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國計劃生育背景

縱觀２０世紀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發展和逐步完善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經歷了許多曲折的階段，也遭受了許多困難。計劃生育政策法規的歷史沿革可大致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一、１９５３年至１９６１年：節制生育的提出階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在這一階段，我國人口增長基本處于自發和無計劃的狀態，人口出生率持續增加。

伴隨著新中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出生高峰的出現，人口無計劃地盲目增長同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矛盾開始顯現出來。與此同時，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醫療衛生條件的改善促使死亡率大幅度下降，隨著死亡率的下降和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人們要求節制生育的呼聲在增高。

我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已意識到中國人口多的現實，并逐步認識到節制生育是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一些知名學者和民主人士也開始關注日益增長的中國人口問題對于國家社會經濟建設的負面影響，如著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民主人士邵力子先生等。

二、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９年：提倡計劃生育的試點階段

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災害以后，我國人口增長經歷了建國后的第二次出生高峰期。１９６４年全國第二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當時總人口已接近７億。人口這種盲目增長的態勢引起了政府的再一次關注。

１９６２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強調：“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農村提倡節制生育，適當控制人口自然增長率，使生育問題由毫無計劃的狀態逐步走向有計劃的狀態。”這是制定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文件。１９６４年，成立了國務院計劃生育委員會，一些地區也相應成立了類似的計劃生育工作機構，尤其是在城市地區先后建立了計劃生育組織機構，這也是我國建立相應組織機構來推廣節制生育工作的嘗試。

三、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０年：提倡“晚、稀、少”的生育政策階段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在周恩來總理的大力倡導下，計劃生育工作在全國城鄉全面展開，并明確提出了力爭在“四五”期間將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千分之十左右，農村降到千分之十五以內，這也是首次在政府正式文件中提出了人口控制目標。１９７３年１２月，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召開全國第一次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會上提出“晚、稀、少”的生育政策。１９７２年，政府提出了“實行計劃生育，使人口增長與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的戰略思想。

四、１９８０年至今：現行生育政策的提出、完善與穩定階段

１９８０年９月，國務院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長率盡快控制住”。與此同時，中共中央發表了《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黨團員帶頭執行新的計劃生育政策。次年，五屆人大四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素質，這就是我們的人口政策。”１９８２年９月黨的十二大確定“實行計劃生育，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同年１２月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適應。”確立了計劃生育的法律地位，走上了依法行政的道路。

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將實施。

這個階段計劃生育政策的特點是，具體內容不斷完善，政策不斷制度化和法制化。

（一）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國內背景分析

1、經濟背景（因素）分析

人口多、底子薄，是我國的基本國情。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據有關部門統計，截止到2001年底中國內地的人口總量達到12.76億1.雖然中國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階段，但由于中國的人口基數大，總人口仍然在以每年1000萬左右的速度增加，長期存在高增長量與低生育水平的矛盾，預測到21世紀中葉，我國總人口數達到16億方能實現零增長。

龐大的人口基數和每年增加1000萬人口的狀況，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實施可持續性發展戰略帶來巨大的壓力。人口過多和人口增長過快始終是制約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首要問題。因此國家把實行計劃生育確立為一項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但是長期以來雖有國策卻無國家立法，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長期依靠政策和地方立法開展工作的狀況已不能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有必要把“實行計劃生育是國家的基本國策”通過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

2、社會發展背景（因素）分析

21世紀中國人口的繼續增長與資源的矛盾更加突出。雖然中國的土地面積達960萬平方公里，但是適合居住和經濟活動的空間很有限，人口分布極不平衡。中國的耕地面積僅占世界總面積的7%，卻養活著占世界總人口22%的人口。中國耕地面積只有國土面積的十分之一，而印度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55%，人均耕地是中國的兩倍；美國耕地面積占國土面積的20%，人均耕地是中國的9倍；中國的糧食產量居世界第一，人均糧食占有量卻不到美國的四分之一。由于中國人口規模將繼續擴大，中國的人均糧食占有量長期維持在不足400公斤的低水平上。

隨著經濟總量和人口總量的不斷擴大，農業資源已經迅速接近承載力的上限，平均每人擁有的耕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30%，平均每人擁有的草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平均每人擁有的林地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平均每人擁有的水資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4.中國還面臨著不斷增長的勞動力就業問題的困難。目前，全國每年有近2000萬青年人進入勞動年齡。農村剩余勞動力已經達到1.2億人，到2005年，農村剩余勞動力將超過1.5億。只有在大力發展經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的同時，堅決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才能使勞動力增長和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相適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位列世界六、七位，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00美元左右）仍居世界中位左右，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1450美元）。由于人口增長過快，國家用于發展的資金相對減少，能夠用于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資金不足，要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質和健康水平，面臨著很大的困難。

