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成本控制

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成本控制

作者：仇保興

如果不謀求最低成本的支付，如果不控制改革的成本，國企改革就寸步難行，產權結構多元化、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改革就無法推行，現代法人治理結構就無法建立，新的運行機制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必須要控制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本，降低國有資產置換的成本，使國有資產能夠以最高的效率進行置換，以最高的效率進行運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說是對人民的財產負責，對國有企業負責，對國有企業的職工負責，對發展社會生產力負責。

在當前的國有企業改革中，最令政府包括部門、控股公司撓頭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國有資本順利退出。而改革是否順利，社會是否穩定，生產力是否持久發展，國有企業改革脫困三年目標能否實現，最終歸結到改革成本控制這個問題上。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成本，就不可能用有限的付出來取得改革的收益。沒有一筆額外的支付成本，國企改革的收益是難以取得的。筆者結合當前工作實際，就如何控制國企改革成本談幾點看法。

一、影響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的因素分析

國企改革的成本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搜索成本，就是為尋找把國有資產交到誰手里運行效率可以達到最高、放到什么地方所要支付的成本最低；第二類是轉型成本，即從原來純國有的企業轉變為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制的甚至是個體私營、中外合資的新體制，要付出的轉換成本；第三類是新機制建立以后所要付出的運行成本。

（一）影響搜索成本的因素。一是改革程序還比較混亂。在國企改革中，沒有像厲以寧教授所講的那樣“靚女先嫁”，而是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先把虧損企業、困難企業推出去，但事實上又因為資產質量太差很難推出去。而且還帶來了機會成本的損失，使原來較好的企業延誤了改革的時機，也陷入了困境。二是資產置換的開放度不夠，封閉性太強。企業資產只允許本企業職工買斷，而不讓外人購買，“肥水不流外人田”幾乎成為頗具影響力的行動準則。封閉搞改革意味著會滋生腐敗。必須公開拍賣轉讓資產，讓市場來定價。三是資產整體流動性很差。本來甲企業資產與乙企業資產是可以進行交換的，但由于部門分割、地區分割、債權股權擔保的分割，使得資產無法流動，無法進行交換。改革中的磨擦系數很高，就使得搜索成本很高，國有資產的配置效益大大降低。

（二）影響轉型成本的因素。一是在實際操作中不能區別不同性質的資產。資產有不同的性質，有不同形態，處理方式也應不同，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往往不能區別對待，從而影響改革深化。二是資產置換的附加條件過多。資產置換最大的附加條件，就是要求新企業安置原有企業的職工。這樣的勞動力負擔讓購并企業無法承擔，這是個帶普遍性的問題。三是管理部門的利益沖突所帶來的成本。企業要改制，必然需要重新辦理土地證、房產證等一切的證件。辦這些證照，相應的管理部門都要收費，這些稅費每項都占了總價格的百分之幾，積累起來是個不小的數字，這讓人怎么操作？改革也就難以推進。

（三）影響運行成本的因素。實踐證明，產權制度改革只是為提高企業資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基礎條件。產權制度與最大可能的配置效率之間還有一個實現的過程，這就是運行成本。這方面的影響因素也頗多。一是思想觀念因素。在思想觀念中，往往有一種成份歧視的因素，認為個體私營經濟怎么能來兼并“正牌”的國有企業。還有的是地區歧視，認為是外地鄉鎮企業，或過去是本廠扶持起來的“兒子”“孫子”企業，怎么能來兼并我。這樣就會造成許多工作中的沖突，使得企業運行成本很高。二是不可預見性因素。一個企業出售以后，就像當初一個蘋果賣出去時外表是好好的，接過去吃時，才發現里面都是爛洞。凈資產變負了，有利潤的變虧損了，產值也是虛報的，漏洞一大堆，什么擔保、拖欠、借款諸如此類的出血孔很多，七竅流血難以醫治。三是決策分散和分紅期望值過高。特別是股份合作制企業，現在最大的障礙是職工把入股視同集資。一些職工根本沒有當股東的概念，明明企業的利潤率達不到或者虧損，也會一致投票要求今年分紅要達到10%，結果就把好端端的一個企業的血都給抽光了。

二、降低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的基本途徑

（一）規范資產交易方式

要使國有資產能夠公開交易，必須在更大范圍內尋找投資合作對象或購買者，并規范交易方式。這樣就能降低改革成本，國有資產不易流失，這是不證而明的道理。

前段時間，杭州市糧食局把一批糧站進行拍賣。這些糧站可以說是資產質量很差，要人才沒有人才；論資產，沒有什么好的資產；論規模，這些店都是小規模的；論負擔，每個糧站要負擔幾十個職工。所以這些資產一個閃光點都沒有，怎么改？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封閉改革。比如列出一張單子，由財政補貼幾千萬元，把這些職工安置好了才能推進改革。第二種辦法是把這些店的房產證、土地證都辦好，然后拿出來拍賣。顯然，第一條路是走不通的，杭州市就按第二種辦法改。按照土地基準價算，估計大體可以賣400萬元，但結果賣出了900多萬元，翻了一番多。原來400萬元就可以安置好這幾個糧站的職工，現在多出的500萬元就可以用在別的地方的國企改革，這樣改革的總成本就降低了。

