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孔慶東講魯迅

孔慶東《魯迅》（1-6集講稿）(2012-09-25 13:06:57)轉載▼ 標簽： 雜談 分類： 教學日記 【主講人簡介】

孔慶東，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祖籍山東，系孔子第73代直系傳人。1983年自哈爾濱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先生的開山碩士、嚴家炎先生的博士，主攻現代小說與武俠小說，語言駕馭出色，文章不僅生動有趣且憤世嫉俗。著作有《北大往事》《47樓207》《黑色的孤獨》《口號萬歲》《青樓文化》《井底飛天》《金庸俠語》《空山瘋語》等。【專題簡介】

魯迅是一個偉人，同時也是一個凡人。在生活中也會遇到各種令他痛苦的事情。

他的家庭究竟遭遇到怎樣的變故？過早的生活重擔，精神壓迫對魯迅的成長有什么影響？ 而令他終生痛苦的那場包辦婚姻究竟是怎么回事兒？

魯迅以他的弟弟周作人，曾經被人稱為中國現代文壇的“雙子星座”，為什么最后會發展到“老死不相往來”？

一對最親近的兄弟變成冷漠宿敵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么？ 導致魯迅英年早逝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孔慶東將為您講述一個真實鮮活的魯迅。孔慶東《魯迅》

（一）祥林嫂之死

《祝福》大概是魯迅最著名的小說了，長期收錄于中學語文教科書，的確是好作品。我們一般來理解《祝福》，首先是把《祝福》和《吶喊》中的小說聯系起來看，我們講《祝福》還是一個封建禮教吃人的問題，吃人主題的延續，這是沒錯的，祥林嫂當然也是被那樣一個社會吃掉的，祥林嫂之死是很悲慘的。但是當我們仔細去分析的時候，這個問題又顯得很復雜，當我們問，祥林嫂是被誰害死的時候，這個問題就顯得比較復雜，我也知道很多中學里的語文老師，現在也開始學會，從這樣一個角度，去講《祝福》我十幾年前，也當過一段中學了事，我在那個時候，講《祝福》的時候，向讓學生預習了《祝福》，然后問學生祥林嫂是誰害死的？然后從這里當成一個偵探小說來講，當成一個破案的故事來講，最后企圖找出兇手，我們看看，祥林嫂是誰被害死的？

祥林嫂生活在一個貧窮落后的小鎮——魯鎮。這個魯鎮是舊中國農村的縮影，壓在祥林嫂頭上的，首先是魯鎮的地主魯四老爺，魯四老爺作為魯鎮的知識分子，他象征著魯鎮的思想文化狀態。魯鎮有一個風俗，就是除夕之夜向福神祭祀，以拜求來年一年中的好運氣。所以，魯四老爺的最重大的事情就是祭祀，當他第一次見到祥林嫂頭上扎著白頭繩時，即“皺一皺眉”，說明魯四老爺在討論祥林嫂是一個寡婦。后來，當祥林嫂再次守寡又回到魯家時，魯四老爺暗中告誡仆人，這種人雖然似乎很可憐，但是敗壞風俗，用她幫忙還可以，祭祀時候可用不著她沾手，否則不干不凈，祖宗是不吃的。一直到后來，祥林嫂死后，他還大罵祥林嫂不早不遲，偏偏要在這個時候，這就可見是一個謬種。魯四老爺在精神上摧殘了祥林嫂，他對祥林嫂的迫害，大都是他授意，或得到他默許的，那么四老爺對祥林嫂的精神摧殘，是否是導致祥林嫂最終**的原因呢？

我們以前特別是幾十年以前，講《祝福》的時候，很容易把它化為簡單的階級斗爭的故事，祥林嫂是勞動人民嘛，勞動婦女嘛。你看給地主干活，給魯四老爺干活。你看魯四老爺夫婦對她都很不好，過年的時候，不讓她參與過年的活動。祥林嫂后來就死了嘛，又窮又病，這就是階級斗爭嘛。血淋淋的階級斗爭，萬惡的舊社會，我們過去是很容易這樣簡單化地理解問題。這樣的理解，并不是說它有什么錯誤，而是說它太簡單了，太粗糙了。難道說，所有的地主和勞動人民，都是這種關系嗎？具體到《祝福》這篇小說，難道魯迅寫的就是一個地主對勞動人民的壓迫嗎？如果是這樣一個立意的話，為什么不把這個壓迫寫得更殘酷些呢？而我們在小說中明明看到，祥林嫂之死其直接原因，也不是魯四老爺他們家，間接原因是魯四老爺家，額不能說有多么重要。只能說它在其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魯四老爺對祥林嫂到底好不好，你不能簡單地翠階級概念去分析，一個地主家里，他雇來一個仆人，給她吃給她穿，給她工資，那你不能說對她不好，怎么叫對她好，難道說不讓她干活，把她養起來就叫好嗎？那不成養老院了嗎？小說里明明白白地寫道，祥林嫂來到魯四老爺家之后，心情很愉快，而且白胖了。

“上福禮！”

“阿牛呢？”

“祥林嫂，你去找找他，讓他來磕頭。”

“哎。”

“牛倌，老爺叫你去磕頭。”

“你幫我放一下。”

“好。”

“怎么，拿在手里放你不怕？”

“不怕。”

這是小說里明明白白的描寫，就是她到魯四老爺家，過得很好，比在她們家過得好多了。就像我們現在城里，比如說有很多小保姆，到城里來打工，她覺得比在她家里生活好多了。你不能說，她當保姆，你們家就欺負她了，不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在小說里，沒有看見，很不像話的，額外的地主對祥林嫂的欺壓。但是有一點，就是魯四老爺看不起她，但是看不起她，就不能說魯四老爺有什么不對，他就是一個讀書人，他是一個書香門第的地主，他看不起祥林嫂這樣一個人很正常，我們不能要求魯四老爺，看得起祥林嫂，跟她談一談《吶喊》和《彷徨》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說魯四老爺跟祥林嫂之死有關系，但也不是主要的關系。小說中把祥林嫂推向深淵的還有一個人物，那就是祥林嫂的婆婆，婆婆為了給自己的小兒子娶媳婦，便和祥林嫂的堂哥串通，以八十吊把祥林嫂賣掉，當祥林嫂知道以后，連夜逃出婆家來到魯鎮，在魯四老爺家幫傭。由于祥林嫂在魯家，勤快能干得到了老爺和太太的歡心。年底準備福禮時，全是一人擔當，竟沒有添短工。然而，她反滿足，口角邊逐漸地有了笑影，臉上也白胖了，可以說這時的祥林嫂生活得很好，后來如果不是發生了婆婆綁架祥林嫂，強行把她賣給深山坳里的賀老六當媳婦，祥林嫂也不會再次守寡，她也不會淪為乞丐，更不至于慘死。所以，人們說祥林嫂的婆婆是殺害祥林嫂的兇手，難道祥林嫂真的是死于他婆婆的手里嗎？

祥林嫂或者說她命不好，首先作為一個婦女，她沒有自己的名字，祥林是她的第一個丈夫，可是早就死了，可是此后，人們一直叫她祥林嫂。到了魯四老爺家打工，本來命運發生了變化，沒想到她的婆婆把她搶回去，又把她賣了。然后我們說，她的婆婆是兇手吧。她的婆婆是害死他的重要原因之一，你看，婆婆這么講理，兒子死了，兒媳婦去給人家打工，還把兒媳婦抓回來，捆起來，再賣掉。

“干什么？救命啊。”

“讓一讓，新娘子來了。”

“強盜，強盜。”

“別鬧了，今天大吉大利的，賀老六人好，有本事，嫁給他總比做傭人好。”

“我不要，放我回去，讓我回去。”

“回去？去哪兒呀？婆家得到錢嘍，不要你了”

“王師爺，時辰到了行禮吧。”

“新郎新娘拜天地。” “出血了，那么多血。”

“不要緊，不要緊，撞昏過去了，趕緊拜天地。”

“王師爺，當禮呀。”

“好，起樂。”

“一拜天地，二拜祖宗，夫妻對拜，禮成。”

但是我們看，她的婆婆賣掉她，并沒有導致她生活不好，她雖然反抗，婆婆把她嫁到山里，賀老六家，可是到了賀老六家，怎么樣呢？一開始反抗，后來不反抗了，為什么不反抗？她發現丈夫很好，丈夫很能做。年輕有力，又沒有小叔子，家里邊夫妻兩個，都是勤勞能干的人。就好像現在一對打工夫妻一樣的，兩個人感情很好。又都很能工作，很能賺錢，房子是自己的，然后又生了一個孩子，很可愛。祥林嫂的生活好起來了，雖然她婆婆那樣做不對，可是沒有導致祥林嫂的生活不好。相反天有不測風云，使她的生活好起來了。可是她命不好，這么好丈夫，既然發了傷寒，又吃了一碗冷飯，死去了。這是誰也料不到的，丈夫死去了，小孩子在門檻上剝豆子，然后因為住在山里邊，沒想到春天，村子里來了狼，把孩子叼走了。所以祥林嫂遇到了一個生活中偶然的打擊，迫不得已又回到魯鎮，回到魯四老爺家當仆人。這一次不像先前那么勤快了，但是應該說還能下去，還不錯，可是周圍的人對她的看法變了。周圍的是什么人呢？主要不是地主，就是鎮上普通的老百姓，這些普通的老百姓，看不起她，而且把她的痛苦，當成自己賞玩的材料，不斷地勾引她，強迫她講述自己悲慘的經歷。

“祥林嫂，聽說你的兒子。”

“嗨，我真傻。我單知道下雪后，野獸在山坳里沒有東西吃，會到村里頭來，我不知道春天也會有，我找來找去都沒有，到后來才找著了一只鞋。”

祥林嫂一開始講的時候，哎呀，我真傻，一開始講的時候，人們聽得有意思，有味道，后來，就聽煩了，不要聽了。好像一個節目，看膩了一樣。祥林嫂一說人們就跑了，后來又找到一個新的節目，發現她額頭上的傷疤，這個傷疤跟她的第二次婚姻有關系，又來勾引她講這個傷疤。在這里，魯迅寫出了人與人之間真實的關系。人與人之間好像互相關心，在一塊兒洗衣服，一塊兒淘米，一塊兒洗澡菜，談談你們家，談談我們家，好像挺親密。在內心深處，有這樣可怕的意識，是把別人的命運當節目來看，賞玩別人的苦痛。魯迅在平常人的生活中，發現了這一點，真是很了不得的。

小說中魯迅除了描寫魯四老爺，祥林嫂婆婆等人人物之外，還有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作者“我”，這個“我”是具有反封建思想傾向的，他憎惡魯四老爺，同情祥林嫂。祥林嫂一生的悲慘遭遇，都是通過“我”的所見所聞來展現的，“我”是事件的見證人，當祥林嫂臨死之前，問“我”。

“一個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沒有魂靈？告訴我，告訴我。”

“我”面對她的提問，不知如何回答，最后只好逃避。那么“我”的無能是不是導致了祥林嫂的**，“我”是殺害祥林嫂的兇手嗎？ 《祝福》這個小說中，還有一個敘事者“我”，作者以第一人稱寫的小說“我”。這個“我”回到故鄉，遇到了祥林嫂，這里邊有一段很重要，就是祥林嫂問“我”靈魂問題的時候，“我”的回答，這一段很重要。“我”這個人物，是一個知識分子，是一個經過“五四”洗禮，身上帶著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的，要改變天下的，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是遇到祥林嫂之后，我們看看結果是什么？我們就知道小說的寓意何在，看見祥林嫂了，祥林嫂說：“你回來了？”她先這樣問。“是的。”祥林嫂又說“這正好，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發光了。我萬料不到，他卻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地站著。“就是—”她走進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地說“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祥林嫂提出一個重大的問題來，我們覺得這好像是一個迷信的問題吧，不重要吧，這是重大的問題。這是二十世紀以來群人類重大的問題，人有沒有魂靈，這不是一個科學和迷信的問題，是我們靠什么活著的問題，我們靠汽車、電腦活著嗎？人需不需要魂靈，祥林嫂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我”怎么樣呢？我很悚然。我不知道假如說，大家在街上遇到這樣一個問題會怎么辦？你遇到一個乞丐，問你有沒有魂靈，我們很多，特別是中學生大學生，會告訴他，你這是封建迷信。哪兒有魂靈啊，人死了就死了，什么沒有了，就是火葬場爬煙囪了，就沒有了。但是這個“我”，是個新有良心的“我”。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盯著我的，背上就糟了芒刺一般??

對于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

然而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為她起見，不如說有罷。我們看這樣一個問題，魯迅是這樣猶豫來，猶豫去，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最后想到這一點，他才說：

“也許有罷，—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地說。祥林嫂接著就說“那么，也就有地獄了？”

“啊！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梧著。

“地獄？—論理，就該也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人的人，都能見面的？”祥林嫂不斷地追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實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這個知識分子，就迅速地逃跑了，逃回到魯四老爺的家中，這個“我”，就是代表著不可一世的，想啟蒙人民的，所謂現代知識分子。但是當他遇到勞動人民真正問題的時候，他不能給她解決，他只有逃跑，但是好在這個“我”，是有自我反省能力的。他知道了自己的無能為力，他知道了自己解決不了祥林嫂的問題，所以他苦悶了。所以說魯迅的勇敢，表現在哪里，就表現在這里，他不是說大包大攬，我能夠解決你們的問題，跟著我來了吧，咱們一塊兒奔向好萊塢吧，那是我們的天堂，絕不是這樣淺薄的一個知識分子，不是。這里表現了魯迅對啟蒙者的自我審視，從魯迅就提出這個問題，你要啟蒙人民，你憑什么啟蒙，你怎么啟蒙？到底怎么才能救祥林嫂，科學能救祥林嫂嗎？迷信能救祥林嫂嗎？所以這是一個《祝福》中的重大問題。

從魯迅創作《祝福》這篇小說當中，可以看出魯迅對社會現實的思考。祥林嫂還在遭受著不幸，中國社會的縮影——魯鎮，還處于黑暗之中，而作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我”，面對這一切無能為力，只有妥協，逃避。小說中還有一個關鍵人物，那就是魯四老爺家的幫傭——柳媽。柳媽是一個“善女人”，吃素，不殺生。但是她對待祥林嫂卻沒有像對待其他生命那樣，有同情心，這個人物在小說中雖然出場不多，但是祥林嫂生前的恐懼和**，都跟她有關，當祥林嫂在生死的道路中，處于迷盲時，她向祥林嫂提出了一個“地獄之說”，加重了祥林嫂的精神負擔，所以有人說，柳媽的出現，是在祥林嫂走向**的道路上，又狠狠地推上的一把。那么柳媽是不是殺害祥林嫂的兇手呢？

我們看看，導致祥林嫂**的有一個重要人物叫柳媽，就是跟她一塊兒，在魯四老爺家干活的女仆，是跟她同階級的一個女仆，而且這個柳媽還是吃素的，很善良的一人。是祥林嫂善良的階級姐妹，我們用過去的話說叫階級姐妹。她跟祥林嫂的死，有什么關系呢？她在賞玩了祥林嫂的悲劇之后，覺得沒什么節目可看了，于是她自己策劃導演一個節目，新的節目來看。

“我看哪，你真是犯不著，不合算，你要是再強一點，在成親的哪一天，干脆撞個死倒好了。”

“我，我是想啊。”

“現在呢，你跟第二個男人過了還沒有幾年，倒落了個大罪名。你將來到了陰間，那兩個死鬼男人還要爭呢？你給了誰好，跟祥林還是跟賀老六？那個時候啊，閻羅王只好把你用鋸鋸開，分給他們一人一半，你看就是這個樣子。”

“柳嫂，別說了。”

這是山村里所未曾知道的，雖然人民都同樣迷信，但是迷信的程度，是不一樣的。她在山里邊，沒聽過這樣精采地獄的場面，到魯鎮，魯鎮是一個有文化的地方，所以魯鎮的勞動人民比她還要高級，就像你在一個縣城打工和在北京打工，聽到的故事會不一樣的。你看北京的的哥，講得都很精彩。這個柳媽，講出了一個祥林嫂沒聽過的一個場面。

“我看，你還是到土地廟，捐捐門檻，當做你的替身。讓千人踏，萬人跨，這樣才可以贖了你的罪，免得死了，再受罪，再吃苦。”

“真的，捐一條門檻可以呀。”

“誰還騙你，罪輕一點的，捐個十斤、八斤燈油就行了。像你這樣，最少也得捐一條門檻。” 我們不再去分析她的話，我們直接講魯迅為什么這么寫？魯迅的深刻之處，就是他不像很多一般的作家那樣，寫地主怎么欺負勞動人家，他干活不給他飯吃，把他吊起來打，把他害死了，把他抓壯丁，魯迅從來不寫這些故事。魯迅不這樣寫，魯迅寫出了統一階級成員之間的隔膜，不僅是地主和勞動人民是隔膜的，知識分子跟地主是隔膜的，在魯四叔家，我跟四叔是隔膜的，最奇怪的是，祥林嫂跟柳媽是隔膜的。這一點最厲害，從這一點我們才看出勞動人民翻身的困難，如果勞動人民團結起來，**地主老財，那革命很容易，革命為什么很難？難在哪兒？同一階級的成員團結非常困難，我們知道過去像《資本論》、《**宣言》我們很多馬列主義的書，前面都印著馬克思那句名言：“去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為什么馬克思說“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是因為無產者不容易聯合，而人家資產階級早都聯合起來了，大款和款是勾結的，有錢人和有錢人，早就達成了聯盟，各種各樣的合同，一塊兒來收拾打工仔。

而打工仔之間是不聯合的，無產無產者從來不懂得聯合，只懂得互相勾心斗角。在美國一個刷盤子的工人，手指頭受了傷，不能上班了，廣告一貼出來，門口排了一大隊人，不是來看望他的，是等著頂替他那個空缺的，這是無產者之間，為什么說啟蒙無產者很難？他們不懂得聯合，反而互相擠壓迫害，所以我們看革命的艱難，首先在于動員民眾，給人們把道理講清楚，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魯迅在那個時候，他不是**，他就深刻地懂得了這個道理，他知道解決柳媽和祥林嫂之間的關系，是這個國家的大事，它比解決魯四老爺的問題，要重要得多。

從魯四老爺、祥林嫂的婆婆、柳媽還有作者“我”的行為，可以看出，他們對待祥林嫂在精神以及靈魂的態度，我們是否可以這樣說，他們在精神上、靈魂上殘酷地虐殺了祥林嫂，他們的行為都是自覺不自覺地受封建觀念的驅使，祥林嫂是封建思想的犧牲品，魯鎮上的人，包括魯四老爺，也都是封建思想的犧牲品，如果不是這樣的話，那么到底是誰殺害了祥林嫂呢？

所以我們看，祥林嫂之死，我們找不到一個具體的說是“責任就在他身上”，這樣一個明確的兇手，我們找到一個能夠承擔百分之五十的兇手恐怕都找不到。祥林嫂反映了中國文化的整體性問題，是中國文化的整體，當時這個文化的整體，殺害了祥林嫂，而祥林嫂在這個整體中，她非死不可。而且祥林嫂的死，主要不是肉體上受到迫害，是靈魂，是靈魂的問題，魯迅寫的都是人民的靈魂被殘害。盡管她在地主家里，吃得白胖了，這沒有用，最后過年祝福的時候，不讓她參與。

“哎呀，祥林嫂，誰叫你端的？”

“這怎么辦哪？拿走，快拿走。”

“太太，我捐過了，我捐過門檻了。”

“住嘴，什么門檻不門檻的。阿香，快拿去換一條，快。” “太太。”

“拿呀。”

“太太，我捐過了，柳嫂知道，阿香也知道。”

“不要羅嗦，下去。”

“老爺，我，我捐過，捐了十吊，一年多的工錢哪。”

“你捐一百吊也沒有用，你的罪孽一輩子都洗不清。”

“哎呀，罪過，真是罪過。這，這怎么得了，這。阿香，你還不快拿走。”

“我早就說過，不能用，不能用這種人，老孔，叫她走，馬上給我滾。”

一般人都勞動人民在自己家里，拼死拼活地工作。魯迅不是寫這個，是想工作是不得，是說不許你參與這個祭祀活動。祥林嫂在靈魂上就死了，捐了門檻也沒有用，所以這是《祝福》的一個深刻之處。

《祝福》出自于魯迅的小說集《彷徨》，魯迅以悲憤的心情和凝重的筆墨，描寫了祥林嫂的悲慘命運，訴說了舊中國吃人的禮教，而小說集《彷徨》寫于1924年2月，當時正是“五四”運動高潮之后，這部小說集表現了魯迅在“五四”退潮時期，思想的苦悶與寂寞。也就是魯迅在思想上，陷入“彷徨”期。那么，魯迅為什么“彷徨”？當時的中國到底發生了什么呢？

我們講魯迅的《彷徨》還是要回到魯迅的《吶喊》。《吶喊》是魯迅的第一本小說集，我們說吶喊這個詞，就可以概括魯迅在“五四”時代總體的精神姿態，我們說魯迅那個時候，既是一個吶喊的姿態，我們可以說“五四”時期的魯迅，就是一個吶喊的魯迅，當然這個吶喊不見得你吶喊的內容，都是正確的，不見得吶喊就沒有問題，正因為吶喊的時候，用了很大的力量，所以當吶喊過去之后，你會發現可能因為喊得太厲害了，把嗓子喊啞了。喊得太**了，忽然你會覺得非常安靜，吶喊的聲音還繞梁不去，繞梁三日，久久盤旋在空中的時候，低頭一看，好像沒有聽眾了。這個時候，魯迅和他周圍的很多同行們，同仁們，都不由自主地意識，好像不像剛才那么惹惱了，忽然感到了一陣寂寞，一陣寂靜，那么應該怎么辦呢？魯迅他和整個時代一起陷入一種新的思維的一種緩慢的，甚至于停滯的狀態，但是他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魯迅他有巨大的反思能力，他能夠迅速地把握這種狀態，并且他找到一個很準確的詞兒，用這個詞兒來概括這個時代，他找的這個詞兒就叫彷徨。魯迅他在前幾年，殺聲震天地吶喊了一陣之后，他怎么突然就彷徨了呢？中國出什么事兒了？他自己出什么事兒了？

魯迅在未投身到《新青年》陣營中的時候，他雖然表示過我這個吶喊，就是一個助威，我不想當什么主將。可是我們看看魯迅在“五四”新文化中的那些實際的表現，我們知道他實際發揮得作用，可不僅僅是助威，他事實上已經成了一個主將，一員力敵千人的一個所向披靡的這么一員大將，在“五四”文化運動中，他所發揮的作用，是一流的。他本來是一員大將，不僅僅是個助威的人，可是這員大將，突然不是高歌猛進了，不是宜將剩勇追窮寇。而是突然回到自己的賬中，喝起小悶酒來了，這是怎么回事兒？是不是他革命意志衰退了？是不是“半截子革命”？我們看看，這個“五四”之后的中國社會，政治混亂，經濟混亂，文化教育都是一片混亂，政府像走馬燈一樣的換人，可見當時的社會是很混亂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就馬上意識到，一個黑暗的時代降臨了。什么中華民國，都是胡扯。所以你看魯迅的文章中經常大書，說中華民國哪一年，什么時候發生了什么事情，這都是諷刺。應該怎么辦呢？他要選擇什么道路呢？他想不清楚，他也沒想清楚，而且也沒有人也不可能有人幫助他想清楚。天下沒有人能夠為他指出一條適合于他的道路。

古往今來，圣賢的道路不是別人能指出來的，沒有能夠給圣賢指出道路，圣賢的道路都是自己想出來的。魯迅也是這樣，魯迅這個時候，他不知道中國要怎么辦，只有彷徨，最后剩下的是彷徨，所以彷徨是他迫不得已的，然后又是非常清醒的一種自我選擇，所以他就認定了彷徨，所以我們看這個彷徨，他不是動搖變節，我們長期的革命教育，使我們覺得，彷徨好像是一個壞詞兒，這個人怎么革命不堅定，彷徨是不是叛變。我們對彷徨這個詞不理解，我們這樣來分析魯迅的彷徨，彷徨不是動搖變節，不是后悔、背叛，都不是。它是一場戰役結束之后的清醒的自我反思，正因為魯迅有了這一次長期的認真的彷徨，所以當他結束彷徨之后，他決定再一次起來戰斗的時候，那一次戰斗就所向無敵了。哪一次戰斗就不是為了勝利而戰斗，而是為了反抗絕望而戰斗，因為關于為什么戰斗，他已經考慮得清清楚楚，結束了這次彷徨之后，魯迅節義無反顧地戰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二）金錢與革命

一提到魯迅，好多人似乎都知道，魯迅我們知道，不就三個偉大嘛，偉大的文學家，偉大的思想家，偉大的革命家。一考試都會背。知道似乎是知道，但是心里未必以為然，說魯迅偉大的文學家，好像還湊合，魯迅有什么思想嗎？魯迅是革命家嗎？特別是對后一點，很多人是不以為然的，他們想革命家，革命家得抱著炸藥包，沖鋒陷陣，這叫革命家。魯迅不就坐在家里嗎？怎么叫革命家呢？甚至也有人懷疑魯迅不是思想家，甚至有人懷疑魯迅不是文學家，有人說文學家不是寫長篇小說嗎，魯迅也沒寫過長篇小說啊，有人說沒聽說過，世界大文豪就寫他們點東西的。那么這些情況就說明了，其實我們社會對魯迅很不了解，提到魯迅除了三個偉大之外，提到他的精神，我們還會想到那句話“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這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魯迅的評價，這句話也早就深入人心了。所以，如果讓很多人去想象我們腦海中魯迅先生的形象，會是一個什么樣子呢？我想很多人腦海中魯迅的形象，是一個橫目立目，一天到晚擰著眉毛，跟敵人戰斗戰斗又戰斗，這樣一個精神上文化上的鋼鐵戰士，魯迅給我們的主要形象，是這樣一個鋼鐵戰士的形象，不知疲倦，不知休息，不近人情，寫啊寫。這個對不對呢？你不能說它不對，魯迅的確是日以繼夜地年復一年地戰斗著，他有嚴峻的，嚴肅的，嚴格的這樣一面。但是一個人如果僅僅是這樣面的話，他就好像一個只知道埋頭拉車，不知道抬頭看路這樣一個辛辛苦苦地勞動者，所以我們社會上很多人對魯迅是尊敬，你說是尊敬，那是沒說的。但是總覺得尊敬之余，微微要皺眉，微微要搖頭，覺得這個人可敬，但是不一定可喜。所以這個事是可以理解的。

