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張賢淼-福利經濟學及其對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的影響

第十一章 福利經濟學的社會福利思想

福利一直都是人類社會關心的基本問題，而個人需要與社會利益的關系則構成了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的核心關懷。自古典經濟學創立的、以功利主義價值觀為基礎的個體經濟學思想以來，從數理邏輯的角度探討最大幸福或最大化福利就成為福利經濟學的專門研究對象。同時，在古典經濟學的范疇內，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分支并不存在明顯的界限。福利經濟學自20世紀20年代創立迄今已有80多年的發展歷史，它經歷了從舊福利經濟學到新福利經濟學的轉變。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介紹福利經濟學的發展軌跡及其主要內容，探討福利經濟學對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的之間的內在聯系。本章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福利經濟學的內涵和基本特征。二；舊福利經濟學的內涵和基本內容。三；新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和基本內容。四；福利經濟學對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的影響

第一節 福利經濟學的內涵和基本概念

作為經濟學的分支學科之一，福利經濟學以效用或功用(Utility)理論為出發點，探討并研究有關人類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問題。福利經濟學分為舊福利經濟學和新福利經濟學兩派，前者以英國經濟學家阿瑟·庇古所建立的福利經濟學為基礎，而后者則是以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思·阿羅的“不可能定理”為標志。雖然新福利經濟學和舊福利經濟學在效用理論上存在重大差異，但是二者在內容上還是有很強的內在聯系的。實際上，無論是新的還是舊的福利經濟學，二者都關注兩個最基本的問題：第一，福利的界定；第二，效用的定義。與一般的經濟學分支不同的是，福利經濟學與社會選擇或公共選擇的道德判斷 緊密聯系在一起，它對人類的行為進行了深入的倫理學探索，因此它隱含著明顯的價值判斷，比如，好的或壞的選擇以及最優的或最差的社會福利計劃等。

一、福利和效用的基本內涵

在經濟學中，“福利”意指個人或群體的利益所得，它包括收入獲得和心理滿足兩方面給消費者帶來的種種好處。而“社會福利”則是在一個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公眾在社會利益分配方面達成的社會選擇所實現的結果，它代表著一種集體或群體利益。“效用”(或功用)是指消費者在心理方面獲得的瞞足，它被經濟學家用來說明商品的價值或消費者獲得的滿足水平。同時，“效用”經常和“(消費者)偏好”的概念聯系在一起。福利經濟學通過“福利”和“效用”兩個最基本的概念，來試圖解釋并說明個人動機和社會選擇之間可能實現的利益均衡。

(一)福利的經濟學內涵

簡單言之，福利是一種利益或好處，它可以是有形的物質或財富，也可以是無形的、精神心理層面的正面反應。福利不僅是客觀的，它也是主觀的。同時，福利具有某種相對性，在資源有限或分配規則既定的前提下，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福利對另一個人(或另一群人)來說，則很可能是一種挫敗或剝奪。

1．個人福利

在福利經濟學領域內，個人福利是基于經濟因素的個人需要的滿足水平，它是正負效用的總和。個人福利既可以是收入和財富的客觀量度，也可以是效用的主觀評價。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效用”水平不僅和個人擁有的收入和財富總量有緊密關系，它也和個人的心理狀況聯系在一起，它最終是個體對“滿足感”客觀和主觀評價綜合的結果。一個人的福利水平，除了首先要受到收入和財富因素的影響(這一影響又不完全由個人控制)，它還受到影響收入和財富水平的政治經濟制度環境的制約。所以，個人福利最大化不僅取決于個人的目標驅動所付出的努力，即對追求個人私利的種種努力，也取決于個人決策及其之外的制度條件和外部環境因素。個人福利最大化是以理性的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以下是個人福利最大化的目標函數的數學表達：

U=U(q1，q2，q3?qm。；a1)

其中，u代表個人主觀效用，qm代表個人所消費的m個商品和勞務；a1代表個人工作努力程度

從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個人福利最大化是個人主觀效用的總和，它是由個人消費所帶來的滿足程度和工作努力程度決定的，個人消費滿足程度越大，正效用也越大；而與此同時，個人工作越努力，付出的時間與精力越多，也就越可能獲得更多的金錢或物質。但是，同時由于個人工作越辛苦，越容易在身體和 精神方面產生損耗，個人享受幸福的時間和機會也就越少，所以負效用也就越多。二者綜合起來就是個人所獲得的總效用。從這個意義上理解，個人福利的最大化，不僅取決于收入所得，也取決于個人消費的滿足程度，同時還受 到個人在工作上的付出的影響，即閑暇與工作之間的平衡也會影響到一個人的福利水平。

如何對個人福利進行度量，取決予對目標函數的進一步探討。判定個人福利，基本上可以從意向與后果兩個層面來觀察，它主要通過兩種方法來實現。一個方法是通過訪談詢問法，了解個人的目標；另一個方法是通過對人們真實選擇的研究來揭示個人的偏好，從而來推斷目標。由于在福利經濟學范圍內，福利與個人偏好聯系在一起，因此，對個人偏好的度量是測量個人福利的重要前提。測量個人偏好有兩種基本方法，即序數方法和基數方法的使用。前者是以主觀評價為基礎的對個人偏好的排序，重要的是次序，而非數值本身；后者是采用比率基準來測量和比較效用，它采用一定的數值來使得不同物品的效用可以進行比較。

2．社會福利

雖然一般情形下，人們可以將“社會福利”界定為一個社會中所有個體福利的總和。但是，由于不同的社會里文化和價值觀念等都存在差異，要清晰地定義“社會福利”其實并不容易。因為，社會福利在特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不再簡單是一個總量的問題，而是一種制度安排的結果。社會福利的形式及其內容可以鮮明地反映出一個社會的道德判斷，在“最大化”、“一致性”、“最優化”等問題背后都含有深刻的規范認識。

如果我們試圖將效用同福利聯系起來，那么，社會福利則可以被定義為所有人共同的效用滿足之和，它是指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制度下資源配置和個人效用實現的結果。我們知道，社會福利的水平不僅取決于經濟發展程度，也受政治制度的制約。社會福利的測量：經濟學家采用個人的福利評價和效用的人際評價來描述社會福利函數。社會福利目標的改進不僅同少數處境最差的人的福利改進有關．也同所有人的福利改進聯系在一起．

(二)效用的內涵和測量

在19世紀的功利主義思想里，最核心的觀念是幸福和效用，而在經濟學領域，效用是消費者行為理論討論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從本質上講，效用是一種人對自我感覺的主觀認識和評價。經濟學家們將效用量化，賦予一定的值，從而使得人們可以測量心理滿足的感覺。所以，效用的基本內涵就是指人(消費者)從物品(或服務)中獲得的一種心理滿足，滿足程度越高，效用也就越大。效用和幸福是一對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概念，薩繆爾遜曾提出一個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從這個方程中可以看出，幸福與效用是成正比，而同欲望成反比。由于效用完全取決于個人的心理感覺，而不同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因此，如何測量和評價不同人的效用水平并將它們進行類比，是福利經濟學中最關鍵也是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主題。新舊福利經濟學就這一點存在著嚴重的分歧，而基于此，經濟學家對效用的測量采取了兩種不同的理論，一是基數效用理論，另一個就是序數效用理論。

基數效用理論認為，效用是客觀的、可以進行計量并加總的概念，效用的大小可以按照一定的賦值來進行比較。在消費者行為理論里，個人消費不同物品(或服務)得到的心理滿足都可以用標準化的效用單位來進行加總。例如，一個人喝一瓶啤酒的心理滿足程度是5個效用單位，看一場意大利甲級足球聯賽轉播得到的心理滿足是20個效用單位，如果此人在看球賽過程中一共喝了三瓶啤酒，則獲得的心理滿足就可以用35個效用單位來表示。因此，基數效用理論的兩個基本論點就是，一是效用可以測量并賦值，二是人際之間的效用水平可以進行比較。就分析方法而言，基數效用理論采用了邊際效用分析方法。在消費者行為理論中，邊際效用是指消費者對某物品(或服務)每增加一個單位消費量所增加的心理滿足程度。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隨著消費者不斷追加對某物品(或服務)的消費，他從連續增加的消費單位中獲得的邊際效用呈遞減趨勢。當消費者在消費某物品到一定數量時，其獲得的心理滿足程度最高，也就是說此時消費者獲得的總效用為最大，再增加消費量，效用就是負值了。

而序數效用理論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效用本身是一種心理上的感覺，根本不存在一個客觀標準，人們也無法用客觀的數值來測量并顯示。但是，就心理滿足程度而言，可以根據滿足程度的高低和偏好順序來進行排序。因此，經濟學家提出來應該用序數效用論來替代基數效用論。根據前面的例子，一個人喝啤酒和看足球賽獲得的效用是無法來衡量的，更無法進行加總，因為此人從喝啤酒和看足球賽獲得的心理滿足很可能是兩種不同的感覺，所以很難來測量這兩種心理感覺并進行加總。但是，人們卻可以比較這兩種不同的效用，比較的前提是取決于消費者的偏好。例如，此人認為看足球賽帶來的心理滿足大于喝啤酒，那就可以認定看足球賽的效用是第一，而喝啤酒的效用是第二，排序的結果也就自然出來了。就分析方法而言，序數效用理論采用的是無差異曲線分析法，無差異曲線由英國經濟學家埃奇沃斯提出并得到推廣使用，它也是經濟學分析中一個常用工具。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受英國經濟學家埃奇沃斯提出的“合同曲線概念”的啟發，引申出“無差異曲線”這一分析工具，在對效用進行分析時，提出了用“偏好順序”來替代傳統的效用計量方法。而根據這一點，在消費行為理論里，可以對不同人在既定價格和收入水平下不同商品用進行分析時，提出J，用“偏好順序”采替代傳統的效用計量方法。而根據這一點，在消費行為理論里，可以對不同人在既定價格和收入水平下不同商品(或服務)的消費組合來確定一個最大的偏好狀態，即最大偏好狀態。

