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回頭路高考改革為何總走回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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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國青年報》

新年前夕，2010年廣東高考報名工作結束。盡管還未舉行，但這次高考注定要在高考史上留下一筆：2010年，廣東將實行新的高考方案。實行了11年的X科考試，退出了歷史舞臺。

除了廣東的師生，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一變化，更無從知曉這意味著什么。但只要翻翻高考恢復32年來的改革歷程，就會明白，廣東這次調整高考科目，實質上是宣告了被教育界寄予厚望的“3＋X”科目設置改革的終結，高考基本上又回到了文理科各考6門的“大文大理”時代。

當然，教育部門不會作出這樣的宣告，甚至還會否認這一結論，稱現在的高考還是“3＋X”模式。現在各地普遍實行的“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的高考模式的確還掛著“3＋X”的外衣，但其實質早已背離了“3＋X”科目設置改革的宗旨。

1999年2月，教育部推出“3＋X”高考科目設置改革方案，當年先在廣東試行，之后試點范圍逐步擴大，2002年起在全國普遍實行。本著“有助于高等學校選拔人才、有助于中學實施素質教育、有助于高等學校擴大辦學自主權”三項原則而推進的這項改革，最大的亮點就是“X”科目。在教育部下發的《關于進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學校招生考試制度改革的意見》中這樣解釋“X”科目：“X”指由高等學校根據本校層次、特點的要求，從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6個科目或綜合科目中自行確定一門或幾門考試科目；考生根據自己所報的高等學校志愿，參加高等學校（專業）所確定科目的考試。

有人評價，這個方案的最大特點是開放性，高校和學生都可以自由選擇考試科目。但在實踐過程中，大部分省份都選擇了“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模式，所謂綜合，不過只是3門課程的拼盤而已。

只有廣東和河南采用過改革設計者最推崇的“3＋大綜合＋1”的方案，但河南只實行了3年便改為“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模式。據中國青年報當時的報道說，雖然教育部門和教師都認為“大綜合”有助于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避免學生偏科，但客觀上加重了學生負擔，9門課程都要考，各科老師都想方設法擠占學生的時間。

此后，改革先鋒廣東一直孤獨地扛著“3＋X”的大旗，但2007年，該省也最終放棄了“大綜合”，改為“文科基礎或理科基礎”，隨著2009年高考的結束，在一片批評聲中，被認為最能突出個性的“X”科走到了終點。

現在35歲以上參加過高考的人可能都還記得當年的高考科目，文科考6門，理科考7門，除了文理科都必考的數學、語文、外語和政治外，文科還要考歷史和地理，理科要考物理、化學和生物。這一模式從1977年恢復高考一直沿用到1992年。如今的“3＋文科綜合／理科綜合”和這一模式貌似不同，但對于考生而言并無太大區別，文科綜合是歷史、地理和政治共用一份試卷，理科綜合是物理、化學和生物共用一份試卷。至此，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高考科目改來改去，又回到了老路上。

其實，高考恢復32年來，高考改革沒少走這樣的回頭路。2007年，在紀念高考恢復30周年的時候，包括中國青年報在內的媒體和一些研究者曾經對此做過梳理。

比如，肩負著“打破一考定終身”使命的春季高考，2000年開始在北京和安徽試點時，曾經備受關注和期待，可走過10個年頭之后，春季高考已經無聲無息。當年參與試點的省份，只有上海還在堅守。前不久，上海媒體報道說，2010年上海春季高考招生計劃數為580名，比2009年又減少了三分之一左右，再創新低。而2009年春季高考,考生實際報到率只有 22.22％。

標準分制度，也是在廣東率先實行。在當時的國家教委極力推廣下，全國有不少省份也逐漸采用了這一制度。但由于換算復雜，家長和考生意見較大，這些省份又陸續改回了原始分。2007年，先行者廣東也走了回頭路，改回原始分。目前，全國只有海南一省還在使用標準分制度。

高考英語增加聽力測試也是1999年發起的新一輪高考改革的重要內容，旨在引導中學英語教學重視聽說能力培養。廣東也是最先試點，2003年在全國普及，但因為聽力測試實施過程中事故頻出，所以2005年起出現了部分省區取消或淡化高考英語聽力的現象。

這種從終點又繞回原點的改革還有保送生制度、廣西的二次高考等。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劉海峰在回顧高考恢復后的改革進程時曾總結道：和技術相關的改革，大部分比較容易取得成功，而制度性的改革往往歷經反復，走的是比較曲折的路。

俗話說，開弓沒有回頭箭，高考改革時不時要射出回頭箭，難免傷及自身。江蘇被認為是高考改革最頻繁的省份之一，從該省考出來的江江和劉璐都戲稱自己是拿來做實驗的“小白鼠”，并認為高考套路的變化影響了自己的高考成績。

而處于高考這座獨木橋兩端的中學和大學對于高考改革也是怨聲載道。譬如，在“3＋X”改革前，有段時間高考科目設置是“3＋2”模式，文科不再考地理，理科不再考生物。在指揮棒的引導下，中學自然把地理生物打入冷宮，這兩門課程的任課教師只能賦閑。“3＋X”實施后，很多中學一時間難覓教師，又急慌慌去師范院校對口專業找人。而生物在高考中的缺席則嚴重影響到大學生物系的招生和生命科學的持久發展，以至于1996年8月，71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聯名呼吁務必重視生命科學，提出“必須立即恢復理科高考中生物學應有的地位”。

高考改革為何如此曲折反復？2007年,中國青年報在紀念恢復高考30周年的特刊曾經刊文分析說：掌握話語權的精英階層和由民間呼聲構成的大眾力量都在推動高考改革的試驗，但“‘呼聲’常常只代表某一個利益階層的愿望，它不太可能有完整的系統性考慮，在‘呼聲’推動下的改革，比較容易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式的，決策偶然，上馬倉促，轟轟烈烈推出，撐不了幾年，悄無聲息結束”。

2009年，要求改革高考的呼聲仍不絕于耳，各種版本的民間改革方案也紛紛出籠，據說，正在起草的《中長期國家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也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看來，新一輪的高考改革又將啟程，在此，有必要提醒改革的設計者和決策者，好好總結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不要反復折騰。比如，今年全社會都在討論“高中是否應該取消文理分科”，事實上，在推行“3＋大綜合＋1”高考模式的時候，廣東和河南都取消了文理分科，但最終沒能成功。個中原因，社會大眾可以不探尋，但改革者必須深究。

正如中國青年報2007年的報道所指出的：“對國家和考生來說，需要的是思路清晰、目標和路徑對位的改革，而不是為了改而改。”

各路諸侯圍攻 高考巋然不動

高考改革方案層出不窮亮點少

2009年年底，北京大學高考招生“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在一片爭議聲中落下帷幕。全國各地被推薦的90名學生全部入圍，在今年年初就要進入北大為自主招生準備的冬令營。時間倒流：2009年11月以后，76所有自主招生權的高校提前拉開了高考前爭搶優秀生源的大幕：四川大學緊隨北京大學，宣布也要試行“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清華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5所首批“985”高校在更早的時候宣布五校聯合自主招生??