其實魯迅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人，以我們大多數人的學識，很難下結論，他永遠都是在變化之中。對于魯迅的認識，我們以前只是看到了魯迅勇猛的剛毅的一面，而他作為普通人的一面，則被人民所忽視。對于一個普通的人來說，首先面對的就是生存，我們從魯迅的只言片語中，直接或間接地說到金錢的問題，那么魯迅的經濟來源是什么？對于金錢這個問題，魯迅是如何看待的呢？ 魯迅很看重錢，他不怕人說他愛錢，你看看魯迅日記，魯迅日記寫得很枯燥，沒有抒情議論，從來不寫今天晴空萬里，沒有這事，日記經常寫的是錢，收多少錢，花多少錢，天天記帳，一聽說單位發工資了，趕快跑去領。這個魯迅好像和我們在文章中看到的那個高大的魯迅，不完全一致。假如說書商剝削了他的稿費，馬上跟人家打官司，剝削我的錢不行。魯迅他薪水很高，他掙錢很多，可問題是工資經常發不下來，工資表上得工資是很高，但不是老能發，有時候發下來也行，說這個月發工資了，發三折，工資那個時候是打折的，我們現在沒聽說過，我們現在只看見賣衣服打折，賣書打折，沒聽說過工資打折，那時候工資打折。好幾個月沒發工資了，說要過八月節了，好，發三折工資吧。而且說是不見得都能領到，早來的早領，晚來的沒有，還這樣，所以老師都跑著去。這個時候魯迅是跑得比較快的，因為他很關注這個事情，所以教師經常要去索薪，那時候有一個詞叫索薪。有一次魯迅去參與索薪活動，小報記者就報道說周樹人也去索薪了，而且說是被警察把門牙給打掉了。小報就不但地制造新聞，所以魯迅還寫了一篇文章出來辟謠，說我的門牙并沒有被警察給打掉，辟謠，有這樣的謠言，說明輿論是認可這個事情的，在媒體看來，在輿論看來，教授索薪可能被警察毆打的，即使教授索薪被警察把門牙打掉的，也是個正常的事情，所以當成一個好玩的事情報道出來。可見，當時的社會是很混亂的。

談到錢這個問題，魯迅是從來不避諱談淺的，魯迅曾經在《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中，便充分表達了他的金錢觀，“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不但是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后，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要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邊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后，再來聽他發議論”。

魯迅說是凡是不重視錢的人，都是不捱餓，或是處在不饑餓狀態下，他才發清高之論，先餓他一天看看，他就不這樣講話了。很多很深刻的思想家，其實講的也是一些普通的人生的道理。所以，我覺得比較真誠的人必須必要忌諱，避諱這個錢字。魯迅的這個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之上，如果生活搞不好，仍然不懈地追求理想，這樣的人當然是值得尊重的，是值得尊敬的。我在北大還有北大周圍，我看到很多這樣可尊敬的青年，自己穿得衣衫襤褸，也不知道他靠什么為生，天天在那里拿著一本書，聽課協作，或者畫畫等等，這些人我很尊重他。但是我想，如果他的物質條件好一點，是不是會更好，有志的青年，我們當然應該幫助應該尊重，但是不應該把生活和理想截然地分開，如果過于截然地分開了，那我覺得有志青年，就變成“幼稚”青年了。這個是有區別的。

自古以來，視金錢如糞土者有之，舍金錢而取義者有之，見錢眼開者有之。而魯迅的金錢觀卻清晰表明，對于魯迅來說，魯迅不否認金錢是維持人類生存的最基礎需要，所以他非常看重錢。魯迅在北京生活的時候，由于家庭成員比較多，所以家庭所有的開銷，都要魯迅一人擔當。魯迅在與致簫軍、簫紅的書信中曾經說自己不能說窮，但是也沒有窘極過。可見當時魯迅的經濟狀況。那么魯迅當時，一個月薪水是多少？魯迅靠什么來維持一個大家庭的開支呢？

魯迅的收入主要是有三個方面：一個是固定的薪水，一個是他的講課費，一個是他的稿費。這是三筆主要的收入這三個收入當中，后兩個是不一定的。我們知道，一個人寫文章靠稿費，稿費是不一定的。所以他就很看中那個固定的薪水，在薪水之外魯迅還到處兼課，魯迅最多的時候，曾經在八所學校兼課，一個禮拜跑八個學校當鐘點教師，看到魯迅掙起錢來，也是有一點點貪婪，到處上課。當然了這也是那個時候講課費比較高，講一次課薪水比較高的，所以他才會這樣，否則也不值得到處跑。魯迅很長時間，在教育部任職，那個時候中央政府的官員沒有今天這么多，不像現在國家大力發展公務員，那時候官很少，所以每個人管得事兒很多，工資也比較高。魯迅那時候在教育部每個月可以拿三百大洋，今天說三百大洋，大家沒有概念，我給大家分析一下：那個時候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標準是兩三塊大洋，也就是一個普通的比如說清潔員，他每個月有兩塊大洋，就夠生活了，當年一塊大洋的購買力，是怎么樣呢？跟今天的一塊錢人民幣相比，如果購買基本生活用品的話，購買柴、米、油、鹽、大米、豬肉什么的，就買日常生活消費者，一塊大洋大概是現在一塊錢人民幣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多倍，是這樣的一個比例，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魯迅當然很重視，他這三百大洋。后來，魯迅他實在很討厭北洋政府的官場，他不干了，魯迅后來他撤離了官場，再后來他也撤離了大學，大學也不干了，對大學失望了。由廣東到上海，最后變成一個住在半租界的這樣一個文化戰士。可是，即使到了上海之后，由于魯迅這么高的名望，所以當時管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聘他為特約作者，特約的撰述員，仍然每個月白送給他三百大洋。因為魯迅的威望泰達，政府為了表示自己能夠籠絡大知識分子，表示我們政府很民主，所以像魯迅這樣的人，雖然天天罵我們，但是還是每月白送他三百大洋，魯迅就要了，魯迅就拿了。這個事情，現在有很多人不理解，我看到一些年輕人寫文章，說魯迅怎么回事兒？怎么每個月拿著人家**的錢，還罵人家**呢？魯迅這不是吃里扒外嗎？因為我們今天對革命的理解是比較狹窄的，對革命的理解是比較簡單。說你要革命，你就跑到延安去革命嘛。你怎么還在人家這兒，拿著人家錢然后不老實，還罵人家。在魯迅看來，錢是該拿的，錢，我絕不是白拿的，你既然給我錢，一定對你有好處，對你沒好處，你不會白給我錢的。所以錢是要拿的，但是罵也是照罵不誤的，因為你是不好的政府，你天天做壞事，所以要罵。魯迅的這個作風，在辛亥革命的時候，就這樣做過了，辛亥革命的時候，他在紹興辦了一份報紙，這個報紙就罵政府，然后這個政府就不愿意這個報紙罵它，就給報社送來錢了，然后這個報社編輯部就討論說，人家送來錢，咱們還罵不罵呢？后來他們說了，要罵。說它送來錢了，就說明它是咱們的股東，股東不好應該罵，所以要罵股東，把政府當成股東來罵。所以我們看，魯迅的這種不是簡單的，而是復雜的思想，它不是一個玩笑的立場，而是很嚴肅的。在魯迅看來我堅持拿你的錢，還罵你，這是更需要付出加倍的勇氣的，如果跑到一個安全的地方，跑到帝國主義的大旗下，天天罵中國，這算什么英雄好漢。

這不算英雄好漢，你自己很安全，在帝國主義的指揮刀下邊罵中國，這不好，那不好，中國沒有人權，在魯迅看來這是懦夫，那是沒除夕的表現，我就站在中國，批評中國，這才是英雄好漢。而這也是真正的愛國主義的表現，我真的愛這個國家，所以有外國朋友回憶魯迅說：魯迅看他自己的祖國，就好像自己的親人臉上沒洗干凈一樣。天天說，你這塊沒洗干凈，要把它洗掉。他是懷著這種心情，所以說魯迅他表現出真正的愛國主義戰士這一面。

通過孔慶東先生的講述，我們了解到，魯迅把自己的金錢利益與時代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他不是為金錢而活著，而是一個時時為國家，為大眾著想的文化戰士，作為一個戰士，魯迅每時每刻都在戰斗著，但是魯迅戰斗并不是面對面地與敵人交鋒，他認為在戰場上與敵人進行肉搏戰術只是有勇無謀的武夫行為，對待敵人要采取有勇有謀堅韌的戰術，那么魯迅是利用自己的智慧進行戰斗的呢？

魯迅既然我們都知道他是一個戰士的形象，我們想他每天在那里戰斗著一定有一些戰術，有一些戰略。魯迅的這個戰斗智慧，我覺得可以用一個詞兒來該概括，叫“壕塹戰”，這是魯迅自己的命名，“壕塹戰”還可以叫“游擊戰”。這“壕塹戰”和“游擊戰”其實都是一種現代戰術。“壕塹戰”就是躲在掩蔽物的后面，不和敵人進行肉搏，我們在冷兵器時代，那個時候需要肉搏來解決問題，這個很殘酷的肉體與肉體之間直接的廝殺來解決問題，但是到了現代的熱兵器階段，我們可以遠距離地殺傷敵人，敵人也可以遠距離地殺傷我們。所以這個時候，“壕塹”就得非常重要，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壕塹戰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魯迅就是采用文化上的“壕塹戰術”。他反對《三國演義》里面，許楮的那個赤膊上陣，一個大將自己很有勇氣，大戰五十回合不分勝負。回來氣得不得了，脫去盔甲赤膊上陣。魯迅說這是有勇無謀，我們看“壕塹戰”“游擊戰”，其實這都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不謀而合，它是一種被壓迫者的戰術，因為被壓迫者處于劣勢，在武器上在資源上處于劣勢，所以他不能跟他的敵人，進行簡單地戰略決戰。在這后面還有一個思想，就是魯迅他絕不肯做無謂的犧牲。我們學過一些魯迅紀念青年學生的文章，比如說《紀念劉洪珍君》這類的文章，魯迅一方面他是支持這些青年學生的革命行動，但是魯迅不同意他們反復地、激烈地去向反動政府請愿，魯迅是反對和平請愿的，因為魯迅他看透了那個政府，它不是個好政府。好政府你才去請愿，你請愿它有可能給你解決問題，比如說你上訪，然后它跟你談一談，了解你的青年，看看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幫助你。這時候是有用的，所以魯迅反對請愿，他反對做無謂的犧牲。魯迅是戰士，但是他說，戰士的生命是最可寶貴的。魯迅還說過，“革命不是讓人死，而是讓人生”，這句話非常重要，革命不是說就是死人，不是，革命是要人生，盡量要少的犧牲。所以他反復地講革命，要珍惜戰士的生命。特別是有些人，自己不愿意犧牲，卻煽動鼓動別人去犧牲，還有敵人就希望你赤膊上陣，有種的你站出來，你好好地跟我打一架，魯迅這個時候不上當，他就像劉邦說的那句話一樣：“吾寧斗智不斗力”，因為你拿著刀呢，你有國家機器，你有暴力，我不跟你做這種簡單地對打。

魯迅年輕的時候，在日本留學，那個時候正是國內反清，反滿的情緒高漲的時候，那個時候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等人，他們領導的革命活動如火如荼地進行，在日本留學生中間，有很多革命黨，魯迅也參加這些革命團體的活動。當時的一個革命手段就是暗殺，我們知道對于那些勇于去暗殺，然后犧牲自己生命的那么革命者，對他的個體行為，我們應該表示尊重，表示敬意。但是從整個革命的發展過程中來看，靠暗殺來革命成功的是沒有的，革命不可能靠暗殺來成功，因為這個社會的進步也好，反動也好，不是一兩個人決定的，歷史有它發展的規律，它最后要靠整個社會的變化。所以魯迅他是不同意這個暗殺的，可是當時的革命團體，有一次就派他去派魯迅回國，去刺殺滿清的權貴，魯迅就沒有答應魯迅就抗拒了這個革命組織的命令，魯迅說不行，我要是死了，我老母親沒人養活，魯迅打出一個“孝”的旗號，說我是孝子，我們家得靠我養活，我父親都去世了，我養活我們一家子呢，我不能去，你另外找別人去吧。表面上看這件事情，好像魯迅這人膽小，這么怯懦，你平時表現這么革命，派你去暗殺，這么一件事兒，你就不去了。魯迅這個事情他沒有去。

我們看到魯迅不那么高大的一面了，魯迅不是說這么高大，威風凜凜的，給他一個炸藥包就去炸碉堡了，不是。他有更長遠的打算，而且他覺得，我刺殺了一個人有什么用呢？不管成功不成功，我和他同歸于盡也好，我刺殺了這一個人，真的對革命有貢獻嗎？所以魯迅他做事情和一般人不同，他總是猶豫的，他說過，我不適合于參加實際的革命活動。就是每個人在社會進步中，他所處德威治，他應該發揮什么樣的功能，是大有差異的，魯迅不是那個去上街上撒傳單的人，然后站在人群中撒一把傳單，然后**演講，魯迅不是那種人。他不適合做哪一類工作，他猶豫，他看準的事情做下去，是鑒定不動搖的，但是沒看準的事情，他不肯輕易決定。

為了進行這樣長期的戰斗，魯迅是經常換筆名，魯迅的一生用了多少個筆名？根據現在的考察，我們已經查到，魯迅一生用了一百四十多個筆名。這在全世界的文化史上，是罕見的。魯迅用這么多筆名之多，也就說明了當時的中國是如何的黑暗，魯迅到底用了多少筆名，你問問魯迅自己能背得下來嗎？肯定自己都背不下來，你如果拿篇文章問魯迅，說這篇文章是不是你寫的，他夠嗆一下子能夠斷定下來。因為變換得太多了，誰取一百四十多個名字。單單是1932年到1936年這幾年間，魯迅就用了八十多個筆名。所以說，在魯迅研究的這個領域，專門研究魯迅的筆名，已經成了一個專門的課題，在三十年代的時候，那時候魯迅已經是文化戰線上的領軍人物，有一次上級領導就建議，魯迅做一個什么事兒呢？魯迅，你寫文章老是用化名，你為什么用化名呢？我們應該跟**進行英勇的斗爭，他們就建議魯迅用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蔣介石，說你用真名來痛罵蔣介石一頓，魯迅說，那不行啊，我要是用我的真名，我再點名道姓地罵蔣介石，那我在中國就無法生存了。領導說不要緊，你寫完這篇文章之后，我們在黃浦江口，給你具備一艘小船，馬上把你運到莫斯科去，我們想，那個左傾領導是多么幼稚啊？魯迅想來想去，這個固然對我的安全，給我安排得很好，這以后我就沒法寫文章了，以后我就在莫斯科養老了。所以我們今天看這個問題，容易看得很清楚。我們想那個左傾的領導，他企圖把魯迅這樣一次性消費了，他沒有意識到魯迅的巨大的文化價值，他就是一時沖動啊，說我們這樣跟敵人，真刀真槍地多好啊，魯迅罵蔣介石，這炒作起來多棒啊，肯定很多人看了歡欣鼓舞，但也就是熱鬧個三五天吧，以后魯迅就沒有了。就跑到莫斯科養老了，所以魯迅不肯做這樣的事情，他謝絕了這樣幼稚的命令，他繼續變換各種筆名，進行著曲折的不那么激烈的斗爭。

為了保存革命實力，魯迅用他那犀利的文筆和敵人展開斗爭。但是在**統治時期，可謂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時代，魯迅認為，一個戰斗者不值得以真名去招致無聊的麻煩。所以1918年5月，他首次用“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對“人吃人”的制度，進行猛烈的抨擊，體現出了一個文化戰士的智謀，作為一個戰士來講，他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兒女情長，那么魯迅的生活**是什么呢？

魯迅能夠長期戰斗，在我看來有一個奧秘是他同時懂得怎么休息，他懂得怎么放松，他的戰斗不是義勇之夫的那種蠻干，不是張飛、李逵那種形象，而是有勇有謀。魯迅自己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他說：“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這句話我想把人生的幾個方面都說到了，戰士他什么都干了，你以為戰士不食人間煙火嗎？但是他強調，他做了這些事兒之后，他還是戰士。魯迅這個話是說得非常到位，非常深刻。魯迅本人他也是這樣一個非常知道生活，知道休息的戰士，魯迅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我們常人一樣的習慣，或者說毛病，比如說魯迅很饞，喜歡吃小吃，吃點這，吃點那，控制不住自己，有人送他一點好吃的東西，說吃兩口吧，留下來給別人人吃，一會兒說，再吃兩個，再吃兩個，晚上留兩塊就行了，過了一會兒，都吃了吧，反正剩下不多了。我們看到，這個時候魯迅他很可愛，有一次有一個日本朋友回憶，他到魯迅家里吃飯，魯迅他們一快吃了五、六個小菜，魯迅喝了一點酒，他覺得很高興，你看，我現在也是過著，小資產階級的生活嘛，這個恐怕是很多人不會想到的，覺得魯迅是不是成天很少吃飯啊，不是。魯迅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他的生活條件保證下，他能夠享受到的東西，他都盡量地去享受，吃、喝，他抽煙，他愛看電影。三十年代那些好萊塢大片，他都看。看電影是他的一大休閑，看電影在當時的中國來說，就是最高級的精神休閑了。那些好片，那些有名的**，他都落不下，他不管什么**的，不管什么思想進步不進步的，什么言情的，偵探的，恐怖的他都去看，還愛坐汽車兜風，這個恐怕也想不到，今天汽車很普及，但是在中國的三十年代，要坐汽車是高消費，一般人哪能坐得起汽車呢？他沒事兒，帶著孩子，帶著愛人，走，坐汽車玩兒一圈兒去，這個我們可能也想不到。

魯迅他是個生活上也很細心的人，比如說他收到很多來信，他收到來信，他都認真地把信封拆開，然后翻過來粘好，作為給別人回信用，所以魯迅他不用買信封。他給人回信，都是用來信翻過來，人家給他寄包裹，他把那個繩解下來，認真地系好放在抽屜里，自己寄包裹的時候用，這是非常細致的。魯迅沒事兒把屋里整理得井井有條，特別喜歡收拾東西及但是這樣細心的人，又不是說跟人家斤斤計較的人，他對待朋友，對待青年對待學生方面，更多的時候，他是非常大度的。比如說當時有一個北大的旁聽生叫馮省三，很多青年跟魯迅都不客氣，這個馮省三有一次就跑到魯迅家里去，說魯迅先生，你看我這個鞋子都跑破了，我根據看見你門口有修鞋的，你把這鞋拿去，給我修一修。魯迅說，是好好，你休息吧，我給你修鞋去。他就躺在床上休息，然后魯迅就把他的鞋脫下來，給它拿到門口去修，花了幾毛錢修好了，然后把鞋子給他送回來，給他穿上。馮省三說，修得這么慢啊，剛修好，好好，謝謝你。沒說謝謝，連謝謝都沒說，穿上鞋就跑了，還挺不高興就走了。對這個事情，魯迅怎么看呢？馮省三同學，他是一個山東人，魯迅說山東人真是直爽啊。你看，對待這樣的青年，魯迅沒有計較他，沒有說他怎么這么不懂禮貌呢？讓我這樣的人給你修鞋，你還不高興，沒有計較，只是說這個孩子真直爽，他不和這樣的人去計較。他不是不知道，他做得不對，但是他不跟他計較。

所以真正的智慧，真正的聰明是知道如何對待不同的人，如何對待不同的場面，其它方面的愛好，也和我們一般人差不多，喜歡欣賞年輕的美女，喜歡逗弄頑皮的孩子。在人生的各個方面，家庭、愛情、事業、金錢，他什么都沒耽誤，魯迅自己有兩句詩，他晚年生了孩子，這個叫海嬰，有人說你對這個孩子太溺愛了，你是不是太溺愛這個孩子了。魯迅寫了一首詩，里邊兩句：“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無情未必真豪杰，干嘛要無情呢，憐子如何不丈夫，我就是溺愛我的兒子，不耽誤我是個大丈夫。人應該有基本的生活上的需求和愛好，這不耽誤你的思想進步。

通過孔慶東先生的分析，我們了解到魯迅的凡庸和世俗的一面。魯迅是一個生活情調很高的人，他是最懂得如何生活，也是最講究生活質量德人，所以他和我們普通人一樣，他只不過比我們一般人聰明，深刻、鋼猛、堅強，魯迅除了注重生活外，他還注重生存質量，魯迅認為人活著很難。那么一個人應該怎樣做，才能活得更好呢？這就體現出一個人的生活智慧，我們在生活方面，魯迅是如何表現他的這種智慧的呢？

那么，我們再簡單講一講，魯迅在生活上的一些智慧。譬如戰士，他不是時時刻刻在戰斗，你得吃飯，你得喝水。現在戰爭的一個特點，就是越來越重視后勤工作，現在戰爭基本打的是后勤，誰的后勤好，基本上你就勝利一多半了，而生活質量的好壞，會直接影響戰斗質量的好壞，陸續在深入上非常有情調，我們先從魯迅的人生觀講，魯迅講人活著，人應該怎么活？發展的目標是什么？魯迅有一句話非常好：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話說得多么通俗，不但那個時候是真理，現在也仍然是這樣，魯迅從來沒有抽象地去講什么人權。可以說，魯迅一生都在為人權問題而戰斗。但他的人權不是一個空洞的口號，說要捍衛人權，人權是什么？人權很清楚，它分為三個生存權、溫飽權、發展權。對于還沒有生存，生死都不定的人，每天掙扎在**線上的人，你要讓他生存，先解決生存問題。魯迅說這些話的時候，他還沒有很好地學習馬列著作呢，并不是說這是馬列主義教給他的，他從自己的生活中，就感悟到了，人需要生存。然后第二步是溫飽，然后是發展。我們看看我們中國一百多年來發展的軌跡，不也是這樣嘛，我們先要求得中華民族的生存，然后是溫飽，然后是發展。既然是這樣一個順序，所以魯迅很重視生存，很重要這個基礎。這些我們后來，我們學了馬列主義，我們才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人先要吃飯，我們后來從馬列主義得到，其實魯迅早都認識到了。

除了住生活、生存、生存質量之外，魯迅的生活智慧，還表現在他的智力上，比如魯迅他有一篇《小雜感》，他講如何聽高人講話，如何聽領導講話，聽你們單位請來的一個什么專家講話，他說：“與名流學者談，對于他之所講，當裝做偶有不懂之處”，為什么叫偶有不懂之處呢？“太不懂被看輕，太懂的被厭惡。倘有不懂之處，彼此最為合宜。”就是稍微有一點不懂，雙方都很舒服。但是我們看，魯迅說的這個話，是教人這樣做呢？還是諷刺這種現象呢？他沒有這樣說，他沒有表示，你可以理解為他是教人這樣做，也可以理解為他是諷刺這種現象，諷刺中國社會要面子，愛虛偽這種現象。所以說魯迅，他不是不懂世故，他是懂得世故的。有人批評他是世故老人，他懂得世故，但是把懂得世故，而不一定世故，他經常是很直率的，所以魯迅他是一方面看透了生活，可以從心所欲，但是又不肯隨便敷衍。他會敷衍，需要敷衍的時候，會，或者說他敷衍的時候，他背后是有者清醒，他什么事兒都知道。他有一篇短文叫《立論》，說人立論很難，他舉了一個例子，比如說有一家人生了孩子，客人來祝賀，有人說這個孩子長得真好啊，將來一定能夠升官，主人很高興。第二個人說，這個孩子長得很好啊，將來一定能夠發財，主任很高興。其實這兩個人說得都是假話，都是恭維話，你怎么知道這個孩子，將來能夠升官發財，都是假話，都是恭維話，都是假的。但是第三個人說真話，說這孩子將來早晚得死，那主人就把他打出去了。這個人說的真話，說的是真話，就要把你打出去，真話是不得人心的。他說我又不想撒謊，又想說真話，又不想被打出去怎么辦呢？魯迅說，那只有一條，你說這孩子你看，今天天氣真不錯啊。這就好，這就是真正的聰明人。你沒有撒謊，但是你又沒有被打出去。魯迅說人活著，說話是很難的，敷衍人也是很難的，這篇文章是很有名的。所以魯迅他可以對好人非常寬容，對壞人該嚴厲的嚴厲，該敷衍的時候，他也敷衍。

所以我們看到，魯迅他是一個豐富的人，一個多側面的人。但是他用一個大智慧，不是小聰明，是大智慧，把生活的這些各個層面，統一起來。然后知道，在哪個方面應該緊，在哪個方面應該松，所以他才能夠戰斗得那么堅韌，魯迅正是因為，他有大智慧，他成為大文學家，大思想家。在我們今天的這個生活中，我們可能不需要像魯迅那么頻繁地戰斗，但是那些生活中的智慧，我覺得是值得學習的，或者說是學而不盡的，就是在一些小事兒上，它都對我們有啟發。魯迅的這些智慧，倘能被學習一半，不用多，學習一半的話，我覺得像過去說的，“閃閃的紅星”一樣，指引我們長夜里驅黑暗，寒冬里迎新春。所以我覺得，我希望魯迅的智慧，能夠給我們今天的朋友們帶來啟示，以幫助我們應對現在這個越來越復雜的世界。好這一講，我就先講到這兒，謝謝大家！

（三）家變情仇

講述魯迅的家變情仇，還原一個真實的魯迅。

魯迅的家庭，用現在的話說，是一個不錯，應該說是中產階級家庭，比一般的中產階級家庭還好，書香門第。周氏大家族，本來家庭環境很好，但是不幸的是，就在魯迅的幼年，他們家里糟糕了，一場大的災難，這個大的災難是由于他的祖父，參與了一個案子，是科舉考試行賄的案子。我們今天全世界考試作弊成風，在很多著名的大學里，大學生都普遍地作弊，我本人也處理過很多作弊現象，我非常痛恨這種現象。但是很多學生，今天似乎習以為常了，考試作弊有什么了不起，說作弊我就不及格，不及格我下吃再補考，看得輕描淡寫，但是我們知道，在古代考試作弊是大罪，是了不得的大罪，甚至要殺頭的。為什么？因為考試作弊，就是欺騙最高領導人，國家為通過考試，在選拔人才，你考試作弊，不是欺騙國家嗎。所以說考試作弊，其實應該是大罪，我們今天過于輕描淡寫這個事情了。

