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語音學田野調查的一些基礎理論問題

語音學田野調查的一些基礎理論問題

Fundamental Issues in Phonetic Field Investigation

孔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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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提要：本文從傳統語音學的局限性、音位系統的不確定性、歷史語言學的宏觀指導和聲音感知理論的重要性幾個方面對田野調查的基本理論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希望通過討論，使人們關注語音學田野調查的基礎理論和方法論。* 關鍵詞：田野調查、語音學、語言學

1、引言

語音學田野調查和語言學田野調查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又有各自的特點。語言學的田野調查首先也是要調查語音，整理出來音系，然后記錄詞匯和語法。在語言學的田野調查中整理音位系統很重要，音系一旦確定，所記錄的語言材料都以語音的音位系統為基礎，如果音系處理的不恰當，會直接影響到語言資料的真實性和可靠性，但在音位歸納時常常對語音的實際音質考慮的不多，可以認為，語言學田野調查中的語音記錄主要是在音位層面。語音學的田野調查重點是放在語音的實際音質方面，但又無法脫離語言學田野調查的基礎。在面向語言學的語音學研究中，就兩者的關系來說，語言學的田野調查是語音學田野調查的基礎，如果沒有語言學的基礎，不可能進行語音學的田野工作。就目前中國的語言情況來看，語言學的調查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基礎，大部分語言都已經進行了初步的調查，有了基本的語言資料，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⑴，近年來又出版了一系列的民族語言叢書，這些都是語音學研究和語音學田野調查的基礎。在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語音學研究的重點是進一步對各種語言的語音特點、語音生理性質、語音聲學性質以及語音的語言學意義進行進一步的研究，最終來解釋語言學問題。在語音學和語言學的問題有了很好的研究以后，語音學可以將語音的研究領域擴展到語音聲學、語音病理學、司法語音學、語音心理學、語音工程等領域。因此，面向語言學的語音學（linguistic phonetics）是語音學的基礎研究，而這種研究又以語言學研究為基礎。因此下面將從“傳統語音學的局限性”、“音位系統的不確定性”、“歷史語言學的宏觀指導”和“聲音感知理論的重要性”幾個方面來談談語音學田野調查的基礎理論問題。

2、傳統語音學的局限性

傳統語音學的理論與方法主要是解釋語音的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以及聽音和記音的訓練，基于這些概念和技巧，在語音學研究時往往會出現一些問題，例如，在語言學田野調查時，常常會發現對某些語言的語音聽不準，因而無從記音或無法準確記音，一個語言或語音學家通過大量的聽音和記音訓練可能會提高準確性，但實際上對許多人來說并沒有本質的改變，這一點證明了傳統語音學理論與方法的某些局限性。我們知道語音和聲音的性質有著本質的不同，聲音是沒有社會性和民族性的，屬于純粹自然科學研究的范疇，人們對聲音的感知基本是一致的，無論他說何種語言。然而，語音具有社會性和民族性，是以“音位”的形式來感知的，有其感知范疇存在。比如，漢語部分西南官話中的/l/和/n/不分，這是因為它們是一個音位，涉及到語音和語義的關系，進入了語音感知和認知的范疇，雖然這兩個音素的聲學實體和生理機制上差別很大，但對母語者來說區分這兩個音素會十分困難。又如，在調查彝緬語的語音時，不同的發聲類型對很多語言學家來說也很難辨別，這是因為我們的母語中發聲類型不具備音位功能，因而不存在感知的范疇，所以在聽覺上對發聲類型不

*本文研究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項目“漢藏語聲調的聲學研究（侗臺語卷）”的資助

普通話語調研究綜述*

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 毛世禎 曾玉萍 沈倍蓄

＊本文為國家語言文字應用研究“ 十五”科研規劃重點項目—漢語普通話水平側試研究的子課題“ 普通話水平側試?語調?評價研究”（ZDI 105-18-16）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

漢語的語調研究從趙元任先生開始, 在幾十年里, 許多學者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探索, 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吳宗濟先生研究了漢語的多字調變調規律以及字調在語調中的變化規律（吳宗濟1982、1985、1990）, 提出了語調和聲調調值計量的新方法—半音音程, 語調中短語調域變化的規正方法—移調處理（吳宗濟1993、1994、1997a、1997b）。沈炯先生（1985、1992、1994）通過多年研究, 認為漢語的語調應該由調冠、調頭、調核和調尾構成, 并在語調模型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的見解。林燾（1963、1979、1994）、石鋒（1999）、林茂燦（1980）、曹劍芬（1998）等學者也對語調研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胡明揚（1987）、勁松（1992）和賀陽（1992）等從北京話的角度對語調的特征進行了研究；而石佩雯（1980、1981）、張朋朋與徐魯民（1981）、王魁京（1996）等則從對外漢語教學出發, 對語音教學中的語調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語調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 但是由于語調本身的復雜性和漢語聲調語言的特殊性, 語調就還有許多值得摸索和探求的方面。

語調在漢語語音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 在漢語語音的理論研究上, 漢語的語調研究的深人, 不僅有利于揭示漢語本身語音系統的規律, 而且對于世界上語調的普遍研究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其次, 對于語言教學來說, 語調也一直是教學上的難點和弱點。無論是普通話教學和測試, 還是對外漢語教學和測試, 在語調上一直缺乏有效的教學手段和測試的評分模式。對于對外漢語教學來說, 洋腔洋調似乎成了外國人學漢語的必然產物。最后, 對于言語合成來說, 語調更是難點。

本文擬從語言教學和測試的角度, 對漢語普通話的語調研究做一個回顧和評述, 希望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中, 總結出對語調教學和測試有益的啟示, 并從教學和測試出發, 對今后的研究提出建議和構想。本文擬從以下幾個角度回顧語調研究的基本情況語調的定義和功能語調的研究方法語調和聲調的關系語調的基本單元和構造語調的研究范圍語調的類型分類。這些方面雖然不能涵蓋語調研究的方方面面, 但是這些方面卻與語調的教學和測試模式的建立具有緊密的關系。

一 語調的定義和功能

（一）語調的定義

在對漢語語調研究進行回顧之前, 有必要對語調的定義做一個介紹, 正所謂“ 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且定義的不同往往會產生不同的出發點, 使研究的方法不盡相同, 考慮和觀察的因素也有所不同, 當然最后得出的結論也就各不相同了。正名的目的就是希望對語調這一客觀現象, 能從它的聲學表現和語言功能上有更明確和深人的認識。

總的來說, 語調的定義可以分為兩類, 即我們所熟悉的廣義的定義和狹義的定義。狹義的語調是指句子中的音高的變化, 而廣義的音高是指句子中的一切語音特征, 包括音高、音長、音強等。吳宗濟先生就曾提到“ 普通話語句中的聲調, 現在也常稱為語調。”在文章的附注處, 他進一步指出“ 語調指說話時頻率高低變化所造成的旋律模式, 也就是若干音節連讀時的調型。”（吳宗濟1982：437，448）在這里, 吳先生明確地認為, 語調就是頻率高低即音高的變化。同樣沈炯先生也提到“ 聲調和語調都是音高的表現, 問題在于它們是否是相同的物理量。”（沈炯1985：74）。在國外的研究中, Alan Cruttenden也認為語調的主要特征是音高。①（Alen Cruttenden 2002：7）而胡明揚先生則認為“ 北京話的（句終）語調和音高、音長、音量都有關系。”（胡明揚1987：155）。也有學者指出“ 語調包括區分各種功能句型的全部語音特征, 既包括音高特征, 也包括音長和音強方面的特征。”（賀陽、勁松1992：71）

那么, 我們如何來看待語調的這兩種定義呢有兩點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首先, 這兩種定義是不矛盾的。在廣義的定義中其實已經涵蓋了狹義的定義, 包括了音高在內的所有與句子有關的語音因素。其次, 在眾多的語音因素中, 一定有主次的區別, 音高就是居于語調主導地位的因素。我們可以看到強調音高重要性的吳宗濟先生也曾提到過音長對語調的影響, 如他對加速句的研究（1982）。而沈炯先生（1992、1994）更是不止一次地談到時長和強度對語調的影響。在談到語調的伴隨特征時, 他就談到“ 在某些祈使句和強勢語句里, 元音聲化、強度、時長的配合等, 都是重要的伴隨特征。”（沈炯1992：22）而且音高、音強、音長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關系。這一點會在后文中有詳細的討論。第三, 分別從聲學參數與人的感知來考慮, 就會得出這兩個不同的定義。僅從聲學參數上考慮, “ 基頻的單一時間函數實際上是兩組復雜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 ②（沈炯1985：77）也就是說, 僅考慮音高就行了。而從感知來說, 音強和音長就不能忽略。對于語言教學來說,感知上的敏感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相反還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

因此, 我們認為, 在語調的研究中, 音高的核心地位是確定無疑的, 但是其他聲學因素也不應該忽略。這樣看來, 廣義的定義似乎更符合語言的實際情況和語言教學的實際需要, 但是在研究中,并不是說要對所有的語音要素都給予一樣充分的研究, 而更應注意在不同類型的語句中, 哪個因素起的作用更明顯, 以及三者之間的關系。在語調的教學中更應該關注主要的因素, 使教學的規則得到簡化, 通過操練來將這些規則內化在人的語調發音中。

（二）語調的功能

語調作為一種語言現象, 引起那么多學者的關注, 它的功能自然是一個不能忽視的方面。對語調功能的研究, 能使我們清楚地知道語調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中的作用, 有利于準確地運用語言進行表達。這對于語調教學來說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王魁京先生曾經從對外漢語的教學的角度, 對漢語語調的功能進行了闡述“ 語調能表達說話人特定的情感和態度” “ 語調能表示說話人說出的句子的結構關系” “ 語調能透露說話人的社會文化背景信息”。（王魁京1996：81-82）王魁京先生從三個方面闡述了語調的功能, 即語氣、語義和社會文化背景。

石佩雯先生也是從對外漢語教學的角度, 談了語調的功能。她從實際的教學情況出發, 著重談了語調的語義功能。她談了句調和句尾的變化、重音的轉移、停頓、語速對語調語義表達的影響。并且提出“ 語調和語義是對立的統一, 人們說話是語調的各部分的配合, 完全是由語義決定的, 但是語調反過來又會影響語義。語調和語義完全吻合, 才能準確的傳情達意, 達到交流思想的目的。”（石佩雯1981：64）對語調的傳情功能, 人們給予了足夠的分析, 例如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的分類就是根據語調的語氣功能來分的。甚至很多對語調的定義也是從語調的功能出發的, 如“ 跟句子的句型或情感有關的語調叫口氣語調, 也就是句調。”（羅常培、王均2002：159）“ 句子里的聲音的高低變化和快慢輕重。句子都有一定的語調, 表示一定的語氣和情感。”（辭海編輯委員會1980：390）而對于語調的達意功能, 應該是今后研究中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我們有時聽到一些人說話, 特別是朗讀時, 總感到他讀的是破句, 或者怎么聽怎么別扭, 而且明顯地感到不是傳情上的語誤, 很大程度上就是他的語調問題造成了語義表達上的失誤。

