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中國外交的光輝歷程

《新中國外交的光輝歷程》

唐家璇(1999/12)2000/12/20

時光荏苒，風云變幻，新中國外交勝利地渡過了五十個春秋，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的喜慶日子里，作為一名外交工作者，撫今追昔，感慨萬千。

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一百年間，我國歷屆反動政府腐敗無能，喪權辱國，中華民族飽受了列強的欺凌掠奪。中國共產黨從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為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壓迫，爭取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徹底結束舊中國的屈辱外交進行了前仆后繼,不屈不撓的斗爭。早在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就明確指出，中國人民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的完全獨立。1924年初，中國共產黨人起草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堅決要求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華特權。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規定：“以徹底地將中國從帝國主義壓榨之下解放出來為目的。宣布中華民族的完全自主與獨立，不承認帝國主義在華的政治上、經濟上的一切特權。宣布一切與反革命政府訂立的不平等條約無效。否認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債”。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主張“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范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協定”，“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德意日侵略陣線”。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政府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發動內戰。中國人民再一次被迫拿起武器，進行偉大的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一方面堅持反對美國侵略和干涉的嚴正立場，對美國在“調處”國共內戰的掩護下扶蔣反共的行徑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另一方面也明確聲明：即將在解放戰爭烈火中誕生的新中國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愿意同它們實行友好合作，愿意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結束了長期受侵略、被壓迫、遭凌辱的歷史，從此站起來了。中國歷史進入了新紀元，中國外交也揭開了新的篇章。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外交上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分析國際形勢、制定對外政策的指針，并從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堅持獨立自主和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原則。它十分珍惜自己的獨立和主權，也大力支持被壓迫國家爭取和維護獨立主權的斗爭和為發展民族經濟所作的努力。在尖銳復雜的國際斗爭中，中華人民共和國始終不渝地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開展友好合作，謀求共同發展和繁榮。

本著上述基本原則，五十年來，我國外交在毛澤東、鄧小平、***為核心的三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經受了國際風云變幻的嚴峻考驗，取得了偉大的成就。我國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不斷鞏固和加強，同各大國和發達國家的關系逐步改善和發展，多邊外交日益活躍，祖國統一大業不斷取得重大進展，我國的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從而為祖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了越來越有利的國際環境。

新中國外交的五十年是波瀾壯闊的五十年。這一光輝歷程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

一、新中國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三、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五、九十年代

一、新中國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外交的首要任務是：徹底摧毀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控制，恢復國家的獨立和主權。為此，毛澤東主席早在建國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三條方針。

“另起爐灶”，就是同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徹底決裂，不承認舊中國同其他國家建立的外交關系，要在新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

“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就是要在徹底清除舊中國遺留下來的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殘余勢力之后，再請客人進來，以免敵對者“鉆進來”搗亂。

“一邊倒”，即倒向社會主義一邊。這包含兩方面的涵義：第一、“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第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奮斗。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統一戰線”。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為實施這一戰略，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步驟：

首先，我國同蘇聯和各社會主義國家建交和發展友好合作關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赴蘇訪問，并同蘇聯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取代舊中國同蘇聯簽訂的、有損中國權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有利于加強中蘇兩國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外來侵略，有利于我國放手進行國內的經濟建設。與此同時，我國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也獲得全面發展,從而大大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對維護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獨立自主是新中國外交的根本方針，是區別于舊中國外交的最主要特征，它貫穿于新中國外交的各個領域。我國在實行“一邊倒”戰略的同時，始終堅持這一方針。毛澤東主席明確指出，要用自己的腦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運。周恩來總理強調，為了抵抗美國的侵略和威脅，同蘇聯結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自己的黨和國家的獨立性丟掉”。從這一立場出發，即使在中蘇結盟時期，我國也沒有放棄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批評和抵制。1956年，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發生后，劉少奇和鄧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訪問了蘇聯，遵照毛澤東主席的指示，強調必須承認社會主義各國和各國共產黨之間的獨立原則和平等原則，并轉達了毛澤東同志關于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應實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建議。同年11月，毛澤東主席又公開指出，忽視各國平等的錯誤，“就其性質來說，是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錯誤。這種錯誤，特別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對于社會主義各國的團結和共同事業，必然會帶來嚴重的損害。”

第二、積極謀求建立新的國際關系。五十年代初期，毛澤東主席就提出了世界各國和平共處和大小國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據此，周恩來總理于1953年底進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并在次年訪問印度和緬甸時，同上述兩國正式倡議將這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此后不久，毛主席又明確提出：“應把五項原則擴展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他還說：“中國愿意同一切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和平共處”。40多年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越來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贊同。

為促進亞非國家團結與合作，我國積極支持并參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這是戰后第一次由亞非國家自己舉辦，而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周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堅持“求同存異”的方針，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挫敗了美國破壞和分裂會議的圖謀，推動會議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達成了著名的萬隆十項原則，為加強亞非各國的團結合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亞非會議以后，我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亞非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進一步發展，又有一些亞非國家同我國建交。與此同時，我國為恢復在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合法席位開展了堅持不懈的斗爭，揭露了美國把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國排斥在國際社會之外的無理行徑，為后來最終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準備了條件。

第三，堅決反對美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新中國成立后，美國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它不僅企圖在政治上孤立中國，在經濟上扼殺中國，而且企圖從朝鮮、越南和臺灣三個方面對中國進行軍事威脅。中國不得不在三條戰線上同美國展開嚴肅的斗爭。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對朝鮮進行大規模軍事干涉，并派兵侵占我國領土臺灣，直接威脅我國安全。中國遂決定應朝方要求派志愿軍入朝參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在軍事和外交兩條戰線同美國進行面對面的較量,終于迫使美國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簽署朝鮮停戰協定。

美國在入侵朝鮮的同時，加緊干涉印度支那。美國的行動不僅是支持法國殖民主義鎮壓印度支那人民，而且對中國南方邊陲的安全構成重大威脅。中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國殖民主義和美國的干涉,為恢復印度支那的和平和實現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斗爭的勝利表明，新中國已成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我國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了關于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周恩來總理兼外長率團與會，并以原則堅定、策略靈活的高超外交藝術，同其他與會國一道，排除了美國的干撓，為上述問題的解決發揮了重要作用。

為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我國從五十年代起就同美國在臺灣問題上進行了堅決有力的斗爭。1950年11月，我國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上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訴美國侵略我國臺灣的罪行。1954年12月，美國同蔣介石集團簽訂“共同防御條約”，并支持蔣軍對大陸和沿海進行軍事騷擾。我堅決反擊，一舉解放了一江山島。美國陷入恐慌，匆忙要求聯合國秘書長出面斡旋，企圖阻止中國采取進一步的行動。我國發表聲明嚴正指出，解放臺灣是中國的內政，聯合國和任何國家都無權干涉。在我堅決反擊下，國民黨軍隊棄守大陳島，我解放了浙江沿海島嶼。

中國政府和人民在堅決反對美國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同時，積極尋求緩和同美國的緊張關系。1955年4月，周恩來總理參加亞非會議期間發表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同美國打仗。中國政府愿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和緩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和緩臺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中國政府的和平誠意得到了各國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贊賞，并對美國形成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國進行雙邊談判的可能性，從而為日后中美大使級會談開辟了道路。

