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第五章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理論3、4

第五章

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理論

教學目的：了解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社會理論觀點，掌握其社會福利思想。掌握福利國家的理論，并能夠分析福利國家危機的原因。教學重點：馬歇爾的社會福利思想，與福利國家的理論。

教學難點：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社會理論觀點，福利國家危機原因的分析。

第三節

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理論

一、馬歇爾生平簡介

托馬斯·漢弗萊·馬歇爾(Thomas Humphrey Marshall，1893—1981)生于倫敦，1914年以優異成績通過歷史學考試，畢業于劍橋大學三一學院。他作為平民戰俘在德國度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在那里，他曾經做過一個短期的研究。返回英國后，他于1919年被選為劍橋歷史學會特別會員。1925年，馬歇爾進入倫敦經濟政治學院，一直呆到1956年。在那里，他成為一名著名的社會學教授。他本來是一位經濟史學者。1925年加入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后，首先作為社會工作講師，1929年轉到社會學系，1930年成為社會學高級講師。后來他曾回憶說，當他開始教授社會工作時，他對這個專業什么也不懂，而后來轉到社會學系，他在專業觀念上對社會學幾乎是同樣的無知。這種情況一直持續 到他放棄了作為一個經濟史學者的工作以后。

馬歇爾是《英國社會學雜志》的主要創刊人，曾經編輯了大量有關社會分層和人口方面的出版物。二戰期間，他一度被安排到英國外交部任職。1944年馬歇爾回到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被任命為社會學研究所的教授。這個研究所就是今天的社會政策系。這期間他所作的關于階級沖突、社會分層以及人口問題的研究為他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9年，馬歇爾作為英國高級委員會的教育顧問又一次去了德國。1951年回國以后繼續在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工作，直到1956年。這期間，他擔任過社會學系系主任。以后他被任命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下屬的社會科學部主任。1960年正式退休。1981年，馬歇爾在他劍橋的家中去世。

他的大部分社會學著作完成于1945—1960年間，馬歇爾的學術生涯分為兩個時期。而他的大部分關于社會政策的研究則是在他退休后發表的。在紀念著名經濟學1949年，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Marshall)的一次會議上，馬歇爾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公民權利與社會階級》(Citizenship and socialclass)。這篇演講第一次從社會學的視角系統地梳理了公民權利理論，他進一步提出公民權利與義務的理論，從而成為關于公民權利與義務的第一個社會學理論(亞諾斯基，2000)。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理論為英國建成福利國家制度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

二、公民權利的理論

(一)公民權利的構成

也是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的公民權利理論是現代福利國家制度的一個重要理論基礎，理論基石。馬歇爾按照社會發展歷史將公民權利劃分為三種：即民事權利(civil Right)、政治權利(politicaldght)和社會權利(social right)。所謂民事權利也可以稱作市民權，它是個人作為獨立個體自由地支配自己、所必須擁有的權利。用馬歇爾的話來說，民事元素是由個人自由所必須的權利組成：人身自由，言論、思想和信仰自由，擁有財產和簽署有效契約的權利，以及法律權利。民事權維護的是個人的自由和一個人在權利上與其他人的平等 地位，它通過約定的法律程序來捍衛人們所擁有的這些權利。

政治權利，意指參與行使政治權力的權利，作為帶有政治權威的團體的一名成員，或者是作為這樣一個團體成員的選舉者。這些權利是通過議會和地方政府的委員會實現的。公民政治權利的作用就在于它使所有社會成員都平等地擁有了選舉權，因而使公民能夠參與到社會政治事務中，不僅承擔起對社會的政治義務，而且有了更多的權利。

社會權利，意指從少量的經濟福利和保障的案例，到完全分享社會遺產，并且根據社會中流行標準過一種文明生活的權利的所有范圍。社會權利是以成員資格為基礎，它把改善所有社會的福利狀況、保護并增加人民在教育和社會服務等方面的福利看作是國家行動的目標。社會權利是實現民事權和政治權的前提。從本質上講，社會權利就是把實現公民的福利和社會保障看作是一種公共責任。在馬歇爾看來，如果沒有社會權利的實現，公民權利將是不完整的，民事權和政治權也不能真正實現。正像馬歇爾指出的那樣，受教育權利基本上不應看作是兒童上學的權利，而應看作是成年公民接受教育的權利。教育對于民事權的實現所具有的特殊意義就在于“民事權利是旨在為通情達理之人和知識分子使用而設計的，他們學習閱讀和寫作。教育是民事自由所必需的前提。”進一步說“政治民主需要有教養的選民，而且科學的制造業需要有教育的工人和技術員”。“提高和使自己文明是一種社會責任，而不僅僅是一種個人責任??依據這個認識，公共基礎教育在19世紀的發展是邁向20世紀重建公民權的社會權利的決定性第一步。”換言之，只有在社會權作為公民權利確立起來之后，公民權利才獲得了它完整的意義。因此，從構成公民權利的這三個部分的情況來看，公民權利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它是對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以及個人自由的條件的闡述。在馬歇爾看來，公民權利首先是和個人自由相聯系的概念，民事權利的元素保證了每一個公民都能夠有充分的自由來處理個人事務。而自由作為民事要素要能夠發揮作用，必須要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來保障公民有機會、有條件參與到與他的生活直接的或間接的關聯著的政治事務中去；要對社會承擔一定的義務，不僅對自己、也要對他人或所有社會成員負責，并通過參與政治事務而不斷發展和擴大自己的政治權利。而社會權利則是保障性的權利，它關系到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幸福，實現社會福祉的障礙能否消除，以及由民事權和政治權所規定的個人權利能否實現的問題。社會權利的實施，最終為公民權利的實現掃清障礙，并使公民權利的其他元素真正能夠發揮作用。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權利作為社會福利權，它將社會福利的元素作為具有社會戰略意義的要素確定下來。沒有社會權利或社會福利權的公民權利，將是不完整的公民權利。

（二）公民權利的歷史演變

公民權利不是一蹴而就地形成的，它是一個發展的過程。馬歇爾于1949年提出公民權利理論，被稱為關于公民權利的第一個社會學理論(托馬斯·亞諾斯基，2000)。在其著名論文《公民權利與社會階級》

(Citizenship andS‘·cialclass)一文中，他指出，在古代社會，公民權利的三個組成部分是混合在一起的，“權利是合而為一的，因為機 構是混合的”。這里所謂的機構混合是指古代社會里將立法、行政和法院混合在一起的狀況。但是，馬歇爾澄清古代的公民權利與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的不同。其最基本的差別在于古代社會里，人們實現公民權利的前提是不平等的，公民權利是與個人特定身份“身份則是階級的標志和不平等的尺度。并不存在所有人擁有的(status)，密切相連的。統一集體權利和義務——貴族和普通人，自由人和農奴——是依據他們的社會成員資格授予權利的。’’也就是說在古代社會里，人們所擁有的權利是由人們所擁有的身份來決定的。而身份是世襲的，不會因個人的因素而發生改變，常常也是個人能力無法改變的。這也是古代社會公民權利與現代社會公目權利的根本不同。

馬歇爾指出，在英國直到18世紀公民權利的三個部分才開始分化。民事權利、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形成的時期分別是18世紀、19世紀、20世紀。馬歇爾公民權理論的一個重要的原則是每一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但在古代社會里，公民并不享有平等的身份，享有公民權利的人群范圍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在不斷變化著的。隨著公民權利的擴大，享有權利的公民階層也隨之增加。公民權利僅限于那些擁有財產的、信仰新教的白色人種所擁有，甚至還限于男性。隨著社會的發展，民事權利和政治權利逐漸地向婦女、，工人階級、猶太人、天主教徒、黑人和其他以前被排除在外的群體延伸。這個過程是隨著封建制度逐漸解體而發生的。

封建社會的解體，對個人來說，逐漸解除了人們的身份限制，享有公民權利的人群的范圍在不斷擴大。在民事權利得以實現的基礎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投票權和政治參與為標志的公民的政治權利得以實現。但是，馬歇爾認為，完整的公民權利只能在自由民主的福利國家中才能實現，因為在自自由民主社會里，人民才是平等的，公民才能平等地享有權利，公民身份才能得到最完整的體現。福利國家通過保障所有公民的民事權利、政治權利和社會權利從而使每一個社會成員感到自己十足地是社會的成員，并能夠充分參加和享受社會的共同生活。一旦這些權利中的任何一種被限制或侵犯，人民都將被邊邊緣化并且不再能參加共同生活。換句話說，人民作為公民的意義也就將因公民權利受到侵犯而變得不完整。

作為一個歷史過程，公民權利經歷了三個歷史階段的發展才獲得其完整的意義。而福利國家也正是在公民權利發展的基礎上，才獲得了社會的合法性。因此，當我們進入到福利國家的發展來看待公民權利的社會福利思想，通過對全民性普遍福利制度的事實來考察馬歇爾的思想時，它的理論的和社會政治的意義才會得到充分的顯示。

三、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的社會福利理論

揭示了公民權利的社會福利觀追求普遍平

馬歇爾從歷史的角度對公民權利的論述，等和人的自由的實質和價值。從社會福利思想發展的角度看，公民權利的社會福利觀的形成是社會福利思想的重要歷史發展標志。它把早期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福利思想提高到以權利和人的需要為基礎的福利思想，并且使社會福利的性質，由安撫性的救濟和策略性的社會控制與統治手段，變成了人們值得為之奮斗的幸福事業和社會政治追求的基本目標。因而，具有重要的社會進步意義(錢寧，2003)。

而我們知道，在公民權利的社會福利思想沒有確立之前，社會福利的理念是慈善救濟，社會福利的政策是以《濟貧法》為象征的所謂社會救濟。其實質是把向窮人提供某種形式的福利照顧當作穩定社會、平息窮人不滿的手段。因而，在《濟貧法》的實施過 程中，窮人常常處于一種屈辱和受排斥的狀態。而“濟貧”的結果也沒有真正消除社會不平等。在某種程度上，《濟貧法》還發展了社會不平等。因此，馬歇爾指出，20世紀以前公民權利的發展，并沒對社會不平等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從公民權利的內容來看，由于社會權利還沒有形成，人們還不能平等地享有社會權利，人們不可能對改善社會福利有任何的要求權，因而，在社會福利的發展中，人，特別是窮人，只能是被動的福利施舍的對象。他們只能處在不平等的社會關系中，按照主流社會或富人的意志生活。所以，盡管《濟貧法》也試圖作消除社會不平等的工作，但它卻不可能在實際的意義上對改變社會不平等起積極的作用。

認為公民權利平等原則

馬歇爾以布思(Booth)教授對倫敦市民的生活狀況調查為例，真正發展的標志是布思對倫敦人勞動與生活的調查和皇家委員會對老年窮人的調查為標志。馬歇爾指出，之所以將布思的調查作為公民權利平等原則的重大發展，是相對于《濟貧法》來說的。在《濟貧法》時代，“貧民”是一個具有道德判斷的稱謂。“貧民”意味著“酗酒、懶惰、不良生活習慣”等，“貧民”只是施舍的對象，他們沒有權利要求國家或富有的人幫助他們解除貧困。救濟貧民的直接目的不是促進平等，而是出于穩定社會、維護國家安全的考慮。甚至可以說貧民救濟的直接目的是保護某些具有特殊身份的人的權利，是對不平等公民權利的維護。因為濟貧活動本身就具有標簽作用，標明接受救濟的窮人無論在道德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是低下的。馬歇爾認為布思教授的調查貫穿了平等的思想，所以把它稱之為公民權利平等原則重大發展的標志。

然而，布思教授的調查報告更多的是對公民權利平等原則的反映，至多不過是公民權利平等原則在觀念上的反映。而公民權利平等原則的真正發展更多的還是因為社會及經濟資源分配模式的變化，改變了人們經濟關系，進而推動了人們社會關系的改變。公民的社會權利通過失業保險、教育和健康服務的提供等社會政策在制度層面上獲得了保證。馬歇爾認為以公民的社會權利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制度體系，可以提高公民的福利水平、減少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制度產生的內在的社會不平等。

作為現代社會的基本政治觀念，公民權利則是這樣的資格：在一個政治地組織起來的社會或民族國家中，公民身份(thestatusofcitizenship）使個人有資格要求社會或國家對他承擔責任，使他能夠享用各種社會進步帶的好處(錢寧，2003)。公民權利首先是共同體對個人的成員資格的認可，個人在共同體中可以像其他任何成員一樣對共同體負有責任，同時享有共同體的成果。而公民權利實現的最終標志是人的社會權利的實現。再進一步來說，公民權利的接直表達是個人福利權利的實現。因此，我們可以說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理論為現代社會福利理論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基礎，從而也成為福利國家的重要理論支柱。

而社會福利的發

馬歇爾的公民權利為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直接的理論基礎，展則直接與社會權利的發展聯系在一起。“任何法定的權利都會與福利必然具有的直接的或間接的性質存在著關聯，因為權利存在于那些可以被期待帶來福利的利益，以及就平均的計算而言，那些將會帶來福利的利益”(T．Ｈ．Marshall，1976)。因此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權利的實現是以福利的實現為基礎的。英國學者皮爾森(Pierson)提出福利國家的三個指標之一就是公民權利的普及化。根據皮爾森的界定，公民權利普及化包括三個部分：第一，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提供不再被單純地視為對貧窮無依者的施舍，也不再 被單純的視為保持社會的控制；第二，對社會保險／保障的提供被視為國家與公民權利責任關系的一部分；第三，基于以上兩點，福利領受不只是同公民身份的象征，而是成為全面行使公民權利的重要步驟。公民權利理論是馬歇爾社會福利理論的基礎。人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則是馬歇爾社會福利理論的基本原則。公民權利的平等原則體現在社會福利體系中就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享有國家所提供的福利。國家所提供的福利不能以人們的身份為依據，否則就意味著平等的原則被打破。例如，《濟貧法》1834年的新(New poor law)：在馬歇爾看來就不是一部真正的福利法案。因為新《濟貧法》強調的是鼓勵個人自己解決自己所遇到的問題，公共援助并不被看作是公民的權利，政府也不需要對失業負責(RoberL．Barker，1987)。新《濟貧法》

