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關于密爾論自由書評

淺談言論自由及其限度 ———讀約翰·密爾《論自由》

劉萍 2011131114

摘要：人們具有討論的自由，進而形成并發表自己的見解,但是人們所擁有的這種自由又不是絕對的,而是有一定限制的。密爾在其《論自由》一書中講述了言論自由對獲致真理、民主政治、個性發展的作用，并將言論自由的限度歸結為不妨害他人的自由，也即傷害原則,本文即基于密爾的觀點對言論自由及其限度進行相關的分析。

關鍵詞：約翰·密爾；言論自由；傷害原則；限度

法國大革命時期的領袖羅伯斯皮爾說:“除了思維能力之外,向自己親友表達自己思想的能力,是人有別于動物的最驚人的品質。”①表達自己思想的能力亦即語言能力。數百萬年來,尤其是自文字產生以來,人類依賴言論，言論包括語言和文字等形式,發展起自己高度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言論自由不僅是文明進步的重要手段,也是文明進步的重大標志。時至今日,世界各 國無不在其憲法中對這一神圣權利加以規定和保障。到了19世紀，隨著資產階級對舊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日益高漲，言論自由的理論又有了進一步發展。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1859年約翰·密爾出版的著作《論自由》。

密爾在書中主要論述了個人自由與社會自由兩者錯綜復雜的聯系及關系。密爾重點寫了討論自由也就是言論自由，強調它與思想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在密爾眼中，真理越辯越明，任何意見，無論是自然的或者是社會的理論，只有經得起反復的批駁才能為人們所接受，依靠外部力量強加的意見是沒有生命力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人們才會真心實意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即使是被廣泛接受的正確意見，也應該經常接受人們的檢驗，這樣它不會成為死的教條而保持鮮活，更加有效地作用于個人與社會。

具體而言，密爾是以這四點遞進的論據來論證言論自由對于人類精神福祉的必要性的。第一，如果被權威壓制的意見是真確的，那么我們就失去了獲得一個真確的認識的機會。這自然是不應當的。第二，即使被迫緘默的意見是一個錯誤，它也可能是而且通常總是含有部分的真理。而另一方面，被公認為正確的意見也難得是或從不全部是真理：既然如此只有借助對立意見的沖突才能使不完善的真理有所完善。第三，即使公認的意見不僅是而且全部是真理，若不容它去接受猛烈而認真的挑戰，那么它就會逐漸脫化成一個教條。堅持它的人們并不能夠深刻認識它的合理性，而實際上和堅持一個偏見的情形是一樣的。第四，在上述情況下，教條即有可能喪失或減弱它作為真理的本來意義，并有可能失去對人們品行的陶冶作用，因為教條已變成一種純粹的形式和術語，不僅對于優良生活是無益的，而且妨礙人們以理性或親身經驗去體味真理和培養真正的、虔誠的信念。密爾所論可以歸結為一點，即言論自由和意見的多樣性是真理浮現和彰顯的必要環境，在此環境之中，真理具有自我矯正能力，真理的運動是一個自矯糾正的過程，而權威的干涉只能破壞這一過程。

世界各國都尤其重視言論自由，與言論自由所具有的重大價值是必然聯系的。言論自由具有功能、作用亦即價值。筆者認為密爾在書中論述言論自由的價

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增進知識與獲致真理，即作為獲致真理的一種手段；二是維持與健全民主政治；三是維護與促進個人價值，促成個人的自我實現。

第一，言論自由可以增進知識與獲致真理，即作為獲致真理的一種手段。這種價值表明，當我們可以自由地認識一切事物，自由地發抒我們對于一切事物的認知，那么真理將在與謬誤的斗爭中自動顯現，為大眾的理性所辨明。它還表明，欲作出一個正確合理的決定，應該傾聽各種各樣的信息和意見，特別是對立方的意見，而且還應把自己的判斷置于公眾的質疑與挑戰之下，進行不斷的錘煉與修正。在此過程之中，我們所擁有的真知會越來越豐富。密爾對其作了學理上的論證。密爾反對政府對發表一種意見的禁止，無論這種政府是人民的還是非人民的政府。他陳述這種禁止自由討論的弊端：“迫使一個意見不能發表的特殊罪惡乃在它是對整個人類的掠奪，對后代和對現存的一代都是一樣，對不同意那個意見的人比對抱持那個意見的人甚至更甚。假如那意見是對的，那么他們是被剝奪了以錯誤換真理的機會；假如那意見是錯的，那么他們是失掉了一個差不多同樣大的利益，那就是從真理與錯誤沖突中產生出來的對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認識和更加生動的印象”。②具體的闡述在密爾對言論自由的四個遞進的論據中得以體現。

第二，言論自由可以維護和健全民主政治。言論自由之民主功能主要體現在三個點：對話、制約、共信。密爾在本書中認為言論自由之民主功能主要體現在制約。言論自由不僅對多數權力的制約也對政府權力的制約。言論自由不僅是多數人的言論自由，而且是少數人的言論自由。當政府是為多數人所支持的一個民主政府時，也是不應壓制少數人的言論自由的。正如密爾所言：“且讓我假定政府是與人民完全合一的，除非在它想來是符合于人民心聲時從來就不想使出壓制的權力。但我所拒絕承認的卻正是人民運用這種壓力的權利，不僅是由他們自己來運用或者是由他們的政府來運用，這個權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壞的政府有資格來運用它。”③

第三，言論自由可以維護與促進個人價值，促成個人的自我實現。一個自由人通過自己的理性與良知去選擇、搜集信息并表達自己的觀點是其個人價值的體現。密爾還認為，言論自由能夠幫助人們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對于個人才能的發展和自我完善有重要價值。正是因為言論自由，才使得人人都可以認識世界，表達自己的態度，形成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心智得到發展的獨立個人。言論不自由的時代必定是一個謊言流行、人格扭曲、道德淪喪的時代。密爾目睹過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他非常警惕“社會 暴虐”，即社會將集體的意志強加于每一個社會成員，抹殺人的獨特個性和首創性。因此他號召要在這樣一個社會意見占主導的時代反抗這種社會權力對想、言論及人各方面的壓制，讓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以言論自由促進個性的自由發展從而保持整個社會的豐富多彩和蓬勃生氣。

