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于仲達：事觀魯迅的幾個重要問題

（1）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立人思想還是中間物思想？

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最深刻的思想是中間物思想。魯迅的立人思想是中國本位的，而中間物意識是作為知識分子的立場的一種思考。立人思想也是魯迅始終關注的,但是立人來源于強烈的懷疑意識,也就是那種清醒的中間物意識.如果不弄清中間物的意義，是無法理解魯迅的。

中間物是中間和過渡之意，是彷徨于無地的影子。魯迅明確提出了一個“中間物”的觀念，他又用哲學式的語言歸納道：“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推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予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王曉明先生認為，魯迅提出“中間物”的觀念，用意正是在論證一種充當犧牲的必然性，既然萬事萬物，都不過是盡著一份“中間物”的大責，那我現在夾在黑暗和光明之間，甚至有一半還罩在陰影當中，也就無需苦惱，也無可慚愧了。魯迅也愿意從“中間物”的立場來理解自己，經歷了一個過程。狂人日記》的結尾部分，“我”的自責尤其明確，他把自己干脆歸入了吃人者的行列。既要呼喚光明，又發現自己身上染著黑暗，到二十年代中葉，他筆下就涌出了這樣的情緒：“然而黑暗又會吞并我，然而光明又會消失”，“我終于訪惶于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完全是一種“夾在中間”的困惑了。從那“精神界的斗士”的定位到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將自己描述成一個站在黑暗和光明的交界線上的犧牲者，魯迅的腳跟越來越緊貼著大地，從精神吶喊到晚年關注人的物質生活，他的中間物思想越來越具體了，目標也越來越明確了。魯迅從來都是執著于現實，他沒有走上帝，是很自然的。李歐梵所揭示的魯迅的矛盾與悖論，已越來越為后來汪暉、錢理群等人的魯迅研究所印證，這一切都是由魯迅的“中間物”意識所決定的。王乾坤作了精辟的論述，認為“一切都是中間物”則集中表達了魯迅對生命的覺解，對生命本真的領悟，是與莊子“方生方死”等義的命題，也可讀作“何死而在”（海德格爾）。所以說“中間物”論構成了魯迅的生命哲學，是魯迅全部思想的一個軸心。這種“中間物意識”和“過客意識”是魯迅人生的一個注腳，過客正在走向通往超驗精神的半路上，過客用走的形式消解中西的形而上學。

（2）魯迅的立人思想有局限嗎？表現在哪兒？葛紅兵說，不是立人立的不夠，而是把人看的過高過大了，應該放逐人，這話對嗎？

關于魯迅的人學思想，多年來卻一直缺少深入研究，在一段時間里，甚至被作為魯迅思想的局限而加以否定或遮蔽。學者李新宇已有深刻論述,指出“正是這一人學思想體系成為他卓爾不群的標志，成為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話語的核心和中國文化現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在魯迅建立自己的人學思想的世紀初，無情的事實已經宣告了以儒家文化、專制政治和小農經濟相互適應而構成的中國文明的失敗。

可以說,立人思想真正體現了魯迅的眼光,并非他的局限.關鍵在于立的不夠,五四時期的啟蒙者多是一些穿這傳統內衣來做立人工作的,當然無法把立人堅持做好.這項工作建國以后被迫停止,知識者被迫接受改造,此后立人陷入流產.90年代以來,隨著人文精神的討論,作為立人主體的知識者的困境再次被提出來,此時國內后學思潮泛濫,國學走俏,立人面臨尷尬.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新作派和自由主義的爭論浮出水面,立人再次遭遇關注.縱觀當今學界,自由民主憲政似乎成為一種共識,然而要為自由民主憲政鋪路,必須進行新一輪啟蒙,徹底重估傳統文化之價值,繼續繼承魯迅立人思想,呼喚公民時代的到來.（3）魯迅一生奮戰在立人的鐵屋中，最后累倒在無物之陣中，為何立人的目標在中國難于達到呢？路文彬的《論魯迅的啟蒙思想的歷史局限》的觀點對嗎？

中國的國民性積弊太深太久,傳統政治文化毒素太重,不是一下就能革除的,人處于一種封建的有害的文化的熏陶之下,長期不能得到解毒,立人的道路十分漫長.統治者對待天下的方法就是“執長鞭以御宇內”，用法、術、勢來束縛和操縱民眾，用儒家的等級森嚴的道德和充滿厭世的佛教來麻醉民眾,身陷于瞞與騙的虛偽的道德國度里,少有民眾能自省和掙扎.少數知識精英所做的解毒工作只能是在統治者熟睡之機,一旦醒來,也就到了要整治異端的時候了.實際上,五四時期一直處于救亡壓倒啟蒙的非常時期,真正意義上的啟蒙還未開始.路文彬的《論魯迅的啟蒙思想的歷史局限》是有些道理的,魯迅的啟蒙更多的只是一種文化批判的啟蒙,這種啟蒙方式對于大眾還是十分隔膜的.（4）啟蒙結束了嗎？啟蒙死了嗎？何謂啟蒙？啟蒙的形式有哪些？

應該如何搞好啟蒙？ 誰來啟蒙?

