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分析

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研究

各位學員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一起討論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總量已躍居全球第二，進出口總額位居全球第一。可以說，中國的發展與外部密切聯系，全球經濟離不開中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未來如何進一步保持持續、健康的發展，已成為社會各界熱議的重大問題，從中國30多年的發展經驗來看，改革開放是其中最重要的動力，未來如何進一步實現對外開放，成為判斷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健康發展的重要內容。近年來，黨中央推行了新一輪的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尤其是提出了以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為核心的新一輪的對外開放戰略思想。這些戰略目前正在穩步的實施，引起了國內外廣泛的關注，也成為未來判斷中國經濟發展的，尤其是判斷中國對外開放戰略走向的重要內容。所以今天和大家一起討論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的話題，具有重要的意義。這里我主要講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方面就談一談，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及關系，在此基礎之上，看一看當前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情況，最后簡單談一談，促進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的政策選擇。

一、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及關系

（一）融入全球體系的三次開放戰略調整

很多人都說，自貿區戰略、“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思想、主要思路。但也有很多人將其割裂開來看，那么自貿區戰略跟一帶一路戰略到底有什么關系？其提出的背景是什么？對中國的對外開放來說，它們又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所以這堂課我們講的不僅僅是“一帶一路”，也不僅僅是自貿區的問題，而是理解新一輪對外開放戰略的一個核心內容。

首先我們來看看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跟關系到底是什么呢？我們知道近幾十年來，全球經濟迎來了新的、較快的發展時期，世界出現了新一輪的較快增長，其背后的重要的動力呢，那就是全球化加速，開放合作成為世界主要國家的大勢所趨，誰強調開放，誰就有可能迎來經濟較快的發展。綜合實力的較快提升，誰強調封閉，誰就可能喪失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機遇。開放與合作已成為當前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基于這樣一個判斷，鄧小平同志在20世紀70年代就提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1978年以來沿海開放戰略，20世紀90年代以來鄧小平南巡，這個對外開放格局已基本形成。及至2001年，中國加入WTO，中國進入了全面對外開放的階段。這三次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使得中國融入了全球，中國由原來的、封閉的計劃經濟轉向了現在的、開放的市場經濟。中國經濟通過三次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取得了三次質的飛躍，助推中國經濟30多年來，保持在9%左右的這么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速。

前三次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以點到線到面的開放，比如前面是幾個點，再到沿海的14個城市，形成線，到最后開放期開放，內地開放城市、內地省會城市，全面對外開放。前面的三次對外開放有一個嚴格的邏輯，那就是由點到線到面，從深層次的角度來看，前面的三次對外開放，其實就是融入全球體系，接受西方大國所倡導的，開放的市場經濟規則。所以說，1978年以來，中國對外開放三次戰略的調整，其實就是為了實現一個目標，使中國融入全球，使中國與外部對接，促進中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能夠發揮自身的優勢。所以前三次對外開放戰略，使得中國接受現有的全球體系，融入現有的全球體系，同時又是現有全球體系的接受者。但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快速上升，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快速成長，中國現在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個階段是什么？那就是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倡導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同時跟歐洲倡導成立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關系協議。其實美國就是想要通過TPP和TTIP，構建下一代的WTO，目標是要促進全球一體化的更快提升。當然從更嚴的目標來講，應該說美國的這一套體系，有助于深化TPP跟TTIP成員國之間的密切合作。但這套體系并沒有幫助過中國，外界的解讀是，美國要通過TPP邊緣化中國。為什么呢？中國前面30多年的發展，使得中國的體量快速上升，美國感到了壓力，如果不對中國采取一定的措施，是不是美國，就中國未來的較快增長，會使得美國處于劣勢，所以美國現在加快推動全球規則的變革就有一個重要的目標是邊緣化中國。我們剛才說了中國現在經濟體量是世界第二，進出口總額是全球第一。如果美國所主導的下一代的WTO構建成功的話，而且中國又不在其中，那么我們就會顯得很被動。

（二）自貿（園）區戰略：對接及制定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

那么中國該怎么辦呢？2013年以來，我國新一屆的領導集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對外開放戰略思想，那就是通過自貿區對接，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如TPP、TTIP。國有企業的競爭中性，工會制度、環境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都是我們新一輪對外開放里的軟肋，那怎么辦？我國新一屆領導集體提出，要構建自貿區，在自貿區里先行先試，在自貿區里深化同其他國家的合作，倒逼中國國內的改革，構建高標準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此來應對美國提出的TPP、TTIP。全球的這一套規則是由發達國家來主導構建的，所以我們現在跟別人合作，我們所能形成的這套體系，其實仍然是其他國家主導了這套體系，那怎么辦呢？這一套體系我們不一定適用于中國？那中國通過自貿區跟外部的高標準對接以后，我們其實要根據自身的情況，來形成適合中國的，有利于中國開放的經貿規則，那這個開放經貿規則要往哪里進行？誰來構建這樣的經貿關系？新的領導人提出，通過一帶一路釋放中國開放理念的經貿規則，那什么是“一帶一路”？尤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原來是沒有的？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中亞等國家，相對而言經濟發展比較落后，跟外部的合作也不是非常密切。

那怎么辦呢？中國通過力推、倡導構建“一帶一路”，這時就可以釋放以中國開放理念為核心的國際經貿規則的構建，所以我認為，前面三次對外開放戰略的調整，是使得中國融入全球體系。而現在以自貿區一帶一路為戰略的，新的對外開放，開啟了未來幾十年，甚至更長時間，對外開放的下半場，也就是由原來接受的體系轉向我們現在要參與的國際經貿規則調整優化的時代。比如，我們現在成立的天津、上海、廣東、福建自貿園區，先行先試要探索對外的高標準。我們前一陣子剛剛簽署的中澳自貿協定，是一個高標準的經貿協定。這些都體現，通過自貿區戰略來對接國際高標準的經貿規則，同時通過“一帶一路”來釋放中國開放理念最核心的就是互利共盈的開放理念。

（三）全球或者區域治理體系中釋放中國聲音

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里的聲音已越來越大，比如說通過20國集團、APEC峰會，對外釋放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國力推的，在國際經貿規則、區域經貿規則上的調整優化，所以總的來看，前三次的對外開放戰略使得中國融入全球化，分享全球經濟發展的成果，同時也加快了全球化的進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戰略，開啟了中國參與或者主導國際經貿秩序調整優化的新時代，中國進入了新的開放階段。所以我們剛才看的就是，自貿區戰略跟一帶一路戰略的背景是開放，我們不能搞封閉，開放是重要的基礎。

由原來融入的現有體系轉向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制定，更高層次的開放是一個背景，但這兩個推出，又有什么關系呢？那就是共同助推中國，由原來被動、接受規則，轉向主動參與，制定規則，推動規則調整優化，來轉變，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都是推動國際經貿規則調整的兩個重要的手段。所以這就是他們的背景跟關系，所以離開了自貿區一帶一路不行，離開一帶一路自貿區也沒有太大的意義。

二、當前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情況

自貿區戰略跟一帶一路戰略我們提出了將近兩年的時間，這些戰略到底發展到什么程度呢？下面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梳理。也就是第二個層面，當前自貿區戰略以“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情況。

（一）自貿區的概念

要講自貿區戰略之前，首先對自貿區做一個概念的辨析。我們現在看媒體的報道，很多都是不加區分的，都叫自貿區，比如上海、天津、廣東、福建。我們成立自貿園區，自由貿易實驗區，很多媒體也說，上海、廣東、福建是自貿區，我們跟中韓、中澳簽署自貿協定，媒體也說，中韓、中澳自貿區。那這兩者的概念其實不是完全一樣的，為了更好理解自貿區的戰略，我們必須對這個概念做進一步的區分。自貿區其實包含了兩種：第一種叫自貿園區，英文叫FTG，它是指一個國家地區范圍內，設立的實施特殊貿易投資政策，所形成的開放區，這種是單邊的開放，什么意思呢？比如說成立的上海自貿園區，我們在上海自貿園區有很多特殊的政策，也就是對外部有很多優惠。但我們成立上海自貿園區，沒有要求韓國給我們什么好處，沒有要求新加坡給我們什么好處，因為我們是單邊開放。這叫自貿園區，在國內也叫自由貿易試驗區。而第二種自貿區，英文叫FTA，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關稅主體之間達成的貿易協定，它是相互開放的，主要是參與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定，比如我們最近簽署的中韓、中澳自貿區，那就是雙向開發，我們中國給韓國什么優惠？給澳大利亞什么優惠？澳大利亞、韓國又給我們什么優惠？不然我們就不跟它簽署協定，所以這個是相互開放。

（二）自貿區戰略

自貿區戰略包含兩個方面，第一個是自貿園區戰略，第二個是自貿區戰略。自貿園區戰略，目前以上海自貿園區為代表的自貿園區，已穩步發展，上海自貿園區已經運行1年多的時間，去年上海自貿園區一周年的時候，對外交了一張很好的成績單，這成績單得到了各方的贊賞，尤其是得到了我們政府高層的肯定。它主要著力在以下幾個方面取得了突破，第一個方面是探索了負面清單管理的投資模式，我們原來投資的時候都是要正面清單，哪些能投，哪些不能投。但從現在開始要對接高標準經貿規則，要探索負面清單，像今年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國跟美國要達成雙邊投資協定，雙方交換了貨幣清單，所以這個貨幣清單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方面是改革了海關的體制，促進了貿易的便利化，同時伴隨著政府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創新政府管理方式，下放很多審批權等一系列措施。當然上海自貿園區公布一周年的成績單時，也有一些評論認為，上海自貿園區是低于外界預期，為什么這么說呢？比如說原來上海自貿園區里邊，說要進行很多的金融方面的嘗試、金融方面的創新。但是到現在為止，上海自貿園區的金融創新并沒有像外界預期的那樣，比如說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資本債務開放等等。為什么呢？因為這里面有一些改革會涉及全球層面的問題，比如說給上海自貿園區更多的金融方面的優惠政策，那就意味著這里面的資金回報會更高，那怎么辦？他全國的資金都會跑到那里面去，如果說他的資金跟這個區域外的資金，存在利差、匯差的時候，會不會出現套利套匯的問題。就像剛才說的，上海自貿園區一周年，釋放了重大的消息，比如說貨幣清單模式，這種原來我們是沒有概念的，現在至少有概念了，這就重大的利好，重大的創新，當然我們不能單單看到上海自貿園區一周年所取得的成績，我們更多的是要推過自貿園區，來自己想，想清楚要干什么？

自貿園區戰略是做什么的？很多人以為自貿園區就跟原來的經濟特區一樣，中央給予特殊的政策、給予政策上的優惠，所以有些地方成立自貿園區，其目的就是為了爭取中央的政策支持，爭取中央的政策優惠。其實這是不對的。自貿園區的重要任務是探索高標準的經貿規則，也就是要探索制度創新，而不是政策優惠。什么叫制度創新？那就是探索像TPP里面的勞工標準，在此基礎上先行先試。不是說西方所倡導的規則，我國要完全接受，而是針對西方提出的高標準規則，再結合國內的經濟發展的具體情況，提出客觀的、適合中國的、適合全球的開放發展理念的國際經貿規則。當然中國的國土面積是比較大的，我們有嚴重的區域差異，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不一樣，沿海的產業也不一樣，所以現在中央主要是在沿海地區構建了幾個自貿園區，比如說上海、天津、廣東、福建，我認為是非常好，這幾個自貿園區分別在各自特殊的區域做專門的探索，比如福建應著力于兩岸合作，廣東應著力于深化港澳合作，天津應著力于京津冀一體化等等。這些形式再弄到一起，就可以形成一般性的、適合全國推廣的制度模式。

