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村民委員會是否具備行政訴訟主體資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一條的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的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但是在本案中，村民委員會不符合行政訴訟被告的條件。第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1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的規定，村民委員會在性質上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不是國家的行政機關；第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第二十五條第二款、《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十條、第十四條的規定，村民委員會對集體土地的管理是基于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而非法律、法規授予的行政職權，因此，村民委員會也不屬于《解釋》中的“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組織”；第三，村民委員會對集體土地的管理只是一種事務執行權，而非決定權，這種管理代表的是村民大會的意志，不同于代表國家意志的行政管理。也就是說，法律法規沒有將土地承包事項的決定權授予村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也無法對外獨立承擔行政法律責任。

村民委員會具備行政訴訟的主體資格，可以作為行政訴訟被告。

首先，關于村民委員會的性質。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鄉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可以看出，村民委員會與村民之間是一種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這種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說并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這種管理關系體現在全體村民的利益與個體村民之間的一種利益的調整或者說是再分配，是一種公共職能。它在進行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時以實現其“公共職能”為直接目的的行為是一種行政行為，所以村民委員會進行這些管理行為，特別是經過法律法規等授權的行為時，其作為行政訴訟被告的主體資格是適格的。其次，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款的規定“有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因此，從法律規定上確定了授權組織的被告地位。眾所周知，行政職權的取得根據其來源分兩種，即固有職權和授予職權，故有職權是指已經成立根據組織法的規定就擁有相應的行政職權，很顯然村民委員會不屬于這種情況，它只能是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主體。所謂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制的是依據具體的法律、法規的授權而行使特定職能的非國家機關組織，即授權行政主體。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授權情況大致可以分為：社會團體、事業及企業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和有關的技術檢驗、鑒定機構。這里所說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就是指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授權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等。

村民委員會具備行政訴訟的主體資格，可以作為行政訴訟被告。

首先，關于村民委員會的性質。我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規定，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鄉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可以看出，村民委員會與村民之間是一種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這種關系在一定意義上說并不是一種平等的關系。這種管理關系體現在全體村民的利益與個體村民之間的一種利益的調整或者說是再分配，是一種公共職能。它在進行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時以實現其“公共職能”為直接目的的行為是一種行政行為，所以村民委員會進行這些管理行為，特別是經過法律法規等授權的行為時，其作為行政訴訟被告的主體資格是適格的。其次，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款的規定“有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因此，從法律規定上確定了授權組織的被告地位。眾所周知，行政職權的取得根據其來源分兩種，即固有職權和授予職權，故有職權是指已經成立根據組織法的規定就擁有相應的行政職權，很顯然村民委員會不屬于這種情況，它只能是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主體。所謂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制的是依據具體的法律、法規的授權而行使特定職能的非國家機關組織，即授權行政主體。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法規的規定，授權情況大致可以分為：社會團體、事業及企業組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和有關的技術檢驗、鑒定機構。這里所說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就是指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授權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等。

其次，關于被授權組織的法律地位。被授權組織的法律地位主要體現在：第一、被授權的組織在行使法律法規所授職能時，是行政主體，具有與行政機關相同的法律地位。第二被授權組織以自己的名義行使法律、法規所授職能，并由其本身就行使所授職能的行為對外承擔法律責任。第三被授權組織在非行使行政職能的場合，不享有行政權，不具有行政主體地位。就本案來說村民委員會對集體土地和其他所有財產的管理權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第十條的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第三款也規定了村民委員會對集體土地和其他財產的管理權，本案中村民委員會與村民之間并不是一種平等的主體關系，而是一種管理和被管理的關系，是一種公法上的關系。村民委員會對集體土地的管理權是依據法律授權進行的，實質上是一種公共職能，屬于法律授權的行為。

第三，村民委員會的行政訴訟主體資格的法律依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第三款的規定：“村民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管理本村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村民委員會對本村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財產的管理是法律授權的，即為法律授權性行政行為，而本案是由于原告認為被告沒有為其分得作為該村村民該有口糧補助費而訴至法院引起的，因此，該村村民委員會可以成為本案的被告。

因此，村民委員會作為本案的被告無論從理論還是法律法規的規定上并無不當。

第一種觀點認為：村民小組不具有訴訟主體資格，應當以村委會為被告。理由為村民小組沒有健全的組織和人員,沒有資金核算賬目，沒有固定的場所，沒有公章。故不具備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由于存在以上的情況，故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三十七條對法人的要求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對其他組織的要求。所以村民小組也不具有訴訟權利能力和訴訟行為能力。《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二條規定由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故村民小組無權對外簽訂公共事務、公益事業性的合同。由于村民小組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不具有訴訟權利能力和訴訟行為能力，不具有簽訂公共事務、公益事業性合同的權利，所以它不能成為本案的訴訟主體，適格的被告應當是村委會。

第二種觀點認為：村民小組不具有訴訟主體資格，起訴時應當以村民小組的全體村民為共同被告。理由為“國家土地局1992年6月13 日對山東類似問題答復：村民小組不具備集體經濟的組織條件,不擁有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由村委會經營管理。”故村民小組不能稱為訴訟的主體。而村民小組共同修建公路的結果是，村民小組全體成員共同收益。故應將這種共同行為認定為個人合伙。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47條規定個人合伙的全體合伙人在訴訟中為共同訴訟人。故本案件的適格被告應當是全體村民小組的村民。

第三種觀點認為村民小組具有訴訟主體資格，可以成為本案件的適格被告。其理由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10條確認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第21條規定“生產隊范圍內土地歸隊所有”。國務院批轉《農業部關于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意見》第二條明確規定進行土地調整時,嚴禁改變權屬關系,不能將已經屬于組級(生產隊)所有土地歸村所有。《土地法》第十條規定“農民所有土地屬于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村委會管理，已經分別屬于兩個以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由村內的各農村集體組織或者村民小組經營管理。”據此可以認為村民小組是村集體經濟組織,擁有土地所有權、使用權,能夠以此財產承擔一定的民事后果，故具備了訴訟主體需要滿足的條件。應將其歸類到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訴訟主體第三類當事人中，既其他組織。