五四啟蒙運動雖然過去八十周年了，但是啟蒙的目標并未達到，啟蒙的任務并未完成。啟蒙精神未死，啟蒙任務艱巨，它的死對頭是專制主義，中國人一直身受到專制主義的弊害，至今依然根深蒂固。幾千年的奴隸生涯嚴懲扭曲了中國人的人性，使用權之成為魯迅筆下的阿Q。用魯迅的話來說，中國人實際上也只有在做穩了奴隸與做不穩奴隸的時代之間選擇。李慎之先生指出中國人必須從在自卑與自大之間失去平衡的阿Q轉變成能自尊自律的、獨立自由的現代公民。

所謂啟蒙應是首先對知識分子自身的啟蒙,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在獨立個體出現之前,獨立階層只是一個神話。在獨立的個體知識分子大批出現之前，所有的知識分子都是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即使體制外的自由知識分子也不例外。個體被剝奪殆盡的人，才會經常被一種孤立感控制，對群體、對威權的依賴才更強烈。成為一個覺醒了的個體，非常重要，一個人只有啟蒙了自己、擔當了自己之后，才有可能啟蒙別人、擔當別人。一個自覺的精神個體，永遠是重要的。

現在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也沒有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體制外的知識分子，由于傳統政治文化的解毒工作或者說療傷工作都剛開始，那種對群體、對威權的依賴無法輕松擺脫，個體的概念還沒有廣泛深入人心，除了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外，加上中國知識分子內力不足，真正獨立的個體知識分子的誕生還有一個過程；知識分子要想獨立，首先要擺脫自卑、自戀、自大與自賤的心理綜合癥，必須首先要終止焦渴，斷奶成人。

在話語禁忌日益嚴峻而獨立個體普遍匱乏的時代，談論知識分子問題是虛妄的。

中國的知識人大都拙于謀生，缺乏經濟頭腦，思維又都很固化，長期處于僵化的體制下，麻痹了想飛的翅膀，縱使當權者放生，他們又能飛的動嗎？《雷雨》中的周萍不就是一個例子嗎？魯迅說過，說話和寫文章的人都是沒用的。從這一點上來說，成為個人要比成為“人文知識分子”有意義。

啟蒙的形式多種多樣,有文化批判啟蒙,實踐啟蒙,信仰啟蒙,輿論啟蒙等.知識分子在啟蒙中應注重言與行的結合,應主動走近啟蒙對象,俯下身子,用真誠的心真誠深入被啟蒙的心靈.這要學習五四時期的晏陽初陶行之等人和俄羅斯一些優秀的知識分子如托爾斯泰等.（5）魯迅的啟蒙思想如何面對當下后現代和 文化保守思想等的挑戰？

從二十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學界以“后“相標榜的各種理論思潮風起云涌，似成蔚然大觀之勢，它的出現首先與中國知識分子對自身在社會生活中角色定位的迷茫，與試圖尋求重新自我認同的道路這一歷史背景息息相關。但實際上當中國后學的始作俑者從西方現代理論自我反省的邊緣地帶獲得溝通兩個世界的合法通行證時，卻拋棄了后現代理論本應具備的有效反思能力；其后風行于中國大陸學界的各種“后現代“理論，不但在西方的各色殖民話語面前顯得身份曖昧，又與中國自身文化脈絡中的種種遺緒糾葛不清，同時還不知不覺地承擔著在中國將現代化敘事進行到底的奇特使命。

中國知識界的相當一部分人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以啟蒙民眾的姿態扮演著“文化英雄“的角色。那場事件后知識群體急劇分流，一部分轉入商界和政界，導致所謂“黃道“（商道）和“紅道“（官道）上人滿為患，固守純粹學術立場的知識人頓時感到孤立無援，深陷深度焦慮之中。焦慮的核心則共同指向了如何重新確認自身的位置這個問題。一部分人可能尚未從八十年代英雄光環的籠罩中走出，所以一邊痛恨世風日下的道德滑坡；另一方面則在感嘆“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時津津樂道于重拾古老的道德遺緒，還有一層不宜言說的隱晦原因，那就是期盼討論“文學主體性“時的那種一呼百應的風光場面再次出現。啟蒙的潰敗，于是出現了后現代和 文化保守思想。學界陷入了對“五四”的反思，反思那種啟蒙思想家對待傳統文化的偏頗與缺失，批駁單線進化與新舊二分以及科學至上與人文萎縮的激進姿態。這些幫助啟蒙者克服文化幼稚病，擴充啟蒙內涵，改善啟蒙心態。后學思潮是水土不服，國學思潮卷土而來，（6）魯迅的思維方式有局限嗎？魯迅為何沒有走向天國沒有皈依基督呢？應該怎樣對待當前的基督文化思想？

