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新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62年，彈指一揮間，但締造了一段輝煌的法治篇章。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第二篇：新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新中國的法治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62年，彈指一揮間，但締造了一段輝煌的法治篇章。

1949年新中國成立，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該綱領提出：“廢除國民黨反動政府一切壓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護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國民黨舊法統的滅亡。國民黨舊法統的廢除，宣告了國民政府政權的徹底終結，為新中國的法治建設排除了障礙、奠定了基礎。為了建立和健全社會主義法治，我國從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規。1954年，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1954年憲法》誕生，奠定了新中國立國、治國的最根本的法律基礎，也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新中國的法治發展道路并非一帆風順，也歷經曲折。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確立法律的地位和權威。1982年憲法作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法律的地位和權威通過根本大法的形式得到了確認與保障，并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方針指導下，我國現行基本法律相繼出臺。同時，為適應改革開放的需要，還制定頒布了涉外經濟法律法規。

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正式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1999年3月15日，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又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使其具有了法律效力。一批民商、經濟、行政、社會領域的法律法規相繼制定。這一時期，我國共制定、修改法律190條，行政法規353條，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各個法律部門已經齊全，以憲法為統帥，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規章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從此，我國法治建設進入以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主要內容、以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奮斗目標的新的發展階段。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了中國法治建設的新篇章。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法治建設所取得的一項極其重大的成就。一個以憲法為統帥和根本依據，部門齊全、數量適度、體例科學、質量較高、內在統一、外在協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與此同時，我國公民法律素質明顯提高。

由上可知，我國法治建設在新中國成立以來走過了輝煌歷程，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時毋庸諱言的是，我國法治建設也歷經曲折和磨難，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各個環節也的確程度不同地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我國法治建設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系統工程，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要認識到存在的不足。只有這樣，才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奮斗目標的指引下，不斷把我國法治建設勝利地推向前進。

第三篇：新中國鐵路62年發展歷程

新中國鐵路62年發展歷程

從第一條營運鐵路——1876年通車的上海吳淞鐵路算起，中國鐵路迄今已有135年的歷史了;如果從中國人自行設計和施工的第一條鐵路干線——1909年通車的京張鐵路算起，也有102年的歷史了。但中國鐵路的大發展是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后的62年時間里。新中國成立時，全國只有2.18萬公里鐵路，其中能夠維持通車的僅有1.1萬公里。1950年中國首先決定填補西部地區的鐵路空白，開始建設成渝線（成都到重慶）和天蘭線（甘肅天水到蘭州），以及蘭新線（甘肅蘭州到新疆烏魯木齊），這標志著新中國鐵路建設的開始。1952年成渝鐵路建成，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建設的第一條鐵路。

1953—1957年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先后建成的新干線有:成都至重慶、天水至蘭州、來賓至憑祥、寶雞至成都等鐵路。

1958—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先后建成的新干線有:包頭至蘭州、北京至承德、蘭州至西寧等鐵路。

1970年7月成都至昆明鐵路建成，這是中國鐵路網中的重要干線，改善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狀況。

1983年京秦鐵路通車，這是中國新建的第一條雙線電氣化鐵路。

1992年大秦鐵路全線貫通，大秦鐵路是中國第一條重載列車線路，第一條實現微機化調度集中系統線路；第一條采用全線光纖通信系統的線路，科技含量達到了國際水平。1994年廣深鐵路建成，這是中國第一條準高速鐵路。廣深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于1996年5月在香港和紐約上市，是目前中國唯一一家在境外上市的鐵路。

1996年9月京九鐵路開通，京九鐵路不僅直接和間接地降低了沿線地區農業生產成本，也為沿線農村剩余勞動力外出務工提供了極大便利，使貧困地區大規模人口流動得以實現，取得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2003年10月12日秦沈客運專線開通運營，它是中國第一條快速客運專線，設計時速達到或超過200Km/h，成為中國高速鐵路的技術和裝備試驗基地。

2006年7月1日世界上海拔最高、線路里程最長的高原鐵路——青藏鐵路提前一年建成通車。

2008年8月1日中國擁有了第一條時速超過300公里的高速鐵路（最高350公里）--京津城際鐵路。成了世界上最快的列車，北京到天津也由過去的一個半小時縮短到了半個小時。

2009年中國又擁有了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長、運營速度最高的高速鐵路（設計350Km/h）--武廣客運專線。

目前，中國已投入運營的高速鐵路營業里程達到7500多公里，居世界第一位，已成為世界上高速鐵路系統技術最全、集成能力最強、運營里程最長、運行速度最高的國家。

第四篇：新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回顧

新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回顧

http://www.tmdps.cn 2010年06月30日 10:52 來源： 當代中國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的重要方面，從毛澤東沒有革命文化事業，革命與建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到鄧小平“不論是對于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從江澤民“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綜合國力的重要標志……對經濟和政治的發展起巨大促進作用”，到胡錦濤“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思想精神上的旗幟，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顯著標志”，都是對文化建設所做的深刻論證。通過對新中國文化歷程的回顧，可以總結文化建設60年來所發揮的解放思想、動員人民、引領時代風尚的作用，促進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

關鍵詞：文化建設 “雙百”方針 “二為”方向 文代會文化產業

[中圖分類號]G120；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09)05-0111-10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是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同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的歷史也是人類文明史中最輝煌的篇章之一。一個四分五裂、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奮斗，今天大踏步地趕上時代潮流，穩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廣闊道路，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文化建設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取得了輝煌成就。總結和回顧歷史，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全面深入地認識和把握文化發展規律，對于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的頭17年為中國文化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1949年7月在北平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揭開了新中國文化建設的第一頁。中共中央給大會的賀電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勝利和人民政權的建立，給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學藝術開辟了發展的道路。”這次大會實現了老解放區與新解放區兩路文藝大軍的會師，明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并將其作為發展新中國的人民文藝的基本方針，大會號召文學藝術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貫徹執行這一方針，更進一步地與廣大人民、與工農兵相結合。大會建立了全國統一的文學藝術界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一次文代會后陸續成立了美術、舞蹈、曲藝、文學、音樂、戲劇、電影等專業文藝工作者協會組織。

