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沙村田野調查

沙村田野調查

前言

中國改革開放已經有二十余年歷史。但位于珠江三角洲中心地上的沙村，改革放開的歷史卻只有十年。在1991年沙村的土地被國家征用作為一個新開發區一部分前，沙村仍然是中國大陸農村最閉塞、愚昧、落后的地區之一。征地后，到手的真金白銀、走入城市的夢想、繼續發大財的幻覺，曾引起村民極大的熱情和希望。

使人感到可怕的是，村民的這種熱情和希望只維持了約三年時間便轉為憂慮和失望。

本項調查提供了一個具體的實例，說明中國一些農村地區在某種情況下，從希望轉向失望的過程中，普遍的愚昧落后、簡單幻想、特別是干部的低能腐敗及權力網絡的非法運作怎樣起作用。其中可以看到，寬容與社會公正的重要概念，在這一變化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也看到，正是市場經濟要求向新的組織化、規模化、集約化發展的時候，農村原有的集體經濟卻瓦解了，又沒有新的經濟力量將農村經濟組織起來的預兆。這不得不令人感嘆中國的現代化之路還何其漫長。

沙村現在冊的村民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有小部分人出外就業或做生意，很少生活在村里。沙村姓氏雜亂，有程、褚、張三大姓，其中只有張姓出自同一家族。程姓和褚姓派系甚多，來自不同地域，同姓之間有時也以結義或認干親的方式聯誼，但并沒有某個姓氏修祠認宗。

歷來沙村所在地區的地理優勢都未被人發現、利用。十年前，沙村所在地區還被水網隔離，半島內沒有公路，只有一條通往縣城的土路，基本上處于封閉狀態，而且沒有土地，只有爛泥灘和亂石崗。54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竟有40多個打石場。如此破落閉塞的地方，在當時政府眼里完全沒有投資開發價值。如果不是一個著名外商經多番考察后，決定在這里投資進行整體開發，這個地區不會有現在的繁華富裕。外商于1991年底征地后，經十年的努力，沙村所在地區已經成為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樞紐，在原來爛灘亂石塘上，一座美麗的現代化海濱城市悄然屹立。

沙村就依在新城之旁。村內新樓鱗次櫛比，爭相比高斗靚。窄小的村道上摩托車川流不息，私家小車往來穿梭。村民欣喜結束了艱苦的農耕生活，可以一啖城市人的安逸。不過，村民沒有了土地，戶籍身份又屬「農業人口」，享受不到城鎮居民的福利。沙村也改制為「沙村管理區」，但其權力組織結構并沒有變化，只是換了塊招牌而已。

新城有步驟有節奏地建設著，并不像中國其它許多新興城市那樣轟建樓宇商場廠房來吸收外來人流。新城的建設，遠遠沒有村民所設想的那么快。隨著村集體經濟在幾年內迅速萎枯，村民開發初期的熱情漸漸冷淡下來，失望和迷茫也漸漸加重。他們并沒有像他們預想的那樣一夜暴富，永享安逸。

種種復雜有趣的故事就在這種背景下展開了。

一、外商征地：「那時候村里有錢」 沙村原有耕地1123畝，加上河灘爛地、山地等，共征用土地1362畝，沙村所在的鎮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按1992年沙村所在市發放的文件規定，每畝補償12000元，其中包括「土地賠償費」、「青苗賠償費」、和「勞動力安置補助費」。沙村共得征地款1634.4萬元，除支付青苗補償費和勞動力安置費5,020,582.09元外，還有約1132.3萬元。經過村支部會議決定，社員大會通過，先一次性發給村民每人4000元，從1994年開始，三年內成人每人每月300元，16歲以下200元生活費。發放的資金來源除征地款外，還有村所屬的四個石場的承包金，村自留地的轉讓金。

沙村有自留地約230畝，按照村1995年前公布的數據表明，共轉讓自留土地110畝，每平方米價格從250元到450元不等，應收金額22,077,804元，實際收到10,702,604元，尚欠收10,875,200元。欠款的追回情況以及1995年及以后的土地交易狀況，直到2000年才公布出來。2000年，管委會要求所轄的各個管理區成立財務公布欄，公布建筑工程、固定資產、收益分配、征地情況等。沙村2000年11月的《征地補償費收支情況公布表》中，征地應收金額為15,085,040元，表中沒有標明征地時間，所以征地的歷史情況不清楚。經過與1994年的征地公布表相對照，發現原來已收到的征地金額在新表中沒有反映出來，這15,085,040元中，有9,270,200元是1994年公布表中的拖欠款。按正常理解，沙村從1995年至2000年期間，賣出20畝地，應收款5,814,840元。（據辦事處1994年10月30日的《南沙東部七個管理區征地及相關情況一覽表》顯示，沙村于1992年以250元一平方米的價格轉讓土地50畝，于1994年以每平方米450元轉讓約120畝，共計44,289,000元。與村1995年前公布的22,077,804元相差一倍多。文中取用村公布的數據）。

從1992年到1995年間，沙村實際從土地獲得的資金有27,046,604元。村民每月的生活費從1994年初開始發放，至1996年中就因村無錢而終止。據有些村民估算，自1992年之后到現在，每個成人從村得到的資金是一萬三千元左右（除青苗賠償費），現任村委婦女主任認為有一萬六千元。因為財務收支的實際情況在沙村很敏感，做干部的都會回避有關資金的話題，連村民推舉的理財小組都不能輕易查閱村的財務帳，本文就只能以估算的方式來測定村集體資金的提留狀況。以每人16000元，全村人口不分老少1200人計，村分配給村民的生活費約1920萬元。四個石場1996年度交承包款1,789,333元，占當年村總收入的56%左右；1997年度石場向村繳交1,587,000元，占村總收入的42%左右。可以說，石場是沙村的主要經濟來源。從可以搜集到的公開數據分析，沙村至少從1996年起就已經入不敷出，石場承包款及其它收入基本上都用于支付村的日常事務和村民公共的教育、醫療福利。所以，村集體掌握的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數目就是征地費用減去分配金額。以1996年前實收的征地款27,046,604元計，村集體可用于投資的資金大概為784.66萬元，加上尚未收到的1087.52萬元，共計1872.18萬元。

搞清楚了這個數目，就可以理解沙村人在征地后的1993-1997年間的一系列投資行為。這些投資，都是依賴于有雄厚資金支撐的心理，拿句村里人的話來說就是：「那時候村里有錢」。

二、投資黑洞：「集體沒有錢了」

沙村被外來資金推動著，不覺意間戲劇性地走上現代化之旅。大筆資金如夢降臨，沙村人從來沒見過這么多錢，也沒有安排使用鉅額資金的經驗。那么，沙村人是怎樣運用這筆錢的？又得到了甚么樣的結果？

一開始，村委會就給了村民一個重諾，提出除每月的生活費外，另外還有每人20平方米的住房補貼。村委以這個為目的，開始招商興建商住樓，全村沒有一個人反對，以為將來一定是路路通順，有資金又正逢開發，肯定會發大財，個個都沉浸在輕松富裕起來的美夢中，沒有仔細思量投資的風險。

商住樓的底層設計為獨立商鋪，第二層為大商場，三樓到六樓為住房。村委以760元一平方米的價格承包給了外地建筑商，這個價格還只純是土建承包價，并不包含填土、水電、設計、管理等各種費用。要實現對村民的承諾，村委至少要補貼1824萬元，這無疑是個沉重的負擔。

盡管干部們信誓旦旦，村民們滿懷希望。承諾還是不能兌現。A、B棟商住樓在1996年底完工時，村委的財政就已經外強中干，一句「集體沒有錢了」，打算將商住樓賣出去，村民的20平方米就泡湯了。村民頓時一片嘩然，但也無計可施。

商住樓雖然沒有帶給村民普遍的收益，但卻讓小部分村民輕輕松松地賺了筆。商住樓出售之初，村里無人問津，書記很是著急，后來一位在外做生意多年的村民程蘇回到村委做事，向書記保證一個月內全部賣出去。他認為商住樓在高爾夫球場旁邊，環境好，價錢又低，沒理由賣不出去。程請了幾位外地朋友去商住樓轉了幾圈，又特地在村子里走走，遇到有村民問，他就說是來買樓的。這一招還真靈，他帶來的一位朋友買了一套，村里人聽說這件事就紛紛來訊問。一時間，眾人都認為會有外地人來買房。村委趁機出臺另一個政策，鼓勵村民訂購商品房，只交房款的四層，另外六層可以等到村民找到外地買家之后再補齊。兩棟樓很快以每平方米780元的價錢訂購一空。買樓的村民除了兩、三戶是自己住的外，其它的都在外面找買家，這些村民與外界交往相對多些，人面廣，大多在村里做過干部或是干部的親戚，通過關系介紹把樓轉手賣給了香港、廣州等地的客人，平均一套房凈賺一萬元。村長的兒子訂了三套進行轉手交易，不到一月時間全部賣出賺了三萬多元。

村里人又見到發財的機會，爭著落訂金訂購未完工的C棟，但這次卻沒有交上好運氣，遇上了爛尾樓。C棟至今還留著門窗未裝，一直擱在那里。村民說，村里拖欠承包商工程款，承包商頂不住，在2000年時撤了出來。C棟的業主很多是外地人，又交了房款，幾年來一直不能入住，意見很大，但也無可奈何。村支書對此也回避不談，并不十分理會。

承包商從村委拿不到應得的工程款，私下里將建樓的內幕爆給了幾個村民。他揭露說表面上他以每平方米760元承包，但實際村里只給了他500元一方，且現在還拖欠工程款。商住樓投標伊始，村里就在傳說商住樓的承包做了手腳，實價只有500元。牽涉其中的干部個個守口如瓶，財務室的會計和出納都是支書的親戚，村委不讓村民理財小組的人查帳，使得這種傳說猶為詭秘，更象真的。承包商泄露的口風證實了村民的猜測，卻沒有可得到手的真憑實據。不過，商住樓投資失敗是不爭的事實。A、B兩棟樓共支出6,297,664.20元，C棟已支付1,506,748.94元，至少還要付93萬元才能結算。三棟樓已支出7,804,413.14元，賣樓（包括住宅和商鋪）的總收入才3,859,911.82元，回收金額還不到支出的一半。雖然每棟樓的第二層還有待銷售，但目前不太有希望賣出去，因為這層是按大面積商場來設計的。在沙村這樣一個既非商貿區又非娛樂點的村落，如此的設計令人啼笑皆非。

沙村的干部將房地產投資失利歸咎于搞得太遲。每每提到鄰近的金村房地產搞得風風火火賣價高達1200元一方，他們都遺憾沒有把握住時機，似乎沒有人反省過投資的嚴肅性。倒是一班村民覺得當初不該搞房地產，但也不是從投資風險的角度來檢討的，大多數人認為搞房地產垮了是因為干部貪污，另有極少數人認為當初應該投資廠房。

沙村另一個至今讓人非議不解的，是與江西某企業合資的地氈廠。地氈廠從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一年內，共投入資金1,624,669.38元。1993年的一天，管委會的一個干部帶了個江西老板來沙村，老板表明有意與沙村合資建廠，招商心切的沙村村委干部很是歡迎。老板在東莞有一個地氈廠。村委很快組織黨員去東莞的地氈廠參觀，稍后村委干部又去到江西的總廠考察，一回來就召開黨支部大會，決定上這項工程。合同簽定沙村出場地出資金，江西廠家提供技術和工人。還有一個香港股東，香港股東沒有真正投資金到地氈廠，地氈廠借著他的名成為「中外合資企業」，以圖享有更多的優惠政策。沙村將原來的大會堂改為廠房，又從江西購進一批設備。設備運到了才知道是些舊貨。地氈廠還是開工了，由沙村和江西廠派來的人共同管理，沙村村長兼經理管理日常事務、財政和銷售，江西人負責出產品。這個半手工業的小工廠很快就因銷路不好而關閉。投入去的錢沒見到效益就不見了。村里花了十多萬元的訴訟費與江西廠打官司，最終將設備材料報廢，180多萬元的投資，一年間便剩下一萬余元。

村民眼見著錢象丟進水里一樣不見了，當然不肯罷休。理財小組多次要求查帳，村委以理財小組無權查帳幾番拒絕。村民據理力爭，指責干部「如果沒做違法的事，就不怕查帳」。村民與干部間的沖突越來越激烈，村委干部怕事情鬧大不好收場，指示財務室拿出部分帳目。理財小組發現一筆38萬元的材料款不清楚，錢是付給江西廠的。理財小組的人申稱沒見過這批材料，不明白為甚么還要付錢給江西廠。

1993年，沙村專門成立了發展公司，由支書兼任總經理，其它支委兼任副經理等其它職務，又在黨員村民中招聘了幾個職員負責具體事務。發展公司的支出收入都要經過書記簽名。商住樓是發展公司負責的其中一個項目。此外，還有道路修建、規劃、填土量方等，都由發展公司負責。村先后向發展公司投入94萬元，又向村民募股集資31.3萬元購買了拖車和樁機。

1993年時，建筑業很熱，村委認為拖車和樁機的出租前景好，發展公司也可以攬到些工程。1994年時，經濟過熱，國家緊縮銀根，市場開始疲軟，建筑業受的影響尤其劇烈。沙村拖車和樁機的租賃大受影響，1996年底，拖車和樁機就開始停放在村委前的空地里日曬雨淋，變得銹斑斑。

從1993年5月到1996年12月，發展公司收支相抵后只賺了183，349.16元。幾年來共付給村和村民股息25萬元。入股村民的損失，最后由村出錢補貼了一部分。

沙村還開辦了其它如水電公司之類的小公司，但目前幸存的只有發展公司。發展公司的命運也好不到哪里。自從2000年3月石場被統一關閉之后，村委決定裁員，在發展公司做事的聘用職員現在只剩下兩個。

折騰多年，沙村所做的投資血本無歸，更不要說為集體和村民帶來收益。真正為沙村持續帶來收入的還是村集體的傳統副業：石場、荔枝林、魚塘，加上計生罰款和土地轉讓。石場是高度污染環境的項目，但其每年的收入卻占村總收入的一半左右。2000年3月，石場關閉，沙村的集體經濟更是跌入低谷，基本的福利開支都難以應付，參加合作醫療的村民看病后遲遲不能報銷藥費。面對這種困境，村委表示要積極想辦法增加收入，并號召全民支持村委的工作，共同捱過這兩、三年。但村民卻十分懷疑村委的承諾，對集體經濟的去向并不樂觀。沙村的經濟危機沒能喚起村民共同進退的集體精神，相反，讓村民更加感受到不能依靠集體，要靠自己。

沙村還有幾筆不太清楚的自留地交易款，共有15,085,040元，這筆錢不知有沒有收到。如果沒有收到，這筆已經拖了六年之久的資金不知甚么時候能收回來；如果已經收齊，那么，集體經濟至此可謂名存實亡。

現在我們遇到一個悖論：改革開放將市場機制引入，經濟必須向新的組織化、規模化發展的時期，正好是農村原有的集體經濟解體的時候，而且既不能用過去的行政強制方法重組農村經濟，又沒有看到市場的力量能夠把農業經濟向現代集體型組織起來的前景。關鍵是資源散失、產權模糊，又還未有創新的力量。

三、八仙過海：貧富開始分化

村民并不十分清楚外商的征地款賠償的是哪些田地，也不清楚外商以甚么價補償給政府。村里傳聞，征地時把優質田當一般地收，高爾夫球場征去的林地至今沒有補償。所以，沙村有部分失業的村民對外商不滿。盡管外商在沙村所在地區的投資普遍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素，而且沙村的勞動力已有約80%在外商投資項目中就業。

根據外商與沙村所在市國土局1991年擬定的《預征土地協議》，外商以水田每畝66000元，旱地每畝33000元，山地每畝10000元的價格補償給國土局，補償費包括土地補償、青苗補償、勞動力安置補助費、附著物補償費、農田水利集資費、定購糧基金、口糧差價基金。實際情況如何，因為資料不齊，不得而知。集體投資連連失利，使一部分人的村內收入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又使一部分人多了選擇機會，增加了收入。特別是有些人增加了水平不低的「來歷不明」收入。沙村村民的生活逐漸出現貧富分化。目前，沙村有用二百幾萬修建祖屋的富人；也有月底要去小士多店賒口糧的貧民；只要夫妻中有一個找到工作做的，三餐也不憂；兩夫妻都有工做，日子就過得平穩安樂。