魯迅的思維方式的局限是否表現在太拘泥于世俗此岸,無法超拔出來,進行形而上的思考,其實也是中國傳統思維方式的缺陷,這種思維太過直觀注重體悟,不象西方糾纏于人與自然和社會的抽象思辯,老莊和海德格爾就是兩種思維方式;西方哲人的智慧體現在抽象思維上,東方哲人的智慧體現在感性思維上,中國哲人無法像西方哲人那樣將這些寓言抽象為一個概念,理性思維能力比較差.西方智慧重視“與自然斗”，東方智慧重視“與人斗”.中西思維的這種不同特點，還深刻地影響了中西文化的不同氣質。中國哲學史上的三大流 派儒道佛都強調內心的反省、體驗與覺悟,古希臘哲學家的語言具有鮮明的抽象性、概括性，東方人強調整體性和綜合性，而西方人則重視個體性。中國人是在哲學上強調“天人合一”，“和為貴”，“求同存異”，或者”求大同存小異”，而西方人比較主張標新立異。從哲學和文化體系角度說，魯迅受影響深的是儒家哲學，而西方是基督教文化。儒家哲學體系里強調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首先是修身第一位，也就是講究道德文化，這種道德文化里恰恰強調的是一種義。另外還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也強調的是義。當然現在有些變化，現在有的主張義利兼顧。再加上我們的哲學思想強調綜合，他們的哲學思想強調的是分析，就分別形成了側重整體思維或個體思維的差異。魯迅的思維方式帶有明顯的東方色彩,錢理群的《心靈的探尋》，在思維篇中從“于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于天上看見深淵”、“于無所希望中得救”等方面分析了魯迅的辯證思維特征；又透視了魯迅“多疑”、“尖刻”中的現代智慧。這些表現了魯迅思維方式的直觀和體悟的特點.太依賴于悟性思維,不能上升到抽象思維上,所以不能超拔出來,陷于一種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糾纏里,人人不能自顧,身處敵人和論敵的圍剿里,所處的環境特別惡劣，不僅是內憂外患，尤其是啟蒙所遇到的強大阻力。他的矯枉過正其實也是被腐朽的政治勢力和孔教喧囂逼出來的，故遲遲不能走向天國.關于信仰和理性，魯迅更傾向于理性,就是絕不犧牲獨立思考、懷疑批判為基本特質的知識分子的行為，絕不喪失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品格.就這一點上,魯迅不輕易地投奔上帝,在沒有弄清一些障眼法之時,絕不輕信,或許是一種不錯的選擇.（7）當代仍沒有從整體上超越魯迅的學者，有沒有在某方面超越魯迅的？

魯迅先生在深入批判和反省中國古文化上,做出了突出貢獻.這一成果集中一點就是他的立人的光輝思想,當前知識分子應把這一思想繼承下來,對于魯迅作品中過于黑暗 犀利 刻骨的一面,應聯系他所處的時代來認識,還要深刻認識魯迅個性中荒寒和冷硬的一面,正確認識人性中的惡的因素,認識人的有限和固有的罪性,努力靠近基督信仰,增強愛心 寬容 悲憫,堵塞個體的精神黑洞,戰勝彌漫在四周的黑暗.（8）啟蒙者的精神缺陷表現在哪兒？

學者任不寐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精神結構的局限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哲學理性的缺乏、宗教意識的無知和法律精神的淡薄，相應的，這種精神結構呈現出東方式的功利主義、極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特征。這種求真乏志、求善不能、求治無方的精神狀態，充分說明了中國知識階層在文化上處于較低層次的水平上。我個人也隨意說說。

第一，啟蒙資源的缺陷。

從嚴復、譚嗣同到胡適、吳稚暉，中國早期自由主義者的基本趨向是拒絕本民族的資源，以為真能全面排舊，全面取新。殷海光大半生認定傳統道德與民主政治、自由精神完全不相容，晚年轉而肯定“孔仁孟義”是中國實現民主自由的根基，并提出了應深思“中國的傳統和西方的自由主義要如何溝通”的問題。就自由主義者必須具有的獨立的批評能力和精神，必須具有的道德勇氣、擔當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義、友愛、寬容、人格獨立與尊嚴等自由主義的基本價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間、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極自由層面的分權、制衡、監督機制和積極自由層面的道德主體性而言，儒家和傳統諸家都有可供轉化和溝通的豐富的精神資源。儒家人文精神與西方啟蒙思想是可以溝通的，儒家的人格主義可以與現代人權觀念相接殖。陳祖為認為，儒家的人文精神及其社會實踐和人權論說具有重疊共識的可能性，儒家角色本位的倫理觀、社會理想、仁愛哲學、對長輩與老人的尊敬、和諧觀念等都與人權概念相容。從儒家內在的文化資源中可以開發出諸如人權、自由、平等、法治等現代價值，匯通啟蒙理性，擴充啟蒙內涵，修正人類中心主義和西方以權利為中心的價值觀等弊病。徐友漁 認為這種依靠內在道德原則“開出”市場經濟的思路是誤導人的。市場經濟在不同國度、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的人群中所向披靡、蓬勃發展的事實證明，只要沒有人為禁銅，市場經濟不需要一種特殊道德作為支撐。

