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傳教士對中國葡萄酒發展的三個貢獻

傳教士對中國葡萄酒發展的三個貢獻

宗教與葡萄酒淵源深厚

讓中國認識葡萄酒，并成為上層社會的時尚

開創養生葡萄酒宗派 在京創辦歐洲標準的葡萄酒坊

宗教與葡萄酒淵源深厚

葡萄酒與基督教有著很緊密的聯系，有人統計過，圣經中至少有521次提到葡萄園及葡萄酒。根據《新約圣經》的記載，耶穌在紀念逾越節的晚上和門徒共進最后晚餐。席間，他將葡萄酒和面包分給大家，說道：“拿去喝吧，這是我為眾人所流的血，也是上帝和人立約的血?！被阶诮淘谂e行宗教儀式的時候，必然要用到葡萄酒，信徒們通過品嘗葡萄酒來紀念與回味耶穌基督為人類流血擔罪。中世紀之后的歐洲，上等的葡萄酒產自教堂的領土，修士是葡萄酒釀造大師，歐洲傳統意義上最好的葡萄酒都在修道院的地下酒窖里。而天主教的修士，對葡萄酒的崇拜尤甚，中世紀歐洲天主教“西多會”修士為了得到釀造葡萄美酒的葡萄良種，寧愿趴在葡萄園里仔細品咂土壤的味道，他們沉迷于對葡萄品種的研究與改良，他們培育了歐洲最好的葡萄品種。在葡萄酒的釀造技術上，“西多會”的修士也是歐洲傳統釀酒靈性的源泉。

也許，這與天主教注重華貴精致的宗教儀式有關。無論什么樣的環境，天主教的教士都保持極為尊貴華麗的教儀，這也許就是自利瑪竇開始，持續跨越近三百年，天主教耶穌會始終與清代皇室和上層社會交往的原因之一。

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將歐洲葡萄酒帶向世界各地，中國也不例外，修士們通過葡萄美酒，把自己的信仰之心表達出來。

讓中國認識葡萄酒，并成為上層社會的時尚 西洋葡萄酒進入中國，是天主教傳教士的功勞，隨著時間的推移，傳教士對發展葡萄酒做出了貢獻。貢獻之一是將西洋酒帶進中國，成為上層社會消費的時尚；其二是洋御醫羅懷中在西洋葡萄酒基礎上，結合中醫藥創新出養生葡萄酒新品類；其三，清末，傳教士在北京開辦葡萄酒坊，開始在中國建廠，并嚴格按照西方葡萄酒的標準實施葡萄種植與葡萄酒生產。

至于天主教傳教士具體什么時間，將第一瓶西洋葡萄酒帶進中國的，似乎考據意義不大，但是，在康熙年間，西洋葡萄酒倒是在宮廷和達官貴人上層社會，弄出很大的動靜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一月二十五日，在清廷一些大臣指責傳教士的時候，康熙帝那天發下一道上諭，表揚了西洋人南懷仁、安文思、徐日升、利類思等的為清廷效力，上諭中說這些西洋傳教士勸康熙進葡萄酒：“西洋上品葡萄酒乃大補之物，高年飲此，如嬰童服人乳之力。諄諄泣陳，求朕進此，必然有益。朕鑒其誠，即準所奏，每日進葡萄酒幾次，甚覺有益，飲膳亦加，每日竟進數次。朕體已經大安，伊等愛君之心，不可不曉諭朕意。”這個上諭解脫了受非難的傳教士們，但也是康熙皇帝切身體驗到西洋葡萄酒的好處才下的，此前，一位叫羅德先的傳教士已經建議康熙皇帝服用葡萄酒治好了他的心悸癥。葡萄酒在康熙的心中確立了“滋補上品”的地位，由此，清朝歷代帝王都把西洋葡萄酒專門儲備在御藥房做補品之用。康熙年間，如同來華傳教士帶給古老中國很多新奇的西洋技術一樣，傳教士帶來的西洋葡萄美酒，大獲盛譽，西洋葡萄酒與西洋傳教士，成為清廷的座上嘉賓，都獲得了至高的榮耀和完美的認可。

康熙癡迷葡萄酒，還曾頒發諭旨全國征酒，當時的傳教士們和華東華南諸省官吏心領神會，聞風而動，唯恐貽誤了這此取悅至高皇上的機會，以致康熙四十八年短短一個多月的時間，僅江浙的傳教士和官吏就向康熙皇帝進獻了100多瓶，史載“雇包程騾子，星夜送來，不可誤了時刻”，西洋葡萄酒成為當時上層社會的新寵和絕對的奢侈品，以致于在晚清的御藥房里還儲備著康熙時候進來的葡萄酒。而那是廣州的“十三行”，則承擔了最重要的貿易進口的職責。

開創養生葡萄酒宗派

葡萄酒在皇家宮廷和上層社會的眼中是“滋補上品”，而不是一般的酒品。

雍正年代的洋御醫羅懷中（Giuseppe Da Costa，意大利天主教修士，1679-1747），以其在華近20年的閱歷和膽略，用西洋葡萄酒調配中草藥，創造性的發明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植物配方養生葡萄酒。他在太醫院御藥房多年，接受了中醫藥文化，他融匯了天主教修士對葡萄酒的熱愛與品鑒力，他以自己訓練有素的醫生和藥劑師的科學實驗能力，于雍正十一年（1733）向雍正皇帝進獻了三款植物配方養生葡萄酒以及配方，分別是：“羅斯馬麗諾葡萄藥酒”、“肉桂葡萄藥酒”和“桃仁葡萄藥酒”。

羅懷中創制中藥植物養生葡萄酒，被解讀為“拯救傳教活動和拯救雍正虛虧的身體”，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首先是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在雍正年間，受到前所未有的制約，羅懷中希望能博取皇上的好感，以獲得更為寬松的傳教空間；二是雍正帝當年癡迷煉丹以“養生續命”，羅懷中從“養生”入題，可謂對雍正帝的心理解讀的很深；三是，羅懷中在中國行醫已經近20年，長期的御藥房行走，對中醫藥有了深切的認識，從內心認同了“上醫治未病”和中藥的養生功效；還有一種觀點，作為受過西方嚴謹的訓練的醫生和藥劑師，是很清楚雍正帝服食丹藥的危害，具有“普世觀念”的羅懷中也在為他的皇帝日趨孱弱的身體擔憂，他很希望用自己的發明創造，來減輕丹藥對雍正身體的危害。

總之，傳教士羅懷中，創制了植物配方葡萄酒，開養生葡萄酒一脈之宗，打開了西洋葡萄酒在華發展的新大門，將葡萄酒的養生功效與中醫藥文化圓融在一起，成為極富中國文化基因和意蘊的葡萄酒新門類。