對于語調的達意這個功能, R.P.斯托科威爾曾提出語調的三種編碼功能。“(1)分離功能, 用節奏停頓把詞分成詞組(2)聚焦功能, 把重音加于語義重點部分而使回指成分輕音化(3)鑒別功能, 把特定的調形如升調分配給特定的句型, 如疑問句。（R.P.斯托科威爾1986：”105）

沈炯先生在這個問題上, 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在短語或句子里一般都有超句法的表義結構, 它通常被稱為? 語調結構”,。“ 語調構造的基本依據是句重音的表義分布方式。”（沈炯1999：371）在沈炯先生看來, 通常所稱的調冠、調頭、調核和調尾, 這種語調結構其實是一種表義結構, 語調具有傳情的功能, 但是它首先具有表義的功能。

從以上所述的研究情況來看, 語調的功能就是傳情達意, 但是語調如何傳情, 又是如何達意, 即表現的語音方式將是今后研究中應該注意的方面, 而且達意和傳情這兩種功能可以根據不同的句型展開不同層次的研究。這一點上, 胡明揚先生（1985）、吳宗濟先生（1982）和沈炯先生（1999）已經進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 語調的研究方法

幾十年來, 各方面的語言研究者對漢語語調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采取了各種研究方法, 在語調研究方法上取得了開拓性的進展。總的來說, 語調的研究方法可以從兩個方面來闡述。

從研究的出發點或者說從研究的對象來說, 可以分為以吳宗濟先生為代表的和以沈炯先生為代表的。吳宗濟先生對漢語語調的研究, 走的是從小到大的思路。他一直堅持, 語調的研究必須關注基本單位連讀變調的研究。“ 語調的調型是以二字、三字、四字組合的連讀調型為基本單元的。” “ 如果對基本調型還沒有充分認識, 而就去籠統地分析語調的調型, 其結果也就很難弄清它的本質, 歸納不出它們的規則。”（吳宗濟1990：56）吳先生身體力行, 多年來他對漢語多字組連讀調型的研究傾注了很多精力, 用聲學實驗的方式, 通過實驗總結歸納了二字組、三字組、四字組的連讀變調規律, 試圖找出字調在語句中, 在語調影響下的變化, “ 句調=|（基本單元←語法制約）←語態影響|說話速度”。（吳宗濟1982：448）。沈炯先生的研究關注的是整個句子, 他通過對聲調音域的研究, 對低音線和高音線在語句中表現的研究, 提出了漢語的語調構造調冠、調頭、調核和調尾。沈先生將整個句子做自己的研究對象, 從大到小劃分出四個構成部分, 再逐一研究。沈先生也從句子的高音線和低音線出發, 得出結論, “ 陳述語調是高音線驟落形式和低音線下延形式結合而成的。疑問語調是高音線漸落形式和低音線上斂兩種形式結合而成的。高音線驟落和低音線上斂是普通的祈使語調, 全句性漸落和句末下延造成強勢語調。” 沈炯（1992：21）可見, 沈先生關注的是整個句子高音線和低音線的走向,是整個句子的語調變化。

不管哪一種方法, 都有自己的合理之處, 但是對于不同的應用目標, 選擇的研究范式會有所不同。吳宗濟先生很清楚地看到漢語語調研究離不開聲調的連讀變調, 而沈先生則關注了語調作為一個整體的情況。吳先生細致的多字組連讀變調規則對于言語合成來說,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能為合成提供具體的技術參數。而對于普通話教學來說, 沈炯先生（1999）從語調構成的每一部分出發, 將語調分為功能語調和口氣語調, 從表情達意的角度, 將語調分成四部分去研究語調, 對于普通話教學和測試來說具有更大應用價值。

第二個方面是, 研究上是否運用漢外對比的方法。趙元任在年用英語寫過《英語語調附美語變體與漢語對應語調初探》論文（趙元任1932b:718-733), 張朋朋和徐魯民先生也采用漢外對比的方式談了漢語語調與印歐語的區別。(張朋朋、徐魯民1981:65-69)漢外對比也是當前研究中比較薄弱的環節, 通過漢外對比可以對外國學生的洋腔洋調有更深人的了解, 以便在教學中可以采取更為有效的教學方式。對于普通話教學中, 如何克服方言語調的負遷移, 通過對比來找到有效的方式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

三 語調和聲調

漢語是一種聲調語言,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 語調是以音高變化為主, 音強、音長等變化共存的語言現象, 但是在實際的研究中, 我們往往發現語調的音高變化很難和聲調的區分清楚, 所以對于一種聲調語言來說, 在對語調進行分析時, 分清語調和聲調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這兩者的區別也顯得很難處理。處理不好, 往往就會造成教學上不知道教什么, 在測試的時候分不清是語調的錯誤還是聲調的錯誤, 評價沒有統一的標準, 就會出現不是很合理的打分情況。我們首先來看一看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趙元任先生在《英語語調附美語變體與漢語對應語調初探》論文中對這個問題提到“ 漢語的任一詞可用任一語調來說而不會喪失其詞義, 而語調只表達情感、語氣、用途等等”。(趙元任1932b：719）也就是說, 漢語的字調是表義的, 穩定的, 語調是表情的。

吳宗濟先生也談到字調與語調的不同“ 語調變調和字調變調的范圍不同。字調的變調是以字或詞為單位的。至于語調以短語為單位來變調。”（吳宗濟1997a：15）

勁松在《北京化的語氣和語調》中從同異兩個方面談了漢語的字調和語調“ 在漢語中, 字調和語調具有共同的本質, 即都是使用音高及其變化的手段起辨別意義的作用。在北京話中, 它們又屬于不同的系統, 在形式上它們各有不同的調閩在結構上字調與每個音節和語素聯系在一起, 而語調只出現在特定位置的音節上在意義上, 字調表示詞匯意義, 而語調則表示語法和情感意義。”（勁松1992：113-114）

沈炯先生在《漢語語調模型當議》中指出“ 漢語是聲調語言,語調和聲調是共存在一起的。這種共存是音高之間同種超音段成分的共時結合。”（沈炯1992：16）在時間上, 聲調和語調作為音高是共時的結合, 但是沈先生進而又明確地談到“ 聲調和連讀變調跟語調不是一個平面里的現象, 不發生直接的條件變化。”（同上：23）

霍藹堂和勁松先生認為字調和語調之間存在著“ 融合關系” ,并且認為“ 北京話的字調和語調都是獨立的聲調, ? ?當句子末一節奏單位中的重讀音節加上語調時, 語調和字調發生融合的變化,但融合結果的聲調是語調, 只是保留了被融合字調一定的痕跡。北京話語調中所保留的字調痕跡是曲拱。”（霍藹堂、勁松1992：72）

從以上的研究情況來看, 漢語的聲調和語調都具有音高的聲學特征, 但是兩者是不同層面的。聲調、連讀變調、語調雖然不處于一個平面, 但是它們在時間上有共時結合的特點, 使語調的研究顯得錯綜復雜。從功能上來說, 字調是區別詞匯意義, 即表義作用, 而語調是區別語法和語用意義的。但是, 正如前文提到的, 語調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表義作用, 這是語調研究上比較欠缺的一個方面。明確語調和聲調、連讀變調不在一個平面上, 字調又是連讀變調的基礎, 而語調又對連讀變調組形成一定的影響, 即瞿藹堂和勁松所提到的, 在語調中保留字調的曲拱。如何把這三者對音高的作用區別開來, 并且探索語調對字調包括連讀變調的影響,是揭示語調規律的難點和關鍵之處。

四 語調的基本單元和構造

由于語調這個語言現象錯綜復雜, 要對這個復雜的現象有清楚的認識, 除了要對其變化的層次有清晰的認識, 對于研究的基本單元也要有明確的認識。對于教學來說, 基本單元的確立具有積極的意義, 可以使語調的教學有基本的教學單位。這樣對于語調構造的研究來說, 也有明確的研究對象。在語調的研究上各家對于語調研究的基本單元的看法, 基本上也可以分為兩種觀點。

一種是以吳宗濟先生為代表的。吳先生一直重視漢語語調中連讀變調組的研究, 他很早就提出了語調的基本單位“ 普通話語句中的一切聲調變化, 都是以單字調和二字連讀變調為基礎的……我們把這些基本調型稱為句調的基本單元”。（吳宗濟1982：439-440）吳先生先后對三字調和四字調的變調規律進行了有益的探索。隨著研究的深人, 他認為“ 語調的調型是以二字、三字、四字組合的連續調型為基本單元的。”（吳宗濟1990：55-56）后來, 吳先生又提出了“ 調群”作為語調的基本單元, 而調群就是由單字調或連讀變調構成的。“ 普通話語句的結構, 在語義上是由若干個? 直接成分?（字組）或短語（意群）所構成的。這些字組或意群自成單元, 因而也具有完整而有規律的調群。……這些調群的構成都和意群對應, 而自成? 組塊? , 其中包括單字調及連讀變調, 成為構成語調的基本單元。”（吳宗濟1993：1）因此, 在吳先生看來, 單字調及多字組的連讀變調一直是語調研究的基本單元和研究的重點。

另一種觀點以沈炯先生為代表。他提出了語調的四個構成部分“ 在漢語中, 把語調群分成調冠、調頭、調核和調尾四部分。”（沈炯1992：20）并且對這四個部分進行了語音特征上的研究, 提出了語調構造的有聲表現。（沈炯1994：221）在《漢語音高載信系統模型》中, 沈先生探討了語調的語義分布, 提出“ 語調構造的基本依據是句重音的表義分布方式。”（沈炯1999：371）

與吳先生觀點相似的是石鋒先生, 他認為“ 調群”就是語調的基本單元。“ 調群由連讀組中各組的聲調連接組合而成。連讀變調就出現在調群之中。……調群是聲調和語調的結合部。……把調群作為語調的基本單元, 就可以對高低起伏的語調曲線在時間軸上加以分解。”（石鋒1999：382）石先生對語調構造的四個組成部分進一步指出, 它們“ 實際上就是組成語調的不同調群”。（同上：382）這樣, 兩種看似不同的觀點, 在石鋒先生看來, 其實是對語調基本單元的兩個方面的闡釋。

我們可以看到, 對于語調的基本單元的研究, 在很大的層面上取得了一致。首先, 語調一定是由一些基本單元構成的, 并不是不可研究的。第二, 語調的基本單元是一定的調群, 但是對調群的范圍的確定存在一定的分歧。因此, 在將來的研究中, 對于語調基本單元的確立應該更多地從調群的范圍這個角度加以深人。筆者認為, 語調作為一種韻律現象, 它的基本單元的確立是離不開漢語節奏單位的研究的深人。

