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20急救中心應界定為民事主體

120急救中心應界定為民事主體

作者：袁子祿

發布時間：2006-10-13 15:1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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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2006年7月26日凌晨，浙江省溫洲市鹿城區的秦女士發現丈夫黃先生昏迷后，撥他的頭、眼睛都沒有反應。秦女士便叫醒隔壁老鄉。老鄉發現黃先生還有呼吸、能打鼾，于是趕緊撥打“120”呼救。“120”線路是通的，但只聽到錄制鈴音。秦女士他們每過一兩分鐘打一次，但就是無人接聽。半小時后，病人的情況越來越糟，心急如焚的老鄉撥打“110”電話求助。“110”中心工作人員隨即撥打“120”，也一直是長音，無人接聽。此后“110”接線員不斷撥“120”，13分鐘后，電話終于接通。“110”接警記錄顯示，距首次撥打“120”已過40分鐘。當“120”急救車趕到現場時，病人已經死亡。

【分歧】

本案中，界定120急救中心的法律地位是追究其法律責任的前提。由于我國還沒有針對120急救中心的權利義務、法律地位等問題制定一部專門的急救法律法規，法學界對“120”的定位較模糊，爭論不一。有些學者把120急救中心界定為‘準行政部門’，如有過失應承擔瀆職等行政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要承擔刑事責任；另一種觀點認為它與公眾之間是普通合同關系，其地位就是普通民事主體，如構成民事違法，應承擔違約或侵權責任。

【評析】

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指參加民事法律關系,享有民事權利并承擔民事義務的人。包括公民、法人和其它組織，國家或其代表機關、組織在某些活動中也可以成為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筆者認為，120急救中心救助患者是一種準民事法律行為，它們之間存在民事法律關系，雙方既享有權利，又必須承擔一定的義務，因此，120急救中心應界定為民法中的民事主體。

首先，120急救中心具有醫療機構性質，是追求一定經濟效益的民事主體，而非行政主體或準行政主體。《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本條例適用于從事疾病診斷、治療活動的醫院、衛生院、門診部、診所、衛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醫療機構。”由此可見，急救中心的法律地位是醫療機構的一種，而不是醫療機構以外的管理機構或行政主體。行政主體是以自己的名義行使國家管理職權，作出影響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的行政行為。這種行政行為是行政主體針對相對人依照行政法律規定作出的，具有單向性、職權性和管理性特征。120急救中心是依患方要求，向患者提供醫療急救服務，不可能依職權單方面進行，在現有醫療體制下，大部分120急救中心實質上也不會無故施以醫療救助，充當見義勇為者。當然，作為緊急醫療救助服務的唯一提供者，120急救中心同時具有類似公用部門的民事主體性質。公用企業、事業單位，諸如鐵路、航空運輸企業和供電、供水部門，是其相應行業領域的唯一經營商，壟斷色彩較強，限制甚至排除了其它主體的競爭。120急救中心因其醫療設施、技術、人才的相對集中，擁有其它民事主體所不能擁有的優勢地位，故患者基本上沒有選擇余地。雖如此，不管是120，還是供電、供水等公用企、事業單位，都具有我國民法中民事主體的法律特征。

其次，從合同理論角度看，120急救中心與患者之間是一種事實上的醫療服務合同關系。第一，120急救中心與患者是合同訂立當事人，雙方法律地位平等，權利義務相對等，既享有合同權利，又同時承擔合同義務，兩者之間不存在管理和被管理、命令和服從的行政法律關系。第二，從合同簽訂過程來看，緊急醫療救助是雙方要約承諾的結果。患方向120急救中心撥打電話求救，可視為一種訂立合同的意思表示，120急救中心記錄患方情況并表示即將發車，則是一種同意對方要約的意思表示，雙方形成合意，意思表示一致，合同成立并生效。第三，雙方應基于誠實信用原則，及時、全面地履行合同內容。120急救中心答應發車急救，患方已對其產生信賴，120急救中心就必須及時趕到現場，對患者進行逐步檢查、診斷，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維持患者生命，并將患者及時送往醫院。如果患者病情危重，不宜搬動，醫護人員就必須對患者進行現場急救。患方則應該按照對方要求，全力配合醫護人員的急救活動。

最后，120急救中心如不履行合同或履行合同不符合約定，應依過錯推定原則承擔民事責任。120急救中心不依規定及時、有效地向患者提供合理、必要的急救服務，比如怠慢發車、救護措施不當，應承擔違約責任。患方可催促對方繼續適當履行、采取補救措施或賠償損失。且120急救中心這種違約行為是推定其有過錯前提的，如果它主張自己沒有過錯，比如發車不及時是交通阻塞的原因所致，就應該對此事實舉證證明。如果舉證不力，還是要承擔民事責任。過錯推定原則是基于保護患者利益而設置的，且這種證明責任的分配相對于占據資源優勢的120急救中心來說，也是合理、公平的。

（作者單位：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人民法院）

第二篇：行政主體的重新界定

前言

行政主體作為法律名詞的出現，最早要追溯到八十年代末。它一經提出，即便引起了法學家們熱烈的討論。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該理論研究已成為行政法學研究行政組織的主流。對行政主體的探討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對行政組織法的全面研究。行政主體作為一個法學概念出現之前,我國行政法學界一直沿用行政學中的“行政機關”來指稱以自己名義實施國家行政管理,并承擔相應行政責任的管理組織。但這一概念不能窮盡所反映的對象客體,不能區別行政機關的民事主體和行政主體的雙重地位,也不能反映它本身在行政法中的特殊身份。因此尋找一個新的、能對行政訴訟中法律責任的承擔者予以抽象概括的概念十分的必要。九十年代，我國在行政主體研究上形成了獨特的行政主體理論，但隨著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社會主體多元化發展，現有的行政主體理論已顯現出諸多弊端，甚至阻礙了司法實踐的發展。在現代公共行政改革的沖擊和行政主體多元化的大趨勢下,我國目前的行政主體理論受到了實證主義極大的挑戰。為了回應這一沖擊,順應這一趨勢,必然要求重新確立行政主體的內涵,擴大我國行政主體的外延。因此，重新確立行政主體的界定標準成為行政法學理論研究的當務之急。

一、當前我國行政主體理論面臨的挑戰

“行政主體”是一個法學術語。關于行政主體概念,我國行政法學界基本上已達成共識,即行政主體是指享有國家行政權力,能以自己的名義從事行政管理活動,并能獨立地承擔由此所產生的法律責任的組織。由此，我們可以歸納出現在理論界對于行政主體的界定標準。首先，行政主體必須是一種組織,而不是個人；行政主體必須是享有國家行政權力、實施行政活動的組織；行政主體必須是能以自己的名義實施行政活動的組織；行政主體必須是能夠獨立承擔法律責任的組織。以上的四點標準就是對于行政主體內涵的確認，也是對行政主體范圍的界定。由此看出,此界標準定決定了只有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組織才可能作為行政主體而存在，受行政法規調整。但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我國這一沿用多年的行政主體范圍也存在需要重新界定的問題。首先讓我們看個案例。

劉某和羅某是成都某高校外國語學院2003級英語本科班學生。2004年5月9日晚,劉某和羅某在教室里擁抱、接吻,被學校的監控設備錄了下來。2004年5月20日,學校依據該校《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第13條第3款“發生非法性行為者,給予開除學籍處分”之規定,勒令兩人退學,兩人當學期的期末考試也被

取消。2004年8月17日,劉某和羅某在律師的陪同下,向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遞交了一紙訴狀,將母校告上法庭。2004年9月16日,兩名學生向法院遞交了“學校暫停執行勒令退學處分”的申請。2004年10月21日,成都市武侯區法院下達了“中止執行勒令退學處分”的裁定書,兩名大學生搬回學校,一邊上課,一邊等待法院恢復審理。同年12月6日,成都市武侯區法院開庭,原、被告雙方律師就是否應當受理此案件展開了激烈的爭辯。法院最后對上述案件進行審查后認為,該起訴不符合行政訴訟法規定的受理條件,并對上述案件做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同時將裁定書送達了起訴人。類似的事件還有“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及“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等。這個案件涉及的就是行政主體范圍的界定問題。在此案件中，著重體現以下幾個問題。學校是否具有行政主體資格？學校開除劉某和田某的行為性質如何界定？是否是具體行政行為？學校的這種處分行為是否受行政法調整？

眾所周知，我國行政法調整的是行政主體和行政相對人的關系，如果行政主體實施的具體行政行為侵害了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那么，行政相對人可以提起行政復議或行政訴訟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而代表政府形象的行政主體，在社會分工中扮演著管理者的角色,民眾相對地處于被管理的地位。這種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主要源于國家賦予行政主體的行政權。作為一項國家權力,具有強制性、支配性和執行性,這種公權力使得行政相對人處于一種弱勢的地位。為了達到公權力和私權利二者之間的平衡，行政法的出現使得公權力的行使受到了限制。這不但保護了公民的合法權利，也體現了法律正義性的價值。在我國,目前公認的行政主體是行政機關與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其具體可以分為以下幾種:①國務院;②國務院組成部門;③國務院直屬機構;④經國務院授權的辦事機構;⑤國務院部委管理的國家局;⑥地方各級人民政府;⑦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職能部門;⑧經法律、法規授權的派出機關和派出機構;⑨經法律、法規授權的行政機關內部機構、議事協調機構和臨時機構;⑩經法律、法規授權的其他組織,如經授權的行政性公司、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群眾性組織等。從此案看，爭議最大的焦點就是主體適格問題。也就是說，學校到底能不能作為行政主體來接受行政訴訟。從上面列舉的行政主體上來看，學校并不在其中。我國的行政主體行主要是指政機關及法律、法規授權組織。學校作為一種國家的事業單位，它在性質上屬于公法人，雖然在行使管理職權上具有公共性，但這種公權力并不是來源于法律法規的授權，所以傳統理論普遍認為這種公共組織應該排除在行政主體之外。

