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思想論析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思想論析

一九八〇年八月十八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篇講話發表在特定的背景之下。1980年代正好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那時，黨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已經端正，經濟體制改革已經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經過一段時間的醞釀和準備迫切需要實施，因此這篇講話可以說是應需要而產生。在講話中，鄧小平總結了國內外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建設的歷史經驗，特別是中國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訓，尖銳地揭露和分析了現行政治體制存在的種種弊端及其產生的原因，系統精辟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意義、主要內容和必須遵循的原則，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因而，這篇講話是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時至今日，鄧小平的這篇講話仍有很深的指導意義。本文擬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幾個重要思想作深入論析。

一“權力制約、民主監督”思想

“權力制約、民主監督”的思想在鄧小平制度建設理論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是鄧小平關于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核心內容。鄧小平在總結我黨的失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通過制度建設與完善來構建權力制約、民主監督的黨和國家領導體制。

傳統的政治傳統的政治體制對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與制約。很多現象容易導致權力過分集中、專權專斷。一是官僚主義現象。官僚主義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致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二是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既集中于幾個領導。三是家長制現象。家長制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帶有濃厚封建主義色彩的陳舊的社會現象，它的存在和影響在黨的歷史上產生過很大的危害。四是干部職務的終身制現象，干部職務的終身制現象的形成同封建社會的影響有一定關系。五是特權現象。鄧小平指出，我們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是封建社會殘余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

傳統體制弊端的形成有什么原因呢？第一，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第二，由于我們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而下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負責制，缺少對于每個機關乃至每個人的職責權限明確的規定。第三，傳統政治體制容易導致個人專權，以言代法，領導者為了維護個人地位和權威，必然限制公民權利，導致官僚主義等特權現象的產生，從而妨礙了民主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第四，干部缺少正常的錄用、獎懲、退職、淘汰辦法，反正工作好壞都是鐵飯碗，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

二、制度改革思想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鄧小平反復闡述了一個重要思想，這就是，要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建立在不斷完善的制度基礎之上。“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1]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曾經出現過斯大林破壞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嚴重教訓。在我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曾經出現過“文化大革命”踐踏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嚴重挫折。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領導人的素質還是制度因素？鄧小平鞭辟入里地指出，領袖個人的因素固然是個重要原因，但是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失和漏洞。他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 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2] 事實上，任何一個政黨，當它在取得執政地位之后，如何強化全黨的制度意識，把制度建設放到重要地位，以健全的制度確保黨的執政功能和執政成效，防止黨的成員腐敗，這個問題就被尖銳地提到關系黨生死存亡的重要位置上來。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的執政黨，我們黨隊伍龐大、責任重大，制度問題在黨執政過程中一直是影響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否具有健全的制度，是黨內生活是否正常，整個國家能否沿著民主法制道路向前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否具有強烈的制度意識，是廣大黨員尤其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能否保持本色、為民執政、廉潔執政的一個關鍵問題。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制度建設，以健全的制度推進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更加具有特殊的意義。首先，加強制度建設，推進民主政治，是應對嚴峻挑戰、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迫切要求。當今世界正進入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重要歷史時期，全球化趨勢愈益凸顯、綜合國力競爭更加劇烈。而國際競爭的較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執政黨執政能力的較量。這樣一種豐富多彩而又錯綜復雜的世界格局，迫切要求我們黨必須用時代發展的要求審視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強和完善自己，著力改變傳統的觀念、做法尤其是體制和制度，主動順應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現代化大生產規律和經濟全球化趨勢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時適應文明的多樣性和人類文明發展的總趨勢，提升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現代內涵，從體制與制度層面與世界文明大趨勢接軌，以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推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顯然，這是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臨的一個時代性課題。黨能否以銳意改革的精神和強烈的制度意識完成好這一時代課題，直接關系到黨能否有堅強的能力應對世界局勢，能否在國際格局新變化中把握發展趨勢、用好發展機遇、創造發展條件、掌握發展全局，從而直接關系到黨執政地位的鞏固乃至執政合法性的延續。其次，加強制度建設，推進民主政治，是化解社會矛盾，增強黨的執政效應的迫切需求。我國正處在轉型性發展的關鍵時期。一方面，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前所未有、舉世矚目；另一方面，在前進過程中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前所未有、世所罕見。其中尤其突出體現在就業、教育、住房、看病、養老等方面的民生問題和突出體現在利益差距、社會公平、大眾參與、公共危機、官員腐敗等方面的民主問題，構成對黨的執政效應的嚴峻考驗。在初步發展起來的中國，民生與民主將愈益凸現，集中反映了人民群眾對社會進步的新期待。能否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基礎上妥善解決好民生與民主問題，直接關系到黨執政的社會效應亦即人民大眾對黨的信任度。無論是解決民生問題還是推進民主建設，都迫切要求加大政治體制和社會運行機制改革的力度，不斷完善黨內民主制度和社會民主制度，不斷增強以健全的制度化解矛盾、協調利益、應對危機、促進和諧的能力。這可以說是改革開放30年后的中國發展的新走向、新趨勢。第三，加強制度建設，推進民主政治，是扼制腐敗問題，迫切要求。我們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系人民群眾，黨執政后的最大危險是脫離人民群眾。堅決反對和防止腐敗，是一項長期的重大政治任務。當前人民群眾最為不滿和擔憂的社會問題仍然是少數官員的腐敗問題，這不啻是我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深層隱患。深入開展反腐敗斗爭，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既要靠教育、靠嚴懲，更要靠制度、靠法治，歸根到底必須從制度改革與建設做起，從強化全體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的制度意識做起。從客觀條件來說，某些領域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和管理體制尚未完全消除，嚴重滋生和助長了擅權專權、以權謀私的腐敗現象。從主觀因素來說，一些領導干部存在著嚴重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作風，有的濫用權力、以權謀私，最終墮落為腐敗分子，最終原因無不是制度意識淡薄甚至毫無制度意識的結果。許多事實警示我們：制度缺失是滋生權力腐敗的根本原因，制度意識淡薄是一些人走向腐敗的起點。推進反腐倡廉制度創新，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是加強黨風廉政建設、發展黨內民主的重中之重。