五 語調的研究范圍

在對語調基本單元進行探討以后, 我們必須對語調的研究范圍做一個回顧。在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語調的范圍和語調的研究范圍有可能并不完全相同。這主要體現在語調研究整體和局部的關系上以及研究因素的選擇上。

（一）整體和局部

語調, 顧名思義就是對語句的研究, 而研究上必須確定對語調變化起作用的或者說起主要作用的部分。正因為如此, 在漢語語調的研究范圍上也存在著兩種看法。

一種認為語調的研究應該關注整個句子, 而另一種看法認為,語調的研究只需要關注語調的句尾的變化。沈炯先生在提出語調構造的四個部分時就是針對整個句子而言的, 而且他明確指出“ 語勢重音和節奏對邊緣線的調節, 是相鄰音節之間的事。語調是在它們基礎上的全句性調節。”（沈炯1992：20）沈先生以句子為對象, 研究了它的聲學表現和語義分布。（沈炯1994：221；1999：371）而吳宗濟、賀陽、勁松、石鋒在不同的時期提出了句尾在語調研究中的重要性。“ 凡平敘句的語調中各基本單元都一仍本調, 只是句尾降低若干, 最多可以降到個人的調鬧下限。”（吳宗濟1982：444）而對于疑問句來說, “ 如果字句與平敘句完全相同, 而是用來提問,則句尾調闊可以抬高。即使句尾的本調為降調（去聲）時, 調尾的頻率也會提高一些, 但拱度（調型）不變, 句子當中的各基本單元可以與平敘調完全相同。”（同上：444）從吳宗濟先生的論述來看, 句子句尾的變化對語調的表達起了關鍵的作用, 對于不同語調的分辨, 句尾的變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而賀陽和勁松兩位先生對與語調的考察也是關注句終語調。（賀陽 勁松1992)石鋒先生也在他的論文《漢語語調格局在不同語速中的表現》中提到“ 句末音節的表現對于聽感辨別”有“ 優勢作用”。“ 句終語調的分析有益于全句的研究。”(石鋒1999:386)

對于語調的研究范圍,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語調的研究是對整個句子的關注對句末音高變化的關注是從研究的主次上考慮的, 正如勁松先生提到的“ 我們把句子末一節奏單位中重讀音節的音高變化作為語調, 是根據它的形式標志和辨義功能, 是實驗和聽辨的結果”。（勁松1992：113）對于教學上來說, 如果能抓住起主要作用的因素, 就會從理論上明了教學的重點, 訂出有效的教學方法, 提高教學的效率。

（二）研究因素

同樣的主次問題也反映在研究因素的選擇上。在前文中, 我們已經肯定了音高在語調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在這三者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聯關系。“ 當聲調較高時, 音強可能較強在不十分強調的語氣, 當聲調拱度變化較大時, 音長可能稍長當音長較短時, 聲調拱度的調域即縮小。”（吳宗濟1982：448）而且在不同類型的句子中, 各個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 例如, “ 較大音強”是“ 命令語調的特征之一。”（賀陽 勁松1992：87）各因素在不同類型的句子中的不同作用, 尤其值得注意, 只有抓住了主要的因素, 才能對語調的本質特征有深人的認識。

對于語速問題, 吳宗濟先生對漢語的加速語句進行了分析以后, 得出這樣的結論“ 它們原有的拱度起伏程度（調域）全被?拉平?到一定程度, 甚至成為平線”。（吳宗濟1982：446）石鋒先生也提到“ 語句調域和調群調域都會隨語速的加快而呈現縮小的趨勢”。（石鋒1999：386）可見在語調的研究中, 語速也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

我們認為, 在普通話的研究中, 重視音高的同時, 對于其他在感知上具有重要作用的因素, 如停頓、音強、音長的研究也不能忽視, 如石佩雯先生就曾提到“ 除了句調的高低和句尾的升調以外,說話時音域的寬窄, 音量的強弱, 音長的增減都是形成各種復雜語調的重要因素”。（石佩雯1980：72）因此, 在語調的研究中要把握好主次的關系, 針對不同的語調研究, 更應注意不同因素的主次作用。

六 語調的類型分類

語調類型的研究是一個語調功能密切相關的部分, 但是現在對于分類的標準以及如何分類上, 并沒有特別令人滿意的研究成果。

沈炯先生曾經提到“ 語言學中的語調類型是指功能語調和口氣語調的各種分類。……以有聲性為綱是語調分類的關鍵。”（沈炯1999：372）沈先生將漢語的語調分為兩大類功能語調和口氣語調對于語調構造的局部調節又按調冠類型和尾音類型進行分類。（同上：373）。其他類似的分類也多是按照語調的語氣功能進行分類, 正如沈先生所說的這些分類“ 從大類到小類都不周全, 還可能分出細類來”。（同上：373）

從教學和測試的角度來看語調的分類, 分類研究必須是詳盡而細致的。而在教學上的應用應該注意形成分類上區別的地方。

七 討論

在對漢語語調研究進行了回顧之后, 我們認為, 從研究與教學測試的關系來講, 有幾點應該引起重視。

研究與教學測試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研究對實際應用具有指導作用, 在實際應用中, 教學者和測試者又會發現值得研究的問題, 這一點是無庸質疑的。但是研究的成果并不一定能全盤用于教學和測試, 對于研究成果的運用要注意主次, 這一點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 從這一點出發, 我們在研究上必須突出重點, 為教學方法的探索和測試模式的建立提供理論上有益的啟示。筆者認為在語調的研究中, 我們應該注意區別性和層次性的問題, 以及功能和形式的問題。

（一）區別性

語調是一個復雜的現象, 它所涉及的研究因素很多, 在聲學上, 它與音高、音長、音強有關, 在不同類型的句子中, 起顯著作用的因素又會有所不同, 這些在前文中已經一一談到。但是人的耳朵不是對所有的因素都一樣敏感, 在研究上就必須十分注重聽感,注意對感知分辨上具有區別作用的因素的研究。所以我們認為,語調結構和語調表現并不完全是強制性的規則, 經常是選擇性規則。研究最后會集中在哪些是不變量, 哪些是參變量和可變量上。

例如前文已經提到的關于音高和句末調尾的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特別是對于句末語調的研究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因為雖然語調的研究范圍是整個句子, 但是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句末的語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是這樣的話, 語調的研究,特別是為教學和測試服務的語調研究就應該有所側重。

（二）層次性

所謂語調研究的層次性問題, 就是聲調和與語調之間的關系問題, 以及研究的基本單位的問題。漢語作為一種聲調語言, 聲調的音高變化和語調的音高變化在時間上共存于句子中, 這就造成了研究上很難區分層次性。

通過許多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對于不同層次上的音高變化進行了不斷的探索。我們可以看到, 語調研究是存在著不同的層次的字調、多字組的連讀變調和語調。要對語調的特征有詳細、充分的認識, 離不開對字調和多字組連讀變調的研究。趙元任先生在《國語語調》中就曾提出語調的研究得從三方面來談“ 第一字調, 第二中性語調, 第三表情語調。”（趙元任1932a：426）可見語調研究的深人離不開字調和連讀變調研究的深人。

從語言教學和測試的角度來說, 確定語調研究的基本單位, 多層次地進行研究也是必要的。這樣能為教學上該教什么, 如何一步一步地教提供理論上的依據, 使教學過程有的放矢對于測試評分模式來說, 語調研究在層次性上的深人也有利于評分的準確性。

（三）功能和形式

對于普通話測試來說, 語調研究不僅要注意語調的聲學參數上的表現, 更重要的是要將語調的研究成果應用于實際的教學和測試模式的建立中。

對于句子的語調來說, 我們必須分句類進行教學, 絕不能說,語調根據句子的實際情況而定。在語調與句子功能的聯系上, 胡明揚先生（1985）、吳宗濟先生（1982）和沈炯先生（1999）都已經進行了初步的研究。換句話說, 建立語調形式如音高、音長等的情況與漢語句類之間的聯系,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只有將句子的功能與語調在感知上的因素建立了聯系, 漢語的語調教學才是實在可學的, 才具有系統性, 測試的評分模式才能建立起來。

總之, 語調的研究雖然取得了一定的進展和成就, 還有許多值得深人的地方, 在研究中, 我們時刻要考慮到教學與側試的實際需要, 為普通話教學方法和測試模式的建立提供行之有效的理論指導。

附注

① “Intonation involves the occurence of recurring pitch patterns, each of which is used with a set of relatively consistent meanings, either on single words or on groups of words of varying lenth.”(Alan Cruttenden 2002: 7)② 兩種因素”指語調和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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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音位系統的不確定性

在語言學理論方面，和語音學最接近的是音位學理論，這里的音位學主要是指結構主義的音段音位學（phonemics）（布洛赫，特雷杰，1965；布龍菲爾德，1980；霍凱特，1986），這兩者之間最主要的區別在于語音學注重的是語音的實際性質，而音位學注重的是語音的對立關系，因此，從語音到音位的變化取決于音位處理原則的取向。由于音位學有很多音位歸納原則，每個語言學家根據需要會有所偏重，但總的來說，以下四條最為重要：１）對立性；２）相似性；３）互補性；４）經濟性。在這四條原則中，“對立性”必不可少，“相似性”對語音學研究的影響最小，而和“經濟性”及“互補性”比較沖突，后兩者對語音學研究的負面影響較大。

進行語音學的田野調查時，一般有兩種方式：１）如果沒有目標語言的記音資料和相關研究，就要首先準備語言學的記音調查，這樣工作量會大很多，但對語音的實際掌握會比較好，既在調查過程中就按照語音學的要求來記音和進行音位處理，這時主要偏重語音的相似性和對立性，在調查的同時就可以關注語音學研究的語音資料，進行錄音詞表的編寫。２）如果已有目標語言的調查資料和相關的研究（語音學研究、音系學研究、歷史語言學研究、語音和詞匯及語法的研究等），首先要對這一語言音位學處理的原則進行深入細致地分析和研究，全面掌握該語言的語音系統以及每個音素和音位之間的關系。即使是這樣，在到了該語言的田野調查點后，也要全面重新調查和校對音位系統，因為有很多語音的實際情況在音位處理過程中常常會被忽略或者被有意和無意地處理掉了。總之，在沒有親自調查和校對過音系時，千萬不要認為自己對目標語言的語音有了全面真實地了解。在語音學的研究中，音位的對立是面向語言學的語音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但這種對立和語言學中的對立并不能完全劃等號。眾所周知，根據研究目的的需要，音位的處理可以多樣性（趙元任，1934），比如，根據音處理的原則，藏語拉薩話的聲調，可以被處理成兩個聲調、四個調或六個調。如果注重相似性原則，可以處理成六個調位；如果注重經濟性原則，可以處理成兩個調位；如果注重互補性、經濟性和相似性可以處理成四個調位。由此可以看出，音位學的理論為語音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研究的基礎，但它只是一個基礎，然而語音學完全脫離了音位學其本身也是沒有意義的，那么語音學的意義何在呢？在語音學的初級研究中，主要是進行語音性質的生理和聲學描寫，目前國內的大部分語音學研究都處于這個階段。在較為高級的研究階段，應該根據生理和聲學研究的基礎研究語音感知的基本性質。在高級階段因該研究語音的認知過程，它包括我們語言學家最關心的音位的心理實體，在這個階段，一種語言或方言的音位系統應該只有一種是最合理的，而不是多種人為處理形式。綜上所述，音位學的理論是語音學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礎，但不是語音學的理論基礎，而語音學的研究則可以作為音位學的理論基礎，這一點在語音學的田野調查中必須十分清楚。