今天，深受財富新貴、精英們喜愛的“百利生”杞紅葡萄酒，是百利生人與280年前羅懷中偉大靈魂精神對話的成果。它繼承了羅懷中創制植物配方養生葡萄酒的歷史榮耀，傳承了“百草利生，大美圓融”的法脈意蘊，利用諸多現代生物科技技術，秉承“中西合璧、美善為尚”和“御酒品質，皇家尊享”的品質理念，走出融合中醫藥養生文化精粹的獨特葡萄酒發展之路。

百利生養生干紅葡萄酒，獲得國家藥監局批準，是第一個保健養生功能型葡萄酒，也是高端精品養生葡萄酒的新奇葩。百利生，在羅懷中修士精神力量的感召下，通過卓越的創造力，實現了葡萄酒與中醫藥的完美融合，也是百利生人為社會“奉獻健康，締造精品”做出的一個貢獻。

在京創辦歐洲標準的葡萄酒坊

清朝末年，國力式微，傳教活動反倒是風起云涌。在北京府城門外，有一片傳教士墓地，因建在一名獲罪滕姓太監的私產上，而被稱作“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這里安葬著自明末利瑪竇以來的數十位天主教教士，這些傳教士學識淵博，都是受過近二十年教育培養的全才，通曉文學藝術，天文地理，農工織造，軍工民建??為傳播先進科技、修歷書、傳算法、鑄鐵炮??在很多領域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宮廷畫師郎世寧與洋御醫羅懷中也葬于此地，這里是天主教會非常重要的場所。1900年義和團運動搗毀了墓地，1901年《辛丑條約》后，清廷賠銀一萬兩重修墓地，1903年清庭在墓地旁修建教堂，這座教堂就是“馬尾溝教堂”（法國圣母天主教堂），清廷并立有“悔過碑”一塊，云“朝廷為已亡諸教士雪辱滌恥??”之語等等。今天，這片傳教士墓地靜靜的隱身于北京市委黨校校園一清幽處，很多歐洲國家的來華元首、政要、外交使節、外國留學生和學者教授常來此拜謁。

《辛丑條約》后的滕公柵欄傳教士墓地由法國人管理，因為教堂舉行宗教儀式需要使用葡萄酒，于是法國的修士，從法國引進了葡萄秧，在滕公柵欄墓地周邊開辟了葡萄園，至今在附近的展覽路西側還留有“葡萄園”地名。西洋傳教士的墓地滕公柵欄，成為北京葡萄酒的發源地。1910年（清宣統二年），法國修士沈蘊璞在“馬尾溝教堂”建立了葡萄酒坊，延請法國技師，采用法國工藝，生產葡萄酒，這是當時北京的第一家葡萄酒廠。

天主教會創辦葡萄酒坊的時間，比1892年南洋富商張弼士在適宜葡萄種植的煙臺投資張裕葡萄酒公司，晚了18年，但是，他們共同的特征，都是生產純正葡萄酒，嚴格按照西方葡萄酒標準發展葡萄酒業，應該說，這是在中國生產葡萄酒最早的兩家。張裕葡萄酒1915年在巴拿馬萬國商品展上奪得四項獎章的時候，教會葡萄酒坊所產葡萄酒則名動京城，名貴價高，華貴霸氣，深受京城的傳教士歡迎，且已經能夠供應全京城教堂彌撒、祭祀和教徒圣餐所用。

1946年，這家酒窖注冊為“北京上義洋酒廠”，以黑山扈教堂的“樓頭”作為商標。當時北京的六和飯店、各國使館以及全國的天主教堂、天津、青島、上海等各大商埠和飯店以及上等階層人士都紛紛購買“樓頭牌”葡萄酒。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葡萄酒廠僅存6家(張裕、北京上義洋酒廠、吉林通化、長白山、山東青島和山西清徐),總產量僅為84.3噸，而北京上義洋酒廠產量為20噸，占四分之一之重。

解放后，1956年，“北京上義洋酒廠”實行公私合營，1959年收歸國有，改名為“北京葡萄酒廠”。

第二篇：淺談中國葡萄酒

南京林業大學《酒水知識》課程論文 2011-2012學年第1學期

葡萄美酒夜光杯

——淺談中國葡萄酒

班級：旅游管理一班

學號：N090705105 姓名：顧澤鵬 中國獨特的酒文化，用“源遠流長”來形容是最貼切不過了。在中國現存的先秦古書中，不涉及酒的書是很少的。中國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都有“酒”字。而翻開史籍，在記載著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的變化沿革和天文地理、禮樂制度、科學技術的重大事件的同時，也記載著數不清的關于酒的故事。從商紂的酒池肉林，到秦末的鴻門宴，從三國的煮酒論英雄，到宋太祖的杯酒釋兵權，酒無不與政治、軍事、經濟、社交禮儀密切相連。而我國的五十六個民族，如女真族的酒宴、幺佬族的重陽酒、傣族的咂酒之俗、布依族的酒歌等等也都與酒有著不解之緣。同時，寫酒的文章更是數不勝數，什么“蘭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更待菊黃家醞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什么“半醒半醉游三日，紅白花開山雨中”、“尋芳不覺醉流霞，倚樹沉眠日已斜，”什么“勸君金屈卮，滿酌不須辭”、“勸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等等，都是做流傳百世的絕妙詩句。

但是說到我國的葡萄酒文化，卻是有點遺憾。在很多人眼中，葡萄酒是舶來品，代表的是濃重的西洋文化，是品位和情調的象征。我國傳統的豪飲十大碗的氣勢與葡萄酒專家的眼中的葡萄酒文化簡直是格格不入。然而，實際上最早有葡萄酒的國家可能還是中國，葡萄酒專家李華教授說：“大量的古籍表明，中國是全世界葡萄的起源中心，所以也很有可能是葡萄酒的起源國家。早在我國文化巨著《詩經》中，就有葡萄酒的記載?；剡^頭看中國歷史，大凡強盛的時期就有盛行的葡萄酒的文化?！彪m然我國古代有著很燦爛的葡萄酒文化，可是遺憾的是，它卻并沒有隨著時代的前進而進步。直到1983年中國長城葡萄酒有限公司誕生了我國第一瓶干白葡萄酒并在國際品酒會榮獲最高獎項，才改寫了中國沒有真正葡萄酒的歷史。