第一次文代會上提出了改革舊戲劇的任務。會后，立即成立了以歐陽予倩為主任的全國戲曲改進會籌備會，毛澤東為該會題寫了“推陳出新”的題詞。1950年7月，文化部又組成戲曲改進委員會。如何對待京劇和各種地方戲中的傳統戲曲，不但涉及廣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關系到成千上萬藝人就業的社會問題。1951年5月，政務院發布《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戲、改人、改制”的號召。明確規定保留與發展舊戲曲的優良傳統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長期封建社會所造成的反現實的落后部分，使其成為以新民主主義及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民的戲曲藝術。提出依靠用新戲曲逐漸代替舊戲曲，按照有益、無害和有害的三類標準，和戲曲藝人一道，對傳統劇目和傳統的表演藝術進行整理和改革。此舉使許多瀕『J缶滅亡的劇種獲得了新生。大批傳統劇目經過去蕪存菁，劇本、唱腔和表演都綻放出新的光彩。無論在劇目的創作和改編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臺藝術的革新方面，還是在培養青年演員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績，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國家將所有的民間文藝團體、戲班子、藝人和國有文藝團體組成國家、省、地區三級設置的國營文藝團體，文藝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為了改革舊電影事業，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電影舊片清理暫行辦法》、《國外影片輸入暫行辦法》和《電影新片頒發上演執照暫行辦法》等，規定舊片映演必須送電影局影片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后發放上映執照方能上演；舊片內容如有妨礙新社會秩序的，視其情節輕重，要刪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隨著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公布，全國范圍內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為了適應形勢確定文學藝術在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新任務，9月在北京召開第二次文代會。第二次文代會主要討論和解決的問題有：第一，在新的建設時期，文藝工作的主要任務是以抓創作為主。第二，確定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文藝創作和批評的最高準則，周恩來在會上所作政治報告中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理想主義結合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第三，對建國以來文藝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現實主義的傾向，對文藝批評上的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和文藝領導上的行政命令等進行了全面的總結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運用社會方式領導文藝工作，以克服違背藝術規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當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會對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進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實現產生了積極作用。文學創作不僅在數量上大幅度增長，質量上也有顯著提高，涌現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藝術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廣度上都很有生氣的優秀作品。

李準1953年11月發表的短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通過翻身貧農宋老定想買地的故事，對土改后農村兩極分化及廣大農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紹。1955年趙樹理發表的《三里灣》以他慣常的為群眾喜聞樂見的風趣幽默的表現手法，描繪了合作化時期農村的復雜斗爭和各個階層人物的內心世界。歐陽山的《前途似錦》、王希堅的《迎春曲》、劉澍德的《橋》、康濯的小說集《春種秋收》、劉紹棠的《運河的槳聲》等都是展示農業合作化歷程的作品。

用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們，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也開始達到一個新的藝術水準。峻青1954年發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寫了交通員小陳帶領武工隊負責人通過敵人封鎖區時，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務看得高于一切，最后連同母親、弟弟壯烈犧牲的故事，具有強烈的感染力。王愿堅1954年發表的第一個短篇作品《黨費》，主人公黃新那種無畏的斗爭精神和不怕犧牲的正氣，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鵬程發表的優秀長篇小說《保衛延安》，是第一部大畫面描寫解放戰爭的鴻篇，當時被評論界稱為“具有古典文學中的英雄史詩的精神”，小說不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軍指戰員的英雄形象，再現了保衛延安的幾次著名戰役，而且第一次在當代文學作品中描繪了彭德懷的領袖人物形象。高玉寶1955年發表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也受到普遍歡迎。

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和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的即將完成，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日益成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當時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是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鄭重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奠定了社會主義時期中國共產黨對知識分子正確政策的基礎。1956年四五月間，毛澤東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國家主席的身份分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和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范圍之內，各種學術思想，正確的，錯誤的，讓他們去說，不去干涉他們；在刊物上、報紙上可以說各種意見。為進一步宣講和闡述“雙百方針”，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文聯主席郭沫若請中宣部長陸定一舉行了報告會。

“雙百”方針的提出極大地鼓舞了文藝工作者的創作熱情，一大批優秀的中長篇小說相繼問世，其中在1957年發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紅旗譜》、吳強的《紅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蕪的《百煉成鋼》，1958年主要有楊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工作會議，決定實行劇目開放。據有關部門統計，全國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劇目有5萬多個，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劇目，昆曲《十五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這年秋天的北京，還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劇《柔密歐與幽麗葉》(當時的譯名)，由田華飾演的幽麗葉受到英國《工人日報》來華記者阿蘭·魏寧頓的高度贊揚。7月，首都文藝界集會紀念世界文化名人奧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誕生200周年、荷蘭畫家倫勃朗誕辰350周年、愛爾蘭作家蕭伯納誕生100周年和挪威劇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這都是新中國成立后所少見的。“雙百”方針的提出和貫徹使文化藝術界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國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的第一個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使大批有才華的文藝工作者被錯劃成“右派分子”，一大批優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開展“大躍進”運動，以高標準、瞎指揮、浮夸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泛濫起來，正如周恩來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執行總路線在具體工作上發生偏差，這不能不影響到各個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藝方面。”由于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強調主觀能動作用，提出要像生產1070萬噸鋼那樣，在文學、電影、戲劇、音樂、美術、理論研究等方面都要爭取“大躍進”，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還要求文化創作要行行放衛星、處處放衛星、層層放衛星。像搞政治運動一樣發動文藝“大躍進”，嚴重違背了藝術生產的規律。

為了糾正精神生產領域內的種種偏差，調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開了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以及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在會議上發表講話，總結經驗教訓，闡述精神生產的規律，批評文化思想領域的一些錯誤作法，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與此同時，先后制定了《文化部黨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黨組關于當前文學藝術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草案)》(簡稱“文藝八條”)、《文化部關于劇院(團)工作條例(修正草案)》(簡稱“劇院(團)工作十條”)、《文化部關于加強電影藝術片創作和生產領導的意見(草案)》(簡稱“電影工作三十二條”)等，提出了加強文藝建設、改進文藝工作的意見。文藝工作經過調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音樂創作中涌現出《我們走在大路上》、《我為祖國獻石油》、《唱支山歌給黨聽》、《馬兒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優秀歌曲。電影音樂取得令世人矚目的進展，《劉三姐》、《英雄兒女》、《冰山上的來客》等影片的音樂家喻戶曉。革命歷史題材的大型作品《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和史詩《東方紅》應運而生，成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佳作。歌劇代表著音樂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蘊的厚重程度。中國歌劇曾經擁有一批影響深遠的作品，唱腔家喻戶曉，劇情耳熟能詳，強烈吸引了幾代觀眾。如《洪湖赤衛隊》、《劉三姐》、《紅珊瑚》等對歌劇藝術進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劇高潮，其中《江姐》一劇堪稱中國歌劇藝術史上的經典華彩樂章。

總起來看，新中國成立后，文化建設雖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點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正如鄧小平所總結的：“我們的文藝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