經過這一時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國在國際上已經站穩了腳跟。到1956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有25個，為中國外交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在動蕩的世界局勢中，各種國際力量經歷了一個分化與改組的過程，蘇聯走上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的道路。蘇美兩國力圖保持兩極格局，它們既對抗又妥協，既爭奪又勾結。為使自己處于主動有利的地位，美蘇加強了對各自盟國的控制，從而加劇了兩個陣營內部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社會主義陣營分裂，帝國主義陣營也矛盾重重。與此同時，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西方殖民體系逐步瓦解，越來越多的國家宣布獨立，不結盟運動和七十七國集團的誕生，對國際關系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這段時期內，美國仍繼續推行其敵視中國的政策，它不僅保持其在臺灣和臺灣海峽的軍事存在，還發動了侵略越南的戰爭，從南面威脅中國。蘇聯則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在中蘇邊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邊界流血沖突，從北面威脅中國的安全。中蘇關系全面惡化。中國曾希望通過談判緩和同美國和蘇聯的緊張關系，并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局面并未發生根本改觀。

面對兩個超級大國都與中國為敵的不利局面，毛澤東主席冷靜分析了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戰略思想。他指出：“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這兩部分都反對美國的控制。在東歐各國則發生反對蘇聯控制的問題”。我們的戰略是依靠第一中間地帶，爭取第二中間地帶，反對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

根據上述戰略，我國這一時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

第一、大力加強同亞非拉國家和人民的團結合作。毛澤東主席指出，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國的民族獨立解放運動，我們都必須給以積極的支持。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決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國家反對帝國主義和擴張主義的斗爭，堅決支持古巴、巴拿馬、多米尼加等拉美國家的反美愛國斗爭。中國大力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和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斗爭，先后同幾內亞、加納、馬里、剛果、坦桑尼亞等國簽署友好條約和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加強了彼此間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互助合作關系，積極支持安哥拉、幾內亞比紹、莫桑比克、津巴布韋、納米比亞等國爭取獨立的武裝斗爭和南非人民反對白人種族主義的斗爭。

中國奉行睦鄰政策，通過友好協商，先后同緬甸、尼泊爾、蒙古、阿富汗解決了歷史遺留的邊界問題，并簽訂了邊界條約，同巴基斯坦簽訂了關于中國新疆和巴基斯坦實際控制其防務的地區之間的邊界協定。同印尼解決了華僑雙重國籍問題。中國積極支持不結盟運動的正義主張和行動，同亞非各國的關系不斷加強，領導人的互訪日益頻繁。從萬隆會議后到60年代末，有22個亞非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訪華。在此期間，劉少奇等中國領導人不斷到亞非地區進行訪問，進一步增進了中國同這些國家的相互了解。周恩來總理更是不辭辛勞，對亞非國家進行了三次訪問，提出了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并再次強調，世界上所有國家，不分大小、強弱，應一律平等。中國領導人的卓越外交活動使我國同亞非拉國家的團結合作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第二，發展同西歐、日本的關系。隨著西歐經濟的恢復、發展和歐洲共同體的逐步形成，西歐國家獨立自主、聯合自強的傾向日益發展。特別是法國在戴高樂將軍重新執政后，拒絕簽署美蘇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一體化機構，突出地反映了西歐不甘受美控制，積極謀求獨立自主的趨向。在毛澤東主席兩個中間地帶戰略思想的指導下，中國積極發展同西歐國家的關系，不但同早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麥、挪威、芬蘭等國增進了友誼，而且同法國建立了外交關系，并同意大利和奧地利互派了商務代表。

重建和發展中日睦鄰關系是新中國外交的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等為此傾注了大量心血。日本過去曾多次發動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但新中國始終把廣大日本人民同極少數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加以嚴格區分。中國真誠希望兩國關系實現正常化。在新中國成立后相當一段時間里，日本某些領導人采取了敵視中國的政策。鑒于這一情況，中國在堅持反對日本政府敵視中國的政策的同時，積極發展兩國民間關系。我國采取主動步驟，溝通了兩國之間的貿易，協助在華日僑回國，不斷加強兩國各類民間組織間的交往。所有這些，在日本引起良好反響。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聲日益強烈，為七十年代初兩國建交打下了基礎。

第三、反對蘇聯控制，頂住蘇聯的威脅。五十年代末期，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妄圖推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戰略，并為此向我國提出諸如共建長波電臺和共同艦隊等有損中國主權的要求，他還竭力使我國在臺灣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上放棄原則，以服從蘇聯的全球戰略，遭到我國斷然拒絕。對于中蘇兩黨之間存在的分歧，本應通過討論加以解決，但蘇聯領導人卻采取高壓手段和突然襲擊方式，企圖迫我屈服。這一圖謀失敗后，蘇聯繼而采取一系列惡化兩國關系的嚴重步驟。1960年7月蘇聯在一個月內，撤走在華的全部1390名蘇聯專家，撕毀中蘇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和三百多個專家合同，廢除二百多項科技合作項目，繼而在我國新疆一些地區挑起邊境糾紛。我國為維護國家主權，對蘇聯的霸道行徑進行了必要的斗爭。但為盡可能維護中蘇友誼，我國采取了“堅持原則，后發制人；堅持斗爭，留有余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方針，期望蘇聯懸崖勒馬，改弦易轍。但蘇聯領導人依然故我，在霸權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勃列日涅夫上臺后，進一步加強了對我國的軍事威脅，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不斷進行武裝挑釁，甚至入侵我珍寶島等地，挑起大規模武裝沖突。蘇還揚言要摧毀中國的核基地，把中蘇關系推向戰爭的邊緣。面對蘇聯的軍事挑釁，我國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針，擊退了蘇聯的多次武裝入侵。1969年9月，應蘇方要求，周恩來總理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舉行了會晤，雙方達成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沖突、進而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諒解。

第四、堅決反對美國的戰爭叫囂和制造“兩個中國”的陰謀。朝鮮和印度支那停戰后，中國為緩和中美關系，努力爭取同美國坐下來談判，中美大使級會談就是在這種背景下進行的。但美國根本沒有誠意，會談曠日持久，還數度陷入僵局和中斷。與此同時，美國恣意策動臺灣當局反攻大陸，并派美艦為其護航，揚言“隨時準備象在黎巴嫩那樣的登陸”。為粉粹臺灣當局在美國支持下串犯大陸的圖謀，配合當時阿拉伯人民反對美國侵略的斗爭，中國人民解放軍從1958年8月23日開始炮擊金門、馬祖。懾于中國的堅定態度和美國在中國沿海島嶼海域為蔣軍護航存在的風險，加之大批軍艦滯留臺灣海峽對美國全球戰略不利，美國政府遂轉而力勸蔣介石放棄金門、馬祖，實現“劃峽而治”，使臺灣和大陸永遠分離。美國的這一建議未被接受。我也及時識破了美國險惡用心。毛主席親自起草了以國防部長名義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揭露美國搞“兩個中國”的陰謀，并先后采取暫停炮擊和逢雙日不炮擊等作法。正如毛主席所說，“金門炮戰，意在擊美”，圍繞炮打金門、馬祖而進行的這場斗爭，有力地挫敗了美國的陰謀。

1955年日內瓦協議簽訂后，美國采取各種手段插手印支事務，破壞協議的執行。美國從出錢、出槍、出顧問，讓越南人打越南人，一直發展到出動幾十萬軍隊，對越南進行了一場大規模侵略戰爭。美國還策動老撾內戰，對柬埔寨進行顛覆和侵略。印支地區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我國不惜承擔最大的民族犧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國斗爭，直至取得完全勝利，用實際行動證明，“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同樣，在談判桌上，我原則堅定，策略靈活，有力地捍衛了印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日內瓦會議上，陳毅副總理兼外長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克服了來自美國的種種阻撓，同與會國共同努力，于1962年7月達成老撾和平、中立的協議。我國全力支持以西哈努克為首的民族團結政府抵抗美國對柬埔寨的武裝侵略，直至柬埔寨人民武裝力量解放全國。