村民還是喜歡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他們可以八仙過海各現神通。只要不犯法，抓住機會就上。機會要靠廣泛的關系網絡才能抓住。一些膽大聰明勤快的村民主動出擊四處聯系交朋友，以期獲得信息或是分享各種資源。村中的幾個首富都是從包工頭做起，有長年在外包工程的，有承包沙村石場的，也有在征地中獲得鉅額青苗賠償費后從事工程業的。做工程，一時間成為賺錢的代名詞。改革以來，工程的水分多，已是大陸民眾的常識。只要有關系，就能攬工程賺大錢。攬工程就是拉關系。對農村來講猶為如此，農村教育文化水平普遍低于城市，除務農外的技術性工作，農民懂得最多的還是蓋房子，這個傳統行業在農村有一批熟練工匠。農民有了錢，第一件事就是修新樓。征地的收入，使得沙村一帶的農民有條件舊房換新樓、小屋變大廈。鵲起的建樓潮，忙壞了村里的建筑工匠，為應付越來越多的工程，工匠中有點資金和膽識的，就拉起了小隊伍搞承包。村中最有錢的王氏兄弟和郭某就這樣白手起家做起來。后來，郭將服務范圍擴展到了外面，不再在沙村做工程。實際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拉關系。沙村一個葉姓老板，近十年時間以低價承包了沙村兩個石場。村中傳說他與書記有說不清道不明的關系往來，比如幫書記還賭債等。按理說，他利用各種手段借用權力資源獲取暴利，在某種意義上侵吞了集體資源，村民在心理上也應該反感。奇怪的是，村民卻并不怎么恨他，反而一些村民還對他有敬佩之意。大部分的村民靠打工、做小生意和跑船運積累家財，還有十幾戶人承包了村里的荔枝林。種荔枝辛苦一年賺得也不多，還要看老天爺。有門路找到工做，有穩定收入就最理想。1992年、1993年時建筑業很興旺，石場生意很好，沙村人積極買船跑水運運送石材沙石很是紅火，跑一次往返三天時間賺千多元輕易而舉，有的村民說那段時間甚至一天可以賺到三千元。1996年后，運輸業不景氣起來，很多以前開船的男人找不到工程，就賦閑在家，這些中年男人不容易找到適合的工作，平時就聚在一起打牌打臺球賭博，家中女人有工作的，倒也沒甚么，兩夫妻沒工做的，就只有吃老本。2000年5月石場清場后，對大多數村民的經濟都沒甚么影響，村民認為不關也沒錢發；對少數跑水運的家庭來說就是個打擊，船空閑著沒有用，男人也停工在家，主要收入來源被截斷，一時間找不到其它事做，村委招聘干部位置有限，沒有關系還進不去。有二十來家村民在這時掀起了個建樓的小高潮。一邊聽人叫窮一邊見到這么多人新起樓宇，好不讓人費解。村民卻覺得很正常，平時很忙，沒有閑工夫打點這些，現在沒事做，又有積蓄，當然要起樓啦！

越是困難，如何賺錢就越變得讓人費盡心神。村民做的一些小生意，顯現出村民對投資的謹慎和計算的精細，這些品格與集體行為的草率形成鮮明的對比。一位原在村里做過多年會計又在村水電站做過出納的老村民──根叔，在村撤消水電站后，在牛灣碼頭附近開了個小沙場，投資才一萬多元。他詳細地對我講述了開沙場的過程：他先聯系在鎮里做事的老朋友，征詢各種意見，有朋友認為做沙場好，而且保證介紹人買他的沙。頂下別人的沙場要花多少錢，一方沙能賺多少，怎樣請工人，怎樣調動工人的積極性，用甚么方法可以節約成本，一月要賣多少方沙才能維持正常動作，他都一一計算過。沙場運作第一年，根叔賺回本錢，扣除日常開銷外，還賺了部手機。后來因為沙場所在地要建大工程，根叔退了出來，根叔停止沙場生意時，沙村還欠根叔萬多元沙款。

大多數沙村人都很勤勞，舍得為家庭奔波。也有些好吃懶做，對工作又挑三撿四的，一旦村停止發放生活費后，就日顯窘迫。有一位村民這樣評述沙村村民：征了地有錢分，那些人不會想到，沒眼光，也看不到這樣的環境不會好長，拿著錢也不珍惜，大手大腳浪費得很，錢要珍惜的嘛，要投資才能錢生錢！有些人窮，抵他窮，他沒工做，好心幫他在石場找到工作，他還擺架子認為自己是做技術的怎么可以做力氣活。這個村民講得也是事實。沙村在征地后的幾年中賭博成風，大筆銀錢輸給外面來的人。沙村也確實有幾個游手好閑，沒有家底，還靠老婆養的男子，這種人在村里不能博得其它人的同情。讓村民同情嘆息的，是那些已失去勞動力的孤寡老人，是那幾家只剩些老弱病殘沒有能力掙取生活的窮困戶。有一個老黨員的凄苦景況，更成為人人都要引述的例子。村民引述他的例子，借此表明目前的沙村有多么不公平，集體有多么不關心村民，做了那么多年的黨員還落得個如此凄涼的下場。太平盛世中，一般人很少會為銀錢挺而走險。但現在，據說村里有人冒險運輸走私油，有人在外省與人合作翻制三級片，有各種參與非法活動的人。有意思的是，村民對此倒沒甚么意見，認為大家都是求生活。一位婦女講，如果她老公不是在前年底找到份工，也只有跟人去走私油了。在這里，可以看到村民的道德觀與法律觀念有出入。口頭上，村民也講法，事實上村民對法有他們自己的一套理解。實際操作中，合法與否，不是決定行為的標準；「可不可以做」，才是決定行為的關鍵，這個標準與法的標準尺度不同，這個標準更為寬容。殺人放火做不得，走私漏稅卻可以悄悄做。為商住樓銷售出謀劃策的程蘇說：「一開發，我就主動找四個兄弟來開會，說現在是共產黨領導，即是共產主義時代，將來要轉變成為資本主義國家，轉變階段屬于混亂階段，如果不趁這個機會找它一筆錢，將來就麻煩，當然不是打砸搶，在混亂階段有好多東西，比如可以偷稅漏稅，但是一旦逐步建成了那個制度，找錢就比較艱難了。在開發時，就算打穿頭都要在這幾年找筆錢。」這種心理已普遍在村民和干部心中扎了根。村民間形成的共同評價標準，不僅適于個人行為，也適于集體行為。村民更多是從自身利益出發來評判事件，這使得法的監督力量在農村大打折扣。一方面掌權者可以瞞天過海肆意而為；另一方面村民雖然意見多多卻依然容忍。只是，當各人掠食機會不平等，尤其是干部與普通村民間掠食機會不平等時，沖突就發生了。

或許有干部上臺之初也抱著為民為社區報務的心理，并非一早就策劃好怎樣掠奪集體財產。但發生在沙村所在地區甚至整個大陸普遍的貪污腐敗現象，不得不讓人拋開揣測個人本性善惡的問題，而來關注這樣一個事實：為甚么民眾會認為在這樣的管理體制中，無論甚么人掌握權力，其結果大致都會差不多？

村民共同評價標準的產生，可以看到沙村社區管理體制的混亂不合理。「掠食」在一般人心里成為「可以做」的事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出現這各情況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行為已相當普遍；二是對被集中的權力基本上談不上有甚么監督約束力量。而這后一點，更隱藏著一個非理性的預設：集體的領導者本性公正無私、才德兼備。

四、基礎破裂：村民對集體的失望

「集體」一直是農村社會主義的基礎。村中干部就以「集體」的化身、代言人來體現黨領導村民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的這一基礎發生很大變化。

初入沙村，就聞到村民與干部間強烈的火藥味。因集體資源分配而衍生出的沖突糾纏不清。征地之前，集體所有的船運業和石場承包給了個人，村民也包產到戶各自單干，干部與村民在公社化高度集中勞動中形成的依賴關系已經破裂，人與人之間輕松相處。群眾有時也會對干部不滿，但并不牽涉到普遍的利益，所以干部與村民之間關系還可以說是疏松中還有和諧。

然而一個原本可以為村民帶來極大利益的發展機遇，卻使干部與村民之間的關系緊張對立起來。原因是，征地所得的新財富將村民與干部重新綁在集體經濟的船上，而權力的性質及其追求的目標已發生根本變化。按規定，村所得的征地款要提留50%以上來作為發展資金。這個規定的前提是認為：農民自身處理經濟的能力不強，錢分配后，資金分散不利于發展；也可以防止村民使用不正當；集體提留起來，可以創造更多的財富，從而保障村民以后的生活。在討論征地款分配方案的社員大會上，大部分村民也同意這個規定，認為由集體來操作，賺了錢有得分，自己可以坐享其成。悲劇的前奏往往都甜蜜動人。沙村也逃不脫這樣的命運。如果不是當初將一切都設想得太美好，今天的沙村人也不會如此失落。這個有關今后幸福生活的規定，一開始就錯在制訂者、執行者和普通村民都低估了個體農民的能力而高估了集體的能力，沒有認識到集體的領導者同樣是沒有做過大額投資的農民。

在對個人與集體能力的評價中，社會公正的原則就已經被歷史遺留下來的偏見和習慣拋在了一邊。

中國的文化傳統向來「重群體而輕個人」，人是群體的人，是群體的財產，為了群體的利益應不惜犧牲個人。幾十年來，意識形態的需要，也促使官方文化大力宣揚集體的重要性和正確性，宣揚領導者代表集體，他們的行為是集體行為，他們的能力和決定不容置疑，一切個人利益都要服從集體利益。這是一個系統的意識形態預設。它假設了掌握現行體制權力的領導者一定是社會中可信賴的精英，他們都公正無私且才德皆在普通人之上；領導決定是不能懷疑的；上級領導者選定的下級領導者必定是最佳人選。

既然集體的領導者都「公正無私」，法律和監督對他們來講，就是多余。所以不難理解現實中司法力量的軟弱。現行的法律實質上對打著「集體」旗號的種種行為無可奈何。「集體」的觀念，在大陸傳統文化中占據著著思想領域的主流，在現實社會中更被許多人當作濫用權力的借口，而「集體」就為借用人帶來無窮好處。

沙村村委領導下的一次次集體投資，都是在發財的激情鑼鼓中開場，幾個跑龍套的才出來亮個相，就草草收場了，沒有一次不蝕本。而沙村村民自己在外做生意的，大多可以得到些回報。村民在投資過程中謹慎精細又捱得苦，相比之下，村委的舉動任性草率，似乎沒想過投資也有風險，而且處處夾雜著個人私利的算盤。他們不是缺乏生意頭腦，村委們自家搞生意成功的就不少。為甚么會這樣呢？根叔一語道破天機，他說：「我自己的生意，當然要用心機啦。為集體做，做了也不是你的。」

集體的力量在許多時候強于個人力量，但集體力量并不是在任何場合都是個體力量的疊加，集體內部的整合結果也可能是正負抵消。集體和個人在社會公正原則面前是平等的，不能藉以某一方控制壓抑另一方。可惜的是，「集體高于個人」作為官方文化，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都鋪天蓋地擺設于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

「集體」，其實是沒有一個確定實體的虛詞，最終仍以個人作代表，像一個實體似地做出決定或行使權利。在沙村，「集體」既實在又虛，甚么時候實甚么時候虛，就要看場合了。

五十多年來的農村行政體制都是書記說了算，一張嘴話事，第二把手只是個陪襯。這倒也培養出了書記或第一把手的「主人翁」精神。書記說：「哼，他算甚么？我還有一百五十畝田」時，書記全權代表了整個村集體。這個精神也表現在對村集體的投資項目做出決定的過程中。通常書記有了想法后，會預先與村委其它幾個支委開小會討論，然后召開黨員大會或村民大會，將村委的決定知會村民一聲。下面的人有沒有意見不重要，因為村委干部認為群眾的素質不高，不一定能理解村委的決定。召開大會只是形式上需要。實際上是村委幾個人甚或某個人代表集體做了決定，此時的集體是實在的，包含有幾個或一個實體人物。

投資失敗后，干部說「這是集體的決定，又不是我個人決定的」。這時集體變得虛幻起來。在「集體」中找不到一個可以為投資行為負責的實在個體，集體名副其實地成為一個推辭。在一個現代企業中，項目的負責人可能因為某個項目失敗而被追究責任。但在我們的體制中，因為「集體領導」正確的預設，所以沒有成文的規章制度來追究領導者的責任，除非發生重大事故，上級指示追究領導者的責任。至于投資失敗，在「投資有風險」的掩蓋下，鮮有被追究責任的。在農村，向一個虛詞──「集體」，追究投資責任，得來的也只是無關痛癢的幾句檢討。

無法追究「集體」責任，實際上是掌權者利用權力來遮閉自己、隱瞞真相、推御責任。在這種情況下，「集體高于個人」實際上成為權力者制造社會不公正的籍口。「集體」的投資行為成了干部用來掠食的手段。但在沒有外來力量追究干部掠食前，掌權者依然可以在「集體」的掩體里進進出出，演一幕幕投資鬧劇。比官員掠食更為可怕的，是長期依賴集體的民眾對集體失去信任。沙村人為「集體高于個人」的邏輯付出了沉痛的代價，眼見著一筆筆資金落花流水般不知所蹤，村民對集體的依賴就轉變成極度的不信任，表面上是對現任村委干部不信任，實際上是對進入集體領導中心的任何人都不予以信任。

對集體的失望，慢慢演變成對干部的反感，甚至產生對抗情緒。干群關系日趨惡化。無論干部還是村民，都生活在遠離理智的社會不公正里。在這樣的環境中，村民很少能分享權力的掠食機會，而干部的行為也受到村民夸大的指責。從下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村民開始有意違反公正原則來評價干部的某些行為。對村民刺激最小的一項大工程，是2000年建成的「廣播電視大樓」。這個名最初由村委干部叫響，后來普及全村。所謂「廣播電視大樓」，實質上是由廣州某電視臺一個中層干部牽頭，組織一批廣州人在這里出資修建的住宅樓。沙村賣土地，負責代理建筑事務等。建樓的錢不由村里出，村民也就不太關心。即使如此，村民在大樓建成后也頗多微詞，嫌村里賺的錢太少。有黨員講，在黨支部大會上討論時，書記提出這幢樓準備以1300元一平方米的價格來計算。其時，沙村所在地區住宅的建筑成本在500-600元之間，書記夸下的海口，當然不能被投資者接受。經過磋商，雙方訂下包括土地等所有費用在內的價格：每平方米1000元。這個價位比預期的少了300元。本來，市道的情況村民也清楚，賣1300元是不可能的。但多年來的積怨、生活中出現的艱苦，使村民再次指責村干部不守信用，欺騙群眾。村民這次的指責，可以說是強詞奪理。當問及幾個村民是否了解建筑行情時，他們都表示很清楚，但「那些干部說過要賣1300元的，沒有賣得到，就是欺騙。」這些村民并沒有失去理智，這只是村民在無奈中采取的策略，以期加強外界對書記或其它甚么人的不滿。以不公正來對付不公正，讓人覺得可怕。當一個社會處處都充斥著這種戾氣的時候，就已經危機四伏了。村民對干部行為的不滿情緒，衍生到村的其它政策。只要是支出的項目，從村委管理費、公款吃喝費，到教育福利支出，都會有人提出批評。管理費、吃喝費用高是事實，批評得有理。對教育福利支出的批評就頗讓人費解。

隨著新城的發展，大量外來人才的涌入，沙村村民已意識到自身文化技能的不足。現在村民一致認為教育重要，中青年一代的父母也愿意為子女教育花錢。但在評論村對教育事業的支出時，他們卻普遍抱怨村每年用于小學校的錢太多，教師工資太高，有一千元那么多。事實上，村用于小學校的資金（包括聘用教師工資及各項費用在內），一年十五萬左右，1996年度對小學校的支出只占當年總支出的3.63%，1997年為4.12%。

近期，村民對教育支出的意見集中在新建教學樓事件上。2000年3月左右，村集體囊中空空時，管委會教育辦提出沙村小學與鄰村小學合并，在沙村小學修建一棟新的教學樓，教育辦出資三十萬，管委會出資五十萬，鄰村幾十萬，沙村五十萬。教學樓最初預算是一百七十多萬，最后需要大約二百萬。盡管改善教學條件對沙村有利，但對一些村民來說，這是筆無謂的投資。

村民對教育支出普遍抱有意見，一是懷疑干部在教學樓修建中獲利，二是集體發的錢越來越少，想從教育經費中節約開支。后一個原因，讓人覺得悲哀。一年十五萬左右的小學教育支出，即使全部拿來分給村民，一個人也只分得到一百二十多元。絕大多數村民生活也算小康，一百多元還不夠交一個月的手機費。村民對教育支出意見的自相矛盾，主要是體現了村民對「集體」和當權者的不信任。

「個人」的行為自己可以控制，個體認為甚么事值得就做甚么，個體的投資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一定安全感。而「集體」的行為，村民個人不能控制，集體的利益分配也不能保證對個體公平。「集體財產」為集體所有，也即為集體中的每個成員所有，名義上的所有權者是一個個村民，它的使用權卻是「集體」，行使使用權的是模糊不定的「集體領導者」。這有點像股份制。與股份制不同的是，不論大小的股東都有權選擇參與或退出。「集體財產」不同，它是幾十年來由村民不分彼此共同累積起來的，要公正地將「股權」分還給村民很難，因為全村老少一千多人在財產的創造中貢獻不同，政策也不可能允許村民瓜分，村民沒有權利選擇退股，除非自動棄權。所以，好的集體對村民來講就是：有錢分。村里流行著一個有關「集體」的生動比喻：集體好比一家之父，村民是他的子女，父親找得到錢，兒女才會去親近他，他才能將兒女拉攏在一起；父親找不到錢，當然就沒人理他了。現在集體找不到錢，也就失去了親和力。村民也像干部一樣，應著不同的場景出入「集體」。做人有如斯的兒女，是大不幸。「集體」有這樣的「分子」，是自討苦吃。

村民不能自由組織經濟活動的時候，只能從「集體」的大鍋里分飯吃，這時的「集體」有號召力；現在村民知道「集體」靠不住，又各有賺錢的門路，所以「分子」并不都要依賴「集體」，此時的「集體」不再是保命的米飯，而只是外帶的一桌菜肴，不過有人手快搶了山珍海味，有人手慢只撿了條青菜，就此吵吵囔囔起來。「集體」在沙村已經失去它原有的含義，變成干部和村民根據需要隨意進出的「場所」。一旦它手中掌握的資源枯竭，徒具一副空殼，就對「分子」們失去了吸引力，也不再有號召力。「樹倒獼猻散」時，還高唱「把一切奉獻給集體」，也無事于補。

「集體高于個人」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邏輯在現實中已很難再演繹下去，整個國家和普通民眾為了這樣的一種邏輯付出了何其慘痛的代價，而且代價還在繼續支付，因為社會主義制度需要用這個邏輯來支持。

不過，沙村村民覺醒到不能依賴「集體」，讓人看到希望。當「集體」經濟慢慢萎縮，「集體經濟」時代產生的組織機構也會逐漸失去力量，要么隨著形勢轉變功能，要么被取代，要么放棄對富裕的追求回到「集體」的硬殼里。

