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移民性在朝鮮族歷史與現實的折射

移民性在朝鮮族歷史與現實的折射——中國朝鮮民族史學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綜述[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 發布日期：2014-11-20 | 瀏覽（264）人次 | 投稿 | 收藏 ]

李銳銳 鄭喜淑

2014年5月16至18日，中國朝鮮民族史學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在歷史文化名城杭州成功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朝鮮民族史學會主辦、浙江工商大學承辦、浙江省中韓經濟文化交流研究會協辦。出席本次會議的專家、學者近60人，他們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延邊大學、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政協、延邊黨史研究室、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大連大學、大連民族學院、遼寧民族高等師范學校、三亞學院、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上海海洋大學、浙江大學、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師范大學、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等，還有來自海外朝鮮族學者等，提交會議論文共32篇。

本次會議以“移民性在朝鮮族歷史與現實的折射”為主題，深入探討了朝鮮族移民性對朝鮮族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此外，還就朝鮮族歷史與現狀、“朝鮮族學”創建和學會發展等方面進行了廣泛討論，顯示朝鮮族研究日趨活躍和深入。

一、關于移民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鄭信哲研究員在發言中指出，朝鮮族是由朝鮮半島移居而成的中國跨境民族之一，朝鮮族民族性格中包含許多移民性因素。朝鮮族具有開拓性強、善于接受新事物、敢于挑戰未知世界等特點，這是朝鮮族能夠走在改革開放之前列的基本素質，從中也不難看出朝鮮族民族性格中的移民性。另一方面，朝鮮族社會中凸顯的安土重遷意識淡薄、生活計劃性差、無積蓄等現象以及如今顯現的朝鮮族人口急速而大量的流動，無不顯露著朝鮮族的移民性。所以，從移民性入手，研究朝鮮移民定居東北、開拓東北邊疆、擔任東北地區反帝、反封建的主力以及成為中國朝鮮族的過程，探討朝鮮族移民性的種種表現及其影響，不僅有助于深入了解和把握朝鮮族性格中的移民性及其對朝鮮族社會發展的正反影響，而且有助于喚醒朝鮮族社會克服移民性的消極一面。

遼寧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權赫秀教授認為，中國朝鮮族是近代以來朝鮮民族離散的產物，從離散的視角詮釋中國朝鮮族歷史，無論是理論方法還是在實證層面都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從歷史角度而言，朝鮮民族的離散是東亞近代歷史的一個直接產物和重要內容，而作為一個族群的中國朝鮮族歷史便是近代以來朝鮮民族離散的一個結果。朝鮮人由朝鮮半島移居中國的過程，首先是一個國際移民過程，而朝鮮人由外國移民集團逐步形成為中國的一個少數民族，則經歷了一個長期而復雜的內外雙重的集體身份認同的形成過程。近代以來，朝鮮民族的離散固然是中國朝鮮族得以形成一個歷史原因，但當今的中國朝鮮族卻早已不是經典意義上的朝鮮民族離散群體，至少1949年以后中國朝鮮族的發展是在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環境下一個自主發展的產物。因此，努力擺脫少數民族史及東北地方史研究等單一與偏狹傾向，進而積極運用全球史的廣遠視角與方法進行研究，無疑是進一步深化與提升中國朝鮮族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中央民族大學吳相順教授闡述文學作品體現的朝鮮族移民社群時，認為中國朝鮮族的移民社群生活和體驗為移民文學的形成提供了豐富多元的空間和素材。指出，改革開放以后朝鮮族的認同感發生復雜變化。朝鮮族文學作品中的尋根與中國文化中的概念不同，其中總是帶有跨境民族的特征。朝鮮族的根在朝鮮半島，大多數朝鮮族尚與朝鮮半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冷戰時期，由于政治理念對立導致朝鮮族在數十年間與韓國親人們斷絕聯系。改革開放，特別是中韓兩國建交以后，隨著兩國間交流的增加，往來于兩國間的朝鮮族往往會產生“我是誰？我從哪里來？”的迷茫。朝鮮族文學作品中深刻地反映出移民性的特征，即移民的雙重認同感及其相互沖突。文學作品中不僅體現了對民族認同感的深刻思考，同時也表現出濃厚的民族意識。朝鮮族作家們在作品中生動地再現了朝鮮族受苦受難的移民史和光輝的斗爭史詩，使得朝鮮族作為中國公民更加自信。文學作品中，還揭露了朝鮮族社會存在的安土重遷意識薄弱、及時行樂等現象

浙江大學安成浩博士認為，頻繁的人口流動促進了朝鮮族文化的發展，朝鮮族文化的闡述離不開朝鮮半島文化和中國文化的相互關系。傳統朝鮮族社會的經濟生產方式雖以農業為主，然而對于大部分朝鮮族農民而言，農業生產是與土地所有權相分離的情況下進行的。歷史上，在東北地區朝鮮族賴以生存的并不是土地所有關系，而是以水田開發與水稻種植技術為核心的農業技術。這就使得朝鮮族農民們能夠較為輕易地離開原居住地，移居到生活條件更好的地區，通過移居改善生活質量。安土重遷意識的淡薄，不拘泥于土地的頻繁的人口流動，讓朝鮮族社會成員更加重視以出生地地緣為主要特征的地緣關系。這樣就保障了朝鮮族社會在較強的人口流動背景下，能夠迅速適應新的移居地的生活環境。以集體勞動為主要特征的水稻生產方式，不斷將新加入成員融入地緣共同體之中。以水稻生產方式為基礎，形成朝鮮族成員之間相通的共同性。在頻繁的人口流動中，對外部文化的接受與包容是適應新移居地環境所必須的前提條件之一，而朝鮮族民眾們能夠較快地接納異文化的部分因素，不斷加以改良，使之符合朝鮮族人們的需求，使得朝鮮族社會文化具有了開放包容的性格。以稻作文化為基礎形成的傳統的親緣關系網絡和以村落為依托的地緣關系網絡，成為朝鮮族社會最大的社會關系。這有效地促進了朝鮮族社會人口的全球化流動，并在新移居地以東北地緣關系為中心，以文化共同性為基礎，試圖重構地域族群文化共同體。