思路一變，結果大不一樣。從杭州經濟的整體來講，好處更大。如果把這些店面交給一個只能經營糧食的內部職工，他一年的銷售額只有10萬元，稅收也只有幾千元。現在拍賣給外來的經營戶，他的銷售額可以做到100萬元，這樣政府就可以收幾萬元的稅，稅收增加了10倍。這無論從微觀上還是從宏觀上來講，資源配置效率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在過渡時期，只有通過資產變現來把職工安置好，把過去拖欠職工的工資、醫療費予以補發，才能平穩過渡，資產也能發揮出高效益。所以，規范國有資產交易的方式很重要，要把資產轉到最有經營能力的人手中，轉到出得起最高價格的人手里。他有這個金剛鉆，才敢攬這個瓷器活。

（二）規范不良資產核銷的標準和程序

不良資產怎么核銷？庫存品、應收帳款怎么核銷？過去都是通過找關系、找門路，討價還價，互相談判扯皮，然后才把國有資產的價值定下來。把許多精力和時間花在談判扯皮上，增加了許多機會成本，浪費了許多解決處理問題的時機，失去了發展和改革的機遇。為此，杭州市規定了應收帳款處理辦法：就是以1998年12月底為時點，一年以上、兩年以內的應收帳款核銷20%，兩年以上、三年以內的應收帳款核銷40%，三年以上的應收帳款核銷75%.按這樣的方式核銷，就無需討價還價。這不僅可以大大節省對應收帳款一一進行具體清算的時間，而且還可以找回許多發展機會，杜絕了以經營者與領導的關系來確定核銷比率高低的做法。

（三）規范經營者期權設置方式

企業進行改制，經營者必須要持大股，一般占總資產10%—30%是比較合理的。但實際上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因為總股本比較大，要求經營者持大股，達到這個比例是比較困難的。如果沒錢入股怎么辦？可以根據不同的企業性質設置不同期權。對此，杭州市對企業期權設置作了規范。具體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有盈利的企業，就是利潤達到平均利潤率或超過平均利潤率的企業。這些企業的股份很值錢。對這類企業的所有股份，經營者、職工必須以實到現金全部買下來。如青春寶集團、民生制藥廠這些企業的改革很順利，就是因為職工愿意出錢，這些企業如再搞虛擬的股份就不應該了。第二類是微利企業。這類企業，如按照老體制，經營者出資投入還不如存銀行合算，怎么辦？就允許給其設置一定的期權。因為這類企業按照新體制運行肯定是會有利潤的。如少數職工入股確有困難，經職代會通過可以減半，也可以免除。第三類是虧損企業。對這些瀕臨倒閉的企業的改革，給經營者和職工都設置期權，允許經營者首期出資30%或者50%，余下的股份按既定價格在三或五年之內分年度買下來。職工也一樣，首期出資30%或50%，以后每年分期買下來。這樣職工的首期出資比例較低，降低了職工的出資難度，不利的一面是職工開始經營的風險程度沒有前兩類企業高，但也要從實際出發，考慮到職工的實際承受能力。

（四）規范職工身份置換的標準和方式

對職工身份進行置換，不是杭州的發明，而是全國人民的創造，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寶貴財富。杭州市對1983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工齡置換標準是每人平均1.5萬元。當前，一些人對工齡置換后實施1：1配股的政策爭議較大。有一種觀點認為，不應該讓職工承擔風險。這是謬論。國有企業改革是依靠工人民主改革的過程，第一步對職工工齡進行置換，第二步讓職工推選核心層，第三步由核心層推選董事會、監事會成員，第四步由董事會、監事會成員再推選主要領導。個人出資的比例也是步步增大，核心層要比職工高1—2倍，董事會、監事會成員要比核心層高1—2倍，總經理應該比董事高1—3倍。如果基本骨干職工不出資，那上面由誰來出資呢？如果1983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進行工齡置換無償得到股份后，不進行1：1的配股，會導致因配股擴大化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此外，如果沒有一定的現金流量，沒有1.5萬元的配股資金，許多企業就根本無法運轉，最后會導致原來量化的1.5萬元資產有可能也隨之消失，現實就是如此嚴峻。實際上，這1.5萬元的配股，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職工支付成本，因為原來配股量化的1.5萬元是封閉運作的，如果按照市場公開操作的話，其價值起碼在3萬元或者5萬元。五）規范各種提留和非經營性資產的剝離

什么是非經營性資產？哪些應該剝離？哪些應該提留？哪些不應該提留？提留的標準和程序是什么？這些不能變成個別人之間的討價還價，應該有個規范的措施。為此，杭州市已對從凈資產中提留資產項目的順序作了明確規定：（1）離退休職工的醫藥費；（2）精神病患者和絕癥病人的各項補助費；（3）富余職工的安置補償費用；（4）擔保資產；（5）職工工齡置換；（6）其他資產。前三項是基本的提留，其他項目的提留以企業凈資產到零為限。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定，國企改革將是非常困難的。有些同志就提出，能不能給職工多分點財富啊？真是一家不知一家難。據杭州市國資局嚴格測算，市屬的93家企業中，經核銷不良資產后，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有27家，占30%，負資產總額8.89億元，平均每個企業3300萬元。在沒有進行任何提留前就有30%的企業出現了負資產。經過前三項提留后，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有40家，占43%，負資產總額14.28億元，平均每家3570萬元。如果按前4項提留，出現負資產的就有48家企業，占52%，負資產總額16.83億元。如果考慮擔保資產的提留，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比率將會上升到70%.這樣一種狀況，我們怎么辦？以什么來支付這些改革成本？我們必須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不能隨意擴大改革成本和打亂支付成本的程序，因為它直接影響到改革的進程。

