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外學者對反腐的研究現狀
國外研究現狀
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反腐的基礎理論研究,對腐敗可能產生的影響的研究,同時還有影響腐敗的方面,以及探究如何進行反腐更為有效。研究更多體現在廉政建設上,類似于政權選舉,立法呼吁、草根公民的努力、新聞媒體的作用等。而對于網絡反腐這塊的研究甚少,只基于網絡作為其工具可采納使用為反腐服務。
(一)對反腐的基礎理論研究:
Diana Schmidt(2007)認為反腐有四個至關重要的時期:(1)學術爭論早其對腐敗的爭論(pre-1990年代);(2)初始反腐敗辯論(1990年代);(3)一段時間的重新定位(2000年代早
1期);(4)最新的反腐敗辯論(2000年代)。Mccoy J.L.(2001)則分析了全球反腐敗規范的形成,特別是對其反賄賂元素的分析,自1990年代起經歷了三個階段:(1)提高認識,(2)制度化
2發展而來的法律和政策工具,和(3)全球采納、內化和依從性。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則提供證據表明,腐敗已經發生在以下這些領域的改革等,如私有化(Tangri & Mwenda 2001),公共采購、政府收入收集(Fjeldstad et
3al.2003),議會和總統選舉。
(二)對抑制反腐的措施的研究
Klaus Abbink(2004)提到在德國聯邦政府正式職工旋轉是一種在公共管理下反對腐敗的預防措施。反對腐敗的措施之一是讓正式的職工進行職位調換,而旋轉的作用是能顯著降低賄賂的頻率及因賄賂而產生的低效4。Anne Marie Goetz(2007)則通過研究發現,婦女成為反腐的新力量之一,因統計證據表明那些在政治上和勞動力上擁有更多數量為婦女的國家存在更低的腐敗程度5。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2006)則提出信息公開的必要性是防治腐敗的有力舉措之一。在2006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國家的14個國家與專用的透明的法律是三倍的可能回應,信息請求,缺乏透明度的國家法律則承認不到一半的信息公開請求6。同時他也指出,更高的透明度和聲音降低腐敗甚至發生在高度層次和不平等的社會。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2006)則認為媒體和協會的自由,可以宣傳和阻止7政府的腐敗。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2003)一項在整個亞太地區公司的大型調查顯示,程度較低的國家的行政腐敗更有可能采用強化反腐敗計劃比國家與高水平的行政腐8敗。
(三)對反腐中的網絡所起作用的研究
Diana Schmidt,Anti-corruption: What Do We Know?Research on Preventing Corruption in the Post-communist World,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7 VOL 5, 202–232 2 Mccoy J.L.: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Anti-corruption Norm,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ume 38, Number 1, March 2001 , pp.65-90(26)3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4 Klaus Abbink,Staff rotation as an anti-corruption policy:an experimental stud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ume 20, Issue 4, November 2004, Pages 887–906 5 Anne Marie Goetz,Political Cleaners:Women as the New Anti-Corruption Force?,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ume 38, Issue 1, pages 87–105, January 2007 6 Leonid Peisakhin and Paul Pinto,Is transparency an effective anti-corruption strategy?