魯迅的祖父，因為科舉考試行賄，就被判了死刑。我們知道，今天很多青少年朋友，可能不會理解，有這么夸張嗎？考試作弊就判死刑，真沒勁。其實這個事情，是很嚴肅的。他的祖父，就是被判了死刑，但是這個死刑很有意思，不是立即執行。我們今天知道，判死刑有立即執行和緩期二年執行等等，緩期的一般就不會死了，你表現好一點，不再作惡，然后就改成無期徒刑了。可是，魯迅祖父判了塑性，雖然不是立即執行，但是也沒有緩期多長時間。當時有一個名詞，叫斬監候，斬就是斬刑，斬首，但是不馬上斬，先押起來候著，先關著，等著，等什么時候斬呢？那得看皇上高興不高興了，皇上一高興，就赦了，不高興，哪天就拉出去斬了。所以，這事是個懸念，它沒準。而中國古代什么時候殺人呢？每年秋天，秋天草木凋零。我們中國一切，都是配合著自然界的節奏的，春天草木繁盛，那不應該殺人，百花盛開，殺人煞風景，秋天的時候殺人，所以一到秋天，他們就慌了，一到秋天，就要花很多錢，去上下打點，買通關系，希望把今年熬過去，那么今年熬過去，明年還得如法炮制一番，就這樣年復一年，家里有多少錢，也得運出去了，這一場官司下來，他們家里就敗落了。由于這場官司，他父親的秀才，也被革除了。到手的文憑給收回去了，不算數了，就在這個過程中，魯迅一個小小的少年，切實地感受到了，人情冷暖，世態炎涼，魯迅有一句很沉重的話：“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人生的真面目，是不容易看到的，不是說你努力就能看到的，你沒有條件也看不到，魯迅他就有一個條件，就是家到中落了，一個孩子，你家里條件不錯，現在學習也很好，大家都說你好，一切綠燈都為你打開，你看不見人生的真面目，哪天你突然考個倒數第一，然后你拖著說你家交不起學費，這時候你看看，人生的真面目。少年魯迅他是長子，所以，過早的生活的重擔，精神的壓迫，就撂到了這個少年的肩頭。因為魯迅的爺爺，被判斬監候，所以牽連到魯迅的父親也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魯迅的父親，本身身體就不好，經過這么一折騰，病情更加重，這樣一大家子的生活重擔，就落到了少年魯迅的肩上。俗話說：“國有大臣，家有長子”面對父親病重，母親憂愁，弟弟年幼，這樣的生活重擔，魯迅將如何度過？少年魯迅為什么會遭遇到，鄰里的流言誹謗呢？而最終生活的苦難與磨礪，對魯迅的人生又會有怎樣的影響呢？

魯迅在很長的時間里，干什么呢？頻繁地出入于當鋪與藥鋪之間。家里都沒錢了，拿東西到當鋪里去當了，當了，然后到藥鋪換了藥，換了藥回來治病。而去當鋪的時候，遭受的那種精神壓迫，有錢買東西，可能還是一種很暢快的心理，沒有錢去當鋪，受人家的白眼，明明很值錢的東西，值一百塊錢的東西，他非說值五塊錢，每天遭受這種白眼和奚落，這個給小孩的精神打擊是非常大的。到了后來，他的父親也病死了，家里邊僅有的二三十畝水田也賣光了，也就是他家的成分等于改了，由地主變中農，變貧農了，自己把成分就給改了，所以說魯迅他從小就知道，生活之艱辛，知道錢怎么來，東西怎么來。我記得我的兒子很小的時候，我有一天問他，你知道咱們家的飯都是從哪兒來的嗎？我想啟發他說，這是爸爸掙來的，但是他說，我知道，都是從廚房端來的。我當時大吃一驚，后來我想，他說的有道理，因為他每天親眼所見這個飯和菜就是從廚房端來的。所以，他覺得廚房是一個源源不斷地，可以永遠生產飯和菜的地方。所以我覺得這不是孩子無知，這是大人的教育沒有到位。他怎么能想到，飯是我掙錢給他買來的，他不會想到的，他想到的就是從廚房端帶的，所以我想，今天恐怕還有很多孩子，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沒有意識到，錢是從哪兒來的，沒有意識到勞動和生存的關系。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魯迅家里的錢花光了，田賣掉了，該值錢的，能當的東西也都當了，這個房子就顯得越來越大了。魯迅寫那個時候的感覺，非常逼真。他每天在這個墻角落里面四處看，去看還有什么值錢的東西沒有，總覺得抽屜里面還什么東西，打開每個抽屜看看，看一遍，再看一遍，人就到了這個程度。而這個時候，親戚朋友鄰里對他們家的態度也都改變了，能欺負的欺負，能騙的能騙，還有的人就慫恿魯迅，把家里的東西，偷出來賣。說你們家，還有什么什么東西，偷出來賣吧，魯迅沒有這樣做。但是，已經有了這樣的流言蜚語，鄰里之間就傳說，他已經把什么東西都偷出來賣了。所以，魯迅不是說長大以后，成名以后，受到社會上流言蜚語的打擊，魯迅一生就是生活在流言蜚語之中，死了這么多年還沒有很多人真正地理界他七十從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受流言蜚語的打擊了。用金庸筆下一個人物的話說，楊過說，我一生受人冤枉還少嗎？大俠是怎么成長的，像楊過這樣的大俠，小時候就受人冤枉，沒有幾天揚眉吐氣過，魯迅也是從小就受人冤枉，所以這樣的一個壓力，壓在一般的少年人頭上，恐怕會受不了的。

我是研究文學的，經常講作家生平。我發現很多作家、藝術家，少年的時候，都經歷過家庭的不幸。特別是什么父親早逝、少年喪父，這是一個很普遍的規律，還有家道中落。其實從邏輯上推理，家到中落，一定是好事嗎？一定能夠讓人奮起嗎？不見得，很多社會上的不良少年，很多流氓歹徒，不也是家道中落產生的嗎？這是沒準的事，也許家道中落，就使人墮落，使人萎靡不振。但是，對于我們已經知道的那些杰出人物來說，似乎少年時代的不幸，是他們成就的一個最好的學校。那個時候他們，就比別人多學了，很多很多最有價值的東西，當然了，我們也不能因為要成就自己，故意搞得家破人亡的，那是不幸的，我們也沒有那個條件，也不是那個時代，魯迅那個時候的家道中落，也是有它時代的代表性的，因為那個時候，正是清王朝走向最后的沒落的階段，像魯迅一樣，當時中國有很多家庭，都家道中落了，當然原因不同，不一定像他家是由于祖父的原因，或者是因為生意沒做好，虧本了，或者由于疾病，由于其他原因。

從整個中華民族來看，我們中華民族也是經歷了一個家道中落的過程，以前很興旺，中華民族有過光輝燦爛的過去，后來就家道中落了，中落得很苦，受人家耆儒，被人家看不起“東亞病夫”，然后自己再想辦法，振興，振作，奮起，整個中華民族也是有這樣“馬鞍型”的過程，所以魯迅的家道中落，以及給他帶來的痛苦，是很有代表性的，這是魯迅人生中的第一個痛苦。

魯迅人生的磨難，才剛剛開始，雖然他的爺爺后來被釋放出獄，但是三年后，也就是魯迅十六歲時，魯迅的父親，終因病重而去世。家道中落的魯迅，義無反顧地背起行囊，踏上了外出求學之路，他先是在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學習三年，后來又奔赴日本留學，正當二十六歲的魯迅，躊躇滿志在學習之時，一場由母親，精心設計的包辦婚姻，卻再次打破了他的生活。那么，魯迅的母親為什么要這樣做呢？魯迅面對這場包辦婚姻，又該怎么做呢？

對于魯迅的婚姻，很多人不太了解。說魯迅，他愛人不是許廣平嗎，他不是跟許廣平很幸福嗎？這是后來的事，魯迅家道中落之后，他就不能像孩子那樣正常地發展。什么叫正常發展？就是考科舉，用我們今天的話說高考，通過高考謀一條生存之道，那時候考科舉是條正路，但是他沒有去走這個正路，就是學一些新新學，用當時的人的話來說，是迫不得已只好把靈魂賣給洋鬼子，去學一些“邪門歪道”的東西。今天我們看來，反而歪打正著學對了，由于學得好，后來又官費留學日本。可是就在留學日本期間，接到母親的電報，母親病危，就像岳飛接到十二道金牌一樣，催他馬上回去，中國人都是孝子，母親病危誰敢不回去，馬上就回去。但是我們大家也都知道，母親生病這樣的電報，十個有五個有假的，一定是有別的事，我們上過大學的人，可能都有這個經歷，說不定哪天哪個同學說，母親病危就讓他回去，回家結果沒事。魯迅回家之后一看，家里張燈結彩，馬上就被簇擁著成親了。家里給他包辦了一門婚事，為什么家里這么急于給他包辦婚事呢？因為他在日本留學，那時候觀念很不開放，家鄉德人就怕他，娶一個外國女人，如果說我們今天，一個留學生娶了一個日本夫人，大家都很理解，之沒什么，促進中日友好嘛。可是那個時候，跟外國人通婚，大多數民眾還不能理解，不能理解娶一個日本女人。特別是有一次，魯迅走在日本街頭，看見一個婦女，領著好幾個孩子，前面一個，后面一個，還領著一個，魯迅看她很辛苦，他跟同學一塊兒散步，就幫她抱起一個孩子，學雷鋒做好事，幫她抱了一段，結果恰好被別人看見了，于是這個話就傳回中國來，說不得了，說周樹人在日本已經娶了太太樂，已經生了好幾個孩子了在街上逛馬路呢，所以家里一聽，非常著急，就馬上給把包辦了一門婚事。魯迅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剛剛開始覺醒，從個人的思想上，他剛剛接受自由戀愛，民主自由這些思想，但是整個社會體制還是舊的，所以他們那一代人，普遍都遭遇到了這種矛盾，痛苦。怎么辦？家里給你定下了親事，你如果不答應，一個是不孝，同時會影響到很多人的利益，面子。魯迅迫不得已，他就提出了兩個要求，他要求女方，第一要進學堂，第二要放足，就是不能在纏足，這是那個時代，很多的知識分子，覺醒了的知識分子起碼的要求。其實就是兩個方面的要求，一個是文化，一個是觀念，這個纏足代表舊的傳統封建觀念，婦女不解放，纏足是一個不解放的象征，進學堂，要求她有文化，可是魯迅回來跟人家一拜天地一看，這個婦女既沒有文化，而且還纏著小腳，所以魯迅這個心一下子就涼了，等于是被綁架了一場婚姻。魯迅生長在清朝末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依然主宰著男女的終身命運。二十六歲的魯迅，在那個時代早已經算是一個大齡青年了，因此，母親對他采取包辦婚姻的初衷，也是情有可原的。可是，經歷了多年新思想影響的魯迅，面對母親為他迎娶的這個叫朱安地地道的傳統女性，他會心甘情愿地接受嗎？先結婚后戀愛的做法，在魯迅這里行得通嗎？ 這位朱安夫人，遠遠不是魯迅理想中的對象，可是，魯迅他接受了。為什么接受？魯迅他說，是為了母親，他回到日本去，他的同學，他的朋友就問他，你母親給你來電報，家有什么事嗎？魯迅回答了五個字：母親娶媳婦。我們看這句話包含著多么復雜的痛苦，不是他娶媳婦，是母親娶媳婦，婚姻是一個家族的事情，不是他的事情，跟他自己沒有關系，他后來又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個禮物，我只好接受她，只能養著。他如果不接受她，這個女的跟他不結婚，不結婚在那個觀念下，這就算休妻，你把她休過去，她就沒人要了，她一輩子怎么辦？所以說，他要為別人考慮。

我們看到，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他有一種矛盾，就是個性解放與人道主義的矛盾，五四時期，我們有很多口號，其中兩個很響亮的口號，一個叫個性解放，一個叫人道主義。可是很多人沒有想到，個人解放和人道主義，有時候是會沖突的，會矛盾的，你自己個性解放了，別人還沒有解放，那怎么辦？那么你的解放就會損害別人的利益，這個時候是個人利益為高，還是人道主義為高，不同的人是有不同的選擇，不同的處理方法。這件事情，我們今天，也可以反思，就是魯迅到底當時應該不應該接受，就不能反抗了嗎？就沒有別的辦法了嗎？因為我們知道，當時也有人逃掉了，有逃掉的。逃掉的人就不管這些，全拋棄了，我就個性解放了，但是魯迅這種人，考慮問題方方面面，做統一打算的。所以，這個事情成為魯迅一生的陰影，他被一些人，簇擁著成親了，第二天早晨，他的母親河周圍德人，就發現魯迅，眼睛是浮腫的，臉色是青的，枕巾都是濕的，他哭了一夜，他的洞房花燭夜就是這樣過的，然后他就搬到書房里去睡，第四天，他就回日本了。娶來的朱安夫人，一輩子就陪著魯迅的母親，等于是成了他母親的一個助手，真是“母親娶媳婦”了，所以魯迅跟這個朱安夫人，雖然說婚姻上是保持著，但是是有夫妻之名，無夫妻之實的，這樣一對夫妻。

我們可以看，這是一代知識分子的悲劇。當時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很多當時的這些名流們，都有過類似的經歷，家里包辦婚姻，多數都接受了，沒有辦法。除非他以后又遇到別的機會，所以我們看，魯迅他是最激烈地反對包辦婚姻，反對沒有愛情的婚姻，自由戀愛，當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自由戀愛不見得就保證幸福，但是起碼他是自己選擇的，是你自己選擇的，這個過程，雖然說總體上勝利了，可是還是很漫長，不時有倒退。其實我看一直到現在，很多中國的家庭，中國的青年，他的婚姻大事，還是靠包辦，不僅是在農村，在城市也有很多人，甚至一些博士，博士后，他的婚姻都是靠父母包辦的，靠長輩介紹的，這倒退了不止一百年，想起來，還是稍微有點羞恥的。還有一些父母，是打著關心愛護子女的旗號，來干涉子女的婚姻，這種情況今天仍然很多，這個東西為什么不好反抗呢？因為它并不是以專職的面目出現的，而是以愛的面目出現的，所以它很難反掉，他們總說我們是過來人你容易吃虧上當，還是父母介紹的好。軟刀子殺人，是看不見的。魯迅就得咽下自己得到的這枚苦果，當然后來魯迅，他人生有了轉折，他在40多歲的時候，他找到了精神上的知音，許廣平這樣一個他理想中的新女性，有了現代意義上的愛情，但是盡管這樣，他的這一次婚姻，仍然給他們幾個人，都造成了一輩子的心靈上的苦痛。我們可以說這是魯迅的苦痛，對于朱安夫人來講，也是不公平的，也是更大的苦痛，你想她一個沒有文化的舊式婦女，命運把她嫁給這么一個人，可是這個人不喜歡她，對她毫不感興趣，把她常年地拋在家里，陪伴著老太太。朱安夫人她也表示過，說我跟不上，但是我愿意與時俱進，她也愿意找點兒書看看，去認字，接受新思想，有一次他看魯迅和他的朋友，學生們一塊兒做體操，她覺得這個很時髦，她也在后面，跟人家做體操，但是她又做不好，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婦女，她艱難地努力，但是她就說，我就像一個蝸牛一樣，沿著這個樹，慢慢地往上爬，但是終于沒有爬上去。所以我們從婦女的角度來講，舊式婦女的悲劇，也在朱安夫人身上，體現得很鮮明，有千千萬萬像她一樣的婦女，在時代的轉折當中，就被犧牲掉了。像魯迅，他還在別的方面取得成就，我們知道魯迅是個偉人，那有多少像朱安夫人這樣的人，就在歷史上輕輕地摸過去了，無聲無息地過去了，一輩子精神上的成就也沒有，生活上的幸福也沒有，所以生活，真是很殘酷無情的，所以這次包辦婚姻，也是魯迅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場痛苦。魯迅是家中的長子，下面有兩個弟弟，二弟周作人，比他小四歲，三弟周建人，比他小七歲。從1919年起，收入豐厚的魯迅將母親、二弟全家與三弟全家，都接到了他在北京八道灣購買的一所大宅院，一大家子人開始和睦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可是天有不測風云，四年之后的1923年，魯迅與二弟周作人，卻意外地斷了交，絕了情搬出了八道灣，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中國文化史上，有名的周氏三兄弟——周樹人、周作人、周建人，與之相媲美的是宋氏三姐妹——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你看人家孩子怎么養的？真是了不起。周氏三兄弟是很了不起的，特別是魯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紀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長，都是他的兄長魯迅一路引導。魯迅不但負責家庭的物質生活，還負責引導弟弟的精神方向，魯迅到南京上學，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去上學，魯迅到日本去留學，后來也把他的弟弟帶到日本留學，在這個留學的過程中，以及回國之后，兄弟兩個人并肩戰斗，一塊兒寫文章，一塊兒做學問，他們都是新文化運動中，很有名的先鋒人物，特別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還比魯迅名氣更大一點，那個時候因為周作人，在北京大學當教授，所以他的名氣還更大，很多人知道周作人，后來才知道有個叫魯迅的，聽說是周作人的哥哥，學問也不錯的，是這樣認為的。

比如當時有一個，后來成為著名武俠小說家的白羽，白羽年輕的時候就仰慕周作人，就給周作任先生寫信，要求拜見他。有一天他就到府上去拜見周作人，周作人不在家，結果魯迅出來接見他，魯迅說，周作人先生不在家，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談談吧，白羽說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談談也湊合吧，也可以。就跟周作人的哥哥談談，然后魯迅就問他，你喜歡讀誰的小說啊，他說，我喜歡讀兩個人的小說，一個是冰心，還有一個是魯迅。周樹人說，魯迅就是在下。他說，原來你就是魯迅，這才對他很尊重。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周作人的名氣更大，誰也不會想到，這樣好的兄弟，思想感情這么接近的兄弟，會分裂、分手，會絕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上天忌妒，也許這是命里注定，結果他們由不分彼此，發展為終身不再來往。魯迅與周作人，為什么失和？這已經成了中國現代文化歷史傷的一大懸案和魯迅研究的一大謎團，人們想象不出，本來最為親近的兄弟倆，最終會絕交，終身不再往來。更為不解的是，兩人絕交之后，絕口不提此事，怨恨之深，難以自拔，切膚之痛難以忘懷，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為了什么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們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還是一個謎，至今還沒有人能夠完全搞清楚，盡管很多人，搜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為這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但是由于它涉及到個人隱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們沒有辦法徹底把它查個水落石出，表面上看來，它是家庭糾紛，家務糾紛，因為大家庭，我們知道他們用今天的話說，經濟和三是一筆糊涂賬，魯迅收入很高，把這個錢都交到家里，但是魯迅自己的婚姻是痛苦的，他的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位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夫人，這個夫人在中國，生活用今天的話講，叫做高消費，是非常高消費的生活，家里的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買，就是說喜歡日貨，人家也是愛國主義者，非常愛國的。家里大人孩子生病了，要請日本大夫，東西要買日本的，做好了滿滿一桌子菜，說不好吃，就全部倒掉，然后再重做一桌子，家里的被子褥子說是不新了，重做一套新的，出門要坐汽車，我想20年代，出門就坐汽車，是不得了的。當然魯迅是原以為這個家庭做奉獻的，他是長子，其實是這個家里的家長，他只要這個家庭和睦，心里就感到高興，但是這個經濟負擔也是倍感沉重的，魯迅曾經說過：“我的錢，是用黃包車拉進來的，但是，人家是坐汽車雖出去的，所以黃包車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汽車的速度”。他總是覺得，我自己拼命地做，但是總是不能滿足要求，所以，這個方面的材料，我們可以知道，家務上、經濟生活上的糾紛。

這個時候，其實他跟周作人，1923年到1924年思想上的分歧還不是很大，結果有一天，別人就發現，兄弟倆人，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以至于動手打了起來。我們想，我們如果看到，街坊鄰居兄弟兩個大家，這也是平常的事，但是說魯迅兄弟兩個打起來了，這是讓人感到很驚訝的，很吃驚的，當時他們的朋友都不是能夠很好地理解，結果，魯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本來是一家和睦地來往，周作人親自送了一封絕交信來，信的開頭，稱他為“魯迅先生”。我們今天稱“魯迅先生”是懷著尊敬的心情說，但是他的親弟弟，寫了一封信，稱他為“魯迅先生”，下面的內容我們不看，也知道他的態度了，也就是一刀兩斷了。其追有一句話說“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話說得很客氣，我們知道知識分子講話是很客氣的，但是這個客氣后面有著十二萬分的刻毒。其實普通老百姓，你看他吵架吵得很激烈，第二天就好了，第二天就算了，到我們家吃餃子去吧，這是老百姓，知識分子看著客客氣氣，心里懷著深仇大恨，后來魯迅很快就把出了這個八道灣，另外買了一所房子住，從此不再和他的兄弟來往。

曾經是手足情深兄弟倆人，最終成了陌生人這確實令人瞠目結舌，眾說紛紜。而經歷了這種刻骨銘心痛苦的魯迅與周作人，又將如何面對接下來的生活呢？這種斷交決裂對他們兄弟二人的人生道路，到底會產生怎樣特殊的影響呢？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這個家務事，我們不好評價，我們也不敢說，誰對誰錯，我們不去管誰對誰錯吧。這個事的結果，它對雙方的打擊都非常大，盡管知識分子可以裝作若無其事，沒事，沒事。但是越說沒事，心里那個傷痛，可能是越巨大，他們這樣的兄弟分離，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離，而且這件事，對中國文壇，也是極大的打擊。因為當時他們兄弟二人是中國青年的精神導師，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名滿天下，全國的青年都認為，周氏兄弟，那是我們的楷模，是我們的領袖，沒有想到他們會分道揚鑣。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就不同了，以至于發展得越來越遠。一個經過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繼續戰斗，選擇戰斗終生的道路。另外一個，慢慢地就遠離世俗的社會，遠離人生風云，做一些象牙之塔里面的工作。周作人他想不關心政治，不關心社會，只關心自己，只求自己生活安定，住在象牙唐里面，但是人越這樣想越做不到，你不關心政治，政治要來關心你，最后就在日本人占領北京的時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就出來為日本人做事。人的別的方面都可以犯錯誤，就這個方面上，是不能犯錯誤的，這個叫大節，我們中國人對人是很寬容的，小節上是無所謂的，但是大節不能有虧，因為周作人大節上有虧，別的方面我們都可以喜歡他，但是這個事情是無可辯駁的，因為從法律上，他就犯了罪了，所以抗戰勝利之后，被國民政府處以漢奸罪，就關起來了，后來還是我們**寬大，把他放出來了。

周作人與魯迅絕交之后，一直在北京大學從事溫課教學工作，思想漸漸脫離了時代主流，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周作人擔任日偽政府教育總數督辦，為日本人做事。抗爭勝利后的1946年，周作人以叛國罪被判入獄，1949年出獄，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1947年病逝，終年82歲。魯迅的三弟周建人，與魯迅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而于周作人1923年之后，也基本斷交，建國后，周建人歷任全國**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84年病逝，終年96歲。

我們想假如周氏兄弟不失和的話，我想以后周作人的思想，不論怎么發展，恐怕這個錯誤是不會犯的，不會走到這一步的。而這個事情反過來，也使魯迅更加孤獨，魯迅更加缺乏知音，像他這樣高層次的人，能夠理解他的人很少，而他們兄弟二人一塊長大的，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憶魯迅的工作，還是對魯迅的研究提供了很寶貴的材料，其實他還是很魯迅的內心的。而周氏兄弟不同的發展，也恰好代表了現代中國兩種知識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就是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選擇戰斗，一種選擇做隱士，做隱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們家庭的悲劇，同時又含有象征意義，它代表中國兩類知識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內部矛盾，都從這里面能夠找到一個縮影。所以，這是魯迅的又一大痛苦，我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四）重出江湖

雖然魯迅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才開始寫《狂人日記》代表的小說，后來結集成《吶喊》這本書，但其實魯迅的吶喊，并不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早一點說，魯迅當年在日本留學期間，就開始了他的吶喊，魯迅當年在日本一開始選擇的是科學救國的道路，我們經常說魯迅是學醫出身的，雖然是學醫的，并不是為了將來高收入，我們現在學醫的有一把手術刀在手全家吃穿不愁，魯迅不是為了這個，而是為了國家的富強，發現日本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醫學，再加上他小時候家里父親生病，他自己受到很大的心靈創傷，他就想我如果學好了，一回到國家去，平時就能救助那些被耽誤的病人，像我自己的親人那樣被耽誤的病人，那么，戰爭的時候就去當軍醫，我們古人也說過“不為良相即為良醫”。你不能當一個好的宰相，那么就當一個好的醫生吧，同樣都是對國家有貢獻的棟梁之材。

可是，后來我們知道魯迅棄醫從文了，很多人知道魯迅棄醫從文的這個轉折，都要提到那場著名的幻燈事件，在上學期間日本老師放時事的幻燈，這個幻燈就是當時正在中國土地上進行的日俄戰爭，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然后日軍抓到一個中國人，說他是俄軍的間諜，然后要砍他的頭，圍觀的都是中國人。中國人看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國人砍頭，表情都是麻木的，像看殺豬殺羊一樣麻木的表情，然后看幻燈的日本學生，高喊萬歲，而魯迅他受了極大的刺激，由這個事情魯迅想，我將來學好了醫就是給這些人治病嗎，看上去他們的身體也不差呀，看上去都很健壯，那些中國人無論是看熱鬧的還是被殺的，他們的身體并不比要殺他們的軍人的身體要差，我給他們治病有什么用呢？所以魯迅就說了這樣一段話“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果健壯，也只能做毫無疑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 我們以前由于中國落后，連續戰敗，所以后來就產生了這樣一個詞叫“東亞病夫”，由于有了這樣一個詞，我們長期說中國人身體不好，說我體格不如西方人，一直到現在我們也經常說，中國人身體不行，你看NBA籃球打的，你看咱們的身體長的比人家瘦小，老認為我們不行。當前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之后，有一次德國軍隊遇到義和團的伏擊，德國的軍事部門覺得很奇怪，說中國人身體不是很差嗎，怎么能夠打敗我們，襲擊我們呢，他們就在北京的城門設立關卡，讓他們檢查每一個從城門進出的中國男性的身體，檢查的結果非常吃驚，就是從這個城門進出的中國男性，身體的平均狀況都達到了德國參軍的水平。還有很多很多材料證明，中國人的身體并不差，我們為什么打敗仗，一不是我們身體差，第二不是這個國家沒錢，你看我們國家戰爭賠款賠了多少，西方的現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我們的殖民地給他們賠款，才完成了他們的現代化，通過把我們的錢搶去，給他們家里搞了裝修，這是事實的本來面目，他為什么打我們，不就因為我們比他們家過的好嗎，不就因為我們家富嗎，不就因為我們家成天吃喝玩樂嗎，所以我們失敗的原因不是說沒有錢，不是因為我們身體不好，而是我們貪圖享樂，吃喝玩樂，是我們的精神出了問題。

所以魯迅先生在那個時候看到了這一點，第一重要的不是治病，治病也很重要，但是魯迅認為更重要的是精神，所以他要吶喊，所以他棄醫從文，他在日本期間就放棄了醫學，魯迅就是這樣他走上吶喊的道路，在日本期間，他寫了很多很深刻的重要的文章，可是這個文章在當時沒有多大的反響，我們今天很重視這些文章是因為魯迅后來成了大作家，我們回過頭去看他年輕時候寫過什么東西，原來才發現那么年輕就寫了這么重要的文章，魯迅和他的兄弟周作人一起翻譯了很多外國小說，非常重要的外國小說，在當時是非常前沿的，名字叫《域外小說集》，在我們的地域之外，領域之外，這個小說集今天看來是非常重要的，可是當時這個小說集出版之后，在中國和日本加起來，一共只賣出去四十多本，在日本賣了二十一本，其中有一本是他們的朋友去買的，非常可憐，我們看魯迅吶喊在日本的時候就開始了，在日本的時候開始吶喊，但是沒有回音，于是，他就帶著一身寂寞回國了。

