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什么是愛國主義.

那些意圖毀滅他人的陰謀往往在嘗試階段便已滅亡。“弗蘭西斯·培根

”一次正義的復仇行動值得再來一次。“迪克·阿梅 ”不要失去理智,要伺機報復。“愛德華·吉本 ”以眼還眼會使全世界都看不見。“馬基雅弗利

”好好地活著就是最偉大的報復。“約翰·米爾頓 ”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芭芭拉·埃倫賴希

”一名美國公民愿意飄洋過海去為民主而戰(zhàn),卻不愿意過條馬路去投上一票……“丹尼爾·韋伯斯特”我們不能把不認同和不忠誠混為一談。“喬治·伯納德·肖

”愛國主義其實只是對固定資產(chǎn)的無端仰慕,跟道義無關。“喬治·桑塔耶納

”愛國主義毀了歷史。“約翰·F·肯尼迪

”國家分為兩半,一半是愛國者,一半是叛國者,但沒人能說得清誰是什么。“諾曼·托馬斯 ”我會為我的祖國而戰(zhàn),但我不會為她去行騙。“馬克·吐溫

”體現(xiàn)一個國家不僅要看它養(yǎng)育了哪些人,也要看被它授予榮譽的人,以及它所銘記的人。“內(nèi)森·黑爾 ”愛國主義有很多種,有高尚的忠誠,也有道德的瘋子。“無名氏 ”民族主義是一種兒科病,是人類的麻疹。“漢密爾頓·費什

”要成為一名出色的愛國者,就必須要成為他國人民的敵人,杯具啊!“斯圖亞特·切斯

”我們知道他們在哪,他們不就在提克里特和巴格達東面南面西面北面附近那片區(qū)域么。“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

”當你從來都沒失去過自由時,你會覺得擁有自由是里所應當?shù)摹！暗峡恕で心?/p>

”我愛美國勝過愛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而且,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我堅持要擁有終身批判她的權(quán)利。“約翰·F·肯尼

什么是愛國主義

”……喜好異議,喜好造反,唯恐天下不亂,就是對愛國者的定義。"-芭芭拉·埃倫賴希

1: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 2:愛國主義就是積極地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殺人并被殺。——勃特蘭;羅素3:愛國主義是超越于原則之上的對于不動產(chǎn)的一種專橫的崇拜。——-喬治;簡納森

4:除非你把愛國主義從人類中驅(qū)逐出去,否則你將永遠不會擁有一個寧靜的世界。愛國主義是一種有害的、精神錯亂的白癡形式。愛國主義就是讓你確信這個國家比所有其他的國家都要出色,只因為你生在這里。——喬治;肖伯納

5:愛國主義:一堆隨時可以被任何野心家所點燃,去照亮他的名字的易燃垃圾。——安卜羅斯;皮爾斯

6:當愛國主義涉入認知領域時,是一個應該被扔出門外的混小子。——阿瑟叔本華

7:那些沒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是愛國的,他們可以為少數(shù)犧牲多數(shù)。他們熱愛他們墳墓的泥土,但他們對那種可以使他們的肉體生機勃勃的精神卻毫無同情心。愛國主義是他們腦袋里的蛆。——亨利;大衛(wèi)梭羅

8:民族主義是我們的亂淪模式,是我們的偶像崇拜,是我們的瘋狂。“愛國主義”是它的迷信崇拜。不必說,我所謂的“愛國主義”態(tài)度將自己的國家置于人道之上,置于正義與真理的原則之上。——埃里克;弗羅姆

9:要讓我們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國家應該可愛才行。——愛德蒙;柏克10:真正的愛國主義不排斥對于其他人的愛國主義的理解。——伊麗莎白女王二世

11: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托馬斯.杰弗遜

12:有這么一群人,在日本叫法西斯,在德國叫納粹,在中國叫愛國者!——王朔說 13:愛國者的責任就是保護國家不受go-vern-ment侵犯。——托馬斯·潘恩14:對祖國來說,沒有比一切都滿意的愛國者更可怕的敵人了。——涅克拉索夫

15:爭你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爭你自己的權(quán)利就是爭國家的權(quán)利。因為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胡適

16:人權(quán)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面子。……一個政權(quán)如果關起門來都不能維護自己本國普通公民的權(quán)利,它有什么資格在國際舞臺上維護這個國家的權(quán)利,它的合法性就會遭到質(zhì)疑。——張思之

17:惡國家甚于無國家;……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陳獨秀

人權(quán)才是一個國家最大的面子。……一個政權(quán)如果關起門來都不能維護自己本國普通公民的權(quán)利,它有什么資格在國際舞臺上維護這個國家的權(quán)利,它的合法性就會遭到質(zhì)疑。——張思之

第二篇：什么是愛國主義和新時期的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

1,愛國主義的科學內(nèi)涵

它是調(diào)節(jié)個人與祖國之間關系的道德要求,政治原則和法律規(guī)范,它是民族精神的核心.2,新時期的愛國主義

十八大報告提出:"大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深入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

第三篇：什么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什么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魯迅說，不做亡國奴固然是對的，但我們就甘做有國奴嗎～～～

一、引言——“愛國”的用途與誤用

在世界日趨一體化的時代，傳統(tǒng)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逐漸成為明日黃花。1 [1] 如果處于蒙昧狀態(tài)的人類原本沒有國家，如果現(xiàn)代交通和通訊技術正在（哪怕是極為緩慢地）將整個地球縮小為一個“村莊”，那么過去曾被奉為至上的民族和國家只是社會進化的一個片段而已。就和人一樣，有生必有死；“民族”或“國家”作為一種歷史虛構(gòu)，或許是不值得不遺余力抓住不放的，更不值得為了“愛國”還是“賣國”而打個你死我活。但在近代，愛國主義成為中國第一大天經(jīng)地義的信條，有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神奇威力。一旦被標榜為“愛國者”——如岳飛、文天祥或林則徐，就青史留名、千古不朽；一旦被戴上“賣國賊”的帽子——如當年出面簽定條約“喪權(quán)辱國”的琦善（在相當一段時間里甚至包括李鴻章），則注定面臨著萬劫不復之境，不論歷史真相如何都為萬人所指，縱然跳入黃河也洗不清。“愛國”與“賣國”作為黑白兩頂相輔相成的大帽子，承載著歷史的千鈞之重，足以震懾世人肝膽，令其“戰(zhàn)戰(zhàn)兢兢”、“危言行孫”。