三、“任人唯賢”思想

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鄧小平提出了選拔干部的標準，他指出：“人才問題，主要是個組織路線問題。”要“從組織上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必須“自覺地更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逐步實現領導人員年輕化、專業化”，“目前的主要任務，是善于發現、提拔以至大膽破格提拔中青年優秀干部。這是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客觀存在的迫切需要”。

他認為，選拔、使用優秀中青年干部必須掃除的思想障礙。當時存在三種思想障礙：第一，在選拔中青年干部的時候，可能會把一些幫派分子甚至打砸搶分子選上來。針對這種認識，鄧小平明確表示，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第二，有些同志認為干部還是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上好。針對這種認識，鄧小平說：“干部要順著臺階上，一般的意義是說，干部要有深入群眾、熟悉專業、積累經驗和經受考驗鍛煉的過程。但是我們不能老守著關于臺階的舊觀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現行黨政干部中區、縣、地、省一類臺階，各行各業應當有不同的臺階，不同的職務和職稱。”“將來很多職務、職稱，只要考試合格，就應當錄用或授予。打破那些關于臺階的過時觀念，創造一些適合新形勢新任務的臺階，這才能大膽破格提拔。”第三，有些同志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針對這種思想顧慮，鄧小平指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經驗夠不夠，只是比較而言。”許多老干部“當大干部、做大事”時也很年輕，經驗也不多，即使現在，對現代化建設中的新問題也沒有什么經驗。一些年輕同志經驗少是客觀條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嘛。放在那個位置上，他們就會逐步得到提高”。“好的中青年干部到處都有。”“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只要大膽而謹慎地工作，只要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廣泛聽取群眾意見，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來，保證我們的事業后繼有人，后來居上。”

鄧小平提出了選拔、使用優秀中青年干部的標準，這就是要在注意德才兼備的前提下，實現干部隊伍的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針對現行的組織制度和為數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選拔和使用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人才這一問題，鄧小平強調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要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才，堅決同一切壓制和摧殘人才的現象作斗爭。以上便是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的幾個重要思想，這篇講話發表之后，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都是以它為綱。它發表之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取得重大成果。制度建設成就顯著，“ 國家領導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決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監督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顯著成效。”[3]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得到轉變，執政能力不斷提高和增強;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不斷完善，優越性得到充分發揮;人民的民主權利得到保障，公民有序政治參與不斷完善;權力結構日趨合理，機構設置科學，運轉逐漸高效 富有活力;利益關系得到調整，社會和諧不斷顯現 正如俄羅斯學者葉列娜 波多利科在深入研究了“中國通過完善國家政治體制和進行面向市場的改革而驚人地快速發展與復興 ”后，得出結論:“ 中國共產黨再次肩負起維護社會公正與和諧的責任。”中共領導全國人民，協調社會各階層的利益，維護國內的社會和政治穩定。綜觀30 年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就，我們清晰地發現這些具體的構想和目標 措施無不滲透著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這篇文獻高超的政治智慧 實踐證明，它是指導我國政治體制改革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獻。

三十年過去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不僅過去有用，它對我國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21 世紀的新問題和新挑戰迫切要求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堅定不移地使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與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相適應;堅定不移地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統一于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實踐;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作為長期執政的黨應充分發揮其為社會提供制度服務和實現制度變革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認識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繼續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動力支持。

參考文獻: [1][2]《 鄧小平文選 》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頁；第338頁。

[3]初陽 :《 改革開放30 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經驗和面臨的挑戰 》[J].政治學研究.2008年第4 期。

第二篇：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論析

作 者 閆弘宇

所在單位 東北師范大學 政法學院 法律系

通信地址 東北師范大學（凈月校區）政法學院 法律系

郵政編碼 130000

摘 要

黨的十五大，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確立為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這一理論的提出，是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重大發展。二十幾年來，我國法制的建設與發展，正是在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指導下順利進行的，研究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對于認清我國現時期法治發展規律，明確法治建設方向，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本文的研究目的，旨在于通過深入地分析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整體結構和主要內容，深入地分析我國法治發展的規律，為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系統的理論參考。

本文在寫作中閱讀了大量相關書籍和材料。在對鄧小平相關論著認真研讀的基礎上，深刻地分析了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創造性地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整體結構作了充分的闡釋，并通過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主要內容的詳盡論述，明確了其對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重要歷史意義。同時，通過全文的論析，總結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對我國法治建設提出的基本要求。

