績?沒有。【說得是寶玉，不是曹雪芹啊！】史料沒有記錄在案，所以說史料是勝利者寫出的假話，為的是騙人，青史留名。

《清史》說努爾哈赤是天池仙女所生，是明目張膽的騙人，誰會相信?

《后漢書·袁宏傳》說：“東漢時彭城相袁賀，(今日徐州市長)他的兒子叫袁宏，應該說也是一位衙內，屬于”紈绔子弟“之例。但是他自愛自重從不依靠父親的背景而飛揚跋扈。他從家鄉汝陽來彭城看望父親，徒步而來，到衙門口對守衛說：”我想見一見袁大人。“守衛是勢力眼，見到袁宏土掉渣，穿著打扮不是綾羅綢緞，所以拒絕說：”等著吧--“一連數日不予通報，袁宏還是耐心等待，他始終如一沒有說出：”我是市長少爺，你竟取如此無禮！“終于有一天老婢女出門辦事，驚呼：”大公子怎么不進屋啊?“那門衛嚇得驚惶失措，瞠目結舌，跪下請罪說：”公子恕罪，小人沒有見過您！“袁宏說：”你這樣一來敗壞老爺的名聲，老百姓告狀無門，你應該平等待人才對。“一家人團聚數日后，袁宏還是回老家，父親派車送他，他說”暈車“，還是徒步回家；還是舊衣服。這位自愛自重的袁宏，被后人傳為佳話。

三國時，荊州刺史胡質，其子胡威到父親任所探親，胡威一無車馬，二無童仆，騎上小毛驢，從京城千里迢迢來到荊州，回家時父親給他一匹絹，胡威跪在地上說：”父親為官清正，不知道此絹從何而來?“父親說：”此乃我的俸祿所余，給你當路上的盤纏。“胡威住宿時自己砍柴、作飯、放驢…

胡威后來也當上刺史，廉潔奉公遠近聞名，晉武帝問他：”你的清廉與你父親相比之下怎么樣?“胡威答道：”臣不如父，父清惟恐人知；臣清惟恐人不知，故臣不如父甚遠。“

唐朝時宰相李義琰，住宅連正房都沒有，臨死時，沒有靈堂，生前說：”一國之相，常恐管理不好國家，再創造華屋，增添我之過錯。“一位封建社會的官員尚且懂得先公后私。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儉以養德。“

看來古代人早就明白做為高干與子弟，絕不能搞特殊化，不貪不占，為國為民，做好事，永垂青史。縱觀歷史的風云變幻，改朝換代，幾乎都有是吏治腐敗，民不聊生，老百姓忍無可忍才揭竿而起。

今日的執政者是：全家福

老爹當大官，兒子當大款。

老婆子在家收禮金，兒媳婦摩登去OK，孫子學校稱霸王。

真叫我為之感受到遺憾與悲哀…1997.3.3史料讀后感(公私分明)(3)

公私分明這句話，好說不好做，真正做到的人乃是鳳毛麟角，假公濟私的反而隨處可見，因為人是自私自利的動物，貪婪與占便宜是人的本能，受騙上當也是貪圖小便宜所致。

《后漢書》中記載東漢時代有一位揚州刺史叫巴祗的，夜間與老朋友對坐在官衙內，從不點燃燈火，摸黑與朋友聊天，朋友好生奇怪，問他是不是沒有燈油了，他說有許多，朋友問他為什么不點燈呢?他笑嘻嘻地說：我們朋友之間閑談乃是私人之間的事情，而燈油是公家的。那人問：有人管不成?他說：當然沒人過問，但是我自己嚴格要求我自己，螞蚊之穴，一潰千里，防微杜漸，公私分明乃是為官的起碼要求。是貪得無厭的起點，如果不注意的話，就會走進貪污腐化的行列。”朋友十分感動地說：天下所有的官員如君者，何愁不政治清明，天下為公啊！