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Indiarego_1081,Regulation & Governance(2010)4, 261–280 7 Roger Tangri and Andrew M.Mwenda,Politics, donors and the inectiveness of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s in Uganda,J.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44, 1(2006), pp.101–124.8 Franklin Steves and Alan Rousso, Anti-corruption programmes in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countries and changes i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1999-2002,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2003)Roberts(2006)指出互聯網已經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收集、分發和訪問政府信息更為方便。由于這些特點,政府已趨向于使用電子政務,以求獲得更多信息和促進透明度、問責制及反腐目標的實現。而提供給公民信息和讓具備一定素質的公民去監察政府的活動,都發揮著重要的角色。電子政務和其他信息通信技術可以用來打擊腐敗。Anderson(2009)通過對比分析1996年之間變化和2006年腐敗數據,基于一項研究即通過ICT推動電子政務的舉措,得出結論說,“實施電子政務可顯著減少腐敗,甚至那些控制了所有的傾向腐敗的政府或多或少是基于積極地采用電子政務倡議。而Shim & Eom,(2008)也認為信息通信技術可以減少腐敗,促進良好的治理,加強傾向的舉措,減少潛在的腐敗行為,提高政府雇員和公民之間的關系,允許公民跟蹤活動,并通過監測和控制政府員工的行為。Brown & Cloke(2004)提到反腐不僅有關所有的努力促進、信息的開放等,減少腐敗還嚴重受到文化、一個國家的環境、對社會態度的價值觀認識、信息級別的識別與政府的公民有關,也應從一個獨立新聞媒體的可行性信息政策及制定的政府考慮。9
9John C.Bertot,Paul T.Jaeger,Justin M.Grimes ,Using ICTs to create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E-government and social media as openness and anti-corruption tools for societie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Volume 27, Issue 3, July 2010, Pages 264–271
第二篇:國外反腐現狀
為震懾和懲治腐?。?/p>
美國:早在1921年就出臺了《預算和會計法》、《政府行為道德法》,以此來規范經濟活動和政府行為;1978年又頒布《監察長法》,并通過《獨立檢察官法》,將任命獨立檢察官的做法制度化、程序化。奧巴馬去年 11 月還簽署了《加強檢舉人保護法案》,保護對象為檢舉政府官員腐敗+浪費和濫用權力的聯邦雇員(此外,法案加大了懲處打擊報復檢舉人的行為力度,并在一些機構中派駐)檢舉人保護巡視員。
新加坡:制定了《防止貪污法》,對貪污調查局的職能做了全面規定,并賦予其廣泛的權力,強化其偵查權限和偵查措施,增大其執法的權威性。對付貪污者,新加坡法律規定,除了要沒收其所貪污的錢財,還要給予數倍、數十倍的罰款,并責令貪污者的上司與其一起接受處罰。1963年的反腐敗修正案要求涉案嫌疑人必須與貪污調查局合作,出庭作證或接受詢問1966年的兩項修訂案,一是即便當事人實際上沒有受賄,只要有受賄意圖,也可能獲腐敗罪名;二是規定《預防腐敗法案》適用于新加坡駐外使領館和駐外人員1981年的修訂案規定受賄者要等額上交賄金,否則從重處罰。1986年,涉嫌受賄的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鄭章遠自殺,促使政府再一次推動修法,規定法官可以判決罰沒因貪污獲得的收益(如果被告已經去世,而其名下地產或資產超出已知收入來源的數額,可以視為貪污所得1989年,國會授權法庭凍結和沒收貪污者的產業和資產。
韓國:2002年制定了《反腐敗法》,并實行“內部舉報”制度,嚴格保證腐敗舉報人的人身安全和自身利益安全。越南還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申訴控告法》,規定人民群眾有權向有關黨政部門、群眾組織控告違反黨紀國法的現象。
