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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冰心的良知意識與人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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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論冰心的良知意識與人格模式

論冰心的良知意識與人格模式

戚真赫

【專題名稱】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 【專 題 號】J3

【復印期號】2000年12期

【原文出處】《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2000年05期第25~29頁

【作者簡介】戚真赫,南京大學中文系99級博士生。南京大學中文系,江蘇 南京210003 【內容提要】 一百年來,在舊傳統承續與新傳統生成的過程中,冰心不斷調整自我,以其圓滿的良知意識和完美的人格模式,成就了自己獨特的存在價值。【關 鍵 詞】冰心/良知意識/人格模式

中圖分類號:I246·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659(2000)05-0025-05 在20世紀的歷史和社會境遇中,在舊的傳統延傳和新的傳統生成的過程中,不同于其他現代作家或隱或顯的人生困惑和人格缺憾,冰心以其圓滿的價值承載的良知角色,以其近乎完美的人生和人格模式,成就了其獨特的存在和價值。何以成就這一獨特現象?若從文化、人格與社會傳統和體系間的相互關聯和滲透的關系來探尋,或許能使我們從冰心這一個體身上見出舊傳統的承續和存在與新傳統的生成之間的微妙轉化,從中見出現代社會價值與意義構成的復雜內涵。

冰心是被五四新文化運動“震上文壇”的。五四是一個傳統搖撼、社會動蕩、問題迭出而價值重建、思想自由的時代。各種問題不斷提出,各種思潮和主義不斷引進和介紹,各種策略不斷出現。冰心的創作觸及當時社會的很多問題,如家庭問題、青年問題、勞苦人民問題、婦女問題、人生觀問題等,以至冰心成為其時問題小說的首席作家。而其實際則是當時的社會問題觸發了青年冰心人生觀的全方位的思索。而此時形成為觀念形態且貫穿其一生的,則是其女性觀和愛的哲學。冰心女性觀的獨特之處在于,在五四那樣一個倡導婦女反抗、叛逆、出走,張揚婦女個性、獨立的時代,冰心卻理性地認識到,婦女要想得到社會的歡迎,須“從空談趨到實際”、“從放縱趨到規則”,要“改良家庭”、“注意家事實習”、“兒童心理”、“婦女職業”等女性的實際而又傳統的職責,而這一切又須用“實用的”“穩健的”“平常的”“通俗的”等方式去實現(注:《“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載于1919年9月4日《晨報》,署名謝婉瑩。)。而在冰心此時此類的小說創作中,便隱含著一種體現其此類觀念的“新賢妻良母主義”的模式,如《兩個家庭》、《別后》、《第一次宴會》等。在這種模式里的女性心態平和、觀念平實、生活幸福,既是新式女性的生活方式,而其觀念和生活的根柢卻又未曾悖離舊式女性的觀念和角色——在外在的新式女性的生活方式之下,此類模式中的女性主人公身上內在突出的特點則是一種人倫理性化了的女性角色:妻性和母性。而這一切,冰心又是以一種天然的女兒心性去敘說,透過“女學生”“新式女性”的文字表層,不悖離舊式女性的心理、觀念。此類模式也包括《寄小讀者》、《往事》等集子,在對童年生活的回憶中,在向小讀者的敘說中,同樣有一種冰心式的女性意識的隱在流露。

如果說冰心的女性觀是她此時心理和觀念的有意無意的顯現的話,其“愛的哲學”則是她有意營構的人生現實與終極的歸宿,而其文本中社會層面上的青年問題、勞人苦難問題、反戰情緒等,最終融歸于愛的窠臼。冰心追求的是一種回歸天然的愛,這一點與新道德的要求相一致,也與讀者對新道德的期待和認同相吻合。另一方面,冰心筆下的愛卻也并未悖離傳統道德的內涵,如孝與慈、人倫親情以及隱忍的愛,相反,二者之間卻存在一種暗契。正是以這樣一種“愛的哲學”,冰心彌和了新道德的愛與舊倫理的人倫理性。

就此時的接受群體來看,一方面他們向往打碎舊文化舊倫理的枷鎖,回歸人性的天然,建立更人性更科學的新道德,另一方面文化傳統作為集體無意識又隱秘地支配著讀者的接受意識,舊的價值觀念和倫理意識仍占據其觀念和心理的深層。如此,冰心所著意營構的“愛”,既在現實層面撫慰其低迷消沉的心靈,也在顯在意識層面滿足其對于新道德的要求,更與人們潛意識領域中積淀已久的傳統的道德心理和觀念有一種暗中的妥協和契合;而其文靜、穩健而理性的女性觀念和意識,也同樣在這幾個層面得到接受者全面且深入的認可和贊賞。她被視為“荷花”“秋水”“海鷗”“夏日的清泉”,她的作品“無一篇不令人受絕大的感動”(注:嚴敦易:《對于(寂寞)的觀察》,《小說月報》13卷11號。),她的愛被認為是“圣潔圓滿的”(注:赤子:《讀冰心女士作品底感想》,《小說月報》13卷11號。),她的人格被看作是“超然高舉,一塵不滓”的(注:赤子:《讀冰心女士作品底感想》,《小說月報》13卷11號。),是“向上”的而“健康”的,如此一種互動和對應的接受模式,成就了冰心的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正如接受美學的創立者所言:“文學和讀者間的關系能將自身在感覺的領域內具體化為一種對審美感覺的刺激,也能在倫理學領域內具體化為一種對于道德反映的召喚。”(注:《接受美學與接受理論》,第51頁,(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寧、金元浦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而在價值層面來看,此時冰心的觀念和意識既屬于新觀念,又不悖離舊道德,既不完全現代,也不完全傳統,而新與舊兩種價值準則和觀念系統皆可供其依附,她在兩種價值準則之內而不外在于任何一個價值系統。也恰恰是這樣一種觀念形態與接受大眾的顯在和潛在、新觀念與舊意識的觀念形態相一致,成就了冰心的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歷史地看,冰心的人格模式從形成之時起,便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