現代人看來未免可笑，愚蠢，整景，榆木腦袋。現代辦公大樓富麗堂皇，大白天燈火通明，司空見慣，見多不怪，有個民謠說：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傻瓜才不拿。所以貪污腐化，盛極一時，長盛不衰，前腐后繼，后浪推前浪，看看歷史，真是愧對先輩。

三國時代，魏國的兗州刺史叫裴潛的，他在任上制作一件可以折疊的躺椅子，供他下斑后享用，后來他被調離兗州，臨別時，他將躺椅掛在柱子上，留給下一任享用。他認為那是公家的財產，自己不能夠帶走。

唐朝嶺南節度副史柳比(pin珍珠)，他的官衙院落里邊有一棵橘子樹，成熟后，他品嘗了幾個，便按市價交費。

明代吏部尚書王恕，退休時，朝廷派出車輛送他回老家，但是他自己出錢雇傭了車輛叫夫人與兒女乘坐，沿途他自己住驛站，將家屬另外住店，驛站官發現后，熱情接待家屬一塊住驛站，然而王恕婉言謝絕。

看到上述的官員之廉潔自律，不禁慷慨系之矣。我們的共產黨干部口口聲聲說：“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人民辦實事，辦好事，我們的權力是人民給的…”

現實生活中，還有多少廉潔自律、廉潔公道、廉潔奉公的影子呢?

民謠說：“私事公辦，公事私辦。大事小辦，小事大辦。口里辦事，手里不辦。口說不辦，手里在辦。”

當官不怕吃喝難，千杯萬盞只等閑。

生猛海鮮騰細浪，鴛鴦火鍋走魚丸。

新式燒烤嚴冬暖，冰鎮啤酒酷暑寒。

更喜小姐膚如雪，三陪過后盡開顏！

新四化

新干部在腐化，老干部等火化，農民離村自由化，工人階級沒錢化。

當今社會與古代官人相比之下，真的是相差懸殊。叫人感到憤憤不平…

第三篇：近代史綱讀后感

《中國史綱》讀書報告

史學自古有之，對于我這樣的門外漢更是對他一知半解。寒假期間為了大致了解中國史，借了一套金沖擊老先生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金沖及老先生以歷史學家的眼光，根據大量歷史資料，寫成《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以下簡稱《史綱》）一書，把20世紀作為一個完整的發展過程來考察和研究，告訴我們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線索，特別是中華民族怎樣從深重苦難中重新站立起來、又怎樣大步走向復興的基本歷程。這就為我們對離現實最近的這一個世紀的歷史作出深入理解和科學認識提供了重要幫助。如果要我用最簡明的語言來形容這部書的長處和優點，就是兩個字：真實。這是一部真實再現中國百年巨變的信史。

對于歷史正如王國維先生曾說品讀詩歌講究知人論世，要結合詩的寫作背景，詩人的人生經歷，詩人作詩時的心態等等方面來賞析詩歌，方能知其內蘊，掌其脈搏，不墮囫圇吞棗，一知半解之窘境。對于文學書籍，也是這個道理。盧溝橋事變前二年，張蔭麟應教育局邀請寫當時高中歷史教材《中國史綱》，事變后三年，書半成創作到東漢時代，可誰知而后草創未就，張先生竟英年早逝，憑留半部著作供人吊念。張先生被譽為文學院四才子，曾赴美留學，后在清華任教。他青年時，正是中國文化界蓬勃發展，各種思想主義碰撞，新舊之交之際，處于“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張先生語）。那是一個幸福的年代，百家爭鳴，交相輝映，名家輩出，舊的一切假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蕩清割，舊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煉，以臻于極度的精純，見解的沖突與碰撞，擦出智慧的光火，一點點，一片片，閃耀在神州的星空上，織出一張璀璨的精神銀河；這是一個不幸的時代，國土淪喪，外無主權，內無合力，積弱百年，終嘗苦果，各個勢力輪番上臺，保皇共和之斗，國共之爭，禮教之變，民族之戾，仿若西方社會的百年演變，在朝夕間便在神州大地集體上演。這是一個第一次全民族一心一體地在血泊和瓦礫場中奮扎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的時代，又是一個日寇寇邊，內侵，屠戮，使得文獻陷落，百姓流離，生活動蕩的時代。個人的生命在時代的大浪面前，脆弱的如隨風飄零的落葉，處于其中，掙扎而顯無力，順從而罔知何從。

