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田野調查方法分析范文

中國農村田野研究的單位選擇 ——兼論中國農村研究的分析范式

狄金華

內容提要：本文通過回顧20世紀以來中國農村田野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村落、基層市場共同體、鄉（鎮）以及縣四個基本的田野研究單位，并以此為基點討論了中國農村研究分析范式的現狀與突破空間。研究發現，不同的田野研究單位的興起有著自身的學術邏輯及路徑依賴，同時田野研究的單位選擇與研究范式的變更之間存在著辨證互助的關系。

關鍵詞：田野研究

研究單位

分析范式

20世紀以來，對于中國農村社會的關注和研究是國內學術界與國際漢學界研究的一個重點，其關注面之廣，研究成果之豐，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仔細梳理這些研究成果發現，基于不同的田野研究單位，有關中國農村的研究形成了若干個分析范式[1]，例如社區分析范式、經濟區域分析范式，同時若干新的分析范式的雛形開始出現或正在生成之中。其中任何一種分析范式的提出，往往都與田野研究單位的轉變有著種種關聯；同樣，任何一次田野研究單位的轉變，也給研究范式的拓展提供了發展的空間。事實上，不僅田野研究的單位選擇與研究范式的變更之間存在著辨證關系，而且不同田野研究單位的選擇也使得所呈現出的中國農村社會圖景有所不同，其或是鄉土社會的自洽圖景，或是農村社會生活被國家主宰化的格局。這種不同的圖景不僅使中國農村得以用不同的樣態呈現，同時也使中國農村研究呈現多元化的態勢。因此，無論是在展開田野研究時，還是在進行文獻探討時，學者們都有必要明確了解其單位選擇問題。而本文就是試圖從村莊、基層市場共同體、鄉（鎮）以及縣四個基本的中國農村田野研究單位對相關文獻進行梳理，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單位與農村研究范式的內在關聯，并力圖分析不同田野研究單位的學術貢獻及其瓶頸所在。由于本文的目的主要是通過闡釋與分析農村研究的單位選擇來尋求中國農村研究的突破，而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研究綜述，所以對于眾多的論著只是擇而論之。

一、作為傳統的村落研究

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學的開拓者吳文藻先生（1988）結合英國功能主義人類學和美國芝加哥學派社會學理論展開了對“社區”的系統化研究。吳文藻先生主張以“社區”為基本的研究單位來了解社會，由此推動了中國社區研究學派的產生與發展。

早期的研究者單一地將“社區”界定為“村落”，例如費孝通（1998）說：“無論出于什么原因，中國鄉土社區的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而且“從地理上講，傳統鄉村社會的村莊之間具有比較清晰的地域界限，在不同的村莊之中，經濟活動和社會交往都是在相互隔絕的情況下進行的”（王曙光，2007）。因此，中國的村莊便具有了獨立的文化單位和社會單位的性質。正是由于村莊的這種獨立性與封閉性，才使得以村莊為基本單位展開對中國農村的研究具備了邏輯基礎。為此，中國早期社區學派的“社區”研究事實上就主要是有關中國村落社區的研究，研究者試圖以此反映一般民眾的生活，進而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變遷做出評論。費孝通的《江村經濟》、林耀華的《金翼》、楊懋春的《一個中國村莊》等正是這種努力的結果。這些作品在當時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重視，奠定了中國本土社會研究的世界性地位。但是，從另一方面說，這些作品也因為其對村落社區研究單位的運用而受到質疑。例如弗里德曼（1963）就提出在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中國能否采取在其它原始部落中采用的方法來進行研究的質疑。弗里德曼所思考的是單個村落研究在中國社會研究中的代表性問題，即對小地方的描述能否反映大社會？弗里德曼的結論是否定的，他認為功能的整體性不足以把握有長遠歷史傳統的文明大國的特點，因此，社區不是社會的縮影，對于中國的研究還得借助于文獻，并做更大范圍的研究。弗里德曼的這種批判本質上是對由馬林諾夫斯基開創的太平洋民族志模式而發展來的中國社區論的質疑，即認為這是“將一個區域性的范式認定為人類普同性的范式后又將其運用到另一個區域性范式的建構之中（”王銘銘，2005）。在解構原有村落社區研究范式的基礎上，弗里德曼創造性地提出了宗族分析范式。與此同時，施堅雅（1998）在四川盆地實地研究的基礎上也提出了以集鎮為單位的市場體系的分析范式，認為集鎮而非村落是研究中國農村社會生活更為合適的基本單位。這些對分析單位的反思，都對這一時期海外中國農村研究的發展產生了影響。

20世紀80年代社會科學在中國大陸重新恢復以后，國內學者又重拾曾經給中國社會研究帶來過輝煌的社區研究傳統，這樣，曾經遭受質疑的村落社區研究也因此而再次引起學術界的反思。有學者指出：“對一個村莊或社區通過進行觀察，獲得對社區的詳細材料，并對這一社區進行精致的雕琢，從中獲得了一個完整的社區報告，”這種鄉村研究的發展本身“為地方性的資料細節所困擾，而忽視了一種整體的概覽和思考”（麻國慶，1999）。這種質疑顯然并非僅僅針對于村落研究，而是擴大到了對整個個案研究方法的一般性價值的追問。但在中國這樣的超大國家，面對如此急速的社會變遷，研究者們又意識到，田野調查因其具備操作上深入而持久的潛力，對于理解社會仍然獨具優勢，而就把握社會存在的復雜性而言，深入性可能是較廣泛性更加重要的需求。因此，個案村落仍然是研究者進行鄉村研究時所重視的考察單位，因為這種研究方式不僅能細致入微地再現個案對象廣闊的生活圖景和社會變遷形貌，也仍然為認識超越個案的宏觀社會提供了一條可以接近的道路（胡鴻保，2006）。特別是在王銘銘等（1997）提出“小地方大社會”[2]的概念之后，更促使研究者對村落研究方式進行重新定位與思考。

另外，一些政治學者在20世紀90年代將研究重心轉向鄉村后也逐漸意識到，沒有廣泛而深入的個案研究，不可能對全國農村的政治狀況有一個真切判斷。為此，他們曾提出“個案式思考”的概念，主張在進行個案調查時，以個案村為文本，尋找對對象具有解釋力的分析框架（賀雪峰，2003）。但這種個案社區的研究范式仍然面臨著傳統村落社區研究所面臨的困境，即對處于特定時空坐標中的村落社區進行研究，若忽視了村落社區的開放性，或一味地強調從宏觀層次上看待村民的生活，而看不到村莊生活自洽的一面，則極可能使對村落的研究再次走入迷途。盡管如此，研究者們也注意到了微觀村落中往往包含著的非村落的宏觀國家因素和非當下的悠遠歷史因素，為了避免一村一個理論的“嵌入式觀察”陷阱[3]，一些研究者主張以開放和歷史的視角看待個案，以對其做出更加深入的理解，進而通過對個案的深入解釋形成一種研究鄉村特性的方法，而這一方法與定量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并行不悖的（吳毅，2007a）。因此，這些研究者雖然仍將村落作為研究單位，但視野卻已經不再局限于某個具體的村落。例如于建嶸（2001）的《岳村政治》采取從縣、鄉、村步步深入的方法，岳村成了作者進行相關研究的表達對象，這種“縣—鄉—村” 的多層次研究路徑為讀者提供了較岳村本身更大的容量和視域。吳毅（2002）的《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則以川東雙村為例，研究了20世紀整整100年個案村落的“地方性知識”與“國家”及“現代性”因素的互動。宏觀與微觀、歷史與當下的貫通，使研究文本不僅呈現出個案村莊小歷史的變遷，也將整個20世紀中國鄉村變遷大歷史的軌跡揭示出來（楊俊凱，2003）。同樣基于單一村落社區無法承載實踐復雜性的考慮，仝志輝（2004）在《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一書中以對四個村莊的比較來呈現超越單一村莊的社會關聯。諸如此類的努力，將“社區研究”變成“在社區中研究”，放大了村落社區研究的效用。但嘗試也有不成功的“短板”，即一些研究不免存在以來自村落的經驗去驗證或映證某種理論的嫌疑。正如有學者所擔憂的，“把復雜的關系、豐富的材料簡單處理成用以證實或反駁某種概括的?個案?或?例子?，從而犯下布迪厄所批判的將理論?邏輯?強加在充滿模糊感和權宜性的?實踐邏輯?上的致命錯誤”（應星，2001），從而減小了個案研究發現理論的特殊價值。由于受到國家—社會分析范式的影響，研究者們發現，隨著整個民族國家目標的逐步實施，中國各類村落社區的歷史都記錄著國家權力向鄉村不斷滲透的過程。這樣，“在一個村落的小地方，同樣可以感受到國家的權力運作”（趙旭東，2003）。在歐伊（1989）的研究中，其為了說明農村中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也強調必須對“村莊”這一研究單位給予足夠的重視，因為“村莊是處于國家和社會交叉部分的一種特有的組織單位，農民在這個地方生活和工作，收成在這里收割和分割，農民在這里獲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國家也在這里征購糧食”（孫立平，2000）。正是在村莊這一基本單位上，國家和社會相遇了，這也就意味著村莊這一研究單位在理解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上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樣的研究思路，使村落研究的意義又重新得到確定。研究者們重新將研究的視角拉回到村落的有限區域之內，通過細致的研究來把握國家權力與民間生活的相互影響，即國家的規范是如何影響村莊的發展及村民的生活的，國家的指示與規則又是如何被規避、扭曲和被漠視的。