同時我們要加快推動自貿園區戰略，跟其他國家合作。推動國際雙邊或者多邊的區域經貿規則的調整、優化，2015年以來我們已經開始簽署了中韓自貿協定、中澳自貿協定，截止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構建了14個自貿區，也就是東盟十國、新加坡、巴基斯坦、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濱島、瑞士、新西蘭、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臺灣、韓國、澳大利亞等14國家或地區構建了自貿區。這里需要指出的是2015年6月1號剛簽署的中韓自貿協定，這是一個高標準的經貿協定，這個超過98%的貿易額，實現了零關稅。這是一個很高標準的自貿協定，當然相比中澳來說，中韓標準還是低了一點，中澳標準應該是更高，中澳雙方在過渡期滿以后，都接近100%的零關稅。這里我想重點談一談中澳自貿區，它到底有什么重大的信息？最近幾天官方或者其他一些媒體都在討論，中澳自貿區為什么會比其他自貿區引起更多的關注？中澳自貿區引發社會關注有三層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從貿易合作來看，中澳自貿協定大幅提升貿易自由化水平。在貨物貿易中，雙方各有占出口貿易額85.4%的產品將在協定生效時立即實現零關稅。減稅過渡期后，澳大利亞最終實現零關稅的稅目占比和貿易額占比將達到100%；中國實現零關稅的稅目占比和貿易額占比將分別達到96.8%和97%，這大大超過一般自貿協定中90%的降稅水平。

為什么說它是高標準呢？從降稅的實現角度來看，其降稅時限大幅縮短。和澳大利亞與韓國、日本的自貿協定相比，澳大利亞對中國產品的降稅期最長為5年，而對日本和韓國產品的降稅期最長均為8年；在澳大利亞通過降稅期降稅的產品中，澳大利亞對中國降稅期為3年的稅目所占比重高于同類產品在澳日和澳韓自貿協定中所占的比重。第二層因素是從創新國際投資合作看，中澳貿易協定積極同高標準國際規則接軌。中澳自貿協定既包括通常的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也包括投資領域。此外，政府采購、電子商務、知識產權保護、環境等21世紀議題在此次協定中也都涉及。尤其是在服務領域，澳方承諾自協定生效時對中方以負面清單方式開放服務部門，成為世界上首個對中國以負面清單方式作出服務貿易承諾的國家。中方則以正面清單方式向澳方開放服務部門。同時在投資領域方面，澳大利亞對中國私營企業的投資審查的門檻由2.48億美元提高到10.78億美元。中澳自貿協定實現了“全面、高質量和利益平衡”的目標，具有顯著的對接高標準自貿區的含義。第三個就是從國際影響來看，中澳自貿協定有助于應對美國TPP等高標準區域經貿規則邊緣化中國的問題。我們剛才說了，美國要通過TPP來邊緣化中國，TPP沒有包括中國，中國可能會被邊緣化，但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對我國應對TPP有重大的意義。澳大利亞是全球GDP排名第12位的西方發達經濟體，是經合組織和二十國集團的重要成員，澳大利亞也是當前美國主導12個國家談判的TPP的重要成員。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使得中國與澳大利亞的合作將更加深入，有助于緩解TPP生效后可能對中澳經貿關系造成的負面影響，同時也有助于以中澳自貿協定為樣本促進中國與其他發達經濟體開展自貿區等國際合作。

同時，中澳自貿協定釋放了中國對方開放的新思想：首先，中澳自貿協定著力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體現了中國深化對外開放的決心，更體現了中國開放重點由政策優惠向制度規則創新的轉變。在中澳自貿協定中，中澳雙方不僅在減免關稅等傳統領域達成了共識，而且也涉及政府采購、知識產權保護等非關稅壁壘的談判。更重要的是，中澳自貿協定還納入了負面清單管理等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制度設計。這些預示中澳雙方深化開放合作的決心，也體現了中國在開放重點方面向高標準制度規則體系的轉變。其次，中澳自貿協定釋放了中國積極倡導“互利共贏”的開放合作新理念。從中澳自貿協定的內容看，中澳雙方充分考慮了中澳兩國的產業結構、發展階段等因素，既考慮了澳大利亞農產品、能源等優勢產業釋放比較優勢的訴求，也考慮了中國在服裝、電子機械等領域進一步拓展國際市場的需要，中澳雙方分別重點在關稅等方面給予取消或者減免，同時，重視構建促進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充分流動的開放制度體系，表明中國所倡導的“互利共贏”的開放合作理念在中澳自貿協定中得到了鮮明的體現，也預示中澳雙方對“互利共贏”理念的認可。第三個方面就是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凸顯自貿區戰略在中國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中的重要地位。截至目前，除了中國與澳大利亞簽署了自貿協定外，中國與東盟、新西蘭、新加坡、巴基斯坦、智利、秘魯、哥斯達黎加、冰島、瑞士和韓國也簽署了自貿協定，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構建了更緊密的經貿關系安排（CEPA），以及中國大陸與臺灣構建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中澳自貿協定的簽署，預示著中國繼續推進自貿區的積極態度，也體現了中國將自貿區作為對外開放重要內容的戰略體現。

（三）“一帶一路”戰略

而在一帶一路戰略方面，其實我們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原來提出一帶一路的時候，還不知道這到底是什么東西？或者說一帶一路到底指哪一些路、哪一些地帶，也不完全清晰，但現在我們看到國家也開始發布了一帶一路的整體規劃。總體來看，一帶一路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個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中國通過中亞到俄羅斯再到歐洲這么一條通道，同時是中國通過中亞到西亞到地中海到歐洲這么一條通道，應該說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從中亞這些地區穿越而過。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主要是從東南亞到南亞到印度洋，再到地中海和歐洲，或者從南海到印度洋到地中海，或者從南海到南太平洋，再往外的其他地區。其實“一帶一路”的范圍十分廣泛，不僅僅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幾條路線涵蓋的一些國家和地區，同時留下了非常大的想象空間，比如說從南海向南太平洋延伸，理論上就可以將美洲等這些包括在內，所以一帶一路從廣義上講，可能包括了全球，但從狹義上講，它可能就是我國歷史上的絲綢之路的沿岸國家和地區。

那么一帶一路該怎么推進了？應該說這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思想也逐步成型了，比如，“一帶一路”戰略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比如說中亞這些國家有豐富的能源資源和良好的環境，而我們國家有比較強的制造業的工業發展經驗，有高鐵技術，有比較充足的資金。但是我們缺資源、缺能源，中亞這些國家，則缺的是基礎設施，缺的是資金。這樣的話，雙方進行互補，我們提供資金，提供技術，他們提供能源，提供其他的能夠一起合作的領域，互利共盈，最重要的就是構建優勢互補的關系。

那怎么樣讓互利共盈的思想，真正在“一帶一路”里落地呢？現在來看，一個很重要的思路也逐步成型，就是在一帶一路里面構建自貿區。我們說“一帶一路”充滿想象，這么多個國家和地區怎么辦？我們領導人每個國家走一天，走下來都要幾個月，更不要說合作了，那怎么辦呢？那就要重點構建幾個自貿區，起到示范的作用，然后再大面積、大范圍的推進，自貿區是抓手，自貿區著力于什么？就是將互利共盈的理念能夠貫徹其中，什么是互利共盈，那就是在自貿區里面達成優勢互補的協議、協定。達成協定構建自貿區以后怎么辦？那就要錢，要注入資金，讓他真正地落地、實施。我們現在看到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為什么呢？那就是現在我們看各個地方的債務比較高，地方政府的發展經濟的空間，在縮窄，怎么辦呢？沒錢，銀行不敢借給他，他要借了利率會比較高，所以沒有錢的話，一切都是白搭，那如何解決資金的問題呢？“一帶一路”里倡導通過自貿區的思想，將互利共盈真正地落到實處，但要真正落到實處就要有資金。現在有兩個重要的支柱，那就是保障一帶一路有重要的資金支持，那就是前一陣子成立的絲路基金及目前社會熱議的亞投行。亞投行現在已經有57個初始成員國，所以從理論上講，只要“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有比較好的回報，那么57個成員國的這些國家的至親，就會源源不斷地流入一帶一路的項目，為“一帶一路”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但從短期來看，“一帶一路”可能較難取得很好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因為他畢竟還沒有完全連通，或者說他即使連通了，但各方面的障礙還是比較多，那怎么辦呢？我認為就是要進一步加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先讓互聯互通的工作能夠實現。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想要富先修路，先把路一步步做好，再加以拓寬，然后讓經貿往來、經貿合作能持續地加深，由此使得基礎設施的回報快速提升。因為“一帶一路”主要是中國在倡導，所以中國需要通過絲路基金來“打前仗”。在前期，可能因為亞投行的項目不是太好，人家不愿意投入，那該怎么辦？絲路基金先打前站，把這個路先修起來，把一些關鍵的結點打通，讓一帶一路沿岸的國家或地區，能夠開展深入的經貿合作，促進基礎設施投資回報的提升。所以絲路基金跟亞投行其實是為“一帶一路”提供了兩個很重要的保障。這兩個支柱，一個已構建完成，開始運作，亞投行則在今年正式進入運作階段。

同時這個“一帶一路”，也開始與其他的經濟體對接，這其實為“一帶一路”未來的發展豎立或確立了一個相當好的遠景。比如，2015年5月8日，習近平主席與俄羅斯普京總統會面后，雙方共同簽署并發表了《關于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對外界釋放了一個重要的信號，一帶一路跟其他的七億經濟一體化協定不是沖突的，在一定程度上，應該說是互利共盈的，所以現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以歐亞經濟聯盟進行對接，對外界釋放一個重大信號，那就是“一帶一路”的空間是非常巨大、充滿想象的。

三、促進自貿區戰略與“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的政策選擇

在此背景下，如何促進自貿區戰略和一帶一路戰略更好的發展？那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談的第三點，促進自貿區戰略以“一帶一路”戰略發展的政策選擇。

（一）自貿區戰略：重視構建中美自貿區

我認為未來最重要的發展就是要重視中美自貿區。大家知道，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進出口貿易第一大國。而美國則是世界最強的國家，中國主導構建的自貿區里如果沒有美國，我認為這是不完整的。為什么呢？在2009年，美國提出TPP、TTIP，對中國對外開放形成的重要制約或重要挑戰，引起了我們國內的高度關注，那么這背后凸顯了一個什么命題？就是TPP使得中國在新的對外開放當中，處于劣勢。我國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曾說：“沒有中國參與的TPP不完整。”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是全球服務貿易的第一大國，它把第一大國排除在外，那它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TPP出來以后，我們中國也不是非常著急，現在美國要單邊地把我國排除在體系之外，還是很困難，所以短期內我們說可以通過WTO來穩定現有的市場，鞏固現有的市場。但是未來怎么辦？未來我們還得考慮要不要加入TPP的問題，所以反過來說，我們現在短期不怕。但是如果中國不重視美國，任由他自己做，那再過幾年我們可能會十分被動。那怎么來破解呢？中美自貿區的談判就顯得尤為重要了，如果中美能夠形成自貿區，那中國加入TPP也就不遠了，或者說中國加入TPP的機會就大大提升了，或者說中國跟美國的合作就更加密切了。美國希望通過TPP來邊緣化中國，也就不太成現實了。因此呢，中美之間構建自貿區，不僅僅是中國構建自貿區的一個完整性的一個訴求，同時也是中國應對TPP的訴求，中國要推動國際經貿規則調整優化的訴求。如果我們跟美國的體系不一樣，那該怎么辦？所以自貿區戰略最核心的未來，就是要力推中美自貿區的談判。雖然中美自貿區的談判可能非常地艱難，但有一點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只要談就有機會，只要談就有可能，將這個事情做成，而且早談肯定會比晚談更好。

（二）“一帶一路”第三支柱：區域治理平臺建設

剛才我們說“一帶一路”已經形成了自貿區跟兩大支柱——亞投行、絲路基金，我認為一帶一路還得加快構建第三個支柱，那就是區域治理平臺。就像我們剛才說的，這個“一帶一路”里這么多國家和地區，你怎么讓他們能夠合作，怎么深化合作？我認為就要借鑒我們開人大會的思想，一年里或者幾個月里，定期搞一個“一帶一路”的平臺，類似于達沃斯峰會，讓大家去談、去互相的思想碰撞，達成共識，統一思想，所以“一帶一路”的區域治理平臺非常重要，現在比較分散。

同時“一帶一路”里面，我們要對人民幣國際化非常重視。大家知道呢，“一帶一路”是我們未來要釋放中國開放理念的一個全民領域，我們現在開始釋放合作互利共盈的合作理念，那這里邊很重要的一塊就是金融話語權由誰來主導。如果你在用美元、歐元、英鎊，那以后你還是繞不開美國、繞不開英國，你的這個體系還是別人的體系，那怎么辦？我認為人民幣非常重要，在一帶一路里要力推人民幣的結算、投資、債券。現在“一帶一路”里面要投資是吧，發行人民幣債券，搞人民幣的離岸金融中心，這些我認為非常重要。但是“一帶一路”的發展，我們還得積極地、及時地總結經驗，助推國內開放體制機制的完善，我們要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個新體制到底是怎么新的也不知道？那隨著“一帶一路”這些新的戰略，或者將中國的開放理念跟外部對接以后，有什么問題？有什么經驗？有什么啟示？應該要倒逼國內進行新一輪的開放體制機制的變革，構建開放體制機制。