這一時期，我國在國際上的影響不斷擴大，出現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已達五十個。中國已成為獨立于美蘇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從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這一時期，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力量對比，朝著有利于蘇聯的方向發展。蘇聯憑借其迅速膨脹起來的軍事實力到處伸手，而美國由于侵越戰爭拖累，力量相對削弱。蘇美爭霸出現了蘇攻美守的態勢。美國為集中力量對付蘇聯的挑戰，謀求從越南脫身，尋求同中國接近。蘇聯則在加緊同美國爭霸的同時，進一步加強對中國的壓力和軍事部署。西歐、日本的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并日益成為美國的競爭對手。亞非拉國家維護和爭取獨立的斗爭取得偉大勝利，成為反帝、反殖和反霸的主力軍。

毛澤東主席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1974年2月，他在會見一位來訪的外國領導人時指出：“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澳大利亞、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毛主席還提出了從日本到歐洲一直到美國的“一條線”的戰略，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集中對付蘇聯的威脅。

在毛主席這一戰略思想的指導下，第一、我國抓住美國不斷發出改善關系的信息，調整對美政策。從恢復中美大使級談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訪華，直到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雙方領導人經過直接會談，于1972年2月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中美關系取得突破。1973年1月，中美決定互設聯絡處，1979年1月兩國正式建交，實現了關系正常化。鄧小平副總理應邀訪美，推動了中美關系的進一步改善。

第二、著重反對蘇聯霸權主義，力求通過談判消除蘇聯嚴重威脅。七十年代，蘇聯從北、西、南三個方面對中國形成包圍之勢。中蘇舉行了邊界談判，但毫無進展。考慮到《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已名存實亡，我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不再延長該條約，中蘇兩國正式結束同盟關系。與此同時，我國主動建議舉行中蘇國家關系談判。由于蘇方拒不解決兩國間的實際問題，第一輪談判無果而終。蘇聯入侵阿富汗后，我國同世界各國一道堅決反對蘇聯的入侵，并采取實際步驟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斗爭，有力地遏制了蘇聯的擴張勢頭。

第三、我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并在其中積極維護正義事業。1971年10月，在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2758號決議，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標志著帝國主義孤立中國的政策的徹底失敗。此后，我國同絕大多數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從而出現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國在聯合國組織內，堅定地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站在一起，共同為實現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為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各國友好合作、促進人類進步而不懈努力。1974年4月，鄧小平副總理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第六次特別會議，闡述了中國對世界局勢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受到熱烈歡迎。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這一時期，蘇聯由于不斷向外擴張，戰線過長，特別是陷入阿富汗戰爭后，內外矛盾加深，國力下降。美國自從越南“脫身”后，國內外處境有所改善。美蘇爭霸態勢轉入均衡、僵持階段。西歐、日本崛起，發展中國家壯大，世界多極化的趨勢開始顯現。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成為世界的兩大主題。

鄧小平同志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寬廣眼界觀察世界，對當今時代特征和總體國際形勢，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成敗，發展中國家謀求發展的得失，發達國家發展的態勢和矛盾，進行了分析，毅然決定把全黨全國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并在此基礎上作出了“兩個重要轉變”：第一、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從而改變了原來認為戰爭危險很迫近的看法。第二、改變了“一條線”戰略，高舉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旗幟，堅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邊。鄧小平同志指出，“這是兩個重要的轉變，只有堅持這樣的判斷和這樣的政策，我們就能放膽一心一意地搞我們的四個現代化建設”。他強調，“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要把經濟建設當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務都要服從這個中心，圍繞這個中心”。他還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搞好改革和開放，在國內要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國際上需要一個和平環境，根據這個情況提出了我們的對外政策。那就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增進國際合作，促進共同繁榮。”

鄧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時期我國外交的理論基礎和行動指南。在鄧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國堅持獨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國結盟或建立戰略關系，也不支持它們一方反對另一方。對于所有國際事務都從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獨立自主地決定自己的態度和政策。從而進一步完善了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們全面貫徹外交工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方針，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同世界各國的關系，努力營造長期、穩定的國際和平環境，不斷加強經濟外交。外交工作出現了新的局面。

（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我國逐步調整對美、對蘇關系，在國際事務中繼續高舉團結反霸的旗幟，堅決站在和平一邊，“誰搞和平，我們就擁護，誰搞霸權和戰爭，我們就反對”。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我國發展了同美國、日本、西歐的正常關系，改善了對蘇關系，全面發展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我國的國際戰略地位大為加強。

（二）不以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異同論親疏，逐步改善和發展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的關系。在此期間，我國為打開中蘇長期對抗和僵持的局面而采取行動。鄧小平同志還以消除“三大障礙”為條件提出與蘇聯談判。中蘇兩國經濟、科技、貿易等領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員往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復和發展。1989年5，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訪華同鄧小平同志舉行了最高級會晤，本著“結束過去，開辟未來”的精神，實現了兩國關系的正常化。與此同時，我國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關系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

（三）改善和發展同周邊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關系。在處理我國與鄰國之間存在的歷史遺留的領土和海域爭端的問題上，鄧小平同志提出“主權屬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緩解了我國同有關國家的關系。我國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全面解決”的原則，與印度耐心談判，維持了邊界的和平與安寧。我國積極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鞏固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的斗爭，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作為我國外交的基本立足點。我國按照“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四項原則，有力地促進了同發展中國家的經貿交流與合作。

（四）認真貫徹“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為妥善解決香港問題和澳門問題，中國同英國和葡萄牙經外交談判，分別同上述兩國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發表聯合聲明，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分別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對香港和澳門恢復行使主權。從而為洗雪中華民族百年恥辱，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五）實行對外開放，增進國際間經貿、科技合作。我們徹底結束了歷史造成的封閉狀態，以積極的姿態走向世界，不斷完善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開展各種形式的經貿科技交流。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從1978年的206億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16億美元。在同世界各國的交往中，我們大膽地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當今世界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和管理經驗，并取得良好成效。

五、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國際形勢發生急劇而深刻的變化。兩極格局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進入了新舊格局轉換的過渡時期。多極化趨勢繼續發展。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世界各國面臨的的兩大問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避免新的世界大戰是可能的，但冷戰思維依然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然是威脅世界和平與穩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嚴重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借口“人權”等問題，以政治、軍事、經濟手段干涉他國內政的現象還很嚴重。因民族、宗教、領土等因素而引發的局部沖突時起時伏。世界仍很不安寧。

面對新的形勢，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并創造性地貫徹鄧小平外交思想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終把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增強我國的綜合國力。積極謀求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共同推進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建立。我國的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

（一）我國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進一步鞏固和加強。我國始終把加強同發展中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對外政策的基本立足點。在政治上，我國主持公道、伸張正義，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權益。在經濟上，我國除繼續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按照“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四項原則，擴大同他們的經濟技術合作，并取得明顯成效。

發展同周邊國家的關系，特別是周邊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是我國外交的一項重要內容。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先后同印度尼西亞復交，同新加坡、文萊和韓國建交，同越南、蒙古實現了關系正常化。我國與老撾簽署了邊界條約，與越南簽署了關于解決邊界領土問題的《基本原則協議》，與印度簽署了《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和《關于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區軍事領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協定》。

