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淺論韓非子的君權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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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摘要 ······················································································································· 1 關鍵詞 ··················································································································· 1

一、韓非子及其君權主義思想概述 ··········································································· 1

（一）韓非子簡介 ································································································· 1

（二）君權主義思想 ····························································································· 1 1.嚴刑峻“法”,治吏治民 ······································································· 2 2.以“術”馭臣，規范臣的行為 ····························································· 2 3.以“勢”固權，以勢尊君 ····································································· 3

二、韓非子的君權主義思想與現今制法思路的比較 ··············································· 3

（一）主體 ··········································································································· 4

（二）目的 ··········································································································· 5

（三）途徑 ··········································································································· 5 1.傳播渠道 ······························································································· 5 2.獎懲機制 ······························································································· 6

三、結語 ······················································································································· 7 注釋 ······························································································································· 7 參考文獻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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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韓非子的君權主義思想

摘 要：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出現了各種政治思想。其中法家是極力推崇君權者，韓非子作為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他從君主集權的現實政治出發，為君主盡心竭力地謀劃權利之道，將“法”、“術”、“勢”三種學說融于一爐，為君主制造了一套完備的專制獨裁理論，進而直接深刻地影響了秦以后的中國社會。而韓非的經典之作《韓非子》無疑成為歷代帝王統治的理論依據，它在本質上也成為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國法家帝王學。

關鍵詞：韓非子；君權主義；法；術；勢

在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儒家學派、道家學派、法家學派等其他學派都閃耀著燦燦星光。但到了戰國末年，法家思想占了優勢。法家學派中有韓非子、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思想者，其中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要研究韓非子的君權主義思想，那么首先我們必須了解韓非子其人及君權主義思想的內容。

一、韓非子及其君權主義思想概述

(一)韓非子簡介

韓非子，先秦法家杰出的思想家，他從荀子那里接受了性本惡的學說和刑法成分，徹底摒棄了儒家的仁義立場及典章制度，吸收黃老的刑名之術，又博采前期法家思想以豐富自己的學說，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三者結合起來，明確闡述了法、術、勢三者結合的法家思想體系，以此來治理國家，成為戰國后期法家集大成的人物，在歷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二)君權主義思想

君權主義思想，就是君王用權利來管理官員和百姓。權就是君和臣民間的紐

帶。為了維護君權，韓非子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1]，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從而可以看出，他是倡導君主專制的。而君主專制是我國封建王朝的產物加強了古代帝王的個人權力，在某些程度上，鞏固了我國的封建制度。這種制度最重要的特征是君主對全國實行獨裁。

在《三字經》中有這樣一句“人之初，性本善。”[2]是說人之初，其本性是善的。然而法家思想家認為“人之初，性本惡”。是主張性惡論，認為人的本性是惡，人生來就愛好追逐利益，并且擁有貪婪、懶惰、等一切惡習。那么法律一方面，制約人性中的惡的一面，若惡的習性泛濫，就會得到法律的制裁，對其進行刑罰。另一方面，人性惡便趨利，所以用利益去誘導人民做相應的事情，實現統治者的意愿，就此來統治人民。

韓非子繼承了商鞅以法治國的主張，他看中法律的功用，認為法在治理國家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形成了一整套的方法理論，為封建君主加強其專制統治提供了理論基礎。韓非提出：“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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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則國弱。”[3]在韓非子看來，法是決定國家政治命運的關鍵，因而他反對儒、墨兩家尚賢主張，認為治國應該尚法而不是尚賢。因為他認為，“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4]意思是放棄法術而憑主觀愿望來治理，那么象堯一樣的圣人也不能端正一個國家；去除規矩而憑主觀意愿來推測，那么象奚仲一樣的巧匠也不能做成一個車輪；廢除尺寸而去選擇長短，那么象王爾一樣的巧匠也不能命中一半。使中等才能的君主守住法術，使笨拙的工匠守住規矩尺寸，那么就萬無一失了。領導人民的人能夠去除賢人巧匠所不能的智慧，守住中等和笨拙的那種萬無一失的方法，那么盡到能力功業也就建立起來了。對于君主治理國家來說，最可靠的是法律。而且，韓非子認為人的本性都是好利惡害，主張性惡論，所以，要通過法律中的賞罰，做的好就予以賞賜，做的不好通過刑罰來制止，這樣的話，人人都在法律的控制之中了。

韓非子以“性本惡”為學說的邏輯起點，繼承和發揚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歸本于黃老的君主無為而治。韓非論法，旨在鎮壓人民；講術，要控制和駕御群臣；談勢，意在尊主重權。因而“法”、“術”、“勢”成為韓非君主專制思想理論的核心，韓非倡導的君主專制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1.嚴刑峻“法”，治吏治民

韓非子的“法”在商鞅的基礎上有所進步，春秋時期，貴族統治平民的武器為“刑”，貴族也可以隨意更改。但是，韓非子的“法”是客觀的法治，強制的法治，賞罰完全按照一個人的功與過來進行。法律就像社會中的準繩一樣，人們的行為以法律沒準，法律規范了人們的行為，可以有效地制止社會**。

所謂“法”，在《難三》中，韓非說：“法者，編著之于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故法莫如顯。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之也”。在《定法》中，韓非又說：“法者，憲令著于官府，刑罰必于民心；賞在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可見，法是君主制定的，官吏執行的，是百姓必須遵守，規范言行的。有法，則上尊主強，民治國安；無法，則君主如有船無水，寸尺難移。用法律的形式禁錮人民的言論思想，進而鎮壓人民的反抗，加強對人民的統治，自然而然之間達到其專制的目的。