官方的高考改革方案在2009年12月也密集出臺。北京、黑龍江、吉林、陜西、湖南五省市2007年開始實行高中新課改，2010年這批學生進入高三，2009年年底它們相繼公布了自己的高考改革新方案。

實際上，從去年年初開始，呼吁高考改革的聲音就從來沒有停止過：1月初，《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向民間廣泛征求意見，高考改革就是其中的熱點，各種聲音被迅速反饋到“綱要領導小組”；夏季來臨的時候，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繪制的“民間高考改革方案”出爐，并被送至“綱要領導小組”。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帶領一批人也在對高考制度進行反思。

這一年，來自民間的、官方的、高校的，大大小小的涉及高考的改革方案絡繹不絕，各方都在為高考改革建言獻策。綜合比較不同版本的方案，改革的核心似乎都指向一點：改變一考定終身的傳統模式，實行多元化的人才選拔方式。

遺憾的是，這一年，盡管高考改革的熱度不斷升溫，來自不同方面的政策與聲音不斷涌現，但是依然延續過去的路數，并缺少亮點。

民間方案：有理念，可操作性不強

民間對高考的議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有不滿意者，把現行的高考制度批得體無完膚，甚至強烈呼吁取消高考，取消教育部；也有不滿意卻認可現實者，認為按照中國現階段國情，高考制度是最公平的人才選拔方式。各方對高考改革的建議多，卻無整體方案。

去年6月，繼2007年給出一個初步的高考改革方案后，21世紀教育研究院公布了一個更詳盡的民間版高考改革方案。這個民間方案有兩個宗旨，一要“以學生為本”，二要促進教育公平。

與其他民間高考改革建議不同，這套方案的設計者希望突出可操作性，但實際上，方案依然過于理想化：它希望打破現有的高考利益集團的平衡，而這個平衡卻不是教育部門一家可以決定的。

比如，民間方案明確提出降低英語分數的權重，提高對母語的要求。但它的執行難度相當大。一位曾經參加過某省自主命題的老師說，有一年，教育考試部門曾經有過降低英語權重的想法，并拿出方案討論，最后因反對聲音太大，以失敗而告終。究其原因，簡單得不能再簡單：靠英語吃飯的人太多了，誰愿意丟掉這個大飯碗呢？

多元化的人才選拔方式是這套方案的重心。方案提出，要實行多軌道、分層次的統一考試，將高考科目分為多種組合，包括普通文科、理科、工程技術類、生物醫學類等，每科考試內容區分不同難度，考生可根據自己的學習興趣與能力，選擇不同類別、層次的考試。研究型大學、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職、專科院校，可分別采用不同的考試科目。

方案忽略了一個客觀事實：人往高處走。無論是學生和家長都希望能進最好的學校學習，他們不會僅僅把自己定位在普通本科院校，或者說，把自己定位為工程技術類就不考理科或者生物醫學方向。他們都希望有更多的選擇。按照這個方案，學生的考試成本會大大增加。

方案也提出院校錄取方式的多元化，設計了“全國學業能力水平測試＋高校自主招生”模式、“統一學科知識考試＋集中錄取”模式、自主考試等不同模式。不同層次的院校可采取不同的錄取模式，放大了高校的選拔錄取權。

這個主意不算新。在2008年年底，浙江省提出自己的新課改高考方案中，就有類似的制度設計：對報考一本、二本和專科院校的學生，在三門主科相同的背景下，設置不同的附加科目的選擇方案。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帶著一個團隊，從憲法的角度去考慮大學招生制度。他認為，憲法第33條規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在廣義上國家的任何公權力機構不得對公民給予沒有正當理由的區別對待。但是現行的招生指標體系違反了憲法平等的原則。最簡單的事實是，各個高校在決定各省的生源比例時，都在為照顧本地考生提出一個可以接受的站得住的理由。

“中國各地的高校招生都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囚徒困境’。”張千帆說。他認為，在普遍歧視、人人自危的現實環境下，任何放棄自我保護、實行地域平等的省市顯然都是“傻瓜”。無論是地方高校，還是部屬院校，除了沒有太多人關心的民辦大學之外，每一所高校的招生方案都是地方保護主義的翻本。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的徐顯明曾經試圖改變這一狀況，并在2006年提出“中國政法大學不是北京的政法大學”這樣響亮的口號，建議根據各地人口的多少來配置高校在各地的生源數量，但是當年，中國政法大學在北京的招生數量也只是略有減少。

在張千帆看來，招生體制改革需要中央出手。這聽起來有些不“與時俱進”：就高考而言，中央逐漸放權給地方，自主命題的省份越來越多，高校自己確定每年的招生人數。中央所做的，主要是確定當年全國的招生人數并進行總量控制。

依然是民間高考方案的理想狀態：讓更有力的部門來打破已經形成的高考利益平衡。當高考已經集中了太多的關注，尤其是越來越多的政府部門在年終總結時，都把高考當作自己的一項政績的時候，一旦這種平衡要被打破，被損害的利益群體，比如說，減少北京、上海這些高教資源集中的城市的招生名額，當地如何安撫利益受損的本地考生？

官方方案：保守地前行

2004年，廣東、海南、山東和寧夏四省區率先開始高考新課改實驗。2007年，四省區執行了新課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2009年底,北京、黑龍江、吉林、陜西、湖南也相繼公布自己的方案，至此，全國有15個省市區公布了新課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

縱觀這些實行新課改省份的高考改革方案，其宗旨與民間改革方案基本一致：改變一考定終身，實行多元化的人才選拔方式。

2007年，廣東、海南等4個省區的高考改革方案基本奠定了以后改革方案的基礎。在這一年，從科目設計而言，寧夏的科目設置是3＋小綜合，山東是3＋X＋1，海南是3＋3＋基礎會考；寧夏、廣東和海南都把綜合素質評價列入參考行列。海南則規定，基礎會考的成績有10％計入總分。

這個基礎會考，在以后各省市區的方案中基本都被稱為學業水平測試。在2008年江蘇的方案中，學業水平測試均按等級劃分，分ABCD4個等級。4門必修科目必須達到C級以上才能參加高考，兩門選修科目必須達到B級以上才能報考本科。

這套方案在江蘇引起軒然大波。據中國青年報報道，從江蘇省來說，2008年參加高考人數為50.8萬人，一本招生人數4．1萬名，二本6萬多人。全省達到二本要求的2B資格考生共有183594人，占總考生人數的36％，也就是說，64％的考生因為在選測科目中失利，直接被攔在了二本之外。

在進入錄取階段，新方案就遇到了麻煩。錄取進行到一半時，江蘇省教育廳緊急修改錄取方案，規定1A、1C的考生只要進入投檔線就可以投檔，只要總分達到了學校最低錄取線，學校必須無條件錄取。為了解決一部分A、C型考生，教育部緊急追加了近5000個錄取名額，才解決了改革帶來的問題。

隨后，實行新課改的各地在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時，都吸取了江蘇的教訓，對學業水平測試的成績進行不同的規定，一般都是分級以后，達到一定級別就可以報考相應的高校，而不是像江蘇那樣復雜的計算。

各地在小心翼翼地進行著高考改革的創新：2008年，福建在提出下一年的改革方案時，把省屬“211高校”也納入自主招生的試點范圍。高職高專則也在學業水平測試的基礎上進行自主招生。這一年浙江的方案則把一本、二本和專科的錄取標準進行區分，除了語文、數學和外語3門主課及綜合素質評價都是一樣的之外，一本和二本都要求考文綜或理綜，專科則是技術類，一本還增加了一個自選科目。