開創文化建設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黨和國家處于撥亂反正、走向歷史轉折的進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兩個凡是’’的指導方針。這一方針維護了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也禁錮了人們的思想，造成了黨和國家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為了扭轉這種局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進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藝界落實了黨的知識分子政策，過去受人民歡迎的一大批文藝作品重獲新生。文藝工作者心情舒暢，創作熱情高漲。短短幾年里，通過清算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小說、詩歌、戲劇、電影、曲藝、報告文學以及音樂、舞蹈、攝影、美術等作品。這些作品對于打破林彪、“四人幫”的精神枷鎖，肅清他們的流毒和影響；對于解放思想，振奮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產生了積極的社會影響。

1977年11月，文藝界開始批判“文藝黑線專政”論。漫畫、相聲脫穎而出，成為猛刺林彪、“四人幫”的“匕首”。詩歌打破長期沉寂，抒發了人民群眾的戰斗激情。特別應當提到的是傳誦一時的《天安門詩抄》，以及《團泊洼的秋天》、《中國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節日》、《在浪尖上》、《周總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廣大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新聞紀錄片《敬愛的周總理永垂不朽》，表達了千百萬人民的哀思和懷念。許多長期以來文藝界不敢觸及的問題，現在敢于突破、敢于議論、敢于探討了，不僅打破了“四人幫”套在文藝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鎖，沖破了他們設置的許多禁區，而且還沖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規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準成立籌備小組，恢復被迫停止了12年活動的文聯和各個協會的工作，各協會普遍進行了會員重新登記，并發展了一批新會員。同時，相繼恢復《人民文學》、《詩刊》、《文藝報》，還創辦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標準大討論吹響了思想解放的號角，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實現了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會是在大轉折的關頭召開的一次解放思想、總結經驗、探討在新的歷史時期如何繁榮文化建設的重要會議，鄧小平親臨大會并發表《祝辭》。他在講話中提出了新時期文學藝術的任務，進一步解決了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生活的關系，以及黨如何領導文藝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問題。他強調指出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文藝創作必須充分表現我們人民的優秀品質，在藝術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濫造，認真嚴肅地考慮自己作品的社會效果。“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討論。”這些論斷根據新時期的特點對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調整和理論概括，為新時期中國文化的發展確立了科學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不僅比較完整地反映了社會主義時代對文化的歷史要求，而且更體現了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文化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體現了人民群眾的強烈文化要求和廣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責任感與使命感，成為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國文化建設的根本方針，開啟了一個新的文化時代。新的歷史時期黨的文化發展方針深入人心，文化創作熱情空前高漲，涌現出一大批優秀的作家、藝術家和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園地展現出一派勃勃生機。

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藝創作開始進入以揭露和反思極“左”危害為主題的創作階段，文藝工作者以戰斗的姿態和無畏的精神率先從文學角度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國撥亂反正中起到了引領作用。

《人民文學》1977年第11期發表的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標志著揭批“四人幫”的作品在現實主義描寫上達到一個新的高度。作品通過對中學生宋寶琦、謝惠敏兩個不同形象的生動描寫，深刻揭示了“四人幫”的罪惡不僅在于造成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且更在于給廣大青少年帶來的精神上的傷害。它所發出的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國引起強烈的反響。1978年8月11日，《文匯報》發表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小說通過描寫一個16歲的小姑娘王曉華與其“叛徒”身份的母親徹底“劃清界限”，8年后母親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曉華明白了真相，但為時已晚，母親已與世長辭的經歷，揭露了極“左”路線給中國社會特別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劇和災難，在社會上引起廣泛的共鳴。

這以后揭批極“左”路線的文學作品如雨后春筍般涌現。這些作品大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面對“四人幫”的淫威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一類是對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對美好情操的熱情頌揚。前者有王亞平的《神圣的使命》、陳世旭的《小鎮上的將軍》、中杰英的《羅浮山血淚祭》、叢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諶容的《永遠是春天》、莫應豐的《將軍吟》等；后者有張潔的《森林里來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夢》、張賢亮的《土牢情話》、劉紹棠的《峨眉》、葉蔚林的《在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葉辛的《蹉跎歲月》、周克芹的《許茂和他的女兒們》等。

接下來發表的作品已不再滿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訴，作家開始把筆觸伸向歷史縱深，主要有魯彥周的《天云山傳奇》、茹志鵲的《剪輯錯了的故事》、劉真的《黑旗》、梁曉聲的《李順大造屋》、古華的《芙蓉鎮》、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葉文玲的《心香》、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和《張鐵匠的羅曼史》、韓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國文的《月食》等。這一波創作浪潮后期的優秀作品，如朱曉平的《桑樹坪紀事》、陳建功的《轆轤把胡同9號》、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梁曉聲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風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墳塋》、張賢亮的《綠化樹》等，都曾在社會上產生較大的反響。

話劇發揮了它介入現實短、平、快的特點，率先創作了一批及時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會主題的作品，如《于無聲處》、《丹心譜》、《楓葉紅了的時候》。1978年初，宗福先創作的四幕話劇《于無聲處》再現了1976年中國人充滿風險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幫”，昧著良心出賣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門事件前后尖銳、復雜、險惡的政治環境。這出話劇在圍繞天安門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爭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陳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為天安門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舉了《于無聲處》為例。蘇叔陽創作的五幕話劇《丹心譜》被稱為“對恢復發展革命現實主義傳統帶有標志性意義的作品”，它表現了以方凌軒為代表的醫務工作者，為執行周總理的指示研制治療冠心病新藥，與“四人幫”親信爪牙展開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斗爭。