芬蘭:制定了《公務刑法》;公務員直接接受的錢物和變相接受的饋贈如公費旅游、低息貸款等都被視為受賄行為,即使一些榮譽性質的利益也不允許,一旦受賄罪名成立,將立即被免職并接受進一步調查。新加坡對此行為的懲治則更為嚴苛,哪怕吃一頓飯,作為公職人員也會被視為違法,貪污受賄罪名一旦成立,不僅要被課以巨額罰款,還要被判5~7年的牢獄之刑。2011 年 7 月,芬蘭電視四臺披露了幾名新當選議員過度使用出租車的事件,將當事人姓名和每月花費的出租車費悉數曝光(報道稱,議會議員每年要花費 50萬歐元坐出租車,約 100萬歐元坐飛機,這些都是納稅人的錢(這一報道引發了芬蘭民眾的質疑(民眾認為,芬蘭公共交通四通八達,為什么議員辦公不能搭乘公交車?那次報道促成議會此后對議員搭乘出租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瑞士:公務員管理條例明確規定,公務外出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借用公車,也可使用私車,按照目的地里程數每公里報銷0.7瑞郎(1瑞郎約合6.5元人民幣),不報銷任何其他費用公務外出誤餐費有明確標準,無論公務員職銜,早餐14瑞郎,午餐+晚餐為27.5瑞郎在物價高企的瑞士,27.5瑞郎甚至不夠在中低檔餐館點一道主菜。
印度:今年議會下院選舉期間,也爆出選民“有吃有喝有錢拿”的丑聞。用吃喝和金錢拉票在印度是違法,雖會面臨重罰,卻屢見不鮮。印度選舉委員會 4 月 7 日說,從 3 月 5 日公布選舉日程以來,在全國范圍內查獲了用于違法拉票的 270 萬升酒和折合 3250 萬美元的現金。
印度過去 10 年間因貪腐問題受到嚴重拖累。
印度需要依靠私營部門去修建公路、新建廠房以及發展城市。然而,印度政府與企業的關系現在“并不正?!薄?/p>
其一,決策者由于收受賄賂而作出錯誤決定。
其二,決策者出于腐敗擔憂而無法果斷決策,以致錯失經濟發展的良機。以礦山開采為例,一些印度法庭拿不準礦主是否牽涉行賄舞弊行為,于是遲遲不就相關案件作出裁決,結果導致礦山閑置、生產停頓。2007 年至 2011 年,印度私營企業投資額從 17%減少至 11%,而印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增長速度也受拖累而跌至 5%,為印度過去 10 年來最低水平。多份報告顯示,印度政府撥給福利項目和補貼項目的款項中,多達 50%被貪官污吏或富戶巨賈中飽私囊。
有鑒于此,2012 年底,印度新成立了龐大的反腐敗機構。該機構擁有調查部門、起訴機構和特別法庭,擁有專門的費用來源,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外部干預和制約,提高執法效率。例如 2012年,印度鐵道部在招投標、免費贈票、客票預訂、電子客票、交通折扣等關鍵領域開展 24876 項預防性檢查,6454 人因涉嫌腐敗被立案調查,追回資金超過 4 億盧比。同時,為了配合反腐,印度進行了行政體制改革。政府公布首批改革方案,提出要出臺開放、競爭性的自然資源競標制度,制定完善的公共采購政策和公共采購標準,研究廢除部長享有的酌情決定權,優先處理涉及聯邦政府公務員的腐敗案件。印度國大黨作為百年老黨,歷次選舉失利都與腐敗有或多或少的關系,特別是取消黨內監督委員會后,腐敗之風愈演愈烈。2014 年全國大選中,腐敗丑聞纏身和反腐不力依然是國大黨的最大軟肋。
英國:議員違規報銷事件曝光后,373 名議員或前議員被勒令退款,27 人辭職,邁克爾·馬丁成為英國 300 余年來首位被迫下臺的下議院議長。2012 年以來,德國前總統武爾夫、巴西前總統盧拉、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愛爾蘭前總理埃亨、斯洛文尼亞前總理楊沙等因涉嫌貪污賄賂或利益沖突,先后被立案調查或被判入獄。
俄羅斯:2013 年至今,在俄羅斯重拳打擊司法腐敗。最近一篇《俄羅斯懲治腐敗“組合拳”:冰與火的較量》的文章中,記錄了一組國家反腐敗機構的統計數據,統計結果顯示,俄羅斯人認為法治領域腐敗程度最高,如警察系統為 89%、司法系統為 84%、立法系統 83%,其次是衛生系統、教育系統、新聞媒體。面對嚴峻的腐敗態勢,俄羅斯總統和總理先后帶頭公布了自己家庭的財產狀況。隨后,有諸
多因為違反官員申報財產規定的官員被免職和受到處理。俄羅斯總統普京曾在一次會議上強調,國家反腐行動應該堅持持續性和攻擊性,今后俄羅斯將加大力度打擊司法和執法機關的腐敗。俄羅斯反腐敗工作經常被認為是“只抓小蝦,不動大魚”。普京第三次就任總統后,強調反腐敗沒有“不可觸碰的人”,要“用燒紅的鐵燃盡腐敗”。隨后一批“大魚”落馬。
第三篇:國內外學者研究現狀
三、國內外研究現狀:
就國內外現有研究看,在心理學、教育學等領域,關于兒童道德的研究一直受到廣泛的關注和重視。在國外,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已相當成熟,產生了一些影響廣泛的理論成果。這些理論一般都注重兒童道德認知和道德情感等方面的研究,而忽視行為習慣研究。它們大都以一些設計精巧的實驗為基礎,內容涉及兒童道德發展過程中的知、情、意、行等方面。如瑞士學者皮亞杰(JEAN PIAGET)提出的兒童道德認知發展理論(詳細研究了兒童道德判斷的發展和形成)和柯爾伯格(L.KOHLBERG)的兒童道德認知發展理論(對皮亞杰的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研究),著重研究了兒童道德認知問題。再如精神分析學派關于兒童焦慮和移情作用的研究,以及前蘇聯心理學家關于兒童羞愧感的研究,則著重研究了兒童道德情感的發展問題。又如班杜拉(A.BANDURA)和西亞斯(R.SEARS)的社會學習理論,則重點研究了兒童道德行為的訓練和發展問題。國外的這些研究成果,為我們開展兒童道德和行為習慣養成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理論基礎和研究方法方面的參考??上驳氖牵@些研究成果大都被我國心理學界的一些學者介紹到國內,并進行了相關研究。如早期的陳鶴琴關于兒童教育的研究,近期潘菽和朱智賢等人對兒童心理的研究等。
近年來,從行為習慣入手來研究兒童德育也開始受到國內學術界的關注。如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的王極盛教授就進行過關于1560例少年兒童不良行為習慣的研究,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孫云曉研究員也曾主持過關于杰出青年的童年教育研究,以及培養獨生子女健康人格的研究,北京教育學院關鴻羽副教授進行過關于兒童養成教育的研究。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在北京舉辦了“道德教育與習慣養成”大型論壇。來自全國17個省共316名中小學教育工作者及心理學、教育學、倫理學等領域的專家,出席了本次論壇,并深入地探討了兒童德育與習慣養成的問題,提出了諸多有價值的見解。
本研究擬在這些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行為習慣的一般理論和具體實施策略做進一步的理論總結和實踐研究,來探索兒童良好行為習慣養成的方法和途徑;進一步豐富國內關于養成教育的理論和兒童道德發展和形成的理論研究,為實施以德治國的重大方略架起新的支點;為幼兒園德育以及家庭教育提供新觀念和新思想,并在操作層面上,提供相應的切實可行的方法和措施。
第四篇:國外研究現狀分析
國外研究現狀分析
禮貌原則принцип вежливости是由英國著名的學者李奇于1983年在格萊斯“合作原則”принцип кооперации的基礎上提出來的。
李奇效法格萊斯劃分語言交際中的合作原則,提出了禮貌原則的六項準則,其中每條準則都包含兩條次準則:
1.策略準則(用于指令和承諾)Tact maxim a)使他人受損最?。籦)使他人受惠最大
2.寬宏準則(用于指令和承諾)Generosity maxim a)使自身受惠最小;b)使自身受損最大
3.贊揚原則(用于表情和表述)Approbation maxim a)盡力縮小對他人的貶損;b)盡力擴大對他人的贊揚 4.謙虛原則(用于表情和表述)Modesty maxim a)盡力縮小對自身的贊揚;b)盡力擴大對自身的貶損 5.贊同準則(用于表述)Agreement maxim a)盡力縮小自身與他人之間的分歧;b)盡力夸大自身與他人之間的一致 6.同情原則(用于表述)Sympathy maxim a)盡力縮小自身對他人的厭惡;b)盡力夸大自身對他人的同情(“禮貌原則”在會話中的性別差異,首都師范大學,崔國鑫)在國外對“禮貌研究”還有布朗和; Brown&Levinson 的面子觀
他們認為面子的概念來自Goffman的面子行為理論和英國民間詞語,是指每個社會成員想為自己爭取的公開的自我形象(self-image)。面子與尷尬,難堪,或“丟臉”相聯系(1987:61)。他們認為,說話人應該尊重聽話人的自我形象,避免威脅聽話人面子的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FTAs)。