“放棄了對工資體系的干預，也放棄了對自由市場力量的干預。它只對那些因年齡因素或疾病而無法進入市場打拼的人，以及對那些放棄努力、承認失敗以及悲憫自憐的弱者提供救濟”。這在馬歇爾看來就違背了人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的原則，與社會保障的理念是相悖的。

為福利國家的發展提供了直接的政治

公民權利的理論推動了全民福利制度的建立，道德根據。在公民權利的理念下，福利成為公民在國家中所應該享有的權利。公民有權利要求國家為其提供共同的福利保障。國家則有義務建立社會福利制度體系，以履行其對公民的福利責任。公民權利理論使社會的弱勢群體擁有了向國家要求福利的基本權利。這就與過去的把福利當作恩賜的社會福利理念有了本質的區別。當福利是國家或有錢人給窮人的一種恩賜時，施與受雙方被置于完全不平等的地位上。接受恩賜的窮人不僅在經濟上與恩賜者是不平等的，由經濟關系的不平等又進一步導致社會關系的不平等。因此，接受恩賜的窮人難免被貼上道德標簽，他們在接受福利援助的同時，也不得不接受人格的侮辱和道德上的強制，甚至是人身的束縛。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的社會福利理論讓福利的享有者避免了被標簽化，接受福利援助不再伴隨不平等的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

第四節

福利國家社會福利理論分析

在西方國家里，對于福利國家的定義和內容有頗多爭議，但是，對于將公民權利作為福利國家的核心概念卻有著很大的一致性。馬歇爾提出通過社會政策和社會服務使底下階層和貧困者都能真正享有公民權利，包括政治上的選舉權、言論、結社、罷工等公民權利。馬歇爾對公民權利與福利國家的關系的論點，在西方社會所謂“福利共識”年代，成為福利國家的指導思想是直不爭的事實(趙維生，1999)。分析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理論，對我們了解現代社會福利理論問題，發展社會福利事業，不僅是必要的，也是有意義的。

一、福利國家與國家的功能

福利國家是一個政治學的概念，它是一種國家形態(周弘，2001)，是國家功能在現代民主社會的一種表現形式。關于國家功能，有很多不同的理論作了千差萬別的解釋。但是，一般來講，幾乎所有政治理論家都將國家的功能分為對內維護秩序和對外保障國家安全的功能(豬口孝，1989)。對內維護秩序指的是保護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使之不 受其他社會成員的侵害，并制止由于私人糾紛導致的公民間的暴力沖突；同時，還要鎮壓社會成員對國家意志表現出的超過允許限度的反抗。對外保障國家安全指的是防御敵對國家的攻擊以及為了國家利益而組織的對外戰爭。

國家的這兩方面功能的實現都依賴于國家的三個關鍵要素：強力、權力和權威。強力表現為對保障國家安全的軍事力量，權力表現為對內進行控制和管理的統治力量，而權威則表現為國家行使這些力量的合法因素，或政治責任。這三個要素之間有著復雜的相互關聯性。對外的強力有賴于對內統治權力的順利實現，而對內統治權力的實現又有賴于代表國家行使權力的組織的合法性。在國家形態的發展過程中，權力和權威交互滋養共同發揮作用，實現對社會的控制，維護著社會秩序。國家可以通過強制手段維護社會秩序，也可以通過獲得人民的認同達致良好的社會秩序。但是，權力和權威從來都不可能單獨地成為支撐社會秩序的力量。權力和權威在維護社會秩序過程中消長，反映所維護的秩序的不同。麥基弗認為，政治秩序的實質內容從來都是不同的，正如秩序在學校和監獄中具有不同意義一樣，政治秩序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中也有不同的含義。它對于奴隸國家意味著統治，而對于民主國家則意味著社會福利(麥基弗，1966)。在專制國家里，國家通過強權壓制被統治者的需求，將統治者的意愿強加給被統治者。當國家機器具有足夠的力量壓制人民時，社會可以表現出穩定的秩序。但是，強權之下必定孕育著隨時可能爆發的反抗。一旦國家機器不足以壓制人民時，就會導致政權的更迭，甚至國家的解體。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是在專制國家里，權威也并非消失得無影無蹤，統治者也會通過為人們提供福利的方式來獲得人民的支持。

在現代民主國家里，統治者集團則更多地通過建立權威來實現社會控制。建立權威最好的選擇是給人民提供更多的福利。邁克爾·羅斯金等在《政治科學》一書中提出，建構國家過程五個階段所可能面對的五種危機：認同性、合法性、滲透性、參與性和分配性，其中分配性在現在民主國家是民眾最為關注的一個問題。它的一個經典性問題是“誰得到什么”?一般來說多數勞動階級會把選票投給許諾高工資、增加受教育機會和更多福利待遇的政黨。因為無論是在專制社會里還是在民主社會里，普通大眾在社會分配過程中總是處于劣勢地位。在專制社會里，普通大眾的需求遭到強制權利的壓制；而自啟蒙時代以來，人逐漸站到歷史舞臺的中心地位上(邁克爾·羅斯金等，2002)。人不再是國家的工具，而是國家的目的。國家成為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組成自己的國家。這就凸顯了國家的福利功能，這就使福利既成為建構國家的手段，同時又是國家功能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就使國家的社會福利功能越來越得到強化。在歐洲一些國家里，國家的社會福利功能的強化最終表現為福利國家。英國的福利國家發展過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英國的福利國家制度體系是伴隨著工業化過程而生長的。工業化帶來了一些社會問題，這些社會問題不僅沖擊來自農業社會的人們的生活秩序，同時也威脅到國家的合法性。貧窮是工業化過程中的英國首先面對的一個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貧窮成為一把雙刃劍，既威脅著貧困者的安全，又威脅著國家的安全。社會福利責任成為國家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如果國家不承擔社會福利責任，國家安全就將面臨威脅。因為在工業化的同時，勞動階級也意識到了自己的力量，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表，進行政黨斗爭和議會斗爭(周弘，2001)。這對有產階級的統治不能說不是一個威脅。統治者必須通過為勞動階級提供一定的福利，才能穩定自己的統治。

另一方面，工業化為國家提供了更多的稅源，使國家有了足夠的財力用于為人民提供社會福利。J．D．馬歇爾把國家對社會福利的承擔看作是國家職能的轉變，而不是簡單地由國家提供福利。在英國，福利國家的發展被看作是與民族主權國家的形成同步的(周弘，2001)。傳統社會網絡無力應付市場給人們生活帶來的不確定性危機，只有國家有能力運用手中的權力保護人民免于社會風險。這成為國家政權獲得合法性的重要依據，同時也是建構國家權威的重要途徑。國家功能的福利化轉向成為工業化以來國家功能發展的基本趨勢，這。也成為福利國家重要的政治基礎。

二、福利國家與社會需求

國家的福利化轉向則為福利國家

工業化為福利國家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財力基礎，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基礎。那么什么是福利國家?一般教科書的定義是“福利國家有責任保障其公民某些基本的福利水準”。福利國家的核心理念是人民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在公民權利理念之下，由國家為公民提供必要的福利保障，就可以使每一個公民都擁有“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的地位以對抗市場的力量”

(GostaEsping—Andersen，1999)。市場社會里，決定個人地位及福利的一個首要因素是個人成就，甚至人本身也被商品化。人的商品化從本質上來說是對人性的否定。去商品化則保證了個人生存的基本權利，保證個人可以免受市場風險的困擾，而維持一般生活水平。福利國家的基本理念就是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利獲得國家的福利保障以免除市場社會的風險對個人生活的沖擊。在這一點上人們對福利國家的概念基本上取得了一致。但是，國家應該通過什么方式向公民提供福利，又應該提供多大程度的福利，在不同國家乃至不同社會福利思想家那里則有很大的差別。

埃平·安德森(1999)將福利國家分為三類，即自由福利國家、組合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民主福利國家。自由福利國家是以資產調查式的救助、有限的普遍性轉移或有限的社會保險規劃為主。福利給付主要是針對那些在市場競爭中失敗或沒有能力參與市場競爭的人群。國家所提供的救助的依據是個人需求調查。而且這種需求調查必須是可實證的，通常又是建立在人們痛苦需求的基礎上。這種需求調查的背后實際上仍然暗含著對個人在市場競爭中個人成績的評估。并且，國家提供社會福利的基本原則是讓福利低于一般工作所得，以避免人們用福利代替工作，產生對福利的依賴。福利給付標準十分嚴格，甚至是苛刻的，并且帶有一定的社會烙印。同時，政府一方面是消極地為那些依賴人群提供最低水準的社會救助，另一方面則積極地鼓勵人們從私人部門通過契約的方式獲取福利。因此，這種類型的福利國家并沒有從根本上去除市場風險對人們的威脅，特別是對社會中弱勢群體的威脅。安德森甚至認為這種類型的福利國家反而鼓勵了市場的力量。

第二類是組合主義福利國家。這類國家實行的是強制保險，并且實施嚴格的資格審查。盡管國家和雇主都要分擔社會保險的保費，但是，國家和雇主所給付的保費是以個人繳付的保費為前提的。所以從根本上來說，這類福利國家的基本理念是要求公民要對自己的安全負責，而不是由國家來負責。購買社會保險成為公民的責任。安德森批評這種模式過分依賴于保費的繳付，因此強制社會保險的給付就很大程度上要依賴市場和就業，也就間接地依賴個人的市場成就。個人的工作表現和所繳納的保費成為社會保險的依據。因此也就沒能達到去商品化的作用，在實現社會公平方面也就變得不是很徹底。社會民主論者不容許在國家與市場之間以及勞工界給予中

第三類是社會民主體制。產階級之間的二分情形。他們追求促進最大程度的福利國家，而不是其他體制所追求的最小需求的平等。這種體制的一個直接的做法就是提高給付水平，甚至提升到中產階級的偏好水平。這種體系直接來源于貝弗里奇普遍性公民權利原則。在這類福利國家中，福利的實現主要考慮的不是公民的需求和工作表現，而是公民的資格或者是否具有該國長期居住權利的人。這種福利模式依據的是均一給付原則，因此這種福利也就獲得了“人民福利”

(people’s welfare)稱譽。這種福利體制具有強烈的去商品化潛能，影響去商品化程度的唯一因素是給付標準的高低。

蒂特馬斯的安德森對這三種類型的福利國家基本上與蒂特馬斯的三分法是一致的。三分法是殘補式的、工業表現成就的、制度的三類福利國家。這種分類只是一個大致上的劃分，實際上并沒有哪一個國家非常典型地屬于哪一個類型。而一個國家是否是福利國家，人們的標準也并不是非常確定的。安德森則是從三個具體社會福利項目來確定福利國家，即年金、疾病和失業保險。他認為這是確定一個勞動者獨立于市場之外的程度的最重要指標。表5—1是安德森列出的18個先進工業國家在老年年金、疾病給付、失業保險三個方面的去商品化程度(埃平斯—安德森，1999)。

┌──────┬─────┬───────┬─────┐ │

國

家

│

年

金│

疾

病

│

失

業│ ├──────┼─────┼───────┼─────┤ │

澳大利亞│

5．0 │

4．0

│

4．0 │ ├──────┼─────┼───────┼─────┤ │

奧地利

│

11．9 │

12．5

│

6．7 │ ├──────┼─────┼───────┼─────┤ │

比利時

│

15．0 │

8．8

│

8．6 │ ├──────┼─────┼───────┼─────┤ │

加拿大

│

7．7 │

6．3

│

8，0 │ ├──────┼─────┼───────┼─────┤ │

丹

麥

│

15．0 │

15．0

│

8．1 │ ├──────┼─────┼───────┼─────┤ │

芬

蘭

│

14．0 │

10．0

│

5．2 │ ├──────┼─────┼───────┼─────┤ │

法

國

│

12．0 │

9．2

│

6．3 │ ├──────┼─────┼───────┼─────┤ │

德

國

│

8．5 │

11．3

│

7．9 │ ├──────┼─────┼───────┼─────┤ │

愛爾蘭

│

6．7 │

8．3

│

8．3 │ ├──────┼─────┼───────┼─────┤ │

意大利

│

10．5 │

9．4

│

5．1 │ ├──────┼─────┼───────┼─────┤ │

日

本

│

10．5 │

6．8

│

5．0 │ ├──────┼─────┼───────┼─────┤ │

荷

蘭

│

10．8 │

10．5

│

11．1 │ ├──────┼─────┼───────┼─────┤ │

新西蘭

│

9．1 │

4．0

│

4．0 │ ├──────┼─────┼───────┼─────┤ │

挪

威

│

14．9 │

14．0

│

9．4 │ ├──────┼─────┼───────┼─────┤ │

瑞

典

│

17，0 │

15．0

│

7．1 │ ├──────┼─────┼───────┼─────┤ │

瑞

士

│

9．0 │

12．0

│

8．8 │ ├──────┼─────┼───────┼─────┤ │

英

國

│

8．5 │

7．7

│

7．2 │ ├──────┼─────┼───────┼─────┤ │

美

國

│

7．0 │

0．0(a)│

7．2 │ ├──────┼─────┼───────┼─────┤ │

平均數

│

10．7 │

9．2

│

1．9 │ ├──────┼─────┼───────┼─────┤ │

標準差

│

3．4 │

4．0

│

1．9 │ └──────┴─────┴───────┴─────┘

周弘則用國家的社會轉移支付占平均所得稅的比率來衡量一個國家的社會職能的大小，見表5—2(周弘，2001)。

一般來講瑞典、英國被看作是典型的福利國家，而美國則不是福利國家。這一點從以上兩個表中也可以得到證實。當然，我們必須清楚的是，以上兩個測量福利國家的方法只是對福利國家的實證指標的測量，而可實證的方面又常常只是經濟方面的福利。所以，實證的測量只能作為確定福利國家的參考。

┌──────┬─────┬──────┬──────┬─────┐ │

國

別

│

年

份│

平均稅率│

轉移支付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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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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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 │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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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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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 │ ├──────┼─────┼──────┼──────┼─────┤ │

西

德

│

1984 │

36．0

│

19．8

│

55．0 │ ├──────┼─────┼──────┼──────┼─────┤ │

愛爾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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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

29．5

│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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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 │ ├──────┼─────┼──────┼──────┼─────┤ │

