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我國公司法人治理 ——“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的形成根源

論我國公司法人治理

——“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的形成根源

目錄

內容摘要???????????????????????????1 英文摘要???????????????????????????1

一、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概念界定????????????????2

二、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具體模式概覽??????????????3

（一）美國式治理模式?????????????????????4

（二）德國式治理模式?????????????????????4

（三）日本式治理模式?????????????????????4

三、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模式?????????????????5

四、我國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式結構模式的形成根??5

（一）法哲學根源——西方憲政中“三權分立與制衡”理論?????5

（二）經濟根源——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相分離的公司本質?????6

（三）價值根源——制衡理念??????????????????7

（四）歷史根源——靠近大陸法系????????????????8

（五）現實根源????????????????????????9

（六）對西方成功經驗的借鑒?????????????????10

五、對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幾點改進建議?????????10

（一）股東會????????????????????????10

（二）董事會????????????????????????11

（三）監事會????????????????????????11

六、不是結論的結論——從更廣泛的層面深思???????????11 參考文獻??????????????????????????13 后 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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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近年來，公司治理結構問題引起理論界的廣泛關注，其是公司法中的一個熱點，同時也是一個難點。本文從明晰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概念入手，試圖對我國公司立法采用“三權分立——制衡”式公司治理結構模式的形成根源予以分析，以論證我國采此模式的合理性。同時，針對我國目前該模式的不合時宜之處，綜合世界各國公司治理結構模式趨同化發展趨勢，提出了幾點建設性意見。【關鍵詞】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三權分立——制衡”、獨立董事。

【Abstract】These year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arises more attention of the theories.It’s a hot point in the corporate law, and also a hard point.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confine 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then try to analyze the reason of why our corporate legislation uses the model of separate legislation of three power with checks and balances.In order to certify that we use the model is reasonable.In the meantime, it gives some advices to perfect this model.【Key words】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Separate Legislation of Three Power with Checks and Balances、Independent Director。

“近年來，很難找到一個詞像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那樣，既引起人們極

①大的關注，又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的混亂。”有關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討論，圍繞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問題已進入了白熱化的爭論階段。隨著證監會2001年《關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獨立董事制度的指導意見》的發布，獨立董事制度在我國大規模地登堂入室。翻閱近期文獻，理論界對引進獨立董事制度的贊譽和熱情，也明顯多于對該制度的檢討。甚至有人主張以獨立董事制度取代監事會②。近而完全引進美國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本文旨在反駁以上觀點，為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的合理性、優越性進行理性、冷靜和深層次地抗辯。

一、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概念界定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近現代公司為之困繞了近半個世紀的一個問題，③但公司法人治理這一術語的普遍使用則是在20世紀70年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也稱“公司治理結構”，是從美國公司法中的“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翻譯而來的，日本稱為“統治結構”，香港稱為“督導結構”，我國學者更多地稱其為“組織機構”、“機關構造”或“管理體制” 等④。也有稱之為“企業督導制衡機制⑤”、公司管制、公司治理機制⑥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經濟學界和法學界都廣泛使用的一個概念，因而關于其的內涵，莫衷一是。即使在經濟學界和法學界內部，也眾說紛紜，尚未達成統一界定。

在經濟學界，有影響力的學說可以概括為以下幾種：

第一，組織安排說。英國牛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柯林·梅耶把法人治理結構定義為：“公司賴以代表和服務于它的投資者利益的一種組織安排，包括從董事會到計劃的所有內容。”⑦

第二，相互作用說。庫克倫（PhlipL Cochran）和華延科（StevenL Wartick）指出：“公司治理結構包括在高級管理階層、股東、董事會和公司其他的有關利益人的相互作用中產生的具體問題。構成公司治理問題的核心是：（1）誰從公司決策/高級管理階層的行動中受益？（2）誰應該從公司決策/高級管理階層的行動中受益？當在‘是什么’和‘應該是什么’之間不一致時，一個公司治理問題就會出現。”⑧

蔣大興：《獨立董事：在傳統框架中行動——超越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的異向思維》，載《中國法學文叢：民商法經濟法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轉引L.Rout：《Corporate Governance》,《Wall Street Journal》2003年10月27日。

②《獨立董事誰來當》，中國證券網2001年10月9日。③ [日]酒井卷雄：《日本的企業治理結構論與公司法的修改》，見李黎明主編：《中日企業法律制度比較》，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④ 梅慎實：《現代公司機關權力構造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⑤ 譚安杰主編：《改革中的企業督導機制》，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1頁。⑥ 辛亨復：《公司治理結構：優化與選擇》，見《上市公司》1999年第4期。⑦ [英] 柯林·梅耶：《市場經濟和過度經濟的企業督導機制》，見譚安杰主編：《改革中的企業督導機制》，中國經濟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⑧ 許凌艷：《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模式的立法選擇》，載《襄樊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① 第三，組織結構說。我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所謂法人治理結構，是指由所有者、董事會、高級執行人員及高級經理人員三者組成的一種組織機構。在這種結構中，上述三者之間形成一定的制衡關系。”①

第四，決策機制說。奧利弗·哈特提出，“治理結構被看作一個決策機制，更準確地說，治理結構分配公司非人力資本的剩余控制權，即資產使用權。如果在合約中沒有詳細設定的話，治理結構將決定其如何使用。”②

第五，指有關如何制約被委以重任的公司經營者對股東即公司所有者可靠責任，以及公司的組織機構是否有利于強化這種可靠性③。

在法學界，人們以不同的角度認識和理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認為：

其一，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又稱公司機關權利構造，從法學角度言之，“公司治理”的宗旨是重構現代公眾公司的權利分配與行使關系④。

其二，“從公司法意義上講，所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包括公司法對公司機構的設置、權限以及組成公司機構的自然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等一系列規定。”⑤

其三，指公司的管理機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⑥。

其四，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就是公司組織結構現代化、法制化問題。從法學的角度講，它是指為維護股東、公司債權人以及社會公共利益，保證公司正常有效地運營，由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的有關組織機構之間的權力分配與制衡的制度體系。作為一個法律制度體系，它主要包括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的公司內部機構分權制衡機制和法律規定的公司外部環境影響制衡機制兩部分⑦。

其五，有的學者則認為，“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有廣、狹義之分，前者指一切對公司經營管理產生影響的法律制度，包括公司機關（組織機構）制度、股東‘用腳投票’（拋售其持有的股份）、上市公司收購等。后者僅指公司機關制度。”⑧

綜合經濟學界的學說，結合法學的特色，通過對以上觀點的比較分析。筆者認為，關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可以界定為：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指基于公司法人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所有者的利益與經營者的利益不一致而產生的委托與代理關系，所有者為了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而設計并實施的各種激勵與約束機制的總稱。這些機制在公司法學上則表現為公司的股東會、董事會（包括經理層）等公司內部各機關之間權力分配與制衡的關系⑨。

吳敬璉：《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5頁。

[英]奧利弗.哈特：《公司治理：理論與啟示》，載《經濟學動態》1996年第6期。③ 辛亨復：《公司治理結構：優化與選擇》，見《上市公司》1999年第4期。④ 梅慎實：《現代公司機關權力構造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⑤ 徐曉松：《公司法與國有企業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頁。⑥ 成曉霞：《新法人治理結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頁。⑦ 崔勤之：《對我國公司治理結構的法理分析》，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2期。⑧ 劉股東：《推進國有企業公司制度改革的法學思考》，載《中國法學》2000年第1期。⑨ 因為設立監事會并不是各國公司立法的普遍做法，其僅在大陸法系國家普遍存在。為增加概念的科學性，故此處并未將之列入。但此概念適用于大陸法系國家時，“等”則應包括監事會。②① 3

二、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具體模式概覽

（一）美國式治理模式

美國式治理模式，又稱外部人模式（outsider system）、單一形態組織機構、“一會制”，是指公司除股東會外僅有董事會作為必設機關。其特點是: 業務執行機構與監督機構合二為一，董事會集業務執行職能與對此的監督職能于一身。即董事會作為公司的業務執行機關的同時，下設監督性的委員會，以監督執行業務的董事。該監督性的委員會由外部董事組成。

（二）德國式治理模式

德國式治理模式，又稱雙層形態組織機構、雙重委員會制度（double-board system）、“兩會制”,是指公司的監事會和董事會呈垂直的雙層形態。該模式在西歐國家中最具代表性,故又稱西歐模式。其特點如下: 1.監事會和董事會有上下位之別。監事會屬于上位機關,而董事會則是下位機關①。此外，監督職責與經營職責分離。監事會除了選舉管理董事（Management Board）外,對管理董事會及其成員的行為實施監督。但監事會成員不參與公司的實際管理。而管理董事會則在監事會的監督下,專司公司經營之責。

2.職工參與制.德國公司治理的另一特色是強調職工的民主參與。在監事會中,職工代表可占1/3到2/3的席位。從而使得原先作為資本的“仆人”的職工,現在變成了經濟“公民”,資本家已不再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一家之長”②。