三四十年代是整個社會日益走向政治化的時代,文學也隨整個社會的變革而日趨政治化。無產階級運動成為文學主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廣泛傳播和運用。此時文學的基本面貌是由左翼文學、京派和海派文學決定的。在整個時代和文學的大背景中,此時的冰心既不屬于左翼,也不屬于京派、海派,亦非自由主義作家,她的創作、觀念和人生姿態仍以其特有的內涵和方式一如既往地葆有一個東方女性理性清明的特征。

由于政治形勢的變動,意識形態話語的加強,以及生活的顛沛流離,冰心該時期的創作明顯減少,但從中仍可梳理出其觀念和人生追求的大致線索。此時冰心的女性觀,既是其早期女性觀的延續,而在政治焦慮和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其筆下的理想女性更加呈現出一種穩健、篤實的東方女性的內在品格。另一方面,就東方女性所難以割舍的家庭情結而言,冰心的觀念也更加成熟,如《我的同學的母親》便體現了一個東方女性處理家庭倫理問題的清明理性,而寫于此篇前后的《西風》、《相片》等作品,則以女主人公的人生缺憾(家庭生活的不完整和欠缺)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們太太的客廳》更以所謂洋式家庭中人們生活和精神的空虛和浮靡遭到冰心的嘲諷。從這樣的描述和對比中可見,處于整個社會的政治氛圍和戰爭背景之下,重視女性平實健康的精神狀態和世俗幸福,仍然是冰心關注的女性生活和人生方式。

作為冰心人格礎石的“愛”,也并未在階級斗爭和民族戰爭的浪潮中泯滅,而是走向更為成熟和深沉。此時冰心所持有的“愛”,既是其前期愛的內涵的延續,如30年代初創作的《第一次宴會》、《南歸》等;而在民族戰爭的背景下,冰心筆下的愛也注入了鮮明的民族精神和現實內容,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構成其此時情感和意識的重要方面。如果說20年代的冰心呈現的是一個東方女性愛的純潔、理想的一面,那么此時的冰心則體現了東方女性愛的深沉和成熟。

以上可視作冰心在三四十年代政治和戰爭背景中的人生角色和人格模式的基本選擇和體現,也是其既定的人格模式在此時的延續和豐富。但在那個時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語境中,公眾關注的焦點在那些政治意識鮮明、政治情感進步的作品,而這種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使公眾“對于那些不是以他們所珍視的某種政治思想為基礎的藝術作品是漠不關心的”(注:《普列漢諾夫美學論文集》,卷1,第495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由此而不難推知,如同五四時期其人生角色處于公眾關注的中心是由當時的社會現實和公眾的接受心理所致,此時冰心的走向邊緣也同樣是社會趨勢使然。早在20年代,蔣光慈、草川未雨等人便運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從社會學視角批評冰心及其作品為“暖室的花”(注:蔣光赤:《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載于1921年1 月1日《民國日報·覺悟》。)、“貴族性的女性”、“市儈性的女性”(注:蔣光赤:《現代中國社會與革命文學》,載于1921年1月1日《民國日報·覺悟》。)、“不敢正視人生”(注:草川未雨:《〈繁星〉和〈春水〉》,轉載自李希同《冰心論》,北新書局1932年版。),及至30年代,左翼批評家阿英、茅盾等更意識到在這種意識形態語境之下,冰心“不再引起轟動”,“她的影響必然的要因社會的發展而逐漸喪蝕,所以,到了近來,她的影響雖依舊存在,可是力量,是被削弱得不知到怎樣的程度了??”(注:阿英:《〈謝冰心小品〉序》,原載《現代十六家小品》,1935年光明書局版。轉引自《冰心研究資料》,范伯群、曾華鵬編,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在這種情況下,冰心早期形成的女性意識和觀念則轉化為一種人生姿態。一方面,由于自身性情和東方女性潛在的政治情結的傳統意識,使她與社會政治形勢保持一定的距離,甘居邊緣,正如她自己所認識到的“歇擔在中途”(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書局1932年版。),而以其“堅定的信仰,深厚的同情”(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書局1932年版。)為“平凡的小小的人”貢獻其“平凡的小小的花”(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書局1932年版。)。與轟轟烈烈的社會政治相比,冰心更傾向于以其自我人格持守那平凡實在的生活和人生,體現出其人生追求的東方女性的傳統內涵和“本分”;另一方面,冰心并非是一個超脫獨立的作家,其既定的人格模式和東方女性的理性使其必須在社會現實中有所附著,她并未遠離主流意識形態,而是主動靠攏,她寫有《新年試筆》、《分》、《冬兒姑娘》等含有較明顯的政治和階級意識的作品,也由此受到茅盾、阿英等主流批評家的關注和歡迎。如此,即使在身處邊緣時期,冰心仍與時代和社會的主流精神保持著恰當的關系,由此,冰心在現實和自我之間取得了內在和外在的平衡。