在言論自由具有極大的價值時，又不得不給自由一個限制。正如盧梭所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④密爾所稱的限度是指法律上的限度，而不是物質的或道德的限度。法律上的限度說明言者可以自由地表達言論而不必擔心法律之強制懲罰的界線。因此，言論自由的限度也可以說成是法律之施加于言論上的若干限制。那什么才是合理的限制呢？則需要一個檢驗標準來核準限制是否是合理的。密爾的原則則是著名的“傷害原則”。密爾《論自由》的主旨在于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按嚴復的譯法來說，就是“群已權界”的問題。密爾的基本論點是，個人對于僅涉及其本身的行為，不受社會通過道德和法律的壓力施加的約束，只有對那些對社會或他人造成

了傷害的行為，懲罰不失為正當。

仔細分析密爾的傷害論，它包括以下一些要點。第一，當且僅當自由對社會或他人造成了“傷害”時，才可以對之進行限制，否則便是不正當的。第二，密爾有時用“影響”或“涉及”來表達“傷害”的意思。一個人無須為只影響到他本人的行為向社會負責，這里對“影響”必須作限制性的解釋，“說只影響到本人，意思說這影響是直接的和最初的：否則，既是凡屬影響到本人的都會通過本人而影響到他人，也未可知，那么，凡可根據這個未可知之事而來的反對也必須予以考慮了。”例如一個人揮霍了自己的財產，可能會對那些依賴他資助的人產生“傷害”。但這并不構成對他進行懲罰的根據。因此，不能因為私人領域內的某行為間接地“影響”或“傷害”了他人而受到懲罰。另外，行為對他人或公眾有了確定的損害或者有了確定的損害之虞的時候，才受到道德或法律的約束。如果行為產生出來對社會的損害僅僅源于非必然的或者推定的性質，那么對于這點點的不便利，社會為著人類自由的更大利益之故是能夠承受的。第三，私人領域內的行為使他人產生精神上的反感乃至厭惡，并不算作“傷害”。密爾說，“一個人若只在涉及自己的好處而不影響到與他發生關系的他人的利益的這部分行為和性格上招致他人觀感不佳的判定，他因此而應承受的唯一后果只是與那種判定密切相連的一些不便。”⑤密爾強烈反對擴展道德警察的力量去侵及個人的合法自由。因此，密爾對不合流行道德觀念的生活方式和有傷風化的出版物持一種不干涉的態度。

密爾認為，“即便是意見，如果其表達所處的情形，使它的表達對某些有害行為會構成積極的煽動，也要失去其豁免權”。⑥他舉例說，如果有個意見說糧商是使窮人遭受饑餓的罪魁禍首，若這種觀點僅僅發表在報刊上，那么就不應遭到限制。但若是對著一大群聚集在糧商門前的憤怒的 群眾以口頭方式或者以標語方式進行宣傳，那對此行為加以懲罰就不失為正當。總而言之，密爾認為言論自由只保護言論內容，對借言論形式實施煽動、破壞等違法行為必須予以法律制裁。

我認為密爾限制言論自由的傷害原則具有理想化的色彩，無法指導言論自由在實踐中的具體運用。這一理論的基礎是區分言論內容和言論行動：言論內容不受拘束，政府所要追求的社會限制應是針對行動而非言論本身。但言論內容和行動皆是人們的行為，其間是否存有明確的界限呢?密爾并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套非常明確的標準，讓我們知道哪種言論可以歸為純粹的意見，哪種言論卻是歸為行動。密爾在對傷害原則進行論述時也只用了一些概念模糊的詞語，如“明確的傷 害”、“直接的傷害”等，但什么是“明確”，什么是“直接”他卻沒有給出一個準確的定義。不同的人因擁有不同的價值觀 和判斷尺度，會對“傷害標準”產生不同的理解，對個人行為是否危及或損害社會利益也將難以劃定。因此無論是關于言論自由的兩分法還是判斷群己界限的“傷害原則”，在實踐中都會產生大量的矛盾與沖突。

注釋：

① 羅伯斯皮爾.革命法制和審判(趙涵輿譯)[M].商務印書館，1965, ②③⑤⑥]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論自由(程崇華譯)[M].商務印書館，1959年，P17.P84-85.P59.④盧梭.社會契約論[M].北京：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8.3

參考文獻：

[1]約翰·斯圖亞特·密爾.論自由(程崇華譯)[M].商務印書館，1959.[2]侯健.言論自由及其限度[J].北大法律評論，2000(2):62-127.[3]胡詩雯.對約翰·密爾言論自由觀的思考[D].天津:南開大學，2013.[4]陳洪林.言論自由及其必要限度[D].廣州：華南師范大學，2002.

第二篇：密爾的《論自由》

密爾的《論自由》

（一）已完成

“人天然是政治動物”出自： ? A、蘇格拉底 ? B、色諾芬 ? C、柏拉圖 ? D、亞里士多德 我的答案：D 2

被視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的是誰？ ? A、亞當斯密 ? B、密爾 ? C、休謨 ? D、邊沁 我的答案：C 3

第一個全面闡述憲政民主思想的人是誰？ ? A、孟德斯鳩 ? B、伏爾泰 ? C、洛克 ? D、盧梭 我的答案：C 4

下列關于密爾的說法錯誤的是？ ? A、他發展并修正了邊沁的功利主義。? B、他建立了以最大幸福主義為內容的功利主義理論體系。? C、他認為評價人的行為應該看動機而不是結果。? D、他的學說對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產生了影響。我的答案：C 5

下列關于邊沁的說法不正確的是？ ? A、他堅持功利主義原則。? B、他肯定了自然欲望的合理性。? C、他認為快樂和痛苦支配著人類的行為。? D、他提倡追求社會群體的人的幸福的最大化。我的答案：D 6 第一個全面闡述憲政民主思想的人是？ ? A、霍布斯 ? B、洛克 ? C、盧梭 ? D、孟德斯鳩 我的答案：B 7