我國同周邊國家高層往來頻繁。絕大多數亞洲國家領導人都訪問過中國，我國領導人也都訪問過東北亞、東南亞和南亞各國。這些互訪有力地推動了雙邊關系的發展。繼1996年7月我國成為東盟全面對話國后，雙方又于1997年2月成立中國－東盟聯合委員會，確立包括五個平行機制的總體對話框架。1997年12月，***主席出席首次中國－東盟非正式首腦會晤。雙方確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睦鄰互信伙伴關系。中國同南亞國家的關系繼續發展。1996年，***主席訪問南亞三國，經協商確定，中國－印度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建設性伙伴關系，中國－巴基斯坦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全面合作伙伴關系，中國－尼泊爾建立世代友好睦鄰伙伴關系。中國積極參加地區政治、經濟、安全的對話與合作，為促進亞洲的和平與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同東盟及其他有關國家一起，為尋求柬埔寨問題的政治解決作出了不懈努力。1991年10月，包括中國在內的18國與柬四方在巴黎簽署了《柬埔寨沖突全面政治解決協定》。我國積極支持并推動東亞合作。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采取“感同身受，同舟共濟”的態度，向受打擊最大的國家提供了援助，并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受到這一地區，乃至全世界的普遍贊揚。中國積極發展同朝鮮北南雙方的友好關系，維護朝鮮半島的穩定，參加旨在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的中、美、朝、韓四方會談，為維護半島及東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作出了獨特的建設性貢獻。

中國積極發展同亞非拉和東中歐國家的關系。對中東問題，我國采取公正和均衡的政策，贏得了普遍贊賞。我不受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影響，全面發展同本地區各類國家的關系的立場日益為各國所理解。我國先后同卡塔爾、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關系。我國同該地區國家高層來往頻繁。1999年4月，埃及總統穆巴拉克訪華，兩國宣布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對本地區存在的爭端和問題，我國采取積極、穩妥、推動和平解決的方針。我國支持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民收復失地、爭取民族權利的斗爭，向被占領領土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物資援助。另一方面，也根據中東形勢的變化，對阿以爭端采取了均衡立場，推動政治解決，主張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承認相互的生存權。我國還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促和努力。對海灣問題，我國明確反對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要求伊拉克撤軍。在安理會通過包含授權對伊動武內容的決議時，我持明確保留態度，投了棄權票。海灣戰爭爆發后，我呼吁有關各方克制，防止戰爭蔓延和升級。海灣戰爭后，在對伊拉克制裁問題上，我一方面強調安理會有關決議應得到切實實施，同時也主張隨著決議的實施，應逐步取消對伊制裁。對海灣戰后安排問題，我主張海灣事務由該地區國家自己解決。1998年初，美國與伊拉克就武器該查問題發生危機，我國表示聯合國有關決議應得到執行，希望伊政府同安理會合作，履行義務，主張在核查中，伊的尊嚴和主權及正當的安全關切也應得到尊重。我國明確反對利用武器核查問題對伊動武。十年來,我國同西亞北非地區經貿合作不斷擴大。1997年，進出口貿易總額已達92億美元。我國在這一地區的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發展較快。近年，我國同該地區的石油和石化項目合作也有發展。

我國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關系進一步得到鞏固和加強。1996年5月，***主席訪問非洲6國，提出了我國發展同非洲各國面向二十一世紀長期穩定、全面合作關系的五項原則建議：真誠友好，彼此成為可以依賴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權，互不干涉內政；互利互惠，謀求共同發展；加強磋商，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合作；面向未來，創造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江主席的建議受到非洲國家和人民的普遍歡迎，對跨世紀中非關系的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中國和非洲國家在國際事務中不斷加強磋商與合作。中國堅決支持非洲國家自主選擇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支持非洲國家反對外來干涉，通過和平協商解決非洲問題。在人權問題上雙方密切合作，相互支持。1998年1月1日，中國與南非正式建交。長期以來，絕大多數非洲國家堅定地奉行一個中國的政策，反對制造“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和臺灣重返聯合國的陰謀。我國同非洲國家經貿合作發展迅速，1997年，貿易總額達56·7億美元。此外，我國還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援助，援建項目超過600個。

我國同拉美國家的關系不斷發展。拉美同我建交國家增到19個。一些同我國尚未建交的國家也開始考慮同我國發展關系。我國同本地區國家高層往來頻繁。我國主要領導人先后訪問拉美。中國與拉美地區多邊組織及機構的關系進一步密切，政治磋商和對話加強。1990年以來，中國同拉美最有代表性的地區政治磋商機構－里約集團保持著外長級對話關系。1994年，我國成為拉美一體化協會觀察員國。1997年5月，加勒比開發銀行正式接納我國為該行成員國。同年10月，南美一體化重要組織－南方共同市場代表團訪華，同我國進行了首次對話。中國和拉美在許多重大國際問題上有著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拉美多數國家支持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拉經貿合作蓬勃發展。1997年貿易總額達83·75億美元。此外，我國同拉美國家在經濟技術領域、投資領域和科技領域的合作也取得可喜進展。

十年來，我國同中、東歐各國的關系不斷發展。我國尊重該地區各國人民的選擇，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超越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新型國家關系，我國同這些國家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不斷加強。

我國對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機表示關注，并堅定地認為，科索沃問題是南斯拉夫的內政，應該在尊重南斯拉夫主權和領土完整、保障科索沃地區各民族合法權益的前提下，通過談判公正、合理地解決。中國反對憑借軍事優勢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堅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繞開聯合國安理會，對主權國家南聯盟發動空襲。強烈要求北約立即停止轟炸,使科索沃問題回到政治解決的軌道，強調任何政治解決方案應充分聽取南聯盟的意見。我國為科索沃問題的政治解決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二）同俄羅斯和獨聯體國家的關系得到不斷發展。1991年，蘇聯解體，政治制度發生根本變化。中國政府本著尊重前蘇聯人民的選擇的原則，宣布承認俄羅斯和其他獨聯體各國政府，并先后同它們建立了外交關系。到目前為止，***主席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已舉行七次最高級會晤。繼1994年雙方簽署關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將戰略核武器瞄準對方的聯合聲明之后，1996年4月，雙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從而為兩國關系的發展確立了明確的方向。雙方確認，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作為發展兩國關系的基礎。兩國致力于營造和平友好邊界，歷史遺留下來的絕大多數邊界問題已得到解決。雙方對涉及世界和平與發展的重大問題有廣泛的共識。兩國元首、總理和外長之間建立了定期會晤制度已經建立。我們相信，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關系必將得到進一步發展。

中國致力于維護中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同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簽署《關于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和《關于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中國和哈薩克期坦已成功地解決的兩國間的邊界問題。

（三）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致力于改善和發展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國和國際上發生政治**，美國等西方國家，以各種方式對我國施加壓力，并對我國實施聯合“制裁”，使中國同西方國家之間本來比較平穩的關系出現波折。面對這一嚴峻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黨中央不信邪、不怕壓，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尊嚴，同時又從中國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出發，積極謀求同西方國家改善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系。

中美關系。1989年北京發生政治**后，美國帶頭對華實施“制裁”，嚴重損害兩國關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美國政府決定繼續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但在政治上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美國先后宣布向臺灣出售150架F－16戰斗機，允許臺灣當局領導人李登輝以所謂“私人身份”訪問美國，這是臺灣當局分裂祖國，制造兩個中國的有預謀的活動，也是美國損害中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的嚴重事件。對此，我國政府作出了強烈反應，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動，并在臺灣海峽附近海域進行了四次軍事演習。我反分裂、反臺獨的斗爭，沉重打擊了“臺獨”勢力，也震動了美國朝野。美國政府進一步認識到臺灣問題的敏感性及其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性。美方重申，繼續遵守“一個中國”的政策，遵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不支持“兩個中國”和“一中一臺”的主張，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