曾幾何時葡萄酒莊似乎只是法國人的專利，而今我們看到一座座以法式奧式為藍本的酒莊在我國建成。在法國酒莊不僅是一種享樂，還是一種崇敬。當年拿破侖的軍隊路過酒莊時要行禮致敬。而今中國也把酒莊的建設當作城市發展的重要一環。有一種說法，稱第一空間為家庭，第二空間為工作之外，第三空間為咖啡館、酒吧、書店等，第四空間則為酒莊。第四空間酒莊的特點一是離城市不遠，兩三小時車程可到達；二是它有現代建筑和大自然的美態；三是它提供了今天城市人群假日旅游的需求。酒莊文化在中國的繁衍，使東方文化里陶淵明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美境，變為“采葡到酒莊，悠然景色間”的現實。而今人對葡萄酒認識的根本變化就在于葡萄酒象征人們對高質量生活的向往。

隨著國外葡萄酒不斷遞增式的涌入和中西方葡萄酒文化的碰撞與交流，更加催化成熟了中國葡萄酒市場。尤其在經過近10年的發展后，中國儼然開始了葡萄酒大業的鼎盛時期。

在我國葡萄酒發展保持良好發展的同時，一批葡萄酒企業也紛紛打響了自己的品牌。經過數十年的發展，目前，在我國的500多家葡萄酒企業中，已經形成了以張裕、王朝、長城等為龍頭的一線葡萄酒品牌。幾大品牌占據了國內葡萄酒市場的大部分份額，集中度進一步增大，近期內這種態勢仍將保持。目前，國內 葡萄酒品牌張裕、長城、王朝的葡萄酒產量，占全國葡萄酒總產量的50%左右。同時張裕、長城和王朝的銷量占50%的市場份額。利潤總額更是占到行業的67%。王朝、張裕、長城三家國產品牌通過超市等多渠道的擴張，已在國內消費者心目中占據重要的位置。

但是，中國葡萄酒發展的問題還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談釀造葡萄品種單一的問題，這與我國的地理環境有關，現在中國葡萄酒的品質問題尤其需要得到重視。

國內葡萄酒市場存在競爭環境不規范的現狀。為爭奪中低端市場份額，國內酒商營銷手法濫用，導致國內葡萄酒市場魚龍混雜，不利于國內葡萄酒品牌的長期健康發展。

1.傍“名牌產區”

中國屬于葡萄酒新世界，由于中國市場的逐步開放，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日益緊密，目前中國市場的瓶裝酒幾乎囊括了來自世界各個主要葡萄酒生產國的產品。但是由于國家標準、市場監管以及消費環境的不成熟，也為不少企業“渾水摸魚”創造了條件。為數不少缺乏必要生產條件的企業從國外進口散酒，國內貼牌灌裝。然后打著進口酒的旗號來銷售?！鞍稀绷藝H著名產區。美其名曰“法國酒”、“美國酒”、“意大利酒”等。另外一些企業利用自己身處國內知名產區(如煙臺產區、昌黎產區、天津產區等)的身份。生產出所謂的“優良產區酒“來刺激消費。

2.傍“名牌商標”

中國葡萄酒市場目前已經擁有了五枚“中國馳名商標”，他們分別是張裕、王朝、通化、長城和威龍。再加上其它國家各級授予企業的名牌稱號，為數眾多。

在所有的名牌“被傍”案件中。以中國葡萄酒市場上第一集團的三大品牌張裕、長城和王朝最為普遍。長城葡萄酒品牌被仿制得淋漓盡致。長城葡萄酒品牌持有者為世界500強之一的中糧集團。真正的長城葡萄酒均來自沙城、華夏和煙臺三個產區。但是，市場卻存在著各種“長城”，“金色長城”、“綠色長城”、“長城家園”、“新長城”等等。對于商標持有人來說簡直是一場噩夢。

更有甚者一家企業會同時“傍上”所有的名牌商標。南京一家名字叫做華夏葡萄酒有限公司的企業生產了類似我國三大紅酒品牌的紅酒，稱為“香港張?！薄ⅰ跋愀坶L城”和“香港王朝”。這些企業通過傍“名牌商標”。利用有些消費者對于名牌商標在識別或者認知上的“空隙”。自己獲得不當利潤的同時，卻侵犯了名牌商標持有人和消費者的權益。

3.傍“名牌概念”

鑒于消費環境的不成熟，葡萄酒企業經常用“概念營銷”的手法來培育和引導市場，從概念演變來看就分別有年份酒、莊園酒、酒莊酒、老樹葡萄、樹齡、橡木桶干紅、陳釀、窖藏、窖釀、單品種酒、產區酒和小產區酒等等?！案拍顮I銷”在成功啟動市場的同時，也為其他企業傍“名牌概念”提供了土壤，市場上“假年份”、“假產區”、“假陳釀”和“假酒莊”等“假概念”的盛行。更為“名牌概念”的消費信任埋下了更大的隱患。與傍“名牌”風氣一起盛行的還有酒莊的浮夸風。從張裕卡斯特、北京愛斐堡、中糧君頂、桑干等酒莊的拔地而起，我們真實地感受到了中國葡萄酒產業饑渴的現狀?？释叨?，渴望升級，渴望與世界接軌，渴望更高層次的競爭。在大佬們的帶領下，全國各地酒莊如春草般興建起來。這是一件好事，為什么要拿出來批判呢？

一批無中生有。本來什么都沒有，葡萄園是別人的，酒是收來的或者貼牌的，竟憑空冒出個酒莊；本來只有幾畝地，憑空設計出個效果圖就當真的宣傳；本來只是一個品牌名稱，背后卻憑空豎起一個酒堡??消費者不知道，當事者能憑空畫出一個酒莊，縱使有千萬條理由，亦難服眾；

二批生拉硬扯。編造歷史，嫁接文化，有淵源尚可，關鍵是八竿子打不著的東西硬是往自己頭上安。大家很熟悉的“很久很久以前，一個法國傳教士??”，現在很熟悉的某某年代，某某第一，某某人物，一個剛剛建好的房子竟然承載了千年歷史，悠久的傳說。堂而皇之的笑談，以假亂真的虛構，以為這樣可以緊跟法國，走向國際。殊不知，歷史是創造的，不是編造的，酒莊文化是需要時間積累和世代相傳的文明，與其不斷的編故事，不如從現在開始踏踏實實做事，時間長了自然就成了故事。

三批掛羊頭賣狗肉。自己的葡萄園、自己的葡萄，酒莊里釀造、儲藏、灌裝，一瓶名副其實的酒莊酒是這樣誕生的。但是現下很多酒莊除了有自己的建筑物外，其他一無所有。葡萄園是別人的，葡萄是收購的，釀造是代加工的，更別說儲藏灌裝了。還有的買來國外的原酒充當酒莊酒，還信誓旦旦說是自己的，態度之堅決，之肯定，有時候連他自己都信以為真。這樣的酒莊不僅僅是小企業，還有一些名企業，大品牌。