在開放體制機制構建當中，有人認為，中國短期內應該更加重視什么呢？國際投資規則的制定。我們前面講了貿易，講了投資，講了服務，那其實投資呢，我認為當前更為重要，2013年中國對外投資存量僅占GDP的6.6%，若未來達到世界35%左右的平均水平，那么未來10至20年將增加3～5萬億美元。中國在未來幾年，將躍居成為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資大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果再不掌握國際投資規則，可能在未來就會處于劣勢。

這一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加快推動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而且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也就是雙方交換了負面清單，這我認為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應該積極重視。如果中美之間能夠達成雙邊的投資協定，那么就可以以此為樣本，來跟其他國家進行投資協定的談判，推動國際投資規則的優化、調整、完善，構建有利于中國海外投資的良好的國際環境。

（三）注重治理人才培養及治理機制研究：提升秩序規則制定能力

第三個層面是要注重治理人才培養及治理機制的研究，提升秩序規則的制定能力。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主要是接受別人的體系，接受別人的規則，我們很少在全球提出自己的規則，構建中國主打的經貿規則。這有兩個信息，一個是指中國，還很少主導自己的規則，第二個中國很少參與主導，參與制定國際規則的經驗。那怎么辦？要推動規則的調整，很重要的一塊就是秩序規則的制定能力比較弱。我們看世界上的強國，比如美國，像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打完的時候，就啟用了著名經濟學家懷特的懷特計劃。而英國啟用了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的“凱恩斯計劃”，這說明這兩個國家都是早有準備、早有預謀，他們對全球治理理念、治理體系的理解、制定能力是非常強的。如果我們國家現在有機會，提一個全球的規則，我們該如何提？改革開放前30多年是融入全球體系，未來主要是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推動制度的創新。未來我們要提出什么樣的方案？在我看來，中國在這個方面可能還需要有一些大的動作，或者加強研究，這里面主要是要加快人才的培養，加快治理機制的研究。

結合現實來看，中國到底要在全球倡導什么樣的理念呢？我認為有五個方面：第一，開放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所以國際經濟的開放性，我認為是未來中國應該力推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二個是國際金融中性，在這一次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看到某些國家借助金融的優勢，可以取得很多非常規的利益。比如俄羅斯，在去年以來，受到歐美金融自裁，尤其是金融自裁，讓俄羅斯很難受。這其實反應了俄羅斯跟歐美大國非對稱的金融話語權不是很對稱的關系，非中性未來應該使得他更加中性，免得受某些國家的控制。第三個就是世界經濟領域，世界各國發展不平衡，投資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一點，未來應該推動國際投資非歧視性，加快國際投資協定的談判，促進全球經濟的共同發展。最后一個方面就是宏觀政策的非外溢性。這次金融危機以來我們看到，歐美大國實行量化寬松的政策，很多國家受其政策外溢的影響。尤其是美聯儲，實行量化寬松，很多資金跑到其他國家，但現在你看它又要退出量化寬松，要提高利率縮減貨幣政策，中國等新興國家又有資金流出的壓力，所以這一些，綜合起來使得全球經濟很不穩定，因此我想短期里面，中國應該在全球倡導這些理念。也就是“五個性”：國際經濟開放性、國際金融中性、世界發展均衡性，國際投資非歧視性、宏觀政策非外溢性。伴隨著中國2013年以來，在自貿區在內，“一帶一路”戰略上面，穩步推進的一些重大戰略的推動，未來中國的對外開放，應該會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由原來的被動接受規則轉向了推動國際經貿規則的調整，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提升，未來中國經濟保持較快、健康、穩定的發展。那么我認為新一輪的對外開放戰略，將能夠助推中國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簡單來說，就自貿區戰略，“一帶一路”戰略，開啟了中國對外開放的下半場，它的穩步推進，有助于促進中國經濟在未來取得新一輪的較持續的健康發展，有助于推進中國經濟，實現新的質的飛躍，好，我們這堂課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第二篇：“一帶一路”戰略與南沙自貿區

“一帶一路”戰略與南沙自貿區

摘要：“一帶一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而提出的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新模式。“一帶一路”自提出以來，由最初的戰略構想逐步邁入實施階段，即將成為我國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最重要的國家戰略，同時也是實現我國從區域性大國向全球性大國轉變的重要路徑。同時，南沙自貿區也將緊密對接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進一步強化廣州在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中的主力軍作用。本文對“一帶一路”戰略的科學內涵、貿易格局以及戰略意義及挑戰進行闡述，并對南沙自貿區的發展戰略進行探討。關鍵詞：一帶一路；經濟全球化；貿易格局；南沙自貿區 引言

2015年3月27日在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務部聯合發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1]（以下簡稱《愿景與行動》。這標志著對中國發展將產生歷史性影響的“一帶一路”戰略進入全面推進建設階段。如果說改革開放前30多年中國以積極“引進來”的方式深入參與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那么共建“一帶一路”則標志著以中國“走出去”為鮮明特征的全球化新階段的到來。

根據《愿景與行動》，“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這表明，中國期望在符合當前世界發展機制和趨勢的前提下更深地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但是，“一帶一路”框架包含了與以往經濟全球化完全不同的理念，即“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而且強調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總體上，“一帶一路”戰略可以簡單地用“一個核心理念”(和平、合作、發展、共贏)、“五個合作重點”(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和“三個共同體”(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來表達。“一帶一路”戰略并非偶然之舉，而是世界經濟格局變化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必然結果。“一帶一路”的科學內涵與貿易格局分析

2.1 文化內涵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都使用了“絲綢之路”這個詞匯。但是，“一帶一路”并不是要重建歷史時期的國際貿易路線。顯然，“一帶一路”使用的是“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即和平、友誼、交往、繁榮；這就是《愿景與行動》倡導的核心理念[2]。“一帶一路”的提出基于兩個：歷史背景和時代背景。

（1）歷史背景

絲綢之路是張騫（約公元前164年―前114年）于西漢（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出使亞洲 中、西部地區開辟的以長安（今陜西西安）為起點，經關中平原、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到錫爾河與烏滸河之間的中亞河中地區、大伊朗，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

絲綢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國，是連接亞洲、非洲和歐洲的古代路上商業貿易路線。當然，貿易產品并非絲綢一種，不同歷史時期主導貿易產品不同。例如，宋、元、明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產品以絲綢、瓷器、茶葉和香料為主。另外，“絲綢之路”不僅僅是古代貿易的代名詞，而且也是歷史上中國與歐亞大陸各國文化交流的“符號”。伴隨商品貿易和人員交流，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文化相互借鑒，產生了燦爛的文明。

（2）時代背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產業結構進入了深度調整期，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發達國家增長乏力，經濟增長速度不斷回落；世界工業生產收縮，制造業處于下行期，原先具有全球產業競爭優勢的工業化國家普遍出現了結構性失衡，新興經濟體加劇了全球工業競爭，發展中國家的制造業發展速度有所下滑；世界資本流動減速，金融資產增長緩慢，發達經濟體對外投資一蹶不振，原先專注于資本輸出的國家開始將目光轉向國內，使全球資本跨境流動大幅下挫，新興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資本市場動蕩加劇，投資回報率普遍下降；經濟增長的疲軟嚴重拖累世界貿易的增長，世界貿易持續低迷，出口形勢急劇惡化，世界商品與服務貿易的出口正在經歷深度調整。在此情形下，我國對外開放長期以來以西方發達經濟體國家為主的格局，需要調整、轉向，與此同時，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加快，我國周邊的東盟、中亞、南亞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資源豐富，潛力巨大，亟需通過合作激活發展動力。

當今國際原油市場深受國際政治的影響，使原油進口國的原油供應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原油進口的安全性受到很大挑戰。尤其是我國原油進口過度依賴中東地區和馬六甲海峽，在中東局勢動蕩、美國插手南海的情況下，我國的能源安全受到嚴重挑戰，潛在威脅加劇。開辟新的原油供應國或地區，開通新的安全輸送管道，實現原油進口的多元化，已經是亟待解決的重大戰略問題。能把這些新思想理念和對話合作機制落到實處又能統領全局的，恰恰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戰略構想。

“一帶一路”新絲路倡議繼承了古絲綢之路開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因此和古絲路具有相似之處；另一方面，由于“一帶一路”政策出現在新的時代背景之下，是迫切的現實需求，被賦予了新的時代特質，因此超越了傳統絲綢之路的內涵。

2.2 空間內涵

“一帶一路”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沒有一個絕對的邊界。也就是說，沒有辦法在地圖上準確表達其空間范圍。“一帶一路”從根本上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網絡，愿意參與的國家均可參加，即它不是一個排他性的平臺。盡管此前外交部曾經提到“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和40多億人口，但是《愿景與行動》并沒有給出具體范圍和國家清單，而是指出“一帶一路”貫穿歐亞非大陸。主要涉及到的國家如表1所示。

表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范圍

板塊

主要國別 中亞5國 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

蒙俄 東南亞11國

蒙古、俄羅斯

越南、老撾、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文萊、菲律賓、緬甸、東帝汶

南亞8國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阿富汗、尼泊爾、不丹、斯里蘭卡、馬爾代夫

中東歐19國 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黑山、馬其頓、波黑、阿爾巴尼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

西亞、中東19國 土耳其、伊朗、敘利亞、伊拉克、阿聯酋、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巴林、科威特、黎巴嫩、阿曼、也門、約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亞美尼亞、格魯吉亞、阿塞拜疆、埃及

《愿景與行動》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重點暢通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中國經中亞、西亞至波斯灣、地中海，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的通道；“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點方向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也提到了“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以及推進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建設。在這些具有明確空間指向的通道和走廊上，將會有比較多的基礎設施共建工作。

對于中國國內而言，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將充分發揮國內各地區比較優勢，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加強東中西互動合作，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根據這份文件，已經重點圈定了18個省區，新疆和福建成為核心區。圖1簡要列出了各個區域的功能定位。

圖1 “一帶一路”各省份定位

盡管《愿景與行動》提到了一些省份和城市，例如將新疆和福建分別建設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核心區，打造西安內陸型改革開放新高地以及重慶、成都、鄭州、武漢、長沙、南昌、合肥等內陸開放型經濟高地，加強上海、天津、寧波、廣州、深圳等城市建設，但是這不意味著這些省份和城市具有排他性的地位。實際上，所有地區都可以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

2.3貿易格局分析

2001年以來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增長迅速，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步入快速發展時期，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從2001年的84億美元增長到2014年的1120億美元，其中與東南亞11國達到480.3億美元（圖2）。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占中國貿易總額比例從2001年的16.5%增長到2014年的26.0%。其中出口比例從2001年的14.5%增長到2014年的27.2%，幾乎增長了一倍[3]。這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的貿易聯系已經變得越來越緊密。

圖2 2001-2014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六大區域貿易總額

從“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具體區域來看，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聯系最緊密。主要是由于東南亞國家作為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國家關系總體良好，有助于促進雙邊貿易；此外，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更是極大地增強了東南亞11國與中國的貿易聯系。“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出和實施，拓展了我國外貿增長的空間，也加強了與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促進互利共贏。

對于國內各省份來說，要充分發揮各省(市、區)的區位、產業和文化等優勢，擴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合作。對中亞5國，出口重點在新疆；而對蒙俄出口重點是黑龍江；對東南亞、南亞、西亞、中東國家的貿易合作，浙江、廣東、江蘇、上海、福建等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達省(市、區)為重點區域，四川、重慶則是新興區域。“一帶一路”建設的意義及挑戰

3.1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大意義

“一帶一路”建設戰略給古老的絲綢之路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規劃了美好藍圖，為亞歐區域合作注入了新活力，為世界發展繁榮提供了新路徑。