但是，盡管個人的命運飄忽難以捉摸，國家的前途飄搖，古訓有言曰“君子不立危墻之下”，張蔭麟仍奔波四方，操勞竭力，嘔心瀝血著寫《中國史綱》，日夜不輟地寫書立說。試想在那個炮火紛飛，命若草芥的年代，一個青年，在廢墟和火光的背景下屹立，在轟鳴和呼嘯的伴奏之中沉思，在槍炮和刀劍的威脅下游走，只為高中生們拼湊出一個完整的過往，我不禁納問，何也？何解？何為？

讀罷《中國史綱》，輔之王家范先生寫的長篇序言與張蔭麟先生自己寫的三次自序，我想我有了答案。

一則是為啟蒙。聯想王家范先生曾說“泱泱大國數千年，多少人事，多少典故，通史不可能細大不捐，應有盡有的寫進去。”張先生自己也說：“寫通史永遠是一種冒險。”況且寫一本給高中生當作教材的通史，則是難上加難。這么一項困難的，冒險的事，卻在張先生眼中變得不得不為，究其原因，皆為啟蒙二字。十七八歲的中學生正是處于其朝氣蓬勃，樂于接受新鮮事物，正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觀價值觀的年紀，正若一株剛剛蜷平葉片的樹，要經過細心的灌溉，耐心的扶持，正確的引導，才能中通外直，長成參天巨擘。而學習歷史，則是其中清除側枝側椏，使之周正之必須途徑。中國社會從遠古延續至今，千古風流多少事，萬古長青多少人，在歷史的畫卷中留下自己的留白。讀史，明興衰交替，懂得國家之爭弱肉強食；讀史，品世態炎涼，曉魑魅魍魎，尸位素餐之人多若浩海，但終究只有浩然正氣，傲骨長存之輩才可清史流芳，遺香萬年。寫一本給高中生的歷史教材，將自己的思想蘊寓其中，不僅教會他們殘酷的國家法則，更向他們傳達一種堅持奮斗，努力進取，像夏商周秦漢的先人們一般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卻不放棄的精神。再者張先生文筆簡潔優美，說理平易生動，青年讀者展開書，一股久違的醇香就會迎面撲來。但舉一例：在講到夏商之間時，曾有短短一段：在講述商朝滅亡的經過之前，讓我們來回溯商朝所繼承的歷史線索。簡單的陳述，平和的語調，似說書先生般娓娓道來，不疾不徐地面帶微笑的引誘著你。這樣平穩過渡的語句數不勝數，讀上去便讓人思維清晰，明了結構。更為可貴的是，張先生不僅將書寫的淺顯易懂，條理明晰，更是能將讀者帶入其中，闡發思考。如之言及周朝，先說這是最后一個封建制度國家，開門見山，讓人的思緒連綿欲以究其所緣。

二是為團結。國人本沒有漢民族之意識，明末清初，中原淪陷，方有民族之說，是為提振漢人歸屬感，團結一致，共抗滿清；而說到中華民族，則是清末列強瓜分中華，危急存亡之關頭，文學界眾人力推中華民族之說，上溯堯舜三皇五帝，浩浩湯湯五千余年，是為團結各個民族，團結一致，共抗外賊。而這些民族意識的基礎，就是史書。張先生編撰通史，上溯夏商，將其社會架構，宗教，民俗，貴族，戰事詳盡道來，讓人人皆知祖先之故事，讓人皆識我華夏神州人民同根同源，知識，文化，傳統皆有其來路，皆有其道統與傳承，不是無根之萍可拋之棄之；土地風情，皆承自祖上，皆是先人們披荊斬棘，開山拓路，卓絕苦戰而來，得之不易。張蔭麟寫一本通史，寫給迷惘的國人看，寫給熱血的學生看，寫給躊躇的同胞看，用以喚起同根同源的共識，喚起保衛中華，耀我華夏的豪情，用以團結一切，共同應對波瀾壯闊的時代變化。