(三)日本式治理模式

日本式治理模式,又稱并列形態的組織機構,指公司的董事會——公司業務執行、經營決策機關和公司的監事會——監督機關并列存在，無上下位之別。其典型的特點是：

相機的治理機制。相機治理（Contingent Governance）作為日本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根本特征，它是指作為控股公司的兩個集團即股東和從業員，對公司的控制權是隨公司財務狀況的變化而變化。也就是：在公司處于正常的財務狀況時，從業員是公司的主權者，以銀行為主體的法人股東對公司的控制表現得不十分明顯；反之，當公司陷于財務困境時，以銀行為主體的法人股東對公司的控制將變得明晰起來，此時，③從業員組織只能處于從屬地位。

除以上三種具有代表性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外，此外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同樣存在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如東歐轉軌經濟下的內部人控制模式、東亞家族式治理模式等。但因其不具有典型性，此處不一一贅述。

王保樹：《是采用經營集中理念,還是采用制衡理念_____完善中國公司法人治理的課題》,載日本《法律時報》2001年第7期。

② 聶德宗：《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立法模式與發展趨勢》,載《法學評論》2000年第6期。③ 同上。①我們在對以上三種模式比較分析的同時，能否從類型學的角度抽象出兩種更具典型意義的模式呢？答案是肯定的。

美國式治理模式，其貫徹的理念是經營集中理念。所謂經營集中理念，①強調集中管理的重要性，將“經營”理解為“除對事業的意思決定和執行以外，還包括監督的概念”。以此為前提，認定單一的管理組織，將經營集中于董事會②。因而，是一種集中式的治理模式。

德國式的治理模式，其貫徹的理念是制衡理念。將公司的最高意思決定、經營意思決定和業務執行、監督的權限分配給各個機關，機關之間基于相互制衡的理念運作。因而，是一種制衡式的治理模式。

日本式的治理模式，其貫徹的理念是折中理念。即在制衡理念基礎上吸收經營集中理念的有益之處，形成自己新的理念，具有美國模式和德國模式的雙重特點。

綜上所述，我們抽象出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兩種典型模式——集中式模式和制衡式模式。

三、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模式

我國1993年12月29日頒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的規定，從立法上確立了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公司法分別設立股東大會（第一百零二條）、董事會（第一百一十二條）、監事會（第一百二十四條）來分別行使決策權（第一百零三條）、經營權（第一百一十二條）、監督權（第一百二十六條）；即由股東組成的股東大會，并由其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把公司法人財產權委托給董事會管理，董事會代表公司運作公司法人財產權并聘請經理等高級職員具體執行，同時股東大會與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監事組成監事會，由其監督董事會，經理行使職權③。因此，我國公司立法采用了“三權分立——制衡”式的結構模式。

四、我國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式結構模式的形成根源

(一)法哲學根源——西方憲政中“三權分立與制衡”理論

我國公司法中“三權分立——制衡”式結構模式的確立，是對西方憲政中“三權分立與制衡”理論的成功借鑒。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小社會”，王保樹：《商法的改革與變動的經濟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頁。轉引[美]羅伯特.W.漢密爾頓：《公司法概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133頁。

② [日]酒卷俊雄：《日本對企業治理問題所作的探索》，見《商事法論集》第4卷（2000年）。③ 梅慎實：《現代公司治理結構規范運作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①如何才能使公司內部的各種機關協調運作，從而使小社會有條不紊地運行并逐漸發展壯大，是擺在公司立法者面前的一個難題。然而，西方憲政中“三權分立”制度在資產階級國家這個“大社會”中的成功運行，使公司立法者的眼前為之一亮。

“三權分立”制度，源于洛克的“分權”理論。洛克把國家權力分為立法權、執行權和對外權（其實，對外權實際上也是執行權，所以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洛克的分權理論并不是三權分立而是兩權分立）。在提及分權的原因時，洛克認為，擔任立法的人和執行立法的人不一樣，前者可在短期內完成其工作，而后者的工作是長期的，這兩種權力要分開，由不同的機關行使。如果立法者也是法律的執行者，就會產生弊端，可以自己不服從法律，立法時使法律服從私意，這樣個人與社會對立，違背建國的目的。后經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將之發展成為完整的“三權分立”理論，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與制衡的理論。關于三權分立的理由，孟德斯鳩將之簡單地概括為，保障政治自由，防止國家權力腐敗。具體即：“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都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因為人們將要害怕這個國王或議會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執行這些法律。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權同立法權合而為一，則將對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專斷的權力，因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權同行政權合而為一，法官便將握有壓迫者的力量。如果同一個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啦。”①最后由漢密爾頓繼承該理論并光大之，將其首次寫入美國憲法，創立了美國的憲政制度。漢密爾頓的三權分立理論，較前人的進步之處在于其除注重權力分立外，更強調權力制衡。其認為只采取權力分工遠遠不夠，還必須有牽制。“防止把某些權力逐漸集中于某一部門的最可靠辦法，就是給予各部門的主管人員抵制其他部門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個人的主動。”②

綜上所述，三權分立與制衡，簡言之，即由議會行使立法權，內閣或總統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總之，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必須由不同的機關分別行使，三權彼此獨立，同時要相互制約，彼此制衡。如：行政要服從法律，但君主可以行使對立法的否決權；立法不能干涉行政，但同時可以審查、監督君主對法律的執行，議會享有彈劾權；司法必須以立法為依據，但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行使對立法的審查權。

公司作為獨立的商事組織，也存在內部權力如何配置，如何分權問題。“如同一位著名的法學家所說的，公司法面臨一個憲法問題：將某種憲法意義的形式加于公司經濟之上的問題”③。三權分立，作為國家機關的分權形式，經西方國家數百年的實踐，證明了其生命強勁力與制度合理性。于是，公司便仿之分別設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機關，其股東大會便相當于議會，享有立法權；董事會就是政治局，享有行政權；監事會好比法院，享有司法權。從而三權分立，監督制衡。西方憲政中的“三權分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頁。轉引自[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第154頁。

② 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頁。轉引自[美]漢密爾頓：《聯邦黨人文集》，第40-41頁。

③ [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頁。①立”制度便被成功的引入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二）經濟根源——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相分離的公司本質

古典家族式經濟體的經營模式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既然所有權屬于自己，那么經營權也當歸自己享有。這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確屬天經地義之事。然而，隨著經濟體規模的擴大，外部競爭的日益劇烈，社會對經營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者由于自身能力所限，對經濟體的經營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于是，公司這一“投資工具①”便應運而生。作為公司所有者的股東，將自己的公司交給具有專業經營素質的管理層經營。公司這一投資工具的出現，成功地實現了公司所有與公司經營相分離，滿足了股東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順應了經濟發展的潮流。

投資者設立公司的目的是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投資者將其財產出資公司后，即喪失了對其財產的所有權，作為喪失其原由財產的對價，公司給予其股權，實現了股權與法人財產權的分離。股權與法人財產權相伴而②生，又相互分離。這一產權關系的重大變革是公司權力機關分離的前提和基礎③。

現代公司運行是資本要素、管理要素、生產要素相互結合而實現各自主體利益的過程。在公司發展中，內部分散的各要素主體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爭斗，最終形成股東、管理層、員工三大“利益集團”④。我國公司據此分設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股東會作為公司的權力機關，擁有決策權；董事會作為執行機關，具體執行股東會的決策，握有經營管理權；而監事會作為公司的監督機關，監督董事會對股東會決策的具體執行情況，行使監督權。此即公司法上的“三權分立”。然而如此一來，管理層實際經營公司，大權獨攬，導致“內部人控制”問題出現；原本集權力于一身的股東，對公司的控制與監督進一步弱化，較管理層處于劣勢地位；員工對公司投入勞動，其命運與公司息息相關，但其既無決策權，也無經營權，處于最劣勢地位。只有資本、管理和生產這三種要素很好地結合，公司這臺機器才能正常運轉。為防止大權逐漸集中于董事會，于是，同處于劣勢的股東便很自然地與員工走到一起，共同行使對管理層的監督權，以制約董事會經營管理權的行使，從而成功避免了經理層上對股東視而不見，我行我素；下對員工熟視無睹，飛揚跋扈的情形。至此，形成了股權、經營控制權與監督權的三權制衡產權狀態。確立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機關，并分別行使決策權、經營管理權和監督權，三機關既相互分離，又相互制約，最終形成“三權分立——制衡”的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三）價值根源——制衡理念

世界各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之所以各具特色，其各自所貫徹的理念不同是一個重要原因。集中式模式貫徹的是經營集中理念，而我國采用“三 葉林：《中國公司法》，中國審計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

郭富青：《公司法教程》，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27頁。③ 梅慎實：《現代公司治理結構規范運作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8-9頁。④ 殷武：《論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根因》，法律論文資料庫。②① 7 權分立——制衡”式模式則貫徹的是制衡理念。所謂制衡，簡言之，即通過制約以達到平衡。其強調各權力在分離的基礎上要彼此牽制，相互制約，從而最終達到一種動態的平衡。其理論前提是權力之間如果不相互制約，便會出現權力逐漸向一個擁有較大權力的機關惡性集中的現象，導致壟斷，最終喪失民主，出現顧此失彼甚至一切只為一己私利的后果。制衡，從實質上講是一種預防性機制。同“進攻是最好的防御”一樣的道理，為防止權力過分集中，只有賦予分權的各機關以對抗、抵制其他機關不正當行使權力的權力，以達到各權力之間的一種平衡，一種動態的平衡。之所以說其是一種動態平衡，是因為其是通過積極的相互對抗，主動的彼此牽制而維持的一種不斷變化的平衡。