芬

蘭

│

1987 │

36．9

│

27．7

│

75．0 │ ├──────┼─────┼──────┼──────┼─────┤ │

澳大利亞│

1985 │

32．2

│

11．3

│

35．1 │ ├──────┼─────┼──────┼──────┼─────┤ │

荷

蘭

│

1987 │

67．2

│

28．3

│

42．1 │ ├──────┼─────┼──────┼──────┼─────┤ │

加拿大

│

1987 │

24．8

│

12．4

│

50．0 │ ├──────┼─────┼──────┼──────┼─────┤ │

瑞

典

│

1987 │

45．0

│

35．5

│

78．9 │ ├──────┼─────┼──────┼──────┼─────┤ │

挪

威

│

1986 │

32．5

│

15．1

│

46．5 │ ├──────┼─────┼──────┼──────┼─────┤ │

英

國

│

1986 │

31．0

│

24．3

│

78．4 │ ├──────┼─────┼──────┼──────┼─────┤ │

美

國

│

1986 │

30．6

│

9．4

│

30．7 │ └──────┴─────┴──────┴──────┴─────┘

英國學者皮爾森則歸納了福利國家的三個指標：第一，社會保險制度的確立。社會保險制度是福利國家的一個共同特征。在市場經濟社會里，人們缺乏對抗社會的結構性轉變所帶來的風險的應變能力，如果國家、社會不能在制度上予以保障，人民就可能陷入困境之中，而且最終也必將危害社會本身；第二，社會開支的增長。皮爾森認為，無論福利范疇與提供模式如何差異，西方福利國家的另一個特征就是社會開支(特別是社會保障與其他福利服務開支)均占國家預算的相當大的比例。皮爾森從歐美17個工業國家的社會開支作綜合統計，發現通常福利國家的社會開支一般都會在CDP的5％以上。第三，公民權利的擴大。公民權利的擴大包括三個層次，首先，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提供不再是對人們的施舍，更不是社會控制，而是公民的權利；其次，對于社會保險、社會保障的提供，是國家與公民權利、責任關系的組成部分；第三，福利的獲得不只是公民身份的象征，也是公民行使公民權利的一個重要步驟(Pierson，1991)。

福利國家絕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福利提供多少，而是一個綜合的概念，它涉及政治、經濟以及社會公平等諸方面的問題。二戰以后，福利國家制度對歐洲的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福利國家制度給歐洲各國造成了越來越重的負擔。這就是人們所說的福利國家的危機。

三、福利國家的危機

福利國家制度是歐洲發達國家頗引以為自豪的創造，幾十年來，它對政局穩定、經濟發展、勞資合作以及人類自身的良性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福利國家制度使人們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市場經濟給人們帶來的不可預測的風險。但近年來歐洲的社會福利制度陷入嚴重危機，在經歷了幾十年的輝煌之后，福利國家陷人了全面的危機之中。

首先是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調查表明：早在1990年，歐共體12國在養老金和醫療保健方面的虧空就達7．5萬億歐洲貨幣單位，相當于同年歐共體國內生產總值的145％。1995年，法國社會保障總赤字達1 200億法郎。瑞典政府1994年的財政赤字為1 900億克朗。比利時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累計虧損350億法郎。意大利全國社會保障公司1994年底累計虧損達59萬億里拉。社會保障財政狀況一直較好的德國從1995年起也出現了醫療保障赤字(吳曉玲，2000)。

第二個表現是福利國家的財政危機直接導致了經濟危機。過高的福利標準，讓歐洲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歐洲各國向人們提供的高標準的福利是通過向企業和個人征 稅維持的，因此也就給企業造成了沉重負擔，導致其競爭力下降。所以，沉重的社會福利負擔增加了歐洲生產的成本，束縛了它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能力，使歐洲難以和美國、日本及東南亞地區競爭。更重要的是福利國家開始違背其本來目標。在許多國家，福利國家制度逐漸成為官僚化機構，還產生了獎懶罰勤的后果。一些人看到，多工作并不能使生活改善多少，甚至還不如領取補助和失業金合算。因此，人們的工作動機下降，形成了所謂的養懶人現象。缺少了它，“我們的公民不再有能力和意愿承擔稅收的負擔，福利國家就無法運轉”(K．0．Feldt，1996)。

失業危機與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有著密切

福利國家危機的第三個表現是失業危機。的邏輯關系。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直接導致了失業危機，而失業危機又進一步加劇了財政危機和經濟危機。近些年來，歐洲國家的失業率居高不下，許多國家的失業率都在兩位數以上。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盟在其政策性文件中就開始用醒目的文字提醒人們注意“失業率10．3％”。當然，應該指出的是造成失業的原因并非只是高標準的福利一項，產業結構調整也是導致失業的一個直接原因。但是，這也并不能掩蓋高額福利開支所帶來的負面后果。失業人數的增加導致失業保險規模的擴大，而同時納稅人卻越來越少。失業保險賠付總量的增加，稅源的減少，從兩個方向給福利國家帶來強大的壓力，可以說危機重重。

在失業率高居不下的同時，人口老齡化也進一步加劇了福利國家的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由于生活穩定和醫療水平的提高，人均壽命普遍提高。歐盟成員國人均壽命從二戰結束后的66歲上升到50年后的76歲。這就意味著個人平均領取養老金的時間增加了10年，平均享受醫療照顧的時間也相應多出10年。與人口壽命延長相對應的是出生率的下降。出生率的下降意味著在職工作的人口數與領取養老金的人口數在不斷接近。1990年歐盟在職人口數與領取養老金的人口數的比例是15：1，而50年后這個比例可能會達到1：1．5。以德國為例，20世紀60年代以來，德國出現納稅人相對于退休人員的比例下降的趨勢。德國勞工部的測算是90年代退休人口的比例是35％，2000年是40％，2020年是50％，2035年是68％，此后才會開始回落。醫療保險的支出增長更快，德國醫療保險支出從1960年的人均約330馬克增至1985年的大約3 000馬克，整整增長了8倍(周弘，1998)。人口老齡化加重了福利國家制度的壓力。

·

福利國家的危機使改革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但是，改革的道路卻是異常艱難。福利國家已經積重難返，改革的道路障礙重重。福利國家改革中最大的障礙來自與福利國家制度相伴的普選制度。各政黨在選舉中心態極為矛盾。一方面每個希望贏得大選的政黨都在試圖改變福利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利局面。但是要贏得大選，又要取悅于選民。政治家們深知要取得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削減福利支出，但是要贏得選舉，由不得不向選民承諾更多的福利。這就形成了一個解不開的怪圈，高額的福利支出成為套在各福利國家政府脖子上的絞索，越拉越緊。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間的競爭使福利國家處于異常不利的地位上。經濟全球化首先是產品價格的競爭，而福利國家由于高額的福利支出，使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足夠的競爭力。因而許多跨國公司不斷地將資本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這更進一步減少了福利國家的稅源，造成了更大的困難。這又成為福利國家的另一個怪圈，高額的福利支出要求有高額的稅收作為保證，而高額的稅收造成的資本轉移又減少了稅收總額，使高額福利支出難以為 繼。危機的形勢逼迫福利國家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福利改革是必由之路，但是怎樣改革，各國都在探尋自己的道路。在有些歐美國家出現了福利縮減的現象，而在南歐和部分東歐國家則出現了福利國家繼續完善的跡象，在另外一些東歐國家，福利國家正在經歷著解體與重組(周弘，2001)。

福利是現代國家建構過程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但是，如何在國家的經濟發展、總之，社會控制與公民權利和社會公正之間取得均衡，這是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都必須解決，但卻永遠不可能一勞永逸得到解決的問題。福利國家的發展過程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鮮活的例證。

思考題：

１、如何理解公民權利與福利國家制度的關系？

２、福利國家危機的根源是什么？怎么才能解決福利國家的危機？

第二篇：第五章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理論1、2

第五章 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理論

教學目的：了解《貝弗里奇報告》產生的歷史背景與政治基礎，掌握《貝弗里奇報告》對福利國家制度的設計及實施方法；掌握蒂特馬斯對社會福利構成及所承擔責任的觀點。

教學重點：《貝弗里奇報告》對福利國家制度的設計及實施方法；蒂特馬斯對社會福利構成及所承擔責任的觀點。

教學難點：蒂特馬斯有關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的觀點。

20世紀四十年代以來，福利國家成為西歐社會的時代精神和基本制度，福利已經成為西歐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功能。什么是福利國家？福利國家是一種國家制度，它強調國家應該承擔滿足國民基本的教育、健康照顧、經濟和社會安全需求。福利國家超越了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的范圍而成為一種國家制度。這種制度把福利看作是國家的最主要特性，強調國家要為國民的福利負責。國家必須具備基本的福利功能并作為其目的發揮作用。因而，福利國家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社會福利現象。

福利國家的出現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有著直接的關系。在反法西斯的斗爭中，為了更廣泛的地團結人民共同向奉行戰爭政策的納粹主義進行斗爭，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提出了用福利國家反對納粹主義的戰爭國家的政治構想，以激勵人民抗擊法西斯德國的決心。而在戰爭最危急的1939年至1942年間，政府委托著名的社會福利學者貝弗里奇著手研究福利國家制度與政策，形成了《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的報告即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勾畫了福利國家的基本藍圖。二戰后，英國和許多歐洲國家即是按照這個報告的構想，建成了福利國家制度。如果說戰爭為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一個契機，福利國家理論的積累和制度的設計則直接催生了福利國家制度。在這個過程中，貝弗里奇、蒂特馬斯、馬歇爾是福利國家的理論建設中不可忽視的重要人物。他們關于福利的理論共同構成了福利國家的理論基礎。

第一節

《貝弗里奇報告》與福利國家制度

《貝弗里奇報告》所揭示的福利理念及所勾畫的福利國家藍圖，代表了現代社會福利普遍理性化的具體實踐，為現代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它不僅為英國福利國家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和政策依據，也成為西歐福利國家制度建立的重要政策基礎。《貝弗里奇報告》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以社會福利制度的建設來完善國家的功能，并把社會福利的發展看作是解決困擾社會穩定與進步的各種社會問題的主要手段。這個報告的產生，將人類對社會福利的認識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深刻地影響了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的發展，對社會福利理論與實踐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一、《貝弗里奇報告》產生的歷史背景

（一）貝弗里奇與《社會保障及相關服務》的報告 貝弗里奇1879年生于印度。牛津大學畢業后成為律師。他對社會服務十分感興趣，并為《晨早郵報》撰寫相關文章。1908年他加入貿易部幫助執行國家勞工干預制度。1909年他被指定為勞工干預部主席。他的思想影響了首相大衛．勞埃德．喬治，導致1911年通過了《國家保險法案》。在阿斯奎斯擔任英國首相期間（1908—1911）他被邀請做老年退休金和國家保險規劃的顧問，這一屆開始采取行動與貧困作斗爭。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他被授予爵士頭銜，并長期擔任食品大臣。1919年他成為倫敦經濟學院的院長。以后數年里，他多次參與制定社會政策。貝弗里奇深受費邊社的影響。尤其是深受波特．韋伯的影響。

1937年，貝弗里奇被指定為牛津大學的院長。三年后，勞工部長歐內斯特邀請他就社會保障計劃進行調查并提出建議。1941年，政府經國會同意成立了“社會保險及相關事業各部聯合委員會”，負責對英國當時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機構的工作效率進行全面調查、評估，并提出具體建議與改革方案。貝弗里奇成為這個委員會主席。在貝弗里奇主持下，該委員會歷時18個月，根據全國社會保險及民間團體的調查意見，撰寫了題為《社會保險及相關服務》的報告，并由貝弗里奇署名，這就是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

（二）貝弗里奇報告的社會政治基礎

《貝弗里奇報告》的產生有著《貝弗里奇報告》深厚的社會政治基礎和歷史根源。

1、貧困成為英國主要的社會問題

英國在19世紀中葉基本完成產業革命成為世界最發達的工業國家而且壟斷了世界市場。然而到了19世紀70年代以后，英國在實際范圍內的競爭力逐漸下降，后期的美國、德國逐漸超過了英國。英國的社會問題也日漸突出，貧困成為影響英國的最主要的社會問題。貧富差距極大。1905年英國自由黨議員LG莫尼出版了《貧與富》，書中考察英國當時的貧富不均情況時說：國家全部收入的將近一半是由人口的三分之一享有的。聯合王國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由國民的不到三十分之一享有。

2、社會政治的變化

19世紀后半葉，面對國家競爭力下降，貧困問題目趨嚴重的現實，自由黨仍堅持自由放任主義政策，這不僅引起選民的不滿，同時也引發內部的分裂。由于內外政策的不和，張伯倫及追隨者退出了自由黨，在19世紀80年代張伯倫加入保守黨，并且其政治主張很快成為英國政治改革的一面旗幟。而保守黨為改變長期在野的局面，提出所謂的“新保守主義”。把維護國家政治體制，鞏固大英帝國，改善人民的生活作為保守黨的三大目標。保守黨領袖迪斯累里呼吁應該首先考慮的問題是人民的健康，并且指出“如果英國人民把政治進步而不是把社會進步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那他們就是一群白癡。”他的這一招奏效，1874年的選舉中，保守黨以絕對多數獲勝。

張伯倫的主張：要求授權自治市當局興辦市政工程以救濟失業者，認為失業不是個人造成的，由此而導致的貧困應該由國家予以救濟，對貧民的歧視與不公不應該與因失業而造成貧困的人聯系在一起，并要求擴大濟貧院外救濟，緩和失業者的貧困。他竭力主張社會改革的目的是，通過社會改革實現財富和福利的再分配，以鞏固資產階級的統治。政黨主張的變化，也反映了社會的現實問題，這也進一步推動了英國政府以社會保障立法來解決貧窮、失業等社會現實問題。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的社會保障立法已經有了長足的進展，但是也充分暴露出缺陷，核心的問題在于不認為國家應該承擔消除貧困、解決社會問題的責任。二戰中，由國家來承擔責任的想法開始形成，戰爭又進一步為這種思想提供了動力。戰爭讓英國人變得更加團結。首相丘吉爾團結了當時的三個政黨：保守黨、自由黨和勞工黨。為了贏得戰爭英國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同時也更多地將權力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也對人民施予了更多的照顧。為了鼓勵人民抗擊純粹德國，丘吉爾政府承諾進行改革，建立更平等的社會，讓每一個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公民權利。