通過本文的論證，我們看到，正是在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指導下，才有了我國二十幾年來法制建設的飛速發展，才形成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才使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大踏步地前進。他的法制建設思想無疑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法寶，是我們過去和現在法治建設的重要指南，也是我們在今后法治建設中需要始終貫徹并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重要理論武器。

主題詞： 鄧小平法制 法治

引 言

關于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國內理論界的研究較多，但所使用的概念、闡釋的角度多有不同，諸如“法治思想”、“法治思想”、“法律思想”以及“民主與法制建設思想”，從論述的內容上看，大都闡釋了其法制建設思想的某一個方面，目前尚沒有從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結構上深入地分析，理論上缺乏整體性論述。國外的部分學者，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雖也高度重視，但研究就更為有限。本文將對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從總體上加以分析、論述，使我們清楚、明確地掌握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整體脈絡，這對我國現時期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著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研究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首先要明確“法制”和“法治”兩個不同的概念。法制通常有三種意義上的理解。（1）是指國家的法律和制度，或法律制度的簡稱，這是從廣義上、靜態意義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義上，只要有國家制定法律和制度，便有法制，《中國法制史》和《外國法制史》這兩門法學學科中的“法制”指的就是法律和制度。（2）是指按照依法辦理來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方式、原則和制度，這是從狹義上、動態意義上理解的法制。在此意義上，君主專制和封建特權的社會制度下不可能實現“以法治國”，只有在民主的社會制度下，才能實現“以法治國”，故奴隸制國家和封建制國家沒有法制，只有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才有法制可言。這種意義上的“法制”同“法治”含義相同。（3）是指由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各個環節結合起來協調運行的有機統一整體，這是從動態和靜態相結合的意義上理解的法制。這種意義上的法制，既包括國家創制的法律制度，又包括法律在現實中的運行和實現的過程，且將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等環節看作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在此意義上，只有近代以來的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國家才有法制。對法治的理解也有兩種不同的含義：（1）是指中國古代法家提出的治國主張。源于春秋時期管仲、子產、鄧析等革新家的思想，經戰國時期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發展，至韓非時集其大成，秦始皇以其為立國指導思想，大力推行。（2）是指西方政治家、法學家提出的嚴格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一種治國方式和理論思想。西方的法治思想最早是由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其主張建立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反對一人專制和“賢人政治”，與人治相對立。這種思想為近代啟蒙思想創立民主與法治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代表人物是法國的啟蒙思想家盧梭。他們主張依法治國，并把法治與民主聯系起來，提出主權在民，宣稱法律至高無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為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特權，奪取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提供思想武器。現代法治是與民主密切相關的，它除了強調以法治國，還注重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和制約，以極大限度地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1]

應當說，鄧小平在其論著中所使用的“法制”的概念，在不同的時期體現了上述法制的第（1）種含義和法治的第（2）種含義，為了闡釋的便利，本文在論述中所使用的法制即為其第（1）種含義，使用的法治為其第（2）種含義，而對鄧小平關于“法制”思想的整體性論述，稱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

一、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條件

任何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都有其歷史、現實根源。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伴隨著鄧小平理論的形成而逐步完善的。它的形成同樣有著深刻的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條件，具體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理論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共同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法學理論體系，實現了法學發展史上的偉大革命。1848年到1883年，恩格斯在直接參加無產階級革

命斗爭的過程中，進一步分析批判了剝削階級法律制度，論證了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法律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和具體途徑，更加深入地闡明了法的本質和運動規律。從1883年到1895年，恩格斯繼承馬克思的遺志，更加全面、系統地闡發了馬克思主義的法律觀，在斗爭中捍衛和發展了他們的法學理論。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理論中只是闡明了法的起源、法的本質以及法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中其他現象的關系等基本理論問題，對于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如何建設法制并沒有提出具體、系統的觀點，但為社會主義法制的形成和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為后人提供了廣闊的研究空間。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則為社會主義法制的產生創造了前提。從蘇維埃政權建立的第一天起，列寧就十分重視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工作。在列寧的參加和指導下，蘇維埃政權頒布了一系列法令和決議。其中，1918年頒布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則為社會主義法制的建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列寧還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等一系列嶄新的理論，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法學寶庫。為我國法制建設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和實踐經驗。

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開創者，他們從理論和實踐上奠定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早在1949年9月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就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這個綱領在一定時期內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是當時中國人民的大憲章。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曾設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比較理想的法制國家，并為此做出過巨大努力。1954年，毛澤東親自領導制定了新中國第一部憲法，強調了憲法應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并指出：“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使全國人民有一條清楚的軌道，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明確和正確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國人民的積極性。”同時，他還強調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壞革命的法制。” [2]1956年，劉少奇在黨的八大的政治報告中講到“國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任務，是進一步擴大民主生活，開展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后來他又講到“國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務之一，是著手系統地制定比較完備的法律，健全我們國家的法制。”[3]

