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韓非子的法制思想對現代的法制建設的作用

淺議韓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對我國法治建設的借鑒意義

摘要：“喜刑名法術之學”的韓非是春秋戰國時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選擇地繼承、發展了先賢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治國理論，提出了以“法”為中心、“勢”“術”為輔翼、三者結合的封建君主統治方略，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方式干預和參與現實的政治運作，結下了碩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其法治思想不僅在事實上為秦帝國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準備，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于我國正在實行的依法治國方略具有借鑒意義。

關鍵詞：韓非子法治思想價值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起源

(一)社會發展進化規律的要求

中國素以禮儀之邦著稱于世，喜談道德、忌諱刑法。君主推行仁政會贏得仁德的美譽，推行法治則換來殘暴的惡名。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韓非強調時代和社會歷史的變遷性，呼吁因時制宜，隨著時代和社會歷史的改變及時更換統治策略，強調以法為本，“法”“術”“勢”相結合，旨在維護以地主階級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更好地統治國家，因時變法、實行法治的主張建立在人口增長較快而經濟增長相對緩慢的尖銳的社會矛盾基礎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推動著社會歷史的發展，當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必然要求生產關系的變革，變人治(仁治)為法治，推動依法治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建立

韓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論基礎上的，對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進行批判、吸收的同時，又對前期法家“法”、“術”“勢”思想進行系統整理才形成他的法治理。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守法

“法”歸根結底要體現君主意志和利益。其一，法要體現和維護君主的利益；其二，法要體現和維護君主的權利；其三，法要由君主制定。法家堅持國家法律 的絕對權威韓非則強調守法的絕對性，不允許人們對法律的任何叛逆。他認為，法無論善惡，人們都要遵守，“法雖不善，猶善于無法”。在法家看來，國家利益高于一切，體現公利、公義的法是至高無上的。任何利益都要服從公利，任何行為都要接受法律評判，任何是非功過都要受法律賞罰。法高于人，守法是最高的道德。

(二).韓非子法治主張的實質

韓非認為，法是治理國家的一種公開的客觀尺度。他極力提倡“法不阿貴”(《有度》)，“法行所愛”(《外儲說右上》)，也就是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視法在生活中的地位，主張“任法不任智”

(《大體》)。這是韓非法治思想的精華，值得我們汲取。但是，韓非的法治主張與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韓非的法治主張，實際上是維護君主專制的一人之治，缺乏必要的權力制衡思想和組織機制，因而徒具法治之名，而沒有法治之實。因此，韓非所說的法治根本不能和現代所說的法治相提并論，它實質上仍是一種人治，或者準確地說是一種人治下的法治。韓非是一個主張法治的思想家，他并沒有進入權力的核心，不具備制作法律的資格。但是他的主張卻對君主的統治具有借鑒意義。其法治思想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一種比較嚴肅的法制精神，但仍屬專制制度的思想意識形態。(三).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境界

韓非子的法治境界即禁心、禁言、禁事，他公開排斥百家之學，防止其他思想觀念妨礙人們

對法家思想的接納和認同。在此，他企圖通過法律的普及達到人們不僅要知法懂法，而且要執法服法的目的。韓非把知法懂法視為教育的唯一內容和動機，使普及法律成為教育的唯一目的。所以韓非的教育其實是法教，而德教被忽視了。法律從禁止的角度規定了做人的最低點，那就是不要做什么，然后才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力。因為道德所感召的恰恰是那些安紀守法、循規蹈矩的人。在階級社會中，法律比道德更具有普適性。法律則規定了為人的時空限度，使人變得實際和真實。法家思想與儒家相比具有鮮明的現實性和批判性。用帶強制性的法律規定比用建議性的道德引導要現實和迫切得多。法律不僅可以杜絕君主以自己的好惡強加于國，而且可以使群臣為官廉潔、防止腐敗。

三韓非子法治思想的評價

韓非以法為本，“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反映了戰國后期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愿望，適應了由諸候割據向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過渡的歷史要求，雖然仍帶有階級局限性和形而上學的錯誤，但是他的法治思想不僅在事實上為秦帝國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準備，而且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對于我國正在實行的依法治國方略仍具有借鑒意義。韓非的法治思想是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分不開的。當然，韓非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固然有利于法律的普及，但以法律為唯一的教育內容，顯然不利于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的發展，不利于思想文化的繁榮?！安ピ姇鞣睢备且环N極端的高壓政策，對思想的禁錮帶有愚民政策的意味，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傳播的倒退，應引以為戒。在韓非看來，大多數人不可能有自律，必須依賴他律，韓非根據自己的人生經驗并結合李惺、吳起、商靴等前輩法家的學說，在“慎賞”的同時，比商靴更系統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輕罪的學說，但是，這似乎從來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境界，實際上很難達到。在“誰來操這個賞罰之柄呢？”這個問題上，在韓非的經驗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己。造法的權在什么人，變法廢法的權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認的便算法律，他感覺不便時，不承認他，當然失去了法律的資格。他們主張法律萬能，結果成了君主萬能。

四韓非子法治思想對當代法治建設的借鑒意義

“明主治吏不治民”一一依法治理腐敗，預防全民性腐敗治吏思想是韓非子治國方略的一個重要內容，包含著豐富而深邃的思想。首先，以法治吏是治國的關鍵。其次，治國用能人，而不用賢人。再次，治國要以人性為基礎。當下，官員的貪腐問題已成為百姓心目中的最大問題，已經嚴重損害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和聲譽，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造成損害。根據統計，每年因官員貪腐給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的經濟損失是非常巨大的。黨和政府將反腐敗確定為一場決定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采取了許多措施堅決治理腐敗。韓非子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法治吏”的思想，并設計了一系列選拔任免、考察考核、獎功罰過、防奸止奸以加強君主對官吏控制的措施和策略。這些思想對于我們今天以法選拔和任用干部，循名責實，按職責考核政績，樹立正確的政績觀，杜絕所謂的政績工程、形象工程；賞當其功，罰當其過，實行賞罰分明的公務員獎懲制度；以法治吏，依法治權，從根源上預防和懲治腐敗等方面，均有很強的指導作用。