人們通常認為，序數效用理論是一種比基數效用理論得到更廣泛認同與應用的分析方法，它已經被大多數新福利經濟學家們所接受。序數效用理論通過不同的無差異曲線能直觀地反映出處于不同福利水平的消費組合(或偏好選擇)，但是卻無法比較不同人之間的效用或心理滿足，很大程度上由于存在這個缺陷，福利經濟學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又出現了基數效用理論回潮的趨勢。(三)消費者剩余

“消費者剩余是經濟學領域消費者行為理論的一個關鍵概念，它的普及應歸功于馬歇爾的著作《經濟學原理》的問世。對消費者剩余的分析被很多人視作馬歇爾最重要的貢獻，但是仍有一些經濟學家(比如薩繆爾遜)認為這一概念并不重要。1941年，由于希克斯在《經濟研究評論》雜志上發表了題為“消費者剩余的復興”按照馬歇爾的說法，消費者剩余是指一個人為了不失去（或為了擁有）某種東西，而愿意支付的價格高于實際支付的價格，二者之間的差額就構成了消費者剩余。消費者剩余本質是一種心理感覺，是個人對消費行為的一種判斷，具有明顯的主觀色彩。

三、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優

福利經濟學的最終目標之一是為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促進資源配置的效率最高。然而，由于資源的稀缺性和制度本身的限制，人們必須在給定的條件下實現促成社會選擇的最優化和效率的最大化。(一)福利最大化

在福利經濟學里，福利最大化就是效用實現的最大值，也就是收益一成本比率的最大值。對功利主義經濟學而言，福利最大化意味著最大多數人的幸福，也是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選擇。在庇古的舊福利經濟學思想里，福利最大化是指國民收入或物質財富的最大值。而在新福利經濟學的體系里，福利最大化則意味著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個人福利的最優值取決于私人物品消費者剩余的最大化；而社會福利的最優值則取決于公共物品消費者剩余值的最大化。前者主要受個人的效用評價影響，而后者更多受政治過程影響。

對個人而言，福利最大化意味著個人獲得最大的幸福感或滿足感；而對一個社會來說，福利最大化意味著福利資源分配效率或效益的最佳狀態或最理想狀態，人們在這種分配中不僅沒有出現利益受損的情況，反而利益或處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善。福利最大化目標在本質上涉及福利的內涵以及資源配置的方式，通常遇到的一個挑戰性問題是效率原則在多大程度上沒有損害社會的公平。對許多政府決策者來說，克服市場體制的缺陷從而獲得福利最大化是當前公共經濟政策追求的核心目標。

(二)帕累托最優l Pareto Optimum)帕累托在19世紀末撰寫的《政治經濟學講義》中，在基數效用理論的基礎上對社會效用最大化問題進行了探討，他提出了生產資源最優配置的問題。在理解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前，我們有必要先介紹帕累托改進的概念。什么是“帕累托改進”呢?它是指這樣一種情形：當群體中一個或更多成員的處境被改善而沒有一個成員的處境被惡化時，社會福利就被增進了。在這一情形下，發生了“帕累托改進”。根據這一標準，在不降低一個或更多人的效用的前提下，如果一旦無法提高一個或更多人的效用水平，那么社會福利就處于最優狀態。也就是說，如果不能進一步實現帕累托改進，社會福利就達到了“帕累托最優”。

帕累托最優的實現不僅同資源配置緊密聯系在一起，也同社會的價值觀及其沖突息息相關。而在實際生活中，通常發生的是一些人境況的改善同時伴隨著另一些人境況的惡化，此時社會福利的變化并不總是符合預期的標準。基于帕累托最優的概念，傳統福利經濟學中提出兩大基本定理，即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定理和福利經濟學的第二定理。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定理是指，在特定條件下，市場經濟導致社會稀缺資源的帕累托最優(帕累托效率)配置。在這里定理假設市場可以完全充分地發揮其作用，市場失靈是不存在的，而政府的干預是十分有限的。福利經濟學的第二定理是指，在特定條件下，如果從恰當的資源分配開始，那么市場經濟可以取得每一個帕累托最優。這一定理的假設同上。

第二節 早期的福利經濟學

福利經濟學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分支，也是一門主要研究財富和幸福的應用社會科學。在經濟學領域內，盡管學者們對福利經濟學有不同的界定，但是人們一般認為英國經濟學家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這門學科。庇古將財富或國民收入同福利聯系起來，認為一個國家內部經濟福利是最重要的。同時，他還將計量的方法用于對經濟福利的測量，并堅持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效用理論。庇古認為效用可以計量并可以加總，主張基數效用論。因此，基于同后來福利經濟學發展方向和內容上的差異，后人將庇古所創立的福利經濟學歸類為舊的福利經濟學。

一、福利經濟學的起源

作為一門學科，福利經濟學誕生于20世紀早期。但是，作為一種系統的學說，福利經濟學不可避免地受到早期經濟學說史發展的影響。就庇古所創立的福利經濟學體系而言，它一方面受到19世紀影響深遠的功利主義思潮的洗禮，另一方面也同早期既已建立的經濟學思想體系密切聯系在一起。

(一)道德哲學起源

早期的經濟學總稱為政治經濟學，它在英國大學教育體系內多屬于道德哲學的范疇。毫無疑問，從學科發展歷史來看，經濟學一開始就和道德哲學(或倫理學)保持了密切的關聯。同當代流行的、強調數量分析的經濟學風格迥異，早期的政治經濟學更多的是從規范理論(Normative theory)的角度來探討經濟學問題。邊沁(Jeremy Bentham)和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bn Stuart Mill)等發展起來的功利主義學說不僅成為19世紀英國社會流行的社會思潮，也是福利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基礎。功利主義認為，人是利己的動物，個體的行為選擇都是出于趨利避害的動機，每個人都只為自己的利益考慮，而一個社會最大的效用或幸福就是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同時，需要說明的是，庇古本人在道德科學方面的訓練深受與他同時代的英國著名哲學家、倫理學家亨利·西季維克(Henry Sidgwiek)倫理學思想體系的影響，這些在其《福利經濟學》這一部經典著作中表現得很明顯。西季維克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倫理學方法》一書中對倫理學方法作了清晰的分類，即直覺主義、利己的快樂主義和功利主義三種。功利主義認為，“每個個人應當追求現在和將來所有眾生的幸福的最大凈值，如果必要的話，假如普遍幸福能夠有一點點的提高，他也應當犧牲自己的任何數量的幸福”(布勞德，2002，PP．122～123)。就三種方法之間的關系，西季維克認為它們都會對普通人的El常生活實踐產生影響。毫無疑問，在傳統福利經濟學中，功利主義成為了它的核心哲學判斷基礎。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指出，功利主義作為一種道德準則，它是福利主義、總和排序與結果主義三個基本條件的結合，三者中“福利主義”隱含了個體對事物狀態的倫理判斷，基于此評價的效用具有一定的內在性。(二)早期經濟學學說的影響

盡管人們都認為，英國經濟學家庇古(A．C．Pigou)創立了福利經濟學。但是，有學者指出，霍布森(J．A．Hobsen)是福利經濟學的先驅，而占主導地位的則是古典經濟學家的集大成者——亞當·斯密。作為20世紀初英國劍橋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庇古深受馬歇爾經濟學思想的影響，在其教學和研究生涯中，他也極力不遺余力地宣揚馬歇爾的經濟學理論并維護其理論的正統性。可以說，經過庇古的努力和貢獻，劍橋學派的思想和理論體系被他發揚光大。就庇古所創立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言，早期功利主義經濟學的元素對其影響深遠。在福利的界定和測量方式上，舊福利經濟學都表現出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

二、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思想及其發展

庇古是“福利經濟學之父”，他的學說為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直至今天，仍然還有很多經濟學家堅持沿襲庇古對“福利”的界定，同時也堅持采納序數效用論的方法論基礎。(一)庇古和他的福利經濟學思想

庇古1912年出版的《財富與福利》一書，在1920年擴展為《福利經濟學》，創造了福利經濟學的完整理論體系，從而標志著舊福利經濟學的誕生。此書從出版到20世紀30年代在經濟學世界尤其是在劍橋有著廣泛的影響，它也在以后的歲月里激起了經濟學家就福利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的廣泛的討論與爭議 庇古所建立的福利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對福利的分類，庇古認為福利包括廣義和狹義兩方面，一類是指“社會福利”，另一類是指“經濟福利”。在他看來，經濟福利對社會福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社會福利難以計量，而經濟福利可通過貨幣來計量。

第二，庇古認為個人的福利是可以計量的，主張基數效用論。人們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滿足是物的效用，而效用可以通過單位商品的價格進行計量。