第二篇：村民委員會行政訴訟被告主體資格

村民委員會行政訴訟被告主體資格

村民委員會作為行政訴訟被告的案例頻頻見諸報端，以村民委員會為被告的行政案件在法院行政訴訟收案中也占有相當比例。村民委員會作為行政訴訟被告的案件常見的有：與戶籍等有關的管理行為、土地發包行為及其他與村內公益事業有關的建設和管理行為。如：

1、某地受理的某幼童訴其母所在村委會戶口登記案。該幼童之母嫁往城鎮，但戶口仍留在原籍未遷出。該幼童出生后，其母欲將該幼童戶口落在本村。該村不同意，該幼童以其母戶口所在地的村民委員會為行政訴訟被告提起行政訴訟；

2、某漢族木匠在一以回民為主的村莊長期從事木工，后在該村落戶、分地、建房。但在新近一次土地承包過程中，該村不再給其分配承包地，其起訴所在村民委員會的行政訴訟案件；

3、某村以收取的荒地承包費修建已被鄉教育組決定停辦的小學，引起村內部分村民異議。村內部分村民起訴所在村民委員會的案件。

村民委員會是否可以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村民委員會符合哪些條件才可以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這一問題在理論及實務界均存在爭議，上級法院在對下級法院的業務指導上也往往意見不一。認為村民委員會可以作為行政訴訟被告的理由主要有：

1、《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賦予村民委員會對本村的土地及其他事務有“管理權”，村民委員會對本村事務的管理是一種“法定權利”，村民委員會應視為法律法規職權的組織，因此可以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2、《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規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發放救濟款物、土地經營管理和宅基地管理過程中的行為為“公務行為”，并且規定村基層組織人員在從事上述行為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財物，構成犯罪的，適用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的規定”。--由此可見，村民委員會的成員已“視同為”國家工作人員，村民委員會從事的土地管理、宅基地管理已為法律規定為“公務行為”，所以村民委員會可以像其他國家行政機關一樣，在公務活動中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3、行政審判受案范圍有擴大的趨勢，目前理論和實務界均積極主張行政審判的受案范圍應向一切具有公共行政權力的領域擴張，以盡可能地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利。村民委員會的行為具有較強的“強制性”，因此，從“保護村民利益的角度出發”，應當將村民委員會的行為納入行政審判范圍；

4、報載案例證明村民委員會可以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

筆者認為，上述認為村民委員會可以作為行政訴訟被告的理由均不能成立。理由為：

1、《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規規定的村民委員會的“管理”職能，雖然是一種法定職能，但法定職能不等于行政職能，法律法規對于權利的規定，也并不都是對于“行政權力”的授權。國家對仲裁機構制定了《仲裁法》、對公證機構制定了《公證暫行條例》、對律師事務所制定了《律師法》，《土地管理法》對村內村民小組也規定了其對土地有經營管理職能。仲裁機構的仲裁行為、公證機構的公證行為、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服務行為、村內村民小組對土地的經營管理職能均是法定職能，但仲裁行為、公證行為、律師事務所的法律服務行為并不納入行政審判范圍，村民小組也未作為行政訴訟的被告被提起過行政訴訟。由此可見，以“法定職權”和“法律法規的授權”來論證村民委員會可以作為行政訴訟被告的理由不能成立；

2、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其規定的是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工作的情況。既然是“協助”，那么在此類工作中，從事該工作的顯然“主要”是人民政府，而不是村民委員會。在“協助”人民政府工作的情況下，村民委員會的職權體現為政府職權，所以，國家對此時村民委員會組成人員的行為視同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并以貪污受賄罪對其定罪。在邏輯上，不能以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中對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成員在“協助”人民政府工作中的身份定位，來推定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成員在所有村務活動中有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也不能以此推定村民委員會有了類似國家行政機關的地位，這在邏輯上推導不出。村民委員會在獨立工作而不是“協助”人民政府工作的情況下，其行為顯然與政府公務行為無關，其組成人員此時的“貪、賄行為”，不能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進行定罪。因此，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為依據認為村民委員會可以作行政訴訟被告的理由也不能成立；

3、理論、實務界及普通公眾確實有要求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大的呼聲，他們不滿足于行政訴訟僅對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不滿足于行政訴訟的現實受案范圍，而是要求行政訴訟對抽象行政行為、內部行政行為及其它與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所有憲法權利有關的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因行政權力先天有擴張的趨勢，新型行政行為肯定層出不窮，所以，主張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大是正確的。但主張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大一定要注意到“行政權力的行使”這一問題，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大絕不是（也不能）盲目擴張。在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擴大思潮中，主張應將村民委員會的行為納入行政審判范圍的，除受《土地管理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影響之外，另一重要的原因是“看中”了村民委員會行為的“強行性”，即其對村民權利的影響是巨大的，近乎于“強行”，沒有審判的介入幾乎沒有任何最終的和有效的途徑保護村民的合法權利。但村民委員會行為雖表面具有“強行性”，其對村民權利的影響也可謂巨大，但不要忘記，村民委員會行使的“權力”并不是“行政權力”，其對村民權利的影響不是靠國家強制力；村民委員會的管理模式是民主決策的民主管理模式，村民委員會只是民主決策事務的組織者及執行者，其本身不享有任何權力。現實中村民委員會行為的“強行性”，一般其權力來源為“拳頭”再加上鄉鎮人民政府的“支持”，其權力來源在本質上是不正確的，此正是基層民主要糾正的地方。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擴大不能往審查村民委員會行為的方向上擴大，此只會進一步提高村民委員會的地位，加大村民委員會與普通村民的實力對比，使村民委員會的行為更具“強行性”，使村民的利益更得不到保障；

4、雖然有報載案例證明村民委員會在某些案件中作過行政訴訟被告，但其他案例也證明某些村民與村民委員會的糾紛是作為民事案件立案的（如土地承包案件）。要想找到權威的案例支持某種觀點，筆者認為，應當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作為參照。筆者從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公布的案例庫中經檢索“村民委員會”，找到14個與村民委員會有關的案例。其中，民商事案件7個，7個中村委會做被告的3個，均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1個，國家賠償案件1個，行政案件5個，均不是以村委會為被告的。由此可見，從最高人民法院編選的案例中找不到支持村民委員會作行政訴訟被告的案例。在《曾菊英等訴長沙市雨花區黎托鄉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職責案》(《最高人民法院案例選》二○○一年第三輯(總第37輯))中，對于村民委員會可否作行政訴訟被告的問題，還從正反兩方面對此作了系統分析，結論否認了村民委員會在該案中作行政訴訟被告的可能。