（1）“一帶一路”戰略是對歷史的傳承

數千年來，各國使節、商隊、游客、學者、工匠、教徒沿著絲綢之路四處活動、川流不息，沿線民眾互通有無、互學互鑒，逐漸形成了溝通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希臘文明的經濟文化交流的友誼之路。古絲綢之路是沿線各國人民共同走出來的。各國人民排除艱難險阻、跨越萬水千山，以極大的毅力和勇氣開辟了這條道路。古絲綢之路承載的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精神薪火相傳。新時代背景下，亞歐國家都面臨著轉變發展模式、增強發展動力的共同使命和挑戰，需要沿線各國共同建設“一帶一路”，使這條曾經創造無數財富、凝聚各國人民友誼的傳奇之路重現輝煌，成為惠及沿線各國人民的和平之路、合作之路、共贏之路。

（2）“一帶一路”戰略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改革開放特別是實施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地區積極實施趕超戰略，發展步伐明顯加快，但受 地理區位、資源稟賦、發展基礎等因素影響，與東部地區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一帶一路’將構筑新一輪對外開放的‘一體兩翼’，在提升向東開放水平的同時加快向西開放步伐，助推內陸沿邊地區由對外開放的邊緣邁向前沿。”[4]“一帶一路”建設，有助于西部地區統籌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形成橫貫東中西、聯結南北方的對外經濟走廊，進一步釋放開發開放和創新創造活力。

（3）“一帶一路”戰略是促進歐亞國家共同繁榮的必然選擇

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積極踐行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逐步深化同周邊國家互利合作。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能夠更好地推動沿線各國人民友好交往，促進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之間和諧相處，共同發展、共同繁榮，給沿線各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和好處。“一帶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也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合作帶。“‘一帶一路’發端于中國，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覆蓋約44億人口，經濟總量約21萬億美元，分別占全球的63%和29%。”[5]通過“一帶一路”建設，能夠把中國的發展與沿線各國的發展對接起來，把中國夢與沿線各國人民過上美好生活的夢想對接起來，讓周邊國家從中國的發展中獲益。

3.2“一帶一路”建設的主要挑戰

“一帶一路”戰略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踐行區域合作共贏與全球協商共治的宏偉戰略，其愿景藍圖非常美好，已經贏得了沿線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但是，“一帶一路”戰略也是一項長期、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前無古人，其推進實施必然面臨諸多不容忽視的風險和挑戰。

一是沿線國家的制度體制差異大，政局動蕩不穩。“一帶一路”所涉國家大多是處于政治轉型中的發展中國家，在制度體制上存在巨大差異，既有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實行西方式政黨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還有實行君主政體的阿拉伯國家等，特別是在東南亞、南亞、中亞和中東地區，許多國家國內政治形勢復雜，政局變化頻繁，政策變動性大，甚至內戰沖突不斷。近年來，中國在利比亞、伊拉克、烏克蘭、敘利亞等國家遭遇的投資困境和風險損失值得高度重視。

二是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市場開放難度大。“一帶一路”聯通亞歐非三大陸，連結太平洋和印度洋，包含了老牌歐洲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經濟體，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市場發育程度極為不同。有些國家法律法規比較健全，市場發育程度較高，經濟環境相對穩定，為企業投資創造了便利條件；也有一些國家市場封閉，進入難度大，增加了企業投資評估的復雜性，制約了建設成果的合作共享。盡管中國在“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扮演著主要角色，并利用自身在資金、技術、人員等方面的優勢，以優惠政策大力支持沿線有關項目建設，但中國單方面畢竟實力資源有限，也面臨著攤子大、后勁不足等風險。

三是民族宗教矛盾復雜，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突出。“一帶一路”涵蓋60多個國家，44億人口，大多數國家民族眾多，基督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信仰并存，一些宗教內部還存在不同教派，各民族宗教之間的歷史紛爭復雜，增加了沿線各國合作的難度。這些非傳統不安全因素的凸顯，既惡化了當地投資環境，威脅企業人員和設備安全，也可能借“一帶一路”建設開放之機擴散和滲透到中國國內，甚至與國內不法分子內外勾連、相互借重，破壞中國安定的國內社會環 境，對“一帶一路”戰略及沿線工程建設構成嚴峻挑戰。

四是文化繁雜多樣，存在因認知偏差誤判中國戰略意圖的可能。由于地理、歷史、宗教、民族的差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文化文明豐富多元，既有中國、印度等東方傳統國家，也有西方傳統國家，既有俄羅斯、土耳其等“歐亞國家”，還有新加坡等東西文化交融的國家。沿線國家特別是大國從精英到民眾對“一帶一路”戰略的認知、理解不盡相同，對中國戰略意圖的不信任與猜忌將成為“一帶一路”戰略長期推進面臨的重要風險。

五是戰略規劃設計有待完善和細化，中國主導實施國際宏大戰略還需要更多的經驗積累。雖然中國政府頒布了《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文件，但“一帶一路”戰略的長遠規劃還有待完善和細化，特別是有關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的談判協商還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與相關國家的實質性對接與具體合作還沒有全面展開。南沙自貿區的發展戰略

4.1 “一帶一路”戰略對廣州的定位

《愿景與行動》三次直接提到廣州：“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臺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加強上海、天津、寧波—舟山、廣州、深圳、湛江、汕頭、青島、煙臺、大連、福州、廈門、泉州、海口、三亞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設。”“強化上海、廣州等國際樞紐機場功能。”

《愿景與行動》多次間接提及廣州。強調：以擴大開放倒逼深層次改革，創新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加大科技創新力度，形成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成為“一帶一路”特別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排頭兵和主力軍。

《愿景與行動》之所以將廣州定位于“一帶一路”建設的排頭兵，是因為廣州已經具備成為“一帶一路”建設排頭兵的條件和優勢。主要表現在：一是歷史傳統優勢。廣州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自秦漢至明清2000多年間，廣州一直是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廣州是新中國首屈一指的對外貿易通道，成立于1957年的“廣交會”，被稱為“中國第一展”。區域位置優勢。廣州是中國通向世界的南大門，地處東太平洋沿岸，緊鄰世界海上通道與國際航空主干網絡，南靠新興崛起的南亞與東南亞國家，東臨日本，周邊有數個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和地區，處于世界經濟重心東移的最前沿，在“全球版圖”中占據優良的區位條件。

目前國內各地正在尋求對接“一帶一路”的戰略突破口，自貿區成為其中的熱點和著力點。比如，相關部門就“一帶一路”建設征求意見時，新疆提出建設中國中亞自由貿易區，寧夏提出建設中國-海合會自貿區先行區。江蘇連云港擬申報建設中哈連云港自由貿易區和連云港自由貿易港區，在此基礎上申報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自由貿易區。

4.2 對接“一帶一路”戰略-自貿區

自貿區分為兩種，一種是廣義的自貿區，指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或地區通過簽署協定，分階段取消絕大部分貨物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改善服務業市場準入條件，實現商品、服務和資本、技術、人員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另一種是狹義的自貿區，1973年國際海關理事會簽訂的《京都公約》將其定義如下：“指一國的部分領土，在這部分領土內運入的任何貨物就進口關稅及其他各稅而言，被認為在關境以外，并免于實施慣常的海關監管制度。”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即是狹義的自貿區。

自貿區建設是我國政府順應全球經貿發展新趨勢，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的一項重大舉措，對于有效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探索對外開放的新路徑和新模式、加快政府職能轉變、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優化經濟結構，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有利于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自貿區可以成為對外開放的窗口，成為國內貿易出口和技術進口的重要平臺。國際上投資貿易領域遵循適度自由的原則，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均可自由實行，而我國之前投資貿易領域采取的是行政審批和許可制。通過自貿區，不僅能加快中國參與國際經濟貿易合作，提高貿易投資的效能管理，還可讓中國的制造業和服務業逐漸強大起來，進入自貿區的企業可以先行一步，與國際高標準的制造業和服務業對接，推動中國經濟的全球化進程。

廣東自貿區包括廣州南沙新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以及珠海橫琴新區三大板塊，總面積116.2平方公里。在區域功能上，廣東自貿區強調了粵港澳概念，明確提出依托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以制度創新為核心，促進內地與港澳經濟深度融合，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強化粵港澳國際貿易功能集成，探索構建粵港澳金融合作新體制等。廣東自貿區在前海、橫琴、南沙三個新區的部分區域建設，已有國務院批復的相關規劃和政策，而在政策疊加后，廣東自貿區的重要任務就是探索更開放、更便利的國際投資貿易規則。

4.3南沙自貿區戰略定位與發展建議

4.3.1 戰略定位

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廣州南沙新區片區（下文簡稱南沙自貿區）目前作為廣東省面積最大、地理位置最優越、最被外界看好的自貿區，能否在未來成為繼上海之后另一個首屈一指的自貿區域經濟體，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南沙自貿區的總體目標是：力爭經過三至五年的改革試驗，構建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框架，建立起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逐步建成符合國際高標準的法制環境規范、投資貿易便利、輻射帶動功能突出、監管安全高效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為全面推動珠江三角洲轉型發展、構建我國開放型經濟新格局發揮更大作用[6]。

南沙自貿區的戰略定位是：重點發展航運物流、特色金融、國際商貿、高端制造等產業，建設以生產性服務業為主導的現代產業新高地和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綜合服務樞紐，構建引領廣州乃至廣東產業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框架，打造廣東省對外開放重大平臺。已經全面鋪開建設的七大板塊將各司其職，海港區塊重點建設打造國際航運發展合作區，明珠灣起步區區塊重點建設金融商務發展試驗區，南沙樞紐區塊重點建設粵港澳融合發展試驗區，慶盛樞紐區塊重點建設現代服務業國際合作區，南沙灣區塊重點建設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區，蕉門河中心區區塊重點建設境外投資綜合服務區，萬頃沙保稅港加工制造業區塊重點建設國際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服務區。4.3.2 發展的政策建議

基于南沙自貿區發展的功能定位，提出以下政策建議[7]：（1）完善金融體制機制建設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經濟有效運行的血脈。因此，推進南沙自貿區的建設，首先應該要完善南沙自貿區的金融體制機制建設。依據“金改15條”政策內容，及時制定自貿區金融制度及實施細則，優化相關配套服務，盡快出臺扶持政策，加速集聚境內外各類金融機構，打破制約南沙自貿區金融發展的體制機制。鼓勵境內外金融機構將法人機構注冊地或國際性、全國性管理總部、業務運營總部落戶南沙自貿區；支持省內各金融機構在南沙自貿區設立分行，加快網點建設，積極發展村鎮銀行、民營銀行和融資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和典當行。

（2）簡化貨物貿易手續

推廣復制上海自貿區海關監管14+5創新事項和檢驗檢疫8項措施的成功經驗，推行“一線徹底放開、二線高效管住、區內自由流動”的管理模式。“一線”（港區進出境口岸）允許貨物自由進出境，檢驗檢疫實行無紙化通關，加快通關速度；推進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的管理模式，實行預申報制度，探索簡化進出境備案清單，簡化國際中轉、集拼和分撥等業務進出境手續。“二線”（港區與境內其他地區）貨物在保證管住的前提下，探索更加便捷的管理程序和方式，推行區內流轉免檢、第三方檢驗結果采信、產品溯源管理。積極探索貨物分類管理模式，建立起良好的監管秩序。進行跨境電商試點業務，探索發展直銷、物聯網電子商務模式。

（3）完善投資管理體制

一是認真實施“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深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使負面清單以外的投資領域，享受準入前國民待遇，做到與內資一視同仁。二是實行跨境投資項目備案制管理。開發投資管理備案系統，制定操作流程，將項目核準、企業合同和章程審批全部改為備案制。把蕉門河區塊建設成為國內企業和個人“走出去”的窗口和綜合服務平臺，實行以備案制為主的境外投資管理方式，支持企業以多種形式開展境外投資活動。三是探索建立適應自貿區特點的信用制度和規范。建立自貿區社會信用服務體系，建設企業信息公示平臺，實施企業報告和經營異常名錄管理等制度，實現投資管理由注重前期審批轉為注重事中、事后監管。

（4）探索人才交流合作新機制

一是簡化出入境辦理手續。探索區內人員辦理出國和出境的便捷手續，采用預約辦理、一證辦理、電子簽證等新方式，進一步縮短辦理時間，允許區內內地人員辦理往來港澳地區通行一年有效多次簽注；簡化區內外籍員工就業許可審批手續，盡量延長簽證和居留許可證時限，積極推行境外游客免簽入境、華裔人才免簽進入南沙自貿區工作等政策。二是加快推進中央人才工作協調領導小組批準的“全國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建設。一方面，設立專項資金，對南沙開發建設的特殊人才予以補貼，抓緊推進“千人計劃”專家樓和南沙人才公寓建設；另一方面，與港澳特區政府部門建立人才交流和培訓機制，逐步實現學歷、專業技術資格、職業資格互認，推進與港澳的醫療、養老社會保障銜接，為在南沙新區穩定生活工作的港澳人士提供與戶籍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不斷提升自貿區的人才吸引力。參考文獻

[1]國家發展改革委, 外交部, 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R].北京:外交出版社,2015.[2]劉衛東.“一帶一路”戰略的科學內涵與科學問題[J].地理科學進展,2015,05:538-544.[3]鄒嘉齡,劉春臘,尹國慶,唐志鵬.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格局及其經濟貢獻[J].地理科學進展,2015,05:598-605.[4]高虎城.深化經貿合作共創新的輝煌[N].人民日報,2014-07-02（11）.[5]龔雯,田俊榮,王珂.新絲路:通向共同繁榮[N].人民日報,2014-06-30（1）.[6]杜金岷,呂寒.南沙自貿區建設與發展研究[J].城市觀察,2015,04:40-49.[7]吳健,徐金海.廣州南沙自貿區發展對策研究[J].港口經濟,2015,08:28-31.