在此案中，由于學校沒有行政主體資格，那么它所行使的行為也就不是具體行政行為，當然也就不能受行政法調整了。所以，法院駁回了原告的起訴比較符合法律依據。但法院的判決雖然符合合法性原則，但卻不符合合理性原則。學校作為一種公法人，具有一定的公權力。當學校履行公共管理職能時，必然會對學生產生影響。學生在這種公權力下會處于一種被管理的地位。在這種弱勢地位下，學生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如果學校對學生的這種自上而下的行為不被認為是行政行為的話，那么這種行為將無法定性，因為從行為性質和調整對象上看，這種行為也不能認定為民事行為和刑事行為。所以，這種公法人則會出現權力的真空。其次，學校作為一種提供公共服務的組織，它管理的事項涉及的是社會的公共利益。憲法規定，每個公民都有受教育權，學生在學校受教育就是享受這種公共利益的體現。如果學校僅僅因為學生的一些錯誤，就根據《大學學生違紀處分規定》剝奪憲法所賦予的受教育權，從法律效力上來講是說不通的，因為憲法效力高于一切。

在實生活中,有很多類似于以上那樣的案例。擁有行政權組織未被列入行政主體中,他們往往因為不具有行政主體的身份而無法被列為行政訴訟的被告,從而致使眾多的被這些組織侵犯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得不到公法的救濟。他們與上述第⑩所界定的行政主體的區別就是他們的授權不是很明顯 ,但實際上這些不為法律所約束的“公法人”卻越來越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重要的影響。隨著我國行政理念由管理行政向服務行政的轉變,特別是自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出現了更多的以非國家機關或法律法規授權組織身份出現的公法人和其他組織。眾多的原本由行政機關行使的權力被賦予了從事特定公共事務的組織,即上述的公法人,或者是由原來國家機關或國家機構轉變而來的行業協會。這些在傳統認識上不屬于行政機關、不具有行政職權的組織實際上擔當了行政機關的角色。這些組織與人們的日常生活聯系頗為緊密,因此它們對人們的影響也是非常的普遍。與此同時，公共權力的分散化和多樣化,引發了行政主體的多元化和社會化。實踐中那些具有公共職能的非政府公共組織,以各自的方式實現著市民社會的公共管理行。當國家權力向社會轉移已成為現代的總體趨勢下，行政法學界開始呼吁，重新確認行政主體界定標準，擴大行政主體外延,將社會公共組織納入行政法的調整對象,賦予這些承擔公共管理職能的非政府公共組織以行政主體的資格。

二、我國對西方國家行政主體理論的借鑒

在西方國家，普遍存在的行政主體制度,是一種以行政分權、地方自治為核心,以法律規范、法院救濟為保障的行政組織法律制度。我國目前還沒有形成系統的行政主體制度，早在八十年代末引入行政主體概念主要是為了解決行政訴訟的被告問題。盡管二者的目的并不相同，但西方國家行政主體概念的根基十分牢靠，其適應社會變化的能力也非常強，這些都值得我們借鑒。首先,咱們先來看一下大陸法系的典型代表國家———法國與德國。在法國,行政主體是作為行政分權技術出現的。法國行政法學家將行政主體定義為“享有實施行政職務的權力,并負擔由于實施行政職務而產生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的主體”。[4]在德國,行政主體是指在行政法上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具有統治權并可設置機關以便行使、借此實現行政任務的組織。日本的行政法學者們則將行政主體界定為行政權的歸屬者。以上國家對行政主體的界定基本上是依照“行政職能”、“行政職權”。我們再來看一下英美法系的代表國家———英國與美國。在英國,沒有行政主體的概念,但卻存在行政主體制度,因為英國長期以來實行行政分權,而行政主體制度則是行政分權的法律技術。英國的行政主體有三類:國家、地方政府和公法人。美國的行政主體有四類:聯邦、各州、地方政府和公法人。兩國行政主體的范圍與法國比較類似。但無論是大陸法系的法國、德國日本，還是英美法的美國、英國，它們共同的界定行政主體的標準學說都是行為標準說，這與我國的主體標準學說有著很大的不同。這些國家還有一類重要的行政主體,即公法人,并且它在行政主體中占有相當的比重,而我國行政主體中所欠缺的就是此類公法人。正是由于此類行政主體的缺,才致使類似本文開頭的案例接二連三地出現。

三、我國行政主體內涵的重新界定標準

要擺脫我國行政主體理論面臨的現實困境,有些學者提出對我國行政主體理論進行重構,以對行政主體理論進行改造與完善。主流觀點有二:有學者認為借鑒西方的行政主體制度,在我國建立以行政分權為核心的行政主體制度;也有學者認為應在借鑒法、德、日等國家界定行政主體概念的基礎上,重新界定我國行政主體的內涵。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因為第二種觀點比較適合我國國情。我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國家，建立完全以行政分權為核心的行政主體制度與我國目前的政治制度不符。雖然我國現在正處于體制改革和社會轉型時期，但行政分權的行政主體制度涉及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涉及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轉變，實施起來也會有很大的困難和障礙。從中央集權直接到行政分權大跨度的轉

變也會使社會結構不穩定，產生一些負面的效果。通過借鑒法、德、日等國家界定行政主體概念的經驗來豐富和界定行政主體的內涵,擴大行政主體的范圍,完善行政主體理論,是比較適合我國國情和現實需要的。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了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開支，世界各國興起了一場公共行政改革運動。各國政府普遍把部分行政職能開始像社會轉移，從而促成了非政府公共組織的興起,呈現出公共權力的多樣化和行政主體的多元化趨勢。這種簡政放權的路徑結果導致了國家行政的范圍縮小,社會公共行政的范圍擴大。所以,自現代公共行政改革以來,國家行政已不能涵蓋所有的公共行政,社會公共行政應運而生。姜明安教授指出:“國家行政屬于公共行政,但公共行政并不屬于國家行政,公共行政除了國家行政外,還包括其他非國家的公共組織的行政,如公共社團、律師協會等的行政以及公共企業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公立學校等)的行政。”[2]雖然我國現有的行政主體理論還在以職權性與授權性的劃分為界定標準，但從近幾年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實踐來看,我國行政法領域也開始逐步涉及社會組織進行的公共行政。而我國這種公共行政改革和社會行政理論的增加,為以“行政管理職能和行政權”為標準界定行政主體提供了現實背景。

重新界定后的我國行政主體,指依法享有行政管理職能和行政權,能以自己名義實施公共行政, 并對行為后果承擔法律責任的組織。行政主體新的內涵應該有新的理解。這里的行政權力不僅包括傳統的國家行政權力,還包括社會公共行政層面的行政權力。根據這個新的界定標準,行政主體的范圍應該包括行政機關、被授權的組織和其他社會公權力組織。這種“行政管理職能和行政權”新的界定標準將會擴大行政主體的范圍, 明確各類組織的行政主體地位及其公法上的責任,為受行政主體侵犯的行政相對人提供合法救濟[5]。所以，行政法學應該加大對新增的從事社會公共行政的行政主體類型的研究,以反映行政主體多元化的趨勢。

結論

如前所述,現階段非政府組織行使公共權力的范圍越來越廣泛,也越來越頻繁。這種社會的公共行政與政府機關的行政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而僅僅是管理主體的不同而已。它們都是行使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進行的管理行為,它們都會對社會成員的權利帶來影響。既然社會公權力組織的公共管理行為必然會影響到

公民權益,就必須要有一定的法律予以規范和調整,才能確保社會公權力組織管理行為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也才能保障公民權益不受社會公權力組織管理行為的侵犯。由于這些社會組織管理的事務和行使的權力都具有一種公共性,因此,其他法律特別是民法無法將其納入調整范圍,而以規范公共行政權力為內容的行政法來加以規定則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合理性。

第三篇：關于職務侵占罪主體范圍的界定

關于職務侵占罪主體范圍的界定

一、職務侵占罪主體范圍之界定 關于職務侵占罪主體范圍問題，理論上的爭議集中表現在“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是否包括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問題上。根據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的工作人員的特點，將他們排除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似乎并不合理，因為在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中，除了存在依法執行公務的國家工作人員以外，還有非從事公務的其他人員，例如直接從事生產、運輸或者其他勞務性活動的工人、機關勤雜人員、個體勞動者、裝卸工、國家機關的汽車司機、國有商店的售貨員、國有企業的售票員、出租車司機等。他們顯然不屬于從事公務的人員，實踐中不能排除這些非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本單位的財物行為的發生。如果將上述人員排除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范圍，其侵吞本單位財物的行為之定性將會遇到窘境。從現實來看，國有單位中的非從事公務的其他人員雖然不依法從事公務活動，而僅僅是從事勞務或其他工作，但由于他們在國有單位所從事的工作本身的性質，使得其中一部分人具有一定限度的管理公共財物的職能。這部分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吞本單位財物的行為，完全符合職務侵占罪的構成特征，應以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