我們采用制衡理念，是有深刻的文化、實踐根源的。文化方面，“如果說美國的文化貫穿一種自由主義精神，文化個體存在著對集中權利的反感和不信任，那么在中國恰恰相反。文化個體習慣于被某種權力氛圍所包圍，習慣于被領導、被管制。”①美國有濃厚的民主政治傳統，這種傳統使美國對私人經濟權力的集中感到十分不安。因此，公司的股權結構分散化，而此必然導致經營權力集中于管理層。然而我國，深受傳統影響，股權則高度集中，內部人控制問題嚴重。在此，采用制衡理念，可謂“正中下懷”。制衡理念的引入，期望對這種“奴性”有所改觀，也算是民主思想對“奴性思想”的一種強行“輸血”吧。

至于實踐方面，下文的（五）點有詳細論述，故此處不再贅述。

（四）歷史根源——靠近大陸法系

中華法系，雖可獨樹一幟，但其與大陸法系的成文法傳統卻不謀而合。所以當中華法系在近代步履唯堅時，便不自覺地向大陸法系靠近。中華法系在“易幟”時，之所以將熾熱的目光瞄準首扛大陸法系大旗的德國，筆者以為有以下三點原因：首先，中華法系具有成文法的傳統，而我們靠近同樣以成文法為典型特征的大陸法系，這樣便于法律的移植，也便于當時的學者結合中國當時的國情，有所取舍地選擇適合我們的法律。其次，借鑒大陸法系的成文法，便于迅速實現外來法的本土化。將德國的商事法翻譯過來，結合我們的實際予以適當改動，編撰出我們的法典，并頒布施行，實現了以最短的時間把外來法成功地移植在我們的土壤中的夢想。我們的國民對法典并不陌生，因而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新舊法的更替，從而使“嫁接的枝”順利“發芽”并“開花結果”。這也順應了當時舉國上下齊呼強國富民的迫切愿望。最后，德國民商事立法在當時大陸法系最具典型。此外，德國人謹慎的思維所創造出的嚴密的商事法概念，這與我國當時將移植的目標鎖定其也不無關聯。

中國近代商事立法始于清末變法修律②。1904年清政府頒布《欽定商律》，包括《商法通例》九條和《公司律》一百三十一條。《欽定商律》乃沈家本、伍廷芳等奉旨倉促而作。由于都具有成文法的傳統，于是當時的學者便把目光瞄準大陸法系的德國，這樣便于法律的移植。此間時局動蕩，蔣大興：《獨立董事：在傳統框架中行動——超越公司治理結構改革的異向思維》，載《中國法學文叢：民商法經濟法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

② 張家鎮、秦瑞玠、湯鶚、孟森、邵義、孟昭常編撰，王志華編校：《中國商事習慣與商事立法理由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1頁。①商法雖幾經修廢，從修訂法律館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起草《大清商律》到上海預備立憲公會、上海商務總會、上海商學公會召開第二屆全國商法討論大會草擬的《公司律草案》，但都保留了德國的制衡式模式——即股東總會、董事局和監查員。民國時，伍廷芳主持修律，該模式仍未改變。至新中國成立約半個世紀時間，該模式在我國已有了深刻的實踐基礎。改革開放后，雨后春筍般出現的公司，大多沿用了該模式。因而我國九十年代起草《公司法》時，依舊借鑒德國制衡式模式，1993年頒布的《公司法》從立法上確立了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式結構模式。

（五）現實根源

1.資本市場、經理人市場不發達

美國之所以采用集中式治理模式，筆者以為有三個原因：

首先，這與其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市場是分不開的。其次，美國擁有成熟的職業經理人市場。最后，美國采用集中式模式是與其股權結構分散所要求的經營集中理念相適應的。在美國，機構投資者雖占股東主體地位，但其持股比例很低①，使得美國大型公司的股權都比較分散，故難以對公司決策產生影響。股權分散化必然導致經營權集中于公司管理層，出現“強管理者，弱所有者”的現象，以弱化股東的發言權。“董事會中心主義”及“經理中心主義”便是其集中體現。

同理，德國未采用集中式模式，是與其資本市場不發達緊密相關的。所以德國以其全能銀行為基礎，建立起了制衡式模式。當然，這也與德國股權高度集中在內部人集團手中不無關聯。

而我國呢？我國的證券市場尚不發達，資本流通性較大陸法系的德國、日本更弱，機構投資者發展不充分，依靠證券市場激勵、監督公司經營者較難實現。此外，我國尚未形成成熟的職業經理人市場。經理人這一階層雖有發展，但尚未壯大。所以股東“用腳投票”，經理人迫于競爭壓力而勤勉工作等機制都無法發揮作用。如果我們移植集中式模式，難免因“水土不服”而出現“南橘北枳”的悲哀。

2.國有企業“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資產掏空”等問題

據上海證券交易所的一項調查表明，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股權的集中程度相當高，僅國家股、法人股的比例就高達60%以上。董事會成員的50%以上來自第一大股東②。高度集中化的股權結構，衍生了我國所特有的國企“一股獨大”問題，進而導致“內部人控制”、“國有資產掏空”等一系列惡性循環問題。

在國企“一股獨大”的情況下，則存在三個突出問題，即經營者損害股東的利益、大股東損害小股東的利益，以及大股東代表損害大股東的利 例如：1990年，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兩個最大機構投資者，所擁有的股權都地于1%。見[美]馬克.J.洛，鄭文通等譯：《強管理者，弱所有者》，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1頁。

②《建立獨立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中國證券網2001年8月28日 ①益。比如，我國不少國企的情況①。在此情況下，若我們引用集中式模式，無異于“雪上加霜”，使本來就存在的“內部人控制”問題更加嚴重。而采用制衡式模式，則可使以上問題有所改觀。

通過以上兩點的論述，不難看出，采用制衡式模式是適合我國現階段資本市場不發達、職業經理人市場也不成熟的國情的。同時，也有利于克服我國國企“一股獨大”、“內部人控制”和“資產空心化”等經濟生活中已經存在的嚴重困難的。

（六）對西方成功經驗的借鑒

西方公司近400年的發展，公司治理方面制度健全，對我國立法極具借鑒意義。集中式模式的優點是公司機關層級較少，決策效率較高。缺點是董事會大權獨攬。美國集中式模式雖可說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模式，但近年來卻連續發生了“安然”、“世通”等惡性事件。德國制衡式模式的優點是加大了對經營權的監督力度，最大可能地避免發生大股東侵犯小股東權益的問題。缺點是公司機關多了一個權利層級，決策效率相對較低。從實際運作的效果來看，德國公司歷史上很少或幾乎沒有出現過類似“安然”、“世通”等的重大惡性事件，也沒有明顯察覺出德國公司相對于美國公司在決策效率上的差異。其原因是在集中式模式董事會內部也有一個制衡機制。其獨立董事制度與監事會制度有異曲同工之妙。德國模式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治理模式。我國《公司法》在借鑒上述兩大模式經驗基礎上，以制衡式模式為藍本，獨創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式結構模式，是具有進步意義的。

綜合上述六點論述，筆者以為，我國公司立法采用“三權分立——制衡”式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模式，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其并非像某些學者所批判的那樣落后，那樣襤褸以至“千瘡百孔”。結合我國具體國情來理解，公司立法者以制衡式模式為框架，獨創“三權分立——制衡”式結構模式，可謂匠心別具，實屬明智之舉。即使在今天看來，該模式亦不失其優越性。

五、對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幾點改進建議

行文至此，有人或許會有這樣的疑問：既然我國現在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模式是何等先進，可是為什么實踐中卻又出現了那么多的問題呢？誠然，我國現代公司治理中確實出現了不少的問題。例如：“大股東操縱股東會”、“董事會形同虛設”、“監事會不監事”等問題。而且有的問題已到了十分危險的邊緣。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筆者認為，之所以會出現種種問題，原因有二：一是該模式在實際運作中并不十分到位，三會不分立，三權難制衡。二是該模式在具體設計上仍存在一些小瑕疵。對此，筆者提出以下幾點改進建議：

（一）股東會：股東會的問題主要在于決議規則不夠科學、合理，① 何家成，《公司治理結構、機制與效率》，中華財會網，2004年3月16日。可針對大股東操縱股東會的三種手法①做出改進。（1）改公司董事長主持股東會議為公司董事會主持股東會議，即公司所有董事都有股東會議主持權，這既體現董事會中心主義，又賦予各董事會成員尤其是代表中小股東利益的董事以平等的主持股東會議的權力。（2）設定召開股東會議的最低門檻——參會股東所代表股數的最低限額，可借鑒1994年《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備條款》第53、55條的規定：擬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應當于會議召開20日前，將出席會議的書面回復送達公司。公司根據股東（大）會召開前20日時收到的書面回復，計算擬出席會議的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擬出席會議的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達到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開股東大會；達不到的，公司在5日內將會議擬審議的事項、開會日期和地點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東，經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開股東（大）會。（3）對董事、監事候選人的提名、數量做出明確規定。