3、國家干預主義的興起

當時英國的理論界，由于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國家干預主義思潮興起，亞當斯密的經濟自由主義受到費邊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挑戰，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更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將國家干預主義進一步理論化。這些重大的經濟、政治變化為《貝弗里奇報告》提供了理論支持。

英國社會保障以濟貧法為基礎形成的。按照英國傳統的社會福利理念，自助是實施社會保障的首要原則。國家的福利責任，只限于濟貧法所規定的那些“值得救濟的窮人”，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是因為自身的原因陷入貧困，就不應該給予救濟，但是英國工業化，各種非個人因素致貧問題越來越突出，人們對增加政府對國民生活安全的責任的要求越來越強烈。特別是一戰后，嚴重的經濟危機使失業成為英國頭號福利問題，人民對福利的需求遠遠超過政府所能提供的資源。這種情況下，社會保險制度在繳費式給付的基礎上，發展出面對全體國民“非繳費式的資產調查福利服務方案”，形成了兩者并存的英國社會保障體制的基本結構。政府應該承擔起對人民的福利責任成為一種社會共識。

在這樣的社會理念下，英國政府邀請貝弗里奇撰寫報告尋找幫助低收入人們的最佳途徑。1942年12月貝弗里奇發表了著名的《貝弗里奇報告》，他提出每個處于工作年齡的人都必須繳納保險費，當人們生病、失業、退休或寡居時則會得到相應的賠付。貝弗里奇認為這個制度能夠保證人們最低標準的生活，讓人們不會因為上述原因而破產。這些措施成為工黨1945年選舉的內容之一，使工黨在選舉中獲勝。同時也是福利國家理論成為政黨政策基礎，讓福利國家理論在政治結構中得以立足，為福利國家的建立奠定了政治基礎。

二、對福利國家的制度設計

（一）國家的社會福利職能

《貝弗里奇報告》為英國設計了一個福利國家的框架，他認為國家政府有能力，也有責任提高國家效率、減少浪費、降低人民的不滿情緒、增進個人福利。貝弗里奇認為可以通過行政和組織的方法來實現這個目標，幫助人們更有效地成為自由社會的成員。政府介入的范圍取決于需要糾正的混亂秩序的程度，也就是說政府有責任，而且有能力糾正社會的混亂秩序。貝弗里奇認為英國戰后重建的最主要的任務是革除“五惡”，即貧困、疾病、愚昧、污穢和懶惰。他認為要完成這個基本任務就必須通過對現有社會進行改革來實現，為完成這個任務，《貝弗里奇報告》重新設計了英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這成為福利國家的基礎。

貝弗里奇所設計的福利國家基本目標是實現充分就業，讓每個國民都能夠享受到國家所給予的從生到死，抵御所有各方面風險的安全保障，并且要根據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擴大社會國家的責任范圍，提高人民的福利水平。這實際上是對國家職能的重 新設計，將國家的政治職能、經濟職能包容在福利職能之中，在這種理念中，《貝弗里奇報告》報告設計了福利國家的基本框架。

在《貝弗里奇報告》中，貝弗里奇首先批評了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他指出，英國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存在許多缺陷，首先是制度設計缺乏系統性和整體性，各種福利政策間缺乏聯系。一個政策處理一種社會問題，而不考慮社會問題的相關性，結果是各種社會保障措施彼此沒有銜接，社會問題的處理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甚至出現有的問題措施重復有的問題又成為社會問題的盲點的現象。這些情況不利于社會問題的解決，更不利于社會福利的發展。

其次是社會保障覆蓋人口范圍太小，社會保障內容不完善，不能對全體國民提供有效的社會保障服務。當時的國民保險只包括了人口中的一部分，而其他人只能靠政府救濟維持生活；人們生活中的許多風險并未被包含在社會保險中。

最后是保險標準太低，不一致，并且保障時間太短；社會保障管理混亂，機構雜亂，浪費極大。如在養老金的申請、公共救助和失業救濟等方面，當時的制度存在四種不同的對申請人家庭進行調查的規定，這些規定使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變得非常復雜，而在效率方面則非常低下，社會福利資源不能有效、合理地運用于它們的國民身上，同時也暴露出社會保障與其他社會福利事業不配套的弊端。

因此，《貝弗里奇報告》的基本目標是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消除人民基本需求的匱乏；對那些因失業、疾病、意外變故而使他們的收入中斷的國民提供生活保障，對因年老而退休的國民、因撫養人的去世或受撫養人生活失去依靠的國民，社會保障制度必須提供基本的保障以形成一個覆蓋全體國民的基本生活需要領域的社會安全網。從總的方面看，社會保障不是孤立地實施，應該與其他有助于人們擺脫困境、恢復勞動收入或生活能力的措施相配套，以便提供相適應的社會保險及相關的社會服務，消除“五惡”現象，消除各種意外對人民生活的威脅。

（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則和目標

1、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原則

消除基本需求的匱乏需要對英國的社會保障體制進行改革。為此，貝弗里奇闡述了改革的三個基本原則：

第一，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不是局部利益的調整，而是一次革命性變革，它不能局限于以往的經驗，也不能就事論事作局部的考慮，而應該著眼于全局，面向未來，用發展的眼光處理相關制度的改革。

第二，社會保險在整個社會政策的發展中，不是孤立的，應該成為綜合的社會發展政策的組成部分。在這個意義上，社會保險直接針對的是貧困問題，但它決不能僅僅看作是針對貧困，而應看到它對整個社會問題解決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貧困問題是貝弗里奇所列舉的社會五惡中最容易解決的總是。它應該成為解決其他方面問題的列入點。

第三，社會保險及各種相關的社會服務是一項全民性社會福利，必須由政府與個人的合作來實現，當國家為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提供保障時，不能因此而取消個人自由行動的空間；相反，國家也應保證在實施各種社會福利措施的時候不會使個人生活動機受到抑制，要讓個人有充足的志愿行動空間，以保持社會和個人追求進步和發展的動力，使個人愿意為自己及家庭承擔更多的責任。

按上述改革原則，貝弗里奇對福利國家計劃作了詳細的闡述。他把國民分為六類：

1、雇員：指簽訂合約的受雇者；

2、其他收入者：主要是指雇主、訓練師、所有的獨立工作者；

3、家庭主婦：指那些在工作年齡的已婚婦女；

4、其他處于工作年齡，而沒有收入的人；

5、低于工作年齡的人；

6、超過工作年齡退休的人。對其所確定的六類人群應該如何繳納社會保險的保費，怎樣享受社會保險的賠付，都作了詳細的規定，總的原則是讓每一個國民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每一種風險，都要在福利國家的制度體系里得到保障。

2、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措施 在具體方法上，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主要措施是改善社會保險，提高社會保險的賠付標準。在“社會保險及相關事業各部聯合委員會”所作的調查中發現，以往社會保險的賠付標準不足以讓申請人的生活需求得到滿足，賠付數目不足以讓申請人滿足他們的要求，因此，社會保險也就不足以保障國民的安全。為此改革社會保險應從兩個方面實施：

第一方面，改善社會保險的目標，預防賺錢能力的喪失或降低。貝弗里奇認為，造成人行喪失賺錢能力的主要原因是失業、疾病、年老、守寡等。以往的社會保險的賠付標準不足以保障人們生活的最低水平，而賠付標準低于人們生活所需的最低標準，就會成為通向自由的障礙。貝弗里奇認為，戰前社會保障賠付標準并不是根據社會調查來確定的。他提出改革社會保險的三個方向，即擴大覆蓋范圍，把那些被排斥在社會保險之外的人包括進來；擴大社會保險的目標，把那些被排斥在社會保險之外的項目包括進來；第三個方向就是提高社會保險的賠付標準。

第二個方面，調節家庭收入。為了保證家庭收在有收入期間與失去收時都能滿足家庭的基本需要，貝弗里奇提出對兒童給予補貼。他認為如果沒有兒童補貼，單純的社會保險不足以保證一個家庭，特別是大家庭抵御失去收入帶來的危機。當然這里所說的補貼并非任何家庭失去收入時才提供補貼，而是在家庭有收入時也要給予補貼。

貝弗里奇所設計的福利國家制度并不完善，但是不可否認他為福利國家奠定了基礎。首先，它提出了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福利體制的構想，以取代那些零散的、分立的社會保障項目。其次，它提出了一套完善的社會福利體系。在制度設計上將人們生活中的每一種風險包括在社會保險之中。最后，提出建立全國范圍內的最低保障線的設想，保證所有社會成員生活在這個水平之上。

三、實施社會保障的三種方法

貝弗里奇所設計的福利國家制度體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即社會保險、國民補助和自愿保險。根據這三個方面的考慮，他把他們概括為實施社會保障的三種方法，勾勒出英國福利國家社會保障體制的基本結構。

（一）《貝弗里奇報告》確定的社會保險基本原則 按照貝弗里奇的看法，所謂社會保險是指這樣一種制度，所有人都有義務根據國民保險方案繳納費用。在《貝弗里奇報告》里他對社會保險做了明確的界定：社會保障是指為了人們提供一種收入保障，以保證人們的收入不受失業、疾病或意外事件、退休、供養人死亡及例外支出，如與出生、死亡和結婚有關的支出而中斷。他還指出，社會保 障是最低收入保障，它必須與重新獲得收入的計劃聯系在一起。貝弗里奇提出實現社會保障的三個方法，即基本需求的社會保險、特殊情況的國民補助、作為基本供應補充的自愿保險。這三個方法中，社會保險是最重要的，它是對所有可能需求的一個全面保障。但同時貝弗里奇也強調，社會保險并非保障人們的收入的唯一措施，它需要國民補助和自愿保險作為補充。在這樣的原則下，貝弗里奇提出了社會保險的六個基本原則。即保險給付一律平等；繳納保險費一律平等；統一管理；保險給付要符合受益人的基本需求；社會保險的全面性；社會保險的分類。

1、保險給付一律平等原則

貝弗里奇認為這是社會保險計劃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按照這個原則社會保險所提供的社會保險給付一律平等，而不考慮受益人是何種原因失去收入來源，以前的收入是多少。唯一的例外是對那些長期因工傷、疾病導致無力供養自己的受益人則采用不同的給付標準。貝弗里奇為非作歹為，強調保險給付的統一性就是突出社會保險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安全網，不能在給付標準上出現差別，要體現國民的平等。至于個人有不同的需要，則可以通過自愿保險的方式得到滿足。因而，這一設計體現的福利思想是政府與個人共同承擔社會生活安全責任的理念。這一原則在后來的社會福利實踐中得到世界上許多國家的支持。

2、繳納保險費一律平等原則

所有社會保險投保人繳納的保險費是均等的、強迫的、并且不管他的收入是多少。上述兩個原則是《貝弗里奇報告》中最重要的兩個原則。社會保險的繳費和給付對于每一個人是平等的，這也是社會保險不同于商業保險的一個根本所在。社會保險體現的是國家對每一個國民的責任。而作為國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國民有權利獲得國家平等的照顧以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不管一個人曾經有多少收入，當其收入中斷時，其所面對的經濟困難是一樣的。如果得不到相等經濟補償，也就意味著每個人從國家那里獲得照顧是不均等的。

3、統一管理原則

統一管理原則是針對英國社會保險機構分散，效率低下的問題提出的原則。貝弗里奇提出統一行政責任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由地方保障辦公室統一辦理保費繳納和保險賠付。這種方法一方面節約了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方便了人們辦理社會保險的相關事務。更重要的是，由政府設立的社會保險辦公室代表了國家辦理社會保險事務，可以使國家在社會保險方面的責任更明確地體現出來。在后來的實踐中，保險給付的行政責任由英國的衛生與社會安全部和地方政府兩級行政機構來履行。

4、保險給付要符合受益人的基本需求原則

《貝弗里奇報告》的第四個重要原則是規定社會保險的數量要適合受益人的需求，同時要求在時間上要及時。這個原則是一個非常實際的考慮。首先，社會保險給付的數目要適合申請人的具體情況。數目少了不能達到滿足人民基本需求的目標，多了則易于讓人對社會保險產生依賴。其次，及時有保險給付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則。對于每一個遇到經濟困難的人來說所面臨的困難都是很急迫的，所能得到的每一分錢都將被用于基本生活必需品的購買。社會保險的給付標準也是在于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因此，賠付及時就等于救命。

5、社會保險的全面性原則

全面性原則是社會保險要覆蓋人的一生及個人的所有方面需求，這也是體現國家對個人責任的一個重要原則。國家對個人負責并非只是負責個人生活中的某一部分，而是負責個人生活的全部。社會保險作為國家對個人的責任，就要將個人一生中可能遇到的每一種風險都包括在社會保險之中，因為每一種風險都可能造成個人生活的破產。

6、社會保險的分類原則

在強調社會保險的全面性和統一性的同時，貝弗里奇也強調社會保險必須以不同的保險來應付人們社會生活中所面對的不同風險。貝弗里奇強調，社會保險是提供給每一個國民的，而不考慮他的收入是多少。因此，社會保險的分類并不是根據個人所處的社會階層來予以保障，而是根據人們的不同需求來分類。在他看來，盡管社會保險的行政管理權及覆蓋范圍的全面性，要求必須統一給付和統一繳費，但仍然要考慮社區內不同地區的不同生活方式、就業及獲取入的方式、工作年齡的差異等方面的不同處境。因而，應該使保險給付適合不同類別的團體或個人的不同需要。前面所提到的將國民分為六類，就是作為分類原則的依據提出的。按照他們各自的不同需要，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就是制定這一分類原則的基本意義。

（二）《貝弗里奇報告》所設計的國民補助 國民補助是社會保障的第二個組成部分，也是對社會保險給付的重要補充。它針對申請者的特殊需求給予保障，由國家財政部負責其開支。具體地說國民補助是用來滿足所有那些沒有被包括在社會保險之中的國民需求，它與申請者是否交納保費無關，而是隨個人需求情況及政府財政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它用來滿足那些略高于基本生活水平的需求，使它看起來必須低于社會保險賠付。國民補助的作用在于保障那些從社會保險中不能得到賠付的國民。但是，申請國民補助的必須接受需求和收入調查，而且要求申請人必須在行為上能夠符合恢復賺錢能力的要求。