面子威脅程度的計算取決于交際雙方之間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社會權力(social power)的差別以及特定文化對具體言語行為強加程度的認定。Brown &Levinson將面子的劃分為負面面子(NegativeFace)和正面面子(Positive Face)。負面面子反映了一個人不希望被人強加觀點,或者做出自由選擇的愿望。正面面子反映了一個人被人喜歡,贊同,尊重或者欣賞的愿望(1987:61)。與之相應,面子管理的策略也劃分為兩類:負面面子策略和正面面子策略。負面面子策略強調聽話人的自由權利,所以它是一種尊重策略(deference strategy)。正面面子語用策略強調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密切關系,所以它是一種親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
1.負面面子策略
對于威脅面子的言語行為來說,負面面子是最合適和最為規約性的語言策略(1987:130)。負面面子禮貌策略即尊重策略涉及人際交流過程中的“正式”禮貌形式。在實施負面面子策略的時候,說話人考慮聽話人的負面面子需求,應表示自己不愿意強迫對方,侵犯對方,尊重聽話人的自主自由,現列舉在本段邀請行為中涉及到的負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利用規約性間接手段(Beconventionally indirect)(1987:132)。以規約性的間接手段表示請求等,可以避免損害到受話人的負面面子。在文中的邀請行為中,賴大家的說到:“不是接他老人家,倒是打聽打聽奶奶姑娘們賞臉不賞臉?”語言轉彎抹角,用“間接的方式”表達出來賴大家的要邀請賈府的主子們赴宴,取代了直接言語行為,另一方面又讓聽話人一聽就明白,表達尊重聽話人的自主自由。
2)閃爍其詞(Hedge)(1987:145)。正如正面面子策略中的“留有余地”一樣,負面面子通過一些“不明確的話”來減弱威脅面子行為的目的。在王熙鳳回答賴大家的邀請時說到:“別人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边@個“別人不知道”就是一種閃爍其詞的策略,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沒有涉及到其他人,避免威脅其他聽話人的負面面子。
3)表示悲觀(Be pessimistic)(1987:173)。不強迫受話人作出行動反映,表示說話人對于自己說的話不抱太大的希望,聽話人不必受說話人話語影響。賴大家的說:“擇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們奶奶的老臉罷了。”賴大家的發出邀請,但是話語中表示了悲觀,雖然定了日子,但是請不請得來賈家的主子們還得看自己婆婆賴嬤嬤的面子,對自己邀請這一行為表示了悲觀。博士論文,面子觀。
4)尊重(Give deference)(1987:178)。博士論文,面子觀。尊重策略的實施是通過使用一些明確表達對于聽話人的社會地位給與尊重的稱謂語,也可以通過自貶(downgrade)的方式加以實施。文中多處體現到這種策略。賴嬤嬤對賈家主子的稱呼“主子”、“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老爺、爺們”、賴大家的對王熙鳳稱呼“奶奶”,這些都是通過稱謂語體現出了尊重策略。稱在自己家的花園擺酒為“在我們破花園子擺幾席酒”,通過自貶方式實施了對聽話人的尊重。賴嬤嬤說:“我才去請老太太,老太太也說去,可算我這臉還好?!辟噵邒叩难酝庵馐怯捎谧约赫埖搅死咸ジ把绮抛C明自己有面子,突現了對老太太的尊重。
5)給受話人提供某種補償(Redress other wants of H’s)(1987:209)。發話人可以在某些方面提供補償,如承認蒙受恩惠,承認欠債等。文中賴嬤嬤兩次提到“托主子的洪?!?,認為自己兒子被選上是托了賈家主子的福,能夠擺酒席好好熱鬧上三天也是托勒賈家主子的福,承認蒙受了賈家人的恩惠,照顧了聽話人的負面面子。
2.正面面子策略
正面面子禮貌策略與“親近”(intimacy)緊密相關。正面面子策略隱含著尋找共同點和申明愿意和對方合作來盡可能縮短雙方之間距離。它用禮貌形式強調說話人與聽話人之間的密切關系,所以它是一種親近策略(solidarity strategy)(1987:101-117)。僅列舉文中涉及到的正面面子策略加以分析:
1)聲稱具有共同點(Claim common ground)(1987:103)。說話人表明與聽話人是一類人,具有相同的目標,價值觀或者愛好等。通常的做法有表明具有同樣的團體身份,這可以通過稱呼的選擇,方言,行話的運用來顯明。博士論文,面子觀。文中賴大家的稱呼“奶奶姑娘們”和賴嬤嬤的稱呼“主子,老太太,太太們,奶奶姑娘們”,一方面表示對賈家的尊敬,另一方面也強化了說話人與聽話人關系是一個團體的身份。
這個策略也可以用開玩笑的方式來強調雙方又共同分享的背景,可以讓受話人自在輕松,同時維護受話人的正面面子。如王熙鳳說道:“先說下,我是沒有賀禮的,也不知道放賞,吃完了一走,可別笑話?!边@是句玩笑話,實際上她是肯定要帶著賀禮的,賴大家的笑道:“奶奶說哪里話?奶奶要賞,賞我們三二萬銀子就有了?!边@句玩笑話作為回應,能表現出她們的關系融洽,是親近策略的很好體現。