據此，職務侵占罪的主體應包括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中非從事公務的工作人員。

二、單位的勞務人員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主體問題

（一）職務侵占罪和貪污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含義是否相同 從職務侵占罪的歷史淵源以及《刑法》第271條第1款與第2款的邏輯關系看，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含義上沒有實質區別。首先，如前所述，職務侵占罪的主體中有一部分是由原來貪污罪的主體中分離出來的，立法者設立職務侵占罪的主要目的從主體上將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區分開來，兩罪的客觀方面其實是相同的。其次，從刑法第271條第1款與第2款的邏輯關系上考量，依據《刑法》第271條第2款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刑法有關貪污罪的規定定罪處罰。而前款行為正是非從事公務人員的職務侵占行為。因此，從邏輯上講，貪污行為與職務侵占行為在客觀表現上是一致的。此外，從相關司法解釋中也可得出同樣的結論。如據199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公司、企業人員受賄、侵占和挪用公司、企業資金犯罪案件適用法律的幾個問題的通知》，所謂職務侵占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公司董事、監事或者職工利用自己主管、經管或者參與公司工作的便利條件。而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將貪污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解釋為利用職務上主管、管理、經手公共財物的權力及方便條件。不難看出，上述兩項司法解釋對于職務侵占罪和貪污罪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的理解基本是一致的。

“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功能上主要是為了區分不需要利用職務的便利實施的犯罪諸如盜竊罪、詐騙罪等。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中“利用職務之便”在本質上都是相同的，只是在具體表現形式上有所差異，需要結合“利用職務之便”中的職務的內容或者職務所存在的領域來進行分析。

（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利用工作的便利”的關系

既然貪污罪與職務侵占罪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沒有實質區別，那么，職務侵占罪在“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就不能等同于“利用工作的便利”。“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應有別于“利用工作的便利”，“利用職務上的便利”與“利用工作的便利”在邏輯關系上應是并列的、不同的范疇，而不可能是簡單的同義重合。

（三）單位的勞務人員能否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 職務活動的本質在于管理性。既然職務侵占罪中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之“職務”，指的是管理性的活動，與此相對應，其主體必須是有資格從事管理活動的人員。

什么是勞務呢？所謂勞務，是指單純的體力勞動或者技術勞動。并非所有的單位勞務人員都應排除在職務侵占罪的主體之外，其中從事管理性事務的勞務人員可能成為職務侵占罪主體。例如單位的貨物押運員、倉庫保管員、出納、會計等，他們的活動是保管貨款貨物，具有管理性，但是對于像售貨員、售票員之類的人，他們能否成為本罪的主體，還要具體分析。如果售貨員擁有對商品價格在一定范圍內的決定權，那么他實際上對貨物就享有支配權，其工作就有一定的管理性，他就可以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而如果他對貨物沒有支配權，只是按照定價將貨物銷售、同時收取顧客的貨款，每天關店盤點時如數將貨款交到出納那里，這種工作就屬于純粹的沒有管理性的事務了，也就談不上構成職務侵占罪。

因此，界定單位中的勞務人員能否構成職務侵占罪主體，就是要具體分析其是否組織、領導、協調、支配、經手某種事務、事物或財物。

三、《刑法》第271條第1款“其他單位”中的“單位”的范圍問題 準確界定第271條第1款所規定的“其他單位”中的“單位”的范圍，必須解決如下幾個問題：

第一，第271條第1款“其他單位中”的“單位”的范圍，是否與總則第30條單位犯罪中的單位范圍一致？第30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那么，第271條第1款規定中的“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中的“單位”與總則規定的“單位”范圍是否一致呢？筆者認為，總則中關于單位犯罪中“單位”的范圍與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的范圍并不一致。兩者區別之要義在于價值取向不同。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只需要具備形式上的合法性即可成立，但是作為第30條單位犯罪中的“單位”不僅要具有形式的合法性，而且還需具備實質的合法性。因為從價值取向角度而言，作為犯罪主體的單位的認定，應從嚴掌握，否則，把所有大大小小的單位一律都認可具有作為單位的主體資格，就會把一些自然人犯罪，作為單位犯罪論處，不僅放縱了罪犯，且有失公平。另外，從刑法的謙抑性以及刑法與經濟發展保持相對張力的角度，對單位犯罪的單位的認定也應從嚴把握。而作為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的確定，主要是解決其內部工作人員的犯罪問題，在一般情況下，只需具備形式的合法性，刑法上的單位即可成立。那么，為了犯罪而成立的單位，能否成為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1999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個人為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而設立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實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業、事業單位設立后，以實施犯罪為主要活動的，不以單位犯罪論處”。盡管司法解釋將為了犯罪而成立的單位排除在單位犯罪主體之外，但是否屬于單位與是否將其列入單位犯罪的主體，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如前所述，第271條第1款所規定“單位”只需要具備形式上的合法性即可成立，但是作為犯罪主體的犯罪單位不僅僅要具有形式的合法性，而且還需具備實質的合法性。鑒于個人犯罪的處罰一般比單位犯同種罪重，從有力打擊個人利用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的形式謀取個人利益而實施的犯罪角度出發，對其犯罪不視為單位犯罪，而以個人犯罪論處是必要的。但是，由于這些畢竟是經過注冊登記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故其具備形式合法性，應當視為第271條第1款所規定“單位”。況且，其中的工作人員也并非都是犯罪人的共犯。因此，應當認為他們是公司、企業單位的人員，其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有該單位的財物，仍應以職務侵占罪論處。否則，對他們不以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看待，按其犯罪手段分別以盜竊罪、詐騙罪、侵占罪論處，否定他們利用職務犯罪的特點，未免失當。

而正在籌備成立的公司、企業或其他組織能否視為第271條第1款“其他單位”中的“單位”呢？單位的法定資格，就象自然人一樣，始于其出生之日，終止于其生命結束亦即單位撤銷、解散、關閉等等之時。嚴格講來，處于正在籌備階段的單位，不能成為第271條中所規定“單位”。

第二，私營企業能否成為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參照國家統計局于1998年9月2日發布的《關于統計上劃分經濟成分的規定》的有關內容，私營企業是指由自然人投資設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營利性經濟組織。具體來講，私營企業有四種形式：獨資企業、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以及股份有限公司。況且，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并無所有制的限制。應當看到，由于私營企業財產所有權的私有性以及其內部雇員主體身份的特殊性，長期以來，法律、法規對私有企業財產利益的保護一直限于民事手段。為彌補以往刑事立法之不足，體現刑法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平等保護原則，加大對私營企業財產利益的保護力度，將私營企業視為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可以更為有力地懲治職工雇員侵害本企業的財產利益的行為。

第三，個體工商戶和個體經營戶，是否屬于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筆者認為，個體經濟，指個人經營，包括個體工商戶、農村的個體經營戶。個體工商戶不屬于企業范疇，財產是個人所有的，其一切活動均取決于一個人的意志，自負盈虧，不具有團體的特征，當然不能視為第271條第1款中的“單位”，其所請的幫手、學徒，自然也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主體。

第四篇：淺談我國政府會計主體現狀及重新界定

淺談我國政府會計主體的現狀及重新界定

摘 要

政府會計主體是政府會計核算和監督的特定單位或者組織，是政府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的空間范圍。目前，我國的政府會計側重于某一個具體部門，采用單一主體的預算會計主體模式。這種模式將政府預算與政府具體使用資金的核算割裂開來，使得預算對具體財務資源的使用缺乏控制，達不到政府預算的目的。

本文首先對政府會計主體的內涵與其雙重性進行分析，對我國現行政府會計主體的現狀進行討論，同時對于德國、美國、英國等國的三種不同的會計主體進行介紹，最后對現階段我國學者對于政府會計主體重新界定的觀點進行歸納，在借鑒西方政府會計主體界定的實踐經驗，對我國政府會計主體的重新界定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關鍵詞：政府會計主體 記賬主體 報告主體 基金主體 雙主體

目 錄

引言????????????????????????????? 3

一、政府會計主體的內涵??????????????????? 3

二、政府會計主體的雙重性：關于記賬主體與報告主體的討論?? 4

三、我國政府主體的現狀????????????????????? 5

四、國外政府會計主體的模式?????????????????? 6

（一）德國法國的政府主體???????????????????? 6

（二）美國州與地方政府的基金主體???????????????? 7

（三）英國等國的政府與基金并存的“雙元主體模式” ????????9

五、現階段我國學者對于會計主體重新界定的觀點??????? 10

（一）政府主體：“組織性質”學說的提出????????????? 10

（二）基金主體：“資金來源與用途”學說的提出?????????? 10

（三）雙主體??????????????????????????11

六、政府會計主體重新界定的相關建議????????????? 12 結束語???????????????????????????14 參考文獻?????????????????????????????14 淺談我國政府會計主體的現狀及重新界定

引 言

政府會計改革，是一場關乎政府公開透明、管理方式、行政職能轉變和預算管理制度的變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當前社會公眾對政府會計信息需求的呼喚。政府會計改革首先應對會計主體、賬戶設置等問題達成共識。政府會計主體解決政府會計核算和監督的空間范圍問題，是區分不同主體之間、主體與主體所有者之間利益界限的依據。政府會計主體界定問題是政府會計改革中的一個難點，關系到政府會計模式的選擇。只有通過識別和界定政府會計主體，才能確定政府財務人員服務的范圍以及財務報表供給的對象，從而提供具有相關性和可靠性的政府會計信息。

迄今為止，我國尚未真正意義的政府會計主體，對政府會計主體的研究也只是作為政府會計假設的一部分，并未系統和全面地對其進行闡述。我國在政府會計主體的界定方面，尚處于剛剛起步階段，還有許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因此，對政府會計主體的界定問題進行研究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一、政府會計主體的內涵