筆者認為，村民委員會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應成為行政訴訟的被告。理由為：

1、國家設立行政訴訟制度的目的是為了追究國家在行政行為過程中的責任，即只有對代表國家的主體的行政行為國家才承擔責任，只有對此種行為才可以提起行政訴訟。國家從事行政行為的方式有：（1）、行政機關親自作為；（2）國家以法律法規授權某些非行政機關的組織作為；（3）、行政機關委托其他組織作為。在此三種方式下，第（1）、（3）均是以行政機關為被告，此兩種行為實質上都是國家行政機關的行為；在第（2）種情況下，法律法規的授權實質上也是一種國家行為，國家當然也承擔責任。而村民委員會，國家顯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為其行為承擔國家責任。那種因村民委員會具有“法定職權”而將其視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的看法是絕對錯誤的，“法定職權”不是行政職權，理由前已述及；

2、國家承擔國家責任的主要方式是國家賠償。《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九條規定：“賠償費用，從各級財政列支。”國家賠償法第二十九條規定：“賠償費用，列入各級財政預算。”《國家賠償費用管理辦法》第六條規定：“各級政府應當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一定數額的國家賠償費用，列入本級財政預算。”在任何情況下，國家不會把村民委員會的賠償問題列入國家預算。村民委員會作行政訴訟被告的案件，在確認村民委員會的行為違法后，如果涉及賠償問題，其賠償資金表面上由村民委員會負擔，但實質上該賠償資金是由全體村民承擔的。這種賠償一方面造成責任主體與承擔責任的主體的不統一，另一方面這種賠償顯然不是國家賠償，那么對此進行的訴訟怎么能夠稱為行政訴訟及行政賠償訴訟呢？

3、村民委員會的行為不應賦予其“強制性”。行政行為的強制性是一種國家強權，正因其是國家強權，國家才設立行政訴訟制度；指導性行政行為不具有強制性，正因其不具有強制性，所以國家把它排除出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村民委員會的行為，絕不具有國家強制性，假如其行為不能得到實施，其應通過民事訴訟程序起訴村民，通過民事訴訟程序確認該村民是否負有某種義務。那種認為村民委員會的行為具有強制性的觀點，是被村民委員會“強權政治”的表面現象迷惑，是對村民委員會“強權政治”無耐和無助的表現。事實上，村民委員會的行為通過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審查是最合乎現實和情理的。通過民事訴訟程序的審查，使原、被告雙方首先意識到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減少了村委會平素自以為高高在上的“官本位”意識；同時，村委會作為民事訴訟被告也不受行政訴訟被告在十日內舉證的限制，這從村委會的訴訟能力本身來說也是公平的；

4、《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屬于憲法性法律，其地位遠遠高于《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其立法目的和主要精神就在于“保障農村村民實行自治，由村民群眾依法辦理自己的事情，發展農村基層民主”。在民主自治體制下，村民會議是村內事務的決定者，村民委員會是村民會議決定事項的執行者。從民主體制的運行上說，村委會沒有任何強行性的權力，民主管理與行政管理絕對不可能相容。對于村內重大事項，無村民會議的決議，村民委員會便沒有任何權力。村民委員會實質上是幾個村民個人的集合。有時，村委會的行為是全體村委會成員的行為，而有些情況下，所謂村委會的行為實質上只是村委會主任個人的行為。在全體村民這一熟人社會中，村委會成員與其他村民的地位始終應當是平等，其未通過村民會議而自行決定的事項應當自行承擔責任，而不應當由全體村民為其承擔責任（如訴訟費用和賠償費用的承擔）。惟有如此，才能使村委會成員真正在村民自治的精神下，在平等的基礎上為村民服務；不然，就會造成村委會成員只知任意行使“權力”，而不用顧忌會承擔任何責任的現象（現實也正是如此的）。當然，村委會成員在緊急情況下，對村務的處理，或對村內較小事務的處理，可以適用民事代理的法律規定，區分其在行使“權力”時的惡意、善意通過民事訴訟程序進行處理。

第三篇：關于行政訴訟是否審查抽象行政行為

關于行政訴訟是否審查抽象行政行為，你有何觀點？

答：在我國，抽象行政行為是一個學理概念，是批行政機關針對非特定主體制定對后發生法律效力并具有反復適用效力的規范性文件的行為。按照我國現行《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相對人對抽象行政行為不得提起訴訟。但是，從實際情況來看，隨著抽象行政行為的數量逐漸增多，違法實施抽象行政行為的問題日趨嚴重，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范圍不僅必要，而且可行。

說其必要主要理由有以下幾個方面：

1、是抽象行政行為本身的需要。因為具體行政行為畢竟是針對個別人的，即使違法，對相對人造成的損失也是局部的。但抽象行政行為則不同，它是針對普遍對象作出的，適用的效力不止一次，具有反復性，加之層次多、范圍廣，因而產生的影響要遠遠大于具體行政行為。一旦違法，將會給眾多人造成損失，如果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對違法抽象行政行為提起的予以撤銷，就有可能導致違法的抽象行政行為造成的侵害在一定范圍內連續發生，使更多的相對人蒙受損失。從這個意義上說，抽象行政行為比具體行政行為更具有危險性和破壞力，因此更有理由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范圍。

2、是改變抽象行政行為違法現狀的需要。由于現行《行政訴訟法》排除了對抽象行政行為的訴訟監督，其他監督機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為違法問題日益嚴重，隨意通過抽象行政行為擴張本地區、本部門的權限屢見不鮮，導致規章打架、沖突、重復和管理失控。要改變這一現狀，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訴訟范圍是首要條件。

