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論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的運用

論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的運用

作者： 張濤濤 發布時間： 2011-04-02 09:25:50

論文提要：

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實踐中廣泛運用，但是無論司法理論界還是實務界均對其重視不夠。本文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廣泛運用原因進行深入的分析，根據對象不同將心理學戰術的運用分為針對當事人的運用形態和針對訴訟代理人的運用形態，通過案例分析入手，描述心理學戰術兩種運用形態，并提出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進行規制的一些建議。

以下正文：

心理學戰術[1]在民事審判實踐當中廣泛應用，但是由于制度規范的缺位，該戰術的應用在現實中導致法官權利不合理膨脹、當事人訴訟權利得不到保障。當然，心理學戰術的廣泛應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糾紛的和解，從根本上解決了矛盾，對于當前構建和諧社會有巨大的推動作用。為了能夠充分發揮心理學戰術的優勢，最大可能的減少其負面影響，確保公正、廉潔、高效的行使司法權，我們必須在充分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一、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廣泛應用的原因 當前，我國法院系統司法指導思想從“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轉向“調解優先，調判結合”，衡量法官辦案水平的重要指標之一就是調解率。調解率直接與法官職級晉升、獎金津貼掛鉤，導致法官們在審判實踐中更傾向于調解。

我國不合理的信訪制度也是導致法官們選擇調解結案的重要原因。由于司法的不獨立，黨委、人大、政府等國家機構的個別領導通過各種方式向法院及案件承辦法官施壓，影響案件的裁判結果。裁判結果的不公正導致社會公眾對法官的不信任，從而要求國家對法院、法官進一步加大監督力度，而這所謂的監督就給了其他國家機構一些領導進一步干涉法院獨立審判的權力。其中對法院審判干涉最為常見的方式就是信訪。當事人不滿法院判決不是通過正常的司法途徑上訴、申訴，而是選擇通過信訪、上訪向黨委政府人大反映情況，這些接受信訪上訪的機構便通過函件等方式反饋給法院。一旦當事人信訪上訪，某些上級領導一般不去考慮案件審理本身是否正確，而且很多領導本就不是法律專業出身，僅僅看到當事人煽情的信訪上訪便直接認為法院審理有問題、沒有最終解決矛盾、給黨委政府添亂。法院的領導雖然知道案件的審理絕大部分情況下沒有錯誤，但是迫于上級壓力不得不給案件承辦法官懲戒。而調解結案便消除了當事人信訪上訪的可能性。

為了提高調解的成功率，法官們在調解過程中通過各種心理學戰術向雙方當事人引導甚至施壓，雖然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當事人的處分權，但是由于調解過程并不記錄在案，法官們運用心理學戰術的方式一般比較隱晦，在經過技術處理的調解筆錄中不會反映出來，當事人也由于案件最終解決，自己也沒有吃太大的虧，最終服從調解。即使法官通過運用各種心理學戰術后，當事人并未接受調解，雙方當事人也更傾向于服從判決。

二、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的形態

（一）針對當事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

1.直接提出調解意見。法官在主持雙方當事人調解的過程中，強勢的提出自己對糾紛發生原因及雙方責任劃分的認識，并暗示當事人如果一方不接受調解意見，將會承擔更大的責任[2]。例如，王某某訴李某某父子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

王某某與李某某是同村村民，在一次幫同村一村民修房子的過程中發生口角，王某某激動之下沖上前去打了李某某一巴掌，李某某不甘受辱動手反擊。剛好路過的李某某的兒子看到父親被王某某打，順手拿起一塊磚頭沖上前拍在王某某頭上，王某某應聲倒下。王某某被送去醫院住院一個月，花費2000余元，經鑒定王某某頭部創傷構成輕傷。后王某某訴至法院請求李某某父子賠償共24000元。

本案在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直接向雙方當事人提出，兩被告共賠償原告王某某16000元，雙方糾紛就此了結。由于雙方當事人均表示難以接受法官意見，承辦法官分別和雙方當事人單獨協商調解意見。承辦法官對原告王某某說，“這次糾紛是你先動手打人，你對糾紛的后果富有更大的責任。況且從現在的證據來看，到底是李某某的兒子用板磚打傷你頭部，還是你自己不慎摔倒碰傷頭部并不明確，雖然兩被告在調解中承認是李某某的兒子將你打傷，但是調解中雙方的自認不得作為判決的依據，一旦調解不成，被告在審理過程中指認是你自己不慎跌倒碰上頭部，那我也只能依據法律規定來判決了。[3]”同時，承辦法官對被告李某某父子說，“你們既然承認是李某某的兒子將王某某打傷，事情已經很明確了，責任完全在你們一方，如果你們不接受調解，我依法判決可就不是現在這個賠償數額了。另外，王某某的傷勢已經構成輕傷，如果你們不接受調解，我也只有向領導匯報，考慮是否移送公安機關按犯罪來處理此案。”最終原被告雙方接受承辦法官調解意見。

在本案的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通過直接提出自己的調解意見，讓雙方當事人感受到法官對此糾紛的態度。給雙方當事人如果不接受調解意見便會得罪法官的感覺。承辦法官在進一步和雙方當事人的單獨接觸中，通過言辭暗示原告如果不接受調解意見，他將會損失更大的利益；對被告則有意夸大法律制裁的嚴厲程度或其行為的嚴重法律后果（當然這種方式必須以當事人對制定法的具體規定不了解為前提），而法官卻表現出一副通情達理的樣子，為以后裁決留下一定的空間。最終雙方迫于法官的壓力接受調解意見。2.設身處地為當事人分析案情。法官真心的去關懷當事人，了解他的世界及感受，設身處地的為當事人爭取最大的利益，得到當事人充分的信任，從而使雙方達成調解協議。例如，郭某某訴中國電信綿陽分公司侵權糾紛一案。

被告中國電信綿陽分公司因架設通信光纜在原告郭某某所有的房屋上安置支架，事前，被告通知原告將在其房屋上安置光纜支架，但原告并未明確表示同意。被告安裝光纜支架后的15年中，原告沒有提出過異議。“5.12”地震后，原告的房屋在被告安裝光纜支架的側墻產生裂痕，必須進行加固維修，故，原告訴至法院請求判決被告拆除光纜支架，賠償經濟損失并支付15年來占用房屋側墻的費用。