縱觀2009年五省市新公布的方案，基本是前三年10省市區方案經驗的累積和延續，并無創新之處：所有的科目設置都是一種類型：3＋文綜或理綜＋學業水平測試＋綜合素質評價，而最能體現多元化評價方式改革的綜合素質評價部分，各省基本都采用了相同的做法：不記分，供高校錄取時參考。

黑龍江省對重點高校有放權，允許他們在高考基礎上，以綜合素質評價和高校的自主考試做參考，自主招生的學校可自行規定學業水平測試和綜合素質評價的等級。陜西的做法是高校可以對學業水平測試和綜合素質評價有自己的要求，但是在招生中必須說明。黑龍江、北京和湖南則都對高職招生進行改革。湖南效仿福建的做法，把自主招生的范圍，從部屬高校擴展到省屬“211高校”。此外，湖南今年實行平行志愿。

有人評價，高考改革并沒有邁出實質性步伐。上述改革的所謂“三位一體”錄取，仍是將原來的高考科目拆分與重組，但集中錄取制并沒有變，學生與高中仍以分數為最高奮斗目標。

高校方案：基本與農村考生無關

高校能在高考改革中有作為的余地不大。實際上，現在對高考改革有發言權的，主要還是76所擁有自主招生特權的一本院校。2010年，這個數字增加到80所，教育部又新增了云南大學、廣西大學、貴州大學和蘇州大學4所大學的特權。

這個“特權”涉及的群體不大，按照規定，自主招生的比例不應該超過高校每年本科招生人數的5％。這個改革如同官方和民間的改革方案一樣，也是在給多元化人才選拔模式探路。

去年年底，這個探索到了白熱化的階段：擁有自主招生權的高校各出奇招延攬人才，名校對尖子學生的爭奪提前開始了。

最先出彩的是上海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5所高校招生部門聯合宣布，5校將在2010年高考自主選拔錄取中展開合作：5所高校在協商確定命題思路和要求的基礎上，共同委托專家組完成部分筆試科目的命題和閱卷工作，而報名和面試仍由各校獨自完成。對考生而言，這個方案的最大好處減少了折騰成本：只需在本地參加一次考試，就有機會獲得這5所大學中至少兩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資格。

武漢大學今年就規定，高

一、高二學生也可以參加該校的自主招生考試和面試，如果獲得入圍資格，則校方承諾為考生保留這一資格1~2年時間。也就是說，當該考生進入高三后，不必再參加該校當年的自主招生，就能順利入圍，通過高考就可以被該校錄取。華中農業大學2010年的自主招生考試中取消了對往屆生報考的限制，應屆和往屆學生均可報考。而最吸引人眼球的就是北京大學推出“中學校長實名推薦制”。這個模仿國外高校實名推薦制的做法，一經推出，就引起軒然大波：一方面有人在為北大的改革叫好，更多的則是擔憂的聲音：現階段，國內的信用體制不完善，又是典型的人情社會，中學校長們如何能抵制住來自各方各面權錢的壓力呢？

北大的校長推薦制每到一個階段，都會引來輿論的關注，公眾要看看這個實名推薦到底推薦了什么人？名單結果出來了，引來一聲嘆息：中學校長們小心翼翼，學習成績依然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桿，最后仍然以推優為主。

四川大學在北大之后，也宣布實行中學校長推薦制，不過它聲明，更傾向推薦偏才怪才。四川大學的自主招生方案還在執行階段，最后用什么衡量方式去錄取那些不在正常招生體系范圍內的人才還不得而知。

有統計說，隨著自主招生高校不斷增多，自主招生名額在各高校招生計劃中所占比例也越來越大。通過自主招生考試跨入大學門檻的考生也在6年間翻了6番。

全國有近2000所高校。自主招生所占的名額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但是這個制度從執行之初，傾向性就很明顯：這個政策基本與農村學校無緣，與農村考生無緣。

從2003年教育部決定在22所高校開展自主招生試點開始，各個高校謹慎地選擇參與自主招生的中學。最保險的，當然莫過于直接選擇那些一直是生源大戶的高中，而這些中學，在各地，基本都是城市的重點中學。當年，中國政法大學要求，選拔對象必須出自省級以上重點中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把范圍縮得更小，指定了若干所中學。實際上，為了慎重起見，當年幾乎所有的試點高校在生源上都是一種選擇——由指定的重點高中推薦。

2006年這種推薦到達“極致”：復旦大學的舉動被稱為創高校自主招生的“破冰之旅”，符合條件的上海學生可以自行報名，只要通過專家組的面試，就可以成為復旦的學生，盡管他們必須參加高考，但是成績對他們的錄取沒有影響。

這一年的結果是，復旦大學錄取的298名學生絕大多數來自上海各重點高中，來自普通高中的學生所占比例很低。而同樣進行自主招生的上海交通大學錄取的300名幸運兒中，無一人不是重點高中學生。

為了彰顯公平，很多學校都紛紛表示，中學生還可以選擇自我推薦或者老師推薦的途徑。問題是，這個看似公平的政策對農村學生卻毫無意義：這套在城市里尚顯時髦的推薦制，農村地區如何學得來呢？就算老師推薦，重點高校會認可一所農村普通中學沒有名氣的老師的推薦信嗎？自主招生也是要算經濟成本的。在推薦信之外，入選的學生還要到各地去參加各種形式的考試，要準備路費，食宿費。對農村學生而言，這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一位資深教育記者感慨：這是城市化過程中必須付出的成本。

幾位在教育界工作多年的資深人士表示：2009年高考方案這么多，卻讓人失望，大家不過是在重復過去的老話題。他們希望《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盡快出臺，能從國家層面給高考改革更多的制度支持，早日讓有才者通過各種渠道彰顯才能，讓高考不再成為百姓的負擔。

第二篇：科爾奈：改革不要停步!不要走回頭路!

科爾奈：改革不要停步！不要走回頭路！

2013年12月23日

高層應從基層的經驗和討論中學習經驗教訓，不要攻擊任何非常規的實驗---它們或許是錯誤的，但也可能是正確的。中國還應該學習國外經驗，它一直擅長與此。這與“民族自豪感”無關。美國的諾獎得主要比中國多，偉大的革命性創新也要比中國多。為什么呢？我們需要研究兩國在生活、經濟、政治生活和教育等各個領域里的制度差異。

雅諾什·科爾奈

世界著名匈牙利經濟學家，匈牙利科學院院士，瑞典科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榮休教授，以對共產主義國家的計劃經濟的批評和分析著稱。他的《短缺經濟學》等著作在1980年代對中國知識界有很大影響，對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