五、權力腐敗：「既然已經爛了，就讓他爛到底」

干部的權力在條文中是用來為人民謀福利的。但權力在沙村，更像魔力。擁有它的人，不由自主滋生出魔性；受它感召的人，用盡種種手段接近。每向權力邁近一步，就多生出一分瘋狂。每在這時，就不知是權力腐敗導致混亂瘋狂，還是混亂瘋狂導致權力腐敗。

權力本身沒有正邪之分，只在被人使用時才具有倫理意義。換言之，使用者的行為決定了權力的正面或負面效應。濫用權力者，在不同制度的各個國家都不乏其人。一個社會，監督機制相對完善，制度、公眾輿論和道德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強迫掌權者規范自身的行為，可以減少許多以權謀私的機會。倘若監督不力，有許多空子可鉆，那么以權謀私、瀆職掠食的官員層出不窮也不足為怪。沙村的權力組織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就迎來了巨變。村民的經濟活動模式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根本的變革，村的管理沿用的還是計劃經濟年代的組織模式。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組織機構已不再適用于市場經濟了。但沙村僅僅是一個小村子，在國家沒有頒令改制之前，它又豈能擅自改變現行的組織結構？何況，當權者也不愿意改變，因為，這個過時的組織，可以為他們帶來掠食機會。當權者正是在這個漏洞百出、滯后過時的組織機構里，將權力變換成金錢、地位、方便和保護等種種實際利益。

沙村最平常、最公開的掠食行為，是用公款吃喝玩樂。吃喝風在征地后的頭四年最厲害。整個鎮的干部都崇尚出去吃吃玩玩。上面一有人來，村委幾個干部都去作陪。因為多數以簽單的方式記帳，干部私宴幾個朋友，簽了單也無人知。膳食費簽單累積起來，數目驚人。僅僅三、四個有權簽單的要委，有時一個月簽的膳食費就達十萬多元。村里有三臺車也都被酒店拖走用來抵帳。

公款吃喝風養活了許多餐館，帶旺了發廊和娛樂業。鼎盛時期，娛樂點──金村的三陪小姐就達二千多人，當時整個鎮的人口才兩萬多。吃飯要有小姐陪才有樂趣。請一個小姐陪吃，包吃包喝還要給一百元。村民說那時候掏一百元輕松平常得很，一點也不心痛。1998年時，我與幾個村民在南北臺的船上吃飯，他們叫了兩個小姐，一人十元。經濟不好，小姐也降了價。

陪人吃飯，多數要請小姐的。外省來的女子漂亮，花點錢也值得。再說，多少生意和交易都是在歌廳里酒桌上達成。會玩會應酬，在男性村民眼里，是能力的表現。沙村的書記有一晚在某娛樂城的包間里，陪著一個年輕女子高歌之后，感嘆道：「男人連這些都不懂，成不了大事」。以這種方式來「成事」，社會成本高得荒唐。

村民見到干部公款吃喝、出外旅游得厲害，很是不滿，又擔心干部們將村里的錢花了，就吵鬧起來，要求村里把提留起來的那部分征地款發放給個人。其它村情形相似。條條村的村民都向管委會要求分錢。最后，管委會放開集體提留50%的限制，讓各村自行決定發放額度。沙村決定分配征地款的80%到戶。

吃喝在村民和干部的眼中不算是貪污。實際如何？從效果來看，吃喝和非法將財富納入個人口袋都造成集體財產大量流失，都屬于掠食。官員總是借口工作需要來把公款吃喝合法化。簽個名，筆筆膳費就有單有據了。請了甚么人，花了多少錢，全憑口說，中間沒有一個環節不可被人利用。披著合法外衣的背后，是連吃帶拿、報大金額、甚至有人從飯店支取零用。

簽個名就可以獲得這般好處，何樂而不為？用起公家的錢來比使自家的暢意瀟灑得多。實惠撈了，臉面也有了。有集體做后盾在外面混，也著實讓人羨慕。怪不得大吃大喝可以蔚然成風。

吃喝，是明著的。暗地里的，就更加神秘令人向往。「投資」，是巧取豪奪的好辦法，眼下已在整個大陸得以普及。沙村也不例外。沙村還有個特殊的例子是其它村沒有的。

財力雄厚的外商正在整體開發這個地區，一些私人老板認為這個地區的前景良好，就打算在周圍的村子投資。1993年左右，一個姓王的香港人，看中了沙村的位置，花了七百多萬元，買了沙村三十四畝地，準備起一家大酒樓。據說，王的大酒樓不符合新城的統一規劃安排，最后沒有被批準。王已在沙村同意的情況下進行打樁工程，項目被撤消，王受了損失，提出退還土地，沙村不同意退款也拿不出錢來。王找到管委會，管委會出面調節，管委會對王怎樣安排不很清楚，但是自1997開始，每年約六十萬的糧油補貼就不再發下來，被管委會扣起來填補酒樓事件的帳目。沙村1995年前的幾宗大片土地交易中，王是唯一付清土地款的人。村收到的土地款在短短時間內就不知所蹤，最后要由村民全體負擔。當時剛征過地，村集體還有相當的經濟實力，用不著拿幾百萬來平衡收支。這么大筆錢，倏忽去向不明，由不得村民不懷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腳。

干部掠食與否及采用甚么手段，一般人沒有權利去取證，取證權利掌握在上級機構或司法機關手里。村民憑直覺和干部派系間紛爭時透露的口風，猜測干部的行為，可靠性不足。但大量集體資產在幾年內流失確是事實，損失的過程不清不楚、公布的帳目亂七八糟也是事實。最不可思議的是，征地以來，沙村村委干部從來沒有為資產流失負過責任，上級部門也沒有作過處理。像王氏酒樓這么明顯的個案，管委會都不作深入追究。對村干部來說，實在太「寬容」了。這使人懷疑，干部利用權力進行的掠食過程中，是否已形成一條生態鏈。

上級部門對下屬干部一貫的定向寬容，一方面傷害了村民對公正的期求，另一方面助長了不公正的資源配置行為。普通村民陷于精神、物質雙重不公正的境遇，無力自拔。

這種局面，不是追究某個人或一批人就能改變的。要減少轉型期間的不公正現象，除非改變現在的權力組織結構。干部有機會掠食，是他有權；上級部門可以包庇下屬，是因為有權；普通百姓利益受損，是因無權。沙村社區改革開放過程中的種種風浪，都是權力在扮演推動角色。但卻完全看不到監督、約束權力的有效力量。

掌權者何以如此放肆，把黨紀國法當兒戲？刨根問底，正是權力組織形式的過時和不合理，促使掌權者將權力變成魔力。權力組織本身何不是人用來玩魔術的道具！

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講加強監督力度，講干部的社會主義道德修養，講正氣。只講，是改變不了現實極不公正局面的。不公正的來源不僅是人的私心雜念，更來自制度本身。沙村的權力組織形式還得延續下去。沙村黨支部是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早已設定好的組織形式，讓它同時兼任村的行政管理工作。基層黨支部上傳下達，指導和監督村的各項工作。支部委員由五個人組成，書記權力最大，一統村的政治和經濟兩大權。

書記由黨員選舉產生，經由上級批準委任下來。書記一上任，黨員即使想要集體罷免書記，也要通過上級批準。所以，書記雖然是黨員選舉的，但書記實際上卻只對上級負責。而上級為了維護政績、地區形象，一般不會允許罷免書記的「騷亂」出現，即使有此類事件，也會使用調解手段，除非上級非常不滿意這個下屬，有心要讓他下臺，不過這種事很少發生，因為村支書能坐在上這把交椅，也有他堅固的關系網。這個關系網包括與之交好的上級干部，分享書記權力的部分黨員。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想法阻止彈劾書記。書記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他也積極將部分權力分給其它黨員以籠絡人心，鞏固自己的地位。

一旦成為書記，他的地位就相當穩定了。現任書記自1986年上任以來，除沒有實權的婦女主任一職是因退休換人外，村委的其它職位都換過人，獨有書記「巋然不動」。權力結構賦予書記偌大的權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輔助他穩固地位。更加令人向往書記之職。

黨員村民也明白其中的糾葛，所以不會在書記任期彈劾他，如果有人想取代現任的書記，也要等到換屆選舉之時。之前，他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想法結交上級干部，拉攏對書記有意見的黨員。結交和拉攏都要符合對象的利益才能成功，要想登上書記的位置，必須付出很大的代價，并且不一定成功。

想動搖書記的位置，就得從村民對現任書記最不滿的地方著手，在沙村，就是質疑書記的廉潔公正。有一個褚姓村民正在這樣做。褚某在征地前承包了大片林地，征地時就得到了四十多萬青苗賠償費，他用這筆資金做工程，建筑業不景氣后，又轉了許多行業，發展都不十分理想。褚某社會關系廣，也有錢，雖然他對我說不想做干部，他的一切舉動都是「為民」。但他1992年征地時是村長，1998年又參加村委委員競選，這兩年來更是積極與一批黨員聯系，請他們吃飯，批評書記的政策和人品，提出自己的治村方針，還在2000年初的石場賠償事件中出頭。書記一家對他很反感，認為他一直以來都在同書記爭，在村民中煽風點火，挑逗村民對書記不滿。從褚某的行為來看，他其實想回村委當干部。他很積極地挖掘書記在經濟活動中的漏洞，批評書記貪污、無能、不公正。他的意見在村民中有不少贊同者，但村民對他本人也頗有微詞，他在村民眼里并不公正廉潔，而且脾氣爆燥。相比之下，張書記溫和得多。沙村集體經濟局促，新的一屆選舉是否還會像上一屆那樣激烈？褚某說那樣一個爛攤子，沒有多少人愿意撿。書記也覺得做得累了。有些老黨員卻說，就讓張書記做下去，「既然已經爛了，讓他爛到底」。屆時情況如何呢？擬目以待。不過，村的財務報告顯示，村還有一大筆沒有收回來的土地轉讓金和一百多畝沒有轉讓的自留地。看來選舉激不激烈，很大程度上決定于村民對這筆隱形財富的評估。如果這筆隱形財富有轉化為現金的可能，那么角逐村委委員職位的場面不會冷清。

權力在集體資源枯竭前，都還有相當的魅力。在現在這樣的權力機構中當一個掌權者，「掠食」相對順暢安全。集體資源分配不公的情況，還會繼續演下去。不過，「讓他爛到底」這句話，聽起來使人毛骨悚然。

六、書記結網：送黨證還賭債

在轉型期，還沒有形成成熟的管理體系，掌權者面臨的誘惑更多。加上監督力量不夠，掌權者可能會更多時候選擇濫用權力，公正和道德都不能對其產生預期的約束力。

在前面第四節提到過程蘇關于從「共產主義」轉到「資本主義」是「混亂階段」，打穿頭都要「在這幾年找筆錢」的理論，被沙村村民普遍接受。道德的約束力量亦已失效。當干部面臨誘惑濫用職權時，也不會受到良心譴責。不同人群用道德進行評判的區別在于：濫用權力的人認為掠食是普遍現象，自己這么做也正常；沒有權的人認為掠食是自私、有損大眾利益的行為。大多數沒有權的人有了權利，也會跟從地區的流行心理。這也是為甚么見過世面、精明的村民并不把村干部的掠食行為歸于干部個人道德敗壞，而認為權力這么大，存在很多機會，無論哪個人做領導，都會混水摸魚撈上一把的原因。道德評價差異歸結到最后是有沒有權力的差異。權力決定了掠食的機會和規模。站在不同道德立場來評價「掠食」行為的人群，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各自根據自己的利益要求來評判這種行為是否「道德」。在村民心理上普遍接受「掠食」符合人性的沙村，「道德」變向成為弱勢群體反抗權力者的武器，不再是純粹的行為參照體系。換言之，村民用「道德」來譴責干部「掠食」，但心理上卻認同「不道德」的「掠食」行為，只要有機會，也會參與「掠食」。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掠食」的。所以，村民也各出花招來沾權力的光，接近權力中心人物，成為權力網絡中的一個結點。

在構成網絡的人中，與書記相洽的親戚朋友是近水樓臺，有更多的機會進入村委做事，一般的管理干部在換屆選舉時也參加職位競爭。在書記派系中的黨員，因為利益相關，彼此會互投選票，只要書記還在，他們的位置相對比較穩定。村財務室的出納和會計都是張書記的親戚。以前發展公司的程經理是書記的拜把兄弟，后來兩人一度關系疏遠，程就慢慢退出村委。

1998年換屆前，沙村有另一派──程派，村中姓程的并不是一家人，所以，姓程的不一定加入程派。沙村是個移民村，村民姓氏復雜繁多，張派和程派都吸收不少外姓成員。張派以張姓家族為主，程派以程姓的結拜兄弟為核心。程派在程天做村長時，勢力不小。以前兩派雖然爭權奪勢，但他們并不十分防礙對方「掠食」，只要一方不做得太過份，他們會在各自的范圍內「發財」。自程天出局，新的村委成員中沒有一個姓程，但程派的勢力還在牽制著書記。這股勢力來自一門四兄弟，人稱「程家四老虎」。他們成為權力網絡中一員的手法與其它村民有點不同。

程蘇四十出頭，在村委發展公司做聘用干部，他的一個弟弟是村治安隊隊長，另一個弟弟在村委開車。他們與前任村長程天結拜兄弟，口口聲聲稱程天為大哥。村里人背地里叫他們「壞人」，罵他們「太兇」，抓住書記的痛處，控制了書記，說他們用種種方式侵吞集體財產。但程蘇說這些不是真的，是村民妒忌他有錢才瞎編的。他說自已12歲就跟隨大隊出去做生意，見過世面，有經濟頭腦，1995年前開船掙了很多錢，現在也有自己的生意。

程蘇在十來年前還很貧困，別人住兩層樓的石屋時，他們家才一層。現在的程蘇家底殷實，兄弟幾個都有漂亮的新樓，程蘇還花十萬元訂了商住樓下五間鋪子。2000年「三八」節，村里沒錢發給婦女，準備取消例定的「三八」大會，程蘇自告奮勇，借出萬多元，為書記解了圍。程蘇覺得自己為村的貢獻不小，為村修筑道路出過很多主意，只是書記太軟弱，不能抵抗石場老板的干擾，執行不下去，使村失去找錢的機會不說還倒賠。他認為自己守法廉潔，之所以有今天的財富全靠勤勞才干。村民卻不這樣看他。一個村民說，程蘇最貪。他在沙村發展公司做干部，負責丈量填土土方和收錢。村里修路建樓和低洼地都要填土，土石方由石場提供。一個曾參加填土量方的老黨員說親眼看到程蘇作主報大土方量，村民理財小組的人也發現一張土方測量單上注明的填土面積比實際面積多一倍多。程蘇負責同石場結帳，經常以村的名義在石場支錢，致使石場欠村的錢有一部分收不回村。

程蘇不承認自己貪污，他認為自己做生意沒必要四處講，他現在就承包了某地幾多畝魚塘，村民見他有錢，又在村委做事，就說他貪污，真是可笑。

現在不知他笑不笑得起來。2000年年底時，程蘇牽涉到一起經濟糾紛中，被市法院傳訊。提出訴訟的李老板是市區的一個建筑商。法院的傳記訊使村民更強烈地關注起商住樓的招標內情。據村民講，當初沙村要建商住樓時，李通過關系找到程，表示想接這單工程。程向李保證可以，在未經村同意的情況下，與李簽訂了一份承包合同，李給了程二十萬元訂金。村委并沒有將工程給李，李找程追討二十萬元預付款，程說給了村委，村委干部說不知道，也沒有給合同蓋過章。李一直追問錢的下落都沒有結果，終于向法院提出訴訟。

一般在村里任職的都是黨員，但程家四兄弟只有最小的那個前兩年才入黨外，其它三個都是普通村民。四兄弟有三個在村委任職，而且沒有受到裁員影響。最小的程棠在1998年落選的情況下依然回到村里開車。即使書記知道他們有許多不正當的行為，但奈何不了。這是為甚么？村民說，書記有小辮子被他們抓在手里。

書記受到的很多批評，就與程氏兄弟有關。書記無力處理程氏兄弟，使黨員和群眾覺得自己沒有受到平等待遇，部分黨員認為：書記放任程家兄弟為所欲為，為村民知法犯法提供了依據。

「違反計劃生育都能入黨！」。程棠違規超生，按沙村慣例是不夠資格入黨的。他入黨，令人吃驚更叫村人憤憤不平。程棠在村委開車，經常公車私用，每月報銷的油費、維修費和其它雜費水份很重，村里每年要為他開的那部「皇冠」小車支出七、八萬元。村干部不常出差，小車多數在本鎮打轉，很少跑長途，消耗卻這么大。村民很不滿他報大數、中飽滿私囊。在這種情況下，他能順利入黨，得益于某天賭錢贏了書記十多萬，他免了書記的賭債，提請書記讓他入黨。不久，他就如愿以償。書記批黨證還賭債。村民說現在可以用錢買黨員做，就源于此。

書記沒甚么不好，就是太愛賭。這是很多村民對張書記的評價。書記嗜賭，給許多人提供了機會。書記不怕輸錢，輸得多，自有人幫他補上，他只需用手中的權力為那人辦辦事，就兩相扯平了。

為書記填賭債填得多的要算承包石場的村民葉某。2000年農歷初二時，書記在葉某家同一班人賭博，輸了二十多萬，葉某為他清了賭債。葉某為書記的付出得到了回報。自他承包石場以來，就與書記唇齒相依。葉某承包的石場原來是書記侄子承包下來的，侄子不做了，書記沒有開黨員大會，就將石場轉包給葉某，十幾年來，葉某以極低價承包了沙村最大的石場，每年才交七萬多，前年上漲到九萬多。