為了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可持續性發展，滿足全體中國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保證當代及子孫后代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國家選擇了實行計劃生育這一利在當代、功在千秋的戰略決策是正確的。

國家立法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和社會基礎。自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從1992年開始，生育水平降至并穩定在更替水平以下。經過近30年的工作，我國必須長期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思想已在全社會形成廣泛共識，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已被廣大群眾理解和接受，廣大群眾的婚育觀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我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我國實行計劃生育近30年來，已形成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經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規章制度和管理方法，初步探索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綜合治理人口問題的道路，逐步推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舉措，迫切需要通過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使之長期堅持下去并不斷發展完善。

3、政治背景（因素）分析

隨著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實施，國家計劃生育管理必須全面納入法治軌道。為了規范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及其工作人員依法管理計劃生育的行政行為，做到有法可依，嚴格執法，文明執法，必須制定專門法律。

實行計劃生育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為了更好地體現權利義務相統一原則，應當改變以往在計劃生育工作中存在的對公民重義務、輕權利、重管治、輕服務的狀況，國家也急需制定專門法律來明確規定公民履行計劃生育義務的同時本應享有的合法權利。

為保障計劃生育工作健康、穩定、持續發展，需要由國家立法明確規定各級政府、計劃生育行政管理部門及相關部門、各類社會組織在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中應承擔的義務及法律責任，以及為計劃生育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條件，為綜合治理我國人口問題提供法律依據。實踐證明，僅僅依靠地方立法，難以完成這一重任，必須由國家制定專門法律予以規范和保障。

此外國家立法也具有較好的地方立法和行政立法基礎。人口與計劃生育國家立法始于70年代末，前后起草、論證30余稿，為新一輪人口與計劃生育國家立法積累了有益的經驗和教訓。80年代以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相繼制定了計劃生育條例（西藏、新疆制定了政府規章），計劃生育行政法規、部門規章的制定逐步納入正軌。廣大干部、群眾迫切要求依法管理計劃生育工作。我國民主法制建設進程加快，既對依法治理計劃生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為國家立法創造了有利條件。

近年來計劃生育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依法行政水平不斷提高。廣大計劃生育專兼職人員的法制觀念、群眾觀念、服務觀念不斷增強，初步形成了依法治理計劃生育的法制環境。

國家立法具有堅實的工作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適應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形勢，堅持深化改革，從工作的指導方針、改革思路、管理機制以及工作方法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為國家立法奠定了堅實的工作基礎。

（二）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國際背景分析

多年來，我國積極參與人權及人口問題的國際交流與合作，截止目前，我國已加入的國際人權公約主要有：《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公約》、《兒童權利公約》等；簽署的人口問題國際文件主要有：1974年世界人口會議通過的《世界人口行動綱領》、1984年國際人口會議通過的《墨西哥城人口與發展宣言》、《關于進一步執行〈世界人口行動計劃〉的建議》、1994年國際人口與發展大會通過的《國際人口與發展行動綱領》等。我國政府在簽署這些公約和文件時，申明中國將在不違背憲法有關計劃生育條款規定的情況下履行國際公約、文件所載的義務。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體現國際公約、國際文件對公民生育權的尊重和保護。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認真借鑒國際成功經驗，改進和提高計劃生育和生殖健康水平，履行對國際公約和國際文件的承諾。

第二篇：我國第一顆原子彈 生產背景

20世紀50年代、60年代是極不尋常的時期，當時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為抵制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核訛詐，50年代中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為了保衛國家安全、維護世界和平，高瞻遠矚，果斷地作出了獨立自主研制“兩彈一星”的戰略決策。大批優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許多在國外已經有杰出成就的科學家，以身許國，懷著對新中國的滿腔熱愛，響應黨和國家的召喚，義無反顧地投身到這一神圣而偉大的事業中來。

他們和參與“兩彈一星”研制工作的廣大干部、工人、解放軍指戰員一起，在當時國家經濟、技術基礎薄弱和工作條件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較少的投入和較短的時間，突破了原子彈、導彈和人造地球衛星等尖端技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五六十年代面對帝國主義的武力威脅和大國的核訛詐下，于1956年在周恩來、陳毅、李富春、聶榮臻的主持下，制訂了《1956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而毛澤東則在1958年先后表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即便當時中國開發上述技術的環境還十分落后和艱苦，但不少科學家從此開始投入這些開發計劃。

“兩彈一星”是對中國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的核技術和空間技術的統稱，并沒有明確具體指哪兩顆彈和哪一顆星。