（六）規范企業破產和歇業

能進行破產的企業，特別是能夠列入國家優化資本結構的企業，一定要實施破產。但目前能夠列入核銷的范圍已經很窄，只有紡織絲綢行業的少數幾家企業，而且取得核銷額度所支付的成本也非常高。如國家批準了一家企業可以核銷3億元的不良資產，我們應向銀行上報核銷方案，銀行就要討價還價，這是明擺著的一個問題。特別是擔保和債務的處理，一些企業并不是不能破產，問題是由于擔保鏈的存在，被擔保企業還沒有破產，卻把擔保企業給拖垮了。那么怎么樣來終止擔保鏈？就要與銀行商談，這樣就要討價還價。因此，必須要規范操作。

（七）規范外來企業兼并以后的扶持政策

引進外來的優勢企業來兼并，有幾大好處：一是企業資產的真正價值可以得到承認，出售價格比較高，改革的成本可以降低，國有資產流失比較少；二是外來企業的經營者帶來他的經銷渠道、資金、經驗和管理能力；三是優勢企業購買兼并以后，原企業的整個運行體制可以進行變換，能夠順利實現體制轉換。但是杭州市在對外地優勢企業的扶持政策上，一直以來不規范，給人造成了一種“關門打狗”的印象。如對外地企業，來的時候什么條件都答應，進入以后，承諾的政策都不兌現，對杭州的投資環境帶來了極大的損害。所以，現在確確實實要規范外地優勢企業兼并杭州企業后的扶持政策，原來答應的政策條件一定要兌現，要言而有信。

（八）規范國企改革成本不足部分的支付辦法

國有企業改革出現那么多負資產，由誰來支付？支付的程序怎么樣？怎么辦？首先就是要保證三項提留。這三項提留是最低限度。在杭州市屬93家企業的調查中，經三項提留后出現負資產的企業就占43%，怎么辦？第一，盤活自有資產。要使資產的賣價高于帳面價值，這樣才能降低改革成本，因此，資產必須進入市場進行競爭交易，才能以最高的效率進行交換。第二，某些非經營性資產可用來沖抵。如把廠辦醫院和學校搞成民辦的話，這些資產馬上從負變正、從虧變盈，從而可以將非經營性資產轉變成企業的凈資產。第三，盤活企業現有的自有土地。要用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把剩余土地交由土地儲備中心收購，規劃條件做好后公開拍賣，拍賣以后把土地出讓金的開發成本和級差地租部分返還給企業，來彌補企業改革成本。第四，在控股公司范圍內盤活資產，以盈補虧。第五，要出臺優惠政策。實行所得稅返還的政策，允許企業幾年之內所得稅不收，以將來的收益彌補負資產。

當然，所有這些改革成本的支付都要在時機上把關。第一要力爭一次性支付成本。第二是最終支付。比如破產，離退休職工一次性安置或者交勞動保障部門，這是最終的支付。第三是分級負責，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從下而上，從內到外。第四是力求國家支持，爭取能夠最大限度地進入國家優化資本結構盤子和銀行呆壞帳核銷盤子。

第二篇：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成本控制

如果不謀求最低成本的支付，如果不控制改革的成本，國企改革就寸步難行，產權結構多元化、投資主體多元化的改革就無法推行，現代法人治理結構就無法建立，新的運行機制也就無從談起。所以，必須要控制國有企業改革的成本，降低國有資產置換的成本，使國有資產能夠以最高的效率進行置換，以最高的效率進行運轉。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說是對人民的財產負責，對國有企業負責，對國有企業的職工負責，對發展社會生產力負責。

在當前的國有企業改革中，最令政府包括部門、控股公司撓頭的問題就是如何使國有資本順利退出。而改革是否順利，社會是否穩定，生產力是否持久發展，國有企業改革脫困三年目標能否實現，最終歸結到改革成本控制這個問題上。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住成本，就不可能用有限的付出來取得改革的收益。沒有一筆額外的支付成本，國企改革的收益是難以取得的。筆者結合當前工作實際，就如何控制國企改革成本談幾點看法。

一、影響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的因素分析

國企改革的成本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搜索成本，就是為尋找把國有資產交到誰手里運行效率可以達到最高、放到什么地方所要支付的成本最低；第二類是轉型成本，即從原來純國有的企業轉變為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制的甚至是個體私營、中外合資的新體制，要付出的轉換成本；第三類是新機制建立以后所要付出的運行成本。

（一）影響搜索成本的因素。一是改革程序還比較混亂。在國企改革中，沒有像厲以寧教授所講的那樣“靚女先嫁”，而是花了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先把虧損企業、困難企業推出去，但事實上又因為資產質量太差很難推出去。而且還帶來了機會成本的損失，使原來較好的企業延誤了改革的時機，也陷入了困境。二是資產置換的開放度不夠，封閉性太強。企業資產只允許本企業職工買斷，而不讓外人購買，“肥水不流外人田”幾乎成為頗具影響力的行動準則。封閉搞改革意味著會滋生腐敗。必須公開拍賣轉讓資產，讓市場來定價。三是資產整體流動性很差。本來甲企業資產與乙企業資產是可以進行交換的，但由于部門分割、地區分割、債權股權擔保的分割，使得資產無法流動，無法進行交換。改革中的磨擦系數很高，就使得搜索成本很高，國有資產的配置效益大大降低。