魯迅在科學救國的夢想破滅后，他棄醫從文，試圖以振興文藝來改造國人的精神，然而，他最初的喊聲，并沒有得到響應，這也使得魯迅陷入了寂寞與苦悶當中，魯迅在日本經歷了挫折后，于1909年回到了中國，那么滿懷濟世救國夢想的魯迅，回國后去了哪里，他的吶喊之路還將遭遇怎樣的坎坷呢？

魯迅回國之后，先后在浙江的杭州，紹興任教，紹興是他的家鄉了，在那里他也嘗試過進行改革，像魯迅這樣的人，不會說因為受了挫折就一蹶不振，有機會他還總想嘗試改革的，能有多大熱就發多大光，比如他在學校里面，他在中國據說是第一個講生理衛生課，講人體的生殖系統，這在中國是破天荒的事情，這事怎么能講呢，這事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那很多人還不罵你是流氓嗎，但是就是這個事情在中國是了不起的。在浙江期間，他也參加了很多教育風潮，比如說領導學生一起驅逐腐敗的教育會長，后來，很快就發生了辛亥革命，魯迅就目睹了辛亥革命從轟轟烈烈起來到失敗的完整過程，為什么我們說辛亥革命是不徹底的呢？因為他只是改朝換面，好像把皇帝**了，變成共和國了，這個事情是很重大的，但是中國社會的實際結構并沒有改變，就拿魯迅所在的紹興來說，一群革命黨轟轟烈烈的進來了，但是迅速就腐敗瓦解，革命變成一場做戲，我們看魯迅后來他看事情為什么那么深遠，對什么事情都首先抱著懷疑的態度，因為他看過太多的表演，看多太多的作秀，所以他不輕易相信一個事情。

1912年，魯迅來到了北京，在教育部任職，直到1919年11月，魯迅都居住在北京的紹興會館，這一時期，正是中國社會劇烈動蕩的時期，1915年袁世凱稱帝，蔡鍔等發動護國戰爭，1916年護國戰爭節節勝利，各省紛紛獨立，1917年張勛擁立溥儀復辟失敗，段祺瑞趁機執政后，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開始發動護法戰爭，1918年護法戰爭失敗，剛剛**封建君主制的中國，就這樣又一次陷入了連年的**中，那么，這一時期的魯迅過著什么樣的生活，他的思想又是怎樣的一種動態？

他當時住在北京的紹興會館，后來住在旁邊的一個叫補樹書屋的地方，那個院子里有槐樹，據說上面吊死過女人，很多人不愿意住，魯迅他就愿意住在鬼氣森森的地方，他是不怕鬼的，什么地方越恐怖，他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他日常生活怎么過呢，他一個單身的男人，他把自己的家屬都留在紹興，一個單身的三十多歲的男人怎么過呢，他周圍的同事都是每天去吃喝嫖賭，北京是個消費城市，人有很多打發自己時間的辦法，魯迅消磨時間的辦法是搜集古董，抄寫碑帖，另外，讀一讀佛經，但是對于他這樣一個有雄心壯志的一個先覺者來說，這畢竟不是上策，畢竟心里面懷著一份寂寞，一份說不出的苦苦的滋味，沒有人可以交流，也不知道這個時代會怎么變化，所以魯迅寫他那段時間，夏天的晚上就坐在院子里一個人呆呆地望著天上的星星，夜深了，槐樹的毛毛蟲什么之類的就掉到他的脖子里面，冰涼的，我們想想他這樣描寫后面的那份感受。魯迅就是這樣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白天和夜晚，用這樣的方式魯迅消磨著自己的生命，消磨來消磨去到1918年，這位周樹人先生已經三十七歲了，他還不是魯迅，這個時候還不是魯迅，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周樹人，魯迅是他寫作品的一個筆名，他平時叫周樹人。

那么這個周樹人先生從小經歷了人世的酸甜苦辣，又學習了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識，參加過革命，歷經過改朝換代，熟讀歷史，飽看人生，世態炎涼，經史子集全都裝在心里，真可以說是胸中千秋史，掌上百萬兵，就像武俠小說里面寫的，練成了絕世武功的大俠一樣，可是你練成了干嗎呢？中國的武俠小說給人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好多人在占上修道，功夫特別高，功夫那么高有什么用呀，你一出手就能**好幾十人，可是下山一看，山下全是機關槍了，這個時代它是會發生變化的。所以，像魯迅這樣的人，到這個時候就有一種感覺，渾身的本事沒有用武之地，所以我們想，如果中國沒有發生新文化運動，如果上天不給他一次機會，這位周樹人先生可能就這么過一輩子，抄抄古碑，讀讀佛經，買點古董玩一玩，但是，這個上天的奧妙就在于這里，樹欲靜而風不止，你想閑著上天要讓你出來做事，上天要想讓你出來做事，你躲是躲不過去了，你往哪兒躲呀，那姜子牙都躲到八十多歲了，還是被周文王給請出來給他打工，姜子牙都沒躲過去，被周文王一把薅出來了，周樹人他也企圖算了，就過一輩子小資生活吧，可是就在這個時候，他不想干的時候，一場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一場文學革命在中國開始了。

目睹了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敗，魯迅越發對中國的前景感到迷盲，甚至絕望，這一時期的魯迅始終靠抄錄佛學典籍，研究古碑拓片來打發百無聊賴的日子，借此來**自己的靈魂，讓自己盡量遠離喧囂動蕩的城市，然而正在興起的一場新文化運動，又將會給過著隱士生活的魯迅，在來怎樣的影響呢？

1915年的時候，有一個革命志士叫陳獨秀，他創辦了一份刊物叫《青年雜志》，我們現代文化和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現代由于有了印刷技術，所以雜志成了一個國家非常重要的東西，古代社會為什么說它是傳統的，而不是現代的，它民主為什么沒有辦法推行呢，因為它沒有印刷技術，沒有雜志，如果老百姓每天看到一本雜志，這思想就關不住了，所以現在很多家長不讓孩子看雜志，我說看多了不好，但是適當的還是要讓孩子看雜志，看雜志思想才能活躍。

這個青年雜志很快就改成一個更響亮的名字叫《新青年》，這是中國20世紀以來最重要的一份刊物，這份刊物對于改變中國所發揮得作用是無與倫比的，《新青年》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隨后到1917年又開展了文學革命，因為文學是裝載著道德的，要改道德改思想，要改這個文學工具。可是這個文學革命它在理論上搞的轟轟烈烈，比如說要**陳腔濫調，陳詞濫語，比如要寫人的文學，要寫平民的文學，不寫帝王將相，寫講述老百姓自己的古書，有很多好的說法，但是這個故事講的不好聽，你說了講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講了半天沒有過去講得好。所以它在創作實踐上缺乏扎實的作品來支撐，好像這個大樓只有漂亮的圖紙，沒有具體的建筑，你說我這個大樓改好了怎么怎么樣，但是半天也沒看見蓋起來。

我們今天學習歷史，一學新文化運動，我們就想很轟轟烈烈，想很了不起，其實不是那么簡單，不是一開始就這樣，一開始沒人理你，一堆年輕人，搞新文化運動的那些主要人物都很年輕，都比魯迅小的多，好多二十多歲，這些年輕人在那里轟轟烈烈的好像在胡鬧一樣，所以那些飽學之士，社會的中堅力量不理他們，讓他們小孩子瞎胡鬧吧，過幾天就自消自滅了。所以鬧了一陣之后，大有門前冷落鞍馬稀的光景，這些血氣方剛的小伙子是熱情有余，經驗不足，慢慢地有點撐不住勁了，但是新文化運動又是中國歷史發展的所需，是歷史賦予它重任的這樣一場運動，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很需要有一位深刻的，睿智的，成熟的革命高手來幫助它，指導它，成為它的中堅力量。這些先覺者，這些奮斗者他們也在尋找著這樣的人，后來他們發現有一個高手還沒出山，還隱藏著呢，這個人叫周樹人，于是他們就像當年劉玄德三顧茅廬去請諸葛亮一樣，決心動員這位大哥出山。魯迅在他一篇文章《自嘲》中寫道：“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這也正是五四之前，魯迅生活狀態的真實寫照，那么究竟是誰，擾亂了魯迅悠閑的生活，這位高人又動用了怎樣的攻心策略，讓魯迅從消沉中驚醒過來。

《新青年》里有一個編輯叫錢玄同，我們現在知道這個名字，大名鼎鼎的學者，錢玄同當年他就去找周樹人先生，他一看周大哥在家里沒事，就抄些古碑，這個字寫得很漂亮，寫得很好，很古雅，有爐火純青的感覺，然后他就問，他說周大哥你看你抄了這些有什么用，你抄的挺好，你寫的都特別棒，你抄這些有什么用呢？就開始很微妙的對話，周樹人回答沒什么用，因為你要回答有什么用，他就會反駁你，給你否定了說這個沒用，所以不如直接就回答沒什么用，你干嗎讓我有用呢，就是沒用，因為周樹人他心里也明白，他為什么這么問我，他大概是想挑唆我干什么事吧，是不是要向我直銷什么東西，是不是拉我來入保險的，周樹人活了這么大，對這些事情都門兒清，他說你別指望我有什么用，沒用，你問我有什么意思，沒什么意思，人就是不做無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我就是做點無聊的事，我就是無聊，所以知識分子做的事情有時候看上去很高雅，其實往往也都是一種偽裝，都是為了打發無聊的人生。你說一個知識分子在家里玩玩古董，他真的就比其他的老百姓在家里打打麻將，喝喝酒就高雅嗎，不見得啊，都是消磨人生的方式，知識分子就會笑話別人，而看不起女同志逛商場，女同志逛商場我覺得逛得生命力很蓬勃的，有什么不好啊，比你成天在家里摸這幾本書還更好一點，還要更有人情味一點，誰說寫文章一定比打沙發要高雅，事情與事情本身是不能相比的，要看你有什么意義，你縫一個針線包好像是很俗的事情，但是你縫的針線包是獻給志愿軍的，那就不俗了，上面寫上獻給最可愛的人，馬上意義就上去了。

所以，不能看一個行動本身是雅是俗，任何一個事情本身都可能是雅的，也可能是俗的，可能是無聊的，騙人的，害人的，都有，所以魯迅自己清楚的知道這一點，魯迅的高明之處就是從來不裝孫子，不把自己說的很雅，很了不起，他說我就沒什么用，我很無聊，魯迅經常解剖自己，說自己無聊。所以，既然魯迅表示了自己的無聊，雖然是無聊畢竟是露出了一個氣門，就像兩個高手過招兒一樣的，你畢竟有了自己的套路，錢玄同就從他的套路入手，你說你無聊嘛，意思就是說你閑的難受，正好你閑的難受，錢玄同就請他出來玩玩，反正你在家里呆著也是呆著，沒什么事嘛，正好我們這兒有一個事，您看看這事怎么辦，你看我們這兒剛剛掛牌上市，廣告挺火，可是產品一直打不出去，你看這怎么辦，你看你大哥在家里，下雨天打孩子閑著也是閑著嗎，你何不出來幫助弟兄們一把呢，錢玄同是用這樣一套語言來打動他，說你出來，你看你這么有經驗，你出來幫助我們小哥幾個，咱一塊把這生意做大做強唄，錢玄同他用感情，用比喻，用道理來說動，來打動周樹人。

可是周樹人不是那么輕易被說動的，你別給我來這套，他說不行不行，我都快四十了，我早都洗手不干了，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早都不干了，我就不跟你們小孩子一塊瞎混了，你磨破了嘴皮，我也不一定被你打動，我們知道舊社會這個人的壽命短，四十多歲可能就是老頭子了，你想過去有的十四五歲就結婚了，十六七歲就當爸爸了，三十出頭就是祖父了，四十多歲真是老頭了，過去四十多歲的人就叫老漢，所以他覺得自己是個老頭，而錢玄同在新文化運動中是一個激進分子，他思想就是激進的，他曾經說中國就是老了，就是因為中國一幫老人害的，所以他發表過一個非常偏激的意見，他說人一過了四十歲就該槍斃，中國怎么才能進步呢，把四十歲以上全都拉出去斃了，中國就好了，因為他說四十歲就沒有新思想了，也裝不進新思想，四十歲就落后了。

可是后來，錢玄同自己到了四十歲他也就不提這事了，這時候因為他年輕，后來自個兒四十就不提這事了，就腆著臉自己活下去，可是魯迅還記得這事呢，錢玄同四十多歲的時候，魯迅就寫一首詩調侃他，說“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你看你這人多沒羞沒臊呀，自己過四十不提這事了，悠然的過去了。

錢玄同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名闖將，1917年初年僅二十歲的錢玄同，便開始給《新青年》雜志投稿，積極支持文學革命，他在為《新青年》撰稿的同時，也在積極地為雜志尋找合適而優秀的撰稿人，他想到了在日本留學時的同窗好友周樹人，周作人兩兄弟，錢玄同勸說周氏兄弟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來，而他的兄弟周樹人卻遲遲沒有動手，年輕氣盛，生性執著的錢玄同，便不厭其煩的經常拜訪魯迅，那么，最終錢玄同是如何說服魯迅的呢？

可是這個時候就是錢玄同來打動周樹人的時候，周樹人確實覺得自己歲數不小了，從年輕的時候十幾歲離家出走，到外面去奮斗，尋找人生的道路，二十多歲，三十多歲，這么多年過去了，經過了許許多多的變革，消沉，再變革，再消沉，他覺得好像沒什么希望了，一切都是重復的，一切都是循環的，難道中國真的能進步嗎？我們不要以為魯迅生來就是那么深刻，一下子就達到了那樣的高度，他更多的時候是懷疑，不自信，既不相信別人，對自己也不自信，他想算了，我都快四十了，過幾年辦一個病退，我就安度晚年了，還混什么，我們知道，魯迅后來五十五歲就去世了，此時此刻距離他去世只有十八年，而此時的他還沒出山呢，還在那兒把寶劍掛在墻上，閑呆著呢，為什么沒出山？不是說自己功夫不夠，而恰恰是功夫太高，一個絕頂的無論高手，覺得自己沒有對手，既沒有好的對手，也沒有好的觀眾，我出去干嗎去，誰也欣賞不了我，我也碰不到對手，所以不愿意出山，后來他是迫不得已出山了，一出山就笑傲江湖十八年，這十八年是非常風光的十八年，結果是怎么樣呢？還是沒有對手，那十八年就是打遍天下無敵手的十八年，連個對等的知音都找不到，最后還是寂寞的離開了人世，所以魯迅是寂寞而來，寂寞而去，他的一生是獨孤求敗的一生，想打一次敗仗而不可得，沒有對手。

所以，這個時候他猶豫著不想出來，因為對革命，對歷史頗有些失望，甚至絕望，可是來勸他這個人是個小伙子，錢玄同同志滿腔熱情，信心百倍一定勸說他投身革命，心里想著只要你出來，咱們這大業就肯定了，江山一統，于是這里就引出了現代歷史上那個著名的比喻，鐵屋子的比喻，比喻是一種文學手法，二十世紀中國最著名的比喻就是關于鐵屋子，周樹人不想出來，他就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我知道你們讓我出去干什么，不就是喚醒民眾嗎，不就是鬧革命嗎，我懂，但是魯迅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里面的人都昏睡了，一會兒就憋死了，但是是睡死過去的，沒有痛苦，“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魯迅用一個鐵屋子的比喻提出了一個非常深刻的命題，我們干嗎要喚醒民眾，我們喚醒民眾的目的是打破這個鐵屋子，但魯迅說，歷史證明這鐵屋子是打不破的，打了多少回了，不行啊，如果打不破你還不如昏睡著死過去，這樣不痛苦呀，你讓他醒了，醒了之后還是打不破，在痛苦、掙扎，躊躇中死去，你這不缺德嗎，給人家增加了一種痛苦嗎。魯迅由于自己的深刻人生經驗和他自己對歷史的觀察，他讀了一部中國的歷史，所以這是他真實的心態，他不想出來。可是，錢玄同沒有他想的那么多，我們知道有時候一個高手去勸說一個高手是勸不動的，你不如派一個幼稚的孩子去勸他，因為他想的不那么多，錢玄同沒有仔細去想魯迅的這個邏輯，他只是話趕話的這么反駁他，他就說“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我們看，這個話說的很堅決，但其實是一種熱情之言，既然幾個人起來了，就有一種希望，魯迅已經說過了沒有希望了，可是這句話，卻使魯迅陷入了更高一個層次的自我思考，因為像魯迅這樣的人，他是反復的懷疑一個事情的，包括對這個懷疑本身，他也要懷疑的，他說我這個懷疑對不對，真的是我的懷疑正確，人家的簡單決絕不正確嗎，魯迅由于這句話他就想“是的，我雖然說到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人家錢玄同沒說一定會打破這個鐵屋的，說有希望，說你只要叫醒幾個哥們，沒準是有希望的，而希望是沒法證明的，魯迅想這希望是怎么樣呢？因為希望是與將來，決不能以我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

魯迅說，我說的是必無，我證明必無，但他說的是必有，他說的是可有，可能會有希望，我不是說把這幾個人喚醒了就一定打破這個鐵屋子，但我能夠看到這個希望，看到希望本身也是一種變化，所以魯迅終于沒有經得起錢玄同所代表的一代五四新文化運動先驅的軟磨硬泡，打動了他的心，魯迅說那算了，那我就幫你們兩手吧，幫你走兩手看看，不見得能行啊，魯迅是這個意思，就這樣，魯迅就磨磨蹭蹭寫了一篇小說叫做《狂人日記》。

《狂人日記》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發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小說發表時周樹人第一次使用了魯迅這個名字，從此周樹人一發而不可收，小說，雜文等作品不斷，在同舊世界的斗爭中沖鋒陷陣，所向披靡，成為文化革命的主將，那么，魯迅的小說集《吶喊》是怎么來的呢？我們應該站在什么樣的角度，來傾聽魯迅當年的吶喊呢？ 《狂人日記》，這一篇小說不得了，那真是石破天驚，就好像在中國上空打了一個霹雷一樣的，整個這個天幕就撕開了，從此現代文學的一個新時代就到來了，而魯迅本人也是一發而不可收，這個人就怕上了賊船，其實魯迅這樣的高手，想寫一篇小說，盡一個朋友之誼，就想洗手不干，那是不可能的了，既然來了就別走了，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一發而不可收，魯迅就寫了十幾篇像小說模樣的文章，后來看人家都把這個東西收集起來出一本集子，他說我也收集起來出一本集子，還能掙第二次稿費呢，所以魯迅就把這些合起來出了一本書，就叫《吶喊》，這個吶喊不僅是魯迅一個人的吶喊，也是他那些同路人的聲音，同路人的姿態，是整個時代要選擇的一個姿態，是這個時代需要吶喊，有許多人同聲喊起來了，雖然喊的高低，長短不齊，喊的效果不太大，他們發現有一個人喊的最好，就把他拉進去了，他就成了這個吶喊的主旋律，但是就魯迅本人來說，魯迅自己的吶喊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沖鋒，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點，吶喊就不是沖鋒，吶喊是助陣，吶喊助威嘛，吶喊是幫忙，魯迅說的很清楚，他說自己不是主將，一幫哥們在沖鋒，他們覺得沖鋒挺無聊，要求幾個人給他們吶喊，我就站在旁邊給他們喊兩嗓子，所以我們要知道，吶喊就是我不上的意思，就是你們上我不上，我給你們喊，我們看那個革命戰爭**，**的指揮員經常喊同志們跟我沖，**的指揮員喊的是弟兄們給我上，這兩種魯迅都不是，他不是指揮別人上的人，也不是帶領別人上的人，他是站在旁邊的人，他滿腔熱情的真的幫助你吶喊助威，但他自己不去堵槍眼，他也不號召別人去堵槍眼，就說你們愿意沖鋒我就幫助你們，你們不愿意沖鋒你們回去了，那我也跟著回去。所以說，魯迅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很清楚，自己不是一個革命領袖，自己只是一個文化戰士，自己是一個思想者，一個思考者，他清楚的劃定了自己的位置，他才能夠堅定不移的戰斗下去，他說我就是一個文化戰士的身份，別的沒有，這不是膽怯，而是清醒，是高度的睿智。

因為他以前曾經企圖做這個做那個，都失敗了，不成功，他在日本也好，他回到國內的經歷也好，所以魯迅自己評價說，我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他決不是往臺子上一站，一把傳單撒出去，然后領著大家游行，這不是魯迅，魯迅干不了這事，所以魯迅是一個真正的吶喊者，這個吶喊是為他人，也是為自己，為了自己那份不能忘卻的寂寞和悲哀，同時，是為了安慰，魯迅用的詞是慰藉，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馳的勇士，所以像吶喊這樣的偉大文學作品，他不但是表達自己的真性情，真思想，發泄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同時也為他人，為時代，為這個國家帶來光榮和力量。

（五）誰在吃人

首先我們看在《吶喊》集中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歷史上有一些事件好像是上天安排的一樣，當時你并不覺得，事后去看，總覺得它有很微妙的象征意義。作為五四新文學的第一篇發聾振聵的小說，它的名字叫《狂人日記》，這個很有意思，新文學的開山之作，第一是狂人，狂人的話，第二是日記，這兩個詞都有特殊的意義，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新文學小說就是日記，當然這不是真的日記，真的日記發表出來那不叫小說，你把你的日記發表了那不叫小說，那就叫日記，用日記的形式構成的一個藝術作品，那才叫小說。而《狂人日記》在形式上的特點，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出手就不同凡響，在形式上就很奇特，是個日記。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意義，這樣一個振聾發聵的小說，居然他的主人公是一個狂人，狂人就是瘋子，說的很文雅是狂人，什么叫狂人，不就是一個瘋子嗎，瘋子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瘋子是不算數的，吶喊是一個了不起舉動，了不起的聲音，但是早期的吶喊往往是那些被認為是瘋子的人所發出的，所以魯迅先生不出手則已，不出手文章驚海內呀，不同凡響，用一個瘋子的口吻發出了人們從來沒有聽到過的聲音。《狂人日記》的一個核心詞，就叫做吃人。《狂人日記》描寫的是一個迫害狂癥患者的心理活動，狂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深受封建禮教的壓迫，造成了對社會的恐怖心理，他認定現實是個吃人的世界，而他自己正處在即將被吃掉的危險之中，半夜起來查看歷史，卻看見滿紙都寫著吃人，在《狂人日記》這篇小說中，究竟是誰在吃人，孔慶東先生，又是如何理解魯迅先生所寫的吃人呢？

這個狂人，是個瘋子，在家里沒事，被關在家里不許自由的出入，他在家里沒事就讀書，讀什么書呢？讀歷史，魯迅先生教給我們一個辦法，當我們對現實情況判斷不清楚的時候，怎么辦？去讀歷史，過去的事情跟現在絲絲入扣地聯系著，世界上沒有多少真正新鮮的事情，大部分事情都不止一次的發生過了，就在于你會不會讀，你只要去讀歷史，你對現在就看的清清楚楚，當然你如果像為了考試的復習學生一樣去背歷史，你恐怕發現不了什么東西，你必須用現在的眼光，人的眼睛去讀歷史。這個狂人他讀歷史就讀出心得來了，他說“凡事總需研究，才會明白。”

這狂人是個學者，在家里沒事做學問，研究，總需研究才會明白，就像毛主席說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人家在家里好好研究，并不是擅自的說一些瘋話，“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些著“仁義道德”幾個字。”這是對的，人家確實是這么寫的，所有的《二十四史》中都寫著“仁義道德”。“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這個狂人他有失眠癥，晚上不好好睡覺老琢磨，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這句話非常重要，不能光看字，要從字縫里看出字來，這才是真本事，從字縫里看出字來，看出什么了呢？這句話我們今天都知道了，但是在當時是像電閃雷劈一樣的一句話，“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魯迅的語言真是有力量，就好像武功高手一劍捅下去，整個真相大白，一下覺醒了，我們從來都想中國歷史多么好，仁義道德，仁義道德也是有的，不能否認有仁義道德，但是在字縫里仁義道德夾雜在那個縫隙中有“吃人”。

這個“吃人”它是有多重意義的，第一人類歷史上，中國文明史上，確實有真的“吃人”，因為我們在原始社會的時候，一開始是吃人的，我們經常有的人說，現代社會不好，人與人之間爾虞我詐，原始社會多好，有的人想回到原始社會去，他沒有想到原始社會其實是吃人的，兩個部落打架，勝利的一方把被俘虜的一方拿來吃的，都烤了算了了，都吃了，而且連點佐料也不沾的，就那樣生吃，所以原始社會并那么美好，并不那么理想。后來發現，把人活活吃掉太可惜了，并不是說人道主義，良心主義，人道夢想了他才不吃了，不是，發現這人不吃更好，留著讓他給我干活多好，吃了就一次性消費，這沒啥意思，最好留著，這男的給我種地，女的給我那什么，這多好，所以這并不是良心發現，還是經濟學原理，是經濟學進步了，覺得這樣生產效率更高，這樣我留著他，不吃他，我就不用干活了。所以，后來才不吃人，然后發現人也并不一定比其他動物好吃，人類歷史上真實的有吃人史的。

后來，我們文明了，文明的第一個標志是不吃人了，所以后來就叫做奴隸社會，我們今天說奴隸社會不好，但是我們知道奴隸社會是一大進步，因為不吃人了，讓人給我干活了嘛，當然人一開始不被吃了挺高興，后來給人家干活也不高興了，還要造反，所以人類文明史才不斷地進步，可是即使到了奴隸社會以后，吃人的事還是經常發生，比如說饑荒的時候，戰亂的時候，一個城市被包圍的時候，我們在歷史上就會經常發現，“人相食”這個詞，歷史上是常有的，還有一個詞是易子而食，這是非常殘酷的，沒辦法把孩子吃掉，可是自己孩子舍不得吃，親生骨肉誰舍得吃呀，交換，我的孩子給你吃，你的孩子給我吃，想到這些事情都是非常殘酷的，吃人的事情是史不絕書，現在在一些發生饑荒，發生戰亂的地方，還是有吃人的，因為人雖然文明了，但是血液里還流淌著吃人的基因，我們看《水滸傳》里面有人肉包子，古代有人肉包子店，所以吃人首先是一個人類歷史上真實的存在，魯迅作為醫生出身，他也了解吃人的事實。

但是更重要的是魯迅把這個吃人引申了，引申為精神上的相斥，精神上的迫害，你把人作為奴隸，不從肉體上吃掉他，難道就不是吃人嗎，這還是吃人，他雖然像豬狗一樣的活著，但是他喪失了人的自由精神，所以說奴隸社會，也是吃人的社會，封建社會不吃人嗎，也是吃人的社會，人只要不自由就是一個吃人的狀態，你或者吃別人，或者被別人吃，魯迅這是一大發明，發現了吃人，更重要的是發現，原來自己也不干凈，自己被別人吃，自己也吃過人，這個發現使這個狂人非常內疚，原來我也是不干凈的人，于是作為人有了罪惡感，人必須有罪惡感才能自新，沒有罪惡感你怎么自新呀，不能自新，一個民族從來不承認自己吃過人，不承認自己侵略過其它的民族，侵略過其它的國家，這樣的民族他就是一個野蠻的民族，他不可能自新的，他認為自己做的事情是對的，所以，這個“吃人”從魯迅開始，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主題。而中國人作為人的覺醒，在文學上就開始了它的第一頁。魯迅寫《狂人日記》就是要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端和毒害，作品雖然是一篇狂人的日記，但卻始終圍繞著中國幾千歷史中不斷發生的吃人現象展開，其用意就是告訴大家，在寫滿仁義道德的歷史中，其實全部都寫著“吃人”兩個字，這是魯迅對封建道德下的定義，也是他多年來思考的結果，那么，魯迅為什么要借一個瘋子的口，來表情達意，作為第一部白話體小說《狂人日記》的結構又有哪些新意呢？