第三，把經濟福利同國民收入等同起來。

第四，堅持正義的原則，強調收入的均等化，認為并主張富人的一部分貨幣應該轉移給窮人，這樣將會增加效用，從而增加國民收入量，因為他認為實際收人的邊際效用是遞減的。

第五，主張最適度的配置生產資源，使生產出來的國民收入達到最大值。庇古認為，經濟最大化的條件是“邊際私人純產品”與“邊際社會純產品”相等，而這兩個概念來源于馬歇爾的“外部理論”，如果兩者不相等，政府可以通過征稅或財政補貼的方式來使二者相等，從而實現國民收入的最大值。庇古的經濟學思想除了受邊沁功利主義哲學影響之外，還明顯受到了新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所建立的一般經濟理論的影響。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思想反映了20世紀20年代英國社會背景和政治經濟發展的格局，它具有的明顯特征也是那個時代的烙印。在庇古看來，經濟學的目的是解決物質福利的問題，而效用可以通過物質福利來表示，一個人的效用滿足可以通過數字來度量，不同人的效用滿足縣可以比輪的。可以看出，庇古的福利經濟學中最核心的問題，即效用的內涵與性質都多少同主觀感受聯系在一起。同時，在經濟分析中，庇古也將個人的價值判斷納入到問題分析當中去了。正是這兩點，引發了20世紀30年代有關經濟學科學性質和分析方法等的大討論，它也促成了福利經濟學本身的發展。

由于庇古堅持基數效用理論和以貨幣計量的經濟福利的重要性，他的后繼者在其思想基礎上發展了一種一般性的社會福利函數，也被稱為“庇古學派社會福利函數”，它的數學表達是：

W=W(U1+U2+?+U。)

其中W代表福利，u代表效用，此函數的意義就是福利是各種效用加總的結果。這一函數充分反映了庇古及追隨者的舊福利經濟學的主導思想。針對庇古的福利經濟學理論，當時的經濟學家提出了疑義，他們認為庇古所主張的基數效用論是站不住腳的，因為效用從本質上是一種個人的主觀感受，是不能計量的。而且，不同的人對效用的評價(如對消費的滿足感)不同，加上對事物的偏好順序存在差異，人際之間的效用更不可能進行比較。最后，在效用測量時，要找出一種普遍適用的基數效用的度量單位是困難的。這些疑問直接促成了福利經濟學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發展，也推動了新福利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

(二)新福利經濟學的發展

如前所述，庇古的福利經濟學明顯受到了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盛行的道德哲學及其社會價值觀的影響，他推崇基數效用論并積極主張將規范分析應用于經濟分析中。這兩點成為新福利經濟學產生與發展的契機。20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們在批判庇古的舊福利經濟學的基礎上形成了新福利經濟學。

1932年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出版了《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在書中羅賓斯明顯表達了他對庇古的批評。首先，羅賓斯不同意庇古和其他學者給經濟學下的定義，他在書中寫到“現代英國經濟學家習慣把經濟學說成是研究物質物理的學問，只要想到他們一致給‘生產性’下了非物質的定義，就對他們的這種習慣感到更奇怪了”(羅賓斯，2001，P．13)。在他看來，庇古的定義只是一種分類性定義，而非他所堅持的分析性定義。羅賓斯認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是稀缺性導致人類的行為選擇問題。同時，羅賓斯在經濟學的目的與手段關系問題的立場上，也表現出同庇古論點的差異。羅賓斯認為，經濟學并不關心目的問題，只關心手段(即稀缺性下人的行為方式)，在實現目的過程中如何在稀缺性的限制下進行資源配置。羅賓斯的理論觀點和學說不僅引發了對舊福利經濟學的大討論，也直接促成了經濟學界對福利問題研究方面的新的飛躍。在20世紀30年代針對福利經濟學的爭論中，就經濟學這一學科是否應該加入價值判斷，是否要引入規范分析等成為這場爭論的核心焦點。最后，羅賓斯的觀點占了上風。羅賓斯認為，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結合是困難的，經濟學不應涉及倫理或價值判斷問題，經濟學中具有規范性質。

第三節 新福利經濟學

一、新福利經濟學的早期發展

20世紀30年代后，庇古的舊福利經濟學遭受了重大挑戰，人們對其理論的重要基礎，即基數效用論和人際效用可比性提出了深刻的質疑，經濟學家們開始轉向尋求新的效用理論和分析方法，用序數效用論和無差異曲線分析代替了舊福利經濟學的基數效用論與邊際分析。根據經濟史學家的看法，帕累托被看作是新福利經濟學的創始人，他首先提出序數效用論，同時借用無差異曲線分析法并使之得到廣泛應用。后來的經濟學家在“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上對福利經濟學的發展作出了非常明顯的貢獻，比如說，希克斯、勒納、卡爾多、柏格森、西托夫斯基等極大地推動了福利經濟學的發展。

（一）希克斯（1904-1989）的貢獻

希克斯1904年出生在英格蘭，1925年畢業于牛津大學然后繼續深造，1926年赴倫敦經濟學院任教。由于希克斯在經濟增長理論和現代經濟分析工具方面富有創建性的成就他和肯尼斯·阿羅共同獲得了197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希克斯早期在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后來又因其在福利經濟學上的創見而獲得了普遍的認同，今天人們熟知的“希克斯-卡爾多補償檢驗"就是他在這一領域重要貢獻的顯示。1939年希克斯出版其名著《價值與資本》，該書極大推廣了現代經濟學中對無差異曲線和一般均很理論的運用。1939年希克斯發表了《福利經濟學的基礎》的論文，在論文中希克斯發展了不同社會狀態福利比較的新思想，并重新表述成我們今天熟知的帕累托標準。1940年希克斯在《經濟學》雜志上發表了《社會收入的價值化》的論文再次闡述他的福利經濟學思想，奠定了其在新福利經濟學領域中的重要地位。

（二）柏格森（1914-2003）的貢獻

亞伯拉姆·柏格森是二十世紀新福利經濟學領域的核心人物之一。柏格森1914年4月生于美國馬里蘭州的巴爾的摩市，19歲大學畢業同時進入哈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大蕭條時期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后果促使他一生都致力于人類福利和經濟制度相關里理論和實踐問題。1956年進入哈弗大學，一直任經濟學教授，直到去世。

1938年柏格森發表題為《對福利經濟學若干方面的重新闡述》在這篇論文里，柏格森首先闡述了他稱之為“社會福利函數”的理論，也是經濟學家通常所說的“社會福利”的精確公式，今天人們熟悉的“柏格森—薩繆爾遜函數”其中就有柏格森顯著的貢獻。伯格森提出將社會福利函數的建構作為一種對不同帕累托優化配置的排序方法。

柏格森認為，社會是通過其政治代言人來表達其利益的。在實際中它并不比較不同個體之間的效用，而社會福利函數是通過安排經濟狀態的社會登記來總結個人的偏好。如果經濟學家掌握了這一函數，就可以評價一個帕累托改進政策中的給定的變化，然后就可以考慮是否根據社會福利函數來決定是否應該對經濟變化中的受害者給予補償的問題。

（三）保羅·薩繆爾遜（1915—）的貢獻

薩繆爾遜1915年出生于美國的印第安納州加里市，16歲進入芝加哥大學學習，畢業后進入哈佛大學讀研究生，不到二十歲就獲得碩士學位，其撰寫的題為《經濟分析基礎》的博士論文獲得哈佛大學戴維·韋爾斯獎。1947年《經濟分析基礎》正式出版，推動了經濟學家對數學方法的應用。1953年當選為美國計量學會會長，1961年當選為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薩繆爾遜出版了多部著作來闡述他對福利經濟學的看法，也談到了他對福利經濟學的基本認識和充滿調侃式的評論。就方法論而言，顯然他不同意羅賓斯關于經濟學應該排除價值判斷的說法，同時也堅信福利經濟學在經濟學中應有的地位。他指出，“嚴格地說，體現在福利函數中的實際判斷必須是關于眾多不同商品的判斷”。在書中，他還對新舊福利經濟學的差別進行了分析，他認為新福利經濟學的假設較為一般而且爭論較少，其給出的是不完全的必要條件。對他來說，將動態分析引入福利經濟學分析是探索生產要素及其他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有利途徑。

二、新舊福利經濟學的對比

同庇古的舊福利經濟學相比，新放了經濟學家認為福利經濟學應該研究效率而不是水平，只有經濟效率問題才是福利的最大內容。同舊福利經濟學強調經濟（或物質）福利不同，新福利經濟學主張更多使用偏好來表述效用概念，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觀色彩。而且，新福利經濟學中，帕累托標準及相關的邊際條件得到普遍使用。

新福利經濟學的明顯改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使用“序數效用論”、“無差異曲線”等方法，在微觀經濟學中對福利經濟學進行深入討論，豐富了舊福利經濟學中對福利和效用的解釋；第二，發展了“最適度原理”，認為交換的最適度的條件就是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交易雙方通過交換而是彼此得到滿足的條件；而生產的最適度條件實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生產要素最有效進行配置，從而使產品最有效地生產出來所必須的條件；第三，提出了“社會福利函數理論”，主張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適度條件的選擇上，不贊成補償原理，認為福利最大化應該以個人自由為前提；第四，突出福利的主觀和相對色彩，認為個人收入與福利并無直接聯系，而人的福利欲望也是無法滿足的，否定收入均等化措施。

三、當代福利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 20世紀50年代，隨著肯尼思·阿羅發表《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70年代阿瑪蒂亞·森發表《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福利經濟學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一）肯尼思·阿羅的“不可能性定理”

肯尼思·阿羅（美）的“不可能性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經濟與政治體制中存在的核心問題，既社會中每個人對各種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偏好，由于獲取信息的差異和利益的矛盾，每個人的偏好顯然是不同的，因此，如何把有差異的個人偏好匯集成一個最終的（或整合的）社會偏好就成為了一個很重要的社會選擇問題了。