編者按：

由鳳凰網、鳳凰衛視聯合主辦的“2013鳳凰財經峰會”將于12月26日至27日在北京國貿三期酒店隆重舉行。

本屆財經峰會繼續秉承“思想解放市場”的旨歸，以“重塑市場力量”為主題，關注后十八屆三中全會時代中國市場化改革方向，以及中央工作會議后中國改革政策的落實，屆時將有包括兩岸三地、國內外政商學界近百名精英人士齊聚北京，為中國市場化改革建言獻策。在鳳凰財經峰會即將召開之際，特推出“思想解放市場”系列訪談。本次嘉賓為科爾奈。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深入研究者，科爾奈思想曾對80年代的中國改革之路起到了很大影響。為此，12月5日，鳳凰財經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專訪了科爾奈教授。在談到中國下一步的經濟改革時，他認為中國需要的是廣泛討論和細致的準備。在為合理決策做好認真細致的準備的同時，討論也并不意味著猶豫不決，或止步于現有成就，或者倒退！他認為最理想的狀態是：懷著堅定的決心大步向前。

對于國企改革，科爾奈教授認為，市場經濟中的國企只是過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態。只有個別國企可以作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國企“遲早”都將消失，國企不適合功能健全的市場經濟。科爾奈表示，更重要的事情是推動私營部門的發展，而不要利用特殊補貼、支持和免稅政策等，人為地推動國有部門的擴展。因為依賴公共部門的擴張、國有企業和國家投資來發展經濟是一種低效且失之偏頗的解決方法。相反，科爾奈教授認為，私營部門和私人投資在自然進化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這樣可以通過自然進化，健康地降低國企的比重。科爾奈還表示他最希望告訴中國人的話是：“自“巴山輪會議”之后的32年里，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且在沿著正確的方向開展改革。不要停止前進的腳步！不要走回頭路！

沿著現在的方向繼續前進！”對中國的進一步改革提出了殷切的期望！

不要停止前進的腳步

鳳凰財經：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拜讀您的《短缺經濟學》以來，您就成為學界的知名人物。這本著作里提到的許多概念為中國學者思考中國自身的問題提供了一個恰當而又全新的分析框架，如短缺經濟、投資饑渴、擴張沖動、父愛主義和軟預算約束等。當時，“科爾奈熱”席卷了整個中國經濟界。時至今日，您如何看待這個現象？

科爾奈：我很榮幸能對中國有所貢獻。現在中國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有些現象依然存在，如擴張沖動、投資饑渴和軟預算約束等。我研究了有關中國的文獻和數據后，發現擴張是主要問題之一。中國的投資率可能過高。企業融資中的信貸比重太大，導致企業杠桿率高于正常水平。不良貸款作為軟預算約束的一種表現形式，也困擾著中國經濟。

與此相對，短缺等現象雖然不再是整個經濟的特征，但在部分行業里仍未根除（如在醫療衛生部門，市場尚未發揮作用、價格仍受行政管制）。

鳳凰財經：對于中國的青年人來說，“短缺”是一個非常遙遠、陌生的概念。他們永遠無法想象短缺給人們造成的生理和心理傷害。關于這個問題，您想對他們說些什么？

科爾奈：問問你們的父輩什么是短缺！或者閱讀記錄這些苦痛的書籍！在東歐人民的記憶里，短缺意味著面包鋪或肉鋪前長龍似的隊伍，意味著等待很多年才能買車、安電話或者拿到單位分房。

鳳凰財經：1985年夏天，您第一次訪華，并參加了影響深遠的“巴山輪會議”。這次會議對于中國學者和主管經濟的官員來說，無異于一場前所未有的啟蒙。如果中國再次邀請您參加同樣意義重大的學術會議，您最想說些什么？

科爾奈：我想說的太多了，希望能在這個訪談里好好聊聊。

但是你說過要挑出“最想說的”。你想要一個簡明扼要的答案，那么我想說的是： 自“巴山輪會議”之后的32年里，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且在沿著正確的方向開展改革。不要停止前進的腳步！不要走回頭路！沿著現在的方向繼續前進！

市場經濟中的國企只是過渡，遲早會消失

鳳凰財經：您認為，經濟增長不會自動地引發體制改革。您如何評論中國目前的經濟改革？許多人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在過去的十多年里進展相當緩慢？您是否認同這種看法？

科爾奈：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提醒一點。

我生活的地方距離中國十萬八千里。盡管我在努力追蹤其發展軌跡，但我仍然是個局外人。中國有杰出的經濟學家。他們深入地分析了中國經濟，這是他們的任務。我認識到自己的局限性，而且缺乏內部信息，所以在給出我的評論時，我應當保持謙虛。

現在回到你的問題上，我的答案是：“我的確感到中國的制度改革在放慢腳步。”

我完全同意在制度改革方面應采取漸進主義，因為“大躍進式的制度改革”可能造成嚴重破壞。中國需要的是：廣泛討論和細致的準備。

在這里，我又回到了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問題上。這是與人民廣泛開展討論和磋商的必要條件，最終為合理決策做好認真細致的準備。

在很多情況下，可以先進行地方試點，對結果進行評估后再考慮是否可以推廣至全國。但是討論并不意味著猶豫不決，或止步于現有成就，或者倒退！最理想的狀態是：懷著堅定的決心大步向前。

鳳凰財經：在過去十年里，中國的市場活力有所減弱，國進民退。國企改革始終沒有新的說法，讓人感到失望。您對此有何評論？

科爾奈：國家在經濟運行方面的作用至關重要。它應該維持并強化自身的角色。國家掌握著不少工具，但是旨在生產產品和提供服務的國有企業并不是合適的工具。市場經濟中的國企是過渡型，而非永久性的形態。只有個別國企可以作為特例零星存在，其他國企都將消失。國企不適合功能健全的市場經濟。

這“遲早”會發生，只是我不知道究竟要等多久。與此同時，對國企制定規則固然重要，但不能為此集中太多精力。更重要的事情是，推動私營部門的發展，不要利用特殊補貼、支持和免稅政策等，人為地推動國有部門的擴展。這樣可以通過自然進化，健康地降低國企的比重。

我知道中國處于粗放式增長向集約式增長過渡的新階段。依賴公共部門的擴張、國有企業和國家投資來發展經濟是一種低效且失之偏頗的解決方法。私營部門和私人投資在自然進化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除了國家“看得見的手”以外，還要有市場“看不見的手”。

鳳凰財經：與此同時，中國的土地改革舉步維艱，幾乎沒有什么進展，讓人感到沮喪。土地產權的歸屬仍然不明晰，土地要素的流通仍未放開。您認為這種緩慢的土地改革是否會阻礙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

科爾奈：恐怕我不能給出一個足以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不了解中國的農業問題，不過我想根據自己對產權的基本立場談點看法。在任何地方，產權的不確定性都不利于經濟發展。如果產權非常明晰，那么就能更有力地激勵人們高效使用資產，這意味著所有者有權自由地決定購買、出售、出租土地或將其所有權轉讓給繼承人。

產權不清晰帶來的危險是：使用者在短期內最大限度地開發土地，給長遠發展帶來嚴重后果。

中國缺少引導人們自由思考的教育

鳳凰財經：您還研究了“過剩經濟”這個概念，深信“創新是過剩經濟優于短缺經濟的首要特點”。在當今中國，我們可以發現“過剩經濟”的各種表征，但強有力的創新尚未變

成現實。您如何分析和看待這個問題？

科爾奈：1999年訪華時，我被帶到商店里逛了逛。當時我的反應是：“短缺經濟不復存在了！我要寫一本新書《過剩經濟》。”之后我的確完成了這本書，還在其中記錄了這段插曲，它是我的靈感來源。