四批暴利欺詐。中國人常說物以稀為貴，所以我們會把拉菲炒得很高，令歐洲人咋舌。那是因為人家有幾百年文化和長期的品牌積淀，并且真的稀有。而我們勉強算得上的酒莊，充其量最長不過20年，品牌積淀更是稀薄，如此就敢與拉菲媲美，不是質量，不是稀有，而是價格。40歐元，已經是法國列級酒莊相當高貴的價格了，而在中國隨便一款偽酒莊都比它高，如果是勉強符合酒莊標準的企業，價格更是一飛沖天。動輒幾大百，上千元上萬元，憑什么？中國富人的錢來的容易，花的也放心，不求最好的，只買最貴的。

歷史是品牌的骨架，態度是品牌的靈魂。與世界葡萄酒強國相比，我們恰恰缺這兩點。

中國葡萄酒首席權威李華即將出版的專著《中國葡萄酒》，也試圖通過對產區的科學梳理科學分析和科學評定，找到中國葡萄酒的風格。他說“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河南廬陽出土的陶罐里面裝的是葡萄酒，把人類主動釀造葡萄酒的歷史提到了九千年前，遠早于西方國家人類主動釀造葡萄酒的六千年歷史，證明中國人是最早主動釀造葡萄酒。中國葡萄酒本身就具備著“中國屬性”。

擺在國產酒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成為法國標準體系下充其量是最好的贗品，二是找到中國風格，以中國屬性征服世界。作為當前葡萄酒消費量增長最強勁的市場之一和亞洲葡萄酒市場最主要的消費國，中國有著極具光明的未來。置身于國際化的競爭環境中，中國酒業市場已真正成為全球化競爭的市場。但是，葡萄酒行業未來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將是經濟持續增長下消費人群的增加和人均消費量的增長。眾多業內人士看好國內葡萄酒市場，也是基于國內一直增長的經濟速度和消費升級態勢。但仍要注意的是，中國市場依然是一個潛在性市場，而不是一個現實的市場。未來的中國葡萄酒行業在經過一段經濟繁榮和過度擴張之后，將在環球經濟情況和國內消費理性回歸的前提下，平穩地回落到適度的增長區間。

參考文獻：

[1] 作者：李華

書名：《中國葡萄酒》 出版地：陜西咸陽

出版社：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0年8月1日

第三篇：2014年中國葡萄酒市場發展問題

2014年中國葡萄酒市場發展問題

智研數據研究中心網訊：

內容提要：國產葡萄酒的困局表面看是限制“三公消費”導致的高端產品滯銷問題或產品性價比無法和國際接軌的問題，深層次原因在于體制問題和產業政策問題。

國產葡萄酒行業受進口葡萄酒以及限制“三公消費”等影響，進入了寒冬，自2013年以來國產葡萄酒的產量以及銷量都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導致國產葡萄酒下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怎樣從根本上改變國產葡萄酒的現狀引人深思。

2013年，國產葡萄酒行業的產量和銷售額均出現了整體負增長，一些國內的葡萄酒上市企業要么業績下滑，要么利潤縮水，要么領導層人事更替，困境前所未有。業內預計，2014年這一局面難以有根本性改變。

國產葡萄酒的困局表面看是限制“三公消費”導致的高端產品滯銷問題或產品性價比無法和國際接軌的問題，深層次原因在于體制問題和產業政策問題。

地權是最大瓶頸

中國土地制度制約了酒莊酒的發展。因為農民只有土地承包經營權，而無所有權，同時投資酒莊的企業缺乏長期經營的意愿。而葡萄酒的生產，特別是酒莊酒的生產需要時間積累，進行長期投資。國外一些成功的酒莊，有的已經經營近百年甚至幾百年，有恒產則有恒志。中國農民雖然擁有土地經營權，但是還不能作為股權投資到酒莊里，只有政府有這個權力。因此，地權問題是制約中國葡萄酒發展的最大瓶頸。

稅收導致成本高企

在歐盟等葡萄酒發達國家，葡萄酒被視為農副產品，雖然酒莊集農業（種植）、工業（釀造、灌裝）、商業（銷售）功能于一身，卻能夠享受政府給予的農業稅收的優惠政策。但是在中國，酒莊被認為是輕工業，其工業環節和商業環節的稅收較高，農業的優惠稅收政策不能覆蓋葡萄酒生產的全過程，因此造成了成本過高，不能與進口酒相抗衡的結果。想想那些漂洋過海進口到中國的低于1歐元的西班牙酒、意大利酒吧，中國低端酒在現有稅收政策下根本不具有成本優勢。

逐利資本求短期回報

有的人投資葡萄酒行業的動機不純，很多抱著短期回本甚至盈利的心態。而在中國葡萄酒釀造行業，老老實實做酒短期根本無法盈利。因此，更多的資本進入了葡萄酒國際貿易領域，這個領域投資回報率要高于在國內自建酒莊，回報

周期也短。有的資本進入葡萄酒釀造行業，=根本不是為酒而來，目的在地產。打個比方，要在北京郊區花幾千萬造一個莊園大宅，政府無法批準。但是，如果以建酒莊生產葡萄酒兼帶開展酒莊游名義申請，客觀上能造福一方農民，帶動一方經濟，政府則有可能批準。建酒莊附帶有城堡甚至酒店，不就達成了建莊園大宅的目的嗎？

葡萄酒是富裕經濟條件下的產物，歐洲歷史上建立酒莊的人往往都是貴族，在自己的領地上建一個酒莊，生產的葡萄酒主要是自己家族消費。在中國當下，建立酒莊也應該抱此心態，應該不求短期回報，建立酒莊釀造的酒自己的朋友圈子就可以消化，對品質有堅持。在這樣的動機下，經過長期積累，或許能產出好酒。

第四篇：中國葡萄酒品牌生存發展情況分析.