詩歌的代表則有1977年發表的賀敬之的《中國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巖的《周總理，你在哪里?》等。《中國的十月》是一首優秀的政治抒情詩。它熱情謳歌了中國史詩般的十月，放聲歌唱粉碎了“四人幫”的偉大歷史性勝利。《一月的哀思》抒寫周恩來光輝的一生，表達了全國人民在周恩來逝世后的悲痛和懷念以及對粉碎“四人幫”的無比歡欣。濤人善于選擇典型的細節和運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達昂揚奮發的激情。《周總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現代抒情詩，是為紀念周總理逝世一周年而創作。詩人運用“詢問——呼喚——尋找——應答”的獨特構思來展現主題，用54個“周總理，你在哪里”對周總理的英靈急切地反復呼喚，反復詢問，反復傾訴，表達了億萬中國人民的無限熱愛和懷念的深情，富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上述文學作品，主題鮮明，緊扣時代脈搏，有力地推動了揭批“四人幫”的斗爭，促進了當時的思想解放運動。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吹響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號角，文化藝術界以敏銳的洞察力及時地推出一批以改革為題材的力作，逐漸取代傷痕文學和反思小說而成為文學創作主流。《人民文學》1979年第7期上發表了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就題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從車間、工廠放大到社會，揭示改革的困難、斗爭和已經出現的變革與轉機，著力塑造了改革家喬光樸的正面形象，寫他的堅毅剛強和困惑苦惱，寫他感情世界的波濤起伏和對待愛情的果敢態度，性格鮮明突出，有棱有角。這正好應和了變革時代的人們渴望雷厲風行的“英雄”的社會心理，一時間引起了讀者和評論家們的盛情贊揚，被評論家們贊美為“改革文學”的代表作。載于《人民文學》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鄉場上》，像一陣潮潤的清風卷起了鄉間芬芳的泥土氣息。它深刻反映了當時廣大農村在實行新的經濟政策以后農民的新風貌，他們不僅逐漸擺脫長久的貧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權作風，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精神。其他還有高曉聲的《陳奐生進城》、趙本夫的《賣驢》、路遙的《人生》、水運憲的《禍起蕭墻》、譚談的《山道彎彎》和張潔的《沉重的翅膀》等，這些作品已經不僅限于為改革鼓與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帶來的社會關系以及人們心態變化的深層寫作。

伴隨著改革開放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深入發展，文化建設中的一系列體制性、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紀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門明確提出改革體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問題。1983年國務院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部署文化體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文化部《關于藝術表演團體的改革意見》，明確提出合理調整藝術表演團體的布局結構；確定編制，精簡人員；改革領導體制和內部管理體制，擴大自主權；加速培養藝術人才，繁榮藝術創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國務院批轉文化部《關于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意見》。1989年，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繁榮文藝的若干意見》，提出了實行“雙軌制”改革思路，即一軌為國家扶持的少數全民所有制院團，另一軌為多種所有制的藝術團體。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大體遵循了經濟領域“增量改革”的戰略，在國有藝術表演團體特別是省級和中央藝術表演團體改革難于取得突破時，藝術院團改革轉上了“雙軌制”發展的道路，轉軌并催生了一批民間職業劇團和社辦院團，改變了藝術表演團體由政府單一投資的體制。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趨多樣化和豐富，文化的產業屬性逐步顯現出來。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了《關于改進舞會管理的通知》，正式認可營業性舞會等文化娛樂經營性活動。1988年文化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發布《關于加強文化市場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場的概念，同時明確了文化市場的管理范圍、任務、原則和方針。這標志著我國“文化市場”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認。1989年國務院批準在文化部設置文化市場管理局，全國文化市場管理體系開始建立。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全面提升文化建設的地位和作用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強調要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1991年，江澤民把“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整個文化建設的方向，指出：“必須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1994年，他進一步指出，要“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倡導一切有利于發揚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精神，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這是堅持“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具體體現。1997年黨的十五大旗幟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現代化應該有繁榮的經濟，也應該有繁榮的文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凝聚和激勵全國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黨必須從社會主義事業興旺發達和民族振興的高度，充分認識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2000年，根據時代發展的要求，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將先進文化建設上升到立黨之本、執政之基的高度來認識，對于提升文化建設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整體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極大的作用，為進一步繁榮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文化體制改革逐漸向縱深發展。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對文化體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劇團體制，集中力量辦好代表國家級藝術水平的劇團”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和深化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要求對藝術表演團體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見：一是調整布局結構。國家重點扶持少量的在國內外、省內外有重大影響，或具有實驗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歷史保留價值的藝術表演團體；辦好地、縣級藝術表演團體；提倡和鼓勵社會辦團。二是搞活內部經營機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頒布《關于繼續做好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工作的意見》，進一步明確國有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是建立充滿活力的運行機制。由此開始，文化部連續三年對中直院團進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學合理的布局結構、建立充滿活力的運行機制、建立長期穩定的經費來源為三項基本內容的宏觀思路。以建立完善的運轉機制為重點，整體推進，分步實施，對推進全國藝術表演團體改革產生了積極的示范作用。

1996年，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任務和一系列方針，指出“改革文化體制是文化事業繁榮和發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強文化事業的活力，充分調動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多出優秀作品，多出優秀人才”。強調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設的要求，遵循文化發展的內在規律，發揮市場機制的積極作用。改革要區別情況，分類指導，理順國家、單位、個人之間的關系，逐步形成國家保證重點、鼓勵社會興辦文化事業的發展格局。

發展文化產業是改革開放以后文化建設的重大舉措。文化產業是以文化資源為投資對象，以現代管理機制為手段，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向社會提供文化產品和文化服務并獲得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一種新型產業。1985年，國務院轉發國家統計局《關于建立第三產業統計報告》，把文化藝術事業、旅游、教育、科技事業等一并列入第三產業。在市場意識、競爭意識不斷增強的90年代，文化產業的發展越發引起中央及有關部門的關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發展文化產業”的命題，文化系統由“以文補文”、“以文養文”逐步轉入產業發展軌道。1998年政府機構體制改革逐步推開，文化部在機構大精簡的背景下成立了一個新的機構——文化產業司，為促進文化產業發展打下了基礎。

2000年10月，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提出了“文化產業”問題，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這一概念，標志著我國對于文化產業的承認和對其地位的認可，這對于文化體制改革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產業政策，加強文化市場建設和管理，推動有關文化產業發展。200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了中宣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文化體制改革要以發展為主題，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以集團化建設為重點和突破口，著重在宏觀管理體制、微觀運行機制、政策法律體系、市場環境、開放格局等5個方面積極進行探索創新，進一步壯大實力，增強活力，提高競爭力。意見還強調要加強黨對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領導，始終掌握對重大事項的決策權、對資產配置的控制權、對宣傳業務的審核權、對主要領導干部的任免權。

這一階段文化體制改革主要圍繞以下幾個重點進行了探索：一是藝術表演團體體制改革轉到以國有藝術表演團體尤其是省級和中央藝術表演團體為重點，在落實加大財政投入、合理布局結構、規范演出市場秩序和建立文化經濟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時，重點突出了院團內部運行機制的建設和調整，院團生產和演出的市場化導向得到明顯加強，逐漸由機關化管理模式開始向企業化管理模式轉變，產業化經營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范市場行為，完善運行機制，促進文化市場繁榮健康、活躍有序地發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藝演出市場、電影電視市場、音像市場、文化娛樂市場、文化旅游市場在內的文化市場體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門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轉變職能，提高效率，加強和改進對文化事業的宏觀管理；四是進一步完善文化經濟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單位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機制。