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論述是一脈相承的，從鄧小平的法制建設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于馬克思、恩格斯的法制理論有著深刻的理解。例如，他在后來強調法制對經濟建設的重要性問題上，就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法與經濟基礎論述的現實闡述，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法制理論的現實補充。對于列寧的建國法制理論，鄧小平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給予了大部分的肯定，并吸收、借鑒了其合理部分。他的許多論證，諸如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立法思想、經濟法治思想等都是對列寧法制建設思想深入闡述和合理借鑒。對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所完成的我國法制建設工作，鄧小平是持批判地繼承態度的，既肯定和繼承了其合理成分，同時又將一些錯誤予以及時的糾正。例如在鄧小平指導下制定的我國82年憲法，就是對54年憲法的肯定，對75年、78年憲法的錯誤思想的糾正。

可以說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是在充分繼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法制建設的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當代中國社會實際發展起來的，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再創造。

第二，建國以后我國法制建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成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形成的歷史依據。

新中國成立以后，以毛澤東為領導核心的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面對中國法制基礎薄弱、人們法制觀念淡薄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將法制建設提上了議事日程。1950年4月30日，我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頒布的第一部法律。1954年9月20日，由全國一億五千萬人參與討論和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得以通過，國家根本大法的誕生為中國法制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礎。但是從50年代后期開始，由于黨和毛澤東對國際國內形勢估計的失誤，加之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等原因，黨的指導思想陷入了“左”傾，并逐步走向極端。階級斗爭被盲目擴大化，同時社會上個人崇拜、個人專斷之風盛行，法律形同虛設。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科學地總結了建國以來法制發展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這就成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得以形成的歷史依據。

第三，改革開放和工作中心的轉移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現實條件。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黨把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我們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并存，并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適度地進行宏觀調控，增強市場競爭活力。改革開放20年來，我們逐步地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加以保障，需要有法律將已有的改革成果固定下來，同時市場經濟的建設是全方面的建設，涉及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領域的改革和調整都需要在法律的指導下有序地進行，社會迫切地需要健全的法制。這就為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現實條件。事實證明，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形成也正是隨著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發展在實踐中逐步形成的。

第四，國際法制日漸趨同的大趨勢，是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形成的時代背景。

隨著世界政治、經濟局勢的不斷發展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在各國謀求經濟發展，以促進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同時，各個國家以及各種國際經濟組織都在加強立法，以更好地促進和保障經濟的發展。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使得各國的法制建設與發展也在謀求平衡和統一，只有各國法律的相互融通才能更好地促

個有序的社會環境。這種社會環境的確立應當照顧到整個社會的各個領域，但有一個前提，必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例如我國有關知識產權法律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一方面保護了智力勞動的成果，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展；而另一方面也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商標法》即確立了商標專用權的保護，同時又營造了正當競爭的良好市場環境。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可以將黨和國家發展經濟的重大戰略方針和政策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使之規范化、條文化，便于操作，并賦予它們普遍的約束力，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其貫徹實施，這樣可以更好地保持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戰略目標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保障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第二，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也是鄧小平法制建設思想的重要原則。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證我國的經濟建設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健康發展。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馬克思主義與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際相結合的具體實踐，只有保證其社會主義方向，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而這種實踐活動要有社會主義法制的保證才能順利進行。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制定出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法律，在社會主義法律所營造的社會環境中才能使我國經濟建設矢志不渝地朝著社會主義方向和道路健康發展。鄧小平曾深刻指出，決不允許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4]另一方面，只有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使法律切實地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真正實現了當家做主，而四項基本原則正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根本保證。在我國，要使作為反映統治階級利益的法律反映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就只有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第三，法制的建設與發展必須堅持為改革開放服務。

改革開放是我們打破閉關鎖國，增進國際交流，吸引外資，學習外國先進技術、管理經驗的重要手段，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鄧小平指出：“我們把改革當作一種革命，”，“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內容和基本經驗都是開放，對內把經濟搞活，對外更加開放。”，“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要引進國際上的先進技術、先進裝備，作為我們發展的起點。” [5]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有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作為保障，用法律將改革的成果固定下來，才能更好地實行改革，進行開放。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許多外商有意來我國投資，但由于當時我國還沒有制定有關保護外國人投資的法律，以至許多外商擔心政策會變，不敢進行投資，有的外商雖進行了投資，但數量和規模都很有限。直到我國相繼制定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等相關法律，才打破這一僵局，來華投資的外商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這種實踐充分證明，只有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始終堅持為改革開放服務，才能使改革開放深入進行，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從“法制”到“法治”的轉變

在鄧小平的法制建設思想中，雖然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他使用了“法制”一詞，極少使用“法治”這一概念，但分析其具體環境和精神實質，我們能深切地感受到，在他所使用的“法制”一詞中是包含了法制和法治兩種不同含義的。鄧小平將傳統的“法制”升華為現代意義上的“法治”，這使我國的法制建設進入一個新的境界，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從“法制”到“法治”的轉變雖然僅一字之差，但其所根源的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的基礎卻是天差地別。其所標志的一個國家的文明進步程度也是不可等同視之的。傳統的“法制”與現代的“法治”有著迥然不同的含義：

首先，二者所賴以存在的基礎不同。法治必須以國家的民主為前提和基礎。沒有民主就沒有法治的成活土壤。法治是與任何形式的專制相對立的，是民主的具體貫徹和執行。法制卻不需要以民主為前提和基礎，它只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國家制度基礎上。法制的存在并不需要民主，使得它與各種專制并不相互排斥，而且還可以建立在專制的國家制度之上，從而與民主相互對立和排斥。