三則是為傳承。孔子曾言，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常說自己述而不作。可見文化的傳承對于他有著非凡的意義。同樣的，即使歷史再怎么演進，社會再怎么發展，知識分子對于文化的傳承的憂心是不會改變的。博學鴻儒的大家們，以繼承傳播美好的傳統，知識，文化為己任，憂心生根發芽于黃河流域的漢家文化在自己的時代變了味，失了真，特別是近代這個文化沖突極其頻繁的時代。西方人戰無不勝的堅船利炮似乎向我們證明他們的文化才是唯一正確的，中華文化面領著信仰缺失，信心不足，被全盤否定乃至吞并消亡的危險。張蔭麟平地響雷，出版《中國通史》，擲地有聲，勾勒出中華民族先民在險惡危急的環境下奮斗出一個個王朝，開創出獨特的文化的宏圖偉景，這不正是給當時處于危難的中華同胞一劑強心劑，使得人們瞻仰先人，心懷勝利的信心與頑強拼搏的精神，更是傳承這千年的道統，將歷史記錄在書冊之中，編撰在時光之上，使得不論時間怎么流轉，書上的文字永恒的鐫刻在那，訴說著千年的故事。這是一種驕傲，在那戰火紛飛的年代特有的文化驕傲，張蔭麟向世界宣告，就算中國現在正遭受著莫大的苦難，中國人也不會停下其對于自身文化歷史的追尋，不會輟筆不耕，而是會依然的記錄自身的過去，反思敬仰，而后相信著民族的光明的明天。

司馬遷曾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張蔭麟先生編撰《中國史綱》，確實是達到了成一家之言的境界。讀罷，雖然我為僅寫到東漢扼腕，但是也不得不贊嘆張先生的才學。他將一個個晦澀專業的概念，敘述的清晰直白，又留給讀者充分的思考的空間，不僅告訴你歷史是什么，而且啟發你歷史為什么。再聯系他所處之時代，我深感張先生所說的“現在發表一部新的中國通史，無論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或就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都可說是恰當其時。”我想戰亂時期的高中生們，即使戰事連綿，看著這本寫著中華千年傳承的通史，也不會再對祖國的未來有太多的心虛了。故言一個時代，需要有一些人，指引出路，更需要一些人，回顧往昔，給出歷史的建議。作為青年的諸君與我，盡管生逢盛世，但是通曉歷史，居安思危，以史為鑒正自己作為是應做之事，再者中華文化的傳承，歷史的延續更該視為每個人的應盡的義務，以期中華之通史，永無完結的一天。

第四篇：有關毛澤東史料讀后感

中國XX大學 中國近代史綱要課程

自主學習

姓名 ：班級 ：學號 ：XXXXxxxxxxxxx

2013年3月16日星期六

書名：毛澤東的81個第一次

作者：唐春元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2年1月

內容摘要：

第一次，是人生的歷史證明，在一個人的歷練中，是特別值得留戀的時刻，也是一輩子不能忘懷的時刻。

史學家說過，歷史越久遠越清晰。越到垂暮之年，越懷念自己曾經有過的第一次經歷。

當然，一般人的第一次經歷也許對社會、對他人無足輕重。但有的人的第一次經歷，對社會、對歷史卻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久遠的影響。也許正是他的第一次經歷，才會使社會發生變遷，使歷史改變了發展方向。