會計主體，又稱為會計個體、會計實體，是會計假設或會計基本前提中的核心內容，是指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的空間范圍。明確界定會計主體是開展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工作的的重要前提,其目的是在空間上對進入一個會計系統的各種經濟交易和事項做出限定。根據會計主體這項基本前提，會計實踐只為本主體服務，只核算和監督本主體的各種經濟交易和事項。換句話說，作為一個會計主體，應至少具備兩個特征：（1）經濟上的獨立性，即必須與其他主體或個人的經濟關系劃分開來，以核算和報告該主體本身的業務活動；（2）組織上的統一性，即必須具有統一的組織、目標、權責，以系統的核算和報告該主體的業務活動。

政府會計主體，是指政府會計工作特定的空間范圍。政府會計一直尚未在我國正式文件、制度中出現過,嚴格地說我國沒有政府會計,而只有預算會計。我國的預算會計是核算、反映和監督國家預算執行情況的會計,是為國家預算管理服務的。它分為財政總預算會計、行政單位預算會計和事業單位預算會計。1997年的預算會計改革，明確界定了我國預算會計的主體包括：各級政府、行政單位和各類事業單位。其中財政總預算會計的主體是各級政府，財政代表政府執行預算、管理財政收支；行政單位會計的會計主體是指會計為之服務的行政單位；事業單位會計的會計主體是指會計為之服務的各類事業單位。鑒于我國并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政府會計，故以下討論的我國政府會計即指的是我國的預算會計主體。

二、政府會計主體的雙重性：關于記賬主體與報告主體的討論

政府會計主體可以分為記賬主體和報告主體兩類。記賬主體，又稱為核算主體，是從會計記賬角度界定會計主體。記賬主體主要解決單位業務核算的范圍問題。具體地說，記賬主體涉及：（1）會計要素的定義；（2）會計科目設計；（3）記賬程序和方法的運用；（4）會計確認基礎（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5）會計計量屬性等問題。報告主體，又稱為報表主體，是從會計報告角度界定會計主體。報告主體主要解決單位會計報告業務資料的范圍問題。具體地說，報告主體涉及：（1）會計報表種類、格式；（2）會計報表的信息范圍；（3）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等問題。區分記賬(核算)主體和報告主體的標準，在會計上主要看這一會計主體是否獨立的記賬，是否單獨編制對外會計報表。如果進行獨立的記賬但不單獨編制對外會計報表，那么它就是一個會計記賬主體，但不是一個會計報告主體；如果不進行獨立的記賬但單獨編制對外會計報表，那么它就是一個會計報告主體，但不是一個會計記賬主體；如果既進行獨立的記賬又單獨編制對外會計報表，那么它既是一個會計記賬主體，又是一個會計報告主體。

對于政府會計的記賬主體和報告主體是否統一的問題，我國學者持有不同的觀點。

史紹紱（1994）、孫繼光（1994）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政府會計中，會計主體與財務報告主體不加區分，即認為會計主體就是財務報告主體。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政府會計主體和政府財務報告主體是有區別的。會計主體要確定的是需要達成自相平衡的一組經濟業務或經濟活動。財務報告主體要確定的是納入政府財務報告內容的范圍和組成結構（趙建勇，2001）。張連江、俞景中(2003)認為，會計的記賬主體與報告主體應該是區別開來的。針對“基金主體”模式，其記賬主體是各類“基金”，其報告主體由以基本政府為核心的多個層次組成,具體內容范圍和組成結構要結合各國具體情況來確定。筆者認為：從兩個主體的具體工作來看，記賬主體和報告主體還是有很大差別的，因此，將會計主體區分為記賬主體和會計主體還是很有必要的，在目前預算會計制度下，記賬主體與會計主體相吻合只是現行預算會計制度的一個巧合。

三、我國政府會計主體的現狀

目前，在我國政府的正式行文中，還沒有“政府會計”的稱謂(解放前，我國曾用過“政府會計”的名稱)。國外的政府會計大致相當于我國的預算會計，但國外的“預算會計”內容與中國的“預算會計”大不相同。國外的預算會計是記錄預算的會計，因為其法定預算需要作正式的會計記錄。中國的預算會計是以預算管理為中心的宏觀管理信息系統和管理手段，是核算、反映和監督中央和地方政府預算以及行政、事業單位預算收支執行情況及結果的會計，它更接近于政府會計范疇。

現階段我國的政府會計采用單一預算會計主體模式，以政府預算為基礎，其組成體系應與國家管理體制相適應，每一個預算單位為一個會計主體和報告主體。在核算中，對于指定用途或需要單獨報賬的資金設置若干的基金予以單獨核算，但在報告時仍然以機構作為主體，各個基金不分開，都只是單一主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可見，我國政府會計的會計主體側重于某一個具體部門，明確將各個部門作為會計服務的對象，也即政府會計主體。我國政府會計的主體包括國家各級政府以及各類行政單位。財政總預算會計的會計主體是各級政府而非財政機關。雖然我國的政府會計中也存在著基金的概念，但其表現形式是具體會計要素中的一級科目，未能成為完整意義上的獨立會計主體，只是作為部門或單位會計主體的一種必要補充，是某一部門會計的具體核算對象。而且，我國政府會計的報告主體和記賬主體是一致的，也是以各級財政部門和行政單位作為報告的主體。我國現有的行政和公共服務體系會計沒有明確的記賬主體，按照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行政單位會計制度的條文，會計報告主體似乎是各級財政部門或單位，但實際反映的是各級政府或行政單位的財務狀況及預算執行情況。我國政府財務報告的主體為向人大提交政府財務報告的一級政府，但是財政總預算會計在組織會計核算時的會計主體分別由一般預算、基金預算、專用基金等部分組成。這在很大程度上仍以企業會計的模式作依據，并未形成非營利組織會計的特點。

根據我國的具體情況，可以看出我國的政府會計主體具有以下特征：（1）多層性。由于實行財政資金縱向分級管理體制，各級政府、各級政府的部門和各個政府單位（包括行政單位預與事業單位）都是會計主體，由此構成多層級的會計主體。

（2）復合性。政府單位橫向資金來源多渠道，具體管理要求不盡相同，如有的資金實行專款專用原則，實質上成為基金，由此構成復合式的會計主體。

我國的預算會計的這一模式將政府預算與具體使用資金的核算割裂開來，使得預算對具體財務資源的使用缺乏控制。而財政資金的統一向下撥付又助長了各單位爭資金而輕效益的現象，導致財務資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同時也助長了腐敗與鋪張浪費。對于某些專款專用的各項基金，我國的預算會計并沒有進行單獨的核算與報告，導致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擅自篡改用途的現象的出現，沒有真正的做到專款專用的目的。

由于我國目前政府會計報告體系采用的是單一的組織主體模式，在沒有引入基金報告主體的情況下，政府財務信息只能總括反映政府合規性受托責任的履行狀況，而無力提供不同性質財政資金的具體來源和使用信息。這樣容易導致政府財務信息相對籠統，即使編制了政府合并財務報表也會使政府財務信息過于宏觀，制約了對政府合規性受托責任的詳盡反映，難以滿足信息使用者對不同層次的政府財政性信息的需求。

四、國外政府會計主體的模式

（一）德國、法國的政府主體

在大部分的歐洲大陸國家都采用德法模式，德法模式以單位作為基本主體，就是按政府組成、控制的單位，作為基本主體，實際上是將預算單位作為政府會計的主體。

德法模式將預算單位作為政府會計主體與其獨特的法律體系有很大的關系。德法模式的國家的法律系統屬于以成文法為特征的歐洲大陸法系。歐洲大陸法系在法律中制定有詳細的規則。實行歐洲大陸法系的國家, 其政府會計原則受法律的影響既廣且深,關于政府會計和報告的規定,往往直接列為公共財政和預算法的組成部分。以德國和法國為例，德國沒有單獨的準則制定機構，德國政府會計依據的準則是公共財政和《預算法》。法國準則制定模式是一種由政府制定會計準則的模式，其準則制定機構主要是會計準則委會，該委員會由經濟財政部領導，其成員半數以上 來自政府部門，因此也具有較濃的官方色彩。德法模式政府會計的主要目標是行政控制，其次才是向議會報告自己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如德國政府會計的主要目的是滿足立法機關的信息需求，而并沒有考慮社會公眾和政府部門執行機構的信息需求。德法模式政府會計的目標是與預算和法律保持一致,監督預算的執行,向議會報告財政收支的合法性,以保證實際收支項目與預算收支相一致。因此，德國和法國的政府會計是“立法導向的”，主要用于“財政”目的而非“管理”目的，這也就與政府主體重預算輕管理的模式相適應。

同樣，議會與政府的關系也對其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德法模式國家議會的作用相對較弱,在與政府的關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如法國議會的權利是有限的,在立法權上,憲法雖然規定,一切法律皆由議會通過,但是有很多事項不屬于法律而屬于政府法令、條例管轄，即使是法律管轄的事項,政府也可以要求授權自行采取措施。在監督權上,法國議會的作用更弱,效果甚微。通過提不信任案迫使政府下臺的權利,只限于國民議會行使,也是它唯一能有效地批評政府行為的方法,但是由于總統可以在與總理和兩院議長磋商后,解散國民議會,所以議會在提出不信任案表決時,議員必然瞻前顧后。德國議會的作用比法國要強,但是相對于英美等國卻仍然要弱,如德國政府有權通過聯邦總統提前解散聯邦議院重新選舉,并且擁有緊急立法權。如果議會的作用相對較弱,權力較小, 那么議會對政府會計信息的需求就相對較少,如僅限于審核政府預算的執行情況，進而使社會公眾對政府會計信息的需求也較少，這就與以預算單位為政府會計主體相吻合。