縱觀村落研究的傳統，學者們雖然立足于不同的學科視角，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論訴求，但基于村落研究而形成的社區分析范式無疑都將村落視為布迪厄意義上的“場域”[4]。在這一場域之中，不僅個體為了自身的地位與利益而努力，同時個體在行動的過程中又與村落外的社會空間發生聯系，由此推動著具體的村落場域與其它的場域發生著諸多的關聯。由此，基于村落社區研究而拓展的社區分析范式通過“深描”展現了中國農村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同時也為深入理解農村生活的自身邏輯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與視角。特別是在“場域建構主義”的策略之下，由于村落、村落之外、村落中的社會事實、村民以及研究者和研究文本都具有建構性，在每一項具體的村落研究之中，它們都會“遭遇”，并共同促成了研究成果的誕生，雖然由此帶來了村落研究無法回避的代表性質疑[5]，但也恰恰是這種“質疑”與“抗爭”破除了村落研究所暗含的“本土—他者”、“城市—農村”、“國家—社會”等二元論，讓作為場域的村落真實地再現出來。這一方面為宏觀社會的呈現奠定了基礎（林聚任、劉翠霞，2008），另一方面對村落社區分析范式的質疑和完善也進一步成就了宗族分析范式和基層區域經濟分析等范式。

毋庸置疑，中國農村社會的內容與復雜性遠非村落所能包容，傳統時代如此，現代性因素急速增生的現時代更是如此。因而，在學術重心下沉中生成的當代中國農村研究若以村落為單位雖然其情可諒，但若要更加全面地展現農村社會的復雜性與完整性，提升研究的解釋力，就勢必要求研究視野的放大和研究單位的提升。

二、成為經典的基層市場共同體研究

喬啟明（1934）和楊懋春（1963）早在美國康乃爾大學接受農村社會學訓練時就意識到了市場體系的意義；林耀華（2000）在《金翼》中分析黃東林與張芬洲家庭發展時，已注意到了家族的發展與集市的關系；費孝通（2001）的《江村經濟》也討論了集市在鄉村商品交換中的作用；楊懋春（2001）則更是在其《一個中國的村莊：山東臺頭》中生動地描述了村莊與市場的聯系。

盡管以村落為研究單位的研究者大多已意識到村莊與外界之間的聯系，但在施堅雅（1998）看來，以往的研究者在過分地強調小社團的同時卻未能對村莊與外界的聯系給予足夠的重視。他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一書中，試圖矯正這種只著眼于小社團的研究傾向：

“研究中國社會的人類學著作，由于幾乎把注意力集中于村莊，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農村社會結構的實際。如果可以說農民是生活在一個自給自足的生活之中，那么這個社會不是村莊而是基層市場社區。我要討論的是，農民的實際社會區域的邊界不是由他所住的狹窄的范圍決定，而是由他的基層市場區域的邊界決定。”（施堅雅，1998）

施堅雅（1998）通過對四川盆地的實證研究發現，農民實際的社會區域并不是村落，而是他所處的基層市場區域。“單純的村落無論從結構上還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構成中國鄉村社會基本結構單元的應該是以基層集鎮為中心、包括大約18個村莊在內的、具有正六邊形結構的基層市場共同體”。這一“基層市場共同體”既是一種社會結構，同時又是一個文化載體。它與同一區域內的權力結構、宗教活動呈現緊密的關聯性，而且其區域范圍與通婚圈的大小基本一致；同時，基層市場區域內農民的習俗、方言、風味食品以及穿衣戴帽的方式、繡花的圖案都具有較強的同質性；而不同市場區域間所使用的度量衡也存在較大的異質性。基于此，施堅雅提出，基層市場共同體不僅是親屬、宗教組織、秘密社會、宗族組織、方言乃至“小傳統”的載體，同時也是一個農民自給自足的范疇，一個分立性相當大的社區。事實上施堅雅（1998）本人已經注意到，跨村落的宗族與基層市場社區之間存在某種互動關系，由于農民家庭的社交活動主要在他們的基層市場社區內進行而很少在其外進行，同一個市場體系內宗族間的聯系可能會永久存在，而在不同基層市場區域中地方化的宗族之間的聯合常常受到時間的沖擊。對此，國內的人類學家也意識到，從功能上來講，中國集鎮“不是簡單的市場，而是庫拉圈[6]、互惠場所、夸富宴[7]的舉行地、再分配的網結、社會的競技場和文化展示的舞臺”（王銘銘，2005）。

盡管以基層市場共同體作為基本田野研究單位本身確實存在一些問題，也遭到了諸多學者的深刻批評；但當一個研究單位不是被當作概念游戲而是被視作收集資料的方法時，那些問題就可以相對淡化，基層市場共同體仍然可以視作一個比較有效的田野研究的選擇單位。以基層市場共同體作為中國農村的基本研究單位，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了諸多的啟示，也逐漸成為了一種分析和解釋中國鄉村市場以及整個中國社會構建和運行的綜合理論模式。費正清（2000）將施堅雅關于“基層市場共同體”的概念表述為“集市社會”，它“既是一個經濟單元，又是一個社交世界”，“這些舊的集市社會已經成為組織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的天然基地”。在費正清眼里，集市社會是了解中國社會本質的一扇窗口。施堅雅的集市體系研究顯然也對孔飛力的研究產生了重要影響。孔飛力（1990）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中便力圖強調市場共同體與團練組織之間的關聯性。對此，孔飛力亦不諱言，稱贊“施堅雅的中國集市研究的杰出成就，將社會層次和非正式農村組織等等復雜情況與人民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勾劃出的活動范圍聯系了起來”，而孔飛力對中華帝國晚期地方武裝的興起與基層市場的關系的關注則直接受到了施堅雅相關論點的啟發。在對湖南臨湘團練結構進行個案研究時，孔飛力承認“采用了施堅雅的集市規模的分級方案”，又稱“在其他地區，我們也發現了集市結構與地方武裝相關聯的充足證據”（孔飛力，1990）。目前國內有學者以鄉村集市為基礎展開對韓江中上游客家傳統社會經濟的研究，研究者之所以將鄉村集市確立為研究重點，也主要受到了施堅雅的影響。因為鄉村集市作為區域經濟結構的基本單位，是重要的研究切入點，以定期集市為主要特征的墟鎮又是觀察更大區域社會結構的參照系。基層市場共同體作為鄉村經濟組織單位和基層社會結構的組成之一，直接扎根于鄉土社會，與地方宗族、廟宇相互交錯，相互影響，深入揭示這三者間的關系可以說是解讀客家傳統鄉村社會的關鍵所在（周建新，2003）。

施堅雅的基層市場共同體研究對美國史學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吊詭的是，其原本只是試圖矯正人類學家只顧小社團研究傾向的努力，卻使得“一整代的美國史學家都以為中國的村莊，在經濟上、社會上都高度結合于大的貿易體系”。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美國著名的比較史理論家西達·斯科波爾：

“……我們必須留心，傳統中國共同體的基本單位并非個體村落，……而是包括一組村莊的市場共同體。……雖然農民在個體村莊內居住和工作，但市場共同體才是他們真正的世界。他們經常到定期集市作買賣，取得工匠的服務、貸款、參加宗教儀式，以及尋找婚姻對象。”（轉引自黃宗智，2000）