2002年黨的十六大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從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出發，確立了文化建設的戰略意義和戰略地位，第一次將文化分成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明確了整個文化體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標。

2003年6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按照黨的十六大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要求，專門研究部署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全國有包括北京、重慶、廣東、深圳、沈陽、西安、麗江在內的九個省市和39個宣傳文化單位作為改革試點。開展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就是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探索，為制定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推動文化體制改革做準備。同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把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加強文化建設納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體布局加以強調，進一步提出：對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要深化勞動人事、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國家投入，增強活力，改善服務；對經營性文化產業單位要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要健全文化市場體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產品生產經營機制；要完善文化產業政策，鼓勵多渠道資金投入，促進各類文化產業共同發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業集團，增強文化產業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要依法規范市場競爭秩序。

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確定為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重要內容，并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本要求。決定提出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這一重要命題，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現“解放和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提法。決定還要求抓緊制定文化發展綱要和文化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十六屆五中全會把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確定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抓好的一項重大任務。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這是指導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原則要求、目標任務、基本思路，有力推動文化體制改革發生深刻變化。

2006年3月的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決定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從9個省市擴展至全國有條件的地區，試點單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臺，極大地釋放了文化生產力。9月，《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出臺，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由國家制定的第一個專門部署文化建設的規劃綱要，為我國文化建設描繪了一幅壯美藍圖。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中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發展戰略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全局出發，將文化建設推向科學發展、和諧發展之路。

總之，黨的十六大以來，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社會和諧、民族團結，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確立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重任對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受到黨和國家以及全社會的高度重視，進入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文藝方針政策穩定明確，文藝創作環境寬松和諧，文藝隊伍團結向上，廣大文藝家心情舒暢、精神煥發，文化生產力進一步解放，文藝作品和表演藝術空前繁榮，規模、數量持續增長，內容、形式不斷創新。

2007年黨的十七大進一步強調文化“越來越成為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越來越成為綜合國力競爭的重要因素，豐富精神文化生活越來越成為我國人民的熱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的歷史重任，發出“推動文化建設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的時代號召，積極探索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的有效途徑，既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又有力抵制各種錯誤和腐朽思想的影響。著力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推進文化創新，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推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不斷發展、文化市場更加繁榮，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

總結60年文化建設，盡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輝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國的文化事業把握機遇，開拓進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發展難題，以開放的姿態迎接挑戰，成功地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亮麗的中國文化風景線。我們將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斗，努力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參引文獻]

[1]《中共中央委員會電賀文代大會開幕》，《人民日報》1949年7月2日。

[2]《周恩來文化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頁。

[3]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1979年10月31日。

[4]《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頁。

[5]朱寨主編《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頁。

[6]《江澤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頁。

[7]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頁。

[8]《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頁。

第五篇：新中國成立至今中國音樂發展歷程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音樂的發展歷程

新中國17年的創作歌曲

綜述

1949年7月2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并成立了全國文藝界統一的領導機構——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在黨的正確方針、政策指引下，廣大音樂工作者熱情迸發，音樂家們以自己的藝術才華和對生活的深刻體驗極大繁榮了新時期的音樂創作。1、1949-1956年的音樂發展

這一時期，音樂創作繼承和發揚了“五四”以來的革命音樂傳統，堅持以歌曲創作為中心，產生了一大批以歌唱新中國、新生活的優秀作品，這些歌曲作品迅速、有力地表現了新中國初期這個朝氣蓬勃的時代和全國人民昂揚的工作、生活情緒。主要代表歌曲有《歌唱祖國》、《中國人民志愿軍戰歌》、《小鴿子》、《中國少年兒童隊隊歌》、《遠方的客人請你留下來》等。除歌曲的創作之外，器樂創作、音樂喜劇創作也呈現出一派朝氣蓬勃的繁榮景象。主要作品有：管弦樂《春節序曲》、歌劇《王貴與李香香》等。此外，在中國共產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方針指導下，戲曲工作者也熱情參與傳統戲曲和曲藝的發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嘗試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戲曲改革，涌現出一批優秀劇目。如：評劇《劉巧兒》、《志愿軍的未婚妻》，呂劇《李二嫂改嫁》，黃梅戲《天仙配》，滬劇《羅漢錢》等。這些作品不但展示了解放初期戲劇改革的豐實成果，同時在人民群眾中產生了廣泛而積極的影響。2、1957年至“文革”前夕在曲折中前進的音樂歷程

建國后7年的音樂繁榮，隨著1957年“反右派斗爭”、1958年“大躍進”及1959年的“反右傾”等一系列政治運動，遭受了嚴重挫折。“大躍進”時期的音樂除了少數作品又一定的藝術質量（如歌曲《克拉瑪依之歌》、《草原之夜》、《戴花要戴大紅花》等），在群眾中傳播廣泛，大多數應時而寫的具有明顯概念化，終難逃曇花一現的結局。除上述歌曲外，具有代表性的器樂作品有：管弦樂《十三陵水庫落成典禮》，交響樂《抗日戰爭》，小提琴演奏曲《梁祝》，舞劇《睡美人》等。

1960年，中央開始糾正“左傾”錯誤，文藝政策隨即得以調整。1961-1963年間，周恩來總理就文藝問題又做了多次重要講話，在此背景下，全國文藝界、音樂界的形勢有所好轉，涌現出一批歌唱生活、歌唱部隊建設、表現人民團結一致、堅韌不拔精神的優秀聲樂和器樂作品。如：歌曲作品 《我們走在大路上》、《邊疆處處賽江南》、《唱支山歌給黨聽》等；還有為毛主席詩詞譜寫的聲樂作品《蝶戀花·答李淑一》、《西江月·井岡山》等；器樂創作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交響樂《長征》、《東方紅交響詩》等；，電影音樂 《紅色娘子軍》、《李雙雙》、《上甘嶺》等；民族樂隊作品《初春》、《海上鑼鼓》、《彝族舞曲》等。歌劇作品有《劉三姐》、《紅珊瑚》、《江姐》等。此外，這一時期在大型作品創作方面成就突出、影響巨大的則有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長征組歌《紅軍不怕遠征難》。

文革時期-音樂成為政治附庸

綜述

文革時期的中國音樂事業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破壞、大災難。音樂變成了政治的附庸，根本談不上什么藝術、令人愉悅。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音樂是中國一個特殊的、反常的音樂現象。是非常政治形勢下的一個藝術變種。在這十年里，中國的音樂事業與其他各項事業一樣保守了磨難，音樂事業由原來的初步繁榮，百花齊放，轉變為只符合野心家政治標準的藝術路線。可以說這十年浩劫是漫長中國音樂史上最灰暗、最悲慘的一頁。