第三篇：一帶一路戰略分析

一帶一路戰略分析

——形式與政策

學生：鄭精 班級：電信理1404 學號：0121414680410

一帶一路戰略分析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首倡、高層推動的國家戰略，對我國現代化建設和屹立于世界的領導地位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提出，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為沿線國家優勢互補、開放發展開啟了新的機遇之窗，是國際合作的新平臺。“一帶一路”戰略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談合作，是國家的戰略性決策，體現的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贏的精神。

“一帶一路”的由來。2100多年前，張騫兩次出使西域開辟了一條橫貫東西、連接歐亞的陸上“絲綢之路”。同樣，從2000多年前的秦漢時代起，連接我國與歐亞國家的海上絲綢之路也逐步興起。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共同構成了我國古代與歐亞國家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大通道，促進了東西方文明交流和人民友好交往。在新的歷史時期，沿著陸上和海上“古絲綢之路”構建經濟大走廊，將給中國以及沿線國家和地區帶來共同的發展機會，拓展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

“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在當前全球經濟緩慢復蘇的大背景下，加強區域合作是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并且已經成為一種趨勢。黨的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周邊外交。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訪問哈薩克斯坦時首次提出了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同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演講時提出，中國愿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4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問歐洲時表示，要把中歐合作和“絲綢之路經濟帶”等重大洲際合作倡議結合起來，以構建亞歐大市場為目標，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2014年5月21日，習近平在亞信峰會上做主旨發言時指出：中國將同各國一道，加快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盡早啟動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更加深入參與區域合作進程，推動亞洲發展和安全相互促進、相得益彰。在2014年11月8日舉行的加強互聯互通伙伴關系對話會上，習近平主席強調，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與互聯互通相融相近、相輔相成。如果將“一帶一路”比喻為亞洲騰飛的兩只翅膀，那么互聯互通就是兩只翅膀的血脈經絡。

“一帶一路”的概況。“絲綢之路經濟帶”東牽亞太，西連歐洲，輻射40多個國家、近30億人口，在我國境內就覆蓋6個省區市，市場規模和潛力獨一無二，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長、最具有發展潛力的經濟大走廊”。僅我國與中亞五國的年貿易額就超過400億美元，20年增長近100倍。絲綢之路經濟帶沿途經過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等上海合作組織主要成員國、延伸至地中海中岸和東岸，連接東亞、中亞、歐洲與非洲。通過沿線各國的合作和規劃，打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通道，并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的交通運輸網絡，促進貿易暢通和投資便利化。同時，“絲綢之路經濟帶”也將促進我國的西進戰略，在歐美市場普遍不景氣的背景下，拓展中亞、西亞和南亞市場，對我國的外貿出口也有積極意義。

“一帶一路”的戰略意義:“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這一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愿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

1、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轉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需要。

在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下，我們亟需資本、技術和管理模式。因此，當初的對外開放主要是以引進外資、國外先進的技術和管理模式為主。有數據顯 示，1979至2012年，中國共引進外商投資項目763278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達到12761.08億美元。不可否認，這些外資企業和外國資本對于 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技術進步和管理的現代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可以說，這是一次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性產業大轉移。而今，盡管國內仍然需要大規模有效投資 和技術改造升級，但我們已經具備了要素輸出的能力。據統計，2014年末，中國對外投資已經突破了千億美元，已經成為資本凈輸出國。“一帶一路”建設恰好 順應了中國要素流動新趨勢。“一帶一路”戰略通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這“五通”，將中國的生產要素，尤其是優質的過剩產能 輸送出去，讓沿“帶”沿“路”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共享中國發展的成果。

2、順應了中國與其他經濟合作國家結構轉變的需要

中 國早期的對外開放可以說主要針對的是發達國家和地區。而今，中國的經濟面臨著全面轉型升級的重任。長期建設形成的一些產能需要出路，而目前世界上仍然有許 多處于發展中的國家卻面臨著當初中國同樣的難題。因此，通過“一帶一路”建設，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進行比如道路、橋梁、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發展 一些產業比如紡織服裝、家電、甚至汽車制造、鋼鐵、電力等，提高他們經濟發展的水平和生產能力，就順應了中國產業技術升級的需要。[1]

3、推動多邊合作

一帶一路戰略將是上海合作組織、歐亞經濟聯盟、中國—東盟(10+1)、中日韓自貿區等國際合作的整合升級，也是我國發揮地緣政治優勢，推進多邊跨境貿易、交流合作的重要平臺。

當今世界正發生復雜深刻的變化，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繼續顯現，世界經濟緩慢復蘇、發展分化，國際投資貿易格局和多邊投資貿易規則醞釀深刻調整，各國面臨的發展問題依然嚴峻。共建“一帶一路”順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的潮流，秉持開放的區域合作精神，致力于維護全球自由 貿易體系和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建“一帶一路”符合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彰顯人類社會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積極探索，將為世 界和平發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當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高度關聯。中國將一以貫之地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構建全方位開放新格局，深度融入 世界經濟體系。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既是中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的需要，也是加強和亞歐非及世界各國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國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承擔更多 責任義務，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新加坡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絲綢之路既是中國古老文明的一部分，也是當代中國文明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自信和復興的有效方法，是大國崛起所依托的時代精神。“一帶一路”構想與“中國夢”的理念相輔相成。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戰略相互對接、優勢互補。

作為時代的青年人，我們要鑄就信仰，國家的發展關乎每個人的命運，要深入開展學習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積極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向先進黨員看 齊。我們要牢記習總書記對青年人的教誨，提升自身的思想高度，同時，注重將理論運用到實際中去，關心國家大事，積極建言獻策。對此次“一帶一路”戰略的實 施，深入挖掘其經濟價值與社會價值，即亞投行通過長期債券等形式積極推動PPP模式并且項目對私人資本開放，“互聯網+”新模式幫助更多普通人圓夢，深入 有效的合作有助于2020年東南亞經濟共同體的建成，形成一個對人民生活貢獻巨大的社會生態圈等等。

這是一次偉大的戰略，這是一個利己利彼 的戰略，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重要一步，我國利用自身經濟實力向外尋求發展空間，也為國內經濟轉型提供了機遇和時間，同時減弱了我國的產能過剩問題，為企業銷路找開口，緩和企業改革的陣痛，也促進了國內外企業的優勢互補，我們應認識到，這是一次在全球主導經濟體制下的突圍并且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 的打破了西方的“中國威脅論”。連通，為了更好的發展;連通，讓全球化的經濟回到真正意義上的軌道。這是中國向世界展示的最有力的姿態：和平、開放、理解、包容、交流、合作、共贏，中方愿與沿線各國及參與各方一道穩步推進示范項目建設，保障多邊利益，沿著互尊互信的道路，和衷共濟，相向而行，早日爭

取勝利的果實。青年人是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我們更要勤奮學習，堅定信念，為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發光發熱。

第四篇：一帶一路與自貿區建設

自貿區與一帶一路戰略對接融合的思考

《國務院關于加快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貿區。自貿區作為對外開放的升級版，級別更高，是特區、新區之后的第三個開放高地。申報自貿區最終能否獲批，關鍵要看自貿區能否服務于“一帶一路”戰略大局，獲批后的預期目標落實效果，更要看自貿區與“一帶一路”戰略能否無縫對接深度融合。

自貿區是“一帶一路”戰略的應有之義

“一帶一路”戰略是為了適應國內外經濟新格局新變化，突破以出口為主的外向型經濟發展制約，化解結構性矛盾和產能過剩壓力，打破歐美等發達國家不斷通過貿易結構調整及規則重塑對中國發展的封堵，由以習近平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的宏大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戰略的具體實施，需要自貿區作為基礎支撐，形成以點帶面、聯動發展的改革開放新局面。

自貿區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基礎平臺和重要節點。“一帶一路”的核心要點在于東西互濟、陸海統籌，要連接成線、發展成帶。其推進落實，較為可行的途徑是將國內外一些核心區域和重要節點作為戰略支撐，形成“一帶一路”戰略的發展平臺和重要開放窗口。“一帶一路”國內段的一些區位優勢明顯、腹地廣闊、潛力較大的交通節點地區，可能成為新的自貿區，發揮對“一帶一路”國內相關區域和沿線國家的要素集聚、經濟輻射與聯動作用。

自貿區與“一帶一路”戰略具有目與綱的支撐與引領關系。“一帶一路”為綱，自貿區為目，綱舉而目張，共同深化對外開放的載體。總書記針對“一帶一路”提出的“五通”目標與自貿區的“四化”任務有相通之處，比如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正與貿易便利化、金融國際化相吻合。各個自貿區如同一顆顆“珍珠”，而“一帶一路”如同兩條“絲線”，二者形成合力，結成“珍珠鏈”，這是“一帶一路”與自貿區關系的典型寫照。二者相得益彰，“一帶一路”戰略為對外開放構建新的平臺，深化與沿線國家雙邊區域經濟合作，而自貿區則在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金融國際化、行政管理簡化等具體方面先行先試，為國內經濟轉型升級、參與國際貿易談判積累經驗，促進“一帶一路”戰略目標的實現。

全方位促進對接融合

積極謀劃申報，錯位共贏發展，服務于“一帶一路”戰略大局。一要積極謀劃把握自貿區與“一帶一路”戰略在眾多產業和巨量要素調動中產生的各種不可估量的產業創新、金融創新、區域創新等新機遇。二要錯位共贏發展，避免“一哄而上”和惡性競爭。努力在國家戰略與申報訴求之間找到結合點，追求互補發展、共贏發展，避免相互“拆臺”和“窩里斗”。三要著眼于從地緣政治和國家經濟核心戰略方面進行考量，統籌協調、共建共享、互利共贏，實現更高層次的競合，防止無序競爭，實現自貿區與“一帶一路”戰略對外向型經濟新格局的融合驅動。

爭取政策紅利，立足自身優勢，創造融入“一帶一路”戰略的切入點。要充分認識到自貿區的宗旨在于打造投資便

利、貿易自由、高端聚集、金融完善、監管透明、法規健全、輻射顯著的全球經濟制高點，為“一帶一路”區域發展創造國際化平臺。要立足現實、發揮優勢、主動對接，避免只希望上級重視、偏愛特殊政策給予、“等靠要”資金和政策上的傾斜。要順應發展趨勢、潮流，找準切入點。一要提升物流功能，融入“一帶一路”要素流動的載體體系。二要突出發展跨境貿易電子商務，深化“一帶一路”對外開放的重要功能載體，有效規避傳統國際貿易中的各種壁壘。三要突出發展高端裝備國際貿易，促進“一帶一路”沿線產業升級。四要突出發展流通消費國際化示范區，打造“一帶一路”消費引領高端節點。五要打造投資貿易便利內陸開放高地，提升“一帶一路”要素集聚、產業聚集功能。積極推動自貿區的貿易投資便利化制度紅利迅速外溢，延伸自貿區輻射功能，服務于“一帶一路”戰略。