其次，二者的性質明顯不同。法治是一種治國方略、治國體制和治國機制。它的性質與人治針鋒相對，格格不入。厲行法治，就是要從根本上確認和實施“法律至上”的原則，確立法律的最高權威，從而排斥人治，排斥權大于法、言大于法或者領導人的意志高于法律的現象。法制從性質上講，只是一國的基本制度，是相對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而言的法律制度。作為一項制度，它并不針對于人治，因此并不排斥權大于法，將領導人的講話作為“法”而至于權威的地位，這并不與法制相悖。

再次，二者所治理的內容、對象和范圍均有所不同。法治所治理的內容、對象和范圍是廣泛的，在法律至上的情況下，幾乎整個國家的各個領域都被法治所涵蓋。處理、解決任何事情的標準不是個人的意志或什么領導人的講話，而應當嚴格以法律為標準。而在我國有幾千年的封建專制統治傳統的國家，厲行法治所針對的對象首當其沖的便應當是各級領導干部。要用憲法和法律規范各級機關和各級領導干部的行為。而在此基礎上，其次才是規范社會運行和社會公民的行為。法制的內容、對象和范圍相對狹小，作為一定階級所確立的法律制度，主要針對的對象是社會的普通百姓，主要內容表現為“治民”。

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對歷史深刻反思的基礎上，認識到文化大革命這一將人治發展到極端的歷史時期的沉痛教訓，在大力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基礎上，開始逐漸明確地提出要實行法治，反對人治。早在1978年鄧小平在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思想的同時，就開始表達了法治的思想。他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

78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指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1980年12月，鄧小平再次強調，“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3]鄧小平在這里清楚而準確地表述了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制的關系。社會主義的民主是社會主義法制的基礎、目的和本質要求，社會主義法制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保障；沒有社會主義的法制，民主就沒有保障。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法制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義。二者都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鄧小平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就是強調要通過各種法律、法規把社會主義民主的各個方面用法律形式全面、具體地確定下來，依靠法制保證社會主義民主。第一，要在國家根本大法上對人民民主制度加以嚴格確立。“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利，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各民族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要改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制度”。[14]憲法是對人民民主的最基本也是最權威的保證。第二，要對公民的各項民主權利做法律上的規定。要切實保障全體人民的民主權利，包括民主選舉、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特別是管理基層地方政權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利，享有各項公民權利”。[15]第三，要建立監督機制以確保人民民主權利不受侵犯。為了使人民能真正充分地行使民主權利，鄧小平還提出了“要有群眾監督制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然而，民主通過法制確立下來，就不是任意的，必須在法律允許的情況下行使。鄧小平多次批判那種不要法制，不受法律約束的無政府主義和極端民主化。闡明了民主自由權利必須依法進行的思想。1979年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議上的講話中，針對當時一些社會現象，鄧小平指出：“有個所謂‘解凍社’，發表了一個宣言，公開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說這是分裂人類的，我們能夠允許這種公開反對憲法原則的‘言論自由’嗎？”民主和法制是不可分的，“要加強民主就要加強法制。沒有廣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沒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 “民主要堅持下去，法制要堅持下去。這好象兩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16]這些論述是鄧小平在新時期的歷史條件下關于民主和法制建設的綱領性表述，說明了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方向是從人治走向法治，努力實現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二）關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

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與發展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提出了我國法制發展的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這是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他指出，要加強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17]這十六字方針對我國法制建設的主要領域都提出了基本的要求。有法可依是對我國立法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有法必依是對全體社會公民守法的基本要求；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是對行政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基本要求。關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下文的論述中將有所涉及，這里只重點闡述一下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

執法必嚴要求執法機關和執法人員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國家和人民賦予的行政執法權和司法權，克盡職守，執法如山，不徇私枉法，不放任任何違法行為，真正樹立法律的權威，維護法律的尊嚴。一部好的法律能否發揮出良好的規范作用，這其中嚴格執法是一個決定性環節。沒有嚴格的執法，法律就成為一紙空文，沒有任何意義。執法必嚴要求在執法的過程中正確適用法律，準確把握立法宗旨，做到客觀、公正、準確、及時。這是妥善處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所必要的。只有嚴格執法，才能很好地打擊一切破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制度以及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刑事犯罪，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營造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只有嚴格執法，才能及時、公正解決人民群眾之間的各種糾紛，避免人民內部矛盾的擴大，使全體人民團結一致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違法必究要求司法機關對于一切違法行為都要依法追究法律責任。這是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根本保障。社會主義法律不承認任何等級的特權。我國《憲法》第33條第2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這就是說，在我國不因違法者的性別、民族、種族、身份、地位等的不同而有差別待遇，在法律面前只有守法和違法之分，一切違法行為都應受到法律的追究。法律的作用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違法者予以懲罰和教育；一方面是保護大多數守法者的合法權益。只有對一切違法行為依法追究，才能更好地體現法律的懲罰、教育作用，同時也就更多地維護了守法公民的合法權益，這二者是密切相關的，統一起來，就要求在法制的建設與發展中做到違法必究。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十六字方針所提出的四方面要求是互相聯系，辨證統一的，四個方面相互促進，缺一不可，它們共同構成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任務。沒有健全的立法，守法、執法和司法就沒有依據；沒有一切公民的守法，立法的效用和執法、司法工作就會受到影響；沒有嚴格的執法和司法，法律的權威就不足以樹立，守法也就失去了有力的保障。實踐證明，鄧小平提出的這十六字方針，已經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在新時期加強法制建設的長期指導方針。