主要歌曲類型：

1、語錄歌

“語錄歌”是文革時期的特定產物,它較早盛行、也較快結束。“語錄歌”興起于“文革”的第一階段，即1966年至1969年。語錄歌就是將《毛主席語錄》中的各個段落配上曲譜來演唱的形式。

2、四支歌

這一時期由于江青對歌頌毛澤東!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歌曲突然發難，“語錄歌”狂潮戛然而止，當代中國的歌曲進入了一個沉默期，全國范圍內只能演唱四首歌曲，它們是：《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國際歌》。

3、戰地新歌

林彪反革命集團覆滅以后，周恩來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期間他多次接見音樂工作者，對以往的歌曲創作方面提出了批評，并對大家提出了創作新歌曲的期望。此后，從1972年到1976年之間一共出版了五集《戰地新歌》歌曲集。

4、知青歌曲

1968年后，大多數知識青年，在口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鼓勵下上山下鄉了，《20世紀中國音樂發展概貌五-建國后17年的音樂發展》 蔡夢

中國音樂教育 這些插隊落戶的知青，習慣了城市生活，來到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貧乏的農村，心理失去平衡，對故鄉城市生活的懷念之情也油然而生。知青們內心的感受需要傾吐、宣泄。于是文革時期的另類產物：知青歌曲誕生了。例如一首名叫《等著窩頭涼》的歌曲，便是根據蘇聯歌曲《紅莓花兒開》的曲調填詞的。任毅創作的《知青之歌》抒發了他對家鄉南京的思念之情。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流行音樂起步階段

綜述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內地尚無原創的流行音樂，那時的中國歌曲只是從原有的“高、亮、硬”轉向了抒情，對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抒情歌曲帶給他們的是心靈的解放，是十年來激情的釋放。“文革”結束初期，高音喇叭開始播放曾經一度被禁播的《洪湖水,浪打浪》、《花兒為什么這樣紅》等一些抒發人們真摯情感的歌曲，這標志著中國的音樂開始逐漸走出“文革”時期音樂創作的單一期。在眾多的歌曲之中，體現中國人民粉碎“四人幫”歡樂、喜悅心情的《祝酒歌》以其形象生動表達人民在70年代后期如釋重負的解放感和對未來充滿信心的喜悅感，而成為中國新時期歌曲創作的里程碑。

主要音樂類型：

1、電影歌曲的突出表現

解放思想后中國音樂有了大的轉變，表現最為突出的是電影歌曲在那個年代，電影歌曲的影響力巨大，《甜蜜的事業》中《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小花》中的《妹妹找哥淚花流》等都給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電影《甜蜜的事業》中《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是一首反映愛情的歌曲，文革期間音樂中反映愛情的題材銷聲匿跡,這首歌可以說是在人民群眾迫切需要有輕松的愛情歌曲的時候誕生的，雖然歌詞里有“比翼鳥”、“并蒂蓮”、“親愛的”等等在那個時代堪稱巨大突破的詞語，但是歌曲之中“革命的理想”、“長征路上”等詞語也依然存在，這就很突出地反映了當時人們在音樂創作上的顧慮"改變了傳統電影中革命題材電影中音樂的風格，使人耳目一新。

2、中國音樂的突破

中國音樂真正的突破源起于中央電視臺1979年錄制的風光片《三峽傳說》，這部風光片本身并沒有引起巨大的轟動，但是作為其中插曲的《鄉戀》引起了社會的轟動。《鄉戀》是一首懷念故鄉的抒情歌曲，這首歌是張丕基譜曲，由當時擔任中央樂團獨唱演員的李谷一演唱。2月25日《北京音樂報》在頭版刊登的文章《不成功的嘗試》提出，這首歌抒發的不是健康的熱愛祖國山河的懷戀之情，而是低沉纏綿的靡靡之音。

3、民族抒情歌曲成為主流

這段時期中國的流行音樂主要以民族風格的抒情歌曲為主，大多數都體現樂觀昂揚的精神風貌，將人的感情充分表達出來。對于祖國的熱愛、對大好河山的歌頌以及對于新生活的憧憬向往是這一時期的主要內容。《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我愛你,塞北的雪》、《難忘今宵》、《我的中國心》等從表現手法上以柔性美代替了文革時期的剛性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為主。

4、鄧麗君-劃時代的歌聲

改革開放不僅催生了中國大陸的流行歌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港臺地區的流行歌曲有機會進入內地。也就是在這個時候，臺灣歌手鄧麗君的名字家喻戶曉，無數人聽著《甜蜜蜜》、《小城故事》、《夜來香》等，透過鄧麗君甜美的嗓音和極富感染力的演唱，釋放內心的情感。

5、校園民歌傳入內地

臺灣的校園民歌給流行樂壇帶來清新的風。在內地流行音樂復蘇之際，校園民歌廣泛傳入內地，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內地流行音樂的復蘇，極大地推動了內地流行音樂的發展。主要代表作有：表現童心的《童年》、《外婆的澎湖灣,追求夢想的《橄欖樹》，充滿童趣與哲理的《蝸牛與黃鵬鳥》，還有體現個性情趣的《鄉間的小路》、《踏浪》、《踏著夕陽歸去》等等。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流行音樂繁榮期

綜述

中國大陸流行音樂真正崛起的標志是1986年百名歌星為紀念“國際和平年”而籌辦的《讓世界充滿愛》音樂會。當時的中國內地，人們對于流行音樂總體上是不能接受的甚至還有排斥的心理，有關部門曾有過“三個流行歌手不能同臺演出”的規定，這也使得中國的流行歌手們沒有當眾聚集在一起演唱流行歌曲的機會。流行歌曲還沒有自己的名字，只稱為通俗歌曲。起初歌手們大多數都是抱著湊熱鬧的心情去參加這次晚會的彩排的，而《讓世界充滿愛》在錄音后不久，得到了文化部門的支持，這是文化部門第一次對流行音樂破例。這首歌改變了大眾對流行音樂表現風花雪月、卿卿我我的印象，那種充滿人間真情的呼喚，成為了大眾心聲的表達，之后的許多歌曲都沿襲了這首歌的風格，集中表達了中國大眾對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對人間真情的呼喚。

1、刮起“西北風”和“東北風”