一、品牌格局 中國的葡萄種植面積世界第一，釀酒葡萄面積也居前列。2005年，釀酒葡萄栽培總面積約46.6千公頃，結果園面積約34.3千公頃，總產量約48萬噸左右。根據國家葡萄、葡萄酒發展規劃，到2010年全國釀酒葡萄種植面積將達66.67千公頃，2015年將達100千公頃。2005年我國葡萄酒產量43.4萬千升，銷售收入首次突破100億元大關，達到102.3億元；2006年葡萄酒總產量達49.51萬千升，銷售收入129.5億；2007年產量為66.51萬千升，銷售收入達到146.8億元。年增長率均處于世界最高水平。2007年，在世界葡萄酒行業1000億美元的銷售總額中，中國的消費總量首次占到了較大比重，目前，法國和意大利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消費國，分別占有世界葡萄酒市場12.7% 和12.6%的份額。其后是美國(11.1%、德國(10.3%、英國(5.4%、阿根廷、西班牙、俄羅斯、羅馬尼亞和中國（2.2%）。此外，企業規模和數量不斷擴大，品牌數量逐年增加。中國葡萄酒從第一個工業化酒廠開始到現在已有100多年歷史，近20年發展最為迅猛。據統計，我國現已有葡萄酒生產企業500多家，形成了以張裕、長城、王朝、威龍為龍頭的一線品牌企業；以云南紅、華東、龍徽、北京豐收、甘肅莫高、寧夏賀蘭山、東北通化股份、長白山、新疆新天等為主的二線品牌企業，他們在產能、技術、設備等方面都已趨于成熟；另有眾多的葡萄酒企業也基本上具備了國際質量標準，并通過了認證，構成了山東的煙臺、蓬萊、河北的昌黎、懷來、東北的通化、西北的甘肅、寧夏、新疆、黃河古道地區以及西南地區的品牌集群。而從事葡萄酒銷售的企業更多，其中包括進口葡萄酒代理經銷企業，產銷雙方共同培育市場。從大規模的工業化生產型企業到小規模精細化生產企業，從全國代理到區域經銷到終端銷售，已形成了完整而龐大的產業體系。

二、品牌發展戰略

1、概念營銷的理性回歸

縱觀中國葡萄酒行業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營銷訴求歷程，概念營銷可以說是貫穿其中的主線之一，如果按照時間順序來劃分，我們大體可以將葡萄酒的營銷概念訴求分為10個大類，它們分別是健康時尚概念、年份概念、品種概念、產區概念、陳釀概念、酒莊概念、樹齡概念、分級概念、冰酒概念和期酒概念等。伴隨著一輪又一輪的概念營銷，帶來了兩方面的結果，第一，消費市場在葡萄酒各種概念的宣講過程中也逐漸對于葡萄酒消費文化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知識框架；第二，不

規范的生產工藝和營銷操作手法，也帶來了媒體對于真假概念的轟炸和消費市場對于一些葡萄酒品牌的質疑。

2008 ，對于整個葡萄酒行業健康發展來說的一個利好消息就是葡萄酒新國標（GB15037-2006）（2006年12月11日，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發布）已經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與原先的標準（GB/T15037-1994）相比，新國標最大的不同就是由推薦性標準改為強制性標準，并且還給先前市場上出現的種種經過概念營銷葡萄酒做出了一次更為清晰和嚴格的界定和規范。

如果說從目前的技術手段還難以使市場上的葡萄酒“假”概念產品在短時間之內徹底消失，那么新國標對于各種葡萄酒概念產品在質量方面的限制和界定至少可以被看作是國家主管部門對于中國葡萄酒行業的一次善意引導，并且我們相信這也必然帶來人們從技術層面對于概念產品進行“打假”做出更深層次的探索和嘗試。因此，概念營銷作為一種有效的營銷手段，并不會在葡萄酒領域消失，只是會敦促葡萄酒企業在進行概念營銷的過程中，遵循更為規范的操作策略，而最終將促使中國葡萄酒行業此起彼伏的概念營銷回到它的原點，實現理性回歸。

2、“單品牌＋多產區”新模式

在中國10大釀酒葡萄產區中，究竟誰優誰劣的爭論雖然在前期也出現過，但是隨著東部的葡萄酒大品牌張裕、長城和王朝等近年來在西部產區的“跑馬圈地”，說明一方面葡萄酒企業在追求更好質量的釀酒葡萄，另一方面，也在尋求自身產品結構的多樣化。另外，中國市場從國外進口葡萄散酒，然后以國內自有品牌進行灌裝再推介入市的事實也由來已久，不過在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新的模式，那就是雖然還是以國內自有品牌的產品形式出現在市場上，但是有的品牌開始標注為國外產區酒，例如張裕牌的澳大利亞希拉干紅，長城牌的澳大利亞低醇干紅和五糧液旗下來自世界各地產區的“國邑”品牌葡萄酒等等。

從中國葡萄酒市場的行業規模和競爭層次來看，像啤酒行業那樣，出現一個集團品牌在全國范圍之內并購地方性啤酒品牌或者一些規模較大二線品牌的現象在短時間之內并不會出現。但是，就單一葡萄酒品牌來講，在各個釀酒葡萄產區，進行原料收購并就地加工為成品酒灌裝出廠的事例應該會越來越多。張裕的“4 1”戰略架構就是其中比較明確的證明，我們在此所討論的“單品牌 多產區”還要遠遠超出這個范疇，那就是要求國內葡萄酒在收購國外原酒或者在國內進行跨區域原酒采購的過程中，要突出原酒的原產地域，然后

以多樣化的產品形式出現在市場上來。例如在葡萄酒新國標（GB15037-2006）中，對于產地酒就有如下的規定：產地葡萄酒是指用所標注的產地葡萄釀制的酒所占比例

不低于酒含量的80%（體積分數）。另外，消費市場的成熟將會是促使葡萄酒品牌正確對待國外或者國內釀酒葡萄原料產區的最直接動力。因此，“單品牌 多產區”的品牌營銷新模式會順理成章出現在市場上。

3、葡酒體驗營銷的興起

在面對市場上的消費者時，采取從上而下的“強勢”營銷溝通手法一直是中國國內葡萄酒品牌的慣用策略。如果說在一個不成熟的市場上這類營銷策略能夠立竿見影的話，那么在一個成長中逐漸成熟的消費環境里它可能會大打折扣。幸好，市場的進化迫使國內葡萄酒企業在對待消費者方面，營銷態度逐漸由“冷眼看待”轉變為“悉心呵護”。當然，這些營銷活動也是率先由諸如張裕和長城等大品牌發起。近年來，葡萄酒采用小眾營銷策略對于重度消費群體的特別關注，葡萄酒工業旅游在各個產區獲得主管部門的重視和該產區內大型葡萄酒企業的大力度投入，產區行業主管機構對于葡萄酒旅游帶的切入和規劃等等現象表明，行業和企業都更加關注消費者對于葡萄酒品牌文化和葡萄酒消費文化的體驗。