上面幾個例子說明：在書記所結的權力網絡中，不僅權力擁有者有機會掠食，與他聯結成網的村民或企業主通過付出一定的代價，間接成為權力的使用者，亦尋求到掠食機會；權力擁有者也要依靠網絡才能開展工作和進行掠食。這個網絡極具排他性。公共資源在網絡內和網絡外之間進行分配，其結果是占人口比例極小的網絡中人，獲得社區的絕大多數資源；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網外人，只有承受不公正待遇，分得少數一點點公共資源。

七、村民上訪：「要一級級上報批準才行」

偶然也有反抗的。不過，反抗者要準備有可能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權力網絡外的村民與網絡中人發生沖突時，往往是網外人吃虧。沙村發生過多起種荔枝的村民和石場老板沖突的事件。石場運轉，要不斷征用村民種荔枝樹的山地，石場要按市里面的規定賠付村民青苗費。果樹由村委代石場收，青苗費也由村從石場收回后分給樹主。有時村干部從中牟利報大青苗費，石場會不認帳，拖欠賠償費；有時石場會將這筆賠償費用來抵村欠石場的款項。如果村不掏錢先將青苗款付給村民，村民得不到錢，會與石場老板或村干部沖突。有幾次僵持不下，吵得厲害，就有人通知管區的派出所。派出所來人后，二話不說，先將村民訓斥一翻，如果村民還不聽話，就給戴上手銬拉回派出所拘留起來。派出所所長與書記交好，自然幫書記網絡里的成員。村民討不到應得利益，還受到更加不公正的待遇，在村中影響很不好。

村民要想引起這個掌權者的足夠重視，通行的辦法就是串連在一起抗議，村民叫「官逼民反」。權力網中的人稱他們「不聽話」。集體抗議行動目標大，傳了出去，影響干部的政績。村民施加的壓力足夠大時，權力網也會作些讓步，分配更多的利益給村民。征地后干部花錢大方、浪費嚴重，村民為保障自己的利益，集體上訪靜坐，要求把村提留的資金分配，管委會為形勢所逼，不得不同意村民自行決定分配方案。集體行動才能爭取到利益，是村民學到的重要一課。類似這樣的集體「造反」，沙村有好幾次，次次都能討回些利益。村民對「造反」津津樂道，講起來很是自豪。

村民本來可以通過正常渠道，溝通協商維護自己的利益。滿足村民要求，網絡的利益分配就會受損。以不公正的利益尋求為紐帶建立起來的權力網絡，遇到村民的利益要求時，不予理睬或采取強制手段堵塞村民的訴求。強權的運用，使加諸在村民身上的不公正更加明顯。協商的道路一開始就走不通，村民只有聚集起來借助「造反」的力量達成意愿。「造反」并不一定訴諸于暴力，它志在擴大影響，用輿論壓力來解決問題。在「造反」中，使用暴力更多的反而是權力網絡的武裝力量。

利用「造反」來尋求公正待遇，慢慢成為沙村的習慣，一有較多村民的利益受到侵害，他們就聚集起來，聯名「造反」。此為村民之幸？抑或悲哀？一時還難以評論。

沙村最近的一次大規模「造反」，發生在1999年底2000年初，下面稱之為「石場賠償」事件。

石場1986年前是沙村集體經營的副業。1986年后承包給私人，當時只有一個石場──「一石場」。沙村又開辟了三個石場承包給私人和公司。以往，石場爆破所用的炸藥量比較正常，對村民樓屋的震動不大。石場的爆破會造成嚴重的沙塵污染。大概兩年前，為保護地區環境，石場被要求從2000年3月1日起停止爆石、五月清場。包括沙村在內的二十四個石場不約而同加大了爆破程度。爆破時，沙村有些樓屋好似從地上被抬起來一樣。村民多次向村委反映，但村委沒有采取措施。村民又反映到開發區管委會，管委會派人來看了看，也沒有解決問題。

1999年11月，上百戶村民聯名要求幾個石場賠償，原因是村民認為石場不適當的爆破行為震壞了村民的樓屋。同月，村民委托村理財小組組成一個房屋賠償小組，又委托村里幾個在外做生意的村民負責與石場老板談判。其中，1992年前做過村長的褚某，為此事，放下自己的工作，一個多月時間周旋于管委會和石場老板之間，他的家就座落在受害最嚴重的沙村新村（下灣）。為了確定賠償金額，房屋賠償小組將參加簽名的村民的房屋按照震裂程度分為四等。靠近石場的新村樓屋受震最嚴重，墻和天花板上的裂縫有的達一公分半寬左右，劃為一等；距離石場遠的樓屋受到石場爆破的影響較輕，只出現了些細長的裂紋，劃為四等。受震的等級劃分也是日后村民分配賠償金的依據，一等得到的賠償最多，四等最少。

第一次向石場提出的賠償金是七百萬元人民幣。遭到石場拒絕。村民想通過打官司來獲得賠償。房屋賠償小組請廣州市某單位為受震房屋測量裂縫的大小和深度，村民講測量結果表明樓屋的破裂與石場的爆破有關。有了這個依據，村民又托人向市中級法院里的熟人咨詢官司的勝算有多大，法院里的人認為贏的可能性極大，但是涉及的金額比較大，要請律師。

2000年1月20日，律師來到沙村接受村民咨詢，認為很有把握打贏這場官司，但是要收取一筆較大數目的律師費。村民不愿拿那么多錢出來打官司。通過法律程序來要求賠償不能成為現實。百多個村民聚在一起越說越氣，最后決定沖到山上去砸石場的辦公室，逼迫石場停產。這時，有村民認為砸爛東西逼停產造成的損失，石場也有權要求從賠償金里扣除，從而影響村民自己的利益。村民們聽從了勸告，上到石場也沒有動粗。當時，派出所派了人到石場，以防村民做出意外的舉動。因為村民有禮有節，人數眾多，派出所沒有拉人。但警告當頭的褚某，如果再搞事，首先就要銬他。賠償金額一降再降，房屋賠償小組與石場幾經討價還價都未能達成協議。某村民提出應該借助媒體的力量，他說「記者的一桿筆厲害過你的槍」。2000年2月23日，幾個村民開車上廣州，找到《羊城晚報》，將情況反映給接待室的工作人員。管委會一聽到這個消息，馬上打電話通知這幾個村民，說這些事不用鬧得這么大，有事好商量。管委會告訴村民不能直接上訪報社，「上訪傳媒，必須經過開發區的廣播文化宣傳部門同意，要一級級上報批準才行」。書記當時在家講到：「他們以為就這樣去報社就行了？正傻佬！要上訪，還得經過鎮文化部門同意簽字才行！」

沒有任何條例規定村民上訪之前要獲得鎮或某個部門的同意。書記說出這番話，也是從上級那里拾來的牙穗。書記不一定真正知道上訪不需要官方同意。但他認同這種講法，這個講法可以更好地保障他避免村民上訪帶來的壓力。一般村民對法律法規認識不多，對這個講法也將信將疑。但對見過世面的村民來說，這種講法只是干部為了阻止上訪才編出來嚇唬人的。2000年3月，事情終于都有了結局。四個石場同意賠給村民共十八萬元，分兩次給，3月1號給九萬，4月1號給九萬。錢撥到村里專門的帳戶里，村集體不能挪用。到此時，村委才在這件事中露了個臉，此前，村委一直保持不理不管的態度。村民認為書記和幾個支委不出面，是因為他們靠石場老板養著。

賠償金撥落來已經十個多月了，但是還沒有分配下去。房屋賠償小組的人也覺得很難做。錢不多，平攤下來，一戶就一千多元，與村民原來希望的七百萬元差得太遠。這點錢也就僅夠刷刷灰。原來沒有簽名的村民，看到有錢賠下來，認為自己的房屋也被石場震爛了，要求從中分羹，就連村里承包石場的那個老板也要求為自己的房屋分取賠償金。村民參加「造反」，有其利益取向。雖然石場是沙村最大的收入來源，支持著村委的日常事務，但大多數人贊成關閉石場。許多村民說：石場在的時候也沒有錢分，灰塵大，污染嚴重，關閉了，空氣還好得多。選在這個時候舉事，是意識到石場一旦于五月撤走，就再沒有機會要求彌補損失。要求賠償的村民中有不少混水摸魚的，卻沒有與石場老板打過交道的干部，連災情算得上一等的書記家也沒有加入索賠。

村民「造反」又一次討得些利益，雖然比最早設想的差了許多。在整個過程中，村民吸取以前的經驗，不只一味吵鬧，而是有理有節，選派代表，不給對方留下「騷亂」的借口，也懂得借用新聞媒體的力量來達到目的，雖然報社并沒有就沙村之事追蹤報導，僅去了趟報社就引起權力網絡足夠的重視。看來權力網絡對自己控制不了的新聞媒體也有所忌諱，新聞一報導，影響官員的政績、地區形象不說，最可怕的是上級有可能在媒體的壓力下關注地區情況，一旦追究起來，這個地區的權力網絡不被摧毀也會元氣大傷。畢竟，權力網絡建立的道德基礎──認同掠食，違反了社會公正原則，也與法律不兼容。認識到了媒體力量的村民，不知下次是集體「造反」呢，還是徑直去報社。要報社通通為這些事情曝光太強人所難，報社每天接到的這種投訴多不勝數，況且最后處理事件的還是各個權力網絡。為甚么一定要等曝光之后才去重視呢？事情不就發生在眼皮底下？難道一介村民想得到公正，就只能「以暴制暴」？面對這樣的狀況，不禁令人為中國的現代化擔憂。

八、合同帳目：檔案室堆滿「機密」卷宗

有幾次村民提出查帳，都被村委以「村財務機密，不能隨便查」為由拒絕。村民提出：村的集體經濟人人都有份，村民有責任了解投資情況，不給翻看帳目說不過去。

村委為甚么不給村民查看合同帳務？有的干部說這是機密當然不能給一般人查閱；有的干部說村民素質不高，理解不了還到處瞎說。而村民說干部不讓村民查帳是因為心虛。究竟經濟合同和帳目是不是機密？

村委干部認為：許多事是黨支部內部的事，不能向村民說，經濟活動由黨支部代理，領導有領導的考慮，村民不一定理解，村務不完全公開，也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村民卻認為：集體財產人人有份，財產所有人有權了解所屬財產的種種情況，集體財產的代理人也有責任和義務向村民解釋投資的各個環節及提供詳細的財務報告。

村民要承擔投資失敗的風險，村委應該向村民公開經濟活動中的合同和帳目。將合同和帳目列為「機密」，是假機密，實質是隱瞞真相。

各說各有理。事情到底怎樣發展的呢？還是看看沙村。

村里有許多「機密」。檔案柜里堆滿寫著機密的卷宗。上級發下來的僅供領導參閱一些文件當然是機密；村歷年來人口數量、甚么時候是土房，甚么時候有磚房有車等，也是機密。卷宗按規定不能給外人翻看。想了解情況，要通過書記同會計室的會計打招呼，把想知道的項目寫下來交給會計，由他查找。

領導參考文件、戶籍登記、村歷年基本情況等按規定列為機密，對村民來說沒甚么影響，村民對村史爛熟于胸，也用不著花工夫去查與生計無關的材料。他們想了解的是財務帳目和各種合同。但這些偏偏也是機密，而且要想征得村委同意查問其中有關細節通常很難。近十年來，村民不斷要求查對帳目，不斷遭到拒絕，除非把事情鬧大，村民才能得到查帳機會。相比之下，了解村史更容易。與集體經濟有關的合同和帳目，在村民心中不應是甚么機密，在村委干部眼里卻是機密。這個矛盾阻礙著村民和干部之間的溝通和理解。合同和帳務披上「機密」的外衣，在村民眼中倍添詭秘。不能隨便翻閱帳目和合同，使村民更加懷疑干部在其中做了手腳，有甚么見不得人的事。或許干部一清二白，沒做對不起村民的事，變成「機密」的合同帳務，只能加深村民對干部的猜測，使村民與干部間的溝通更困難；如果干部真有不能為人知的舉動，那么，「機密」就成為不法行為的保護外衣。機密的合同帳目，在沙村成為村民和干部沖突加劇的催化劑。一方要求公開，一方極力拖延隱晦，雙方長期陷在爭論合同帳目是否「機密」的拉鋸戰中。一牽涉到村的投資糾紛，就回到查帳的老問題上。干部為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設立的「機密」限制，在實際中不僅沒能避免誤會，反而激化了村民與干部的沖突，增加了村民對干部的不信任，傷害了村民的知情意愿。從實際效果來看，將集體經濟活動中的合同帳目作為「機密」對待，既不合情也不合理。況且經濟活動對村民公開有法可依。

2000年按規定設立財務公布欄后，情況有所好轉。村委一年至少兩次更新財務公布表。公布表包括《*月份收入公布表》、《*月份支出公布表》、《基建工程公布表》、《固定資產公布表》、《*月份福利費收支公布表》、《*月份債權債務公布表》、《征地補償費收支情況公布表》、《收支分配計劃及執行情況公布表（預決算表）》、《*月份出納帳情況公布表》等十個表。不過，公布表中的內容，有些地方讓人混淆不清，特別是牽涉到大額金額時，更讓人不明白。村另外公布了幾次投資的帳目，都是只有撥款的時間沒有撥款的原由。村民可以了解到一共投資了多少錢，還是不清楚具體用在甚么方面。

經濟合同還是沒有公開，許多村民說合同才是關鍵，村里有的合同被偷梁換柱更改過。一個以前做過干部的黨員村民說，在他極力要求之下看過一份以前經由他手的合同，發現合同已經被改過。他說的是不是真事，村民沒法判斷。因為村民歷來都不清楚各個合同的具體內容，村民是從部分干部和黨員口中了解到工程或投資項目情況的，以前的合同沒見過，現在的合同也沒見過，村民不能真正辨別這個黨員村民所說事件的真假。但不論真假，合同不輕易給人查是事實，一些對現狀非常不滿的黨員開始附和這個黨員，向一般村民講說村委干部撰改合同。

一份真的經濟合同有資格說明投資活動的真相。村委干部為甚么不公開合同來為自己清洗嫌疑，令人困惑。作為研究者不能妄加揣度干部的意圖，只能感嘆一件物品或一個真相貼上「機密」的標簽，就剝奪了一般人對它的知情權，在掌權者和普通村民間又增添一種不公正。

改革開放前，政治掛帥時期，為了政治斗爭階級斗爭的需要，全國揪出成千上萬假想的「敵人」。在「敵情」四起的年代，大凡與集體、政策有關的內容都是機密，不能隨便讓「敵人」得知。劃定「機密」的習慣延續到今天，就慢慢變成為當權者有選擇地封鎖隱瞞某些事實和信息。

掌權者隱瞞的不止是經濟活動的真實環節，還有政治活動的細節。村委籍口黨支部內的事，不向村民公開選舉中出現的問題。1998年選舉時，對書記之位競爭激烈，各路人馬出盡招數拉票，書記用公款請年老的黨員吃飯、桑拿，原村長程天也公款請中青年黨員大餐一頓，原治保主任李某甚至出錢買票。程天的好友周某由上級派來主持沙村選舉工作，周某在黨員分組討論候選人名單時，明確提示不要選張書記，當時就有與張交好的黨員反對周某的做法，此事被張知道后，通報到鎮里，程天因此被借口年齡大取消了候選人資格。選舉時，每人發一張選票，票上印有六格，預先由支委提出來的五個候選人名字占了五格，還剩一格由黨員自由提名。但黨員說，選舉時分三組，每個組都有人在場監視，老黨員說只能照著已有的提名打勾，不敢寫其它人的名字上去，有人在場監視不說，還怕筆被認出來對自己不利。沙村此次選舉也算得熱鬧非常，李某拉票、程天打擊對手之事在村里鬧得沸沸揚揚，普通黨員、群眾私下談論紛紛，但村委卻沒有開口對村民作過解釋，理由是：支部內部的事，不便讓一般群眾知道。

從這些事看到，村民要表達自己的心聲一點不容易。權力網絡可以找出甚至編出很多理由來阻止村民心聲的傳播。盡管村民對現狀諸多不滿和批評，但這些意見大多限于私下交談，流傳于村子內部，傳達到外部的信息并不多。村民的聲音不能順當傳至上層，一是權力網絡中的人有意阻撓意見傳播；二是村民很少有機會接觸上層掌權者；三是不到萬不得已，村民不會開罪掌權者，畢竟，他們還要在這個地方生活。

權力網絡就像臺濾波器，把村民的各種聲音過濾一次，對網絡有利的就傳播出去，對掌權者不利的就濾掉。村民保護自身利益的聲音，在權力網絡的阻撓下變得微弱。而掌權者依然可以借用「機密」之名進行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黑箱操作」。「黑箱操作」引致集體資源大量流失、普通村民的民主權利受到侵害。眾多假「機密」遮掩著權力網絡中人在不公正基礎上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事實。普通村民的應得利益，在地區轉型發展初期不公正的原始資本積累中被犧牲掉。

沙村地區現在交通發達了，民意表達卻不順暢。這個反差，讓人看到沙村地區的現代化外表下隱藏著許多陳腐不合時宜的東西，它阻止普通村民的思想理念向現代方向轉變，拖滯著村民在強烈現代化沖擊下產生的改良意愿。雖然不滿現狀的村民很多，但他們的意見經過權力網絡后變得細小微弱，最后還要視干部的意愿來決定是否予以采納。而掌權者的聲音可以一當十，他們之間的聯網保障了他們意愿的實行。平民依賴于高層而不是依靠法律途徑解決問題的方式，很難將聲音輸入權力網絡之中，唯有將怨氣積累起來擇時「造反」。