而第三個原因是德法模式國家的聯邦(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督控制權一般較高。如法國是一個高度集權的國家,中央政府的地位和作用牢不可破。中央掌握著財政大權,財政監督是法國國家對地方政府進行監督的一個重要方面,包括預算監督和其他財政監督。德國雖然是實行聯邦制的國家,但是其聯邦政府擁有極為廣泛的權利,對州和地方權力機關有著很大的影響。聯邦政府有權以政府的名義發布命令,要求州和地方政府執行;各州只通過聯邦參議院參與聯邦立法和行政事務,維持各州利益,對聯邦議院和聯邦政府的職權和所做的決定起控制和補充的作用。在聯邦(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督控制權一般較高的情況下，預算單位為會計主體有利于聯邦（中央）政府在財政上對地方政府進行控制監督。

（二）美國州與地方政府的基金主體

美國州與地方政府的基金主體以基金作為基本主體，就是把政府營運的資金“切 塊”，每“塊”資金有固定的來源和限定的用途，分別設置賬戶核算、編制財務報表。每“塊”基金獨立運作，都作為基本主體。雖然其政府會計仍與傳統的預算密不可分,但它又試圖擺脫預算。政府會計體系仍然以基金的形式監督預算的執行,但會計又在很多方面獨立于預算,如政府要遵守外部的會計準則,而這些準則并沒有采用預算會計所經常采用的收付實現制基礎。會計報告傾向于滿足實際或潛在的外部使用者的需求,如貸款人、政府證券投資者、納稅人和選舉人。

美國的法律體系則屬于以習慣法為特征的海洋法系，海洋法系以少量的成文法為基礎,由法庭加以解釋,并建立大量的判例作為補充。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以法律的形式將政府會計進行規范是不可行的，因此，美國的政府會計標準基本上都是由會計職業團體制定的。如美國政府會計規范屬于在官方領導下的民間準則制定模式，包括聯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會計規范。其中，聯邦政府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是聯邦會計準則咨詢委員會（FASAB），地方政府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是財務會計基金會主辦的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GASB）。因此，美國政府會計規范具有開放性，側重對外財務報告準則規范，基本目標是反映政府整體對公眾的受托責任。

同時，美國是一個典型的聯邦制國家, 州政府和聯邦中央政府之間有明確的權利劃分,保持相對獨立;州和州之間由于有各自的憲法,也保持相對獨立;州以下的地方政府則實行較高程度的地方自治。因此,從法律形式上看,聯邦、州和地方政府都是相互獨立的,不存在上下隸屬關系。可以看出聯邦(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督控制權較弱,地方政府的作用相對獨立,公民和投資者、債權人等更需要對政府的財務狀況進行評估,地方政府所承受的外部壓力較大,從而迫使其提供更加易于理解的會計報告,進而推動其政府會計發生變革。

顯然，美國的州和地方政府是相對獨立的，基于受托責任的觀念，地方政府采用基金主體可以更好的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即公民和投資者、債權人等對地方政府進行監督，滿足公眾對會計信息的需求。

當然，就整個美國政府而言，還是存在政府主體的，也就是大多數人認為的美國的“雙主體”。美國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GASB)于1991年6月份發布的《政府會計準則委員會公告第14號—— 財務報告的主體》中的有關規定：“政府財務報告的主體由以下三部分組成：一是基本政府；二是基本政府負有財務責任的組織；三是那些就其與基本政府之間關系的性質和重要性來說，如果不將它們納入報告主體的財務報表將會導致財務報告誤導和不完整的組織。”可見美國實際上是將整個政府的 全部活動都納入到一個統一的“政府主體”中進行核算，包括：政府單位、公立非營利組織以及它們所屬的公立。但是就州與地方政府而言，采用的是基金主體。同時1999年6月,GASB頒布了第34號公告，要求州和地方政府除了基金報告以外,還要編制以完全的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政府整體財務報表。

（三）英國等國的政府與基金并存的“雙元主體模式”

單位主體和基金主體并存，就是對政府一般經濟資源以單位作主體進行核算和報告，對有特定用途的資金以基金作主體進行核算和報告。這種做法可稱之為“雙元主體”模式。目前，英國、加拿大等國家都采用這種模式。英國模式的政府會計則已經基本上擺脫了傳統的預算。政府的所有活動不僅僅是企業活動都采用了權責發生制會計基礎,同時權責發生制會計原則和準則也影響了預算觀念和數據。英國中央政府會計實行基金會計模式，地方政府會計的特定業務也需要設立基金。

與美國相同，英國的法律體系也是以習慣法為特征的海洋法系，英國中央政府會計準則的制定機構雖然是政府,但是,為了在政府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增加一些獨立的因素,確保資源會計最大限度地符合英國公認會計準則,1996 年財政部成立了財務報告咨詢委員會,負責對政府會計報告準則與標準問題提供咨詢建議。地方政府會計準則是由獨立的會計標準委員會(ASB)發布的。英國實行“議會至上”的原則,議會不僅擁有立法、決定財政權、監督行政系統的活動、司法終審權等權利。可以看出與美國相似，英國的議會處于相對獨立的地位，擁有與政府相抗衡的能力。而英國中央政府財務報告的目標是表明公共資金按照國會設定的目標正確地使用；向國會提供有關服務成本的信息；證明授權使用公共資金的各機構充分履行其職責并有效地管理公共資金，可以看出政府會計強調行政官員對國會的受托責任。

同樣，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關系方面，英國雖然是一個單一制國家,但是其建立基礎是地方分權。英國沒有明確的法律條文對中央與地方政府進行明確的權限劃分,但是從中央與地方行政權力的實際情況以及相關法律條文來看,獨立征稅是地方政府傳統的權利,分權管理也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種約定俗成的分工。可以看出英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監督管理權還是較弱的，但地方政府的權利并沒有像美國地方政府那么大，在這點上，英美兩國有較大的相似之處但又有所區別。

以上可以看出社會各界對于政府會計信息的需求較大，這也就表明了基金主體存在的必要性。而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一定的監督管理權要求了政府主體這種模式 的存在。

五、現階段我國學者對于會計主體重新界定的觀點

（一）政府主體：“組織性質”學說的提出

“政府主體”，實際上就是要回答哪些經濟主體屬于“政府”,應當納入到政府會計體系中。對此,當代西方國家的答案是:以公共財政理論為基礎,首先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或者說政府經濟活動的范圍,然后以此為標準,對照經濟主體的活動性質及其資金來源的性質進行取舍。葉龍，馮兆大（2006）認為當前我國政府應主要扮演以下三個經濟角色。

1、公共物品的提供者

2、公平分配的保障者

3、公有制度的維護者

而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執行上述職能的組織大致有三類,即機關單位、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他們認為國有企業至少在現階段應當全部排除在政府會計體系之外，而只有接受全額撥款的、純粹公立型的事業單位才應當納入到政府會計體系之中，對于機關單位他們認為應當全部納入到政府會計體系之中。

（二）基金主體：“資金來源與用途”學說的提出

我國現行的政府預算會計模式中已有了“基金主體”的雛形，例如我國現行的《財政總預算會計制度》中就有如下規定:“收入包括一般預算收入、基金預算收入、專用基金收入、資金調撥收入和財政周轉金收入等;支出包括一般預算支出、基金預算支出、專用基金支出、資金調撥支出和財政周轉金支出等;結余包括預算結余、基金預算結余和專用基金結余,各項結余必須分別核算,不得混淆。”盡管如此,我國現行的政府會計模式中并沒有明確提出“基金主體”的概念。而且，我國的基金與“基金主體”的基金還是有區別的。我國現行政府預算會計體系中的基金是指為興辦、維持或發展某種事業而儲備的資金或專門撥款,如各種政府性基金,按規定它也需要單獨核算。而“基金主體”中的基金則是從專款專用的角度對“政府主體”的全部經濟資源所作的進一步細分。它是“政府主體”的子系統, 若干個“基金主體”的總和就構成了一個獨立的“政府主體”。由此可見,這兩個概念之間有一定的重疊之處,但從總體上看,后者的概念要寬泛得多,它涵蓋了“政府主體”中的全部經濟資源,而前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葉龍，馮兆大（2006）認為可以以“基金”為主體進行會計核算和報告,將有效避免政府財務管理方面的隨意性和人為因素,細化政府的受托責任,增強政府的責任 意識,切實保證各項財政資金的專款專用,提高政府各項經濟活動的透明度，節約廣大人民群眾對政府的社會監督成本。他們認為我國未來的政府會計模式中可以考慮主要設置以下三大類“基金主體”:(l)公共基金(2)保障基金(3)權益基金，同時指出各“政府主體”還可以在上述分類的基礎上再作一步的細分。

朱雪峰（2005）認為在確定記賬主體時，應以各類基金為記賬主體。為保證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的需要，提高政府財政資源的有效利用程度，我們應借鑒西方國家的政府基金會計，根據復式預算的要求和政府承擔的財務受托責任情況，從加強財務資源管理和規范政府財務行為的需要出發，建立政府公共基金會計、國有資產基金會計和社會保障基金會計。在每一個基金內部還可以設置若干個子基金，并且每一個基金都有一個完整的會計核算體系和一套完整的財務報表。在確定報告主體時，要注意層次性，把政府會計的報告主體分為基本政府和基本政府的組成單位(如行政單位)和主要基金，條件成熟時，將基本政府的相關單位（如國有獨資企業)也納入報告主體范圍。