國民補助不同于社會保險，它是直接由政府以行政化化方式管理的。國民補助的對象主要包括：

（1）不能滿足繳納社會保險保費條件的人。如收入低于最低標準的或者根本就沒有工作的、殘疾人、領取退休金的人等；

（2）不能滿足社會保險賠付條件的人。如那些不符合失業標準，因行為不良被解雇的人；

（3）有除了饑餓、照顧及其他需求以外的非正常需求的人；（4）那些不適合社會保險賠付需求的人。

在進行國民補助時，要進行統一的資產調查。貝弗里奇在確定資產調查的方法時，首先將來分立的三種資產調查統一由一個政府部門來負責。這也是《貝弗里奇報告》關于降低管理成本指導思想的一個具體體現。在英國原來的社會保障體制中，資產調查是由三個分立的調查來進行的，即有關末繳納社會保險保費的退休金的資產調查，有關公共援助的資產調查，有關附加撫恤金的資產調查。每一個相關的社會福利項目都有一個獨立的資產調查，無論是從管理角度，還是從成本角度都是一個巨大的浪費，而且還存在著同一個人接受多次資產調查的可能。在給予國民補助時，一方面要考慮人們的需求，另一方面還要考慮可以用來提供補助的資源。因此，統一的資產調查對于國民補助來說 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三）自愿保險

自愿保險是貝弗里奇所設計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第三個組成部分，也是對前面兩種保障制度的補充。它是在國家組織的對國民的生存收入提供基本保障基礎上，為人們獲取較高水平的生活保障提供的服務。自愿保險的范圍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1）通過增加強制保險的數目，使保險賠付高于貧困線以抵御一般風險。（2）人們所面對的風險和需求常常并不包括在強制保險之中，而自愿保險則要處理這些風險和需求。

自愿保險用以滿足人們的實際需求，從而作為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國家則可以消極地對自愿保險進行保證，以避免強制保險所要求的資產調查的限制和負面后果。另一方面，國家則可以通過制定規則、通過資金支持或者為自愿保險組織擔保的方式對自愿保險給予積極的保證。國家對自愿保險采取這種辦法的條件是自愿保險包括了較廣的范圍，在多種不同領域都有較大的發展，國家才可能對自愿保險采取這樣的做法。

自愿保險作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組成部分，其總目標是在滿足人們基本生活需求的基礎上，為人們提供更多的選擇。而其總的原則是鼓勵人們掌握賺錢的能力，避免對社會保障體系產生依賴。

四、《貝弗里奇報告》對戰后英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

《貝弗里奇報告》發表之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認識到他的意義。當時的學者和政治家對它的評價并不一致，英國議會討論時，有121位議員持反對意見，還有更多的人投棄權票。對待《貝弗里奇報告》態度上的不一致竟引起可能導致戰時聯合政府分裂的危險，甚至連丘吉爾本人最初也持反對意見。但是《貝弗里奇報告》符合了廣大人民的要求，并且與占主導地位的社會經濟思潮一致，因此，雖遭到反對，卻無法掩蓋其影響。隨著二戰結束和工黨在大選中的勝利，新的政治家和政府領導人對《貝弗里奇報告》與前大不相同，戰爭剛剛結束，一個實施“貝弗里奇報告計劃”的高潮在英國政界掀起。從1945年起，十幾年中，不斷有相關法案在議會得以通過。其中較為重要的有《家庭津貼法案》（1945）《國民健康服務法案》（1946）《國民保險法案》（1946）《兒童法案》（1948），以及《國民救助法案》（1948）。這些法案的通過標志著英國福利國家的建成。這些立法都是在《貝弗里奇報告》所闡述的原則的基礎上形成的。

繼英國之后，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等西歐國家也紛紛對其社會保障制度進行改革，從而掀起一個建設“福利國家”的浪潮。這個過程中，各國普遍采用了《貝弗里奇報告》中所闡述的原則，并效仿英國的福利國家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戰后西歐國家福利國家制度事實是以《貝弗里奇報告》為藍圖構造起來的。

《貝弗里奇報告》對戰后初期西歐“福利國家”的建立具有深刻的影響，而且其對歐洲福利國家制度的影響是長期的，甚至可以說對世界各國社會福利制度改革都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但是也應該看到，貝弗里奇雖然設計了福利國家的基本藍圖，但他并沒有解決所有的社會福利問題。在他的設計中，有兩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福利國家的發展：一是他的設計所需經費過于龐大，造成的福利成本相當可觀；而且從長期發展的情況看，要充分實現國民領取保險給付的權利，則會使政府財政支付能力產生巨大的問題。二是他所確定的以過去繳費為基礎領取保險給付的原則，與他所主張的以人們需要為基礎的 充分給付原則間存在著矛盾。這種矛盾在人們基本需求不斷變化、需求水準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就會導致給付不足而使個人或家庭陷入貧困的問題。在滿足人們的基本生活需求的成本不斷上漲的情況下，政府財政支付保險給付的費用會大幅度上漲，以致出現財政難以為繼的福利危機。這些問題在戰后福利國家的發展中逐漸顯現，直接影響了現代社會福利的發展，也使《貝弗里奇報告》的意義受到影響，對這個報告的批評也由此產生。

當然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對《貝弗里奇報告》來說，重要的不是具體地計算保險給付的經費的多少，以及從經濟成本上考慮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問題，而是確立現代社會福利的理念和社會保險的原則，建立起現代社會保障體制的基本結構，為社會福利的發展奠定基礎。他的理想是希望英國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避免出現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1920英國人民政府所陷入的那種普遍的生活困境，為人民提供足夠的福利服務，使他們遠離貧困，為他們過上繁榮富裕的生活提供保證。從這一點來看，《貝弗里奇報告》不僅是一份福利國家的計劃書，也是一份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福利思想報告。

第二節

蒂特馬斯的社會福利理論

一、蒂特馬斯與費邊社會主義

（一）蒂特馬斯簡介（1907—1973）理查德．Ｍ．蒂特馬斯是20世紀對英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社會福利思想產生深遠影響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家。他曾擔任過英國社會福利行政的重要管理工作，曾是補充津貼委員會代理主席和國民保險咨詢委員會成員，對社會保障的建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蒂特馬斯對社會福利理論的發展和社會政策學科的建立所做的貢獻，遠遠超過他所參加的社會福利行政工作。他既是英國和歐美國家社會政策體系與福利理論的奠基人，又是經驗社會福利政策研究的開山鼻祖。他的思想與理論體系達到了福利哲學的層次。蒂特馬斯從1950年開始擔任倫敦經濟學院的社會行政教授，直至1973年逝世。在他的推動下，社會政策和社會行政得以成為一個科學學科，在社會科學領域中贏得一席之地。1979年英國社會政策大師唐尼林首次將蒂特馬斯的思想與理論體系稱之為“蒂特馬斯典范”。而蒂特馬斯的貢獻又不僅在于社會政策和社會行政和學科化，他作為英國政府顧問，直接推動了英國福利國家制度的建立。同時他也是一位有著國際影響的社會政策顧問和思想家。他的著作涉及的領域十分廣泛，諸如社會不平等、民主、收入分配和社會變遷等。

蒂特馬斯出生于1907年，他接受的正規教育是十分有限的，14歲以后就沒有再接受過任何正規教育，也沒有參加過任何正規的考試。1926年他加入縣火災保險事務所，直到1942年。20世紀30年代后期，蒂特馬斯開始為一些雜志寫文章，并于1938年，出版了第一本書《貧窮和人口》。1942年，蒂特馬斯被邀請編寫官方戰爭中有關健康工作部分。作為這項工作的成果，他再版了《社會政策問題》，也開始了蒂特馬斯的學術 生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工作期間也是他著述最豐的年代最著名的有1958年出版的《收入分配和社會變遷》、1968年出版的《福利責任》等。

（二）費邊社會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 蒂特馬斯在作為哲學家、社會評論家和社會政策學科創始人的同時，更是費社會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費邊社會主義起源自由放行時代的英國社會，其基本特征是提倡以民主漸時的方式改良社會和精英主義傾向。

二、個人需求社會需求的矛盾

（一）個人需求社會需求的矛盾

個人需求社會需求的矛盾是英國自《濟貧法》以來就力圖解決的問題，而隱藏在這個問題背后的則是一個公平與正義的問題。個人的需求怎樣獲得，社會為什么有義務滿足個人的需求，這常常是影響社會政策制定的基本問題。蒂特馬斯作為社會政策學科的創始人同樣對這個問題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20世紀40年代后期，英國初步建成福利國家制度。福利國家制度延續《濟貧法》的基本理念，通過財富的再分配來縮小貧富差距，推動社會公平的實現。從《濟貧法》到福利國家，直接的受益者都是在社會中處于下層的人們。而這意味他們所獲得的社會照顧，其資源只是取自社會的中上階層。所以社會福利也常被指為“劫富濟貧”的制度。福利國家的建立受到一些人的質疑，認為福利國家建立得太快了，因而社會需求被忽視了，以至于危害了經濟和國民道德的發展。當時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社會福利國家從中產階級那拿走了太多資源，而社會服務只應該提供給那些入不敷出的人。除非有必要，否則沒有人有理由依靠別人的納稅生活。甚至有社會理論家認為國民福祉已經受到財富再分配的威脅。

對于這樣的觀點，蒂特馬斯則從社會服務進行準確界定進行考慮。他提出“所有由集體提供的服務都經過審慎的設計，以滿足特定的由社會認定的服務需求。這些需求首先顯示了社會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而生存的愿望。再者則顯示了全社會為部分人的生存而伸出援助之手的美好期盼。因此，需求可以被看作是社會性的和個人性的。這二者相輔相成，并成為決定個人整體持續存在的要素。在概念上把二者分離開是不可能的，其中一個對另一個的影響貫穿于所有社會中并隨著時間的轉移而發生變化。它隨著個人和家庭需求的周期循環而發生變化。并且它取決于構成需要的主流認識及所處的環境。”

（二）尋求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的動態平衡 在上述分析中，蒂特馬斯向我們闡述了個人與集體關系的微妙性。滿足個人需求也是社會作為整體持續存在的基礎，但是社會應該和可能為個人提供什么樣的幫助則應該由社會來界定。也就是說，社會所能提供給個人的服務是有限的，必須有一個明確的范圍。同時，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是相輔相成的，個人需求也具有“社會性”，個人需求也具“個人性”，正如個人與社會不可分割一樣，滿足個人需求，也同時是在滿足社會的需求。但是蒂特馬斯滿足個人需求的前提是明確界定社會所能和所應提供的服務。這是一個理智的思想者所必須考慮的問題。一般來講，在特定條件下，社會滿足個人需求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個人的需求如果沒有限制則會無限膨脹。而如果社會超出其能力所限去滿足個人的需求，則必將會威脅社會安全。

社會需求與個人需求間一種動態平衡關系。當個人需求得到社會認可時，社會就盡 可能地滿足其需求。在蒂特馬斯看來，滿足個人需求和社會需求的機制包括社會服務、財政福利和職業福利三個方面。同時他還特別指出，不能將社會服務看作是財富從一個收入群體向另一個收入群體的轉移，他認為那是危險的。因為在他看來，財富轉移只是一個外在的過程，而這個外在過程之下的是對社會平等的追求。而保證社會服務的平等原則的措施是準確界定社會服務的范圍。只有準確地界定了社會服務的范圍，才能保證社會服務的公平性，才能避免“劫富濟貧”式的社會服務。

蒂特馬斯還根據英國的情況列舉了十類社會服務的內容。他所列舉的社會服務內容盡管只是根據英國當時的社會狀況提出的，其具體內容對于處于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國家來說，并不一下具有參考價值。但是，作為一個社會政策的倡導者蒂特馬斯更多的是將滿足個人需求界定為社會的責任。而滿足個人需求與社會需求是相輔相成的，由社會所界定的個人需求獲得滿足，其實質上也是滿足社會的需求。其中的基本原則在于社會不能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圍來無際地滿足個人的需求。否則，也必將會危害社會本身的安全。由此可見，蒂特馬斯所追求的平等也是有條件的，是在社會所能承擔的范圍內的平等，而不是理念上的空泛平等。國家只能在一定范圍內提供免費的福利，這是促進社會平等的基本手段。

（三）對自由放任主義的批評 “自由放任”主義相信市場能解決一切問題，同樣個人的福利也是可以由個人到市場去購買。自由放任主義的假設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獲取市場資源的機會。只要努力，每個人都能夠從市場上獲得其所需要的資源和福利。國家只為那些處于依賴狀態的人們提供福利。這就是所謂的剩余福利。在自由放任的理念下，他們假設每個人都有足夠的理智做出最有利于自己的決定，人們知道什么對他們最好。而政府則應該越小越好，人民受到的干涉越小就擁有更多的自由。自由放任主義追求的是一個“自然、自發、共濟和自由的社會”。但是市場并不是如自由放任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能解決一切問題，滿足人們的需求。

蒂特馬斯對自由放任主義理想的批判是中肯的且切中要害。自由放任主義者將個人和社會簡化了，人僅僅被看作是“經濟人”，社會則被簡化為單純的經濟活動。然而事實上社會是復雜的，人也是復雜的。無論社會還是人，都不可能按照預定的假設去生活，更不可能單純地遵循經濟規則活動。市場并不能滿足個人與社會的全部需求。市場所關注的是利潤而非人們的福利。更重要的是，面對市場時并不是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蒂特馬斯認為當遇到那些非經濟因素時，市場就失去了它的作用，如種族問題、婦女問題等。蒂特馬斯認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私營經濟幾乎沒有什么貢獻。他引述科恩教授的話：對改善美國國內處于不利地位的認識的境況，整個私營部門并無貢獻。相反蒂特馬斯對英國政府給予了極大的肯定，他說“在英國，有關黑人招聘、雇傭、入職后的訓練和晉階等方面，政府官僚保持的記錄良好，要比私營企業好的多”。

（四）看重國家福利的作用

蒂特馬斯非常看重國家福利在工業社會中的作用，他指出，現代工業社會需要建立一套系統而有效的國家福利體系。這套體系是對市場機制所產生的對人們的福利的破壞 的糾正，是把市場所削弱了的對人的社會責任和人們對社會的義務感重新恢復起來。在以市場為主導的社會里，個人總是傾向于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顧他人的利益，它培養的 是只對自己負責而不對他人負責的利已主義。因而建立國家福利制度，有助于幫助人們克服利己主義，發展利他主義。