盡管自我標榜的“愛國者”可能言之鑿鑿，但是“愛國主義”究竟是什么？這個問題卻不容易說清楚。更近的不說，筆者且以發(fā)生在中國本土上的一起標準的“抗日救國”事件為例。史書上都記載，國民黨軍隊為了阻攔日軍進攻，于1938年在花園口人為決口，造成黃河大改道，受災面積5.4萬平方公里，受災人口達1250萬人，死亡89萬人，而日軍傷亡竟只有上千人！即便這種做法可能一時阻擋了日軍的進犯，2 [2] 難道這就是“愛國”嗎？不要忘記，即使是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日軍也僅殺戮了30多萬中國人，和“國軍”的這一驚人舉措給中國平民所造成的滅頂之災相比只是小巫見大巫。3 [3] 這種行為在本質(zhì)上究竟是“愛國”還是“賣國”，恐怕得看我們究竟如何定義這些充滿感情色彩的很難界定的概念。如果愛國就是為了“中國”的門面、國土的完整，那么黃河決口不失為“愛國”行為——至少其初衷是“好的”，只是后來證明得不償失、徒勞無功而已；但如果愛國是指“以人為本”——愛惜這個國家的人民的生命、財產(chǎn)和安全，那么這種行為不僅不是“愛國”，而且有可能是在“賣國”了。筆者并不是在鼓吹“好死不如賴活著”——如果人民自己情愿，完全可以“誓死不當亡國奴”，為了維護自己和國家的尊嚴而奮戰(zhàn)到最后一人；但是外人似乎沒有什么正當理由強求當?shù)鼐用襁@么做，政府更不能在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以抵制侵略的名義給他們帶來意想不到的巨大災難。

上例表明，即使對于抵御外國侵略這類看似天經(jīng)地義的愛國主義主題，愛國和賣國仍然可能是很難區(qū)分的。如果明知本國部隊無力保衛(wèi)一座城池，而徒勞抵抗肯定會招致入侵者的屠城，那么究竟應該是抗爭到底還是不戰(zhàn)而降呢？這是一個很困難的道德選擇。筆者無法論證哪一種選擇是“正確”的，而只想說明情緒化的宣泄是不負責任的。但及至今日，盲目的“愛國主義”情緒仍然被作為某些激進的反人類行為的道德資源。雖然發(fā)生在異國，最近的伊拉克戰(zhàn)事以及恐怖主義襲擊還是為國內(nèi)的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情緒提供了一個宣泄的場所。在網(wǎng)上評論中，一些網(wǎng)民們對于英國、埃及以及伊拉克國內(nèi)為新政府服務的美國“走狗”遭遇人為不幸表示幸災樂禍。4 [4] 但他們似乎忘記了，“人肉炸彈”是不長眼的；當它們在地鐵或馬路上爆炸的時候，誰能保證遭遇不幸的人都是“走狗”？況且如果伊拉克人民在新的體制下真的能過上自由、民主與和平，他們的合作或參與又有什么錯？我們又有什么權(quán)利要求他們回到薩達姆的時代？！

不可否認的是，就和任何意識形態(tài)一樣，愛國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也有其獨特的功用。正如阿克頓指出：“愛國主義之于政治生活，一如信仰之于宗教，它防范著家庭觀念和鄉(xiāng)土情結(jié)，如同信仰防范著狂熱和迷信。”5 [5] 事實上，愛國主義之所以成為一種不可挑戰(zhàn)之信仰，無非是因為中國在近代因戰(zhàn)敗而受到列強的種種屈辱。從文化進化論來說，愛國主義是一個民族在困境——尤其是外來壓力——下的自然反應。一個真正強大的民族一般不會如此在意區(qū)區(qū)幾個不足道的“賣國者”，他們也沒有能力造成實質(zhì)性傷害。但一個失敗的民族不僅面臨著外部的壓力，而且對內(nèi)也面臨著分崩離析的危險。在這個時候，“愛國主義”可以說是一個一箭雙雕的法寶：它既能整合民族內(nèi)部的力量，平息內(nèi)耗與紛爭，又能藉此有效抵御外部的侵略。且不論它政治上正確與否，愛國主義對于一個民族的起死回生可以是一種頗有功效的興奮劑。

然而，既然處于“真理”的范疇之外，愛國主義就不是什么天經(jīng)地義的“正確”的東西。6 [6] 就其社會功用來說，它既然有能力做“好事”，那么也就必然有可能做“壞事”。事實上，筆者不能肯定它在中國歷史上發(fā)揮的積極作用必然多于其消極作用。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原本良好或無辜的初衷往往會被“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為罪惡的結(jié)果。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作為意識形態(tài)的愛國主義尤其容易被情緒化，甚至可能為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成為其鏟除異己、實行專制的工具。7 [7] 因此，愛國主義究竟是什么——這是一個必須認真對待的問題。筆者并不認為愛國主義必然意味著非理性的情緒化，甚至也不認為即使是情緒化的愛國主義必然是不好的，但盲目的愛國主義確實是危險的。筆者只是堅持認為，當我們主張一種理念（譬如某某主義）的時候，這種主張本身必須有清楚的意義，而不能只是一種含混不清的情緒，否則確實很容易誤入歧途并造成始料未及的后果，或為已造成災難性后果的政策失誤提供正當性辯護，使整個民族在一片“愛國”的喧囂聲中喪失正視和反省自身不足的能力。

本文旨在澄清“愛國主義”的意義，消除這個概念曾引起的種種誤解。在歷史上，愛國主義是和主權(quán)至上聯(lián)系在一起的。本文的一個目的是促使兩者“脫鉤”：愛國并不是國家主義者的專利，自由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完全也可以愛國。事實上，本文通過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論證，主權(quán)至上的愛國主義是空洞和虛假的，最后往往導致誤國甚至害國；真正的愛國主義必然以人為本位，高揚人權(quán)、和平與自由，堅持國家和政府的最終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障和促進人民的實質(zhì)性利益。只有站在人本主義基礎上，才可能堅持真正的有意義的愛國主義。

二、“愛國”之本是愛人——從方法論個體主義看“國”的本義

“愛國主義”的問題首先是在于“國”，其次才在于“愛”。8 [8] “愛國”，首先要明確愛的對象究竟是什么；否則，對象弄錯了，可能導致緣木求魚甚至“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后果，以至“愛”得越深、害處越大。本文認為，要正確理解“國”，首先必須堅持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避免陷入整體主義的誤區(qū)。當然，明確了“愛”的對象之后，還要注意“愛”的方式；否則，錯誤的方式同樣會造成事與愿違的結(jié)果。