2.以“術”馭臣，規范臣的行為

所謂“術”，在《定法》中，韓非子說：“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只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難三》中，又說：“術者，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君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治國之道，是要根據每個人的能力給他相應的官職，要讓他名實相符。用自己手中的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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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大權，考察臣子的才能；權術，是要藏在當權者的心中，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控制群臣的。可見，“術”是君主依靠權勢對群臣施展陰謀加以控制的手段。他認為君主身邊的大臣、顯貴等等往往會給君主帶來威脅。因此，君主為了防止來自身邊的威脅，必然要用術，才能統治官員，督促群臣盡忠職守，防止臣子營私舞弊。群臣是術之所指，陰謀詭計是術之所憑，而君主神秘莫測地行事則是術的奧秘之所在。所以，君主只有善于運用權術，才可以穩操勝券，南面高坐，專制獨裁。韓非強調君主以術馭臣，規范臣的行為，首先要識別忠奸善惡，辨別奸佞之臣施展陰謀詭計的伎倆，既而清除出局。君主還要注意不要讓一些能臣與群眾之間聯系過密，如果他們聲望過大，超過君主的威望，就會威脅君主的地位。

3.以“勢”固權，以勢尊君

在勢、法、術三者當中，韓非更注重勢。帝王之所以為帝王首先在于有勢。“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5] 就是說圣明君主使國家強盛安定，是因為他使用他的權力。“勢”是韓非子極端專制獨裁理論的核心，他為中國君主的專制集權政治提供了依據，將君尊臣卑的觀念發揮到了極至。什么是“勢”？韓非說： “勢者，勝眾之資也”[6] ；“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7]。威勢，是制服民眾的一種資本，它既便于治理天下，也有利于擾亂天下。所以“勢”成為君主統治人民的有利武器，有勢，則君主能威臨天下，一呼百應，四海之內莫敢不從。無勢，則君主有如擺設，觀賞而已。其必然導致上行而下不效，奸佞之臣篡權奪勢，陷君主于無權無威之地。因而韓非尖銳地指出，桀之所以制天下而亡，是因為勢重而非賢能。

君主獨攬大權，不可分權于臣下，主張君王集權，國君就代表國家具有無上的權威，擁有最高的權力，此權力由君王獨攬，不可旁落，否則君王就成了傀儡。君王利用賞罰來牢固權勢，掌握賞罰大權，就有了權勢。在一定總體上，韓非子認為君王在治理國家的方略上，把提倡法律，重視君權，善于權術等結合起來，這樣才是最有效的治國方略。

總之，韓非從“法”、“術”、“勢”三個方面闡述了他的君權主義思想，以為三者不可偏廢其一，應相互滲透互相交融，“勢”是“法”的前提和依靠，有“抱法處世則治，背法去勢則亂”[8]之說。“法”與“術”又相互依存，“法”是強制性的政策，顯于外，而“術”是在“法” 的基礎上巧御臣下，藏于內。因而韓非子“法”、“術”、“勢”的帝王之術不僅給統治者創建了一套完備的法律制度，并且給了他們駕馭臣下的有大智慧的操臣術，使君主輕松地達到攜黃老而無為可天下太平的神話境地，并將這種治國之術熔鑄于長達兩千年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集權的體系之中。

二、韓非子君權主義思想與現今制法思路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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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體

君主是法的規定物，還是法是君主的手中物，這是判斷法是否具有民主性的基本標志。韓非一方面勸說君主要尊公利抑私便，另一方面他又直截了當地宣布國家是君主的工具和私物，《外儲說右上》說：“國者，君之車也。”國家只是君主的一具馬車。韓非把天下完全視為君主的私囊之物。可以看出，韓非子還是重在維護君主的利益。

韓非子是一個極端君主專制制度的支持者，在他眼里，法不可能擺脫工具、手段的命運，他要求君王守法并不表示他認為君王應該受到法律的約束，君王可以超然于法律之上，只不過不要隨意破壞法令，要做出遵紀守法的樣子來示范臣下，以塑造法律的威嚴。

為使所有人都能遵法、守法、以法為路，法要詳細具體。《八說》曰：“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圣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也就是說，書的內容太簡約，弟子就會發生爭論；法律條文太省略，民眾就會爭論不休而輕慢不拘。除此之外，法還要明，要公之于眾。《難三》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這樣，舉國上下，事無巨細，一切決斷于法。法令是國君制定的，國君也應該依法令行事，《問辯》說道：“言行而不軌于法令者必禁。”韓非還一再批評君主不按法令行事的弊政，指出這是亡國之政。有人根據這點認為韓非思想中包含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乍然一看，似乎有這種味道。其實，在“人人”中是不包括“君主”的。《揚權》說得很清楚：“道不同于萬物，??君不同于群臣。”事情很清楚，在韓非那里不存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在君主面前，人人要絕對服從君主。韓非把法絕對化，也就是把君主絕對化，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法是君主專制的工具。

君主頒布了法令，人人要遵從。那么臣屬的作用是什么呢？臣的職責是貫徹法令。韓非借孔子之口說道：“吏者，平法者也。”官吏的任務是固守法，不得越雷池一步。違法固然要重罰，法之外立功也要罰。所罰的不是好事或立功本身，而是因為與人主爭名。《八經》說：“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一句話，一切功德、美名、桂冠，都只能戴到君主的頭上。從而，我們也看出，韓非子的法治其實是一種人治。

由上可以看出，法家所實行的法治與民主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毫不相干，法家的法治只是君主專制的手段。法治與民主不是必然連在一起的。而現在的法律具有普遍性，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和韓非的法不同，它的主體是人人，即所有公民。它是維護民主的一種手段，誰都無法凌駕于法律之上。無論身在何位，權利有多大，都要受到法律的制約。即使是統治者、高官，只要觸犯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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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目的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法家的思想和實踐，提出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理論。他在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國家的大權，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須有權有勢，才能治理天下韓非的這些主張，反映了新興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在當時歷史背景下，他的君權主義思想為結束諸侯割據，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提供了理論依據。秦始皇統一中國后采取的許多政治措施，就是韓非理論的應用和發展。韓非的“尊主為首，安國、利民在次”的觀點也再次讓我們看到，他的思想是以君主為主，上文也提到，“國者，君之車也。”國家都只是君主的一具馬車。從而，可以看出，在韓非子的思想中，重要的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法，也只是通知這維護通知的工具。