從現代初期直到當代，西方主流的社會政治的理論，主流的政治意識形態，是以自由主義作為基礎的。我的答案：√

19世紀，有很長一段時期，德國出現抵制和反對自然權利論的現象。我的答案：√

邊沁認為快樂和痛苦支配著人類的行為。我的答案：√

密爾是功利主義哲學的代表？ 我的答案：√

功利主義是支持自然權利論的？ 我的答案：√

洛克認為自然狀態下的社會要讓位于政治社會。我的答案：√

在個體和共同體，個體和社會，個體和群體的關系上，古典的自由主義強調的是集體。我的答案：×

密爾的《論自由》

（二）已完成

誰認為西方國家的殖民完全是正義的？ ? A、托馬斯·卡萊爾 ? B、約翰·密爾 ? C、盧梭 ? D、康德 我的答案：B 2

“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是那種哲學理論的原則？ ? A、實證主義 ? B、自由主義 ? C、功利主義 ? D、經驗主義 我的答案：C 3

以下說法中錯誤的是？ ? A、邊沁認為應該將社會政治的理論建立在真正科學的基礎上。? B、每個個體的自由是社會和共同體服務的最終的目的。? C、《獨立宣言》認為每個人是一個個體，天然的具有某些不可轉讓的自然權利。? D、邊沁堅持自然權利論。我的答案：D 4

實證主義的創始人是？ ? A、培根 ? B、斯賓諾莎 ? C、孔德 ? D、達爾文 我的答案：C 5

以下不屬于英國湖畔派詩人的是？ ? A、華茲華斯 ? B、騷塞 ? C、柯勒律治 ? D、布萊克 我的答案：D 6

康德認為幸福是無法衡量的。我的答案：√

功利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傳統無關。我的答案：×

功利主義不屬于自由主義？ 我的答案：×

功利主義將“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作為善惡是非的標準？ 我的答案：√

洪堡強調一個國家的作用在于使人的個性得到充分的發揮。我的答案：√

約翰·穆勒認為西方國家的殖民是完全正義的，因為它給不開化的落后的民族帶來了文明。我的答案：√

第三篇：淺談密爾的《論自由》

現代西哲期中作業

淺談密爾的《論自由》

約翰·密爾是西方近代自由主義發展史上的代表人物。密爾的自由思想在邊沁功利主義的基礎上，結合英國經驗主義哲學，開創出一個新的超越邊沁的自由主義體系，標志著現代自由主義開始取代傳統自由主義走上歷史舞臺。《論自由》是其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體現，該書主要論述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即社會能夠正當地施之于個人之上的權力的性質和界限。還涉及多數人的專制、思想自由及言論出版討論自由、個性自由、個人之間聯合的自由等諸多課題。密爾似乎站在了一個比他所在的時代高得多的平臺上吶喊，這種超前使他成為西方乃至整個世界自由主義思想的標志性人物；而且這種超前的理論至今仍對當今世界各國的社會改革影響巨大。

密爾的《論自由》是一部充滿社會關切的著作，是針對當時英國社會發生的“文明停滯”及物質至上等問題提出的改良方案。密爾希望通過對個人自由的聲張、界定和實現來使得英國社會擺脫社會發展困境而走向整體繁榮，尤其是文化道德方面的社會進步。《論自由》提出了三個重要概念作為其社會改良方案的主軸，即傷害理論、自由平等地討論和自擔風險。這些概念在我國很少被系統地研究和討論。

一、密爾社會發展觀產生的歷史背景

《論自由》寫于1859年，英國正經歷著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物質財富及商品貿易的迅速發展，對外貿易和國民生產總值大幅度提高，英國成為世界工場。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提升，英國的國際政治地位也在上升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成為實力雄厚的日不落帝國。但是英國在經濟快速發展后卻出現了社會變革的瓶頸期。經濟的快速增長在給國家帶來巨額財富的同時，也讓君主立憲制的英國面臨社會管理的困境：巨大的殖民經濟沒有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眾多的殖民地并不安寧，國內民眾的民主意識不斷提升，工人階級力量增 1 / 6

現代西哲期中作業

強，中產階級人數擴大，以工人階級為代表的社會大眾開始尋求政治權利的擴張和鞏固，呼吁推動議會改革，大憲章及權利法案構建的政治體制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民主政治的需求；傳統社會生活中的習俗慣例與新興的資本主義思想發生了猛烈地碰撞，人們希望打破傳統束縛、尋求廣泛的個人自由；社會文化道德發展呈現出“平庸化”缺乏創新和個性，文化發展似乎進入停滯期；因而“進步”成為當時英國社會的重要價值，廣為存在的社會疾苦和經濟動蕩，加上不同經濟利益之間的種種沖突??創造了一種后來被稱之為“英國問題的條件”。對于這個問題，不同的人們和不同的社會運功給予了不同的回答。

密爾認為英國正處于一個社會發展的危機之中，社會格調低下。社會上占壟斷地位的重商主義和物質崇拜，對個人發展、社會進步、文化繁榮造成了威脅，使得英國存在“文化發展停滯”的危機，民眾的知識素養和道德水平在下降。在政治生活中，英國議會的民主制度并不能體現真正的公意，而類似法國大革命式的政治改革僅帶來政權更迭而并未能帶來社會的持久進步。民主的自治政府成為“每人都被所有其余的人管治的政府”，中產階級把持議會政治的主導權，而不是真正代表民眾。密爾認為這種危機的原因在于日益嚴重的多數人專制，主要表現為國家權力、社會權力以及公共輿論等對個人自由的侵害和干預。其中公共輿論形成的專制最為嚴重，若改變現狀，必須從保護和擴大個人自由權利入手。密爾認為社會進步不僅在于經濟政治的發展，更重要地是人民道德文化上的進步，其中個體性及個人自由是社會進步的必要條件和主要源泉。當社會出現不重視文化進步且個體性喪失的情況時，就像當時英國多數人專制所造成的社會危機那樣，對個體性及個人自由的聲張和保護則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舉措。而這也進一步印證了密爾的功利主義原則對自由主義的包容和吸納，“只有充分發展個體性的人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而也只有這些人才最有可能對作為整體的社會作出比較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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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西哲期中作業