1997年10月，***主席應邀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在雙方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中，兩國領導人決定，為了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中美兩國將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這種戰略伙伴關系不同于冷戰時期存在的那種戰略關系，其實質是不對抗、不結盟、不針對第三國。1998年6月，美國總統克林頓應***主席的邀請，對我國進行了回訪。雙方同意，共同努力，使中美關系繼續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但今年以來美國國會又掀起一股反華逆流，對中美關系形成沖擊。為維護兩國關系的大局，朱鎔基總理于今年4月應邀訪問美國，宣傳我政策主張，并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國國內的反華勢頭。但令人震驚的是，今年5 月8日，美國為首的北約公然空襲我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對這一違反國際法、侵犯中國主權的野蠻行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嚴厲的譴責和強烈的抗議。中國不可欺，中國人民不可侮。***主席發表重要講話，闡明了我國政府的嚴正立場。我國政府發表聲明并向美國為首的北約提出了四項嚴正要求。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必須對這一暴行，承擔全部責任。

中國同西歐的關系。1989年以后，西歐發達國家一度追隨美國對我國實行“制裁”，致使雙邊關系嚴重倒退，政治往來和經貿合作受挫。西歐國家覺察到，制裁對雙方都無好處，遂從1990年下半年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關系逐步恢復。1991年英國首相、意大利總理先后訪華。1992年，李鵬總理訪問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我國同西歐的關系基本實現正常化。1994年，***主席對法國進行國事訪問，提出中國與西歐關系的四項原則，即面向二十一世紀，發展長期穩定的友好合作關系；相互尊重，求同存異；互補互利，促進共同發展；加強在國際事務中的磋商與合作。這次訪問有力地推動了中國與西歐國家關系的發展。1994年底，歐盟正式取消對華制裁。1995年，歐盟發表對華關系長期政策文件，主張全面加強同中國在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關系，并于1996年提出對華合作新戰略，強調對華政策的全面性、長期性和獨立性。1996年11月，德國總統訪華，兩國關系重新回到正常發展的道路。1997年5月，法國總統訪華，兩國發表聯合聲明，決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全面伙伴關系。1997年7月1日，中英實現了香港政權的順利交接和平穩過渡。中英關系出現新的開端。進入1998年，歐盟及其成員國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歐關系發展的積極舉措。2月，歐盟決定在聯合國人權會上不搞針對中國的提案。3月，歐盟委員會發表《與中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的對華政策文件，主張進一步提升中歐關系水平，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強雙邊關系的建議。4月初，朱鎔基總理出席亞歐會議期間同歐盟領導人舉行首次會晤。雙方發表聯合聲明，強調中歐愿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紀的健康穩定的建設性伙伴關系，并決定建立年度領導人會晤機制。在此期間，朱鎔基總理還先后對英國、法國進行了正式訪問。1998年，歐盟主席桑特、法國總理若斯潘、英國首相布萊爾、意大利總統斯卡爾法羅、比利時首相德阿納、芬蘭總理利波寧等先后訪華。布萊爾訪華期間,雙方決定建立中英全面伙伴關系。1999年4月，***主席訪問意大利、瑞士和奧地利等國。所有這些訪問進一步推動了中歐關系的發展。

中日關系。近十年來，中日兩國高層互訪和各個領域的接觸相當頻繁，兩國各界的友好交流豐富多彩。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兩國總理互訪并共同確認,要在嚴格遵循中日聯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原則基礎上，建立長期穩定的睦鄰友好關系，實現兩國世世代代友好的目的。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20周年。同年11月，***主席訪日，雙方認真總結了中日關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就兩國關系發展的未來和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就兩國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達成了共識。兩國政府發表了《聯合宣言》。這是繼中日聯合聲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之后，又一個指導兩國關系的重要文件。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同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等國的關系也取得長足進展。

（四）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獨特的建設性作用。冷戰結束后，面對西方國家在多邊外交領域以種種借口干涉發展中國家內政、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行徑，我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進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爭。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中國強調應充分聽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意見，主張通過廣泛討論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贏得了絕大多數國家的贊同。我國堅決支持發展中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合理主張和要求，積極參加聯合國等組織發起的一系列旨在促進南北對話、加強南南合作的活動。我國同77國集團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關系，并作為觀察員參加了不結盟運動的重要活動。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我國主持正義，力主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機和南斯拉夫科索沃問題。中國全面參與國際裁軍領域的活動，積極推動國際裁軍進程，為達成《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和《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作出了積極貢獻。繼1985年，我國單方面裁減軍隊員額100萬之后，我國又于1997年裁減軍隊員額50萬。我國廣泛參與多邊經濟、社會領域的各項活動。在環境、糧食、預防犯罪、禁毒、難民、婦女等全球性問題上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國積極參與并推動區域合作，為亞太經合組織和亞歐會議進程的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國際人權領域，我國主張對話，反對對抗，1990年以來，在聯合國人權會上，我國連續八次挫敗了西方國家的反華提案，有力地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尊嚴。

（五）實行“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大業

1984年12月中英簽署關于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后，雙方進行了較好的合作，解決了一系列問題。但1989年后，英國政府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改變了對華政策，在香港問題上公開與我國對抗。1992年，港督彭定康單方面提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違反與基本法相銜接的原則、違反中英已達成的協議和諒解的所謂“政改方案”，理所當然地遭到中方的堅決反對。英方還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舉行了1995年的香港立法局選舉，從而破壞了港英最后一屆立法局議員只要符合一定條件就可過渡到1997年的“直通車”安排。為實現香港的平穩過渡，避免在香港特區成立初期出現法律真空，根據我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有關規定，1996年12月經選舉和協商產生的、由400人組成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選出了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香港臨時立法會。

由于我國政治穩定，經濟高速發展，其他主要國家越來越重視并采取實際步驟改善對華關系，英方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開始在對華、對港策略上進行調整。1997年5月，英國工黨執政后，提出使香港成為中英關系的橋梁而不是障礙的主張，在香港問題上采取了較為務實的態度。盡管如此，英方在臨立會問題上仍堅持錯誤立場，拒絕為臨立會工作提供方便。我國堅持原則，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與此同時，我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卓有成效地進行。1996年起，先后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國務院任命了由香港特區推選委員會選舉產生的第一任行政長官。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雙方在香港成功舉行了政權交接儀式，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成立。香港回歸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得到了全面貫徹執行。以董建華為首的特區政府工作卓有成效。今年5月，香港特區成功地舉行了第一屆立法會選舉。香港社會穩定，經濟雖然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但基本保持穩健運行。廣大香港同胞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國際社會也普遍看好香港前景。

中國和葡萄牙政府關于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簽署后，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于1993年3月通過，并由***主席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1998年5月，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成立。1999年5月，澳門特區推選委員會選舉何厚鏵為澳門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并得到國務院的任命。目前，澳門回歸的各項準備工作正在積極有序地進行。我國將于今年12月20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澳門的回歸，標志著中國人民在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的兩大步，“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為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樹立了范例。

維護我國對臺灣的主權是我國外交的基本原則之一。據此，我們同臺灣當局推行的所謂“務實外交”和分裂祖國的行徑進行了堅決的斗爭。我國同沙特阿拉伯、韓國、南非等國建交后，臺灣當局的所謂“邦交國”進一步減少，影響大為縮小。1993年以來，我國連續6年挫敗了有關臺灣重返聯合國的提案。

建國五十年來，中國外交經過充實、調整和發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外交風格。經受了國際風云的嚴峻考驗。展望未來，世界正處在大轉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繼續發展，國際關系正經歷深刻的調整。要和平、求合作、促發展已成為各國人民的共同呼聲。世紀之交，我國外交既面臨機遇，也面臨挑戰，我們要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加強憂患意識、安全意識和應變意識。要從國際形勢演變的總體趨勢上進一步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所處的國際環境，抓住機遇，迎接挑戰，趨利避害。我們一定要繼續深入學習鄧小平的外交思想，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黨中央領導下，認真貫徹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斷開創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一步營造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