九、披著西裝的農民：失望中的希望

封閉的村落突然之間向外打開，一時間思想紛呈。待熱鬧過后，塵埃落定，讓人看到的卻滿是各種不公正現象。由于歷史、制度等原因，地區發展的同時，也為權力網絡中人提供了大量的掠食機會，普通村民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政治生活都受到不公正的侵害。社會公正原則在轉型中的沙村地區被人為踐踏。對「集體大于個人」的宣揚、過時的權力組織、共同掠食的權力網絡以及眾多的機密，為掌權者和權力分享者提供了掠食的機會、場所、手段和保護。集體資源在權力網絡中人和普通村民間不平等分配的同時，村民還要忍受精神上的不公正待遇。村民對民主、對公正的希求期望在權力網絡中人保護自身利益的行動中支離破碎，以致整個地區民眾普遍接受「掠食」是符合人性的心理反應。村民維護自己利益，對抗權力網絡時，也超越公正原則采用夸張手法。沙村地區的城市建設、生活方式在外力推動下漸入現代境地，但生活在其中的人，對現代社會重要的「公正」原則置若罔聞。

地區快速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卻遠遠落在后面。村民的衣食住行加入許多現代因素，思想也漸漸在沖突中轉變，開始注重自己的權利和人格、質疑權力的組織形式和政治生活的平等，他們希望有更適宜現代生活的組織方式。不過，他們的轉變與地區的現代化比起來，慢得太多。地區物質方面的現代化有步驟有計劃有明確方向地進行著，村民卻是在無數的教訓中盲目摸索現代社會應有的方式。村民憑著勤勞富裕了，從貧困到富裕直至以后很長一段時間，也不會有多少村民去思考現代化的真實含義。但村民利益受損時，自會運用「公正」、「民主」的概念去評價自己及他人的行為，去尋求保障「公正」和「民主」的途徑、方法。村民的尋求注定不會一帆風順。一是村民自身素質有限，他們對現代公正、民主的了解僅來源于香港電視和可以訂閱的報刊。地區發展前，村民沒有現代化的經驗，地區發展后，也沒有人為村民舉辦現代化知識講座；二是地區權力網絡為了保證權力和掠食，阻止村民對現代民主、公正的要求。從后一點來說，掌權者的行為向現代化的轉變還落后于普通村民。掌權者怎樣利用手中的權力，影響著整個地區民眾精神現代化的進程。可惜的是，沙村地區的領導沒有能力也沒有準備帶領村民學習、接受現代社會的基本精神。所以，在這個外表快速現代化的地區，權力機構并沒有秉持社會寬容原則，去接納重視村民的不同意見。相反，權力網絡中人在各種相互包庇中如魚得水，恣意行事。而整個地區社會的不公正就由此產生。

沙村地區社會在「集體大于個人」的思想指導下，不公正地評估集體能力和個人能力，讓集體代理人享有全權處理集體事務的權力，從而擁有潛在的掠食機會，造就集體資源在領導者和村民間不公正分配的可能。同時，社會用比對個人行為寬容得多的態度對待集體行為。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里，集體和個人是平等的，不允許個人用不正當手法侵害集體利益，也不允許假借集體之名侵犯個人。村一級的權力組織，不僅不能有效地防止公權使用者「假公濟私」，還催生了使用者的掠食行為。過時的權力組織賦予領導者過大的權力，又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約束權力的使用。不斷加強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無法制止干部濫用權力。公正原則被拋在一邊，大量集體財產流失到少數個人手中。掌權者掠食得到權力網絡的保護，一般村民也沒有能力打破權力網絡驅逐不受歡迎的掠食者。

在沙村地區，現代社會的公正和寬容原則還沒有在現代化的外表下良好發育出來。管理地區的權力機構還是現代化前的那一個，只不過從小樓搬進大廈再掛上些現代對象而已。沙村的干部離現代社會的理性原則還很遠。所以無論他們怎樣用潮流衣物來裝扮自己、用現代產品來充實家庭，他們都還不能算是真正的現代人。他們只是披著西裝的農民，讓人失望。

不過可喜的是，失望中還有希望。村民雖然自身素質不高，但因強烈受著鄰近香港的影響，在與權力的沖突中，積極提倡模仿香港社會的管理模式。比如村民提出：村委干部候選人應在選舉前提出具體的施政報告；干部應該由全民直選；設立像香港廉正公署一樣的獨立監察機構。村民不完全了解香港社會制度的基礎和運作方式，只是憑經驗認為香港的管理模式好過現在村子用的模式。他們在多年的實際生活中感受到村子的現行管理方式有很多漏洞，因此要求啟用一套可以帶來更多公正的管理機制。

與村民相比，地方管理官員在這方面似乎落后些，他們并不喜歡這些建議。官員常說現在的村民「不聽話」、「不好管」。在他們心中，還把村民當成他們的子民，而不是享有平等權利的現代公民。滿腦子「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封建思想的官員，又怎能給村民以平等和公正呢？不論官員是否真的食古不化，但在維護他們的利益時，他們毫不猶豫地訓斥村民「不聽話」。

沙村的現狀，讓人感到中國農村的現代化之路何其艱辛漫長。占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跟不上現代化進程，必然拖滯整個國家的現代化。我們的眼睛不能只看到城市閃爍的霓虹和高樓大廈，看不到淹沒在城市陰影里的農村。像沙村這樣算得上富裕安樂的村子，在大陸并不多，還有位數不少的村莊掙扎在溫飽線上。沙村也算是走在大陸農村現代化的前列了，還有更多的村莊遠遠沒有起步。沙村的現代化尚且如此不盡人意，其它的就可想而知。

清代末年的現代化受挫，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注重發展一個個孤島似的城市而忽略廣大農村的跟進，農村被拋在現代化的后面逐漸衰敗，農民生活困難，城市的發展也失去了有力的后繼支持，最終導致社會動蕩不安，現代化擱淺。大陸城市與農村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仍一如繼往地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少數大城市的國際化、不改變農村現有的權力組織形式，那么，強調農村的現代化發展和對農村不正之風的整治，也只能流于文件之中。現在實力雄厚的城市與羸弱的農村已經是站在懸殊的起跑線上，距離也拉得越來越遠。長此以往，滯后的農村必將影響城市的發展，拖延大陸的現代化。

要加快農村的現代化，除向農村投入資金外，更緊迫的是改變農村現有的權力組織，為農民創造一個公正的環境。后一點比前一點重要，也更難做到。

第二篇：田野調查

潮汕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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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云1205012236楊麗1205012103

B12工本6班-旅游與酒店管理

【概述】

古稱為潮州文化，是海內外潮人的根，在廣東潮汕地區（以現在廣東汕頭、潮州、揭陽三市為中心）。生活在這個地區的潮汕人，是漢民族中具有獨特的文化面貌的一個支系。我們把潮汕人所創造的文化名為“潮汕文化”，并給它以如下界定：

首先，潮汕文化是漢文化的一個地域性亞文化，它是在潮汕地區自然環境條件的影響下，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逐漸形成的。

潮汕地處中國大陸的東南隅，廣東省的最東端，與福建省毗鄰,總面積10346平方公里。地形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低，東北和西北多高山丘陵，綿延起伏，東南瀚海連天，形成一個內陸比較封閉，而有很長海岸線的地理小區域。這種地形地貌特征對潮汕文化的形成起著相當大的作用。

其次，潮汕文化包含著許多文化特質，它們組成了既與共存于同一地域中的畬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與周邊其它地域文化有異的一個體系。在這些文化特質中，語言是最具有區別性特征的一種。因而，我們把潮汕文化理解為，由講潮汕話的民系所創造的一個文化共同體。

其三，潮汕文化是一個動態的開放體系。它的形成過程，是本地原住民文化和移民文化經過多次互相影響，互相吸收而逐漸融合的過程。在自成體系之后，由于潮汕人的遷徙，潮汕文化向海外傳播，同時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斷發展。

潮汕地區地狹人稠，人口與資源和環境矛盾很大，激烈的競爭環境培養了潮汕人的創造、開拓和冒險精神，不少人外出到海外謀生，形成社會風氣，在農業上精耕細作，在手工業上精雕細琢，在商業上更是精打細算，極善經營，聞名海內外，有“中國的猶太人”之稱。清中葉著稱一時的廣幫商人，主要由廣州幫和潮州幫商人組成，潮商在國內的東南沿海及江南一帶生意做得很大，在泰國、新加坡一帶頗有勢力。強烈的商品意識，是潮汕人一種頗具優勢的文化潛質，使他們在改革開放時期足跡遍及城鄉，滲透各行各業，特別活躍。秦漢以后，漢文化向嶺東擴展。晉唐時期，中原主流文化影響逐漸擴大，陳元光平定泉潮間蠻僚嘯亂、韓愈謫任潮州刺史，是這一時期的重要事件。宋元時期，大量移民入潮，閩文化北來，使潮汕地區全面開發，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環節。明清時期，最終形成有鮮明特征的潮汕民系文化。潮汕地區從宋代起由于經濟的迅速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也相應發展，人才輩出。

潮汕方言

潮汕方言，即潮汕話，又稱潮州話，屬漢語方言八大語系之一的閩南語系。它的詞匯豐富，幽默生動，富有極強的表現力，并保存著很多古漢語的成份，因而為越來越多的語言學家所重視。潮州方言有自己的字典《潮州字典》，以及《潮語十五音》等研究地方語言的專著。

戲劇音樂

潮劇又名潮州戲、潮音戲、潮調、白字戲，主要流行于潮州方言區，是用潮州方言演唱的一個已有四百三十多年歷史的古老的地方戲曲劇種。它是宋元南戲的一個分支，由宋元時期的南戲逐漸演化，吸收了弋陽、昆曲、皮黃、梆子戲的特長，結合本地民間藝術，如潮州音樂等，最終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形式和風格。潮劇的語言并非一開始就使用潮州方言。從明刻本《摘錦潮調金花女大全》可以看到，這時的潮劇主要用潮州方言演唱，但其中一些場次的唱腔和道白，標明用“正音”（即“官腔”）演唱，這說明潮劇從南戲演化的過程中，開始可能全用“官腔”，其后才逐漸減少“官腔”的分量，而最終完全地方化。潮劇有自己的體系和獨特的風格。音樂唱腔是曲牌聯綴為主的聯曲體和板腔體綜合體制，至今保留一唱眾和，二、三人以上同唱一曲和合唱曲尾的幫腔形式。唱腔以輕婉抒情見長，多曼聲折轉，清麗悠揚。潮劇行當由南戲的生、旦、丑、凈、外、貼、末發展到現在為十類丑、七類旦、五類生、三類凈、其中以丑、旦兩行表演較有特色。

潮州音樂源遠流長，優美動聽，馳名中外，它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濃郁的地方色彩。其門類有：以三弦為領奏樂器，伴以彈撥、弦索樂器的弦樂；以琵琶、三弦、箏組奏的細樂；以佛場主要法器，伴以嗩吶、橫笛領奏的廟堂音樂；以笙、簫、管、笛為主要樂器的笛套音樂；以潮州大鑼鼓伴以嗩吶領奏的潮州鑼鼓樂等。其表演形式靈活多變，既可表演出千軍萬馬，氣勢磅薄，壯懷激烈的場面，也可奏出輕快活潑、悠揚悅耳的情調。千百年來，潮州音樂備受世人喜愛和歡迎。1957年潮州音樂團在第六屆世界青年聯歡節上表演并榮獲金質獎章。據傳六十年代初，周總理訪問瑞典時，瑞典國王饋贈的禮物中，便有兩張他自己珍藏的潮州音樂唱片。由此可見，潮州音樂已被視為稀世奇珍。潮汕英歌

所謂北有秧歌,南有英歌。流行于潮汕一帶的英歌是漢族具有代表性的民間廣場情緒舞蹈。據說它起源于明代中期,是以梁山108好漢為原形。表演形式分有“前棚”和“后棚”之分，現已大多簡化只有前棚表演，表演時畫著梁山好漢臉譜的演員手持雙棒或圓鼓起舞，氣勢粗獷雄壯。編輯本段潮汕工藝

潮州木雕是工藝美術的佼佼者，說來有趣，在卷帙浩瀚的《辭海》中，要查出“木”雕一詞，必須貫以“潮”字方可查到。“潮州木雕”成為專有名詞，可見其藝術性、專訪性之強，影響面之廣。潮州木雕在唐宋時已初具規模。至明清而日臻完美，如今仍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潮州木雕形成了鮮明的風格。其形式有圓雕、沉雕、浮雕、多層次的鏤空雕，而外形色彩上，可分為黑漆裝金、五彩裝金、本色素雕三類。在應用上則大致分為建筑裝飾，家具裝飾，神器裝飾和案頭陳設等四類。在潮州，不管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民居之陋，人們隨處都可以見到木雕藝術的存在。所以，潮州有“木雕城”之譽稱。

潮繡是我國四大名繡之一——粵繡的一大支系，早在唐代已出現，明、清兩代更趨成熟。《潮州府志》云：“潮州婦女多勤紡織”，“織任刺繡之功，雖富家不廢也”。清末，潮州還出現過二十四名“繡花狀元”，并赴南京參加全國刺繡比賽。潮繡講究構圖均稱，色彩濃烈，富麗堂皇，其品種大致可分為日用品、欣賞品和劇服三種，形式有絨繡、紗繡、金銀線繡、珠繡四大類。針法千變萬化，主要有“過橋”、“鑾乾”、“歷艮”、“二針鎖”、“三針鎖”、“三山起”，以及“打只”、“化針”、“亂針”、“點繡”等六十多種。潮繡因其瑰麗多彩，技法精巧而著稱，產品行銷世界各地，深受青睞。

此外，還有巧奪天工的潮州抽紗，多姿多彩的潮州花燈，潮州剪紙，潮州銀飾，潮州陶瓷，潮州嵌瓷，潮州石雕等等，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潮汕建筑

潮汕民居以傳統的三合院、四合院為基本布局，最基本形式稱“下山虎”和“四點金”。規模較小的城鎮平民居屋有布局狹長的“竹竿厝”。大型民居以四點金為基礎橫向或縱向擴大規模，稱“三廳串”、“八廳相向”、“四馬拖車”、“百鳳朝陽”，其外部輪廓則保留十分規整的正方形或長方形。大規模的集居式住宅稱為“寨”，這是清代潮汕地區鄉村居民軍事化的產物。從平面上可分為方案和樓寨，從外圍方式上可分為圍墻和圍樓。在潮陽，這種集居式住宅稱為“圖庫”。海濱貧民舊時所居多為涂(草)寮，是夯土或以木、草織成墻體的茅屋。潮汕地區建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大量采用貝灰和石材。至遲在北宋已開始燒制貝殼灰，以貝灰為主體原料的三合土版筑大為盛行，不僅應用于建造房屋、高塔上，而且應用到加固堤防上。石材不僅應用于建筑構件的門框、欄板、抱鼓石、臺階、柱礎、井圈、梁枋上，而且建造了石牌橋、石塔、石橋大型建筑物。

潮汕祠堂的基本結構，有兩廳夾一庭的兩進式和三廳兩庭的三進式兩種。其建筑系統地運用木雕、石雕、嵌瓷這三大潮汕建筑工藝，裝飾豪華，富麗堂皇，雄偉壯觀，具有一定的欣賞價值。潮汕祠堂還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價值。如普寧市西社鄉永思堂存有民國修建碑記，從中可以了解該祖源流及世系輩序，這對研究該簇歷史有很大的幫助。澄海市后溪鄉芳莊堂，堂正中入門有一祖墓，這一現象在潮汕是極其罕見的。

潮汕土樓主要分布于饒平縣和潮州市鳳凰山區及其余脈，如潮安縣鐵鋪鎮平原地區。

潮汕人文

潮汕善堂是最具潮汕人文色彩的代表，它是一種帶有民間信仰性質的慈善機構。在這種善堂文化的熏陶下，潮人多樂于做慈善事業。

潮汕民俗

潮汕民俗繁多，且保留著很多中原傳統文化，這也是潮汕人一直驕傲的地方。除了傳統的節日外，他們還保留著盂蘭節，中秋燒塔,新年燒龍等等中原已消失的習俗。另外較有特色的還有“人節”食七樣羹，澄海賽大豬，鹽灶拖神等等習俗。潮汕飲食

潮州菜源于潮州，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據史料記載，潮州菜可追溯到漢。盛唐之后，受中原烹飪技藝的影響，發展很快。唐代韓愈臨潮時，對潮菜美味贊嘆說： “……章舉馬甲柱，所以怪目呈。其余數十種，莫不可嘆”。至明末清初，潮州菜進入鼎盛時期，潮州城內名店林立，名師輩出，名菜紛呈。近代，由于潮籍海外華僑的往來，潮州菜博采海內外名食之精華，菜式更加豐富多彩，質量精益求精。時至今日，潮州菜已經發展成為獨具嶺南文化特色、馳名海內外的我國名菜之一。

潮汕小吃，品種繁多，香味可口，讓人嘗試以后絕對想再嘗。信手拈來就有西天巷蠔烙、貢咕鵝肉、老姐豬腳飯、老媽宮粽球、朥糕，以及各類粿品、甜品。牛肉丸。潮汕瀕臨太平洋，海產資源豐富，為汕頭港一帶流行，制作魚丸等提供了有利條件。有關魚丸的制作，潮汕民間傳說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國，那時的平王喜歡食魚，一日無魚便食不甘味。不過這位楚平王平日驕橫慣了，性格殘暴，誰也惹不得他，否則生命難保。可笑的是他吃魚時，如果不小心讓魚骨魚刺給哽了喉，他從不責埋自己粗心，而總是怪罪廚師，把他殺掉，這可就太難辦，太難侍候了。有一天，御廚由一位新來的廚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為自己的性命忱憂。經過苦思，他想出了一個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魚肉而不是魚刺魚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魚肉和魚刺魚骨分開來，然后再把這些凈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義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碼也保住了自己的頭顱，他就按這法子做了。據說，這就是魚丸最初時的雛形。后來，因為這種新穎別致的吃魚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贊許和賞賜，它也就傳出了宮墻外，傳到了南方，傳到了潮汕，經過本地廚師的花樣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贏得四方賓客噴嘖稱贊。