4、歷史語言學的宏觀指導

在語音學田野調查中，有兩個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一個是選詞，另一個是選發音人，這兩個方面往往要基于歷史語言學的基礎理論和研究成果。在選詞和選人方面，如果對該語言的歷史語言學研究成果了解較多，同時資料也較多，選詞和選人就會方便很多，如果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少，資料也很少，選詞和選人會很困難，語音學研究的結果也很難保證全面。下面就這兩個方面進行一點討論。漢藏語語言聲調的系統往往和聲調的來源及演變有密切關系，因而，要想在語音學研究中全面系統地反映整個聲調系統的各種情況和性質，就必須根據歷史語言學的研究基礎來選詞，例如，在研究漢語方言的聲調系統和雙音節變調時，要首先考慮廣韻的聲調系統；在研究侗臺語的聲調系統和雙音節變調時，要首先考慮侗臺語的調類及其組合；在研究藏語聲調的起源時，要重點考慮古藏語的聲韻母系統，只有這樣來選詞，才有可能保證聲調系統和雙音節變調系統的全面而不至于出現遺漏。另外，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中，我們都知道有詞匯擴散理論（王士元，2002），在歷史音變中，詞匯擴散是普遍存在的，這對語音學的選詞十分重要，例如在研究阿里藏語的真性二合元音時就必須考慮真性二合元音在詞匯上的擴散（江荻等，1990），只有考慮了二合元音在詞匯上的擴散，才能錄到真正的真性二合元音用于語音學研究。

在如何選人方面，歷史語言學的基礎理論非常重要。眾所周知，在共時平面，人的年齡不同往往可以反映出語言歷史音變過程中的一個片斷，根據這一現象，在語音學研究的選人方面就要考慮歷史語言學的影響，例如，我們在調查祁連縣阿柔鄉的藏語時發現，60歲以上有文化的人其口語中保留了大量的復輔音聲母，而30歲左右年輕人的復輔音聲母已經大量減少，根據這一語言事實，如果語音學研究的是復輔音聲母的性質，在選擇發音人方面就需要選擇年紀較長者擔任；如果語音學研究的目的是習慣聲調，就可以選擇復輔聲母較少的年輕人作為發音人，或者兩者都選，這是因為在古藏語中有212個聲母，77個韻母（格桑居冕等，2002），但到了現代藏語方言中，安多藏語諸方言復輔音聲母最多，大多都在七八十個左右（華侃主編，2001），沒有聲調只有所謂的習慣調⑶，而在康方言和衛藏方言復輔音聲母減少的更多，但有聲調，可以看出藏語歷史音變的理論框架是語音學研究的基礎。總之，歷史語言學可以從宏觀上指導語音學研究和語音學的田野調查。

5、聲音感知理論的重要性

語音是一種特殊的聲音，從心理物理學的理論看，聲音的感知主要基于人的聽覺神經系統和大腦的感知，聲音的感知規律和特性是全人類共有的，不具有民族性。聲音的感知和聲音的物理量之間有一定的關系，但這種關系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因而有了不同的聲音感知單位，如音高的聲學單位是“基頻”，而感知單位是“美”；音強的聲學單位是“分貝”，而感知單位是“方”。除了聲音的物理量和感知量之間的關系外，時長在聲音的感知中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從聲音感知的基礎理論來看語音學的研究，可以發現許多很重要的語音性質，它不僅可以指導語言學的調查，也可以指導語音學的研究。下面從聲音感知的基本概念來討論一下語音學田野調查應該注意的問題。

在研究漢藏語的聲調時，由于有帶塞尾的音節，導致音節時長很短，對于這些音節的音高變化是很難正確記音的，這是因為聲音的時長太短會導致聽覺上的困難，并不是語言學家聽音記音的能力問題，因而出現不同的語言學家記成不同的聲調調值也很正常，在這種情況下利用聲學分析進行聲調的確定和描寫就顯得非常必要。在研究聲調時，還常常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聽感上是一個平的調，但做出基頻曲線發現是曲折的調型；有時明明可以聽出音調高低的變化，但頻率值卻變化不大。這些現象的出現都和聲音的時長有關，一個下降的基頻曲線，如果音長較長，即使其頻率值下降了許多赫茲，也不一定就能感知得到，這是因為基頻曲線的斜率較小。相反，如果音長較短，即使基頻降的不是很大，但由于基頻的斜率較大，因此也會被感知到。涉及到聲音感知的方面還有許多，如，塞音VOT的感知、元音的感知等等。總之，從聲調的例子可以看出，聲音感知是語音學研究和語音學田野調查的科學基礎。

6、結束語

語音學田野調查是語音學研究的基礎，它涉及到了許多其它相關學科的基本理論問題，現代語音學是公認的交叉學科，大量采用了自然科學的實證方法，如，聲學、醫學、心理學、言語工程等等，同時也涉及到了其它相關學科的理論基礎，形成了現代語音學 的理論體系，只有用這些基本的理論指導語音的田野調查，才能得到真正可以用于研究的語音資料。傳統語音的基本概念和方法是語音學研究的基礎，但同時一定要認識到它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局限性，例如，以前聽音記音不夠準確時，往往認為是語音學家的訓練不夠所致，但現在人們知道這并不但是語音學訓練的問題，雖然目前還不太清楚為什么，但事實證明有些人經過訓練能提高聽音記音的能力，而有些人可能一輩子都分不清某些語音的差別。這是語音感知和認知研究的大課題，這項研究一旦能突破，在外語的教學方面有重大的理論和實際意義，用這種觀念指導語音的田野調查才能科學而不主觀地進行田野工作。面向語言學的語音學研究主要還是解決語言學的問題，語音學是音位學的基礎，音位的歸納主要基于對語音的準確描寫，然而，語音學研究方法和理論的提高，特別是語音感知和認知研究的發展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FMRI）用于語音感知大腦成像研究的發展，為從語音學的角度研究音位的心理實體提供了更為科學的方法，也為建立更為科學的音位學理論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人類語言是通過語音來進行交際的，是大腦的活動，因而，語音學和音位學正在成為腦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發展勢必會改變“語音田野調查”的方法和內涵。現在歷史語言學研究主要是基于文獻和方言的資料來進行對應規律的研究，隨著語音學研究的發展，語音及其演變的自然性（naturalness）和普遍性（universal）會越來越被重視，語音學的研究也會越來越重視語音的內在屬性和演變的必然性，在理論上不僅僅是研究語音的“演變規律”，而是研究語音的“進化規律”，這些都向語音的田野調查提出了新的要求。聲音感知是心理物理學的研究范疇，有很穩固的科學基礎，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研究，語音學很難科學地發展和進步，例如，利用聲學分析研究聲調時，往往會用基頻換算成五度值作為聲調的科學依據，但有些聽覺上的降調在基頻數據上會在一度之內，這說明只僅僅用聲學數據并不一定能等得出科學的結論。總之，只有弄清楚了語音學田野調查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才能認識到田野調查的內涵，從而推動語音學的研究。

⑴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從八十年代開始由北京民族出版社陸續出版。

這項研究是北大中文系一名香港交換本科生做的一項語音聽辨實驗研究，有關資料未還未⑵

發表。

⑶ 關于習慣調只是語言學家的一個籠統的說法，這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研究，我們已經調查了6個安多藏語在進行語音學的研究。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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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Email: jpkong@pku.edu.cn

第二篇：關于黨風建設的幾個基礎理論問題

關于黨風建設的幾個基礎理論問題

【內容提要】 提高黨的建設科學化水平，加強黨風建設，需要對黨風的基礎理論和基本問題作出思考，使黨風建設建立在更加理性和自覺的基礎之上。黨風是一定數量的黨員或組織在思想、學習、工作、領導、生活等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的傾向性。黨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相對的局部性、顯著的實踐性等特點。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有著緊密的聯系，又在內涵、范圍、程度等方面具有區別。黨風建設的重點是執政黨各級領導干部的作風。黨風建設的實質是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

【關 鍵 詞】中國共產黨 黨的建設 黨風建設 反腐倡廉

黨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為了更加理性地認識黨風建設的基本原理，提高黨的建設的科學化水平，在實踐中自覺加強黨風建設，本文從學理的視角，對黨風建設的幾個基礎理論問題作以下闡述。

一、黨風的定義

“黨風”一詞由“作風”演繹而來，而“作風”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深厚的底蘊，如過去的“鄉風”、“民風”、“社風”，現在的“政風”、“黨風”等。在自然界，空氣的流動就是風。當人們的思想行為都朝著一個方向，有一定傾向，并且比較普遍時，就成了社會的“風”。人們將自然界的風伸發為一種風氣、風尚時，“風”就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觀念，表現為一定的規則或者潛規則和行為。

秉承中國文化。聯系執政黨建設實際，筆者給“黨風”的定義是：黨風是一定數量的黨員或組織在思想、學習、組織、工作、領導、生活等各個方面表現出來的態度和行為的傾向性。

毛澤東首創“黨風”概念。1942年，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我們要完成打倒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和文風也都是黨的作風，都是黨風。”①在此之前，恩格斯講到“自我批評的作風”②，指的是一種具體的作風，不具有“一般”的含義。斯大林曾講到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他說：一是革命膽略，二是求實精神，“只有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我們才能有完整的列寧主義工作者的典型，列寧主義的工作作風。”③這也沒有完全對“黨風”進行抽象概括。而毛澤東從延安整風發表《整頓黨的作風》等三篇文章到1945年中國共產黨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歸納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直接抽象出了“黨的作風”的概念，并使之具有標志性和整體性意義。

由毛澤東的概括，我們能夠判斷，“黨風”顯然是一個中性詞，即“黨風”中有好的作風，如三大優良作風，也有不好的作風，如《整頓黨的作風》中剖析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等。因此毛澤東提出，加強黨風建設包括兩大任務，一是要樹立正派的作風，二是要反對不正之風。