上海外國語大學趙海龍博士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朝鮮族居民外出務工，特別是到韓國務工的人數逐年增加，經濟收入也大幅度提高。朝鮮族移民國外，作為廉價勞力，大部分投入于餐飲業、建筑業及重體力工廠等行業，不僅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同時大量朝鮮族作為消費者給韓國帶去更多消費需求，帶動韓國消費。在韓國打工的朝鮮族解決了經濟困境，更多選擇在國外務工有一定積蓄后，回國生活發展。但這部分朝鮮族回國后仍沿用韓國的消費理念，部分朝鮮族不考慮實際需求而盲目消費、感性消費和及時享樂等。趙博士認為，朝鮮族只有清楚自身定位，不盲目跟從，不一意孤行，樹立正確的消費觀念，才能轉變移民潮帶來的民族文化缺失等局面。

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李紅霞老師認為，中朝邊境地區的朝鮮族具有包容性強、開放度高、具有探索和冒險精神。但移民社會也存在著不穩定性，因為移民社會打破了基于宗族血緣以及倫理觀念所構成的關系網絡，所以缺乏內地世居鄉村或城鎮所具有的基層社會基于人際關系和宗族的穩定性。移民社會中，缺乏傳統社會追求的“穩定”的價值繼承，這也是造成朝鮮族“喜歡搬家”現象的原因之一。朝鮮族人口遷移模式是族群內的草根和精英群體同時向外遷移，有別于當前中國其他地區人口外流模式，這對朝鮮族鄉村的社會治理、經濟發展以及邊疆安全都造成了巨大的沖擊。

二、關于移民及人口流動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樸光星博士認為，過去的20年間，朝鮮族人口流動規模約有110-120萬名，占全國朝鮮族人口總數的55%-60%。在1990年左右，97%的朝鮮族集中生活在東北三省，如今則形成東北三省、山海關以南城市以及國外等“三分天下”格局。在相對短時間內，朝鮮族社會發生如此巨大的改變，加之低出生率等問題，導致朝鮮族學生數量急劇減少，朝鮮族民族學校教育面臨生源危機。樸博士認為，面對現實，各地朝鮮族中小學都在探索多樣化的自救方法，如，提高教學質量和開設特色學科教育，部分學校設立漢族班和國際部，實行雙語教育等。

黑龍江省當代中俄經濟研究所金東珠研究員，歸納了不同歷史時期黑龍江朝鮮族的移居特點。指出，朝鮮人早在17世紀初后金時期便已經開始向東北地區移民，在清朝朝鮮人根據清朝政府的要求加入滿族系列，這部分移民幾乎被全部同化。日本吞并朝鮮后，不少從事民族獨立斗爭的愛國志士和大量的難民為了生存，紛紛移居到黑龍江地區中東鐵路沿線。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為了鞏固在朝鮮和中國東北地區的殖民統治、掠奪東北資源，進一步為吞并整個中國制定了朝鮮移民政策，強制大批朝鮮人直接遷移至黑龍江地區。1945年8月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東北朝鮮族人移動表現出兩個特點，一是大批朝鮮人返回朝鮮半島；二是留在中國的朝鮮族獲得中國國籍，正式成為中國的少數民族之一，朝鮮族得到了“東北人民”、“東北少數民族”待遇。改革開放后，中國朝鮮族由于經濟和教育等諸多原因，開始大規模從聚居地區向外流動，呈現出由鄉村向城市、由小城鎮向大城市、從內地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從國內向國外等多元流動的特點。頻繁的人口流動帶來許多社會問題，如民族村空洞化、村民資產流失、農村人口老齡化、民族教育萎縮、民族文化傳承及民族干部后繼乏人等問題。希望各級政府和社會組織重視這些問題，通過加強價值觀教育和相應技能教育，不斷提高朝鮮族人口素質，為建設團結和諧的民族大家庭努力。

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劉智文研究員指出，東疆廣義泛指東北東部邊疆，狹義指清代吉林東部邊疆，即寧古塔、三姓、琿春等地，為清朝祖先發祥地，是封禁重地。長期的封禁造成的東疆地廣人稀、資源豐茂的自然環境，為朝漢移民提供了足夠廣闊的生存空間。朝漢滿三個民族之間經濟上存在一定的天然“分工協作”，形成互補雙贏。隨著朝鮮人移民遷入及水稻試種成功，朝鮮人種稻，而漢族種旱田，且擅長種植蔬菜，并從事一定的手工業、商業，因此經濟上互不矛盾，具有一定的互補性，為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奠定了客觀物質基礎。在封禁期間朝鮮人越邊屢禁不止的另一個原因是，當地旗人、漢族流民對朝鮮流民的幫助和保護。

南開大學樸龍玉教授通過對沿海地區朝鮮族老人社會的現狀調查，認為上個世紀30、40年代出生的人，是向沿海地區或韓國流動的人群中最活躍的一批。在沿海城市，朝鮮族因其語言優勢，相對更容易獲得就業機會，收入有保障。因經濟條件寬裕，部分老人每周聚會5-6次打麻將或門球，有些老人一周聚會1-2次，學唱民族歌謠、跳民族舞和演奏樂器等。他們在民族節日、民族運動會或慶典期間表演具有民族特色的節目，在傳承民族文化方面意義重大。同時，老人們過著自給自足的晚年生活，又給子孫們創造了堅實后盾。

浙江工商大學權承文博士認為，中國朝鮮族的移民史研究大部分是有關明清時期中國東北地區的朝鮮人移民史研究，強調朝鮮人移民的原因來自受壓迫、受逼迫的無奈之舉，為了生存，朝鮮人只能鋌而走險越江到中國東北地區。他認為，可以將朝鮮半島向中國大陸移民時間提前到宋麗交往時期。宋朝杭州地區的高麗寺在華嚴宗第一山中占有重要位置，是教宗中興的中心。高麗僧侶諦觀接受吳越王的正式邀請，把在宋朝已經失傳的、在朝鮮半島保存完好的天臺宗經典再次帶回來，諦觀的宋朝行促進了中國佛教史上的天臺中興。另一位高麗僧義天出家前是高麗文宗第四子，渡海來宋朝求法，得到宋朝上至朝庭下至地方各級官員的幫助，不僅圓滿完成求法，還促進了宋麗友好關系的發展。因此，高麗寺和高麗僧在推動吳越地區佛教發展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延邊大學方民鎬教授在《明代遼東的開發建設和朝鮮族》一文中認為，明代朝鮮人為遼東的開發建設做出了貢獻。明代遼東都司轄下有相當數目的朝鮮人居住，明朝政府明確申明和實施對于這部分朝鮮人的管轄和統治。遼東都司一些衛、所的建置是從安置朝鮮人開始的。