“過剩經濟”指商場里擺滿物品，供應極大豐富，產能過剩。譬如，眾所周知，全球的汽車業都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

過剩導致銷售者相互競爭。這是非常健康的，因為它有力地激勵了創新。

創新有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制造出革命性的新產品，如復印機、個人電腦、盤尼西林等。誰是第一個使它們實現商業化的人？第二個層面：追隨者對這些革命性產品進行改造，并將它們推廣開來。

中國在第二個層面上已經非常出色了！創新產品得到迅速的推廣應用。過去我夫人一直在用美國或日本產的電腦，現在已經改用中國品牌了。

相較而言，中國在第一個層面的表現沒那么突出，或許我不太了解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中國缺少什么？”中國的研究者應該能夠找到答案。

對答案的猜想之一是：“中國缺少引導人們自由思考的教育”。中國的教育要求學生循規蹈矩、聽話順從、人云亦云。中國人應該用開放的心態接納新觀點。

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是正確的改革方向

鳳凰財經：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并在會后發表了公報。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改革是限制了政府“看得見的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您對這種轉變有何評論？

科爾奈：我深信這是正確的改革方向。

協調人類活動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新的信息通訊技術日益復雜。很難再用國家“看得見的鐵手”從中央控制這個過程。相形之下，市場“看不見的手”更加精確微妙，在協調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要更合理地利用信息，加大激勵力度。

除了這些總體指導原則以外，很多問題取決于具體細節。國家與市場之間怎樣分工？國家應承擔哪些具體任務？國家要采用哪些方法和工具？

這就像婚姻：國家和市場同居一個屋檐下，發生摩擦在所難免。丈夫和妻子之間發生些口角不是什么大問題。幸福的婚姻需要相互取長補短——你做你能做的，我做我能做的。而在失敗的婚姻里，雙方無休止地爭取主導權。他們沒有糾正彼此的錯誤，反而將它們放大，由此形成惡性循環，導致危機不斷加深。

這兩種情景在我周圍的夫妻身上都有所體現。更重要的是，我從匈牙利等東歐國家的改革經歷中也觀察到了它們。

鳳凰財經：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將專門組建一個高層團隊來設計和協調中國改革開放的“大變革”。這個改革協調小組有望推動反腐敗工作。二十年前，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就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中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市場經濟體系。在您看

來，中國是否需要這樣一個中央領導小組來協調新一輪改革？在您看來，如何將基層創新和頂層設計結合起來？

科爾奈：這個主意看起來很不錯：建立一個高層智囊團來制訂深化改革的戰略。我確信中國有不少杰出的經濟學家準備加入這個團隊。

最佳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戰略，同時配合自下而上的改革行動，就很值得鼓勵！不要擔心偏離之前的狀況。要解放思想，發揮主動性。要設計全新的制度。要勇于開展實驗，甚至不要怕犯錯誤。開展小范圍或廣泛討論。

中國需要打造一個鼓勵政策辯論的環境。

高層應從基層的經驗和討論中學習經驗教訓，不要攻擊任何非常規的實驗---它們或許是錯誤的，但也可能是正確的。

中國還應該學習國外經驗，它一直擅長與此。這與“民族自豪感”無關。美國的諾獎得主要比中國多，偉大的革命性創新也要比中國多。為什么呢？我們需要研究兩國在生活、經濟、政治生活和教育等各個領域里的制度差異---這會為找到答案提供一些線索。建筑設計可以將最現代的西方文明與中國傳統結合起來，制度改革亦是如此。

舊體制不僅導致經濟問題，還粗暴侵犯人權

鳳凰財經：您認為東歐嘗試建立的市場社會主義和中國當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之間有何異同？

科爾奈：我們探討國企時已經部分地涉及這個問題。當然，兩者在很多方面存在根本性區別。

東歐國家都是中小經濟體，而中國是龐大的經濟體。東歐國家或強或弱受蘇聯的支配，而中國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東歐國家在外貿方面的問題與日俱增，不斷積累外債。中國目前擁有高額順差，迄今為止在出口方面非常成功。

東歐國家作為改革先驅，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供借鑒。而它們和蘇聯的成敗經驗可以為中國所用。雖然存在諸多差異，但1990年前的東歐和如今的中國仍然表現出基本的相似之處，如相似的政治結構；對于未解決的問題采取相似的實用辦法。雙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實用主義”。不“教條主義”，即虔誠的個人基于信仰做出決策，但是，在當時的東歐國家（正如在中國一樣），更重要的是，這些實際任務需要什么？

兩者的相似點還表現在：國企的規模和影響力巨大，但是靈活性和創新性遜于大型私企。雙方領導人面對的困境相似。他們深度干預市場，他們猶豫不決，容易反應過度，但也能認識到自己應該扮演的角色。

鳳凰財經：兩年前，您發表了一篇文章探討東歐巨變的影響和引發的問題，其中您談到“在后社會主義國家，極端主義者使用，或者說濫用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權利來攻擊人權和自由的根基。不幸的是，全球金融危機提供了滋生此類行為的溫床，并且為暴政鋪平了道

路。”您還寫道：“請記住魏瑪共和國的歷史。”現在您對此的擔憂有所緩解還是繼續加深了呢？

科爾奈：是的，我對此的確很擔憂。這并不僅僅是匈牙利或東歐國家的問題，而是涉及整個歐洲。極端右翼黨派在許多國家的議會逐步占據上風，甚至包括歐盟議會。

他們憎恨言論自由，傾向種族主義、排猶主義、反吉普賽主義。而且很多國家排斥移民。我不想夸大其辭。納粹黨徒不可能立刻占領政府，所以我們無需驚慌，但是我們必須保持警惕！

鳳凰財經：您曾經指出在改革進程中，許多人會非常懷舊，容易重拾官僚治理和平均主義等臭名昭著的意識形態。我們應該如何排解這種懷舊情緒？

科爾奈：這是真實存在的。可靠的調查表明，在社會經濟轉型的十年至二十年后，相當一部分民眾非常懷舊。

記憶并不可靠，會扭曲事實。蘇聯解體后，市場改革階段同時出現了贏家和輸家，特別是那些在集中計劃經濟中擁有鐵飯碗，但在市場經濟中失業的人群。

由于存在不確定性，所以輸家感覺到自己的境遇每況愈下。在過去的體制下，他們更有安全感。

記憶不可靠，那么能做些什么呢？更清楚地解釋舊體制的問題所在。它不僅導致經濟問題，還粗暴地侵犯了人權。

當然，主要問題不是校正人們的記憶，而是改善現狀，即提高社會安全保障，讓更多人享有教育和衛生服務，加大對貧困人口的關注，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加強對人權的保障。

真正的友誼

鳳凰財經：您還寫道：“中國和匈牙利相距萬里，歷史和文化迥異，但對我來說，中國就像是個老朋友。”除了曾經相似的官方意識形態和計劃經濟體制以外，您還遇到許多志趣相投的中國朋友和出色的門生。您能講講與中國學者之間最難忘的友誼嗎？

科爾奈：我非常有幸遇到許多中國朋友。

我清楚地記得36年前，1981年在希臘舉行的會議上，我們探討了剛剛出現的短缺經濟學。我與蘇聯經濟學家Khatchaturov展開了辯論，還在公共辯論后與中國代表吳敬璉進行了討論，結果發現我和他的觀點非常相近。比起冷酷、刻板、教條的蘇聯經濟學家，吳敬璉更加開明。他對匈牙利的經驗非常感興趣，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實生活中遇到中國經濟學家。我們之間建立起真正的友誼，我非常敬佩他。