作風看似無形，實際上又無處不在，它是一種巨大的力量。好的作風是一種寶貴的政治資源，一種“潤物細無聲”的力量。比如，周恩來總理的愛民情懷，焦裕祿的親民風范，鄭培民的“平民書記”形象，楊善洲一點一滴的為民舉動，都如和煦的春風暖人心扉。不好的作風則是一種腐蝕劑，是領導干部走向腐敗的助推因素。壞的作風，也是一種政治上的傳染病，甚至是瘟疫。比如，在馬德主政的綏芬市，歪風邪氣甚囂塵上。馬德曾講，“在綏芬市，誰給我送了禮我記不清楚了，但誰沒有給我送禮我很清楚。”還比如，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書記孫楚寅腐敗窩案，卷進去的廳級干部10多人，縣處級干部70余人。

中國共產黨是個有著優良傳統作風的黨。在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形成了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三大優良作風。在新中國建立前夕，毛澤東向全黨提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④。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⑤的作風要求。進入新世紀以后，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要求黨的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在作風上要做到“八個堅持，八個反對”⑥。黨的十七大召開前，胡錦濤又在第十六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對黨員領導干部提出，要大力倡導勤奮學習、學以致用，心系群眾、服務人民，真抓實干、務求實效，艱苦奮斗、勤儉節約，顧全大局、令行禁止，發揚民主、團結共事，秉公用權、廉潔從政，生活正派、情趣健康等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環境密切相關的八個方面的良好作風。⑦隨著社會的前進和黨的事業的發展，黨的作風建設正被不斷注入新的時代內容。

但也應看到在一些領導干部中還存在著突出的作風問題，如三大優良作風在有的地方異化為“理論聯系實惠、密切聯系領導、表揚和自我表揚相結合”，在有的地方甚至異化為“官位聯系實惠、密切聯系大款、入股分紅和個人收受‘紅包’相結合”。至于因精神懈怠導致的不思進取、得過且過，漠視群眾、脫離實際，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弄虛作假、虛報浮夸，鋪張浪費、貪圖享樂，陽奉陰違、我行我素，獨斷專行、軟弱渙散，以權謀私、驕奢淫逸等等不正之風，已成為執政黨面臨的嚴重危險。

二、黨風的特點

從黨風的定義我們可以歸納出黨風的幾個鮮明特點：

第一，一定的普遍性(群體性)。

其一，在主體上，要有“一定數量”的黨員或黨組織。個別黨員的行為只能叫某個黨員的作風，個別組織的行為只能叫某個組織的作風。所謂“一定數量”，指有一定的規模，形成一定的氣候。而“態度和行為的傾向性”，是指形成一定的觀念、規則或潛規則、行為等。

比如，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當前，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黨的建設狀況、黨員隊伍素質總體上同黨肩負的歷史使命是適應的。同時，黨內也存在不少不適應新形勢新任務要求、不符合黨的性質和宗旨的問題。”針對存在的六個問題，該決定用的數量詞分別是“一些黨員、干部”、“一些黨組織”、“一些領導班子”、“一些基層黨組織”、“有些領導干部”、“一些領導干部”等⑧，說明有“一定數量”的黨員或黨組織存在不正之風。它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形成了一定的氣候。這是值得各級黨組織嚴重警惕而且不能姑息的現象。

再如，在干部選任上，現在是兩種風氣并存，兩套規則博弈，一套是陽光下的公道正派規則和風氣，這正在成為主流，另一套則是拿不到桌面上來但卻實實在在存在著的跑官要官、任人唯親、迎合領導的潛規則和歪風邪氣。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一些地方和部門選人用人公信度不高，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問題屢禁不止”。在有些地方，潛規則使官場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漩渦和黑洞，許多人難以擺脫。在這種歪風下，官場呈現“逆淘汰”，吏治腐敗大行其道。身處這種政治生態下的官場，誰不遵守潛規則誰就會被視為另類，誰不跟風誰就會受到排擠和白眼甚至被淘汰出局。有些人原本素質并不差，但為了不被排斥和淘汰，要么隨波逐流被改變，要么滑進腐敗深淵被同化，如果抗爭只會碰得頭破血流。雖然這種歪風不是主流，但能量卻不小，因此，中央提出“要匡正選人用人風氣”⑨，嚴肅換屆紀律。

其二，在時間上要有較強的延續性和反復性，不能把一時片刻的行為稱作黨風。因為黨風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過程，要經歷一定的時間，而它一經形成，又反復地作用于黨的政治生活。歷史告訴我們：黨的三大作風的形成，若從建黨時算起，到1945年黨的七大毛澤東作出科學概括時止，前后經歷了20幾個年頭。可見黨的優良作風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而一旦形成，就會對黨的建設起到長期的積極作用。無數老黨員把三大優良作風作為座右銘，時刻用它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同樣的道理，黨內不正之風具有一定的頑固性，它一經形成，對黨的建設也起著極大的消極和破壞作用，糾正它有一定的難度。所以，中央提出糾正不正之風既要堅決又要持久，就是這個道理。

其三，在行為表現上，要有較廣的涉及面。黨風在行為表現上應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生活、學習等方面。江澤民在2001年“七一”講話中指出：“要全面加強黨的思想作風、學風、工作作風、領導作風和干部生活作風建設。”可見，黨風是黨的建設的綜合性問題，必須全面規劃黨風建設的任務，同時也要重點抓好每個階段性的突出問題。

第二，相對的局部性(地域性)。

黨風的局部性與黨風的普遍性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即作為整體意義上的全黨，有一個總的精神風貌，多數黨組織和黨員的一貫態度和行為的傾向性構成了黨風的主流。然而，我們在分析黨風狀況和進行黨風建設時，必須層層分解，作出具體判斷。只有認真剖析每一個地方組織、基層組織及其黨員帶傾向性的風氣，才能有的放矢地加強黨風建設。比如，吉林省靖宇縣是楊靖宇將軍壯烈殉國的地方，在這塊神圣的土地上，很長時期都保持著樸實、淳厚的民風，也曾涌現過很多優秀的共產黨員和黨的干部。但在原縣委書記李鐵成主政期間，這里卻被搞得烏煙瘴氣，局部風氣非常糟糕，帶壞了一批干部。我們決不能說全黨所有黨組織都是這樣的狀況，但某些地方的某些時期，黨風的整體情況確是不容樂觀的。

黨風的局部性的特點，要求我們辯證地看待局部與整體的關系，既不能從一個黨員或黨的干部、一個組織的作風推論全黨的黨風，也不能認為黨中央有了正確的路線，全黨就不存在黨風問題，以為太平無事而掉以輕心起來。

據權威部門統計，近些年來受處分黨員約占全體黨員人數的1.4?。有人以此標榜成績，認為出問題的黨員在全體黨員中所占比例非常小，無礙大局，不足以大驚小怪。這種認識是非常錯誤和有害的，因為它以全體黨員為分母，而全黨8000萬黨員中，相當一部分無職黨員沒有掌握權力資源。因此，我們不能僅看這一個數字和比例，還要看出問題的黨員在掌權者中占多少比例，即在處級干部、廳級干部、省部級干部中各占多少比例。只有具體統計分析，避免籠統抽象，才能使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

第三，顯著的實踐性(直觀性)。

“風”，是直觀的，雖然看不見，但是能夠直接感受得到。黨風建設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具有顯著的直觀性、實踐性。

我們常說，黨風體現著黨的性質和宗旨，是黨的世界觀在行動上的表現。一個政黨，只有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并且反復表現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在路線、方針和政策上，才能形成好的作風。這個基本判斷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應該注意，黨的世界觀不能直接等于黨風。世界觀屬于思想、認識、觀念的范疇，沒有實踐的屬性，而黨風屬于實踐活動范疇，它主要體現在黨員的態度和行為中，是黨的風格面貌的主要標志，是一種外化了的世界觀。還有，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也不能直接等于黨風。歷史上曾有路線錯了但黨風較好的時期，比如王明路線統治時期，雖然路線錯了，但廣大黨員仍然能夠密切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持續保持在人民群眾中的良好形象。歷史上也曾有路線對了但黨風卻讓人民群眾并不十分認同的時期，比如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的大政方針是正確的，但有些黨員干部在社會轉型時期不能正確對待權力和金錢，搞不正之風，甚至腐敗，因而這個時期也是人民群眾對黨風最不滿意的時期。在新華網“我參與我期盼——2009年全國‘兩會’大型調查”等互動欄目中，超過60萬網民用跟帖、留言和投票的形式“說”出了自己心中的五大期盼。其中，反腐倡廉高居各項之首，成為網民最大的期盼。

黨風的實踐屬性要求我們各級黨組織和全體黨員必須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來維護整個黨的形象。2001年9月，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專門討論黨風建設問題，作出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江澤民在此前后多次講話指出：“黨的作風關系黨的形象，關系人心向背，關系黨的生命”，道理正是如此。

三、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的關系

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既有聯系又有區別。

第一，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有著緊密的聯系。

黨風正派能夠抵御腐敗，不正之風則會誘發腐敗。比如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官本位的思想作風等就是腐敗的土壤和溫床，而腐敗又進一步敗壞黨風。某些現象既是黨風問題又是腐敗問題。所以，人們經常將它們放在一塊談。比如，2008年1月，賀國強在第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工作報告，題目就是《全面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努力開創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新局面》。還可以說，如果我們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看作一個整體，那么，懲治腐敗是治表，黨風建設是治本。胡錦濤強調，在反腐敗的問題上不僅要治表，還有個治本的問題。就是說，把浮出水面上的腐敗分子，不可救藥的官員給查出來，讓他們別在共產黨的隊伍里混下去了，別一粒老鼠屎壞一鍋湯，這是治表。另一件事就是治本，這個本就是預防腐敗的滋生。怎么預防法？胡錦濤提出從八個方面做起，樹立良好風氣，一旦良好風氣形成，就會強根固本。

第二，黨風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又有區別。

并非所有黨風問題都是腐敗問題，二者在內涵、范圍(人數)、程度等方面皆有不同特點。

其一，內涵不同：不正之風主要指黨內不健康的風氣，腐敗主要指權力不受制約而產生的權錢(色)交易、以權謀私等行為。目前，社會上對“腐敗”一詞的使用存在泛化的問題。如，“決策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不作為也是腐敗，而且是更大的腐敗”等。固然，決策失誤必須重視，但“腐敗”是一個專屬性很強的政治名詞，決策失誤造成經濟損失，大多是工作能力問題，也有決策成本意識問題，如果其中沒有涉及決策者的個人利益問題，那么，就不應當列入腐敗現象之列。因為反腐敗的關鍵在于反對國家公務人員借職務之便獲取個人利益，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有可能找到工作重心。如果將“決策失誤”、“不作為”等都列入“腐敗”之屬，則勢必讓反腐敗工作偏離重心。