方法論的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是和整體主義（holism）相對的一種研究思路。整體主義強調(diào)事物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并堅持整體——宇宙、社會或人體——是一不可分割并不可約化為其組成部分（如社會中的個人或人體中的器官）的有機體，否則就像“盲人摸象”那樣割裂了事物之間的聯(lián)系，破壞了有機體的 本來面目。9 [9] 雖然整體主義思維有其一定的合理之處，但推到極端就可能導致危險的社會后果。10 [10] 個體主義雖然承認事物之間的因果聯(lián)系，但堅持整體是由相互聯(lián)系的個體組成的，且只有被分解為更細小的組成部分并分析不同部分之間的聯(lián)系才能獲得認識；11 [11] 泛泛地談論“整體”在理論上沒有意義，在實踐中則可能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被用來支持一些本來在更細致的分析面前站不腳的觀點。因此，凡是談到宇宙，就不能不具體分析宇宙的組成部分；談到社會或國家，就不能不把著眼點放在組成這些整體的眾多個人；談到人體，就只能深入到人體中去研究人的大腦組織、器官、循環(huán)系統(tǒng)等等，而不是抽象地談“人”。把這些器官按一定方式組織到一起，你就獲得了一個“人”；把眾多的人通過某種經(jīng)濟、政治、道德與法律關系組合起來，你就構(gòu)成了一個特定形態(tài)的“國家”。國家并不是什么深不可測的神秘之物，它無非由是處于特定法律和政治關系的個人組成的實體；忽略了個體，也就不可能有意義地談論國家。12 [12]

但在中國這樣一個專制傳統(tǒng)極為悠久的國家，“國”作為一個整體概念被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而且被認為是代表了一種至高無上的權(quán)力，完全壓倒了私人個體。13 [13] 但事實上，這種抽象意義上的國家純粹是一個虛構(gòu)，因為它不代表任何實在的人；要使“國家”像在中國那樣行使那么大的權(quán)力，其背后還必須有一套關于國家運行的具體理論（譬如古代儒家的或現(xiàn)代執(zhí)政黨的理論）。這套理論決定了究竟是誰通過什么方式行使這個國家的實際權(quán)力。沒有它，“國家”就成了一個沒有實際意義的幽靈，不能對人的實際生活發(fā)揮任何作用（好的或壞的）。就和“徒法不足以自行”一樣，沒有具體的人支撐的“國家”同樣是空洞的。然而，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國家事實上是一個具體化和個體化的東西：具體的人在合法或不合法地代表這個“國家”行使著權(quán)力。因此，國家的整體主義觀念其實只是一個迷惑人的假象。如果對它不加質(zhì)疑地接受，那么它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種迷人的煙幕，麻痹人們的防范意識，進而允許某些人在這個煙幕背后以國家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干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這是為什么大凡專制主義國家都存在著一套使專制行為合法化的整體主義理論，14 [14] 而整體主義思維的害處也在中國最大程度地體現(xiàn)了出來。

既然如此，我們在談論愛“國”之前，就不能不先弄清楚“國”的含義究竟是什么，也不能不充分認識到整體主義思維的局限性并警惕其可能產(chǎn)生的危害。只有借助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才能避免陷入整體主義的誤區(qū)。在方法論的個體主義面前，國家的虛假光環(huán)頓時消失了。根據(jù)個體主義的定義，國家不是別的，就是處于一定政治和法律關系的人的集合體。因此，所謂愛這個國家，不是指別的，只能是指“愛”這個國家的人。15 [15]

但究竟“愛”誰呢？諾大一個國家，可是什么人都有：既有圣人君子，也有平常百姓，還有十惡不赦的罪犯！顯然，不可能要求人們愛這個國家的每個人。我們平時所說的“愛國”，實際上只是指“愛”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shù)人。之所以如此，蓋由于人成長、生活在一個特定的社會，必然和其中許許多多人發(fā)生直接或間接的交流。一旦脫離了原始的蒙昧狀態(tài)，文明社會就注定離不開社會分工。看看現(xiàn)代社會的人每天生活的必需品，都不是由個人勞動完成的，而是通過社會分工和市場交換形成的復雜網(wǎng)絡提供的。正是這種物質(zhì)和精神上的交流維系了文明社會，使其中的個人過上健康、安全、舒適的生活。在這個意義上，每個人都依靠這個社會的其他人而活著；久而久之，便自然對其長年生活的人和土地產(chǎn)生了一種依戀的情感，使人樂意為社會做出積極的貢獻，至少不做損害社會其他人的事情。16 [16]

這是為什么當年蘇格拉底即使在認為雅典陪審團判處自己死刑不公正的情況下，仍然拒絕逃亡他國，因為如果認為對自己的懲罰不公正就逃避按照法律程序做出的懲罰，那么城邦的法律制度就喪失了效力，而這對于城邦的人民來說顯然是莫大的傷害。蘇格拉底之所以平靜地接受了他本不應該接受的死亡，不是因為他屈服于雅典陪審團的不公正判決，而正是出于他對生于斯、長于斯的雅典城邦的熱愛。17 [17] 蘇格拉底是因為鼓勵年青人反思和挑戰(zhàn)當時的社會傳統(tǒng)及其思想基礎而被處死的，18 [18] 而他選擇死亡的理由最終證明他是一位真正的愛國者。

三、愛國的例證：社會功利主義與和平主義

根據(jù)上述定義，既然愛國主義是指愛這個國家的大多數(shù)人，那么幾乎立刻可以斷定社會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也必然是愛國的。根據(jù)邊沁和密爾的經(jīng)典論著，19 [19] 社會功利主義主張國家應促進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greatest happiness for the greatest number)。無論是個人行為還是國家行為，都應該最有效地促進社會的整體利益，也就是所有個人利益之和。在這個意義上，功利主義只是方法論個體主義的一種簡化，它將公共利益或國家利益定義為個人利益的線形疊加。既然功利主義要求人們尊重并促進社會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而大多數(shù)人的利益也就是國家的根本利益，因而功利主義者一般也可被認為是愛國主義者。