本案在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和郭某某聊天一般拉起家常，先講到地震造成的巨大損失，再聊起郭某某經營小商鋪的成功之處，不知不覺回到本案。承辦法官指出，“電信光纜屬于涉及社會重大利益的范疇，我們根本不可能要求被告立刻拆除光纜支架，而且根據90年代的《電信條例》電信公司使用你的房屋側墻安裝光纜支架只需通知你，并不需要經過你同意，而且你要求的十五年側墻使用費用法律中也沒有明確的規定啊。即使，我們判決被告賠償你損失，可是你要知道被告可是中國電信，如果被告拒絕履行判決，法院強制執行的難度可想而知，以后你還不知道跑多少次冤枉路呢，還不如少要點錢把事情了結，回去好好經營你的商鋪，有這些跑法院的功夫早把錢掙回來了。”承辦法官和被告交換意見則側重從中國電信央企的身份入手，強調案子久拖下決，損害的必然是中國電信的形象，為了維護企業的形象即使損失些金錢也是值得的。最終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在本案的調解過程中，承辦法官直接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考慮問題，針對當事人最關心、最重視的方面提出建議，令當事人感覺法官其實是在為自己的利益才提出調解的建議，從而自覺地接受調解。3.適當的恭維當事人。很多矛盾糾紛發生之后，雙方當事人其實已經感受到到底誰對誰錯，只是礙于面子不愿意承認自己錯了罷了。在這種情況下，承辦法官適當的恭維當事人，讓他（或他們）感覺到法官都認為自己的的行為有一定合理性，面子上已經有了，從而接受調解。例如，在李某某訴楊某某離婚糾紛一案中，明明是原告優柔寡斷，甚至婚姻問題都聽從母親個人安排，這才訴至法院請求與被告離婚，承辦法官卻恭維原告做事有主見，自己的婚姻問題一定會由自己來做主，結果李某某男兒血性在承辦法官的恭維聲中被激起，當庭撤回起訴，向被告道歉并表示以后會好好待被告，盡一個丈夫應盡的所有義務；在賈某某訴楊某某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中，明明是楊某某惡意拖欠，到期不歸還賈某某的借款，承辦法官卻恭維被告講義氣，即使在家庭經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仍然積極承認欠原告的債務，并盡力先歸還利息，同時，承辦法官通過和原告商談，原告表示理解被告的拖欠行為，只要被告盡快歸還欠款，雙方仍是朋友，結果案件調解后僅僅3日被告就將欠款歸還原告。4.邀請對當事人擁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參加調解。處于糾紛中的當事人也許因為情緒過于激動，對法官等人的意見特別排斥，但是對一些在他們眼中地位尊崇的人的意見，他們還是能夠聽進去的[4]。因此，在調解的過程中法官們可以通過邀請這些對當事人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參與調解（有些時候甚至不需要這些人真正參加庭審，只需要抬出他們的名號就能起到震懾的作用），促成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這些對當事人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包括雙方當事人共同的長輩、親人朋友、所在社區的居委會工作人員（或村社干部）、所在單位的領導等等。如在調解一起打架引起的人身損害賠償糾紛一案中，承辦法官邀請原、被告所在村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參加調解。老人在村里輩分、威望均極高，做過幾十年村小學老師，村里絕大多數人祖孫三代都是他的學生。老人來到法庭，當著法官的面，用拐杖分別敲原、被告幾下，嚴厲地說，“你們兩個小娃怎么這么不懂事，多大點事還到法院來麻煩法官同志，你們徹底把我們村的臉丟光了，回去我一定把你們爸爸爺爺都叫一起，好好讓他們管教好自己的子孫。還嫌臉丟的不夠啊！都跟我回去！”結果，原告當庭撤訴，被告自愿賠償了原告的相關損失并賠禮道歉。

5.權力符號的廣泛應用。無論是法院恢弘的羅馬建筑風格、門口怒目而視的獨角獸、多達十幾甚至幾十級的臺階，還是法官們莊重的制服、警車、不為一般人熟知的法律語言，抑或是肅穆的庭審現場，等等，均是一種權力符號。這種權力符號彰顯的是國家強制力，是一種讓普通老百姓順從的權力，并且使法律、司法活動及法官獲得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和權威。當案件的雙方當事人置身于這樣的權力符號包圍圈之中，他們總會油然而生一種戰栗感，面對著這樣一個龐大的國家機器，個人的力量似乎完全可以忽略不計，讓人失去與之抗爭的勇氣，從而自覺接受國家法律的統治，服從法院的裁判。這種權力符號運用最典型的實例體現在基層法院的巡回審理中[5]，例如，朱某某訴虞某某離婚糾紛一案。

原告朱某某起訴虞某某要求法院準予雙方離婚，由于被告虞某某下肢殘疾，承辦法官為了方便被告參加訴訟，決定到原、被告所在的村村委會辦公室巡回審理。開庭當天，承辦法官身著法官制服帶領一名書記員、一名法院辦公室干事駕駛一輛警車赴庭審地點。到達目的地后，承辦法官讓司機將警車停在村委會辦公室門前最顯眼的地方，通知該村村支書一起到辦公室旁聽庭審。雙方當事人及村支書均到庭后，承辦法官安排他們按順序坐下（村支書坐在法官的右手邊），然后掏出專門帶來的法槌敲三聲，才宣布正式開庭。隨車來的辦公室干事則在一旁負責照相，記錄庭審現場秩序情況。該案在審理過程中，由于被告親屬情緒過于激動，與原告親屬發生肢體碰撞，在村支書制止未果后，承辦法官電話通知當地派出所派來兩名民警維持法庭秩序。在承辦法官、民警及村支書的共同努力下，當事人雙方終于停止無謂的糾纏，庭審得以順利進行。雖然最終雙方當事人沒有達成調解協議，但是均表示服從法院判決，雙方矛盾得以化解。在本案的審理過程中，承辦法官運用了多種權力符號向當事人施加影響。庭審場所所在地村委會辦公室及村支書的在場均向雙方當事人暗示，這次法庭庭審得到村社內的“官員”的全力支持；法官身著的制服、專門攜帶的法槌均明確顯示，此次庭審中法官代表的是國家權力機構的意志；村委會辦公室門口停放的警車、維持法庭秩序的民警更是直接向當事人及旁聽的群眾表明，法官背后依靠的是國家暴力機器的強制力；隨車而來負責信息宣傳的辦公室干事拿著專業的照相機拍攝庭審現場，并將庭審秩序狀況記錄下來的情形，在當事人及村里的群眾看來，更像是記者在采訪，一旦想到自己的“丑事”會傳播到盡人皆知，當事人心里便會忐忑不安，希望盡可能無聲無息的解決糾紛。

（二）針對訴訟代理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

在基層法院和中級法院經常代理案件的代理人一般都是本轄區內律師事務所或法律服務所的律師（以及法律工作者），法官與代理人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通過單單一個案子，而是通過長期的工作、生活接觸形成的，這也導致法官針對代理人運用心理學戰術的形態與針對當事人運用心理學戰術的形態迥然不同[6]。某些法官針對訴訟代理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主要包括如下兩大方面：