其二，范圍(人數)不同：不正之風卷進去的人相對多一些，搞腐敗的人相對少一些。

其三，程度不同：即行為的表現和后果都不一樣，不正之風表現程度相對輕一些，腐敗則是嚴重的“叛黨行為”⑩，“執政黨的最大危險是腐敗”(11)。不正之風主要靠教育和制度來矯正，腐敗現象則主要靠教育和制度來預防，靠法治來懲處。還可以說，黨風建設是高標準的建設，反腐倡廉建設是底線建設。不勤政，尚可教育，治庸問責；不廉政，則必須從黨政干部和公務員隊伍中淘汰出局。正因為有這些區別，所以黨的文件有時對它們分別進行闡述。比如黨的十七大報告的“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部分第六點的題目是“切實改進黨的作風，著力加強反腐倡廉建設”，說明黨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有密切聯系，然后用兩個自然段分別論述了黨風建設和反腐倡廉建設的任務，這說明它們又是有區別的。(12)把反腐倡廉建設從黨的作風建設體系中單列出來加以強調，反映執政黨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還有，2007年胡錦濤在第十六屆中央紀委第七次全體會議上重點講黨風建設，要求倡導八種良好風氣來從根本上提高黨員素質，在有些場合，又專門講反腐敗問題。

四、黨風建設的重點

黨風建設的重點是執政黨各級領導干部的作風。

黨風正不正關鍵看黨員干部，因為領導干部的作風具有示范效應。風成于上，俗形于下，領導干部的作風狀況，直接關系著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黨風政風民風，歷來都是社會行為規范的風向標。據資料披露，雷鋒在成長過程中，有“兩件小事”對他世界觀的形成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一是營長撿起地上的螺絲釘，小心翼翼地裝袋備用，這不僅培養著雷鋒艱苦樸素的作風，而且啟發他今后要當“革命事業的螺絲釘”。二是領導夜間查房幫他蓋上被子，雷鋒頓時感到組織的溫暖，黨的關懷。他暗下決心，今后要做營長這樣的好人，把溫暖傳遞給別人。可見，風是有能量的，黨風尤其是黨員干部的作風更是具有巨大的能量。電視劇《亮劍》的男主人公李云龍，英勇果敢，意志頑強，帶出了一個鋼鐵般的獨立團。因此，人們把一支部隊作風的形成，歸結為這支部隊主官的性格。對一個單位、一個部門、一個政黨來說，同樣如此。領導者的個人魅力所在之處，往往會成為所有人仿效的榜樣，進而成為一種精神、一種“氣場”、一種凝聚力和號召力。

黨風、政風、民風，是三個互有區別而又有聯系的概念，其中，黨風是最重要的。“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13)黨風正，則民風正，事業興。黨風邪，則民心散，事業垮。在執政條件下，執政黨的黨風是社會風氣的楷模，它對社會風氣起著引導、制約的作用。因為執政黨是公開的黨，掌權的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處于核心領導地位，執政黨的黨風自然處于主導地位，對社會風氣起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和引導作用。當前，社會上、群眾中還存在著一些消極落后的東西，社會風氣還沒有根本好轉，妨害著人們的精神狀態，使人們積極性不能充分調動起來，影響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花大力氣，建設好我們的黨風。我們要抓黨風、促政風、帶民風，首先必須全面加強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建設。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14)“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15)“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16)政府一旦欺騙民眾，民眾也會以不同方式欺騙政府，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一個不講正義的政府，很難要求公民講正義和正氣；一個不肯擔當責任的政府，很難要求公民起來承擔責任；一個缺乏核心價值倫理的政府很難要求全民樹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

溫家寶在一次與網民在線交流時，用自己的深思對此作出了精辟的詮釋：“為什么在應對金融危機這樣重要的時候，而群眾卻十分關注反腐敗？我認為，經濟發展、社會公平和政府廉潔是支撐一個社會穩定的三個頂梁柱。而在這三者當中，政府廉潔尤為重要。因為只有一個廉潔的政府、得到人民信任的政府才能夠一心一意促進經濟發展，才能夠采取各種措施實現社會公正。”

五、黨風建設的實質

黨風的實質是黨群關系問題。黨風建設的實質是加強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系。黨風中無論是優良作風還是不正之風，都與黨群關系密切聯系著。以三大優良作風為例，理論聯系實際，主要是聯系人民群眾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實際；密切聯系群眾，詞中之義就揭示了黨群關系：批評與自我批評，主要目的是“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17)。不正之風則使黨群關系受損，使“黨的組織與黨所領導的群眾發生隔離”(18)。所以優良作風有利于建立良好的黨群關系，不正之風則嚴重破壞黨群關系。黨風建設，是關系人心向背的問題，是關系共產黨執政是否具有持續合法性的問題，是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課題組2008年在全國28個省市區的134個縣(市、區)、251個鄉(鎮、街道)和523個村(居委會)，入戶訪問了7139位年齡在18—69歲的居民，完成了一份全國性抽樣調查。調查表明，當前社會群體利益沖突主要聚焦于貧富矛盾和干群關系。在調查中，課題組列出了七對具有對應關系的社會群體，向公眾詢問“哪兩個群體差異最大”，“哪兩個群體最容易產生矛盾”。結果表明，無論是從差異的角度還是從容易產生沖突的角度，“窮人和富人之間”和“干部與群眾之間”都排在前兩位。這說明貧富關系和干群關系是目前最需要處理好的社會利益關系，也表明加強黨風政風建設是黨的建設的當務之急。

【注釋】

①(13)(17)《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812、1004頁。

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頁。

③《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頁。

⑤《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0頁。

⑥江澤民：《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530－547頁。

⑦胡錦濤：《全面加強新形勢下的領導干部作風建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867－878頁。

⑧⑨《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黨的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09年9月18日)，中國方正出版社2009年版，第4、21頁。

⑩1996年，胡繩撰文指出：“過去革命時期有叛逃的現象，現在也還出現一些叛逃的現象，但突出的是貪污腐敗現象的大量出現。怎么整頓，都還是不斷地出現。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叛黨。”參見胡繩《從黨的歷史看中國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求是》1996年第20期。

(11)溫家寶在全國依法行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參見《人民日報》2010年8月28日。

(12)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

(14)孔子：《論語〃為政》。

(15)(16)孔子：《論語〃子路》。

(18)《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頁。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部教授）

責任編輯：曉華

第三篇：淺談行政效能監察基礎理論問題

行政效能監察是《行政監察法》賦予行政監察機關的一項重要職能。《行政監察法》第一條規定：“為了加強監察工作，保證政令暢通，維護行政紀律，促進廉政建設，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根據憲法，制定本法”。雖然沒有明確提行政效能監察，但已經把提高行政效能作為立法宗旨之一。《行政監察法》第十八條第（一）項對行政監察機關如何履行監察職

能也作了明確表述，即：“檢查國家行政機關在遵守和執行法律、法規和人民政府的決定、命令中的問題”。吳官正同志在江蘇考察時曾指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針對政府部門工作效率、管理效益方面的突出問題，開展效能監察，督促各級行政機關和國家公務員廉潔從政、依法行政、勤于政務。”在實踐中，行政效能監察工作對促進政府部門轉變職能、轉變工作作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特別是行政效能監察方面的基礎理論研究還相對薄弱。如何進一步提高理論工作水平，更好地指導實際工作，推進效能監察工作向縱深發展，成為我們行政監察機關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課題。本文擬對行政效能監察的有關基礎理論問題作些初步探討。

一、行政效能監察的涵義

要理解行政效能監察的涵義，首先應了解什么是行政效能。效能的原意是指事物所蘊藏的有利的作用。效能監察中的效能指的是行政管理的效能，即行政管理活動這一事物所蘊藏的有利的作用。而行政管理活動的效能，主要從能力、效率、效果、效益這四個方面體現出來。行政管理能力是實現行政管理高效能的基本條件。不難想象，沒有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的機關組織或工作人員不可能產生和發揮高的管理效能。行政管理效率指在單位時間里完成的管理工作量，或者說是某一行政管理工作所獲的成果與完成這一工作所花時間和人力的比值。用人、用時越少，效率越高，反之亦然。行政管理效果指行政管理活動所產生的實際成果，包括物質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它是衡量行政管理好壞的直接標志。行政管理效益是指行政管理活動所產生的直接經濟利益、社會利益或客觀的社會效應和社會影響。行政管理效能的這四個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相聯系的，從不同的側面反映行政管理的效能。行政管理效能是行政管理活動的出發點和歸宿，是行政管理活動情況的綜合反映。綜上所述，行政效能監察是指行政監察機關以提高行政效能為目的，依法對監察對象履行職責的能力、效率、效果、效益等情況的監督檢查以及對違法失職行為的查處。

行政效能監察是用于保證組織內部高效運轉的監督工作，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主動性。效能監察開拓了監察部門主動走向監察對象，并對其行政行為進行監督的一條重要途徑。對監察對象的行政行為是否符合國家法律法規的要求，是否高效勤政，能夠及時主動地實施監督檢查，不受有無群眾舉報的限制，使消極腐敗現象和各種違紀違法問題的發生和危害降到最低程度。二是綜合性。效能監察是監察部門有目的、有計劃、有措施、有步驟地開展的監督檢查活動，包括調查研究、選題立項、查清事實、分析原因、查明責任、糾正錯誤、查處違紀、挽回損失、提出建議、督促改進等多個環節，是一個完整的過程。三是權威性。首先是作為效能監察主體的監察部門擁有檢查權、調查權、建議權和一定的處分權。其次是效能監察的立項是各級領導機關批準或下達的，即監察項目實質是受各級領導機關的授權而進行的。最后是效能監察做出的情況報告，經領導機關或上級監察機關審定批準具有更強的約束力。監察部門根據檢查或調查結果發出的監察建議書或決定書，被監察對象無正當理由必須執行。

二、開展行政效能監察工作的意義

1、開展行政效能監察是促進依法行政的需要。隨著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和政府職能的逐步轉變，特別是加入wto后，各政府部門直接管理經濟的職能將進一步淡化，社會管理職能和行政執法職能將進一步突出。但是，在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中，還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還存在由于作風漂浮、推諉扯皮使重大決策決定無法得到貫徹落實，甚至因此造成責任事故，給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帶來重大損失的事例。通過開展行政效能監察，有利于及時發現和糾正違法行政、政令不通的問題，督促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自覺遵守和嚴格執行國家的法律法規，認真貫徹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命令指示，嚴格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管理行政事務，從而保障政令暢通，促進各項行政活動在法制的軌道上的健康運行。