3、是依法行政原則的要求。我國的行政機關權力十分廣泛、無處不在，如果不加以約束，極易造成對行政相對人權利的侵犯。行政機關在制定行政規范時就應遵守法律優先的要求，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制定規范、實施立法活動等抽象行政行為。而現實是很多行政機關違法亂紀的問題就出在行政機關自己的“紅頭文件”上，它已不是某個具體工作人員的違法，而是整個部門的違法，是一級政府的違法，其違法造成的損失并不是單個的相對人的損失，而是整個管轄范圍內的行政相對人的損失。所以，行政機關在抽象行政行為的制定過程中必須做到依法行政，符合法律優先的要求。

4、司法機關的性質決定了對行政機關的監督應當是全面監督。司法機關是裁決所有法律爭議的國家機關，由于抽象行政行為同樣可能導致爭議，所以，法院裁決抽象行政行為引發的爭議是實施司法職能的必然結果，也是解決此類爭議的必要途徑。現行《行政訴訟法》禁止對抽象行政行為提起訴訟，事實上只能放縱違法和不當的抽象行政為，只能增加受到侵害的當事人糾正違法抽象行政行為的成本。只有將所有抽象行政行為全都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并且賦予法院撤銷、確認違法抽象行政行為的權力，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抽象行政行為違法，損害大眾利益的混亂局，才能維護法制統一、保障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說其可行，是因為：

1、作為解決行政爭議的行政機關內部程序，行政復議制度的實踐為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積累了經驗，為今后訴訟審查抽象行政行為奠定了基礎；

2、將抽象行政行為納入行政訴訟范圍，可以在更大范圍內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督促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3、國外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

第四篇：股票配資是否合法[模版]

股票配資合法嗎

進行股票融資，最關心的可能也是融資炒股究竟合不合法？做過股票融資的朋友也都知道，融資炒股所簽署的合同是個人對個人所簽署的。在整個合同上股票融資配資是不出現股票配資公司的任何字眼。合同的簽署人一般都是那些股票融資配資公司的負責人。其實股票配資所簽署的合同，屬于一種民間借貸。作為民間借貸是合法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借貸，歷來有之，不違法。

真正做股票融資配資的公司或者個人是不存在卷款跑的這種情況的，一般都是收取一定的月息，按照這個月息來計算，那些股票融資公司的年化收益是高于客戶的自有資金的，（例如，以月3%收益來算，客戶1萬自有資金，配資4萬，每月的費用是1200元，一年既是14400，超過客戶自由資金的1萬的數額）而且股票配資不會發生傳統借貸的壞賬風險，沒必要殺雞取卵、觸犯法律。)

是否合規，首先從配資協議上談起。目前常見的股票、期貨配資協議范本，有直接稱之為“借貸合同”的，有“資金合作協議”的。但不論形式如何，其本質，或者說其依據的法律范疇是“民間借貸”。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的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貸，自然人與法人之間的借貸，自然人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成為民間借貸。作為明間借貸是合法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借貸（或公司與個人直接借貸）歷來有之，不違法。什么是民間借貸？民間個人借貸活動必須嚴格遵守國家法律、行政法規的有關規定，遵循自愿互助、誠實信用原則。出借人的資金必須是屬于其合法收入的自有資金，禁止吸收他人資金轉手放貸。民間個人借貸利率由借貸雙方協商確定，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但雙方協商的利率不得超過國家規定，即不超過同期銀行利息的四倍，同時，《民法通則》直接規范民間借貸行為的是第90條的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對于景躍投資來說，股票、期貨配資的主體是資金的持有方和需求方，且都是自然人，資金的用途是投資于股票或者期貨交易，我們提供的是賬戶風險監控服務，因此收取的是賬戶管理費。我們有完善的股票、期貨風控條款和服務準則，所以景躍投資有能力為客戶做好配資服務。然而，在目前眾多良莠不齊的配資公司中，如何使自己的資金更有保障，如何降低自己的資金使用成本就頗為關鍵了。有的公司打“配資”為旗號，行違法占用之實，應受到法律的嚴懲；有的公司雖然未將配資合作款挪作他用，但卻用各種花樣來迷惑配資客戶（殼公司，高利息，不合理合作期，混亂風控等等），使其付出遠高于正常合作水平的成本，令配資客戶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嚴重擾亂正常的配資合作往來。所以，配資客戶在選擇這類配資公司的時候一定要盡量那些口碑好，專業強，實力雄厚的配資公司并親身實地考察后再做定奪

第五篇：關于村民委員會訴訟主體地位的思考

關于村民委員會訴訟主體地位的思考

內容摘要：村民委員會作為我國政體下特殊的組織形式依法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利。由于其獨立于我國的行政層級系統及其性質的特殊性，因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日趨繁復的法律關系中存在諸多不確定因素，這主要體現在村民委員會的具體行為性質的界定以及其行為所引起的后果的責任承擔上。具體而言，即是村民委員會的訴訟主體地位的確定問題。本文將通過對村民委員會性質、職權的論述并結合行政、民事及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其訴訟主體資格的適用來全面展開對村民委員會訴訟主體地位的探討。

關鍵字：村民委員會 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 村務管理行為 行政訴訟主體 民事訴訟主體 刑事訴訟主體

1998年10月14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通過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歷經20年的農村改革的成就作出了精辟的論述：“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廢除人民公社，突破計劃經濟模式，初步構筑了適應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農村新經濟體制框架。這個根本性改革，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帶來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歷史性巨變：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大幅度增長，由長期短缺到總量大體平衡、豐年有余，基本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吃飯問題；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帶動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變革和小城鎮發展，開創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現代化道路；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全國農村總體上進入由溫飽向小康邁進的階段；農民的思想觀念順應時代要求發生著深刻變化，農村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明顯進步。”

在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方興未艾的同時，構建與之相適應、相協調的農村職能管理體制也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充分考慮到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社會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以及我國9億農村人口這一龐大而又特殊的群體的基礎上，以村民自治為本位的極富中國特色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民委員會（以下簡稱“村委會”）應運而生。