二、密爾的言論自由觀

個人在內心進行認知活動、道德判斷后必然會形成看法和思想，將這些所聞所思以某種形式表現于外即是言論自由。但凡人之所至之處語言都會相伴而至,離開了言語表達這一載體思想自由就無從實現。一直以來六們圍繞言論自由的爭論從未斷絕。密爾《論自由》一書共分五章第二章“論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就占據了全書三分之一的篇幅。密爾認為,言論自由的重要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言論自由有助于人們增長知識和獲取真理。關于言論自由對獲取真理的促進作用，約翰·密爾對此作了詳盡的論述。在闡述中密爾將情況分為兩類。第一類公認意見是絕對真理，被壓制的意見是錯誤的。密爾認為被壓制的意見即使是錯誤的，它也能促進人們對真理的思考；而公認的意見即使是正確無誤的，它也需要與對立的聲音交鋒以增強與保持自己的活力使其更深入人心。他在文中寫道“即便我們可以確定其錯誤，禁絕他仍為過錯”，“因為經過真理與謬誤的碰撞，會讓人們對真理有更清晰的體會和更生動的印象”。并且“無論多么正確的意見，如果不能時常經受充分且無所畏懼地討論，它都只能作為僵死的教條而不是鮮活的真理而被持有”。上述這一類情況其實是密爾為了方便論述而假設的理想狀態。在現實生活中第二類情況更為普遍，即被壓制的意見是或者部分是正確的。在此種情況之下。“任何禁止自由討論都是認定了自己絕對無誤”，而事實上,“我們永遠不能確定我們所竭力要禁絕的意見是錯誤的”。糾正自己錯誤的最好辦法就是允許充分的自由討論，從對立意見中修正自己的觀點。“在人類智慧的當前狀態下，難有通過意見的紛歧多樣，才能使真理的各個方面有一個公平競爭的機會”，真理必有賴于兩組相互沖突的理由的公平較量。

第二、言論自由是人的尊嚴的體現是個性發展的催化劑。一個自由人通過自己的理性與良知去選擇、搜集信息并表達自己的觀點是其個人價值的體現。若其言論自由被限制，則無疑降低了他作為自由人的內在價值，貶抑了他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尊嚴。因此言論自 3 / 6

現代西哲期中作業

由權被視為人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不言而喻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密爾還認為言論自由能夠幫助人們形成自己獨特的個性，對于個人才能的發展和自我完善有重要價值。正是因為言論自由才使得人人都可以認識世界，表達自己的態度，形成各不相同的生活方式，成為一個心智得到發展的獨立個人。言論不自由的時代必定是一個謊言流行、人格扭曲、道德淪喪的時代。約翰·密爾目睹過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他非常警惕“社會暴虐”，即社會將集體的意志強加于每一個社會成員，抹殺人的獨特個性和首創性。因此他號召要在這樣一個社會意見占主導的時代反抗這種社會權力對思想、言論及人各方面的壓制，讓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意見，以言論自由促進個性的自由發展，從而保持整個社會的豐富多彩和蓬勃生氣。

三、密爾《論自由》中的社會發展觀

密爾認為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緊密相連，共同構成功利主義原則的兩大內容和價值目標。《論自由》是對社會進步所作的論述，集中論證了個體性及個人自由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唯一的永恒的源泉。社會進步是個人自由實現的結果，而且這種社會進步應當是多元的，每個獨立的個體都可能成為社會進步的中心。對于實現社會進步，個人的自由和個體性發展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尤其要通過實現和保障社會現實中的個人自由。因而，密爾的社會發展觀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西方傳統，而這種改造之所以是有價值的，是因為它的本質在于實現個人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密爾關于社會進步的觀點，具體則從以下三個概念的闡述中得到展現：

（一）傷害理論

又稱自我保護原則，是密爾設定的外來干涉個人行為自由的最低標準。因為“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成員的行為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就是自我保護。”“權力能夠違背文明共同體任何成員的意志而對他進行正當干涉的唯一目的，便在于防止他對他人的傷害。”密爾通過傷害理論實現個人 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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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權利范圍的最大化，只要不侵害到他人的自由就不得被社會權力所限制或懲罰。《論自由》的目的是要確定一條極為簡單的原則，使凡屬社會以強制和控制方式對付個人之事，不論是以法律懲罰方式下的物質力量或者是以公共輿論方式下的道德強制，都要絕對以它為準繩。傷害理論被密爾用于保障思想言論自由、出版結社自由等方面，擴張了個人自由在社會中的范圍，并且還應用到市場經濟、政治統治、社會管理、文化傳播等多個領域。傷害理論既是密爾自由主義思想的重要概念，也是其社會發展觀的重要內容。

（二）自由平等地討論

自由平等地討論是個人的社會自由得以行使的重要方式，也是社會進步的必要的制度性安排。自由平等地討論是社會自由的重要載體，其中尤其對思想言論的自由具有重要意義。而思想自由是創造性思想的來源，也是社會進步的動力所在。包括行為自由在內的個人自由可以經由思想言論自由實現而獲得充分保障，因為這種討論提升了人們認識真理的能力，也為人們的行為提供理性化的基礎。密爾認為有了一個能夠對真理進行“自由平等地討論”的平臺，我們才能有理由假設真理的現實存在，并基于這種假設而理性行為。在社會活動中，人們基于“平等而自由地討論”的程序設計，行政行為獲得合理性和合法性，立法行為則獲得其民主正當性，個人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三）自擔風險

自擔風險是個人的個體性發揮的重要表現，與傷害理論共同構成了個人行為自由的理論保障體系。“如果在涉及他人的事務上他并沒有進行妨害，而是僅僅在涉及自身的事務上按照他自己的傾向和判斷來行為，那么，表明觀念應該是自由的；同樣的理由，也證明了他應該被允許自負其責地將他的觀念付諸實踐，而不受干擾。”密爾認為，多樣化的個性及其自由發展是人類福祉的首要要素之一；為了追求正義和真理的利益，人們應當得到承認在不妨害他人利益 5 / 6

現代西哲期中作業 的前提下尋求自己的生活方式，發展自己的個性。個性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發展多元化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對這種個體性的保障，從外部表現為“傷害理論”對外部權力干涉的排除，從內部則表現為“自擔風險”對個人主體資格及責任能力的承認，由此在邏輯上組成了以個體性為核心向外發散的個人自由的權利保障范圍。在個人事務的范圍內，個人自由基于“自擔風險”而不受任何外來權力的干預，而在此范圍之外，個人的行為自由基于“傷害理論”而受到的必要的限制。