我在哈佛大學教過幾位中國學生。我們之間并沒有拘泥于師生關系，而是建立起真正的個人友誼。讓我自豪的是，他們成為了杰出的經濟學家。2005年我在自傳里選用了與四個最優秀的學生在香港拍攝的照片。當我通過電視再次聯系到他們時，心里曖曖的。

第三篇：大學畢業致辭為何總令人感動

大學畢業致辭為何總令人感動

作者：劉志權

每年到了畢業季，高校的畢業致辭，已經成了各大媒體的一道靚麗風景線。也的確每每有精彩的致辭，打動公眾的心。這是有原因的。

大學畢業，人生觀已經基本成型；其中大部分人，從象牙塔開始走向社會。因此，大學畢業典禮，不同于小學或中學畢業。離別與開始的分野，使之更像是真正意義上的成人禮。對老師而言，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每年這個時刻，看著眼前這些意氣風發的青年，總依稀晃動著自己青春的影子。這種親切之感，多少如同父母送游子遠行。

因此有了畢業致辭。致辭者，有大學校長，有教授，或者德高望重的校友嘉賓。他們不同于父母處，在于作為知識階層，對人生的宏觀思考可能會更多一些。在有限的時間，有機會作最后的贈言，自然會少些兒女情長，多些世界觀的思考——因為人生旅途漫長坎坷，與其贈與細枝末節的行囊，莫如給學生以指引航向的地圖。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大學道統薪火相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知識階層如何融匯理想與現實的智慧結晶。不同的致辭者，風格或莊或諧，或“潮”或“接地氣”，其實無關作秀，無非是思想所著的不同外衣而已。

今年的畢業致辭，越發振聾發聵，廈大鄒振東教授呼吁，“永遠的批判精神”；南大吳俊教授強調南大化入日常的道德操守和文化定力；政法大學王涌教授“英雄”的呼聲則引人深省——做心靈的英雄、思想的英雄和行動的英雄??所有這些，歸根結底，都是在重申那些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被無數次踐行過的真理：完善自己、守護自己、做自己。

在不少人感喟道德滑坡、價值缺失的當下，民眾對高校畢業致辭的熱衷，多少讓我們感到欣慰。一方面，它表明盡管某些大學的現狀不盡如人意，但現代大學的精神

傳承，并沒有被時代所摒棄；另一方面，也說明“生活中不止有茍且”，人們在低頭看路的同時，“仰望星空”的情懷依舊有較強的民眾根基。

當然，說與做，并不是一回事。一次致辭，無論多么精彩，也不可能解決現實中的問題。走上社會的學生們，注定了將面臨現實風雨的洗禮；即便是他們的導師，何嘗不經受著理想與現實的抵牾？悲觀激憤如上世紀二十年代的魯迅，對做青年導師懷著復雜而矛盾的心理，但他還是對青年飽含希望，他說：“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

現在的社會，已經迥然不同于魯迅時代。走上社會的年輕人，不妨大膽結伴上路。如果遇到坎坷和迷惘，不妨稍作停駐，從行囊里拿出今天老師所贈與的人生地圖，也許會回想起遠方的母校，從而增添前行的力量。

第四篇：有關高考改革

高考改革的“路線圖”要選好試點逐步推進

[導讀]在2013年3月7日全國人大教育界別聯組會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曾表示，高考制度還是要堅持，因為完全取消了高考，會讓當官的、有錢的占便宜，窮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

編者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考試招生制度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考試招生制度涉及千家萬戶，一直受到教育界乃至全社會的高度關注。本版邀約有關專家撰寫解讀文章，以期幫助讀者學習領會《決定》精神，促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貫徹落實。

■劉海峰

高考有如一把雙刃劍，是一個利弊兼具且利弊都十分顯著的考試制度，高考改革總是受到教育界乃至全社會的高度關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關于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論述，又一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堅持高考，改革高考

《決定》中關于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主要有以下幾點：推進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學校依法自主招生、專業機構組織實施、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的運行機制。推行初、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加快推進職業院校分類招考或注冊入學。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探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高考制度不堅持不行，不改革也不行。在2013年3月7日全國人大教育界別聯組會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曾表示，高考制度還是要堅持，因為完全取消了高考，會讓當官的、有錢的占便宜，窮人占不到便宜，所以不能取消，但要改革。要改革現在的考試方式，使學生能健康全面發展。考試招生制度改革是最綜合的改革，這涉及人才培養模式、教師教書育人和學生全面成長，涉及國家怎樣選拔人才。

之所以要對社會大眾認為相對最為公平并且十分擁護的高考制度進行改革，是因為任何制度長久實行之后都會出現積弊。這在中國考試史上看得很清楚。早在1000多年前的唐代，就已出現過考試制度利弊存廢的爭論。《舊唐書鄭覃傳》記載，唐代開成初年（公元836年），唐文宗有次在與宰相鄭覃討論進士科和機構改革時，指著面前的香爐說：“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唐文宗用眼前非常具體的器物來說明

人才選拔制度經過一段時間需要改革的道理。唐代是中國實行科舉制度的初期，在多年運行之后，考試選才的利弊已經顯現，因而討論的一些問題與今天關于高考利弊的爭論十分類似。高考在中國有多方面的使命與功能，一是科學選拔人才，為高校選拔合格新生，保證高校生源的質量；二是促進學生健康成長，促進中小學生努力向學，提高民族文化水平；三是維護社會公平、堅持社會公正、穩定社會秩序；四是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參加高考長期以來是平民子弟向上流動的一條重要渠道，高考造成大范圍的人才區域流動。

同時，高考又有許多弊端，對中小學教育產生一些負面影響，如有些高中在“備戰”高考期間對學生實行準軍事化管理，主要采用題海戰術，學生有如“考試機器”，學校類似于“高考軍營”或“高考工廠”，片面追求升學率，尤其是強力追求“一本率”甚至“北清率”，只抓智育而忽視德育和體育，扭曲了高中教育的目標，因此高考制度必須改革。

近年來，盡管高考錄取率不斷攀升，多數考生應試的壓力并沒有減輕下來，高考的局限和弊端仍然存在。高考制度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改革內容和形式，才能跟上時代的發展步伐，發揮出正向功能，減少對基礎教育的消極影響。

高考改革的主要方面

《決定》中關于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表述是對教育規劃綱要第十二章《考試招生制度改革》部分內容的具體化，實際上類似于高考改革的“路線圖”。

招生和考試相對分離，是針對目前招考合一的模式提出來的。現在基本上都由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教育考試院或招生辦公室負責高考的實施，同時負責錄取。高等學校沒有多少招生自主權，特別是實行平行志愿的省份，高校的任務大體上就是接收省級招考部門網上發來的考生檔案。改革的目標是由專業機構組織實施考試、學校依法自主招生錄取，使招考相對分離。與此同時，還要有政府宏觀管理、社會參與監督。

推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是這次招考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實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之后，便可以加快推進職業院校分類招考或注冊入學。因為有了全省統考的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作為審核錄取基礎，一些職業院校便可以采用注冊入學或申請入學的辦法，不必參加高考。