1.針對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本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這種心理學戰術運用的目的主要是讓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明白，如果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不配合法官更好的處理糾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將會遭受很大的打壓：相反，如果他們能夠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主動配合法官處理糾紛，法官們也會在工作中給予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適度的方便。這種心理學戰術的運用并沒有解決具體案件，但是為法官們在以后長期的工作中持續得到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的配合奠定了基礎。

a.立案過程中的抵制。對一些在自己代理的案件中拒絕積極配合法官促成案件調解的律師，法官們會通過內部網絡傳遞到法院的各位工作人員耳中。因此，負責立案的法官一般會采取各種方式打壓該律師（或法律工作者），例如，在立案審查中刁難該律師（或法律工作者），訴狀即使出現很小的錯誤也要求其全面修改，提高立案證據的標準，要求提供被告準確的身份證明，甚至利用七天審查期拖延完全符合立案條件的案件。

b.審理過程中的抵制。法院負責送達的法官們對一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代理的全部案件消極送達，以至于立案一兩個月后，案件還沒有送達被告，原告往往會多次催促代理人，但是代理人對此卻沒有任何辦法，這也導致委托人對代理人的不信任。法官們可以合理的利用“案情復雜”的標準將本應該很簡單的案件由簡易程序轉為普通程序，甚至在符合公告送達的條件時采取中止審理的手段。c.日常生活中的抵制。如果生活中律師（或法律工作者）能夠與法官單獨接觸，甚至建立起一種較為緊密的關系，那么他們的地位在委托人的眼中也會大幅上升，這對他們擴大案源，提高收入具有不可忽略的影響。因此，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很樂意生活中接觸法官，能夠約到法官一起吃飯、喝茶甚至娛樂會讓他們在以后的律師生涯中感到更踏實。這也是法官們能夠在日常生活中抵制一些律師的基礎。法官們通過拒絕與這些律師的任何接觸令其產生這樣一種念頭，“既然你在代理的案子中拒絕配合我將糾紛盡快解決，那在以后我和你之間只能公事公辦，如果有適當的機會我也會很樂意修整一下你。”[7] d.對配合法官的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給予一定好處。對于那些一直以來配合法官們積極解決糾紛的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法官們會在職權范圍內盡可能的給予其便利。例如，在立案的時候如果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的材料不全允許其稍后補充而現在直接立案；立案后原告變更訴訟請求，如果副本還未送達被告，法官們會允許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直接用新的訴狀更換立案時提交的訴狀，而不用申請變更訴訟請求；在當事人面前，法官們會選擇對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和顏悅色，一般不會打斷他們發言，適當聽取他們的意見，給當事人一種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在法官面前能說的上話的感覺；允許這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使用法院的復印機等設備；等等。

2.針對具體案件中的訴訟代理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a.貶低訴訟代理人在委托人心目中的地位。在案件審理的過程中，法官當眾不給代理人面子，令其在委托人心目中形成一種在法官面前說不上話的形象，從而達到打壓一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的目的。例如，在庭審過程中法官頻繁打斷訴訟代理人的發言，或者因為某些莫須有的原因當庭訓誡訴訟代理人，或者對另一方訴訟代理人和顏悅色，而對這一方訴訟代理人疾言厲色。

b.動搖訴訟代理人與委托人之間的委托關系。在案件訴至人民法院后，法官們單獨和當事人一方接觸，通過言行向當事人表明其委托的律師（或法律工作者）能力不高或者不能為其爭取最大的利益，從而動搖訴訟代理人與當事人之間的委托關系，甚至導致當事人單方接觸與其訴訟代理人之間的委托關系。例如，王某某、陳某某訴楊某某、劉某某及B縣某運輸公司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一案。

原告王某某及陳某某的兒子在A區某地路邊玩耍時被被告楊某某駕駛陳某某所有的汽車撞倒，當場死亡。據查，王某某、陳某某系A區居民，楊某某、劉某某系B縣居民。王某某、陳某某委托C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C選擇A區法院立案。A區法院立案人員向C解釋，其可以選擇被告所在地B縣法院立案，這樣能夠方便通知被告到庭應訴及處理此案。但C態度強硬，聲稱，“選擇在你們A區法院立案是當事人的權利，你們法院沒有任何權力剝奪我們選擇管轄法院的權利。”立案法官迫于無奈接受本案立案。

立案后，承辦法官單獨將原告王某某和陳某某約至辦公室，向其進一步解釋為什么立案的時候，本院立案法官建議其訴訟代理人去B縣法院立案，“一方面，三個被告均是B縣居民，在B縣法院立案有利于迅速通知被告到庭應訴；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三被告所有的財產均在B縣，一旦本案進入執行程序，我院作為外地法院進入B縣強制執行三被告財產，難度可想而知，但是如果你們在B縣法院立案訴訟，執行程序中B縣法院將更容易查找被告財產線索及開展強制執行。你們的訴訟代理人之所以強烈要求在我院立案，其實只是為了方便他參加訴訟罷了，根本就不是為了你們的利益考慮。這樣的代理人，哎，還不如沒有。”接著承辦法官就開始向原告建議，這種情況二原告應該申請法律援助，這樣不但不用花費律師費，而且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的律師更負責任。最后，二原告聽從了承辦法官建議，解除與C的委托關系，由法律援助中心指派了一位律師代其出庭。其實，針對具體案件中的訴訟代理人的心理學戰術運用的目的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消磨一些律師（或法律工作者）的銳氣，令其在以后代理的案件中主動配合法官們解決糾紛。由于律師（或法律工作者）是當事人請來幫其處理法律事務的人員，出于“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傳統心理，當事人更加信任其訴訟代理人。一旦在訴訟中這些訴訟代理人自愿配合法官們解決糾紛，當事人很容易會接受法官們的裁判或調解。

三、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的規則構建

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的運用極大的提高了案件的調解率，降低了當事人信訪纏訪的可能性，提高了當事人的服判率；但由于我國并沒有針對心理學戰術的運用出臺任何規則，法官們在實際運用中很容易喪失中立性、公開性，破壞當事人調解自愿的原則，導致當事人喪失程序利益及對訴訟的處分權，存在偏袒一方當事人之嫌。針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存在的諸多不足，筆者認為應該構建以下規則，予以引導、規制。

（一）提高法官素質。心理學戰術的運用更多的是一種精神方面的影響，很難通過外部觀察到它運用的時候是否有違法律，因此，只有切實提高法官的道德水平及業務素質，才能保證心理學戰術的運用成為提升法院公信力、推動和諧社會構建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成為個別法官濫用審判權的避風港。

（二）法官運用心理學戰術應當保證其公開性，避免與當事人一方單獨接觸，并注意心理學戰術運用的場合和時機。法官若與一方當事人單獨接觸，無論接觸的內容如何，都會引起另一方當事人對法官公正性的合理懷疑，損害法院裁判的公信力。