深受當時文化尋根熱的影響,音樂界也開始卷起文化狂潮。1987年、1988年刮起的“西北風”和“東北風”堪稱是中國歌壇的一個輝煌紀錄，那時的大街小巷到處都播放著這些豪放的歌曲，這是大陸原創歌曲前所未有的發展高峰。典型歌曲有：《黃土高坡》、《我熱戀的故鄉》、《信天游》、《山溝溝》、《籬笆墻的影子》、《苦樂年華》等。

2、中國搖滾的走紅

參加過《讓世界充滿愛》晚會后，在眾多歌星中并不起眼的崔健以自己的一首《一無所有》,喚醒了所有人沉悶的心靈。崔健的崛起標志著搖滾樂這種文化性極強的音樂在中國登場。搖滾樂是一種對現實的力度的表達，其中包括在思想上追求清醒的理性與深度，在感受上強化個體的獨特經驗，在批判的向度上針鋒相對。《一無所有》用強烈的音符唱出了當時中國人的苦悶、仿徨、困惑和失落的矛盾心情。崔健至此開創了中國的搖滾音樂,開始抒發時代的苦悶，宣泄失落，之后的《新長征路上的搖滾》、《紅旗下的蛋》等無不是在張揚這種迷茫與對抗的思想。

3、正式登陸內地的港臺流行音樂

1988年，“卡拉0K”這一新的娛樂形式引入中國內地，并迅速在廣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發展起來，“卡拉OK”的興起吸引了眾多的歌星，并帶動了一大批樂隊的產生，這為日后內地流行音樂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同時，港臺原版音樂的流入使大陸的流行樂壇更加豐富多樣。費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鄉的云》讓人們對流行音樂有了新的認識，童安格的《把根留住》喊出了現代人生活的壓力，齊秦的《狼》和《外面的世界》唱出了在現代社會中的渴望與迷惘，而蘇芮的《跟著感覺走》也轟動一時。

4、反映農民工思鄉情感的歌曲

1992年一首《小芳》引起了社會的轟動，歌曲反映的是主人公作為知青返城后對自己曾經擁有的知青生活的一種懷念。這首歌掀開了“知識青年懷舊熱”的序幕。在城市中擁有了新的生活，包括家庭、事業、婚姻、愛情，但是年少時曾經擁有的那段感情仍然彌足珍貴。這首歌在某種程度上也觸及了一個新興群體的生存境遇——農民工群體，之后抒發思鄉情感的《一封家書》、《大哥,你好嗎》、《走四方》、《九月九的酒》等都是以農民工的思鄉情感為主題，側面反映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反映出了流行樂壇對于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同群體心理狀態的關注。

5、“亞運歌曲”的誕生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中國北京舉辦了第11屆亞洲運動會。整個亞運會籌備和舉辦期間，中國人的愛國熱情被充分調動起來，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漲，民族凝聚力得以增強。主要的亞運歌曲有《亞洲雄風》、《不要說再見》、《黑頭發，飄起來》等。

6、MTV、排行榜的出現 MTV在中國的興起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這一年廣州成立了大陸歌壇第一個MTV制作中心。首都由歌星制作人獨立策劃的MTV專輯是《程琳新歌》。1993年，MTV在大陸歌壇紅火起來。許多歌手不惜以重金制作MTV專題片，通過電視臺播出。

1987年，廣東電臺音樂臺主辦的“廣東創作歌曲排行榜”誕生，中國內地最早的排行榜出現。到了1994年，各地電臺、電視臺、報刊紛紛建立排行榜，僅廣州一地就有“廣東創作歌曲排行榜”、“廣州新音樂十大金曲排行榜”等。甚至于有人稱1994年是大陸流行樂壇的“排行榜”年。

90年代中到新世紀初——流行音樂新的發展期

綜述

隨著社會的發展，中國流行音樂的風格更加豐富，內地流行歌曲的表現手法也更多是反映現代人的思想情感，在這個社會轉型期里，中國流行音樂也體現了人們感傷、迷惘、不斷尋找和追尋的心里。這一時期校園歌曲火爆一時，帶有濃郁民族特色的音樂也強勢而來，搖滾音樂有所變化。

1、校園民謠展現激昂的青春

1994年，內地的流行音樂一夜之間崛起了一股校園力量，而正是這股清新的校園風給開始浮躁的社會帶來了一陣清風，喚醒了每個人那份久違的感動。1994年的內地流行音樂校園民謠大部分是用簡單的吉他伴奏，旋律簡單,飽含著淡淡的感傷和懷舊情緒，將大學校園中的純真愛情、友情，心中的理想和青春的無悔真實地表達出來。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青春》等。這時，在臺灣一個三個年輕男孩的組合吸引了無數人的目光，“小虎隊”這個震撼當時流行歌壇的組合曾創下了演唱會20多場場爆滿的記錄。他們成為第一支由學生組成的少年組合樂隊，其代表作《愛》、《青蘋果樂園》等歌曲將年輕人的心情表露無疑，大部分歌曲的內容充滿了青春的激情，樂觀積極，對生活充滿希望。

2、流行音樂通俗化、民族化

這一時期中國流行音樂逐漸開始采用中國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給較為單一的中國流行音樂添加新的元素。這標志著中國大眾對流行音樂的審美趣味有所提高，以及在社會變遷和價值失落時傳統文化的回歸傾向。主要代表作有：《濤聲依舊》、《夢回唐朝》、《新鴛鴦蝴蝶夢》等。與此同時，流行音樂的民族化開始體現出來，《阿姐鼓》、《蒙古人》等一系列帶有民族特色的音樂撲面而來，掀起了中國流行音樂的民族風。

3、新民樂、新民歌的出現 2000年2月，中央電視臺第四套節目開播《新民樂》。大量以中華民族傳統音樂為基礎，結合歐美流行音樂表現手法進行創作和改編的“新民樂”作品出現。2000年，流行樂壇還出現了“新民歌”浪潮。這種多為的“新民歌”，并不同于傳統民歌那單一的地域色彩，而是帶著創作者對自然與音樂的主管理解，從云貴、西藏、蒙古等少數民族的民謠中汲取靈感與素材，又大量借鑒了歐美爵士、藍調、說唱樂等特點，使民歌在演唱中具備了強烈New Age的流行潛質。“女子十二樂坊”的出現則把這股“新民樂”“新民歌”推向了高潮。