鄧小平說過：“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志。”

江澤民在表彰“兩彈一星”科技專家大會上的講話提到：一九**年十月十六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空爆試驗成功；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一號)發射成功，在宇宙中唱響了東方紅歌曲。

兩彈一星精神——“熱愛祖國、無私奉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大力協同、勇于登攀。”

兩彈一星精神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諸多“精神”及政治語匯中的一個，象征了在欠缺良好環境下，從事科學技術開發研究的精神，也是科教興國政策的開端。

對于中國而言，兩彈一星是在非常艱苦、沒有外援的環境下所開發出來的成果。而“兩彈一星的精神”象征了中華民族自力更生、在社會主義之下集中力量從事科學開發研究，并創造“科技奇跡”的態度與過程，組合的元素則為“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與“科學精神”，并可以衍生至“科技創新”“知識經濟”等領域。在政治語匯上，類似臺灣的“發展綠色硅島”、“新竹科學園區奇跡”、“兩兆雙星”等。

"兩彈一星”精神，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和科學精神的活生生體現，是中國人民在20世紀為中華民族創造的新的寶貴精神財富。我們要繼續發揚光大這一偉大精神，使之成為全國各族人民在現代化建設道路上奮勇開拓的巨大推動力量。

兩彈一星精神，當成政治語匯可以用在科技發展、高等教育、人才培育等領域上，例如：“用兩彈一星精神創建一流大學”、“用兩彈一星精神開發資訊產業”等。

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成功，經歷了艱辛、困難、風險的歷史進程，是來之不易的歷史性成果，這當中除了要突破核子理論、爆炸物理、電子測試、自動控制、精密工藝、總體設計以及核材料提取等各個領域中無數大大小小的技術難關，真正掌握確保原子彈起爆成功的奧秘外，還有一個特殊的歷史情況，那就是國家正處于經濟甚為困難時期，可以說中國人勒緊了褲帶，把原子彈研制出來，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科學求實、團結協作、無私奉獻的精神將會永放光芒。

一、毛澤東對研制原子彈的決策，有著歷史發展的過程 1945年8月，美國人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幾天以后，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干部會議上說“原子彈能不能解決戰爭:?不能!原子彈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彈而沒有人民的斗爭，原子彈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棗園樹下采訪了毛澤東，毛澤東說出了流傳于世的一句話“原子彈是美國反動派用來嚇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國科學院院長、世界著名科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約里奧·居里(他是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國共產黨員)讓從法國回國的中國科學家傳話給毛澤東:請轉告毛澤東，你們要反對核武器，自己就應該先擁有核武器。

一、毛澤東對研制原子彈的決策，有著歷史發展的過程

1950年10月，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志愿軍在甚為劣勢裝 備的條件下，英勇無比，取得節節勝利，美國的當權者為了挽回戰局，多次企圖對中國使用原子彈。1950年11月30日，合眾社報導，杜魯門總統說:“他已考慮同朝鮮戰場有聯系的原子彈問題”。美聯社也隨即報導:“杜魯門總統正在積極考慮使用原子彈來對付中國共產黨人，如果有必要這樣做的話”。1952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12月份去南朝鮮“訪問”，1953年初，他下達命令，將攜帶核彈頭的導彈秘密運到日本的沖繩島，為向中國發射核導彈而做準備。甚至到1955年，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解放了一江山島和大陳島時，美國國會正式通過授權，總統可以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根據這一授權，美國軍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彈攻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多種方案。

毛澤東面對美國當權者不斷對中國進行的核威脅，完全意識到:為什么美國當權者動輒就要向我國進行核威脅？為什么美國敢于這樣做:就是因為我們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及其運載工具，中國沒有核遏制力量，沒有同樣的打擊報復手段，沒有抗衡的力量。

毛澤東面對國際形勢變化的現實，隨著時間的推移，從對原子彈在戰略上蔑視，逐步在戰術上重視起來。

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我們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1958年，毛澤東論斷:“原子彈就是這么大的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說你不算數，那么好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我看有十年 工夫完全可能。”

中國的核工業全面上馬了。原子彈正式開始展開研制了。

二、赫魯曉夫翻臉不認帳，撕毀援華協議，企圖扼殺我國核工業。歷史卻是如此諷刺性巧合，中國原子彈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之時。

1956年，毛澤東對來訪的赫魯曉夫提出，蘇聯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給中國以援助。

1956年10月3日，中蘇兩國領導人舉行最高級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向赫魯曉夫提出:“我們對原子彈、核武器感興趣，今天想同你們商量，希望你們在這方面對我們有所幫助，使我們有所建樹，總之，我們也想搞這項工業。”