三、關于民族史議題

韓國仁荷大學的禹景燮教授在談延邊地區朝鮮族的儒學傳統時，指出1910年前后有大批朝鮮人渡江到延邊地區居住，其中最先從咸鏡北道渡江移居的儒家知識分子們，是在傳統的中華主義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他們推崇尊華攘夷的理念。其中，如出身咸鏡道的金魯奎，受到宋時烈和金昌協儒學思想的影響。金魯奎和許多咸鏡道知識分子一樣不把圖們江看作是清與朝鮮、中華與夷邦的國境線。金氏的夢想是在咸鏡北道至延邊地區一帶建立新中華世界，這是20世紀初大批儒家知識分子渡江移住到延邊的思想背景。而金鼎奎接受了宋時烈和李恒老的道統思想，號稱在明亡之后繼承了中華文明的“朝鮮中華主義者”，終生都在為保護中華文明的核心——儒學而努力，即使在渡過圖們江到延吉后仍不改初衷。

中央民族大學韓國語系崔有學博士認為，在韓國近代的著名社會活動家丹齋申采浩的文學作品中，大量地體現著民族主體性和后殖民史觀。日本通過實施殖民化、隸屬化和奴役化的政策給朝鮮人民帶來了難以想象的屈辱、創傷和痛苦。丹齋的后殖民史觀，是指為了克服奴役史觀而從民族史觀中衍生出來，強調民眾直接參與革命的理論。后殖民主義堅決抵抗殖民主義，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獨立。丹齋著眼于民族主體性的立場，提倡通過民眾的暴力反抗實現民族獨立，抵制前近代附庸國論和殖民地近代化論調。

三亞學院社會發展學院許壽童教授談到延邊近代教育問題時，指出近代延邊是多民族社會，滿、漢、朝等民族在這塊土地上共同生活并開創了各自的教育，設立了各種近代學校。延邊的近代教育首先是由滿洲人開辟的，第一個近代性質的學校是1887年設立的琿春中俄書院。1904年漢人和朝鮮人相繼設立各自的近代性質的學校北山中學和東光學校，開始了近代教育。再后來日本侵略者也在延邊設立“近代學校”，但這種近代學校帶有很強的殖民性和文化侵略性特征，如強調日本化教育，鎮壓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教育等。因此，在研究延邊近代教育問題時一定要撕開日本侵略者在包括延邊的中國和亞洲設立的“近代學校”的假面具，反擊和批判在日本盛行的殖民地教育近代化論。

大連大學呂秀一教授和大連民族學院樸婷姬教授認為，在19世紀2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急于擴大在中國東北的權益，以保護“日本臣民”為名對東北朝鮮人實行全面管轄，致使中國東北地方當局對朝鮮人的態度發生轉變。中國政府以恢復國權為由，針對東北朝鮮人實施排斥和驅逐政策，客觀上極大地傷害了朝鮮人的生存利益。朝鮮人作為外來移民，其生活的政治版圖雖在中國，但又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阻撓，他們被夾在中國和日本之間，生存環境極度惡化，民族權益被剝奪。

延邊博物館許永吉、許永順老師認為，20世紀初日本強占朝鮮后，慶尚北道地區大批抗日志士紛紛到中國東北地區投身抗日救國運動，建立諸如耕學社、新興武官學校、西路軍政署等反日團體。這些抗日志士多是有血緣關系的親族，共同參加抗日斗爭，他們擁護共和制反對分裂，主張統合運動。慶北抗日志士渴望朝鮮人過安定的生活，因此開展土地調查、創辦農場，保證農業活動正常進行。20世紀20年代，慶北民族主義者一度主導東北地區朝鮮民族主義運動。

杭州師范大學崔鳳春教授整理抗日烈士樸允瑞的生平事跡，認為在1930年東滿“紅五月斗爭”和“八一吉敦暴動”以及1931-1932年間南滿磐東地區反日除奸運動中，樸氏都扮演了發起人和急先鋒的角色，為創建東北抗日游擊隊和抗日聯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中國東北地區朝鮮民族反日斗爭史研究方面，應該關注和記錄像樸允瑞這樣的烈士留下的足跡，他們是譜寫中國境內朝鮮民族歷史的一分子。

延邊大學朝鮮韓國歷史研究所金成鎬教授以民族關系和朝鮮族社會心理問題為中心，論述東北朝鮮民族抗日革命特殊性，探討了“民生團事件”的原因、過程和后果及其歷史經驗教訓等。認為其主要的客觀原因可概括為：第一，東滿社會歷史特點，包括地理環境和地域人口的民族構成等；第二，朝鮮反日獨立民族解放運動的特殊性和東滿抗日革命武裝斗爭的艱難殘酷、尖銳復雜的特殊性；第三，日帝的陰險毒辣的民族離間政策和朝鮮民族親日派的惡劣作用等。主觀原因有：第一，抗日革命隊伍內部存在中朝民族關系上的誤解、偏見和矛盾；第二，“左”傾路線影響和東滿特委主要干部的認識錯誤；第三，東滿朝鮮民族具有的客觀局限性和內在脆弱性等。厘清歷史真相，使各民族人民共同接受其歷史經驗教訓，進一步認清今日之民族大團結來之不易，更加珍視和鞏固發展各民族大團結。

遼寧民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沈英淑教授在談到“九?一八”事變以前南滿地區朝鮮族反日斗爭時，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維護其在朝鮮的殖民統治，進一步侵略中國東北，對南滿地區的朝鮮族反日力量采取了殘酷的鎮壓政策。他們借助親日武裝團體和東北軍閥當局之手大肆逮捕反日團體的干部、屠殺反日人士以及破壞反日基礎，致使南滿地區朝鮮族反日力量遭受嚴重損失，反日運動受到嚴重打擊。

韓國延世大學國學研究院的辛柱柏教授，整理前人研究成果，認為在當時朝鮮人眼中的北伐戰爭是世界革命的起點。約有800余名年輕的朝鮮革命家以國民革命軍戰士身份參加北伐戰爭，他們把北伐戰爭看作是朝鮮再獲獨立的新契機。北伐戰爭對朝鮮國內的新干會支會運動、中國關內的韓國獨立運動、東北地區民族統一黨運動等產生積極的影響。