同時，對于市場所造成的各種社會不公正和人們對生活安全的破壞，國家有責任對人們在自由市場制度中受到的不公正予以補償。他認為工業社會需要國家福利制度以滿足個人和社會需要，因為工業化社會和社會變遷帶來紛繁復雜和無處不在的“負福利 ”與“社會成本”問題，如果國家不予以干預的話，弱勢群體將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自由市場將加劇社會不平等，進而增加社會成本。因此，他認為，國家以對市場的干預和由國家為人民提供福利是對工業社會經濟與社會變遷過程的適應和積極回應。因此，蒂特馬斯認為，政府不僅應該提供國家福利，而且應該提供普及性而非剩余性的社會福利。

總的來說，蒂特馬斯對市場的態度是極為不信任，對于市場在創造財富方面的作用也是少有肯定的。他看來，市場原教旨主義相信市場是萬能的，福利問題的解決也應交由市場。但是這種自由放任式的福利觀，在面對社會的復雜性及人們的福利需求的多樣性和非市場因素的影響，他們所理想的市場失靈了。他指了，如果沒有再分配，經濟的增長并不能自然地帶來社會的進步。在市場經濟之外，社會福利在社會整體進步中發揮著其他社會因素無法取代的作用。在蒂特馬斯看來，福利國家才是最終的理想，福利國家的最終理想是通過社會政策社會關系，包括國家與人民的關系以及不同階級、各族、年齡等群眾的關系，實現公平與平等。國家必須通過財政政策、社會政策、職業福利，調節和糾正市場的失誤才能實現社會的平等與公正。

三、社會福利的構成及所承擔的責任

（一）社會福利的三個組成部分

蒂特馬斯將社會福利分為三類，即社會或公共福利（社會服務social services）、財政福利（fiscal welfare或收入總稅額和救助 tax allowances and reliefs）和職業福利(occupation welfare)(從雇主那里獲得的收益benefits from employer)。這三種福利只是一種組織化的劃分，而不是根據三個系統各自不同的功能的劃分。蒂特馬斯認為從目標來說，三個系統的相似性大于差異性。社會福利的界定應該以目標為依據，而不以管理的方法及實現目標的制度性安排。

1、公共福利

公共福利（社會服務）是指對處于依賴狀態的人們集體干預。蒂特馬斯所說的依賴狀態不同于《濟貧法》時代所界定的“依賴”。蒂特馬斯認為在工業社會里，“依賴”更多的是集體責任。他將工業社會中依賴分為兩類，一類是所謂的“天然的”依賴，這通常是指兒童、高齡老人及兒童撫養者，也包括身心殘疾者。蒂特馬斯認為在一定程度上這些依賴是文化所決定的。甚至是由社會和文化預先決定的。另一類同是所謂的“人為制造的”的依賴，是指除了工傷、疾病及先天性障礙，還包括失業、強制性退休、尚未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年輕人。而所有這些依賴都可能降低個人賺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賺錢能力的降低會進一步殃及妻子、孩子及其他親屬，這就成為所謂的“繼發依賴”。對于“依賴狀態”的分析，使蒂特馬斯看到，20世紀所出現的問題與上一個世紀不同。19世紀依賴主要是由于“戰爭、失業、工傷、被迫性家庭分裂”等原因造成，而20世紀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勞動分工的增長及勞動的進一步專門化。人們的生活變成了選擇與拒絕的過程。甚至這種依賴已經不再僅僅是外在問題，已經開始轉化 為心理上的壓力。確定了造成依賴的責任在于社會，因此，社會就必須承擔起消除依賴的責任，為人民提供公共福利就是消除依賴的所必不可少的措施。

2、財政福利

所謂財政福利是指在分別管理的社會保障體系下，直接支付現金以滿足應該由集體負責的特殊需求。由于這些現金來源于政府的直接中央帳戶，所以亦被看作是“社會服務支出”。來自所得稅的津貼和救濟雖然具有與社會服務相似的社會意圖，但是并不被看作是社會服務支出。因為前者是一種現金支付，后則是出于財務上便利的考慮。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里，這些并不被看作是社會服務支出。但是，在蒂特馬斯看來，二者的差別只在于管理上不同。前者是通過帳戶進行管理的一種轉移支付，后者則是直接的現金支付。作為集體應對依賴狀態的措施，二者的目標以及對購買力的影響沒有什么實質性差別，都是對社會政策目標人群所提供的幫助。這也反映了公眾對國家、個人和家庭之間關系認識的轉變。社會福利借助財政體系發放，成為所謂的財政福利。這類福利最初只提供給繳納所得稅的人群中收入最低者，而現在則取消了這種限制。這源于人們對產生依賴的社會根源的進一步認識，社會、國家必須承擔起它的責任。通過財政系統實現社會福利的目標就是這種責任的一個具體的體現。

另一方面，人們對通過征稅對處于依賴狀態的人們給予幫助不再被認為是對私有財產的侵犯，也不再被簡單地看作是以犧牲富人為代價去救濟窮人。當國家通過征稅來實現社會福利目標時，征稅就再也不是簡單的經濟活動，而是附著了一定的社會性意圖。忽視了征稅的社會福利意義，財政福利就會被人民忽視。

3、職業福利

職業福利是指以職業福利為基礎的貨幣工資以外的各種福利提供。“其內容包括包括為下列項目提供的年金：雇員，妻子及親屬，兒童津貼，死亡給付，健康和福利服務，個人旅游花費，娛樂，工作服及工作裝備，餐券，汽車和季票，假期開銷，子女教育費，疾病津貼，醫療開銷，教育和培訓補助，優惠券，失業給付，醫藥帳單及從可見的物品形式到不可見的提供舒適的形式”。

職業福利增長一個直接的后果是工人工資的大部分將以不是貨幣也不是可以轉化為貨幣的形式出現。這實際上是從管理措施上來保證工人基本生活需求，直接規定了工人所得到的職業福利的具體用途。從某種程度上避免了用于工人生活基本需求的金錢被挪用的情況。

蒂特馬斯認為，從上述三種福利系統來看，這三個社會福利體系應該是統一的，但是在英國的實踐中，它們卻處在各自獨立的分離狀態中。各個系統間彼此缺乏聯系，各自內部運行的結果被其他系統所忽視，使這三個系統不能更好地發揮他們的功能。造成了許多消極的后果。特別是英國實行的是以職業成就為基礎的社會福利制度，不僅不能促進英國社會的平等，反而有進一步加劇人們對原有不平等的傾向。對此，蒂特馬斯給予了嚴厲的批評。

（二）社會福利制度所承擔的責任 如前所述，蒂特馬斯相信工業社會需要建立由國家負責的福利體系，因為他相信市場是有缺陷的，國家有責任彌補市場的缺陷。蒂特馬斯認為社會福利體系應該承擔六個方面的責任： 第一，社會服務具有分配與再分配的作用。社會服務、社會保障體系無論是否明確聲明，都終將影響收入的分配。許多社會服務本身的目標就是解決由市場所帶來的需求不滿足問題。蒂特馬斯把社會福利體系看作是實現社會平等的重要機制。

第二，社會服務體系的第二個作用是促進社會整合和協調節。蒂特馬斯說社會政策的目標是“增強社區意識和參與，防止疏離；將不同少數民族、不同種族及不同的民族文化整合在社會中來”。這也是社會政策不同于經濟政策的最顯著特征。

第三，蒂特馬斯強調在經濟與社會變遷時代，社會服務更應該承擔起對那些在變遷中“去福利”問題進行補償。如失業、勞動力過剩、技能退化、計劃失敗、污染等。在一個積極的社會中，這些問題是不能容忍的，社會有責任給受害的個人做出補償。

第四，社會福利最主要的目標還在于增進個人和社會的福祉。通過提供免費的服務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蒂特馬斯說社會保險是20世紀一項最偉大的發明，因為它可以解除人們的痛苦，增進人們的尊嚴。

第五，蒂特馬斯強調社會服務支出是一種投資，而非單純的消費。如醫療或教育支出應該被看作是醫療或教育投資。而國家在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能夠積極有效地促進國家的收益。

第六，蒂特馬斯所設計的社會福利的最后一個功能是社會福利體系能夠弘揚利他主義精神。他認為，“給予”是現代社會一個最重要的元素。蒂特馬斯認為一個良好的社會可以通過再分配的社會政策，促進利他主義。

蒂特馬斯為福利國家設計一個統一的社會福利制度體系。這個體系的根本目標是實現社會公平，促進人類福祉。更重要的是蒂特馬斯并不把社會福利看作是單純的消費，而是把它看作是投資。社會福利投資不僅會產生社會利益，促進社會整合，而且不定期會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

思考題：

1、《貝弗里奇報告》對福利國家的制度設計的內容。

2、《貝弗里奇報告》對戰后英國社會福利制度的影響。

3、簡述蒂特馬斯對社會福利構成及所承擔責任的觀點。

第三篇：社會福利理論文獻綜述

社會福利理論文獻綜述

在準備課題《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改革研究》的過程中，筆者對相關國內外著作進行了選讀，并對已發表的相關領域論文進行了研究，以此尋求研究領域的發展歷程、現狀，了解與本論文有關的理論觀點和研究方法，總結已解決的問題和尚存的問題，從而在他人研究的基礎上吸取經驗，并有所創新。

（一）福利、社會保障、社會福利 ?福利?一詞，英文為?Welfare?，意指人、動物或群體的健康、安全、快樂的一種總體狀態，亦指多由政府為有需要的人或者動物提供生活條件、經濟幫①助等等。我國社會保障學專家鄭功成對從社會學的意義上對?福利?概念作了一個簡明扼要的定義：?福利包括個人福利和社會福利，其中個人福利通常被解釋為‘幸福’、‘快樂’的同義語，是指個人對物質生活的需要與個人精神生活的需要的滿足；而社會福利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指一個社會全體成員的個人福利的總和或個人福利的集合②。對于社會福利（Social Welfare）而言，它的內涵和外延很難確定，至少可以從三個層次上去理解。在最廣泛意義上，社會福利是指一切改善和提高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社會措施，不僅包括社會保障的內容，也包括就業政策、公共文化、免費教育、公共衛生和家庭津貼等等。其覆蓋對象是全體國民，包含著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兩方面。在英國出版的《新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社會保障?不單獨列目，而在?社會福利?條目下包括兩個主要的子項目：一是社會工作——個人社會服務；二是社會保障——政府的福利項目。在中層意義上，社會福利基本上是社會保障的同義語，是西方普遍用來替代社會保障的一個概念，涵蓋了政府和社會為國民提供的各種服務設施和社會保障的各項內容。狹義上的社會福利是社會保障體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張海鷹（1993）認為社會福利作為國家的社會政策，由國家或社會為立法或政策范圍內的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證一定的生活水平和盡可能提高生活質量的資金和服務的社會保障制度③。因此，陳良瑾（1994）認為在中國,社會福利僅僅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屬于狹義社會福利范疇④。

對于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之間的關系，在我們國家，目前學術界對?社會保障?一般的用法，是將其作為統率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和優撫安臵四大項目的大概念，而把社會福利視為社會保障體制的主要組成部分。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體制就是以此認識為出發點而設計的，如2004年發表的《中國社會保障與政策白皮書》指出，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措施、住宅保障五個方面。董保華認為，在我國，社會保障大體包括社會保險制度，社會福利制度，社會救助、優待和撫恤制度。概括起來是三方面的內容，即社會救濟、社會保險、社會福利⑤。

從社會公正的理念上來理解社會福利。美國社會工作協會（NASW）在1999年出版的《社會工作百科全書》中對社會福利給出了這樣的一個解釋：社會福利可能最好被理解為一種關于一個公正社會的理念，這個社會為工作和人類的價值提供機會，為其成員提供合理程度的安全，使他們免受匱乏和暴力，促進公正和 ①② 參見美國傳統詞典第4版、牛津高階英語詞典、柯林斯高級英語學習詞典第5版

鄭功成，社會保障學，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6頁。③ 張海鷹，《社會保障詞典》，經濟管理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④ 陳良瑾，《中國社會工作百科全書》，中國社會出版社，1994年版，第419頁。⑤ 董保華，《社會保障的法學觀》，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基于個人價值的評價系統，這一社會在經濟上是富于生產性和穩定的①。可見，要促成社會公正的實現，因而必須為人們提供平等的發展機會，并保證社會資源的公平分配。

從價值的角度上考慮社會福利。江治強提出，社會福利是一個充滿了價值判斷的領域。這種判斷一方面是物質性的，另一方面又帶有社會性。對于不同的人和社群，相同的物質、精神生活狀況，卻有不同的主觀感受，因而，對社會福利的評價就會從個體和社群的感受上升為社會性的價值判斷②。因此，作為?價值?的社會福利有兩層界定：一是有助于改善人們生活狀況的物質性條件，廣義上是指促進人們幸福的行動，狹義上則是作為改善生活質量的制度和政策③。二是如美國學者科懷特所說，社會福利是人們對滿意社會生活的追求④。作為價值概念的社會福利，包含了一種理想化的欲求目的。不管是在個人主義傳統還是反個人主義傳統的理論中，將這種理念付諸于實踐，必然涉及社會成員利益關系的平衡

⑤和重大社會制度的構建。

作為制度來理解的社會福利。尚曉媛提出，狹義的社會福利指為幫助特殊的社會群體、療救社會病態而提供的服務，又稱福利服務。這種服務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補缺?性的,所涉及的項目是傳統的社會工作的內容。而廣義的社會

⑥福利制度的概念強調社會福利制度在促進和實現人類共同福利中的作用。可見，社會福利的實踐形態是制度及其運行。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米基利（1997）對社會福利的主要制度安排的描述如下：一是非正式的社會福利制度。包括個人、家庭、鄰里和社區為增進社會福利，履行文化和道德責任所承擔的各種活動，如個人幫助和照料家庭成員的活動。二是正式的社會福利制度。正式的社會福利制度安排是由非正式的社會福利制度產生出來的，其最重要的內容是宗教的慈善活動。三是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包括五大服務：一是社會保障或收入保障服務，如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二是醫療服務；三是教育；四是住房；五是社會工作服務和對個人的社會服務⑦。