受施堅雅對于鄉村市場研究的影響，莊英章（2000）在其《林圯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一書中通過對林圯埔這一集市區域中生態環境與歷史背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深入分析，探討了在一個長時間內生態的、經濟的及社會文化的因素間的相互影響關系。這一研究路徑的展開，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臺灣人類學研究中過于“注重小社區的現時狀態之研究，根據功能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的種種現象，而忽略了較大區域的研究”狀況的反思與突破。

將基層市場共同體作為中國農村的基本研究單位，在學術界日漸引起重視的同時也引起了部分學者的質疑。基層市場共同體雖然被施堅雅看作小農的“自足的世界”，但由于沒有得到其它調查材料的佐證，施堅雅的研究結論并不能被簡單地推廣到全中國。以農民的社交觀為例，黃宗智（2000）研究發現，在華北平原，村莊仍然是農民生活的界限。對于這種不同于施堅雅根據四川盆地調查所得結論的論斷，黃宗智（2000）并未斷然地否定“基層市場共同體”的合理性，而是探究了造成這種認知差異的原因，即兩地居住型式的不同（華北平原的房屋集結成一大群，成都平原則由很多分散的壩組成）與商品化程度的不同（四川盆地的商品化程度比華北平原高很多），“兩個區域的這些差異——在居住型式上及商品化程度——使人聯想到市場對四川盆地小農生活的影響，可能確實大于村莊共同體，但在華北平原上則未必如此”。

雖然基層市場共同體的分析框架也受到中外學者的質疑[8]，但是它確實提醒漢學人類學家需要關注一個方法論的困境，即社會人類學家所研究的小型社區一方面是大社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中國現實，它們最多只是一種關于中國的“地方性知識”（王銘銘，2005）。同時，施堅雅以其獨特的方式向研究者們展示了經濟區域分析范式在中國農村田野研究中所呈現出的不同于村落研究范式與宗族研究范式的異樣圖景。這種圖景不僅是以追求異文化的傳統人類學者所忽視的，同時也是過于關注現代性和權力關系的農村社會學、政治學學者所未能重視的。

三、方興未艾的鄉（鎮）研究

以鄉（鎮）作為基本單位來研究中國的農村社會則至少可以追溯到許烺光。許烺光（2001）的《祖蔭下》即是以云南的喜洲鎮為研究單位來分析當地鄉村的親屬制度、信仰體系、人格與社會流動。但許烺光的研究顯然只是吳文藻“社區”研究的不自覺拓展，雖然他在無意之中開創了以鄉（鎮）為研究單位的先河，但其卻未能對鄉（鎮）作為一級農村研究單位展開足夠的理論反思。真正自覺地反思以鄉（鎮）作為中國農村研究基本單位的學者是日本學者福武直。福武直在同一時期出版的《中國農村社會的構造》一書中重點考察了華中地區自然村落與城鎮之間、村落與村落之間的政治、經濟基礎、宗教關系，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村落共同體”模式并不符合中國農村的實情，村落既不是封閉化的，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與外界社會處于有機的聯系之中。在否認“村落共同體”的基礎上，福武直提出了“鄉鎮共同體”的概念，他將“共同體”理解為農民基本生活得以維持的農戶聚集區域，鄉（鎮）即是這樣一個區域，在此區域之內，農民跨越村落進行日常生活的交流與市場交換（轉引自鄭浩瀾，2006）。

雖然福武直提出了“鄉鎮共同體”的研究單位，但其卻未能開展有效的研究。1984年初，費孝通在經過兩年多的研究之后，鄭重地宣布了他的研究結論：小城鎮包含了“大問題”。對于費孝通個人來說，小城鎮研究將他的社區研究推上了一個新的層面，一個新的研究單位。作為社會結構的一個環節，小城鎮凝結了中國社會結構變動中的種種矛盾。自1979年中國農村實行改革以來出現的種種社會問題都與小城鎮聯系在一起。在費孝通看來，選擇小城鎮作為社區研究的單位，不僅可以揭示中國社會發展中的基本矛盾，從中也可以看到隱含在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基本矛盾。從小城鎮出發進行研究將更容易對社會整體進行把握。事實也是如此。正是對小城鎮研究的拓展，費孝通展開了對城鄉關系和城鄉體系的研究（丁元竹，1995）。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在延承費孝通小城鎮研究傳統的基礎上，發現小城鎮的建設與鄉鎮企業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都與鄉鎮政府的運作緊密相連。因此，他們進一步拓展了對若干個案鄉（鎮）系統而規范的社區調查，特別對鄉（鎮）的行政、經濟與其它各類經濟組織進行了重點研究（馬戎、劉世定、邱澤奇，2000a；馬戎、劉世定、邱澤奇，2000b）。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諸多學者對鄉（鎮）的田野研究進一步推進了本土鄉（鎮）研究的發展。

蕭風霞（1989）的《華南的代理人和受害者：鄉村革命的協從》可以看作是對鄉級社區研究的一個有益探索。然而，她的研究雖然以珠江三角洲一個鄉級社區的調查結果來展現其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關注，卻并沒有對鄉級的政治權力給予充分重視，仍然將鄉與村統一起來進行分析，沒有擴展研究單位的自覺。

吳毅先生的《小鎮喧囂》可謂是真正以鄉（鎮）為基本研究單位有意識開展的系統性研究。吳毅（2007b）在完成了對雙村長時段、歷時態的記述后，以對當下“鄉域政治”運作過程的展示與剖析為希冀推出了《小鎮喧囂》。在《小鎮喧囂》中，吳毅雖然堅持其一貫的個案研究傳統，但是將基本的分析單位由村落提升到了鄉（鎮），正式提出將“鄉域”作為農村政治的研究單位。在他看來，對于微觀政治研究而言，村莊政治并不能包容農村政治的全部內涵，至少現代意義上的官僚科層體制及其規范性運作過程這些重要環節在村莊場域內是缺失的（丁衛，2008）。“鄉域”的概念孕育著一個突破，它為在較村落更為宏觀的時空場域中探討農村政治提供了可能。

當前，鄉（鎮）作為一個基本的田野研究單位已經為部分研究者們所重視。究其原因，則是因為鄉（鎮）與中國農村政治的發展與運作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因為基層政治過程未必能為村莊所包容，相對而言，將研究單位由村莊提升到鄉（鎮）不僅更貼近現代民族—國家大體系背景下的鄉村基層政治特征，同時對于鄉（鎮）政治的考察無疑也更能夠“體現出鄉村基層政治在體制與非體制、結構與非結構以及制度與文化的貫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時空統一性和完整性（吳毅，2007b）。

將鄉（鎮）作為基本的田野研究單位同時也與政權建設的分析框架傳入中國學術界有著重要的關系。學者們通常認為，鄉（鎮）組織本身就是國家政權建設的一個部分，是國家權力下沉的一個表現，因此對鄉（鎮）的研究則更有助于理解國家政權的運作。而國家—社會的分析框架也再次助長了對鄉（鎮）的田野研究，因為鄉（鎮）政權作為最基層的政府機構，其直接與農民打交道，國家的力量與社會的力量在這里直接匯合與接觸，對于鄉（鎮）運作的研究不僅可以呈現國家與社會的邊界，而且可以再現兩者之間的互動與交融。這種“鄉域政治”的研究不僅克服了“村莊政治研究在時空展示上的局限”，而且部分地解決了“縣域政治研究在田野操作中的困難”；它不僅凸顯了“一定時空關系網絡中事件—過程本身所具有的社區整體感”，而且有助于展現鄉（鎮）、村、組各個層級之間的互動與關聯（吳毅，2007b）。

以鄉（鎮）為基本單位的田野研究已作出了不少努力，特別是政治學學者在此領域的探索，以至于“鄉（鎮）共同體分析范式”的雛形正在逐漸形成。不過，作為一種分析范式，“鄉鎮共同體”還有諸多的問題需要明晰。例如，在顧及到國家力量對鄉（鎮）共同體的影響之外，如何確立鄉（鎮）共同體內部的多元化主體，如何理順各主體之間的復雜關系，如何探尋鄉（鎮）共同體內部分化與整合的機制，以及確立轉型中鄉（鎮）共同體的變遷路徑等？只有這一系列問題得到了解決，鄉（鎮）共同體的分析范式才能夠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與接納。

四、有待深入拓展的縣域研究

對縣域的研究雖然不像對其它研究單位的研究那般出眾，但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科學恢復和發展的30年間，對縣的研究一直未曾斷裂，并推動縣域政治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苑豐，2008）。這在相當程度上是因為自秦推行郡縣制以來的2700余年里，縣一直被作為中國的基層行政區域單位而保持了相對的穩定性。作為一個有著長期歷史整合的有機社會，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已經被視為一個較為完整的空間體系、經濟體系、社會體系、文化體系，它是基層意義上最完備的“國家”（樊紅敏，2008）。