然而，社會功利主義者又不是狹隘的愛國者。由于功利主義以社會為基點，因而它是超越國家和國界的。因此，當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發(fā)生沖突的時候，功利主義者未必站在本國的立場上，盲目支持本國政府或人民的主張。在這種情況下，功利主義堅持一種普世性的視角，平等對待本國和其它國家或地區(qū)的利益，并要求國家的政策或行為不僅有利于本國人，而且有利于所有人。在這個意義上，和自由主義等普世性哲學一樣，功利主義也具有國際主義傾向。

中國的墨家可以作為一個經(jīng)典的例子。孟子對墨子的總結(jié)很準確：“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20 [20] 盡管墨家理論并沒有發(fā)展到邊沁和密爾那么系統(tǒng)，也沒有那么明確地提出“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利益”這樣的公式，但其功利主義傾向是十分明顯的：“仁人之事者，必務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21 [21] 在那個年代，墨家能將考察的視角放在平民百姓的利害關系上，而不是“仁者無敵”之類空洞的說教，22 [22] 應該說是極為難能可貴了。

也正是站在平民立場上，墨子主張?zhí)煜潞推健⒎磳Σ⒆l責幾乎以任何名義的戰(zhàn)爭，因為在專制國家，幾乎所有的戰(zhàn)爭都是由統(tǒng)治者的野心發(fā)動的，對普通老百姓則有百害而無一利。“今若夫攻城野戰(zhàn)，殺身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況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23 [23] “國家發(fā)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眾，然而何為為之? 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為之。”24 [24] 誰貪圖勝利、領土、權(quán)力之虛名？無非就是當時大大小小的封建諸侯。戰(zhàn)爭對于他們來說是擴大財富、疆土和權(quán)力的手段，流血和死人的代價則由平民百姓來承擔，又何樂而不為？拋開御用文人為戰(zhàn)爭搜尋的各類托詞不談，戰(zhàn)爭對于墨家來說在本質(zhì)上就是殺人而已。因此，“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一詞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25 [25] 事實上，“君子”未必如此清楚這套并不難懂的道理。這正是為什么墨子不惜“摩頂放踵”，為了讓封建君主“放下屠刀”而奔走呼號。26 [26]

現(xiàn)在設想墨子試圖說服本國的君主為了人民——包括本國和鄰國人民——的利益而放棄戰(zhàn)爭，他是否應該被貼上“賣國”的標簽呢？在狹隘的“愛國主義”看來，他似乎顯然是在損害本國的利益。但即使限于本國利益而言，即使戰(zhàn)爭勝利了，疆土擴大了，統(tǒng)治者的野心和虛榮滿足了，老百姓除了充當炮灰并承擔戰(zhàn)爭的成本之外，真正能從戰(zhàn)爭中得到什么？對于這個根本問題，墨子樸素的功利主義學說提供了一個難以辯駁的解答：尤其在專制國家，幾乎所有戰(zhàn)爭都是對國家（也就是人民）利益的損害，因而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也必然是一個和平主義者。

四、“愛國”不等于“愛政府”

既然愛國主義是指愛這個國家的人，那么愛國就不一定意味著“愛”管理這個國家的政府。雖然政府代表著這個“國家”，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這個國家的“人民”，但是政府作為一個實體并不等同于“國家”，更無法代表國家的每個人。因此，“愛國”顯然不等于“愛政府”。如果說“愛國”可能是一種自然的情感，政府是否值得“愛”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府本身的作為。事實上，如果一個專制政府屢屢坑害、魚肉百姓，侵犯公民的基本權(quán)利，愛國主義所要求的顯然不是“愛”這樣的政府，而是恰好相反。

上述推理體現(xiàn)了一種契約論的邏輯：“愛”不是盲目的，而是多多少少建立在互惠的基礎上。人之所以愛國，社會之所以有權(quán)利要求人愛國，正是因為這個社會或國家對個人的成長和發(fā)展賦予了必不可少的機會。人在出生之初是不可能像契約論所說的那樣選擇自己生活的社會，而在成人之后選擇自由又受到了道義上的約束。正如洛克指出，一個人在接受了社會的養(yǎng)育之后，就等于默認了接受這個社會的基本規(guī)則，因為正是這些規(guī)則為社會提供了一套基本秩序，使人能夠在安全和健康的環(huán)境下順利成長。27 [27] 作為回報，個人也應該對這個社會給予一份關愛，或至少是選擇不損害他人利益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愛國”并不一定是完全無私的；盡管社會在潛移默化中（而非通過有意識的功利計算）形成了愛國情感，但這種“愛”其實是在長期的共同生活和互惠交流過程中自然產(chǎn)生的，就和子女和父母在長期生活過程中自然產(chǎn)生的家庭之愛一樣。如果沒有這種過程，或者這種過程并不是在和諧與互愛的大環(huán)境中進行，而是充滿著爭吵、壓制、斗爭甚至暴力，那么可以想象無論是家庭之愛還是國家之愛都不會產(chǎn)生，而我們似乎也沒有什么理由要求人去愛家或愛國。28 [28]

除了個別極端的例子，29 [29] 個人應該感受到社會的恩惠，因為沒有社會交流，文明生活就不存在，我們只能回到茹毛飲血的野蠻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愛國”可以說是絕對和無條件的。但是對于政府，這份感恩就沒有那么可靠的存在基礎了，因而“愛政府”必然是有條件的。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它的作用是為社會財富的創(chuàng)造和積累提供一個穩(wěn)定的制度環(huán)境。雖然政府的存在對于社會的安定和繁榮是不可少的，但它畢竟是靠納稅人的錢供養(yǎng)的，因而即使政府達到了高效廉潔的理想狀態(tài)，那也只是做了其份內(nèi)的事情，是無須感恩戴德的。如果特定的政府沒有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那么它顯然沒有權(quán)利獲得任何尊重；相反，正當?shù)淖龇ㄊ菍⑺x下來。當然，開創(chuàng)契約論的霍布斯認為人的自然狀態(tài)是如此悲慘，以至任何將社會帶入文明狀態(tài)的政治統(tǒng)治都比各自為戰(zhàn)的野蠻狀態(tài)更好，因而為了保證社會的安定，政府可以（甚至必須）是專制的。30 [30] 但如果要堅持專制，霍布斯的前提假定必須是民主政府必然不如專制政府穩(wěn)定，而近代政治的發(fā)展歷史證明這個假定顯然是不成立的：自由民主制度至少在某些地區(qū)鞏固下來，且因為它有助于通過和平（法治）的方式及時發(fā)現(xiàn)并解決社會爭端，這種制度事實上更有助于維護社會穩(wěn)定。31 [31] 因此，盡管社會必然需要一個政府，但它顯然沒有必要饑不擇食地選擇一個專制政府，并誤以為沒有更好的選擇而對其誠惶誠恐、頂禮膜拜。32 [32] 政府統(tǒng)治是一種權(quán)力，但更是一種義務，而一個沒有盡到義務的政府顯然是不值得愛戴的。