毛澤東，就是這樣的歷史巨人。

第一次婚姻，第一次北京之行，第一次登泰山，第一次被抓，第一次遭受撤職處分，第一次閱兵，第一次為黨內同志祝壽，第一次與外國記者親密接觸，第一次為黨內同志執紼抬棺，第一次挨老百姓的“罵”，第一次公開道歉，第一次與蔣介石面對面交鋒，第一次與美國直接較量，第一次暢游長江，第一次對蘇聯說“不”，第一次登廬山，第一次縱論生死，第一次談自己的性格??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華民族解放的旗幟。他和他從事的偉

大革命事業與中國人民的解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中國革命、建設、發展緊密相連。他的經歷，特別是第一次經歷，不僅在當時影響巨大，而且在今天乃至將來，其影響和作用仍然不可估量。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人所具有的他無所不有，人所經歷的第一次他也必須經歷。但毛澤東又不是普通人、一般人，他是深深影響了中國歷史發展方向的巨人和偉人。所以，他的第一次經歷不僅僅是影響著他的一生，更重要的事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記，產生著久遠的影響。（部分摘自前言）

所思所感：

第一次進學堂

毛澤東第一次進學堂，先生鄒春培在墨板上寫下了“濯足”二字，毛澤東走上講臺略作沉思，便在“濯足”二字下面對以“修身”。有一次放學，鄒先生在菜畦里扯下一把牛皮菜，讓他明早還他一把能與牛皮菜對的上的菜，毛澤東便在菜地旁拔起一兜馬齒莧。一向苛刻古板的他頓時由衷贊嘆道：“‘牛皮菜’對‘馬齒莧’，對得好，對得好！真是奇才！奇才呀！”

但凡名人偉人，其童年必有一些事表現出不同于一般人的智慧和心性。就好像帝皇出生，天必有異像。其實是否確有其事，已經完全不重要，那些也不過是使他們原本輝煌的人生更加具有看點。第一次婚姻

對于自己的第一次婚姻，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我十四歲的時候，父母給我取了一個二十歲的女子，可是我從來沒有和他生活過，后來也沒有，我并不認為他是我的妻子。

那時候具有先進思想的男子是悲哀的，他們因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娶一個沒有共同語言的妻子。好比魯迅吧，因為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愿，從日本回來便娶了朱安；好比徐志摩吧，因為此類的原因娶了張幼儀。在做研究的學者看來，他們的第一次婚姻是封建遺瘤，而他們的第二次婚姻則被描述為暖春之旅。事實真是這樣么？他們的第一任妻子，帶著所謂的三從四德，來到一個不受丈夫待見的家任勞任怨。或郁郁不樂而終，或凄風苦雨一生，盡管張幼儀華麗轉身，其背后的悲哀又有幾個人能了解。

第一次明確軍規

沒有紀律不成軍隊，沒有統一指揮就不能打勝仗。這句話幾乎闡述了所有正義之戰勝利的原因東西之一。毛澤東帶領工農革命軍到達井岡山后正式宣布了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工農人民一點東西，打土豪要歸功；六項注意：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東西要賠。

毛澤東是具有遠見的，懂得居安思危，懂得百姓的力量，更懂得如何和百姓打成一片。由此我們不禁想到了中國歷史著名的農民起義人物——李自成。立足未穩，卻豪奢享受。天下唾手可得，卻最終功敗垂成，他留給歷史的僅僅是個背影，留給后世的只能是無盡的遺憾和慨嘆。

很多事人們都以為是小事，事實上也確是小事居多。可是小事都不放在心上，又置大事于何地。不談小事，何以談大事？許多錯誤和遺憾的發生往往都是這樣意料之外確又情理之中。

第一次縱論生死

毛澤東第一次系統的談論生死是與英國元帥蒙哥馬利的談話，他幽默地說：

我猜我自己可能有五種死法：一是被敵人開槍打死；二是坐飛機摔死；三是坐火車而死；四是游泳時被水淹死；五是生病被細菌殺死。這五條，我都準備好了。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以死亡的態度是非常豁達而樂觀的。這也許就是革命黨人真正令人佩服的地方。電影《勇敢的心》里有句臺詞：他們也許能奪走我們的生命，但他們永遠奪不走我們的自由。對于我們的先輩們來說，真正的自由就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為此他們