被譽為市場營銷之父的菲利普?科特勒認為：“體驗營銷正是通過讓顧客體驗產品、確認價值、促成信賴后自動貼近該產品，成為忠誠的客戶”。先前主要由國外葡萄酒行業機構或者單個品牌企業在中國市場開展的類似于“品酒推介會”等之類的體驗消費活動也逐漸被國內品牌所采用，但是從目前來看，深度和廣度還是不能夠達到在更為廣泛的范圍之內去培養品牌意見領袖和擴大葡萄酒消費文化傳播的營銷目標，我們只能夠交給市場競爭本身來完成這一任務，但相信消費者不會等得太久。除此之外，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近幾年來，以多品牌模式運營的國外葡萄酒專賣店和以單品牌模式運營的國內葡萄酒專賣店在市場上紛紛涌現，并且從投資者身份和市場布局兩方面來看，已經形成了較大的規模，并且在未來的幾年之內將會有更大規模的增長。葡萄酒體驗營銷的目的在于加強葡萄酒企業的品牌識別和引導和擴大消費者對于葡萄酒文化的理解和鑒賞。在國外葡萄酒企業的競爭壓力之下，相信會有更多的國內葡萄酒品牌進入到體驗營銷的行列。

葡萄酒企業無論采用什么樣的營銷策略，其實其本質都是相同的，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去俘獲更多的銷售收入和商業利潤，只

不過在營銷策略的操作過程中，究竟與消費者進行怎樣的營銷信息溝通，往往取決于市場的競爭程度和消費者的成熟程度。

三、品牌發展趨勢 趨勢一：中國葡萄酒產業的國際化視角更加明顯。

中國的葡

萄酒骨干企業在本土征戰的同時，已經展開了伸向國際的觸角。通過與外資聯合或并購等方式，在拓展國內市場的同時為進軍國際市場埋下伏筆。而面向世界的不僅是中國的葡萄酒，還有設備、包裝等配套行業也已經成長起來，并開始向世界輸出產品與技術。中國的葡萄酒產業必將在國際化的路上走得更遠。

趨勢二：中國葡萄酒文化推廣進入快車道。

葡萄酒文化推廣活動必將更加如火如荼，各類葡萄酒品鑒會、葡萄酒品評培訓、葡萄酒主題旅游等，讓中國消費者更多地認識、了解、熱愛葡萄酒。更多的國外葡萄酒進入中國市場，必將給市場注入更多新的元素。而將紛繁復雜的中國菜式與品類繁多的葡萄酒做出完美的搭配，使美酒與美食相得益彰，將會是中國葡萄酒文化推廣的重要任務。

趨勢三：葡萄酒品種差異化發展更加明顯。

隨著消費者對葡萄酒認識的加深，企業對于發展的不斷思考與實踐，“差異化”主題的不斷強化，日趨成熟的中國葡萄酒行業在葡萄品種栽培與葡萄酒酒種類的差異化發展上步伐加快，骨干企業的特色品種不斷呈現。

趨勢四：葡萄酒產區產業集群發展初具規模。

通過政府機構和民間聯合組織，組織產區內的葡萄酒企業互通有無、協助工作、組團宣傳的集群發展模式，多個產區已經初具規模，形成產區優勢，而這一發展模式今后還將得到更廣泛的應用和更深入的發展。

趨勢五：高檔葡萄酒由高價回歸高端。

高端市場已經成為本土葡萄酒品牌的必爭之地。而隨著經營與消費的理性，眾多的中國葡萄酒企業在做實質量基礎上，對其產品進行更深層價值的挖掘，從精神層面打動消費者，讓高檔酒成為名副其實的高端。而只停留在概念階段的產品，注定是要被市場淘汰。

趨勢六：東部經營優勢與西部原料優勢不斷融合。

西部地區高品質的葡萄原料得到重視，但是多數葡萄酒骨干企業集中在東部地區，葡萄酒消費也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和一線城市。隨著中國葡萄酒市場的成熟，這種優勢的融合成為必然。

趨勢七：葡萄酒運營商更加專業化。

隨著中國葡萄酒市場的發展，對葡萄酒經銷商的需求量增大，準入門檻也會提高。我們將會看到專業化的葡萄酒運營商會越來越多，葡萄酒品牌店、形象店由東南向西部逐漸鋪展。

趨勢

八：中國葡萄酒品牌依舊是中國市場的主流品牌。國產葡萄酒與進口葡萄酒的競爭將更加激烈，進口葡萄酒的增長促進了中國葡萄酒業的發展，但中國葡萄酒企業的不斷成熟與發展，以及對地域文

化的熟悉與影響，始終是國內葡萄酒市場的主流品牌

第五篇：基督教對中國的歷史貢獻

基督教對中國的歷史貢獻

(2014-05-07 15:22:36)轉載轉載 ▼

標簽： 分類： 歷史與地理

原文地址：基督教對中國的歷史貢獻作者： 1，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醫院

中國此前也許有太醫院之類的東西，但那與現代的醫院概念相差甚遠。外國傳教士在進入中國后就開始醫藥活動。利馬竇開創了傳教與醫療并重的傳教路線，法國傳教士張誠曾用金雞納霜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瘧疾，馬禮遜也曾澳門開辦西醫診所。但最早在中國建立現代意義上醫院，對中國的近代醫學產生深遠影響的是美國傳教士彼得·伯駕。

伯駕（Peter Parker）1804年生于馬薩諸塞，1831年畢業于耶魯大學，1834年被美部會派遣來華，成為基督教第一個來華傳教醫生。1835年11月4日，他在廣州新豆欄街7號的豐泰洋行內租屋開設“廣州眼科醫局”（Canton Ophthalimic Hospital），又稱“新豆欄醫局”。這是中國第一所新式教會醫院，西醫自此正式傳入中國。

1837年，伯駕在醫局內向關韜等3名中國人傳授西醫知識，使關韜成為中國第一個“西醫學醫”。從這個意義上講，伯駕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人傳授現代醫學的外國醫生。

后來的一些教會醫院在中國非常有名氣，協和醫院，湘雅醫院，齊魯醫院等至今仍然是全中國最好的醫院，雖然它們的名稱可能已經改了。

據說：西安市以眼科、婦科而聞名的第四人民醫院（四院）就是傳道士所辦。

2，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圖書館

中國古代也有藏書樓，但是其功用是儲藏，與現代意義上的圖書館大相徑庭。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最早最著名的是西什庫教堂北堂圖書館。鴉片戰爭后，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一些城市的教堂機構和教會大學中創建了一座座令中國的藏書家瞠目結舌的明顯居于先進水平的新式圖書館。其閱覽規則，圖書的管理方法和先進技術，圖書在民眾中的流通狀況和藏書利用程度與當時大清帝國的古代藏書樓狀況形成強烈的反差,對于開啟民智起了巨大的作用。