赫魯曉夫每次都是以搞原子彈要花費很多錢，有蘇聯的核保護傘就行了，核武器貯存時間長了，還要變質淘汰，重新投資生產，中國不必再搞為借口，搪塞過去，沒有同意。

1956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急劇性變化，先后發生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這兩個國家倒戈，不再聽從赫魯曉夫的指揮棒，此時，赫魯曉夫迫切需要中國對他的支持，在其向中國援助尖端技術的問題上，改變了原來的態度，有了松動，出現轉機。

中蘇兩國經過多次談判，于1957年10月，中國和蘇聯簽訂了國防新技術協定，此項協議主要內容是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其具體內容為:

蘇聯同意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蘇聯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 型和圖紙技術資料；蘇聯同意向中國提供包括原子彈、導彈在內的部分尖端武器的制造技術；蘇聯派有關專家來華幫助開展研制工作。

但是，好景不長，蘇聯援助中國研制原子彈的協議，只執行了一年多的時間，就出現了大問題。中蘇兩黨出現政治分歧，并進而擴大到國家關系的惡化，赫魯曉夫為了討好美國，在1959年訪美前夕，向中共中央發來一封信，改變了原來協議的承諾，他在信中說蘇聯正與美國、英國進行禁止試驗核武器協議的談判，為了避免談判受到影響，不利于達成協議，蘇聯政府決定兩年內不向中國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赫魯曉夫從美國戴維營回來后，宣揚所謂戴維營精神，于1960年7月16日，蘇聯完全撕毀了協議，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政府，決定撤走全部在華專家。盡管中國政府一再挽留，此時的赫魯曉夫態度堅決，頭腦發脹，一意孤行，于1960年8月23日，將在我國核工業系統工作的200多名蘇聯專家全部撤走回國，并且把重要的圖紙資料全部帶走。特別嚴重的是，蘇聯原來援助中國建設的核工廠，有的建設了一半，有的還未完全建成，蘇聯停止向中國提供原來訂購的配套設備。

毛澤東在此嚴峻形勢的壓力下，審時度勢，發出:只有一條路，自己動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彈的口號。他又指出: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還的。

核工業戰線的廣大職工頂住壓力，奮發圖強，先后排出了數千個技術難題，奮力攻關，逐項攻克，尤其是有的技術難題在相當陌生的 情況下，認識再認識，攻關再攻關，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成果。

自強不息，不斷攻克難關，1963年3月，完成第一顆原子彈的理論設計方案；11月29日，鈾工廠生產出第一批合格產品；12月24日，同步聚焦爆轟產生中子試驗成功；1964年1月14日，我國生產出第一批合格的濃縮鈾，鈾—235；1964年4月加工出第一套原子彈上用的核部件；1964年6月6日，在研制基地，爆炸試驗了一顆準原子彈(除未裝核材料以外，其他均是未來原子彈爆炸時用的實物)，取得理想的效果。為下一步正式原子彈爆炸成功打下了成功的基礎。

1964年10月16日，中國取得了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的輝煌成果。此時，扼殺中國核工業的赫魯曉夫被他的同伴趕下了臺。

三、國家經濟困難時期，黨中央作了困難而果斷的抉擇——繼續上馬研制原子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赫魯曉夫背信棄義，撕毀協議，給中國造成的巨大傷害，正壓在中國人的頭頂上，緊接著是國家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局面，由于糧食和副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緊缺，實行定量供應，許多人吃不飽肚子，出現全身浮腫，形勢相當嚴峻。甚至傳出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

在此嚴峻的經濟困難時期，對是否繼續研制原子彈，中央領導層出現了不同的意見，一種是繼續研制下去；另一種是暫時下馬，等經濟好轉以后再研制。中央領導對此進行了多次討論，周恩來和陳毅、賀龍、聶榮臻、葉劍英等老帥，堅決主張繼續，陳毅有一個代表性的 說法:就是當了褲子也要把原子彈搞出來。林彪當時在召見研制核武器的科技人員談話時，也有一句鼓勵的話:就是用柴火燒，也要把原子彈燒響。主張下馬的人也不少，持此種意見的人，主張先集中人力、財力把經濟搞上去，再上馬搞原子彈，更為穩妥和有效。劉少奇對此兩種意見權衡后，提出先把情況摸清楚，再作決定，并上報了毛澤東，得到毛澤東的認可。