第二篇：新中國60年的光輝歷程和成功經驗

新中國60年的光輝歷程和成功經驗

自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誕生，中華民族走過了60 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路。60年來，全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艱苦奮斗，頑強拼搏，開辟了一條實現民族騰飛振興、國家興旺昌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60年來偉大成就的取得決非偶然，成功經驗十分寶貴。

一、新中國60年的光輝歷程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一場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成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偉大革命，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又領導人民開始了一場新的革命，要把中國由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變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并最終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回顧60年的光輝歷程，我們國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進行了偉大的歷史變革。

（一）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和完善

新中國誕生后，迅即在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等各個領域進行民主改革和新民主主義建設，不僅迅速恢復了遭受戰爭嚴重破壞的國民經濟，而且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偉大斗爭中鍛煉了新國家、新政府高度的動員組織能力，社會風尚和人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為中國逐步實現工業化和走向社會主義準備了最基本的條件。1952年9月以后，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要求在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同時，逐步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這一深刻的社會變革提前完成。這是一個偉大的歷史性勝利，標志著中國開始進入社會主義。

這樣，中國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完成了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到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制度變革。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的第一次偉大革命。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為進一步發展我國生產力，使全國人民逐步過上富裕的生活，為我國今后的一切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為國家的富強“創造了社會條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順利完成，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奠定了基本的物質基礎。但由于缺少實踐經驗，加上一些理論上的失誤，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我們盲目迫求所有制關系的不斷升級，特別是在基本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

主義改造后，國內階級狀況已經根本改變的情況下，仍然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是我國的主要矛盾，直到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最終導致發生“文化大革命”。

實踐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國家就能自然而然地富強起來。強國不僅需要建立先進的社會制度，還需要建立能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經濟體制等具體制度。1978年12月召開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我們黨和國家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重新確立了黨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全黨工作重點的歷史性轉移，此后中國真正進入了大變革、大解放、大發展的新的歷史時期。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果斷地提出了改革開放的新方針。

鄧小平所說的改革，對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一種自我完善和發展，對于經濟體制等具體制度是一場根本性的變革，因而也是一場革命。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有兩個層次一是基本制度層次，如公有制、按勞分配、人民民主專政等等，都在質的規定性上根本區別于資本主義制度，具有明顯的優越性二是體制層次，如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以及教育、科學、文化等方面的體制，這是基本制度的具體實現形式，經長期實踐檢驗，其中確有不少嚴重的弊端，必須進行改革，而且應該吸取和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式，以使社會主義制度在競爭中超越和戰勝資本主義制度。

鄧小平提出了“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大膽思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同市場經濟有效地結合起來努力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優越性。

這樣，中國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始了把一個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的革命這是我們黨領導的第二次偉大革命。

從建立新中國到實行改革開放，從五十年代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改革開放中建立能夠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和充滿生機與活力的經濟體制，就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強國之夢提供了可靠保證和堅實的社會基礎。

（二）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創和探索

為了實現強國之夢，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圍繞著把一個貧窮落后的農業國建設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這一奮斗目標，實現了從戰爭到建設、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社

會主義這樣兩次工作重點的戰略轉移，走上了一條強國之路。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告訴全黨“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為全黨在人民解放戰爭結束以后立即轉入經濟、政治、文化各項建設事業，作了思想動員和工作部署。

為了使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盡快強盛起來，中國共產黨人在1953年采取了兩個戰略性的大舉措：第一，制定和宜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第二，宣布開始執行國家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1956年，基本完成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7年底，第一個五年計劃原定的各項指標都超額完成了。

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全黨把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黨的八大是標志我國要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一次重要會議。但是，由于當時黨對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不足，八大制定的正確路線沒有能夠在實踐中堅持下去。我們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一方面，在全國人民的艱苦奮斗下，八大以后的二十年中，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重要領域取得了重大發展，特別是建立起了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掌握了原子彈、導彈和氫彈等國防科技尖端技術，提高了國際地位并重返聯合國。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作出了全黨工作重點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轉移的決策。從這時開始，我們進入了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領導全黨進行了全面的撥亂反正，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問題決議，首次概括了“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確道路”及其十個方面的“主要點”。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極富創造性地把我們找到的這條強國之路確定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核心就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確立了“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后，中央領導集體進行了極為可貴的探索。從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確定并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為主要內容的基本路線，并且圍繞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制定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黨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的確定，意味著我們已經在實踐中走上了一條中華民族的強國之路。

（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保持可持續發展

黨的十六大以來，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社會要求——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大任務。

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證。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反映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體現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人類孜孜以求的社會理想。馬克思、恩格斯在繼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礎上，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勾畫了美好社會的藍圖，指明了實現美好社會理想的正確途徑。在革命、建設、改革的長期實踐中，我們黨不斷探索和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理論。毛澤東提出了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理論，強調要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我國社會的一些重大關系。鄧小平科學闡述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重大理論觀點，對社會主義社會建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斷。江澤民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我們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理論，強調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確反映和兼顧不同方面群眾的利益，在社會穩定中推進改革發展，通過改革發展促進社會穩定。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理論，為我們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正確認識、全面把握和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明了方向。

科學發展觀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通過認真總結我國發展經驗、深入分析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是對經濟社會發展一般規律認識的深化，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推進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全面發展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方針。科學發展觀強調堅持以人為本，要求從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權益，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強調堅持全面發展，要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強調堅持協調發展，要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推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強調堅持可持續發展，要求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實現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接一代地永續發展。

二、新中國60年的成功經驗

（一）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明，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后，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旗幟鮮明地指出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前途。正因為有了這一正確的發展方向，中華民族才凝聚起來，形成一股強大的推動力量，使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不斷發展壯大。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認真總結經驗，認為只要我們從實際出發，敢于實踐，大膽改革，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就會煥發新的生機和活力。改革開放30年的成就充分證明，社會主義理論不是僵化停滯的教條，而是活生生的社會實踐，只有在實踐中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才會在理論上武裝人民群眾，形成強大的精神力量。鄧小平理論的產生和形成，恰恰證明了社會主義事業在中國的勝利，也昭示著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生機和未來。

（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明，國家的統一，民族的團結，社會的穩定，是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保證和前提。中國人民為什么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根本原因還是歷史的選擇。從歷史的對比中，人民切身體會到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來之不易，從而由衷贊美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誕生，并憧憬著社會主義的美好未來。新中國的成立，特別是西藏的和平解放，實現了中華民族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團結和統一，這就為社會主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60年的歷史充分證明，什么時候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什么時候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最快、最順利、最好的時期。沒有統一，便沒有團結；沒有團結，更談不上穩定。

（三）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明，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靠改革開放，走依法治國，提高綜合國力的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現代化強國之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和人民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心一意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政治路線和健全集體領導，反對個人崇拜，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組織路線，這就使中國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真正走上了健康、穩定、持續發展的道路。隨著路線方針的根本調整，中國改革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逐步深入，人們在一系列問題上的認識不斷更新。歷史證明，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靠改革開放，走以法治國，提高綜合國力的發展道路，是符合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強國之路。

（四）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明，必須爭取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華民族歷來崇尚自由、和平，“和為貴”的思想源遠流長，為人類作出較大貢獻是中國人民的神圣使命。但近代以來，西方列強不斷擴張，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使中國人民經受了離亂、分裂之苦，更目睹了主權喪失和屈辱外交的悲劇。新中國建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為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不懈努力，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針，國家主權巋然不動，大大增強了中國人民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提高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60年來，盡管國家的周邊環境波瀾不斷，但外敵始終不敢貿然侵略，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相對和平的國際環境下得以發展。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上愛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努力的結果，是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成功體現。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務實靈活的外交實踐為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實施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中國在國際和平事業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高。中國人民熱愛和平，但決不懼怕戰爭。新時期，中國不僅在和平的國際環境下適時調整了國際戰略，特別是對世界大戰的估計，乘機加速發展，提高國力，而且力爭主動，做兩手準備，以實際行動落實了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的思想。