中國歷代知識分子中“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精神的人不少，他們敢于運用自己的智能，對不合“正道“的社會政治進行反思批判，從司馬遷、嵇康，到柳宗元、辛棄疾、文天祥，再到李贄、黃宗羲、王夫之、龔自珍，這樣的“士”代不乏人，他們代表著中國知識分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貴品格。中國古代思想之精華，智能之結晶，于今日仍有其重要價值者，恰恰是在這些具有堅韌意志和高貴品格的“士”的手中產生的。

當代的文化啟蒙者要注意挖掘這些寶貴的思想資源，一味引進西方資源效果未必好。學者張光芒對傳統啟蒙資源的挖掘十分深入，他追溯中國近現代啟蒙的民族文化發展的內在根據，認為“中國文化中的叛逆性傳統為現代啟蒙提供了民族自身內在的思想資源與動力基礎”，并把這種內在推動力歸納為三個方面：一是形形色色的非儒學派為啟蒙文化提供了內在的邏輯生長點；二是對儒學思想本身進行價值重估和重構，使其發生現代性轉換；三是“承續并揚棄明末以來以‘主情反理’為核心的人文主義文學精神”。它們分別從精英文化與民間文化、主流文化與非主流文化的各個層面改變了傳統文化的結構，構成了現代啟蒙的思想資源，并表現出從“托古改制”到“以復古為解放”的運動規律。從某種意義上說，“傳統思想資源是對中國近現代啟蒙的啟蒙”。也正是在這種追溯的基礎上，張光芒提出“‘中體西用’確實需要重新認識，重新評價”，只要這種重新認識不是“在內涵意蘊上將‘中體’視為‘古體’”。雖然早在五四時期周作人就曾經把“人的解放”的源頭推到晚明，但是有意識的把民族文化中的叛逆性傳統視為整個近現代啟蒙的內在根據，這恐怕還是第一次。這種“尋根”，也符合皮亞杰的認識發生論，因此它為建立啟蒙的中國化體系找到了更堅實的理論根據。這些觀點也印證了魯迅研究學者林非的看法，傳統啟蒙資源正在受到重視。

第二，宗教關懷的缺陷。

作為啟蒙者始終缺乏一種持久的宗教信仰，啟蒙受到的阻攔太大，難于把啟蒙堅持到底。

正是人類的苦難創造了人類的上帝！因為現實生存的困境和苦難的沒有盡頭，因為命運的無常和自然的神秘都逼迫誘惑人類尋找終極歸宿和救贖之路。但終極救贖之途何在？又如何才能化解這生存的無盡苦難？正是人類超越苦難的強烈愿望，從而使得在尋找救贖（解脫）之途中超人間的力量神降臨了，宗教信仰于是誕生！彼岸的樂園撫慰了現世靈魂的苦痛，在終極訴求的信仰之途上，苦難的生靈得到了精神的皈依和救贖，從而實現了人間關懷的目的。因此，基督、佛、真主安拉的使者穆罕姆德首先都是作為拯救苦難的高尚犧牲者而受到人間的敬仰和膜拜。如基督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佛陀們的舍身救苦。基督教作為一種罪感文化，認為苦難的根源就在于人類的初祖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中因為受到蛇的誘惑違背了上帝的旨意而吞食了善惡樹上的果子，從而犯下了原罪，被上帝罰受苦難；《圣經•舊約》“創世紀•神的宣判”一節，上帝就對亞當說：“你必受終身勞苦，才能從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于塵土。”于是，原罪成了基督教文化的邏輯起點。佛教文化對苦難根源的解釋并非是人對神所犯下的原罪，而是來自于人自身的本性和本能，人性和人欲因此成為佛教文化精神的邏輯起點，甚至可以說，整個佛教文化體系都是建構在人性欲望根基之上。對于苦難根源的不同看法，必然導致救贖和解脫方法的差異。基督教認為苦難的根源來自于原罪，作為亞當和夏娃的后代，作為上帝的子民就只能是向上帝禱告，堅定地仰望上帝的救贖。佛教把欲望當作一切苦難的根源，佛法雖然有四萬八千門，歸根結底卻是為了覺悟，為了超越欲望的束縛，因此一切修行方法都是要針對不同層次的人性欲望，佛教三寶：戒定慧，由戒生定，由定生慧，由慧而覺悟成佛。（引用）

基督教文化精神就被公認為是受罪與救贖，并形成了西方的罪感文化特點。中國的儒道文化以及本土化了的禪宗追求以人為本位，注重現世的生命享受，是一種重生主義，表現為樂感文化特征。宗教信仰的作用在于，從人生的負面切入，去體察現實人生的苦、罪等根本缺陷。這些根本缺陷是由人源于動物性的感官欲望和感覺經驗產生的。宗教精神的基本向度是對人間苦難的博愛關懷和對超越存在的終極訴求，中國文化在超驗關懷的缺失是個大問題,由于這種匱乏，致使中國文化只能培養那種眼光拘泥于此岸和世俗世界的文化大師，無法把眼光投向更深處。