潮州打冷，主要是各類鹵水，腌制河鮮等具有潮州飲食特色的冷菜。

潮州功夫茶，中國的茶道。

潮汕工夫茶。工夫茶是潮汕地區極富地方色彩的茶道文化，它歷史悠久，植根于千家萬戶，幾乎可以說，凡是有潮汕人的地方，就有人沖泡工夫茶，它在沖法上，不論是器具、用水、程序、飲法，都極具潮汕地方風味，我們甚至可以說，工夫茶是潮人的代表特征。首先，我們從潮汕文化發展的歷史來看，潮州菜和工夫茶都是極帶潮汕地方特色的文化，且一“飲”一“食”，又同屬潮汕飲食文化。所以在長期發展的過程中，這兩種潮汕飲食文化的形式便互相靠攏，借以更突出其地方色彩和特色；其次是工夫茶在潮汕人的生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大凡親朋好友聚會，接待客人都要用工夫茶相待，而潮菜筵席同樣是一種社交形式或親朋好友聚會的形式，因而同樣要用上工夫茶；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工夫茶的最突出特點是量少而茶水濃醇，茶杯只有半個乒乓球大小，但喝下去卻滿口茶香，回味無窮，因而這種茶道形式，便十分適合筵席間飲用。潮州菜席間上工夫茶，確實給潮州菜增色不少，既增添潮菜地方色彩，又符合人們的飲食規律，當人們吃完一道濃郁的菜肴后，喝上一小杯工夫茶，既解肥膩，又清除口腔中的雜味，以便能更好地品嘗下一道菜肴的美味，因而使人們在進食的過程中，變得有韻律和節奏。在潮菜筵席中，上工夫茶的程序一般是當客人入座后，便要上第一道工夫茶，以后席間穿插上2～3次，且最好上在較肥膩的菜肴之后，當筵席結束時，又要上最后一道工夫茶。

牛肉丸。潮汕瀕臨太平洋，海產資源豐富，為汕頭港一帶流行，制作魚丸等提供了有利條件。有關魚丸的制作，潮汕民間傳說始于公元前三四百的楚國，那時的平王喜歡食魚，一日無魚便食不甘味。不過這位楚平王平日驕橫慣了，性格殘暴，誰也惹不得他，否則生命難保。可笑的是他吃魚時，如果不小心讓魚骨魚刺給哽了喉，他從不責埋自己粗心，而總是怪罪廚師，把他殺掉，這可就太難辦，太難侍候了。有一天，御廚由一位新來的廚子主理，他家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很為自己的性命忱憂。經過苦思，他想出了一個妙法：“大王要食的不就是魚肉而不是魚刺魚骨嘛?干脆先想法把魚肉和魚刺魚骨分開來，然后再把這些凈肉加上配料煮熟以新菜肴的名義供上去，即使得不到大王的首肯，起碼也保住了自己的頭顱，他就按這法子做了。據說，這就是魚丸最初時的雛形。后來，因為這種新穎別致的吃魚方法得到楚平王的贊許和賞賜，它也就傳出了宮墻外，傳到了南方，傳到了潮汕，經過本地廚師的花樣翻新，它富有潮汕特色，贏得四方賓客噴嘖稱贊。

粿文化，糜文化，也是潮汕飲食的一大特色。潮汕賦

潮汕賦

借五岳浩氣，納昆侖龍恩。抱神龜玉柱，攬日月辰星。曬天地萬物，威鎮①潮汕矣。

粵閩之交，襟海背山。美麗富饒，無欲有容。夏無醒者，冬絕嚴寒。史載潮土，五千余年。秦漢以降，各族和睦。山風海濤，滌蕩心胸。共歷滄桑，柔中寓剛。

刻苦耐勞，謙恭和順。奮發進取，開拓創新。江河行地，日月經天。濤聲依舊，潮人永存。卓越貢獻，舉世聞名。薪盡火傳，歷久彌許。兼告開放，源遠流長。

尤睹潮史，源于兩晉。時郡立揭，福享流域。西轄粵惠，東連閩浦。北跨興梅，南據海涯。天地之間，生靈萬物。各茁奇葩，無不攀天。為添意如，浦惠兩地。

另立郡衛。重溯海陽。唐宋賢俊，嶺南麗珠。韓公文道，永銘潮汕。璀璨文化，獨樹一幟。風流人物，萌芽千秋。八俊七賢②，功勛無量。

繡山麗水，環繞三江。兩寺相映，玄山開元③。鴻雁群集，海碧藍天。令其天意，府居潮安。地靈人杰，盛水洞天。大明大德，清月清風④。時冠二林，文武狀元⑤。

今朝盛世，天地和諧。巍巍新都，四市九縣。土沃園博，瀚林之鄉。江山如畫，海納百川。宏港明珠，獨占鰲頭。春秋彭湃，民眾夸贊。林君子豐，時振英港。

許氏滌新，經書立傳。莊翁世平，德高望重。泰斗宗熙，譜寫史章。陶朱嘉誠，楷模一鑒。高賢林立，勝舉難書。俊彥賢達，漫筆延聞。

潮人當今，千千萬萬。根扎廣宇，四海和顏。五洲共濟，百業輝煌。尤以商賈，馳名宇環。大鵬展翅，龍鳳高翔。億萬裔孫，旭日朝陽。金黎鼎盛，奇花異樹。

目目芳菲，無一不妍。古今美德，團聚骨肉。風呈水起，誠信相傳。故曰“三江水匯脈相連，傲骨花開四海妍。八俊七賢今再現，潮人商賈遍大千”。

美哉、美哉！。厚德 載 物，潮汕潮人也

丁亥春月華仙人陳少慈寫于泰龍齋

第三篇：田野調查

上大學前就聽一些同學講大學后會有很多的實踐機會，它不像高中一樣只是在背書。上大學后一個學期，我發現自己也沒有參加過什么實踐。而在第二個學期開始，我終于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次實踐，內容就是去做一個社區調查。

其實一開始自己接到這樣一個任務，真的一點頭緒都沒有的，心里也沒有底，畢竟自己也是剛剛開始學社會學的調查研究方法嘛，更何況自己一個實踐都沒有做個，經驗方面就更不用講啦。

在知道要做社區調查后，我們很快也找好了人并組成了以馬凱旋同學為組長的團隊。在組團后，我們也就開始討論定課題的事情，那時的我也是沒有什么方向的，我認為一個社區有太多方面的東西調查了，根本不知道從哪里入手進行調查。在聽過我們小組同學的討論后，我們基本定了調查的方向是教育方面的。在和老師討論后，老師認為我們的課題太大了，不好做。于是我們又開始討論課題的事情了。我們組中有一個回族的同學，他很想對北京的回族的文化方面做一個調查，于是，我們把課題更細的定到了家庭教育對回族傳統文化的影響方面。有了課題，我們接下來就要定調查的地點了。我們的組長之前寒假在北京薛營回族村做過支教，所以她建議我們去那里。而我們在認為那地方太偏遠，不方便調查后，我和組內的成員又上網找了一個在朝陽區的常營回族村，考慮到這離我們學校比較近，于是我們就初定調查地點在那了。在沒有對常營回族村有太大了解的情況下，我們小組成員做了一次初探，但我們去到常營后才發現這里已經發展成一個城市的小區了，對原來農村面貌的保存已經不在了。所以我們也就一致認為這個調查地點對我們的課題不好做。于是我們又把調查地點放回了薛營回族村。從課題的選定和調查地點的選定中，我知道了原來定一個研究課題是很不容易的，我們要經過很多的討論；查找資料等才能定出一個好的課題來。在找調查地點時，我也知道要先對選定的調查地點最好要有一個初探，看看那個地點是否符合自己定的課題，是否讓自己的課題更好的展開等。

在完成課題后，我們也開始分工寫開題報告了。我們小組每個人都負責開題報告的一部分，當然分工也是組長來的了。在組長的分配下，我負責的是開題報告的課題研究的局限性和創造點的撰寫工作。在一開始接到這個任務時，我也是頭腦一片空白啊，我根本不知道從哪里開始寫，于是我就翻閱正在學習的《社會學研究方法》和上網找相關的資料，但經過多次的查找后，我還是沒有找到好的資料，于是，我就根據自己的觀點開始寫了，第一次嘛，當然格式什么的都不知道，后來在交給我們組長后，她幫我修改了很多的東西，真是很佩服我們的組長的。在之后，我們再一次聚集討論的時候，組長拿出了我們的開題報告還有兩份的訪談提綱，我一看到也就納悶了，因為之前組長也沒有跟我們說要做訪談提綱的事情。原來這些都是組長一個人在做啊。我再次佩服我們的組長，她的確有很好的領隊能力啊。在那時我才發現，做一個領隊也是不簡單的，他要承擔比組員更多的工作。在隊長中，我學會了很多事情，真想下次有機會自己也當一下領隊，鍛煉一下自己也是件好事。

當一切的準備工作做好后，我們小組也對薛營回族村做了一次初探，盡管之前我們的領隊來過，但這樣的程序也是必要的嘛。在經過2個小時的車程后，我們也終于來到了薛營回族村，當來到村的時候，我的第一感覺就是這里很干，比北京的城區干很多，會讓我這種南方人受不了。之后，我們來到了村委會，本來是打算找一個我們的一個師兄找點有關本村的資料的，因為他在這做村官嘛。但是很可惜他不在。于是我們就和村委會傳達室的大爺做了一個訪談。這個訪談主要是我們組長來做的，而我當然也就是在一旁做筆記和學習學習啦。

在組長對大爺做訪談的過程中，我學會很多有關訪談方面的知識，例如怎樣去控制問題，怎樣去追問問題等等。其實訪談也并不是我們平時的純聊天啊。在對大爺做完訪談后，我們在村子了走了一下，對村子有一個大概的了解。初探回來后，我們就分工做整理，最有意思的是我分到了整理當地清真寺舊碑文的工作，在一開始時，我看那個碑文圖片上面的字就不是很清楚，而且那些都是繁體字。在苦看了很久后，我還是沒能把全部的字翻譯出來。好在我略懂一些ps技術，把圖片整了一下，那些字也就清楚多了。接下來就是翻譯工作，還好，自己平時在家看的大都是香港的電視臺，對繁體字有一點的認識，翻譯這方面也就很快完成了。接下來就是斷句了，我自己的的古文能力很有限，只能大致的斷了一下。好在我想起了一個歷史學基地班的同學，于是找了她幫忙，謝天謝地啊！真是感激那位同學，幫了我一個大忙啊。

第四篇：田野調查法

目 錄

1田野調查法 1.1 概念 1.2 工作程序 1.3 注意事項

2工作程序具體描述 2.1 準備階段 2.2 開始階段 2.3 調查階段

1田野調查法 概念

田野調查又叫實地調查或現場研究，屬于傳播學范疇的概念。主要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如人類學，民俗學，考古學，生物學，生態學，環境科學，民族音樂學，地理學，地質學，地球物理學，語言學，古生物學，社會學等，其英文名為Field work。科學的人類學田野調查方法，是由英國功能學派的代表人物馬林諾夫斯基（Bronis?aw Kasper Malinowski）奠定的，在我國這方面卓有成績的是著名社會學教費孝通先生。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參與觀察。它要求調查者要與被調查對象共同生活一段時間，從中觀察、了解和認識他們的社會與文化。田野調查工作的理想狀態是調查者在被調查地居住兩年以上，并精通被調查者的語言，這樣才有利于對被調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釋。傳統的田野調查方法花費時間和精力，花費的成本較高，另一方面，如果方法運用有不得當的地方，那么其信度和效度也會大打折扣。工作程序

田野調查可分為四個階段：準備階段、開始階段、調查階段、撰寫調查研究報告階段、補充調查階段。這里僅前三個階段作一說明。注意事項

題目的選擇：個人興趣； 題目大小能否掌握； 題目的發展性；

語言、書目、財力、當地學者參與等。研究的可行性：學術考量； 政治（visa，題目政治敏感度）體能 財力 時間。

共同的特征：資料提供者（informant）或受訪者(interviewee)；——深度訪談者； 音樂演出、文化儀式典禮記錄；

田野記錄（略記、日記、記事本；包括時間金錢的安排）音樂錄音 照片 影片攝影 書籍、音響資料、樂器收集。參與觀察法：完全參與； 邊參與邊觀察； 完全觀察。

田野工作能力培養：人際關系（獲得informant的信任）卻除文化偏見（尊重對方文化的重要性）語言（對田野工作地方語言的運用）

Interview的方法、練習：常犯錯誤——講太多、插話、錯誤引導觀察、記錄、寫作能力。Recording/photography能力（對所有設備完全熟悉運用）

田野常遇見的困難：田野地區的問題——社區的挑選（是否受歡迎）例：蕭山樓塔細十番【（十首曲牌連綴的民間吹打樂）弦樂和敲打樂）】 ——個人資料、研究目的、停留時間

——當地地方、中央政府的拜訪與有關文件（文化館、鎮政府）文化生活沖擊與適應：語言、飲食、天氣、健康 Informant尋找的問題——是否愿意提供資料

——是否具代表性（是否是專研某一專業；不要問錯人）——不同意見的人

田野的內容：離開時、離開后的關系建立（帶禮物給當地人表示友好與報答），為以后的再次拜訪創造條件。2工作程序具體描述

準備階段

田野調查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難以獲得理想的成果。準備階段通常包括如下幾方面的過程：

1、選擇調查點。

選擇調查點的基本要求：一是要選擇有特色的地區，二是要選擇有代表性的地區，三是要選擇特殊關系的地區，四是選擇前人調查研究過的著名社區。選好調查點對成功地進行調查具有關鍵性的意義。中國地域遼闊，鄉村數以萬計。總的來說，應選擇具有特色或較典型的地區或鄉村進行調查。所謂“有特色”，就是該地的社會或文化較為特殊，與其他民族或其他地區差異很大。例如，類似永寧納西族的阿注婚、裕固族的帳房戴頭婚、福建惠東人的長住娘家習俗，都是很有特色。多民族交錯雜居地方的文化涵化，也是很好的研究對象，特別是兩三種差別較大的文化交接地區，像甘肅、青海地區，是伊斯蘭文化、藏傳佛教文化和漢文化交錯地區，相互影響很大。我早在80年代就發現裕固族的帳房戴頭婚（與納西族的阿注婚類似）很有特色，并初步判斷這種婚俗不是本民族固有的，但自己一直沒有時間去調查。2000年，我讓一位碩士研究生去調查，調查結果證明了自己的假說，并寫出碩士論文。所謂“有代表性”，就是說該地在該民族中具有代表性，比較典型。例如，1983年我在調查阿爾泰烏梁海人（又稱圖瓦人）時，選擇新疆哈巴河縣白哈巴村作調查，因為該村在中俄邊界上的原始森林之中，交通不便，與外界交往少，保留了較為典型的圖瓦語和圖瓦人的生活習俗。1993年，我們選擇新疆北部地區的富蘊縣作為哈薩克族的調查點，也是考慮到該縣較有代表性，較為典型，一是哈薩克族人口占60%以上，以牧為主，傳統文化保留較多。而且又是礦產十分豐富的地區。該縣名稱“富蘊”就是因為蘊藏豐富礦產資源而得名。所謂“有特殊關系”的社區，也就是有自己的親戚或好朋友居住的村莊，親戚或朋友對你準確了解社區的情況大有幫助。1883年我到新疆白哈巴調查時，不僅該村較為典型，而且還有一個新認識的朋友（新疆阿爾泰中學教師）住在該村。我們到該村后，住到他家里，對我的調查幫助很大。

跟蹤調查前人研究過的著名社區，有一個基本的參照系，可以了解該地的文化變遷，也可重視審視前人調查的資料是否可靠、準確。

總的來說，如果所調查的對象很一般，沒有什么特色，寫出來的調查研究報告也就不會引起重視。研究漢民族也一樣，不能隨便選一個地方，應該選擇較有特色的。

選點最初可能選的是一個縣，具體的調查的鄉村可能要到了縣之后才能最后確定。

2、熟悉調查點情況。

調查點選定之后，必須作好充分準備，熟悉當地情況，熟悉民族成分、人口、歷史、地理、特產、部落或民族支系等各方面的情況，收集有關的文獻資料和地方志資料。中國各民族、各地區有豐富的歷史文獻資料或田野調查資料，這是與西方國家的人類學和民族學所研究的對象大不相同的地方。調查的重點，在于收集新的、別人沒有發現過的材料，或者從別人沒有調查研究過的方面進行調查。如果調查前不了解已有的文獻資料和調查資料，對該民族和該地區一無所知，一則需要較長的時間來熟悉當地情況，浪費大量的時間；二則可能會把別人早就調查和發表過的材料當作新材料。只有在調查前就熟悉該民族和該地的習俗和文化，才有可能收集到新的、別人沒有發現過的材料。另外，如果對所調查的民族情況知之甚少，也得不到當地人的尊重和歡迎，甚至可能會瞧不起你，因而也就得不到他們的密切配合，或者對你的訪問隨便敷衍了事。只有對該民族和該地區有較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進行深入的調查。我在新疆哈薩克族地區調查時，調查前把哈薩克族的部落系譜背得滾瓜爛熟，到調查點后，倒背如流，使當地哈薩克族干部和群眾十分驚訝，并受到熱情接待，收集了許多鮮為人知的資料。

3、撰寫詳細的調查提綱和設計調查表格。

有些人主張不用撰寫調查提綱，不用表格。我認為這不是科學的方法。有調查提綱和調查表格，收集的資料較為系統、全面。否則收集的資料將是殘缺不全，許多問題將會漏掉。我以往的幾次調查，都是調查前撰寫了較為詳細的調查提綱和調查表格。