吧一生都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斗爭。

毛澤東經歷過無數次的第一次，盡管有許多偶然因素，但也有必然規律，在這些眾多的第一次中，我們看到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深邃的哲學思想，崇高的革命風格和博大的胸懷。但我們更應該看到無數為今天的幸福生活而奮斗過的先烈！

看完此書收獲：世上無難事，只要肯攀登。要做第一人，敢為天下先。

第五篇：出版與近代文明讀后感

《出版與近代文明》讀后感

《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是王建輝所寫。王建輝不僅是著名的編輯家，還是一個出色的領導，可謂在仕途和學途都有所成就的學者。他的著作，內容廣泛，思路寬闊，見解獨到，給人留下難忘的韻味。《出版與近代文明》屬于個人文集匯編性質的著作，其中收集的41篇文章各有特色。這些文章分別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教育、編輯出版等多個視角論述了近代出版史產生與演變的過程，并選取了近代出版史發展中的若干知識點進行深入思考，對若干專題進行探索分析。在這些文章的寫作過程中，作者運用大量翔實的史料，為我們描繪出由一個個人物、一部部著作、一樁樁事件所組成的近代出版史的百年畫卷。該書字里行間透露著歷史的厚重，于細節之處的思考和分析分外動人。

《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雖為單篇文章，但作者有一個總體構思，形成了一個總的體系，有一個總的傾向與內涵。全書是講近代出版的起源和發展，講近代文明的產生和影響以及出版和近代文明的關系。書中以出版為經，伸延至其他，脈絡是比較清楚的。作者對近代的龐雜出版史料，進行了精心的挖掘和梳理。從他的諸多篇章中可以看出對近代出版作了深刻的思索，力求全面觀察出版發展的狀況，想給讀者一個總體印象。因此，從全書看，雖不能簡單地說是一部近代出版史，但是它已經提煉出了近代出版史發展的許多線索和史實，為近代出版史提供了思考的范疇，為出版做出了巨大貢獻。

我國的出版史資料汗牛充棟，研究者如果細究則很容易陷入史料的鉤沉而無法形成通識，而研究思想史又常常會流于玄妙和奇思，缺乏具體材料的支撐。作者是歷史專業科班出身，其博士專業主攻的是近代思想文化史，史學的學術修養自不待言。最為可貴之處在于作者打通了出版與史學的界限，以扎實的史料、寬闊的視野闡述了近代出版的浮沉，自然給人以新穎、可靠、有理有據、耳目一新的感覺。同時文中盡量配以圖片，行文中力求簡潔平白。通篇讀后，果然輕松活潑，沒有一般歷史類圖書的沉重，反倒是多了些趣味。全書共41篇文章，配有插圖81幅(以整體圖像計)，除去后面談及編輯體會的12篇文章外，幾乎篇篇有圖。圖像包括早期的印刷出版場所、出版機構舊址、書籍封面、重要文稿以及老出版人的肖像等，使讀者更直觀地貼近歷史，加深了對文章的解讀。

全書采用各種不同的寫法來闡述出版與近代文明之間的聯系。

在《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文中，從“出版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門類”、“近代出

版是時代政治的感應器”、“出版之于思想文化界和國民生活”、“?出版救國?成為愛國出版志士的事業主旨”等四個方面出發，論證了“近代出版在經濟發展和思想文化各個層面如社會參與、價值表達、思想傳播、知識擴散、文化闡發等諸多方面，都成為近代文明的重要載體”，論證了“出版已經并且還將與歷史一起運行”。又比如，在《思想文化史上的近代出版》中，著者著眼于“每一次思想文化的潮涌，都給出版以新的發展的推動，而出版對于思想文化的反哺作用和它在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曠古空前地重要”，分“領袖人物的實踐和論述”、“出版成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鋒”、“出版界成為思想的直接策源地”、“出版者和作者密切結合，成為思想啟蒙和思想運動的參與者”、“開啟民智，培育新讀者群、培養讀書風氣，塑造社會風尚”、“出版是一種思想文化導向和選擇”、“出版業內人士對于自己文化責任的體認”、“出版的進程就是思想史的進程”等8個方面進行論證，彌補了當前學術界目前在這方面研究無多的缺憾。