（五）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證明，強大的國防和人民軍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柱石。60年的歷史昭示人們，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一切。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史進一步證明，“科技強國”必須以“科技強軍”為保證。在這60年中，中國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完成了“兩彈一星”的研制和發射，成為在國際上有發言權的核大國，使敵視新中國的帝國主義勢力不敢輕舉妄動。近30年，人民軍隊的正規化、現代化建設在鄧小平新時期建軍理論的指導下，獲得更大成就，使其在對內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對外抵御侵略，保衛國防的事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贏得了全國各族人民的信賴。當今形勢下，世界多極化的趨勢遇到了霸權主義和恐怖主義的嚴重阻礙，中國人民必須堅持不懈地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在“科技強軍”中壯大國防力量，使人民軍隊不斷發展壯大。

“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新中國即將走過60歲生日的時候，我們應當謹記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豐功偉績，深刻總結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在以胡錦濤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帶領下，大力弘揚偉大抗震救災精神、北京奧運精神、載人航天精神，迎難而上，銳意改革，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努力奮斗！

第三篇：感受新中國成立60年的光輝歷程

感受新中國成立60年的光輝歷程

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迎來六十華誕。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呈現出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社會進步和國際地位日益提高的大好局面。這些成就離不開黨的正確領導。我們回顧黨的光輝歷程，就是要唱響共產黨好、社會主義好的主旋律，統一思想、凝聚人心，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斷走向勝利。

一、回顧黨的光輝歷程

中國共產黨成立８8年以來，為中華民族獨立、解放、繁榮和中國人民自由、民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推動了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88年的奮斗歷程，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階段：

（一）第一個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1921－1949年）：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二）第二個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1949－1978年）：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使古老的中國以嶄新的姿態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三）第三個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1978年－今）：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二、認真總結輝煌成就，堅定社會主義理想信念

60年來，中國統一戰線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走過了光輝的歷程。第一個階段，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形成。

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把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與人民民主專政結合為一體，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也開啟了我國統一戰線的新紀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正式形成，各民主黨派都參加了政府，開始成為參政黨。

第二個階段，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造階段。

建國6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復雜多變的國內外形勢和重大挑戰面前，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艱苦奮斗，中國的國際地位、經濟實力、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一）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任務，實現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向民族獨立和人民當家作主的轉變

（二）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

（三）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

（四）國民經濟上大臺階，實現了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由弱到強的舉世矚目的巨大轉變

（五）社會事業大發展，居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實現了歷史性轉變

（六）形成了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實現了從一盤散沙到高度統一和各民族空前團結的轉變

三、統一思想，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一）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向

（二）充分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

（三）深刻理解改革開放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

總之，回顧新中國成立60年的光輝歷程，讓我心潮澎湃、熱血沸騰，我作為一 名共產黨員，要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責，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貢獻自己的一份微 薄之力。

第四篇：新中國外交講課稿

新中國外交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之后，如何在錯綜復雜的國際關系格局中，同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系，成為新生的共和國面臨的一個重要的問題。為此，中國政府制定了適時的外交政策，下面我們就來具體介紹一下。

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我們可以大概總結為三個環節和四個階段。三個環節即：大國、周邊和發展中國家。

而四個階段即：50年代——60年代初期，中國實行“”一邊倒”政策(蘇聯)。

60年代——70年代初期，中國實行“兩個拳頭出擊”的政策。

70、80年代，中國實行“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

90年代以來，中國實行“無敵國外交”政策。我們就按照這樣一個線索，來對新中國的外交做更深入的了解。

首先我們來看第一個階段：一邊倒。根據我們所了解的世界當代史的知識，中國所說的一邊倒是倒向誰呢？是倒向蘇聯。那么為什么中國要提出這樣一個政策呢？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國際背景。

背景：①兩大陣營的對立。(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相互對立。中國作為一個國際大國，在這種國際背景之下，難以置身事外。由于自身實力不足，自立陣營又不現實。)

②美國敵視新中國。(二戰后，國際勢力范圍重新劃分，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原屬于美國的勢力范圍。為此美國在解放戰爭中大力支持國民黨政府，前后耗資高達49億美元。但國民黨政府喪失人心，幾年后中國大陸山河變色，美國對國民黨的投資血本無歸。再加上美國對中共缺乏了解，想當然的以為新中國必然會是蘇聯的附庸，故而對新中國采取敵視政策。后來中美兩國在朝鮮戰場上相遇，更是將這一敵視推向高潮。)在這兩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使得中國不得不選擇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政策。那么在這種政策之下，中國外交上發生了那些大事呢？我們再來具體了解一下。

大事：①與蘇聯等17國建交。(新中國1949年10月1日下午宣布成立，蘇聯在10月2號便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3日便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這種速度，只有美國承認以色列的速度能與之媲美。由此可以看出中國與蘇聯這種親密的關系。蘇聯更是為中國提供了3億美元的貸款，援助中國的經濟建設。隨著中蘇兩國的建交，社會主義陣營的其他國家也紛紛同中國建交。此時中國的外交的核心環節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個環節即同大國的外交。)②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新中國發展，不能僅僅依靠蘇聯等國際大國的幫助，同周邊國家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對中國的安定與發展同樣影響深遠。但是，朝鮮戰爭，中國與美國打成平手，雖然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但同時也使周邊國家對中國的恐懼達到了頂點。當然，這種恐懼主要是來自對新中國缺乏了解。為了消除周邊國家對中國這種不必要的恐懼，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中國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與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闡明了我國對待周邊國家的友好態度，表明了我國尋求發展友好關系的誠意，改變了周邊各國新中國的態度，為相互交流，發展關系開啟了大門。這一部分內容，屬于中國外交的哪個環節呢？就是周邊國家外交這一環節。)③日內瓦會議——1954(日內瓦會議的召開，可以說對新中國意義非凡。這次會議，是新中國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國之一的身份參加的國際會議。其實，日內瓦會議的召開，就是為了討論朝鮮和越南的停戰問題，即中國所說的抗美援朝與抗法援越。很明顯，這兩場戰爭，中國都直接或間接的卷入其中。前者中國直接出兵與美國進行苦戰，后者中國出錢出軍事顧問，幫助越南人民取得勝利。故而，日內瓦會議中國舉足輕重。由此也體現了中國在國際上重要地位。)④萬隆會議——1955(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的萬隆會議，我們可以說是非常難得。它是第一次沒有西方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與會的29國，大部分都是新獨立的亞非發展中國家。在這次會議上，中國本來是打算好好的宣傳一下自己，增加中國在國際上的認同度。但是由于意識形態的不一樣加之對中國缺乏了解，有些國家如沙特阿拉伯、泰國、菲律賓等國，對中國的人權問題，宗教信仰問題展開了盲目批判。在這種情況之下，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并沒有馬上上去與之理論，而是臨時修改了演講稿，在下午四點中國代表團發言時間，周恩來總理僅僅說了幾句話，就將會場上對中國的非議之聲平息。周總理在這幾句話里，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方針即：“求同存異”的方針。“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的而不是來吵架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中國明確提出了自己的參會的態度與立場。使得他國沒有理由再對中國發表充滿敵意的言論，從而促成了會議的圓滿成功。周總理的這種做法也體現了中國古老的為人處世的哲學——讓人非我弱。)時間來到了60年代，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第二個階段。根據我們所學過的世界史知識，蘇聯企圖強租中國的旅順港，在中國建長波電臺，并與中國組建聯合艦隊，試圖把中國拉入與美國爭霸的軌道。嚴重阻礙了中國的自主獨立發展，損害了中國利益。中蘇關系迅速惡化。此時中國的外交政策也從原先的“一邊倒”轉變為了“兩個拳頭出擊”。此時的國際背景是什么呢？①中美依舊敵對。②中蘇關系惡化。那么，在這種國際背景之下，兩個“拳頭出擊”，目標是誰呢？很明顯就是美國和蘇聯。中國和蘇聯更是爆發了珍寶島沖突和多次邊境沖突，蘇聯隨之在中蘇邊境部署百萬大軍，對中國虎視眈眈。