姜海華（2006）認為政府會計中，為反映預算限定，防止政府財務資源被濫用，更好地貫徹專款專用原則，應將會計模式轉變為基金會計。政府及政府單位應當以基金作為財務資源管理的基本單位。政府各基金之間有明顯的界限，任何基金都是一個與其他基金分開并相互獨立的會計與財務報告主體，它們各自都有相應的資產、負債、收入、支出或費用以及基金余額或其他權益，并通過一套自求平衡的賬戶與報告體系記錄和報告政府特定活動及其財務資源來源與應用情況和結果。為此，基金間交易及有關款項的墊付、往來等事項都必須分別在相關基金主體中作出完整的記錄和報告。

丁庭選、邵翠麗（2012）認為首先我國應將記賬主體與報告主體相分離，再引進基金主體，同時結合我國政府會計改革的背景重新定義基金。他們認為我國的基金可定義為按照特定的法規、限制條件或者期限，為從事某種活動或完成某種目的而分離形成的，依靠一套自相平衡的科目來記錄財務資源、相關負債和剩余權益的余額及其變動情況的一個財務與會計主體。同時也提出設置政府公共基金、社會保障基金和國有資產基金三大“基金主體”。

（三）雙主體

還有學者參照西方的政府會計主體提出我國可以合理引進“雙主體”。王艷林（2012）認為我國可以實行“雙主體”，就是不再按財政總預算會計、行政單位會計、事業單位會計劃分會計主體，而是依據履行政府職能的需要，政府會計主體劃分為報告主體和記賬主體。記賬主體是從會計核算的角度來界定會計主體，主要解決單位會計業務核算及確認入賬的范圍問題；報告主體是從財務報告的角度，對會計主體的具體界定，報告主體主要解決單位會計報表的業務資料范圍問題。

王瑋（2010）認為要合理引進“雙主體”，分別從組織性質和組織資金的來源與用途兩個層面界定政府會計的主體。其中政府主體為報告主體，基金主體為記賬主體。其中：報告主體由以基本政府為核心的多個層次組成；記賬主體由各類具有專門用途的基金構成。同時提出，我國在整合和發展政府會計的過程中，要注意層級性，即把政府會計的報告主體分為基本政府和基本政府的組成單位。第一層次為中央政府和各級人民政府，第二層次為政府各個部門（各級政府的行政部門），第三層次為政府的相關單位（公立非營利組織），由此構成多層級的政府會計報告主體。

丁程（2012）認為可以實行雙軌制，區分政府會計的記賬主體與報告主體。對于記賬主體，可以合理引進基金主體模式，將其分為公共基金、保障基金與權益基金。而對于報告主體，他認為可以分為兩大層次：（1）各級政府整體，各級政府按照一級預算原則編制財務報告反映這級政府的資產、負債、資源狀況和現金流量情況。（2）基金報告主體，在公共基金、保障基金和權益基金三大類主體下面按各項基金類別分設基金主體，單獨核算并提供相應的財務報告，反映其各類限制資源的使用情況和運用效果。

六、政府會計主體重新界定的相關建議

在對政府會計主體進行重新界定提出建議之前，首先有幾點要明確。一是必須要明確公眾與政府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委托代理的關系，政府作為受托人有義務對履行公眾所賦予的受托責任。二是我國的政府體制注定了中央政府對于地方政府有很大的監督控制權，我們不可能完全的仿照美國或者英國等國家，采用“政府主體”與“基金主體”并存的的“雙主體”模式。第三，記賬主體與報告主體的區別，但是兩者并不是相互分離的，兩者相輔相成。記賬主體是為報告主體服務的，報告主體主要是根據決策有用性和成本效益原則決定的。第四，預算會計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需要進行討論，如果有必要存在，那么預算主體、記賬主體和報告主體該如何進 行協調。第四，現階段我國公眾對于政府財務信息的需求較大，政府的會計主體必須滿足公眾對政府財務信息的需求和對政府財務透明度的需求。

鑒于以上幾點，我們對于政府會計主體重新界定提出如下建議：

1、借鑒英國的“雙元主體”模式，將政府會計主體的記賬主體與報告主體相分離。其中記賬主體是基金，即將政府運營的各種資金進行分類，每類資金有固定的來源和限定的用途，分設賬戶單獨核算、編制財務報表。每類基金獨立運作，都作為基本主體。其中可以將基金按照其特定的用途分成公共基金、保障基金和權益基金三類，公共基金用來反映和監督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活動中的資金運動情況，同時可以將它進行進一步劃分，例如設置核算日常經費的普通基金、專項撥款的特種基金、資本項目基金、償債基金；保障基金用來反映和監督政府在提供保障類活動中的資金運動情況，如社保基金等；權益基金則是用來反映和監督政府在維護公有制活動中的資金運動情況，如國有資產基金和政府采購基金。對于每一種基金都規定其特有的規范制度。報告主體則可以分為基金主體和政府主體。基金主體是指對于每一類基金，各自編報財務報表并單獨進行報告披露。政府主體包括基本政府與基本政府組成單位，其中第一層次為中央政府和各級人民政府，第二層次為政府各個部門（各級政府的行政部門），第三層次為政府的相關單位（公立非營利組織），由此構成多層級的政府會計報告主體。每個層次的單位獨立編報財務報告，而對于有下級單位的，采用“母子公司模式”，在編報本單位財務報告外還要編報合并財務報告。

2、預算會計還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預算會計的作用只限于對下一會計的資金進行合理預算與作為進行資金下撥使用的一個借鑒依據，并不形成單獨的核算系統，其作用類似于企業中的預算會計，同時預算報告要與政府的財務報告相對應，以便于年末對于政府的財務報告進行評價。

3、對于應納入政府會計報告體系的單位應有明確的界定。首先國有企業至少在現階段應當全部排除在政府會計報告體系之外。再者只有其資金來源中政府撥款額比例在85%及其以上的事業單位才應當納入到政府會計報告體系之中。最后機關單位應當全部納入到政府會計體系之中。

結束語

本文對于對政府會計主體的概念、其兩重性、我國政府會計主體的現狀、國外政府會計主體的模式以及我國學者對我國政府會計主體重新界定的觀點進行了簡單的介紹，并依據受托責任與對政府會計信息的需求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觀點。

文章存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雖然本文在引入雙主體模式時對于基金主體具體設置與政府主體的大致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并未對我國政府會計主體的主體結構進行全面分析，因此對于政府主體的主體結構的全面分析是以后的研究方向。

參 考 文 獻

[1] 張連江、喻景中，論政府會計的會計記賬主體與報告主體，財務與會計，2003；10 [2] 趙建勇，試論中國預算會計體系，財經研究，2001；6 [3] 朱雪峰，對政府會計主體的新認識，事業財會，2005；5 [4] 姜海華，現行政府會計制度的不足及改革設想中國管理信息化，2006；1 [5] 葉龍、馮兆大，我國政府會計模式構建過程中主體界定問題初探會計研究，2006；9 [6] 丁庭選，邵翠麗，關于我國政府會計主體界定問題的思考，中國會計學會會計基礎理論專業委員會2012年專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5 [7] 王艷林，基于公共受托責任的政府會計目標與主體的重新定位，經濟論壇，2012；6 [8] 王瑋，論我國政府會計報告主體的重新界定，財會月刊，2010；5 [9] 丁程，政府會計改革過程中政府會計主體界定問題研究，湖南大學，2012；5 [10] 史紹紱，淺議會計主體與會計對象──預算會計準則框架的具體思考之一，預算管理與會計，1994；09 [11]孫繼光，淺談事業單位會計主體的界定，預算管理與會計，1994；07 14

第五篇：節事和節事旅游的界定

節事和節事旅游的界定

節事(Festivals and Special Events)是一個外來組合的概念，是節日和特殊事件的統稱。在西方節事旅游研究領域，節事是一個松散的集合，并沒有嚴格清晰的界定，包括標志性事件(Hallmark Event)，大型活動(Mega Event)和特殊事件(Special Event)，以及節日(Festivals)等。Getz是節事旅游研究的鼻祖，他把經過策劃的事件(Planned Event)分為文化慶典、文藝娛樂事件、商貿及會展、體育賽事、教育科學事件、休閑事件、政治/政府事件、私人事件等8類。

依據影響力，節事可以分為超大型活動(Mage Event)，如具有廣泛影響力的世界級賽事奧運會、足球世界杯等；標志性事件(Hallmark Event)，如各具特色的城市品牌節慶活動，如青島啤酒節、大連服裝節等；重要事件(Major Event)以及特殊事件，如規模和影響力都較小的一些地方性節慶或特殊事件。節事，特別是超大型活動和標志性事件由于其廣泛的知名度、深厚的文化內涵、相對固定的形式、豐富多彩的內容，已經成為吸引旅游者前來觀看、參與的重要旅游吸引物。節事是節事旅游的動因，但并非所有的節事都會帶來巨大的旅游效應，只有那些具有一定規模和影響力的節事才能夠成為旅游吸引物。這些節事通過規律性主辦、或者規模大到足以引發值得關注的游客空間流動，才催生了這種新興的旅游形式——節事旅游。因此，節事旅游從供給者來說，是一種以節事活動為吸引物的旅游形式，從市場角度來看，是節事活動引發的旅游效應。

中國節事旅游發展狀況

中國作為社會現象的節事歷史可以追溯到非常久遠，但具有旅游經濟影響的節事活動則蓬勃發展于近二十年。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在新興的休閑需求牽引下，隨著地方營銷理念的傳入，很多地方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旅游業，積極承辦或者主導創建了新型的城市節日、慶典活動。這些節事類型眾多，特點各異。為了便于比較，本文在敘述中所指的節事概念主要限定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文化、體育、旅游等領域具有旅游影響的節慶和特殊事件。