（三）法院應當將調解程序與審判程序分離，不同的程序由不同的法官承辦。調解程序在審判程序之前。調解程序中有一名調解法官主持雙方調解，如果雙方未達成調解，則案件進入審判程序。審判程序中審判法官不再主持雙方調解而是徑直開庭做出裁判，當然如果雙方當事人自愿達成和解，法院仍然可以出具調解書。這樣能夠最大限度減少當事人因害怕如果不接受調解會得罪法官在裁判中吃虧而不得已接受調解的現象。

（四）法官會見當事人，調解案件及審判案件均應在特定場所，并對其進行錄像。如果法官在會見當事人、調解案件或審判案件中不合理運用心理學戰術影響當事人或訴訟代理人決策，并且情況相當嚴重，上級法院就應該把這種因素作為撤銷調解文書、裁判文書的理由。

（五）法官運用心理學戰術應當符合現行法律的規定及其規范精神。一旦法官運用心理學戰術違反現行法律的規定及其規范精神，很可能導致最終的裁判因違反法律而被上級法院推翻或被本院提起再審而改判。即使有些情況下，法官運用心理學戰術時的方式比較隱晦，并沒有直接違反法律規定，只是有違有關法律的規范精神，所以該法官的裁判得以維持，但是這種裁判最終損害的將是法院的公信力，不利于群眾形成對法律的信仰。例如，法官針對律師（及法律工作的）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均是以違反法律規定或有關法律的規范精神為前提的，極大的損害了法院中立、公正、廉潔的形象，損害了律師（或法律工作者）合法開展訴訟代理業務的權利。因此，對這類明顯有違法律規定及其規范精神的心理學戰術運用形態應予以取締或通過出臺具體條例予以規范。

結語

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家園，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法院作為社會的“安全閥”和社會矛盾的“調解器”，在和諧社會的構建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如果法官們能夠在司法審判過程中自覺地合法運用心理學戰術，那么司法的過程抑或是結果都將充滿親和力。這樣的司法過程及結果也將提高群眾對司法的信心，提升司法的公信力，進一步推動群眾法律信仰的形成。但是，司法實務界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的運用仍然不夠重視，只是少數法官在自覺或不自覺的運用心理學戰術而已。筆者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形態的總結也只是其各種形態中很少的一部分罷了，而且其中仍有一些有違法律規定或其規范精神。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如何合法運用，筆者提出了一些規則構建的建議，但是仍顯不夠深入和具體，不過筆者仍期望拋磚引玉，引起司法實務界對心理學戰術在民事審判中運用的重視。

-----[1] 本文將“心理學戰術”界定為，法官通過行動、言語、表情、周圍環境等因素影響當事人及訴訟代理人決策的行為。

[2] 其實更多的情況是，當事人自己在不斷地給自己灌輸“如果不接受調解會得罪法官”的思想，有些法官則通過外界因素加強當事人的這種自我威嚇。

[3] 法官一般不會直接向一方當事人明確如果雙方當事人不接受調解自己將作出何種具體裁判，只是暗示作出的裁判將對其更加不利。[4] 越是在傳統風俗保持完整的地方，這種方式也越能夠取得良好的效果。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描述的地方鄉紳對于當地群眾的影響其實比作為外來的國家法律更加大，但是地方鄉紳在現代社會的沖擊下正逐步在消失，這也將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必須關注的一個事實。[5] 朱蘇力在《送法下鄉》中強調，作為一種外來力量的國家法律在進入相對封閉的鄉土社會時，必須通過戰術的合理運用，在局部構建一種國家法律占優勢的情勢，其中最大的倚仗其實也就是權力符號。[6] 雖然司法實務中，采用下面列舉的方式影響訴訟代理人的法官只是極個別，但是，為了本文的完整性以及為最高院或其他部門以后針對心理學戰術出臺更完善的規則，筆者特將其列出。

[7] 這種情況類似于當事人的自我威嚇，代理人更多的情況是自己在向自己施壓。當然也不排除，代理人遇到的個別法官真會采取代理人聯想到的手段。來源： 中國法院網

第二篇：三段論法在民商事審判中之運用

三段論法在民商事審判中之運用

我們知道當事人發生私權紛爭，請求法院裁判(法律效果)時，為使審判之結果更趨合理，法院進行法律判斷時，通常是運用三段論法，即以法律法規為大前提，具體確定的事實為小前提，來推論法律法規效果的有無為結論的法則，作為法律判斷的程式。但是，實際的運作并不是這么簡單，因為僅是這樣簡單運作的話起碼有兩個問題解決不了，一是事實真偽不明時怎么辦?二是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與法律法規發生該法律效果的構成要件事實不相符時怎么辦?因此說法官還有許多工作要自己做或引導當事人來完成。通常要靈活運用三段論法作為法律判斷的程式，由此可以看出其重要性。

三段論法在審判中運用

(一)推導裁判結果，即以查明的事實，適用法律法規，推導裁判結果。下面我們再來分析“以法律法規為大前提，具體確定的事實為小前提，來推論法律法規效果的有無為結論的法則，作為法律判斷的程式”這句話，大前提是法律法規(邏輯上必須遵循：如果即假定部分-則即處理部分-否則即制裁部分)以合同法為例，如果即假定部分是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則即處理部分是指合同成立、生效后雙方的權利義務安排-否則即制裁部分是指合同成立、生效要件不具備或合同生效后一方或雙方違約應承擔的責任)，小前提是具體確定的事實即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和一方或雙方違約，結論是應承擔的責任。不難看出這個三段論的結構形式：大前提為所有合同成立、生效要件不具備或合同生效后一方或雙方違約均應承擔的責任即所有M都是P;小前提為所有具體確定的事實是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和一方或雙方違約即所有S都是M;結論是應承擔的責任即所以所有S都是P.這個三段論的結構形式只是第一格中的一個式即AAA式。

(二)確定待證事實(制裁部分或承擔民事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排除免于證明的事實，確定證明對象;排除當事人主張的與案件無關的事實。用上述AAA式這個式正如前文提到的起碼有

兩個問題解決不了，一是事實真偽不明時怎么辦?二是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與法律法規發生該法律效果的構成要件事實不相符時怎么辦?理由是無法適用。筆者認為，法官審判案件的程序應該是：法官應該首先分析原告(包括反訴原告)提出的訴訟標的(這種在民事訴訟中予以審理和判斷的對象就是訴訟標的即訴訟的對象，他是有區別于實體法上的請求權即大家平時所講的訴訟請求而獨立存在的請求)，該請求能否得到支持或部分支持，則首先要看原被告之間是否存在某種民事法律關系，之后要找出調整這種民事法律關系的有關法律法規，再進行法律解釋確定若制裁部分成立就需要滿足違反假定部分、處理部分內容或與其不符，即要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提出的訴訟標的請求應確定被告的行為或出現的事件違反假定部分、處理部分內容或與其不符，這里的滿足違反假定部分、處理部分內容或與其不符就是所謂的制裁部分或承擔民事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接著確定證明對象、分配證明責任、舉證證明證明對象確定事實，要看案件事實是否具備由被告承擔民事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如果具備則被告承擔責任，不具備則不用承擔責任。