然而，中國的儒家傳統(tǒng)進一步將家庭關系擴大到國的層次，將地方官員作為人民的“父母官”，33 [33] 于是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加入了一層似乎是天然的血緣關系：既然官員有義務“愛民如子”，那么人民作為“子女”當然也有義務孝敬、愛戴自己的“父母官”。這種官民關系是建立在儒家關于“君子”和“小人”的行為二分法之上：絕大多數(shù)“民”事實上都是自私自利、不能自治的“小人”，因而需要政府的管束，34 [34] 而儒家自我賦予的使命就是將“君子”輸送到政府系統(tǒng)中去。這樣，政府在道德上優(yōu)越于社會一般人，而老百姓則只有仰仗明君、良相、清官才能過上安定的日子。在儒家的圖景中，民主不僅不可行，也是不可取的，因為“小人”的統(tǒng)治顯然不如“君子”的統(tǒng)治，而歷史上的宮廷斗爭似乎也證實了儒家關于“小人”壞事的預言。35 [35] 但在現(xiàn)代人看來，儒家的預言只不過是一種沒有意義的“自我肯定”(self-prophecy)而已：幾乎所有關于宮廷斗爭的事例其實都是由于中國自身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而由于缺乏外部制約，這種制度本身就給“小人”專權(quán)創(chuàng)造了諸多機會。在今天看來，儒家關于“君子”和“小人”的絕對區(qū)分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任何特定的人都是天使和魔鬼的混合體，都有理性自私的一面，因而在掌握權(quán)力之后都有濫用權(quán)力（也就是將公權(quán)力占為己有）的可能。儒家的“德治”并非不重要，也未必絕對不可能，但純粹依賴德治的社會成本將是巨大的。36 [36] 且西方和某些東方國家或地區(qū)的經(jīng)驗也表明，構(gòu)成社會大多數(shù)的“小人”們是可以統(tǒng)治國家的，至少可以通過選擇他們的代表來形成國家的基本政策和法律。37 [37] 事實上，中國當今形形色色的腐敗事例表明，沒有“小人”的制約，即使“君子”在掌權(quán)之后也會變質(zhì)，甚至變成肆無忌憚搜刮社會財富的罪犯！

因此，“家”和“國”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政府并不是什么“父母官”，人民也沒有愛戴政府的天然義務。儒家之所以要求子女無條件地孝敬父母，主要是因為子女受了父母的生育和養(yǎng)育之恩；38 [38] 在當時乃至今天的社會結(jié)構(gòu)中，家庭承擔著撫養(yǎng)子女的主要義務，而這是子女和父母都無法選擇的事實。這是為什么即使家境貧困，即使父母按照社會標準來說不那么稱職，子女仍然有孝敬的天然義務。39 [39] 儒家的錯誤在于將這一層關系的范圍擴大到國家，在政府和人民之間其實并不存在任何天然關系。事實上，他們之間的關系正好相反：不是政府造就并養(yǎng)育了人民，而是人民造就了政府，并通過納稅或其它方式維持政府的存在和運行。如果特定的政府未能履行其基本義務，那么人民顯然可以罷免他們并另行選擇更好的管理者，就和公司的股東替換董事會和總經(jīng)理一樣。

由此可見，關鍵問題不是究竟是否“愛”政府，而是為什么“愛”。人民可以“愛”一個政府，但前提是政府本身必須是可“愛”的。如果政府官員無法無天、貪污腐敗，隨意侵害公民的正當權(quán)利，而制度的缺陷又縱容了政府的任意性并對此熟視無睹，那么要求老百姓“愛”這樣的政府顯然是荒唐的。40 [40] 反之，一個人雖然出于種種原因而不愛政府，卻并不一定妨礙他愛國。由于國家和政府是兩個不同的實體——國家是由全體人民組成的，政府則是由人民中的一小部分（官員）組成的，41 [41] 因而任何人都完全可能愛其中一個而非另一個，而不違反任何邏輯規(guī)則。42 [42] 尤其是在人民和政府的利益發(fā)生根本沖突的情況下，愛國和愛政府甚至可以變成 兩種不可調(diào)和與不可共存的情感。

當然，在哲學意義上，確實存在著誰對政府決定負責的問題。在民主國家，由于選民選舉議員和國家主要領導人，進而決定國家的基本政策，且他們對政策的態(tài)度將影響政府的立場，因而政府、國家和人民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同一性。在某種意義上，最終是人民為政府政策負責。事實上，這也是網(wǎng)上有人支持自殺性爆炸等恐怖主義活動的依據(jù)：雖然是美國政府——更具體地說是總統(tǒng)及其白宮的工作班子——決定侵略阿富汗和伊拉克，但這種政策獲得了美國及其盟國的大多數(shù)選民之認可，因而針對這些國家的平民實行恐怖襲擊是正當行為。既然英國是美國堅定的盟友，最近發(fā)生的倫敦連環(huán)爆炸案也是正當?shù)模驗樵诔浞窒硎苓x舉權(quán)以及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的國家，平民最終要為自己政府所作出的決定承擔后果。根據(jù)這種推理，甚至在自殺式爆炸中身亡的伊拉克平民也是“死有應得”，因為他們“應該”通過選舉等手段將現(xiàn)行親美的“賣國”政府選下去。筆者在此無意論證這種觀點是否在哲學上站得住腳，43 [43] 但必須指出的是，如果推到極端，這種邏輯最終將完全混淆人民、國家和政府這些不同性質(zhì)的概念，因為即使在最專制的國家里，人民也可以被期望通過拒絕納稅或暴力抗法等手段反對現(xiàn)行政府及其政策，而人民未能這么做的事實可以被認為是對政府政策的被動接受，因而也應該對其“負責”。按照這種邏輯，日本攻占南京后進行“大屠殺”是完全正當?shù)模驗槟暇┦忻駪摓閲顸h部隊的（有限）抵抗及其給日軍造成的傷亡“負責”。其荒謬如此顯然，不攻自破。