《狂人日記》在結構上有一個奇妙的現象，它是新文學中的第一篇文化小說，用現在的白話寫的，可是它正文前面有一個小小的序言，小序，這個小序卻是用文言寫的，非常好玩兒，正文是狂人的口氣寫的狂人的日記，而前面的序言是用作者的口吻寫的，寫的什么呢？寫的說，我有一個朋友，兄弟兩個，都是過去的中學同學，分割多年了，日前聽說有一個病了，我就去看他，我看他的時候，知道病的是他的弟弟，哥哥在家，哥哥說好不容易這么遠你來看他，他的病早都好了，現在已經赴某地候補矣，已經到某個地方準備去當官了，這個人去當官去了，病已經好了，現在是把他生病時候寫的日記拿出來給我看一看，引出正文的《狂人日記》，這個小序很有意思。

這個小序里面，這個狂人已經病好了，不狂了，不狂了怎么樣呢？他又回到這個社會秩序中去，他又是這個社會中的一個好人，他去當官了，他又去吃人了，他忘了他生病的狀態了，他只有在生病的狀態中他才看清了這個歷史，他才要反抗，而別人繼續地壓迫他，給他治病，他眼中看所有的人都是要吃他的人，最后他的病好了。這個小序寫出了我們現代人活在現代生活中的一種狀況，當你不正常的時候，社會上的人，或者是懷著好心，或者是懷著惡意，總要給你治病，總要把你治的跟大家一樣，他們才安心，否則，大家都不安心哪。

我看到一個新聞報道，雷鋒班的一個戰士，不但在部隊里學雷鋒，退伍之后，到單位上，到地方上繼續學雷鋒做好事，他周圍的人，包括他的家人，都認為他有精神病，就強迫的把他送進了精神病院，這個戰士非常的痛苦，因為所有人都認為他不正常，因為他跟周圍的人都不一樣，你怎么還學雷鋒，還到處做好事呢，還怎么把自己的錢給別人呀，就不許他出院，最后怎么才出院呢，一次一次考察發現他正常了，再也不做好事了，認為他的病好了，所以他回到了正常的社會中，被我們的社會接納了，否則你就是有病的人。《狂人日記》這個結構上的對比，是更加深刻的，它說明狂人并不是勝利者，狂人并沒有勝利，狂人最后是失敗了，不但自己的主張，自己的吶喊是失敗的，連自己都失敗了，自己又變成舊的人，只有發狂的時候才能說出真理，這一點是更加沉痛的。所以，這個《狂人日記》它的結構非常奧妙，是讀不完的。

魯迅的《狂人日記》揭露了封建禮教在仁義道德掩蓋下的吃人本質，被譽為反對封建制度的第一聲春雷，在小說集《吶喊》中，排在《狂人日記》之后的，就是小說《孔乙己》，那么魯迅寫《孔乙己》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態呢？ 《孔乙己》這篇小說，是魯迅自己最滿意的小說，你要讓他說，你自己最喜歡自己那篇作品，他不說《狂人日記》，也不說《阿Q正傳》，他最喜歡《孔乙己》，為什么最喜歡《孔乙己》呢，因為這篇小說寫的非常冷靜，客觀，《狂人日記》是不冷靜，我們可以讀出《狂人日記》那一腔奔騰的熱血，要吶喊的聲音，吃人，劍拔弩張，而《孔乙己》寫的非常冷靜，故事我們都知道了，他寫的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被吃的悲劇。《孔乙己》講述了一個沒有考上秀才的讀書人的悲慘遭遇，主人公孔乙己是個心底善良的人，但他在科舉制度毒害下，除了滿口之乎者也之外，一無所能，窮困潦倒，卻自命不凡的孔乙己成了人們的笑料，為生活所迫，他偶爾做寫小偷小竊的事，終于他被打斷了腿，在生活的折磨下默默的死去，在小說《孔乙己》中，魯迅是以什么樣的視覺，來描寫這個落魄的知識分子，在這個故事中，誰又是吃人的真兇呢？

《孔乙己》是一個可笑的人，我們讀《孔乙己》會笑，但是我們笑了之后，不會恨他，惱他，討厭他，我們會同情他，孔乙己的悲劇是怎么來的？孔乙己是一個被吃者，是被一套制度，被一套游戲規則給吃掉了，具體的說，是被走到末端的，走到末路的科舉制度給吃掉了，科舉制度本來是一套非常好的選拔人才的這樣一套制度，但它的初期是極有生命里的，因為在科舉制度之前是門閥制度，是用出身來決定人的升遷，你爸爸是大官，你就可以當大官，用這種出身世襲制，不考試，所以科舉是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這是國家選拔人才的一大進步，也正是因為有了科舉制，中國的封建社會才進入了它的強盛期，通過科舉來考察嘛，不管你出身是什么，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早上你還種地呢，晚上你中了，你就去當官，所以給無數的有才華的青年提供了人生的希望，大家都奮發有為。

但是，任何一套體制它都有消耗殆盡的時候，后來這套體制就僵化了，很多人就日夜背那些八股文，其實沒有真正的本事，沒有真正的思想，最后就變成孔乙己這種不了解社會，不了解時代，就是鉆研那個“回”字有四種寫法，變成這樣的知識分子，所以這樣的知識分子于事無補，他覺得自己很有學問，可能也算一個學問，但這個學問跟別人沒有關系，跟時代沒有關系，我們今天仍然有很多知識分子，有很多學者，在津津自得，炫耀自己的“回”字有四種寫法學問，那是學問，但是這個無需驕傲，人人都有自己的幾手絕活兒，你知道“回”字有四種寫法，他知道某個字有八種寫法，這個知識如果不能跟社會前進掛起鉤來，那你就是一個立地的書櫥，沒有用。而孔乙己的悲劇很妙的是，小說本身并沒有對他加以評論，沒有抒情，從來沒有說孔乙己呀，多可憐呀，沒有這樣，孔乙己封建社會的犧牲者呀，沒有，非常冷靜，客觀的寫，為什么能做到這么冷靜，是因為小說采取了一個獨特的視覺，孔乙己的故事是由誰來講的呢？主人公“我”，主人公“我”是酒店的一個小伙計，通過一個小伙計的眼睛來看孔乙己，看孔乙己在眾人的大笑聲中這種尷尬，他是唯一的穿著長衫卻站著喝酒的人，把他的身份寫的非常準確，穿著長衫是知識分子，但是他不能坐到里面去喝酒，因為他沒有錢，非常窮，不知道哪弄來幾個錢，還很有氣派地排出九文大錢，他是唯一的穿長衫站著喝酒的人，通過這一個小孩子的視覺，就寫出了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冷漠，孔乙己活著，大家是嘲笑他，他給大家帶來的是歡笑，這個歡笑不是幽默的歡笑，是用他自己的尊嚴換來的，孔乙己自己活在屈辱中，小說寫的很好，孔乙己是這樣的使人快活，可是孔乙己不來的時候，大家便也這么過，沒有人關心他的命運，他的痛苦，他的生死，沒有人關心，只有一個人關心他，是酒店的老板關心他，為什么關心他，因為他還欠著酒錢沒還呢，想著是自己的那個錢，所以一到八月十五就在黑板上寫著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好久沒來了，大家判斷孔乙己是死了。最后寫孔乙己大約的確死了，不知道他確實死沒有。孔乙己的悲慘境遇造就了他的迂腐、可憐、可悲，所以說孔乙己的生與死是科舉制度決定的，這個制度的腐朽本性已經深入孔乙己的靈魂深處，那么孔乙己是怎樣在潛移默化中成了舊時代的殉葬品呢？

《狂人日記》是一個抽象的，總體上的吃人的總論，孔乙己下面是具體的講怎么樣吃人，首先寫了一個知識分子被吞噬的悲劇，在時代的轉換時期，在時代的衰敗時期，有一批知識分子首先就被犧牲掉了，像孔乙己這樣的人他不能及時的轉化為現代的知識分子，魯迅自己也是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他也是晚清的人，參加過科舉考試，但是最后他走向了新文化，他去學習了新知識，在他學習新知識的時候被認為是走投無路，被認為是把靈魂賣給洋鬼子，他在日本把辮子剪掉了，回到中國之后，沒有辦法，到街上買了一條假辮子裝上，所以他走在路上，別人都指指點點，說看辮子假的假的，然后說這是假洋鬼子，就是每一個時代轉換時期，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有的時候是進退兩難，而像孔乙己這樣的人，就完全被舊的時代給吞噬了。

小說孔乙己用輕松詼諧的語調，講述了一個沉重而辛酸的故事，但同樣是以幽默方式創作的《阿Q正傳》一樣耐人尋味，主人公阿Q是生活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個貧苦的農民，他一無所有，靠打短工度日，盡管他“真能做”，但是社會的沉重壓迫和剝削，使他時時處于生存的危機，受盡欺凌的阿Q，用“精神勝利法”來自我安慰，自欺欺人，辛亥革命的消息刺激了他改變生存地位的欲望，他向往革命，但假洋鬼子不準他革命，并且勾結官府把他充作革命黨，拉長了法場槍斃，而阿Q對自己的悲劇至死不渝，時至今日，阿Q的口頭禪仍然會被我們周圍的人拿來調侃一下，值得玩味的是當時魯迅筆下的阿Q有原形嗎，這個阿Q到底寫的是誰呢？

魯迅的代表作《阿Q正傳》，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沒有讀過原文的人也知道阿Q是怎么回事，因為阿Q，從魯迅寫出這個名字之后，已經成了我們的日常用語，已經成了漢語中一個常用詞，成為形容詞，我們說某某很阿Q，別阿Q了，成了一個日常用語，所以它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重要的小說，是魯迅的代表作，但是這篇代表作的產生過程，卻是很通俗的，當時有一個報紙，上面有一個開心話專欄，請魯迅寫一點滑稽的作品，滑稽幽默的，而且是連載的，所以這個小說的連載方式，問世方式很像通俗小說，跟張恨水、金庸差不多的，本來目的是逗人們開心，所以你看這個小說開始寫的很好玩兒，調侃，調侃很多文化現象，可是讀者會發現寫著寫著越來越不開心，越寫越沉重，于是這個小說連載了不多久，這個社會上就被驚動了，大家就猜這阿Q是誰呀，很多人都疑心阿Q寫的是我，很多人都疑心阿Q寫的是自己，然后就去想，到底誰跟我有仇呀，就去找跟他有仇的人，因為當時魯迅用的筆人是巴人，大家想巴人估計是個四川人，于是很多人就在四川人里面找仇敵。

就因為這個阿Q太典型了，很多人都疑心寫的是自己，魯迅后來說“我很悲憤，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還沒有那么下作，用小說來攻擊自己的私敵。”他說我不會這么做的，那么這么多人懷疑寫的是自己，恰恰說明他寫出了一個普遍性，我們在很長時間內，都認為阿Q是中國國民性的典型，現在看來他不僅是中國人的典型，也是整個人類病態精神的一個典型。我以前給留學生上課的時候，我說阿Q寫出了我們中國國民性的典型，但是很多留學生說不，說孔老師，我們國家也有這樣的人，我們也是這樣的人，后來我發現日本的，韓國的，歐洲的，很多人都說他們國家也有阿Q，這個時候我慢慢的也認同了另外一種學術觀點，說阿Q不僅是中國的，他是世界的，因為這個精神勝利法是很人性的一個東西，人的精神不太強大的時候，我們遇到挫折，自己無可奈何的時候怎么辦呢？總不能自殺吧，總要找一些東西來寬慰自己，現在我們有很多心理醫生，心理醫生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給那些精神勝利法不太強大的人工作的，告訴你沒事，不就是考試考了第五十名嗎，沒事，我當年考第七十，給你寬慰一下，總不能讓你自殺吧。

但是魯迅寫的這個阿Q的精神勝利，它同時對應著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的一部屈辱史，為什么我們說它主要還是寫中國人的呢，是因為它對應著中國近代以來的一部屈辱史，近代以來連續的戰敗，這個國家內憂外患，但是這個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不知道反省，總是像阿Q說我總算被兒子打了一樣，自己被人家欺負了，總是簽訂喪權辱國的賣國條約，但是不以為恥，比如說鴉片戰爭，簽訂《南京條約》，人家認為你是投降了，簽訂這個投降協議的，不，我們沒有失敗，我們皇上說了，這叫賜和，賜給你和平，我們不打了，我們中國有的是地兒，你不就是割一個香港嗎，給你，玩去吧，這就是阿Q，這就是阿Q心理，魯迅就是用這個阿Q的典型，寫出了一部不知恥的屈辱史，如果你總是這么不知恥，全國就會被人家一塊一塊的割完了，你不知反抗，阿Q就是這樣，不知反抗。

“你說你是我本家，你這混蛋，你姓趙嗎，你配姓趙，你敢姓趙，父親息怒，今天是大喜之日，不必跟這種人生氣。”

“還不快滾，滾，快滾。”“這個世界太不象話了，兒子打老子，給兒子打了。”

還有更不應該的一點，是他受了屈辱之后，向更弱的人發泄，阿Q被人打了，他打不過人家，怎么辦呢？他去欺負那個小尼姑，小尼姑是最低下的人，他去起復人家小尼姑怎么欺負，就是摸人家的頭皮。

“呸，媽媽的，怪不得我今天晦氣，原來是碰上了你。”

“快來看，快來看，小尼姑下山來了，阿貴上，上，好。”

“干什么動手動腳的。”

“快回去有人等你呢。”

“別人能動，我動不得。”

“阿貴哥，好”

他自己受了屈辱，然后再去侮辱別人，所以阿Q一面是自悲自憐，另一面又自高自大，他在自高自大和自悲自憐兩個一高一低的峰巔和峰谷間來回地跌蕩，所以他的心理是不正常的。

阿Q非常窮，窮的只剩下一條褲子，甚至連姓名都沒有，但是他的可悲卻主要不在被物質生活條件的被剝奪，而在于他精神生活的被扭曲，他被壓在生活的最底層，什么人都能欺負他，可他并不在乎，好像還很得意，這里的關鍵是他有一套獨特的精神勝利法，分明挨了別人的打，他卻想這是兒子打老子，分明是別人借亂搶走了他賭贏的錢，他卻憤怒地掄起巴掌打自己的一個耳光，仿佛是在打別人一樣，就是受了再厲害的欺凌他都能依靠類似這樣的方法轉敗為勝，最后就莫名其妙地高興起來，這都是精神勝利法，在魯迅心目中，阿Q正是麻木愚昧的中國人的代表，阿Q的精神勝利法，是被壓迫者身上最不可救藥的一種精神病態，這種人同樣會走極端，要么被屈，要么去吃人，阿Q身上也潛藏著可怕的**味兒，對于阿Q這種具有兩面性的人，孔慶東先生又是如何評價的呢？

可是《阿Q正傳》還寫出另外一面，即使阿Q這樣的人，他也有革命的要求，正因為他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一旦有革命運動起來，阿Q是可以革命的，他不是革命的發動者，但是他可以是革命的參與者，革命如果能夠把阿Q這樣的人也團結過來，那么革命會增加力量。但是，阿Q的革命是有問題的，阿Q心里有革命愿望，因為革命會給他帶來好處。我寫過一篇文章就叫阿Q的革命，就論述阿Q革命有什么問題，一方面的論述說像阿Q這樣的人需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改變阿Q的命運，包括他的精神狀態，他的麻木，他的自悲，可是小說有兩節專門寫阿Q革命的問題，阿Q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們通過阿Q的夢就知道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搶奪財務，那段寫的非常好笑，他革命就想來了一對白盔白甲的革命黨，他想的革命還是古代的那個白盔白甲，拿著三尖兩刃刀然后走到他的門口說阿Q同去，于是同去，他就跟一伙兒土匪一樣去。

“阿Q，造反了，走，跟我們一塊造反去，給你。阿Q快走啊，走，造反去。” 去了之后干什么呢？就把他平時見到了村里那些富裕人家的東西都搬到他的住所來，搬到土谷祠來，誰家的床，誰家的桌子，誰家的什么都搬來，這是阿Q革命的第一個目的。

“別吵，別吵，得講點規矩，我們都是革命黨了嘛，來呀，把這些東西統統給我搬到土谷祠去。”

“是。”

“哎呀，我現在要什么有什么，我喜歡誰就是誰。”

第二個目的就是女人，因為阿Q除了精神上極度貧窮之外，在情感上也極度貧困，所以他想的第二個就是女人，把他平常見到的女人挨個想了一遍，誰有什么什么缺點，假洋鬼子的老婆怎么怎么樣，誰家的女兒怎么怎么樣，最后都否定了一番，他心還挺高，還都看不上去，他唯一看到的一個叫吳媽，這個吳媽也是受封建觀念毒害很深的，這個阿Q剛向他求愛，這個吳媽就要跳井了。

“吳媽，我和你睡覺。”

“什么”

“我和你睡覺。”

“你該死的阿Q，短命的阿Q。”

所以，我說阿Q這方面是很慘的，我們看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搶奪財務，搶奪女人，第二個問題阿Q革命的對象是誰？阿Q革命的對象是他的階級兄弟，他并不能認識是誰造成了他命運的不好，他一想革命之后要報仇呀，報什么仇呢？就是平時打他的人，平時打他的人是和他同樣生活水平的階級兄弟，什么小D，什么王胡，要殺人家，還要指使人家去干活，讓人家搬桌子，說搬的不快打嘴巴，就把他心里的潛意識都寫出來了，所以阿Q革命思想是非常危險，首先，阿Q的革命愿望我們要肯定，但是他要真革命了，是非常值得擔憂的，因為他革命就是一種強盜式的革命，不講道理的革命，而魯迅的這個預言是非常準確的，非常深刻的，不但魯迅總結了以前革命失敗的原因，以后革命中出現的很多問題，也都被阿Q正傳所預言了，為什么以后我們**，毛主席領導的革命中一再要強調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一定要強調革命的目的，就是**的軍隊和舊式軍隊的最大區別在哪兒，就在于思想教育，總是反復的向戰士們講，我們革命的目的是什么，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為什么要住在老百姓家里，要幫人家挑水、掃院子，為什么要不拿群眾一針一線，這些思想不是說毛澤東一個人關在屋里想出來了，它是有一個發展史，所以這支軍隊才成為戰無不勝的軍隊，首先它是強大的思想武器，也正是因為這樣，阿Q式的革命注定是要失敗的，所以阿Q它的思想意義是無窮的，從革命的角度，從精神勝利的角度來看，從文化性格的角度來看，都可以給我們無窮的啟發。

通過孔慶東先生對《吶喊》中三部作品的分析，讓我們了解到魯迅的偉大之處在于真真切切看清了封建社會的種種弊端，看清了封建制度的吃人本質，以及民眾的冷漠與麻木。那么，對于《吶喊》這部小說集，孔慶東先生又是怎樣總結和評價的呢？ 我們看這個《吶喊》里，一開始有十五篇作品，有十篇以上都成了著名的作品，都成了名篇，如果說主打歌的話是這么多，為什么傳送不絕的，它的含金量是何其高啊，所以魯迅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第一大家，他一出手水平就這么高，有很多篇作品是世界水平，所以北京大學的嚴家炎先生有一個論斷，他說中國現代小說，在魯迅手中開始，并且在魯迅手中成熟。所以魯迅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出手就寫了這么高水平的小說，這是從小說意義上來看，小說藝術的角度來看，從思想上意義上來說呢，因為有了魯迅這本沉重的《吶喊》，中國的文化出現了真正的曙光。

（六）身陷重圍

魯迅從小就受人冤枉，受流言蜚語的議論，他成了文化界的名人之后，也有很多人記恨他，一個有思想鋒芒的人一定是有人愛他，有人恨他，一個人如果大家都說他好，這個人一定要警惕他是一個有問題的人，一個正經的人不可能所有人都說他好的，因為社會上的人的利益是不同的，怎么可能一個人警察也說你好，小偷也說你好呢？比如有的人辯論不過魯迅，就想別的辦法，說魯迅是拿盧布的，什么叫拿盧布的呢？盧布是蘇聯的貨幣，俄羅斯的貨幣，拿盧布的就是說他是**的人，他是蘇聯**派來的文化特務，所以這個話是很陰險的，因為你這話接近于**，你為**說話了，所以說很多人不采用正常的辯論途徑，辯論方式，而是企圖在肉體上給別人帶來威脅，這就是文化界的小人，道德敗壞的人，這也是一些小人常用的伎倆，就是用文章之外的辦法來打擊對手，說魯迅是拿盧布的，這個流言可以說是持續了魯迅的終生。

魯迅雖然是**的同路人，但是因為他看到**是被壓迫者，**是在野黨，而且不是合法的在野黨，是站在壓迫人民一面說話的人，是被鎮壓的人，所以他是站在弱勢群體一面，他才和**成為同路人，但他自己不是**。

還有，比如魯迅寫一些文藝作品，比如寫《阿Q正傳》，說這個阿Q是影射誰影射誰，某篇作品里的誰，是影射誰，然后對號入座之后跟魯迅發生矛盾，進行挑撥離間，最重要的對魯迅的壓迫，是來自于書報檢查制度，由于魯迅的作品鋒芒太厲害，到魯迅的后期，他的書普遍的遭到了查禁，我上一次講魯迅的智慧，講魯迅不斷地變換筆名，為什么不斷地變換筆名，因為不換筆名就沒法發表，變換筆名都很難發表，因為敵人有一套嚴密的網絡制度，很多人沒事就看，就懷疑哪篇文章是不是魯迅寫的，一開始發現了他的文章還要刪節，篡改，后來干脆也不費這事了，只要是魯迅的文章就不發表就完了，只認名字不看文章了。舉一個例子，魯迅有一個著名的雜文集叫《二心集》，壞有二心，名字就帶有挑釁性的，我就是不跟你一條心，就叫《二心集》。1934年《二心集》要出版，《二心集》本來一共有三十七篇文章加一篇譯文，一共是三十八篇文章，三十八篇文章被刪掉了二十二篇，我們看，有這么刪文章的沒有，三十八篇文章被刪的就剩下十六篇了，十六篇連一半都不到，后來改了一個名，改名叫《拾零集》，就是拾一些零七八碎的，拾一些零碎，《拾零集》出版了，所以魯迅說當時的**政府是武力征伐和文力征伐并舉，對**領導的中央蘇維埃紅區，對蘇區是武力征伐，五次圍剿，在文化界是進行了文力征伐，魯迅還說，自己的文章被刪的程度，“大約凡是主張改革的文章，現在幾乎不能發表，甚至還帶累刊物。”你發表他的文章，那個刊物，報刊也跟著倒霉，“所以在報上我已經沒有發表的地方，黑暗之極無理可說，我自有生以來，第一次遇見”。

魯迅是生在清朝的，但是他看**領導下的，從北洋政府到**領導下的中國，還不如清朝，在他看來歷史不是進步了，而是倒退了，所以他經常說中華民國某年某月發生了某件壞事，他故意說“中華民國”這幾個字，實際上是說這哪里是中華民國，這哪里是民國呀，這還不如皇帝統治之下呢，對于魯迅的通緝令，一直到他死都沒有取消，所以魯迅好幾次要搬家，一到風聲緊張了他就要搬家，像逃難一樣的，風聲過去了再好好住下來，幸虧那個時候的警察制度不那么嚴密，那時候警察也不太聰明，也沒有高科技手段，也不太那么認真負責的抓他，如果高科技比較發達的時候，魯迅真的沒有寫的地方了。

所以我們都知道魯迅的那首詩“慣于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過的是這樣暗無天日的生活，最后說“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無寫處”在中國沒有寫字的地方，哪有你寫字的地方，你只能寫一些風花雪月，正經的文章不給你寫，寫了不給你發表，所以那個刊物上就呼吁大家不要關心政治，都來寫一些風花雪月，寫一些風月談，所以魯迅就把他一個雜文集命名為《準風月談》，說你不是讓我談風月嗎，說你其實不懂得，我們這些善于談風云的人，風月也談得，但是我們談的這寫是不是風月我不知道，所以叫準風月，魯迅說其實談風月也可以談出政治來的，也可以談出風云來的，他說，比如說“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這不也是風月嘛，但是是這么恐怖。

所以，魯迅對待來自敵人方面的誣蔑和壓迫，他雖然表示不在乎，但是實際上也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打擊，使他在深夜無人的時候感到深深的創痛。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動蕩年代，各種革命團體風起云涌，左聯應運而生，左聯的全稱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于1930年3月，其宗旨是聯合一切進步力量，反對**的文化圍剿和推動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魯迅、矛盾、田漢等人都是左聯的發起者和重要領導者，左聯的成立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由于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在工作中也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傾向，參與者也由于認識水平與思想覺悟的不同，而產生過摩擦與矛盾，不過這畢竟是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為此，對待敵人可以針鋒相對，立場鮮明的魯迅，又會怎樣對待他的這些戰友呢？ 我們知道，這個革命隊伍，一開始并不是說中國**這一支，很多人都是從革命隊伍發展來的，**原來也叫革命黨，**的部隊叫國民革命軍，他也是號稱革命的，蔣介石稱他的部下也都同志同志的，但是這個革命它會發生分歧的，最后有了革命就變成**了，在真正的革命者內部思想境界也會有高下，人也是有矛盾。比如說，有一個文學組織叫創造社，是現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革命文學團體之一，他們是主張革命文學的，在創造者主張革命文學的時候，他們首先批判地是魯迅，他們認為魯迅已經過時了，不但過時而且反動，創造社說魯迅是雙重的**，怎么叫雙重**呢？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余孽，魯迅是封建社會的產物，是封建社會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你看這個論證很嚴密，資本主義對于社會主義是**，但是你是封建余孽呀，所以封建余孽對于社會主義是二重的**，魯迅是二重**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法西斯蒂，我們看這個文章充滿了革命青年的義正詞嚴的正氣，但是這是給魯迅扣大帽子，魯迅這個時候他沒有讀過馬列著作，但是由于創造社的批判，逼迫魯迅去搞了一批馬列的書來一讀，結果發現對方搞的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發現我才是真正懂馬列主義的人。

還有，一些革命青年對魯迅的忘恩負義，在他們人生開始的時候，魯迅都幫助過他們，但是后來他們到革命陣營內部之后，又反過來攻擊魯迅，所以革命的艱難很大程度上是來自于革命陣營內部不團結，內部的磨合問題。后來，魯迅加入了左聯，三十年代加入左聯之后，他深刻的感到在革命陣營內部仍然有等級，因為本來大家是為了奴隸求解放，大家是要求自由，結果這個奴隸們結成一個反抗的組織之后，這個組織內部又產生等級了，所以魯迅發明了一個詞叫奴隸總管，他說奴隸里面有總管，管著我們呢。魯迅說“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后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的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的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看魯迅說這話是很沉痛的，他說“有些手持皮鞭亂打苦功的脊背，自以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惡之，他其實是取了工頭的立場而已。”