（二）阿瑪蒂亞·森的貢獻

1.向功利主義和基數效用論回歸

1970年森發表題為《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的論文，在論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森不可能定理”，該定理認為：以序數效用論為基礎的帕累托準則是與帕累托準則所主張的自由主義原則相沖突的。然而，從現實的道德準則出發，帕累托準則和自由主義準則都是正確的。因此，唯一出現問題的地方是新福利經濟學的價值論基礎—序數效用論。

在《集體選擇與社會福利》一書的開篇森就明確指出，他在書中研究關注的對象是社會政策的目標與社會中成員的偏好和意向之間的關系，也即研究社會選擇和公共政策的判斷對社會成員偏好的依賴關系。

森提出以能力為中心的幸福觀念，個人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個人能力及參與的影響，能力是效用的重要來源。森認為，測量幸福的概念應該考慮到幸福的不同含義和水平，這也為進一步測量社會福利的水平提供了更多的參考信息。

2.《貧困與饑荒》

就貧困的本質這個問題，森一針見血的指出，貧困的概念在本質上就是不平等，也就是今天學者們所廣泛討論的“相對剝奪”概念。在現實社會中，測量貧困狀況的核心指標——貧困線，其本身就反映了不同階層或階級的不平等。森認為，對貧困的分析不僅僅要注重要注重社會中的收入水平分布及其國家收入分配機制，還要注意分析同貧困相關聯的價值判斷。森進一步強調了饑荒的原因并不一定是糧食短缺的觀點，而從權利角度出發，認識到窮人不僅僅存在收入不足的情形，還存在自身不能有效地控制與支配資源。

概括起來說，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權利方法為饑荒分析提供了一個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而它本身并不是一個有關饑荒原因的特殊假說；第二，饑荒不僅出現在經濟衰退期，也同樣出現在經濟繁榮期，由此可見，饑荒并不一定是糧食本身的問題；第三，糧食供給與對糧食的直接權利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對政策的實踐尤其重要；第四，對權力的強調有利于對合法權利后果的維護，透過法律體系可以是權利得到正常運作。

3.福利經濟學思想的進一步發展

1987年森出版題為《倫理學與經濟學》的著作，在著作中，森重新將倫理學的議題帶入到主流經濟學學說中，并對經濟行為與道德哲學以及自由與結果等重要問題進行了闡述。此外，森還進一步闡述了在發展過程中個人福祉同自由與能力之間的關系。第四節 福利經濟學對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的影響

具體來說，福利經濟學對現代社會福利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福利經濟學對政府公共政策的決策，尤其是在社會福利領域的制度安排有明顯的影響；第二，福利經濟學對民主制度和政治過程的相關研究拓寬了人們對社會福利的認識；第三，福利經濟學的發展推動了政府和學界對公平和效率關系的深入認識；第四，福利經濟學的發展使得人們更日益重視社會和經濟發展的質量和公平問題，認識到不同經濟政策中存在的倫理難題。

一、福利經濟學對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

福利經濟學的發展，尤其是福利經濟學在選擇與福利函數理論方面取得的成果大大推動公共選擇理論的發展，這些理論本身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會福利政策的決策與推行效果，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通過社會計劃在不同人群的利益之間實現均衡

在社會福利領域，政府往往要考慮到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補償，而不僅僅是社會公眾的一般利益，這是公共決策中經常面臨的抉擇。

（二）政策推行過程中采用投票的方式來實現公平

這就是說在公共選擇過程中，選民代表著不同目標的利益，他們也以不同方式影響著政策的最終結果。

（三）對集體決策進行必要的評估

在對社會福利相關的公共政策的決策時，決策者將考慮對不同決策方式和后果進行評估，以減少單一決策方式帶來的不利后果，從而將決策的風險降到最低。

二、福利經濟學對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的影響

概括而言，福利經濟學對福利國家社會政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福利經濟學對社會政策理念的影響；第二，福利經濟學對社會福利服務提供效率的認識；第三，福利經濟學對社會保障政策與實踐的啟發。

三、福利經濟學對當代福利道德觀念與實踐的影響

福利經濟學的近期發展，推動了經濟學家和政府對社會問題與公共政策的關注，尤其是有關分配的正義與倫理問題，對當代社會福利的政策實踐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一）福利經濟學對當代福利道德觀念的影響

福利經濟學除了強調研究個人福利可比較的信息外，還注重對社會選擇中個人權利的保護或對個人選擇偏好的尊重。在新福利經濟學家看來，在判定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發展水平時，除了測量福利總量的值外，收入差異水平也是一個重要的維度。同時，新福利經濟學家的發展促使了人們對貧困問題和窮人的研究，并將貧困與能力的關系聯系起來。對貧困的道德判斷不應再是簡單的一種價值歸類，更應看做是社會發展中機會分配不足帶來的后果。

（二）福利經濟學對當代社會福利實踐的影響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福利資源的配置不再僅僅是國家的活動，個人還可以從就業市場、私營福利資源、非政府組織等方面獲得，因此，福利多元主義不僅成為一種有關發展福利的理念，也成為一個政策實施的具體綱領；第二，福利服務的提供也不再僅僅是國家的行為，多元化的服務提供者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第三，在促進宏觀與微觀效率同時盡量保護就業者動機的前提下，國家應創造一個積極的維護公民生活水準的制度，包括通過稅收的收入垂直分配政策、為貧困者提供救助的政策和其他特定的政策，從而實現在垂直和水平兩個層面的公平。

第二篇：中國古代經典思想對現代管理學的影響

中國古代經典思想對現在管理學的影響

——以儒家思想為例

摘 要：管理學是在西方文化基礎上產生的，它不僅是一門純粹的技術科學，更是一種文化，盡管中國古代學者并沒有正式提出過管理這一概念，但其思想卻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國古代經典思想，分析其內涵，探究其優劣，古為今用，這對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學的理論體系和帶有鮮明民族個性的現代企業管理模式以及在現代管理中的應用，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古代經典思想，儒家思想，管理學

在古代中國，早就存在著一門關于管理的學問，它專門研究如何治國平天下的問題，自先秦至明清，歷代歷朝的學者、思想家、哲學家，幾乎無不關心和高度重視并悉心探討這個問題，雖然這門學問在當時并沒有被冠以“管理學”之名，而是被稱作“內圣外王之學”或“修己治人之學”之類，單從名稱上看，確實很難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學、特別是以企業管理為其主課題的現代西方管理學聯系到一起，但是，從其研究對象和實際內容來看，根據現代學科分類的一般標準，它則無疑可以也應當被理解為是一門介于政治學與管理學之間的邊緣性、綜合性的學問。

綿延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國傳統管理文化的基干。孔子作為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以仁為核心，以禮為準則，以和為目標，以德治國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為中國傳統思想的主流。儒家主張“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在個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在認知和個人修為上主張“格物、致知和正心、誠意”，在個人和家國的協調發展上強調個人奮斗和家國利益的趨同一致，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追求的終極結果是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和諧統一，崇尚內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因此，受儒家影響，中國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積極入世追求，也有輒遇困難挫折就退隱山林、避于桃源自娛的消極遁世思想，這給古代的中國人提供了很大的通達權變的空間，因而也使得中國人無論在什么樣的生存狀態下都能活得適得其所。

一、儒家思想在管理人性觀上的認識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為本”與現代管理學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為主體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學的人本思想，不僅與現代社會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對于現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重人”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歸離，要奪取天下，治好國家，辦成事業，人是第一位，故我國歷來講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在管理資源中占首席之位。現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動的主體，也是管理活動的客體，是一切管理活動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動的開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為如此，人本思想成為中西方管理思想發展的趨勢所在，以人為本，尊重個人也成為一種優秀的管理文化。儒家思想中諸如“民惟邦本”，“仁者愛人”，“富民養民”的閃光思想，和現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種契合，對現代管理有著深遠的啟迪意義。

對人性的認識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論依據。西方行為科學和中國傳統人性理論對于人性的探討大都是從人的自然屬性展開的。西方行為科學先后提出四種人性假設:經濟人、社會人、自動人和復雜人。并據此產生三種人性管理理論：X理論、Y理論和超Y理論。中國傳統人性理論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說（其中包括荀子性惡論和孟子性善論）、道家的人性自然

說、法家的人性好利說等。儒家的開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繼了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認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這里的“偽”并不是虛偽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為的。他又說:“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放縱人的本性,依順人的情欲,就一定會出現爭奪。因此,必須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才能使人們遵守禮法,從而最終趨于安定太平。

一般地說，人本觀念它具有強調和諧、穩定與團體意識的特點。在思維方法上，與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規范、重個人不同，東方文化更重 綜合、重整體、重親情、重集體。從管理角度看，東西方管理理念兩者互有長短，但并無優 劣之分。當前，西方人本管理興起，說明了我們提倡學習應用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合理性。但同時我們也應學習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學管理精髓，并把兩者有機結合起來，創造出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理論和方法，這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歷史任務。正如袁寶華同志所提出的：“以我為主，博采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的原則，在學習運用中國古代 管理思想與國外先進管理經驗的同時，及時總結提高我們當代企業管理的實踐經驗，并將其上升為理論，為創建有中國特色的管理理論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儒學中“禮治”的管理思想

“禮”是儒家學說的標志性范疇。主張使國家“立于禮”，力主推行“禮治”于國家管理過程，是儒家管理學說的本質特征。儒家主張以“禮治”的方式來實現國家管理，其實質也就是把管理本質地理解為組織；所謂“禮治”，就是按照“禮”的要求來建構人群關系體系和規定人群活動模式。儒家的管理學說，本質上是一種組織理論。