縱觀三四十年代冰心的創作和人生姿態,基本是其既定良知和人格模式的延續,而作為其人格構成內涵的女性意識和愛的理念亦在新的歷史境遇中有所豐富和變化。

由于社會歷史的原因,文學與政治的密切糾結和關聯是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主要特色之一。50-70年代,文學表現為更為強烈的意識形態化走向,文學觀念向重視政治意識、社會政治生活經驗傾斜,作家被置于一系列政治話語滲透、政治權力的支配之下,他們被施以一系列規范性要求。在這樣一種時代和文學的大背景下,冰心的創作內容和題材也隨之轉向,其文學觀念和人生姿態亦有所轉換。她大量報道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新人新事,她作為友誼的使者出訪亞非拉各國,寫作了大量國際題材的作品,她倡導并創作了大量的少兒作品。而貫穿其中的觀念也與時代精神的求相一致。同時其作品中作為敘述者小我的情感、觀念也已幾乎全部轉化成“大我”的情感和觀念,體現出一種昂揚向上的“時代精神”,一種“歷史樂觀主義的精神”,其曾有的溫婉抒情的個體則隱匿不見;其曾經推崇的貞靜穩健的東方女性的內涵也讓位于“鐵姑娘”式的時代新人的形象;其愛的哲學和理念轉化為對黨、國家、集體的愛,其愛的人類性內涵也轉化成為對國際國內勞動人民的愛,其所呼吁的“和平”亦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總之,她的愛已轉化為一種政治情感鮮明的意識形態化的“愛”,一種符合時代精神和主流話語的“愛”。同時,如同那個時代所有“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一樣,冰心不斷地檢討和反思。敘述風格的轉換,女性觀和“愛”的內涵的轉變,貫穿其文本中的“時代精神”與其中時隱時現的檢討和反思共存??所有這一切,無不與當時的社會政治氣氛和文藝觀念的要求相吻合。這種觀念姿態與五四時期在新舊觀念間的彌合與平衡不同,亦與三四十年代與時代主流精神的不即不離迥然相異,這種觀念姿態的轉換意味著其人生姿態的轉換——對主流話語權威的主動而審慎的靠攏。

然而,盡管如此,五六十年代,對冰心(及同類作家)仍然存在著兩種微妙、交叉的評價。她曾與那個時代國統區歸來的作家一起,被劃歸為“小資產階級作家”,被認為“資產階級思想占主要成分”(注:臧克家:《“五四”以來新詩發展的一個輪廓》,《中國新詩選1919—1949》,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8月版。),她的“愛的哲學”被認為“沒有多少文章可作”(注:丁玲:《“五四”雜談》,1950年5月 10日《文藝報》第二卷第三期。),她早期對弱小者的同情,被看作是“用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來表現自己”(注:張畢來:《新文學史綱》中的有關論述,作家出版社1955年11月版。)。另一方面,冰心在世界觀、生活經驗方面的努力(深入工農兵群眾)也得到了首肯和歡迎(注:如《文匯報》1954年8月7日蔚明《訪冰心》:“今天,她和她筆下的人物以及她的讀者,都一同進入了光輝燦爛的新時代。在她的作品里,將沒有憂郁、哀愁,而是充滿了光明和歡悅??”另如《光明日報》1954年9月26日《為孩子們創作象乳汁一樣的作品——訪謝冰心》。),她被認為是自覺改造且在解放以后的創作中在生活、思想、感情等方面顯示了“重大進展”的作家(注:范伯群、曾華鵬:《論冰心的創作》,《文學評論》1964年第1期。),她也因改造了其“超階級的”“愛的哲學”而在其中注入“戰斗的感情”和“新內容”而得到歡迎和贊同(注:范伯群、曾華鵬:《論冰心的創作》,《文學評論》1964 年第1期。)。

這兩種微妙交錯的評價來自于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道德意識的狀況。某些新的與左的觀念被奉為真理和準則,調控與指導著其時的批評與創作,政治理想和政治準則被作為道德理想的依據和道德準則的基礎,精神、人格、倫理、道德與社會政治整齊劃一。無論對冰心的肯定與否定皆以此為準則和依據。然而,這是一種雖“新”而非現代的意識形態——道德模式。在“新”的意識形態話語之下,是傳統的觀念、情感和思維模式,“革命的”“進步的”因素與傳統的觀念、意識底蘊既相排斥又相融一,形成那個時代政治和道德的意識和潛意識的海,也構成那個時代的良知母體,代表了“新時代的價值”。而“與集體價值的一致是拋給團體中各個成員的道德準繩,良心是道德通過它的反映試圖實現這種一致的內心權威。”(注:《深度心理學與新道德》,(德)埃利希·諾伊曼著,高憲田、黃水乞譯,東方出版社1998年9月版。)對那個時代的作家而言,與這樣一種意識形態——道德話語認同和靠攏便意味著自我存在的價值,也即,“時代精神的體現”也是作家價值的體現。而且,不同于其時某些作家與社會政治的外在或內在的緊張沖突、難以協調,冰心的創作與人生與社會政治之間卻基本處于一種無沖突的和諧狀態。這種狀態,除了社會和個人表層的因素——50年代到文革前冰心的身份和待遇:人大代表,友誼使者;冰心本人的心理傾向:“喜歡光明歡快的事物”與那個“光輝燦爛的新時代”之吻合,等等之外,另一方面,在那個意識形態化的意識和潛意識的海里,在彼時權威話語和觀念的導引下,個人是不允許自己意識到與既定的文化模式不相容的思想感情的,則其有意識自我與彼時的社會表層因素必然在顯在或隱在層面相協調與平衡,也即,在那個意識形態化的歷史和社會的場里,冰心也與其時的大多數人一樣,“像感情天然的人一樣行動”(注:《文化的解釋》第246頁,克利福德·格爾茲著,納日碧力戈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而其內在本己的女性意識和既定的人格模式也使她取一種與主流話語符合而非沖突的姿態。總之,在那個意識形態話語滲透一切(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等)的時代,冰心也體現出一種意識形態化的良知,這是在政治導引和規范體制之下的自我調節和自我控制的良知主體,也是其時道德價值的體現。但是,冰心東方女性的傳統意識使其一貫保持一種政治情結和審慎的人生姿態,所以,就此時冰心作品中所體現的意識形態化的思想、觀念和感情而言,與其說是對主流政治話語的主動和有意的迎合,不如說是以此來保持其既已形成的良知形象。如此,在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歷史境遇中,冰心又一次在個體自我與社會政治、道德之間取得了平衡,而其本己的自我則隱蔽于意識形態話語之后。

進入新時期以來,冰心逐漸擺脫了意識形態話語的影響,回復到其本己的自我,親情和愛又回到了冰心的文本中。此時冰心以耆耆之身,寫作了大量的回憶錄、散文、雜感以及小說。一個世紀的滄桑一一看過來,無論是憶念故人、友人還是同輩、同行,冰心的回憶錄皆體現出一種謙遜真誠、與人為善的襟懷;其親情散文與幾十年前內涵與風格一脈相承,溫婉深情,卻又多了一些世事滄桑過后的達觀;其抒情寫景的散文既體現出對生命和生活的熱愛,又可見其冰清玉潔的風骨;更為可貴的是,老年的冰心寫作了大量的雜感、隨筆,以其真誠和勇敢關注社會現實和民族的未來: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待遇問題、拜金主義、分配不公等等問題和現象皆在她的筆下得以反映。