2)傳達發話人與受話人合作的信息(Claim that S and H are cooperators)(1987:125)。這可以通過提供需諾等來補救對受話人的面子威脅。文中李紈王熙鳳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們必去,只怕老太太高興要去也定不得?!睂τ谫嚧蠹覌邒吆唾嚧笙眿D提出的邀請,她們承諾赴約,本身就是一種維護發話人面子的行為,有說老太太高興得興許也去,更強調出她們對赴約的愉悅之情。
第五篇:留守兒童國外研究現狀
(1)國外研究現狀
留守兒童問題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Yeoh認為,“留守兒童”是指那些在移民過程中錯過了遷徙機會、未能被一起帶走甚至被遺棄在家鄉并由親戚或熟人照顧的兒童;世界范圍內受父母移民影響的留守兒童數量巨大。國外留守兒童的研究內容主要涉及留守兒童的規模,以及移民對留守兒童的日常生活、教育、醫療和健康、心理和行為等方面的影響。研究者不僅描述了留守兒童各方面的發展狀況,而且對移民影響留守兒童發展的機制和過程也比較感興趣,提出了一系列中介和調節因素。
從研究地域上看,國外留守兒童研究范圍非常廣泛,涉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東歐地區。研究主要涉及這些國家或地區留守兒童的規模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問題等方面。Bryant 認為菲律賓有 300 - 600萬兒童因為父母在海外工作而留守;印尼約 100萬,泰國約 50 萬。Nobles 利用多狀態生命表分析“墨西哥家庭生活調查”數據,結果發現超過 1/3 的墨西哥孩子在兒童期經歷了不同類型的家庭分離,其中父親移民導致的兒童與單身母親生活的時間和父母離婚導致的兒童與單身母親生活的時間一樣長;根據 2005 年的摩爾多瓦人口健康調查表明: 1/5 的留守兒童在 5 歲以下。另摩爾多瓦教育部報告指出: 65%的相關機構收留著7-12 歲的孤兒或棄兒,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兒童[27]
從研究內容上看,國外對留守兒童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留守兒童的規模以及移民對留守兒童的日常生活、教育、醫療和健康、心理和行為等方面的影響。Booth 對非洲某貧困且父母外出打工率高的農村地區 123 名學前兒童的跟蹤研究表明,父親外出后,母親承擔了對兒童的養育責任,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且母親權威性不及父親等原因,這些兒童在認知技能的準備上明顯差于父親在家的兒童,尤其在畫圖和詞匯能力上的差距更大。相反母親外出后,由父親養育的兒童在入學準備上則與相應的同伴無顯著差異。Moctezuma通過定性方法研究發現墨西哥留守少年通常成長為第二代移民勞工;在蒙古,留守兒童的教育主要受社區人口流出的不利影響,一些農村學校入學率降低、校舍破舊、缺少教師和教學設施[55]。
一部分研究者受Bowlby影響,認為孩子與父母的早期分離會影響其后期發展。摩爾多瓦的兒童報告,在父母離開后,自己面臨心理方面的問題,金錢和物質補償不了遠離父母的痛苦,這種痛苦甚至可長達 10 年之久。Gill,Birmaher認為留守兒童心理問題的出現取決于許多個體的、家庭的和環境的因素,包括過往精神疾病病史、暴露于創傷和早先已經存在的依戀障礙。
2003 年對菲律賓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一般能較好適應社會并得到有力的社會支持,也能與家庭成員融洽相處,父母外出沒有對其社會化、行為、價值觀產生負面影響;而在斯里蘭卡,母親外出的留守兒童社會適應較差。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在未成年懷孕、濫用藥物、心理問題和暴力行為等問題上有更大的風險。在摩爾瓦多,1993 - 2000 年青少年犯罪比例升高與這一時期留守兒童的增加有很大關系,其中 60% 的犯罪者是留守兒童。在墨西哥,父親的缺席使兒童出現了問題行為,61% 的留守兒童存在心理問題,有被遺棄的感覺。
綜上所述,國外移民留守兒童研究的時間早,研究地域、研究方法趨向多元化。研究內容涉及到國外移民留守兒童的研究背景、規模以及因父母遷移導致留守兒童在日常生活、教育、醫療和健康、心理和行為等方面所受到的影響。我國農村留守兒童與國外移民留守兒童有許多相似之處,已有研究對認識和解決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問題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