“解剖小麻雀”也是《出版與近代文明》的特點之一。書中成為著者的“小麻雀”的，先后有近代早期出版觀、近代報刊、鴛鴦蝴蝶派、申報館、近代上海和武漢、北京大學和商務印書館、曾國藩、梁啟超、孫中山等等。曾國藩、梁啟超、孫中山，都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風云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或研究過這些風云人物與近代出版之間的關系。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他們與出版根本就沒有任何關系。通過本書著者鉤沉史料，扎實研究，我們才得以認識到：曾國藩是近代中國出版事業的奠基人之一，梁啟超則是一個直接從事出版的出版業中人，孫中山更是一位近代中國出版事業的總體設計師。??

除此之外，《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還有另一特點。過去講近代出版史，一般講1900年前后比較多。這本書不僅向前推進了幾十年，而且從中國推演到世界，談到世界出版觀對中國的影響。

1644年，英國政論家約翰·彌爾頓在向國會演說的《論出版自由》中，首先表達了出版自由的觀念，認為‘這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當歐洲新興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時，曾以‘出版自由’這個口號作為反對封建專制，爭取民主與科學權利的武器。列寧對此也作過高度評價，說‘出版自由這個口號從中世紀末直到19世紀，成了全世界一個偉大的口號’。在中國也是如此，從19世紀中葉起，‘出版自由’不僅成為一部分志士仁人反封建的批判武器，而且成為中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的理想與追求。”他描繪和肯定了西方世界的“出版自由”對中國的影

響。

王建輝說：“出版自由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口號，也是資產階級一個重要的思想范疇。書中從近代出版講起。中國的近代出版，是從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開始的。傳教士到中國傳教，有他們的目的，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他們必須利用出版這一媒介，客觀上對出版起了促進作用。王建輝說：“1835年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創辦了第一個譯述西書的機構墨海書館，成為上海基督教編譯和出版中心。近代中國出版業最早是由這些傳教士推動的。”到1855年，麥都思還在香港辦了中國第一份華文雜志《遐爾貫珍》，此后，雜志才不斷發展。1835年以后，中國的近代出版事業才逐漸發展起來。作者認為，中國最早重視出版事業的是曾國藩等人，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出版的奠基人”。對此，過去沒有人這樣提出，這是他獨到的見解。他說，1864年曾國藩主持創立了江南官方局(金陵官書局)，1865年曾又與李鴻章接受徐壽、華蘅芳等的建議，在上海籌辦了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這都是當時有名的出版機構。他們首刻了《船山遺書》，還比較系統地引進介紹了西方科技讀物，有數學、化學、天文學、礦物學、地質學、醫學等。1868－1880年之間，共翻譯出版了科技圖書163種，銷量達83454冊。王建輝認為“江南制造局翻譯館是洋務派在1867年興辦的譯書機構，也是晚清由官辦歷時最久，出書最多，影響最大的出版機構”。“翻譯館的這些譯著，幾乎概括了19世紀西洋科學中的主要內容”。十分肯定翻譯館翻譯引進西方科學著作的功績。