四、結語

密爾《論自由》的諸多觀點，對于我國所進行的改革帶來了啟發性的思考。我們尤其應當關注的是：正如密爾所說“商品經濟的發展不等于社會進步”，在我國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似應當更為重視政治、制度、文化、道德等其他方面的建設，保障個人自由權利和推動社會整體進步將是我國現階段改革尤為值得重視的問題。

2015.5.10 參考文獻：

《論自由》約翰·密爾 商務印書館 1959年第1版（2014.11重印）《烏合之眾》古斯塔夫·勒龐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15年1月第1版 《密爾<論自由>及其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啟示》吳海燕 中國知網 《對約翰·密爾言論自由觀的思考--讀約翰·密爾<論自由>有感》胡詩雯 中國知網

《試論公民的言論自由》楊臨宏 中國知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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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讀約翰·密爾《論自由》

讀約翰·密爾《論自由》

一說到自由，很多人的腦中立馬就會閃出諸如“自由散漫”、“自由化”進而是貌似專屬于屬于某個階級的詞匯——“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且毫無緣由地將它們與自由等同起來。好像自由跟鴉片一樣，是西方資產階級兜售給中國的洪水猛獸，一旦一直到中國來必然會水土不服，導致眾多“趨之若鶩”者漸漸地痞化，流氓化，人心不古，各個把持不住自己，將一直被壓抑的個性給釋放出來，進而會國將不國，亡國滅種。

早在1900年，留學英國的嚴復便已將約翰·密爾的《On Liberty》翻譯過來，當時書名譯作《群己權界論》。想來西方的自由觀念已經傳入中國逾百年，而其命運仍和民主一樣，雖然很早就被認定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被學者、政治活動家、歷次學生運動高舉為口號和旗幟，到了如今卻依然沒有多少人能夠對其有公允和正確的認識，這其中就包括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也就別談一般大眾的理解，更遑論一般人會有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了。

因為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很多人就人云亦云，視自由為洪水猛獸，像堂吉訶德君一般將其想象中的自由當做敵人發起進攻，卻不知他們所講的所攻訐的自由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自由。

關于自由的概念，自十七世紀以后，經歷了如下演變：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自由思想是種自然權利論，人天賦即有不可剝奪的自由權利；十九世紀的自由思想是種人格發展論，以密爾和格林為代表，所論列的自由是一種公民自由（civil liberty）。到了二十世紀，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言論出版、政治參與、免于匱乏、免于恐懼之自由。也就是說從十七世紀以來，自由概念經歷了自然權利、公民自由與人類權利階段。[ Carl J.Friedrich, An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Theory, Twelve Lectures at Harvard,Harper&Row,Publishers,1967,PP.3-5.轉引自陳鴻瑜：《約翰·密爾》的政治理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七十年，第70頁。]

多數人的暴政

約翰·密爾在《論自由》[ 【英】約翰·密爾：《論自由》，程崇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一書的引論一章，開頭便說，他要討論的是公民自由或者稱之為社會自由，亦即社會所能夠合法地適用于個人的權利的性質和限度。

自很早以來，個人的自由就面臨著兩大威脅，相當長時間里最大的威脅屬于國家這個敵人，其次就是密爾在本書中所著力探討的威脅，即公眾輿論的力量。

在臣民時代，被管制者為了限制統治者對個人生活的侵犯往往會要求統治者承認其某些權利，這些權利一旦受侵犯便要造反，或者是通過制定憲法來約束其行為，而竟然并未對這個統治者統治的合法性產生過懷疑。其后，人們開始選舉其統治者，他們認為被選舉出來的統治者在利益上與其選民相一致，這樣他就會對其國族和民眾負責。

然而人們漸漸地便覺察到，運用權力的人民和被管制的人民并不是永遠同一的，自治政府也并不代表每個人的利益。一部分人民總是會被另一部分人民所管制，統治者也僅僅是代表這一部分人的利益。而這一部分人民對另一部分人民的專政，并不亞于世襲君主對人民的專政。

相較于政府僅僅通過其機構干涉公民的生活，公眾的意見和輿論往往可以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將其意志深入社會的每個細胞，利用全方位的武器來對任何與其法律或者社會道德、風俗相抵觸的思想和行為進行迫害。即便并不通過刑罰手段，卻讓人找不到躲避的方法。而這公眾的意見、道德、社會風俗往往只是因為某些人或者某個、某幾個階級好惡的產物，并不是理性的結晶。任何群體或者階級的好惡明顯不能夠成為評判和懲罰一切人的法律或者道德的準則。

若有人竟敢在意見和信仰的領域內對人橫加干涉，甚至強制接受、進行迫害，那就是思想專制了，就像茨威格筆下的加爾文對卡斯特利奧所做的那樣。茨威格說：“他們單單因為私人見解的緣故，便有權對任何人橫加侵害。這是個集體癲狂的時代，這樣的時代經常攪擾著世界。”這樣的行為“就叫做屠殺，而不管它假稱什么為了上帝更大的榮耀。”[ 【奧】斯蒂芬·茨威格：《異端的權利》，張曉輝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引言第3頁。]

針對這多數人的暴政，約翰·密爾提出，任何人只有當其思想、言論和行為涉及到他人那部分并且會對其造成直接傷害的才需要對社會負責，在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獨立性在權利上是絕對的。

在這里，他力主一條原則——人類之所以有理有權地可以個別地或者集體地對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動自由進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能是自我防衛。凡屬社會以強制和控制方法對付個人之事，不論所用手段是法律懲罰方式下的物質力量還是公眾意見下的道德壓力都要以其為準繩。[ 【英】約翰·密爾著，程崇華譯：《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9-10頁。本文之后引用本書的部分為方便起見，均只在引文后標明頁碼。

]

在只涉及到本人的這個領域內，一個人享有的自由在密爾看來可以分為三類：A.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良心的自由以及發表和刊發意見的自由；B.趣味和志趣的自由，可以依照自己的性格和愛好去做事情，并且承擔其可能帶來的后果。C.個人之間相互聯合的自由。（12-13頁）