（二）董事會：董事會主要存在的問題是：形同虛設，致使決策、執行不能科學分離；對此，其解決方法是效仿歐美公司，引入CEO（首席執行官）制度，在公司法中明確規定公司董事會聘任專職CEO，代表董事會主要是董事長行使職權，并與經理層相分離。

（三）監事會：監事會不能發揮作用，其癥結在于兩個方面：一是人員組成不夠科學合理，內部監事、大股東監事統治監事會，使之喪失獨立性；二是缺乏必要的職權，依附于董事會、經理層或大股東，與被監督對象存在利益關系。因此，要改變現有局面必須在這兩方面做出改進：（1）調整監事會的組成，由外部監事、職工監事、其他監事調整為外部監事、中小股東監事，消除公司內部和大股東對監事會的控制和影響；（2）將監事會的權力落到實處。比如，監事會提議董事會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時未獲董事會通過，如何救濟監事會該權力。同時，可以借鑒德國監事會制度，賦予監事會更多的權力。

六、不是結論的結論——從更廣泛的層面深思

沒有一種公司治理結構模式是十全十美的。各模式各有利弊，也各自有其成功和失敗的案例，問題在于適用各個模式的國家如何根據各自實際情況趨利避害，對公司治理結構進行拾漏補缺，做進一步完善，而不是盲目照搬別人所謂的先進制度。此外，公司治理結構也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而應不斷地發展變化。即隨著經濟水平和企業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地發展或者重構。否則，過去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在今天也有可能成為制約公司發展的絆腳石。在這方面，做得好的模式，就成為成功的典范，做得不好的 從現實情況來看，大股東操縱股東會的事項和手法主要3種：（1）大股東一般情況下是公司的董事長或董事長單位，擁有股東會議的主持權，藉此引導或安排股東會向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進行；（2）由于中國《公司法》沒有規定召開股東會議的最低門檻——參會股東所代表股數的最低限額，使得股東會的召開、決議的通過非常容易，大股東可以藉此大做文章；（3）由于中國《公司法》對董事、監事候選人的產生、數量等規定得不夠科學、嚴密，公司董事（包括獨立董事）、監事的候選人在現實操作中基本為大股東所提名和掌控。①模式，就成為失敗的案例。

目前，三種代表性模式也有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的趨勢。集中式模式為了加強監督而創設獨立董事制度，制衡式模式為了提高效率而實行董事會中心主義，日本折中式模式為了完善提高而實行董事會內部、監事會的雙重監督。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模式固然重要，但每一種模式背后都有其深刻的經濟背景。如果離開發達的證券市場背景去評價集中式模式，將無法的出科學的結論。結構模式與經濟背景相比，是流與源的關系。我們在關注治理模式的同時，更不應忽視經濟基礎方面的研究。否則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錯誤。即使我們引進了獨立董事制度。也將因“搭便車”心理而誘發監控惰性，難以產生獨立董事和監事會“1+1>2”的效果，且很有可能產生“1+1<1”的負面效應。“任何一個完善的公司法人治理模式都需要有兩個市場，即

①資本市場和勞動（人才）市場。并且，這兩個市場都應該是競爭性的。”無疑，由于我國尚處于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之中，競爭性的資本市場和勞動市場都是缺少的②。在此情況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將遇到發達市場經濟國家所難以遇到的困難。沒有競爭性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則無法解決公司控制權爭奪的問題；同樣，沒有競爭性的職業經理人市場，在職經理人便不可能有丟掉“飯碗”的危機感。因此，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就必須發展競爭性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證券市場）和職業經理人市場。

在此僅憑綿薄之力，以抒管窺之見，期能引起我們更深的思考。

王保樹：《商法的改革與變動的經濟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頁。

[日]青木昌彥、錢穎一主編：《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版，第5頁。②① 12 【參考文獻】：

1.殷武，《論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根因》，法律論文資料庫；

2.聶德宗，《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立法模式與發展趨勢》，載《法學評論》2000年第6期；

3.施天濤，《公司法的自由主義及其法律政策——兼論我國公司法的修改》，載《環球法律評論》2005年第1期；

4.彭真明、江華，《美國獨立董事制度與德國監事會制度之比較》，載《法學評論》2003年第1期；

5.張軍杰，《對CEO在公司治理中地位的法律思考》，載《社會科學》2003年第12期；

6.朱伯玉，馮向輝，《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法理學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7.喬子欣，《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董事會中心主義——兼論我國公司董事會的重構與完善》，載《江蘇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8.許凌艷，《公司法人治理模式的立法選擇》，載《襄樊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

9.管榮齊，《中國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進建議》，見《法學論壇》2003年第5期； 10.何家成，《公司治理結構、機制與效率》，中華財會網，2004年3月16日； 11.方利軍，《試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中國法院網，2004年12月19日；

12.張宗，《公司法人治理模式的國際比較與趨同發展》，載《中國證券報》2001年6月22日；.13.梁小民，《漫話公司治理結構》，中華財會網，2004年1月5日； 14.丁文順，《對公司治理及獨立董事制度的認識和反思》，法律圖書館； 15.張家鎮、秦瑞玠、湯鶚、孟森、邵義、孟昭常編撰，王志華編校：《中國商事習慣與商事立法理由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6.王保樹，《商法的改革與變動的經濟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7.甘培忠，《企業法與公司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 18.谷春德，《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9.任自力，《中國證券法操作原理》，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年版； 20.張文顯，《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1.《月旦民商法研究——公司法發展之走向》，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2.（加拿大）布萊恩.R.柴芬斯著，林偉華，魏昊譯，《公司法：理論、結構和運作》，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23.徐國棟，《綠色民法典草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 24.周國均主編：《中國法學文叢：民商法經濟法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25.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編：《東吳法學文粹》，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后 記

記憶的箭劃過時光的穹，不經意間，四年的光陰已從我的身畔悄悄滑過，又不得不發出那句老土的感慨——“時光飛逝”啊。畢業論文的寫作，是大學生涯之中極具盛典的一件事。論文落成，欣喜之余，更多感悟。所以就照例，寫幾句想說的話吧！

首先，本文得以順利完成，我應該向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任俊琳老師，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謝意。本文從選題到最終定稿，任老師所付出的辛苦，自不待言。每一次的悉心指導，她都給出了妥切的修改建議，然我生性駑鈍，難明其意，故經三次修改，才終以成此文。任老師自始至終的嚴謹，耐心以及對我的關愛有加，此時，恐僅尊敬、感謝二詞，已是略顯蒼白。

其次，我的同學，尤其是我的舍友，在我查找資料、寫作的過程中，給予我許多幫助和鼓勵。每每深夜之際的討論、爭辯，使得“江郎才盡”的我茅塞頓開，從而“柳暗花明又一村”。在此一并謝過。

最后，感謝我的老師們四年來對我孜孜不倦的教誨，祝愿你們身體健康，工作順利，事事如愿。愿我的同學，朋友們最終都能有一份好的工作，大展鴻圖，一帆風順。也愿學弟學妹們學有所成，更上一層樓。再次感謝大家。

如若有緣，我們錫城再會！

第二篇：論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根因

作者：殷 武

摘要：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近些年來法學界、經濟學界、企業界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國《公司法》從立法上確立了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本文試圖對這一模式形成的根因予以分析。關鍵詞：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法哲學產權基礎

一、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一問題，近些年來始終是公司法中的一個熱點與難點[1]，也是法學界、經濟學界、企業界普遍關注的問題。所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corporategovernancestructure），也稱之為公司治理結構，是指所有者，經營者和監督者之間透過公司權力機關（股東大會），經營決策與執行機關（董事會、經理），監督機關（監事會）而形成權責明確，相互制約，協調運轉和科學決策的聯系，并依法律、法規、規章和公司章程等規定予以制度化的統一機制[2]；通俗地講，就是公司的領導和組織體制機構，通過治理結構形成公司內部的三個機構之間的權力的合理分配，使各行為人權責明確，相互協調，相互制衡的關系，保證公司交易安全，運行平穩、健康，使股東利益及利益相關者（董事、經理、監事、員工、債權人等）共同利益得到平衡與合法保護。我國1993年12月29日頒布的《公司法》第三章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的規定，從立法上確立了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公司法分別設立股東大會（第一百零二條），董事會（第一百一十二條），監事會（第一百二十四條）來分別行使決策權（第一百零三條），經營權（第一百一十二條），監督權（第一百二十六條）；即由股東組成的股東大會，并由其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把公司法人財產權委托給董事會管理，董事會代表公司運作公司法人財產權并聘請經理等高級職員具體執行，同時股東大會與職工民主選舉產生監事組成監事會，由其監督董事會，經理行使職權[3]，這樣從立法上形成了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

二、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根因公司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有效組織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公司制的核心[4]。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的確立是現階段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該模式的形成是由現階段公司治理的價值目標，產權基礎所決定，在借鑒西方“三權分立”學說及西方公司治理模式的經驗基礎上確立的。