總之，筆者希望以下命題是自明的：“國家”并不等于“政府”，因而“愛國”并不等于“愛政府”；事實上，愛政府也不一定意味著愛國，不愛政府未必意味著不愛國；即便政府不可“愛”，也不意味著人們就應該不愛國，更不意味著可以像恐怖分子那樣因為反政府而殘害無辜的平民。

五、“愛”不等于恭維

澄清了“國”的意義之后，下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才可算作對國家的“愛”。由于國家不等于政府，“愛國”并不必然要求“愛政府”，因而一個人顯然可以批評——甚至尖銳地批評——政府的所作所為或?qū)е逻@種行為方式的社會制度，而這絲毫不妨礙他“愛國”。事實上，批評甚至不意味著他就不“愛”這個政府。如果他確實認為政府做錯了，也就是說他認為政府的政策、決定、行為甚至法律違背了社會的公共利益，那么一個愛國者有義務坦誠表露自己的看法，敦促政府改正錯誤。盲目站在政府一邊為政府說好話，只能使之一錯再錯，任由其損害人民（也就是國家）的利益。這樣的人盡管成天將“愛國”掛在嘴邊，其實并不配“愛國者”這個崇高的稱號。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將政府看成是自己的孩子。如上所述，政府是由廣大納稅人撫養(yǎng)的；在這個意義上，人民是父母，政府是子女。就和對待自家的孩子一樣，該批評的時候就得批評；善意的批評不僅是人民作為納稅人的權(quán)利，而且也正是“愛”的表現(xiàn)。44[44]

一個或許有爭議的問題是，如果愛國并不意味著附和政府，那它是否也意味著可以批評——包括尖銳地批評——這個國家的人民？筆者以為，一個進取的民族應該包容所有的不同意見，包括對自己的毫不留情的批評。任何一個民族都會有一些優(yōu)點，但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為大多數(shù)人共有的“劣根性”，從而妨礙民族的進步和發(fā)展。固然，批評意見不見得都對，但如果扼殺了所有的批評，那么這個民族連正確的意見也聽不到了，因而必然將因循守舊、固步自封。45 [45] 因此，即使面對不公正的批評，也不能動輒以“賣國”相要挾。

綜上，筆者認為下列論斷是自明的：愛國不是不批評政府，不是不針砭制度的弊病，不是無原則地認同政府或社會做的每一件事情，甚至不是不能尖銳地批判整個民族的文化傳統(tǒng)。否則，諸如魯迅等五四時期涌現(xiàn)出來的一批反傳統(tǒng)人士就將首先成為“賣國賊”了。就和批評一個人并不等于不“愛”他一樣，批評國家或政府也不等于不愛國，甚至也未必意味著不愛這個政府。在許多情況下，正是因為愛之心切，所以才有這份“恨鐵不成鋼”的心理，因而即使是言辭激烈的批評者也完全未必有任何惡意。46 [46] 反過來看，那些一味將民族“尊嚴”、“五千年燦爛文明”等甜言蜜語掛在嘴上的人士，也未必真正“愛國”。如果這個國家或政府確實存在著必須及時革除的弊病，那么他們至多只是貽誤病情的庸醫(yī)，以“愛國”之名行誤國之實。

六、愛國與賣國——如何判斷？誰是判斷者？

首先，“愛國”和“賣國”未必是相互承接的兩個概念。盡管對兩者的理解可以見仁見智，但一般人似乎都可以接受，雖然愛國的程度可以有強弱之分，“賣國”的帽子卻是不能隨便扣的。因此，雖然某人不那么積極主動地“愛”國，但只要他沒有什么極端出格的言行，他就不能被定性為“賣國”。事實上，如果在法律上嚴格定義，“賣國”就等同于叛國，也就是一種主動犧牲國家或民族利益的行為，或鼓動這種行為或有助于造成這種結(jié)果的言論。在這個意義上，除了在戰(zhàn)爭年代或其它極端情況下，47 [47] 真正的“賣國賊”其實是很少的，因為一般人都對生之養(yǎng)之的家鄉(xiāng)有一種自然的親切感，因而在沒有巨大的利誘或威逼之下是不會選擇“賣國”的。事實上，在一個真正“以人為本”、尊重他人的社會，也很少會發(fā)生動輒亂扣“賣國”高帽的現(xiàn)象。

有了以上標準，判斷愛國或賣國的標準就不是一件難事。顯而易見的是，愛國并不是盲目肯定自己的制度或政府的所作所為。同理，褒揚其它國家的制度并不是不愛國，即使這些國家對本國或其政府并不那么友善，或出于某種原因而成為大眾情緒的眾矢之的。48[48]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國內(nèi)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必須區(qū)別對待的兩回事。它在外交上可能令我們看不慣，但這不必然意味著它在國內(nèi)施行的制度不受本國人民的歡迎，而后者才是我們的制度設計者更應該關心的事情。我們沒有必要效仿它在國際上的所作所為，但這并不表明其內(nèi)政和外交一樣沒有值得我們學習借鑒之處。49 [49] 否則，我們似乎又回到了鴉片戰(zhàn)爭和五四運動時代的悖論。當時，中國是處在一個相當惡劣的國際環(huán)境下，西方的先進思想、技術和制度隨著鴉片和戰(zhàn)火一起被輸入進來，而中國朝野對后者的憎恨最終使之也放棄了前者，以至在吸收西方思想和制度的過程中走了一段漫長的彎路。這是我們?yōu)楠M隘的“愛國主義”所付出的巨大成本，最后的結(jié)果只能是誤國誤民。

即使某種主張在效果上是有害的，政策之爭一般也無所謂愛國或賣國，除非能證明某種立場的提倡者確實具有損害國家利益的主觀意圖。50 [50] 人都會犯錯誤，但只要不是主觀錯誤，只要提出主張的目的是真誠地為了促進國家利益，那么即使這種主張實際上適得其反，主張者并不能被扣上“賣國”的帽子。否則，動輒上綱上線、帽子滿天飛，令人心有余悸、噤若寒蟬，正常的政策爭論就變了味，演變?yōu)檎螜?quán)力或話語權(quán)的斗爭。這樣，即便是理虧的那一方也完全可以通過輿論壓力甚至政治迫害等不正當手段強迫對方沉默，51 [51] 而這顯然對于發(fā)現(xiàn)和確定真正的國家利益或民族利益是不利的。