第三，可喜的努力。

魯迅積畢生之思索,在臨死前曾發出過這樣的感嘆:“多有只知責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種族,禍哉禍哉!“可惜,并沒有多少人注意到這句話,更沒有多少人以此來警策自己.一個民族能自覺地作群體反省,是這個民族理性成熟的標志。要用現代人的標準要求自己時時自我反省,自我批判.尤其是作為擔負著大眾啟蒙任務的知識分子,更是如此.中國近代啟蒙者之所以有著很大的局限性,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雖然對于國民的劣根性有所認識,但對于劣根性在自身的表現卻缺乏應有的認識,以傳統反傳統,以封建反封建,最后走向反面.到了九十年代，啟蒙者開始了掙脫奴性思維的努力，他們把解剖刀開始指向自己，更有一些知識者借助基督信仰，主動走向懺悔。

９０年代中國思想界在自由派與新左派的劃分之外，還有“第三條道路”，即以圣經文明的精神資源為依托，來反思中國自由之貧困以及中國自由之可能，９０年代的恥辱感在這一學派中得到了最有力的彰顯。這一學派在年長一代中有何光滬等先生，中年一代以劉小楓先生為代表，可能還包括朱大可先生、茉莉女士等等。８０年代成長起來的年輕學人中，有邵建先生、任不寐先生、摩羅先生、尹振球先生、蕭瀚先生、李柏光先生等等。年輕的學人中可能大多數人沒有經過嚴格的神學教育，他們多是通過“向自由懺悔”（任不寐）和“尋找精神出路”（摩羅）這種生命體驗而走向耶路撒冷的。這一學派與教會學派不同，他們可能更多“處境焦慮”，更多在“奧斯威辛以后的神學”或“自由主義神學”那里找到共同語言，而為教會神學派垢病為“實用主義神學”。與此同時，他們也批評專務靈修、固守神正論教義的的教會神學是“神學犬儒主義”。二者之間的共同點是，都反對偶像崇拜理論的烏托邦觀念，都認為人類自我拯救是不可能的，人完全免除不幸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上帝主持的審判中人才能實現徹底的解救。但二者之間存在分歧：這個新學派認為人雖然不能免除不幸，但可以免除不義，可以對此岸世界進行“相對改進”，但這種相對改進的能力不是一種權力，而是基于原罪而產生的責任。教會神學完全否認人的責任，因而被批判為無視人身上存在的神性特征，將人和動物降低在一個位格上，并不符合神的話（參見《創世紀》）。（任不寐 《九十時代的精神出路 》）

（9）我為什么崇拜魯迅？

我為什么崇拜魯迅？因為在一個善于培養奴才和奴隸的土壤里，很少能有人象他那樣象一個人那樣堂堂正正地生活。魯迅一生不僅以自己的著作，還以自己的人格力量為中國人樹立了一個偉大的“人”的榜樣。他是真正的“精神界之戰士”。他承擔了巨大的個人痛苦，同時積極探求出路，盡管并沒有什么現成的路徑，真正的路徑屬于那種敢于探求的人。

魯迅的作品始終以人為中心，剖析人的生存困境，探求造成這種困境的原因，努力尋求出路。深刻之處在于揭示了一個本質問題，個體的帶有悲劇色彩的生存處境。他的《野草》留給我們的是一個人面對外界的具體困難時，絕望的心靈和鐵屋般的困境互相撞擊的精神火花。

（10）魯迅的最大缺陷是什么？魯迅的優點是什么？應向魯迅學習什么？

如果沒有愛，魯迅在看幻燈片時完全可以什么都不去想；如果沒有愛，魯迅完全可以不回來而在國外漂泊一生；如果沒有愛，魯迅可以什么都不寫，整天抄古碑，做一個考古家。所以，魯迅最大的缺陷是“愛”。同時，魯迅最大的優點就是“愛”。魯迅的愛是一種大愛，更多是對國家、民眾、青年、弱勢階層的愛，他卻對自己、妻子 少愛。他的作品多帶有孤獨、肅殺、人性化的色彩少。抑郁、苦悶、憤激、寂寞、灰色、凄哀，而缺少溫情、悲憫、恬淡、柔和。們看到的多是憤世嫉俗、嬉笑怒罵、尖酸刻薄，看到了悲涼的吶喊、無助的彷徨、深深的嘆息，感受到的是森森鬼氣和痛苦虛無感的侵襲。魯迅表現了他對事物敏銳的洞察力與理智的處理事情的能力，完全建立從個人立場觀察判斷問題。這一點就足夠今人去學，告別精神勝利法抑或奴才處世的哲學，徹底擺脫奴化思維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魯迅啟示我們怎樣做人，以人為本，不做奴才，絕望中也要戰斗。當前是要學習魯迅找回自我，爭取人格的獨立、思想的自由、經濟的自立，徹底擺脫物質和精神上的人生依附關系。魯迅先生的“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份熱,發一份光“的精神應該成為青年人的座右銘.