1、公司治理的價值目標是“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哲學基礎為什么要進行公司法人治理？即公司治理的價值目標是什么？這是研究公司法人治理必須解決的問題，它是進行公司治理，建立公司治理模式的前提條件。哲學上，價值論就是研究客體有用性的理論，即客體有用于或滿足主體需要的理論，它揭示由一定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社會效率，社會秩序，一定行為自由，一定正義理念，進而實現人們主觀上所期望的價值。價值一定程度上講即利益。公司治理所要實現的目標是通過促進利益各方協作，實現利益各方的激勵相容，以達到維護股東和利益相關者（董事、經理、監事、員工、債權人）利益和實現公司的經營目標及社會公共利益，最終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因此公司法人治理所要實現的價值目標就是要揭示公司的制度性安排用于滿足主體人需要的屬性，在諸多有用性里，安全交易、公平正義、效率將成為公司治理所追求的價值目標。（1）交易安全是公司治理的基礎，這是由公司的商事特征所決定的。交易安全得不到保證，公司股東及其利益相關者的全部利益都得不到實現；沒有交易安全，交易很難發生，公司就無法生存與發展；它也是公平、正義、效率等價值取向永久存續的前提。（2）效率即利益，是公司治理的最高目標。公司治理就是要協調各種資本要素、管理要素、生產要素之間的關系；股東與公司的關系，股東與董事的關系，董事與經理的關系，公司與員工的關系，公司與債權人的關系，公司與政府的關系并使之高效運轉，來實現股東及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和公司的經營目標及社會公共利益。它使公司內外部的各種資源實現配置后的效率最大化，目的是為滿足股東及利益相關者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3）公平與正義是公司治理的根本內容。公平、正義作為法律價值是人類理性永恒的追求。公司保護股東權平等原則，遵循利益與風險相一致的正義觀念。公司法人治理實質上是在公平理念指引下，在股東及利益相關者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上尋找一個平衡點，使各自的利益在投入產出原則下實現社會正義。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的確立是通過股東大會行使決策權，董事會、經理行使經營控制權，監事會行使監督權形成相互協調，相互監督、相互制衡的機制，最終是使公司能正常運轉，交易安全；在公平、正義理念下，實現股東、利益相關者利益及社會公共利益的實現。交易安全、公平正義、效率也就成為“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哲學基礎。

2、股權、經營權、監督權與法人財產權的分離的產權現狀是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經濟基礎。公司是投資者的工具[5]。投資者（股東）出資設立公司的目的是利用公司這個工具為其實現利益，因其投資行為而產生兩個主體、兩種權利、兩種責任。出資人將其財產投資公司后，即喪失了對該財產的所有權，作為喪失對其原財產所有權的對價，公司給予其股權，實現了股權與法人財產權的分離。股權與法人財產權相伴而生，又相互分離[6]，這一產權關系的重大變革是公司權力機關分立的前提和基礎[7]。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對經營者的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典公司股東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二為一的結構難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股東不再參與經營而選舉自己的代表管理公司，由董事會管理公司并由其聘任經理具體經營，管理層形成，實現了法人財產權與經營權的再次分離。現代公司運行是資本要素，管理要素，生產要素相互結合而實現各自主體利益的過程。在公司發展中，內部分散的各要素主體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斗爭，最終形成股東、管理層、員工三大“利益集團”。管理層職業化后，其實際經營公司甚至完成控制公司，出現了“內部人控制問題[8]”，原本最大權利者的股東，對公司的控制與監督一步步開始弱化，最后只剩下股息請求權、剩余索取權了，相比管理層而處于弱勢地位；同樣，公司的運轉情況與大量員工的命運息息相關，但員工沒有決策權、經營權，只能投入自身的勞動，其利益一直處于股東、管理層控制之中，也處于劣勢。股東、管理層也同樣明白，沒有員工的勞動，公司這臺機器就永遠無法運轉；要想讓公司這臺機器運轉良好，還必須努力關注和滿足員工的利益；員工也處于自身利益要求，而主動參與公司的運轉；只有資本要素、管理要素、生產要素三者很好的結合，公司運轉才能正常。實現盈利最初的體現是法? 瞬撇腦黽櫻聳保啥」芟啾裙芾聿愣α郵疲愿謀洳渙慫槍咀鈧賬腥說牡匚唬ｖて涔上⑶肭筧ā⑹ｓ嗨魅∪ǖ氖迪鄭臚τ諏郵頻腦憊ふ駒諞黃穡餐惺茍怨芾聿憒臃ㄈ瞬撇ǘ繕隼吹募嘍餃āｕ餼托緯閃嗽詵ㄈ瞬撇ɑ≈系墓扇ā⒕刂迫ā⒓嘍餃ǖ姆擲搿ｎ似膠飫媯曬啥槌曬啥蠡嵯磧兇鈧站齠ㄈā淳霾呷ǎ曬啥蠡嵫【俁倫槌啥祿嵯磧芯芾砣ǎ⒂善淦溉尉碇鞴芫攣瘢啥朐憊す餐槌杉嗍祿嶁惺辜嘍餃ǎ庋托緯閃艘苑ㄈ瞬撇ㄎ。扇ā⒕ā⒓嘍餃ǖ娜ǚ擲氬ㄗ刺９啥帷⒍祿帷⒓嗍祿崛厝妨⒉⑿惺咕霾呷ā⒕ā⒓嘍餃ǎ緯扇ǚ至⒂脛坪獾娜ε渲萍霸際峁梗饈欠善膠夤啥捌淅嫦喙卣嘸吧緇峁怖嫻慕峁緯墑視ξ夜痙ㄈ酥衛斫峁溝娜ǚ擲氳牟ń峁鼓ｊ?因此，以公司法人財產權為基礎的三權分離的產權關系是我國現代公司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經濟基礎。

3、“三權分立”學說的引入是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礎。我國《公司法》確立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權分立與制衡的權力構造機制，充分體現了三權分立的思想，它來源于“三權分立”學說。所謂“三權分立”，是資產階級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原則，即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國家權力分別由三個不同機關掌握，各自獨立行使，相互制約的制度。這一原則以十七、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鳩等人的分權學說為基礎。他們當時提出這一學說，是為了反對君主專制，要求建立資產階級君主立憲制度，具有進步意義。資產階級取的政權后，把它訂入憲法，作為基本政治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確定下來。一般是議會行使立法權，內閣或總統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9]。三權分立，是國家機關的分權形式，經過西方國家數百年的實踐，說明它適應了資產階級國家生存、發展的需要，有其生命力與制度合理性。公司作為獨立主體的商事組織，也存在內部權力如何配置，如何分權問題，“如同一位著名的法學家所說的，公司法面臨一個憲法問題：將某種憲法意義的形式加于公司經濟之上的問題”[10]；吸收人類優秀的文化傳統、思想、制度在現代公司治理中成為必要。我國《公司法》吸收了“三權分立”的思想，創設了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三機關，分別行使決策權、經營控? 迫ā⒓嘍餃ǎ緯傘叭ǚ至ⅰ坪狻鋇姆ㄈ酥衛斫峁鼓ｊ健?br&

4、西方公司治理模式是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形成的實踐基礎。西方公司近400年的發展，公司治理方面制度健全，對我國立法極具借鑒意義。由于各國法哲學、歷史傳統、政治制度及其他條件的不同，各國的公司治理結構因而各不相同，大體上有三種模式：（1）日本模式: 該模式下公司治理結構是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監察人組成。股東大會決定董事、監察人的人選。特點是經營階層（董事會、經理）決策的獨立性強，基本不受股東直接影響，但易致內部人控制，因此，設監察人制度以抗衡。（2）美國模式: 該模式的治理結構由股東大會、董事會和高層經營人員（首席執行官）組成的執行機構、公共會計師三部分組成。董事會是公司的法定代表機關和最高決策機關[11]。董事會主席不是法定代表人。特點是股權十分分散，一般股東與公司關系比較淡化；經理層有較大的獨立性，但仍要受到股東強有力的制約。公共會計師由股東大會任命，對董事會、首席執行官的行為進行審核、監督，是對管理層控制權的監督。（3）德國模式: 該模式下公司運營時，股東、董事會階層和職工共同決定公司重大政策、目標和戰略；監事會對董事會成員有任免權，決定公司的經營方針，投資方案等，監事會作用大；員工參與性強。特點是關注股東與利益相關者的共同利益。三種模式各有其優缺點。三者都體現了決策權、經營控制權、監督權三種權力配置，只不過是權力配置的方式，分權的組織形式、側重點及權力行使方式不同而已。三種治理模式體現其保護的股東利益也不盡相同，在德國模式中對員工利益的保護比日本、美國模式更為強列。盡管我國公司治理起步晚，但起點高。上述三種模式為我國現代公司法人治理提供了實踐經驗，在關注股東利益的同時，利益相關者（董事、經理、監事、員工、債權人）的利益也提到了議事日程。我國《公司法》在借鑒上述三種模式經驗基礎上，也確立了由股東組成的股東大會行使決策權，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的董事組成董事會及其聘任的經理行使經營控制權，為了抗衡管理層的控制權，為關注股東及職工利益，由股東、職工共同組成監事會共同行使對董事會經理的監督權。三種權力在配置過程中處于同等重要的地位，這樣形成我國獨特的現代公司治理的“三權分立——制衡”結構模式。