（二）影響轉型成本的因素。一是在實際操作中不能區別不同性質的資產。資產有不同的性質，有不同形態，處理方式也應不同，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往往不能區別對待，從而影響改革深化。二是資產置換的附加條件過多。資產置換最大的附加條件，就是要求新企業安置原有企業的職工。這樣的勞動力負擔讓購并企業無法承擔，這是個帶普遍性的問題。三是管理部門的利益沖突所帶來的成本。企業要改制，必然需要重新辦理土地證、房產證等一切的證件。辦這些證照，相應的管理部門都要收費，這些稅費每項都占了總價格的百分之幾，積累起來是個不小的數字，這讓人怎么操作？改革也就難以推進。

（三）影響運行成本的因素。實踐證明，產權制度改革只是為提高企業資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基礎條件。產權制度與最大可能的配置效率之間還有一個實現的過程，這就是運行成本。這方面的影響因素也頗多。一是思想觀念因素。在思想觀念中，往往有一種成份歧視的因素，認為個體私營經濟怎么能來兼并“正牌”的國有企業。還有的是地區歧視，認為是外地鄉鎮企業，或過去是本廠扶持起來的“兒子”“孫子”企業，怎么能來兼并我。這樣就會造成許多工作中的沖突，使得企業運行成本很高。二是不可預見性因素。一個企業出售以后，就像當初一個蘋果賣出去時外表是好好的，接過去吃時，才發現里面都是爛洞。凈資產變負了，有利潤的變虧損了，產值也是虛報的，漏洞一大堆，什么擔保、拖欠、借款諸如此類的出血孔很多，七竅流血難以醫治。三是決策分散和分紅期望值過高。特別是股份合作制企業，現在最大的障礙是職工把入股視同集資。一些職工根本沒有當股東的概念，明明企業的利潤率達不到或者虧損，也會一致投票要求今年分紅要達到10%，結果就把好端端的一個企業的血都給抽光了。

二、降低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的基本途徑

（一）規范資產交易方式

要使國有資產能夠公開交易，必須在更大范圍內尋找投資合作對象或購買者，并規范交易方式。這樣就能降低改革成本，國有資產不易流失，這是不證而明的道理。

前段時間，杭州市糧食局把一批糧站進行拍賣。這些糧站可以說是資產質量很差，要人才沒有人才；論資產，沒有什么好的資產；論規模，這些店都是小規模的；論負擔，每個糧站要負擔幾十個職工。所以這些資產一個閃光點都沒有，怎么改？有兩種辦法，一種是封閉改革。比如列出一張單子，由財政補貼幾千萬元，把這些職工安置好了才能推進改革。第二種辦法是把這些店的房產證、土地證都辦好，然后拿出來拍賣。顯然，第一條路是走不通的，杭州市就按第二種辦法改。按照土地基準價算，估計大體可以賣400萬元，但結果賣出了900多萬元，翻了一番多。原來400萬元就可以安置好這幾個糧站的職工，現在多出的500萬元就可以用在別的地方的國企改革，這樣改革的總成本就降低了。

思路一變，結果大不一樣。從杭州經濟的整體來講，好處更大。如果把這些店面交給一個只能經營糧食的內部職工，他一年的銷售額只有10萬元，稅收也只有幾千元。現在拍賣給外來的經營戶，他的銷售額可以做到100萬元，這樣政府就可以收幾萬元的稅，稅收增加了10倍。這無論從微觀上還是從宏觀上來講，資源配置效率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在過渡時期，只有通過資產變現來把職工安置好，把過去拖欠職工的工資、醫療費予以補發，才能平穩過渡，資產也能發揮出高效益。所以，規范國有資產交易的方式很重要，要把資產轉到最有經營能力的人手中，轉到出得起最高價格的人手里。他有這個金剛鉆，才敢攬這個瓷器活。

（二）規范不良資產核銷的標準和程序

不良資產怎么核銷？庫存品、應收帳款怎么核銷？過去都是通過找關系、找門路，討價還價，互相談判扯皮，然后才把國有資產的價值定下來。把許多精力和時間花在談判扯皮上，增加了許多機會成本，浪費了許多解決處理問題的時機，失去了發展和改革的機遇。為此，杭州市規定了應收帳款處理辦法：就是以1998年12月底為時點，一年以上、兩年以內的應收帳款核銷20%，兩年以上、三年以內的應收帳款核銷40%，三年以上的應收帳款核銷75%.按這樣的方式核銷，就無需討價還價。這不僅可以大大節省對應收帳款一一進行具體清算的時間，而且還可以找回許多發展機會，杜絕了以經營者與領導的關系來確定核銷比率高低的做法。

（三）規范經營者期權設置方式

企業進行改制，經營者必須要持大股，一般占總資產10%—30%是比較合理的。但實際上一些大型的國有企業因為總股本比較大，要求經營者持大股，達到這個比例是比較困難的。如果沒錢入股怎么辦？可以根據不同的企業性質設置不同期權。對此，杭州市對企業期權設置作了規范。具體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有盈利的企業，就是利潤達到平均利潤率或超過平均利潤率的企業。這些企業的股份很值錢。對這類企業的所有股份，經營者、職工必須以實到現金全部買下來。如青春寶集團、民生制藥廠這些企業的改革很順利，就是因為職工愿意出錢，這些企業如再搞虛擬的股份就不應該了。第本文來源于文秘知音網站二類是微利企業。這類企業，如按照老體制，經營者出資投入還不如存銀行合算，怎么辦？就允許給其設置一定的期權。因為這類企業按照新體制運行肯定是會有利潤的。如少數職工入股確有困難，經職代會通過可以減半，也可以免除。第三類是虧損企業。對這些瀕臨倒閉的企業的改革，給經營者和職工都設置期權，允許經營者首期出資30%或者50%，余下的股份按既定價格在三或五年之內分買下來。職工也一樣，首期出資30%或50%，以后每年分期買下來。這樣職工的首期出資比例較低，降低了職工的出資難度，不利的一面是職工開始經營的風險程度沒有前兩類企業高，但也要從實際出發，考慮到職工的實際承受能力。