務實制度創新，打造“一帶一路”戰略的保障根基。政府對外要做好政策溝通協調，營造良好的合作環境，對內則要強化統籌協調，為企業搭好平臺。突出企業的主體作用，依托企業不斷探索自貿區發展新模式。一要強化制度創新對自貿區和“一帶一路”本質意義的認識。自貿區的最大導向在于從優惠政策的謀取轉向制度創新。地方自貿區制度創新要自覺服從于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先行先試。二要牢固樹立企業主體地位，突出企業在自貿區和“一帶一路”戰略中的重要作用。要引導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自貿區構建發展中的深度參與。要引導企業規范經營，積極矯正中國企業在快速“走出去”過程中過于粗放的情況。三要推進政府服務模式和監管模式創新，培育自貿區和“一帶一路”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簡政放權，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創造可復制、可推廣的自貿區發展的制度路徑依賴，形成“一帶一路”沿途的生產、流通、市場規模效應。

布局合作戰略，創新互動模式，實現“一帶一路”經濟帶互利共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達60多個，占世界人口的60%，時空范圍廣、跨度大、周期長，實施難度可想而知，進程設想太快也不現實。要探索區域開發開放與“一帶一路”沿線相結合的互利共贏合作新模式、新機制、新辦法。一是探索構建聯席會議制度，加強互聯互通，共商發展大計，緩解海量信息交流溝通和利益互動問題。二是創新合作模式，實現互利共贏。選取“一帶一路”沿線城市結對，從友好城市或者友好港口開始，再發展雙邊或單邊產業園，重塑國際間產業發展的合作模式。可從政府角度加大與沿線國家地方政府、社會組織的密切交往。考慮與所在國的地方政府構建合作網絡，搭建“一帶一路”經貿合作的服務平臺。三是更加主動地實施國家間的自貿區（FTA）戰略，積極參與重大國際自貿區談判與全球規則制定。四是加快與國內“一帶一路”節點地區對外經貿發展的對接與合作

加強“一帶一路”與自貿區戰略對接

“一帶一路”構想與自貿區戰略有著緊密聯系，加強彼此間的有機對接和戰略聯動，將為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提供有力支撐。在推動二者的聯動過程中，必須合理安排政府與市場的定位。

在推進與貿易伙伴共同發展的道路上，中國正在努力探索各種經濟合作方式。自由貿易區戰略是全面深化改革、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必然選擇，也是我國積極運籌對外關系、實現對外戰略目標的重要手段。同時，“一帶一路”構想也與自貿區戰略有著緊密聯系。加強彼此間的有機對接和戰略聯動，將為我國新一輪對外開放提供有力支撐。

國際金融危機至今，全球經濟增長雖然出現部分復蘇跡象，但仍然表現出發展動力不足、整體需求疲軟的局面。各國都在想方設法推動貿易與投資，以擺脫經濟低迷的困境。在多邊貿易機制沒有太多進展的背景下，發達經濟體轉向區域經濟一體化。全球貿易體系正經歷新一輪重構。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常態，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成為中國經濟轉型中的重要命題。在全球貿易體系新一輪重構和國內經濟增速調整的雙重挑戰下，中國更加需要擴大對外開放。“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想正是突破上述雙重壓力的重大戰略設計，一方面通過與亞歐國家開展經貿合作，開拓新的市場，降低我國對歐美等傳統市場的依賴；另一方面，加強與周邊經濟體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也為沿邊和沿海省份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為新一輪的對外開放賦予了新的內容。

中國正在與多個國家構建自由貿易區，其中10 個自由貿易協定已經簽署實施，9 個自由貿易協定正在談判，另外有4

個自由貿易協定啟動了可行性研究。我們看到，包括巴基斯坦、東盟十國等不少已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國家以及斯里蘭卡、格魯吉亞等正在籌劃自由貿易協定的相關國家都與“一帶一路”建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可以說，中國正在逐步構筑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

這種內在的密切聯系，使得“一帶一路”建設能夠與自由貿易區戰略相呼應，有助于優化中國區域發展戰略空間布局，推動地方經濟發展。通過“一帶一路”沿線基礎設施建設，中國中西部和沿邊地區可以更好地發揮資源優勢，提高產品附加值，延伸價值鏈合作，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合作與交流，將有助于縮小我國東中西部之間的經濟差距。通過“一帶一路”構想的帶動，中國不僅可以加強與中亞、南亞和西亞乃至歐洲的經濟聯系，也可以實現更加便利的互聯互通，這為進一步與該地區構建自由貿易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以本著先易后難的精神，采用包括早期收獲計劃、框架協議、雙邊投資協定等多種合作形式，積極開創適合“一帶一路”的自由貿易區戰略新局面。

“一帶一路”構想與自由貿易區戰略聯動中，要合理安排政府與市場的定位。在“一帶一路”建設中，企業是主體，政府可以為企業提供更好的管理、信息、融資等服務。特別是隨著“一帶一路”沿線自由貿易協定數量的增加，意味著有可能出現各種規則、標準的重疊與交叉。政府應加大宣講培訓力度，推動“單一窗口”建設，進一步采用電子通關方式等，幫助廣大企業了解和掌握與不同國家之間的貿易規則與措施，更好地利用自由貿易協定。

新對外開放格局已確立：“一帶一路”與自貿區

12月12日，國務院決定，依托現有新區、園區，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以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這樣，自由貿易園區將從目前的上海，擴充到東部4個地區。

就在此前的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就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進行第十九次集體學習。

此次中央政治局學習會議為我國加快自貿區建設提供了思路，除了加強自貿區建設的頂層設計外，積極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自貿區建設將提速。國內第二批自由貿易園區有望盡快推出。

為自貿區戰略定調

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的第十九次集體學習，主題即是加快自由貿易區建設。這其中的“加快”二字，含義豐富。

通過官方報道，可以看出中央已經明確了中國“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且“要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

目前中國已簽署的自貿協定有12個，涉及20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與東盟，以及中國與新加坡等國家的自貿協定。

業內專家指出，從這幾年中國的努力來看，對外開放方向逐漸清晰：就是要以自貿區戰略為切入口，構建利益共同

體。從以周邊為基礎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過渡到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在世界經濟新規則制定權的博弈中，中國不再是“被動者”角色，已然主動作為。中國不去死守WTO貿易體制，而是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可以料想，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中，中國的積極姿態不會有明顯變化。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12月5日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的自貿區戰略“既要謀子更要謀勢”。外界認為所謂“既要謀子更要謀勢”，就是要將零星的、個別的自貿協定談判，與整體自貿區戰略結合起來，就是要將中國自身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的努力與爭奪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的主動權結合起來。

透過12月5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釋放出的信息，未來中國在“謀勢”方面將表現出更為積極進取的態度。

習近平指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加強頂層設計、謀劃大棋局，既要謀子更要謀勢，逐步構筑起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積極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商建自由貿易區，使我國與沿線國家合作更加緊密、往來更加便利、利益更加融合。要努力擴大數量、更要講質量，大膽探索、與時俱進，積極擴大服務業開放，加快新議題談判。

“一帶一路”的支點和“橋頭堡”

加快實施自貿區戰略，這與上海自貿區獲得的經驗亟需推廣和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分不開。

9月底，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在接受新華社等媒體集體采訪時指出，經過國家有關部門的大力推進，一年來，特別是

近半年來，上海自貿區已經有21項制度在全國復制推廣，其中，投資管理方面有6項、貿易監管方面有9項、金融創新方面有6項。

目前，在國家各有關部門的指導下，正在對另外一批已經比較成熟的30多項創新制度進行總結和評估，條件成熟后，按一定的報批程序，也會分批分期在全國復制推廣。此前有報道稱，已在上海自貿區實施的金融扶持政策，將在深圳前海試驗和落地。

同時，新獲批的三地自貿區——廣東、天津和福建——是實現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且都有重要的港口，是連接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橋頭堡。

業內專家指出，以港口為樞紐，打通東北亞、東南亞，通過印度洋、南太平洋，連貫歐亞大陸。因此，加快建立廣東、天津和福建自由貿易園區，是加快實現“一帶一路”戰略的重大舉措。

在日前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中國國家主席、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明確表示，發起并同一些國家合作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是要為“一帶一路”有關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資金支持，促進經濟合作；設立絲路基金則是要利用中國資金實力直接支持“一帶一路”建設。

而在剛剛結束的北京APEC會議上，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也作為主要主題之一，將更加有利于推動沿海地區自貿區的建立。自貿區將成為“一帶一路”上的重要支點，為其快速發展提供“給養”。

外界普遍認為，中國官方近來突出強調“一帶一路”建

設，而“一帶一路”涉及經濟體與構想中的亞太自貿區成員多有重合，將扮演中國對外經貿合作“重大利好”。

習近平曾強調，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順應了時代要求和各國加快發展的愿望，提供了一個包容性巨大的發展平臺，具有深厚歷史淵源和人文基礎，能夠把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同沿線國家的利益結合起來。

有業內人士指出，建設“一帶一路”與建立亞太自貿區關系總結為“硬件和軟件的互聯互通”，前者側重以基礎設施為先導促進沿線經濟體互聯互通，而后者則以降低貿易門檻、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域內經濟一體化。

中國改革開放新版圖 四大自貿區如何改變你的生活? 3月28日，各界期盼已久的國家級規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公布。此前的3月24日，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方案通過，自貿區擴展為四個。“一帶一路”與自貿區戰略有著緊密聯系，標志著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有了新的支點。

1.為何需要新版圖

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放緩是必然的。一般認為，經濟增速之所以下行，是因為我們傳統的三駕馬車即投資、出口、消費不得力。投資、出口、消費都在進行深刻轉型，在拉動增速方面分別面臨著不同問題。

從投資來看，經濟學家吳敬璉的分析認為，2009年的強刺激曾經使得增長率達到10%、11%的水平，撐了三個季度，接著是十幾個季度的下滑。此后，這中間也有一些短期的刺激使得增長率回升，但是它的時效越來越短。

在投資拉動邊際效應越來越小、時效越來越短的同時，大量投資的進入也產生了負面效應，比如產能過剩、資源浪費、房價高企、地方債……“這個一方面需要消化，另一方面蘊藏著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所以這是必須要避免的。”吳敬璉說。“一帶一路”把投資引向國外，就不會產生這些問題，同時，還能為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值。

那么，出口呢？中國加入WTO后的十幾年，中國制造在世界市場上所向披靡。歷史經驗證明，出口對于中國多么重

要。但如今，隨著人口紅利消失、世界經濟失衡等內外因素影響，出口形勢持續不好。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進出口增長目標是6%左右，比去年的預期目標7.5%又有下降。2015年前兩個月，全國進出口同比下降2%。在去年外貿目標沒有完成的情況下，今年的開局仍然不太樂觀。

再看出口面臨的國際形勢：我國目前已經是貨物貿易第一大國，貿易摩擦成為常態，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成本繼續上升。外貿轉型雖有所進展，但仍然需要時間。在自貿區談判方面，WTO框架內進展停滯，美國在TPP和TTIP中排斥夾擊中國，中國亟須找到新的對外開放窗口，“一帶一路”成為必然選擇。

最后，消費情況如何呢？我們知道，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消費對經濟增速的貢獻率很低，但是潛力巨大。但是，擴大居民消費涉及收入持續增長、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會保障、填平房價醫療和教育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這將是一個系統性工程，短期內又很難達到。

不唯GDP，并非不提GDP。在三駕馬車加快轉型升級的同時，存在一個拉動經濟增速的空檔期，這需要一個突破口。是誰呢？“一帶一路”。

除了是國內需要，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還認為，“一帶一路”也是世界外部經濟失衡的環境要求。

他認為，美國和歐洲都沒有能力再平衡世界經濟，中國有這個能力。為什么呢？第一，中國有過剩的資本，肯定要走出去。第二，中國的巨大產能，這也要有出路，“資本需要投資空間，過剩產能需要新的市場”。

2.“一帶一路”：開放新前沿

“一帶一路”對于中國的意義，不僅在于拉動經濟增速，而且更在于構建新的開放格局。有分析認為，“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國新的對外開放體系的建構，至少包括三個層面：國內沿線省市的開放與發展；中國周邊國家的開放合作體系；以及包括中東、歐洲在內的大周邊合作體系，可以說是三環相扣的開放經濟體系。

“改革開放30多年了，對外開放應該有新的角度。”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說。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程國強看來，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中國擴大和深化對外開放、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需要，是實行更加積極主動開放戰略的具體實踐。