當前學術界對于縣這一研究單位的的重視部分緣于農村社會的改革。于建嶸（2007）認為，農村綜合治理改革的突破口在縣。因為鄉（鎮）雖然是一級政府，但不是完整的政府，人大沒有辦法開會，沒有檢察院、法院和公安，諸多職能其都無法承擔。所以農村社會改革不能總抓著鄉（鎮）這一方面來做文章，鄉（鎮）改革一定要和整個縣的改革相結合。

雖然圍繞縣域展開了諸多的研究，但真正將縣作為一個分析單位提出來的還是楊雪冬先生。楊雪冬（2006）將“縣”賦予了其研究中國社會的一個中觀分析單位的地位：

“從政治體制整體來看，縣并不屬于微觀制度，因為它不是整個體制的最低端，更不屬于宏觀制度，因為其影響不是跨區域的，應該歸為中觀制度。這種中觀性體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其有一定的人口和地理規模，擁有完整的政治行政功能，可以反映出國家行為的一致性和制度的整體性；二是其處于國家與社會的交接面上，與其他更高層次的政治單位相比，和微觀社會組織的聯系更直接、密切，運行也更具有多樣性。”（楊雪冬，2006）

正是由于縣的這種中觀性，以及其在中國整個政治體制中的轉承角色，以縣為單位的研究“不僅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出整個體制的運行和變遷，而且能夠較為集中地體現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楊雪冬，2006）。楊雪冬將縣區分為五個維度，即作為地理—文化單位的縣、作為區域市場的縣、作為行政層級的縣、作為政治系統的縣以及作為政治主體的縣，進而論述了以縣為單位的分析框架在理解20世紀以來社會轉型過程中政治權力在鄉村社會中實現形式轉型的形態以及鄉村社會與國家形態的交互作用：

“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縣不僅是整個政治行政框架中層次最低的、最完整的正式制度綜合體，也是實現區域經濟規模化的最小單位，更是國家與社會互動邊界上最完整的國家單位。通過對縣的考察和研究，我們既可以看到制度的統一性及其結構性特征，也能夠看到國家—社會—市場之間的互動過程，更能夠清晰地看到制度中的能動者，制度運行的多樣性以及多樣性背后的要素。”（楊雪冬，2006）

基于對一個縣的個案分析，楊雪冬先生（2002）提出了縣域的基本框架，即對縣的研究應該把它放在城市化、分權化、民主化以及依法治國進程的背景下，將其劃分為制度結構和制度主體兩種形態，然后按照以下三個路徑進行。第一個路徑是把縣作為一個制度主體進行分析，從縱向（它與鄉（鎮）、市、省乃至中央的關系）以及橫向（它與同一個地區或市內其它縣的關系）上研究它和其他制度主體之間的關系。這個路徑實際上研究的是縣在整個制度結構中的地位。第二個路徑是把縣作為一個制度單位框架，分析在縣的范圍內各種關系的形成、調整以及變革情況。按這個路徑進行研究的目的是通過縣這個單位來折射整個體制的運行以及體制在不同縣域下的變異；第三種路徑則是將前兩種路徑結合在一起，既要分析縣在制度中的主體間關系，也要探討不同縣所形成的主體間關系，并分別分析其原因（楊雪冬，2006）。

縣作為一個田野研究單位的提出，與全面展現農村社會復雜性與豐富性的學術需求有關。以政治研究為例，與“村治”和“鄉政”相比較，以縣為單位進行的考察將更加完整和體系化。同時，國家政權建設的分析框架也是促成縣作為田野研究單位的理論動因。因為只有縣才具有完整的科層制意義上的組織架構和運行基礎，這一組織架構和運行基礎在國家政權建設過程中構成了基本的“問題域”。但值得注意的是，若堅持以田野調查的方法來研究“縣政”，勢必會遭遇到單個研究者不易把握的問題，結果是，對于“縣政”的田野研究往往因為研究者無暇兼顧結構和過程這兩方面而呈現出“非驢非馬”的狀況。可以說，迄今為止，尚未見到比較成功的以田野方法所做的“縣政”研究。當前僅有的為數不多的幾部關于當代縣級政治的研究著作都始終未能擺脫以科層化體制描述替代對應政治過程分析的困境[9]。

縣作為一個田野研究的單位，它呈現出比村落、基層市場共同體和鄉（鎮）更豐富的農村圖景。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縣政府是一級完整的行政組織，因而對縣域的田野研究更能夠完整、全面地探討國家、制度對農村社會的影響。但同時也因為縣內地域的廣闊，單個的研究者不可能輕易地把握縣域農村的全部圖景。因而，研究者往往在田野研究中無法兼顧結構和過程這兩方面，從而有可能既無法很好發揮田野研究揭示復雜情態的優勢，又自廢了制度性分析的長處。

五、結語

對于田野研究單位的確定，雖然可以有多樣化的選擇，但具體的選擇往往受研究者的研究主題及其所采用的分析范式的影響（見表1）。當研究者試圖進入農村社會時，村落社區成為其確定田野研究單位的首選。無論是“以小見大”的縮影論研究者還是類型化的比較研究者，都看中了村落社區個案研究有利于展現出農村社會生活的豐富性和復雜性的優勢。但是，這種強調村落社區內部社會聯系而忽視村落內外經濟聯系的研究思路必然要受到經濟人類學學者的質疑與拷問。以施堅雅為代表的學者將田野研究的單位拓展到基層市場共同體就是這種質疑與反思的實踐。與強調社會視角和經濟視角不同，政權建設研究范式明顯加大了對制度與結構的重視，其對政治發展與政治運作的分析必然要求加強對農村政權組織的分析。立足點是強調科層性還是強調科層性與鄉土性之間互動的差異性，區隔出了縣和鄉（鎮）兩個不同的田野研究單位。

表1

不同田野研究單位的比較

研究單位

經典文獻的作者

費孝通

林耀華

楊懋春

施堅雅

許烺光

福武直

楊雪冬

研究旨趣

社區生活

經濟

科層性與鄉土性之間的互動

科層性

主要學科視角

社會學

人類學

政治學

人類學

政治學

社會學

政治學

社會學

分析范式

村落

基層市場共同體

鄉（鎮）

社區分析范式 經濟區域分析范式

鄉（鎮）共同體分析范式

縣域分析范式 縣

與以村落和基層市場共同體為田野研究單位所形成的相對成熟的社區分析范式和經濟區域分析范式不同，以鄉（鎮）和縣為單位的田野研究正在醞釀（或可能醞釀出）新的農村分析范式——鄉（鎮）共同體分析范式和縣域分析范式。已經呈現出一定雛形的鄉（鎮）共同體分析范式雖然以制度主義的視角考察了作為科層制底層的鄉（鎮）基層政權組織運作，以及“鄉域政治”在科層性與鄉土性之間的交融圖景。但是要想獲得學術界的廣泛認同，“鄉鎮共同體”的分析范式還必須做到能透析共同體內部的多元主體，厘清其結構關系，并在田野研究中打通宏觀與微觀、國家與地方、體制與非體制及政治、經濟和文化諸變量之間的關系，以確保鄉村基層政治在體制與非體制、結構與非結構及制度與文化的貫通方面所呈現出來時空統一性和完整性（吳毅，2007b）。如果說基于鄉（鎮）的田野研究令鄉（鎮）共同體分析范式的雛形開始浮現，那么以縣為單位的田野研究則只是提供了“縣域分析范式”（姑且這樣稱呼）誕生的可能。要使“縣域分析范式”真正得以產生，研究者至少應該確定縣域分析范式的基本元素及框架，即縣域內組織與群體的構成、屬性及其關系，不同組織、群體實踐邏輯的異同以及科層制同鄉村社會的結構性關系等等。