參考文獻：[1]江平、許冰梅，《論公司法的修改與完善》，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2002.7第4頁。[2]梅慎實，《現代公司治理結構規范運作論》，中國法制出版社，北京，2002.3，第8—9頁。[3]、[7]梅慎實，前揭書，第234頁、第203頁。[4]見《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5]葉林，《中國公司法》，中國審計出版社，1998版，第1頁。[6]郭富青，《公司法教程》，陜西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126—127頁。[8]鄧云貴，《論公司“內部人控制”之法律治理》，《當代法學》，2002年，第2期。[9]《法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頁。[10]、[11]王新、秦芳華著：《公司法》，人民法院出版社，第216—217頁，引自[美]、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96—297頁。

第三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公司作為法人，也就是作為由法律賦予了人格的團體人、實體人，需要有相適應的組織體制和管理機構，使之具有決策能力、管理能力，行使權利，承擔責任。這種體制和機構被稱之為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也可以稱之為公司內部管理體制。簡單釋義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指由股東大會、董事會、經理班子及監事會組成的管理公司的組織結構。法人治理結構是又譯為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現代企業制度中最重要的組織架構。狹義的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公司內部股東、董事、監事及經理層之間的關系，廣義的公司治理還包括與利益相關者（如員工、客戶、存款人和社會公眾等）之間的關系。

公司作為法人，也就是作為由法律賦予了人格的團體人、實體人，需要有相適應的組織體制和管理機構，使之具有決策能力、管理能力，行使權利，承擔責任。這種體制和機構被稱之為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也可以稱之為公司內部管理體制。這種結構使公司法人能有效地活動起來，因而很重要，是公司制度的核心。組成部分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按照公司法的規定由四個部分組成：

1．股東會或者股東大會，由公司股東組成，所體現的是所有者對公司的最終所有權；

2．董事會，由公司股東大會選舉產生，對公司的發展目標和重大經營活動作出決策，維護出資人的權益；

3．監事會，是公司的監督機構，對公司的財務和董事。經營者的行為發揮監督作用；

4．經理，由董事會聘任，是經營者、執行者。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四個組成部分，都是依法設置的，它們的產生和組成，行使的職權，行事的規則等，在公司法中作了具體規定，所以說，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以法制為基礎，按照公司本質屬性的要求形成的。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建立應當遵循的原則是： 治理原則

1．法定原則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關系到公司投資者、決策者、經營者、監督者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凡是法律有規定的，應當遵守法律規定。

2．職責明確原則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各組成部分應當有明確的分工，在這個基礎上各行其職，各負其責，避免職責不清、分工不明而導致的混亂，影響各部分正常職責的行使，以致整個功能的發揮。

3．協調運轉原則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各組成部分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運行的，只有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才能有效率地運轉，有成效地治理公司。4.有效制衡原則

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各部分之間不僅要協調配合，而且還要有效地實現制衡，包括不同層級機構之間的制衡，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制衡。

完善的原則和策略

目前我國大多數公司都按照《公司法》的規定，構建了自己的治理結構，但是上述種種問題又確實存在。鑒于治理結構在企業管理中的重要性，我們必須要不斷地完善它，使它成為有效的、符合企業實際的，并能夠與企業管理互動的治理結構系統。前面我們提到，公司治理結構包括四個部分，即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及經理層，而且上述問題也圍繞這幾部分闡述，因此在提出完善治理結構的建議和對策時也應著重從這幾個方面入手。

原則

設計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應當遵循一定的原則。通過中華—博略對諸多案例的研究分析，這些原則包括：

（1）法定原則：這是首要的原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關系到公司投資者、決策者、經營者、監督者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凡是法律有規定的，應當遵守法律主要是《公司法》的規定。

（2）職責明確原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各組成部分應當有明確的分工，在這個基礎上各行其職，各負其責，避免職責不清、分工不明而導致的混亂，影響各部分正常職責的行使，以致整個功能的發揮。

（3）協調運轉原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各組成部分是密切地結合在一起運行的，只有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才能有效率地運轉，有成效地治理公司。

（4）有效制衡原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各部分之間不僅要協調配合，而且還要有效地實現制衡，包括不同層級機構之間的制衡，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制衡。

（5）資源整合原則：公司治理結構的設置應能充分發揮公司各方面的資源優勢，以達到資源整合、資源有效運用的目的。

對策

我們知道，公司治理結構是現代企業制度最重要的組織框架，所以要從根本上提升公司的質量和管理水平，提高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就必須依靠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而完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就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從目前存在的問題出發，找到切實解決問題的對策。

（1）實行股權多元化和投資主體多元化

股權結構的合理性，能有效地對董事、監事和高級經理人員實行監督約束。針對目前我國企業股權結構集中的現象，應實行股權多元化，廣泛吸收非國有資本入股，這樣，企業的老板就由一個變成兩個或多個，那么國有股東就變成多個中的一個，因此不可能再搞一言堂并負無限責任了。同時，各家股東出于維護各自利益的需要，都會極力排斥任一股東因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使其他股東利益受損的行為。既便是股東份額較大的國有股東，當他違背《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規定，圖謀自己的不當利益時，也會受到其他股東的有力制約。總之，股權多元化后，包括國有股東在內的所有股東都只能根據股權平等的原則，依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按其出資份額行使職權，使各家股東的利益在公司的總體利益中得到實現。而且凡是公司股東，就可名正言順地進入股東會依法行使職權，確保經股東大會選舉出來的董事會和監事會成員能維護公司的整體利益。

（2）規范和完善董事會的運作 在法人治理結構中，董事會是核心。因為對于股東而言，董事會是受托者，接受股東的委托實現股東對資產保值增值的要求，對于經理層而言，董事會又是委托者，授權經理層開展公司經營活動并對其實施監督和控制，以實現其經營目標。董事會的治理水平是整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水平的縮影，如果公司的董事會治理出現問題，輕則影響公司經營效益，重則將會遭受滅頂之災。例如安然事件，很多人將其主要責任推給內部審計委員會和外部審計機構失職，其實從法人治理結構上看，董事會失職以及對董事會考核力度不夠才是最直接的原因。因此，董事會如何定位、如何考核及如何對經理層進行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是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問題。

董事會決定公司的管理層，決定高層管理的水平和結構，監督公司的內部控制和財務管理系統，決定公司的主要戰略和決策。因此，健全董事會制度，優化董事會的決策程序，保持董事會的獨立性，建立起一種責權利相互制衡的機制勢在必行：

①嚴格按照《公司法》規定的程序召開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徹底消除董事會產生的隨意性、董事長兼任總經理以及董事會成員與經理層高度重合的現象，真正建立和完善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

②優化董事會的結構和功能，提高董事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業務素質，使董事會的組成、功能及職責如下圖所示。實行獨立董事制度，同時強化董事會的決策支持系統；確保董事會集體決策，防止內部合謀行為，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如圖

③建立和完善董事的信息披露制度，以確保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更加透明。基于股東會和董事會之間的信托法律關系，公司股東有權利獲悉關于董事活動、薪酬以及商業利益的相關信息。

④完善董事對公司的義務和責任制度。董事對公司的義務因董事和公司的信托關系而產生，主要義務和責任有：

（1）善管義務和忠實義務；（2）競業禁止義務；

（3）借貸和擔保的限制。董事要制定公司的戰略和政策，確定公司的發展方向，確保經營與制定的政策計劃相一致，達到所要求的經營標準，并在公司危機時刻起到安全閥的作用，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挽救局勢。

除此之外，要對股東大會和董事會要進行合理、適當的分權，明確各自的權力和義務，同時對股東大會、股東的授權經營范疇及董事會的職責等要有明確的界定。

（3）強化監事會的作用

監事會如果能起到真正的監督作用，對于保障企業的健康發展，規范公司的日常運作，將具有深遠的意義。因此，國有企業都應按照《國有企業監事會暫行條例》的規定健全企業監事會制度，完善監督機制。首先，要在制度上保證監事要知事。股東大會應制定和完善有關的監督制度或條例，具體規定監事會的職責、職權，及其監督的程序和規范。如，監事（長）參加董事長或總經理召集的工作會議進行旁聽的制度；財務部門定期向監事會報送有關財務報表等。其次，要優化監事會的成員結構。要控制監事會成員中內部成員的數量，適當增加外部監事，使監事會更具有獨立性。還要減少兼職監事，增加專職監事。另外，還要加強對監事成員的業務培訓工作，力求全面提高全體監事成員的素質，使監事會成員精通公司業務、財務、法律，變為真正的內行，保證監事會的監督治理機能正常運轉。

（4）規范經理層的運作機制

“59歲”現象一方面反映了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對經理層激勵機制的空缺，另一方面也表明法人治理結構中對經理層約束機制的空缺。要調動經理人員的積極性，使其既享有充分的經營管理權，又盡職盡責地履行義務，最大限度地落實董事會決議，實現股東利益，必須建立起有效的激勵和約束機制。

①要切實保證經理行使法定的權利。經理依據《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會決議行使公司日常經營管理的職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涉。要落實經理的日常經營管理權，最重要的是落實其人事任免權。

②要使經理人員的利益同企業的經營效果掛起鉤來。一方面要建立一套根據企業經營效果決定經理人員報酬的激勵制度，包括實行基本工資、獎金、長期獎勵(如股票期權)相結合的薪金制度；另一方面建立對經理人員實行以聘任制為主的市場約束制度，其中最基本的是商品市場、資本市場和經理人才市場的約束，使經理人員既有動力和機遇，又有壓力和危機，只能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勤奮工作。