（四）規范職工身份置換的標準和方式

對職工身份進行置換，不是杭州的發明，而是全國人民的創造，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寶貴財富。杭州市對1983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工齡置換標準是每人平均1.5萬元。當前，一些人對工齡置換后實施1：1配股的政策爭議較大。有一種觀點認為，不應該讓職工承擔風險。這是謬論。國有企業改革是依靠工人民主改革的過程，第一步對職工工齡進行置換，第二步讓職工推選核心層，第三步由核心層推選董事會、監事會成員，第四步由董事會、監事會成員再推選主要領導。個人出資的比例也是步步增大，核心層要比職工高1—2倍，董事會、監事會成員要比核心層高1—2倍，總經理應該比董事高1—3倍。如果基本骨干職工不出資，那上面由誰來出資呢？如果1983年以前參加工作的職工，進行工齡置換無償得到股份后，不進行1：1的配股，會導致因配股擴大化而造成國有資產流失。此外，如果沒有一定的現金流量，沒有1.5萬元的配股資金，許多企業就根本無法運轉，最后會導致原來量化的1.5萬元資產有可能也隨之消失，現實就是如此嚴峻。實際上，這1.5萬元的配股，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職工支付成本，因為原來配股量化的1.5萬元是封閉運作的，如果按照市場公開操作的話，其價值起碼在3萬元或者5萬元。

（五）規范各種提留和非經營性資產的剝離

什么是非經營性資產？哪些應該剝離？哪些應該提留？哪些不應該提留？提留的標準和程序是什么？這些不能變成個別人之間的討價還價，應該有個規范的措施。為此，杭州市已對從凈資產中提留資產項目的順序作了明確規定：（1）離退休職工的醫藥費；（2）精神病患者和絕癥病人的各項補助費；（3）富余職工的安置補償費用；（4）擔保資產；（5）職工工齡置換；（6）其他資產。前三項是基本的提留，其他項目的提留以企業凈資產到零為限。如果沒有這樣的規定，國企改革將是非常困難的。有些同志就提出，能不能給職工多分點財富啊？真是一家不知一家難。據杭州市國資局嚴格測算，市屬的93家企業中，經核銷不良資產后，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有27家，占30%，負資產總額8.89億元，平均每個企業3300萬元。在沒有進行任何提留前就有30%的企業出現了負資產。經過前三項提留后，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有40家，占43%，負資產總額14.28億元，平均每家3570萬元。如果按前4項提留，出現負資產的就有48家企業，占52%，負資產總額16.83億元。如果考慮擔保資產的提留，出現負資產的企業比率將會上升到70%.這樣一種狀況，我們怎么辦？以什么來支付這些改革成本？我們必須嚴肅地思考這些問題，不能隨意擴大改革成本和打亂支付成本的程序，因為它直接影響到改革的進程。

（六）規范企業破產和歇業

能進行破產的企業，特別是能夠列入國家優化資本結構的企業，一定要實施破產。但目前能夠列入核銷的范圍已經很窄，只有紡織絲綢行業的少數幾家企業，而且取得核銷額度所支付的成本也非常高。如國家批準了一家企業可以核銷3億元的不良資產，我們應向銀行上報核銷方案，銀行就要討價還價，這是明擺著的一個問題。特別是擔保和債務的處理，一些企業并不是不能破產，問題是由于擔保鏈的存在，被擔保企業還沒有破產，卻把擔保企業給拖垮了。那么怎么樣來終止擔保鏈？就要與銀行商談，這樣就要討價還價。因此，必須要規范操作。

（七）規范外來企業兼并以后的扶持政策

引進外來的優勢企業來兼并，有幾大好處：一是企業資產的真正價值可以得到承認，出售價格比較高，改革的成本可以降低，國有資產流失比較少；二是外來企業的經營者帶來他的經銷渠道、資金、經驗和管理能力；三是優勢企業購買兼并以后，原企業的……

（八）規范國企改革成本不足部分的支付辦法

國有企業改革出現那么多負資產，由誰來支付？支付的程序怎么樣？怎么辦？首先就是要保證三項提留。這三項提留是最低限度。在杭州市屬93家企業的調查中，經三項提留后出現負資產的企業就占43%，怎么辦？第一，盤活自有資產。要使資產的賣價高于帳面價值，這樣才能降低改革成本，因此，資產必須進入市場進行競爭交易，才能以最高的效率進行交換。第二，某些非經營性資產可用來沖抵。如把廠辦醫院和學校搞成民辦的話，這些資產馬上從負變正、從虧變盈，從而可以將非經營性資產轉變成企業的凈資產。第三，盤活企業現有的自有土地。要用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把剩余土地交由土地儲備中心收購，規劃條件做好后公開拍賣，拍賣以后把土地出讓金的開發成本和級差地租部分返還給企業，來彌補企業改革成本。第四，在控股公司范圍內盤活資產，以盈補虧。第五，要出臺優惠政策。實行所得稅返還的政策，允許企業幾年之內所得稅不收，以將來的收益彌補負資產。