透過文本表層可以看出,此時的冰心有意倡導和弘揚本民族的傳統美德。有研究者總結了新時期冰心創作在這方面的努力:“第一,強調整體精神,強調為社會、為民族、為國家的愛國主義思想。”“第二,推崇仁愛原則,強調‘厚德載物’和人際和諧。”“第三,提倡人倫價值,強調個人在人倫關系中的權利和義務。”“第四,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注:楊昌江:《論冰心新時期以來的創作》,《學習與探索》1997年第5期。)筆者以為這樣的概括是準確的。所有這些觀念,皆是中國傳統道德理念在新的時代和文化語境中的體現。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弘揚民族傳統美德的觀念在新的語境之下的表述,及在這表述中所隱含的潛在的文化心理。在新的政治環境和文化語境下,冰心以肯定的態度描寫中國人傳統的文化心理。對民族傳統美德的弘揚與民族文化本位的心理內涵相融合,構成新時期冰心良知意識的一個方面,而晚年冰心的良知意識仍在時代精神和傳統文化心理層面與接受者的價值觀念相吻合,《空巢》的獲獎和《遠來的和尚》等的受歡迎似可說明這一點。

一個世紀以來,歷史和社會表層的新的文化因素與其下的傳統文化和心理因素相融相滲,形成新的文化和精神傳統。而對經歷了一世風雨的冰心(及其同時代人)而言,新的傳統已作為心理積淀植根于冰心的人格意識中,成為其良知意識的核心和基礎,與其一貫的人格操守相融合,成就了晚年冰心的人格形象和良知角色,也是其一生人格與良知的總結。

總之,愛心、純真、善良、正直、崇高、真、善、美??這些評價所構成的近乎完美的人格形象,是冰心在20世紀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在新的文化傳統形成過程中,所成就的良知意識和人格模式。所謂良知,“對良知的更為通常的看法是把它看作體現了一個社會、一種傳統或一種宗教的要求、規范和理想。”(注:《日性良知與月性良知》第8 頁,(美)默里·斯坦因著,喻陽譯,東方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所謂人格,即文化要求于人的角色,是人與社會關系中的倫理關系、道德關系的一種自我塑造過程,而對人格的更為全面的看法是,它包括一個人的外部和內部自我,表現了一個由表及里,包括身心在內的真實的個人。由此看來,良知與人格的內涵與外延有其交叉重疊處,可以說良知是人格的肯定部分,代表了人格中與社會、傳統、宗教、文化相一致的部分。不難看出,在冰心身上,良知和人格是較為完美地整合而統一的,在其人生的每一階段,都表現出一種對社會和文化而言肯定的傾向,這肯定便是20世紀文化語境中的獨具冰心特色的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這種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在冰心身上是完美統一而不可分離的,就其內涵構成而言,這種人格模式是以愛為礎石,而各種觀念、情感和意識則保持其平衡與和諧的一種狀態:情與理、美與善、個性與社會倫理要求、情感與社會道德原則、現代意識與傳統觀念等構成一個平衡和諧的人格世界;就其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與關聯而言,這種人格模式的更為深層的呈現便是在時代精神的現代之表與文化心理的傳統之根間的微妙關聯、交錯中尋求而保持一種均衡、和諧的狀態。從上述分析中可以見出,正是以這樣一種姿態,冰心在社會時代表層和傳統根基深層的意義上成就其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而冰心身上所內蘊的那種女性的人格模式和人生姿態中也同樣具有這種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的特色。

這種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是一種有意識心靈層面的良知和人格模式,也是社會道德層面的良知和人格模式,也即,冰心的良知意識和人格構成中始終有一種“道德情結”,是將社會道德因素與其個性品質修養緊密結合而成。正是在這一層面和意義上,冰心的文本和為人體現出人類共同珍視的美德,“一個真善美同一的世界”(注:傅光明、許正林:《冰心散文:一個獨特的藝術世界》,《文學評論》,1994 年第2期。)。然而,也正是在這樣一個人格世界中,卻蘊有傳統的道德人格模式的底蘊,這便是冰心人格構成深層的中和之美與中庸之德。正如上述所論析,冰心人格中的中和之美表現為各種觀念、情感、意識和諧與平衡,而就構成其良知和人格礎石的“愛”而言,也是中國傳統樂感文化的“生生大德”與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神圣之愛”以及印度宗教中的“梵”的超越的互滲、融和,而決非各種愛的理念的沖突、悖裂。