四、關于在韓朝鮮族

中韓建交以來，越來越多的朝鮮族到韓國工作、學習、生活。隨著人口流動的頻繁，在韓朝鮮族的研究逐漸成為學界關注的焦點。

韓國外國語大學金龍善博士以韓國首爾大林洞（相當于街道）的朝鮮族為主要研究對象討論了在韓朝鮮族社會現象。大林洞位于首爾地鐵2號線和7號線附近，交通發達、房租相對低廉，吸引了大量中國人前來居住。許多在韓朝鮮族團體和媒體把這里作為開展各種活動的主舞臺，街上隨處可見中文書寫的各種牌匾，猶如到了延邊一樣。隨著韓國政府對在韓朝鮮族寬松滯留資格，朝鮮族以家族為單位在韓居住情況逐漸增多，他們開始追求生活上的富裕和心理上的安全感，各種名義的聚會也隨之增多。大林洞因其便利的交通、各色餐飲美食街、眾多大型飯店云集，成為中國同胞的聚會首選之地。同時，在韓朝鮮族所需的各種信息、服務在這里都可以找到，大連林已經發展成為韓國最大的中國城和朝鮮族商業圈。金博士通過田野調查及統計學分析，指出在大林洞居住的朝鮮族以20世紀60、70、80年代出生的人為主，在韓朝鮮族社會呈現年輕化、專門化和定居化等現象。另一現象是，在大林洞居住的韓國人與中國人、中國人鄰里之間互相不認識的現象普遍存在。

山東工商大學林明仙教授對青島和煙臺的在韓朝鮮族的認同感進行了田野調查，認為在中國境內定居、工作和學習的朝鮮族與在韓朝鮮族的認同感差距非常大。

吉林朝文報社的辛承佑高級記者以自己在韓國的所見所聞為主題，運用一幅幅生動、主題鮮明的照片向大家展示了在韓中國朝鮮族勞務人員的生活、工作的現狀。

五、關于民族史志編籑

延邊朝鮮族自治州政協文史委員會金光鉉研究員介紹了《中國朝鮮族百年實錄》的征編緣起、編寫框架以及編纂進展情況等。該書以親歷、親見、親聞史料為主，以文獻檔案資料為輔，目的是全面反映中國朝鮮族長期以來在不同歷史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領域社會發展中創造的歷史功績、經驗及教訓，再現中國朝鮮族人民不畏艱難困苦、樂觀向上、自立自強、奮發有為的精神風貌，歌頌朝鮮族在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大家庭當中的獨特作用。

黑龍江省尚志市退休干部韓得洙以尚志市朝鮮族史編寫為例，闡明朝鮮族地方史志編撰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朝鮮族地方史志是以縣巿或是鄉、村為單位，記錄這些地方朝鮮族社會的過去、現在。地方史將歷史事件生動地再現于大家面前，能夠在朝鮮族群眾中產生強烈、廣泛的共鳴。將朝鮮族群眾感到驕傲的歷史記錄下來，不僅增強本民族的自豪感、培養民族自尊心，同時充實了中華民族多民族的歷史文化。地方史志是激起人們的鄉土意識，加強民族觀念的優秀的教育材料。許多在朝鮮族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現在已經消失了，面對如此嚴峻的事實急需以文字形式把歷史留存下來。

六、關于“朝鮮族學”

談到建立朝鮮族學，聊城大學的孫雪巖博士認為目前中國已經有若干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專門人員從事朝鮮族歷史、文化、語言和藝術等的研究，各類科研成果相當豐碩，已經具備創建“朝鮮族學”的基礎。但是，“朝鮮族學”的學科定位仍比較模糊，研究范圍相對封閉，理論建設亟待加強與突破，研究人員專業背景比重失衡。因此，必須要突出問題意識，加強跨學科交流；必須要以開放的態度構建“朝鮮族學”；必須有服務于社會的精神，將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相結合；必須改善與朝鮮族學研究相關的基礎性條件。

此次研討會是一次創新、成功的會議，鄭信哲會長概括其四大特點：一是地域上擺脫了過去限于長城以北的局面，第一次在北京以南地區舉行，其象征意義深遠，更加體現了全國性學術團體的內涵；二是與會者的學術背景多樣，不僅有歷史學，也有社會學、政治學，還有文學和語言學背景，而且學位層次提高，許多擁有博士學位；三是專業領域擴大，議題相對集中，又是多元，不僅有歷史，而且又涉及現實問題，還有語言文學，這與學會強調的中國朝鮮民族史學會是研究朝鮮族歷史與現實的重要平臺相吻合；四是研究者結構更加合理，老中青相結合，有許多新面孔，這意味著朝鮮族研究將更有朝氣。

（作者簡介：李銳銳，中央民族大學歷史學博士后，中國朝鮮民族史學會副秘書長；鄭喜淑，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館員，中國朝鮮民族史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第二篇：歷史與現實感悟

歷史與現實感悟

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一段歷史，或長或短。我們中華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我們為什么要學習自己和其他民族的歷史呢？有句古語“以史為鑒”。

在歷史的長河里，我們可以學到很多很多，我們可以從其中的一件件事中總結一些東西，可以在現實中更好的幫助我們。

例如我們民族的重要文獻《孫子兵法》是軍事家的必讀之書，現在隨著世界格局的變化，許多外國軍事學校也把此書作為必修課額來學習、探討，以提升自己國家的軍事水平。再如，我們會經常提起古代以少勝多的著名戰役，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這些戰役對我們有很大的啟迪作用，通過分析他們，我們可以總結出一些作戰的技能和方法，在戰爭時，我們可以將其運用到實踐中。

俗話說：有因必有果。我們可以從歷史中來分析這些因果關系來提升自己，完善自己。例如，在清朝末年，我們受到了西方列強的侵犯，而且沒有能力改變這一現狀，我們可以從中分析一下原因。在清朝以前，中華民族的科技、文化等各方面都在世界前列。但到了清朝，為了和平，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統治者的目的達到了，但是這樣做使清朝與世界脫了軌。西方國家的先進的技術、文化無法傳到清朝，使其慢慢的落后于西方國家。又因為西方殖民主義的擴張，他們不得不打開中國這個大市場。于是中國近代史就順理成章的進行了。我們通過分析這些，總結出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因此我們現在積極融入到世界這個大家庭中去，不斷學習，不斷發展，因為我們知道了“落后就要挨打”。