（三）關于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法制的關系

鄧小平明確指出，正確理解和處理好黨的領導和法制的關系是民主法制建設的關鍵。一是應當明確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在社會主義國家里，共產黨居于執政黨地位，在維護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保證法律的實施方面，具有特別重大的責任，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遵守和執行憲法和法律。二是指出法律范圍內的事應該由國家和政府管理，過去，法律范圍的事，黨管的比較多，這是由于當時司法部門不完備，法制不太健全，黨管還是可以的，在法律逐漸完

會主義法治意識》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5.《法治論》 山東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2版

6.《鄧小平思想精華》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3年版

7.《鄧小平理論研究文庫》 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7年版

8.《鄧小平理論全書》 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出版社 1998年版

9.《鄧小平理論與中國現代化》 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

10.《鄧小平發展思想研究》 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7年版

11.《鄧小平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思想研究》 遼寧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

12.《鄧小平思想寶庫》 紅旗出版社 1993年版

13.《鄧小平理論體系研究》 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7年版

14.《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巡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5.《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研究》 國防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

16.《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 紅旗出版社 1997年版

17.《馬恩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8.《列寧全集》 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19.《毛澤東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0.《劉少奇選集》 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

21.《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85年版

22.《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若干問題》 法律出版社 1982年版

23.《中國共產黨中央舉辦法律知識講座紀實》 法律出版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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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作改革》讀后感

讀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有感

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就我國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改革問題發表了題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今天我將這篇講話習讀了一下，深受感悟。

這篇講話深刻揭露和分析了我國現行政治體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產生的根源，系統精辟地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意義和主要內容，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想，標志著黨的政治體制改革思想和理論綱領的基本形成。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是：

一、國務院負責人人選的調整；

二、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三、改革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

四、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

五、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具體重大改革。

第一部分先講到“權力不宜過分集中”，就這點，鄧小平他老人家分析的比較具體的。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權力的問題就在于其全部集中于高官權貴的手中，老百姓苦于奔命，考慮的首要是生存，其次是個人發展，根本談上不“權”的問題。權利集中有其好處，可以更方便的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過分的集中就會造成“一言堂”等不良情況，這對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是不利的。“兼職、副職不宜過多”。簡單些說，兼職、副職過多，不僅管理團隊臃腫和重疊，容易加重人民的負擔，在有問題需要處理時，也往往容易發生推卸責任的“踢皮球”現象，其結果是真正的問題反而得不到解決。“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我想這是從封建王朝和民國時期吸取的經驗，可以這么說，封建時代，權力集中于達官貴族，不管是官員也好，皇族也好，始終以自我為中心，他們的認為老百姓是應該為他們付出的。鄧小平他老人家這樣說，給我們中國人民來說一個明確的認識，也顯示了社會主義另一優點，權力是人民的、是集體的。“從長遠利益著想，解決好交接班的問題”說明白點，歷代王朝，一個皇帝，自己坐到老死，然后又讓自己的子孫繼承，這樣的制度是封建的，更加嚴重的會讓當權者以自己的階級為考量而完全忽略了人民大眾的感受，這也是封建王朝走向末落的原因之一吧。“長遠”這個時間可能說是無限的，社會關系也是復雜的，但是必須這樣制定，只能這樣，如鄧小平他老人家所說的，才能涌現年輕有為的干部隊伍，也只有這樣，才能進一步的促進國家的發展，也能讓那些年輕有用的人發揮他們的能力。

第二部分中講到要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及其制度，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主要努力實現三個方面的要求：

（1）經濟上，迅速發展生產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

（2）政治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保證全體人民真正享有通過各種有效形式管理國家；

（3）為了實現以上兩方面的要求，組織上，迫切需要大量培養、發現、提拔、使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人才。

第三部分講到改革黨和國家的一些具體制度。應為在當時的制度中，有不少的制度都有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其中弊端主要有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生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

第四部分講到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畢竟中國經歷了這么久的封建社會，許多封建思想在人民的思想里扎根，這很妨礙現代社會的發展，公民的權利意識淡薄，不懂得維權等。現如今，性別歧視仍然時有發生，女性在尋找工作時獲得的機會仍然不如男性。這只是一個極小的側面，我們仍然需要為此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第五部分具體講到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具體改革。分時段的具體執行，這樣有利于黨的發展，保證黨的優越性。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真正開啟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之路，在它的指引下，我黨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不斷深入，在實踐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其重要意義在于:

一是明確了改革的目標和思路。《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全面分析了我國政治生活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明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系統總結了官僚主義在黨和國家生活中的具體表現和嚴重危害；完整準確地剖析了官僚主義的體制根源，找到了可行路徑；深刻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發生的體制原因。