最后，誰有資格評判“愛國”或“賣國”？筆者認為，如果必須要對這類問題做出判斷的話，那么這類判斷必須被保留給自由的公共輿論；52 [52] 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政府并不是一個適當?shù)脑u判者。這是因為政府行為或社會政策是公眾評議的焦點，而讓政府作為審判官就必然違反了法治的基本原則：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 法官。如果政府做了自己案件的法官，我們可以肯定政府的評判是不公正的。在這種情況下，再賦予政府以“愛國”和“賣國”的生殺大棒，無疑是在助紂為虐，封殺輿論對政府的制約，使政府得以指鹿為馬、為所欲為。在極少數(shù)的情況下，也就是在涉及到叛國行為的時候，政府可以依據(jù)有關法律起訴叛國者，并由獨立的司法在不受政治壓力和大眾情緒的影響下給予公正的判決。

筆者相信，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言論是不可能構(gòu)成“賣國”或“叛國”的。為了社會的安定與和平，為了給自由的思想和言論留下一點空間，讓我們不要動輒揮舞“愛國”或 “賣國”的千鈞大棒，尤其是不要將這項可怕的權(quán)力交給一個權(quán)力已經(jīng)難以控制的政府。說白了，愛國主義無非歸結(jié)為一條很簡單的道理：對自己人好一點——至少不要利用“愛國主義”這頂帽子，迫害我們自己！

七、結(jié)論：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 在傳統(tǒng)上，愛國主義和自由主義往往是水火不相容的。自由主義將全部關懷集中在個人的幸福和尊嚴之上，愛國主義則偏偏要求人們放棄自我，去“愛”一個此身之外的龐大（弄不好可能是虛幻的）集體。固然，只要不走極端，自由主義者也會考慮個人所賴以生存的社會和政治制度，但是其目標始終離不開個人；如果讓他們在個人和國家或集體之間進行選擇，他們會毫不遲疑地偏向前者。在國際政治舞臺上，愛國主義和自由主義也成為針鋒相對的話語。對于單純的愛國主義者來說，國家主權(quán)和領土完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允許以任何借口——包括對國內(nèi)人權(quán)記錄的指控——而有絲毫減損；53 [53] 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無論國家主權(quán)聽起來如何神圣，都不能為壓制人權(quán)提供正當理由。愛國主義陣營認為，普適性的自由主義已成為外國干預本國內(nèi)政的工具，因而愛國主義必須高揚國家主權(quán)的旗幟。在現(xiàn)實中，老百姓也確實容易將維護主權(quán)的主張和“愛國”等同起來。自由主義陣營則認為，這種口頭上的“愛國主義”不是頭腦簡單就是別有用心，在現(xiàn)實中注定淪為專制或暴民政治的工具，因而總是對它保持一種本能的警戒。54 [54]

筆者認為，方法論的個體主義有助于化解愛國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緊張關系；或更準確地說，通過將國家歸結(jié)為由具體個人組成的集體，它使愛國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落到了自由主義的層面。55 [55] 愛國并不等于高喊空洞的口號，逃避本國的實際現(xiàn)狀；相反，愛國首先要求關心具體的個人的命運，愛國是在愛人的過程中實現(xiàn)的。正如胡適先生當年所說：“為你自己爭自由，就在為國家爭自由。”這種腳踏實地的愛國主義從空洞的“國家”回歸到實實在在的個體，從而避免了理論上的虛妄以及在實踐中誤入專制歧途的可能性。56 [56] 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者并不反對“愛國”，但是對于他們來說，“愛國”并不是一種盲目的沖動或無條件的忠誠。57 [57] 如果這個國家不可“愛”，又有什么理由強迫人們愛國？嚴格地說，愛國和國家的制度現(xiàn)狀并沒有必然聯(lián)系；即使在一個生存狀態(tài)很糟糕的國家，還是可以存在蘇格拉底式的經(jīng)過充分反思的理性愛國主義。但如上所述，對于多數(shù)人來說，愛國情感確實和制度現(xiàn)實有很大關系。如果政府的所作所為和社會現(xiàn)實不斷使人感到失望，人們自然就對這個國家產(chǎn)生了一種疏離感。混淆國家與政府是一種認識論上的錯誤，但這種錯誤在普通人身上經(jīng)常發(fā)生的事實正說明國家和政府并不是決然獨立的兩個實體，而對于自由主義者來說，兩者之間的關聯(lián)表明政府有義務通過維持良好的制度來改善國家的形象。在國家的現(xiàn)實狀況和個人對國家的態(tài)度之間，需要改變的首先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個體層面上，如果一個人想要別人愛自己，顯然不能強迫別人產(chǎn)生“愛”的感受，而是必須使自己的言行舉止和人品變得“可愛”一些；同樣的，在集體層面上，如果要求人們愛國，那么首先應該從制度上讓“國”變得更可“愛”一些，使人對其產(chǎn)生一種自然的歸屬感和驕傲感，而不是動輒以“賣國主義”的帽子甚至暴力相威脅而勉為其難。

迄今為止，愛國主義似乎理所當然地和國家主權(quán)聯(lián)系在一起；一談起愛國主義，似乎就必然意味著主權(quán)壓倒人權(quán)，個人利益必須給國家利益讓位。但筆者已在其它地方說明，就和愛國主義一樣，“國家利益”并不是一個抽象的集體概念；既然國家是由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組成的，國家利益無非是個人利益的總和，因而國家利益非但不和個人利益相沖突，而且正是建立在眾多個人利益的基礎上。58 [58] 至于主權(quán)雖然可以是一個有用的國際法概念，但在一般情況下并不適用于國內(nèi)對象；59 [59] 中國可以指責美國以人權(quán)為借口干預中國主權(quán)，但中國政府同樣不能以主權(quán)為借口而忽視國內(nèi)的人權(quán)發(fā)展。事實上，中國百年歷史的種種屈辱表明，如果在國內(nèi)不能保障人權(quán)，那么國家的主權(quán)和威望也很難真正確立起來；60 [60] 即使依靠武力建立起來，這樣的“主權(quán)”除了滿足一種虛榮之外，對于廣大老百姓來說也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歸根結(jié)底，主權(quán)和人權(quán)完全可以在兩個不同的領域內(nèi)并行不悖，兩者之間沒有必要發(fā)生邏輯上的矛盾。任何民族都可以對外張揚主權(quán)，對內(nèi)倡導人權(quán)。61 [61] 當然，回到黃河花園口決堤的例子，兩者在現(xiàn)實中還是可能會發(fā)生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回到方法論的個體主義，理性地審視并權(quán)衡以“人權(quán)”和“主權(quán)”為標記的兩種立場給我們?nèi)嗣駧淼姆謩e是什么，而不是武斷地以抽象的國家利益壓倒具體的個人利益。最終的判斷標準是構(gòu)成這個國家的所有個人，國家只是為了促進和保護他們的利益而發(fā)明的一種便利而已；所謂“愛國”不是別的，而只能是尊重與愛護使“國家”這個概念獲得實質(zhì)意義的具體的人。筆者認為，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第四篇：愛國演講稿：什么是愛國主義