歷史和現實是不可分割的，有些時候，通過觀察歷史我們可以預測未來，也就是將來的現實。

許多事情看似不可能發生，但有一部分想象力極為豐富的人卻能猜測到一些事在將來會怎樣。以前的科幻書籍、現在的科幻影片中有許多我們無法想像而且想象不到的事情，但這些事情卻正在慢慢的變成現實。在前人看來，機器人是不可能出現的，但有些人卻把機器人想象著在以后的某天能夠出現，并寫成了科幻書籍。若干年后的今天，機器人出現了，他們的預言成為了現實。

綜上可以看出，歷史和現實是一個整體，存在著嚴密的因果關系。并且，歷史可以更好的服務于現實。

第三篇：愛國主義的歷史與現實

愛國主義的歷史與現實

學院： 外國語學院

班級： 09英教3班

姓名： 駱小林

學號： 2009154329

一、內容提要：1.愛國主義的含義

2.愛國主義者在近代史上做出的貢獻

3.我心目中的愛國主義

二、關鍵詞：中華民族、精神支柱、民族團結、力量源泉、鞠躬盡瘁、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李鴻章、百日維新、孫中山、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同盟會到辛亥革命、中華民國、袁世凱、陳獨秀新文化運動、民主和共和、周恩來、朱德、毛澤東、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小事做起、馬克思主義

三、正文

愛國主義是個人或集體對“祖國”的一種積極和支持的態度。這里的“祖國”可以是一個區域或者城市，但是愛國主義一般用于某個國家或者聯邦。談到愛國主義這個名詞，我們都不陌生，它貫穿著一個國家的歷史發展，帶領著國家走向光明，對于中國來說，是中華民族繼往開來的精神支柱，是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的紐帶，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力和源泉，也是一個人實現人生價值的力量源泉。近代史是中國歷史上輝煌而黯淡的一頁，但是不管怎么樣，中間卻涌現出了一批批愛國主義分子，他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為祖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1.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運動

清政府耗費大量軍費，戰后又支付巨額賠款，從而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廣大人民不斷奮起反抗。從1840年到1850年的十年間，全國發生了100多次農民起義。此后，洪秀全領導的規模巨大的太平天國起義爆發了。鴉片戰爭的失敗，促使洪秀全對現實逐漸不滿。1843年，他創立了“拜上帝教”，用來宣傳和 組織群眾。他的同學馮云山和族弟洪仁玕加入了拜上帝教，金田起義后，建立了太平天國農民政權，定都天京，并進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設，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它其實是起義農民提出的一個以解決土地問題為中心的比較完整的社會改革方案。

由于農民階級不是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代表，他們無法克服小生產者所固有的階級局限性，因此無法從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確的政治綱領和社會改革方案；無法制止和克服領導集團自身腐敗現象的滋長；也無法長期保持領導集團的團結，這一切都大大削弱了太平天國的向心力和戰斗力。這場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但是它沉重打擊了封建階級統治，強烈震撼了清政府的統治根基；打擊了外國侵略勢力；鼓舞了近代中國革命人民的斗爭決心；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匯合在一起，沖擊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在亞洲的統治。

洪秀全是近代中國的農民運動領袖,也是最早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先進中國人之一,他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是一次偉大的反對中國封建統治和西方資本侵略者的農民運動,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他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值得我們引以為豪。

2.李鴻章的洋務運動

19世紀60年代初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過程中，加上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了，引起了這一場繼承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洋務運動，興辦近代企業、建立新式海陸軍、創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等等措施，推進了洋務運動的發展。其中李鴻章，作為直隸都督，積極創建近代海軍、建立北洋水師。

面對清廷內部封建頑固派的重重阻撓，李鴻章曾雄辯地提出“處今日喜談洋務乃圣之時”。他認為在追求自強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外須和戎，內須變法”的洋務總綱，也就是在列強環伺，外侮日甚的環境中，盡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為中國的洋務--自強建設贏得盡可能多的和平時間。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負，處理過許多重大的對外交涉。

然而，面對日方提出的苛刻條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兩種選擇，而絲毫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他一直磨到點燈時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減五千萬兩，實在達不了目的了，又說哪怕減少二千萬兩也行，最后甚至滿眼含淚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這把老骨頭的面子上，多少減一點兒，算送給我回國的路費吧。可以說他是忠實地執行了清廷的電旨：“爭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為所動。老人家何等可憐！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國相要挾，李氏父子只得無可奈何的在《馬關條約》上簽了字。

雖然屈辱條約已成事實，但是，李鴻章已經奔著效忠圣上的宗旨盡了他的責任，我們更要考慮李鴻章正面的一幕，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以義和團叛亂挾持清廷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都是一個愛國主義者的特寫！

接著是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維新變法失敗以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國掀起了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這場革命的發生，是當時民族危機加深、社會矛盾激化的結果。

3.孫中山的辛亥革命、袁世凱

從同盟會到辛亥革命，到建立中華民國，作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統治，結束了中國的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使共和觀念深入社會中上層人士思想中。作為民族革命，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不僅結束了此前立憲派實行君主立憲的努力，而且對此后中國憲政與法治發展，中央及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關系等都起到了關鍵的影響,對中國的外交，中國的邊防形勢都有重大影響。孫中山起到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袁世凱盜取革命果實，孫中山的讓位，舉世無雙，讓我看到了孫中山先生對袁世凱的信任，也展示了孫的紳士風度，更看到了人物中的對比，袁世凱映襯出的是多么渺小和受人鄙視，原因是在他身上欲望的驅使，“皇帝一夢？加上外在力量的推波助瀾。而孫中山在流亡他鄉的時候，曾被英國軟禁，曾吃過多少苦頭，始終以犧牲自己為代價，以天下為公，始終以國家利益為首，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因此，辛亥革命不能單純用成功或失敗來衡量，因為那是為人的智慧結晶，我們所持的是敬畏和愛戴，將愛國主義精神發揚光大。

4.陳獨秀新文化運動

真正使人們從封建思想的束縛中即蒙昧狀態中解放出來的是1919年的新文化運動，它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新文化反對封建主義的舊文化斗爭。發起人和主導人物是陳獨秀。他創辦了《青年雜志》也叫《新青年》，所提出的基本口號是”民主和共和“。

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做出的第一個突出貢獻，是以《新青年》為戰斗堡壘，培育出一代以改造黑暗中國為已任的新人。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做出的第二個突出貢獻，是高舉民主與科學大旗，率先向傳統封建思想的堡壘發起了猛烈攻擊。他反對封建統治，倡導民主政治。他反對封建道德，倡導倫理覺悟。他反對封建迷信，倡導尊重科學。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做出的第三個突出貢獻，是發動文學革命，把思想解放運動引向更加廣闊的領域。