第二篇：魯迅兒童觀

感受魯迅兒童觀

作者：陳萍

文章來源：本站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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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時間：2009-11-30

“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涌進中國，這其中也包括自l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來一直發展著的兒童觀。在盧梭《愛彌兒》的譯介和資產階級民主改革家樹立的新的兒童觀的沖擊下，對兒童問題引起了極大的關注。與當時“人的解放”相呼應，1918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征求關于“兒童問題”文章的啟事。同年9月，魯迅率先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在新文化運動的強大推動下，兒童問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尤其是1917至1921年，實用主義教育家杜威來我國講學，他提出了以“兒童本位論”為核心的西方現代兒童觀，主張兒童是起點，是中心，是目的。“五四”時期的先覺者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影響，這其中也包括魯迅。

魯迅強調兒童的成長與國家、民族未來的聯系，認為兒童“十余年后，皆為成人，一國勵衰，有系于此”。魯迅用他啟蒙者的視角發現兒童，關注兒童。兒童，成為他為之“吶喊”的又一群體。

一、救救孩子

魯迅最為痛心的是那些在封建染缸里身心遭受熏陶并學會了參與“吃人”的少幼者。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該作以它對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深刻揭示與批判震撼人心，同時又以“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的呼喊，顯示了魯迅關心下一代，尋求變革社會新途徑的熱切愿望。為什么要救救孩子，孩子的危險與錯誤是誰造成的？如果從這些問題出發，就可以推導出這樣的結論：孩子的危險來自于他們成長的環境。一句話，那就是一個充滿殺機的生存空間，一個“吃人”的社會。

《狂人日記》描寫： “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議論我，眼色也同趙貴翁一樣，臉色也都鐵青。”《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在街上競看見一個不很能走路的小孩，也知道拿了一片蘆葉指著他道：“殺！”咸亨酒店專管溫酒的小伙計，孔乙己教他寫字，小伙計想，討飯一樣的人也配考我嗎？小伙計很不耐煩，努著嘴走遠。不諳世事的小伙計對孔乙己沒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小伙計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這周圍的庸眾視角，代表著孔乙己悲劇命運的冷漠的環境背景。孔乙己被封建制度吃掉了，小伙計和咸亨酒店的人同樣被吃而不自知，卻訕笑著觀看孔乙己的被吃，這就更具悲劇色彩。小伙計是魯迅筆下 “麻木”的小“看客”。

孩子如果成長在這樣的環境里，他當然要“吃人”或“被人吃”。所以，要救救孩子。孩子的生活、情趣應是什么樣的，健康的成長環境應該什么樣的，魯迅在他的作品里也有充分的表現和描述。

二、快樂的孩子、有趣的童年

在魯迅筆下，描寫得最充分的是閏土、阿發等農家少年形象。魯迅用注滿深情的筆調抒寫他們的純樸、善良、活潑、機敏以及那充滿童趣的鄉野生活。毫無虛飾地表達了他對這些少年朋友的熱愛。

《故鄉》里的少年閏土，有著紫色的圓臉，頭戴一頂小氈帽，頸上套一個明晃晃的銀項圈。深藍的天空、金黃的圓月、碧綠的西瓜地，在這明麗的圖景中，閏土手捏鋼叉向一匹猹盡力刺去。作者以飽滿的熱情，以傳奇的手法極其簡練而傳神地勾畫出少年英雄的形象，對這位活潑勇敢的少年朋友充滿了熱愛。他還能裝弶捉小鳥雀，“心里有著無窮無盡的稀奇事”。《社戲》中的雙喜、阿發和閏土一樣熱情善良，對來自書香門第的“我”親若一家子。來了遠客，農家的孩子都來陪伴游戲。我們一起放牛捉蝦、搖船摘豆。釣到一大碗蝦自己決不吃，照例全要送到客人嘴里，但當看到客人不會放牛，連走近牛身都不敢時，他們卻毫不客氣地嘲笑起來。最為迷人的是在朦朧的月色中，乘著大白魚似的航船，嗅著豆麥水草的清香，去觀賞社戲。孩子們看社戲。歸航肚餓擺不動船，便打主意偷一點河旁田里的羅漢豆來煮著吃。魯迅在鄉野的田園風光、民間社戲里，力透紙背地凸現了小伙伴的純厚、誠摯、善良、機敏能干，這是江南水鄉少年栩栩如生的童趣。

兒童對大自然有著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敏感。百草園是“我”的樂園，“我”在草木蟲鳥中玩得樂此不疲。注目于菜畦的“碧綠”、桑椹的“紫紅”、蜂與菜花的“金黃”，聆聽到鳴蟬的“長吟”、蟋蟀的“彈琴”與“油蛉”的低唱，大自然是如此吸引兒童，在三味書屋讀書卻向往那雜草叢生的百草園。封建教育關住了孩子們的軀體，卻關不住他們天真活潑的心靈。

三、魯迅的兒童觀

魯迅不僅在作品里描繪了什么樣的孩子是快樂的，在理性高度上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啟蒙主義的深切吶喊，而且從思想的高度提出了理論主張。

（一）以注重未來為核心的兒童觀

魯迅從進化論的角度出發，深刻指出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預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國的情形。”[1]（P295）一言以蔽之，國運興衰，系于兒童。魯迅痛恨過去的兒童教育，寄希望于未來：只有全新的兒童才能造就出全新的未來中國。“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2]（P566）為未來的新中國，魯迅呼吁：父母要千方百計地使“子女比自己更強、更健康、更聰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過去。”[3]（P135—136）