從這個程序來看，很顯然大前提是制裁部分成立就需要滿足違反假定部分、處理部分內容或與其不符，或者說如果違反假定部分、處理部分內容或與其不符就都要受到制裁，即要是否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提出的訴訟標的請求應確定被告的行為或出現的事件是否違反假定部分、處理部分內容或與其不符，即P-M或M-P均可以;小前提是案件事實具備或不具備由被告承擔民事責任的一般構成要件，即S-M;結論是如果具備則被告承擔責任，不具備則不用承擔責任，即S-P.這就包括了三段論中的第一、二格。同時也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一是事實真偽不明時，根據分配的證明責任，誰不能完成證明責任誰敗訴;二是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與法律法規發生該法律效果的構成要件事實不相符時，確定該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與案件無關，予以排除。而上述這個三段論程式與證據又有什么關系呢?關系太大了，它是確定證明對象的關鍵，通過運用上述這

個三段論程式，其大前提就可以確定實體法的法律要件，排除免于證明的事實，就是實體部分的證明對象;其次，將當事人主張的事實與案件無關，予以排除，提高訴訟效率。

我們知道當事人提起的民事訴訟不外乎給付之訴、變更之訴、確認之訴，而其訴訟請求大多是要求對方承擔民事責任(就是確認之訴也只有少數是為了防止糾紛出現，僅要求確認法律關系或權利的存在、義務或法律關系不存在，給當事人指出依法行動的標準，而大多是以確認成為具體請求權即要求對方承擔民事責任的基礎;變更之訴同樣是這樣)。當事人要求對方承擔的民事責任共包括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或稱違約責任、侵權的民事責任(包括對方的侵權和第三人的侵權，第三人的侵權如《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條規定的旅客的傷亡責任)、返還不當得利、無因管理之債、締約過失責任(《合同法》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規定)、責任競合[《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僅可以選擇，同時《合同法解釋》(一)第三十條規定對選擇的請求庭前可以變更;事實上責任競合時也允許同時競合，例如違約責任與返還不當得利、《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五條規定的解除合同與賠償損失(租賃合同糾紛要求對方返還財產和非法使用的收益)].無論當事人要求對方承擔哪一類責任，根據有關民法、商法、經濟法規定都應有法律事實即實體法事實的存在。如侵權的民事責任，實體法事實為：A、違法行為的存在;B、造成損失;包括財產損失(實際損失和可得利益損失)和精神損失。C、違法行為與造成損失有因果關系;因果關系是客觀事物之間的前因后果的關聯性，一現象出現是另一現象存在所必然引起，因果關系是必要條件，而非唯一條件。例如：某公司訴某信用社損失賠償糾紛一案，案情是：甲公司職員受委托收取乙公司支付貨款的匯票，匯票注明收款人甲公司，但甲公司職員在該匯票的解付銀行某工商銀行在沒有甲公司有效簽章背書的情況下予以解付，并將該款轉帳到甲公司職員預先在某信用社開的假帳戶(該帳戶名稱是甲公司，但公章為私刻，某信用社開戶的程序也嚴重違規)，后某信用社又嚴重違規將該款讓甲公司職員提取現金外逃，造成甲公司直接經濟損失50多萬。這里可以說某信用社嚴重違規有違法行為，也造成甲公司損失，而且違法行為與造成損

失有因果關系，因此判決某信用社承擔了部分責任(因審判委員會意見不一，只判決承擔部分責任)。但是只能說某信用社嚴重違規是造成損失必要條件，而非唯一條件，因為某工商銀行若不違規，也不可能造成損失。D、主觀上符合歸責原則規定;歸責原則分過錯(故意或過失，包括過錯推定)歸責、嚴格責任(也稱無過錯責任)、公平責任原則、共同責任原則。如《民法通則》第一百零九條、第一百二十八條、第一百二十九條、第一百三十二條、第一百三十三條以及《最高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試行)第142條、第155條第156條第157等規定公平責任原則;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條以及《最高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試行)第148條規定共同責任原則;《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2款以及《最高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試行)第150條規定侵權過錯歸責原則、《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侵權過錯推定原則、《民法通則》第一百零六條第3款、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百二十三條、《最高院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試行)第149條、第152條、第153條以及《環保法》第41條等規定嚴格責任。返還不當得利的民事責任，實體法事實為：A、取得了利益;B、致人受損;C、無法律上的原因。違反合同的民事責任或稱違約責任，實體法事實為： A、違約行為的存在;B、主觀上符合歸責原則規定;歸責原則分過錯(故意或過失，包括過錯推定)歸責、嚴格責任(也稱無過錯責任)、公平責任原則、共同責任原則。絕大部分為《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的嚴格責任;而《合同法》分則中大量的有名合同(第189條贈與合同、222條租賃合同、265條承攬合同、303條的客運合同財產損失、374保管合同、406條委托合同等)規定采取過錯歸責原則，而302條規定承運人應對旅客的傷亡承擔第三人過錯致害責任。另外，一方當事人提出的抗辯意見認為另一方提出的訴訟請求已過訴訟時效，根據舉證責任分配原則，另一方有當事人責任證實自己主張的權利在法律保護期限之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五條、第一百三十七條之規定民事責任法律保護期限即一般訴訟時效期間為二年，從權利人知道或應該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且不能超過二十年，法律另有規定除外。例如人壽保險損失賠償訴訟時效為5年、獨資企業和合伙

企業債權人的債權主張訴訟時效為5年、環保損失賠償訴訟時效為3年、因國際貨物買賣合同和技術進出口合同爭議訴訟時效為4年、合同的撤銷權訴訟時效為1年、身體傷害賠償、延付或拒付租金和寄存財物被丟失或損壞的訴訟時效為1年、出售不合格的商品的訴訟時效由1年修改為2年，還有侵犯知識產權的從權利人知道或應該知道侵權行為發生之日起至權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之日止已超過二年的人民法院不能簡單地以超過訴訟時效為由判決駁回權利人的請求。在該項權利受法律保護期間，人民法院應當判決被告停止侵權行為，侵權損害賠償額應自權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計算，超過二年的侵權損害不予保護。等等。所有這些都是要通過三段論法推導出來。