在世界上，敢于同時對抗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的，也只有中國了。但是當時中國正處于經濟建設的困難期，中國有能力同時對抗這兩個國家嗎？答案是：沒有！就算是今天以中國國力也難以長期對抗。因此中國必須改變這一狀況。

進入70年代以后，美國深陷越戰泥潭，國內經濟同時也發生滯脹，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美國在美蘇爭霸中陷入劣勢。這時無論中美，都有改善之間關系的需要。因此，我國的外交就進入了第三個階段：70、80年代的“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政策。

那么問題來了：一條線指的是什么呢？一大片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實在當時，中國北方是蘇聯本土及親蘇的蒙古國，西面和南面分別有蘇聯扶持的政權，蘇聯實質上是對中國形成了三面的戰略包圍。為打破這種包圍，中國就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政策：一條連接從美國到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歐洲的一條戰略線，團結這條“線”上的一大片國家來共同抗衡蘇聯。實質上，中國加入了世界反蘇同盟。其標志就是美蘇關系的改善。那么同樣的，在這個時期，中國外交上發生了哪些大事呢？我們來看一下。

大事：①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由于中美意識形態不同、分屬于兩大社會陣營等原因，中美的交往不能貿然進行，要有所準備和鋪墊。所以為了打開中美交往的大門，基辛格秘密訪華，為的就是為尼克松訪華探路，準備前提條件。1971年7月8日基辛格訪問巴基斯坦，在晚宴上他以肚子疼需要休養為由，擺脫了記者的視線，乘坐民航客機秘密到訪中國，并同周恩來共進行了17個小時的會談。為中美關系的發展邁出了第一步，也為尼克松訪華創造了條件。）

②1971年，26屆聯合國大會恢復了中國的合法席位（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也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但是中國這一聯合國席位卻長期被退據臺灣的蔣介石政府占據。中國迫切希望能夠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卻因為美國的阻撓未能成行。但是1971年正值中美關系升溫期間，再加上中國自身實力的壯大與自身國際地位的提高，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已是大勢所趨。我們來看兩則材料：

一、1950年，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奧斯汀聲明，美國認為接納共產黨中國進入聯合國是一個程序問題，不能使用否決權。（民主黨當政時期）

二、1954年11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聲明：接納一個政府加入聯合國不同于接納一個國家成為新會員國。接納新國家需要大會+安理會兩次表決，接納一個政府，大會就夠了。美國政府從來沒有說過它永遠拒絕承認共產黨中國。（共和黨當政時期）

----顧維鈞回憶錄，第十分冊，第138頁，第293頁，中華書局2013年版

從這則材料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美國對于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這一問題，不僅不再像以前一樣極力反對，反而提出中國的問題只應由聯合國大會解決，從而避免了蘇聯和臺灣蔣介石政府的一票否決權，使得中國能夠順利通過聯合國大會表決。我們可以說，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愿望，是美國為中美關系解凍送給中國的一份“見面禮”。）

③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系正常化

（在基辛格秘密訪華一年后，美國總統尼克松也開啟訪華之旅，不過與上次不同的是，尼克松的這次訪華是正式國事訪問，冰封25年的中美關系也正式解凍。雙方隨即發表了《中美上海公報》，美國正式承認了一個中國原則，中美關系正常化。不過此時中美并未建交，但西方陣營的其他國家如日本、英國等則于中國正式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

④1979年中美建交，由此中國也迎來了一次建交熱潮。中美關系進入蜜月期。

進入90年代以后，隨著中蘇關系的正常化，特別是1991年蘇聯解體，中美失去了共同的敵人，也就失去了政治上合作的基礎，中美關系蜜月期結束。中國開啟了新的外交模式，也就是第四個階段：無敵國外交。從名字上就可以看出：“無敵國”就是不將任何國家當做假想敵，全世界都是朋友。其核心思想就是：不從意識形態上敵視其他國家。具體表現就是：獨立自主不結盟。可以說中國的外交進入了一個更加成熟的模式。

在這個外交政策之下，中國更多的參與到了國際事務當中，比如：1991年中國加入亞太經合組織、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2001年參與組建上海合作組織、2008年參加索馬里護航軍事行動、常年參與聯合國反恐行動等。

伴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中國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在國際事務中也承擔著越來越重要的任務。未來中國如何在不斷變換的國際關系中尋得出路，仍是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第五篇：新中國外交教案

7、《新中國外交的起步》教案

教學目標：1.知道新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2.了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時間及其具體內容，認識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處理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 3.知道萬隆會議的情況，探討”求同存異”方針對會議成功召開所起的作用。重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周恩來出席萬隆會議的情況。難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間的關系。教學過程：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結束了長期受侵略、被壓迫、遭凌辱的歷史，從此站起來了。中國歷史進入了新紀元，中國外交也揭開了新的篇章。舊中國奉行的是屈辱外交，新中國則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建國初期，人民政府在這一外交政策指導下，制定嶄新的外交方針，努力開拓我國外交的新局面，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

一、“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材料一：《共同綱領》對新中國外交政策總原則的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 材料二：毛澤東主席在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向全世界宣告的建交原則，“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這是新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最明確的表示。啟發學生將舊中國的屈辱外交與新中國獨立自主和平外交相對照，使他們認識舊中國的黑暗和新中國的光明。2.我國外交工作的基本方針。“另起爐灶”、指新中國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時期建立的一切舊的屈辱的外交關系，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關系。“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指在外交上旗幟鮮明地站在社會主義陣營一邊 “一邊倒” 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的殘余勢力，取消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

分析：為什么實行“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的外交方針？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毛澤東深刻闡明了“一邊倒”的道理，教師應指導學生閱讀，教師要告訴學生孫中山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二十八年經驗究竟是什么，使他們懂得帝國主義是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而蘇聯則是中國人民的盟友，“一邊倒”是中國歷史的選擇。啟發學生思考，“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兩條方針反映出新中國外交的什么特色？

使學生認識到新中國的外交方針宣告了舊中國的屈辱外交史的終結。從此我國徹

底告別了半殖民地時代的屈辱外交。

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

二戰后的歷史表明，唯有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國家關系最可靠，最有

生命力，最能促進國際局勢的穩定與健康發展。

1、提出過程

1953年12月，周恩來在會見印度政府代表團時，就中印在西藏關系問題上第一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年6月，中國分別同印緬總理發表聯合聲明，共同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作為指導相互關系的準則。

2、內容：相互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平共處。

3、影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標志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成熟，成為解決國與國之間問題的基本準則。

三、萬隆會議的聲音。

1、時間：1955年

2、地點：印尼萬隆

3、特點：是二戰后第一次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由亞非國家自己舉行的國際會議。

4、主題：它反映了亞非人民反對殖民主義、反對侵略戰爭、維護民族獨立和世界和平，促進各國友好合作的共同愿望和要求。

5、周恩來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6、結果：亞非會議獲得了圓滿成功。

四、小結

經過這一時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國在國際上已經站穩了腳跟。到1956年，同中國

建交的國家已有25個，為中國外交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教學板書

一、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新中國外交的政策

2.建國初我國的外交方針

二、開拓外交新局面 1.新中國同蘇聯建立外交關系

2.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

3.中國代表團參加萬隆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