早在30年代早期,茅盾便指出冰心思想的“中庸”狀態(注:茅盾: 《冰心論》,1934年8月《文學》第3卷第2號。)。綜觀冰心一生,這中庸也是其一生良知和人格的基本狀態。其一生所持的觀念、意識、姿態,皆取現實社會中所應取的常態和理性,而非悖離這一切,也少有超越。冰心一生所奉行的“清明理性”,實為一種20世紀現代社會、歷史和文化境遇中的中庸之德。這中庸之德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孔子曰:“中庸之為德也,至矣!”(注:《論語·雍也》。)何晏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注:(清)劉寶楠:《論語正義》,引何晏注,《諸子集成》本。)康德也說:“真正的道德只能建立在原則的基礎上,這些原則愈具有普遍意義,就愈加崇高,也就愈加高尚。這些原則并不是抽象推論的規律,而是一種存在于每個人胸懷之中的情感意識,即人類美的情感和人類尊嚴的情感。”(注:康德:《論美和崇高情感》,萊奧·巴萊特埃·格哈德《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文化》,第265頁,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從這個意義而言,冰心良知和人格中的真善美的因素恰恰體現在這些普遍、庸常、中正、平實而又崇高的人類原則和情感之中。另一方面,中庸也意味著“中正之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注:《中庸章句》。)所謂“道”,即“人群大生命之共同趨向”(注:錢穆:《中國文化特質》,選自湯一介主編《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1987年輯,三聯書店1988年3月版。),而冰心一生所奉行的那些人生準則,既合于現世的具體的“時代精神”,也合于普遍的、永久的“人類之道”。冰心從一走上文壇便以其“性道合一”的傳統人格底蘊得到社會和大眾的深深認同和熱烈贊賞,她的文筆和人格被看作是“健康的”,“圓滿的”,此類評價,貫穿冰心人生始終,從此可以見出,在幾千年的文化背景中,在20世紀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這種中庸的人格模式在更為根本的文化心理層面上得到社會與大眾的深層認同和潛在塑造。然而,另一方面,以冰心的學識、素養,在文學上應取得更大的成就,但遺憾的是,冰心一生的創作在題材的開拓、主題的主、人物的塑造及人性的挖掘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她創作的起點也幾乎是其終點,這一缺憾,固然由于其一生生活的優裕,生活圈子的狹小,個人道路的順達,但其道德人格的約束——追求人格完美的“性道合一”的心理定勢,是否也在更深的層面上局限了她呢?

德性人格與理性人格,中和之美與中庸之德,構成冰心一生良知意識與人格模式的文化底蘊。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境遇中,在社會與文化的傳統與現代因素的糾結、交錯與關聯中,冰心成就了其道德人格與良知角色的新模式。這一模式是以傳統人格底蘊為根基、隨時代而變化的過渡性人格和良知,它既是本民族的精神氣質與過去時代的紐帶和關聯,也是其在現時代的集中體現,亦將在社會進化過程中得到定型和延續。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這種過渡性人格是現代社會價值與意義的必要構成部分。然而,另一方面,在冰心的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的構成中,少有現代意義的承擔與探索的成分,更多的是古典意義的撫慰與順從,這是冰心過渡性人格和良知的一種特質,也是其人格構成中現代性內涵缺乏的一種遺憾。^

第二篇:論冰心作品中的女性意識

論冰心作品中的女性意識

[摘 要] 冰心作為現當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謳歌母愛、童真及自然之愛是其作品的顯著特色,但她 還在作品中借助女性人物形象,鮮明地體現出強烈的女性意識,表現出她們反抗封建思想、反對集權專制,爭取婚姻自由、積極參加革命的自覺訴求,清晰地傳遞出在男權社會中女性意識的自我覺醒,進而表達了她 對男權社會的批判。

[關鍵詞] 冰心;女性;意識;批判

冰心作為“五四”時期崛起的著名 女作家,在詩集《春水》、《繁星》和散 文集《寄小讀者》、《再寄小讀者》等作 品中,清晰地傳遞出她“愛的哲學”的 思想,冰心以純潔的童心、愛心,極 力謳歌“母愛”、“童真”及“自然之 愛”的同時,還通過《張嫂》、《別后》、《兩個家庭》、《第一次宴會》等作品,以女性特有的細膩心理描寫了她女性意 識的覺醒。

一、女性自我意識的表現 女性的自我意識是女性對自我被壓 抑人格的恢復與弘揚,是對女性價值進 一步的思考與肯定。在一切以男權價值 為主要衡量標準的社會中,女性被置于 多重清規戒律的束縛下,很少有人能對 其自我價值有明確的認識與判斷,她們 在價值取向上往往表現出隨波逐流。在《繁星》、《春水》、《寄小讀者》 等一系列作品中,冰心的作品多從女性 主義的視角出發,自覺贊美女性,彰顯 女性的自我意識。在《冬兒姑娘》中,冬兒姑娘樂善好施、堅忍大膽,不信鬼 神,完全沒有了冰心前期作品中女性的 軟弱;在《兩個家庭》中,亞茜與其他 “娜拉式”的新女性不同,她把家庭看 作是施展自我才能、實現自我價值的舞 臺,她大學畢業后以自己的能力助推丈 夫的事業蒸蒸日上。到了后期,冰心經常強調自己女性 作家的身份,她從不諱言自己的女性意 識立場,不隱瞞她對女性認可的真實情 感。尤其是她在《關于女人·后記》中 認為女性和男性相比較,“女性感覺更 加的敏銳,更加的活潑,也更加的深 沉;更加的細膩”。[1] 這些話體現出在 西方蓬勃發展的女性思想解放運動的影 響下,冰心對女性意識內涵的新解。馬 克思說:“如果沒有女性的覺悟醒來,就不可能有社會這么偉大的變革。人類 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婦女的社會地位的高 低來準確的衡量。” [2] 所以,冰心在作品 中對女性自我意識的彰顯,有力地表現 了她的女性意識觀。

二、對平等意識的追求 從古至今,在以男權話語為主導的 社會里,女性只能是從屬男性、從屬于 男權社會,女性在夫權、族權、神權等 重重枷鎖的束縛下,處于社會的最底 層,森嚴的等級制度讓她們失去了所有 的話語權,冰心無論是在《繁星》、《春 水》、《寄小讀者》、《再寄小讀者》、《夢》,還是《南歸》、《我的母親》等作品中,不但極力提倡“愛的哲學”,還積極維 護與爭取女性在男權社會里的合法地位 與權力。冰心在留學美國期間,對哈佛大學 不招收女學生,不讓女同學進圖書館提 出過強烈的抗議。她在日留學期間,建 議日本的女性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爭取 受教育的機會。而在呈貢簡易師范任教 期間,極力反對女性不能入學的舊習,大力倡議招收女同學,這些行為都有力 地踐行了她男女平等的思想。冰心還在 《對于婦女參政的意見》中,向當時政 府部門提出讓那些有能力的女性參政議 政。新中國成立后,冰心建議有關部門 要重獎社會上成功的女性,讓更多的女 性享受成功的喜悅,享有和男性一樣的 社會地位和尊嚴。冰心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形 象,在戰爭來臨之時,在歷經家破人亡 的戰爭傷痛之后,能夠迅速振作起來,像男性一樣走向戰場,投身革命,謀求 民族和自身的解放,在血與火的洗禮中 去塑造自我的形象。她們從反抗傳統的 封建思想道德、封建專制,到爭取婚姻 的自由,進而參加革命,以自己實實在 在的行動彰顯了女性意識從覺醒到反抗 的過程。