筆者認為具體的案件還遠不止涉及上述問題，還有在確定案件事實運用事實推定中有時同樣涉及三段論的推理。如免于證明對象之一就有推定的事實，該推定通常也要運用三段論的推理。即法官在確定事實時，應該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自由心證 以判定事實之真偽，排除免于證明的對象。

第三篇：論民事法律行為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的意義

論民事法律行為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的意義

民事法律行為制度是民法學理論的一項基本內容，它是聯結權利主體制度、物權制度、債權制度這三大民法理論的紐帶；是客觀權利義務向主觀權利義務跨越的橋梁；是法制度向法現實轉化的接口。民事法律行為是商品經濟的產物，是人們應商品經濟發展規范化、簡約化的要求，而對紛繁復雜的各種具體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行為進行的抽象和概括。可以說每一項民法基本精神的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建立，無一不依賴于民事法律行為作用的發揮。所以對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

考察民事法律行為概念的歷史沿革，可以知道，民事法律行為原稱為法律行為，起源于德國法學家賀古所著的《日耳曼普通法》一書中。法律行為原有意義含有合法性。既為合法表意行為，這在邏輯上顯然存在著矛盾，于是引起了民事法律行為是否以合法性為要件的爭論，學說理論莫衷一是。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在立法上，一方面肯定了民事法律行為專指合法行為，一方面特創民事行為這一新概念，從而結束了爭論。《民法通則》的這些規定，雖然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理論上的矛盾，但從另外的角度，又制造了新的矛盾和混亂，使民法學理論處于潛在的困境之中。

第一，在理論上，引起理論的沖突和認識的混亂，導致民法學理論整體上的不協調

首先，我國《民法通則》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這一規定與具體民事法律行為制度理論產生了沖突。例如：合同是一種雙方民事法律行為，而無效合同也是合同，也應是民事法律行為，但無效合同卻是不合法的法律行為。同樣在婚姻關系中存在無效婚姻，在繼承關系中存在無效遺囑等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本來法律行為是從合同、遺囑、婚姻等行為中抽象出來的概念，理應反映它們的共同特征和一般本質，從邏輯學上講，其外延應比合同等下位概念要大，所以僅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違反了一般與個別的辯證關系。其次，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與法理學關于法律行為的認識存在嚴重分歧。法理學認為法律行為是指具有法律意義的行為或能夠產生法律后果的行為，包括合法行為和違法行為，并不僅指合法行為。因而，將民事法律行為界定為合法行為，在整個法學系統中也存在不協調、不一致的問題。再次，民事行為的獨創，由于《民法通則》未作明文規定，使得人們在對其含義的理解上莫衷一是：有人認為，民事行為是民事法律行為、無效民事行為和可變更、可撤銷民事行為的屬概念；有人認為，民事行為是能夠產生民事法律后果的行為或具有民事法律意義的行為；甚至有人認為，民事行為是統率民法上所有行為的總概念，從而造成對民事法律事實理論內部結構認識上的混亂。

以上看法實際上也恰恰反映了立法者內心的矛盾心態：一方面引進了民事行為概念，概括一切合法、不合法的民事法律行為，以解決民事法律行為的合法卻無效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不舍得放棄民事法律行為的統率性，因為它具有很豐富的歷史傳統和對所有意思自治領域民事活動強大的示范力量。

第四篇：公關心理學在信息溝通中的運用

公關心理學在信息溝通中的運用

摘要：

隨著社會的迅速發展，隨著經濟的飛快運轉，信息溝通在公共關系方面大展光芒，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從分析2010上海世博會入手，進一步討論關于公關心理學在信息溝通中的運用。

關鍵字：信息溝通 對稱信息 增進感情 化解矛盾 激發動力 組織 公眾

引言：

近些年來，不少研究者對如何提高員工績效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討，他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改進績效考評方案，加強績效考核。然而大量的實踐證明，大部分企業的年終績效考核是流于形式，對提高員工績效毫無幫助。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是溝通不夠。績效管理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其各個環節環環相扣、相輔相成、缺一不可，而串聯起整個系統的工具就是貫穿始終的持續不斷的信息溝通，溝通才是整個鏈條上最重要的一環，研究統計表明，企業中的管理者在信息溝通方面用掉的時間占全部時間的50%~90%，而在有些企業還是最薄弱的一環。因此，本文探討了溝通在管理尤其是績效管理中的應用，旨在為管理者總結有關信息溝通經驗，提高員工績效提供參考。

正文：

上海2003年底在中國成功申辦2010年上海世博會一周年之際成立了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該局暫設辦公室，聯絡部，公共關系部，市場開發部，建設協調部，人力資源部，計劃財務部，法律事務部8個職能部門。隨后面向國內外公開招聘部分工作人員。上海世博會事務協調局副局長周漢民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上海世博會所需的人才結構呈現“漩渦型”，其中會展運作人才是漩渦型結構的中心，包括會展，語言，公關，會展營運服務等方面的人才；在漩渦型人才需求結構中，規劃設計人才，項目管理人才，高級公共關系人才，精通國際商務的專門人才，法律人才，超大型項目組織人才等6大類人才最為緊缺；在未來7年籌辦世博會的過程中，開始階段更多的需要從事規劃設計的工作人員，接下來則是從事招商，招展工作的高級公關人員，通過他們把2010年世博會的概念推銷出去，并且把世界各國的客人吸引到中國來，而對于商務人才，法律人才的需求則相對穩定，貫穿于籌辦世博會的全過程。

通過這個案例可以明顯的看出，現代社會的發展，是公關關系和公關心理學實踐和研究發展的第一推動力。現代社會越發展，公關和公關心理學也越顯其重要。商品經濟的社會形態本身是發展的，商品經濟也不可能是最終的社會形態。因此，公關心理學在商品經濟社會

中產生，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和現代社會的發展則是公關心理學實踐研究的第一推動力。這也就是為什么最近20多年中國和世界在日新月異地向前發展，公關關系和公關心理學也在深入發展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今天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正是在中國政府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歷史條件下，公關關系和公關心理學才進一步得到了發展的動力，其態勢正在形成新的高潮。

信息被認為是現代文明的三大文明支柱之一。在現代社會里，人們生活的信息海洋中，天天與信息打交道，一時一刻也離不開信息。信息把許多人獨立的人，團體，組織聯系起來。使他們成為一個整體。在公關關系活動中，組織與公眾處于不同的位置，信息的分布也表現出不對稱性。公眾是公關關系工作的對象，是組織認識和行為的客體。一切具體的公共關系工作都必須落實到公眾身上，公關關系工作效果怎樣，最終是看公眾反應如何，因而公眾在公關關系中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從這個角度看，組織對于來自公眾方面的信息時必須給予高度重視的。相反，公眾對于組織也存在較多的依賴，希望能夠獲取更多的關于組織的信息。這種信息的互補性，是組織與公眾得以緊密的聯系在一起。組織與公眾信息溝通可以通過很多方法進行。如：市場廣告溝通，民意調查溝通，互訪聯誼溝通等。