雖然農村田野研究單位的選擇同研究者的研究主題之間存在著相關性，但是研究者依據研究主題選擇具體的研究單位時，仍然有必要對研究單位本身作出深入反思。以村落為單位的田野研究雖然有助于理解一個社區范圍的社會結構及文化特征，并能夠從“小地方”窺見到“大社會”，但缺乏時空拓展性的先天不足使其備受爭議。以基層市場共同體作為基本單位的研究雖然給后來的研究者帶來了諸多啟示，但由此而建構出來的一套分析和解釋中國農村社會構建和運行的綜合理論模式卻引起了學者們更多的質疑。基于對村落田野研究單位的反思，鄉（鎮）作為田野研究的單位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相對于已經高度官僚化、科層化和部門化的縣級單位來說，鄉（鎮）無疑更能體現中國農村社會中的體制性與非體制性、結構性與非結構性，以及制度與文化的貫通方面所呈現出的時空統一性和完整性（吳毅，2007b），但鄉（鎮）本身的代表性也是學者們質疑的一個方面，同時當田野的地域從村落提升到鄉（鎮）時，社區生活研究的完整性隨即被大打折扣。而以縣為研究單位的田野研究無疑進一步放大了鄉（鎮）在社區生活完整性上的不足，同時也使得田野研究的方法無從切入，盡管其在完整的意義上更好地呈現了國家性。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就同一主題選擇不同的田野研究單位進行研究，其結論也可能呈現“橫看成嶺側成峰”的局面。以國家與農村社會的關系為例，如果是將村莊作為研究的基本單位，所看到的往往是農村社會生活中的鄉土性的一面，而容易忽視國家權力在農村社會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鄉（鎮）作為基本的研究單位，雖然有利于對國家因素的觀察與分析，但同時也容易忽視農村社會生活中的那些鄉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從而導致對農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孫立平，2000）。因此，學者們在研究中也都一直在謹慎地選擇著具體的田野研究單位。

總之，各個田野研究單位的利弊往往發生在具體的研究之中，研究者應結合特定的研究目的，根據研究的主題及適用的分析框架選擇合理的田野研究單位，并對其作出自覺的方法論反思。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其研究更契合于農村社會的真實。

參考文獻

〔1〕Oi, Jean: 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2〕Kottak, Conrad Phillip: Anthropology: 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 New York: McGraw-Hill, Inc.1994.〔3〕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4〕Maurice Freedman: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No.1, 1963.〔5〕Maurice Freedma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6〕周曉虹：《西方社會學歷史與體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7〕費孝通、王同惠：《花籃瑤社會組織》，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年。

〔8〕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9〕王曙光：《村莊信任、關系共同體與農村民間金融演進》，《中國農村觀察》2007年第4期。

〔10〕費孝通：《江村經濟》，商務印書館，2001年。

〔11〕林耀華：《金翼》，三聯書店，2000年。

〔12〕楊懋春：《一個中國村莊》，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

〔13〕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

〔14〕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

〔15〕[英]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華夏出版社，2002年。〔16〕[美]威廉?A?哈維蘭：《當代人類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7〕麻國慶：《家與中國社會結構》，文物出版社，1999年。

〔18〕胡鴻保：《中國人類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19〕王銘銘：《小地方與大社會——中國社會的社區觀察》，《社會學研究》1997年第1期。

〔20〕賀雪峰：《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轉型期鄉村社會性質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21〕吳毅：《何以個案 為何敘述——對經典農村研究方法的反思》，《探索與爭鳴》2007a.年第4期。

〔22〕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商務印書館，2001年。

〔23〕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24〕楊俊凱：《評<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學海》2003年第5期。

〔25〕仝志輝：《選舉事件與村莊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26〕應星：《大河移民上訪的故事》，三聯書店，2001年。

〔27〕趙旭東：《權力與公正——鄉土社會的糾紛解決與權威多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

〔28〕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系的實踐形態》，載于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特輯）》，鷺江出版社，2000年。

〔29〕[美]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30〕林聚任、劉翠霞：《走近村落、超越村落——中國村落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反思》，載于《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建系二十周年慶祝大會暨“中國社會與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8年。

〔31〕喬啟明：《江寧縣淳化鎮鄉村社會之研究》，《南京金陵大學<農林叢刊>》1937年第23期。

〔32〕楊懋春：《中國的集鎮制度與鄉村生活》，《社會學刊》1963年第1期。

〔33〕費正清：《美國與中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

〔34〕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35〕周建新：《客家研究的文化人類學思考》，《江西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36〕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中華書局，2000年。

〔37〕莊英章：《林圯埔：一個臺灣市鎮的社會經濟發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8〕劉永華：《傳統中國的市場與社會結構——對施堅雅中國市場體系理論和宏觀區域理論的反思》，《中國經濟史研究》1993年第4期。

〔39〕許烺光：《祖蔭下——中國鄉村的親屬、人格與社會流動》，臺北南天書局發行，2001年。

〔40〕鄭浩瀾：《“村落共同體”與鄉村變革——日本學術界中國農村研究述評》，載于吳毅（主編）：《鄉村中國評論（第2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

〔41〕丁元竹：《社區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42〕馬戎、劉世定、邱澤奇主編：《中國鄉鎮組織調查》，華夏出版社，2000a年。

〔43〕馬戎、劉世定、邱澤奇主編：《中國鄉鎮組織變遷研究》，華夏出版社，2000b年。

〔44〕吳毅：《小鎮喧囂——一個鄉鎮政治運作的演繹與闡釋》，三聯書店，2007b年。

〔45〕苑豐：《近30年中國縣政研究綜述》，《東南學術》2008年第1期。〔46〕樊紅敏：《縣域政治運作形態學分析——河南省H市日常權力實踐觀察》，《東南學術》2008年第1期。

〔47〕于建嶸：《農村綜合改革的落腳點應是“強縣”》，《農民日報》2007年7月25日。

〔48〕楊雪冬：《論“縣”：對一個中觀分析單位的分析》，載于陳明明（主編）：《權力、責任與國家（復旦政治學評論第4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49〕楊雪冬：《市場發育、社會生長和公共權力構建——以縣為微觀分析單位》，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0〕周慶智：《中國縣級行政結構及其運行——對W縣的社會學考察》，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本文部分觀點的形成得益于與吳毅教授的討論，感謝鄭丹丹博士閱讀了原稿并提出了寶貴意見和建議，文中的錯誤由作者本人承擔。

[1]“范式”這一概念，在1970年庫恩提出之后，斯圖爾特對其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即范式是信仰、價值、程序以及在科學家群體中被共同認可的以往科學成就的集合，范式指導他們的研究活動，他們在自己的學術訓練和相同的研究經驗中獲得對這種范式的認知（轉引自周曉虹，2006）。

[2]持這種觀點的研究者認為，一個處于當代社會場景中的微小的村落社區，其自身的發展歷程與近現代中華民族國家的建設過程同步。因此，通過對一個村落社區發展歷史進行敘述，可以展現出現代國家權力不斷向鄉村滲透的過程，即通過“小地方”的分析能夠達到研究“大社會”的目的。

[3]所謂“嵌入式觀察”，即在一個村莊呆上不長時間即尋求理解模式的表達，并以此模式作為對下一個調查村莊進行觀察和模式提煉的參照。此種觀察法極容易導致循環性理論模式的產生和模式之間的相互循環論證。

[4]“場域”（field）概念為布迪厄所創設，他認為“場域”是一個開放性的概念，并將其定義為“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network），或者一個構型（configuration）”。也即，“場域”的基本含義只是指產生于特定系統中的相互關系。（參見布迪厄、華康德，1998）

[5]關于村落研究的代表性質疑問題，本人在《個案研究的意義及其研究拓展——兼論中國農村的社區研究傳統》一文中進行了專門闡述，在此不再贅述。

[6]庫拉圈（kula ring）是馬林諾夫斯基（2002）在《西太平洋的探險者》中描述的新幾內亞東部特洛布里恩德群島的一種交易形式。在這里，鄰近的島嶼基本上構成了一個交易圓圈。后有研究者認為，庫拉圈不僅僅具有經濟的意義，還可維持各島的和平，消除緊張和敵對，是包括儀式、交換、巫術、旅行、社會關系、社會整合等在內的復雜綜合體（參見哈維蘭，1987）。

[7]夸富宴（potlatch）由美國人類學家博厄斯（Franz Boas）最初予以細致描述，后來經由本尼迪科特（Ruth Benedict）再度解釋的夸克特人的夸富宴儀式。在一次夸富宴儀式中，地方上的首領會以看似非常浪費的方式，把他們所擁有的大量的物品和財產都拿出來分掉。一般都被后來的人類學家看成是一種再分配的經濟制度（參見Kottak，1994）。

[8]面對漢學界的批評，施堅雅對自己的理論作出了不斷的修正。1971年，他提出了一個以村莊（而不是以集市）為中心單位的分析模式。他似乎有意把紅槍會一類的現象包含在內，又似乎有意矯正自己以往過分強調“基層市場共同體”的偏頗。這個以村莊為主要社會單位的模式認為，一個自然村莊要經過“開放”和“封閉”的“周期”（轉引自劉永華，1993）。