（二）國外相關研究

一、關于社會福利的模式研究

西方國家關于社會福利理論和政策的研究，有著悠久的歷史。歐洲的福利國家從產生之日起到當前的福利改革，經歷了從古典自由主義——中間道路學派——右派自由主義——社會民主義?第三條道路?的理論演變。伴隨著理論的變遷，歐洲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也經歷著不斷的調整。西方學者一般從剩余型、制度型和發展型三個層次對社會福利政策做出理解。

1、剩余型社會福利模式的研究

剩余型社會福利和制度型社會福利的劃分是由威倫斯基（Harold Wi1ensk）和萊博克斯（Charles Lebeaux）在1958年出版的《工業社會和社會福利》一書中提出的。剩余型社會福利的觀點認為：在通常情況下，家庭和市場是滿足個人需求的自然渠道，但是當發生諸如家庭解體、較大范圍內的經濟蕭條或者個人年老、疾病等的特殊情況下，家庭和市場就不能滿足個人的正常需求，這時候就需 ①② 吳桂英主編，《新型社會福利體系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江治強，社會福利概念、緣起與我國社會福利發展方向，中國民政，決策版，第27頁。③ 周永新，社會福利的概念與制度，中華書局，1998年版。④ 威廉姆·H·科懷特，當今世界的社會福利，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⑤ 江治強，社會福利概念、緣起與我國社會福利發展方向，中國民政，決策版，第27頁。⑥ 尚曉媛，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再認識，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第116頁。⑦ Midgley，Social Welfare in Global Context，Sage，1997。要作為滿足個人需求的第三種社會機制即社會福利制度的介入，當通常的制度恢復正常以后，社會福利制度就會撤回。所以，這種機制常常被看作是家庭和市場的支持系統，起到支持和防止意外的作用。由于剩余型社會福利的暫時性和替代性，常常被視為帶有?施舍?和?慈善?的印記，福利的接受者也往往被認為是社會的弱者或者是市場競爭中的失敗者，從而帶有?蒙羞?的社會標簽。

2、制度型社會福利模式的研究

制度型社會福利觀點的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國社會政策學創始人蒂特姆斯（Riehard Titmuss，1959）。他把社會中的活動分為兩個基本的范疇：利潤取向的市場活動和福利取向的集體介入。換句話說，所有的非市場的活動都可以視為社會福利。從制度型社會福利的角度看，社會福利不是在家庭和市場滿足不了個人需求時才介入的，而是社會結構中常規化的和永久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不同于家庭和市場的再分配利益機制。社會福利的對象從弱勢群體擴展到社會全體公民，從而實現了選擇性社會福利到普遍性社會福利的轉變。社會福利的接受者也不再被視為社會的弱者，福利也不再被視為是施舍而是公民的一項正當社會權利，從而不再帶有?蒙羞?的社會標簽。可以說，?福利國家是一個長期的公民權演進過程所達到的最高峰?。但是，由于福利國家的明顯特征是推行高補貼、高福利、高稅收和高保護的政策，在抑制強弱懸殊和收入分化、保證社會公平的同時卻削弱了市場力量，妨礙了競爭，制約了生產效率。隨著20世紀70年代西方世界經濟危機的到來，高失業率，退休金和健康醫療費用不斷增長，對服務的需求和支出在不斷擴大，社會福利成為經濟和財政的沉重負擔，引起社會上不同階層利益群體的不滿。

3、發展型社會福利模式的研究

80年代初，以撒切爾夫人為代表的新保守主義政黨在英國執政，首先在英國，最后在整個歐洲大陸都開始了大規模的削減社會福利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攻勢。英國社會福利政策改革的方針，就是削減或取消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開支，把社會福利的某些項目交給社會和私人辦理，鼓勵私人醫療和私立教育的發展。這一系列相關政策的推行讓許多發達國家的公共福利轉變為私有性質，這一傾向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達到了頂峰，導致了福利危機。由于社會福利制度關系到千百萬居民的切身利益，若過多的觸動群眾的這些利益，則必然會遭到反抗甚至**，社會的穩定將會遭到破壞。西方國家政黨為爭取更多的選民，都不敢貿然削減社會福利計劃。20世紀90年代以來至今，隨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一系列新的社會風險和問題，西方福利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面臨更加嚴峻的形勢和挑戰。上世紀90年代末，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安東尼〃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一書中明確提出，應當以?積極的?或?主動的?福利政策代替目前的傳統的福利模式。他要求福利國家從觀念到結構的更新：重新界定政府與個人之間的契約關系，改?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型國家?，從個人爭取政府的保護，轉變為個人求?自主與自我發展?，政府的功能應當從提供經濟援助改變為進行人力投資，政府與公民之間的關系要全面調整。他明確提出了社會投資福利戰略和積極福利制度、福利社會等概念，提出培育一個國家、企業、個人三者彼此協調負責、積極互動、充滿創新和活力的公民社會。而在國家、企業、個人這三者的關系中，培養和提升個人的社會責任感和生存技能是新政策中至關重要的部分。

綜上所述，西方國家福利模式經歷了從剩余型、制度型到發展型的變遷，在這過程中，西方國家總是在尋求一種適應本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福利模式。總結其發展的過程，對于我國社會福利政策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國外關于社會福利的研究起步很早，研究領域也很廣泛，從古希臘時代一直到近代，社會福利的思想一直在不斷更新與發展，與生產力的進步、生產關系的變更、社會意識的發展息息相關。

二、（三）國內研究現狀

1、對社會福利制度歷史發展過程的研究

我國傳統的社會福利制度是指改革開放之前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福利制度。它呈現出一種制度性供給與補缺型福利并存的二元格局。這種福利模式是與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在城市，社會福利屬于制度化再分配型福利，是保障程度和福利水平很高的國家福利模式。這種模式與充分就業的就業制度緊密相聯。絕大多數城市居民通過自己就業的單位得到全面而優厚的社會福利待遇。在農村，我國的社會福利是典型的補缺型的集體福利模式。國家基本上不對農村的社會福利承擔責任，而是由農村的集體組織（如人民公社、生產隊等）承擔有限的責任，即對農村的孤老殘幼等?三無?人員實行?五保?供養。在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包攬、高水平的城市福利與項目殘缺、救濟型的農村福利相互分割，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進人了改革開放的新的歷史時期。為適應社會經濟結構的日益改變，社會福利制度也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走上了改革之路。在實踐中表現為原有的以社會救濟為特征、政府包辦、只面向?三無?對象和?五保戶?的模式向政府負責社會福利費用、全社會興辦社會福利、面向社會上有需求的所有公民、福利機構市場化經營的新型社會福利模式轉變。這個過程國有社會福利機構的改革發端，然后開展面向社會全體公民的社區服務，之后逐步形成一套社會福利社會化的思路。

比較中外之間的社會福利制度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發現：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追求的目標，從開始的解困濟貧、緩解社會危機到現在的提高社會成員生活質量，保證每個人能夠體面的生活，享受現代文明成果。均是在政府的干預下，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分配失衡問題，緩解社會矛盾，使每個社會成員均能非因自身原因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因而社會福利保障制度作為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被喻為社會的?穩定器?，經濟運行的?減震器?和實現社會公平的?調節器?。而我國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是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主要是為改善職工生活質量，從而提高工作效率服務，帶有濃厚的?單位色彩?，功能單一，其社會性較弱。當國家實行改革開放，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后，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救濟弱者，維護社會公正方面，顯得比較軟弱。直到最近幾年，國家加快了制度改革與建設的步伐。

2、社會福利制度存在的問題 然而在改革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函待解決的問題。針對我國社會福利保障制度在實施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成保良指出如下六點：

1、社會化程度低，待遇水平存在較大差別。

2、社會福利的覆蓋面小，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3、國家、集體包辦社會福利事業，社會動員不足，且行業組織缺失造成效率的低下。

4、社會特殊福利資金投入不足，福利方面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5、國有企業負擔加重，福利基金嚴重不足。

6、立法建設上的不足影響社會福利進程①。

① 成保良，《社會保障概論》，第237—239頁

3、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方向。

我國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任重而道遠。對此，鄭功成提出：

1、重視社會福利的法制建設。

2、采取多種措施擴大福利資金的來源。資金短缺是困擾中國社會福利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擴充福利資金的來源應當成為發展福利事業的主要努力方向。

3、推進福利社會化，它包括：一是官辦福利設施應當面向社會而不能再局限于孤老殘幼（盡管其面向社會的前提是確保孤老殘幼享受到相應的福利待遇）；二是通過對企業或用人單位舉辦的福利設施的剝離，使托幼機構、老年保鍵服務、職工療養院等社會福利設施社會化；三是發揮數以十萬計的社團機構的作用，鼓勵社會公益事業組織的建沒與發展，使之成為主要的、社會化的福利實施機構；四是引導并扶持社區服務，使社區服務網絡化、普遍化；

4、調整福利項目的地位，以舊補新，促進發展；

5、建立統一的管理與監督機構①。

在今年中國人均GDP達到22698元后，對于如何規劃社會發展，王振耀（2010）提出可以從三個方面入手：

1、中國急需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福利制度。我國長期被低經濟水平發展所限制，已經形成了一種低水平的社會政策理念，實際上這是新發展水平條件下的僵化狀態。我國的當務之急就是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福利制度。

2、要建設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福利體系，當務之急是需要準確定義民生問題。

3、建立與中等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福利制度需要工作方式轉型。學會以處理社會問題的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而不是以解決政治問題的方式來處理社會問題②。

竇玉沛（2006）指出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福利制度必須從實際出發，確定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1、逐步拓展社會福利保障范圍推進社會福利制度由補缺型向適度普惠型轉變；

2、堅持家庭、社區和福利機構相結合，進一步健全社會福利服務體系；

3、堅持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相結合進一步完善促進社會福利事業發展的保障機制；

4、堅持法制化、標準化、專業化相結合，提升中國社會福利事業發展水平③。

（四）醫療保障制度的研究

1、對醫療保障制度概念的研究

醫療保障制度(Medical Security Scheme)是指國家和社會團體對勞動者或公民因疾病或其他自然事件(如生育、傷殘等)造成的收入損失和發生的醫療費用給予經濟補償而實施的各種制度的統稱。醫療保障制度可以有幾種基本的實現方式，如采取醫療救助的形式、醫療保險的形式或免費醫療等方式，因此，醫療保障制度在各國可以有不同的制度模式和組織形式。

2、對醫療保障制度發展過程的研究

研究各國包括醫療保障制度在內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歷史，離不開對同一時期經濟學理論對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的研究，這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各國不同的醫療保障制度體系產生和發展的原由，而且對今后的制度建設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英國政府為了維護其階級統治和社會穩定，在1601年頒布了《濟貧法》（舊濟貧法），這是歷史上第一個對社會救助做出的制度安排。濟貧法制度規定了對貧困人群的救濟政策，其中包括對患病者和身體不健全者提供救濟和醫療服務。這部濟貧法成為現代醫療保障的最早的制度法規。1883年，德國頒布了全世界 ①② 鄭功成，論中國社會福利制度的未來發展，社會保障，理論版，第7 頁。

王振耀，加強社會發展規劃 建立適當的社會福利制度，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第16頁。③ 竇玉沛，中國社會福利的改革與發展，社會福利，2006年第10期，第4頁。第一個醫療保障法律《企業工人疾病保險法》，標志著用社會保險的機制實現醫療保障的一種新制度的誕生，使德國成為最早建立社會醫療保險制度的國家。

西方的福利經濟學及其社保政策對醫療保障制度產生了很大影響。1920年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一書的出版是福利經濟學產生的標志。庇古把福利經濟學的對象界定在對增進世界或一個國家經濟福利的研究。1929-1933年西方世界經濟危機以后，產生了新福利經濟學，盡管新舊福利經濟學在理論上有很大不同，但是作為福利主義的出發點和關切點是相通的，那就是關注公平和效率以及社會福利的實現。1941年，英國政府委托曾任勞工介紹所所長和倫敦經濟學院院長的貝弗里奇教授制定戰后實行社會保障的計劃，并于1942年底發表題為《社會保障及有關的服務》的報告，即?貝弗里奇報告?。這標志著在福利經濟學主張下福利國家的建立。福利國家是指企業生產物質產品，而政府則提供越來越多的旨在提高文明和文化水準所必不可少的社會服務和基礎設施（包括社會保障、公共衛生保健、住房、文化教育等內容）的國家。按照貝弗里奇的設計，英國政府于1946-1948年間通過并實施了一整套社會保障法規，如：家庭補助法、國民衛生保健服務法、工傷保險法、國民救助法、等社會保障法規。其中，國民衛生保健服務法全面貫徹了貝弗里奇報告的基本原則，實施了為全體國民提供的、由政府直接舉辦的、保障項目齊全的醫療保障制度，是比較典型的福利經濟學的政策體現。

1936年，凱恩斯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該著作主要是為了尋找資本主義大蕭條的原因及其救治措施。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需求管理為基礎，提出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從根本上論證了社會保障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雖然凱恩斯本人沒有直接提出社會保障的思想，但其理論體系和分析方法卻開拓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即社會保障制度對市場經濟的均衡效應。西方國家不僅在建立社會保障體制時運用凱恩斯理論，在加強政府對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在內的公共事業的干預時，也將該理論作為實踐的基礎，由此可見，盡管不是專門的社會保障理論，但凱恩斯理論在對推動建立醫療保障制度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戰后隨著資本主義經濟中?滯脹?問題的出現，西方社會保障雖然仍以公平與效率為其理論核心，但更關注經濟效率。醫療服務中的效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醫療費用的有效控制；二是醫療服務的質量。作為新自由主義理論影響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典型案例，在醫療保障方面當推美國的醫療保障制度。美國的醫療保障基本上是按照新自由主義的原則，由市場來運作的，而政府僅僅是承擔了有限的責任，對老人和窮人進行醫療照顧和救助。換言之，只有無法通過市場解決的政府才介入。新自由主義對醫療保障體系建立的影響表現在國際上越來越多的國家采用多層次的醫療保障制度。主要表現在兩個部分：一是由政府承諾滿足的基礎性社會保障；另一個是由多元主體提供，自主選擇參與的社會合作制度。