三、對男權主義的批判 冰心筆下各類女性形象身上所體現 出的女性意識,不僅從一個側面襯托出 中國男權主義無所不在的事實,而且進 一步激發了女性大膽挑戰男權中心文化 的信心和勇氣。在小說《我的鄰居》中,M 太太作 為“五四”后的知識女性,被丈夫囚于

家中相夫教子,每天生活在痛苦煎熬之 中,戰爭爆發后,作為家庭主婦的 M 太太尚且沒有對生活失去信心,而她的 丈夫則“總是警報前出去,解除后才回 來,還抱怨家里沒有早預備飯。”[4] 在 一家老小面前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懦弱無 能,令人汗顏。在《我的朋友的母親》當中,那位 師范畢業生不顧自己和妻子的多年情 分,在抗日戰爭期間想著離婚,娶漂亮 聰明的助教小姐。《張嫂》中那位懦弱 的丈夫自己也承認“她(他的妻子)做 得好,我不中用。”[5],在《我的同班》 中,L 女士自尊、自立、自強,無論是 上學、還是工作,都是巾幗不讓須眉,讓周圍的男士自嘆不如。結語 冰心通過作品對女性人物形象的成 功塑造,對女性只能囿于家庭的傳統觀 念提出了有力的質疑,對男性主導和支 配女性的行為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同時 也打破了“五四”以來,人們對中國男 女平等樂觀的期待,讓讀者看到了處于 男權文化專制下的中國女性,覺醒與解 放的道路任重道遠。

參考文獻: [1] 冰心.冰心散文.[M].杭州.浙江 文藝出版社.2000.342 [2] 馬克思.馬克思全集.[M].北京.北 京人民出版社.1968.571 [3] 冰心.冰心文集?序 [M].上海.上 海文藝出版社.1984: P1.[4] 冰心全集.第二卷.通訊七.海峽文 藝出版社.1994.76.77 [5] 冰心選集.第三卷.《張嫂》.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4.

第三篇:責任與良知

責任與良知

責任,從大的方面來說,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道德上的,一個是法律上的。所謂道德認識,就是一種良知。一個人,干了壞事,知道羞恥;做了錯事,知道愧疚;受人恩惠,知道報答,這就叫有良知。責任與良知是有必然聯系的。不愿承擔責任的人,一定是缺乏良知的人;良知泯滅的人,不但不會擔當道義,還會給社會和他人造成傷害。

我們從事的職業,就是要求在工作中投入100%的細心,否則,1%的疏忽,就有可能給患者帶來100%的影響。

記得,我剛參加工作時,所有的檢驗項目都在一個30平米的房子里完成,沒有具體分工,哪里需要往哪兒走。由于人多事雜,責任意識不強,操作欠規范,在一次輸血時,發現患者沒有提前查血型,卻因忙,沒有親自去病房采末梢血鑒定患者血型,就直接用’護士送來的標本’做了血型鑒定,并進行了交叉配血試驗,結果’剛輸上血’患者就出現了’不良反應,經查實’送來的標本所驗血型’與患者末梢血所驗血型不同所至,為此’家屬很不滿意!我也感到很愧疚。如果輸血前能親自去采血驗血型、如果護士抽血時能嚴格“三查七對”,就不會有此事發生。由于一時的疏忽,險些喪失一條人命,想來,真的很后怕!

裘法祖曾說“德不近佛者不可為醫,才不近仙者不可為醫”。良知’是醫務人員從業的’最起碼的要求,是醫務人員’職業道德的’核心。有良知的醫務人員’是有責任的人,有責任的人’是優秀的人才。責任’意味著’擔當,意味著’對使命的’忠誠和信守。作為醫務人員,不僅要看到’人身上的病,更要看到’病后的人,這些都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人性化服務理念。“需要尊重的總是患者,需要改進的總是醫務人員”,因為’

這是我們的責任。醫務人員的責任表現為’對生活積極接受,對生命重視珍愛,對角色認真扮演。我們這個大家庭里,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行使不同的責任。就我們檢驗科而言,隨著醫院的發展,我們的工作流程步入正規,分工到人,把責任明細化;為了提高病人的滿意度,我們從每一個細節做起,比如,為減少病人痛苦,抽血要求一針見血;且每次抽血前,推行“現在為您抽血,抽血后請您按壓5分鐘”話語;對于怕針的小朋友,我們給予小玩具安撫他恐懼的心理,以取得配合。為了方便臨床,我們開設了急診通道;為了方便患者,我們每天發放兩次報告;為了趕進度,我們經常加班加點,特別是有體檢的時候,一干就是幾個小時,最晚的一次加班到凌晨5點多鐘,困了、累了,沒有人有怨言,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是我們的責任。我們的工作比較瑣碎,收取標本、核對、編號、離心、加樣、洗板、讀板、報告、審核等等,每一步看似簡單,但每一步都很重要,一步錯,步步錯,環環相扣,每一步都要求我們用心去做,這樣才能出色完成本職工作。

我們,怎樣做才能成為一名有責任、有良知的優秀醫務人員呢?我認為,首先,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把治好病人,減輕病人痛苦’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最高目標;其次,要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樹立起’病人’是醫院的“客戶”,病人’是醫院職工的’衣食父母的理念。正確認識醫患關系,同時,換位思考,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最后,要做好本職工作,在工作中認真履行職責,嚴格要求自己,踏實工作,努力做到’操作規程規范化,技能服務’優質化,輕重緩急’靈活化,愛心活動’經常化,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并做到理論學習’有計劃、有重點;檢驗工作’有步驟、有措施,始終以“愛心、細心、耐心”

為基準,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全心全意為患者提供’優質服務,樹立良好的’醫德醫風。

朋友們,讓我們,攜起手來,從我做起,勇擔責任,在平凡的崗位上發熱發光。

我的演講完了,謝謝大家!