人們經(jīng)常把列寧的一句話作為愛國主義的定義，對愛國主義做出解釋。這句話是：“愛國主義就是千百年來固定下來的對自己祖國的一種最深厚的感情。”（《列寧選集》第3卷，第608頁）列寧的這句話說的不錯，愛國主義確實包含著人們對自己祖國的深厚感情。但是，把列寧的這句話作為愛國主義的定義，就不一定準確。因為，愛國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感情，而且還是一種思想或精神。僅僅把愛國主義解釋為一種對自己祖國的感情，遠遠不能揭示愛國主義的深刻內(nèi)涵。愛國主義應當是熱愛自己的祖國，為祖國的繁榮、富強、獨立而獻身的精神。

愛國主義的內(nèi)容是十分豐富的。最基本的內(nèi)容有四個方面：

第一，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民族自豪感就是為自己偉大的民族而光榮和自豪的精神。民族自信心就是充分相信自己的民族必勝的精神。中華民族一定能夠獨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就是中華民族的自信心。

第二，奮起抵抗外敵的侵略，維護祖國的獨立和主權(quán)完整。外敵入侵必然使山河破碎、人民遭難。在外地入侵的時候，奮起抗敵，保衛(wèi)祖國，寧死不讓寸土的精神，是愛國主義的重要內(nèi)容。幾千年來，中華民族不畏強暴，赴湯蹈火，前赴后繼，打擊侵略者，創(chuàng)造了英勇豪邁的偉大史詩般的悲壯事跡，寫下了愛國主義的光榮詩篇。

第三，反對分裂和割據(jù)，維護民族團結(jié)和祖國的統(tǒng)一。民族的團結(jié)和祖國的統(tǒng)一，是祖國的力量所在，是祖國興旺的標志，是人民幸福的前提和保障。在我國的歷史上，雖然出現(xiàn)過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諸雄相爭，三國鼎立，南北朝對峙，五代十國并存，宋金對立和近代的軍閥混戰(zhàn)。但是，中國的統(tǒng)一是長期的，民族的團結(jié)是悠久的。這些事實標明，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jié)是愛國主義的重要內(nèi)容。

第四，勇敢勤勞，推動祖國的進步和富強。一切反動階級、反動社會勢力和腐朽的社會制度都是祖國進步發(fā)展的阻礙力量，危害著祖國和民族的利益。同它們進行斗爭，推動祖國的前進，是愛國主義的重要內(nèi)容。貧窮就要挨打。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中華民族的優(yōu)秀兒女不畏艱險，世代相承，開發(fā)自然資源，改造山山水水，發(fā)展科學文化，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和精神財富。這種勤勞創(chuàng)造、推動祖國富強的精神，也是愛國主義的重要內(nèi)容。

第五篇：愛國主義的科學內(nèi)涵,什么是愛國主義

任何一個民族的發(fā)展進步，都離不開本民族成員熱愛祖國的生命激情的激勵，離不開本民族成員忠誠祖國的生命理念的啟迪和引導，離不開人們獻身祖國的生命情操的自覺和持守，離不開人們建設祖**親的生命活動的推動。這種流淌在民族文明長河的物質(zhì)之軀、沉積在祖國發(fā)展歷史的精神之體中的生命情結(jié)，是民族文明進步的生命之根，祖國發(fā)展壯大的精神之本，也是人民團結(jié)奮斗的力量之源。這種物質(zhì)與精神交織互滲的神奇力量就是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偉大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jié)統(tǒng)一的精神紐帶。總結(jié)新中國成立60年來的歷史經(jīng)驗，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條就是必須始終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60年來，我們黨團結(jié)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始終高揚愛國主義旗幟，在奮力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yè)的偉大實踐中不斷賦予愛國主義精神新的時代內(nèi)涵，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fā)展成就。在未來前進的征途上，我們?nèi)匀恍枰_把握愛國主義精神的時代內(nèi)涵，大力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強大精神力量。

愛國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在社會發(fā)展的不同階段、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具體內(nèi)涵，展現(xiàn)了愛國主義的時代特征。如果說，在舊中國，愛國主義主要表現(xiàn)為反抗侵略，爭取獨立，尋求救國之路，并為之不懈奮斗；那么，在社會主義時期特別是改革開放新時期，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愛國主義最深刻的時代內(nèi)涵和最本質(zhì)的時代要求。因此，用實際行動書寫愛國主義新篇章，我們必須首先準確把握愛國主義的科學與時代內(nèi)涵：

第一，始終堅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與擁護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的統(tǒng)一，堅定不移地維護黨的領導地位：中國共產(chǎn)黨是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從成立之日起，我們黨就肩負著實現(xiàn)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國家富強，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莊嚴使命。在長期的奮斗歷程中，我們黨團結(jié)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è)的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

第二，始終堅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與擁護社會主義制度的統(tǒng)一，堅定不移地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帶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民族振興。這是新中國成立60年的歷史和實踐告訴我們的一個真理。

第三，始終堅持弘揚愛國主義精神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統(tǒng)一，堅定不移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我們黨正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是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偉大事業(yè)的繼承和發(fā)展，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實現(xiàn)國家富強偉大事業(yè)的繼承和發(fā)展。

第四，始終堅持愛國之情與報國之行的統(tǒng)一，堅定不移地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中國成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各族人民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頑強奮斗，奮力推進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表現(xiàn)出強烈的愛國熱情和高度的奉獻精神，奏響了愛國主義的時代強音，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民族嶄新的精神風貌和良好的整體形象。

愛國主義是我們永遠的精神支柱。團結(jié)在愛國主義旗幟下的中國人民，一定能戰(zhàn)勝前進道路上的一切艱難險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奪取新的更大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