2、開展行政效能監察是提高行政效率、優化經濟發展環境的需要。近年來，行政機關和及其工作人員在工作效率和作風上還存在一些問題。如現在有的干部雖然不貪污、不受賄，但碌碌無為，身在其位，不謀其政，效率低下；有些職能部門審批事項過濫，辦事環節較多，程序繁瑣，推諉拖拉，互相扯皮，甚至有些人違法亂紀、以權謀私，這些都制約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解決這些問題既要

第四篇：田野調查

潮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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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工本6班-旅游與酒店管理

【概述】

古稱為潮州文化，是海內外潮人的根，在廣東潮汕地區（以現在廣東汕頭、潮州、揭陽三市為中心）。生活在這個地區的潮汕人，是漢民族中具有獨特的文化面貌的一個支系。我們把潮汕人所創造的文化名為“潮汕文化”，并給它以如下界定：

首先，潮汕文化是漢文化的一個地域性亞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區自然環境條件的影響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的。

潮汕地處中國大陸的東南隅，廣東省的最東端，與福建省毗鄰,總面積10346平方公里。地形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低，東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綿延起伏，東南瀚海連天，形成一個內陸比較封閉，而有很長海岸線的地理小區域。這種地形地貌特征對潮汕文化的形成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其次，潮汕文化包含著許多文化特質，它們組成了既與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畬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與周邊其它地域文化有異的一個體系。在這些文化特質中，語言是最具有區別性特征的一種。因而，我們把潮汕文化理解為，由講潮汕話的民系所創造的一個文化共同體。

其三，潮汕文化是一個動態的開放體系。它的形成過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經過多次互相影響，互相吸收而逐漸融合的過程。在自成體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遷徙，潮汕文化向海外傳播，同時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斷發展。

潮汕地區地狹人稠，人口與資源和環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競爭環境培養了潮汕人的創造、開拓和冒險精神，不少人外出到海外謀生，形成社會風氣，在農業上精耕細作，在手工業上精雕細琢，在商業上更是精打細算，極善經營，聞名海內外，有“中國的猶太人”之稱。清中葉著稱一時的廣幫商人，主要由廣州幫和潮州幫商人組成，潮商在國內的東南沿海及江南一帶生意做得很大，在泰國、新加坡一帶頗有勢力。強烈的商品意識，是潮汕人一種頗具優勢的文化潛質，使他們在改革開放時期足跡遍及城鄉，滲透各行各業，特別活躍。秦漢以后，漢文化向嶺東擴展。晉唐時期，中原主流文化影響逐漸擴大，陳元光平定泉潮間蠻僚嘯亂、韓愈謫任潮州刺史，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宋元時期，大量移民入潮，閩文化北來，使潮汕地區全面開發，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環節。明清時期，最終形成有鮮明特征的潮汕民系文化。潮汕地區從宋代起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也相應發展，人才輩出。

潮汕方言

潮汕方言，即潮汕話，又稱潮州話，屬漢語方言八大語系之一的閩南語系。它的詞匯豐富，幽默生動，富有極強的表現力，并保存著很多古漢語的成份，因而為越來越多的語言學家所重視。潮州方言有自己的字典《潮州字典》，以及《潮語十五音》等研究地方語言的專著。

戲劇音樂

潮劇又名潮州戲、潮音戲、潮調、白字戲，主要流行于潮州方言區，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一個已有四百三十多年歷史的古老的地方戲曲劇種。它是宋元南戲的一個分支，由宋元時期的南戲逐漸演化，吸收了弋陽、昆曲、皮黃、梆子戲的特長，結合本地民間藝術，如潮州音樂等，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形式和風格。潮劇的語言并非一開始就使用潮州方言。從明刻本《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可以看到，這時的潮劇主要用潮州方言演唱，但其中一些場次的唱腔和道白，標明用“正音”（即“官腔”）演唱，這說明潮劇從南戲演化的過程中，開始可能全用“官腔”，其后才逐漸減少“官腔”的分量，而最終完全地方化。潮劇有自己的體系和獨特的風格。音樂唱腔是曲牌聯綴為主的聯曲體和板腔體綜合體制，至今保留一唱眾和，二、三人以上同唱一曲和合唱曲尾的幫腔形式。唱腔以輕婉抒情見長，多曼聲折轉，清麗悠揚。潮劇行當由南戲的生、旦、丑、凈、外、貼、末發展到現在為十類丑、七類旦、五類生、三類凈、其中以丑、旦兩行表演較有特色。

潮州音樂源遠流長，優美動聽，馳名中外，它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濃郁的地方色彩。其門類有：以三弦為領奏樂器，伴以彈撥、弦索樂器的弦樂；以琵琶、三弦、箏組奏的細樂；以佛場主要法器，伴以嗩吶、橫笛領奏的廟堂音樂；以笙、簫、管、笛為主要樂器的笛套音樂；以潮州大鑼鼓伴以嗩吶領奏的潮州鑼鼓樂等。其表演形式靈活多變，既可表演出千軍萬馬，氣勢磅薄，壯懷激烈的場面，也可奏出輕快活潑、悠揚悅耳的情調。千百年來，潮州音樂備受世人喜愛和歡迎。1957年潮州音樂團在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表演并榮獲金質獎章。據傳六十年代初，周總理訪問瑞典時，瑞典國王饋贈的禮物中，便有兩張他自己珍藏的潮州音樂唱片。由此可見，潮州音樂已被視為稀世奇珍。潮汕英歌

所謂北有秧歌,南有英歌。流行于潮汕一帶的英歌是漢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間廣場情緒舞蹈。據說它起源于明代中期,是以梁山108好漢為原形。表演形式分有“前棚”和“后棚”之分，現已大多簡化只有前棚表演，表演時畫著梁山好漢臉譜的演員手持雙棒或圓鼓起舞，氣勢粗獷雄壯。編輯本段潮汕工藝

潮州木雕是工藝美術的佼佼者，說來有趣，在卷帙浩瀚的《辭海》中，要查出“木”雕一詞，必須貫以“潮”字方可查到。“潮州木雕”成為專有名詞，可見其藝術性、專訪性之強，影響面之廣。潮州木雕在唐宋時已初具規模。至明清而日臻完美，如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潮州木雕形成了鮮明的風格。其形式有圓雕、沉雕、浮雕、多層次的鏤空雕，而外形色彩上，可分為黑漆裝金、五彩裝金、本色素雕三類。在應用上則大致分為建筑裝飾，家具裝飾，神器裝飾和案頭陳設等四類。在潮州，不管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民居之陋，人們隨處都可以見到木雕藝術的存在。所以，潮州有“木雕城”之譽稱。

潮繡是我國四大名繡之一——粵繡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現，明、清兩代更趨成熟。《潮州府志》云：“潮州婦女多勤紡織”，“織任刺繡之功，雖富家不廢也”。清末，潮州還出現過二十四名“繡花狀元”，并赴南京參加全國刺繡比賽。潮繡講究構圖均稱，色彩濃烈，富麗堂皇，其品種大致可分為日用品、欣賞品和劇服三種，形式有絨繡、紗繡、金銀線繡、珠繡四大類。針法千變萬化，主要有“過橋”、“鑾乾”、“歷艮”、“二針鎖”、“三針鎖”、“三山起”，以及“打只”、“化針”、“亂針”、“點繡”等六十多種。潮繡因其瑰麗多彩，技法精巧而著稱，產品行銷世界各地，深受青睞。

此外，還有巧奪天工的潮州抽紗，多姿多彩的潮州花燈，潮州剪紙，潮州銀飾，潮州陶瓷，潮州嵌瓷，潮州石雕等等，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潮汕建筑

潮汕民居以傳統的三合院、四合院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稱“下山虎”和“四點金”。規模較小的城鎮平民居屋有布局狹長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點金為基礎橫向或縱向擴大規模，稱“三廳串”、“八廳相向”、“四馬拖車”、“百鳳朝陽”，其外部輪廓則保留十分規整的正方形或長方形。大規模的集居式住宅稱為“寨”，這是清代潮汕地區鄉村居民軍事化的產物。從平面上可分為方案和樓寨，從外圍方式上可分為圍墻和圍樓。在潮陽，這種集居式住宅稱為“圖庫”。海濱貧民舊時所居多為涂(草)寮，是夯土或以木、草織成墻體的茅屋。潮汕地區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貝灰和石材。至遲在北宋已開始燒制貝殼灰，以貝灰為主體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為盛行，不僅應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應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僅應用于建筑構件的門框、欄板、抱鼓石、臺階、柱礎、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橋、石塔、石橋大型建筑物。

潮汕祠堂的基本結構，有兩廳夾一庭的兩進式和三廳兩庭的三進式兩種。其建筑系統地運用木雕、石雕、嵌瓷這三大潮汕建筑工藝，裝飾豪華，富麗堂皇，雄偉壯觀，具有一定的欣賞價值。潮汕祠堂還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價值。如普寧市西社鄉永思堂存有民國修建碑記，從中可以了解該祖源流及世系輩序，這對研究該簇歷史有很大的幫助。澄海市后溪鄉芳莊堂，堂正中入門有一祖墓，這一現象在潮汕是極其罕見的。

潮汕土樓主要分布于饒平縣和潮州市鳳凰山區及其余脈，如潮安縣鐵鋪鎮平原地區。

潮汕人文

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種帶有民間信仰性質的慈善機構。在這種善堂文化的熏陶下，潮人多樂于做慈善事業。

潮汕民俗

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著很多中原傳統文化，這也是潮汕人一直驕傲的地方。除了傳統的節日外，他們還保留著盂蘭節，中秋燒塔,新年燒龍等等中原已消失的習俗。另外較有特色的還有“人節”食七樣羹，澄海賽大豬，鹽灶拖神等等習俗。潮汕飲食

潮州菜源于潮州，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據史料記載，潮州菜可追溯到漢。盛唐之后，受中原烹飪技藝的影響，發展很快。唐代韓愈臨潮時，對潮菜美味贊嘆說： “……章舉馬甲柱，所以怪目呈。其余數十種，莫不可嘆”。至明末清初，潮州菜進入鼎盛時期，潮州城內名店林立，名師輩出，名菜紛呈。近代，由于潮籍海外華僑的往來，潮州菜博采海內外名食之精華，菜式更加豐富多彩，質量精益求精。時至今日，潮州菜已經發展成為獨具嶺南文化特色、馳名海內外的我國名菜之一。