當然，所有這些改革成本的支付都要在時機上把關。第一要力爭一次性支付成本。第二是最終支付。比如破產，離退休職工一次性安置或者交勞動保障部門，這是最終的支付。第三是分級負責，有力出力，有錢出錢，從下而上，從內到外。第四是力求國家支持，爭取能夠最大限度地進入國家優化資本結構盤子和銀行呆壞帳核銷盤子。

第三篇：國有企業改革淺談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淺談

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國有企業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實現形式，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在國民經濟的關鍵領域和重要部門中處于支配地位。鞏固公有制經濟，主要是加強國有經濟對國家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的控制力；發展公有制經濟，主要是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國企是共和國的長子，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在建國初期，我們為了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加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擁有了國有資產和國有企業。半個世紀過去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建立，國家擁有國有資產和發展國有企業的目標更多地轉化成維護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我們對大多數國有資產進行處置，將其變現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或者直接用于社會救濟，從實物或賬面上來看，國有資產沒有了，但這種處理維護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大局，那么，這種處置應該同擁有國有資產和發展國有企業具有同樣的效果。事實上，這種處置方式正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長期目標取向。但是，在這種處置方式尚沒有完全鋪開之前，大型、特大型國有企業仍將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力量。

我國是世界上擁有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數量最多的國家,幾乎涉足國民經濟各領域所有行業。改革開放后,伴隨中國社會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有企業在數量上呈現出不斷減少的趨勢,但是,國有企業的資產總量一直保持著穩步增長的發展態勢。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和依托，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很重要來源，是國家經濟命脈的控制者，是國家經濟競爭和綜合國力的主要體現力量。我國目前國有企業總體效益較差，發展狀況與其在國民經濟中地位及所占有的社會經濟資源極不相稱，國有企業的改革尚有許多難點未取得實質性突破，致使它所掌握的資源未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反而出現經營虧損和資產流失。在中國近30幾年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國有企業改革一直是一個焦點。

一、我國國有企業存在的問題

（一）管理體制不合理

我國傳統國有企業管理體制不合理，突出表現為政企不分。國有企業不是獨立意義上的經濟實體，而是政府機構的附屬物。國有企業往往處于這種“條條”與“塊塊”的雙重領導之下。政府直接經營管理企業，對企業的人、財、物、產、供、銷統得過多，管的過死，國有企業缺乏經營管理自主權，導致企業和職工缺乏經營和生產積極性，企業缺乏活力。

（二）內部體制不合理

1、產權不清。國有企業的公有制性質決定了國有企業的產權屬于全體勞動者。國有企業的職工有著雙重身份，他們既是生產資料的主人，又是一般生產者。但是，作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每個人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支配企業的資產，而由政府代表他們統一行使這種權利，但政府部門眾多，都能行使部分所有權，卻無人對企業財產承擔經濟責任。這種事實上的產權代表多樣化等于是沒有代表，結果造成傳統國有企業產權虛置。造成事實上的所有者缺位，從而在企業內部也就無法形成強有力的所有權的制約機構。

2、責權利相分離。傳統國有企業所有權被政府各部門分割行使，企業缺乏相應的自主權。企業職工的職責是提供勞動，權力是獲得工資并享受企業提供的就業、醫療、養老、住房等保障；作為企業經營者的廠長經理的權力是組織生產，企業盈虧與自己無關，他們的奮斗目標又往往是多重的，不僅要盡可能完成國家任務，還要為企業的職工謀取福利，更重要的是在“官本位”思想影響下，一部分企業領導千方百計爭取進入政府部門，掌握更大的權力。這就造成了責權利相分離，造成職工吃企業大鍋飯，企業吃國家大鍋飯的平均主義。

3、組織機構設置行政化。每個企業都具有一定的行政級別，企業領導由政府委派或任命行政官員擔任，按行政級別獲取報酬，享受政治待遇和其他待遇。在企業內部，除設置生

產經營性機構外，還設置于上級各領導部門相對應的機構，作為貫徹上級各部門指示的組織機構。

（三）社會負擔沉重

由于產權不清，吃大鍋飯，因此國有企業普遍承擔著辦學校、醫院、安置就業、離退休人員開支管理等本應由政府承擔的任務，有的企業負擔的離退休人員職工人數占總人數的20﹪以上，富余人員高達企業職工總數的60﹪，企業社會負擔沉重。

(四)壟斷組織行業缺乏競爭力

我國的大企業多為多為國有企業，主要涉及我國的電信、電力、民航、鐵路、供水、供電供氣及其他專營項目上，這些產業涉及國家命脈和關鍵發展，有關社會的安定團結，居民生活的穩定，因此國有企業都是一家獨大，行業壟斷，缺乏競爭力，沒有參與到社會主義市場競爭中去,企業改革步伐滯后，需要建立和完善現在公司治理結構。

二、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從70年代后期開始，先后經歷了五個階段：

（一）第一階段：1978—1984年，主導方針為“放權讓利”，要求政府簡政放權（經營自主權），并實行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利潤分成、調整國家與“國營”（后改為“國有”）企業之間的分配關系。

（二）第二階段：1984—1986年，主導方針是“利改稅”，即由國家以稅收形式從企業收取以前的“利潤”，力求用行政措施影響企業經營，引入市場調節方式，促進國有企業的發展。

（三）第三階段：1987—1991年，力倡政企分開、兩權分離，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和租賃經營責任制（后者適用于中小企業），以求在不觸動所有制的情況下，以契約的方式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促進國有企業的發展。

（四）第四階段：1992—1994年，著重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目的是使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商品生產者、經營者，賦予企業十四項經營自主權，并在部分企業試點推行“利稅分流”與股份制改造。