在任何一個社會，假如以上三種自由不受完全的保障，那就不是一個自由的社會。只有當人們可以按照自己的道路追求自己的好處，不受約束，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按照其對自由的分類，本書除前言外共有四章，第一張引論，其后兩章分別論述言論自由、討論自由和行為的自由，其后一章探討社會凌駕于個人權威的限度，最后一章是對前面幾章理論的實際應用。

言論自由和討論自由

在這一章里，作者認為任何政府，不管其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或者違反人民的利益，它都無權壓制個人發表意見。因為其一，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力圖壓制的意見是一個錯誤的意見；其二，即便是我們確信其為錯誤的意見，我們依然不能壓制他；還有，兩種相互沖突的教義，大多數的時候并不是此為正確彼為謬誤，而是都是介于正確與謬誤之間，它們僅僅是真理的一部分，可互為補充，某一方可能是正確的，但卻不是全部真理。

在人們的評判一個一件好壞的時候，雖然他們都確知個人難免會犯錯誤，但總是會冒認個人的不可能錯誤性。任何一個意見，我們認定它是對的，那是因為它經得起檢驗，經得起反駁，在各種意見的競爭當中從未能被駁倒，而不是因為我們不允許對其有任何質疑。我們假定一個意見的真確性，也是以有完全的反對和批駁它的自由為前提的。我們的社會之所以會日趨進步，也正是因為我們不斷地改正錯誤。而這改正，錯誤意見被正確意見代替正是靠著自由的討論的，而不單單是靠我們個人的經驗。一個可能錯誤的意見，也只有對所有人敞開了自由討論的大門，才會終于成為真理。只要尚有一人對其執有質疑，執有反對，它就稱不上真確。

在我們這樣的社會里，人們熱衷于錯誤就像熱衷于真理一樣熱心，而今雖然社會已經不復如往常那樣迫害持不同意見的所謂“異端”，然而，只要民眾情緒當中不寬容的思想強烈如經久的酵母，任何的迫害和思想的專制都有可能會隨時復活。而使得即便是在最和平的年月里發表意見仍然會有不小的危險，從而使得人們選擇將其意見隱藏起來不發表，這或許看來比真正的迫害要溫和許多，然而這表面上的平靜卻不會使得不同的意見死亡，而只是使其不能為一般人所知。造成的最大危害，則在那些非異端者，他們的思維因此會被限制、窒息。

那么是不是我們確實確信某命題為正確，就不需要一般人對他的質疑和責難了呢？

密爾說，任何的意見，若只是作為成見存留在心中，而不是時常受到自由的討論，它只能是死的教條。一個意見，假若其秉持者并不知道反對這意見的看法，也不知道如何駁倒它，那么他便不算對這意見有深刻的了解。甚至在缺乏討論的情況下，一個意見的根據往往會被忘記，其意見本身往往也被忘掉了。剩下的字句往往只是意見的部分，只剩下表皮和外殼，精華倒已經沒有了。此信條盤踞在人的心中倒是會禁錮人的心靈，僵化人的思維。而這即便是好的正確的信條也正因為缺乏討論之故，漸漸地失去其真正的信徒了。一個意見，假如時常地被討論、被辯駁，其持有者就不得不時常地為維護其信條與反對者辯論，而其認識也就會在此過程中不斷地升華，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膚淺的表層。

行為自由/個性自由

同意見自由一樣，作者認為，人們應當有自由去按照其意見而行動，只要風險和危難僅在他們自己身上就不應該受到同仁們無論物質或者道德的阻礙。但是當他的行為成為別人的妨礙，造成別人的傷害的時候他就要受到懲罰了。（59-60頁）

作者認為，作為一個人，到了能力日臻成熟的時候，就應按照自己的方法運用和解釋經驗，而不必盡數地順從它不敢越雷池一步。他人和社會的經驗，可能會太過狹窄沒有解釋清楚；或者是真確的經驗卻不適合于他；即便適合于他，他也不必因為其為經驗而亦步亦趨，僅僅因為是經驗而遵從對于一個人并無任何助益。因為人性不是一架機器，不能夠按照一個模型鑄造出來，又開動它毫厘不爽地去做給他規定好了的工作。（61-63頁）

在我們這個時代，大家總是嫉恨精力充沛、敢于沖破規矩的人，牢記著“槍打出頭鳥”的古訓，但求無過，不求有任何的成績。不僅是在評判他人的時候，就是在自我抉擇的時候，他們怎樣行為，則去什么都要看什么樣的擇取符合我的身份和地位，和我同樣身份的人究竟選擇什么，他們除了趨于合乎習俗的事情之外別無其他意向。他們總是樂于給整個人類制定行為規范和標準，而不是致力于提高他們的智力和道德，給他人以絲毫的寬容。因此整個社會總是表現為庸庸碌碌，這在任何地方對于人類的前進都是一大障礙，但當下整個社會的發展，例如義務教育、商業和交通運輸的發展都在促進個體的同化。這是一個巨大的與個性為敵的勢力。

我們不能靠著把自身中一切人性的東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權利和利益所允許的限度之內將其培養和發揚起來。（67頁）我們應給每個人的本性以公平發展的機會，容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正如同蘇格拉底對克里同所說的“我們絲毫不必考慮大眾怎么質問我們，只要注意那明辨是非斜正的一人和真理本身是怎么說的。”[ 柏拉圖：《克里同》，見《游敘弗倫、蘇格拉底的審判、克里同》，嚴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04頁。]

在密爾看來，容許他人行為的自由會有一系列的好處（正表現出他的功利）：

行為自由的人具有首創性，而這首創性是維持已有社會樣態并且促其發展，產生出新事物的動力。而沒有了首創性，人類社會就會向機械性退化。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氣里呼吸；有首創性的人往往會以較好的生活方式和值得采納的一般習俗影響整個社會，并給這些生活方式和習俗漸變為整個社會采納的習俗提供脫穎而出的機會。（68-72頁）