陳獨秀為新文化運動做出的第四個突出貢獻，是銳意改革北大文科，為青年學生開辟了思想自由的新天地。他愛國，并不是空談口號，空喊我愛自己的祖國，而是通過實際行動和自己的努力，在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為中國帶來了先進的思想，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5.毛澤東 周恩來 朱德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迎來了新的一頁。中國工人運動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中國共產黨誕生了。經歷了國共合作十年的大革命，抗日戰爭、土地革命、奪取紅色政權、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等等。在這個過程中，涌現了多少愛國志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他們共事將近半個世紀，一起打造一個民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間經歷了多少風風雨雨。

1976年，一個被淚水浸透了的年份！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這三位叱咤風云、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袖人物相繼辭世，三星共隕，是一種巧合，還是命運的安排？無論如何，三位偉人之間舉世罕見的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合作終于畫上了句號。也許，在十年浩劫的背影之下，這個句號畫得并非完美，帶著些許的遺憾，但回望歷史，它卻依然那么令人感動。隨著歲月的流逝與社會的進步，對領袖人物的”神化“固然早已不合時宜，但在商業利益驅使下對領袖人物的”庸俗化“自然也難以讓人起敬，而那種懷有別樣居心對領袖人物的”丑化"則令人所不齒。歷史的河流終將汰除浮渣，沉淀那些最有價值的東西。和幾千年來我們無數英雄的祖先一樣，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已經深深地匯入到中華民族的血液之中，成為我們民族的精神、意志、情感和文化和象征。

新時期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即承接了理事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又吸納了鮮活的時代精神，內涵更加豐富。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新時期愛國主義的主題，獻身于建設和保衛社會主義現代華事業，獻身于促進祖國統一的事業。

那生活在和平時代的我們，應該如何踐行呢？沒有戰爭，是否就沒有必要繼續繼承愛國主義思想呢？不是的，依我看來，作為民族之魂的愛國精神將永恒。時至我們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今天，它又增添了新的時代內涵：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是愛國主義在當代中國的最高命題；毫不動搖地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是新時期愛國主義最集中體現；堅持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是新時期愛國主義最根本的要求；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而貢獻力量是愛國主義在當代中國最突出的體現。

作為中國人，作為中國的一個兒女，我們有責任和義務，在國家遭遇他國欺負或不正當的侵犯時，勇敢站出來，不屈凌辱，積極維護國家的名譽。愛國就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這些小事數不勝數，都需要我們留心發現、踐行。比如說，積極宣傳國家最新的大會主題內容，讓國家的進步思想普及全國，爭取不讓國民跟不上時代的步伐，落后于別人。比如說，關心國家最新動態，讀報紙、看新聞，培養愛國主義情懷，在內心有國家這個神圣的地位。比如說......只要你留心注意身邊的事情，你也許就已經在踐行愛國主義了，因此，時代需要的不僅是有知識的人，還需要有關心國家，憂國憂民的愛國主義者！

2010年12月23日星期四

第四篇：歷史與現實如何有機結合

模塊七

淺談歷史與現實在歷史教學中的結合唐太宗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總的來說，學習歷史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歷史經驗變為現實財富。

但是歷史不是過去，而是鮮活的現在；歷史也不是分數，而是讓學生體味人生。因此，我們教師要把歷史與現實交匯，創造出富有生氣的中學歷史新課堂，提高歷史教學的實用性，使學生真正有收獲。那么，在教學中，如何將歷史與現實相結合呢？

1、歷史教材和現實生活相結合自然風光、文物古跡、電影電視、圖片動畫、民情風俗，國內外的重大事件，學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的話題等，這些都是歷史教學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我們應抓住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契合點，把這些活生生的材料應用到課堂上。這樣，學生才能感受到歷史是“活生生”的，是“有血有肉”的。

2、歷史教學方式和現實生活相結合在歷史教學中，我努力讓學生帶著自己的知識、經驗和興致來參與課堂活動，借助一定的教學手段（如實物、模型、圖片、錄像、電影、多媒體等），聯系學生自己的生活體驗，學生才能獲得富有真情實感的、能動的、有活力的知識，學生的人格才能真正得到陶冶，才能真正去體驗歷史。初中學生一般都渴望獲得認可與欣賞，喜歡表現自我，所以，我們教師應該從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入手在課堂上給他們一個展示的舞臺。

3、歷史教學活動和現實生活相結合當前，中日關系緊張異常，釣魚島問題遲遲不能解決。比如，我國與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存在很大分歧。雖然，學生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知道釣魚島歷來是我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為什么它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有證據嗎？難道中國倚強凌弱？因此，我們教師在教授古代史知識時，就應該講清楚這個內容。根據國際通行準則，判斷和證明一個國家對一片領土是否擁有主權主要基于兩個方面，即歷史依據和法理依據，二者之間的關系密不可分。

歷史源于生活，又服務于生活；歷史是現實的過去，而現實則歷史的延續。歷史講述著人類的過去，具有的不可逆性，它不能再現，也不會重演。然而，歷史又是過去與現在永不休止的對話，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所遇到的很多問題，不是瞬間形成的，而是有著各自的歷史淵源。人們常常需要“以史為鑒”，來加深對現實的理解，科學地預見未來。在歷史教學中，把握時代的脈博，抓住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將二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是活躍歷史課堂，激發學生探究歷史，優化歷史教學的一種正確選擇。

第五篇：高考改革歷史與現實

創建于1952年的全國普通高校本專科招生統一考試制度（以下簡稱“統一高考”），是我國一項獨具特色的教育考試制度。自建制以來，統一高考雖經歷了“文革”的劫難和社會各界不時的詰問與非議，但仍因其公平、高效等優點，得以沿用至今。近年來，隨著高等教育規模和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不斷擴大，以及高等教育辦學形式的日益多樣化，高考制

度在考試形式與考試科目上相應地進行了多樣化的改革嘗試。與此同時，在考試內容特別是命題上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與改革。由于高考制度影響重大，加之采行了50年之久，利弊都十分明顯，使高考改革這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也不時陷入“為改革而改革”的被動境地。因此，很有必要理清改革的思路，把握好改革的方向，以助益于高考制度的健康發展。本文主要基于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從形式與內容兩個角度談談高考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統一高考的建立——中國高校招生考試史的創舉