第二篇：韓非子法家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王 穎：《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現代意義

2008-12-05 12:39:37| 分類： 本科論文 |字號大中小 訂閱

王

穎

【內容提要】 戰國末年韓非提出了以法來維護封建社會統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術”、“勢”相結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韓非法治思想還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學派的特點，同時韓非子思想源遠流長對現代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值得我們不斷探索法治本源推薦法治社會的建設。

【關 鍵 詞】 韓非子

法治

法

術

勢

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是中國歷史上有重要思想意義和政治意義，到了戰國末年，法家思想占了優勢，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則應首推韓非，他的言論突出代表了法家的進步思想。韓非是戰國時期最后的一位哲學和政治思想家，他綜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當時的亂世中，融匯并發展了道家、荀況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締造出一套獨樹一幟的法家理論，建立了“法”、“術”、“勢”想結合的法治理論。論述韓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勢”、“術”三者的內容及關系。

在韓非子看來，“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為了君主造威嚴之勢，“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說，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賞有罰，讓老百姓遵守。對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說，法一經制定，就不容易改變，法不能含糊其辭，要讓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記憶，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韓非子將“法”擺在第一位，認為建立法制是統治者最應注重的。他主張“立法于君”，強調立法權的集中。但他同時又指出應當“因天命、持大體”、[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權的行使過程中，要遵循和順應宇宙萬物運行的根本規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盡量令所制訂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韓非子主張實行以法為準繩的信賞必罰原則，以法穩定君位，確立國家秩序，最后使國富兵強，完成統一天下的霸業。所謂“術”，就是君主根據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職，依其言論衡量其功績，緊握生殺大權，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韓非子看來，“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1]906 “法”、“術”在維護君主的“勢”方面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靶g”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統治臣民，如何施術？用人授職乃是國家存亡的關鍵，衡量臣下應該以實際功績和所提的建議為依據，考核其建議和功績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據考核的結果進行獎罰。韓非子主張“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盵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術，將術藏在心中不讓他人知曉，暗中控制臣下，將臣下的功績歸為己有。

“民者固服于勢，寡能懷于義。”[1]105韓非子對于勢的定義：“勢者，勝眾之資也?！盵1]996即把“勢”看成統治者相對于被統治者所擁有的優勢或特權，他尖銳地指出:“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 [1]508。君王能夠“制賢”、“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強、品德出眾，而是由于擁有“勢”而位尊權重。韓非子再三告誡統治者:必須牢牢掌握“勢”，絕不可須臾松懈。若一旦“失勢”，“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災難和混亂由是而生，所以說，當君主要讓老百姓心服口服，這就是從外部駕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權威，則依靠勢來改邪禁暴，穩定國家。

“法”、“術”、“勢”三者相結合，有機地促進了君主地位的確立，以及國家的穩定，“法”與“術”的關系可以理解為“法”的實施是以“勢”為基礎的，君主對官吏說明法律，讓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則依靠術來管理官吏。而“術”和“勢”的關系也可以認為是以“術”鞏固“勢”，君主只有通過加強對“術”的管理，挑選賢臣才能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韓非子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思想，從根本上是為了維護國家穩定。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在戰國末年封建中央集權專制即將形成的形勢下提出的，他的核心理論是通過加強君主專制，加強中央集權，具體而言，韓非子的法治理論就是為封建帝王提供統治方法的。韓非子思想中最本質的東西，法由君制定，法代表君的意志，法是維護君主專制統治的工具。韓非理想的封建中央集權專制的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1]121，“要在中央”是指立法大權歸統一的中央政府掌握，這表明諸侯分權的政治局面即將結束，郡縣制將完全取代分封制?！笆ト藞桃笔钦f中央政府的權力，最后決定在皇帝手中，即實行君主專制。這種加強統治權的主張，是適合即將出現封建大一統的要求的，戰國末期，諸侯爭霸的局面已定，加強統一的中央集權已成為當務之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央集權的標志是君權，君權的削弱乃是中央集權的衰落，韓非認為君主應該“獨斷”，“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王?！盵1]736君權不能相分，也不能下放，國君一旦下放一點權力，臣下就會得寸進尺，最終會連君位都失掉，因此，包括制定法律在內的一切大權都應牢牢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臣下應該依法辦事，決不允許有任何特權，這種絕對的君權，成為我國歷史上封建中央專制制度的理論基礎，在封建社會維護了國家的統治，因而韓非子的主張就自然而然受到秦始皇以及歷代君主的青睞。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不單單是對前期法家思想的繼承，更重要的就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為“法治”思想賦予了新的特點。首先是“法治”思想的成文性和公開性，韓非子在《難三》篇中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盵1]868 “編著之圖籍”是說法的成文性，“布之于百姓者”指的是法的公開性，因此看來韓非子所說的法是一種公開的成文法典。法律是君主治理國家的依據，是老百姓遵守的行為規范，那么法律就應以成文的形式出現，韓非子主張“法莫如顯”，要盡量讓人們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觸犯法律，做到家喻戶曉。它是臣民的行為準則，它是一種積極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種消極的制裁手段，這些都是法治進步化的表現。