1961年10月9日到11月初，張愛萍副總長受中央的委托，會同當時的國家科委副主任劉西堯、核工業部部長劉杰等人，進行了調

1961年11月14日，張愛萍等人向中央送上《關于原子能工業建設基本情況和急待解決的問題》的報告。此報告的中心內容是，根據原子能工業目前的建設情況，1962年是關鍵一年，只要中央領導同志親自領導、親自負責，其他各項保障跟上去，采取保重點的辦法，1964年研制成核武器、并進行核試驗是有可能實現的。鄧小平主持書記處會議，對此報告進行深入細致的討論，劉少奇、周恩來也參加了這次會議，最后，會議同意報告的建議，上報毛澤東，經毛澤東親

經過1961、1962兩年自力更生的實踐和艱苦工作，我國核工業建設，有了很大進展，在調查研究、分析情況的基礎上，核工業部在1962年9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寫了報告，提出爭取在1964年、最遲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兩年規劃”。由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這個報告，為了加強對原子彈研制的領導，中央組建了兩彈最高領導機構，中央十五人專門委員會，由周恩來任主任委員，賀龍、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陸定

一、聶榮臻、羅瑞卿、趙爾陸、張愛萍、劉杰等為委員。上報了毛澤東，此報告毛澤東于1962年11月3日批示:“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毛澤東的這個批示成為動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齊心協力，為實現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而努力的動員令，發揮了巨大的威

四、核武器研究院廣大科技人員，決心自己動手搞出原子彈，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之火熊熊燃起

自1958年起，為了迎接蘇聯援助原子彈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的到來，核武器研究院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個專用廠房和相應配套的研究室；廣大科技人員幾乎人人突擊學俄文，除了吃飯、睡覺，其他時間都用上了，全院各個場所，一片俄語聲，一時間好似一個俄語研究院；所有的人都在盼望早日得到這一樣品和圖紙資料，以便早日上

但是，正在中國科技人員等待和盼望的時候，情況發展卻不像想象的那樣，1959年，來了一位蘇聯專家，可是，他對原子彈的技術問題卻只字不提，怎么問他都不說，就是重復一句話“你們都去工廠實習”。他的口袋里裝著一本資料，上班拿出來看看，下班裝著就走，從不讓中國人接觸，有人生氣地給他起了個外號“啞巴和尚”。

到了1960年下半年，就連這個“啞巴和尚”也不來了。院領導正式傳達了赫魯曉夫的惡劣行徑以及中央的決心:“自力更生，自己

與此同時，國家為核武器研究院向全國選調科學家和技術骨干，得到全國各部門的大力支持，選誰給誰，指誰調誰，不到一年的時間選拔了全國許多優秀的科技人員，先后來到核武器研究院，此時的研

調來的國際上知名專家有:著名理論物理學家彭桓武，他是在英國獲得兩個博士學位和在英國擔任教授的第一個中國人，著名物理學家、反西格馬負超子發現者王淦昌，著名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等，還有兩彈元勛鄧稼先和后來擔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周光召，以及朱光亞、陳能寬、程開甲等，許多才華橫溢的科技專家，他們放棄國外優越的生活條件，排除了種種阻擾，毅然回到國內，隱姓埋名，默默耕耘。他們帶領核武器研究院廣大科技人員，施展智慧，奮力攻關，為我國研制原子彈成功，作出了貢獻。

當時任核工業部副部長的錢三強，他在1946年和夫人何澤慧在法國居里夫人試驗室，先后發現核鈾裂變的“三裂變”、“四裂變”現象，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反響，并由此而引發一系列的核物理研究。錢三強和夫人何澤慧也不定期地前來核武器研究院參加學術討論會，發表了不少寶貴的見解。

核武器研究院在院長李覺將軍的主持下，很快組建成三大部——理論部、試驗部、總體部，排列出研制原子彈的各項技術關，分配到各研究室，再分工到各研究小組和個人，一場全面攻關、自力更生、很快，小型爆炸物理試驗場、大型爆炸物理試驗場和特種炸藥車間相繼建立。一到夜晚，各研究室仍然燈火通明，研究人員個個埋頭鉆研，孜孜不倦；大、小爆炸物理試驗場，驚天動地的試驗爆炸聲，遙相呼應，試驗數據不斷報來，一個個成果呈現出來，必須攻下的技術難關接連取得可喜的進展。各項理論研究和實際試驗工作，在熱火

四年，經歷了不知疲倦的四年，忘我勞動的四年，也是為國獻身

原子彈的研制工作，攻關如此有成就，進展如此之快，出乎國內、五、原子彈的重大技術關——

美國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顆原子彈，其中兩顆是“內爆”型，一顆是“槍法”型，在廣島投下的是“槍法”型，在本國本土進行試驗和在長崎投下的是“內爆”型。據1960年美國《紐約時報》報道，“內爆”型原子彈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可能研制出氫彈，“內爆”型是一種有發展前途的原子彈。