在初中的時候，我們在政治書中就學過，我國的國家性質：“我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國憲法也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我國通過建立以憲法為核心、以立法保障和司法保障為主要內容的權利保障體制，保障公民的權利，保證人民充分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利，維護人民當家作主的地位。在現在看來，人民群眾有著主體地位。是實踐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社會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物質財富的創造者，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所以，現在的法，是為了廣大人民群眾。

總之，韓非子的君權主義思想中的法，是為了維護統治者的統治，是為了維護君主的利益。而現今的法是為了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三)途徑

要達到上述目的，維護主體的利益，就一定要有途徑。一般，達到自己的目的的途徑都會有幾種，而現在，就韓非的君權主義思想和現在制法思路的宣傳渠道和獎懲機制兩種途徑分別進行對比分析。

1.傳播渠道

《難三》中，韓非說：“法者，編著之于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故法莫如顯。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之也”。韓非子主張廣泛地宣傳法律，要做到婦孺皆知，這和他所論及的法的公開性相照應，要使得法律成為人們思考問題、言行舉止的唯一標準和規范。這種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國家秩序的穩定和長治久安，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識，使人人都能自覺遵紀守法，不做違法的事情。大家也只有知法，才能知道哪些是法律的范疇，不能去碰觸，才能知法、守法、維法。在當時，法，編著于圖籍，頒布法令后，由官員一級一級下達，分布到全國各個地方。由官府發布公文貼出來，讓百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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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現在，社會飛速發展，宣傳的途徑層出不窮。如：印發法律知識傳單、書籍，開展法律知識講座、錄制法律聲像作品等等，當然，在現在這個互聯網當道的社會，也少不了互聯網的宣傳，如制作法律方面的網頁等等。社會的發展，讓現在的法律知識能夠得到更好的宣傳。

2.獎懲機制

在韓非子看來仁愛慈惠與法相對立。法術要求按規范化的規定處理問題。仁愛慈惠則以同情心為基礎，表現為人治和心治。以同情心亦即個人的情感為基礎處理事物，必然是隨心而定，而沒有客觀標準。《奸劫拭臣》說：“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難三》也說：“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也就是說，以恩賜作為治國手段，無功可以得賞，有罪可以免罰，這是法制敗壞的原因。人們都喜歡高談仁愛而厭惡殘暴，其實在韓非看來，仁愛與殘暴都是亡國之道，仁與暴是心治的兩個極端，仁者與暴者并無本質的差別，他在《八說》中寫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就實而論，韓非這種見解是相當有道理的。因為舍法而從心，失去了政治標準，在無標準的情況下，與其把仁義與殘暴視為對立，不如視為一個問題的兩方面。因而，韓非子倡導輕罪重罰。韓非提倡的法治，實際上是刑治，認為治國必須用重刑，重刑可以治國。然而，在現在法律中，就沒有這么嚴苛，不必要輕罪重罰，依據法律，根據具體情節來判定罪行。

韓非在《初見秦》中說：“為人臣不忠當死，言而不當，亦當死。”即作為臣子，不忠，就應當死，言論不當，也應該死。而在現在，我國《憲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相對于韓非的法，現在的法具有言論自由權。再如：在韓非子所處時代，殺人就要償命，無論殺的是什么人，都要償命。而在現在的法律中，會根據具體情況，如果是正當防衛、或者誤傷，就會根據當時的情節來定罪。因而說，現在的法律還是比韓非子分輕罪重罰要人性化。

至于獎勵，以前是加官進爵，獎勵農耕，金銀等，其實，跟現在的獎勵也大同小異。現在主要拿軍功進行一下對比。

秦朝設了二十級軍功爵位制[10]。士兵只要斬獲敵人“甲士”(敵軍的軍官)一個首級，就可以獲得一級爵位、田一頃。宅一處和仆人一個。斬殺的首級越多，獲得的爵位就越高。證據是敵人的人頭（首級）。就是說在戰后，把敵人的人頭砍下來，帶回軍營。如果一個士兵在戰場上斬獲兩個敵人“甲士”首級，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釋放。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隸，也可以轉為平民。殺敵人五個“甲士”可擁有五戶人的仆人。打一次勝仗，小官升一級。大官升三級。而現在我國軍官軍銜設三等11級。1963年9月總政治部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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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功條例（草案）》和198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頒發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等軍事法規中，都規定了立功的原則、等級、標準、批準權限、評定方法和獎勵方法等。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功章分為：一等、二等、三等，每年評定一次，通常由群眾評議，黨委（支部）和領導機關審查批準，必要時可由領導機關評定。評定后，慶功報喜，授獎，并授予軍功章。《中國人民解放軍紀律條令》第十六條規定：“個人或者單位遵守紀律,在作戰、訓練或者其他工作中的某一方面表現突出,取得優良成績或者被評為優秀士兵的,給予嘉獎。”第三十條 規定：“獎勵必須根據個人和單位執行任務的客觀條件、事跡、作用和影響的大小,全面衡量,按照本條令規定的獎勵項目、條件和程序,及時、正確地實施。”相比之下，可以看出，這跟秦朝的二十級軍功爵位制還是有著相似之處的，都設有等級，都是依據所做貢獻進行獎勵。