其次，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充分體現了時代性和穩重性并重的特點。法是全國人們必須遵守的共同行為規范，應該有相對的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隨意解釋，使法矛盾，前后不一致。保持法律在一定時期內的穩定性，并不是意味著法律是亙古不變的而是隨著時期和時代的變化而相應發生改變。韓非子強調實事求是，法應該有其實用的現實性，隨著社會的變化而改變，最終使國家達到富強的境界。進而，韓非子說提倡的法又是“著于官府”，“行于臣民”的“憲令”?？梢娝且环N君主的統治工具，是一種專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權力但絕不會受到法律的制裁，階級法反映了貴族與平民女之間不平等關系，而專制法則進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駕于群臣萬民之上了。同時，韓非子所論述的法治中，并沒有系統地擬定具體的法律條文，他只論述了法律的原則與基本內容，而這也是專制法的另一種體現?！抖氛f：“明主所導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盵1]111《定法》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如乎奸令者。”[1]906可見，法作為君主統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實處，不過是德賞和刑罰兩大方面，德賞用來獎勵守法有功的人，刑罰用來懲罰犯法之人。

韓非子主張加強法制教育，彰明法令，使法成為人們行動的準則。《五蠹》中說：“明主之國，無國之文，以法為教；無先主之話，以吏為師?！盵1]1067他想要全國人們都知法，懂法，不觸犯法律，總體目標是為了鞏固君主的統治。同時，韓非子主張執法時對臣民一視同仁，信賞必罰，以維護法制的嚴肅性?！队卸取氛f：“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也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避大臣，善賞不遺匹夫?！盵1]88可見，除了君主擁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權之外，所有的臣民一旦觸犯了法律，都必須懲處，不管是君主的寵臣，還是達觀貴士，都不得幸免，做到“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 [1]88。而小民如果有功，照樣得賞。韓非子所說的法，雖然在適用對象上有所局限，沒有包括君主在內，但在執行上，則主張法權代替君權。它一方面比封建禮制更為獨裁，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觀性，帶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韓非子的法治的思想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結束了諸侯紛爭的局面，深刻而廣泛地影響到后世法律制度的建設和完善。后世用法律約束行為，推動國家的發展，都是對韓非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韓非子思想作為中國法制史上的一顆明珠，對現代社會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1、與時俱進，制備完整的法律體系

韓非子主張“法與時移”，立法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和時代的要求，雖然我們我處的時代背景與韓非子所處的時代背景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時代卻在同樣不斷變化。因此作為現代法制運行首要環節的立法，也需要及時制定，修改和廢除，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要求。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立了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方略，依法治國，首先有法，要立法，使法律在全國具有最高權威，將立法作為依法治國的基礎，上升為法治民主建設的主要任務。

2、布之于眾，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

公民的法律意識，特別是整個民族的法律意識的狀況，對法治的實現具有重要的意義。韓非子強調，“法”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據，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形式出現，“布之于眾”，爭取做到“家喻戶曉”；主張“以法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學習法律。這種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國家秩序的穩定和長治久安，今天我們仍應該將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識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使人人都能自覺遵紀守法，不做違法的事情。

3、法不阿貴，全力維護司法公正

韓非子提出，執法過程要公正平等，賞罰及時，這對我們的現在法制建設有值得借鑒的一面。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維護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國的關鍵。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執行法律取決于司法機關的活動，只有司法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和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順利進行。只有取消凌駕于法律至上的各種特權，對干擾司法公正的一切勢力繩之以法，中國才能成為真正的法治國家，才能充分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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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家思想對現代法制建設的積極zuo用

法家思想對現代法制建設的積極作用

一、法家思想及歷代對其評價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中代表新興的地主階級利益，主張“以法治國”的學派，它形成于戰國中期，先秦法家，一般分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所謂前期法家，是指戰國初期和中期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候國內進行改革的法家，其代表人物是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所謂后期法家是指戰國后期新興地主階級在各諸侯國內進一步鞏固政權，并爭取實現統一的法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韓非，李斯等戰國初期的李悝匯集當時各國法律、編撰成我國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法典《法經》較集中地反映了一些根本的封建立法思想。戰國中期的商鞅，對變法和任法重勢和重術作了理論上的論證，提出了系統的“法治”理論，他是法家思想理論的主要奠基者。同時，主張“勢治”的慎到和主張“本治”的申不害都對法家理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戰國末期的韓非，繼承和發展了李悝，商鞅等人的思想，形成了更完整的“法治”理論，成為先秦法家說的集大成者。韓非的同學李斯也屬先秦法家，又是先秦法家理論在秦的實踐者，人們稱他為法家事業的集大成者。

在漫長的中國思想史中，人們對先秦法家思想的認識和評價并不一致，從漢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導地位，先秦法家長期受到貶斥和批判，漢人司馬淡在《論六家要旨》中說：“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梢孕幸粫r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日：“嚴而少恩”。司馬遷在《史記·商君列傳》說“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率受惡名于秦，有以也夫！到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談到法家的缺點：“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到了宋代，蘇軾說：“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于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比磺仨n之治行于一時，而其害見之久運使韓非不幸獲用于世，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扒宕R文召認為：“商韓之術，用之使秦強，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當圣道大明之日，其說之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絕，若非之辭辨鋒銳，瀾翻不窮，人以其故尤愛之。但是，近現代以來，為法家伸冤平反之事，此起彼落，不絕于耳。這種現象的背景是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中國急需找出變法自強之路。儒家傳統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中受到懷疑和否定”，而西方國家成功的法治和憲政則提醒國人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尋找我們“古已有之”的相類物，于是我們發現曾有過法家“以法治國”的思想，嚴復說：“居今日而言救亡學，惟申韓庶幾可用”。章太炎說：“商鞅之中于讒誹也兩千年，而今世為尤甚。其說以為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說為之倡，鳴呼！是惑于淫說也甚矣。章太炎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他們的歷史功債，并認為要治理好國家，必須批判人治，像先秦法家那樣“專以法律為治”，梁君超認為“法治主義，為今日救時唯一之主義”立法事業，為今日存國最急之事業，自今以往，實我國法第一大革新時代也，新文化運動后，不少學者采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去理解法家思想，認為法家思想反映的是當時與正在沒落的封建貴族和奴隸主貴族階級相對的新興的地主階級的利益，具有進步和革新的意義，臺灣學者戴東雄則從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要求出發，指出“法家之法治學說，對于法的平等與安定性，提倡甚力”中國繼受近代毆陸法，并非毫無歷史的背景和理論上的淵源“甚至”應功于法家之法律成文化的法律觀，他還認為“盡管中國法家與西洋的法實證主義起源于不同的歷史環境和文化背景，但二者皆有共同理論基礎和相同學說”。