1，以禮為治的組織管理模式，首先是在于用“禮”來建構人群關系體系。為此，孔子和荀子先后都提出了“正名”學說，其實質乃是在人群關系體系即社會組織結構秩序混亂的情況之下，要求依據“禮”來實行對社會組織的重建或重構。所謂“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即意味著要通過“禮治”，使社會組織中相互差異的人們都按“禮”所規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從而保證社會組織內部結構的有序性。孔子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荀子所謂“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都說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社會組織結構的有序化，以此恢復或提高其組織的整體功能。

2，以禮為治的組織管理模式，是在于用“禮”來規定人群活動模式。就此而言，“禮”具有組織行為規范的意義。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這就是說，一個不懂得依禮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于社會組織之中，亦即無以在其組織系統中占有特定的位置從而作為其中的一個要素而發揮其獨特的和整體性的功能。這意味著，“禮”不僅是社會組織賴以產生其整體功能的客觀依據，也是社會組織中各個成員賴以發揮其特殊功能的客觀依據。但是，怎樣才能使社會組織中的人都能自覺地遵守“禮”呢？孔子認為，唯有使“天下歸仁”，“禮”才能真正成為人人都自覺遵守的社會組織行為規范，否則，“人而不仁，如禮何？”換言之，孔子在組織關系的協調上所特別重視的是人際間的感情交流，他主張通過人情這個調節器來協調社會成員之間以及成員與組織之間的關系，這可以說是以“仁愛”（人際感情融洽）來求得“人和”（人際關系和諧）的帶有濃重人情味的組織行為管理模式。

三、儒學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以儒學為代表的倫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為“安人”和“修己”，如果用現代管理理論來詮

釋，即以自我管理為起點，以社會管理為過程，最終實現“平天下”之目標。

1，“天地之性人為貴”、“以人為本”的思想。以人為本”思想在我國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決好人的問題，才能達到“本理國固”的目的，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傳承下來的。我國古代思想家對人的行為進行了深入研究。如關于人的行為規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視研究人的規律，要根據一定的規律去滿足人的欲望，辦事情才能符合客觀實際。關于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荀況提出:“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的觀點，強調人有掌握天時、使用地利的辦法，如果放棄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賜，那就太糊涂了。關于獎勵和懲罰問題。認為要用賞賜去鼓勵人們不怕犧牲，為國立功的精神和行為，用刑罰使干壞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約束。關于群體行為和組織行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體行為，他認為群體性是人類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離開群體。總之,我國古代十分強調以人為核心的各種群體關系,包括家庭鄰里、社會、國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導的不是個人主義而是對更大實體的責任。

2，“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中國古代管理非常強調領導者道德素質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則無怨。”“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與他人，成就物業為自我。從管理學的角度來說，就是最佳的管理行為都應是以雙向約束為基本要求的，不僅約束他人行為使之端正，同時也使自己的行為得以規范。先哲們認為，“正己”為“正人”的前提，如果連自己都不能“正”，豈能奢言正人。

四、古代經典思想與現代管理存在的差差異

“以人為本”“貴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應將這些積極思想應用于現代生產管理過程中，當然，傳統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適合現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義思想，重傳統輕創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盡力消除這些消極影響。我國的企業管理還處于不成熟階段，需要學習西方先進理念，更需要將這些先進理念與傳統文化的精華相結合，以便為將來形成我國自己的企業管理理論打好根基。

1.儒家傳統管理重專制，現代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會嚴重的宗法等級觀念影響下，長期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專制型管理方式。現代管理主張讓員工參與決策，通過員工積極地在決策、營銷、管理、科研等方面參與活動，使每一名員工的潛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釋放，與企業同舟共濟，將“藏之于民”的知識充分地發揮和運用起來，最終實現組織的目標。

2.儒家傳統思想重保守，現代管理重變革

千百年來，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管理一直占主導地位。一面是家長專制式的管理關系和綱常禮教，另一面則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守舊思想。這種因循守舊，知足長樂，處事退縮，不思進取的傾向至今仍深深影響著企業的管理思想和行為。現代管理則能夠快速適應市場的變化，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事實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條條框框，奉行機動靈活的經營方式。

3.儒家傳統管理重義輕利，現代管理義利統一

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會危及“義”，從而導致亂天下的惡果。我們曾大力批判企業中“利潤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質獎勵”的管理方式，這就從根本上壓制了個人和企業對物質利益的追求。現代管理并不否認“利”的合法性。當然，當代企業重“利”，也提倡“義”。這個“義”，廣義講是精神文明建設問題，狹義說是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主體倫理意識的建設問題。企業只有提倡合理的“義”和“利”，才能正確地解決好國家、集

體和個人的三者關系。現代企業應該把“義利統一”作為企業文化，傳承下去，在獲得企業利潤的同時增強企業的凝聚力。

4.儒家傳統管理重均同，現代管理重個性

中國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的，但與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對個體地位的認同，它真正重視的是人所屬的團體。柔性管理的職能之一就是協調，協調關系主要是從個體開始。我們應該承認個體的特殊性——他們有不同的志向、愛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態度，有不同的知識、技能和潛力。

五、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許多要素在現代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著許多被國人認為不能違背的人生價值、處世態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已滲透、扎根于中華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獨霸歷史的領先地位直到永遠。當歷史站在工業管理文明大門的時候，使人們越來越渴望用一種科學的管理思想和觀念來解決當代經濟發展中企業管理體制、結構、經營方式等各種新問題，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負面影響已成為我國管理現代化的障礙，革除它們是當代企業管理者管理者當仁不讓的歷史責任。因此，只有通過對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組合和選擇，揚棄、革新其中陳舊、落后的部分，才能創造出新的適合中國特色的科學管理思想。每一個民族文化都有它積極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財富的組成部分。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應該站在一個高處，兼收并蓄，從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管理要求出發，博采眾家之長，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礎上，來豐富現代管理理論，推進東方管理科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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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呂巧鳳.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與現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論探討

[3]劉華偉:儒家管理思想與現代企業管理[J].中外企業文化, 2007,(02)

[4]李啟光: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現實意義[J].文教資料,2007,(06)

[5]唐藥隱.儒家語錄.重慶：重慶出版社, 2007.43-50

[6]論語·為政

第三篇：中國傳統思想對現代廣告的影響

中國傳統思想對現代廣告的影響

摘要: 從中國傳統思想對當代文化的影響入手, 分析了傳統思想與現代廣告的關系, 著重討論了儒家思想的倫理、道家思想的境界與崇尚自然、禪宗思想的以心傳心的思維方式對現代廣告的深刻影響。認為, 把握住中國傳統思想的精髓, 可以作出格調高雅具有傳神效果的現代廣告。

關鍵詞: 儒家思想;禪宗;道家;現代廣告

現代廣告是運用系統論、信息論和控制論等科學知識, 塑造產品形象和企業形象, 指導消費者的消費活動, 培育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的一種新的社會文化現象。這種社會文化現象天生具有濃郁的現代商品經濟社會的價值觀特征, 同時,廣告存在于社會之中, 其語言及內容不可避免地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和制約。正如曹志耘指出,每個民族都擁有一些深植于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心理特征。這些心理特征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和風俗習慣, 也制約著人們的語言活動 [ 1]。中國傳統文化源源流長、底蘊深厚, 其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理想人格、道德情感都至今對人們的實踐活動有著很大影響, 必然會對現代廣告產生一 定的作用。

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傳統文化所包含的傳統價值觀是極其廣博淵深的。從宏觀上看, 持續影響民族文化并占主導地位的思想流派主要是儒、釋、道三大哲學思想, 三者互相融合補充, 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形態基礎。其次, 墨、法、名、陰陽、縱橫、諸家思想也對民族文化思想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所有以上哲學思想所包含的價值觀念都對現代廣告內容與表現形式產生不同深度的影響。O'Guinn, T.C.認為廣告必須與一個民族傳統價值觀相吻合, 否則會遭到擯棄[ 2]。所以, 反映社會文化的廣告不僅易為人們所理解和接受,還可大大促進廣告的功能。許多企業都力圖把中國傳統中的某些價值觀念運用于廣告, 增加廣告 的文化底蘊與后勁, 消費者也樂于接受這樣的廣告, 從而更好地達到運用廣告宣傳產品與企業的目的。研究反映傳統文化的現代廣告, 有利于中國現代廣告業的發展, 尤其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今天, 傳統文化不但是中國廣告走向世界的精神財富, 而且也是國際廣告的文化基礎之一。

一、儒家思想的影響

儒家思想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外觀表現,包含”忠、孝、仁、義、禮、智、信”等內容, 注重”助人君順陰陽, 明教化者也”。它對現代廣告的影響更多地表現在其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整套道德倫理方面的傳統價值觀。

(一)“仁”的精神 “仁者, 二人”, 體現人與人之間關心、關愛, 體現一種博愛的精神, 這種理念是現代廣告經久不衰的主題。

捧出一片愛心, 獻給千萬老人, 這是云南制藥廠的奉獻。(云南制藥)這則廣告中的”藥”已不是普通的東西, 而是和人的情感融為一體, 表達人與人之間, 尤其對老人的關愛, 這是儒家文化”仁”的思想, 反映了以己達人、民胞物與的觀念。

愛立信公司的形象廣告《父子篇》, 講述的是:一位兒子周末例行公事地回家探望父母, 然后對父親說要出去應酬, 父親捧著報紙默默點頭, 當兒子走到樓下無意抬頭, 卻見父親正站在窗前注視他的離去。當父親嘆一口氣, 準備戴上老花鏡重新讀報時, 兒子推門進來, 對父親說: “爸, 今天我哪兒也不去, 在家陪您”。最后推出結語”溝通就是關懷”。這條廣告最打動人之處就在于它所體現出的關懷觸動了人們內心深處血濃于水的父子親情關系。再加上其他兩條廣告所體現的主題——”溝通就是愛”、”溝通就是理解”, 組成了愛立信現象的完整主題。這個講述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主題就是儒家傳統價值觀中所倡導的”仁”的精神。