4、流行音樂的國際交流

這一時期，流行音樂的國家交流活動也頻繁起來，具體有如下幾個方面的表現：大批國外流行音樂家在大陸舉辦演唱會，如1997年3月，“情歌王子”胡里奧在中央電視臺舉辦了個人演唱會，1997年5月，雅尼在北京舉辦“雅尼紫禁城音樂會”等。國內大批流行歌手在國際比賽中獲獎，如在第8屆-第14屆“亞洲之聲”流行音樂比賽中，中國歌手都獲得了不同規格的獎勵。境外昌平公司與內地唱片公司的合作等，如1997年，上海聲像出版社與蜚聲世界的索尼音樂公司結成聯盟，共同在內地制作、發行有中國特色的原創流行音樂，劉歡、韓磊、毛寧成為首批與雙方合作體簽約的歌手。

5、搖滾樂的新發展

1998年，中國流行樂壇涌現了一股勢不可擋的音樂新潮流。一大批新人組建的搖滾樂隊出現，如“清醒”、“麥田守望者”、“花兒”、“新褲子”等樂隊的作品成為媒體和樂迷關注的對象。與此同時，崔健、唐朝、黑豹等老一代音樂人也紛紛推出自己的作品。

6、“韓流”在大陸的風靡

“韓流”的成因，首先是中國對外開放過程的必然結果，其中，政治原因、政府的扶持在這里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從1988年漢城奧運會、1992年中韓正式建交以及1994年兩國簽署文化合作協議后，兩國文化交流與合作逐漸活躍——在中國，由韓國電視劇開始的韓國文化熱潮逐漸擴大到歌曲，最終帶來了“韓流現象”。

7、網絡對流行音樂發展的影響（1）流行音樂網站的蓬勃發展

1997年6月，張秦創建了“高地音樂傳訊”音樂網站。7月，“高地”轉向境外付費申請國際頂級域名和獨立網站，成為當時中國內地唯一一個擁有頂級域名的音樂網站。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其他眾多的音樂網站，如網蛙音樂站。

1998年，國際互聯網上登錄的“東點流行音樂網”成為國內第一家專業的流行音樂網站，它的建立，標志著流行音樂傳播的新革命。（2）網絡給流行音樂發展帶來的影響

流行音樂與網絡的結合，帶來了一場流行音樂傳播方式、欣賞方式、創作方式的大革命。如：2001年，雪村創作的《東北人都是活雷鋒》在網絡上廣為流傳，雪村也被稱為“中國網絡音樂第一人”。

與此同時，一些樂隊和歌手也通過網絡迅速提升知名度，歌手盧庚戌也是憑借新浪網的介入迅速走紅，網絡的介入使一個歌手的成名期縮短減半。

更有大量的原創歌曲通過網絡的傳播渠道在網迷中流傳，如《豬之歌》、《老鼠愛大米》《丁香花》《大學自習課堂》等。

新世紀之后——流行音樂創新發展

綜述

伴隨著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人民消費能力和娛樂休閑意識的增強，以及網絡的飛速發展。使得人們的生活中出現了不同別樣的音樂概念。偶像時代已經步入，各種音樂類選秀節目也爭相登場，網絡神曲迅速躥紅，在這個復雜而又充滿科技創新的社會里，音樂帶給了我們不一樣的享受。

1、成熟的偶像時代

如果說“金童玉女”的毛寧與楊鈺瑩是中國大陸自產的最早偶像，那么新世紀之后成熟的偶像時代才剛剛到來。不管是王菲、田震還是周杰倫、王力宏、梁靜茹等都已經是這個時代的烙印。盡管周杰倫吐字不清的演唱、節奏并沒有搖滾的強烈，歌詞不按常規卻盡現文字之美，但它卻激起了無數人的狂熱。這個時代偶像們的歌曲迎合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心理——喜歡創意，擁有自己的想法。

2、民族風組合——混搭出現

近些年來，一些民族風混搭組合相繼出現，并火遍全國。其中鳳凰傳奇就是典型一例。他們的《月亮之上》和《最炫民族風》節奏感十足、鼓點平穩，有著非常廣闊的群眾基礎，大江南北，男女老少，幾乎人人都會哼唱幾句，有人喜歡哼唱里面的蒙語，有人喜歡飆里面的高音，也有人喜歡跟唱里面的 rap。因此這兩首也成為這幾年熱門的彩鈴。

3、網絡神曲迅速躥紅

網絡的散播能力是強大的。2010 年 3 月，因為網絡和王菲等歌壇大牌的力薦，本屬于嚴肅音樂范疇由著名歌唱家龔麗娜演唱的《忐忑》經由網絡視頻竟然“被”流行音樂，被大眾“圍觀”，像病菌一樣在流行樂壇“肆虐”了起來。一時間，全國上下一片咿呀，哄笑成一團，被惡搞的同時，《忐忑》紅了，或者說正因為被惡搞了，《忐忑》才有機會紅了。

2012 年，風靡全世界的《江南 style》也是典型的神曲，它之“神”則徹底地不是因為“曲”，而是因為“舞”，韓國鳥叔邊唱邊跳著一種酷似人騎馬時的動作的舞蹈，所以被人們稱為《騎馬舞》，一時之間，在大街上、在超市里，到處都在放《江南 style》的視頻。

4、歌會類欄目——集體狂歡

2000年1月27日，由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共青團北京市委聯合舉辦了一場堪稱中國流行歌曲盛宴的大型歌會《同一首歌——相聚2000大型歌會》，此臺歌會會集了兩岸三地40多位在華語歌壇舉足輕重的音樂人和歌手，以全新的方式演繹了中國歌壇，40多首經典名曲，可謂是新千年的一次規模宏大的歌會。這次歌會引起了觀眾強烈的反響和好評，從此以后《同一首歌》一發而不可收拾，幾年時間，它的足跡踏遍了祖國各地，甚至不斷走進異國，而所到之處，演出場面都是超級火爆。在《同一首歌》良好效應的影響下，中央電視臺的一《音畫時尚》、《歡樂中國行》，湖南衛視的《超級歌會》等一擁而起，亦激起了相當的火爆，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5、選秀類欄目——層出不群

2003年，湖南電視臺推出《超級男聲》大型電視娛樂節目。2004年5月又推出《超級女聲》，這一以流行音樂為外殼的娛樂性節目風靡全國，引起廣泛影響，并創造了短期內打造明星歌手的神話，李宇春、周筆暢、張靚穎等成為萬眾矚目的明星。隨后，各路同行爭相模仿，中央電視臺的《星光大道》上海東方衛視的《加油，好男兒》和《我型我秀》、江蘇衛視的《絕對唱響》、《中國好聲音》湖南衛視《我是歌手》等音樂選秀節目紛紛出爐。你方唱罷我登場，讓人眼花繚亂、應接不暇。

323 《文化視閾中的中國流行音樂研究》周曉燕 2013年博士論文

《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流行音樂類電視欄目傳播批判》 黨岱

2008年碩士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