但是，并非所有近現代的論者都對古代法家思想傳統表示同情，肯定或者愿意放棄歷代以來積累的否定評價。著名法學家梅仲協就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評論說：“我國二千余年來，政治之所以來納正軌者，揆其原因，半誤于儒家，半惑于韓非，”本不知法律為何物，而妄以法治為名而行其人治之實。著名思想家余英時也嚴歷批評法家思想的“反智論”包括其思想專制，愚民政策和對于知識與學問的排斥。在《中國法律思想史綱》一書中，法律史學者馬作武說：“后世論者大都認為法家主張法治，這實在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法治'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乃是西方近代文明的產物。法家所謂的法治尚末得法治真諦的皮毛。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馬作武補充說：“所謂法家的?法治?充其量不過是整套構建君主個人集權專制的手段，是最大最典型，也是最極端的人治，其法治理論構成了中國傳統專制理論的基石。”

以上算是對法家思想做一簡單介紹，并羅列歷代思想家對其評價，可謂見仁見智，總的來說持肯定態度的不多，那么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古代思想特別是法家思想是否有意義、有價值，這種傳統文化資源是否值得重讀。正如有些法學家提出的“本士資源論”那樣，我們從法家提出的諸如“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等樸素的法律觀點中能不能發現，有利于當前法制建設的積極因素，或者說是正面價值加以闡發和吸取，從而充分利用這些寶貴的民族文化遺產為當今會社會服務，筆者認為是完全有必要。

二、法家思想中的積極方面

（一）法的客觀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認識到，法是用來規范和衡量人們的行為的客觀，公證準則，并因此把法比作度量衡?！豆茏印氛f：“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法律政今者，吏民規矩澠墨也，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懸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序也，萬事之儀表也?！渡叹龝氛f：“法者，國之權衡也，先王懸權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韓非更一步指出法不單是行為的標準，更是糾正不當行為的一種建設性力量。

（二）法的強制性：法家強調法和刑的結合。他們認識到使法有別于道備或“禮”等行為規范的重要特征，就是法是以國家強制力作為其后盾的，違法的結果，會遭到國家刑罰的處罰。韓非子說：“法者，憲會著于管府，尚罰必于民心。賞存乎奸慎法，而罰加乎令者也?！薄豆茏印氛f：“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弗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入海，新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無所不上。深淵之下，無所不入焉。《韓非子》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三）法與財產權確定：法家常提到法律的“定分止爭”動能，用當代的話來說，便是界定產權，平息紛爭等?！豆茏印氛f：“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商君書》中有一典型例子：“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賣者滿市，而盜不取，由名分已定也?！惫拭治炊?，堯、舜、禹、湯皆如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貪盜不取，法家關于國家和法律的起源的學說，指出國家和法律的出現乃是針對原始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中出現的問題，《商君書》詳細論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生眾而別險有務，則有亂，當此之時，民務勝而力征，多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證則莫得其性也?！适ト顺兄鳛橥恋刎浳锬信郑侄ǘ鵁o制不可，故立禁，《韓非子》在《五蠹》中把國家和法律的興起與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人口增長聯系起來，說明人多物少是導致“亂”的原因，最早提出控制人口論。

（四）法與人民的利益：法家人雖然是“法術之士”但所提倡的法并非只是反映君主利益，在理想情況下，符合人民的長遠利益《管子》提出，立法應考慮民情好惡，以求“令順民心”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則令行，禁于殺害人則禁正，《韓非子》進一步指出，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從其欲，其中于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正如《商君書》中所指出法家追求的是“以刑去刑，刑去事成”法家思想的逐步實現韓非歸納了三個階段，1、明主之國

2、至治之國

3、至安之世。

（五）法的平等適用：法家提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的主張，是與原有的別親疏殊貴賤，“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禮治”秩序針鋒相對的，《商君書》說：“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敗于后，不為損刑；有病況于前，有過于后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雖然過于極端，但法家關于法律公平等的思想作為思想本身，仍有其超越其時代的政治斗爭的意義和價值。