③要完善經理聘任制，確立競爭機制，防止經營者頻繁流動，以防止短期行為，保障公司長期穩定增長與可持續發展。

（5）實行職工參與公司治理的制度

近年來，公司職工在公司治理結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職工參與公司治理，既是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也是緩和勞資沖突以提高公司組織效率的需要。為了充分發揮職工的主人翁意識，更應當創造條件讓職工參與公司法人治理：

首先，要發揮好職代會及工會在公司中的作用。公司企業職工整體利益與國家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在具體利益上，由于牽扯到職工自己切身利益企業內部可能產生一些矛盾，這些矛盾是正常的，也是企業必須加以解決的，因此需要有職代會、工會代表全體職工與職業領導人進行協調；其次，應大力推行董事會、監事會的職工代表制。職工董事、職工監事是職工委派自己的代表，通過股東大會進入公司領導機構，是職工參與企業管理和監督的重要形式，也是職工維護和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體現；最后，要建立保障職工參與制度的相關配套制度，使職工真正起到參與公司管理的作用。我國未來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應向德、日兩國學習，建立工人董事會制度，把公司員工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力爭實現民主管理，從而充分調動員工參與公司生產經營管理的積極性。

（6）允許銀行等金融機構介入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鑒于我國目前企業大多通過外部融資渠道又以銀行貸款等間接融資為主的情況下，銀行等金融機構應該介入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去。商業銀行在對公司進行評估的基礎上，介入公司的內部治理機構，進行權力滲透和干預公司的經營活動，就能促使其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若在經濟狀況不好時，還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進一步投資或接管，促使企業扭轉局面，達到償債的目的。日本的主辦銀行制度、德國的主持銀行制度，都體現了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結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通過以上各方面的措施，可以使我國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更加完善，并促進其管理水平的提高。當然，完善和改進公司治理結構是一項復雜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我們應學習西方國家幾百年來公司治理的成功經驗，吸取其慘痛教訓，結合我國當前實際，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公司運作機制。

一個沒有完善治理結構的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將難以生存，一個管理水平很差的企業，也不可能走得很遠。從本質上講，企業競爭優勢來自于企業內部持續不斷的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而核心競爭力的培養、管理水平的提升又來自于企業治理結構的持續改進和有效執行。因此優化和完善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并提升企業管理水平，促進企業持續健康發展，是企業發展中一項重要的系統工程，是企業提升管理水平的根本所在。

第四篇：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完善信息披露的內在機制

只有建立規范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對經營者的約束弱化等問題，從而強化公司激勵約束機制。我國目前階段應重點抓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規范上市公司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行為，解決“一股獨大”問題，發揮多元持股制的優越性，嚴格按照《上市公司治理準則》規范控股股東的行為，增強上市公司獨立性；二是鞏固上市公司清欠成果，建立防止大股東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長效機制，加強對大股東及其附屬企業故意占用上市公司資金的查處、懲罰力度；三是強化上市公司敏感信息內部排查、歸集、披露機制，進一步規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為。別是執業道德教育，以促使注冊會計師盡快提高其執業道德水平、專業勝任能力和執業質量；四是確保審計工作的獨立性，強化其法律責任，將上市公司暴露在陽光地帶。

第五篇：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論公司法人治理結構

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公司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有效組織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是公司制的核心”。

一、法人產權的實質—法人治理結構命題的提出

現代委托代理關系的形成，是以代理關系的收益大于代理關系的成本為前提的。在資產所有權與經營控制全相分離的條件下，如何對所有者、經營者的關系進行制度安排，關系到委托—代理關系的發展與績效。而這在現代企業中是通過治理結構來解決的。

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都是以股東出資形成的法人財產為基礎的法人實體。由于公司的出資人即股東很多（現代大公司甚至達到幾百萬人），股份相當分散，所有權與經營控制權的分離就越來越明顯，因而公司并不是由股東直接經營管理，而是通過一系列代理關系和制度安排，由少數人進行管理的，這一系列制度安排就是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與公司法人產權制度有著極其密切的聯系，治理結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企業法人產權制度的組織結構形式，同時，企業法人產權的有效安排又是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有效性的基本前提。治理結構命題的提出，根本原因在于現代企業法人產權制度的形成。因為現代企業產權制度是一種典型的關于資產權利的委托—代理制，便有了權利的分離和相應的權利主體多元化，從而相互間的監督、制衡成為重要的問題，因此，理解治理結構首先必須把握企業法人產權的實質及特征。

1、企業法人產權的本質—對他人資產的支配權。企業法人產權是有別于原所有權但又是從所有權分離出來且有獨立意義的有關資產的權利。在現實中，以最典型的股份有限公司為例，所有權轉化為股權由股東持有；管理權作為經營管理的執行權由經理掌握；董事會的權利既不同于股東的持股權，也不同于經理的管理權，而是一種對整個公司資產組合的支配權；任何一個所有者，作為持股者只能在市場交易中支配自己的股份，但卻不能支配整個公司，只有董事會可以支配整個公司的資產。在這里，董事會權利的特點在于他所支配的公司的資產，在所有權上主要并不是隸屬于董事會成員的。盡管董事會的成員也擁有公司的股權，因而也是公司的所有者，但整個董事會成員的股份在整個公司的資產中只是一部分，并非全部。在當代股份日益分散的條件下，董事會成員的資產占公司總資產的比重越來越低，但他卻可以支配整個公司的資產，因此，所謂企業法人產權便是這種由董事會代表的對他人資產的支配權。

2、企業法人產權具有獨立性。企業法人產權雖然屬于所有權的一種委托代理權，但一經形成便有其獨立性。這種獨立性集中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企業法人產權雖然是所有者委托的一種支配權，但他以企業法人為主體，一經形成法人產權便不可以任意分割，即所有者不可憑借所有權去分割企業的資產，所有者作為持股者只能在市場上交易所有權（股權），并以此來決定選擇、評價、約束公司的行為，并轉移風險，但卻不能憑借股權來分割公司法人產權。股票一經售

出不可退本，除非公司破產，按照事先確認的法律制度安排對所有者履行一定的責任。另一方面，在企業法人產權制度下，所有者一經委托，對大多數所有者來說不可能憑其所有權直接在公司內部監督、支持公司的行為，而只能是在公司外部或委派少數代表來監督、約束受托者。除非持股者作為董事進入董事會，但畢竟是少數，大多數所有者只能通過市場交易，通過股票市場的投票來評估、監督、選擇代理者。

可見企業法人產權實質上是一種受所有者委托的對他人資產的支配權。在這種委托代理制度下，關于資產權利的職能便發生了分解，權利諸方面的主體相應出現了多元化，出現了所有者、支配者、管理者之間目標、動因、利益、權利、責任的差異，相應的產生了所有權、法人產權、管理權的矛盾因而也就要求相應的治理結構來銜接并規范諸方面的利益關系。

二、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提出的現實意義

我國已形成了門類比較齊全、具有相當規模的工業體系。截止2000年，全國共有年銷售收入在5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15.8749萬戶總資產123984億元，當年實現工業增加值23685億元，其中國有控股工業企業5.400萬戶，總資產83641億元，實現工業增加值14032億元。然而，國企改革和發展中許多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表現在：工業內部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一般工業品生產能力過剩與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短缺同時并存；相當一部分企業經營機制轉換滯后，創新能力、競爭能力不強，經濟效益仍然低下；企業管理落后，紀律松弛的現象比較嚴重，成本、資金、質量缺乏有效控制，重大特大惡性事故不斷發生；企業的優勝劣汰機制尚未形成，相當一批劣勢企業不能及時退出市場，低水平重復建設仍不斷發生；市場秩序混亂，信用低下，制假售假，走私和騙稅等行為屢禁不止，屢打不絕；企業富余人員多，社會負擔重的矛盾仍很突出，隨著結構調整和改革深化，職工下崗和再就業的壓力仍然很大。這就使國企改革困難重重。

回顧國有企業的改革歷程，從“放權讓利”開始到承包制，轉換經營機制，再到制度創新，都沒有根本解決問題。現在雖然有些問題的認識基本統一了，但公司制究競怎么運行，也就是現代公司的治理問題仍沒有解決。故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結構作為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這是有著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的。

三、法人治理結構的基本原則和條件

法人治理結構不規范，所建立的現代企業制度就全是假的。為此，1998年4月，由29個發達國家組成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以根據世界各國的公司治理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制定了公司治理結構的國際性準則，《公司治理結構原則》。該原則旨在為各國政府部門制定有關公司治理結構的法律和監管制度提供參考。其主要內容包括5個方面：

1、法人治理結構框架應當維護股東的權利；

2、法入治理結構框架應當確保包括小股東和外國股東在內的全體股東受到平等的待遇。如果股東的權利受到損害，他們應有機會得到有效補償；

3、法人治理結構的框架應當確認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利，并且鼓勵公司和利益相關者為創造財富和工作機會以及為保持企業財務健全而積極地進行合作；