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統一高考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是高考改革的主要目標，也是一個實現難度比較大的目標。多元錄取是指根據學生的高考成績、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和綜合素質評價來擇優錄取。所謂綜合評價，就是綜合考生平時的學習成績和素質、表現來進行評價，以突破現在高考制度對學生評價完全依靠分數的局限。其實，中國的高校招生錄取文件從來都強調要“德智體全面衡量，擇優錄取”，但實際上幾乎完全是“以分取人”，實行平行志愿投檔模式之后，更是將分數的重要性推到極致。在中國

這樣一個人情社會和誠信體系還不夠完善的環境下，如何達成綜合評價多元錄取體制，還需逐步試行以看效果。

至于減少統考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科目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等舉措，更是這次高考改革引人注目的熱點。對于外語科目考試社會化已有較多共識，而減少高考科目、不分文理科，還需在試點的基礎上謹慎推進。因為減少高考科目不見得就能減輕想上高層次大學的考生的負擔。日本的高考并非一錘定音，考生不僅要參加日本大學入試中心舉辦的“全國共同學力第一次考試”，還要參加各大學自行組織的考試。盡管早已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但日本還是流行著“四上五落”的說法，意思是說要考上一流大學，一天睡4個小時就能考上，睡5個小時就會名落孫山。“四上五落”的說法后來也傳到韓國。這是常模參照考試或選拔性考試的必然規律，因此對那些想考上一流大學的考生而言，減少高考科目并不能減輕學習負擔，即使只考一科，也會努力到極限。而科目太少的話，為了保持考試的區分度，勢必導致試題難度不斷加大，不得不出偏題或怪題，否則無法區分、選拔優秀考生。選好試點，逐步推進

高考是各種教育矛盾與社會矛盾的集合點，改革任務復雜艱巨，“牽一發而動全身”。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無論多好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使所有人都贊同，也不可能解決所有應試問題。

現在高考改革的“路線圖”已經大體制訂出來，如何才能達到“路線圖”所標示的圖景？《決定》只是提綱挈領地表述了高考改革要點，真的落實還有待出臺更細化的實施方案。高考改革的重要原則之一是實踐可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改革的設想和政策的出臺不僅要符合教育原理，還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理論上正確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落實教育規劃綱要和《決定》中提出的考試招生制度改革，要選擇條件較好的或較合適的高校進行試點改革，在試點取得經驗的基礎上，循序漸進地推開，這樣才能使高考改革穩步前進。

另外，很重要的是轉變招生考試觀念，這需要一定的宣傳發動，使大學教師和管理人員有一定的思想準備。如果廣泛實行自主招生，打破完全以統一考試分數決定錄取的模式，中國許多大學教師就得像一些國家的大學教師那樣，花精力為招生服務。以往一般高校教師對招生考試改革不太關心，高教研究界對高考改革研究也重視不夠。當自主招生、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等逐漸鋪開之后，招生是一件相當復雜、工作量很大的事，許多問題需要高校來解決和研究，院系教師不應置身事外。

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統一考試會逐漸減輕其絕對權重，但還將成為中國高校招生的主體。招生考試制度的改革與發展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制約，這是一個規律，不可能脫離中國的國情來實行某種招考制度。在招生考試領域，管理權力小于法律，法律小于規律。

不符合規律的設想，即使愿望再美好，也無法貫徹落實。只有符合招生考試規律、符合主流民意的改革，才可能長久實行下去。（作者系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第五篇：高考改革

2017年天津高考改革方案

4月28日，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公布《天津市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市委教育工委副書記、市教委主任王璟，市教育招生考試院黨委副書記、院長孫志良，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介紹和解讀了本市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實施方案，并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根據方案，從2017年高考開始，在現有英語聽力兩次考試的基礎上，實行高考英語筆試兩次考試，取筆試和聽力各兩次考試中較高的分數，計入高考總分;

從2020年起，高校招生依據統一高考成績、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參考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進行錄取。

從2017年秋季入學的高一年級開始，將取消文理分科，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分為合格性考試與等級性考試。合格性考試實行全科設置、全科開考，學生根據要求在每學年自主選擇考試科目;等級性考試由學生根據報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長，在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6門科目中自主選擇3門作為等級性考試科目。

從2020年開始，統一高考錄取總成績由統一高考的語文、數學、外語3個科目成績和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科目成績組成。

方案提出，高職院校分類考試招生將與統一高考相對分開，實行“文化素質+職業技能”的評價方式，從2017年起，春季招生將成為市屬高職院校在津招生的主渠道。

同時，創造條件逐步減少高校招生錄取批次，完善平行志愿投檔方式，探索高校與學生雙向選擇的錄取模式。

政策解讀

關于減少和規范高考加分有哪些具體措施?

根據國家統一部署，我市已于2015年4月出臺了《天津市關于進一步減少和規范高考加分項目和分值的實施方案》，大幅減少、嚴格控制高考考試加分項目，進一步促進教育公平。

取消了全部7項鼓勵類加分項目，保留了4項全國性扶持類加分項目，完善了1項地方性扶持類加分項目。同時，進一步嚴格加分資格審核，嚴格認定程序，嚴格監督管理，做好信息公開公示。

在錄取方式上有哪些改進和完善?

統一高考繼續實行成績公布后填報志愿方式，創造條件逐步減少高校招生錄取批次。完善平行志愿投檔方式，探索高校與學生雙向選擇的錄取模式。根據教育部統一部署，探索應用型本科專業通過春季高考招生的錄取辦法。

高考綜合改革的主體內容有哪些?

高考綜合改革主要涉及到考試科目和招生錄取機制的調整。

一是改革考試科目設置。從2017年秋季入學的高中一年級開始，取消文理分科。從2020年起，統一高考科目調整為語文、數學、外語3門，統一高考時間安排在每年6月份。英語科目提供兩次考試機會。

二是改革招生錄取機制。探索依據統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參考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多元錄取機制。

從2020年起，統一高考招生錄取總成績由語文、數學、外語3門統一高考科目成績和3門學生自主選擇的普通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科目成績構成，作為高校招生錄取的基本依據。統一高考招生錄取總成績滿分750分。其中，語文、數學、外語每門滿分150分，3門普通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科目每門滿分100分。

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成績在計入高校招生錄取總成績時，是如何細化和計分的?

等級性考試成績在計入高校招生錄取總成績時，每門科目成績由五等細化為

A、A、A、A、A;B、B、B、B、B;C、C、C、C、C;D、D、D、D、D;E共21級，分別占2%、3%、4%、5%、6%;7%、7%、7%、7%、7%;6%、6%、6%、6%、6%;5%、4%、3%、1%、1%;1%。其中，A為滿分100分，E計40分，相鄰兩級之間的分差均為3分。

高考綜合改革在哪些方面擴大了學生的選擇權?