（六）法的權威性和拘束力：法家強調人民、官員、甚至國君都應該守法和依法辦事。代表法家先驅人物的管仲說：“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鄙踔撂岢觥安粸榫兤淞?，令尊于君（類似現在的制度第一，總經理第二）”梁啟超評論道：“就此點論，可謂與近代所謂君主立憲政體者精神一致?！薄渡叹龝芬舱J為君主應受到法的制約，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故人君者，不可不慎也，世之為治者，多釋法而任私儀，此國之所以亂也，是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渡叹龝酚种赋觥胺蜥寵嗪舛鴶鄧兀瑥U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用，為其不必也……，不以法論知能賢不肖者推堯，而世不盡為堯，是故先王知自議譽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吸分，中程者賞之，欲公者誅之?！俄n非子》說像堯舜這樣的圣王是罕有的，而“以法治國，都是中等中能的治者成功治國之道：“且夫舜付，千世而一出?！薄姓呱喜患皥蛩?，而下亦不為堅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是千世亂而一亂也，抱法處勢而待紂，千世治而一亂也，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韓非的另一段話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今上下之接，無父子之譯，且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懷社，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后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故法之為道，前苦而后樂，仁之為道，偷樂而后窮。圣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

（七）法應公布、清晰、易明：法家的核心主張之一是法應成文化和公諸于世，務求家喻戶曉，這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是有重大進步意義的，春秋時鄭國的子產把刑書鑄在銅鼎上并把它公開展示的方法，在于向人民保證法律定將貫徹執行，其運作將有高度的可預見性，再不會被官員恣意運用?！渡叹龝氛f“故圣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故圣人立，而天下無死刑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是法官，史之為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鞅認為，當人民掌握法律知識后，不但人民會懂得守法，連官員也會受到制約，不敢對人民作出違法的行為，這確實是法家對法律的公開性的意義的難得卓見?！俄n非子》對于法的公開性則有以下的經典論述：“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故法莫如顯。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于堂，“官不敢枉法，更不敢為私?！?/p>

（八）法的可遵守性：如上所述，法律的功能在于調控，導引人們的行為，但如果法律要求人們做的事是他們根本沒有可能做到的，屬于他們能力范圍外的，那么這條法律便是注定要失敗的。法家對此有一定的認識，《管子》指出立法時，須量民力，毋強不能令于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便于人所能為則事成，令于人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于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因此，統治者不能貪得無厭，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統治者應，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韓非子》也有類似見解：“明主立可為之賞，沒可避之罰。”

（九）法的統一性和穩定性：法律既然是向人們傳遞關于行為規范的訊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條文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人們便會無所適從，法律的目標便不能實現，法家對此有充分的認識，故特別強調法的統一性和穩定性，《韓非子》指出：“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國而所變法，則民苦之，法禁變易，號令數下者，可亡也。韓非又把法律比喻為鏡子或者度量衡，故鏡執法而無事，美惡從而比焉。衡執正而無事，輕重從而載焉。夫搖鏡則不得為明，搖衡則不得為正，法之謂也。他批評申不害在韓國制定新法時，沒有廢除原來的故法，造成故新相反，前后相悖的問題，證明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法家反對法律頻頻變更，但是不主張法可以不顧社會變化而一成不變，而是主張“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時移而治不易者亂”。

（十）法不應溯及既往：如果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導人們作出應作的行為和阻嚇人們作出不應作出的行為，那么賦于法律溯及力便是值得質疑的，法家早期對此早有認識，《管子》說：“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于之也”，“令未布而罪及之，則是上妄誅也”，后來的法家對此也有論述，在此不再舉例。

（十一）法的操作的可預見性：法家主張“信賞必罰”強調必須保證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規定應予以獎賞的行為，他一定真的得到規定的獎賞，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規定應予以懲罰的行為，他一定要得到規定的處罰，這樣便能取信于民，法律指導人們行為的功能才能發揮出來。人們可以清楚地預見到他們或別人的行為的實際后果?！渡叹龝分赋觯骸懊裥牌滟p則事功成，信其罰，則奸無端?！薄俄n非子》曾講過一個故事，旨在說明使人民相信犯法者必受懲罰是多么重要，“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見深澗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盲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

三、結論

除了第二部分談到的法家思想中積極因素外，法家思想中，還存在愚民政策，壓制議論，文化專政，極端君權，片面法律觀等缺陷或不足，那以我們面對法家和其思想對時，我們該做出怎樣的評價，然后我們更好地利用這些文化遺產，還是不顧當時的歷史和社會狀況，對他們責備求全，法家思想自萌芽產生到發展并成為一個思想體系，歷時數百年，至今已有二千多年，雖然有關的概念和原則是用二千多年前的古文表述出來的，但今天看來并不陌生，在今日世界，除了中國以外還有哪國的國民可以看到并看懂自己祖先在二千多年前寫下的，在當代仍有價值和意義的關于法的觀念的文字？為此，我們作為中華民族的成員是應該感到振奮和自豪。

二十世紀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在《法律的道法》一書中指出，法的事業是以規則來控制人們的行為，而如果法要達到這個目標，它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以下八項要求：

1、法須是有普遍選用性的規則；

2、法須公布；

3、法不應有溯及力；

4、法須能為人明白；

5、法不應有內在矛盾；

6、法不應要求人們作其能力范圍以外的事；

7、法不應朝令夕改；

8、法必須貫徹實施。這個由一位二十一世紀西方法學頂尖人物提出來的理論與我國二千多年前法家人物對于法的認識，有驚人地不謀而合之處，我們可以看到，富勒提到的八點，都可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法家學說中找到。

基于本文第二部的分析，我應該可以說，法家對于法的認識大致上是符合有些法學家所謂的形式上，淺度證法論觀的。它對我們現代的法制建設應該是有著理論上和思想上的指導作用的，春秋戰國時代是中華法系萌芽的關鍵時期，當時法家對于法這種社會現象進行了深入和多方面的思考，由此產生的對比性質，功能特點和邏輯的認識，是有普遍意義的，經得起時代的考驗的甚至是值得后人驕傲的，今天，當我們在中國建設現代法治時，我們不應該忘記先人在中國的法治道路上曾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能從中得精神上的鼓勵，對于法家思想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原自當時的社會和政治環境，值得涼解，總之我們應當以積極的態度對法家思想甄別，吸收，充分有效地利用好這個民族文化寶庫中的明珠，達到故會今用的目的。