二是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在這篇文獻指導下，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逐步清晰，改革方案逐步細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機構和章程等及時出臺；通過設立并在適當時機撤銷顧問委員會順利廢除了領導干部終身制。

三是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理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運用唯物史觀深刻剖析了現存政治制度中不適應經濟發展的主要問題；確立了改革的價值取向——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深入剖析了制度與權力的辯證關系；剖析了我國現實政治問題的文化根源。

現如今又到了領導即將換屆的時刻，最近的王立軍事件等情況，深刻的反映著我們仍然需要學習和研究如何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進行改革和探索。只有堅持下去，好好把握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幾點原則和注意事項，才能讓中國的政治局面穩定下來，才能更好的建設國家的領導團隊，才能保證我國的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

金融與統計學院

S1118W104

胡潤

第四篇：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

論鄧小平依法治國思想

鄧小平法治思想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新的實踐經驗的總結，它的核心是“依法治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鄧小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我國的民主法制建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發展，黨的十五大運用鄧小平理論，對歷史經驗進行了科學的總結，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把依法治國提到了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戰略的高度，作為發展人民民主,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民主和法治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保障。鄧小平理論以馬克思主義民主政治理論為依據，結合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與要求，深刻地揭示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社會主義民主與社會主義法治密不可分，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是民主的體現和保障，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必須走依法治國之路。依法治國思想的提出是黨的治國方略成熟與發展的重要標志。

實現法治國家是我國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的必然選擇。鄧小平根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特別是結合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提出了實現依法治國的一系列的原則。鄧小平同志有關依法治國理論，指明了在現階段進行法治建設的基本原則，其基本原則有民主與人權原則；平等原則；維護法律的權威原則；權力監督原則；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原則。鄧小平法治的思想為我國進行法治建設，實現依法治國，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中共十五大明確地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黨領導人民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將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設作為實現法治的目標，明確規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

鄧小平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民主是法治的基礎，民主本質問題是國家制度問題，現代民主的精髓是人民主權原則，社會主義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作主。我國憲法規定，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通過自己選出的代表組成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大會，制定憲法、法律和法規，選舉和決定國家公職人員，并通過他們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和社會事務。現代民主的內容主要包括四個方面：公民的民主權利、國家的民主體制、政治運作的民主程序和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民主工作方法。十一屆三中全以后，我們開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從制度上來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的實現，完善民主選舉制度、監督制度等，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鄧小平指出：“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6頁)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化要求社會主義民主的各個方面、全部內容都要運作法律加以確認和保障，使其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性，鄧小平講：“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制。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鄧小平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盛衰成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48頁)另外還指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

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33頁)在鄧小平的倡導下，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提到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日程上來。鄧小平還明確指出：“實現民主和法制，同實現四個現代化一樣，不能用大躍進的做法，不能用‘大鳴大放’的做法。就是說，一定要有步驟，有領導。否則，只能助長**，只能妨礙四個現代化，也只能妨礙民主和法制。”《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57頁)從此，在中國歷史上結束了由人治而導向的個人迷信和大規模群眾性政治運動的不穩定狀態，并開創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黨的領導是我國實現法治的根本保證。依法治國，建設法制國家離不開黨的領導。關鍵問題是如何改進和加強黨的領導。在黨和法的關系上，曾經存在著“以黨治國”的觀念，這是忽視民主的表現之一。為此，早在四十年代鄧小平就提出：“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遇事，不是黨權高于一切。”到了八十年代，他更明確地說：“全黨同志和全體干部都要按照憲法、法律、法令辦事，學會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罰款、重稅一類經濟武器)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勢力和各種刑事犯罪分子進行斗爭。”另一方面，鄧小平提出要通過深化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處理好黨和政府的關系，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逐步做到“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他強調，要理順黨組織、政府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理順中央、地方與基層之間的關系，理順組織與個人之間的關系，理順各民族之間的關系。這些都充分體現了鄧小平的法治思想高瞻遠矚的戰略性。十五大報告指出，共產黨執政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國家的權力，實行民主、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人權，而實行依法治國就是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國家和社會生活的領導，主要在于領導人同，通過國家機關制定適應和社會發展和人民意愿的法律、法規，又領導人民監督、保證國家機關公職人員、社會團體、各政黨和人民群眾依據已制定的、現行的法律、法規從事各項活動。黨的政策和主張要來自由人民群眾并要通過國家機關進一步集思廣義，取得人民群眾的支持、檢驗而轉化為人民的共同意志并上升法律、法規，通過組織國家機關實施法律，并通過對司法工作的領導，將法律適用于具體案件。也就是通過法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使民方制度化、法律化，以實現共產黨的領導的核心作用

總之，鄧小平深刻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的民主法制的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基礎和思想基礎，奠定了治國方略根本性轉變的基石,對我們今天在新的世紀、新的時代背景下的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五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讀后感OK

《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是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它前所末有地表達了一個無私的共產黨人對于專制制度的批判態度，展現了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的無比勇氣和魄力，顯示了一個實干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品質，閃耀著巨人睿智的思想光輝。26年過去了，這篇講話依然具有極強的生命力。今日重讀，并結合這些年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以及十六大作出的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部署來思考，無疑會得到更多的啟示。