而即便個人的獨立生活方式本身并不能說是好的，對于社會也并沒有任何的好處可言，但因為這是他個人的方式所以對他個人而言就是最好的方式。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興趣愛好，在這一點上社會廣泛地予以寬容；而當人們因為愛好和興趣不同而有不一樣的行為的時候社會往往又不寬容了。

社會凌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

人類生活中有多少應該派歸個性，多少派歸社會呢？

社會是一個個個體的集合，作為這個整體的一部分，每個人對于其余的人應遵守某些行為準繩：首先，彼此互不損害利益，彼此互補損害或在法律明文中或在默喻中應當認作權利的某些相當確定的利益。第二，每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于遭受損害和妨礙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當中擔負他們的一份。（81頁）

在人們彼此相對的行為中，一般規律必須受到注意和遵守；但在每個跟只涉及到自己的事情當中，他的個人自動性就有權得到自由運用。一切要幫助他判斷的考慮，要增強其意志的勸勉，盡可提供給他，甚至塞給他，但他是最后的裁奪者。（83頁）

若有人在個人品質方面有嚴重的缺陷，自然會成為別人鄙視的對象，他人就完全可以運用自己的個性對他表達自己的不滿、警告他，但也可以選擇遠離他，不與其為伍，不管其接受不接受，在只影響他個人的好處的這部分，任何人都不應強加給他，而他也會受到其應有的與他人對其判定相關的種種損失與懲罰。

當然一個人只關個人利益的行為往往也會有意無意地損害到他人的利益，一個人若既非迫于某些更具必要性的義務，又在自己擇取方面病區說得過去的正當理由，而竟失于對他人的利益和情感給以他們一般應當得到的考慮，他就成為道德不諒的對象；但這是為了有失考慮那一點，而不是因為某些只關本人自身，可能引為遙遠導因的過失。

一點認識

密爾一向被認為是功利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其談論的自由也帶著深刻的功利性的色彩。但密爾的自由，并不僅僅是出于功利性的目的，而是功利與非功利的結合。在功利方面，他之所以主張思想和言論自由，乃是由于它有利于社會。理性知識是社會福利的基礎，欲確定或擴展真知就必須將新舊觀念提付討論或辯論，以資驗證。在非功利方面，撇開社會功利這方面不談，他欲說明個人自決是人權的基礎，是任何道德責任發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對于沖突意見，若缺乏自由去選擇，人就失去作為道德或理性人的正當威嚴。在論證過程中，密爾總是先訴諸功利的原因，最后才往往訴諸個人的道德發展來談。

在以賽亞·柏林看來，密爾的終極關懷就是多元性、多樣性以及獨特的人生選擇。[ 以賽亞·柏林：《自由四論》，陳小林譯，臺北：聯經出版社，299-308頁。轉引自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128頁。]這是就密爾的“自由原則”而言的，這一原則強調個體性、自由和欲望。但是，密爾一向被看做功利主義的代表，在他的本書和其他的著作中均可看到功利主義的論述，這一“功利原則”強調群體性、幸福和德行。“自由原則”和“功利原則”標示了兩種性質不同、理趣相反的對比概念，但二者是不可分離的。只有強調個人的自由，才不會因為群體的幸福和進步任意踐踏個人的權益；而只有強調功利，積極的行為才能被期待發生，諸如上法庭作證，保衛國家，保護弱小等。[ 江宜樺《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年，139頁。]

密爾的真理觀也與以往的觀念有很大不同，在他看來，任何人的意見都要提到公眾面前來審判，只要還有一人否認其為真確，它就不能成其為真理。任何被假定為真理的意見都要隨時接受反駁，只有在不斷地討論和辯駁中，我們才能漸趨于真理。

個人的思想、言論以及行為的領域，約翰·密爾將其劃分為兩個領域：即只關乎個人利益不對他人的利益構成影響的范圍和個人的意見、行為會影響到他人的利益的領域。在個人的領域里一個人可以自由地思考、發表意見和行為，但在這個范圍之外，個人的行為就要遵守人們之間的一般規則了。但是這兩個領域之間的界限卻一直模糊，很多人就批判說人是天生的社會動物，個人的意見和行為不可能會不影響到他人。當然，這在本書當中作者有過反駁。但正是因為界限不夠明確，這就對其自由的執行和實踐帶來了很大的麻煩。

在本書的最后一章當中，作者就一些具體的問題運用其自由的理論做出了判斷。但這些判斷帶有著明顯的妥協的意味。例如，他一直強調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己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對社會負責。他也指出不能“由于對他人的利益的可能傷害這一點單獨就能夠成社會干涉的正當理由”。(102頁)但是他又說，社會既有其固有的權利可以借事先預防的方法來排除對它的犯罪。并且舉例說，單是喝酒這件事并不能成為法律干涉的恰當問題，但是若有人曾酒后對他人橫加強暴，那么法律就要單獨對其進行限制。（108頁）這不能不說是對于社會責難的某種妥協。

另外，密爾在本書中一貫將未成年的人排除在可運用自由的范圍之外，認為他們沒有運用自有的能力。并且勁兒把諸東方民族看做未成熟的人群，認為在這樣的社會當中不應該推行自由，而應實行專制。但是按照密爾之前的論點看來，一個未成年人假若沒有個人的自由，那么他無疑會成為各種社會習慣爭相形塑的對象，他根本沒有自我選擇的權利和能力，那么我不認為若干年后成為一個成熟的人他還會與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一個“不成熟”的社會，如果不允許一部分人自由思想，創造發明，那么這個社會無疑將不會“進化”成文明社會。這不能不說是當時西方社會流行的的社會進化論和社會偏見在作怪。

這本書按常理來說，部頭并不大，翻譯成中文僅有一百多頁。但翻譯質量并不理想，雖不是有經典論斷，讀來還是頗感吃力。由于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不甚了解，對約翰·密爾本人的其他著作也沒有翻閱過，所以對本書的理解也難免受到很大限制，解讀會有諸多失誤。

第五篇：密爾的《論自由》讀后感

關于密爾的《論自由》

《論自由》從三個方面討論了自由這一主題,它們分別是：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個性自由以及社會對個人自由的控制。作者針對的核心是對個人和社會之間權力界限的劃分。