（二）“幼者本位”的兒童觀

魯迅痛心地看到：“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4]（P135）魯迅認為孩子的世界與成人不同，“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5]（P80）。“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魚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卻有如人的鳧水一樣，雖然也覺到水的柔滑和清涼，不過總不免吃力，為難，非上陸不可了。”[6]（P35）由于魯迅真切地了解兒童的生理、心理特征，在中國教育史上，魯迅第一個明確提出了“幼者本位”的兒童教育觀。“幼者本位”就是把兒童作為世界的中心，了解兒童心理，尊重兒童人格，培養兒童興趣，發展兒童個性，豐富兒童的物質文化生活。“幼者本位”的主張，是當時先進兒童教育思想的代表。它徹底否定了封建“殺子”文化，首次發現了兒童作為生命主體的獨特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在人類發現自我、認識自我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

千百年來，中國的父子關系是奴役和被奴役的關系。魯迅從整個人類生命延續的角度來考慮，認為每個人都只是生命延續的“中間物”而已，父子關系是一種自然的倫理關系。魯迅號召人們，“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才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為一個完全的人”。要做“人”之父，就要求“一切設施，都應該以孩子為本位”[7]（P135）。

四、對今天兒童教育的啟示

當前，由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變是我國教育改革、特別是基礎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標。魯迅的教育主張尊重了兒童的天性，也體現了當今素質教育的理念，對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質量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時下我國兒童教育功利性太強，一味強調專業教育、特長教育，鼓勵孩子參加各類特長班，互相攀比，甚至不少學校還大搞提前教育，學前班學小學的內容，小學學中學的內容，選用高一級教材，幾乎占用了兒童所有的休息、娛樂時間，培養所謂的“超常兒童”，還美其名曰“不要讓孩子輸在超跑線上”。看著幼兒園的孩子那稚嫩的小手用力握著筆，寫所謂的家庭作業，真為我們的幼教感到痛心，幼兒的胳膊沒有足夠力量，寫字的姿勢大都不正確，不良的學習習慣就這樣養成。興趣班上多了，不少孩子反而厭學、逃學，甚至離家出走。時代變了，物質生活提高了，但今天的孩子卻不快樂了，沒有了玩伴、沒有了和自然的親密接觸、沒有了美好自由的童年。各種教育美其名曰都是為孩子著想，為孩子的未來著想，“成人本位”的思想替代了“兒童本位”的思想，今天的兒童的父母不應該懺悔嗎？

八十年前，魯迅在《風箏》一文中，曾經仟悔他年輕時拆毀弟弟制作的風箏，摧殘了兒童的天性。他寫道：“偶爾看了一本外國講論兒童的書，才知道游戲是兒童最正當的行為，玩具是兒童的天使。”魯迅的兒童觀告訴我們，教育就是要遵循兒童的天性和發展的特點，對兒童進行正確的指導，發展他們的智力，養成健全的體魄、高尚的道德，教給他們獨立自主的能力。這樣的兒童才能做好明天的主人。

審視一番今天的兒童教育，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上世紀初的批評于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感。

第三篇：觀《魯迅》有感

觀《魯迅》有感

我們都知道，魯迅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他一生中創作了無數篇小說、散文，例如：《朝花夕拾》、《野草》、《吶喊》……但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他呢？

我懷著期待的心情，看了《魯迅》這部電影。電影一開始，是魯迅在向同學們演講。那慷慨激昂，幽默風趣的話語，讓同學們懂得：學生是知識階級的預備軍，并終將成為它的生力軍和主力軍，知識階級永遠是精神界的戰士，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不顧利害，因而永遠都處于痛苦，并隨時預備作出犧牲，社會的不斷的進步，正是需要這樣的，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不合時宜的的真正的知識階級！演講結束后，有同學問魯迅：“先生，你還是夜晚寫作么？”“是的。”“為什么？”“因為白天比夜里更黑暗！”這是多么引人深思的一句話啊！在同學們瑯瑯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中，先生緩緩里去了。

楊杏佛先生帶他的兒子外出游玩時，遭到暗殺，杏佛先生用生命保護了兒子。在它的葬禮上，記者問魯迅：“聽說你也會面臨和杏佛先生一樣的危險？”魯迅先生頗有感觸：“我已經五十多歲了，見過太多人的死，甚至都不會流眼淚和悲哀了，而且死者都比我年輕，我算是長壽了！”聽到這句話，我的鼻子酸了。生活在那樣一個時代，死亡是不足為奇的。但是，畢竟都是一條條生命啊，就這樣死去，不是太可惜了么，由此可見，當時社會的殘忍。

先生是一位偉人，但是他一點架子也沒有，反倒可以和大家一起聊天，或開玩笑或討論心得，這一點是我非常敬佩的。

魯迅先生的一生忙碌而充實:為革命而奮斗。他把自己稱為“非革命不可的革命者”。在他的心中，革命的利益勝于一切，當然，這個“一切”包括生命，他認為，預期多活幾年而不工作倒不如多做工作少活幾年。這種無私的奉獻精神，不正是我們缺少的、值得我們學習的無私精神嗎？