我們看，魯迅對待這些人，他的語氣，他不像對待正面的敵人一樣，對待正面的敵人他可以無所顧忌地反擊他就是了，這些人畢竟是同一陣營的，是革命者，但是是他不喜歡的革命者，是在革命中被別的革命者頤指氣使，自己好像是個領頭的，高高在上的人物，所以對于來自這個方面的痛苦，魯迅感到難以發泄，對敵人刀來刀去，槍來槍對嘛，而這個痛苦是難以發泄的，來自自己所親愛的人，同一立場的人，這個痛苦多難。特別是有一些以假亂真的革命者，你覺得他是假的，你又沒有證據，魯迅說孫中山領導的**講三民主義的時候，很多軍閥都是反對三民主義的，都要鎮壓**，但是當北伐軍的勢力一大的時候，很多軍閥搖旗一變，就號稱自己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他說他已經相信三民主義了，他不但相信三民主義，他還要做總理紀念周，他要紀念孫中山，要講三民主義，然后請你去開會，你這時候你去不去呢？你要不去，那你就是三民主義的叛徒，所以假的變成真的了，真的只好假，當革命勢力一大的時候，假的革命者往往會竊據到革命的高位去，變成真的革命者，而像魯迅這樣真正的革命者，反而遭到了壓迫。

所以，魯迅一生很重視真和假的問題，他呼吁真的知識階級，不是說你大學畢業就是知識分子，什么叫真的知識階級，這是魯迅一個很嚴肅的命題。

魯迅在辛亥革命失敗以后，一直在思考著革命與群眾的關系問題，1919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藥》，就是在這種思考中單身的作品，《藥》講述的是純樸善良而又愚昧無知的農民華老栓，一心想用人血饅頭給患肺病的兒子治病，并在革命者夏瑜被殺的時候，得到了人血饅頭，這篇小說真實的反映了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與群眾的麻木與冷漠，也就是革命者為群眾造福，群眾卻毫不領情，魯迅為什么會創作這篇小說？這與他棄醫從文的情理又有著怎樣的關系呢？

《藥》這篇小說就沉痛地反省了這個問題，辛亥革命的這些先覺者們，他們要救群眾，包括花老栓這樣的群眾，華老栓這樣的群眾怎么對待這些革命烈士，怎么對待這些革命勇士呢？他不但不了解，不理解他們的革命行為，反而和統治者一樣，認為他們就是犯上作亂的人，認為他們就是盜賊，革命者被抓起來他們不關心，革命者被槍斃，被砍頭，他們要去看熱鬧，不但看熱鬧，還要拿饅頭蘸你的鮮血，回家給他的兒子治肺結核，要蘸你的人血饅頭，所以說這一點真是讓人看了萬分心痛，而這是中國群眾的一個普遍的特點，所以魯迅把它總結為“要救群眾的人，反被群眾所害”。如果你是反抗統治者，你被統治者殺了，這很光榮呀，這是死得其所呀，但是你被你要救的那個人害掉了，這真是雙重的痛苦，而群眾的麻木這一點，魯迅從青少年時代就感受到，特別是他在東京，在日本留學，在仙臺學醫的時候，有一次著名的幻燈事件，這個大家都知道了，這個幻燈事件促使他棄醫從文，就是課間休息放幻燈，演的是日俄戰爭的新聞片，這個日俄戰爭是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兩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土地上打架，然后抓到一個中國人，說是俄軍的偵探，然后日本人要槍斃他，日軍要槍斃他，圍著看的這些人都是中國同胞，這些中國同胞面無表情，想看殺雞殺狗一樣的看自己的同胞被槍斃，自己的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外國軍隊槍斃，所以魯迅說這個事情刺激他再也不能學下去了，所以他就決定不能學醫了，他要棄醫從文，放下肉體的手術刀，拿起靈魂的手術刀，要醫治中國人的靈魂，所以魯迅他一生堅定一個改造民族靈魂的這樣一個信念，是和他深刻地感覺到來自群眾的麻木這個是有關系的。

在魯迅之外，我們發現很多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都有過學醫的經歷，郭沫若也是一個，孫中山早年也是大夫，很多醫生從接觸人的肉體，最后發現光給人治病是沒用的，你治好了病還是一個麻木的看客，你治好的病他還是一個看別人殺頭，你治他的病有什么用呢？很多醫生走過類似的道路。而先覺者這種不被群眾理解的苦痛，正是革命很艱難的一個原因，如果說革命就是把大家號召起來去打敗敵人，這是很容易的，關鍵就是不容易動員群眾，比如說當年我們**號召農民起來反對地主，農民都說地主沒有剝削我們，農民不認為地主剝削他了，說地就是人家的，我種的地就是老張家的，種人家地就得給人家交租子嘛，怎么剝削我了，沒剝削我，你問工人資本家剝削你了嗎，他沒有剝削我，資本家養活我啊，他要不讓我到他工廠里工作，我怎么掙錢呀？工人、農民他是不覺悟的，沒有經過學習的人，他是不會認識到自己的奴隸處境的。而且他相反會認為你是搗亂分子，我活得好好的，我每個月畢竟掙五毛錢，你非得來搗亂，革命者往往就被統治者和群眾的聯合勢力給絞殺掉了。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更是冷漠，看客現象是魯迅最心痛的一個現象，在很多作品里，小說里，雜文中，他就描寫過。而魯迅這種人他思想永遠是超前的，不但一般的群眾不能理解他，就是多數知識分子也很難趕上他，跟不上他思想的節奏，我們不能說真理就是永遠掌握在少數人手里，但是我們起碼可以說真理首先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在這個問題上，多數人是落后的。我們可以舉一些科學上的例子，比如說日心說，地心說，當人們都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圍著地球轉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是真理，因為我們每天看到的就是這種現象，早上起來看太陽慢慢升起來，晚上落下去，不是實踐檢驗真理嗎，太陽圍著地球轉嘛，這個時候有一個人站起來，他說不對，你們都錯了，應該是地球圍著太陽轉，這不是胡說八道嗎，所以人家宗教裁判所說這是瘋子，應該把他燒死，然后群眾都熱烈鼓掌，說對，就是應該把他燒死。你是少數人的異端學說嘛，最后被燒死了，后來還有第二個人說，還是地球圍著太陽轉，第三個人，第四個人，終于證明了我們都錯了，是地球圍著太陽轉，于是改變了，越來越多的人都認識到地球圍著太陽轉，于是改成日心說了，真理被大多數人掌握了。但是，當真理被大多數人掌握的時候，它還算真理嗎，它有多大的價值，你今天到街上拉出一個人來說，我告訴你地球圍著太陽轉，這有價值嗎，不是廢話嗎，這時候真理已經貶值了，貶的接近于零了。

問題不在于你現在是不是認為地球圍著太陽轉，問題在于，假如今天又有一個人站起來說，其實我們還是錯了，其實還是太陽圍著地球轉，假如有一個人發表這樣的言論，我們是不是要嘲笑他，蔑視他，把他抓起來，把他燒死，這才是我們真正的對待思想的態度。所以，正是考慮到這些問題，魯迅他一生都在堅定的要改造國民性，這是來自群眾的麻木給他帶來的思想上的痛苦。

魯迅是一個善于自我解剖的人，他不會被這重重的包圍所擊跨，相反越有挫折他越能奮起，那么，面對群眾的麻木與冷漠，他會怒斥謾罵嗎？面對他身邊的親人，他會做革命的啟蒙嗎？而面對革命陣營內部的摩擦與壓迫，魯迅又會怎么做呢？ 那么魯迅有來自這么多方面的痛苦，他怎么對待呢？一個人有了痛苦，他就要想辦法去減輕它，抵擋它，還有轉換它，對這些痛苦怎么辦呢？對于群眾的麻木魯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不是簡單的剖析群眾，我們現在說看著群眾真愚昧，算了，不理他了吧，我最討厭這些人了，魯迅不是，他很同情他們，“哀其不幸”是第一位的，然后又“怒其不爭”，又很生氣，這些人不爭氣，怎么不知道要強呢，怎么不知道團結，不知道清醒呢，他理解同情占了很多的方面。

比如說，他小說《祝福》里面寫祥林嫂，祥林嫂遇到說我，遇到一個知識分子“我”，祥林嫂就問有沒有地獄，世界上有沒有地獄這個事情，這個“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就很躊躇，說也許有的吧，那么我們知道，現在知識分子受的科學教育，按照自己教育經驗說沒有地獄，這都是封建迷信，哪有什么地獄啊，如果遇到一個簡單的知識分子就會這樣告訴他，老太太你不要迷信了，世界上沒有地獄的，好像自己在傳播科學的火種一樣的，但是像魯迅就會想到，祥林嫂這樣一個貧苦，痛苦的勞動婦女，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有地獄，這是她的精神支柱，有了地獄她才能夠死后見到親人，你告訴她這是封建迷信，死后連地獄都沒有，她生命中最后一點小油燈你都給她掐滅了，表面上看上去你科學了，你進步了，這是慘無人道，所以魯迅他含含糊糊的，他對待這種情況他說大約有的吧，好像很世故，大約有的吧，也不說有，也不說沒有，大約有，但是他給這樣一個痛苦的勞動婦女以人生的希望，在魯迅看來人道是第一的。

你比如魯迅他自己的母親，他的那個朱安夫人，都是不覺悟的婦女，當然魯迅不是說每天給她們講課，讓她們覺醒，都革命去吧，不是那樣的，就像普通人一樣過日子就可以了，魯迅自己是一個大文學家，但是他的母親不愛讀他的作品，他的母親是靠自學能夠讀小說的人，但是不讀魯迅的小說，專門讀張恨水的小說，最喜歡讀張恨水《啼笑因緣》《金粉世家》，人家愛讀這個，魯迅怎么辦呢？就給他的母親去買張恨水的小說，所以魯迅他一方面批判這些通俗小說，他不喜歡，但是他還要給母親買，日記里好幾次都記載著給母親買張恨水的作品。所以，在魯迅看來，不能因為父母落后就不孝，孝不孝，不能以父母的思想為標準，他思想落后也是你的父母，要好好地養活他們，讓他開心，這才是孝子，所以他并不急著啟蒙，所以你看魯迅的小說里，他寫的那些什么閏土呀，花老栓呀，這么愚昧的人，但是你看他的筆調是充滿的同情，你看他寫閏土充滿了感情，一點不歧視他，不嘲笑這個閏土封建迷信什么的，不嘲笑他落后，這是他對群眾，群眾的麻木他承擔著，他不會向群眾報復。

對身邊的一些同志，親人，文化上的戰友，他是謙讓，忍讓，包括對愛人，后來他和許廣平結合，雖然說都是現代的人，但是也不能說生活中毫無摩擦，毫無問題，據許廣平回憶，有時候兩個人生氣了，魯迅就一個人獨自跑到陽臺上，默默的躺下，躺在陽臺的水泥地上，然后說這個小孩不懂事，他家這兒子海嬰一看，這很好玩兒呀，所以也跑過去跟他父親一塊躺在陽臺的水泥地上，一個人生悶氣。這個情況很像魯迅寫的《狼》，魯迅是非常喜歡《狼》這個型心的，這個《狼》受了傷之后，就獨自跑到密林里面，自己把自己的傷口舔好，狼是自己承受著自己的孤獨的，他與比如說創造社等人發生爭論，后來在一個更大的旗幟下，他們和解，他們聯合，他對左聯領導的這些官僚主義作風他是非常反感的，他稱奴隸總管，但畢竟還是自己一伙兒的，他不會說因為討厭他們，就到**哪里去告發他們，絕不會這樣做，后來對于左聯的解散他還是很惋惜的，也沒有跟他商量就解散了。

對待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魯迅是謙讓、容忍，對待群眾的麻木與冷漠，他是理解，同情，而對待敵人，魯迅又會怎樣應對呢？魯迅著名的“痛打落水狗”的提法，其背后到底隱含著魯迅怎樣的思考，魯迅與在敵人大大小小的文化戰斗中，魯迅遭遇到的敵手又會是誰呢？而在這種槍林彈雨的洗禮中，魯迅為什么會出人意料地采取一種橫站的姿態呢？ 而對于敵人他是另外的態度，對敵人我們可以說魯迅是嚴打的，但同時又是輕蔑的，這個“嚴打”不是說用專政手段嚴打，因為他是弱者，因為對方對他采取嚴打的措施，他只好針鋒相對，但是在戰略上他又是藐視的，就像恩格斯贊頌馬克思一樣，像撫去身上那個竹絲一樣的，輕輕一抹就抹掉了，他在戰術上是重視的，對那些支持反動政府，屠殺愛國學生的人，像段祺瑞政府開槍射擊請愿的愛國學生，很多文人還寫文章來支持，說這些學生該死，因為給政府搗亂嘛，魯迅對這些人是毫不留情的，這些人毫無心肝，對那些叛變革命，然后又來誣蔑他的人，對這些人他是憤怒的，很輕蔑的揭露，魯迅有一句話叫“痛打落水狗”，這句話讓人認為魯迅是很不寬容的，狗都落水了，為什么還要痛打，魯迅有專門的文章，為什么要痛打，說因為它爬上岸來還會繼續咬人，當然這都是比喻了。他舉辛亥革命的時候，紹興的革命領袖叫王金發他捉住了一個壞蛋，這個壞蛋就是殺害秋瑾烈士的壞蛋，抓住之后本來應該槍斃嘛，鎮壓**嘛，但是因為說革命勝利了，革命勝利了應該寬容嘛，革命勝利就要寬容，所以把這個壞蛋就放掉了，但是正因為放掉了千千萬萬這樣的壞蛋，所以革命很快就失敗了，所以那個人就幫助袁世凱又最后殺了王金發，所以革命又重新失敗。魯迅一生經歷過太多太多這樣的事件，所以他知道對什么人應該寬容，對什么人不能寬容。

所以，魯迅有他旗幟鮮明的地方，他認為是思想上的敵人，文化上的敵人，政治上的敵人，他對這些人是旗幟鮮明的，所以這些敵手對于魯迅是又恨他，又怕他，恨他不用說了，立場完全不一樣，怕他是因為斗不過他，因為魯迅的文章太厲害了，他的思想的力量，邏輯的力量，三言兩語就把真理講的清楚又通俗，所以魯迅在跟敵人的辯論中，我們看一些魯迅的文章就可以發現，他就像我們講的武林高手一樣，真是舉重若輕，又可以舉輕若重，我們看了一下魯迅一生中，他所經歷過的大大小小的文化戰斗，最后就可以總結，魯迅一生沒有遇到真正的敵手，他是現代中國文化界真正的“獨孤求敗”，如果說現實生活中有“獨孤求敗”的話，那就是魯迅，一生沒有對手，這個也是他的寂寞和痛苦之一，魯迅多么希望有一個人跟自己學問差不多，真正能夠對他形成威脅，兩個人可以打來打去，打來打去，沒有，三招兩式就打敗一伙兒，三招兩式就打敗一伙兒，全不是對手，全打的稀里嘩啦，然后不斷地前赴后繼擁上來，三下兩下打敗，所以打多了就感到很寂寞，魯迅到了后期，到了爐火純青的階段，就像我講的獨孤求敗的境界一樣，飛花摘葉皆可傷人，三言兩語就打敗一批，所以這可能也是他的痛苦。魯迅隨便給那些人起個什么名字，都成了專用名詞了，什么洋場惡少呀，什么革命小販呀，三言兩語，大家一說這個人就是這樣了，還有資本家的乏走狗呀，都成了特有名詞。

所以，也有人為魯迅惋惜，說魯迅一輩子都把時間耗費在打這些小貓小狗身上了，一輩子沒有遇到過真正的**，說一輩子像武松那樣打個**，那個也是很有價值的，說魯迅一輩子都把精力打在這些小狗小貓身上，但是魯迅他認為這就是他要做的工作。由于他前后受敵，前面有敵人，后面有奴隸總管的皮鞭，旁邊還都是群眾麻木的，所以魯迅他發明一個詞叫橫站，橫著站，他說我要采取橫站的姿態，要防備來自四面八方的槍林彈雨，就在這個四面八方的槍林彈雨中，他是東擋西殺，他在身體不好的情況下，被誤解的情況下，我們現在通過教育，我們都覺得魯迅是一個很高大的形象，好像一開始就這樣，不是，這是由于我們后來幾十年代教育形成的，在魯迅活著的時候，不是這樣一個單純的畫面，而是一方面他很智慧很休閑，同時又在這兒忙著戰斗，又很忙活，這樣的一個人，生活密度極高，所以說雖然活得不太長，但是真是他的一年等于我們十年八年那樣的價值。

魯迅是一個充滿戰斗色彩的人，因此在許多人的感覺和印象中，魯迅是一個不寬容的人，而魯迅去世前，在雜文《死》中，也說過“我一個都不寬恕”的話，這更給人一種魯迅不能容人的感覺，那么，真實的魯迅到底是什么樣的呢？面對敵人的誣蔑和迫害，面對革命陣營內部的摩擦與壓迫，面對群眾的麻木與冷漠，魯迅又該如何轉化他內心的痛苦與思考呢？而這些對于我們今天的人來說又有著怎樣的現實意義呢？

寫作是對生活的反抗，這個意義不僅僅限于作家，對于我們普通人來說也是這樣的，當你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難，遇到什么愁煩，解不開的時候，你拿一張紙寫一寫你的心情，我相信會有很神奇的療效，你平常越不寫字的人，這個療效就會越大，我們現在隨著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少的寫字了，我們寫信也很少了，我們很多人都是電話拿起來就打電話，我開玩笑說以后的人談戀愛都不會寫情書了，寫情書太慢，打電話多快呀，喂今天五天見面，去不去，不去，討厭，算了，這多方便呀，寫情書還得等待，還得揣摩對方的心思，寫錯了還不能改，但是以后這個寫字可能就變成越來越寶貴的東西了，為什么呢，你如果寫一寫會發現，寫作是對生活的反抗，正是因為生活中有不滿，我們才要寫作，用成語說“不平則鳴”，世上有不平事，心里有不平之氣，寫作能夠轉化，能夠化解，而魯迅筆下很多人物的痛苦，其實是他自己痛苦的寫照。

比如他有一篇小說叫《孤獨者》，主人公就是他自己某種的寫照，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里面嚎叫，聲音里夾雜著殘傷，這就是魯迅自己的寫照。通過這些寫作，可以說魯迅他一方面服務了社會，推進了現代文化建設，同時也解脫了自己的靈魂，之所以能夠做到這樣，是因為他背后有一個大智慧，統攝了他的精神生活，我們大家可以說都有這樣那樣的痛苦，雖然表面上裝的都挺好，我們為什么裝的好，為什么要穿好的衣服，為什么要化妝，給領導看，給同事看，就是因為心里苦，我們大家在一起的互相笑，看不出來，但是你到公共汽車站去看一看，你在馬路天橋上往下看一看，你看看大多數人的表情，你就知道人生是苦的。但是我們這些苦是小苦，我們比不上魯迅這么深，這么廣，那我們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到，魯迅有那么多的痛苦，但他都很樂觀，活得很好，唯一的缺陷是活得不夠長，活得那么瀟灑，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活得更好一點，不活得更瀟灑一點呢，我們可以用寫作也好，不寫作我們用其它的有意義的工作，每個人在自己有意義工作的領域里，戰勝世界的不圓滿，不如意，一方面化解自己的痛苦，另一方面也幫助別人來消解痛苦，我覺得那樣的人生就是快樂的人生，這是我講魯迅的痛苦所希望達到的一個目 分享：

第二篇：孔慶東《想念父親》

仿佛意識到是在夢里，父親發來了電子郵件，讓我給他保存一份什么檔案。

我想可能是做夢，搞錯了吧？就去查是不是父親來信了。哦，果然猜對了，父親寄來了一些發黃發紫的他的個人檔案，要我好好保存。

我想父親真夠相信我的，這般重要的東西，怎么就放心讓郵局給遞送呢？他大概是太想我了吧。于是便到廚房，對正在做飯的母親說，您回哈爾濱看看我爸去吧，他一個人，又那么大歲數了，生活很不方便哪。

母親說，我才不回去呢，那老東西，脾氣那么倔，什么都跟我擰著來。他不就樂意一個人么？我不回去，我在你這兒多好啊。

我說，回去看看吧，他都八十多歲了吧。

母親說，可不是嘛，他死的那年七十，今年可不八十多了嘛。

啊！父親死了嗎？我冷不丁渾身一驚。只見滿頭白發的父親，笑容滿面地看著我們。是的，父親早已死去十多年了。那么我現在，這還是在做夢呀。父親死的時候，哪里有什么電子郵件，連我都不知道什么叫電子信箱呢。

這回夢醒了，但是睜不開眼睛，因為眼睛里早已充盈了淚水。

我半夢半醒地掀開被子，呆呆地坐起來，聽見外面唰唰的雨聲。撩起窗帷，已經是暮色沉沉。東京秋天的暮雨，下得正急。

這幾天工作非常累，每天只睡五個小時。今天下課回來，便想小睡一會兒，晚上好繼續工作。明天報名了一個旅游團去看紅葉，放松放松疲憊的身心。

然而這個夢，再次提醒我，該寫那篇文章了吧？該寫下那四個無數次涌上心頭的字了吧：想念父親。

是的，這個題目，我多少次在心里念叨著，在路上，在車里，在烈日下，在風雨中。但是總不知道如何下筆，有時都快要寫了，隨即便陷入了那個“想念”里去，寫文章變成了回憶往事的檢票口。日語把“檢票口”叫做“改札口”，那意思很有趣，頗像我們寫文章，持著一個“札”進去之后，“札”的性質就“改”了。今天這一回，我估計八成還是開了個頭，終于什么也寫不成的。

第三篇：大學語文第4講：魯迅《傷逝》

大學語文第4講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小說

魯迅：《傷逝》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很值得一游的歷史文化名城]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1918年5月以第一篇現代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揭開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序幕，其主要作品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故事新編》，散文(詩)集《野草》、《朝花夕拾》，雜文集《墳》、《熱風》、《華蓋集》、《二心集》、《且介亭雜文》等。魯迅以其思想的深刻和藝術的超拔而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

《傷逝》原文:（因篇幅太長而略去）

這篇小說是以作品中的男主人公——涓生(可看作“狷生[孤傲的人]”的諧音詞)的手記的形式來寫的。從形式上看，是一篇關于個人愛情生活的自敘傳和懺悔錄。

小說是以涓生的懺悔開頭的：

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接著，涓生回顧了自己與女主人公子君從相識、相戀到同居、分手再到……、最后自己痛苦地懺悔的整個愛情生活過程。

故事發生在20世紀20年代(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北京。涓生與子君是在會館(某個地區的人在家鄉之外的某個地方建起來的供家鄉人活動和居住的建筑物)里互相認識的，他們是同鄉。由于采用手記的形式，作者對于涓生和子君的人生經歷、社會背景

及外貌等沒有詳細的交代或描述。但從作品中的一些較為零散的有關描述上看，涓生是一個比較高級的青年知識分子，他在政府部門擔任著文員之類的職務，會寫小品文、能翻譯外文作品(涓生的職業和能力特征中其實有著魯迅本人的影子)；而子君大概是個只受過初等教育的女子，沒有工作，寄居在北京的親戚(叔叔)家里。

故事開始時，涓生就住在會館里。涓生與子君因同鄉關系在會館里相識后，很快就陷入了愛情。作者這樣描繪愛情開始不久后的涓生對子君的思戀：

在一年之前，這寂靜和空虛……常常含著期待；期待子君的到來。在久待的焦躁中，一聽到皮鞋的高底尖觸著磚路的清響，是怎樣地使我驟然生動起來呵!

子君不在我這破屋里時，我什么也看不見。在百無聊賴中，隨手抓過一本書來，科學也好，文學也好，橫豎什么都一樣；看下去，看下去，忽而自己覺得已經翻了十多頁

了，但是毫不記得書上所說的事。只是耳朵卻分外地靈，仿佛聽到大門外一切往來的履聲，從中便有子君的，而且橐橐地逐漸臨近??