縱觀西方醫療發展制度建立和發展的歷史，無論是從17世紀初英國實施《濟貧法》算起，還是從19世紀末德國建立醫療保險制度算起，發達國家的醫療保障制度都經過了一個漫長的歷史發展時期。研究其中的發展和演變可以看出，幾乎所有國家的醫療保障都是從最初的僅僅涉及貧困人群的醫療救助制度和少數產業工人的醫療保險制度等，逐步發展到針對各類不同人群以及不同需求的各種不同制度的組合，即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

3、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研究

對于我國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發展方向問題，顧昕（2006）認為，就醫療體制改革問題，政府最大職責之一應該是推動建立一個普遍覆蓋的醫療保障體系，也就是?全民醫療保障?。全民醫療社會保險正是醫治?看病貴?、?看病難?的妙藥，建立一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是社會發展與和諧一個標志。他認為，我國醫療費用負擔不公平，低收入人群醫療可及性下降，醫療服務水平改善幅度有限。政府有責任推進全民醫療保險，在基本的制度構架上只有選擇強制性的醫療保險。政府要推動全民醫保，在基本的制度架構上，只有兩種選擇：一是公費醫療模式，即政府直接從國家稅收中為民眾的醫療服務買單；二是實行強制性醫療保險，也就是社會醫療保險，讓民眾個人、工作單位和政府都出一點錢，共同分擔醫療費用。在世界上，凡是實現全民醫保的國家，要么實行公費醫療制，要么實行社會保險制①。

蓋伊〃卡琳（2005）認為，實現醫療保險的全面覆蓋與普及，使某個共同體或國家中的所有成員分擔風險是個值得稱贊的目標。而要使某一關鍵醫療政策目標更為公平，必須有更多的公眾愿意參與到醫療服務富人速效和組織中來。對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而言，醫療保險的全面覆蓋存在困難主要是由于在金融團結程度、醫療服務提供難題和管理能力欠缺等方面缺乏探討與共識。

何佳頤（2008）認為?全民醫保?意義重大。全民醫保也是使用或應用現代金融的手段，是一個保險，而不是全福利性的，可以通過靈活有效的制度安排，調動社會所有資源。只有政府的參與、政府的作為是遠不夠的，醫療保險這個手段賦權給了每個國民，每個國民都能夠參與這個過程，而國民的參與、國民的賦權是任何一個社會走向致富、走向地位公平、走向更為發展的一個非常必要的制度改革。他認為，強行的價格管理只會使總量越來越嚴重，價格管理對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提高效率配臵資源是沒有好處的，從短期看不能解決總量，從長期看更是災難性的問題。回歸公益性跟社會資金、民營資本參與不僅不沖突，而且應該是協調的，并不是說公益性就不需要資本進入②。

4、對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的研究

福利經濟學對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產生過較大影響。英國經濟學家霍布森指出，為了保證?最大社會福利?，國家必須干預社會生活，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不僅在分配領域通過征稅消除財富不均，實行免費醫療、老年撫恤金、失業救濟等?合理健全的社會政策?，還要在生產領域通過對一些企業的直接管制實現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調和，使?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老人，兒童學生及其他非從業者由于自身經濟條件差或者無經濟能力，無力參加醫療保障，一旦患病即使去經濟來源，又會增加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會失去勞動力影響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導致貧富分化。因此，政府必須通過干預，增加公共開支，發展社會福利事業，推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此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推動經濟發展③。

在社會價值取向的轉變上，一個社會的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影響著社會醫療保④險制度。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的價值觀念是?平均主義?，所以近于免費的勞保醫療和公費醫療是主要的醫保形式。但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價值觀念深入人心，所以過去的勞保醫療和公費醫療轉變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①② 顧昕，走向全民醫保，南方周末，2006年2月16日。

何佳頤，醫改將回歸公益性專家解讀“全民醫保”，中國醫藥指南，2008年5月。③ 霍布森，財富的科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④ 肖寓桐，城鎮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研究，新疆財經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

5、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研究 王俊華（2006）認為應該將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劃定為是介于社會救助與社會保險之間的非盈利的、以自助共濟為目的、政府主持和農民自愿參加并共同籌資基金的社會保障制度。在這個前提下，進一步明確新制度中政府、集體、個人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確定制度運行機制、選擇實施模式才會比較準確、有說服力和具有可操作性、可持續性。目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是具有成效、受農民歡迎的制度,應當加以鞏固和完善，但由于存在制度缺陷，對有條件的東部地區農村應當允許開展多種模式的農民健康保障模式試點，并鼓勵探索逐步向社會基本醫療保險轉變的路徑①。

林閩鋼（2006）提出建議，要實行強制性合作醫療制度，控制逆向選擇，來保障合作醫療基金的籌集，使合作醫療可持續發展。新型合作醫療已經具有社會醫療保險的特征，但農民參加新型合作醫療還是采用自愿的方式，所以，實行強制性合作醫療制度應是新型合作醫療制度治理的主要內容之一。在具體操作過程中，籌資的標準可以設計出多套方案，相應的待遇也不一樣，供農民選擇。在保障對象上，可以是一戶，或是一個自然村等等②。

綜上所述，國外對社會福利制度的研究時間早，范圍廣，影響深遠。從多個流派、觀點對社會福利進行了闡釋。國外的社會福利理論主要是圍繞國家參與、公平與效率、社會發展與穩定等主題來進行研究和實踐的。而國內，由于在社會福利的概念上與西方產生了分歧，因而在實際的運用中也與西方的理論所述和實踐經驗有所偏離。并且，在不斷尋求改革的醫療保險制度也因為歷史、體制等原因遲遲不能進入改革的正軌。因此，需要社會福利等理論給予進一步的觀點支撐。不論是社會福利制度還是隸屬于其中的醫療保險制度，歸根結底，都是為了讓大眾享有最基本的福利保障，多元化、多層次、多渠道地得到社會的保障和回報，共享人類社會發展的成果。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真正使我們國家的社會福利制度做到政府主導，全民參與，統籌城鄉，保證基本，靈活適度。

已搜集的文獻資料存在以下特點：

1、社會福利理論的國外資料研究時間長，研究角度多，提供了許多切入點。

2、在大量文獻之中，關于醫療制度改革的方法研究更多的集中在經濟學角度，給從社會學出發進行研究提供了空間。并且可以結合社會福利的理論，進行各個國家、地區醫療保障制度的比較研究。

3、針對我們要研究的社會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方面，社會福利理論中的相關研究較少，更多的是掛靠在社會保障制度的研究下，而并沒有結合我們國家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特殊關系進行相關改變。因此，可將社會福利的特點結合我國醫療制度改革的現狀和發展來進行進一步的理論挖掘。

存在問題：社會福利理論的資料內容十分龐雜，范圍十分廣泛。而我閱讀和整理材料的時間較短，格式也不規整，尤其是國外研究的部分，主要是一些整合過的資料，不夠全面。請王老師多多批評指正。我隨后立即修改。

① 王俊華，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進展現狀、存在問題及對策研究，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06年第2期，第73頁 ② 林閩鋼，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演變及其治理結構的轉型，醫院領導決策參考，2006年第1期，第33頁。謝謝王老師！

第四篇：社會保障學案例分析3社會福利相關案例分析

社會福利相關案例分析（1、2）

2010年09月19日 文章瀏覽次數：459

責任教師聯系方式： 陳巖:zhaozhaoyu@126.com

資料來源：北京廣播電視大學

案例分析：企業競相招聘殘疾人待遇提高

案例描述：

2008年3月25日，市殘聯、市殘疾人就業服務指導中心聯合在萬象城舉辦春季殘疾人專場招聘會，11家用人單位為殘疾人提供近150個用工崗位，200多位殘疾人參加現場招聘，其中近100人與企業達成用工意向。記者在現場看到，一電子公司的招聘海報上寫明，招聘普工30名，要求是聾啞人，有社保、醫保。“這是公司第3次招聘殘疾人。”該公司負責招聘的人事主管告訴記者，殘疾人工作不挑剔，做事塌實，他們這次要招聘的殘疾人數量占公司總人數的1/4。市殘疾人就業服務指導中心相關負責人說，國家出臺了《殘疾人就業條例》等相關政策后，有關殘疾人就業稅收優惠政策大大促進了企業招收殘疾人的熱情，不僅用人單位增加了，而且招聘的數量和崗位的也增加了不少。據介紹，參加招聘的11家企業中，福利企業僅

4家，改變了以往福利企業在招聘會中唱主角的情況。記者發現，企業提供的殘疾人福利待遇有明顯改觀，月工資待遇在800至1000元之間，最高是鼓樓一婚介所給出的每月2500元，企業普遍提供社保和醫保。

問題：

1、殘疾人福利的主要內容包括哪些？（6分）

2、我國的殘疾人就業以什么方針和主要措施為主？（6分）

3、目前國外解決殘疾人就業分為幾種形式？（3分）

參考答案：

1、教材P335-3372、教材P3363、教材P336

案例分析：企業不愿承受“性別虧損”

案例描述：

東莞一家保健酒公司的招聘欄上赫然寫著“業務員，限男性”，該公司負責人李先生解釋：“這絕對不是歧視女性。我們要求業務員能常年在外地出差，要吃苦耐勞才干得下來。如果招一名女性，我們還得考慮她的安全問題。” 對此，不少企業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女生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后，將面臨懷孕、生育等一系列問題，難免會給單位用工造成不便，除其在此期間的工資及福利待遇得照常支付外，公司還得另外聘請一名工作人員，當其產假期滿回到崗位上后，公司則必須解決新聘員工的崗位問題。“聘用男性員工，不僅少了很多麻煩，還可節約成本，避免“性別虧損”。據了解，女員工有生育問題，不能單獨出差，不能跟老板一起出去喝酒等等，這些都可能導致招聘中的重男輕女。對這些問題，有人力資源專家認為，就業中的性別歧視，不僅挫傷了女大學生學習、生活的積極性，還可能助長部分女學生“學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觀念。而對于用人單位為什么喜歡“拷問”女大學生隱私？廣州一家外企的人事負責人說，其實是想試探對方能否安心工作，“如果求職時有男友且又在外地，那女生說不定干不久也會走人。”他說，這些事情當然應該了解清楚，不然，企業好不容易招了人，員工對業務剛上手不久就走，迫使企業再重新招人，這必然是一種浪費。

問題：

1、婦女福利包括哪些主要內容？（3分）

2、試結合該案例分析社會福利的“對象全民性”特征與“權利與義務不對等性”特征。（6分）

3、試分析職業福利與社會福利的區別。（6分）

參考答案：

1、教材P1752、教材P3243、教材P326

第五篇：國家心理咨詢師三級理論試卷 （3）

2013年5月

54.其數值只可以進行加減運算，二不能進行乘除的量表是（C）

A

命名量表

B

順序量表

C

等距量表

D

等比量表

55.任何測量都應具備兩個要素，即參照點和（D）

A

代表性

B

等距性

C

等比性

D

單位

56.樣本大小適當的關鍵是樣本要有（A）

A代表性B

相關性

C可比性

D特殊性

57.在百分為常模中，應用最廣的表示個體在場么團體所處的位置是(B)

A

百分點

B

百分等級

C

四分位數D

十分位數

58.在不同的時間內用同一測驗重復同一受測者，所得結果的一致性被稱為(A).A

信度B

效度

C

難度

D

區分度

59.對于中等難度的測驗。如果受測者樣本具有代表性，其測驗總分的分布應接近（A）

A

正偏態

B

U型

C

負偏態

D

常態

106.關于測驗的客觀性，正確的說法包括（ABC）

A

測驗的刺激是客觀的B

對反應的量化是客觀的C

對結果的推論是客觀的D

心理測驗無法制定標準

107.內容效度的評估過方法除了專家判斷法和經驗推測法外，還可采用一些統計分析方法，如(BD)

A

計算評分者信度

B

計算復本信度

C

因素分析法

D

再測法

108.關于測驗的難度，應試測驗中包含的項目（BC）

A

平均難度0.7

B

難度在0.5±0.2

之間

C

平均難度0.5

D

難度在0.7±0.2之間

109.在完成心理測驗時，常見的反應定勢主要包括（ABCD）

A

喜好非正面敘述

B

喜好長選項

C

喜好特殊位置D

求快求精

121.MMPI臨床量表包括（AD）

A

社會內向

B

神經質

C

精神質

D

輕躁狂

122.在實施16PF

測驗時，受測者應當記住的包括（ABD）

A

每題只能選擇一個答案

B

不可漏掉任何測題

C

為了診斷，可做前399題

D

盡量不選擇中性答案

123.EPQ

分量表包括（ABC）

A

P

量表

B

E量表

C

N量表

D

L量表

124.按照中國常模標準，SCL-90

篩選陽性的標準為（ABC）

A

總分超過

160分

B

陽性項目數超過43項

C

任一因子分超過2分

D

陰性項目數超過43項

125.肖水源編制的社會支持量表中，統計指標主要包括（ABCD）

A

客觀支持分

B

對支持的利用度

C

主觀支持分

D

總分

技能選擇題

案例九

下面是某求助者的WAIS-RC

言語測驗

操作測驗

言語

操作

總分

知識

領悟

算術

相似

數廣

詞匯

合計

數符

填圖

積木

圖拼

拼圖

合計

原始分

量表分

112

量表分

智商

多選91.WAIS-RC的各項分測驗中，有嚴格時間限制的包括（）

A

知識

B

算術

C

數字符號

D

圖片排列

單選92.該求助者相似性分測驗成績高于常模平均數（）個標準差

A

1/3

B

2/3

C

1/2

D

單選93.根據測驗結果，可以判斷求助者FIQ

智力等級是（）

A

超常

B

高于平常

C

平常

D

低于平常

案例十

下面是求助者的SCL-90的測驗結果(1-5評分)

總分220

陽性項目數

因子名稱

軀體化

強迫癥狀

人際關系敏感

抑郁

焦慮

敵對

恐怖

偏執

精神病性

因子分

1.8

3.6

3.4

3.9

2.2

2.0

1.9

2.5

1.9

多選

從測驗結果來看，正確表達包括（）

A

可確診為抑郁癥

B

有輕度焦慮癥

C

可考慮篩選陽性

D

需要進步檢查

單選100.與該求助者的陽性項目均分接近的數值是（）

A

2.0

B

2.5

C

3.0

D

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