3，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女子教育

中國以前不是完全沒有女子教育，但限于富裕人家的家庭內部，且內容狹隘。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德國傳教士郭實臘的妻子在澳門收容了幾個窮人家的女孩，開辦女子讀書班。這可以說是傳教士在中國開展女子教育的最初嘗試。西方傳教士開辦的女子教育，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對當時中國社會重男輕女的封建體制是一個很大的沖擊與挑戰，它突破了幾千年來的禁錮，開了中國女子受學校教育的先河。

北京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是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機構。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曾培養出許多杰出的女子人才,1911年的畢業生丁淑靜曾擔任中華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干事;1919年的畢業生李德全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衛生部長；1920年華北女子協和大學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學中，燕京大學遂成為中國教育史上最早包括女子學生的大學之一。燕京大學在五十年代初又成為北京大學的一部分，所以當今中國第一名牌大學——北京大學亦曾得益于基督教。

除了北京的華北女子協和大學，傳教士還在南方開辦了兩所著名的女子高等學校，這就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女學的發展不只是一個單純的教育問題，而且也與一個國家的興盛有關。誠如梁啟超所說”女學愈盛，國家愈強”，女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就能”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于個人，”皆可各執一業以自養”，于國家，”保國保種”，使國富強。

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中國的所謂高等教育，如中央官學、國子監等早在近二千年前就出現了。然而這種高等教育只是相對于當時的初級教育而言，真正現代意義上的高等教育、大學的出現則是在十九世紀，并且最早的大學都是由傳教士開辦的。

基督教大學在中國的出現是在1880年前后，當時的大學主要是在教會中學基礎上添加的大學班級?；浇淘谌A的第一所大學是美國長老會在山東登州開辦的登州文會館。登州文會館原是一所小學，后演變為教會中學，1882年登州文會館正式升為學院。十九世紀中國的基督教大學共有5座，除了登州文會館外，1888年美國衛理公會在北京開辦了北京文匯書院；1889年美國公理會建立了通州華北協和大學；1890年美國圣公會在上海的圣約翰學院設置大學課程；1893年美國長老會在杭州設立杭州長老學院。

和醫院一樣,中國的基督教大學保留到今天的,仍然是當今中國最好的大學。

5，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東學西漸

大部分人知道傳教士對于西學東漸的貢獻，但是未必知道中國的論語，四書五經等翻譯成外語，介紹給全世界的也是傳教士。明清之際西方傳教士中學西傳的主要方式主要是：直接攜帶中國文獻回歐洲；選擇翻譯漢語典籍；著述評介中國文化學人的思想；以報告、書信、日記方式記述日常見聞；編著中英對照字典；編輯出版西方報刊等。1682年，柏應理帶走中國書籍400余冊。1694年，白晉代走300多卷中國典籍贈送給路易十四。其中有影響的典籍包括鄭樵的《通志》、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等，還包括明《永樂大典》和清《古今圖書集成》。漢語典籍最早的西譯是《明心寶鑒》于1590年在菲律賓譯成西班牙文，譯者就是多明我會會士高毋羨（Juan Cobo,?–1529）。“明心寶鑒”是童蒙讀物，內容主要是訓誨幼童的格言。文獻不具有經典性，具有隨意性，沒有目的性，但確是開先河的。但到了耶穌會士時期，就具有了目的性選擇性。翻譯中國學術經典，是耶穌會傳教士入華傳教“適應性”策略之一。早在利瑪竇之前，羅明堅就進行了西譯漢語經典的嘗試。1578年，他輾轉來到廣東肇慶，用拉丁語試譯了《大學》的部分章節和《孟子》。譯著雖然影響不大，但有開創之功，成為利氏等人的先行者。1661— 1662年間，郭納爵、殷鐸澤、柏應理等人，陸續將《大學》、《中庸》、《論語》譯成拉丁文，在法國出版。正是由于傳教士們的努力,中國的文化才被全世界所了解。

6，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盲校和盲文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傳教士穆威廉（Hill Murray）在北京成立啟明瞽目院（Hill Murray Institute for The Blind解放后改名為北京盲校），這是我國第一所盲校。有位中國盲教員（據說是山東人，叫朱德光；另一種說法是一們姓沈的盲教員和外國傳教士合作），將盲字排出北京話的全部音節四百一十多個，人們稱它為“康熙盲字”（也稱北京盲字“或協和盲字”）。這是最早的漢語盲文的開端.一八九八年，女傳教士岳艾美（國藉不詳）在福州成立盲校。她以拼音方法制字過一套拼寫閩南話的“福州盲字”。這種方言盲文有字母三十多個，每個音節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點符。一九一一年前后，她又加以改進，字母增加到五十三個，聲調符號七個，每個音節由聲、韻、調三個點符級成。一九二０年前后，她還提出過一些簡寫的方法，簡寫詞的前后都有空格，可以說是我國盲文有分詞形式的先聲。

7，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女留學生

最早國外留學的女子有四位，分別是金雅妹、何金英、康愛德、石美玉。

這四位近代中國最早的女留學生，從小接受教會啟蒙教育，受傳教士的培養、訓練；她們出國留學的方式同出一轍：都是由傳教士帶出國門，并且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女學成為她們出國留學的中轉站；四位女留學生前往留學的國家都是美國，在美國她們均學習醫學；留學期間，她們刻苦學習，孜孜不倦，成績優秀，享有贊譽；歸國后，她們成為職業婦女，將自己的畢生奉獻給醫學事業。這四位女留學生兢兢業業，成就卓著，既治病救人，又傳播醫學，并且培養了中國早期的醫學工作者。梁啟超說：“吾雖未識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吾以懸絕于常人，使其不喪父母，不伶仃無以自養，不遇吳格矩，不適美國，不入墨爾斯根大學，則至今必蚩蚩然憒憒然戢戢然與常女無異，烏知有學，烏知有天下，嗚呼，海內二萬萬之女子，皆此類矣?！绷簡⒊ㄟ^贊揚康愛德才智超人，從而肯定了女子上學讀書的必要性，同時也為中國眾多的女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而感到痛惜。

當然，最早的男留學生也是傳教士帶出去的，但是考慮到中國的文化背景，女留學生的出現，對于中國文化的沖擊力更大，影響更深，因此單列。

8，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英、英漢字典

1815 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在澳門為了翻譯工作，編寫了中國第一部英語學習字典《華英字典》?！度A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漢－漢英對照的字典，篇幅大內容豐，有豐富的例句及解釋，并收錄大量成語、俗語。1844年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華韻府歷階》及1847年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漢字典》都把它當作參照基礎。