第四篇：韓非子管理思想

韓非子管理思想

班級：10會專五 姓名：韓覺銳 學號：100322522

韓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廣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學派的精神成果。兼容并蓄，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表達，鑄造了韓非子管理(治世)

思想的獨到價值。

一、韓非子的管理思想概述

和所有的法家思想家一樣，韓非子也是旗幟鮮明地把富國強兵作為國家管理的直接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韓非子提出了

如下管理原則和手段：

首先，構建權責明晰的層級關系。韓非子認為，君主的責任就是選好官員，并以賞罰加以督察，而不是事必躬親，事事親力親為，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以下引文，未注明出處，皆出《韓非子》)因此，韓非子明確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認為“圣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這才是當好君主的策略。在此基礎上，政府的管理應當進一步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有智慧的最高管理者，只要掌控住包括權力樞紐在內的原則性的東西，則自然會使下級各部門圍繞基本原則與要求開展工作。上級把握原則，下級處理事務，一切都由此而井然有序。從長遠的角度來講，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偉業。

第二，依靠法治。法治的思想是包括韓非子在內的所有法家的核心思想。按照韓非子的理解，法是管理國家的基本手段，即“法者，王之本也。”國君如果能夠依賴法術治國，則國家富強，反之，國君如果放棄法治，則國家的管理必定會陷于混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不僅普通君主如此，即便古來圣王，其在管理上取得的成功，歸根到底也是因為依靠法治。因此，中常之主，只要遵守法制管理國家，就可以維護國家的安定：“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則萬不失矣?！?/p>

第三，執法必須強勢。執法是推行法治的關鍵，因此，必須強力而徹底。一方面，必須毫不留情、堅決果斷地打擊那些違背法令、胡作非為的豪強和權貴，即“法不阿貴，繩不屈撓?刑過不避大臣”；另一方面，官員在執法時要有強直的品格，即“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第四，厚賞重罰。韓非子認為，君主推行法治，所依賴的基本手段或工具就是賞罰，他稱之為“二柄”。因此，“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賞有意外之喜，因此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勸善的作用；而嚴刑重罰就好像是讓人面對一塊燒紅的金子一樣，即便充滿欲念，但也不敢伸手去拿。在此基礎上，韓非子還提出了“重輕罪”策略，即通過加重對輕罪的處罰，而防止百姓犯輕罪。輕者不至，重者不來。這便是韓非子所謂“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維。

二、韓非子管理思想的價值

韓非子管理思想的大致輪廓略如上述。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韓非子管理思想仍然有很高的借鑒價值。

第一，韓非子所提出的一些具體的管理技巧和管理藝術，仍有現實的借鑒價值。例如他關于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善用刑賞二柄的主張，和現代管理的精神就十分相近；他的術治思想所體現的領導藝術，也值得領導者學習體會。

第二，韓非子的一些寓言和比比皆是的格言，也有極高的管理提示價值，有助于管理者整合各種相關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巧，進而提高管理水平和效能。例如守株待兔、鄭人買履、買櫝還珠、狗惡酒酸、畫鬼容易畫馬難、濫竽充數、自相矛盾等等。

第三，韓非子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比較系統地論述人性惡的思想家，雖然其思想難免偏頗，但是，他對人的逐利本性的觀察和論述，應該說，是深刻而犀利的，頗能發人深省。2000多年后，歐洲的傅立葉才有了類似的論述，這讓人不能不感佩韓非子

智性之高。

第四，最重要的是韓非子的思維方式帶給我們的啟示。其一，韓非子的整個行文和論述，體現出目標明確，而整個思維又緊扣目標的清晰脈絡。也許正是因此，我們在讀韓非子時，才一方面有犀利痛快之感，另一方面又有明顯的偏狹的缺陷感。但不論怎樣，韓非子所展示的恰恰是追求事功者最典型的思維方式，對于今天的管理者而言，這是值得認真借鑒的。其二，重賞重罰、以刑去刑的思路。法家重賞重罰的主張和他們在變法實踐過程中的嚴刑峻法使得法家留下了刻薄寡恩的歷史形象，但事實上，法家的以刑去刑使得多數人成了守法的良民。其三，韓非子在系統論述人的逐利本性的基礎上，為管理確立了一個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目標，這便是讓每個人都成為不做壞事的守法之人，而不是像儒家倡導的那樣，讓每個人成為有道德的好人。應當說，儒家的目標是一個理想化色彩極濃、管理難以完成的設想，而法家的目標則是現實的、管理可以完成的任務。在管理思維方面，儒法是完全不同的，但卻是可以互補的。漢代以后，陽儒陰法的策略便成為一種主流的統治策略，標志著古代管理思想的真正成熟。

總之，韓非子的思想是一座常讀常新、取用不盡的管理精神寶庫，值得我們不斷學習和珍惜。

第五篇：韓非子法治思想

韓非子法治思想及其歷史影響芻議

楊璞玉?