公益廣告《別人的孩子》的文案沒有使用華麗的文字, 不去刻意說服, 而是讓廣告受眾去聯想、領悟, 去感覺、感動。

別人的孩子供給你一日三餐, 別人的孩子為你鋪平道路, 別人的孩子會送你上班下班, 別人的孩子保護你遠離危險, 別人的孩子救你于危難間,別人的孩子甚至為你把生命貢獻。他只要一個機會長大成人, 就像你的孩子。

該廣告創意的精彩之處, 就是用”只要一個機會”的主題體現了儒家中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生價值觀, 用儒家倡導的博愛、奉獻來體現人生價值, 用”仁”的精神塑造出一種真實的感動, 讓藏于人們內心深處的愛和希望升華。

(二)“孝”的思想

所謂“孝”, 對儒家學說而言, 是指 “善事父母”。即尊敬父母, 侍從父母。受儒家倫理觀中“愛由親始”的影響, 中國人歷來重視親情關系, 講究“血濃于水”, 這不僅包含著父母對兒女的愛, 更是兒女對父母的孝心。“孝”的情感, 是“仁”的精神的最原始基點。“孝道”是確定家庭倫理觀的一個不朽的因素, 也是中國廣告不朽的的主題。

媽媽, 我夢見了村邊的小溪, 夢見了您, 夢見了奶奶。媽媽, 我給您捎去一樣東西...威力洗衣機, 獻給母親的愛。(威力洗衣機)……

這則廣告以“孝順母親”為主題, 不但表現了遠離家鄉的游子獻給母親的愛, 而且頌揚了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美德” 孝心。廣告語看似平淡,實則清新雋永, 蘊含著融融的親情和幽幽的意境,自然能引起消費者的感情共鳴。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如今, 輪到晚輩來顯示他們的孝心了, 你有沒有想到太陽神口服液呢?(太陽神口服液)這則太陽神口服液的廣告語引用唐詩, 從晚輩對長者的孝心入手, 從感情上勸說消費者購買其產品, 很容易打動人的心。

“孩子孝爸爸笑”(飛利浦電須刀在臺灣的廣告語)該廣告利用同音” 孝 和” 笑 相照應, 語言樸實, 含義深刻, 孩子的孝心換來父親欣慰的微笑。

(三)“忠”的思想

“忠”在古代表現為盲目的“忠君”思想, 而在現代社會具有嶄新的愛國主義意義。傳遞愛國主義思想的廣告尤其能得到廣大國人的理解與認同。儒家學說中的有為主義的價值觀使得中華民族歷來把國家、家庭的穩定、安定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美的歷史形式, 把個人對社會、對民族的貢獻作為人生的價值理想, 國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把“施于民”、“能濟眾”的社會貢獻當作行為的評判標準。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觀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中華民族傳承幾千年的” 大一統 的傳統價值觀。現代廣告如果能藝術地體現中華民族” 大一統 這一根本的價值觀, 其影響力度與影響范圍將是不可估量的。

中國彩電大王四川長虹集團幾代廣告的發展狀況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3]。20 世紀80 年代, “長虹”的廣告語為“天上彩虹, 人間長虹”。“彩虹長虹”, 使人產生豐富想象, 優美貼切, 體現了彩電的特點, 但缺少彩電大王的企業形象特征。20 世紀90 年代初, “長虹”進軍中央電視臺, 廣告語為“太陽最紅, 長虹更新”, 語言氣勢有所增加, 但國有大企業的風范還是未得到體現。1994 年“長虹”將廣告語改為“以產業報國民族昌盛為己任”, 既展 現了國有企業的勃勃雄心和民族責任感, 又展示了自己的實力, 而且還引起廣大受眾的心理共鳴。

在當今的廣告作品中, 恰當地使用“中國”這個民族品牌, 不但能夠激發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愛國熱情, 而且能達到使國人認同其商品的目的,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以下廣告均以“中國”為訴求點, 從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黑頭發, 中國貨(奧妮首烏洗發露);中華永在我心中(中華牙膏);中國人自己的中草藥牙膏-中華牙膏(中華牙膏);中國人改變中國人的生活(美的空調);TCL-著想每一個中國家庭(TCL彩電);海爾, 中國造(海兒空調);非常可樂, 中國人自己的可樂(非常可樂)。

(四)“禮”的觀念

除了對國、對民族、對家有特殊的情感之外,中國人自古尚“禮”。中華民族素來有” 禮儀之邦的美稱, 禮尚往來, 是中國人之間的交際準則, 尤其是逢年過節, 相互之間更是要送上一份禮品, 以融洽關系, 增進感情。

禮重情更重, TANG 果珍。禮重, 新春之際,1 000 克果珍精裝禮盒面市, 禮尚往來, 一個新的選擇“情重”, 情意濃濃, 愛心片片, 果珍精美禮盒,一份濃縮的祝福。(TANG 果珍)該廣告語巧妙地抓住了中國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春節這樣一個時機, 把產品塑造成為協助消費者了卻心愿的情感幫襯, 切合了中國消費者的心理需求。

中秋節是我們的傳統節日, 也是合家團聚的日子。每逢八月十五這一天, 家人聚在一起, 同吃象征團圓的月餅。一些國際著名品牌進入中國后也善于在廣告中表現中國人的傳統美德, 成功地將其廣告本土化。肯德基2005 年中秋節前在《楚天都市報》中推出的葡式蛋撻廣告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月到中秋分外甜, 讓香酥酥的肯德基葡式蛋撻為團圓更添一份濃濃甜蜜。(肯德基)中秋之夜, 一家人團聚在一起, 一邊吃月餅,一邊賞月, 想象著“嫦娥奔月”的傳說, 是多么幸福！肯德基深知中國人重團圓的傳統, 以此為訴求點, 打動中國人。

二、道家思想的影響

道家的無為哲學以老莊為代表。“道”在老子眼中是一種廣大無邊的客觀存在, 是一種自然狀態, 恒久不變。莊子的“道”是自然發則, 是離不開自然萬物而無處不在的。他們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主張“無為而無不為”、“反璞歸真”、“天人合一”等。在日益注重“回歸自然”和“人性回歸”的今天, 道家思想逐漸由潛伏的社 會思想狀態而顯現出來, 影響當今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 包括廣告文化的形式與內容[ 4]。

(一)“天人和一”的境界

道家傳統” 天人和一 思想, 表達了中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崇高的理想人生境界。天高云淡, 一品黃山(黃山牌香煙)鶴舞白沙, 我心飛翔(白沙牌香煙)這是兩則優秀的香煙廣告。由于香煙廣告直白表述受到廣告法規限制, 廣告主題只有通過藝術化景物描述, 通過描述一種人景交融、天人合一境界, 來傳達一種優美的意境, 從而深刻地意會所要傳遞的廣告主題信息, 即該種香煙品牌, 這是人境相融意會式廣告代表之作。恰當地運用好人境相融意境描述, 可以創作出高格調的廣告作品。

(二)“回歸自然”的理念

道家“無為回歸”的思想一段時間以來被當作“保守落后”的代名詞, 隨著科學進步、環境負荷日益加重, 人類不得不面臨資源、環境和人口的種種壓力。道家“順應自然”, “回歸自然”的哲學理念逐漸被國人重新認識, 并在現代廣告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4 ]。

“保護環境、保護資源、防止人口過度增長”,成為國家倡導的公益廣告的最大的主題。內容從計劃生育的宣傳口號到節約用水;從動物保護到禁止砍伐森林等, 各種形式的公益廣告時時喚起人們“順應自然, 回歸自然”的價值心態。順應自然是道家理想人格的一部分, 這一內容在現代文明提倡的愛護自然, 增強環保意識的背景下, 帶著強烈的時代氣息影響了廣告的創意[ 5]。

綠, 來自您的手。(植樹造林廣告)綠, 象征著生命, 象征著青春的活力;綠, 使空氣更新鮮, 使環境更美好。然而, 這美好的綠都是人們用雙手創造出來的。那么, 大家都去植樹, 都去造林吧” 水是生命的源泉, 節約用水, 人人有責。(節約用水廣告)這則廣告語從水與人的生命維持的角度來強調節約用水的重要性。“節約用水, 人人有責”已成為一句至理名言。

三、佛教禪宗文化的影響歷史上, 文化精英士大夫們的思想深受佛教禪宗影響。禪宗主張“不立文字”、“以心傳心”, 因而發展出一套禪的象征式語言來體驗禪。“佛主拈花, 迦葉一笑”就是禪的象征式語言體現[ 6]。許多優秀廣告作品采用了這種意會式禪宗語言的表 達方式。

標題: 拈花微笑, 畫面: 一個中國少女和一個韓國少女, 兩人面帶清純微笑, 廣告詞: 毋須任何言辭溝通, 只須微笑即可

這是韓國大宇公司在《人民日報》的一個廣告, 該廣告巧妙應用禪宗案例, 巧妙地把一種商業行為提升到一個精神交流的層面, 從而提升了品牌的文化品格, 甚至蘊含了中韓兩國源遠流長的友誼, 經濟合作美好的前景。

中國申辦2008 年奧運會的申奧廣告片, 簡單到就是“微笑”, 各階層中國人無言的微笑, 傳遞著何等豐富的情感內涵, 熱情、真誠、創造、激越、夢想、智慧……, 一個” 微笑 勝過千言萬語的說教,真正做到了“以心傳心”。