三、結語

韓非的全部政治思想，是以加強君主獨裁和維護君主利益而開展的，這是韓非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和歸結點。他以“法”、“術”、“勢”為核心的君主專制集權思想，把尊君卑臣，嚴刑峻法，皇權至上推向了頂端，為歷代統治者精心鑄造了一柄統治人民的利劍，一輛控制駕御群臣的戰車，只要帝王在它的指引下厚黑而用，就完全可以無為而治，他這一主張無疑符合君主的口味，在國家四分五裂，諸侯爭霸的時代是具有現實意義并且實用的，但是他把君主公開置于與一切人對立之中，從而又使君主陷于孤立，這并不能滿足統治者長治久安的需要。他最真實地揭開了君臣、君民之間關系的帷幕。不揭開這個帷幕，雙方都缺乏自覺性，遭了殃都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可是一旦揭開這個帷幕，又使雙方處在了恐怖之中，這對維護君主的統治帶又帶來了副作用。中華上下兩千年，封建君主一面標榜儒家的仁愛厚義，一面用血淋淋的雙手推行法家的殘暴之術，這是不行的，應該將儒家思想的仁愛與之想結合，這就是統治階級自身的需要，同時也是歷史的必然選擇。所以，放眼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決不能重倒前人的覆轍，要牢牢樹立以法治國，以德治國的思想，把人民利益永遠放在首位，這樣我們中華民族才能長久而不衰。

注釋：

[1] 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98頁 [2]王應麟著《三字經》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頁

[3]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84頁 [4]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542頁 [5]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957頁 [6]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337頁 [7]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9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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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001頁 [9]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第836頁

[10]秦二十級軍功爵位制度“從低到高”：公士、上造、簪梟、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長、右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駟車、大庶長、關內侯、徹侯

參考文獻：

[1]王應麟著《三字經》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

[2]蔣重躍《韓非子的政治思想》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 [3]江榮海《論韓非的人治思想》 北京：北京大學學報，1993年第三期 [4]王先慎、鐘哲校點《韓非子集解》 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5]陳奇猷《韓非子新校注》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0月

第二篇：韓非子管理思想

韓非子管理思想

班級：10會專五 姓名：韓覺銳 學號：100322522

韓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僅繼承和發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廣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學派的精神成果。兼容并蓄，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表達，鑄造了韓非子管理(治世)

思想的獨到價值。

一、韓非子的管理思想概述

和所有的法家思想家一樣，韓非子也是旗幟鮮明地把富國強兵作為國家管理的直接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韓非子提出了

如下管理原則和手段：

首先，構建權責明晰的層級關系。韓非子認為，君主的責任就是選好官員，并以賞罰加以督察，而不是事必躬親，事事親力親為，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韓非子·定法》。以下引文，未注明出處，皆出《韓非子》)因此，韓非子明確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認為“圣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小事。”這才是當好君主的策略。在此基礎上，政府的管理應當進一步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有智慧的最高管理者，只要掌控住包括權力樞紐在內的原則性的東西，則自然會使下級各部門圍繞基本原則與要求開展工作。上級把握原則，下級處理事務，一切都由此而井然有序。從長遠的角度來講，只有這樣才能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偉業。

第二，依靠法治。法治的思想是包括韓非子在內的所有法家的核心思想。按照韓非子的理解，法是管理國家的基本手段，即“法者，王之本也。”國君如果能夠依賴法術治國，則國家富強，反之，國君如果放棄法治，則國家的管理必定會陷于混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不僅普通君主如此，即便古來圣王，其在管理上取得的成功，歸根到底也是因為依靠法治。因此，中常之主，只要遵守法制管理國家，就可以維護國家的安定：“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使中主守法術，則萬不失矣。”

第三，執法必須強勢。執法是推行法治的關鍵，因此，必須強力而徹底。一方面，必須毫不留情、堅決果斷地打擊那些違背法令、胡作非為的豪強和權貴，即“法不阿貴，繩不屈撓?刑過不避大臣”；另一方面，官員在執法時要有強直的品格，即“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第四，厚賞重罰。韓非子認為，君主推行法治，所依賴的基本手段或工具就是賞罰，他稱之為“二柄”。因此，“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賞有意外之喜，因此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勸善的作用；而嚴刑重罰就好像是讓人面對一塊燒紅的金子一樣，即便充滿欲念，但也不敢伸手去拿。在此基礎上，韓非子還提出了“重輕罪”策略，即通過加重對輕罪的處罰，而防止百姓犯輕罪。輕者不至，重者不來。這便是韓非子所謂“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維。

二、韓非子管理思想的價值

韓非子管理思想的大致輪廓略如上述。從今天的角度來看，韓非子管理思想仍然有很高的借鑒價值。

第一，韓非子所提出的一些具體的管理技巧和管理藝術，仍有現實的借鑒價值。例如他關于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善用刑賞二柄的主張，和現代管理的精神就十分相近；他的術治思想所體現的領導藝術，也值得領導者學習體會。

第二，韓非子的一些寓言和比比皆是的格言，也有極高的管理提示價值，有助于管理者整合各種相關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巧，進而提高管理水平和效能。例如守株待兔、鄭人買履、買櫝還珠、狗惡酒酸、畫鬼容易畫馬難、濫竽充數、自相矛盾等等。

第三，韓非子是中國思想史上最早比較系統地論述人性惡的思想家，雖然其思想難免偏頗，但是，他對人的逐利本性的觀察和論述，應該說，是深刻而犀利的，頗能發人深省。2000多年后，歐洲的傅立葉才有了類似的論述，這讓人不能不感佩韓非子

智性之高。

第四，最重要的是韓非子的思維方式帶給我們的啟示。其一，韓非子的整個行文和論述，體現出目標明確，而整個思維又緊扣目標的清晰脈絡。也許正是因此，我們在讀韓非子時，才一方面有犀利痛快之感，另一方面又有明顯的偏狹的缺陷感。但不論怎樣，韓非子所展示的恰恰是追求事功者最典型的思維方式，對于今天的管理者而言，這是值得認真借鑒的。其二，重賞重罰、以刑去刑的思路。法家重賞重罰的主張和他們在變法實踐過程中的嚴刑峻法使得法家留下了刻薄寡恩的歷史形象，但事實上，法家的以刑去刑使得多數人成了守法的良民。其三，韓非子在系統論述人的逐利本性的基礎上，為管理確立了一個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目標，這便是讓每個人都成為不做壞事的守法之人，而不是像儒家倡導的那樣，讓每個人成為有道德的好人。應當說，儒家的目標是一個理想化色彩極濃、管理難以完成的設想，而法家的目標則是現實的、管理可以完成的任務。在管理思維方面，儒法是完全不同的，但卻是可以互補的。漢代以后，陽儒陰法的策略便成為一種主流的統治策略，標志著古代管理思想的真正成熟。

總之，韓非子的思想是一座常讀常新、取用不盡的管理精神寶庫，值得我們不斷學習和珍惜。

第三篇：韓非子法治思想

韓非子法治思想及其歷史影響芻議

楊璞玉?