在《出版與近代文明》中，作者始終將出版與文明緊緊地聯系在一起。什么是出版？在學界是有爭議的，中國有文學以來的早期出版從何時開始？早期的手抄本作品，石刻作品算不算出版？說法不一。這至少可以說明出版并不是文明的起源，但是，可以肯定地說，出版有力地推進了文明發展，出版不僅是政治進步、經濟發展的需要，更是文明進步的需要。王建輝用許多事實，用他自己的思考，斷定近代出版有力地推動了近代文明。他說：“出版是創造的文化活動；出版是思想的催化劑。”他贊揚孫中山說的“新聞出版為文明之光”，并以康有為、梁啟超、嚴復、陳獨秀、郭沫若、巴金等人為例，肯定出版是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出版史也就是思想文化史”。

《新青年》說明“出版成為思想文化革命的先鋒”、“出版是一種思想文化導向和選擇”、“出版的進程，就是思想史的進程”。他對出版事業文化性的肯定，對我們認真審視出版的社會地位和作用，可以產生不少的影響。陸費逵曾說：“我們書

業雖然是較小的行業，但是與國家社會的關系卻比任何行業為大。”這句話是在1924年說的。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不斷展開的近代出版史和近代文明史，則一而再、再而三地驗證了陸費逵的遠見卓識。

無獨有偶，建輝先生在《出版與近代文明》中也強調：“出版已經并且還將與歷史一起運行”。的確，近代出版，是與近代文明一起發端并且成熟的。這是作者的獨特視角，也是其對近代出版的透徹了解。

《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讀完之后，我印象最為深刻、也最為驚訝的是：近代出版對教育的直接推動作用。我認為，無論是比照古代出版與教育的關系還是當代出版與教育的關系，近代出版與近代教育的關系都顯得非常特殊。這種特殊性不僅深刻地影響了近代教育的發展，也使近代出版人的社會角色具有多樣性，以至于影響到今天整個知識界對編輯出版人的評價。近代出版機構出版大量的教科書、教育類圖書。商務、中華、世界書局、開明書局等多家出版社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教科書市場，它們不僅僅是出版教科書，更值得注意的是，出版社自己組織力量編寫教科書。我們結合當代教科書的出版來看，這在當時非常之特殊。教科書的編寫和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具有很大責任，但是近代教科書的編寫出版卻是民間力量戰勝了官方力量。這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官方的教科書內容不能適應新的社會背景，而民間的教科書內容緊隨時代潮流、倡導新學，因此民間教科書成為主流，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眾多出版機構在教育領域做出的巨大貢獻。

其次，出版機構同時成為教育機構。近代中國的出版機構與教育機構“二合一”現象非常突出，也很值得研究。在網絡和電子媒介出現以前，出版一直是教育的一個環節，但是近代的很多出版社卻成為教育的策源地，乃至成為真正的教育機構。京師同文館就是一個教育與出版合一的機構。開明書店曾經辦過開明函授學校，商務開辦了小學師范講習所，生活書店在香港也曾創辦了香港持恒函授學校等等。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是與近代的社會背景有關系。近代社會新學與舊學并道而行，社會教育資源非常缺乏，很多出版人自然就會“鐵肩擔道義”，利用自己能夠支配的出版資源做起了教育事業。

再次，很多近代出版家同時也是教育家。由于近代出版與教育的密切關系，很多出版人既要做出版，同時也要搞教育，這就培養造就了當時一大批兼具出版家和教育家雙重身份的人物。例如，張元濟、蔣維喬、楊賢江、何炳松、陸費逵、舒新城等等，這些人物的出版思想和教育思想都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當代很多人參照近代出版社中專家學者云集的歷史批評現在的編輯無學，批評現在的出版社缺乏專業人才。我覺得這種批評存在一定的問題。因為批評者沒有看到近代出版機構同時作為教育機構的特殊性，也忘記了當時的社會背景的重要功能。當時的出版機構也是教育機構，學者專家自然很多，而現在的出版社只是出版機構，且當今社會有眾多的大學、研究所等學術機構，專家學者沒有必要像近代那樣委身于出版機構之中，畢竟近代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要少得多。

我想，對于我們這些未來的編輯出版人而言，我們要學的還很多，而《出版與近代文明》一書也給了我們更清晰的方向。

編輯092張錦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