[9] 參見楊雪冬（2002）和周慶智（2004）等。

文章刊發于《中國農村觀察》2009年第6期。

第二篇：《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參考書目

《人類學研究方法》參考書目

肖峰：《從哲學看符號》，中國人民大學1989年。

楊堃：《民族學調查方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

汪寧生：《文化人類學調查》，文物出版社1996年。

費孝通：《社會調查自白》，知識出版社1985年。

費孝通：《從事社會學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費孝通：《行行復行行》，寧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

費孝通：《從實求知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林耀華：《從書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0年。

李亦園：《田野圖像——我的人類學研究生涯》，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年。

郝時遠主編：《田野調查實錄》，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

江帆：《民俗學田野作業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

黃曉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

王銘銘《社會人類學與中國研究》，三聯書店 1997年。

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瞿鐵鵬：《馬克思社會研究方法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美）福勤著、周濟等譯：《科學方法發展史略》，廈門大學出版社1988年。

（英）奈杰爾·巴西著，何穎怡譯：《天真的人類學家——小泥屋筆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水延凱：《社會調查教程》，中國人民出版社1988年。

洪彥林：《論調查研究》，求實出版社1984年。

費孝通：《江村經濟》，商務印書館2000年。

費孝通：《云南三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王銘銘：《社區的歷程；溪村漢人家族的個案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美）黃樹民著：《林村的故事》，素蘭等譯，三聯書店2002年。

（美）郝瑞著，巴莫阿依等譯：《田野中的族群關系與民族認同》，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三篇：人文田野調查方法介紹

人文田野調查方法介紹

資料研究與搜集

1.史料的建立:

史料的種類包括了書籍,未編印成冊的文字資料,口傳資料,民間文書,關連物件,史跡遺址等,這些都可以提供重建歷史的素材.長期以來,我們太過於仰賴已印成書的歷史資料,所以往往忽略了我們周遭中的紀錄也是歷史的一部份.因此我們要有多元史料的觀念,才能提供社區豐富歷史的內涵.2.庶民史的史觀:

我們可以從民間搜集各種資料作為歷史學研究的材料,以及教學的材料,所以田野調查對歷史研究與教學都是很重要的.史料的構成:包括實物,文書,口傳等等.研究調查內容

在從事田野人文研究調查時可分成三個基本概念:

一是人與地的關系,二是人與人的關系,三是人與超自然的關系.從上述三個架構來觀察田野人文調查,可歸納出幾個方向:

地理生態:

以歷史觀點來看,較重視人文生態,而地理學有幾項特質:一是重視區域的特質,二是重視人地關系.不同時代的人如何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

如何維持經濟生活 如何讓物資流通 三是空間結構:聚落的形成,交通線的往來等.產業經營:

例如臺灣從早期的平埔族狩獵,游耕,后來漢人引進水田稻作,種植茶葉,熬煉樟腦,退輔會輔導高山蔬菜及水果.由上述可看出臺灣產業的變化:從純粹的農業,到日本時代建立的工業化基礎及初步的工業化,到1960年代的工業化社會,到現在的資訊業,服務業的社會.這樣的產業變化在每一個地方都有其特色,因此對於目前存在本社區中多數賴以為生的檳榔產業,一樣見證了此時農村的物質文化.日常生活:

人若習慣於每天固定的生活,容易喪失對周遭生活敏銳觀察的能力.就日常生活中的飲食而言,從客家尋常的飲食中我們可以發現臺灣另一種飲食文化,因此客家人的生活習慣與

特別的飲食文化,也是社區在進行營造時值得注意的.親族人倫:

臺灣的社會是個移民社會,在傳統漢人家族的結構中,是以男系為主的家族觀念,例如有幾個兒子就以長房二房等稱呼之.又如在同一個家族中,男與女的權利義務有所不同,分家,婚姻等情況也有不同.社群聚落:

就族群的特質來看,臺灣地區的客家人的布以山區居多,泉州人的分布則是靠海居多,漳州人的分布則在海線往內陸的區域.由上述可了解族

群的特質,再者如社區中的伯公,鐵漢樓,劉氏宗祠,同樣反應了過去社區中的聚落變化,值得我們在進行本社區再造時,必須加以重視的.生命禮俗:

歷史是多元性的,現在西方的歷史在探討「body history」,即是探討人的歷史,因此想要了解不同時代的人對自己是如何認知,如何理解的,就該從一個人本身的生,長,婚,喪來進行了解.一群人或是一個民族都有相同的習慣,因而形成一套相似的民俗就是歷史.例如臺灣的民俗中,小孩出生時,有「度晬」等等的儀式;女孩子十六歲時,有「成年禮」的儀式,臺南媽祖廟「開隆宮」,每年七夕時舉行的「成年禮」儀式;婚禮也有固定的傳統儀式,例如新娘頭上要撐一把黑傘,禮車上要掛一根竹子帶塊豬肉等等,種種儀式皆有民俗文化的意義;喪禮儀式中,漢人的祖先崇拜,除了有慎終追遠之意,也將已逝的祖先視為神,冀望能得到其庇蔭.年中行事:

即作息的生活節奏.例如:

農歷的正月初一是春節的開始;正月初九要祭拜「天公」.正月十五是元宵節,小孩子玩火把,提燈籠,也是屬於社交活動的節日,可以看花燈,男女聯誼,男孩子「跨菜畦,娶好某」,女孩子「偷采蔥,嫁好尪」,懷孕婦女采竹籬笆可以生男孩;

二月初二「土地公生」要拜土地公,十二月十六日「做尾牙」,所以傳統市場選初三與十七作為休市日;

三月是農閑時分,三月初三「三日節」拜太陽,三月十五拜「保生大帝」,三月二十三拜「媽祖」,所以有「三月(瘋)媽祖」;

五月五日端午節;七月是鬼節,七夕祭拜牛郎織女,七月十五是中元節,祭拜孤魂野鬼;八月祭拜月亮,八月十五是中秋節;十月十五日是下元;十二月有冬至,然后過年,年歷循環,周而復始.民俗藝能:

休閑或宗教節慶會有戲曲,藝陣,說唱,童玩等各種游藝活動.民間信仰:

有各種不同的神只祭儀,各地的寺廟也是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標的物.文化變容:

文化變遷的情形.調查成果的紀錄與應用

記錄方法:文字,錄音,影像.研究應用:分類,整理,考證,撰寫報告, 教學傳播.

第四篇：民族學田野調查方法復習

名詞解釋

田野調查：又叫實地調查或田野工作，指經過專門訓練的研究人員進入到田野中（村落、社區、活動場所），通過直接觀察、具體訪問、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研究資料的過程。是民族學家獲取資料的基本途徑，是進行研究的最主要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民族志”，即“記述民族學”的架構的源泉。

民族：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

在共同文化上的具有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斯大林定義）

民族，本課中使用的民族，是一個泛稱，指從古至今處于任何社會階段的相對穩定擁有獨特文化形式的人們共同體，在數量規模上、分布范圍上可大可小。

民間文化：是相對于上層文化而言的，簡單地說，就是指創造于下層民眾，并流傳于下層

民眾的文化形式和文化內容。

文化：我國民族學界對文化的共識：文化是人們在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中創造的一切財富，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們所具有的各種生產技能、社會經驗、組織、知識、語言、風俗習慣、制度設施等。

民族民間文化：指的是歷史以來各種社會群體中下層民眾創造，并流創于下層民眾中的文

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指各群體、團體、有時為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的各種實踐、表演、表現

形式、知識和技能及其有關的工具、食物、工藝品和文化場所。

民族志：民族志，是一種寫作文本，是人類學獨一無二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在人群中田

外野地工作基礎下第一手觀察和參與之上的關于習俗的撰寫。或者通常說是關于文化的描述，以此來理解和解釋社會并提出理論的見解。

民族志，是一種寫作文本，它運用田野工作來提供對人類社會的描述研究。民族志往往指稱描述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

民族民間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關系

二者都尊重保護的是下層各個群體自身在文化形式內容上的創造和使用因此，二

者的基本內涵是一致的，但前者包含的內容范圍要大，除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外，還有大量物質物質文化；后者精辟的理論概括對整個民間文化的保護提供啟迪和重要參照。當前，保護民族民間文化，重點就是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于非物質文化遺產面臨的沖擊更為嚴重，對其保護更顯得急迫和重要。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又不能涵蓋整個民族民間文化的保護，更不可能取代整體的大文化的保護。我們應該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既要做好當下的工作，又要做前瞻性的規劃。