第四篇:《教師人格論》讀后感

讀了《教師人格論》這部學術專著,感觸頗多,湖州師范學院王榮德教授的《教師人格論》這部學術專著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優秀的學術專著,這部學術專著緊緊抓住了教師教學過程中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即教師的人格修養,教師的人格在教學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因為教師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學生,良好的師德,高尚的人格是做一名優秀教師的必備素質,王教授在《教師人格論》這部學術專著中闡述了教師的人格對教學的重要影響和作用,深刻的揭示了教師優秀的品格,高尚的人格對學生產生的積極影響。

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作用是很關鍵的,教師不但是傳道授業解惑的,而且還承擔著對學生的靈魂的培養,即教會學生怎樣做人,而在教育學生怎樣做人的過程中,一名合格的優秀教師就必須具備良好的人格修養,試想如果一名思想品質惡劣,行為舉止輕浮,衣著凌亂不堪,出口臟話連篇的教師怎么可能教育好學生,這樣的教師不會贏得學生的認同和尊重,也絕難以得到學生家長及社會的認可和好評,面臨他們的只有被開除教師資格的命運,教育事業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事業,良好的人格修養無疑是一名優秀教師必備的基本素質。

王教授在《教師人格論》這部學術專著中揭示了教師師德,教師人格修養的重要作用,對現實中教師以及有心成為教師的人都起到了一種良好的引導作用,教師面對的是一群可塑性很強的學生,教師的一言一行都會對學生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教育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養成良好的品質,良好的習慣是至關重要的,優秀的品格和良好的習慣會對學生的學習及及生活甚至未來的發展產生重要的作用,而教師則肩負培養學生優秀的品格和良好的習慣的重要使命,教師除了需要過硬的專業素質做好教學活動外,好必須擁有良好的人格,即師德。

教師的人格修養包括了很多方面,一名優秀的教師必須具有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具有高尚的情操,只有這樣,在教育學生時,學生才會向著正確的大方向發展,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一名優秀的教師還必須注重儀表,身為人師,穿著要得體,不講粗話臟話,衣容整潔干凈樸素大方,無形之中會使得學生學會在穿著方面注重得體,注重整潔干凈,在思想上會使得學生養成一種勤儉節約的良好習慣。一名優秀的教師還必須心胸寬廣,充滿愛心,熱愛教育事業,對學生充滿無私的愛,一名只會用體罰,用恐嚇來教育學生的教師很難成功,很難成為一名優秀的教師,體罰恐嚇不但難以達到教學目的,還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和家長的憤怒,只有心胸寬廣,教育得法,時刻對學生傾注滿腔的愛意,才會贏得學生的尊敬,贏得家長與社會的稱贊,良好的教師人格是做一名成功教師的必備條件。

歷代的教育家提出的“為人師表”、“以身作則”、“循循善誘”、“誨人不倦”、“躬行實踐”等,既是師德的規范,又是教師良好人格的品格特征的體現。在學生心目中,教師是社會的楷模,學生很容易模仿并學習教師的一言一行,而良好的教師品質人格修養將會對學生產生積極有利的正面影響,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和學習。

王教授的《教師人格論》是一本難得的優秀學術專著,一本優秀的學術專著可以影響和改變一個人,王教授的《教師人格論》是一本優秀的學術專著,我讀了這部學術專著受益匪淺,養成良好的人格勢在必行,尤其是對一名有志于成為一名人民教師的師范畢業生。

第五篇:論冰心散文藝術風格

真心、真情、真愛,營造美的精神樂園-----論冰心散文的藝術風格

王永軍

(張家口教育學院,河北 張家口 075000)

摘要: 文壇巨匠冰心用真心、真情、真愛,書寫散文,創造了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清麗典雅、雋永雅致、富于哲理和抒情韻味,為我們營造一方美的精神樂園。它們帶來的不僅有美感上的享受,更有思想上的啟迪和心靈上的凈化。

關鍵詞:冰心散文、藝術風格,真心、真情、真愛,美感

在文學史上,有這樣一位用愛的真情、美的筆觸謳歌大自然、母愛與童心以及人世間一切美好事物的女性,她就是可親、可愛、可敬的冰心老人。冰心在小說、散文、詩歌和翻譯工作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特別是其散文,取材廣泛,其中以回憶往事、描寫自然和愛的哲學最具特色。她以柔美細膩的筆調,委婉含蓄的手法和清麗的語言,營造出屬于她獨有的美的精神樂園。

下面我們就從冰心散文的題材上來進一步探討她作品的藝術風格。

一、心的靈動

郁達夫曾評論說:“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即女士文章的極致。”從冰心的散文作品中,可見這位世紀同齡人與時俱進,蜿蜒起伏的心路歷程。早年的《往事》、《寄小讀者》和《山中雜記》等,在“五四”新思潮尤其是人道主義的影響下,以“愛的哲學”領悟人生,謳歌親情、友愛、童真和自然美,尋味人生的樂趣和慰藉,探求生命的奧秘和意義,營造了一方和靄溫柔的精神樂園。步入中年后,她涉世漸深,在《平綏沿線旅行記》、《默廬試筆》和《關于女人》等作品里,拓寬了取材面,增強了現實感,也鞏固和深化了她原有的精神信念。從海外回到新中國后,她年過半百而青春煥發,以《歸來以后》、《櫻花贊》和《拾穗小記》諸多篇章,反映祖國的新生氣象和世界人民的友好交往,表達了一位跨時代老作家的熱情和忠誠。度過十年浩劫的冰心老人依然擁有一顆年輕的心,而且磨練得相當堅韌、清澈、睿智和老練,爆發出旺盛的創作活力,所作《晚晴集》、《我的故鄉》、《關于男人》、《冰心九旬文選》等,竟有450余篇至多,超過了前60年的數量,其中既有抒懷言志,醇厚老到的散文小品,又有仗義執言,犀利老辣的雜感隨筆,抵達了剛柔相濟,爐火純青的境地。