滕海濱

（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寧夏銀川

750021）

摘 要：韓非子是戰國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體系。韓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論，繼承了荀子性惡論思想，總結和發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歷史背景下，有著進步性和局限性兩方面的歷史影響，本文從韓非法治思想的內容、來源入手分析其歷史影響，以期為今天和諧社會的發展提供方法。

關鍵詞：韓非子 法治 理論來源 歷史影響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漢朝以來，雖然儒家思想開始占據社會政治的主導地位，但經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卻呈現出了更為明顯的儒法合流趨勢，因此，法家思想并沒有退出社會政治舞臺，而是依托著儒家，通過儒法互補，在歷史的長河中體現著其應有的思想理論價值，于今乃于歷史發展的未來，都有著可資借鑒的啟悟方面。當然，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這就要求我們要具有珍重歷史同創造未來相統一的品質，讓有進步意義的優秀思想傳承下去，以成為我們社會不斷探求進步和發展的動力和方法。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及其理論來源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內容

韓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處戰國末期，諸國爭雄，戰亂不斷的時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腳點就是要富國強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國，這也是韓非子思想的[1]核心內容，他認為“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突出表現了法治對于富國強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內容就表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眾行為的客觀尺度，它必須公開、詳實、穩定，尤其強調要公開。韓非子認為“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內卑賤莫不聞知”，制定法令必須要“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圣人之書必著論，[2]明主之法必詳盡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須要簡省明確、內容詳實、言以服人、穩定如一，這樣民眾守法就不會有爭辯，儒生就不會鉆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國家。

第二，“行術”：實行“刑賞二柄”，遵循“法不阿貴”的原則。韓非子說：“無威嚴之勢，[3]賞罰之法，雖舜不能以為治”。他認為沒有權勢和賞罰規則，即使是圣人也無從治理國家，[4]并且賞罰要遵循“賞不加于無功，而誅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賞罰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實于他，這樣就可以達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賞二柄時，不能有等級差別，即要“法不阿貴”。《韓非子·有度篇》曰：“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功

[5]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在韓非子看來，懲罰不能偏袒權貴，行賞不能遺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間要不避親疏，不分貴賤，一斷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簡介：楊璞玉（1989-），女，漢族，寧夏吳忠人，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外國哲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東方哲學；滕海濱（1969-），男，漢族，山東煙臺人，寧夏大學政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哲學的相關研究。第三，“處勢”：強調“重刑”是韓非子“造勢”的最重要方法。他認為君主應該推行“明

[6]賞嚴刑”的賞罰方法，因為“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對這些“喜亂”之民，就無須講仁慈和惻隱，也不該指望他們能自覺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須用重刑讓他們懾服于刑法、忠實于君主，也就是韓非所說“刑重者民不敢犯”，這樣的重刑罰雖然殘忍但卻是治理國家的長利之道，它能夠維護和鞏固好王權，始終保持君主至高無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術、處勢聯系非常緊密，韓非子認為“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

[7]于下”，君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沒有權術，雖有權勢和法令則無法知道有奸臣；沒有權勢，法、術就無法實行；最重要的是沒有法令，便會無規則以行事。因此韓非子認為這三者之中，法最為重要，術、勢則是以法治國的方法，所以他強烈宣揚用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有機結合的法治思想來治理國家。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論來源

韓非子法治思想產生于戰國末期百家爭鳴的時代，諸家思想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豐富的活水源頭。他的思想是雖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韓非子在對諸子思想繼承的基礎上又對他們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改造和發展，形成了其系統的法治理論體系，這主要體現在其對本體論、人性論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個方面的繼承和發展。

1、韓非子“以道為常，以法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體論基礎——對老子道本論的揚棄 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就必有其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否則就是空中樓閣。韓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體系也有其堅實的哲學本體論根基，即韓非子所謂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這是對老子道本論思想的繼承。老子哲學的最高范疇是“道”，他一方面認為道是萬事萬物產生的本源及存在、發展的本質和依據；另一方面主張“道法自然”，將道和以道為依據的萬物的特征和存在狀態歸結為“原本如此”之“自然”。韓非子繼承了老子的道本體論，他

[8]說:“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認為道與法的關系就是“以道為常，以法為本”，即道為法的理論支撐和本體依據，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統一賦予法以形而上學的保證，使法獲得了神圣的意義。

與此同時，韓非子發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論，他引入了“理”的范疇，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體的思想，這就為他的以法治國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學依據。他認為萬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現，即“理”。他說：“短長、大小、方圓、堅脆、輕重、黑白之謂理”、“萬物各

[9]異理，而道盡稽萬物之理”、“道理相應”，“理”和“道”的關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關系，道通過具體實在的“理”表現出來，如此，則韓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這正是韓非子對老子的玄虛的“道”的一種揚棄。然而韓非子“以道為常，以法為本”的本體論最終是為君主專制服務的，他提出道君同體的思想，宣稱“道”只能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夠知道萬物的根源和成敗的緣由，他賦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認為君主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和地位，君主與臣民的關系就如同道與理的關系，所以君主要無為，而使臣民無不為，君主只需掌握法、術、勢，從而達到統治臣民的目的，這其實就是“緣道理以從事”。韓非子的法本體論最大程度的為其維護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學依據。