數量近年，隨著居民消費需求的蓬勃增長和地方營銷理念的深入人心，中國通過外部競爭或內部策劃，承辦或創辦了各種類型、規模和層次的節慶和特殊事件。據不完全統計，中國目前節日慶典活動就有5000多個。為了旅游促銷，很多省市年初就推出節事活動手冊。例如北京市旅游局推出2005年區縣旅游節慶活動就有136項，2006年區縣旅游節慶活動156項(1)，其中還未包括在北京舉辦的一大批具有國家級影響力的文化、體育、園林部門負責的文體節事。很多旅游城市如大連、青島、寧波等，已經初步形成了標志性的城市節慶如大連服裝節、青島啤酒節、寧波服裝節帶動，多種文化、會展、休閑節慶活動集群式發展的態勢，如大連賞槐會、國際沙雕節、國際馬拉松賽、沙灘文化旅游節、青島海洋節、中國開漁節、中國徐霞客開游節等。

種類 中國節事基本可以概括為六種類型：即文化藝術類(主要包括各種文化節、藝術節、攝影節、戲劇節等)、歷史民俗類(包括民族、民俗節事等)、自然生態類(包括自然風光、生態現象等)、運動休閑類(包括群眾體育賽事、登山探險、狂歡等)、衣食物產類(包括美食節、服裝節、特產和花卉節等)、其他綜合類(如“旅游節”等)。(2)結構比例為歷史民俗類占2%，衣食物產類占23%，文化藝術類占19%，自然生態類占17%，體育休閑類占10%，其他綜合類占7%。歷史民俗、衣食物產和文化藝術類節事共占到中國節事的66%。中國近年的節事旅游大致集中在以下五個領域：(1)傳統節慶活動引發的文化旅游，如雪頓節、伏羲大典等。(2)大型賽事引發的體育旅游，如奧運會、F1等。(3)大型展會引發的商務旅游，如世博會、廣交會等。

(4)城市慶典引發的都市休閑旅游，如大連服裝節、青島啤酒節、寧波服裝節、南寧民歌節等。(5)鄉村(景區)節日引發的自然休閑旅游，如眾多的桃花節、櫻花節、西瓜節等。

分布 中國節事活動主要集中在春秋兩季舉辦，圍繞“五一”、“十一”黃金周形成節事舉辦高峰期。這一時間分布折射出中國節事同旅游活動、旅游促銷的密切關系。在空間上主要集中在浙江、上海、廣東、江蘇、北京、山東等沿海和經濟發達地區。這些也是中國市場經濟活躍、休閑需求旺盛、商務活動頻繁的地區。其中，北京、上海、廣州等大都市聚集了大量各種類型的節事活動，并且有的已經形成了品牌，例如“廣交會”已經成為中國規模最大、層次最高、商品種類齊全的綜合性過節貿易展會。此外，三市圍繞旅游主題分別舉辦國際文化旅游節，以及與旅游文化相關的上百個節慶活動。

主題 國內節事策劃仍處于起步階段，在節事策劃創意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目前國內節事在主題和內容上存在很嚴重的雷同現象，如全國有幾十個“啤酒節”、幾十個“茶節”、上百個“桃花節”、“冰雪節”。根據搜集到的有限樣本進行分析，中國目前六大競爭性主題是“美食節”、“茶節”、“啤酒節”、“X花節”、“服裝節”、“文化旅游節”等。這些節事并不很好地立足當地文化基礎，不僅在主題、內容上，甚至在形式上都照抄照搬，全篇一律，缺乏新意，造成了資源的浪費和惡性競爭。

組織 中國絕大多數節事均采取了政府主辦的方式，但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政府大包大攬辦節會的方式正面臨轉變。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組織模式日漸成為主流。這種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模式可分為三級組織架構，即協調機構、執行機構和輔助機構。一般來說，由節事組委會作為臨時機構負責節事的全面統籌規劃，大型活動辦公室作為常設機構負責區域內不同節事發展，有時還設立了特定節事辦公室進行特定節事的營銷推廣工作。執行機構主要由旅游、文化等各相關部門和部分企業組成。輔助機構通常包括了當地的交通、醫療、衛生等部門。這一模式是在中國節事發展中逐漸摸索和發展起來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大型節事組織模式，但在未來的發展中，應該更清晰地界定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引入更多相關企業參與節事運作。

世界著名節事及重點地區

與中國內節、會、展、演、賽相互融和、彼此不分的情形不同，在國外節事旅游實踐中，節慶和展會類特殊事件之間有著相對清晰的分界。節慶的本意是有主題的公眾慶典，這個詞語有著豐富的傳統和內涵。真正的節日是為公眾產生的，是為社會群體中有價值的事情所舉行的慶祝活動，目的在于培養社會成員的歸屬感和成就感。在西方社會，很多節慶仍然是立足社區的民間自發活動。一些經過策劃的特殊事件，如城市標志性事件，在產生之初就具有強烈的地區營銷導向。展會類活動則起源于1851年在英國召開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目前，展會類活動主要集中在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等歐洲國家。

隨著節事商業價值日益被發掘出來，國外節事的商業運作也受到廣泛的重視。在國外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新興的、迅速發展的大型活動產業(Event Industry)。各類節事相關的協會提供大型活動的策劃、營銷、組織管理的培訓課程，提供節事影響力的評估報告以及高級管理人才資格認證。圍繞節事管理的職業群體正在形成。

國際著名節事活動

在世界范圍內，目前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節事活動繁多，基本上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類型：

狂歡類節日 國際范圍內以娛樂狂歡為主要內容的節日眾多，有一些節日已經享有國際聲譽，如巴西狂歡節、威尼斯狂歡節、西班牙奔牛節、法國尼斯狂歡節、巴西里約熱內盧狂歡節等等。這些活動彰顯著強烈的地域風情，已經成為當地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以西班牙“西紅柿節”為例，每年“參戰”和“觀戰”的人數達4萬之多。一年一度的慕尼黑啤酒節，被稱為最大的民間狂歡節，每年都有超過600萬的游客參與慶祝。在舉辦的兩周內，大量的慕尼黑農產品被就地消耗，平均每年超過500萬升的啤酒被喝掉。同時該節還拉動了當地的就業，近幾年，平均每年吸納10000多人為啤酒節工作。

大型體育賽事 世界級的大型體育賽事主要有奧運會、冬奧會、足球世界杯、F1(一級方程式賽車)等，具有區域影響的有歐洲杯、亞運會等。大型體育賽事舉辦會引發大量的觀戰旅游者，更有甚者，會對舉辦地的旅游產品、市場結構乃至旅游目的地形象產生深遠的影響。例如韓國借助1988年漢城奧運會獲得了良好的國際聲譽。2000年悉尼借助奧運會有力地推動了澳大利亞旅游業的發展，成為奧運旅游戰略的典范。圍繞2006年足球世界杯，德國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動。但是，借助大型體育賽事開展節事旅游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高價格、球賽票、賽季以及參賽隊的表現都會影響到觀戰旅游者的決策。此外，在比賽期間，還通常對一般休閑客源有一定量的“擠出”，如2002年韓日世界杯比賽期間，赴韓國際旅客不升反降。這一點值得舉辦地特別注意。

文化藝術節 歐洲、亞洲的一些國家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淀，各類文化藝術節日眾多。如英國愛丁堡藝術節、法國巴黎秋季藝術節、法國阿維尼翁藝術節(Festival d'Avignon)、意大利羅維納歌劇節、奧地利薩爾斯堡音樂節、德國的拜羅伊特藝術節、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文化節、瑞典斯德哥爾摩水節、美國“孟菲斯五月”國際節、法國戞納電影節等。享有國際聲譽的愛丁堡藝術節(Edinburgh Arts Festival)已經舉

辦了60年。它是世界大型綜合性藝術節之一，旨在促進歐洲國家間的文化交流，現在已經演變成一個雅俗共賞的藝術盛會，有民辦和官辦之分。2006年愛丁堡國際藝術節開幕式上就吸引了十幾萬觀眾，來自世界各地兩萬多名表演者參與了1600多場演出；2005年的薩爾斯堡音樂節期間吸引了近60萬游客，旅游效應巨大。

休閑運動類節事 隨著大眾健身和極限運動的興起，一些休閑運動類節事也備受青睞。如以熱氣球節為例，著名的有日本左賀熱氣球節、韓國大田國際熱氣球節、俄羅斯熱氣球節、英國布里斯托(Bristol)熱氣球節、美國雷德巖熱氣球節、美國休斯敦熱氣球節、斯里蘭卡熱氣球節、法國蒂昂維勒市國際熱氣球節等。此外，還有各類登高節、賽馬節等。

會議、博覽會 世博會、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博鰲亞洲論壇等都是國際級的博覽、會議品牌。2005年在日本愛知世博會為舉辦地愛知縣帶來了巨大的旅游經濟效應，在世博會舉辦前，車程兩小時以內的酒店被訂購一空。而世界經濟論壇更是讓小城達沃斯變成了滑雪旅游的勝地。此外，香港的鐘表展，德國科隆的五金展、法國巴黎的航展等都是著名的展會品牌。