然而，村委會作為一個本土化的區域自治管理單元，在享有區別于其他基層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組織的特殊權能的同時，卻鮮有相應的法律、法規對其權能行使的法律責任、侵權行為的后果以及自身權益受到侵害的司法救濟等問題作出詳盡的規定。具體說來，村委會訴訟主體地位的不明確是上述問題的癥結所在，也就直接導致了其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日趨繁復的法律關系中責任主體地位的缺失，如村委會基于村內公共事務管理的行為侵害村民自身利益的訴訟主體地位，與其他企業法人、社會團體關于合同糾紛的訴訟主體地位以及村委會在單位犯罪中的主體適格等問題。

以下，筆者將根據我國相應的法律法規并結合村委會的現實運轉情況，從村委會自身的職權設定結構出發，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對其訴訟主體地位進行多方面的探討

一、村民委員會的性質、職權與訴訟主體資格的適用

關于村委會的性質，在學界爭議不大。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建國初期，各地城鄉居民便已建立了農會、貧農團、居民小組、片兒會和各種委員會等初期的自治性群眾組織。在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體制時期，作為村委會前身的生產大隊則明顯的帶有經濟生產組織的色彩，又兼具著村務管理的職能，在行政層級關系上從屬于人民公社，體現了國家行政機構向鄉村的延伸.「1」隨著公社體制的解體、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政社分開的體制改革的進行，1981年，在廣西宜山，羅城一帶群眾自發組織了我國首批村民委員會。隨后在1982年頒布的憲法中，首次將村委會定性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并經過試點和推廣，在農村普遍地建立起來。1987年11月24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試行）》，直到1998年11月4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以下簡稱“《村組法》”）才將村委會最終定性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

按《村組法》的規定來看：首先，村委會是一類組織。是在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下以某種目的成立的，依法享有一定職權并能夠有系統、有秩序的運轉的集體。這是對村委會性質最粗略也是最本質的理解，但是在這種理解下，即便是作為一個最為原始的社會單元，也同樣應該得到其他社會單元的承認并具備一個社會關系參與者的資格。其次，村委會是一類自治性質的組織。自治是村委會這一制度建構的核心，可以理解為自我治理，具體而言即是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一個享有自治權的組織便表明了其具有獨立性，它可以通過設立自治機關、訂立自治行為規范等來行使其自治權并可以對抗來自另一層級系統的行政干擾，這一點在《村組法》第四條中得以印證：“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項。”此外，對于自治的內涵，即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在《村組法》中均作了相應的詮釋。「2」值得注意的是，自治組織的自治性和獨立性并不影響其參加一定的社會關系活動，它可以很自如的與其他社會實體發生作用，甚至發生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可見，自治組織的社會主體地位勿庸置疑。再次，村委會是群眾性自治組織。群眾性是自治組織中自治主體的表現，群眾即人民，表明人民群眾在群眾性自治組織中行使自治權，而對于村委會來說，其自治主體則限定在了農村村民的范疇之內。另外，由于群眾性還帶有整體性、大眾性的特征，不論按《村組法》的規定，還是從村民自治示范活動的實踐經驗來看，法律所保護的村民自治，實質上是保護以自然村為基礎的村民集體行使自治權，而村民個人是無法行使自治權的，這體現在村民會議、村民委員會和村民小組等組織形式的設置上。由于村委會是根據村民居住狀況、人口多少，并按照便于群眾自治原則所設立的，由有選舉權的村民直接選舉產生，因而它是作為全村村民的代表機構來行使對內對外的事務管理，是以村的名義對外開展人格化的交往。最后，村委會還是基層性質的群眾性自治組織。這里，村委會自治的地域范圍被限定在了村，即與村民生活聯系最為緊密的農村社會最基本的組織單位。這也成為了村民自治與民族區域自治最為明顯的區別，民族區域自治是在國家統一領導下，在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實行區域自治，設立自治機關，行使自治權。充分體現了國家尊重和保障各少數民族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權利的精神以及國家堅持實行各民族平等、團結和共同繁榮的原則。但二者均可以相互發生一定的關系，甚至各自對外為或不為一定行為并獨立的承擔其行為的后果。

在《村組法》中并沒有對村委會的職權進行系統、具體的列舉，而是代之以概括性、間接性的規定散見于整部法律之中。筆者結合村委會的法定職權與現實的執行情況，認為其實際職權主要涉及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農村公共事務的管理以及公共秩序的維護。這在《憲法》一百一十一條和《村組法》第二條已有明確的規定，因此便為村委會的職權范圍賦予了極為豐富內涵。由于公共事務便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所以公共事務的范圍涵蓋甚廣，就村委會來說，組織實施本村建設規劃、興修水利、道路、學校等基礎設施，指導村民建設住宅，妥善運用公共資源，管理公共衛生「3」，召集村民會議并向其報告工作等均屬于其管理范圍之內。而公共秩序則主要涉及公共安全以及全村村民生活秩序等方面，如調節民間糾紛「4」、消防安全管理「5」，維護村內治安等。為了有效的行使上述職權，《村組法》還規定村民委員會可根據需要設立人民調解、治安保衛、公共衛生等委員會，專門負責相應工作的開展。可見，村委會作為全村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和公共秩序的維護者，在相關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范圍內行使相應的職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行政性。由于村委會村務管理效果終將作用于每一位村民的身上，與村民的利益有著直接的利害關系，因此作為村委會職權行為相對方的村民必然會基于自身權益的實現和保障程度與公共權力的行使發生沖突。此時，村委會作為村務的管理者則不得不出面對此進行調節，而考慮到其管理職能與公權力的內在關聯性，村委會往往會對后者帶有一定程度的傾向性。那么村委會和村民之間則形成了一種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無論是對公權還是私權均會產生一定法律效果的法律關系，村委會在某種行政資源的優勢下必然相對于村民處于一種強勢地位，在這種雙方地位不對等的法律關系中，村委會完全可以獨立地、以自己的名義實現權利和義務，并承擔相應的責任，應當在訴訟活動中成為適格的訴訟主體。