組織在進行公關活動中，必須考察作為客體的公眾，了解他們豐富的情感和變化多樣的情緒。情感對公關活動的影響尤為重要。從某種意義上說，公關活動是一門關于情感的學問，它是公關人員在做人的情感工作的同時，也在做自己的感情工作。公眾情緒的狀況對組織整體的運行效率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如果公眾保持良好積極的情緒，組織的目標就會比較順利的實現；否則，組織的正常秩序可能受到影響，嚴重的時候還可能根本無法展開工作。美國某公司雇傭了數十名打字員在同一間辦公室并派有專人監督管理，但最初3個月內就頻頻出現事故20余起。經有關人員分析，由于打字的噪音高達80分貝，在這樣的噪音影響和專人監督下，女打字員易產生煩躁不安的情緒，工作差錯率也最高。后來公司相應采取了一系列隔音，吸音和消音的措施，將室內噪音減少到64分貝以下，使人的情感處于平和，穩定，愉快的心理狀態，基本改變了不良情緒，從而杜絕了工作差錯。

當然，公眾也分為好幾種類型，有愿意溝通的，有不愿意溝通的，有難以溝通的。不同的公眾對組織有不同的要求，作為組織就要努力使他們各自的需求得到滿足，只有這樣才能激發他們的動力。這里有個典型的例子：寶潔公司為推廣“護舒寶”品牌的婦女產品，自1997年起針對中小學女生，同教育部合作開展了“護舒寶青春期教育”活動，用適合該年齡段女生認知能力的授課方式，很好的樹立了品牌形象。2003年寶潔公司又在北京大學開展了一項在大三學生中招聘實習生的公關活動，提出如果招聘的學生表現優越，將畢業時考慮招聘進入寶潔。通過提供這種企業中短期見習崗位的方式寶潔公司將企業理念和形象在青年學生中進行了有力的推廣。

組織與公眾的溝通不僅僅意味著用溝通對稱信息，用溝通激發動力，用溝通增進感情，同時還要用溝通化解矛盾。要想化解矛盾，首先，要正視公眾意見。公眾能對組織提出某些

看法或者主張，在某種程度上表明組織受到了公眾的關注。因此，組織對于公眾的不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意見都應當先認真的分析研究，然后再決定是否予以采納。組織在處理這些意見的時候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拘泥于意見的表達形式或者只從意見公眾的地位來判斷。其次，要及時進行意見溝通。在組織內部，組織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多種方式與內部公眾進行溝通。例如，組織可以定期舉辦座談會，邀請公眾代表參加會議，對組織工作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然后組織對提出的意見進行分析整理，并將意見處理結果公之于眾。最后，要在溝通中化解矛盾。這點分為5個環節：從意見出現到意見不通，從意見不通到意見互通，從意見互通到意見分歧，從意見分歧到意見沖突，從意見沖突到意見調停。通過溝通引起了第一個環節即意見的出現，最后也是通過溝通完成了意見的調停，如此循環往復，組織與公眾之間的矛盾就得以化解。當然在現實的公關關系活動中情況要復雜的多，但最基本的原則卻是不變的，那就是堅持與公眾保持密切及時的溝通。只有不斷的溝通才會發現矛盾的所在，也才能在矛盾暴露后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

信息溝通時組織存在的重要條件，是組織與外界保持密切聯系的重要方式。組織為了在公共關系的各種活動中能夠始終獲取最新，最全面的信息必須不間斷地與各類公眾進行信息溝通。這種信息溝通一方面會增加公眾對組織的了解，信任乃至親近，另一方面公眾從組織發送出來的信息中獲得了求知的滿足。組織就是通過這種反反復復的信息溝通保持組織系統的良性循環。組織與公眾信息溝通時組織決策和計劃的基礎，是組織領導和控制的手段和工具，是組織保持內外平衡的重要條件，也是組織收集資料的重要方式。通過這種信息溝通，組織可以獲得大量的有關外部環境的各種信息和情報，有利于促進組織與外部公眾之間的了解和合作，協調組織與外部環境的相互利益關系，消除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和沖突，促進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信任，樹立良好的組織形象，為組織的生存和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

任何一個組織只有通過信息溝通才能成為一個與其外部環境發生相互作用的開發系統，而只有與公眾進行信息溝通才能獲得有關外部環境的各種變化的信息，從而實現信息的合理利用，從而加快組織的發展，使信息溝通的系統構架更加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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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月娥 管理心理學.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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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何娟 人力資源管理.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2000

第五篇：淺談教育心理學在英語教學中的運用

淺談教育心理學在英語教學中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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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英語教學中，了解并掌握學生心理，根據教育心理學的原理，設計課堂教學程序，讓學生緊跟教師的思路，那么則能優化課堂效率，對減輕學生負擔，提高教學成績會有很大的幫助。同時，課下在和學生的交往中，老師也要注意學生的心理特征，找準談話的切入點，和學生做有效的溝通，盡量做一個學生喜歡的老師，這對本學科的教學將會不無裨益。本人在自己的英語教學生涯中，在不斷反思和總結的基礎上，把教育心理學理論應用于自己的教學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體的做法和思考如下：

一、直觀教學和建立錯題檔案

英語是一門實踐和技能性都很強的學科，要想學好英語，需要花許多時間和精力進行記憶和操練。心理學家桑代克認為外界的刺激和反應有一個聯結，學習的實質是情景與反應的聯結。根據這一學說，我認為在學生第一次接受英語新知識時，一定要讓這個刺激在他腦海里有一個強烈的反應，即深刻的印象。老師可以采用現實生活中的實物，或創設真實的語言情景，或運用有聲、有圖畫、有動感的多媒體電腦課件、掛圖、簡筆畫等多種直觀生動的教學手段，這樣學生一下子就會被吸引住，并且久久難忘。同時桑代克又指出，學習是不斷地嘗試錯誤的過程，是一個應用率不斷加強、失用率不斷減弱的過程。根據這一理論，我讓學生建立錯題檔案，讓學生把平時練習和小測試做錯的題歸納總結到一個本子上，反復琢磨、領悟，直至掌握。每次考試前，讓學生再重新復習一下錯題本上的題，使其嘗試錯誤的重復率大大降低，考試時準確率大大提高。

二、興趣教學

1、引入競賽

中學生好勝心強，有強烈的參與意識，把比賽引入課堂，并貫穿課堂，對于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有著重要的意義。老師可把班級分成若干組，用比賽積分的方式展開組與組之間的競賽。比賽內容可以包括必答題、搶答題材、對話表演、單詞背誦等。在每一節課結束前進行總結。比賽的優勝者給予表揚和鼓勵，而落后者也會不甘示弱，他們會在下一次比賽中發奮努力，表現更好。在比賽過程中，每位同學為了整個組集體的榮譽，都會積極準備，上課很少出現走神或注意力不集中的現象，并且通過比賽，也給了他們自我展示的機會，滿足了學生的成就感。