19科舉考試制度被廢除后，伴隨著歐風美雨的強勁東來，中國各地紛紛創立新式學堂。與此同時，西方大學自主招考的辦法也被直接搬入中國的新式大學中，并一直沿用到解放初期。不過，民國時期也曾短期采行過統一招生的辦法。進入20世紀30年代后，隨著高等教育的發展，結構性教育失業問題逐漸顯現，需要對高校招生進行宏觀調控。1937年，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和武漢大學三所國立大學試行聯合招生。1938年，教育部規定國立大學實行統一招考（上海各院校除外）。到1940年，實行統一招考的學校范圍又擴大到公立院校。私立學校和公私立專科學校仍實行自主招生。[1](p674-676)令人遺憾的是，由于戰事嚴峻，統一招考辦法實行僅三年便被迫中斷。此次統一招考是我國自19以來高校招生考試改革的一次重要嘗試，有效地控制了高校科、系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高校招生的區域公平，同時加強了中等和高等教育的銜接，提高了高校新生質量。

1949年，為執行“暫維現狀，立即開學”的方針，保證教育上的銜接與過渡，除北大、清華等少數幾所高校實行非實質性的聯合招生（為減輕在外地招生的工作量以及為外地考生提供方便，委托外地高校代為招考，但命題、閱卷、錄取均由本校負責）[2]外，當年全國絕大多數高校仍沿舊制，實行單獨招生考試，招生的計劃、條件和辦法都由各校自行決定。

由于各校辦學質量和社會聲譽高低有別，單獨招考造成許多高校招生不足額和新生報到率低的局面。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方便考生與考，更為了克服建國之初教育工作的混亂狀態，使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納入國家計劃軌道，1950年5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發布了新中國第一份高校招生考試文件《關于高等學校一九五零暑期招考新生的規定》，要求各大行政區教育部“根據該地區的情況，分別在適當地點定期實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學校聯合或統一招生”。如統一招生有困難，各大行政區可“在符合本規定之基本精神范圍內，允許各校自行招生”[3]。這項規定的主要意圖是促進高等學校招生的統一性和規范化。但由于單獨招考操作上的慣性，該的招考方式仍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既有校際的聯合，又有大區的統一，還有學校的單獨招生，體現了過渡時期招生形式的復雜多樣性和政策的不穩定性。但總的看來，1950的招生考試基本達到了預期目的，大部分學校一次招生即招滿足額。

1951年，教育部要求，高校招生繼續沿用前一的辦法，而且統一招生要在單獨招生之前舉行。[4]在這一政策的引導和推動下，1951年統一招生的規模迅速擴大。據筆者粗略統計，全國214所高校中參加統一招考的學校達149所，比例高達69.6%，在前一36%的基礎上翻了將近一番。[5](p254-265)當然，該的統一招生在取得較大成效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最主要的是各大行政區的生源不平衡，又沒有作必要的跨區調劑，導致生源較少的東北、西北地區高等學校招生不足額。這些問題的產生既有統一考試初始階段經驗缺乏的原因，也有當時各大行政區之間教育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在總結前兩年大區聯合或統一招生經驗的基礎上，1952年教育部明確規定，自該起，除個別學校經教育部批準外，其余高等學校一律參加全國統一招生考試，采取統一領導與分盛市、自治區辦理相結合的招生辦法。[6](p802)至此，統一高考制度基本形成。

應該說，統一高考制度的建立決非一日之功，而是從民國時期和建國后三年過渡時期的統一或聯合招考辦法一步步發展而來。但1952年的統一招考和以往的招考辦法相比有很大不同，它在招生名額、報考條件、考試內容、命題、閱卷、錄取及調配等各環節，都由國家明確做出并嚴格執行統一性規定。因此，可以說，1952年統一高考制度的建立，是在各種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近現代高校招生考試制度的一

次量變積累后質的飛躍。

從外部因素看，社會政治、經濟建設和教育發展的需要，以及傳統文化的影響，是統一高考建制的重要契機。1952年7月21日，教育部頒發了《關于實現一九五二年培養國家建設干部計劃的指示》，強調指出，各地高等學校嚴格實行統一招生，是實現這一干部培養計劃的關鍵。[7]同年，中共中央還提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

制定了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各條戰線都急需大量高級專門人才。1951-1952年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次大規模院系調整，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為使調整后的各類院校能招收到合格足額的新生，鞏固這次全國范圍高等教育重新布局的成果，亟需加強高等學校招生的計劃性。而過去的經驗證明，只有統一招考才能較好地解決各高等學校招生的失衡問題。此外，數千年的中央集權制統治所帶來的統一觀念，以及存在了13之久的科舉考試所積淀的文化上的“統一考試”基因，也為廣大國民接受和認同統一考試制度，奠定了潛在而深厚的心理和文化基矗[8]

從內部因素看，統一高考則是大規模考試自身發展規律的產物。首先，作為一種大規模考試，追求效益是最為現實的考慮。由國家主持的統一考試，須知，考試分數高，不等于職業技能強，正如人們常說的大學生“高分低能”，其中“能”就包括了職業技能在內。除考試的原因外，由于高考實行分批次錄取，高分者入重點或本科院校，低分者入高職高專，也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高職高專“低人一等”的誤識，造成高職生爭擠“專升本”班車、“專升本”演變成第二次高考的局面，不利于高職高專教育的發展。

為適應高等教育多樣化和人才需求結構立體化的需求，招生入學應根據不同類型或層次進行多樣化改革。由于目前培養高等教育專門技術人才的主體仍是高職高專院校，且基本上是專科類型，可將高考分為普通大學及獨立學院的本科統考和高職高專的專科統考兩種類型。兩種高考各司其職，本科層次的高考著重考測學術發展性向和能力，專科層次的高考側重考測理解和運用能力。廣西便是進行這種二次高考的試點，第一次高考為7月舉行的本科統考，試題由教育部組織命制，其成績只能用在本科層次錄取；第二次高考為9月舉行的專科統考，試題在教育部考試中心指導下由廣西招生考試院組織命制，其成績只能用在專科層次錄齲每位考生都可以選擇兩次高考中的一次或二次應試。[14]筆者認為，此舉不僅可以使不同類型或層次的高校招收到合適的生源，而且給了考生更多的選擇機會。不過，鑒于省級考試管理機構在命題方面的經驗較為缺乏，試點階段兩次高考均由教育部組織實施較為科學，待這一改革較為成熟后再逐步將命題權下放。