（五）第五階段：1994—1996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以公有制為主體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要求建立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1997后，政府推廣股份制改造，希望使企業的勞動者同時成為企業資產的所有者，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產分配相結合。一方面解決企業聚集資本，彌補投資主體單一的不足，另一方面調動職工生產、工作積極性，以求國企及時脫困。

三、國有企業改革的對策思考

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同時在此過程中還應注意：

（一）推進國有企業調整重組，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優化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是提高國有經濟發展質量和效益的重要途徑。要著眼于優化國有資本配置，強化國有資本在戰略性領域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加大結構調整力度，加快培育一批行業排頭兵企業和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按照國務院出臺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意見的要求，緊緊結合編制“十二五”規劃和重點產業調整振興規劃，培育發展技術含量高、帶動作用大的戰略性產業，推動國有資本向優勢、支柱、特色產業及行業的龍頭企業集中，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做強做大優勢國有企業。繼續推進劣勢企業關閉破產，努力探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劣勢企業依法、有序、平穩退出市場的通道。推動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不斷優化。

（二）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產權。健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有利

于各類資本的流動和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公眾創業創新的動力，形成良好的信用基礎和市場秩序

（三）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完善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是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體制保障。推動國有企業平穩較快發展，必須進一步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要以《企業國有資產法》等法律法規為依據，進一步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法規體系建設，依法促進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制度完善。不斷增強監督的時效性、靈敏性和針對性。

（四）推進國有企業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和水平。把推進國有企業轉變發展方式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舉措，引導國有企業將發展方式轉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和管理創新上來。一是引導企業強化管理控制風險。嚴格現金流管理，強化投資管理。二是引導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品牌建設。加強產學研結合，進一步確定品牌定位，做好品牌推廣，提高品牌影響力。三是引導企業切實做好節能減排工作。使國有企業成為節能減排、保護環境的表率。大力開展與綠色經濟、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相關的新技術研發，切實搶占新一輪節能減排技術制高點。

總之，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現代企業制度不斷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發展是上述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有利于市場經濟的繁榮，有利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當然，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需要我們不斷為之努力，從而實現我國國有企業的新發展。

第四篇：國有企業改革

國有企業改革

經過30年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績，主要成績有：

1.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取得成效

目前，公司制已成為國有企業的一種主要組織形式。多數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產權改革、增資擴股、引進戰略投資者、資本市場上市等途徑，已經改制為多元股東持股或國家獨資的公司制企業。

2.企業法人治理結構趨于完善

一是實現了決策層和執行層的初步分開；二是建立健全了董事會運作基本制度，各專門委員會開始正常運行；三是外部董事認真履行職責，積極參與決策；四是企業管理層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進一步增強。

3.為加強企業管理和加快技術進步建立了制度基礎

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企業加強管理、技術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許多國有企業努力實施管理創新，加強產權管理、財務資金管理、投資管理、成本管理和戰略規劃管理，積極開展節能降耗活動。

4.國有企業的活力和競爭力明顯增強

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一度困難重重，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以后，由于企業經營機制發生了變化，企業活力和競爭力不斷增強。

5.國有經濟的布局結構有所改善

繼續調整國有經濟的布局和結構，是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一項重大任務。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深化，也加大了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的力度。近年來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也有改善。一是國有企業戶數大幅減少。二是國有資產向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集中。三是國有資產進一步向基礎性行業集中。目前，國有企業在國防軍工、石油石化、電力、電信、民用航空、航運、重要礦產資源開發等基礎性行業的企業戶數占全部國有企業戶數的28.6%，資產總額占到55.6%，國有資產總量占到61.9%，實現利潤占到67.7%。

6.保證和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在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入的同時，非國有和非公有經濟以更快的速度發展，從而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

有人認為，經過改革，國有經濟比重降低了，現在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已經不起主導作用了。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改革以來國有企業數量雖然減少了，但國有經濟整體素質和競爭力不斷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大大增強。截至2006年底，全國國有企業戶數共計11.9萬戶，比2003年減少3.1萬戶，年均減少8%，但戶均資產

2.4億元，比2003年增長22.7%。國有資本向能源、原材料、交通、軍工、重大裝備制造和冶金行業集中的態勢明顯。2006年，基礎行業的國有資本3.3萬億元，占全部國有企業占用國有資本總量的70.6%，比2003年提高5.4%。國有資本的控制力不斷增強，國有資本直接支配或控制的社會資本1.2萬億元，比2003年增長1.1倍。目前，中央企業80%以上的國有資產集中在軍工、能源、交通、重大裝備制造、重要礦產資源開發領域，承擔著我國幾乎全部的原油、天然氣和乙烯生產，提供了全部的基礎電信服務和大部分增值服務，發電量約占全國的55%，民航運輸總周轉量占全國的82%，水運貨物周轉量占全國的89%，汽車產量占全國的48%，生產的高附加值鋼材占全國的60%，生產的水電設備占全國的70%，火

國有企業改革

1電設備占全國的75%。

國有企業改革是空前艱巨的事業，雖然改革已經取得的成績是輝煌的，同時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但是改革的任務尚未全部完成，還有很多任務包括一些難度很大的任務有待完成。

1.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些國有企業尚未按照《公司法》的要求進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名義上已經建成現代企業制度的，也往往“形似神不似”。由于央企改制大多在子公司層面進行，如果話語權最多的大股東不改制，也難以要求下面改制的企業嚴格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行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不健全和內部人控制問題是普遍現象，多數按照《公司法》注冊的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成員與經理人員高度重合，董事會的決策職能與經理層的執行職能事實上合一，與按照《企業法》注冊、實行總經理負責制的國有獨資企業一樣，都是“一把手”負責制。其結果是大企業的興衰成敗系于一個人身上，風險極大。