2、韓非子“好利惡害”的法治思想的邏輯起點——對荀子性惡論的繼承與超越

韓非子師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惡論”思想的影響，他們身處征戰不斷的戰國末期，如何能富國強兵成為了他們各自思想體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們的出發點都是主張人天性好利惡害，但卻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學派，因此，可以說師徒兩人是同出一轍并又是殊途同歸的。這就表現在了韓非子對其師“性惡論”思想的繼承與超越兩方面：

首先，韓非子繼承了荀子人性本惡的思想。荀子認為“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惡、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10]，荀子將人性之惡歸其“本始材樸”的本能欲望。關于人性，韓非繼承了荀子“人之性惡”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上不屬天，而下不屬地，以腸胃為根本，不食則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韓非認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這種本能決定了人趨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韓非子思想的出發點與荀子是同出一轍的。

其次，韓非子人性論思想更有價值的則是對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雖承認好利惡害是人的本性，但他僅僅看到由此導致的爭奪生，辭讓亡，殘賊生、忠信亡等負面影響，沒有看到人趨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強調要通過“化性起偽”使得“人人皆成堯舜”，即通過后天的教育和學習使人性向善。而韓非子則深化了對人性之惡的認識：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對人性的價值評價，認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負面影響，更重要的是還有其不可小視的正面作

[12]用。他說:“人臣挾大利以從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過君主的“刑賞二柄”促進人積極主動的自為，讓臣民在法律允許范圍內最大程度的獲得他們所求，從而達到國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惡論”始終是維護儒家道德禮儀的，他有著和孔孟相同的價值傾向：對仁義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韓非子批判荀子的“禮治”，他認為荀子思想脫離了實際，“禮治”不是治愈社會混亂的良藥，人的惡的本性不會因為禮儀教化而轉向善，只憑借人自覺的道德約束來維系社會生活、結束戰亂是靠不住的，因此韓非子強烈主張不務德而務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禮樂教化純系人為，并堅信惟有強力的法治才能夠實現富國強兵的目的。

3、韓非子抱法、行術、處勢不可一無的法治思想體系——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總結和發展

韓非子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離不開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繼承和總結，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術”和慎到“處勢”的法治思想，認為他們的思想“皆未盡善也”。商鞅主張抱法，認為君主要“秉權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國富兵強，韓非子認為抱法卻不行術，君主則“主無術以知奸”，帝王集權就會旁落；申不害強調行術，認為君主必須用術隱藏個人好惡，以免臣民偷窺到君主想法，才能統治住臣民，韓非子認為“徒術而無法”，則不能給群臣百姓提供客觀的行為準則，就會造成[14]“臣無法則亂于下”；慎到主張“處勢”，他認為“民者固服于勢，勢誠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須以勢服眾，韓非子批判其只“重勢”而無“法術”，如果君主之勢不結合行之有效的實踐準則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權威則得不到鞏固和維護。

韓非子分析這三者思想雖未盡善，但其卻相互補充，聯系緊密：“君無術則弊于上，臣無法則亂于下”，君主“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總結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張堅持以法為主，同時又必須兼顧行術和處勢，這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維護封建君主專制為最終目的的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有機統一的法治思想體系。

總之，韓非批判總結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內部的優勢互補，不僅如此，韓非從更高的理論層面上，為法家思想建構了本體依據和心性依據，形成了一套道法統一、道理相應、法與性惡相互對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體系。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歷史影響

韓非子法治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論是對其所處的時代還是對后世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其影響包括進步性和局限性兩方面：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進步性

從政治功績方面講，韓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內容強調抱法、行術、處勢，其所抱之法要“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圣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盡事”，其法有著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強制性，這為秦朝的法治化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據，也為以后的各個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成文借鑒；行術之術指出要秉持“刑賞二柄”、“法不阿貴”的品質，要求“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誠有功則雖疏賤必賞，誠有過則雖近愛必誅。”韓非子所指法律必須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權貴族，使得民眾在心理上的心悅誠服的去服從法令，這在當時封建宗法等級森嚴的背景下具有著革新的精神和魄力；處勢之勢雖有重刑，但卻力圖極大程度的集中權力于君主、鞏固君主專制、保護中央集權，實現了秦國的富國強兵的目的，這對其所服務的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治目的來說，有很強的務實性和功效性。總體上說，在戰國整體上戰亂不斷的歷史背景下，韓非子法治思想對結束諸侯割據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進步意義，可以說韓非子的法治思想為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實踐方案做出了貢獻。

從思想文化方面講，韓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機結合“法”、“術”、“勢”，將法家以法治國的法治思想不斷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統化，盡顯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從而使源遠的法家思想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得以流長，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滅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雖然沒有成為后世中獨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續，中國歷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禮樂德教治理國家的理念，但內涵卻建立在法治基礎上，這種狀態一直持續了兩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國思想與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禮刑政并舉互補模式，成為中國數千年封建統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觀念上，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諸家思想的較量中，彌補了儒、道等觀念主義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現實要求。

雖然韓非子法治思想有其進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無缺的，受其歷史局限性影響，也存在著一定的弊端。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韓非子過分強調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視了人的權力和尊嚴。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張君主應利用重刑造勢，用嚴刑峻法來控制和制約人自利自為的本性，達到“去刑”的目的，所謂“刑重者民不敢犯”，這樣君主才有足夠的權勢統治好國家。“民智無用”是思想在韓非法治思想中貫穿始終，人民只是君主統治國家的工具，這便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據，而重刑主義本身嚴重的踐踏了人的人格尊嚴，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動的被人服從的，因為人是有主動行為的，極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這樣的法律就不會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擁護和服從，更何況法律的作用也沒有大到可以獨立解決一切問題的份上，因為任何法律都離不開人的運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說“韓非之論，始終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筆勾銷。??倘說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紙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韓非子的法治思想過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間天怒人怨，眾而叛之，最終導致秦朝的滅亡。