可見，當時涓生的確是很愛子君的。兩人初期的愛情生活很美好，也很有那個時代的特色：

她??走過紫藤棚下，臉上帶著微笑的酒窩。??默默地相視片時之后，破屋里便漸漸充滿了我的語聲，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談伊孛生，談泰戈爾，談雪萊??。她總是微笑點頭，兩眼里彌漫著稚氣的好奇的光澤。

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說話的主角總是涓生，而子君通常都只是個聽者。在這里，我們已大致可以看出子君的性格有點內向，而且，兩人在文化水平和視野、見識方面也是有著較大的差距的。

交往了半年后，在涓生的影響下，子君

已有了明確的婚姻或男女關系自主的思想。她對涓生說出了這樣的話：“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可見：當時的子君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五四時期從西方傳來的“男女平等”、“婚姻或男女關系自主”、“個性解放(每一個人都應該按自己的本性和意愿行事，而不是盲目跟從或被迫屈從于他人或公眾)”等新思想。

聽到子君說出上述話語時，涓生感到“震動”與“狂喜”，對子君和像子君一樣的中國婦女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充滿了信心。此后，涓生更愛子君了。終于有一天，在激動和慌亂中，涓生“身不由己”地“用了在電影上見過的方法”——即西方男人以單腿下跪的姿勢向女性求愛的方式[參見圖片]——像子君表白了自己的愛情：“我含淚握著她的手，一條腿跪了下去??。”當時，子君的反應是：

她臉色變成青白，后來又漸漸轉作緋紅，??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夾著驚疑的光，??張皇地似乎要破窗飛去。然

而我知道她已經允許我了??。【此處出現的表情描寫是典型的魯迅式白描——簡潔、傳神的描寫。】

這對青年男女終于互相接受了對方的愛情。甜蜜的熱戀持續了一段時間，子君表現得相當癡情：

對于“我”向她求愛的情景，她“什么都記得：我的言辭，竟至于讀熟了的一般，能夠滔滔背誦；我的舉動，就如有一張我所看不見的影片掛在眼下，敘述得如生，很細微，自然連那使我不愿再想的淺薄的電影的一閃。夜闌人靜，是相對溫習的時候了，我常是被質問，被考驗，并且被命復述當時的言語，然而常須由她補足，由她糾正，像一個丁等的學生。

這溫習后來也漸漸稀疏起來。但我只要看見她兩眼注視空中，出神似的凝想著，于是神色越加柔和，笑窩也深下去，【此處出現的表情描寫同樣是典型的魯迅式的白描】便知道她又在自修舊課了，只是我很怕她看到我那可笑的電影的一閃。但我又知道，她

一定要看見，而且也非看不可的。

然而她并不覺得可笑。即使我自己以為可笑，甚而至于可鄙的，她也毫不以為可笑。這事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她愛我，是這樣地熱烈，這樣地純真。”

子君對涓生愛得熱烈、純真，她陶醉于也滿足于這樣的愛情。

為了便于朝夕相守，他們在一個叫吉兆胡同的地方、在一個小官員居住的四合院里租到了兩間房子；在那里，他們過起了同居生活。這種男女之間在不正式辦理結婚手續的情況下就一起生活的同居生活[很可能是未來婚姻與家庭的主流形式，目前，在某些發達國家尤其是北歐諸國，這種趨勢已經很明顯或已經是現實]，在當時的許多人眼里是離經叛道的，是會遭到非議的。但子君和涓生都表現得很勇敢：

和她的叔子，她早經鬧開，至于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做侄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

盡管承受著相當沉重的社會壓力，但由于有“愛情神圣”、“愛情至上”[從生物學角度看，生物有比愛情更基本的使命，因而，以“愛情美好”、“愛情高尚”的觀念來取而代之應該更加符合實際并可信]這樣的信念作為精神支柱，他們頂住了各種壓力。

經過一段時間的同居，涓生覺得對子君有了更深入也更全面的了解：

我也漸漸清醒地讀遍了她的身體，她的靈魂，不過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經更加了解，揭去許多先前以為了解而現在看來卻是隔膜，即所謂真的隔膜了。

朝夕相處的同居生活，讓涓生在較短的時間內就發現了子君身上的一些與自己不合拍的東西：子君喜歡在家里養小動物——小油雞、哈巴狗[其動機更值得注意，見后]，而涓生并不喜歡。他開始感覺到自己和子君之間的一些隔膜，所以跟她談自己對愛情的看法：

“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

只要具備一定的生活經驗或者心理學基礎，我們就可以認識到：涓生對于愛情的這一看法是相當深刻的，是對人的感受活動的規律、尤其是感受(乃至任何心理活動或精神生活)的適應性規律(通俗一點說，也即喜新厭舊或審美疲勞規律)的深刻揭示。

但是，單純的、甚至比較無知的子君并不懂得涓生的這句話中所蘊涵的道理。雖然涓生跟她這樣說的時候，她也似乎有所領會地點點頭，但后來發生的事情表明：她實際上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

自從到吉兆胡同以來，……我們只在燈下對坐的懷舊譚中，回味那時[指住在會館里時互相爭論而又和解]……的樂趣。

除了懷舊，兩人不再有新的話題。而且，子君在家里只管忙自己的家務，而

“管了家務便連談天的工夫也沒有，何況讀書和散步。”

她每天在家里忙著“生白爐子，煮飯，蒸饅頭??這樣地終日汗流滿面，短發都粘在腦額上；兩只手又只是這樣地粗糙起來。

況且還要飼阿隨，飼油雞，??都是非她不可的工作。”

子君幾乎將心思全都放在了生活瑣事上（甚至還會因為自己養的小油雞與官太太養的小油雞爭食而與官太太暗斗），卻忘了或不知道怎么才能讓自己與涓生一起過上豐富而有趣味的生活。

這種每日面對生活瑣事而兩人之間卻無話可說、即使說也只是舊話重提的狀況，使得需要豐富的精神生活的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涓生感到相當郁悶。在此，我們看到：由于兩人之間在文化水平、生活視野和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差距，涓生與子君之間的愛情已經出現了裂痕。

正當愛情出現裂痕的時候，新的生活打擊又落在了涓生和子君的頭上：由于鄰居

“雪花膏”在涓生的上司面前造謠、挑撥，涓生失去了在局里的工作。涓生的失業，讓自己沒有工作、在物質生活上完全依賴涓生的子君感到恐慌，她變得怯弱起來：

那么一個無畏的子君也變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來似乎也較為怯弱了。

[可見子君作為那個時代的女性骨子里或潛意識中對男性的依附心理。而依附關系正是(男女)地位不平等的根源。在處理男女關系方面，數百萬乃至上千萬年前的人類的祖先和通常被視為落后的某些少數民族或原始部落中的人們足以作為所謂現代文明社會中的人們的榜樣。] 面對失業的打擊，涓生倒還不怎么驚慌，因為他自視有文化、有才能，不愁找不到可以解決謀生問題的事做。涓生決定通過給雜志寫稿和提供譯文來謀求生活所需的金錢。而且，在他看來，通過做自由撰稿人來謀生比在局里上班更好。失業的打擊倒使得涓生更加振作起來。

但受到打擊的子君卻無法再振作起來，反而越來越活得沒有生氣、沒有情趣：

子君又沒有先前那么幽靜，善于體帖了，屋子里總是散亂著碗碟，彌漫著煤煙，使人不能安心做事，??然而又加以阿隨，加以油雞們。加以油雞們又大起來了，更容易成為兩家爭吵的引線。

加以每日的“川流不息”的吃飯；子君的功業，仿佛就完全建立在這吃飯中。吃了籌錢，籌來吃飯，還要喂阿隨，飼油雞；她似乎將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也不想到我的構思就常常為了這催促吃飯而打斷。[知識分子與非知識分子搭配的不和諧之處]即使在坐中給看一點怒色，她總是不改變，仍然毫無感觸似的大嚼起來。

使她明白了我的作工不能受規定的吃飯的束縛，就費去五星期。

??

吃飯卻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為終日坐在家里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喂了阿隨了，有時還并那近

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吃的羊肉。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

在此，我們看到：受到涓生失業之事的打擊后，子君變得一蹶不振。她的精神生活空間日益窄小，她的心思越來越固著在日常瑣事上。她越來越不理解作為高級知識分子的涓生的精神世界，不能理解從事精神勞動的涓生的工作特點，甚至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給他起碼的照顧。這種狀態讓涓生很失望。他開始覺得：子君已經不再能給自己的生活帶來什么樂趣，反而已經成了自己的生活的一個累贅：

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后，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了她，……但子君的識見卻似乎只是淺薄起來，競至于連這一點也想不到了。

冬天來了，天氣冷了，涓生和子君之間因為心靈的隔閡而產生的冷漠也加重了。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

涓生只好躲到有爐子可以取暖的通俗圖書館里去。在圖書館里，涓生反思大半年來與子君的交往和同居生活：

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可以理解為：獲得生活資料的謀生與自我實現的事業]。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

這時的涓生認識到[這里是本人的帶有一定自我發揮的解釋]：愛情是需要有其他東西作基礎的。如果沒有基本的生存條件、共同的生活目標、符合對方要求并為對方所欣賞的個人素質以及生活內容和生活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的豐富多樣性，一對男女之間的愛情就會因缺乏存在的基礎而無法長久維持下去。這時的涓生心里已經明白：盡管青春、單純的子君是有著符合自己的要求并為自己所欣賞的一面的，但在其他不少方面，子君與自己實際上是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的，而且，這種差距還在因子君的故步自封和不思進取而不斷地拉大：

她所磨練的思想和豁達無畏的言論，到底也還是一個空虛，而對于這空虛卻并未自覺。她早已什么書也不看，已不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評價過低]，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拽]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于戰斗，只得一同滅亡。

他們兩人之間的這種實際上難以克服的差距決定了他們之間的愛情是長不了的。因為心里明白彼此之間的愛情已經走到了盡頭，不善于偽裝的涓生也就明顯地對子君冷淡起來。子君覺察到了這一點，但又不想

也不能放棄涓生(子君實際上已將自己看成涓生的妻子；而在那個時代，一個女人一生只跟從一個男性才是所謂正經的，否則就會被人看成不正經的。子君雖然也能接受一些新觀念，但在骨子里仍然是一個按傳統觀念生活的女性，是個半拉子“個性解放”的人)，所以，她竭力想要將涓生拉回以前兩人熱戀的狀態中去，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除非她本人的素質和志向都朝著向涓生靠攏的方向發生顯著的變化）。

看到涓生對自己冷淡，子君沒有去反思(也不可能去反思)自己這方面的原因，反而以一個無知的女人時常會有的思維方式去懷疑涓生是否有了外遇：

“是的。”她又沉默了一會，說，“但是，??涓生，我覺得你近來很兩樣了。可是的?你，——你老實告訴我。”

這使涓生徹底明白了子君最終是無法真正理解自己的。在眼見得一時乃至永遠都不可能真正與子君心靈相通的情況下，涓生

抱著與其同歸于盡不如各自自救的想法向子君提出了分手的要求：

我的意見和主張??：新的路的開辟，新的生活的再造，為的是免得一同滅亡。

??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于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涓生是一個比較全面地接受了新思想的人，一個比較完全的“個性解放”的人，而且，也有能力為自己開辟新的生活道路。但子君可不是。對骨子里傳統的子君來說，自己的男人和他對自己的愛情就是自己的生活的全部；失去了自己的男人，她的整個生活就失去了基礎，她的生存就會變得沒有意義。所以，當她聽到涓生想要跟自己分手的話后：

她臉色陡然變成灰黃，死了似的；瞬間便又蘇生，眼里也發了稚氣的閃閃的光澤。這眼光射向四處，正如孩子在饑渴中尋求著慈愛的母親，但只在空中尋求，恐怖地回避著我的眼。[此處的表情描寫同樣是典型的魯迅式白描。]

這時的涓生還并不怎么成熟、乃至有點自私，他還估計不到他與子君的分手到底會給子君帶來多大打擊。他一廂情愿地設想：

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云，……

在決定要與子君分手后，涓生過著白天泡在共同圖書館里看書、寫作、翻譯、晚上很晚才回到住所睡覺的生活。終于有一天，當他在昏黑的夜色中回到家時：

屋子里……沒有燈火；摸火柴點起來時，是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正在錯愕中，官太太便到窗外來叫我出去。

“今天子君的父親來到這里，將她接回去了。”她很簡單地說。??

“沒說什么。單是托我見你回來時告訴你，說她去了。”

當子君真正離開的時候，涓生感到異樣的寂寞和空虛。

我遍看各處，尋覓子君；只見幾件破舊而黯淡的家具，……鹽和干辣椒，面粉，半株白菜，卻聚集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借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

在此，我們看到：盡管子君文化素質不高，但畢竟是通情達理而又及其善良的人。當她知道涓生已經不愛自己、自己也不能再給涓生帶來幸福的時候，她終于還是選擇了

離開涓生，而且，在離開的時候，涓生的錢和其他生活資料她都分文未取！我們明白，涓生也明白：即使在離開涓生的時候，子君還是在愛著涓生，還是在盡量替涓生著想。由此，從某些方面看，子君是個有著崇高的傳統美德的人！(與那些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婚姻或兩性關系當作一種商業活動、將配偶或伴侶當作索取對象的人相比，子君對涓生的愛情尤其顯得純潔與高尚！)子君真的走了后，涓生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我的心……覺得沉重。我為什么偏不忍耐幾天，要這樣急急地告訴她真話呢?現在她知道，她以后所有的只是她父親——兒女的債主——的烈日一般的嚴威和旁人的賽過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虛空。負著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這是怎么可怕的事呵!而況這路的盡頭，又不過是——連墓碑也沒有的墳墓。

想起子君的父親對待子女的苛刻和威

嚴(大概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子君才會離家跑到北京的叔叔這里來)以及抱著傳統觀念的人們會投給子君的冷眼，涓生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開始后悔和自責并為子君擔心：

我以為將真實說給子君，她便可以毫無顧慮，堅決地毅然前行，一如我們將要同居時那樣。但這恐怕是我錯誤了。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是因為愛。

我沒有負著虛偽的重擔的勇氣，卻將真實的重擔卸給她了。她愛我之后，就要負了這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

??

我是一個卑怯者,……

在此，我們看到：涓生雖然不夠成熟、也有點自私（為子君著想得不多），但一旦認識到自己的行為所給子君帶來或可能帶來的后果的嚴重性后，他還是會自我反省、自我批評乃至自我譴責的。

想到子君可能面臨的悲慘結局，他開始通過各種方式（寫信或托人等）尋找子君，希望還能找到子君。當他向一個“久不問候”在京城“交游廣闊”的世交打聽子君的消息時，得到的消息卻是：

……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

我驚得沒有話。

“真的?”我終于不自覺地問。

“哈哈。[多么冷漠的哈哈！]自然真的。我家的王升的家，就和她家同村。”

“但是，——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誰知道呢。總之是死了就是了。”

子君離京回家后不久就死了。她具體是怎么死的，我們無從知道(小說中沒有交代)；但她的死因，我們是能推測出來的：以愛情為唯一的精神支柱的子君，在失去了愛情之后，便不再有支撐她繼續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柱，而曾經反抗傳統、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愛情的子君又不會被周圍抱著傳統

觀念的人們(包括自己的親人)所容忍，所以，她只好選擇離開這個無愛的世界了！正如涓生這時所知道的：

她雖是想在嚴威和冷眼中負著虛空的重擔來走所謂人生的路，也已經不能。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她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子君死后，涓生一天天地消沉下去：

我比先前已經不大出門，只坐臥在廣大的空虛里，一任這死的寂靜侵蝕著我的靈魂。他不能在吉兆胡同這個讓他傷心欲絕的地方再呆下去，所以，又回到了他與子君相識的會館。

在初春的夜晚，涓生反復地回想自己與子君從相識、相戀到分手、永別的過程，他為自己因為幼稚的誠實而犯下的送掉一條年輕的生命的罪行而深深地懺悔：

我愿意真有所謂鬼魂，真有所謂地獄，那么，即使在孽風怒吼之中，我也將尋覓子君，當面說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饒恕；否則，地獄的毒焰將圍繞我，猛烈地燒盡我的悔恨和悲哀。

我將在孽風和毒焰中擁抱子君，乞她寬容，或者使她快意……。

在深深地懺悔中，涓生沒有忘了自己還活著，還應該去求新的生路：

我活著，我總得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卻不過是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

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默默地前行……

小說就這樣在涓生的告別過去、走向新的生活的心靈獨白中結束了。

總結對于魯迅的這篇小說的上述解讀，關于涓生和子君的性格以及他們的愛情悲劇的原因，我們可以概括如下：

涓生是一個全面接受了“個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等新思想的(較為)高級的青年知識分子。他能寫作、會翻譯，具有相當的生活能力。對于愛情和生活，他有相當深刻的認識(這表現在：他能說得出“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創造。”、“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之類的話)。他為人真誠而又不乏勇敢（這表現在：他敢于追求愛情；但一旦發現自己的愛情具有相當的盲目性而且無法維持下去時，他又會真誠地與曾經愛過而現在已經不愛的人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并付諸行動；即使在愛情與日常生活上都遭到嚴酷打擊的情況下，他還是具有追求新生活的勇氣。）。他善于自我反省，勇于自我批判，具有知錯就改的(科學)精神。他還不太成熟（這表現在：選擇愛的對象還具有相當的盲目性；對黑暗勢力的強大和危害性也認識不足），做事有點沖動，甚至有點兒自私（這表現在：當發現愛情無法維持時，他考慮的主要是自我解脫）。但總的說來，涓生是個真誠、勇敢、善良的人，他的缺點主要是由成長過程中必然具有的不成熟性所引起的，而不是由道德敗壞所引起的。

子君是一個部分接受了“個性解放”和“自由平等”等新思想但在骨子里又是傳統觀念相當根深蒂固的文化水平較低的青年女子。她具有愛情至上的觀念，敢于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能說得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樣的話，并敢于大膽地反抗舊習俗而與自己所愛的人同居），而且對愛情十分投入(可見其性格的單純和真誠)。但由于文化水平較低、視野狹窄以及傳統觀念等的影響，她又是一個胸無大志、缺乏進取心、依附于男人的傳統型女子（在與涓生同居后，她就將涓生視為終生所依靠的男人；甘心于也滿足于做一個終日為生活瑣事操勞的家庭婦女，卻忘記了更高的精神追求；當涓生失業時，對自己的能力有相當自信的涓生本人并不怎么擔心生計問題，真正受慘重打擊的倒是以涓生為依附對象的子君）。由于在文化素質、思想觀念、生活視野和生活理想等方面與涓生的差距相當大，她對涓生的愛情實際上是相當盲目的，是不可能長久維持下去的。以愛情為唯一精神支柱而又缺乏獨立生活能力的子君，在失去了愛情后也就無法在這個無愛的(甚至連親情都沒有的)世界上繼續生存下去了。她的愛情悲劇和個人生活悲劇，除了外因(涓生的不再愛她以及家庭和社會的歧視等)外，也是與她本人視野狹窄、觀念陳舊、能力較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依附型的脆弱性格有關的。

至于造成涓生與子君之間的愛情悲劇的原因，（在本人看來，）主要是雙方在文化素質、思想觀念以及生活視野和生活理想等方面的差距；同時也有社會方面的原因，如：當時的婦女缺乏受教育和工作的機會，而(在當時的社會中占大多數的)受傳統觀念支配的人們又會對因受新思想影響而自由戀愛且同居的涓生和子君產生歧視；此外，也與子君本人深受封建觀念的束縛以及她本人的脆弱性格有關。

《傷逝》在寫作手法上的主要特色：

一、采用手記的形式，綜合運用敘事、議論、抒情等表現手法。《傷逝》作為魯迅的唯一的一部以青年男女戀愛婚姻為題材的小說，寫得異常凄切哀婉，情意悠長。作品在敘述方式上采用了“涓生手記”的形式，以涓生的回憶來敘述涓生與子君之間這場令人悲哀心碎的戀情。在敘事的過程中不斷穿插著涓生的議論和抒情，由此造成了雙重效果：一是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真切地記敘了涓生與子君兩人的情感歷程及悲劇結局；二是主人公的議論與抒情大大地增強了作品的思想與感情力度。

二、善于運用簡潔、傳神的白描手法來刻畫人物性格、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具體例子見前面所引用的相關片斷。

第四篇：孔慶東 解讀《阿Q正傳》

孔慶東 解讀《阿Q正傳》

《狂人日記》可能是最能代表魯迅《吶喊》風格的。現代文學一開篇就是這樣一篇字里行間都流淌著血淚的作品。我們有時候看一個作家的作品覺得很好，會不自覺地希望他沿著這個順序、沿著這個樣子寫下去，但不能輕易地理解一個作家還有其他的側面。看看《阿Ｑ正傳》，如果你不知道這是魯迅寫的，驟然遇到這樣一部作品，也許有的人會懷疑：這是魯迅寫的嗎？其實世界上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表面上看上去不嚴肅的東西可能是最莊嚴的，因為人們很容易被表面的現象所迷惑。如果你看《阿Ｑ正傳》前面的部分，你怎么看都覺得它太不正經了、太不嚴肅了。現在的語文課就是先告訴我們作家、時代背景，已經把這個調子給定下來了：哦，魯迅寫的一部重要作品，而且還是他的代表作，一定有很深刻的思想意義，所以你就不去注意自己的第一反映了。我小的時候能看到的書不多，到處去找書看，借來看。這些書經常是不完整的，有的時候沒頭沒尾，有的時候第一篇、好幾篇都被撕去了，不知道作家是誰，沒有任何介紹，經常只從一個情節開始入手看。如今回想起來這是一種偏得，因為我能夠零距離的接觸這本書，不知道他的時代背景，作家是誰，沒有任何別人的旁白解說。多少年之后，我上了北大，學了文學史，講到某一個作家寫了某一篇作品，我怎么聽老師講，越講我越熟悉呢，恍然大悟：啊，原來是孫犁寫的那什么什么啊，原來是茅盾寫的那什么什么啊，才知道原來我小時候都看過。這時候我才覺得，人，赤裸裸的接近那個文學作品是多么好。我覺得良好的閱讀文學的狀態就應該類似，就憑你生命的本能去接近這個作品。如果在這種狀態下你讀《阿Ｑ正傳》你能直覺地感到這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那說明你的文學程度是非常高的。什么叫一個人有文學鑒賞能力？說他在文學方面造詣很高，不是看他是不是拿到中文系的碩士博士文憑、看他寫過什么論文。這東西就像古董鑒賞家一樣，我們說哪個古董鑒賞家水平高不是看他寫了什么論文，而是你給他一件東西，他短時間內略一看，一敲就知道這東西是哪朝哪代的、值多少錢，這才叫功夫。可以說就叫做“于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人必須得練出這種功夫來。

作品背景

《阿Ｑ正傳》的產生背景是很有意思的。１９１８年魯迅寫了《狂人日記》之后說“一發不可收拾”，寫了一系列的小說，同時又寫雜文。偉人嘛，從來就不規定自己應該干什么必須干什么，而是逮著什么干什么，這是偉人的一種表現狀態。但它的反證不能成立，不能說逮著什么干什么的就是偉人。魯迅就被到處請去寫文章、寫雜文，到處請去上課、做講座，反正每天忙得不亦樂乎。如果跟他生活在一個時代的時候，你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偉人，你覺得他特別俗，長得又瘦又小，一個小老頭，每天穿一黑膠鞋，冬天不穿棉褲，這一個人怎么是偉人哪？特別是今天他的作品印成一本一本很精美的書時，我們覺得好像很莊嚴，其實當時都發表在破破爛爛的報刊上。當時的印刷技術很差，有時候新的期刊一拿過來就散頁了，那報紙就是粗粗糙糙的。《阿Ｑ正傳》本來就發表在報紙上，而且也是連載小說。我們想到連載小說就會想到通俗小說、會想到市場文學、不嚴肅文學。我們回到文學的原生態中去。你不要在餐桌上看“這是玉米這是大米飯”，你回到田野里，到田野里你能不能分出各種植物來？這才是本事。大學者都不是在餐桌上來分辨東西的，你看看袁隆平，這么大的名氣，天天在地里面走，穿個靴子。他要保持對研究對象的零距離接觸。

就在１９２１年年底的時候，——１９２１年應該是“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達到高峰的一年，北京有一個著名的報紙的副刊，叫《晨報副刊》，《晨報副刊》上有一個專欄叫《開心話》。這和今天的報紙很相似了，我們今天的報紙有那么多的副刊專欄，你想，一看到“開心話”就知道這是一個很俗的專欄嘛，寫一些有意思的事，讓讀者一笑。我前幾年曾經誤解，覺得這編輯怎么這么低俗呢？后來這種情況多了，我就不反感了，原來人民群眾需要這個，他們都想要開心話。后來我又想到魯迅不就寫過這些東西嗎？原來在《開心話》這個欄目里依然可以寫不開心的東西，那何必計較這個名目呢？就在１９２１年底北京這個《開心話》專欄每天都寫這些開心的小玩笑的時候，有一天出現了一篇有意思的文章，就叫《阿Ｑ正傳》，而且這個作者署名叫“巴人”。魯迅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署名魯迅的，魯迅的筆名有一百多個，考訂魯迅的筆名也是魯迅研究中的一門具體的學問，到底哪個是魯迅寫的哪個不是魯迅寫的，這都很有意思。《阿Ｑ正傳》的署名叫“巴人”，很多普通的讀者就不知道這是周豫才先生寫的，甚至他的一些朋友也不知道這是他寫的。就看這個名字一般人就說“啊，這是一個四川人寫的吧”。所以在《阿Ｑ正傳》發表的過程中，有很多的川渝的人士感到惴惴不安，以為是某個人在揭發自己的隱私，都在那想：這是誰干的呢？我干的這點事他怎么都知道了呢？很有意思。你看魯迅一開始寫《阿 1

Ｑ正傳》就非常合乎《開心話》的題旨，很合乎這個欄目的要求，開始就在文章的名目、立傳的通例、傳主的名字等問題上反復地糾纏考證。

調侃標題

第一章開始魯迅這么講：我要給阿Ｑ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這第一句話他就是幽默的，“正傳”是一個非常莊嚴的東西，《阿Ｑ正傳》本身是有一種互相矛盾的效果。“阿Ｑ”——它是一個莫名其妙的土名字，而且這個“土”本身還是有矛盾的，“阿”是中國的土名字的叫法，Ｑ又是一個外文的字母，而“正傳”本身是一個非常莊嚴的詞匯。正傳是要給高級人物寫的，一般都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那個級別的才能寫正傳。如果給一個海淀區的地痞無賴寫正傳，那么搞笑的效果就出來了。所以小說從一開始就顯得很不正經，可是敷敷衍衍寫了一大篇，一面要做，一面又要往回想，終于回歸到傳阿Ｑ身上，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這個表面上的調侃，其實中間有一個東西：你怎么辨別出這個不正經的東西它是了不起的呢？就是你應該感到它中間有一個堅韌不拔的東西。他在表面的不正經當中，實際上一有機會他就要散布他正經的東西。這就是小卒與百萬軍中的大將的區別，仿佛思想里有鬼似的。這個思想里的鬼是什么？魯迅多年所積淀的、他要寫出一種民族的靈魂來的東西。反思民族性、反省民族性、刻畫民族性，是魯迅“五四”時期堅持要做的一件事，要畫出國民的靈魂。其實他認為的這個國民的靈魂已經用雜文直接寫出來了，但是光寫出來還不夠，他還要畫出來。因為寫的東西太深刻，影響理解影響傳播，如果畫出來可能就行走得更遠。孔子不講“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嗎？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中國人的缺點是什么，國民性的劣根性在哪里，但是很多普通的人都知道阿Ｑ，都覺得這家伙可笑，好像我不能成為這樣的人。這個目的已經達到了。

下面他就在文章的名目上反復地糾纏，說“文章的名目”啊，“名不正言不順”，然后又舉了外國的例子。又為什么不寫成“內傳”不寫成“本傳”“大傳”“小傳”，反正最后就是說為什么要寫成“正傳”，一定要把這個道理講得特別扎實，就好像必須得寫這個“正傳”了。這里當然有和當時風靡一時的“考證學”調侃的意思。魯迅自己本人是一個考證大師，但是什么東西一旦蔚然成風，它就俗了。這兩年流行一本書叫《惡俗》。什么是雅什么是俗，這不是固定的，這是變動的。一個事剛一時髦的時候是雅，很多人一蜂擁上來的時候它立刻就變俗了。第一個穿喇叭褲的人、第一個帶蛤蟆鏡的人、第一個染黃頭發的人，可能都是雅的但是當半數以上的人都這樣做的時候它就變成俗了。你再為這種行為去辯解，說它如何高尚的時候，這就惡俗了。考證也是這樣，有很多人不認真，就有很多認真的人來考證，說《水滸傳》是誰寫的、《紅樓夢》是誰寫的，這是很嚴肅的。因為大家都來考證來了，考證來考證去，足球也是中國人發明的，什么什么都是中國人發明的，這時候這個東西就惡俗了，所以魯迅他就調侃，你看他連給阿Ｑ為什么要作“正傳”都寫得這么堂堂正正。

姓氏模糊

魯迅一邊寫著這個調侃的話，一邊就開始了對傳主的介紹和描述。在第二講立傳的通例的時候就開始講阿Ｑ的姓氏。有一回，他似乎是姓趙，但第二日便模糊了。然后講趙太爺跟他的關系：阿Ｑ正喝了兩碗黃酒，便手舞足蹈的說，這于他也很光彩，因為他和趙太爺原來是本家，細細的排起來他還比秀才長三輩呢。他比秀才長三輩意思就是說趙太爺是孫子。其時幾個旁聽人倒也有些肅然起敬了。哪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Ｑ到趙太爺家里去。太爺一見，滿臉濺朱，朱色的朱，意思是說滿臉緋紅，滿臉殺氣。喝道：“阿Ｑ，你這渾小子！你說我是你的本家么？”阿Ｑ不開口。趙太爺愈看愈生氣了，搶進幾步說：“搶進”寫得很形象，一個富豪人家對村里阿Ｑ這樣的一個人居然用“搶進”這樣的動作。“你敢胡說！我怎么會有你這樣的本家？你姓趙么？”