寒冷夜晚, 古老街景, 大紅燈籠高掛, 身穿民族服裝的小男孩, 呵著熱氣, 伸出舌頭舔完碗邊最后一圈黑芝麻糊, 伴隨小販一聲“黑芝麻糊咧”。(南方黑芝麻糊廣告)這則廣告讓人們一下找回童年的記憶, 獲得童年樂趣, 達到高度情感共融。中國大多數人一向長于觸類旁通的領悟, 而對抽象的邏輯思辨則興趣不大。這樣在設計廣告主題表現時, 靈活借鑒和運用典型化、標志性、形象型、消費者喜聞樂見的哲理名言、藝術形象、文化典故、人文思想、田園風光、建筑格調等民族文化內容, 類比、襯托和強化廣告主題, 形成與消費者良好的溝通意境, 促進消費者對廣告主題的加深理解和記憶。

四、結

論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對現代廣告的影響是多方面的, 中國現代廣告也從多方面反映出傳統思想文化的特點。通過探討分析中國現代廣告, 本文論證了一個道理: 中國現代廣告是中華民族文化的一面鏡子, 它折射出本民族文化思想的各個方面;體現中華民族思想的廣告易為國人所理解和接受, 往往引起受眾對商品的好感與青睞, 促使廣告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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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云路.顯現的靈光# # # 柯云路談禪與現代人生[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f luence of China's t radit io nal thoug hts on the co ntemporary culture,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 sis o n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 radit io nal thought s and modern advert ising.T hen it pro bes largely into the pr ofo und impact s of Confucianism's Lunli, T aoist School's tho ug ht s and it s love fo r the nature, and the Chan sect s's thinking modes on modern advert ising.A conclusio n if f inally reached that adhering to the po sit ive sides o f china's t radit ional tho ug ht s, modern ads w ith elegance and vividness can be done.Key words: Co nfucianism;Taoist School;the Chan sect;mo dern adv ert ising

第四篇：淺談中國傳統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企業管理論文

《企業管理》 結業課程論文

2011年11月30日

淺談中國傳統思想對現代企業管理的影響

摘要：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中體現出的管理思想，在當今全球一體化和國際化的浪潮中不僅沒有過時，反而迸發出勃勃生機。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管理思想來影響現代企業管理，并將之與現代企管的理論和方法結合，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對現代的企業管理將會有一定的指導作用，意義重大。

關鍵詞：中國傳統思想，現代企業管理，影響

引言

管理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人們自覺由無序到有序的一種活動。人類的管理活動從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傳統管理、近代的科學管理，走過了一個漫長的社會歷程。在人類管理思想和學說的浩瀚煙海中，中國傳統管理思想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千百年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在辛勤勞動中，萌發、創造出許多卓異的管理思想，如：西周時期量入以為出的財政思想，秦漢初年的集權、限田管理思想，司馬遷的經濟放任主張，賈思勰的《齊民要術》，王安石的經濟改革政策，張居正的經濟改革思想等等。他們無論是治國之道（宏觀），還是治

生之道（微觀），都內容豐富，脈絡清晰，影響深遠，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結晶。

綜觀中國古代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論不外乎是儒、墨、法、農、道之說的反映和體現。在社會歷史進程中，對于如何管理和組織社會經濟生活，它們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眾說紛紜，學派沉浮。它們與當代某些科學管理思想十分相近。但同時它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許多封建的、落后與陳腐的觀念與當代科學管理相悖逆，從而對我國當代經濟轉軌中的企業管理工作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一、古代管理思想對企業管理的正面影響

1.“天地之性人為貴”、以人為本。古代思想家認為：“天地之性人為貴”、“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宣揚的就是樸素的人本哲學思想。把人視為現代企業最為核心和寶貴的資源，重視“仁”與“義”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通過實施人才戰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發現、培養和發展一專多能的復合型人才，讓企業成為員工生活與工作的希望之“家”。隨著知識經濟的極大發展，企業的經營管理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知識經濟所倡導的人本主義管理，其政策的出發點和目標都在于“人”，企業中“人”的地位不斷提高。企業開始要求員工更廣泛、更積極地投入企業運作，并通過員工不斷的學習和自身能力素質的提高，來達到企業繁榮和發展的目標。這種模式正在為越來越多國家的企業所采納。

人的勞動主體性表現為人的能動性、自主性和自為性。現代社會的新型勞動方式使人的勞動主體性大大提升，自由自覺地發揮其創造能力已成為其主要需求。所以現代企業必須充分尊重員工的這種需求，在滿足員工需要的同時達到員工和企業的雙重發展。以人為本管理是適應人的這種變化的必然結果。由于以人為本管理產生于經濟高度發展，又有民主、自由和科學主義傳統社會，中國雖然有人本思想傳統，但由于經濟水平和勞動方式較為落后，又受歷史上“人治”思想的影響，制度意識和自由意識不強烈，所以我國企業應結合實際慎重借鑒。2.人類社會協調的和諧發展觀。《道德經》上說：“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說的是天地之所以長久，就在于能夠讓人生存，無私奉獻。企業要協調、持續發展，也需要具備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夠為社會創造價值，為客戶貢獻能源，為股東謀取利益，為員工提供發展，并尋求這四方的和諧與平衡。尤其推崇“和諧”的企業發展觀，認為和諧是一種穩定狀態，是人類社會協調、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實現企業與社會、股東、客戶與員工的和諧發展是現代企業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構建和諧企業需要良好的精神文化，企業精神文化的形成在于和諧企業全體員工價值觀念的轉變、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標的追求，企業精神文化需要企業在長期生產經營過程中逐步培養，企業精神文化強，企業和諧氛圍就好，則形成企業團隊班子有正氣，隊伍有士氣，員工有志氣，單位有名氣，因此說，企業精神文化是構建和諧企業的靈魂。

3.“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的“入世精神”

現代化的管理模式迥異，有西方模式、歐美模式、也有東亞模式、南亞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傳統在其現代化管理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的現代化管理應該有自己的特色，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為中國現代的一個文化資源和智力資源。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成為21世紀競爭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學家們驚奇地發現，現代科學卻又表現出與中國古代科學的某種相似性。人們比較相對論、量子力學的結論與古代中國哲學，發現二者在時空觀、本體論、宇宙起源、主客觀關系等一系列問題上相似。如著名科學家普里高津所指山：“中國傳統學術思想是著重于研究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協調和協和，現代新科學的發展，??都更符合中國哲學思想。”中國傳統科學對于現代科學發展，對于人類新的科學革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富有生命力”。

二、古代管理思想對企業管理的負面影響

眾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種單純的政治或經濟行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產物。由于歷史上我國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長期處于統治地位，加上封建社會多年的宗法專制統治，使傳統的思想至今還深深影響著當代企業的管理意識和行為，具體表現在：

1.重生產而輕流通的偏向

在中國歷史上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影響下，中國的管理思想長期以來重農輕商，在管理上明確提出了農本工商末、“工商眾則國貧”的口號，這種管理思想對中國社會發展和經濟繁榮障礙極大，影響極深。它使中國歷史上的流通領域長期處于閉塞和萎縮狀態，無法對生產產生促進作用。

2.重倫理而輕科學的偏向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政治倫理為本的。因而歷來不重視科學技術的研究。它們認為人是最根本的東西，精神世界的仁義修養是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忽視科學技術推動生產力發展的巨大作用。在古代管理思想中有一個基本概念，即主體人格的確立比知識的獲得更為重要。管理倫理為質，管理知識為量，這種重道輕藝的傾向，使科學技術多高明也只是粗跡，不懂不為恥。這種儒家管理思想和行為的畸形狀態，阻礙了尋求科學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銳氣。

3.重傳統而輕變革的偏向

千百年來，中國農村的自然經濟管理一直占主導地位。一面是家長專制式的管理關系和綱常禮教，另一面則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傳統守舊思想。其根本原因是：首先，當維新者在管理意識上起來反傳統時，卻又常無意識地停留在傳統之內，傳統意識潛移默化地決定著他們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為從反孔到尊孔，章太炎從反儒到護儒。其次，歷史上多次革新實踐，革新者承擔的風險遠遠大于繼承傳統者。商鞅、王安石、譚嗣同等許多著名改革家的結局告訴人們，寧求穩健而不務革新，可能是較明智的選擇。這種因循守舊，知足長樂，處事退縮，不思進取的傾向至今仍深深影響著當代企業的管理思想和行為。從反到護，反則必險護則相安的歷史教訓和結局仍在一些企業的改革實踐中重演。4.古代整體思維的籠統性對現代管理的負面影響

中國傳統思維方式以整體思維見長，但由于它長期停留在混沌的整體階段，且沒有經過分析階段，因而具有籠統性。表現在管理上，特別是企業管理中，缺乏精確思維，結果是成本核算講大概，產品質量講可以，市場分析講可能，經營決策講隨便‘這樣常常導致成本核算漏洞大、產品質量波動大、市場預測變化大、經營決策失誤大的現象。結果是企業效益低下。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科學管理是現代企業管理的必由之路

中國古代管理思想許多要素在現代企業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著許多被國人認為不能違背的人生價值、處世態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國古代管理思想已滲透、扎根于中華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獨霸歷史的領先地位直到永遠。當歷史站在工業管理文明大門的時候，使人們越來越渴望用一種科學的管理思想和觀念來解決當代經濟發展中企業管理體制、結構、經營方式等各種新問題，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負面影響已成為我國現代企業管理現代化的障礙，革除它們是當代企業管理者當仁不讓的歷史責任。因此，只有通過對我國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組合和選擇，揚棄、革新其中陳舊、落后的部分，將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現代管理思想的科學精神相融匯，再注入馬克思主義管理觀的生命血液，才能創造出新的科學管理思想。