其次，韓非子法治思想對道德價值缺乏足夠的尊重，與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相背離。韓非子法治思想過分重視法的客觀強制性，但忽視了對道德價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禮樂文明，它是對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繼承，禮樂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時”、“地利”以求人和的農耕文明發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視禮樂教化有其客觀的必然性。禮樂文明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都是統治者所青睞和標榜的治國理念，已積淀為文化傳統內部的深層底蘊。盡管三代文明傳統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處，但卻相對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傳統和建立大一統社會，實現社會關系和發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對結束戰亂、一統天下雖功不可沒，但其政治主導的地位和作用卻是特定的，是春秋戰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出于整頓經濟，富國強兵，使其在戰爭中處于主動地位和結束諸侯割據的政治選擇，秦的統治便是一個歷史的典型例證，秦憑借法家思想得以強盛，并最終統一天下，然秦的統治者并未意識到法家思想與傳統農耕文明的抵觸，相反“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為實現“唯法獨尊”而“焚書坑儒”。這也正顯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結束語

綜上所述，韓非子主張以法為主，抱法、行術、處勢相結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來源于對老子的道本論的吸收，荀子性惡論思想的繼承，和對先秦法家思想的總結、發展，當然由于他所述的歷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兩方面的歷史影響，所以我們要以辯證的態度，將珍重歷史同創造未來相統一，批判的繼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積極的思想，不斷反省消極思想，要重視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國，這對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設、實現和諧社會的宏偉目標有著重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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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丁辛百.名家講解韓非子[M].吉林:長春出版社，2008，第5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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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思想主義

思想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這一理論體系圍繞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重大問題,系統回答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如何加快實現現代化、鞏固和發展踐和時代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馬克思主義更好地發揮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指導作用,賦予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勃勃生機。”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毛澤東思想同樣是一脈相承而又與時俱進。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指引中國人民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成功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創建了新中國、建立了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來源,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化建設實踐的理論結晶,是克思主義指導實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正確指引。要保持正確的前進方向,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難與風險,必須始終堅持這一理論體系。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我們黨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各國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來的,完善了黨和國家的發展理念、發展道路和發展戰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最新成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我們深入實踐科學發展觀,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堅持以人為本,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堅持統籌兼顧,實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不斷得到鞏固。同時也要清醒看到,在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等重大問題上,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思潮。比如,宣揚極端自由化、全盤私有化等主張的新自由主義;宣揚指導思想多元化、“三權分立”、多黨制等西方民主思想的民主社會主義;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黨的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宣揚否定革命、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成就等觀點的歷史虛無主義;宣揚西方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具有普適性和永恒性的思潮等。這些思潮,或以與馬克思主義完全對立的立場觀點來出現,或以割裂、曲解馬克思主義的形式來出現,或利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的某些挫折、失誤來出現,或打著“學術探討”、“還原歷史”和“價值中立”等名義來出現。這些思潮,盡管說法不同,具體觀點不大一樣,但實質都是要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否定黨和人民歷經艱辛曲折、付出巨大歷史代價而選擇的正確理論和道路。正如鄧小平同志強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不能搞資本主義,如果搞資本主義就會天下大亂,中國就會變成西方大國的附庸。”同時,也有人無視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質疑改革開放政策、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對此我們也要有清醒的決抵制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切實做到在復雜的形勢中不忘記根本、不迷失方向,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始終保持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要廣泛深入地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宣傳教育,積極用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輿論和文化產品占領各種思想文化陣地,唱響主旋律,進一步形成主流思想文化的強勢,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要堅持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不動搖,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統一于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做到思想上堅信不疑、行動上堅定不移,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不斷增強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第五篇：淺談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及意義

淺析韓非子的“法”

作者：馬娟

時間：2012--06--05 論文關鍵詞：法治 原因

內容

意義 現代法制建設

論文摘要：韓非子是戰國時期法家的集大成者，他把法家的理論推向了高峰，其思想包括法、術、勢三個部分。韓非子以主張“法治”著稱。在韓非子看來，造就人為之勢必須依靠法治，因為法律是統一人民思想行動的最好工具，“一民之軌，莫如法”.[1] 本文主要討論的是韓非子的“法”的思想。本文首先闡述了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和主要內容，繼而論述其法治思想的歷史及現實意義。

一、韓非子法治思想的形成原因。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的形成有著極其深刻的歷史背景和哲學思想基礎。

1.歷史背景。

韓非子出生于韓國，韓國在當時戰國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國家，韓非子作為韓國的公子，目睹韓國日趨衰弱，多次向韓王上書進諫，希望韓王能夠變法圖強、壯大國力,但始終未被韓王采納。這使他非

常悲憤和失望。他從“觀往者得失之變”之中探索變弱為強的道路，寫了《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等十余萬言的著作，全面、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發了憂憤孤直而不容于時的憤懣。同時，春秋戰國時期是社會大動蕩、大變革的時代。韓非子生活于戰國末期，鐵器的使用，牛耕的推廣，標志著當時社會生產力水平己經有了很大發展，產生了新興的地主階級。新興地主階級為保證自己的政治、經濟利益，不斷地運用自己的實力和權利，改革傳統的社會制度、社會觀念、經濟制度，使封建生產關系日益鞏固和發展。政治上，周王室東遷以后，勢力一落千丈，諸侯不再聽從天子的命令，各諸候國為取得更多的土地和人民，相互之間展開激烈的兼并戰爭，大國兼并小國，大國之間爭霸。“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己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所取代。禮制己不能治理天下，法治觀念逐漸興起，并被各諸侯國所實行。隨著封建大一統局面的逐步形成，社會矛盾錯綜復雜，最尖銳而集中的則是建立、鞏固封建制同維護與復辟奴隸制的矛盾。在這種急需加強君主集權，鞏固封建制度的社會客觀歷史條件的呼喚下，韓非的法治思想也就應運而生了。