4、法人治理結構框架應當保證及時準確地披露與公司有關的任何重大問題，包括財務狀況、經營狀況、所有權狀況和公司治理狀況的信息；

5、法人治理結構框架應確保董事會對公司的戰略性指導和對管理人員的有效監督，并確保董事會對公司和股東負責。

從0ECD，制定的標準和經驗來看，一個有效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模式，起碼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一是能與該國的經濟發展和資本市場發展水平相適應；二是能保證公司實現長期的穩定增長與發展；三是能保證公司所有者對公司的經營者進行有效的調控；四是能保證公司經營者具有獨立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五是能有效地運用激勵和控制等機制全面地調控所有者、經營者和公司職工的行為，并充分地發揮各自的積極性。

上述原則和條件，為我國公司制法人治理結構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四、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組織模式

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結構作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但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并不能徹底解決問題，因為如果只有形式上的治理結構而沒有一個科學的合理的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公司的組織者、決策者、經營者、監督者不能夠全面到位，并且互相形成一種既協作又制衡的關系，則公司制很難運轉起來。故而關鍵在于要建立一套與股權結構相適應的，權責分明的組織體系。具體地說，一是要合理設置領導機構。二是要合理確定各機構的人員構成。三是要合理劃分各機構的權責。

我國的公司治理結構中的組織模式可借鑒德國的模式。具體地說：

1、在組織形式方面，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經理會3個領導機構分設，且董事會和經理會成員不能相互交叉。

2、在權責劃分方面：股東大會的主要任務是選舉董事和完成公司章程規定的其它任務；董事會主要負責對經理層的監督以及成員的任免等；經理會主要負責公司的日常生產經營管理等。

這是因為： 股東大會擁有企業的資產最終所有權，行使股東權；由股東大會選出的董事組成的董事會擁有企業的法人財產權，行使經營決策權；由董事會聘任的總經理擁有經營決策的執行權，行使經營指揮權：由股東大會選出的監事組成的監事會對董事和經理的活動進行監督，行使監督權。這樣，股東大會、董事會、總經理、監事會之間形成了公司內部相互制衡的組織機構。

五、法人治理結構中的員工模式

作為公司員工而言，他們是公司財產的直接創造者，是社會商品的直接生產者，他們具有公司勞動者和公司股權所有者的雙重身份。因此，公司員工模式必須既要考慮發展生產力，提高公司經濟效益，又要考慮員工的經濟利益，調動員工參與公司改革和建設的積極性，充分發揮其主力軍的作用。

我國未來的公司治理結構模式應建立工人董事會制度，把公司員工放到一個重要的位置，力爭實現員工與管理的有機統一，從而充分調動員工參與公司生產經營管理的積極性。

《公司法》中明確指出“公司研究決定生產經營的重大問題，制定重要的規章制度時，應當聽取公司工會和職工的意見和建議，監事會由股東代表和適當比例的公司職工代表組成......監事會的職工代表由公司職工民主選舉產生”。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也指出：“堅持和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基礎形式的企業民主管理制度，實行民主評議企業領導人和廠務公開。”

工人董事參與決策，建立了執行決策的保障體系，不僅可以給予董事會的決策提供支持，而且可以動員廣大職工為董事會正確決策的執行和實施提供最大可能的力量源泉，有利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建設和完善。國外股份公司在其長期發展的過程中，經過反復的實踐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積累，已經形成了比較完善的法人治理結構模式，并且已經用法律的形式加以固定了下來。我國企業在實行公司制改制的過程中，應當吸取這些成功的經驗。從中國現實著手研究中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選擇和構建，其目的不是建立一個未來理想的模式，而是通過比較分析，試圖提出一個目前可行的模式。采用國際通行的法人治理結構的模式，反映了公司制企業發展的一般規律。盡管所提出的建議還僅是一種思路和框架，但畢竟使法人治理結構不流于形式，其科學化和規范化的治理是將人治機制轉變為法制機制。必須指出，探索中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需要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以科學、積極的態度，在改革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促進這一過程的發展要允許群眾的創造性發揮，允許公司制企業法入治理結構形式的多樣化。

六、現代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的制衡關系

首先論述一下股東與股東之間的關系。投資者通過認購股票成為公司股東之后，就開始了股東與股東之間的相互制衡關系。這種相互關系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有限責任制度即不管公司的經營由于決策失誤造成多大的財產責任，每個股東僅以其出資部分的金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通過有限責任來解決股東與股東之間的資產責任問題。第二，權利的合理分配。一是股東有根據一股一票在股東大會上投票的權利，同時股東又有權隨時轉讓自己的股份。前者稱為“用手投票”，后者稱為“用腳投票”。

下面我們討論現代公司中股東、董事會、經理人員之間的制衡關系。從法律上講，股東大會與董事會之間存在的是一種信任托管關系，董事會與高層經理人員之間是委托代理關系。

1、股東大會與董事會之間的信任托管關系。在法人治理結構中，董事是股東的受托人，承擔受托責任，受股東大會的信任委托，托管公司的法人財產和負責公司的經營，這是一種信任托管關系。其特點在于：①一旦董事受托經營公司，就成為公司的法定代表。股東既然將公司交由董事會托管，則不再去干預公司的管理事務。股東可以“用手投票”或“用腳投票”來表達自己的意愿。②受托經營的董事不同于受雇經理人員，不兼任執行人員的董事一般不領取報酬，只領取一定的津貼。③在法人股東占主要地位的情況下，大法人股往往派出自己的代表充當被持股公司的董事。

2、董事會與公司經理人員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在一個信息不完備的經濟環境中，代理人并不總是以追求委托人最大利益作為自己行為的最高準則。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會產生所有者（委托人）和經營者（代理人）之間的激勵不相容、信息不對稱和責任不對等等問題。由于信息的不完備、不對稱又會產生經營者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因此，受托人有必要設計恰當的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以獲取更大的利益和經濟效率。下面我們將分析現代企業是如何實現對經理人員（代理人）的監督與激勵的。

委托人與代理人各自追求利益的差異體現在：作為委托人的董事會要求經理人員盡職盡責，執行好經營管理的職能，以便為公司取得更多的“剩余收益”即利潤；而作為代理人的高層經理所追求的，則是他們本身的人力資源資本（知識、才能、社會地位、聲譽等）的增加以及相應的經濟收益。公司將經營工作委托給高層經理人員，根據經理人員的工作業績（包括公司的盈利狀況、市場占有率、在社會公益方面的表現等）對他們實行相應的激勵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其目的是要高層經理人員采用適當的行為，主觀上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客觀上最大限度地為了增加所有者的利益，從而實現激勵相容。實現激勵目標的具體方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正向激勵。即所有者通過董事會制訂的報酬制度將經理人員對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轉化為對企業利潤最大化的追求。公司支付給經理人員的固定薪金缺乏足夠的靈活性，不能隨著經理人員行為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公司支付給經理人員的報酬還有三種形式：獎金、股權（剩余索取權）和退休金計劃。獎金的靈活性最高，它可以根據經理人員的經營業績而經常變化，但獎金很容易刺激經理人員的短期行為。股權和退休金計劃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這一缺陷。股權即允諾經理人員的經營業績與公司股權的持有保持密切的聯系，具有長期的性質。退休金計劃的目的也在于激勵經理人員的長期行為，約束其短期行為。通過調整這三種形式的支付，可以在較大程度上實現對經理人員的激勵。

2、負向激勵。負向激勵就是指一種約束機制。由于所有者與經理人員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這使得經理人員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通過偷懶或采取機會主義行為來實現自我效用最大化。負向激勵就是指所有者對經理人員采取的懲罰性約束措施。負向激勵首先表現在，在現代公司內部，盡管董事會把大部分的決策管理權授予了公司的經理階層，但董事會依然保留了對經理人員的控制（聘用與解聘），及決定他們工資水平的權利。

其次、高層經理人員還受到眾多的市場競爭機制的約束。首先是資本市場的約束，資本市場能對管理層施加壓力以保證公司的決策朝著有利于資產增值的方向。資本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給股東提供公司經營的相對清晰的信息，如果公司的股價比不上競爭對手的價格，管理人員的無能或偷懶行為就被反映出來了。這時股東可以“用手投票”或“用腳投票”來表達其意愿，懲罰經理人員。其次，具有無限制轉讓性的剩余索取權和兼并市場對公司管理也有重要的約束作用。由于剩余索取權是可以自由轉讓以及是和經營權相分離的，“敵意性”兼并者可以越過現任的經理人員和董事會去收購有多數股權的股票而達到對公司決策過程的控制，使得原公司經理人員失去對公司的經營控制權，從而形成了對經理人員經營行為的有效約束。第三、商品市場的約束。在市場上，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將受到消費者的裁決。倘若公司的產品不能占有一定的市場比例，股東們獲得此信息去調查公司的管理情況，并通過董事會對這些經理人員進行懲罰。第四、經理人員勞動力市場（職業經理市場）的約束。在有效的經理市場上，無能的與不盡職的經理人員和責任心強與極高能力的經理人員會被區別開來。由經理人員競爭構成的職業經理市場對經理人員的行為具有自我約束、自我監督的作用，并對其行為的累計結果有一種記憶功能，即無能的或不負責任的經理人員在被解雇后將會發現他們很難再找到如意的工作。

總之，在我國公司制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須具有中國特色，而這一特色有賴于我國公司制企業中全體成員的智慧和創造性的發揮。相信經過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探索，既反映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共性規律，又具有我國特色的公司制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一定會在我國建立和完善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