第二，集體財產的經營與管理，即維護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保障集體經濟組織和村民、承包經營戶、聯戶或者合伙的合法的財產權和其他合法的權利和利益「6」。由于農民的生產收益與土地具有天然的關聯性，故村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便成為村委會的重點經營和管理對象。《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 第十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第五十七條規定：“土地使用者應當根據土地權屬，與有關土地行政主管部門或者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簽訂臨時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約定支付臨時使用土地補償費。”除土地外，村委會的財政管理權能還涉及村內經濟項目的立項及其他集體財產的收繳與發放。《村組法》第十九條和第二十二條規定了村委會有條件的享有相應的職權，如：村提留的收繳，水電費的收繳，村內享受誤工補貼人數及標準的確定，村集體經濟所得收益的使用，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村民承包經營方案的實施以及救災救濟款物的發放等等。這里所指的“條件”是指上述涉及村民利益的財政職權的行使需要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并要做到村務公開，接受村民的監督。可見，《村組法》關于村委會財產性職權行使的規定是相當謹慎的，但在對村民實行經濟管理的模式下，村民集體對財產所享有的所有權與村委會基于村民授權所行使的代表管理權之間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脫節，于是便會出現村委會與村民之間關于集體財產的運用、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糾紛。此外，由于村委會是村民意志的執行機關，其在依法經營和管理村內集體財產的同時，又有權按照村民的意思表示，代表本村以自治實體這一獨立的主體資格對外參加涉及一定經濟利益的民事法律關系，可以基于財產權益的糾紛，對外主張權利或承擔相應的責任。

第三，協助基層政府開展工作。《村組法》第四條第二款規定：“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可見，這里所指的基層政府是指村委會所在的行政區劃范圍內的鄉、鎮人民政府。由于村委會與鄉、鎮政府的關系并不是一種行政從屬關系，而在《村組法》中被明確定位為指導、支持與幫助的關系，因此，在鄉、鎮政府的指導和幫助下，村委會也必須協助基層政府實施一定的會對本村發生行政效果的行政行為以及落實和貫徹相應的國家政策。這主要體現在征收公糧、稅款、鄉鎮統籌等費用，審批宅基地，開具婚姻登記所需證明，「7」國家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宣傳憲法、法律、法規和其他國家的政策并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等方面。在我國，村民雖然是村民自治實體的自治主體，但是作為我國公民仍然需要受到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的管治，但鑒于村民自治權的執行機關-村委會的存在，基層政府的某些會對村民產生行政效果的行政行為往往會委托村委會代為執行。這樣，村委會便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基層政府的行政職權受委托人，在宣傳國家法律法規和落實相應國家政策的方面相對于村內也扮演著國家代理人的角色「8」。

從村委會上述的三類職權看來，村委會在不同的法律關系中均應成為適格的訴訟主體。在我國，雖然三大訴訟法律體系對訴訟主體資格的認定各不相同，但均承認了訴訟主體參加訴訟活動，享有一定訴訟權利并能夠獨立承擔訴訟結果責任的特征。而村委會在三大訴訟法律關系中基于其性質及職權的本質屬性，均能夠享有一定的訴訟權利和承擔相應的訴訟義務，進而在不同程度上具備訴訟主體的資格。筆者將分別在三大訴訟法律關系中對村委會的訴訟主體地位進行更為具體、深入的探討。

二、村委會在行政訴訟法律關系中的訴訟主體地位

關于村委會行政訴訟主體地位的確認，由于在相關的法律、法規中并未予以明確的規定，因此不僅在學界存在長期的爭議，在司法實踐的操作上也十分混亂。隨著2003年6月全國首例村民行政訴訟狀告村委會案，即南昌市青云譜區施饒村村民訴村委會行政不作為案的開庭審理，并以村委會不具備行政訴訟主體資格為由判決駁回起訴而告終，村委會行政訴訟主體地位的認定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一系列在行政訴訟法律關系中如村民維權、村委會村務管理行為的性質及其侵權責任的承擔等問題再次成為學界與實務界關注的焦點。

要解決村委會行政訴訟主體的適格問題，首先應當明確行政訴訟法律關系中對訴訟主體的界定。所謂行政訴訟主體，是指在行政訴訟中，一切享有訴訟權利、承擔訴訟義務的人。按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理解，這里的人并不僅指自然人個體，而是應當作擴大解釋，包括國家行政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等其他組織。行政訴訟主體可以分為人民法院和訴訟參與人，而訴訟參與人又可以分為訴訟參加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在訴訟參加人中，原告、被告和第三人均可成為行政訴訟的當事人。「9」這里，行政訴訟參加人是指參加行政訴訟活動并與訴訟爭議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人及代理其參加訴訟的人。「10」可見，行政訴訟參加人的范圍相當廣泛，只要具有參加行政訴訟活動的行為能力以及雙方是在具體行政行為中存在利害沖突的任何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組織均可認定為行政訴訟參加人，村委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自然歸于其列。那么，村委會是否具有當事人能力呢？基于其自治權的享有及法定的村務管理職權，村委會作為獨立的自治實體，不可避免的會在對內、對外的職權活動中參加到行政法律關系中去，因此基于該行政法律關系所發生的訴訟糾紛必然要求村委會具有能夠享有訴訟權利和承擔訴訟義務的能力。

在行政訴訟法律關系中的原、被告具有相對于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中原、被告的特定性。行政訴訟中的原告是指，基于自身合法權益遭受具體行政行為的侵犯，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行政復議后，對復議決定仍然不服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或者依法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人民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予以撤銷或者變更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出于對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將原告的范圍概括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這就幾乎將社會生活中所有的主體都囊括其中。但是也并不是任何社會主體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夠成為行政訴訟中的原告，只有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11」可見，村委會作為我國社會主體中的一類組織，當然符合行政訴訟原告的基本標準。此外，由于村委會并不屬于我國行政機關的層級系統，在其所進行的日常職權管理活動中，不可避免的與其所在區劃范圍內的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組織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發生沖突。雖然，《村組法》將基層行政機關與村委會間的關系界定為指導、支持、幫助的關系，但是在實際操作中，鄉村關系并非如此單純。鄉政對村治的影響既有制度化的組織渠道，也有非制度化的人情往來；既有直接的行政命令，也有間接的指導和幫助；既有政治上、政策上的指導和支持，也有行政上的參與和協助。如此一來，當基層行政機關所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對村民或村民集體的合法權益造成了損害性后果或者對依法屬于村民自治事項進行了行政干涉，村委會可以代表本村村民以行政訴訟原告的地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村委會同樣也可以基于與法律、法規授權組織所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利害關系，依法提起行政訴訟。在司法實踐中，村委會也確實可以以原告身份參加行政訴訟活動，如佛山市南海區水頭村村民委員會鎮東村民小組訴南海區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不履行法定職責案，大慶市龍鳳區久青村村民委員會因不服大慶市公安交通警察支隊讓胡路大隊暫扣證照及請求賠償案等。