9，傳教士和中國最早的聾啞學校和手語

中國的聾啞人用手語進行表達一直是隨意的，不規范，不統一。我國最早創建規范的手語并建立最早的聾啞學校的是西方傳教士。

1887年(清光緒13年)，美國傳教士梅里士在山東登州(今蓬萊)創辦聾啞學校，并搜集中國聾人手勢，同時將手指字母傳入中國。這是我國手語應用和聾人教育的開端。

10，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麻風病院

麻風病是一種可怕的疾病，以前的中國許多地方發現了麻風病人就要被燒死，圣經中基督曾經多次治愈了麻風病人，成為傳教士們的榜樣。1921年，美國傳教士愛伯特和意大利傳教士法德路等在昆明市創建云南省麻風病院，以后伯格理在云南，在以后其他傳教士在中國其他地方向及建立了麻風病院，給他些被家人，鄰居拋棄的可憐人帶來希望。

11，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現代天文學和歷法

傳教士中很多人精通天文歷算，其中最杰出者為湯若望和南懷仁。湯若望在明末參與修訂歷法，編纂成《崇禎歷書》，并制作天文儀器。清初湯若望、南懷仁相繼主持欽天監，湯若望增訂《崇禎歷書》，康熙賜名《西洋歷法新書》，后收入四庫全書改名《新法算書》。他還著有《新法表異》、《歷法西傳》和《新法歷引》等，制作了渾天儀、日晷、星球儀、地平儀、望遠鏡和地屏。南懷仁于1669年改造觀象臺，制成新儀6種：黃道經緯儀、赤道經緯儀、紀限儀、象限儀、天體儀和地平儀，并將各儀器的制法及用法繪制成圖，予以解釋，名為《靈臺儀象志》。他又把湯若望所遺《百年恒表》相繼推至數千年，名為《康熙永年歷》。

12，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幾何原本

在數學方面，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德《幾何原本》，為歐洲數學傳入中國之始。他們還編譯有《測量法義》、《對數表》、《測量異同》和《勾股義》等。利瑪竇與李之藻合編《圜容較義》等。湯若望撰《割圓八線表》，介紹平面三角，鄧玉函撰《大測》，介紹弧三角學。穆尼閣以對數表授薛鳳祚，薛氏譯有《天步真原》。

13，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世界地圖和現代地理學

在地理學方面，傳教士介紹西方地圓學說和世界輿圖的測繪，矯正了中國人天圓地方的觀念，開闊了中國人的眼界。利瑪竇曾繪成名為《山海輿地圖》的世界地圖，向士大夫們展示，并把所攜《萬國圖志》作為貢品獻給朝廷。他在《天主實義》和《乾坤體義》等書中介紹了地圓說，并把西方經緯度線測繪技術介紹到中國，開中國以科學方法測繪地圖的先河。艾儒略著有《職方外紀》，記述海外風土，利類思等著有《西方要紀》，介紹西方國土、風俗人物，物產及海程遠近。1708年康熙令白晉主持對全國實地勘測，中西學者合作，歷時11年，測繪完成全國地圖——《皇輿全覽圖》，此圖至今仍為全國各種地圖的重要根據。

14，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漢語拼音

古代沒有拼音,就使用反切,就是用兩個認識會念的字,取第一個的聲母,取第二個的韻母,拼合起來就行了。另外就是直音法。《說文解字》中對漢字的讀音常常說“讀若某”或者“某聲”，就是這種情況。例如《說文》中的“材，才聲”，意思是說“材”這個字的讀音應該讀成“才”。

利瑪竇根據拉丁文發明的二十六個聲母和四十四個韻母的拼音方案，然后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一部最早用音素字母給漢字注音的字匯，由于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成的，所以人稱“利、金方案”。“利、金方案”的出現對當時中國的音韻學者有很大的啟發。

明末學者方以智開始思考中國的拼音文字問題：“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字屬一字，字各一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前清學者楊選杞看了《西儒耳目資》大受啟發：“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為一定之法”。“利、金方案”促進了中國傳統的音韻學研究方法的革新，為反切法開辟了一條“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簡易途徑。這兩個方案是最早的漢語拼音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寫的，適合于拼寫北京音。它“引起了漢字可以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感想，逐漸演進，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

15，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反鴉片運動

大家也許都知道林則徐的戒煙運動,但是他那一把火并沒有把吸煙的危害闡述明白.鴉片開始時并部像今天這樣臭名昭著，當年它是作為鎮痛劑被發明出來的。中國人甚至給它起了一個好聽的名字“福壽膏”。許多人包括傳教士在內對它的危害并沒有明確的認識。

然而，面對煙毒在中國流布越來越嚴重，“煎膏日夜煙熏天”，“殺人不下億萬干”的情勢，傳教士們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們作調查、統計，發表論述鴉片危害、敦勸戒煙的文章，出版專門性宣傳書籍。在華新教傳教士的全國大會，也把禁煙作為主要議題之一。教中人士還組織起戒煙團體，如北京的“戒煙大會”、廣州的“勸戒鴉片公會”等，都有些影響力。光緒十六年（1890年）的新教全國大會，通過的關于戒煙的議案中，有一條即建議在全國設立禁煙總會，各地設分會，對禁煙組織的發展頗有促進作用。他們還利用教會醫療機構對煙毒患者施行戒治，不少教會醫院、診所特設此一門診業務，甚至有專設醫院。像英國新教人士德貞（J?Dudgeon）在北京從事這項醫務，成效就頗突出。有些傳教士還努力促使本國禁運鴉片，以斷絕禍源。19世紀70年代，英國國內人士組織“反鴉片貿易協會”，德貞、李提摩太等人積極聲援支持、此時已回到英國的理雅各，更直接作為發起人之一。在一次大會上，他慷慨陳詞，反對鴉片貿易，認為這是一項罪惡的交易，它使成千上萬中國人受害，也不利于英、中之間正常貿易的發展，呼吁鴉片貿易者“停止作惡，學習行善”。傳教士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最終促使英國政府通過決議使鴉片貿易非法化。

16，傳教士與中國最早的現代農業

人們都知道基督教在中國建立的著名的醫學院，但是是很少有人知道曾經還有兩所當時很著名的農學院，金陵和嶺南農學院.這兩所基督教農學院把美國農學院的教學科研推廣體制引入中國，為中國農業高等教育的發展,人才培養，作物改良及科技推廣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梅里士和倪唯斯是兩位美國傳教士，曾經將美國大花生引入山東，成為20世紀山東重要的經濟出口作物。倪唯斯還把美國歐洲日本等地的蘋果梨香蕉等與中國的本地產品進行嫁接，創造出新的品種。著名的煙臺蘋果就是這位傳教士的杰作，可惜，我們很少知道著名的煙臺蘋果是怎么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