在電影的結尾，魯迅先生終于體會到了生命的意義，但與此同時，他的生命也走到了盡頭。我的眼淚又忍不住掉了下來。現在，我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做自己想做的，為什么還要等待呢？難道只有等到生命盡頭才能懂得時間、生命的重要性么？

確實，時間和生命都是十分珍貴的，因為他們都不能重來。魯迅的生命不只屬于他自己，還屬于中國革命。那么，你的呢？

第四篇：魯迅尊師二三事

魯迅尊師二三事

尊師是一切偉大人物的共同品質，魯迅也不例外。他是偉大的文豪，也是尊師的楷模。

魯迅12歲時進紹興三味書屋，在壽鏡吾先生身邊學習了四年多。壽先生是當地有名的宿儒，品德高尚，學問淵博，對學生要求很嚴。魯迅對啟蒙老師壽先生也十分敬重。有一次，魯迅因事遲到，壽先生批評了他。魯迅深知老師的批評正是對他的愛護，從此對自己要求更加嚴格，并在課桌上刻了一個“早”字，隨時提醒自己。后來魯迅無論求學南京，還是留學日本，或入京工作，只要回鄉便不忘去看望壽先生。1906年他奉母命從日本回鄉完婚，僅在家10天，也要去壽先生家坐一坐。1912年進京工作后仍與其保持書信聯系，1915年底壽夫人病逝，魯迅又主動送挽幛致哀。在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魯迅稱壽先生是一個“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給予極高評價。

魯迅留學日本仙臺醫專時，有一位藤野先生給了他不倦的教誨。魯迅對藤野先生也非常敬重。他把藤野先生改正過的講義訂成三厚本，精心保存，作為永久的留念。魯迅離開仙臺時，藤野先生送給他一張照片，背面寫著“惜別”二字。魯迅一直把它當成珍品收藏著，回國后將它懸掛在北京寓所的東壁上。他還專門寫了《藤野先生》這篇散文，熱情歌頌了藤野先生正直、嚴謹、沒有偏見等高尚品德。在魯迅晚年，日本要出版《魯迅選集》，征求他的意見，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把《藤野先生》一文選進去。1935年，魯迅在病重期間，還向日本學者增田涉打聽藤野先生的消息。

魯迅在日本時，曾向章太炎先生學習文字學，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師生情誼。在此后的30年里，盡管見面的機會不多，但魯迅對章太炎先生始終保持深厚的感情。他的日記中多次出現“謁章師”、“在章先生寓”的記載。到了晚年，魯迅對章太炎先生所講的《說文解字》雖多有遺忘，但“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眼前”。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因反對袁世凱被囚禁于北京，魯迅常冒著危險前往探視慰問。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魯迅不顧病重，于逝世前10天寫下了著名的《關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等紀念文章，頌揚章太炎先生說：“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不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表達了對太炎先生的深深敬意，不僅是對太炎先生蓋棺論定的杰作，也是魯迅先生一生的絕筆。

第五篇：觀魯迅紀念館有感

觀魯迅紀念館有感

六（2）班 王昊廷 26號 今年暑假，我們去過許多好玩的地方，其中，我覺得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去上海的魯迅紀念館了。魯迅可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 他以筆代戈、奮筆疾書，戰斗一生，被譽為“民族魂”。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華文化革命的主將。“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就是魯迅先生一生的寫照。魯迅的代表作：小說集《吶喊》《彷徨》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華蓋集》《而已集》等。我也讀過他的散文，但許多太深奧，看不懂。但我爸爸就十分的喜歡他的文章了。

那天早晨，我們一家都懷著崇敬的心情去參觀魯迅的紀念館。

一進紀念館，就連空氣中都有文學的味道。在二樓的東面，全是名言，其中，有一句名言是這樣的：“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意思是有的人的確是活著的，但他整天無所事事，就像行尸走肉一樣，活著沒什么意思，思想已經死了。但死去的人呢，他在生前做過很大的貢獻，人們還記得他，所以他還活著！

進入主展廳進口，里面全都是關于他的名言、作品、照片……

突然眼里看到了魯迅！原來是彩色塑像!他在干嘛？原來是和幾個青年在交流！我站在一旁，仔細地看著栩栩如生的彩色蠟像感嘆道：“啊！怎么會做的這么像呢！”

很快，我又被其他東西吸引了，那是什么呢？沒錯就是魯迅的作戰武器！————鋼筆！那個可是著名詩人馮雪峰在魯迅53歲時送給他的金筆，還是原物哦！還有好多都是原物！比如背心、杯具、冬天用來取暖的懷爐等等。看到魯迅親手用過、穿過的東西，能不令人激動嗎？

轉了好久才到出口，只見旁邊都是魯迅的書刊，再加上墻頂的鏡子，讓人看得眼花繚亂的…..在魯迅世界里漫步，心情難以平靜，詩人臧克家的著名詩句不禁跳躍在我的耳邊：“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是的，魯迅先生是不會死的，這里分明仍然回響著他偉大的聲音，仍然跳動著他生命的脈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