對于中國來說，“一帶一路”開放格局的重要性還體現在其規模之大——域內有60多個國家，約44億人口，占世界人口63%。那么，其經濟內涵具體是什么呢？《愿景與行動》給了明確回答：發掘區域內市場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程國強說，共建“一帶一路”將為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提供新動力。

不用再過多強調，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工程、道路、港口、通信……有太多需要投資的領域。據預測，至2020年，亞洲地區需要投入8萬億美元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才能支撐目前的經濟增長水平。

鄭永年認為，中國是當今世界最具能力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國家，“一帶一路”國家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過剩的產能、中國的資本、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都是這些國家所需要的。

當前的情況是，當國家需要通過對外產能輸出化解產能過剩時，外匯儲備恰好為國內企業的海外拓展提供融資支持，最好的方式就是建立多邊金融機構。美國主導建立了世界銀行，日本主導建立了亞洲開發銀行，中國呢？亞投行早已做好準備。

鄭永年說，東南亞、中亞都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所以中國建立亞投行，進行互利互通的基礎設施建設，對方有巨大的缺口需求。“歐洲沒錢，中國有錢，中國過剩。因為中國的老百姓和銀行手里有很多現金，這么龐大的現金要轉化成資本走出去。”

視野回到國內，新格局的構建，意義更在于把中西部推向開放的前沿。程國強說，中國將充分發揮國內各地區比較優勢，進一步優化西北、東北、西南、沿海和港澳臺、內陸五大區塊的定位與布局，加強東中西互動合作，促進全面釋放內陸開放潛力、提升內陸經濟開放水平。

在《愿景與行動》中，有一章專門論述了“中國各地開放態勢”，足見這一點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位置之重要。據民生證券研究院的統計，各地“一帶一路”擬建、在建基礎設施規模已達1.04萬億元，跨國投資規模約524億美元。預計帶動2015年新增投資4000億元左右，拉動GDP增長0.25個百分點。

鄭新業說，沿海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中西部地區如何從現行的開放中獲益，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沿海發展了之后，實際上需要思考廣大內陸地方的發展，“一帶一路”的發展，給內陸發展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契機。

3.四個自貿區：改革新高地

3月24日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方案的通過，打響了自貿區“第二季”的發令槍，連同2013年9月正式掛牌的上海自貿區一起，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四個“各具特色的改革開放高地”正式集結完畢。

從上海自貿區擴展到從南到北的四個自貿區，很多人相信，自貿區作為改革開放試驗田，其最終目標是要將成熟的經濟和金融制度向全中國推廣。

以開放倒逼改革，歷史上中國的四個經濟特區有著成功的經驗，它們發揮了拉動中國改革的作用。如今，四個自貿區的起點已不可同日而語，它們有著更深層次的追求。當年的經濟特區，目的是對接港澳臺，引進外資和技術，重在開放。而如今的自貿區，形成南北呼應，重在自我轉型和升級，意在改革。

當下的中國早已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無論是貿易總量還是GDP總量在全世界占比都早已突破10%大關，中國經濟也正式宣布進入新常態。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說，自貿區所要面對的是新常態下進行的新一輪體制創新的先行先試。新常態之下，是高水平的開放、高質量的發展和高標準的改革。

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文日前在博鰲論壇上透露，在未來一段時間，中國四個自貿區將進一步開放。金融、教育、文化、醫療機構、建筑、設計、會計、統計、電子商務、商貿物流等都是未來自貿區重點開放的服務業領域。

“在即將實施的廣東自貿區里，我們要率先實施對港澳地區自貿區的開放，開放的領域會達到153項。未來一段時

間四個自貿區會進一步開放，有的自貿區會在全國推廣，這就是自貿區作為改革開放先行者的目標所在。”王受文說，“開放會成為新常態下中國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源泉，是通過試點向全國引進的一個改革開放的路徑。”

一種解釋認為，在這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新版圖中，如果把“一帶一路”看作是橫向鋪開的話，那么，四個自貿區的意義就在于縱向深入。當“一帶一路”在開辟對外開放新通道時，作為傳統開放起點的沿海，在嘗試著把改革開放“掘”得更深。人們看到，從四個自貿區到“一帶一路”環環相扣。一個改革開放的新版圖，正在鋪展。

四大自貿區如何改變你的生活?

1.自貿區落地之后，“海淘”國際品牌商品不僅發貨速度快，而且還不限購。

2.自貿區允許進口商直接從汽車原產地進口，買進口汽車價格低還有正規售后。

3.外資進入醫療服務領域的門檻大幅降低，不出國門就可以體驗外資醫院的醫療服務。

4.外資旅行社入駐自貿區，價格會更有優勢，可選擇的旅游線路也更多。

5.創業門檻低、優惠多，許多大學生、新興的互聯網企業將自貿區視為創業的熱土。

6.就業不出國門，有望拿到“國際工資”。

7.在自貿區內，個人可以開設自由貿易賬戶，區內境外個人也可以開設自由貿易賬戶。

新增三地自貿區點亮“一帶一路”

福建的自貿區試點很可能將是“一區多園”的模式，將成為福建參與建設 “一帶一路”的新載體

“廣東、天津、福建三地的自貿區建設是不可能完全復制上海自貿區經驗的，但是這三個自貿區建設可以在借鑒上海自貿區經驗的同時，還要因地制宜、量體裁衣。”近日，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隨著第二輪自貿區試點揭曉，新增廣東、天津、福建的自貿區試點差異化發展已經必然趨勢。

董登新表示，不同的邊貿、口岸和地區在國際貿易中所處的地位是不同的，另外，各地的優勢、發展潛力和資源優勢等條件也不同，所以其他地區的自貿區建設應將其資源優勢整合成現實的優勢，發揮其特有的功能特色。

對于新增自貿區試點，有關專家表示，在廣東自貿區的建設中，前海、橫琴、南沙和白云機場保稅區應當各有特色和側重點，其中，前海在金融創新和人民幣國際化方面肩負重任，橫琴新區發展定位于發展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南沙可以發展加工制造業、物流業、貿易、港口、教育、旅游等產業，白云空港在“境內關外”、保稅展示等方面則享有稅收優惠的政策。

天津濱海綜合發展研究院產業研究室主任蔣寧表示，天津港除了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大主角外，其本身就位于“一帶一路”的連接點，所以天津自貿區對于貨物貿易將起到巨大影響。目前我國很多制造企業都需要從國外進口零部

件，投資便利化和貿易便利化將為企業創新帶來強勁推動力，并且吸引更多北京、河北的企業落戶。

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黃茂興認為，福建的自貿區試點很可能將是“一區多園”的模式，將成為福建參與建設“一帶一路”的新載體，有助于福建全面拓展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交流合作，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探索新途徑。

中投顧問產業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也稱，三個自貿區各有側重點。廣東自貿區的功能主要是加強粵港澳合作，帶動珠三角地區發展，其起點相對較高，在高端服務方面有較多投資機會；天津自貿區的功能主要是面對東北亞市場，航運、金融租賃有較強優勢；福建則主要發展臺海貿易，在與我國臺灣企業開展深入交流、合作方面有優勢

四大自貿區新思路：對接“一帶一路”

各地總體實施方案未定，觸覺敏銳的企業已開始有所行動。海上、陸上的“一帶一路”，都是在上海自貿區的影響下能夠發揮作用的。

自貿區對接“一帶一路”會產生怎么樣的化學反應?記者連日采訪發現，將兩大戰略結合起來，正在成為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個自貿區的工作思路。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合作建設，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同時也強調，積極推動上海、廣東、天津、福建自貿試驗區建設，在全國推廣成熟經驗，形成各具特色的改革開放高地。

全國人大代表、上港集團董事長陳戌源近日向記者表示，上海自貿區要對接“一帶一路”，具備得天獨厚的條件。“后者基本概念是自由貿易，自貿區就是呼應這個概念的，有了自貿區的基礎，我們就與其他地區有了共同語言。”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學家厲以寧說，從上海自貿區的經驗來看，關鍵是制度創新，要復制一批可以推廣的模式，“海上、陸上的“一帶一路”，都是在上海自貿區的影響下能夠發揮作用的。”

四地謀劃如何對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3月6日在上海代表團全團會議答記者問時表示“一帶一路”本身是開放的戰略，而上海最大的優勢是開放，最重要的資源是人才。這個最大優勢和最重要資源，決定了上海有條件，也有責任服務好“一帶一路”戰略。

具體來說，上海可以在三方面有所作為：一是進一步推動國際貿易合作;二是進一步擴大金融開放;三是加快建設和完善樞紐型、功能型航運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

目前，上海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實施方案還在研究中。上海市發改委曾于3月3日召開專題會議，研究討論方案編制工作。

對于其他三個自貿區而言，“一帶一路”也是思考如何對接的重點。

全國人大代表、福建省省長蘇樹林3月6日在福建代表團媒體開放日上表示，中國(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準備就緒，下一步將突出對臺優勢以及和“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的結合等重點。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市長黃興國在天津市代表團全體會議上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天津自貿區是長江以北唯一的國家自貿區，所以將服務于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

黃興國說，天津自貿區發展將做到以下方面的結合，首先是特殊監管區與非特殊監管區結合，其次是制度創新與發展實體經濟結合。同時，天津還要發揮兩個優勢，一個優勢是金融租賃的優勢，另外一個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先行先試的優勢。

而廣東也稱自己在“一帶一路”建設特別是在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當中承擔著非常重要的任務。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主任李春洪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方面，廣東的基礎很好，比如廣東與東盟的貿易額已超過1000億美元，廣東有2000多萬華僑在沿線國家;廣東的港口航線與沿線國家已經存在互聯互通;一些企業已開

始走出去，在沿線國家開辦產業園，建碼頭建電廠等。

李春洪還表示，廣東“一帶一路”規劃實施方案已制訂完畢，準備報國家發改委審核，之后廣東將按照國家部署履行好“一帶一路”的建設任務。

目前，廣東、福建、天津三地自貿區的金融新政策，是各方矚目的焦點內容。中國人民銀行廣州分行行長王景武昨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廣東自貿區將打造成為資本項目可兌換“試驗田”，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企業躍躍欲試

雖然各地總體的“對接”方案未定，但觸覺敏銳的企業已經開始有所行動。

陳戌源告訴記者，港口在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上港集團正在謀劃2015年籌辦一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港口論壇，借此將沿線40多個港口聯系起來，各方可以形成一個對話合作機制。

“這個對話機制建立起來后，也希望逐漸向投資、貿易等合作方向演變，最終使各個港口之間形成互利互惠的合作機制。”陳戌源對記者說道。

對于海上絲綢之路合作機制的構想，陳戌源說：“是從上港集團的長江戰略中得到啟發的，如果能把長江戰略延伸到海上絲綢之路，空間應該會有很大。”

從2003年開始，上港集團便開始布局“長江戰略”，整合長江沿岸的多個重要港口，以延伸上海港的經濟腹地。目前也已經完成了沿江大規模的“點、線、面”布局。目前長江流域每年為上港集團貢獻的集裝箱量有900萬標箱，且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電氣集團董事長黃迪南也對本報記者表示，企業對“一帶一路”非常感興趣，已經專門組織了一個隊伍在研究如何對接，不過具體的方案目前還沒有完成，“過去上海電氣已經與“一帶一路”上的一些國家地區開展了業務，現在我們會更積極參與。”

黃迪南說，參與的方式會有很多，比如在相關地方設立辦事處、與國家相關部門溝通聯系等。從產業角度來講，更多可能是在能源領域，投資、工程建設都會有。

“一帶一路”的黃金機會

全國人大代表、上海黃金交易所理事長許羅德則建議，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黃金資源豐富，需求旺盛，可以建立黃金合作發展機制，并將之納入“一帶一路”戰略規劃框架，制定相應的專項規劃和扶持政策。

關于黃金合作發展機制，許羅德建議，由人民銀行、外交部、發改委、商務部等相關部門牽頭，以上海黃金交易所為核心，“一帶一路”沿線省份主要產用金企業、其他黃金市場參與主體等共同參與。這一機制以活躍黃金投融資和轉口貿易為著力點，并服務好“一帶一路”建設。

上海黃金交易所是全球最大的現貨黃金交易所，中國目前所有的黃金現貨交易都需要在該交易所進行。2014年上海黃金交易所黃金交易量達到1.85萬噸，已經連續多年在全球現貨交易所中位居第一。