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采用了“內爆”型。所謂“內爆”型是將大量高效能炸藥起爆的能量壓向內心，產生高溫高壓，將內心里的核燃料壓縮后產生核裂變，釋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難的問題在于炸藥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內心壓縮，而是向四周擴散，這就無法實

從60年代開始，國際原子能技術的許多報道，曾多次提到同步 聚焦這一問題，但是如何解決這一技術問題，誰也沒有說，也沒有關

要解決這一重大技術關，就是如何使炸藥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學家把這一技術問題叫做同步聚焦。通俗的概念是，將炸藥起爆時

中國人的最大優點之一是發奮和勤勞。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經過無數次的理論計算和試驗，終于攻克了這一技術難關。從北京試驗到西北基地，從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從局部到整體，一步一步的理論計算和試驗下去。1963年12月同步聚焦技術關成功突破了。

1964年6月6日，在西北試驗研制基地爆炸的這顆準原子彈，更進一步證實了同步聚焦的技術關完全突破，當許多科技人員看到示波器記錄下來的數據圖像時，都喜笑顏開。這時，有一位技術人員，胡子挺長，頭發更長，他說:“對不起!我要去睡覺??”是啊!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不知忘我奮戰了多少個日日夜夜，才取得了今天的碩果。據說，他這一覺睡了三天。他們太累了。

第三篇：我國煙草行業發展背景

我國煙草行業發展背景

煙草行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1982年實施國家煙草專賣制度以來，全國煙草經濟先后出現過1982-1991年和1992-1999年兩次較為完整的發展周期性循環。從2000年開始，全國煙草經濟開始進入第三個發展周期，至今已連續9年保持快速增長態勢。2000年我國煙草全行業實現工商稅利1112.2億元，增長率由1999年的2.O％上升到

9.3％，提高了7.3個百分點。2003年實現稅利1600億元，比實行專賣前的1981年的75億元增長21.3倍。2005年，煙草行業全年實現工商稅利超過2400億元，同比增長14％。2007年l一11月，中國卷煙制造行業實現累計工業總產值343 1.0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20.18％；實現累計產品銷售收入3362.37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7.58％，實現累計利潤總額593.99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35.44％，全年累計實現工商利稅3880億元。而2008年，全國煙草行業生產卷煙4439.8萬箱，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7.0萬箱，同比增長3.7％；累計實現工商稅利449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19億元，同比增長18.1％。中國卷煙制造行業實現累計工業總產值4029.45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7.82％；實現累計產品銷售收入3848.20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6.68％；實現累計利潤總額694.7l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7.42％。正因為煙草行業在我國的財政稅收中的重要地位，通過實施卷煙的品牌營銷策略，培育我國自主卷煙品牌，從而提高我國煙草行業整體競爭力就顯得十分重要。

2003年4月開始，我國煙草行業開始實行工商分離改革將省級煙草公司的煙草銷售與管理卷煙生產企業的兩大職能分離。各地市煙草公司主要承擔本地區的煙草銷售和煙草流通管理職能。“工商分離”理順了煙草管理體制，明晰了煙草工商企業職責，加快了煙草企業市場化的步伐，有利于培育煙草企業的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最終加強煙草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具體而言，“工商分離”煙草管理體制改革促使卷煙商業企業樹立以市場為導向的營銷理念，根本扭轉煙草商業企業養尊處優的工作作風，實現以滿足煙草消費者需求為己任的企業目標，全面提升煙草商業企業的營銷管理等水平，從而促進卷煙銷售，提高煙草商業企業的經濟效益。根據2003年我國政府加入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承諾，2005年我國生產的卷煙平均焦油含量要降低到12毫克／支。由此引發了煙草業的“低焦革命”，伴隨著國外卷煙的擠壓，艱難博弈的中國煙草行業，直面著一場顛覆性的行業洗牌。

第四篇：評述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本站推薦）

簡評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

劉靖琳 201324071XXX

(13音樂學院音樂學2班)摘要：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實行多年，使我國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相協調，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顯著提高，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但與此同時，這項政策也造成了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調等消極影響。

關鍵詞：積極、消極、自然增長率、生活水平、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衡、獨生子女

引言

人類社會的發展實踐證明，人民群眾是社會財富和歷史的創造者。人口問題不僅是家庭延續的個人問題，也是社會發展的公共問題。隨著人類文明的演進，人們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在不斷深化，計劃生育也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30多年前，我國在正確把握基本國情的基礎上，審慎地把實行人口計劃生育確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使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歷史性轉變，步入低生育水平國家行列，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人口有效控制兩大奇跡。現在，40多年過去了，作為后人，我們今天來審視一下這項改變歷史的基本國策到底有何深遠影響！