潮汕小吃，品種繁多，香味可口，讓人嘗試以后絕對想再嘗。信手拈來就有西天巷蠔烙、貢咕鵝肉、老姐豬腳飯、老媽宮粽球、朥糕，以及各類粿品、甜品。牛肉丸。潮汕瀕臨太平洋，海產資源豐富，為汕頭港一帶流行，制作魚丸等提供了有利條件。有關魚丸的制作，潮汕民間傳說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國，那時的平王喜歡食魚，一日無魚便食不甘味。不過這位楚平王平日驕橫慣了，性格殘暴，誰也惹不得他，否則生命難保。可笑的是他吃魚時，如果不小心讓魚骨魚刺給哽了喉，他從不責埋自己粗心，而總是怪罪廚師，把他殺掉，這可就太難辦，太難侍候了。有一天，御廚由一位新來的廚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為自己的性命忱憂。經過苦思，他想出了一個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魚肉而不是魚刺魚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魚肉和魚刺魚骨分開來，然后再把這些凈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義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碼也保住了自己的頭顱，他就按這法子做了。據說，這就是魚丸最初時的雛形。后來，因為這種新穎別致的吃魚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贊許和賞賜，它也就傳出了宮墻外，傳到了南方，傳到了潮汕，經過本地廚師的花樣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贏得四方賓客噴嘖稱贊。

潮州打冷，主要是各類鹵水，腌制河鮮等具有潮州飲食特色的冷菜。

潮州功夫茶，中國的茶道。

潮汕工夫茶。工夫茶是潮汕地區極富地方色彩的茶道文化，它歷史悠久，植根于千家萬戶，幾乎可以說，凡是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人沖泡工夫茶，它在沖法上，不論是器具、用水、程序、飲法，都極具潮汕地方風味，我們甚至可以說，工夫茶是潮人的代表特征。首先，我們從潮汕文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潮州菜和工夫茶都是極帶潮汕地方特色的文化，且一“飲”一“食”，又同屬潮汕飲食文化。所以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這兩種潮汕飲食文化的形式便互相靠攏，借以更突出其地方色彩和特色；其次是工夫茶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大凡親朋好友聚會，接待客人都要用工夫茶相待，而潮菜筵席同樣是一種社交形式或親朋好友聚會的形式，因而同樣要用上工夫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工夫茶的最突出特點是量少而茶水濃醇，茶杯只有半個乒乓球大小，但喝下去卻滿口茶香，回味無窮，因而這種茶道形式，便十分適合筵席間飲用。潮州菜席間上工夫茶，確實給潮州菜增色不少，既增添潮菜地方色彩，又符合人們的飲食規律，當人們吃完一道濃郁的菜肴后，喝上一小杯工夫茶，既解肥膩，又清除口腔中的雜味，以便能更好地品嘗下一道菜肴的美味，因而使人們在進食的過程中，變得有韻律和節奏。在潮菜筵席中，上工夫茶的程序一般是當客人入座后，便要上第一道工夫茶，以后席間穿插上2～3次，且最好上在較肥膩的菜肴之后，當筵席結束時，又要上最后一道工夫茶。

牛肉丸。潮汕瀕臨太平洋，海產資源豐富，為汕頭港一帶流行，制作魚丸等提供了有利條件。有關魚丸的制作，潮汕民間傳說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國，那時的平王喜歡食魚，一日無魚便食不甘味。不過這位楚平王平日驕橫慣了，性格殘暴，誰也惹不得他，否則生命難保。可笑的是他吃魚時，如果不小心讓魚骨魚刺給哽了喉，他從不責埋自己粗心，而總是怪罪廚師，把他殺掉，這可就太難辦，太難侍候了。有一天，御廚由一位新來的廚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為自己的性命忱憂。經過苦思，他想出了一個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魚肉而不是魚刺魚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魚肉和魚刺魚骨分開來，然后再把這些凈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義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碼也保住了自己的頭顱，他就按這法子做了。據說，這就是魚丸最初時的雛形。后來，因為這種新穎別致的吃魚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贊許和賞賜，它也就傳出了宮墻外，傳到了南方，傳到了潮汕，經過本地廚師的花樣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贏得四方賓客噴嘖稱贊。

粿文化，糜文化，也是潮汕飲食的一大特色。潮汕賦

潮汕賦

借五岳浩氣，納昆侖龍恩。抱神龜玉柱，攬日月辰星。曬天地萬物，威鎮①潮汕矣。

粵閩之交，襟海背山。美麗富饒，無欲有容。夏無醒者，冬絕嚴寒。史載潮土，五千余年。秦漢以降，各族和睦。山風海濤，滌蕩心胸。共歷滄桑，柔中寓剛。

刻苦耐勞，謙恭和順。奮發進取，開拓創新。江河行地，日月經天。濤聲依舊，潮人永存。卓越貢獻，舉世聞名。薪盡火傳，歷久彌許。兼告開放，源遠流長。

尤睹潮史，源于兩晉。時郡立揭，福享流域。西轄粵惠，東連閩浦。北跨興梅，南據海涯。天地之間，生靈萬物。各茁奇葩，無不攀天。為添意如，浦惠兩地。

另立郡衛。重溯海陽。唐宋賢俊，嶺南麗珠。韓公文道，永銘潮汕。璀璨文化，獨樹一幟。風流人物，萌芽千秋。八俊七賢②，功勛無量。

繡山麗水，環繞三江。兩寺相映，玄山開元③。鴻雁群集，海碧藍天。令其天意，府居潮安。地靈人杰，盛水洞天。大明大德，清月清風④。時冠二林，文武狀元⑤。

今朝盛世，天地和諧。巍巍新都，四市九縣。土沃園博，瀚林之鄉。江山如畫，海納百川。宏港明珠，獨占鰲頭。春秋彭湃，民眾夸贊。林君子豐，時振英港。

許氏滌新，經書立傳。莊翁世平，德高望重。泰斗宗熙，譜寫史章。陶朱嘉誠，楷模一鑒。高賢林立，勝舉難書。俊彥賢達，漫筆延聞。

潮人當今，千千萬萬。根扎廣宇，四海和顏。五洲共濟，百業輝煌。尤以商賈，馳名宇環。大鵬展翅，龍鳳高翔。億萬裔孫，旭日朝陽。金黎鼎盛，奇花異樹。

目目芳菲，無一不妍。古今美德，團聚骨肉。風呈水起，誠信相傳。故曰“三江水匯脈相連，傲骨花開四海妍。八俊七賢今再現，潮人商賈遍大千”。

美哉、美哉！。厚德 載 物，潮汕潮人也

丁亥春月華仙人陳少慈寫于泰龍齋

第五篇：田野調查

上大學前就聽一些同學講大學后會有很多的實踐機會，它不像高中一樣只是在背書。上大學后一個學期，我發現自己也沒有參加過什么實踐。而在第二個學期開始，我終于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次實踐，內容就是去做一個社區調查。

其實一開始自己接到這樣一個任務，真的一點頭緒都沒有的，心里也沒有底，畢竟自己也是剛剛開始學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嘛，更何況自己一個實踐都沒有做個，經驗方面就更不用講啦。

在知道要做社區調查后，我們很快也找好了人并組成了以馬凱旋同學為組長的團隊。在組團后，我們也就開始討論定課題的事情，那時的我也是沒有什么方向的，我認為一個社區有太多方面的東西調查了，根本不知道從哪里入手進行調查。在聽過我們小組同學的討論后，我們基本定了調查的方向是教育方面的。在和老師討論后，老師認為我們的課題太大了，不好做。于是我們又開始討論課題的事情了。我們組中有一個回族的同學，他很想對北京的回族的文化方面做一個調查，于是，我們把課題更細的定到了家庭教育對回族傳統文化的影響方面。有了課題，我們接下來就要定調查的地點了。我們的組長之前寒假在北京薛營回族村做過支教，所以她建議我們去那里。而我們在認為那地方太偏遠，不方便調查后，我和組內的成員又上網找了一個在朝陽區的常營回族村，考慮到這離我們學校比較近，于是我們就初定調查地點在那了。在沒有對常營回族村有太大了解的情況下，我們小組成員做了一次初探，但我們去到常營后才發現這里已經發展成一個城市的小區了，對原來農村面貌的保存已經不在了。所以我們也就一致認為這個調查地點對我們的課題不好做。于是我們又把調查地點放回了薛營回族村。從課題的選定和調查地點的選定中，我知道了原來定一個研究課題是很不容易的，我們要經過很多的討論；查找資料等才能定出一個好的課題來。在找調查地點時，我也知道要先對選定的調查地點最好要有一個初探，看看那個地點是否符合自己定的課題，是否讓自己的課題更好的展開等。

在完成課題后，我們也開始分工寫開題報告了。我們小組每個人都負責開題報告的一部分，當然分工也是組長來的了。在組長的分配下，我負責的是開題報告的課題研究的局限性和創造點的撰寫工作。在一開始接到這個任務時，我也是頭腦一片空白啊，我根本不知道從哪里開始寫，于是我就翻閱正在學習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和上網找相關的資料，但經過多次的查找后，我還是沒有找到好的資料，于是，我就根據自己的觀點開始寫了，第一次嘛，當然格式什么的都不知道，后來在交給我們組長后，她幫我修改了很多的東西，真是很佩服我們的組長的。在之后，我們再一次聚集討論的時候，組長拿出了我們的開題報告還有兩份的訪談提綱，我一看到也就納悶了，因為之前組長也沒有跟我們說要做訪談提綱的事情。原來這些都是組長一個人在做啊。我再次佩服我們的組長，她的確有很好的領隊能力啊。在那時我才發現，做一個領隊也是不簡單的，他要承擔比組員更多的工作。在隊長中，我學會了很多事情，真想下次有機會自己也當一下領隊，鍛煉一下自己也是件好事。

當一切的準備工作做好后，我們小組也對薛營回族村做了一次初探，盡管之前我們的領隊來過，但這樣的程序也是必要的嘛。在經過2個小時的車程后，我們也終于來到了薛營回族村，當來到村的時候，我的第一感覺就是這里很干，比北京的城區干很多，會讓我這種南方人受不了。之后，我們來到了村委會，本來是打算找一個我們的一個師兄找點有關本村的資料的，因為他在這做村官嘛。但是很可惜他不在。于是我們就和村委會傳達室的大爺做了一個訪談。這個訪談主要是我們組長來做的，而我當然也就是在一旁做筆記和學習學習啦。

在組長對大爺做訪談的過程中，我學會很多有關訪談方面的知識，例如怎樣去控制問題，怎樣去追問問題等等。其實訪談也并不是我們平時的純聊天啊。在對大爺做完訪談后，我們在村子了走了一下，對村子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初探回來后，我們就分工做整理，最有意思的是我分到了整理當地清真寺舊碑文的工作，在一開始時，我看那個碑文圖片上面的字就不是很清楚，而且那些都是繁體字。在苦看了很久后，我還是沒能把全部的字翻譯出來。好在我略懂一些ps技術，把圖片整了一下，那些字也就清楚多了。接下來就是翻譯工作，還好，自己平時在家看的大都是香港的電視臺，對繁體字有一點的認識，翻譯這方面也就很快完成了。接下來就是斷句了，我自己的的古文能力很有限，只能大致的斷了一下。好在我想起了一個歷史學基地班的同學，于是找了她幫忙，謝天謝地啊！真是感激那位同學，幫了我一個大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