滕海濱

（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寧夏銀川

750021）

摘 要：韓非子是戰國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韓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論，繼承了荀子性惡論思想，總結和發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有著進步性和局限性兩方面的歷史影響，本文從韓非法治思想的內容、來源入手分析其歷史影響，以期為今天和諧社會的發展提供方法。

關鍵詞：韓非子 法治 理論來源 歷史影響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漢朝以來，雖然儒家思想開始占據社會政治的主導地位，但經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卻呈現出了更為明顯的儒法合流趨勢，因此，法家思想并沒有退出社會政治舞臺，而是依托著儒家，通過儒法互補，在歷史的長河中體現著其應有的思想理論價值，于今乃于歷史發展的未來，都有著可資借鑒的啟悟方面。當然，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具有珍重歷史同創造未來相統一的品質，讓有進步意義的優秀思想傳承下去，以成為我們社會不斷探求進步和發展的動力和方法。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其理論來源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處戰國末期，諸國爭雄，戰亂不斷的時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腳點就是要富國強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國，這也是韓非子思想的[1]核心內容，他認為“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突出表現了法治對于富國強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內容就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眾行為的客觀尺度，它必須公開、詳實、穩定，尤其強調要公開。韓非子認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內卑賤莫不聞知”，制定法令必須要“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圣人之書必著論，[2]明主之法必詳盡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須要簡省明確、內容詳實、言以服人、穩定如一，這樣民眾守法就不會有爭辯，儒生就不會鉆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國家。

第二，“行術”：實行“刑賞二柄”，遵循“法不阿貴”的原則。韓非子說：“無威嚴之勢，[3]賞罰之法，雖舜不能以為治”。他認為沒有權勢和賞罰規則，即使是圣人也無從治理國家，[4]并且賞罰要遵循“賞不加于無功，而誅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賞罰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實于他，這樣就可以達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賞二柄時，不能有等級差別，即要“法不阿貴”。《韓非子·有度篇》曰：“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功

[5]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痹陧n非子看來，懲罰不能偏袒權貴，行賞不能遺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間要不避親疏，不分貴賤，一斷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簡介：楊璞玉（1989-），女，漢族，寧夏吳忠人，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外國哲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東方哲學；滕海濱（1969-），男，漢族，山東煙臺人，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的相關研究。第三，“處勢”：強調“重刑”是韓非子“造勢”的最重要方法。他認為君主應該推行“明

[6]賞嚴刑”的賞罰方法，因為“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對這些“喜亂”之民，就無須講仁慈和惻隱，也不該指望他們能自覺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須用重刑讓他們懾服于刑法、忠實于君主，也就是韓非所說“刑重者民不敢犯”，這樣的重刑罰雖然殘忍但卻是治理國家的長利之道，它能夠維護和鞏固好王權，始終保持君主至高無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術、處勢聯系非常緊密，韓非子認為“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

[7]于下”，君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沒有權術，雖有權勢和法令則無法知道有奸臣；沒有權勢，法、術就無法實行；最重要的是沒有法令，便會無規則以行事。因此韓非子認為這三者之中，法最為重要，術、勢則是以法治國的方法，所以他強烈宣揚用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有機結合的法治思想來治理國家。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論來源

韓非子法治思想產生于戰國末期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家思想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活水源頭。他的思想是雖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韓非子在對諸子思想繼承的基礎上又對他們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改造和發展，形成了其系統的法治理論體系，這主要體現在其對本體論、人性論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個方面的繼承和發展。

1、韓非子“以道為常，以法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體論基礎——對老子道本論的揚棄 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就必有其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否則就是空中樓閣。韓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體系也有其堅實的哲學本體論根基，即韓非子所謂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這是對老子道本論思想的繼承。老子哲學的最高范疇是“道”，他一方面認為道是萬事萬物產生的本源及存在、發展的本質和依據；另一方面主張“道法自然”，將道和以道為依據的萬物的特征和存在狀態歸結為“原本如此”之“自然”。韓非子繼承了老子的道本體論，他

[8]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認為道與法的關系就是“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即道為法的理論支撐和本體依據，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統一賦予法以形而上學的保證，使法獲得了神圣的意義。

與此同時，韓非子發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論，他引入了“理”的范疇，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體的思想，這就為他的以法治國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學依據。他認為萬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現，即“理”。他說：“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黑白之謂理”、“萬物各

[9]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道理相應”，“理”和“道”的關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關系，道通過具體實在的“理”表現出來，如此，則韓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這正是韓非子對老子的玄虛的“道”的一種揚棄。然而韓非子“以道為常，以法為本”的本體論最終是為君主專制服務的，他提出道君同體的思想，宣稱“道”只能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夠知道萬物的根源和成敗的緣由，他賦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認為君主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和地位，君主與臣民的關系就如同道與理的關系，所以君主要無為，而使臣民無不為，君主只需掌握法、術、勢，從而達到統治臣民的目的，這其實就是“緣道理以從事”。韓非子的法本體論最大程度的為其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學依據。

2、韓非子“好利惡害”的法治思想的邏輯起點——對荀子性惡論的繼承與超越

韓非子師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惡論”思想的影響，他們身處征戰不斷的戰國末期，如何能富國強兵成為了他們各自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的出發點都是主張人天性好利惡害，但卻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學派，因此，可以說師徒兩人是同出一轍并又是殊途同歸的。這就表現在了韓非子對其師“性惡論”思想的繼承與超越兩方面：

首先，韓非子繼承了荀子人性本惡的思想。荀子認為“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保恕吧泻美?、生而有疾惡、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10]，荀子將人性之惡歸其“本始材樸”的本能欲望。關于人性，韓非繼承了荀子“人之性惡”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屬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韓非認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這種本能決定了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韓非子思想的出發點與荀子是同出一轍的。

其次，韓非子人性論思想更有價值的則是對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雖承認好利惡害是人的本性，但他僅僅看到由此導致的爭奪生，辭讓亡，殘賊生、忠信亡等負面影響，沒有看到人趨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強調要通過“化性起偽”使得“人人皆成堯舜”，即通過后天的教育和學習使人性向善。而韓非子則深化了對人性之惡的認識：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對人性的價值評價，認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還有其不可小視的正面作