民族民間文化的功能

1、娛樂功能

2、教育功能

3、心理宣泄功能

4、文化調適功能

民族民間文化的特點

1、歷史----傳統性（小歷史與大歷史、小傳統與大傳統）

2、地域----多樣性（自然環境、分布、生計方式）

3、交融----變異性（接觸傳播導致文化編譯或涵化）

4、變定----脆弱性（根底淺、文化內部協調能力低、自我更新能力差）

民族學調查者素質培養：

1、樹立正確的指導思想

2、打破僵化模式，適應新形勢，建立新思維

3、專業基礎扎實，知識視野開闊

4善于溝通人際關系，具備應變能力

民族學實地調查的特點：社會性和多元性、文化性和生活性、歷史性和現實性、實踐

性和探索性、艱苦性和變化性

民族學實地調查方法：觀察與參與觀察、個別訪問、開調查會、問卷法、譜系調查法、自傳調查法、定點跟蹤調查法、文物文獻搜集

觀察法：觀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綱或觀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輔助工具去直接觀察被研究對象，從而獲得資料的一種方法。科學的觀察具有目的性和計劃性、系統性和可重復性。常見的觀察方法有：核對清單法；級別量表法；記敘性描述。觀察一般利用眼睛、耳朵等感覺器官去感知觀察對象。由于人的感覺器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觀察者往往要借助各種現代化的儀器和手段，如照相機、錄音機、顯微錄像機等來輔助觀察。

參與觀察：所謂參與觀察法，就是研究者深入到所研究對象的生活背景中，在實際中與研究對象日常社會生活的過程中所進行的觀察。（百度百科）這種方法，又被稱為“局內觀察法”或“居住體驗法”，這是一種高層次的觀察方法，其先決條件是在一個地方長期住下去，至少要一年時間，要求調查者學會被調查民族的語言，“入鄉隨俗”，參與當地人的生活，像一個“盡量合格的當地人”。

個別訪問：個別訪談，指調查員單獨與被調查對象進行的訪談活動，具有保密性強，訪談形式靈活，調查結果準確，訪問表回收率高等優點。（百度百科）

個別訪問，是獲取第一手資料的一個主要方法。訪問的對象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為單位。內容可以圍繞對象自身情況，也可以了解其他情況。對訪問對象要精心選擇。訪問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個別訪問最急死死板板的問答，聊探視的談話往往最有效。訪問中，訪問者可以對不清楚的地方提出疑問，但不要駁斥甚至批評對方。忠實記錄是個別訪問的原則，訪問者不能憑自己意愿或依據其他來源資料對訪問記錄進行篡改。

開調查會：是國內各種調查的一種最常用的方法。在民族地區，調查回憶是一種易于被接受的形式。開調查會，應得到當地主管部門的支持和配合。調查會之前，應例行聽取當地主管部門領導的介紹，一是熟悉當地情況，二是取得地方領導的支持。聽取介紹已是我國民族學調查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程序。調查有多種層次。開調查會要事先做好準備。參加調查會的人選也需要仔細考慮。基層調查回到會的人不宜多，一次有四五個就可以了。調查者要善于引導發言者把話題集中在所調查的問題上，但要注意打斷或制止任何一個發言都會造成不良的影響。每開一次調查會，都要做詳細記錄，會后及時整理。

問卷法：通過由一系列問題構成的調查表收集資料以測量人的行為和態度的心理學基本研究方法之一。問卷是研究者按照一定目的編制的,對于被調查的回答,研究者可以不提供任何答案,也可以提供備選的答案，還可以對答案的選擇規定某種要求。研究者根據被調查者對問題的回答進行統計分析，就可以作出某種心理學的結論。問卷法已廣泛應用于青年研究、教育心理學研究和社會調查等領域。（百度百科）

問卷法是社會學調查研究中為觀察研究而采用的一種有調查對象填寫表格的方法。問卷應設計出提問及一組答案，由答問者從中選擇一種答案作為回答。這種手段用于抽樣調查。民族學家喲時也采用這種方法，一般說來，它們被用作補充方法來說明用別的方法取得的資料。民族學家采用社會學的問卷法，除用于抽樣調查，也用于觀察和訪問中，所不同的是，在大多情況下，并不采用填寫問卷表的辦法，而是由調查者直接向調查對象進行口頭提問，問卷法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被調查者對某一問題關心的程度、態度及心理狀態。

譜系調查法：又稱“譜牒分析法”，指對調查人的家譜、族譜和親屬制度的調查分析，對于調查家族制度、婚姻制度以及民族遷徙等都有價值。譜系調查由現今一家一戶的姓氏和名稱、親屬稱謂、直系和旁系的血親姻親關系為出發點，一代一代地上溯到不能記憶為止。進行這種調查，要掌握必要的語言學和語音知識。譜系調查法有專門的一套記錄方法。

自傳調查法：這種方法，以個人為對象，全面記錄其生平經歷，不僅可以反映出一個人的全部歷史，而且反映出他的家族史、行業史，以及民族史的某一側面。取得被調查者的信任，使他能吐露真情，談出秘密，是這一方法取得成功的關鍵。同一類型的人，要選擇多個對象。對同一對象，也要進行多次調查，真實的材料，往往得之于最后幾次調查。

定點跟蹤調查法：這種方法，有人稱為“歷史溯源法”，是指在某一社區建立固定調查點，對于一個群體進行有間隔性的長期持續不斷的觀察，以研究這一群體在總體上或局部上發生的演變，從中發現歷史演變的特點、原因和規律。作為一個研究者或研究單位，應該建立一二個固定的社區調查點，每隔一兩年下去調查一次，經過多年積累，再作比較分析，這種方法值得提倡。

文物文獻搜集：文獻調查法是在歷史研究的領域里逐漸形成的一種相對獨立的方法，文獻調查法是一種即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學研究方法，也是教育科學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之一。文獻調查法是指收集、鑒別、整理文獻，并通過對文獻的研究形成對事實的科學認識，從而了解教育事實，探索教育現象的研究方法。文獻調查法不與研究對象直接打交道，而是間接地通過查閱各種文獻獲得信息，一般又稱為“非接觸性方法”。（百度）

文物文獻搜集法之搜集文物文獻來用于研究，從文物文獻中獲取信息的研究方法。民族文物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即富有民族特點。搜集民族文物要按政策辦事，不能硬取強索，更不要采取其他不正當手段。還應注意，不要因搜集民族文物傷害民族感情。搜集民族文物要做好文物登記卡，妥善保藏。

民族學實地調查的類型：自觀和他觀（又叫主位和客位；本位和非位）、宏觀和微觀、社區和個案、定性和定量、專題和綜合

自觀和他觀：自觀方法是站在被調查對象的角度，用他們自身的觀點去解釋他們的文化。

他觀的方法是站在局外立場，用調查者所持的一般觀點去解釋所看到的文化。

（民族學通論161頁）宏觀和微觀：這是從調查的視野范圍上劃分出的兩種方法。民族學調查中借用宏觀和微觀的概念，來表示調查視野范圍的大小。

一般說來，比較大的區域性調查或跨區域調查都是宏觀調查。

微觀調查又稱“微型調查”，就是在一定的地方，在少數人可以直接觀察的范圍內進行的調查。

通俗的說，宏觀調查是指“面”，微觀調查是指“點”。

社區和個案：這都是在微觀范圍內的調查，是傳統的民族學的兩種典型調查方法。民族學的社區，是民族學調查研究中的一個基本單位，有三個基本要素：一是人民，二是人民所居住的地域，三是人民的生活方式或文化。在民族學研究中，社區調查是為了揭示民族社會某一層面文化的全貌。社區是一個變量，有大有小，廣義的社區可以包括一個或幾個民族，如傣族社區、西雙版納社區。在實際調查中，社區都是微型的，區域在調查者有可能進行直接觀察的視野范圍內。

個案法最初是心理學的一種研究方法，指搜集關于某個人的家庭情況及社會地位、教育影響、職業經歷、事業成就、健康條件等歷史資料，加以分析，從而探究其心理特性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民族學借用這種方法，進行文化個案研究。個案法雖然以個體為調查對象，但其目的在于通過個體去發現整體。個案法以個人或家庭為調查研究的單位，通過對個案的調查，探求一個社區群體文化的構成。