2、哲學思想基礎。

韓非的學術淵源主要在于道、儒、法，韓非子對它們分別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與吸收，并加以融會貫通，作為其法治思想的哲學基礎。其中道家思想和商鞅變法對其影響較大。韓非的整體思想歸本于黃老之學，韓非以老子思想為旨歸即其理論基礎以建立自己的學說體系，韓非認為道是萬物之始，因此所以成萬物的是道，成萬物之理

者也是道，而法是順于道而立的，所以法可以在客觀上稽核萬物之是非，人主執法以行，則所宜守之道備。此外，他有選擇地接受并發展了前期法家思想，綜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術治，慎到的勢治理論，提出了一套體系完整、邏輯嚴密的法、術、勢三者合一的君主專制的統治術。[2]

二、韓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內容。

1、法的定義

所謂法，是指在官府中明確頒布的成文法令，使刑罰和賞賜在人民的心中都有明確的標準，慎重地使用和遵守法律則能受到獎賞，而懲罰是對于那些擾亂法令的人的，這就是群臣必須遵循的。[3]

2、法治對象

韓非子主張“以法為本”來治國，法治的對象是廣大臣民，除國君以外，不論貴賤，一律要受法的約束，“法不阿貴”。[4]

3、法治核心

韓非所崇尚的法治，即所謂“事最適者”，就是適合時代，符合事理、利于君主專制服務，其核心就是通過立法令、行法令，達到“尊公廢私”，而所謂“公”，實際上就是帝王。法律為君主所設，其基本原則當然要體現君主利益而廢止臣民的私利，實現“利出一孔”的一元化的國家體制.[5]因此，法律對于官員來說就具有絕對的指導意義，這實際上也就是要求臣民的一舉一動必須絕對符合法律的要求。當然，韓非還認識到，真正的法律不只是最大可能地限制人民，3

讓他們不敢說，不敢做，而且應該“禁其心”,從內心懼怕法律，不敢違法。

（四）法治方略。

“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眾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奸人不僥幸。”“立法，非所以背曾、史也，所以使庸主止”[6]法律分明了，那么賢能的人不能夠掠奪無能的人，強者不能夠侵犯弱者，人多的不能夠侵犯人少的。把天下置于類似堯的嚴明的法治之中來管理，那么正派的人不會失去他應得的待遇，奸邪的人不能僥幸逃避應得懲罰。建立法制，并不是用來防備孝廉之士的，而是為了使平庸的君主能夠禁止盜竊的貪鄙小人的。可以看出，韓非子強調法治分明，制法嚴明。

三、韓非子法治思想的歷史意義。

1、積極意義

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在當時的大動蕩的春秋戰國時代，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它打擊了奴隸主貴族利益，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反映了新型地主階級變革現實的要求，為政治改革提供了理論依據，符合當時社會發展潮流，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和政治的穩定。

首先，在當時，新興地主階層登上政治舞臺，他們大多出身卑微，不享有貴族特權，但隨著他們經濟地位的上升，他們要求在政治上與貴族階級平起平坐，而韓非子的“法不阿貴”思想，正好符合了新興地主階級變革現實的要求，其法的平等思想為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變革提供了理論依據。其次，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 的封建國家—秦朝，就采用了韓非子的法家學說，在文化方面，實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使得民眾生活安定，國家穩固而統一。法的思想對秦國中央集權的加強，國家的統一，統治的鞏固和封建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有力地促進了歷史的發展。2.消極意義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受歷史條件的制約，韓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首先，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是不可能真正實現平等的法治精神的。一旦統治鞏固，就必然會以新的特權代替舊的特權，以新的專制代替舊的專制。其次，韓非子所提倡的“法治”是地主階級利益的剝削階級意志的體現，是與人民的利益根本對立的。其主張對人民實行嚴刑峻法的殘酷鎮壓，這是由其剝削階級本質所決定的，具有明顯的階級局限性，其實質是為了維護君主至上的一家一人之私利的統治權。韓非子不僅強調最大限度的約束臣民，還要讓他們從內心懼怕法律，以至于達到“談法色變”的程度，這樣就會使臣民處于提心吊膽的狀態，即使想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見解，也會因為法的嚴格而噤若寒蟬，這樣就易導致統治者的暴政。秦二世就是一個鮮活的例子，“一人犯罪，株連親族、鄉里”，致使數萬人成為囚徒，人民惶惶不可終日，終究激化了階級矛盾，導致了秦末農民大起義的暴發，一舉推翻了秦王朝的暴虐統治。所以，法治要在一定的范圍內進行，法治過度易導致暴政。

四、韓非子的法治思想與現代法制建設。

（一）兩者之間的傳承

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個國家的的文明程度，一個國家能否順利走向法治，在相當程度上受其歷史文化的影響。韓非子的法治思想強調法律在政治和社會中的規范化作用，這與我國當前建設的法治社會有相同的地方，對推動現代法治社會發展具有積極作用。

（二）兩者之間的不同

（1）現代法治講求的是法律至上，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不允許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和個人。而韓非子的法，是強調君權至上，它是除國君以外的法治，具有君主專制色彩。所以法家的君權至上與現代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調和的。

（2）現代法制建設強調權利平等，權利平等是指全社會范圍內人們的權利是平等的，是承認所有社會成員的法律地位的平等。而韓非子的“法不阿貴”，從表面上是在強調權力平等，但它只是帶有平等色彩，它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

[1]、[5]趙沛《韓非子》珍藏本 中國少年出本社

2004年版

第13 頁

[2] 盛廣智 《韓非子》譯評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年版（國文珍品文庫）前言

[3] 趙沛 《韓非子》 珍藏本 中國兒童少年出版社 2004年版 第335頁

[4]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 《中國古代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第一章第七節

[6] 張覺 等撰 《韓非子》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26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