正文

一、“計劃生育”的積極影響

計劃生育實行這么多年，其積極性影響不容置疑。

中國經過40多年努力，有效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2013年12.08‰，自然增長率由1970年的25．83‰下降到2013年的4.92‰。新世紀以來，婦女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這標志著中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實現了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計劃生育的不斷深入，中國人民健康水平不斷提高。急性傳染病發病率已由1949年以前的2萬／10萬下降到1998年的203．4／10萬，孕產婦死亡率和嬰兒死亡率分別由建國初期的1500／10萬和200‰分別下降到1998年的56．2／10萬和33．1‰。目前預期壽命男性達到69．36歲，女性達到73．11歲。

實行計劃生育為人民生活帶來實惠，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據統計，中國城鎮、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別由1949年的不足100元和50元，增加到2013年的26955元和8896元，農村居民實際消費水平由1952年的每人80元提高到2013年的9453元。農村貧困人口由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13年8249萬。計劃生育的實行還使中國婦女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明顯提高。

由于實行了計劃生育，中國在40年間少生了4億多人口，對促進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的改善、綜合國力的提高、緩解人口給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帶來的沉重壓力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口的有效控制，中國已經提前實現了解決人民溫飽和達到小康生活水平兩個戰略目標。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使世界60億人口日的到來推遲了將近4年，為穩定世界人口作出了積極貢獻。

二、“計劃生育”的消極影響

盡管計劃生育政策在我國實施過程中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中的不良影響也逐漸顯現出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口老齡化

人口老齡化是當今世界各國都面臨的一個趨勢。隨著醫療技術的發展，人類的平均壽命不斷再延長，老年人口的總數在不斷增加。我國的老齡化是“未富先老”。由于計劃生育政策導致的新增人口變少，我國老齡化進程提前。與發達國家同水平下的生育率相比，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社會發展顯然較為落后。而發達國家到了同水平生育率下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社會財富，基本上可以維持了老齡化對社會保障的需求。因而，計劃生育政策使得解決我國的老齡化問題更為棘手，我國養老社會保障的缺口也就更大。

2.男女比例失衡

早在計劃生育政策制定之初，政策制定者已經考慮到了該政策會帶來的男女 比例問題。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勞動力還主要是以男性為主，加之傳統的重男輕女的生育觀念以及養兒防老等觀念的影響，在只能生一個的基礎上，勢必會導致人們選擇性的生育男孩。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出生性別比為118.06，這意味著將來這批孩子到了婚期附近面臨著每六個男性中將有一個男性不能結婚。

3.出現了獨生子女的成長環境問題以及獨生子女將來面臨嚴重的養老負擔，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開展，獨生子女現象在我國成為了主流。結論(結語)說到底，計劃生育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在享受它帶給我們的貢獻的同時，也造成了很多社會問題。如何合理的解決這些問題，最終還要看國家的政策。

參考文獻：

[1] 電子文獻——馮軍軍.題: 中國實行計劃生育成效顯著.出版地: 人民日報海外版, 出版年(2000年).

第五篇：我國計劃生育技術規范與優質服務

我國計劃生育技術規范與優質服務

摘要：計劃生育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實行了多年的計劃生育后，我國人口已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且人口已經出現了明顯的老齡化。在新時期，人口計劃生育仍然處于變動之中，人們的婚育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導致我國的人口計劃生育工作更加具有挑戰性，因此需要全社會共同為該項事業而努力。為了進一步加強對計劃生育技術規范和服務的探究，文章就就此話題進行論述。

關鍵詞：計劃生育；新常態；服務

我國計劃生育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促使計生服務發生了一定的改變，目前我國的計劃生育管理中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可以總結為如下幾點：

1.1 計生工作宣傳力度有待提高

人口計劃生育需要加強宣傳，從而營造出一個良好的氛圍。但是目前很多地區對于計劃生育的宣傳工作并不是十分重視，甚至有的單位僅僅是將此項工作作為一種應付的差事，簡單地制定了文件，卻并沒有真正地去執行和落實，在實際中很少去解決具體的計劃生育問題。這同時造成了當地居民或者企業員工輕視計劃生育工作，認為聽聽看看就可以，不必認真去學習其中的計生常識，沒有主動去真正了解計生工作。