定性和定量：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出自化學。在民族學中，定性調查研究在于確定性質，定量調查研究在于確定數量。（詳見民族學通論164頁）

專題和綜合：所謂專題調查，就是選擇某一方面具體的內容，進行深入的、全面的或比較的調查和研究。專題調查研究的內容雖然比較局限，但對調查者的素質要求卻比較全面，因為它需要多學科的交叉。

民族和文化的領域十分廣闊，單靠民族學的專門化已無法駕馭層出不窮的新的重大課題，這就要借助于其他學科。任何一個民族學工作者都不能掌握全面的多學科的知識和技術，這就要求民族學運用整體論的觀點，打破學科封閉，與其他學科交叉協作，進行綜合調查研究。

第五篇：長城專題要素田野調查方法

長城專題要素田野調查方法

在出外調查前，同文物調查人員共同確定調繪段，在室內結合調繪片和相關資料，對當前調查長城沿線的地物地貌進行分析判讀，在聚酯薄膜上用鉛筆初步標繪調查點，待調查時落實。? 根據初步判讀結果，確定工作路線。

? 調繪片應以地域代碼+時代代碼+順序碼。

? 如： 620725-02-000021、符號和編號對應關系處理

? 調繪片上符號標注要統一；

? 長城專題要素的編碼按統一的規定表示；

各種要素的統一編號要與文物調查人員的調查登記表里的編號相一致。由于長城專題編號比較長，在圖上表示容易壓蓋，所以一般采用各段順序號，在登記表內相應記錄順序號,即工作編號。

2、調繪像片清繪顏色確定

? 長城主體及注記用黑色，長城附屬設施用綠色。使用帶有顏色的簡化符號時，按圖示符號的規定為準。

3、密集專題要素處理

? 如長城專題要素在調繪片上表示過于密集時，可在聚酯薄膜上標注調繪信息，但有關定位的點位、遺跡的范圍線等重要長城要素應在調繪片上表示。

4、影象和實際不符的處理

? 當調繪片上的長城與當前實際的長城現狀有出入時，按照文物調查人員的判定結果記錄其相關位置與屬性信息。如：由于航片攝影時間和調查時間不致，可能某段長城、烽燧等已經被破壞，需要根據實際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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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編號記錄

? 記錄每張調繪片對應的長城田野調查表的編號。

采用在調繪片編號后面圓括號內寫本片編號的起止號，中間用短線連接。如: 620725-2-00002(234-345)

?

6、長城主體位置的確定

? 沿長城本體中心線在調繪片上標注長城本體的位置，其屬性信息以文物調查人員的調查結果為準。

? 每段長城的起止位置，均應該采用刺點的方式在調繪片上準確標繪，并做起止點刺點的點之記。

? 我們做法：

1、甘肅長城比較多，絕大多數為土長城，而且破壞比較嚴重，自然段比較多，對于保存完好的、破毀的、消失的、墻基存在的進行定性時，根據“臨接向上原則”，對小于10米的自然段進行歸類，如：完好長城中間破毀長城段小于10米，將其歸到完好長城段，不再細分。

2、長城上有烽燧等設施的段以主體設施中心分開為兩段記錄。

3、行政分界處長城分段，進行編號，位置采用現有勘界資料室內確定。

?對一些無法在影像上準確判斷的長城段落，由文物調查人員指定起止點位及走向，專題要素調繪人員負責準確標繪。

? 山險、水險和消失的長城由文物調 繪人員判定，專題要素調繪人員在調繪片上標繪其走向，同時應做相關文字描述，使內業測量人員根據上述信息能夠準確進行數據采集。? 對于影像上仍然難以定位的，可采用5米精度手持GPS采集點位，但要充分考慮影響精度的因素，對關鍵點同時采取輔助點定位方法。

7、長城附屬設施的表示

? 要求在圖上能準確反映長城附屬設施的分布特征，外圍輪廓的平面位置要準確。在影像能夠識別的地物，直接在像片上描繪，影像上無法識別的根據文物調查人員判定的結果，參考周?

圍相關地物后，在影像上準確標繪；

? 長城本體上的附屬設施均采用點方式描述，位置為附屬設施中心點。

? 應充分利用像片影像的直觀性。凡影像能清楚顯示，容易識別的要素，一般不用符號表示，如：等級公路、鐵路。

? 影像雖能顯示清楚，但不易判別其性質或容易與別的要素相混淆時，適當加說明注記或用符號表示。如壕塹、道路等級、水塘。

? 影像無法顯示清楚的要素，用注記或線劃符號表示。如各種專題名稱，消失段長城、破毀的城障、山險、電力線、通訊線等。

? 影像色調能清晰反映地面要素范圍時，可不繪范圍線，只在影像基礎上加繪符號或注記,但是專題要素一般要繪范圍線。

? 符號的畫法應與線劃圖一致，少數符號可根據影像地圖的特點適當改變，為突出線劃符號，其符號尺寸可適當放大。

? 調繪片處理

應先把要調繪的有光照片用橡皮輕輕擦一擦，以用HB鉛筆能寫出筆跡為原則，然后用膠帶粘好聚酯薄膜。

? 用全力作好第一幅圖的調繪工作

選取具有代表性地段進行調繪，在調查時，應隨時注意摸規律，特別是本地區的長城專題要素在照片上反映的情況（如影像色調、顆粒大小、形狀等）附屬設施的分布規律，破毀長城的地理要素的分布特征等，從而得出一個比較合乎測區地理景觀的概念。

針對這初步的感覺和認識找出自己還有那些地方理解不清，以及表示不明確的一些新的專題要素，學習規范和圖式，從而確定正確的表示方法，以及今后調繪應注意的事項。

? 注意照片資料的攝影年月

因為地物的變化是迅速的，比如房屋的變遷，公路、水利等設施的建設，植被的更新等等，根據照片的攝影年月來考慮本地區調繪時所應注意的內容非常重要。

? 應該“四要”即要在走到、聽清、看準、畫真

每一段長城的起止點，長城附屬設施的中心點，城障等的范圍線定位點必須走到，看清實際位置才刺點，刺點要準確；對于烽燧、城障等專題要素名稱以調查人員確定的為準，不清楚的要問清或看記錄表；調繪片上調繪的面要素范圍線和線要素現狀要和實際相符。

? 要有團隊精神，積極配合，做好向導工作

本次長城資源調查，測繪人員主要任務是做好配合工作，要做好配合工作，首先要做好和文物調查人員的溝通，而且要主動溝通，通過溝通盡可能多的了解他們的需求。做到：

1、充分利用航片的豐富信息量，盡可能的為調查人員提供多的信息，保證長城資源調查沒有遺漏，而且有所新發現。

2、合理安排行程路線，避免跑冤枉路，提高工作效率。

3、處理好配合的方法，避免調查記錄內容和調繪內容信息的不一致。

? 正確使用聚酯薄膜

用聚酯薄膜是為了幫助調繪者記憶的輔助辦法，如能充分的恰當地利用，作用甚大，調繪盡量在照片上劃，不要什么東西都往聚酯薄膜上劃，否則，清繪時非常吃力，效果也不好。

1、組織質量控制

? 長城專題要素數據田野調查應設專門的項目負責人，負責全過程監控，工作中出現的較大技術問題應及時反應，并立即采取措施解決。

我們做法：

1、督導組定期到現場指導工作，解決問題。

2、調繪人員的工作完全服從長城資源調查小組領隊的領導，做好長城資源調查的配合。

3、在長城資源測繪項目組內成立了外業組，重點負責解決長城專題要素調繪過程中出現的技術

問題。

2、過程質量控制

測繪質量組定期到實地，在小組檢查基礎上進行檢查，發現問題，進行整改，保證質量，內容主要包括：

? 長城專題要素數據田野調查的準確性和完整性、統一性。

2、過程質量控制

? 針對各自的地區特點，對影響長城的主要自然和人為要素的調繪表達是否詳細。? 表達是否正確，是否和長城資源調查記錄表的內容吻合。

? 文物部門技術負責人是否檢查，并確認。

1、階段驗收

長城資源調查小組完成一行政區段后，由小組提出要求，長城資源調查項目組對該段資料進行階段驗收，調繪片通過驗收后交測繪項目組進行長城專題要素內業測圖工作。

2、總體驗收

長城資源調查小組完成小組本計劃后，通過資料整理后進行全面驗收。專題要素調查部分資料

? 各行政段長城專題要素調查總結報告

? 調繪片

? 長城專題調查總結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