老子的“無為而治”就是以道為核心。“無為”即“無違”，管理應遵循“道”的終極法則。我們可以從中總結出企業高層管理者的無為管理模式，放手讓員工發揮各自才能，只根據客觀規律，積極引導組織自然發展，最后到達水到渠成的目的，從而實現企業“無為而無不為”的戰略目標。孔子說，“君子”使人也“器

之”，即量才錄用；而“小人”使人也“求備焉”，即求全責備。儒家思想更適合于中層管理者，量才而用，各盡其才。戰國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認為，君主應憑借權利和威勢，保證法令的貫徹執行，以鞏固君主的地位。他還主張強化中央集權和君主權利，用嚴酷的刑罰來鎮 壓人們的反抗，以維護國家統治。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為核心，注重“法”、“勢”、“術”即管理制度（“法”思想——制度建設之道，“術”思想——制度執行之道，“勢”思想——領導風格的借鑒）、管理權威與管理技巧的完美結合。法家明確贊同“法治”而反對“人治”，主張時時事事都必須嚴格遵守法律的規定。法家思想適合于基層管理者，賞罰分明，調動基層勞動員工的積極性。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企業要振興，都離不開探索和形成相應的管理之道，這一規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結論

究天人之際，察古今之變，明存亡之道，曉興衰之理。中國五千年歷史給予了我們不竭的管理思想寶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面對跨國集團的強勢登陸和國際競爭的加劇，如何推進企業經營管理的現代化，保持企業良性持久發展，成為頗受學界和企業界共同關注的課題。古代管理思想作為精神價值上的一種導向性趨勢，在企業經營領域的價值效應正在日益凸顯。把現代西方管理理念與古代中國管理思想有機結合起來，探索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現代企業經營管理之路，對于促進企業經營管理的現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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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古代德治思想對現代的影響和意義

古代德治思想對現代的影響和意義

內容提要：

“德治”思想貫穿了中國歷朝歷代的執政史，無論是兩千多年封建社會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治國模式始終煥發著勃勃生機。中國古代德治理論，有著其進步的一面，同時也是封建統治階級維護其統治的工具，作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應該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讓德治思想在新時代新形勢下起到更加獨到的作用，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保駕護航。關鍵詞：古代德治思想 以德治國 社會主義新道德

正文：

一、古代德治思想

在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里生長起來的德治理論，也隨著其賴以產生的土壤變化而不斷變遷。早在夏、商、周之前，德治思想就已開始萌芽。及至商、周之后，德治的雛形“禮治”漸成時尚，至西周周公旦初步提出“德治”，而集德治思想之大成，最早系統論述以德治國理念的是孔孟。儒家德治思想被統治階級采用和改造后，定型于西漢董仲舒，完善于包括了韓愈、朱熹在內的唐宋一來諸多思想家，作為主導治國理論歷經時代洗禮而日臻完善。

(一)古代德治思想的演變 1.德治思想的起源

先王崇拜是中國古代社會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無論是統治者、思想家還是普通百姓，都將先王視作完美無缺的人格象征。而中國最初的國家是由血緣家庭脫胎而來的，這使國家一開始就具有倫理意義。維系宗族成員的倫理道德規范，成了政治的核心問題。在此條件下，每個人依據自己在一定血緣或政治關系中所擔任的不同角色承擔相應的道德義務；而理想的統治者應靠自己完美道德的示范作用，靠對子民的道德教化，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從而實現德治。由于先王崇拜的普遍存在和深遠影響，先王被圣化為道德的先覺者和德治的楷模，“法先王”也就是要像先王一樣實行德治。2.德治思想系統化、理論化開端

德治思想系統化、理論化的時代，應該是殷周之際。商周之交，殷商的統治接近崩潰的邊緣，人們開始反思天命與政權之間的關系，懷疑天命對于統治權的必然的絕對性，而在政治事務中融入道德的理性原則。周公總結歷史經驗，指出：夏、商雖然曾經受命于天，其結果之所以“不其延”的原因，正在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意思是：因為他們不敬重德行，才早早地喪失了從上天那里接受的大命。因此，盡管周公沒有擺脫“神”的觀念，但是他已經把政治得失點從“天”開始向“人”轉移。強調不一味依靠“天命”而是依靠“人為”。認為只有施“德政”才能把民眾治理好，才能鞏固政權。在周公那里，“德”已經開始被提到治國安邦的高度。大力宣揚“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告誡統治者要以自身的道德品格來證明自己是“天”的合格代表，是天命的合法承載者。3.春秋戰國大變革下的德治

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奴隸制走向衰落、滅亡，而封建制正在萌芽、崛起的時代。在這種社會大動蕩、大變革時期，諸侯割據，為爭霸諸侯連年混戰不休，社會政局動蕩不安。人們在反思現實生活和政治實踐的過程中，天命神學進一步動搖，出現了重民輕神的思想。在思想領域也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人們對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質、道德規范等問題都有不同的觀點和見解，在德治思想方面也有了新的認識，其中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發展為較成熟的形態。孔子所處的時代，禮樂崩壞，為了醫治千瘡百孔的社會，孔子在回顧歷史的過程中開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以“克己復禮”為主導思想的德治方案。

秦朝，秦王朝的統治者注重法家思想，焚書坑儒，儒家的德治思想進入了最黑暗的時代。

4.兩漢時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鼎盛繁榮

因為秦朝的親法家，苛政、暴政，不施仁政，導致秦朝很快滅亡，漢朝建立。漢朝建立后，剛剛目睹了秦朝“法治”統治的實踐和結果，于是如何保持其政權的穩固便成了一個需要重新考慮的問題，初期為了恢復生產，采取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統治策略。但是，不講德治的統治是不能長久存在的，離開了道德的制約，社會不能穩定發展。在廣大儒生不懈努力下，德治學說終于被漢武帝推上了國家指導思想的寶座。至此，儒家學說正式成為封建社會官方意識形態，其德治思想也隨之正統化，神圣化。5.漢代以后德治思想發展

在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時期，由于佛、道兩教的興起和普遍流行，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儒、釋、道三家在斗爭中融合吸收各家思想，最后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以儒為主，儒、釋、道三家結合的格局。唐太宗曾經對前代實行德治與法治進行過比較和總結，他說到：“朕看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者，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于一時，敗亡亦促。既見前王成事，足是元龜，今欲專以仁義誠信為治，望革近代之澆薄也。”宋明理學時代，是中國封建社會進一步發展時期，也是中國傳統德治思想進一步發展時期。在理學家們的推崇下，封建綱常發展到頂點，德治思想被充分應用于政治中。

物質決定意識，人處于什么樣的現實生活中，就會產生什么樣的觀念。由上面的德治思想發展脈絡可知，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產生和發展，是由中國早期的社會、自然條件與政治形態決定的。是中國古代地理環境、經濟、政治、文化等綜合因素作用下的產物。在中國兩千多年漫長的政治實踐中，德治思想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在不同時期、不同朝代，經過不同的統治者、政治家、思想家的加工改造，不斷地變化和發展。

二、古代對現代德治思想的影響

(一)現代德治思想 1.毛澤東德治思想

在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批判的繼承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基礎上，將馬克思主義德治思想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提出了一系列的具體途徑和方法。其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毛澤東德治思想的核心。毛澤東始終把為人民服務作為一條基本道德標準來教育干部和黨員。堅持以德建黨，開展思想建黨和作風建黨。重視加強思想道德建設，做到思想道德理論與實踐的結合。重視以德育人，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新人。2.鄧小平德治思想與政治實踐

鄧小平德治思想關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治國方略問題。它深刻反映了鄧小平立足國情、面向世界、用于開拓進取的理論創新精神，是全黨、全國人民在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下，不斷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的寶貴思想財富和精神動力。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對中國傳統德治思想的科學揚棄。中國的德治思想是中國政治文化的根基。正如黨十七大報告指出：“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團結奮進的不竭動力。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明相協調，保持民族性，體現時代性。加強中華優秀文化傳統教育，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開發利用民族文化豐富資源。”(二)影響和意義

經過近代以來西學的沖擊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儒家思想包括其德治思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輝煌。但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是在不自覺的，隱性或顯性的影響著我們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同時中國現今法治建設起步很晚,在很多方面都不健全,這就更需要用道德來調節人們的行為,這些都使得傳統的德治思想在現代中國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會價值。

首先，中國傳統德治思想認為君主和各級官吏應該是以德治國的基礎和前提，是全民道德的楷模。而當今中國，官場道德淪喪，法制的不健全使得腐敗和官員不作為現象時有發生。這就急需加強全民的道德建設，讓官員從自身做起，減少荒淫無度，弘揚道德正氣，才能得到人民擁戴。

其次，德治法律思想蘊含了德治和法治相輔相成緊密結合的深刻內涵，古代統治者也正是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推動國家機器有效運轉的。法律總是難免有漏洞的，在法律的灰色地帶就需要道德的補充，只有不斷加強道德建設，才能不斷推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事業不斷走向前進。

今天,我們已經認識到,在依法治國的前提下,必須配以以德治國,否則依法治國是無法扎根于中國社會的。因此,在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同時,還應堅持不懈地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以德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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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評議：

85,語言精煉，觀點鮮明，表達充分具體，較系統的闡述了德治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及對當代的影響。缺點，有些地方欠通順，思維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