2.國有經濟布局結構仍不盡合理

雖然經過多次調整，國有企業小而散的狀況尚未完全改變。還有不少企業盲目擴張，債務風險很大。而且管理層級過多，資本鏈條過長，許多二三級企業業務重疊交叉，專業化發展能力薄弱，主業不強，缺乏核心競爭力。有的企業資產不多，卻有四級或更多的管理層級，層級過多使有些企業出現失控現象。

3.壟斷企業改革任務艱巨

壟斷行業是中國國有經濟中最集中和控制力最強的領域，壟斷行業中的主要大型骨干企業，幾乎都是國有企業，都是國有中央企業。壟斷行業大多數是具有一定自然壟斷性的行業，如電力、鐵路、郵電、民航、電信、郵政、天然氣，但技術的發展和經濟理論的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弱化了通過管制維持壟斷的理由。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已對電力、電信、民航等行業進行了政企分離、政資分開、業務分離、引入新競爭者等方面的改革，如電力行業實行了“電網分開”，電信行業實施了“成立聯通”“移動分家”“南北分析”等改革，改革取得了進展，但問題依然嚴重。總體上壟斷行業改革仍滯后于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現有改革偏重現有企業重組、忽視創造公平準入環境和引入新企業，沒有形成真正競爭的市場結構。而且在產權改革和監管改革方面也相對滯后，難以避免壟斷行業濫用壟斷優勢地位。自然壟斷和行政壟斷交織在一起，抑制了行業技術進步和創新，使外部資本面臨很高的進入成本，造成了資源配置的扭曲和這些行業的低效率。

4.國有企業創新能力不強

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在獲得科技資源方面具有優勢，大量的科研人才集中在大型國有企業。過去幾年，中國有企業自主創新活動也不斷增強。盡管如此，我國國有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還較低，而且總體上自主創新的活躍程度還不如非國有企業。

5.改革遺留問題需要解決

一個問題是，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職工轉換身份的經濟補償標準偏低，有時偏低的補償標準都得不到嚴格執行。另一個問題是有些企業改制后陷入困境。如有的地方股份合作制不但沒有發展起來，反而再次使企業陷入困難。

6.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有待改進

目前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系還存在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國資委在角色定位上，依然存在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問題，對國有企業而言，基本上還是“婆婆”加“老板”的管理方式。第二，國資委在管控模式上，具有太多“淡馬錫”的情結，具有把自

身建設成為全國國有資產經營公司的傾向，但是，這種做法既不符合中國的大國國情，也不符合國有經濟“有進有退”的戰略思路。第三，國資委在整體工作部署上，缺乏戰略向導，沒有從國民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高度去思考國有企業的定位，重點只是關注企業之間的重組。第四，國資委在企業考核上，重視短期利益和對經濟業績的考核，忽略了對社會公共效益的考核，沒有在考核上處理好國有企業本身具有雙重職能定位的問題。第五，誰來監管國資委的問題？

應該指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存在的問題，很多是和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有關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還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并提出了原則要求。我們一定要把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更好地結合起來，加快改革行政管理體制、建設服務型政府的步伐。這樣做，我們一定能勝利完成國有企業改革尚未完成的任務。

①將進一步深化國企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將成為這方面改革的重點；

②國有經濟布局將進一步優化，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③將對壟斷行業改革，禁止企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同時會適當引入競爭機制，并且對壟斷企業的政府監管和社會監督將會加強；

④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制度將會日趨完善；

⑤出于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的需要，中央企業的規模化經營程度將會大為提高目前我國企業尤其是中央企業的規模化經營程度還比較低，還遠遠不能適應激烈的國際競爭的需要。以煉油業為例，我國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央企都進入了世界500強（2008年營業收入總計約3000億美元），但其規模之和還抵不過美國埃克森美孚石油一家（2008年營業收入約3700億美元）。

第五篇：國有企業改革

人民網北京11月11日電（記者 曹華）“國有企業改革將根據十八大報告的要求，不斷調整，向經濟安全和民生上集中，要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更加市場化，不斷增加活力、影響力。”十八大代表、國資委主任王勇，在和記者一起分享學習十八大報告體會時作出如上表述。

王勇說，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提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 這為今后國企改革發展指明了方向。國企改革的方向應該是更加市場化，不斷增加活力、影響力。

王勇表示，加緊推進國企市場化改革。首先就要更加市場化地選聘人員，人員要能進能出，干部要能上能下，收入要能高能低。要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國有企業現在存在的一些管理粗放、改革不到位的問題。國有企業要向國際上的跨國公司學習，包括要向一些私營企業學習，建立更好的市場機制，轉變國有企業的發展方式，使得國有企業在國際競爭中，能夠更好地輕裝前進，創造更好的效益和更多的利潤。

此外，國有企業改革也將加緊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王勇說，多年來，國有企業是按照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發展的要求，是從計劃經濟時代不斷深化改革發展而走過來的。由于歷史原因，國有企業既要按照所有企業追求利潤和效益最大化的原則去行事，又要承擔很多本來社會應該承擔的責任。拿中央企業來講，目前還有8300多個醫院、學校等社會機構，國企辦社會的現象依然存在。國有企業也將加緊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國有企業辦社會”的現象要有所改變。按照這次十八大報告的精神，“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企業將向經濟安全和民生上集中，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