宗教慶典和地方性節慶 隨著西方文化的傳播，圣誕節幾乎成為最被廣泛接受的宗教性節日，并且引發了龐大的休閑和旅游消費。一些宗教慶典如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印度的昆梅拉節、泰國萬佛節等也會在一定的區域和宗教信徒中產生巨大的宗教旅游效應。此外，在多民族的聚集地區和國家，民族文化各具特色，地方性節慶活動也異彩紛呈。節慶活動成為地方文化最佳的表現形式，成為少數民族最寶貴的一筆文化遺產。

重點國家和地區

在世界范圍內，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節事活動主要分布在以下一些地區：

歐洲 英國節事發展歷史悠久，文化藝術類節事是英國節事的主要構成部分。到1981年，英國就擁有了200多個藝術類節事活動，1989年的英國官方年鑒提到了400多個藝術類節事。截至2005年，全年有650個專業藝術節在英國舉行。其中愛丁堡國際藝術節是世界上最為盛大的藝術節。此外，英國還舉辦各種體育賽事如溫布爾登的網球“四大滿貫”錦標賽、謝菲爾德的世界職業臺球錦標賽等。德國是世界著名的展會強國。2006年世界杯足球賽是德國的一大盛事。德國政府啟動了一系列以世界杯為主題的音樂節、演出等藝術和文化項目，把體育和休閑、旅游結合了起來。2005年，芬蘭推出80個國際藝術節，其中包括“西貝柳斯音樂節”和“拉赫提管風琴藝術節”，兩者均以宏大的規模和高超的演出質量聞名于世。此外，在充滿田園風光的東部湖區舉辦“薩翁林納歌劇節”、芬蘭西部的波里市科克邁基河河岸舉辦“波里爵士音樂節”，芬蘭南部舉辦“納坦利音樂節”等。

美洲 在1984年美國舉辦的洛杉磯奧運會之前，美國只有一些零星的節事活動。此次奧運會首開了大型節事商業化運作的先河，對以后美國乃至全球的節事運作影響深遠。美國很多節事活動和城市營銷、旅游發展等總體規劃密切相關。例如1987年在美國旅游協會(TIA)推出的“發現美國：國內旅游營銷計劃”中就包括了一些知名的節事活動。又如1989年舉辦了“我愛紐約盛夏節”。此外，在紐約“城市文化公園制度”的要求下，節事活動被作為這一計劃的組成部分，以這些遺址公園作為節事舉辦場地，旨在“讓人們的生活重返社區”。目前，美國最著名的節慶活動有傳統和體育運動相結合的“玫瑰碗游行”、商業運作最成功的“肯塔基州賽馬節(KDF)”，以及大眾參與廣泛的“紐約梅西感恩節”等。

澳洲 澳大利亞現存的一些節事多產生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1954年伊麗莎白二世到訪活動、1956年墨爾本舉辦奧運會、1960年舉辦阿德萊德藝術節。進入20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出現“社區藝術運動”，出現了多文化的節日，如第一屆Tamworth鄉村音樂會、悉尼歌劇院開幕式等。自從1984年美國洛杉磯奧運會開創重大節事商業化運作的模式以后，對澳洲節事發展也產生了深遠影響。進入20世紀80年代，澳大利亞節事嘗試市場化運作并更注重經濟效益。到1988年，澳大利亞節事活動得到公共部門的支持，在此之前的大多數體育和文化節事活動均是由志愿者組織和管理的。1982年，澳大利亞布里斯班承辦了英聯邦運動會、阿德萊德舉辦了世界一級方程式汽車大獎賽、珀斯舉辦了美洲杯對抗賽等。在1986年到1996年的十年間，澳大利亞各州圍繞節事活動舉辦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作為這種爭奪的結果，各州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大型賽事的專門機構，如1985年，西澳大利亞州成立了(西澳大利亞)節事公司(Eventscorp)，1988

年昆士蘭政府成立了昆士蘭節事公司，1991年維多利亞州成立了墨爾本大節事公司，1993年，新南威爾士州成立了新南威爾士特殊活動有限公司，1995年，南澳大利亞成立了澳大利亞大節事公司。這些公司負責把國際、國內的大型節事吸引到本地區來辦，進行節事的招標，也參與節事活動的組織和管理。2000年悉尼奧運會的舉辦，帶動了澳大利亞節事活動的興盛。

亞洲 韓國實施文化、體育、旅游協同發展戰略，韓國文化、體育、觀光均歸屬于韓國文化觀光部統一管理，在體制上保障了文化、體育、旅游節事協同發展。2002年韓國和日本聯合舉辦了“世界杯足球賽”，帶動了節事活動的開發和舉辦。目前韓國節事繁多，根據韓國官方網站收錄主要節慶活動近200項。主要可分為慶典、祭禮、傳統節日和現代大型活動等類型，如水原排骨節、全州拌飯節等推介韓國飲食特色的，又如時裝節、搖滾舞節、演唱會、藝術節、電影節、跆拳道節等彰顯現代流行文化的，還有端午節等弘揚傳統文化的。其中，釜山國際藝術節、釜山國際電影節、光州泡菜節等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日本的節慶活動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側重傳統文化、藝術、宗教的節日(Festivals)，二是現代交流、體育、產業的特殊事件(Special Events)，如體育比賽、工業博覽會等。根據日本《Event 白皮書2000》的統計，1998年日本節慶和會議的直接收入為428億美元，占GDP的1%。2002年，日本舉辦節慶活動達18440次之多，多由社區、村落舉辦。新加坡是亞洲的會展中心，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近年，新加坡非常注重旅游目的地的品牌塑造和推廣，竭力塑造豐富、多元、精彩的目的地形象，主要的現代節慶活動有新加坡時裝節、新加坡美食節、新加坡電影節等。

中國節事旅游前景展望

隨著未來國際交流和國際合作的加強，世界著名的節事培育歷史和運作經驗、世界各國發展節事的戰略和規劃都將為中國節事旅游發展提供寶貴的借鑒。中國的一些節慶活動也在積極尋求國際化的發展，如青島國際啤酒節推出了“青島與世界干杯”的口號，積極尋求與德國慕尼黑啤酒節的合作與交流機會。還有一些脫胎于節慶活動的會展，也開始尋求國際化、專業化的發展，如作為大連國際服裝節重要內容的大連國際服裝博覽會暨中國服裝出口洽談會已經被國際展覽聯盟(UFI)接納為正式會員。

2006年至2010年間，是中國大型和超大型活動最集中的五年。剛剛舉辦過的如2006年杭州休閑博覽會、沈陽園林博覽會，即將舉辦的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和2010年的廣州亞運會等。圍繞這些大型活動，各種文化藝術、體育健身、狂歡休閑類節事頻繁舉辦，市場潛力巨大，旅游效益突出，以此為起點，在未來的若干年內，節事旅游必然會保持著蓬勃的發展勢頭。

世界級大型活動帶動節事旅游熱潮

根據歷屆奧運會舉辦經驗，雖然奧運會的短期旅游效應是不確定的，但長期來看，奧運會的舉辦會深遠地影響到舉辦地的旅游發展進程。2008年北京奧運會這一超大型節事必將拉動大范圍、大規模的商務和體育觀戰游客的流動。與此相呼應的上海世博會將會拉動大量的高端商務旅游客源。2010年廣州亞運會無疑也會成為全亞洲最引人注目的事件。這三大節事前后銜接，互相呼應，不但會成為全國的旅游熱點區域，甚至會成為全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的節事旅游熱點地區。經過精心策劃和實施，這些活動必將發揮巨大的經濟、旅游帶動效應，提升舉辦地形象和旅游吸引力。

傳統節日牽引文化旅游回歸

近年來，東方文明在西方受到追捧增長了中國人的文化自豪感，“韓流”在亞洲的大行期道為中國提供了啟示，中韓“端午節”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之爭為中國傳統文化保護敲響了警鐘，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為傳統節日保護和開發提供了思路。國內專家關于恢復和保護傳統節日的呼吁也不絕于耳。2006年的“七夕”，就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中國的傳統節日“七夕”被稱作“中國的情人節”加以推廣。針對這個傳統節日，銀川、四川等地都舉行大型慶祝活動。有的商家還推出了旅游線路、開發出多種旅游產品。通過賦予傳統節日以時代的內涵，培養青年尊重傳統、弘揚傳統的習慣，牽引市場向傳統文化旅游的回歸。在未來，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市場對傳統文化的需求會日益迫切，與傳統節日相關的旅游也將受到市場青睞。新興節事旅游市場巨大，不容忽視

隨著電子通訊、網絡等技術發展，彩鈴、彩信、動漫、網絡游戲成為時尚青年的最愛。由此而開發出的新興節事活動，如“中國國際動漫節”以及“彩鈴唱作先鋒大賽”等，也在近年舉辦地如火如荼。這些節

事開展的cosplay大賽、盛裝狂歡、彩鈴唱作、動漫展示等一系列活動，頗受年輕人喜愛。這些活動將會為舉辦地帶來一定數量的旅游者。這些新興節事內容新穎時尚、參與感強，備受時尚青年的青睞。同時，作為一個新興產業，也蘊含龐大的商機，在未來有良好的發展空間和發展條件，旅游影響不容忽視。大型展會商務旅游前景廣闊

博覽會、展覽、大型會議、交易會等作為一種特殊的節事，會為舉辦地帶來大量的商務客源。近年，中國會展業發展態勢迅猛，調查顯示，2002年中國展覽觀眾達到4680.33萬人次，比2001年增長26.2%，2003年達到5998萬人次，比2002年增長了28.15%3(3)，據預計未來十年，中國商務旅游市場將以超過10%的速度增長，反映出會展商務旅游市場開發的廣闊前景。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所 馬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