[12]用。他說:“人臣挾大利以從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過君主的“刑賞二柄”促進人積極主動的自為，讓臣民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最大程度的獲得他們所求，從而達到國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惡論”始終是維護儒家道德禮儀的，他有著和孔孟相同的價值傾向：對仁義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韓非子批判荀子的“禮治”，他認為荀子思想脫離了實際，“禮治”不是治愈社會混亂的良藥，人的惡的本性不會因為禮儀教化而轉向善，只憑借人自覺的道德約束來維系社會生活、結束戰亂是靠不住的，因此韓非子強烈主張不務德而務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禮樂教化純系人為，并堅信惟有強力的法治才能夠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

3、韓非子抱法、行術、處勢不可一無的法治思想體系——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總結和發展

韓非子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離不開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繼承和總結，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術”和慎到“處勢”的法治思想，認為他們的思想“皆未盡善也”。商鞅主張抱法，認為君主要“秉權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國富兵強，韓非子認為抱法卻不行術，君主則“主無術以知奸”，帝王集權就會旁落；申不害強調行術，認為君主必須用術隱藏個人好惡，以免臣民偷窺到君主想法，才能統治住臣民，韓非子認為“徒術而無法”，則不能給群臣百姓提供客觀的行為準則，就會造成[14]“臣無法則亂于下”；慎到主張“處勢”，他認為“民者固服于勢，勢誠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須以勢服眾，韓非子批判其只“重勢”而無“法術”，如果君主之勢不結合行之有效的實踐準則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權威則得不到鞏固和維護。

韓非子分析這三者思想雖未盡善，但其卻相互補充，聯系緊密：“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君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總結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張堅持以法為主，同時又必須兼顧行術和處勢，這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為最終目的的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有機統一的法治思想體系。

總之，韓非批判總結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內部的優勢互補，不僅如此，韓非從更高的理論層面上，為法家思想建構了本體依據和心性依據，形成了一套道法統一、道理相應、法與性惡相互對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體系。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歷史影響

韓非子法治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對其所處的時代還是對后世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影響包括進步性和局限性兩方面：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進步性

從政治功績方面講，韓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內容強調抱法、行術、處勢，其所抱之法要“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圣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其法有著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強制性，這為秦朝的法治化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據，也為以后的各個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成文借鑒；行術之術指出要秉持“刑賞二柄”、“法不阿貴”的品質，要求“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表n非子所指法律必須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權貴族，使得民眾在心理上的心悅誠服的去服從法令，這在當時封建宗法等級森嚴的背景下具有著革新的精神和魄力；處勢之勢雖有重刑，但卻力圖極大程度的集中權力于君主、鞏固君主專制、保護中央集權，實現了秦國的富國強兵的目的，這對其所服務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目的來說，有很強的務實性和功效性?？傮w上說，在戰國整體上戰亂不斷的歷史背景下，韓非子法治思想對結束諸侯割據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進步意義，可以說韓非子的法治思想為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實踐方案做出了貢獻。

從思想文化方面講，韓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機結合“法”、“術”、“勢”，將法家以法治國的法治思想不斷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統化，盡顯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使源遠的法家思想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得以流長，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滅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雖然沒有成為后世中獨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續，中國歷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禮樂德教治理國家的理念，但內涵卻建立在法治基礎上，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兩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國思想與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禮刑政并舉互補模式，成為中國數千年封建統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觀念上，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諸家思想的較量中，彌補了儒、道等觀念主義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現實要求。

雖然韓非子法治思想有其進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受其歷史局限性影響，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韓非子過分強調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視了人的權力和尊嚴。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張君主應利用重刑造勢，用嚴刑峻法來控制和制約人自利自為的本性，達到“去刑”的目的，所謂“刑重者民不敢犯”，這樣君主才有足夠的權勢統治好國家?！懊裰菬o用”是思想在韓非法治思想中貫穿始終，人民只是君主統治國家的工具，這便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據，而重刑主義本身嚴重的踐踏了人的人格尊嚴，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動的被人服從的，因為人是有主動行為的，極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這樣的法律就不會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擁護和服從，更何況法律的作用也沒有大到可以獨立解決一切問題的份上，因為任何法律都離不開人的運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說“韓非之論，始終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筆勾銷。??倘說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紙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韓非子的法治思想過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間天怒人怨，眾而叛之，最終導致秦朝的滅亡。

其次，韓非子法治思想對道德價值缺乏足夠的尊重，與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相背離。韓非子法治思想過分重視法的客觀強制性，但忽視了對道德價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禮樂文明，它是對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繼承，禮樂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時”、“地利”以求人和的農耕文明發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視禮樂教化有其客觀的必然性。禮樂文明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都是統治者所青睞和標榜的治國理念，已積淀為文化傳統內部的深層底蘊。盡管三代文明傳統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處，但卻相對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傳統和建立大一統社會，實現社會關系和發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對結束戰亂、一統天下雖功不可沒，但其政治主導的地位和作用卻是特定的，是春秋戰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出于整頓經濟，富國強兵，使其在戰爭中處于主動地位和結束諸侯割據的政治選擇，秦的統治便是一個歷史的典型例證，秦憑借法家思想得以強盛，并最終統一天下，然秦的統治者并未意識到法家思想與傳統農耕文明的抵觸，相反“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為實現“唯法獨尊”而“焚書坑儒”。這也正顯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韓非子主張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來源于對老子的道本論的吸收，荀子性惡論思想的繼承，和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總結、發展，當然由于他所述的歷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影響，所以我們要以辯證的態度，將珍重歷史同創造未來相統一，批判的繼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積極的思想，不斷反省消極思想，要重視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國，這對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設、實現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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