2014年9月18日，上海正式啟動黃金國際板，引入國際投資者參與上海黃金交易所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白銀等貴金屬產品交易，同時利用上海自貿區的優勢，為參與者提供實物黃金轉口服務。

數據顯示，目前黃金國際板已經吸收了近60家國際會員，其中不少來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截至2015年2月末，國際板黃金合約共計成交415噸，成交金額超1000億元。

許羅德說，目前交易運行平穩，交割路徑暢通，資金劃付結算便捷，進口轉口機制順暢，這為進一步推進國內外黃金市場和貿易互聯互通打下了堅實基礎。

第五篇：“一帶一路”戰略下廣東自貿區建設培訓班心得體會

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都是我國新時期全方位擴大開放布局與新格局的重要內容，是我國與相關國家能夠實現互利共贏的重大戰略。同時也給廣東自貿試驗區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因此自貿試驗區的基礎環境建設在該背景下應實現新突破。

廣東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兩者的關系

(一)廣東自貿區和“一帶一路”均為對外開放新格局重要內容

廣東自貿試驗區與“一帶一路”建設均是國家重大戰略，是深化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在 2015年全國“兩會”上，李克強總理在工作報告中提及，自貿區與“一帶一路”建設均為構建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重要內容。廣東自貿試驗區與上海、福建、天津自貿試驗區都是改革創新試驗田，其目的、任務在于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改革經驗，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一帶一路”則側重于以優化基礎設施為先導，促進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及加強全方位經貿合作。兩者均為促進經貿合作發展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且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共同成為中國在新一輪全球化浪潮中爭取主動權及刺激中國多元化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二)廣東自貿區是“一帶一路”的窗口和支撐

廣東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發源地之一，擁有海岸線長、港口多，海陸交通方便等顯著優勢，長期以來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是連接海上絲綢之路各國的門戶。自貿區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廣東自貿試驗區更是“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自貿區建設以降低貿易門檻、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加快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為主要內容，“一帶一路”注重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及區域經濟一體化，前者作為先行戰略，是后者的一個窗口和平臺。自貿區良好的投資和商貿等營商環境可吸引境外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資金和人員與貨物的流入，同時可調動中國企業家到境外投資的積極性，即以自貿區為依托，推進我國與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廣東自貿區是新一輪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不僅對國內起示范帶動作用，還為將來我國與沿線國家之間的談判積累豐富的經驗。而“一帶一路”的建設也能催生更多的雙邊或多邊自貿區的誕生，并為廣東自貿區的發展提供更好的氛圍，提供更多更好的經驗，也可刺激和促進廣東自貿區又快又好地發展。

一、要以當年興辦中國經濟特區的勇氣和魄力，加快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設，積極實施新一輪高水平開放

改革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當年興辦四大經濟特區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建立了歷史的功勛，若不搞深圳等經濟特區，絕不會有今天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局面。

如今，改革開放已經過去了30多年，為什么中央政府決定又要創辦自由貿易試驗區呢?我個人理解，這是新形勢下興辦的“新的高水平經濟特區”。

一是現階段中國深層改革的現實需要。我提醒大家注意，前不久李克強總理去視察福建自貿區時明確表示，“設立自貿區的初衷就是用開放倒逼改革。要通過開放跨境金融業務，倒逼內地融資成本降低。”在李克強總理作出上述表態前，一名企業負責人告訴總理，通過這里從國外銀行借款的成本僅為4%，低于央行貸款基準利率1.35個百分比。總理的話，向我們特別是國內金融系統釋放了一個強有力的信號：國有銀行必須改革!以上僅僅是自貿區與深層改革的一個小例子。從總體改革上說，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中國改革經過30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于擔當，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這就是中央創辦自貿區的目的。

另外，《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全文發布，這也是粵、津、閩三個第二批自貿區中的最后一份“基本法”，將從7月1日起施行。

事實上，三份條例整體架構類似，均以制度創新，對標國際準則作為核心，并將投資開放、貿易便利化和金融創新等列為主要內容，但在定位、產業上亦各有側重。

具體而言，天津強調服務京津冀協同發展、福建提出探索對臺合作，廣東則不僅突出傳統的深化粵港澳合作的，還重點強化“一帶一路”戰略布局。

此外，“容錯機制”的寫入，成為廣東自貿區條例一大亮點，對比早前福建和天津簡單的原則性表述，廣東在操作性和尺度上均有所突破，明確“創新失敗可免追責”。

多位參與該條例立法評估的專家認為，此舉將起到創新風險的制度性承接機制作用，為創新“減壓”，利于釋放廣東自貿區內在發展動力和創新活力。

制度創新失敗可免責、條例的一個重要共識是：以制度創新為核心，提出鼓勵創新、寬容失敗。但此次廣東將“容錯機制”進行具體化、條件化和可操作化。該條例明確，創新未能實現預期目標，但符合國家確定的改革方向，決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未牟取私利或者未惡意串通損害公共利益的，對有關單位和個人不作負面評價，免于追究相關責任。廣東自貿區條例的另一處細節是強化“一帶一路”布局。

整體上看，三份條例整體架構類似，均以制度創新，對標國際準則作為核心，并將投資開放、貿易便利化和金融創新等列為主要內容，但是定位、產業上亦各有側重。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廣東自貿區條例在二審稿中加入多個與“一帶一路”有關條款，并將“粵港澳合作和“一帶一路”建設列為一個專章。

具體內容包括：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自貿園區合作、建立對外投資綜合服務平臺、擴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金融開放和人才合作等多個方面。

與之對比，天津僅在產業發展中提出，服務“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轉口貿易發展；作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核心區的福建也簡單提出，擴大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投資；加強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合作，提升貿易水平。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提供的一份立法評估報告認為，“粵港澳合作”結合“一帶一路”，將促進廣東自貿區條例更好對接國家戰略，凸顯廣東地位，利于廣東自貿區發展和提升。

為此，該條例也明確提出多項針對“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舉措，比如，廣東將探索建立自貿區片區與“一帶一路”沿線自貿園區之間稅收互惠制度；推動設立人民幣海外投貸基金，以及鼓勵組建支持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金融服務聯盟等。

二是應對國際貿易格局和經濟走勢變化的戰略選擇。自貿區是國家新一輪高水平改革開放的試驗田，通過在自貿區相對可控范圍內，推進投資管理和服務業開放的試點改革，探索與國際規則接軌的發展機制，逐步形成應對國際貿易規則變化的緩沖區和示范區。在社會經濟全球一體化、網絡化的新形勢下，如不主動去適應、去應對，必然吃虧、落后，最終是被動、挨打，我們必須從這樣的高度去認識創辦自貿區的意義所在。可以肯定，四大自貿區的設立將在國家未來參與新一輪國際自由貿易協定和融入國際貿易新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為推進貿易發展積累先行先試的經驗。

加快自貿區建設，仍然要堅持解放思想、先行先試。我這里引用習近平主席的一段話，他說：“要有新突破，就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思想不解放，我們就很難看清各種利益固化的癥結所在，很難找準突破的方向和著力點，很難拿出創造性的改革舉措。”“提出改革舉措當然要慎重，要反復研究、反復論證，但也不能因此就謹小慎微、裹足不前，什么也不敢干、不敢試。”李克強總理在今年“兩會”上也提出要解決“為官不為”的問題，我想這個問題對于創辦自貿區顯得更加緊迫和突出。不然，許多時光和機會一旦被耽誤，坐失良機，我們就會拉大與世界經濟的差距，真后悔莫及!

二、自貿區建設要與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相對接

最近，國務院關于建立廣東、天津、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深化上海自貿區改革開放的文件，對上述四個自貿區做了明確的“定位”，即廣東立足于推動內地與港澳經濟深度合作，天津立足于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福建立足于深化兩岸經濟合作，上海繼續在投資貿易便利化方面擔當先行者，可以說各有側重。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四個自貿區所在省市都處于“一帶一路”沿線的重要支點上，與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有直接的關系，自貿區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對加快自貿區建設既是重大機遇也是重大舉措，二者一定要對接好，使之相互促進、取得共贏。必須看到，對接是多領域、全方位的，但要突出重點領域、重點項目、重點工作，當前要特別突出兩個方面：

一是抓好自貿區本身的改革創新。自貿區的重要宗旨是推進投資、貿易的便利化。而要達此目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創新。因此，各個自貿區建立伊始，就要明確指出這方面的改革創新要求，特別是政府功能轉變、投資監管模式、貿易監管模式以及金融的改革創新，是制度創新的核心內容。我們說，要大膽先行先試，就要在這些核心問題上統籌安排，有計劃有步驟地研究、論證，根據條件適時試驗、推廣。這對于提升自貿區作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試驗田的水平和成效，意義重大，必須從現在起就要抓緊抓好，這就為推進“一帶一路”的投資、貿易的便利化創造了最好的制度條件。

二是把自貿區建設與“一帶一路”戰略作為廣大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平臺。比如，從投資意義上說，自貿區可以通過金融創新帶動企業向“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國家進行直接投資，通過提供融資租賃等便利化服務，打通“一帶一路”地區和國家的貿易通道，進一步延伸各個自貿區所在港口的輻射功能，最終服務于“一帶一路”戰略。從互聯互通的意義上說，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優先領域。自貿區要積極組織有關企業參與交通基礎設施、能源基礎設施以及跨境光纜等通訊干線網絡建設，等等。總之，“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和國家資源稟賦各異，經濟互補性較強，彼此合作潛力和空間很大。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的五大“互通”，對自貿區來說大有文章可做。

三、自貿區建設還要充分發揮港澳臺和海外華人華僑的作用

香港是歷史悠久的國際化城市，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在投資管理體系、貿易便利化、金融制度和政府職能方面具有很多成熟的經驗和實施辦法。在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方面，可以借鑒香港的成熟經驗和做法，在維護國家安全、監管高效便捷和不濫用職權的前提下，根據我國的國情，在配額、外匯、通關、檢驗檢疫、倉儲、轉運等環節的現有基礎上深化改革，大膽地探索創新，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清除市場壁壘，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加快推進投資與貿易便利化程度，做到既能與國際接軌，更重要的是又能創造出中國的特色，力爭建設開放度最高的投資貿易便利、貨幣兌換自由、監管高效便捷、法制環境規范的自由貿易體系。澳門、臺灣各具特色和優勢，對我國的自貿區建設也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是華僑華人的聚集區，有超過4000多萬華僑華人，也是華商力量最強的區域，特別是東南亞地區，華商經濟構成東南亞多個國家最重要的經濟支柱。在東南亞上市企業中，華人公司占70%左右。因此，動員和引導海外僑胞參與自貿區建設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建設的意義重大。

海外僑胞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獨特資源,他們熟悉駐在國的社會、法律、文化環境與風土人情，對祖國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也很熟悉，是連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天然橋梁和紐帶”。同時，海外僑胞還具備雄厚的經濟科技實力、成熟的生產營銷網絡、廣泛的政界商界人脈以及溝通中外等獨特優勢。此外，在建設自貿區融入“一帶一路”戰略過程中，利用海外僑胞及其社團在所在國政商界的影響力，民間機構先行，有助于向所在國政府疏通各“一帶一路”參與國間互信度不夠等可能遇到的一些障礙，提前為政府間合作創造條件，打下良好合作基礎。四大自貿區與“一帶一路”戰略的對接聯動蘊藏著巨大的發展機遇和潛力，對廣大海外僑胞來說，更是難得的發展契機，也是各方協同發展、互利共贏的過程，在自貿區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中應充分發揮海外僑胞的獨特作用。

建議將因僑而設的汕頭華僑試驗區納入廣東自貿區。以聚僑心、凝僑力、引僑資為根本的“汕頭經濟文化合作試驗區”于去年9月獲國務院批準設立，作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門戶”的重大舉措，國家賦予華僑試驗區與自貿區同等功能，并要求試驗區著力推動僑胞與駐在國經濟深度融合發展。這一決定，正是強化海外僑胞作為連接中國與周邊國家“天然橋梁和紐帶”的重要性和汕頭華僑試驗區建立的特殊性。我認為，汕頭華僑試驗區應當成為廣東自貿區建設和發展的前沿窗口和特色門戶，積極推動海外僑胞參與自貿區建設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要樞紐建設的過程中來，發揮獨特作用，深度融合發展，共拓發展新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