2、直觀教學

上課利用實物、掛圖、簡筆畫、投影、多媒體等多種手段，讓語言更加真實和具體，創造學習英語的氣氛，讓學生沉浸其中，在無意識中培養自己的英語思維。比如，初一的人稱代詞和物主代詞易混且難以掌握，我們既可以利用一些掛圖，如愛因斯坦、居里夫人等學生較為熟悉的人物來練習

Who’s this ?He’s/She’s? What’s his/her name? 也可以在班級指定幾個同學來進行練習，這樣學生既容易理解，也容易接受。

3、英語歌曲

利用瑯瑯上口，簡單易學的歌曲旋律來總結一節課的內容和重點不失為一種鞏固知識、增加趣味的好方法。例如用《找朋友》、《丟手絹》、《兩只老虎》等旋律把課本的重點、難點編成歌詞，讓學生在歌聲中既鞏固了知識，又感到趣味無窮。

4、課外活動

學生英語興趣的培養，不應該固定在課堂短短的四十五分鐘內，課外活動是實現教育目的的重要途徑，是課堂教學的延伸和補充，所以我們要充分利用廣播，收看英語節目，排練英語小品，猜謎語，快速反應，擊鼓傳花等。學生在做游戲的過程中既玩得開心，又輕輕松松的復習和鞏固了英語知識。這樣，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會越來越濃，學習的主動性會大大增強。

三、分層次教學

孔子很重視因材施教，那么在教學實踐中，我們也應研究分析學生的個體差異，針對學生不同的學習能力、學習程度和心理，采取不同的方法，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倡導的分層次教學。我根據學生的不同程度，按照量力和可接受性原則，把學生分為好中差三個層次，對不同層次的學生采取不同的教學方法，提出不同的要求。在課堂教學中讓成績好的學生做有一定難度的練習，以達到提高的目的；讓中等學生做有把握的練習，以保護他們的學習熱情；讓成績差的學生做一些比較容易的練習，以增強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這樣每位學生都有了實踐外語的機會。在課外輔導和作業要求方面，也應根據學生層次的不同而要求不同，對中等以上的同學，要求做些課外的練習題，鼓勵多讀英文原著，以擴展知識面。對一些學習能力欠佳，成績稍差的同學同要求他們掌握課本上最基本的單詞、詞組、句型，總之，對上、中、下三個層次的學生分別采取“放開走”、“拉著走”、“抱著走”的策略，尤其對差生，更要多加“偏愛”，因為要想提高班級整體成績，差生的工作非常重要，所以在課堂上，無論學生成績好壞，我都一視同仁，平等看待。教學中以表揚鼓勵為主，不在大庭廣眾之下傷害學生的自尊心。課下，對一些成績差的學生在知識的技能上的缺欠，分別采取不同措施，滿腔熱情地給予及時的幫助和輔導。

四、激發動機，強化記憶

根據教育心理學原理，學習階段分為動機階段——領會階段——獲得階段——保持聯合會——記憶階段——概括階段

——操作階段——反饋階段。其

中 動機階段列在學習階段的首位，可見學習動機影響學習效果。激發正確的學習動機是學生學習英語成功的關鍵，所以我們要激活學生學習動機，明確其學習目的。當前社會對高素質英語人才的需求，2008年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辦，以及出國留學深造等，這些都是激勵學生學習英語的外在因素，而學生的主觀意愿、需要是學習英語的內在動因。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如果學生學習目的不明確，沒有求知欲望，那么學習就很被動，成績就很差。因此要做學生的思想工作，使其轉變思想觀念，通過英語學習，增強國際意識，拓展國際視野。

學習的第五階段為記憶階段，而英語需要記憶的內容又很多，所以對于英語學習，這一階段顯得尤其重要。這了強化記憶，克服遺忘，我做了以下嘗試：

1、小步子，快節奏

平常記憶的內容要控制量和度。量多了，消化不了，反復少了，記不住。所以要進行適當的集中和反復循環。在教學過程中，課前5分鐘聽寫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把前一天學習的知識簡單的歸納總結后，第二天及時聽寫，時間不長，量也不大，學生容易記住。

2、趣味記憶

趣味記憶法就是將疑難知識加以高度概括后，再用詩歌、順口溜的形式將其要點、規則、變化規律等串聯起來，用于指導學生學習的鞏固記憶。比如在教序數詞構詞法時，我教給學生“一、二、三，特殊記，八去t，九去e，ty變成tie，遇著ve變f，再加th，寥寥幾句，把從第一到無窮大的序數詞構詞細則都包羅在內了。再比如在教可跟不加to的動詞不定式做賓語不足語的動詞時，我用例句逐字逐句講解了“一感（feel），二聽（listen，hear），三讓（let，make，have），四看（see，watch，notice，look），還有一幫助（help）”這句簡單的話。其實這是個出錯率很高的知識點，也一直是一個讓我非常頭疼的難題，幾乎屆屆如此，現在簡單的一句話就把它痛快地解決了，容易記且不易忘。

3、發揮內隱記憶力

心理學認為人的內隱記憶力即無意識記憶力很重要，那么我們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內隱記憶力。平時可以擴大學生的閱讀面，內容可涉獵各種各樣的語言資料，既可以讀教科書，也可以增加課外閱讀，提高學生閱讀理解能力，如果能力許可，可以讀英文原著，總之要加大閱讀量，使信息量的輸入要大，這對培養學生語感很有幫助。

五、建立大的語法觀

教育心理學家布魯納認為教學應促進學生對學科基本結構的理解，所以教師在教授給學生知識時，要給學生一個框架，讓學生對知識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和了解，這一點對初三畢業班 的復習工作尤其有指導意義。初三下期，當所有的教材內容都講完時，一般情況下，老師都要著手進行復習。怎樣才能讓學生對英語知識有一個清晰全面系統的概念很重要，這就需要老師全面系統總結各個語法項目，如詞類、時態、從句、句子結構、語態、不定式等，讓學生對語法有一個大致的框架，有一個系統的了解，讓學生有一個大的語法觀，學會從語法的角度來分析句子結構。

總之，我認為在教學實踐中，我們應該增加教育理論學習，尤其是教育心理學的學習，研究自己的教育對象，開闊自己的視野，并把自己學到的教育理論嘗試著運用于教學實踐中，用科學的理論來指導自己的教學實踐，會少走很多彎路。我相信只要不斷用理論充實自己，不斷摸索和總結自己的教學經驗和得失，每一個老師都能擁有一套適合自己的教學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