一是升學途徑。學生可根據實際情況，在自主招生、統一高考和高職院校分類考試等多種方式中選擇比較適合自己的升學通道;同時，積極探索實行高校與學生雙向選擇的錄取模式。

二是考試科目。在統一高考招生中，學生可根據本人興趣特長和擬報考學校及專業要求，自主選擇等級性考試科目;在春季高考中，學生可以選擇職業技能考試的類別及英語科目的考試項目。

三是考試次數。在統一高考英語科目考試中，學生可以自主選擇考試次數，且取最高1次考試成績計入高考總分。

四是考試時間。在高中學業水平合格性考試中，各科目考試分散在高中三年，隨結隨考隨清，每實行全科開考，學生可以根據學習情況和自身實際選擇學業水平考試各科目的考試時間。

高考綜合改革對現行高中教育將會產生哪些影響?

一是對普通高中多樣化發展形成有利條件。在課程設置上，高中學校可以在選修課程，特別是在校本課程的建設上形成鮮明特色;在教學安排上，可以根據本校學生的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科目選擇情況和師資情況，在必修課程的教學上形成特色，建設精品課程。

二是對高中階段的選擇性教育具有提升和推動作用。學習的選擇性是高中新課改的重要價值取向和改革目標。等級性考試科目的選擇性，將促進高中課程的走班教學，從而有利于學生實現共同基礎上的有差異、個性化發展。高職院校春季高考實行 “文化+技能”的評價辦法，有利于中職學校強化實踐技能培養，有利于普通高中開設職業技能類選修課程，有利于普通高中和中職教育的融通發展。

三是對中學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不分文理和評價體系與機制改革，學生可以文理跨界混搭選課。一方面擴大了學生的選擇權，另一方面促進學生文科思維能力和理科思維能力的融合碰撞,從而激發學生的創新思維能力，有利于實現全面發展。

高校招生錄取會不會取決于語數外統一考試科目成績?

不會。根據《實施方案》，學生的高校招生錄取總成績與現行高考“3+綜合”的總成績相同，語文、數學、外語分值未變(每科150分，共450分)，學生自主選擇的等級性考試在計入高校招生總成績時的分值也未變(每科100分，共300分)。同時，等級性考試科目成績在A、B、C、D、E等的基礎上又細化為21個等級，提升了等級性考試的區分度。

語文、數學、外語三門統一考試科目是對學生的普遍性要求，是對學生基本素質的考查;而等級性考試的3門科目是學生根據自身情況自主選擇的，能夠反映學生的興趣、志向和學業專長。

高考英語一年兩次考試是如何安排的，將如何計分?

從2017年起，在現有高考英語聽力兩次考試的基礎上，實行高考英語筆試兩次考試，為學生提供兩次機會,為其他科目實行兩次考試積累經驗。英語科目成績取筆試和聽力各兩次考試中較高的分數，計入高考總分。

2017年、2018年和2019年的高三學生第一次高考英語考試(含兩次聽力考試)在每年3月份舉行，第二次高考英語考試(不含聽力考試)在6月份統一高考時舉行。

從2020年起，高三學生第一次高考英語考試(含兩次聽力考試)與普通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同期舉行，第二次高考英語考試(不含聽力考試)在6月份統一高考時舉行。

在津招生高等學校何時公布招生要求?

從2017年起，在津招生的高等學校要統籌考慮辦學定位、學科專業特色、人才培養需要和生源情況等因素，從思想政治、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6門普通高中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科目中，分專業(類)或學科門類提出選考科目要求(最多不超過3門)，以及綜合素質評價的使用辦法。從2020年起在招生錄取中使用。學生滿足其中任何1門，即符合報考條件。

啟動高考改革后，學生如何填報志愿?

學生在選報志愿時，自身的等級性考試科目與招生院校的科目要求至少要有1門相一致，方可報考。同時，還要關注招生高校對于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的具體要求，綜合考慮自身興趣特長和高校選才要求進行填報。

若高校沒有確定等級性考試科目范圍，表明學生在報考該專業(類)時無科目限制，均可報考。但要注意：由于高校招生錄取總成績是由統一高考科目成績和學業水平等級性考試科目成績構成的，所以學生仍需參加學業水平等級性科目考試，以獲得相關成績。

《實施方案》何時開始實施?

《實施方案》規定的各項改革內容和要求，將分年逐步實施。

2016年繼續推進九年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高校自主招生改革、深化高職院校分類考試招生，改進錄取方式，改革監督管理機制等，并選擇部分區縣試點實施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實施辦法;2017年開始實施英語科目一年兩次考試，逐步合并錄取批次，并從2017年高一年級開始全面實施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

1、天津高考改革不分文理科

天津今年全面啟動的高校考試招生制度綜合改革中，將建立完善的“兩依據、一參考”(兩依據指高考成績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一參考指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的綜合評價體系，考生的相關特長、突出事跡、優秀表現等情況將如實記入高中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檔案，供高校錄取時參考。

根據2014年公布的《國務院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到2020年，考生總成績由統一高考的語文、數學、外語3個科目成績和高中學業水平考試3個科目成績組成。教育部發布的《關于普通高中學業水平考試的實施意見》也表明，未來的高考成績將是“3+3”模式，也就是說，除了語、數、外3門高考科目之外，學生需要選擇3門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共同組成高校錄取成績。

2、2016年天津高考全部分科目使用天津卷

從目前來看，天津還沒有使用高考全國卷的明確時間表。26個“全國卷”使用省份不含天津，明年天津高考將延續自主命題，維持使用“天津卷”不變。3、2016年天津高考錄取批次二本三本合并

2009年以來，繼浙江、天津、山東、福建等省份取消三本批次招生，二本、三本合并錄取，就意味考生能填的志愿也減少了。往年上了二本線的考生可以二本填寫6個平行志愿，三本填寫6個平行志愿，今年就只有6個志愿可以選擇了。往年這部分考生即使沒被二本院校錄取，也還有三本院校作為保底，而今年這樣的保底不再存在，考生需要慎重考慮，照顧到兩個層次的學校。

二本與三本合并為一個批次錄取，對考生來說是好消息，取消三本，拉低了二本線，上二本線的考生將擴大很多，應該說受到沖擊最大的是原來高考分數在二本線上0―15分的考生，這部分人，按原有二本、三本分開招生的時候來說，有機會錄取二本院校，即使不行，往下報三本也可以走很好的三本院校，但如今，這群人再想讀原來的二本院校就變得很難了，即使在原來的三本院校里也未必會讀到好學校、好專業。

4、天津高考改革之加減分項目

目前，五類依然具備高考加分資格的考生是：

1、烈士子女;

2、邊疆、山區、牧區、少數民族聚集地區少數民族考生;

3、歸僑、華僑子女、歸僑子女和臺灣省籍考生;

4、自主退役士兵;

5、在服役期間榮立二等功(含)以上或被大軍區(含)以上單位授予榮譽稱號的退役軍人。

從今年1月1號起，天津已經取消了包括奧林匹克競賽、科技類競賽、市級優秀學生、重大體育比賽前六名，二級運動員、市級優秀學生干部、兩次以上市級三好學生等全部7項鼓勵類高考加分項目。保留了“烈士子女”、“歸僑、華僑子女”、“自主就業退役士兵”等這樣四項全國性扶持性加分項目。此外對于少數民族考生的地方性加分政策，天津市也做了調整，今后將只適用于天津市屬的院校在天津招生。

天津市完善了“少數民族考生”1項地方性扶持類加分政策，2015年1月1日起，只適用于天津市屬院校在本市招生時使用，加分分值為5分。該市“少數民族考生”照顧政策屬于地方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