相對于原告，行政訴訟被告的范圍則僅限于部分行政主體。具體而言，是指被原告依法起訴指控其實施了侵犯原告合法權益的具體行政行為，而由人民法院通知應訴的行政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12」在我國《行政訴訟法》中，行政訴訟被告僅限于作出與原告具有利害關系的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機關，而其后的司法解釋「13」卻對行政訴訟被告的范圍作出了擴充，即從行政機關發展為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實現了以國家行政職權為標準來確定行政訴訟中的被告。很明顯，村委會由于不具備對國家內政外交事務和社會事務進行組織管理的權能，也不是國家權力的直接執行機關，故其并非行政機關。那么村委會是否屬于能夠為一定行政行為的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呢？所謂法律、法規授權組織是指，依法定授權而能夠以自己的名義行使一定行政職權的行政機關以外的社會組織。「14」可見，只要是依法成立，能夠獨立地承擔因行為而引起的法律后果并在法律、法規明確授權的范圍內以自己的名義從事行政管理活動的主體均可成為法律、法規授權組織。被授權組織具體應當包括事業組織、社會團體、企業組織、技術檢驗、鑒定機構以及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村委會基于《村組法》第二條明確授予的農村公共事務的管理以及公共秩序的維護的職能，明顯帶有公共管理的行政屬性。實質上，村委會是在代表村民的前提下，以一種出自行政管理目的的意思表示，通過權力方式管理村內外事務，而村民自然會在這種權力與權利的作用中受到行政效果的影響，因此，村委會在《村組法》授權范圍內的職權管理行為應當屬于行政管理行為。按照我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五條第四款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故當村委會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與村民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利害關系時，其可以作為行政訴訟被告參加行政訴訟活動。如先前所述的全國首例村民訴村委會行政不作為案，無論最終判決結果如何，法院認定村委會為本案的被告便在事實上承認了村委會的行政訴訟主體地位。

由于村委會與基層行政機關之間法定的指導、支持和幫助關系，故村委會具有協助基層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能。如前所述，村委會此項輔助性的職能是基于基層政府的委托所享有的，是以基層政府的名義來對本村村民產生國家行政權力的影響。因此，在這種行政法律關系中，村委會是以受委托組織的身份出現的。所謂受委托組織，是指接受行政機關的委托而行使某項行政職權或從事某些行政事務管理的組織。「15」對于村委會來說，由于其是依法成立的有獨立組織機構、章程和固定的辦公場所并具有公益性質的正式群眾性自治組織，故符合受委托組織的成立條件。由于受委托組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不具備獨立的法律人格，在基于其委托權限范圍內具體行政行為的行政訴訟法律關系中不具備被告的主體資格。但是在行政訴訟中，對于原告提起的行政訴訟，認為同提起訴訟的具體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作為第三人申請參加訴訟，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參加訴訟。「16」受委托組織雖不能作為行政訴訟被告參加訴訟，但其顯然與其受委托權限內的具體行政行為存在利害關系，因此受委托組織，包括村委會，應當可以作為第三人參加行政訴訟。

三、村委會在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的訴訟主體地位

與其他律關系相比較而言，民事法律關系最為顯著的特性在于其是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基于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所形成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這也就決定了在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一切訴訟參加人均應當平等的享有訴訟權利和承擔訴訟義務。民事訴訟中的訴訟參加人是民事訴訟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這里的當事人應當作廣義的解釋，即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五章第一節的規定，應當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訴訟人、第三人和訴訟代表人「17」。

此外，我國《民事訴訟法》第四十九條還規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可以作為民事訴訟的當事人。”可見，在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訴訟主體的涵蓋面極其廣泛，任何基于相互之間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提起民事訴訟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均應具有民事訴訟權利能力。

就村委會而言，基于其法定職權與村民之間所形成的村內公共事務管理關系不可能構成一種民事法律關系。首先，在現實情況中由于村委會具有行政資源上的優勢，如其職權管理權力的效力先定性和強制性、與基層政府的聯系較為密切等，均造成了村委會與村民之前訴訟主體地位的不平等；其次，村委會的權力來源于村民集體的授權，因此它僅能基于村民集體的意思表示，以村民公共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代表全村進行公共事務管理活動。可見，作為村民民意執行機關的村委會與本村村民的利益具有本質上的一致性，二者的意志內容不可能存在根本上的對立；再次，村委會與村民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并不僅僅表現為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如村委會組成人員的選舉、村內公益事業的籌建等方面的事項均不屬于雙方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范疇。最后，在對村委會法律責任的承擔和村民權益的保障上，不僅適用補償性措施還適用懲罰性措施。《村組法》第十六條規定：“本村五分之一以上有選舉權的村民聯名，可以要求罷免村民委員會成員。”第二十二條第三款：“村民委員會不及時公布應當公布的事項或者公布的事項不真實的，村民有權向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及其有關主管部門反映，有關政府機關應當負責調查核實，責令公布；經查正確有違法行為的，有關人員應當依法承擔責任。”既然《村組法》對村委會行為責任的承擔采取了一定的懲罰性，故與民事法律關系中當事人地位的平等性相違背。可見，村委會基于其職權的性質以及在村內事務中的管理地位，其與村民就村內公共事務的糾紛并不能通過民事訴訟來加以解決。

然而，村委會在對內保障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或其他經濟項目的承包以及未成年人的監護方面存在著例外。根據我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的相關規定，國家所有依法由農民集體使用的農村土地，可由使用該土地的村委會發包，且若村委會侵害了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則應當承擔停止侵害、返還原物、恢復原狀、排除妨害、消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五條第二款規定：“保護未成年人，是國家機關、武裝力量、政黨、社會團體、企事業組織、城鄉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和其他成年公民的共同責任。”這里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當然包括村委會。此外，我國《民法通則》第十六條還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經死亡或者沒有監護能力的，如關系密切的其他親屬、朋友愿意承擔監護責任，需經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會、村委會同意。對擔任監護人有爭議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會、村委會在近親屬中指定。在一定條件下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村委會還可擔任監護人。”基于此所產生的權利義務糾紛應當通過民事訴訟的途徑解決。