《往事》中大部分為回憶性的作品,清新絢麗,跌宕多姿的《往事》

(一)之七便是這組散文中的佳作,充分表現了冰心靈巧的藝術構思。文章中最精彩的要數紅蓮與白蓮的對比描寫,同樣經過一夜風雨,紅蓮由于有荷葉的保護安然無恙,開出了無比鮮艷的花,白蓮卻早已凋謝。作者通過對蓮花的觀察,很自然的聯想到了母親對自己的愛就如同荷葉保護蓮花一樣無私,對母親的無限熱愛也因此表露無疑,“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以纖細的心靈觸覺1謳歌了母愛的偉大。

冰心曾在國外留學,對于身在國外的冰心來說,對故鄉的思念,對親情的牽掛便是最為深刻的。這一切在《往事》

(二)里表現得淋漓盡致。

二、情的律動

冰心散文主情,以抒情見長。在她的文字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對片段的情思,以及那些晶瑩美麗的回憶的抒寫。因為她曾說她喜歡做“埋存與發掘”的事。她的那些最精彩,最富靈氣,最自然的散文,幾乎都是她用飽蘸真摯的情感之筆,對昔日“埋存”的令人難以忘懷的生活進行藝術的“發掘”所得。在她感情的天地里,沒有大海的壯闊,也沒有長江的奔涌。那是山間流出的溪水,平平穩穩:那是地心流出的清泉,汩汩淙淙。她抒發感情的文筆,永遠也激不起大波大瀾,卻能給讀者帶來一種細泉似的脈脈溫情。在抒情的章法上,冰心有自己的風格。她善于在綿綿密密的抒情里,輕巧地插入場景的描繪,人物的刻畫或哲理的思索,使文章一波三折,搖曳多姿。例如在她的早期散文《笑》中,作者勾勒了三個場景、三個笑容,在不施藻飾,不加雕琢的含而不露的敘述中,表達了自己對“愛的調和”的理想生活的向往之情

其中,《往事》

(二)之五中,真切的寫出了作者去美國的路上,坐船經過太平洋,在大海的顛搖中反映出的感情世界。整篇文章巧妙的運用了渲染烘托的手法,通過描寫周圍人們對海浪的態度和熱鬧的氛圍,渲染了一種期待的心里,對海浪的期待,對陌生國家的期待,進而升華到對人生的期待。如文章開頭寫不知從哪聽來的消息說,風浪來 了,于是“大家不住的記念著,又報告佳音似的彼此談說著。在這好奇活潑的心緒里,與其說是防備著,不如說是希望著罷。”還有我的一次次抑制不住的微笑,烘托出了內心深處希望這風浪快點來的心里。踏上一塊陌生的土地,懷著一種好奇的心情,同時也包含著作者對那個陌生國家的一種期待。通過描寫大海的強盛威武,顯現出了我樂于挑戰的精神和坦然面對將來一切挑戰的心理。尤其是文章最后所寫的“青年心中希冀驚笑的風浪,比海洋中的實況,大得多了!”更是表明了作者準備好迎接前程中更大困難的決心和信心,烘托與渲染的手法將這種決心和信心表現得更加的堅定,預示著未來人生道路的絢麗多姿。

《往事》

(二)之八是作者對自己心愿的回憶,它圍繞著父女對“燈塔守望者”的對話來展開。除夕夜,女兒要去看守燈塔,她提出自己的理由:看守燈塔是種偉大,高尚又有詩意的生活。文章的結尾又將回憶拉回了現實,作者航行海上,再一次看到了燈塔,不禁又勾起了回憶。“無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無悲哀!”作者雖無法實現自己的夢,但卻化遺憾為祝福,獻給了燈塔的守護者,這也表達了作者對獻身精神的敬仰之情,及對真善美的追求。

三、愛的涌動

“有了愛就有了一切”是冰心的名言,在她的作品里到處都充滿了真誠的愛,包括愛老師、親人以及少年兒童等,她把一生都獻給了孩子、祖國和人民,獻給全社會和全人類。她的作品高雅、脫俗,體現出愛的基調。

茅盾曾經這樣評論冰心的作品:“冰心女士把社會現象看得非常單純,她以為人事紛紜無非是兩根線交織而成;這兩根線便是“愛”和“憎”。她以為“愛”或“憎”二者之間必有一者是人生的指針。她這思想,完全是“唯心論”的立場。可是產生了她這樣單純的社會觀的,卻不是“心”,而是“境”。因為她在家庭生活小范圍里看到了“愛”,而在社會生活這大范圍里卻看見了“憎”。于是就發生了她的社會現象的“二元論”。

冰心是我國的第一代兒童文學作家,她的兒童文學作品充滿著對兒童的愛和希望。在《寄小讀者·通訊十五》里,作者用女性特有的細膩,感受著幾個孩子的苦,表達了她對兒童一種愛惜、關愛的心。她寫M的嬌憨凄苦,她寫E的渴望與隱忍,她寫D的失意與希冀,寫A的寂寞、無奈與感傷??都形神兼具,使人不禁動容。

“情動于中而行于言”冰心創作風格如此異常鮮明,也得益于她的語言功底。郁達夫曾說:“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好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 3 了。”冰心以她的豐姿綽約、輕倩靈動的彩筆,抒寫了一曲曲心的歌、情的歌、愛的歌,那疏朗的筆致,豐腴的神采,醇厚的情味,都給讀者留下了極為難忘的印象。

重溫冰心的散文,對我們的散文寫作,甚至其它文學體裁的寫作是不無裨益的!參考文獻

[1]卓如.二十世紀文學泰斗——冰心[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8.[2]茅盾.冰心論[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5.[3]黨秀臣著:《中國現當代文學》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年 [4]周彥文著:《世界華文散文精品》 廣州出版社 1997年3月 [5]冰心著:《繁星 春水》 人民出版社 200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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