1.2 技術服務的欠缺

基層在計劃生育工作中一直將計生政策的壓力放在了防止超生上，在技術服務方面存在嚴重的缺失。目前，國家全面開放了二孩政策，要求繼承單位對企業的職工進行了調查，發現40-45歲的育齡婦女有著比較急迫的生育意愿，他們多是在幾年或者十幾年前生育了孩子，受到經濟條件提升和國家政策的影響，希望孕育二孩，但是其年齡已經到了高齡孕婦的年紀。對于這類人員如何優生成為計生部門的一大挑戰，而同時，我國基層計生部門并沒有對大量產婦作出相關的指導，沒有提供優生服務，這無疑會導致優生政策難以切實落實。

1.3 特殊群體管理難度大

隨著現代形式的改變，計生部門很難像之前一樣輕松地完成計生管理工作了，而是需要面臨更多的工作內容和挑戰。在新形勢下，國民的思想意識和要求都有所提升，計生人員在進行業務處理中常常會遇到存在過激行為的客戶，而同時計生人員需要用平和的態度去面對群眾，通過充分的耐心和詳細的解釋來完成計生服務工作，通常很難得到群眾的認可。尤其是目前人口流動現象嚴重，離異家庭增多、辭職人員增多等，這些都屬于特殊群體，是難以有效地做好計生服務工作的對象。有的人更換了聯系方式，計生工作就更加難以開展，群眾的不配合給計生服務帶來了強大的壓力，導致計生工作人員工作熱情下降。

我國計劃生育服務對策

2.1 把宣傳教育“日常化”

在很多地區，計劃生育的教育和宣傳工作還流于形式，沒有形成濃郁的宣傳氛圍。大部分基層計生部門都只是形式化地把宣傳教育工作集中在世界人口日、艾滋病防治日、法制宣傳日等特殊的節日內進行，而且宣傳形式比較單一，多是發發宣傳頁，擺擺桌子，拉拉條幅，并沒有起到多大作用，也無法吸引群眾主動參與進來。這是對計生工作的宣傳教育認識不到位的表現，這就嚴重弱化了教育宣傳的氛圍。

2.2 落實部門利益導向政策服務

計生服務需要群眾的配合，需要計生工作者的努力。首先，計生領導小組應當樹立正確的工作目標，完成單位工作職責，加強對信息、基礎設置、流動人口、失業人員等群體的管理和服務，加強和群眾之間的交流。工作中，相關部門應當以政府政策為指導制定合理的計劃生育目標，將國家、當地政府、企業的獎勵措施有效落實，貫徹執行《關于進一步做好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等內容。同時，可以加強利用各個方面的資源和力量，建立相關的扶持制度，采取精神慰藉、養老輔助、生產幫扶等多種措施照顧計劃生育特殊困難的家庭。此外，可以深入開展“計生助福”行動，對特殊困難的家庭給予更多的關注。做好養老、醫療、生活方面的保障和幫扶措施。

2.3 完善技術服務規范

完善技術服務規范過程中，需要堅持綜合管理的方式，應當加強理論與實踐、國內與國外的結合，以深入的調查為基礎來完善技術服務規范，提高規范的可操作性，分析規范實施中的困難和問題，進而采取有效的解決辦法。“制定出的指南能否真正應用于實際工作，將指南公之于眾只能起到有限的影響”。“若要將指南真正應用于臨床，還必須進行一系列積極的工作，如具體應用時結合實際進行適當修改，提供各種工具如流程圖等促進指南的實際應用，還應通過系統、審核和反饋等辦法來加強指南的執行”。專家認為，應當針對我國的實際情況來制定臨床指南，從而保證技術服務的可靠性，提高可操作性。

除了以上的措施，還可以充分利用社會上的組織分擔政府部門在計劃生育上的壓力，不但能夠減輕政府計生部門的工作量，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同時能夠有效地帶動群眾共同關注計生工作。為此，基層政府部門應當鼓勵當地的社會組織加強對計生思想方面的教育，根據本地的具體情況來有效地開展計生服務工作。

結束語

我國的人口、思想、政治、人口時刻都在發生變化，能否不斷完善計劃生育技術規范，提高計生服務工作質量，保證計生工作順應時代的發展成為我國當今需要重點研究的問題。就目前來看，首先需要做好計生工作的轉型，充分借鑒以往的工作經驗，采取新的方法加強計生服務。文章就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實施中存在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相關的建議，希望能夠為計生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參考。

參考文獻：

[1]鄭真真.從家庭和婦女的視角看生育和計劃生育[J].中國人口科學，2015（02）：16-25+126.[2]陳友華.計劃生育：從機構改革到轉型發展[J].人口與社會，2015（02）：4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