我們看看趙太爺的邏輯，阿Ｑ如果不姓趙，你應該拿出一個證據來，比如說“你爸爸不是姓劉嗎？你應該姓劉啊，你怎么到我們姓趙的家來了？”或者找出什么證據來證明他不姓趙。但是我們看見趙太爺說的是“我怎么會有你這樣的本家？”關鍵在于“你這樣的”。也就是說一個人該姓什么不是由你的血統決定的，而是由你的身份決定的。你這樣不對，你這個樣子就不配姓趙。“趙”不得了啊，百家姓的第一個，老趙家當過皇上啊，能隨便姓嗎？這姓趙是不能隨便姓的。所以阿Ｑ以前的歷史我們不知道，反正他現在這個樣子看來是不配姓趙了。起碼在趙太爺生活的這個地方、這個村莊里，他已經不配姓趙了。所以他好像在調侃，其實非常嚴肅的故事、非常嚴肅的主題已經展開了。我們今天雖然不會說一個人配不配姓什么，但配不配這個問題在其他領域依然存在。“你也配是北大學生嗎？”這樣的話也有，就是說他是不是北大學生主要是看他配不配，不是用別的東西來作證據。我還記得前年吧，好像前年我開魯迅課，好像在座的有一些朋友也在聽，好像課前有兩個同學因為占座位吵起來了。最后因為已經上課了，其中一個就憤然離去了，離去的時候說了一句“你也配聽魯迅”。當時大家聽了都笑了。所以這個

姓趙，關鍵有個配不配的問題。其實在這里已經透露出，趙太爺跟阿Ｑ，他倆的思維是有一致性的，盡管地位不同。阿Ｑ說自己姓趙也沒拿出什么證據來。他為什么一定要姓趙，也還是為了“配”自己的某種身份，覺得姓趙了好像就好了似的。然后阿Ｑ因為這件事情謝了地保二百文酒錢，“謝”字都用得非常好。怎么還謝他呢，其實是被迫的、被勒索的。比如說今天你出門，遇到某種交通事故，你開車或者騎自行車，被警察訓了一番，為了免于更大的懲罰，你可能要“謝”了警察一百塊錢，就是這個“謝”字。這就是先用一大篇文字寫阿Ｑ的姓，他沒有姓。然后再考證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原來大概是阿Ｑｕｅｉ（方言音），但是魯迅不知道該寫成哪個Ｑｕｅｉ，是富貴的貴還是桂花的桂，魯迅搞不清楚，所以把它的韻母都省去了，就單留下一個聲母，后邊的人就把他的名字叫做阿Ｑ，這篇作品就叫做《阿Ｑ正傳》。好像每隔一段時間就有一些人跳出來寫一些文章說我們都讀錯了，因該讀阿Ｑｕｅｉ，說哪有叫阿Ｑ的，生活中絕對沒有一個人叫阿Ｑ，說是浙江一帶有很多人叫阿Ｑｕｅｉ，按照魯迅原來的寫法他也應該叫阿Ｑｕｅｉ。這些考辨文章也都有道理，其實你叫他阿Ｑ還是阿Ｑｕｅｉ都無所謂，都不影響這篇作品的思想。所以大多說人叫他阿Ｑ的時候我們也就叫他阿Ｑ，萬一哪一天大多說人都改了都叫他阿Ｑｕｅｉ我們再叫他阿Ｑｕｅｉ也可以。我上大學，我們宿舍里就爭論過，有的人說：“啊？原來你們一直都讀阿Ｑ啊，我們那里一直都讀阿球”。有的說：“不對，我們那里都叫阿零。”還有一個省的同學說：“我們那里最有意思，我們那里都叫阿皮蛋。”總之是說他是一個值得調侃的一個不正經的人物。魯迅用了上千字，竭盡其考證之能事

阿Ｑ籍貫

到了第四點，又說到阿Ｑ的籍貫。姓趙按理說他應該是隴西天水人，趙匡胤的后代，但他又不見得姓趙，籍貫不能決定。他住在哪呢？未莊。這是一個虛構的名字，未莊，就相當于咱們的未名湖。實際上是說它沒有名字。未名湖大概原來也沒有名字。我聽到一個說法，說當年斯諾先生去世之后，按照他的遺囑，美國政府跟中國政府交涉，說他要埋在北京大學的燕園。然后美國人就說：“聽說你們北大里面那個湖好像還沒有名字，就叫斯諾湖吧。”當時辦理交涉的周恩來總理反應很快，說：“不，我們這個湖已經有名字了，就叫未名湖嘛。”所以這個湖從此就得名了，叫未名湖。其實未名湖也好，未莊也好，它都留下一個想象的空間，不肯用一個名字把它確定了，不叫趙家莊李家莊。未莊，它就可能是中國的任何一個村莊，它在暗示它的普遍性。所以后來有一些學者努力去考證魯迅寫的到底是哪一個具體的人、哪個地方的具體的事，從出發點上可能就錯了。甚至去考證魯迅到底跟誰有仇，哪個村子里有一個人得罪了魯迅，魯迅就把它編成了這么一個故事，這種研究文學的方法從根本上是荒謬的。因為大多數人并不懂得文學跟生活的關系。哪能那么研究文學呢？那就直接讀歷史算了吧。所以魯迅指出：考據是不可迷信的。文學作品關鍵不是去寫一個真事，而是活畫出靈魂，提煉出來的抽象出來的靈魂，這才是關鍵。

小說里寫的阿Q的故事是從第二章開始展開的。這時，讀著讀著你就發現這個故事開始嚴肅起來了。當時編輯叫孫甫園，是一個有名的現代作家，也是魯迅的一個朋友。從第二章開始他就把故事移到《新文藝》欄目里面去了，覺得放在《開心話》里好像委屈了它。

阿Q的“行狀”

第二章延續第一章的風格，大詞小用，比如說他的什么“行狀” 啊。一般來說沒有什么人關心俗人的行狀，俗人那有什么行狀好寫呢？其實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一個世界，都有一個曲折的故事。阿Q一切都是不固定的，沒有家，住在土谷祠里邊。廟里面是可以隨便住的，是村里的慈善機構，它靠這樣的地方來生活，也沒有固定的職業，只給人家做短工，割麥便割麥，舂米便舂米，撐船便撐船。

阿Q雖是一個普通的人，是一個無業游民，處在社會的下層，可是他也有自尊的一面，他看不起別人，用空想來支撐自己。他想：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他一會個說我們家先前很闊，再一會個就是說我兒子很闊。當一個人、一個群體、一個民族處在發展的低潮的時候，處在劣勢狀態的時候，這樣想是難免的。當民族最困難的時候會這樣想：我們曾有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還將會有光輝燦爛的未來。這樣想絕對有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勵我們戰勝困難，但是關鍵是要激勵你去奮斗。如果沒有后半句，不能激勵你去干活、去奮斗的話，那就變成阿Q。阿Q就老是想：我老子比你闊、我兒子比你闊，但他不想我現在干什么，甚至連兒子都沒有。

還有阿Q他的城鄉觀很有意思。他進了幾回城，卻很鄙薄城里人。為什么呢？三尺三寸寬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莊人叫“長凳”，城里人卻叫“條凳”。，他想：這是錯的，可笑！沒學問；油煎大頭魚，未莊都加上半寸長的蔥葉，城里卻加上切細的蔥絲，他想：這也是錯的。他站在未莊的立場上看不起

城里人。那他認同未莊嗎？也不是。他反過來又看不起未莊人，認為未莊人沒有見過城里的煎魚，沒聽過長凳叫條凳，覺得自己又見多識廣了。阿Q一點都不土，他其實就是未莊的“海歸派”。因為進過城、見過世面，所以回來一面看不起未莊，一面還看不起城里的，而且還能找出證據來——“他們搞錯了”。

阿Q的避諱

阿Q自己有一個生理上的缺點，就是長了癩瘡疤。他避諱這個“癩”字，后來跟“癩”有關的都避諱，“光”、“亮”，到后來連“燈”、“燭”全都避諱。這又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

中國文化要避諱名目，非常重視名目。魯迅、胡適、周作人都指出，中國人是名教的奴隸。中國人特別看重這個名目，把名字看得很神秘、很神圣。這是中西文化的一大不同，外國人經常是孫子的名字跟爺爺的名字是一樣的，爺爺叫約翰，孫子還叫約翰。你問他：“你為什么叫約翰啊？”他說：“我愛我的爺爺，我紀念他。”有的時候，還給自己的小狗也起名叫約翰，他說：“我愛我的爺爺，我愛這條狗，我要把他們聯系起來，就叫一個名字。”這在中國是大逆不道的，在中國怎么能這樣呢？一定要分開，一定要避諱。不但皇帝的名字，皇家的東西要避諱，就是自己家里的東西，也清楚著呢。所以中國文化的避諱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發展到阿Q這樣的極端又變成沒道理了，他變成不顧事實的避諱。他越避諱，人家就越拿這個當回事。閑人們繼續撩撥他，發展尖銳了，只好打起來。阿Ｑ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被人打了之后他怎么想的？“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

阿Ｑ的 精神勝利法

他越避諱，人家就越拿這個當回事。閑人們繼續撩撥他，發展尖銳了，只好打起來。阿Ｑ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被人打了之后他怎么想的？“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

人生失敗是難免的，特別是在當今這個社會中。按照當今社會的游戲規則，我們當中大多數人都是失敗者。你不是在小學考第一嗎？給你弄個重點中學你排第二十；你好不容易在中學排了第一名了，跟你弄到北大來，讓你排第五十。但是阿Ｑ這種想法，他不是去想自己真正的長處。比如一個人在某些方面失敗了，你想一想自己的長處，這是正常的心理補償機制。而阿Ｑ想的是“被兒子打了”，那個人真是他的兒子嗎？并不是。于是這樣他就抹煞了勝負，后來人們就知道他的這一種精神勝利法了，揪住他之后就搶先對他說：“阿Ｑ，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阿Ｑ兩只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歪著頭，說道：他又不肯照著人家的原話說打畜

牲，他說：“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么？”他比畜牲又降了一格。

所以阿Ｑ是兩極，一極是自尊、自大，一極是自輕、自賤，而不管是自大也好自賤也好，都是沒來由的、沒根據的。有時候細想阿Ｑ其實挺辛酸的，人實在沒辦法，怎么辦呢？就是想各種辦法把那種遭罪的時間混過去。混過去之后，阿Ｑ也心滿意足的得勝地的走了，卻不是悲慘地的走了。為什么得勝呢？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你看別人都做不到我這境界，你看我這境界多高啊。人家說我是畜牲，我還不止，我說我是蟲豸。所以阿Ｑ就是不可戰勝的。他自己處在一種飄飄然的狀態中，問題是這種狀態并不能真的使人幸福。

然后阿Ｑ去賭博，賭博是他的精神生活。寫他賭勝這一回，就寫出窮人是保不住自己那點福氣的。看一看西方社會、看一看香港，每個月都有中大獎的人吧，有的窮人一下子發財了。但是有人調查發現這些大多數中了彩票的人，一年兩年之后又恢復了原來的貧困。窮人是保不住自己的福氣的，他沒有能力，他不知道怎么用錢。那個錢不是自己揮霍掉了，就是不會理財弄掉了，或者被別人騙去了，或者買一些他自己認為有價值其實很沒價值的東西，或者被別人忽悠著買點這個證券那個證券，幾個月就完了，多數這些人最后還是回到原來的狀態去了。

所以阿Ｑ好不容易贏了一堆很白很亮的洋錢，轉眼就沒有了。他這回才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可這回沒有人打你，不能說“兒子打老子”了。阿Ｑ有辦法，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便心滿意足地得躺下了。

其實阿Ｑ維持自己生存的辦法是精神分裂。人生最痛苦的時候，會把自己分裂成兩個，假裝自己是打的那一個人，被打的是另一個。其實這已經是人苦得不能再苦的時候了，但是魯迅似乎用調侃的辦法寫出來。他制造出一個超壓抑的本我來，這個本我是極其痛苦的，極為壓抑的東西。把它放大到一個民族被壓迫得很厲害的時候，也有一個辦法，就是民族自我分裂，民族的一部分人去欺壓另一部

分人。這部分人覺得自己活得很好，覺得是世界一等公民了。但是這個幸福的代價是以很多很多人的倍加痛苦做基礎的，整體上并不幸福，整個民族作為一個完整的生命仍然是痛苦的。

阿Ｑ生平第一件屈辱

第三章是前面的續集。由于趙太爺打了阿Ｑ，他謝過地保錢之后，用精神勝利法使自己高興起來，而且從此之后，大家對他仿佛尊敬起來，為什么呢？因為他畢竟跟趙太爺發生了關系。所以阿Ｑ此后倒得意了許多年。

講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墻根的日光下，看見一個人叫王胡在那里赤著膊捉虱子，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當年宋朝的時候，徽宗和欽宗不是被金人抓走了虜去了嗎，把他們關在黑龍江那邊。然后他們給自己的大臣寫信，說自己生活很痛苦，說“朕最近身上長了一種無名小物，狀似琵琶”，不知道長的虱子是什么東西，說像小琵琶一樣。阿Q坐下來跟王胡一塊兒在那里捉虱子。但阿Q爭強好勝的心太大了，一個看不起的王胡捉的虱子很多，自己反倒這樣少，這不是大失體統嗎？他很想尋一兩個大的，然而竟沒有，好容易才捉到一個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狠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胡的響。他癩瘡疤塊塊通紅了，就罵王胡 “這毛蟲！”挑釁。“癩皮狗，你罵誰？”他們兩個人罵對方都是抓住對方的生理特點，王胡有胡子阿Ｑ就罵他毛蟲；阿Ｑ有癩被罵成癩皮狗。然后兩個人打起來了，但是阿Ｑ打不過王胡，被王胡打了一頓。在阿Ｑ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一件的屈辱，因為現在竟然他看不起的人把他打敗了，他覺得時代變了，皇帝已經停了考，不要秀才和舉人了，因此趙家減了威風，因此他們也便小覷了他么？中國這個國家里，任何中央的一點政治變動會影響到最邊遠的地區。因為皇帝不重視秀才和舉人了，而老趙家是有秀才和舉人的，所以趙家的人不受重視了，連趙家人打過罵過的阿Q也不受重視了，王胡居然敢打他了。這也是未莊的政治**。

阿Ｑ生平第二件屈辱

這個時候他又看見錢太爺的兒子，假洋鬼子。假洋鬼子這個名目是當時的通稱，當時很多人都把海歸派叫假洋鬼子。魯迅自己也是個海歸派，但是從日本回來的被從英美回來的人嘲笑，認為他們是假海歸。被叫做假洋鬼子的人中，有一些人是有真才實學的，海歸派里是有很多人有真才實學的。凡是有真才實學的地方就有假冒的騙子。魯迅在《阿Q正傳》里寫的假洋鬼子屬于后者。說他回到家里來之后，腿也直了，辮子也不見了，為什么腿直了呢？其實主要是因為他穿褲子了。以前中國人是穿長袍馬褂，把兩條腿擋住，所以你不知道他的腿是直是彎。后來穿了西裝，直接兩條腿就赤裸裸的走著，也就覺得他的腿直了。

阿Q雖然地位很低，他卻有自己的文化觀念，他看不起這樣的假洋鬼子，其中一個理由是他的假辮子。你不要以為他沒有上過學他就沒有文化觀念，他有文化觀念。勞動者的文化觀念，往往都直接來自于統治者。列寧雖然說，任何一個社會里有兩種文化，一種是統治者的文化，一種是被統治者的文化。但這兩者不是截然對立水火不相容的，也不是平等的、勢均力敵的，而是統治者的文化就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因為它有話語權、有教育權、有傳播權，它處在絕對優勢地位。所以大多數被統治者自覺不自覺地，其實是按照統治者的思維在思維的，正像現在大多數國家是按照美國的思維在思維一樣，包括你反對美國，其實都是按照美國的思維在反對它。因為它的文化占優勢。所以阿Q的思想其實是富人的思想。

然后他就罵假洋鬼子：“禿兒，驢……”不料這禿兒卻拿著一支黃漆的棍子——就是阿Ｑ所謂哭喪棒。這是中西文化碰撞之后，中國人趕時髦的一種新的裝飾。覺得學習英國紳士學習歐美紳士，很多男人出門拿著個棍子拄著，不管年紀大還是年紀小，17八歲也拄著個棍子走。有一陣據說大學里也流行，很多大學生拄個棍來上課。早期叫文明棍。但老百姓一看，這不就是哭喪棒嗎？阿Q罵了這個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就用這個哭喪棒打在他的頭上，拍的一聲。“我說他！”阿Ｑ指著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辯說。還想狡辯，說我不是說的你，我說別人。

在阿Ｑ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后，于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松些，而且“忘卻”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所以阿Q一個是自大一個是自賤，還有一個寶貝叫“忘卻”。人受了屈辱之后，如果能夠忘卻，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吧，總覺得心里平衡了嘛。但有的時候人偏偏苦于不能忘卻。一個人受的苦難，一個民族受過的屈辱，并不是說過了很長時間就可以忘卻的，那個東西刻的痕跡太深了，不想一個實實在在的辦法把它平復掉，想依靠忘卻，恐怕是做不到的。有時候你以為忘卻了，其實是藏在另一個硬盤里邊，有時候不小心它就跑到界面上來了，那時候引起的災害可能會更大。

阿Q欺負小尼姑

但是阿Q就真的能忘卻嗎？他只是表面上以為忘卻了。如果真的忘卻了，你應該平

和地生活，不再去鬧別的事情，但是但是阿Q挨了打之后，他碰見了靜修庵里的小尼姑。阿Q是社會最底層的人，但是還有比他活得更弱的人，就是女人。魯迅在雜文里說過，其實還有比女人更低的，就是孩子。人為什么可以安于自己的奴隸地位？就是永遠能找到比自己低的人，你再去欺負他。所以奴隸永遠世世代代懷著幻想，這奴隸社會就沒有辦法改變。只要你永遠想著不是去對付強者而是想著去對付弱者，那你那個屈辱的身份就沒法改變。阿Ｑ不忘卻他要復仇，卻找到了一個比自己更弱的人。“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么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了你！”他想。

他迎上去，大聲的吐一口唾沫：“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阿Ｑ走近伊身旁，突然伸出手去摩著伊新剃的頭皮，呆笑著，說：“禿兒！快回去，和尚等著你……”

“你怎么動手動腳……”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惹不起他，要走。

旁邊的人看熱鬧大笑了。阿Ｑ看見自己得了賞識，便愈加興高采烈起來：“和尚動得，我動不得？”他扭住伊的面頰。

酒店里的人大笑了。阿Ｑ更得意，而且為了滿足那些賞鑒家起見，再用力的一擰，才放手。看到這里的時候，我們對阿Ｑ就不是可憐和同情了，而是覺得可恨，覺得阿Ｑ欠揍，恨不得揍他一頓。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你本來是受壓迫的，你本來是吃過別人屈辱的人，但是你沒有能力去反抗去復仇，你卻欺負一個更善良更軟弱的人，這叫什么呢？這叫“在狼面前你是羊，在羊面前你是狼”。這樣的人格叫變態人格是，典型的變態人格。你看準了人家善良你才欺負人家，你算準了你自己不會吃虧你才動手。這就是魯迅《狂人日記》里寫的那幾句話：獅子的兇殘、兔子的怯懦、狐貍的狡猾，其實是一種卑怯的人格。你有時候看他這樣的舉動你就不同情他，你說“阿Ｑ活該，人家打你也活該，誰叫你這么卑怯，原來你是個這么壞的家伙”。就因為跟小尼姑這么一戰，他早忘卻了王胡，也忘卻了假洋鬼子，似乎對于今天的一切“晦氣”都報了仇；而且奇怪，又仿佛全身比拍拍的響了之后輕輕松得，飄飄然的似乎要飛去了。其實這是很悲慘的事情，魯迅用輕松的筆調來寫。

“這斷子絕孫的阿Ｑ！”遠遠地聽得見小尼姑的帶哭的聲音。魯迅寫東西永遠是簡單中透著復雜。這個小尼姑她是最低下的，她無可再欺負別人了，被阿Ｑ欺負了，她只有罵阿他Ｑ一聲來作為報復。但是你看她罵阿Ｑ罵的是什么呢？罵的是“斷子絕孫的阿Ｑ！”這尼姑她是信佛教的，但她罵人的話是用儒家倫理來罵人的。因為你如果是真正的佛教徒的話，斷子絕孫不斷子絕孫對人并不重要，只有儒家思想才講傳宗接代的重要性。也就是說這個尼姑的思想也是一團漿糊，這尼姑的思想也是是混亂的，并不是她自己真正信仰什么東西，她一著急她罵阿Ｑ的時候就罵斷子絕孫，說明這尼姑認為傳宗接代仍然是很重要的事情。寫一個阿Ｑ其實帶動所有的人，他們都是有缺陷的，都是有性格缺陷思想缺陷的，所有的人都是不覺悟的。

所以阿Ｑ的優勝史是所有人的優勝史，整個未莊的人，整個中國的人，都活在虛幻的優勝中。而這正是鴉片戰爭之后整個中國的寫照。從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經過半個多世紀之后，一直到晚清，二十世紀初年，很多中國人還活在這種虛幻的優勝中。明明是被人家打了，覺得自己是被兒子打了，無所謂；明明割地賠款，覺得人家就是貪小便宜，我們中國就是地大物博，給他點東西嘛，一個香港，一個破小漁村嘛，給他，還要哪？澳門，給他，都給他。就好像我們今天公布北京市人均收入多少，這能說明什么呢？這能說明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態嗎？就是現在，其實掩蓋了內部的一個分裂的狀態，我們就會長時間地的保持這種虛幻的優勝感，老覺得我們中國怎么怎么好了。應該承認我們可能是越來越好了，是在進步，但是這個感覺，我們自己還是越少越好。真正的好的時候還要居安思危呢，何況并沒有那么好，無論是我們中國、還是我們自己，都少一點良好的感覺為妙。

第五篇：孔慶東和中學生談語文學習

中學生朋友，總是有人不分羊年馬年地命令我，跟你們談談怎樣學語文。這對我說來，實在是個苦差事，仿佛是叫一個老叛徒給青年人講講革命道理。我的語文的確學得滿好，不敢說打遍天下無敵手，反正從小學到大學各種語文考試永遠第一，到高中階段就已經基本不用聽語文課了，閉著眼睛也能得90分以上。可是我的語文本事主要不是從教科書上得來的，而是“功夫在書外”。所以我很怕你們跟我學歪了，我只好把我個人的體會半真半假地告訴你們幾句，希望你們別當真，凡事還是聽老師的沒錯。

要說怎樣學語文，就必須明確你學語文干什么。如果你學語文是為了語文考試成績好，那我沒什么可說的，你們老師已經說得夠好夠多的了。我說也還是那一套。我基本上不反對老師們說的那些，我自己也是按照那些經驗一直保持語文考試的高成績的。但如果你學語文不是為了考試好，或者不僅僅是為了考試好，那我可能會有幾句另類的話跟你說。當然，這二者并不一定是矛盾的，現在有矛盾，這是我們當前的教學機制和教育體制的僵化所造成的。

首先，我唱個高調，學習不是為了考試。你要跟我抬杠，我也不理你。反正我告訴你，專門為了考試而學習的人，考試大都不好。少數考試好了，以后也沒出息。因為在只為了考試的千百次訓練中，他已經把人格訓練壞了，他專門投其所好，沒有獨立思考。他的一生都可能只是個投機取巧的壞人，他對社會只有破壞，沒有創造。而不為了考試，也不一定就能考好。就好像專門想當叛徒的人，人家不一定

稀罕要你；立志不當叛徒的人，人家也不一定非得抓你。所以，這是一個人格的選擇，不是方法的選擇。

第二，你要明白語文是什么。語文不是跟數學物理化學歷史地理政治并列的一個學科，你要那樣看待它，那你就一定學不好。要知道，語文覆蓋一切，穿透一切。語文所訓練的是人對一切文明符號的理解力和創新力。語文學好了，干什么都摧枯拉朽，勢如破竹。語文學不好，干什么都愚昧弱智。你看我們古人一天到晚不就是學“語文”嗎？學完了就什么都能干，判案子，修水利，打鬼子，搞經濟，堂堂五千年中華文明不都建立在“語文”上嗎？一切其他學科，不都是用語文表達出來的嗎？離開語文，就如同虎毛離開虎皮，一陣風吹散，啥價值也沒有。所以，你必須以對待整個人生的態度來對待語文，才能學好語文。

第三，語文教學體系所教給你的“語文”，是一群中國的弱智人為了他們的飯碗而強加給你們和你們老師的。他們自己的語文水平很差，沒有幾個思想有水平說話有水平或者寫文章有水平，沒有幾個敢無恥地站出來跟批評他們的好漢比一比。你們每所學校里的語文尖子、作文尖子都比他們強（注：此話表達了北大教授傲岸不羈的性格，我認為批評得過于激烈，現在的語文教學體系并非如此）。我這樣說不是貶低他們，我也理解他們工作的辛苦，他們也不是故意毀你們，他們是沒辦法，只能躲在陰暗的角落里用一顆“善良”的心拼命做野蠻的事。這樣怎么辦呢？這就需要你自己救自己。你就不要總跟他們

過不去了，要尊重他們的勞動，體諒他們的辛苦。好比武松拜了宋江做武術指導，怎么辦呢？造反是不對的，只好自己另起爐灶吧。這回就該明白，語文乃是在“語文書”以外了。

第四，其實，學好語文很容易。隨手教你幾招，不怕你擴散，就怕你做不到。

一、每天寫日記，要寫那種不給任何人看的日記，每天就寫100字，不多不少。寫到一千回，下筆如有神。

二、大搞文字游戲，開玩笑，猜謎語，寫對聯，填詩詞，給好朋友起外號。嬉笑怒罵，激揚文字，把語言玩得山窮水盡。到那時，看語文書上的課文如同老叟戲頑童，老牛吃嫩草，什么語文考試，作文競賽，簡直不堪一擊。

三、進行背字詞、背詩文比賽。電腦里存盤的資料多，可調用的東西就多。同理，你多背些古今中外死人活人的東西，不用思索，“語文”就順口而出了。不要死記硬背，要邊背邊用，活背活用，急背急用，立竿見影。以肚子里東西多為榮，君子恥一物之不知，連說一百個成語不重樣，假裝深沉是蠢驢……明白了嗎？

語文就是思想，語文就是生活，語文就是你這個人。學習語文，就是在塑造自己的靈魂。你要明白了這個道理，語文很快就學好了，也就是說，很快就進化到人了。不明白，我再寫十萬字，你還是個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