4、熟悉有關社會和文化的理論與基礎知識。

人類學研究者的調查與一般的行政干部和記者的調查不一樣，需要掌握與有社會和文化關的各種理論及基礎知識。例如，與社會和文化有關的理論有進化理論、傳播理論、功能理論、結構理論、象征理論、族群理論、實踐理論、沖突理論、交換理論、互動理論等，并有眾多的與文化有關的各種概念。如果調查前不熟悉這些理論和知識，調查就不可能深入，寫出來的調查報告只能有關該地表層文化的調查報告，與一般的新聞記者和行政干部不會有多大差別。開始階段

開始階段也就是進入田野階段，也就是進入所調查的地區之后但未正式進行田野調查階段。這一階段一般包括如下幾方面的過程：

1、首先要到當地政府報到，取得當地政府的支持。

到了所調查的縣、鄉，必須與當地各級政府聯系，以獲得他們的支持和幫助。現在有些調查者，不到當地政府部門報到，喜歡找熟人或認識的人，直接進入鄉村。我認為，應該先走正道，正道走不通再走旁道，再找熟人。如果進入調查點后不與當地地方政府聯系，一旦出了事當地政府不負責任。

到民族地區更要依靠當地政府，特別是在地域遼闊的新疆、西藏等，一個縣相當于內地的半個省，交通十分不便，而且自然環境惡劣，許多地方不通客車，如果沒有當地政府的配合，調查十分困難。20世紀50、60年代的民族大調查，主要依靠當地民族事務委員會。因此，前輩民族學研究者都喜歡找民委幫助解決調查中遇到的困難。我在新疆的調查經驗是最好找政府辦、黨辦，兩辦有權有錢有車，能對下級發號施令，下級不敢不從命。而現在的縣市地方民委都是老弱病殘（新疆縣級民委是如此），無權無車，即使給你開介紹信，地方政府也不會聽民委的。我在新疆作過多次調查，主要依靠縣政府辦公室和鄉政府。每到一地，總是先找縣政府辦公室，想方設法取得他們的信任和支持。如此，辦起事來會很順利，他們會很好地安排住宿，安排車輛，并發函給調查點認真接待。

2、到達調查點所屬縣、鄉后，進一步了解當地情況。

我在新疆調查期間，到達縣鎮或鄉后，首先查檔案、戶口和有關統計資料，掌握調查點的基本情況，然后再到村或寨調查。這對于全面了解調查點大有好處，在沒有正式調查之前便掌握了調查點的戶數、人口、收入、民族成分等。如果具體社區調查點尚未選定，可征求當地政府的意見。

3、選好居住地。

各地、各民族風俗不同，應視具體情況和調查者本人的情況而定。我國20世紀50、60年代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大調查，一般都是住在當地人家庭中，實行三同，即同食、同住、同勞動。西方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住在當地人家中的不多，馬林諾夫斯基在調查新幾內亞東北約一百英里的特里布里恩德（Trobriand）群島時，他在這個島上的一個村子里單獨搭了一個帳篷居住。柏爾圖和柏爾圖夫人（Pelto and Pelto）1973年研究了51個人類學家田野調查之后，發現他們在田野作業期間，大多是租當地社區的房子或公寓居住。

選擇居住地，要考慮幾方面的因素：一是有利于調查，有助于參與觀察和深度訪談。住在文化水平較高、對當地社會和文化十分熟悉的家庭中是較理想的。我在新疆調查哈薩克族和蒙古族時，大部分時間住在當地人家中。二是考慮安全因素，尤其是未婚女子，更要考慮人身安全。三是考慮當地的派系關系，如果該村有兩個對立的派別，而且關系較緊張，最好不要住在當地人家中，以保持中立，否則會影響調查的順利進行。調查階段

居住地選定之后，便開始正式調查，也就是“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階段。由于各人的對調查目的和對調查點的了解程度不同，調查程序也就不可能完全相同。不過，對初次調查的人來說，應注意如下幾方面：

1、首先了解當地的一般社交禮儀和禁忌等 每一個民族或每一個地區都有特殊的社交禮儀，如見面禮節、作客禮儀等，以及各種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禮儀和禁忌，才有可能較好開展田野調查。

2、入鄉隨俗，尊重當地人。鄉村與城市不一樣，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均不相同。一是不要怕臟，即不要怕住的地方臟，不要怕虱子多，不要怕跳蚤多（南方跳蚤多，北方虱子多）；不要怕碗筷不干凈，不要怕吃的、喝的不干凈。二是拜訪當地人遵從禮俗，通常一般都要帶禮物。我不抽煙，不喝酒，但我去拜訪人家，都帶好煙、好酒和其他禮物。到哈薩克族家作客，必須給小孩禮物（如糖果等），這是最一般的禮儀。如果沒有，主人會不高興。

3、注意個人形象的設計。

英國著名人類學家哈登曾對普里查德說，調查者的舉動應像紳士一樣，是一定道理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田野作業取得成功的重要一環。有些人認為，到調查點之后，要穿當地人的服飾，與當地人打成一片。這種方式并不是最佳的，甚至可能會造成不利的影響。無論如何，在當地人眼中，田野作業者是“外人”，而不是屬于自己系統的“內人”。因此，田野作業者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就是人類學、民族學研究者的角色。只有相當熟悉之后，當地人才會把你當作自己人。在田野調查期間，應注重個人形象的設計，我認為要注意兩個方面：一是外在的形象，二是內在的形象。

外在的形象主要應注意兩點：一是服飾應整潔、大方，所穿服飾應該與當地服飾有所不同，但不要穿當地人不喜歡的服飾（有些民族不喜歡穿紅色或白色服飾）；二是不要留當地不喜歡的發型。如果是女性，口紅不要涂太濃，香水不要灑太多。

內在的形象也要注意兩點：一是言談舉止要文雅，既要有風度，又要彬彬有禮，不說粗話、臟話。二是不要做有損人格之事，不去占小便宜。

4、觀察要細。

參與觀察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重要方式之一。而參與觀察又有“深”和“淺”之分，只有觀察深入，入木三分，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才有可能寫出較成功的調查研究報告。如果觀察不深，就不可能寫出有深度的調查研究報告來。

5、訪談既要深，而且要有技巧。訪談有兩種類型，一是結構型訪談，即問卷訪談。這種訪談又分兩類，一是回答問題的方式，即田野作業者根據調查大綱，對每個受訪人差不多問同樣的問題，請受訪者回答問題。二是選擇式，即田野作業者把所要了解問題的若干種不同答案列在表格上，由受訪人自由選擇。前一種方式人類學研究者使用較多，后者社會學和心理學研究者使用較多。

另一種是無結構型訪談，即非問卷訪談，事先沒有預定表格，沒有調查大綱。田野作業者和受訪人就某些問題自由交談。

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訪談，一是要注意深度。深度訪談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的特色。田野調查之初，受訪人往往有警惕，許多事情不愿意談，尤其是涉及到私生活問題。只有建立較為密切的關系，才有可能進行深度訪談。例如，我的一位研究生在2000年調查北京的朝鮮族個體家族企業時，最初老板娘不愿意詳談他們家族企業的情況。后來，我讓她到老板開的店里幫忙干活，并給老板娘的兒子補習英語。結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板對她十分熱情，不但把他們家族企業來京之后的發展情況全部告訴她，而且還把她和丈夫的隱私全部告訴他，甚至連他丈夫在外包二奶、生私生子、賭博及其有關的各種糾紛等全部講出來。

二是要講究技巧。從我個人在新疆調查的情況來看，我覺得訪談技巧應注意三方面：一是啟發式的訪談。一些受訪人對自己的傳統文化知道很多，但他卻很難用自己的語言有層次、有系統表達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調查者必須一步一步地啟發受訪人，或者以其他民族的類似情況予以啟發。我在新疆調查阿爾泰烏梁海人時，就經常以哈薩克族的事例來啟發受訪人。二是拐彎式訪談，有些問題不方便直接問，例如，與現代觀念不相合的婚姻習俗等，可采用拐彎式的訪談。例如，我在了解哈薩克族和阿爾泰烏梁海人的轉房習俗（又稱“收繼婚”）時，我就先說漢族古代有轉房習俗，我們老家過去也有，你們過去有沒有這種習俗。其他比較隱誨的問題也大采用這種方式，這樣問不會引起受訪人的反感。三是要多問“為什么？”受訪人能夠講述一種文化現象的過程，能夠回答“是什么”的問題，但大多數人不清楚該文化現象形成和存在的原因，不能回答“為什么”的問題。要理解當地文化，就必須多問“為什么”通過各種方式尋求答案。

6、要傾聽 當地人關于當地政治和現實問題的意見

在當地人（尤其是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地區）看來，從北京來的調查研究人員，是中央派來的，他們以為我們解決他們的困難和問題。我們在新疆調查期間，有些少數民族在我們面前傾訴苦水，有的甚至痛哭流涕。有的則以為我們能解決刑事案件，傷人、打架等事件也找們來幫忙解決。對于這些，千萬不要有任何不耐煩的表現，要給予同情和安慰，并請他們找政府或法院解決問題。

7、關于資料收集一些問題

資料收集是的田野調查的主要目的。我認為，收集資料應注意如下幾方面的問題：（1）收集資料必須遵循三條原則：

其一，著重收集新材料，收集過去沒有人了解過的新材料或沒有人了解過的新內容。例如，思維方式、價值觀念、民族性格、族群觀念、文化象征、社會交換和互動等方面的內容，在五六十年代的調查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有關資料很少，今后應多收集這些方面的資料。其二，了解該地區與同一民族其它地區的文化差異。如果同一民族其它地區已發表相關的某種文化現象資料，則著重了解該地區的那種文化現象與其它人調查的其它地區的文化現象是否相同，如果有差異，表現在哪一方面。

其三，注意資料的準確性，反復核實收集的材料。被調查者提供的材料，有些可能不可靠，必須找多人核實，如果大多數人說的相同，則證明是可靠的，如果某人所提供的材料與大多數人所說的不一樣，則應慎重對待，一般情況下應取大多數人所說的為準。或兩說同時收集，以作參考。我在新疆調查時，一些較大的問題往往要問10多人才放心。（2）注意收集計劃外的有價值的資料。

在調查時，往往會得到許多意外的收獲。例如，我1983年在新疆北部調查時，在一次旅途中，坐在身旁的一位哈薩克族乘客提供了一些文物信息。下車后我便請他幫忙，找到了文物，收獲不小，首次發現清代勘分中俄邊界大臣用察合臺文、滿文和漢文寫成的五件重要文書，并找到阿爾泰烏梁海人的三顆旗札薩克銀印（每顆重9斤多，印文為漢文和蒙文）和一棵散秩大臣木印等珍貴文物。其中，根據五件文書，結合大量史料和調查資料，撰寫了《邊界與民族——清代勘分中俄邊界大臣的察合臺、滿、漢五件文書研究》。1986年在云南瑞麗縣調查時，一次十分偶然的機會，拍攝到了云南傣族專家認為是傣族中最為典型的文身照片。

8、邊調查邊整理資料

每天做田野筆記，是大多數人類學民族學田野調查的習慣。我認為，不僅要做田野筆記，而且要邊調查邊整理。這樣可以發現哪些方面調查不足，可以隨時補充。我在新疆調查時，通常是白天訪談錄音，晚上整理錄音帶。

9、調查的時間 調查時間的長短因人而異，主要根據調查者對當地情況的熟悉程度而定。外國人調查中國人不一樣，中國人調查中國人不一樣。城市長大的人調查鄉村與鄉村長大的人調查鄉村不一樣。有些人對當地情況很熟悉，時間不用很長；有些是少數民族調查本民族情況，也不需要很長時間。我是客家農村長大的，對客家文化很熟悉，調查客家就不需要很長時間。我在新疆工作過5年，而且在民族地區作過多次調查，對哈薩克等民族的情況很熟悉，再去調查也不需要很長時間。所以，調查時間的長短，主要看所收集資料和對當地社會和文化了解的程度而定。

第五篇：田野調查操作手冊

田野調查操作手冊(1)來源： 西南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 作者： 蔣立松

第一部分

田野調查概述

一、什么是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又稱為田野工作，是指研究者親自進入某一社區，在一個相對較長的時段內通過參與觀察與居住體驗等方式獲取第一手資料的研究工作。

田野調查特別強調的是調查者本人“親臨現場”的調查，這是人類學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它不僅是一種基本的研究方法，也是田野調查的基本態度。“親臨現場”的目的在于從整體上把握某個文化的結構及其特點，這是文化研究的出發點。只有在對于文化有了一個整體性把握的前提下，研究者才可能進而理解該文化，從中發現問題和研究問題。因此，這種“親臨現場”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一般意義的調研工作。到一個地方搜集一些文獻（例如各種政府報告、統計數據等）、發放問卷，這是田野調查重要的輔助手段，但并不是田野調查的全部工作內容。

田野調查的基本方法是參與觀察、訪談。

參與觀察是指人類學者長時段參與研究對象的日常和非日常的活動，以獲取第一手資料的過程。

參與觀察的優點在于：通過參與到當地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可以得到別的途徑所無法獲得的對于該文化的體驗與深刻理解、把握。因此，參與觀察對于提高田野工作中所收集資料的質量以及提高對該文化的解釋力度，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訪談主要是指在田野調查中通過向研究對象提問或與之交談的方式來獲取資料。訪談通常可分為非結構性訪談何結構性訪談兩種基本類型。非結構性訪談是指人類學者提供一個開放型的主題或問題，由報告人自由闡述。常見的非結構性訪談包括收集生活史、神話、傳說故事、宗教和公共活動等方面的資料。結構性訪談是指人類學者根據研究主題事先設計好具體問題，系統地訪談研究對象。結構性訪談的提問應該具有明確的針對性，提問的方式也應當簡明扼要，避免因問題冗長而讓人難以回答。同時，問題與問題之間也應有關聯性。

二、田野調查基本原則

1．價值中立

田野調查中的價值中立是指在調查中要避免先入為主地用調查者已有的價值體系去衡量、觀察、評價自己的調查對象。價值中立的原則要求調查者以一種冷靜、客觀的態度去觀察和收集資料，避免過多地卷入當地的社會關系中。價值中立原則強調的是這樣一種操作原則：在調查中堅決避免用現有的理論框架來有意識地收集符合該框架要求的資料。這既是一種操作原則，也是一種倫理原則。2．整體論

整體論把人類及其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當做一個整體來研究，它要求將文化置于特定的時空條件進行全方位的理解，從而力圖避免任何一種單一的視角所可能導致的片面。

在田野調查中對于“整體論”的把握，要特別注意文化要素之間的相互關聯性。文化是一個由諸多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制約的文化要素有機組合而成的整體。對于某一個特定的文化要素或文化現象的理解只能放在這種有機的結構關系中才有意義。例如，在集約農耕的文化中，定居生活、家庭園圃業、水資源的管理、父系繼嗣、對土地的崇拜及其各種儀式等等，是如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至于我們忽略掉其中任何細節都不可能獲得對這種文化類型的正確理解。

3．文化相對

文化是多樣性的存在，每種類型的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價值，都是人類共同文化的組成部分。每種文化都是在其獨特的自然與人文長期相互作用下而生成、發展的，都有其內在的邏輯。不同文化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每種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價值。在調查中將文化不加辨析地劃分出“先進”與“落后”，對一些文化想當然地貼上“原始”的標簽，極有可能遮蔽文化的多樣性及其價值，對于文化理解，只有把它放在其特定的文化生成土壤中才有意義。

三、田野調查的基本程序

（一）調查課題的選擇

田野調查一般分為兩種：

1．全面調查，對一個人口不多的群體或地區進行全面的詳細的調查，最后可以寫成一本描述文化各方面的民族志。

2．定向調查，對一個或幾個群體或地區進行專題調查，用以驗證或檢查某一人類學理論問題，或解決現實生活中某一社會問題。

（二）調查方案和調查提綱的擬定

1．調查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內容：調查地點和對象、調查日期和預計的時間長度、調查課題及其理論意義或現實意義、自己具備的條件及準備如何進行調查。調查地點或目標社區的選擇應當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義。例如，西南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目前所建第一批田野考察工作站，其設立的主要依據是這些工作站所代表的不同的經濟文化類型。（詳見附錄：“西南民族教育與心理研究中心第一批田野考察工作站基本情況介紹”）

2．調查提綱中應列舉你調查中準備提哪些問題。調查提綱主要供調查者自己看，幫助調查全面考慮問題，防止調查中有所遺漏。

（三）調查前的準備工作

1．了解地理和歷史的背景材料

調查以前有必要對所去地區的地理情況，如該地區的自然環境（山脈、河流、礦藏、動植物），氣候條件、交通情況、物品供應等有所認識。對該地區的歷史沿革、重大歷史事件等歷史情況也應該盡量了解清楚。

2．掌握前人調查研究成果

對于前人調查研究成果的梳理是擬定調查提綱之前必須的準備工作。只有通過對前人的調查研究成果進行文獻分析，我們才能更好地知道已經有了哪些有價值的調查成果、存在哪些問題。而發現了前人調查的問題往往可能成為我們進行新的調查的出發點。

3．調查隊伍的組成

一個好的調查隊的組成原則應該是：（1）根據調查課題性質而有各方面專家參加；（2）由一個有經驗的人類學家為領導；（3）調查人員中最好包括女性，便于調查婚姻或與婦女有關的問題。

（四）進入田野

1．熟悉環境

初到一個陌生的地方，首先要向相關人員說明來意，并盡快地熟悉當地的環境。除了在向導人員陪同下熟悉環境外，調查中最好先繪制一份你所在社區的地圖。

2．查閱地方文獻

地方文獻主要包括保存在當地未曾發表的文獻資料，如地方政府檔案、家譜、契約、民間故事、歌謠等等。假如取得許可，應擇重要者予以復制。

3．基本信息采集

基本信息采集是進行深入調查的基礎，主要包括該地區的人口（包括性別比、年齡分層等人口統計基本數據）、面積、生計類型、生活狀態、物產、自然等各方面的內容。

4．試點調查

試點調查的目的在于：檢驗預先設計的調查提綱，發現問題，及時修改調查方案和提綱。

5．正式調查

正式調查開始以后，也意味著一段比較艱辛的文化理解與溝通之旅的開始。其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不適應，也充分享受到了許多文化之旅的樂趣。在調查中我們建議應該準備兩個本子，一個用來記錄調查內容，一個用來每天堅持撰寫調查日志。