二次高考模式的第二種選擇是借鑒日、韓等國的二次考試或目前我國臺灣地區試行的“多元入學方案”的形式，實行全國統一高考和各校單考相結合的報考辦法。日本的所有國立、公立大學和大多數私立大學的招生均采行二次考試，即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持的入學考試中心考試和由各大學自行組織的第二次考試，前者以考核考生對高中階段基本學習內容的掌握程度為主，后者則主要測定考生的學科專業知識水平和專業學習能力。韓國的大學入學考試與之類似，由“大學修學能力測驗”和各校舉行的加試組成，同時參考高中的綜合記錄。臺灣從開始采行的“多元入學方案”，也具有這一特點：招生比重占40%的甄選入學制招生方案，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主辦的學科能力測驗和大學校系自辦甄審兩部分組成；其余60%的考試分發入學制招生方案中，也有50%是由學科能力測驗和指定科目考試（各大學指定考科但考試仍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統一組織）兩部分組成。[15]美、英等國大學的錄取一般也主要依據由權威考試機構組織的學術能力測驗或資格證書考試成績，再參考考生的申請或推薦材料和面試表現。全國統一高考和各校單獨考試相結合的二次高考模式，融兩種考試形式的優勢于一體，前者可以把守基本質量關，同時也便于各大學比較評估生源質量，后者則能充分體現各校的辦學特色，較好地落實高校的招生自主權。

以上兩種二次高考模式各具特色，可以從不同角度為實現高考多樣化發揮作用。在經過一定階段或范圍的試點后，可以進一步將二者結合起來，使高校招生在堅持統一考試的前提下，真正建立起多渠道、多層次的考試立交橋。

二、“素質立意”——高考內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標

高考內容是高考發揮導向作用的樞紐，它直接將大學對所需生源的素質要求反饋給中學的教學。因此，考試內容是高考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之一。然而，長期以來，高考一向較少關注內部或微觀層面的改革。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建立會考制度后，高考結束了長期身兼選拔新生和衡量高中畢業水平兩項職責的局面，其內容的改革才被提上議事日程。

考試內容主要通過命題來體現，命題立意因此成為內容改革的關鍵。長期以來，我國高考命題基本上以知識立意為主，即以學生掌握了多少知識為考核目標。知識立意幾乎成了記憶立意的代名詞。20世紀90年代后，高考命題的立意開始由知識關注到能力上。起初是引入和研究美國學者布盧姆的“教育目標分類學”，但受高考紙筆測試形式的制約，只關注到了認知領域中的理解能力和技能等方面。此后，又將認知領域中的知識與能力測試“學科化”，即根據《教學大綱》的目標要求，確定開考各科所測試的內容、目標、形式和能力要求，并以《考試大綱》形式向社會公布，從而克服了制卷者和考生的盲目性。此舉突出了高考檢驗考生的學習結果和進入高校繼續學習的能力等任務。到20世紀90年代末，隨著高考內容改革進程的加快，學科能力測試又上升到綜合能力測試。1998年，教育部對四川、河北、上海等五省市的“保送生”進行了“綜合能力測試”的試點，次年又擴大到全國。與此同時，積極進行”3+”的科目改革試點。”3+”改革的精神實質是更加注重對考生能力和素質的考查，旨在對中學實施素質教育產生良好的導向作用。其中，設立綜合考試科目是此次改革的一個亮點。開設綜合科目的意圖是想改變過去文理分科絕對化、跨學科能力的綜合和學科間知識的滲透力不夠的狀況，引導學生全面掌握中學階段應當掌握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重視能力特別是學科內和跨學科的綜合能力以及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因此，”3+”科目改革的實質與重點仍在于考試內容的改革，體現在命題上，便是變知識立意為能力立意，以考查學生的能力和素質為重點。[18]當然，無庸諱言，由于綜合能力的測試仍是一個新鮮事物，現行綜合科目的命題水平尚未達到原定目標，“學科知識拼盤”色彩仍較濃厚。隨著高考科目和內容改革的深入、經驗的不斷積累以及教育測量技術水平的提高，綜合能力測試離既定目標將會越來越近。

然而，在知識基礎上的能力考查，并不是高考內容改革的終極目標。到高等教育大眾化乃至普及化階段，高考的功能將發生根本性變化，不再局限于“選優”，即解決什么人可以上大學的問題，而將成為一種為高校和考生之間的“雙向選擇”提供科學決策依據的“合適”考試，主要解決學生適合上什么大學、學什么專業的問題。這就需要對學生的素質進行更全面的考測。相應地，高考的命題也應從目前的能力立意進一步提升到素質立意，以考測學生的素質是否與高校及其專業教育合拍，也可以解決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學生因專業選擇失誤而產生的“厭學”和“逃學”問題。因此，筆者以為，素質立意將成為高考內容改革的下一步目標。

另一方面，由于高考指揮棒作用的客觀存在，確立命題的素質立意，也可以更好地引導中學實施素質教育。素質立意的考測目標，既不是單純的知識，也不是單純的綜合或動手能力，而是考生的綜合素質，包括思想素質、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心理素質等（身體素質的考測需要另辟途徑）。例如，通過巧妙地設計道德推理或道德判斷題，不僅可以考測學生的道德知識和綜合推理與判斷能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考測出學生的道德水準。再比如，設計一些常識性試題，采取口試形式，既可以考測學生的知識水平和思維能力，也可以測量其心理素質。鑒于高等學校辦學和素質考測的個性化與統一高考的統一性特點不甚吻合，素質考測可由各高等學校組織的單獨考試來完成。而上述的二次高考模式恰好為這種考測提供了制度保障，即第一次全國統一考試主要考測學生的基礎知識、基本能力和學術性向，第二次由高校自行組織的單獨考試則主要考測學生進行專業學習所需的基本素質。好范文 網

基于以上研究，筆者認為，奉行公平原則、創造優質高效的統一高考是中國高校招生考試史的一項偉大創舉。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統一高考的創立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其存在與發展則具有現實的必要性。但統一高考也確有局限，特別是在高等教育規模日益擴大和辦學形式日益多樣化的情勢下。因此，進行二次高考的多樣化改革，是對統一高考補偏救弊的一項良策。與此同時，為了達到高校和考生之間“雙向選擇，各取所需”的目標，高考命題改革應從知識和能力立意提升到素質立意的高度，以便實現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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