村委會在對外的民事訴訟過程中卻享有廣泛的訴訟權利。村委會以村民集體意志為意思表示，代表全村以獨立、完整的自治實體的形式平等的與其他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發生權利義務關系，而基于此所產生的民事權利義務糾紛則要求村委會在對外事務上享有民事訴訟權利能力。我國《合同法》關于合同當事人的規定是指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而作為平等主體的一方，村委會當然可以遵循公平自愿的原則享有與另一方當事人設立、變更和終止合同的權利并承擔合同生效后的履行義務（這里不包括行政合同）。如基于村內基礎性公共設施建設的需要，與原材料供應商所訂立的買賣合同；出于興辦村內公益事業資金籌集的需要向銀行貸款所訂立的借款合同等。此外，按照我國《擔保法》的規定，村委會也同樣可以在借貸、買賣、貨物運輸、加工承攬等經濟活動中成為保證債務的履行或者承擔相應責任的保證人。可見，村委會在基于上述民事法律關系中所出現的糾紛均應受到民事法律規范的調整，而村委會作為原告、被告或第三人對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的發生、發展和終結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四、村委會在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的訴訟主體地位

我國刑法中的犯罪主體分為自然人犯罪主體及單位犯罪主體。村委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當然不可能如自然人犯罪主體般具備刑事責任能力，那么村委會是否能夠成為適格的單位犯罪主體呢？根據我國刑法典第三十條的規定，單位犯罪是指由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依法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危害社會的行為「18」，可見其主體已被列舉為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和團體，這里所指的團體包括社會團體和人民團體。而村委會作為村民自治實體并不屬于上述列舉范圍之內，也就是說在我國現行刑事法律規范中，村委會并不具備犯罪主體的資格，因而其所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未有相關刑事法律規范予以規制，也難以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這里，有必要對村委會組織成員利用職權之便所實施的自然人犯罪行為進行論述。雖然村委會目前并不能以整體的組織形式實施犯罪行為，但其內部組成人員基于其在村委會中所享有的職權所實施的犯罪行為則需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

村委會主要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員共三到七人組成，按照《村組法》的規定，凡是直接涉及到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均需經過村民會議的討論決定，然而，這在現實中并沒有得到村委會的嚴格執行，村務公開制度也是形同虛設。此外，就不屬于村民會議討論決定的事項村委會則擁有決定權和執行權，而這一部分權力的行使主要是由村委會組成人員實施，這便為相關人員進行職務犯罪創造了很大的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村委會成員與村委會存在一種必然的職務執行關系，但并不代表其所實施的一切影響到村委會利益或意思表示的行為的法律效力都應當得到村委會的承認。若是村委會成員基于私利或以個人的名義，利用職務之便所為的違法犯罪行為則不應以單位犯罪論處，而應直接追究其個人的刑事責任，如村委會成員所實施的貪污罪「19」、挪用公款罪「20」、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等。

雖然村委會不能成為刑事訴訟法律關系中的單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卻可以成為單位被害人或是原告。這是因為村委會是能夠作為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自治組織，有一定的財產和經費，在侵犯財產等刑事案件中可能遭受犯罪行為的直接侵害，成為被害人。我國《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第五十九條第一款規定：“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公民發現有犯罪事實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權利也有義務按照本法第十三條規定的管轄范圍，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提出控告和檢舉。”由此可見，村委會在其物質、財產利益等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可以在刑事訴訟中成為被害人、自訴人或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依法享有自訴、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申訴、請求人民檢查院提出抗訴以及撤訴等廣泛的訴訟權利。

注釋

「1」彭勃：《鄉村治理-國家介入與體制選擇》，中國社會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頁。

「2」自我管理：見《村組法》第二條第二款：“村民委員會辦理本村的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調解民間糾紛，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見、要求和提出建議。”

自我教育：見《村組法》第六條：“村民委員會應當宣傳憲法、法律、法規和國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動村民履行法律規定的義務，愛護公共財產，維護村民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發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識，促進村和村之間的團結、互助，開展多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活動。”第七條：“多民族村民居住的村，村民委員會應當教育和引導村民加強民族團、互相尊重、互相幫助。”

自我服務：見《村組法》第五條第一款：“村民委員會應當支持和組織村民依法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和其他經濟，承擔本村生產的服務和協調工作，促進農村生產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3」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九條：“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組織居民、村民參與社區、農村的傳染病預防與控制活動。”

「4」《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三條：“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員，受害人有權提出請求，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以及所在單位應當予以勸阻、調解。”

「5」公安部《關于加強農村消防工作的通知》：“各地村民委員會和駐村企業及各種經濟組織要成立消防安全工作領導小組，配備專（兼）職防火人員。主要職責和任務是：將消防安全管理要求納入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規民約，組建義務消防組織，落實消防安全措施，開展消防宣傳教育，組織消防安全檢查、巡查，消除火災隱患，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6」《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五條第二款。

「7」章永樂、楊旭：《村民自治與個體權利救濟-論村民委員會在行政訴訟中的被告地位》，《行政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8」章永樂、楊旭：《村民自治與個體權利救濟-論村民委員會在行政訴訟中的被告地位》，《行政法論叢》，第5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9」林莉紅：《行政訴訟法學》，修訂版，武漢大學出版社，第38頁。

「10」黃學賢，楊海坤：《新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人事出版社，第131頁。

「1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

「12」黃學賢，楊海坤：《新編行政訴訟法學》，中國人事出版社，第131頁。

「1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

「14」楊解君：《行政法學》，中國方正出版社，第147頁。

「15」楊解君：《行政法學》，中國方正出版社，第150頁。

「16」《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十七條。

「17」江偉：《民事訴訟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第46頁。

「18」高銘暄、馬克昌主編，趙秉志執行主編：《刑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03頁。

「19」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通過的《關于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

「20」如村委會成員挪用用于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歸個人使用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