四、田野調查中的注意事項

（一）如何熟悉情況

田野調查是一個較長時間的工作，初到一個地方，不要急于馬上進行調查，應該首先花一點時間熟悉當地的環境、與當地人建立友好的聯系。

1．主動與當地政府和有關機構建立聯系，簡要而實事求是地說明來意，以獲得工作上的支持與配合。除了自己調查的目標社區所在地方政府之外，應當根據自己調查的內容的不同而走訪相關的只能部門，如教育局、統計局等。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民族工作部門也是應當注意聯系的單位。

2．盡快熟悉自己所在社區的基本布局。

（1）建議在繪制一份該社區的草圖，標明自己所在的位置、社區中每個村寨的名稱、山脈、河流。

應特別注意當地地名的記錄，如果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還應該注意每個地名的漢語名稱、少數民族語言的名稱以及該名稱的含義。其好處在于，地名通常包含的大量的歷史、文化信息，通過地名的簡單記錄可以了解到許多該社區歷史上的變革、族群的遷徙、民族關系等內容。可用以下表格的形式進行記錄。

表1－1

地名記錄基本表格（樣式）

序

號

漢語地 名

當地民族語地名

（可用國際音標的形式）

含

義

（2）初步了解該社區每個村寨的住居格局，如不同民族在該社區中的分布；不同家族（或不同的姓氏）的住居分布特點。這些基本情況可以用表格或直接在草圖上標注的形式進行記錄的。

3．許多地方都有自己的自然首領，如寨老、族長等，他們在當地通常有很高的威信。田野調查離不開他們的配合、支持。初到一個地方，也應該先知道他們的基本情況，并主動登門拜訪，他們的配合對于調查者日后調查工作能否順利進行往往很關鍵。

（二）如何進行參與觀察

參與觀察和訪談是田野調查的兩個基本手段。調查中觀察一定要仔細、全面，并做到重點突出。以下的“重要觀察點”是進行田野調查要特別注意的。

1．社區布局

社區布局是指一個社區內部生產、生活在空間的分布特征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大體包括居民點、宗教場所、墓地、生計空間（如耕地、牧場、山林等等）等。社區布局往往反映一個族群對于人與自然、社會秩序、等級等文化觀念。初到一個社區進行調查，首先從整體上把握住該社區的布局特征對于調查者進入該社區的文化場、進而理解當地文化的發生和運行往往有很大的幫助。

2．公共空間

公共空間往往是一個族群舉行重大活動、操演該族群文化的重要場所。對于公共空間的結構、功能等進行觀察和了解通常能有效地切入該族群文化的內核。對于公共空間的調查，應該特別注意哪些公共活動在此舉行？何時舉行？有什么意義？在調查中不妨詳細統計該社區公共活動空間的類型、數量，以及它們各自的功能。

例（1）在中國南部侗族地區，鼓樓通常是侗族社區十分重要的公共空間：盟誓、習慣法的宣講、成年禮、唱歌等等社會活動通常以鼓樓為核心進行。因此，鼓樓便成了研究該支系侗族社會的社會結構、關系、信仰的重要的切入點。

例（2）在傳統的漢族社區，“宗族祠堂”也是十分重要的公共空間。著名的人類學家林耀華先生在他早年對中國福建的漢族社區的研究中，就是以宗族祠堂為重要的切入點，不斷地展現圍繞宗族祠堂而構建的社會關系、社會秩序、生產關系的。

例（3）部分苗族傳統上有“跳花坡”的習俗，是一種供青年男女相互結交、進而締結婚姻關系的重要娛樂活動。這種習俗對于構建苗族社會的社會結構、強化族群認同、傳承文化等方面有很重要的作用。因此，跳花的地點（花場）便是該苗族社會中重要的公共活動空間。

3．住宅結構

一個族群家戶內部的社會關系、生活習俗、信仰等文化要素經常可以通過住宅的內部結構與擺設而表現出來。在調查中要特別關注諸如家戶內部的功能分區、神龕位置、火塘等的特點與內涵。

例（1）中國的南部侗族地區有的村寨普遍采用一種木質結構的“長房”，以此為依托形成了當地父系大家庭的基本的生產生活關系。

例（2）有的瑤族地區住房結構中，在堂屋靠外的一側專門辟有為家中年輕女性居住的閨房，并在對外的板壁上鑿有圓孔（漢語俗稱“談婚洞”）。這種形式應該是“寮房”的一種變異或簡化形式，圍繞這一結構，我們在調查中可以了解到許多當地的特定年齡段的異性交往方式。

例（3）對于火的崇拜是傳統上氐羌系統民族共同的文化特征，因此，圍繞火塘衍生出了一整套的文化規則、習俗和禁忌。云南小涼山彝族社會的住房中通常設有火塘，關于如何燃燒木柴有特別的講究：須將木柴的頭部（當地如何分清一段木柴的頭和尾也有自己的方法）先放入火塘。如果頭尾顛倒，則視為不祥：意味著該戶婦女生產時有可能難產。在這個習俗中，對火的崇拜、火的“生命力”的象征意義、生育文化等內容圍繞火塘有機地形成了當地彝族的觀念－行為的結構。在調查中圍繞這一結構可以發掘出該族群許多關于生命意義的內容。

4．生境與生計類型

獨特的天地系統與人文系統交互作用的結果是形成獨特的生境。在特定的生境中不同族群往往形成并發展了不同的生計方式，并內在地規定了該族群文化的諸多特質。在田野調查中要特別注意當地的環境與生計類型，這往往構成該族群文化的生成基礎。

5．物質文化

作為外顯的文化，物質產品本身不僅承載了諸多實際的功能，其制作工藝以及工藝背后的理念也往往反映了該族群的文化特質。例如，中國苗族的刺繡和蠟染工藝十分發達，在其服飾文化中舉足輕重，所蘊涵的文化內涵十分豐富，研究者經常講苗族的歷史是繡在裙子上的。我們透過對于苗族的刺繡、蠟染的研究，可以了解到許多關于苗族歷史、遷徙等許多細節。同樣，中國南方許多少數民族的銅鼓是其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質文化，其圖案、形制等特征也深刻地反映了這些民族的宇宙觀。我們在田野調查中要特別注意收集當地的物質文化產品。

6．宗教場所與器物

宗教是一個族群重要的生活內容，扮演著慰籍心靈、構建社會秩序、型塑族群認同等作用。宗教場所是構建一個社區文化結構的重要地點，對于宗教場所的觀察往往可以集中地了解到該社區人們信仰體系的許多細節。

7．儀式過程

一個族群的文化往往在其重要的儀式過程中進行全面的操演。在儀式中，我們看到該族群的信仰、道德、社會關系、社會秩序、歷史等眾多內容。因此，對于一個族群的儀式進行全過程的觀察，是田野工作中要十分注意的。在儀式觀察中要特別注意觀察并記錄儀式的各個階段及其含義；儀式的參與者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儀式舉辦的時間及其特定的內涵等等細節。例如，“指陰路”是許多民族喪葬儀式中的重要環節，即將死者的靈魂送回祖先居住的地方，從而構成了一個族群遷徙的反向路線。因此，對于喪葬儀式中“陰路”的記錄完全可以有力地佐證一個族群的詳細遷徙路線圖。

8．各種民俗活動

各種民俗活動往往是一個社區小傳統文化的得以全面表現的重要途徑。我們可以透過各種各樣的歲時民俗、生產民俗、成年禮、婚喪嫁娶等民俗活動觀察到一個族群文化的各個方面。例如，一個社區中禮物的交換是各種民俗活動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并集中反映了該社區的各種社會關系。

9．集市

集市也是一個重要的公共活動空間。在田野調查中，我們不要將集市簡單地看成是純粹的商品交換場所。應當把集市理解為集中展現不同社區社會關系的舞臺。集市將人們與一個更大的外部世界聯結起來。因此，對于集市的調查研究十分有助于我們理解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的本質。

（三）如何進行訪談

訪談是人類學田野調查的重要方法，訪談中應特別注意：

1．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訪談對象。

在調查中可以根據調查的主題選擇訪談對象，但應具有代表性。通常應該根據不同的年齡組、性別、社會角色等因素進行選擇。例如，對于某個學校教育問題的調查，在訪談中應該訪談的對象大體上應包括學校的管理者、男生與女生、家長、教師等。

2．確定關鍵報告人。

關鍵報告人是在你調查期間配合調查、提供重要信息的合作者。并不是所有的訪談對象都可以成為關鍵報告人。在田野調查中，關鍵報告人應具備下列特征：（1）對自己的文化十分熟悉；（2）善于溝通；（3）能有時間配合調查；（4）熱心本地方的事務。在調查中，要特別注意建立與下列這些人物的聯系：（1）當地的自然首領（如寨老、族長等）；（2）宗教師；（3）民間藝人；（4）學校教師；（5）有過長期外出經歷的返鄉者。

3．注意訪談禮節

初次登門訪談，應根據當地禮節，適當地隨身攜帶一些小禮物；訪談過程中要特別注意尊重當地的風俗習慣、遵守當地的一些禁忌。例如，在有些民族中，“火塘”是十分神圣的場所，人們特別忌諱隨意跨過火塘。在調查之前了解并尊重當地的風俗、禁忌，對于自己能否順利開展調查往往很重要。

4．訪談對象基本信息

在正式開始訪談之前，應首先了解訪談對象的基本信息。主要包括：（1）姓名，有的少數民族成員除了本民族的名字之外，亦多采用漢名，應當詳細記錄；（2）年齡；（3）性別；（4）家庭主要成員，如配偶、子女，可用譜系關系圖或列表的形式說明；（5）社會角色，如是否宗教師，是否民間藝人等等。

附：田野調查中譜系法的運用

譜系法是收集家譜并編輯成系譜表以確定親屬制形式及其結構性質的研究方法。譜系是有關血緣關系的記錄或計算方法，在世系群或以血緣為基礎的親屬系統中有著重要的作用。譜系圖中常以“△”表示男性；“〇”表示女性；“＝”表示婚姻關系；縱線表示親子關系；橫線表示兄弟姐妹關系。

在具體的運用中，調查者要特別注意盡量使用當地的概念和分類來進行譜系的描述，避免用自己熟知的另一套體系取代之。此外，譜系調查通常需要進行譜系的追蹤，其間的情況有可能異常復雜，如分支（裂變）等等，因此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故在進行譜系調查時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與自己的報告人進行長期的合作才能獲得較為清晰的譜系圖。

5．訪談用語

要注意盡量使用當地人能夠接受的用語進行訪談。初次訪談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在訪談中使用大量的學術用語、書面用語，以至于當地人在接受訪談時不知所云。訪談用語可以口語化一些，以便溝通。此外，在記錄時也應盡量忠實受訪者原話，不要用自己理解的學術概念代替別人的概念。

6．控制好訪談時間

一次訪談的時間不宜過長，要控制好時間，訪談中應留有休息時間。通常一個小時左右應休息一下，可以談點別的事情，拉拉家常，活躍氣氛。

7．提問方式

（1）訪談的問題應先從簡單問題開始；（2）提問應當簡明扼要，讓對方容易把握和回答；（3）訪談的內容應有一定的前后關聯性，切忌在訪談中“跳躍式”的提問。

8．信息的核實

訪談中的許多信息需要多方核實，才能接近真實。特別是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涉及到人的主觀評價方面的問題，不同的訪談對象也許有不同的看法。對訪談材料進行核實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多主體詢問”的方式，對同一個問題向多個訪談對象詢問，以得到多方的映證。

例：編者在調查“畢摩在涼山彝族社會中的社會作用”的問題時，所訪談的對象包括畢摩本人、普通老百姓、外來經營戶、當地政府官員、學校領導、醫院醫生，收集他們對此問題的看法，然后結合自己的觀察所得，進行綜合分析形成自己的判斷。

在調查中對于明顯有違常理的信息要特別留心，進行核實。

（四）田野調查中“鄉土知識”的重要性

“鄉土知識”（地方性知識）在人類學調查中十分重要。鄉土知識是當地人基于當地文化的立場所形成的對于世間萬物的經驗積累和認識。這些知識彌散在人們的觀念和行為的方方面面，是構成文化多樣性的最直接的表征。田野調查中要十分注意對于鄉土知識的調查，以利于把握某個特定文化的整體性特征。鄉土知識涵蓋了人們對于物質、制度、精神各方面的認識和態度，例如：

1．對于自然的認識。（1）當地人如何解釋天象？對于日月星辰有無自己的命名和分類？（2）當地人如何看待山川、湖泊、河流、動物、植物？如何看待各種自然災害？有無特殊的神話、禁忌？這些觀念中表現了什么樣的生態觀念？

2．對人生的態度。（1）當地人如何看待“生”與“死”？具體表現在什么樣的習俗中？（2）當地人如何看待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3）對于人的社會評價當地人采用了什么樣的標準？等等。

3．生產經驗的積累。當地有無特殊的生產習俗（如農耕、狩獵、畜牧等），他們是如何解釋這些習俗的？等等。

總之，田野調查中對于當地的每一個文化事項都應首先了解當地人對該文化事項的認識和解釋，并將這種解釋放在當地的地方性知識體系中去尋求其內在的合理性。

例1．在某個侗族社區有這樣一種獨特的喪葬習俗，假如某人過世的時辰不吉（由宗教師推算），則其直系親屬要按照習俗回避。通常的做法是直系親屬趕著大牲畜到另一個地方居住數日，喪事由姻親操辦，待喪事完畢后主人始得返家。這種習俗我們姑且稱之為“逃喪”。在調查中當地人對此的解釋是死者時辰不好，容易鬧鬼。在調查中如果我們僅僅滿足于這種解釋，那么我們得出的結論只能是當地人“迷信”。但如果我們把這種“迷信”習俗置于當地整個的知識體系中，我們則逐步會發現，這種習俗其實與當地傳統的婚姻規則有直接的聯系：它是一種強化兩個通婚集團之間聯系的有效手段。由此，我們對于該習俗的了解就不會僅停留在簡單的迷信與否的價值評價上，而是在其地方性的知識體系中尋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例2．在云南小涼山某彝族社區生長著一片十分完好的紅豆杉山林。在周邊許多地方由于亂砍濫伐而致使森林被大量破壞的情況下，這片紅豆杉山林顯得十分突出。在調查中了解到當地彝族將這片山林視為神山（并且賦予了紅豆杉樹一個非常優美的名字：孤獨的少女），因此避免了被砍伐的命運。這種將自然物神化的地方性知識中，其實蘊涵了諸多當地人的生態觀念。

（五）理解文化符號中的象征意義 人的最大特征是能夠自覺地運用各種象征符號來表達自己的觀念。因此，在田野調查中要十分關注當地各種文化符號，并了解其象征意義。要注意：

1．細心觀察、詳細記錄。符號幾乎無處不在，如果在調查中沒有意識，視若不見，則往往會錯過了解當地文化的很好機會。有些地方是調查中要特別引起注意的，例如：村寨的公共建筑物、村寨的入口處、道路旁、房屋的門楣、屋頂、堂屋、灶臺、水缸的上方、祭祀場所，等等，這些地方通常是符號集中的地方，要認真記錄這些地方都有什么符號，其意義是什么。

2．虛心詢問、探索意義。不同的符號有不同的象征意義。在調查中我們應該首先虛心地向當地人請教他們對某種符號的看法。但是，當地人的解釋有時并不能代表該符號的真實意義，這需要調查者認真思考、努力探索。例如，在貴州東南部某個苗侗雜居地方，當地苗族婦女在參加婚宴時有用染料將自己面部涂成紅色的習俗，若詢問當地人，通常得到的解釋是“高興”，但只要認真思考便很容易知道這里的紅色其實象征的是“生殖”、“繁衍”、“生命力”的涵義（頗類似于另一種吃“紅蛋”的習俗）。

3．注意相似的符號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意義，避免先入為主。

（六）確立當地文化的結構

田野調查要實現的重要目標是獲得對于某個特定文化的整體性把握，進而探索該文化的特征、本質和意義。具體的文化要素存在于特定的文化結構中。文化的結構是一系列文化要素的有機的排列組合，主要通過行為、制度、觀念而表現出來。因此，在田野調查中切忌孤立地看待每一個具體的文化要素，而應當建立起各種文化要素之間的邏輯結構，從而更好地理解該文化。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具體的結構，例如，農耕文化、狩獵文化、畜牧文化的具體的結構特征是不相同的。在調查中應確立所調查的每種文化的最基礎的結構是什么、有什么樣的特點，這種基礎結構是如何規定了該文化的走向和特點的。

五、調查報告的撰寫

田野調查結束以后應該撰寫本次調查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應緊緊圍繞本次調查，盡可能詳細說明自己的調查收獲。調查者有權信奉某種理論，并通過自己調查來維護或反對某種理論。但必須處理好事實和理論的關系。調查報告不是理論作品，其最大的功能是為后續的研究提供事實材料。調查報告通常包括：

1．標題。標題不宜過于理論化，應明確表明本次調查的主題是什么。例如：××民族宗教信仰現狀調查；××地區義務教育情況調查，等等。

2．調查的過程。主要包括調查的起止時間、地點、調查的方法、對象，等等。

3．調查的主要內容和收獲、存在的問題

4．附件。主要包括“調查提綱”、“調查地圖”、“訪談記錄”等能夠說明問題、具有保存價值的資料。其中，調查地圖一般應體現調查地點在地圖上的位置、調查的路線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