一、高瞻遠矚，闡明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鄧小平同志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首先指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必要性。他說，“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這幾句話既指出了改革的目的，也闡明了改革的原因，同時也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黨和國家現行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是改革的內在原因，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對此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干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對于官僚主義現象，鄧小平同志指出了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面，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成規，機構臃腫，人浮于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復，壓制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對于這些現象，鄧小平同志用了24個短句，語氣急促，態度嚴肅；同時，他還指出了它產生的原因。他認為：“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和計劃管理制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制有密切關系。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可以說是我們目前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官僚主義的另一個病根是，我們的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而下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負責制，缺少對于每個機關乃至每個人的職責權限的嚴格明確的規定，以至事無大小，往往無章可循。??因此,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些制度。”這種對官僚主義切中要害的分析，這在以前的領導人的講話和文章中是很少見的。目前這些問題并沒解決好，我們的機構改革也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我們現在出臺的一些法律法規和黨紀黨規，都重視了權力與責任的規范，但怎樣將這些責任落到實處，是我們目前所必須重視和研究的一個問題。

對于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鄧小平同志在文中指出：“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什么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或少數人手里，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制、個人分工負責制等等。”作為身處中央權力核心的鄧小平同志，對權力問題的清醒認識，體現了一個革命者光明磊落、博大無私的胸襟和膽識。

對于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他還透徹地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他認為：“這種現象同我國歷史上封建專制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們歷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特別是他繼續指出：“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范圍的問題。??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這說明在當時，鄧小平同志已經意識到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必須正確處理黨與國家機關之間、與其他社會團體之間的關系。可惜他的這個思想也還是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權力過分集中、以黨代政的問題依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黨與國家機關及社會團體之間的關系依然沒能理順。無論大事小事都由黨委出面，不能很好地發揮人大、政府、政協、人民團體和其他各種經濟文化組織的作用，領導成了管理，執政成了代政。因此，十六大提出，要進一步“按照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范黨委與人大、政府、政協以及人民團體的關系。”

對于家長制作風，鄧小平同志指出，它“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凌駕于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他們的權限不受限制，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總之，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制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么黨內民主，什么社會主義民主。”

事實證明，目前依然存在的家長制作風，使得領導者個人集決策、執行、監督于一身，使人民賦予的權力變成了個人的絕對權力，使黨和國家的權力缺乏監督，在決策制定上缺乏制約，使黨失去了接受各方面監督的機會，嚴重損害了黨的形象，嚴重損害黨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在當前各種新矛盾新問題不斷出現的情況下，更應該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對于干部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鄧小平同志深刻地提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解放以后，我們也沒有自覺、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

由此可見，鄧小平同志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中存在的這些突出問題的揭露和批判，在今天仍然具有現實針對性。所以鄧小平同志說：“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了適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為了興利除弊，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們要不斷總結歷史經驗，深入調查研究，集中正確意見，從中央到地方，積極地、有步驟地繼續進行改革。”

二、總結歷史經驗，指出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

鄧小平同志在總結思考“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后指出，要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必須從制度上解決問題。

鄧小平同志強調：“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于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制度問題，關系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肅清封建主義殘余影響，重點是切實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促進現代化建設事業的順利發展。”鄧小平同志繼續指出：“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周密、準確，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使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等。關于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也將在憲法中表現出來。”

鄧小平同志的以上論述，充分說明了制度建設的重要性，強調了在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必須建立和健全制度。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就是要推行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但民主沒有法制作保證，民主就只能是一種空想，或者演變為社會**。法制也必須以民主為基礎，沒有民主的法制，只能走向專制或者以法律名義而實行的人治。今天，十六大提出，加強社會主義法制，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強調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堅持依法執政，來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實際上也是這種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三、擔負歷史重任，推進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鄧小平同志在這篇講話中，對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五個方面的重大改革進行了部署。這些改革在我們今天看來，有些已經完成，有些正在進行，有些還遠沒有達到鄧小平同志當時的設想和希望。因此，他提出：“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各個方面的制度，是一項艱巨的長期的任務，改革并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是實現這個任務的關鍵。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認識。”

中國共產黨從革命到執政已經走過了80多年的歷程。黨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全國人大九屆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又把這一治國方略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下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走進了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時代。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黨面臨著許多新的考驗，比如，新時期將會有許多新的問題和更復雜的矛盾出現，我們黨有沒有很高的執政水平去妥善解決這些新問題新矛盾？在制定政策時，能不能做到兼顧和平衡社會各方面的利益要求？由于50多年的長期執政，我們黨的一部分成員會不會產生共產黨必然執政、永遠執政的思想，而放松了各方面的努力，看不到喪失執政地位的危險？

在這種新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有更強的執政圖治的憂患意識，要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深刻認識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長期執政的黨喪失執政地位的教訓，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全黨同志要經得起改革開放和執政的考驗，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只有這樣，我們的黨才能永遠作為執政黨帶領人民建設好我們偉大的國家，實現民族騰飛和國家的興旺。

重讀鄧小平同志《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一文，領會他對我們寄予的深切希望，感到責任重大。鄧小平同志在講話中最后說：“這個任務，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們有責任為它的完成奠定鞏固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方向。我相信，這一點是可以做到的。”沿著他的指引，思考他提出的一些問題，我們有責任也有信心擔負起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和艱巨的歷史重任，把他未完成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