本書中讓我印象深刻的兩條基本原則：一是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二是個人對社會負責的唯一條件是，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的利益。于密爾而言，一個人在追求自己的目標時，因為不可能獨立的存在于這個社會中，就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對他人利益的影響，造成他人利益的損失。判斷這種行為正當與否的標準是：是否對社會普遍利益造成危害。因此，密爾所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種社會自由。《論自由》肯定思想和討論自由，并要求政府不僅要通過消極地不干預來保障公民自由，還須依靠立法來創造和增進公民自由。密爾認為，政治自由和社會自由本身具有價值，人們對自由的追求不僅于己有利，也使社會能從中得到好處。密爾強調人類應當自由形成意見，自由發表意見，否則便是人類理性與德性的毀滅。接著又闡述個性的自由發展，認為這是人類幸福的首要因素，會使人對自由、對他人更有價值。同時又主張容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反對社會習俗的專制，討論了社會對個人自由控制的限度，提出個人對社會的義務源于社會對他的保護。社會成員的行為只要互不損害利益和權利，只要為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受損害與妨礙而承擔責任，就不受社會強制。最后重申兩條基本原則：個人行動只要不涉及他人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也不得對之干涉；個人行動若有害于他人利益，個人要向社會負責，要承受社會或法律的懲罰。我們可以從中看出，自由的空間是很大的，自由不僅是個人的需要，也是社會活力的保證。

“自由和權威的斗爭，遠在我們所熟知的部分歷史中，特別在希臘、羅馬和英國的歷史中，就是最為顯著的特色。”隨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人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覺悟也不斷有所進步。在以前，所謂自由是指對于統治者的暴虐的防御。因此可以說是權威與自由相互沖突吧，我從未意識到自由和權威會有所抵觸。每個人生而擁有自由的權利，雖然是法律賦予的，但本質上而言，與任何人無關。但為什么作者密爾提到自由與權威有沖突呢？我想，在那個時代，貴族階級與奴隸階級并存而且存在著壓迫與被壓迫關系，被壓迫階級對自由的行使權力必然會威脅到壓迫階級的利益與權威，因此，對于統治階級而言，他們設法從被統治的群體中獲得更多的權利與利益，那么勢必要限制被統治群體的自由和權力。而當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人們的政治意識和文化意識開始有了質變，那么統治階級的這種限制必然會導致他們的不滿與反抗。所以，本質上而言，我理解的自由與權威的斗爭，之所以斗爭，是它們的主體不同，是由于個人行駛自由權力的時候威脅到他人的權威。

“他們寧從事于探討何事為社會所當好所當惡，而不去究問社會的好惡對于個人是否應當成為法律。他們寧愿就著他們自己持有異說的某些特定之點努力去改變人們的感想，而不把保衛自由、保障一切異端作為一般性的主張。”我想這不僅是一時的或者僅是某些人的做法，其實在現在，我們很少有人對于法律有什么深入的思考，也不懂法律到底是什么，更多的時候是我們的人身、財產權力受到侵害時才會想到運用法律來維護自身的權力。這樣看來，提高人們的法律修養是比較必要的。對于那些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員要提出更高的要求，讓他們運用自己的知識來推動法律的進步。在自由涉及的領域方面，可以看出，在宗教信仰等方面，人們有其自成一體的思想自由。想自由強調個人內心活動的自主性，它是保證公民依照自己的世界觀和思維能力進行獨立思考和獨立判斷，做出各種自主性行為的基礎。《論自由》討論自由是以語言、文字、音像、電子、藝術或其他形式表達意見、尋求信息、接受觀念、傳播思想的自由。這種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容易被人們忽視的，而正是這種思想自由，輿論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社會文化，政治的發展。同樣，這種自由也有它存在的絕對權力，沒有任何人、任何部門通過任何渠道去控制、去限制。簡而言之，思想有絕對的自由。但是，從思想轉化為輿論，這之中可能存在政府等的干涉與限制，也許從某種程度上說就是變相的限制思想。其次，國家權力可以通過剝奪人們的信息自由或向人民灌輸錯誤甚至有害的信息、理論而引誘或逼迫人民錯誤地思想。現實中，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被侵犯往往是間接的，政府或個人總是通過侵犯公民的其他權利達到侵害公民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目的，因而應當盡快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從而實現對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保護。

在第二章中，作者反復論述了意見自由和發表意見自由的區別和必要性。說實話，我沒有意識到這兩者的差別，也可能是從未體會過只有其中一種權力的感受。不過本書反反復復強調了剝奪人們輿論自由等等的權力實質上是一種變相的剝奪人們的思想自由權利。如果你所想的在你想表達的時候沒有表達的資格，這無異于剝奪了你的思想自由權力，本書還一針見血的指出，那些被緘默下去的意見很大程度上都是真確的。就算是錯誤的，通常也含有部分真理。另一方面，任何題目上的普遍意見亦即得勢意見也難得是或者從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敵對意見的沖突才能使所遺真理有機會得到補足。關于自由，更多的充斥著階級之間的斗爭，因為維護各自的利益為出發點，每個階級為了擴大自己的利益而對其他地對階級進行攻擊，不管是對方的行為上還是從對方的語言上。在《論個性為人類復制的因素之一》這一章節中，密爾說“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卻以他人的傳統或習俗為行為的準則的地方那里就缺少著人類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這個因素同時也是個人進步與社會進步中一個頗為主要的因素。”這里充分體現了作者對于個性的重視，這是我所忽視的地方，不管一個人于他人、于家庭、于社會做出怎樣的貢獻，最最重要的是他要活出與其自身最有意義的生活，當然這免不了對于個性的尊重與發揮。很大程度上來講，我們也只有發揮自己的個性才能更大程度的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對他人、對習俗和傳統的摒棄，在如今這個社會，更多的是要強調對他人的尊重，對其他文化的了解。就是因為早早的 給孩子灌輸了張揚個性的思想，搞得現在什么怪人、異人層出不窮。當然，還是什么人都有，有的內斂，有的張揚，不過每個人都有能力去更好的展現自己。其實通篇全文，我覺得密爾所說的自由等等這些人類本該賦有的權力都被放在階級斗爭中去探討，更多的皆示了人的自私，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上，滿足自己的私欲上來衡量人類的道德準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