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脆弱的個人及其自由——《論自由》書評

脆弱的個人及其自由:《論自由》書評

李壽初

論及自由，人們總會想起盧梭那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1]確實，人們對于這個現實的社會別無選擇，雖因生而入其中卻只能因死而出其外，每個人都深深地嵌在里面，相對于社會個人永遠是個弱者。但人們并非無能為力，人們可以通過有限的理性去認識自己和社會，并通過法律使個人和社會、自由和權威處在一個相對合理的狀態，以實現個人在社會中的最大自由。英國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論自由》就是這方面的經典文獻，該著作對西方民主法治社會的形成產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由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從古到今人們在追求它，歷代思想家在關注它，對它的爭論沒有定論并且還會無休止地進行下去。《論自由》一書采取“總——分——總”的論述方式，共有五章：第一章，引論；第二章，論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第三章，論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第四章，論社會駕于個人的權威的限度；第五章，本文教義的應用。概而言之，在該書中密爾探討了自由的涵義、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個性自由、社會權威的限度以及個人自由不受政府干涉等問題。雖然時過境遷，但書中的這些問題猶在，將來還會存在，密爾有關自由的論證和結論對今天被社會各種組織束縛的人們仍有實際意義。這也是《論自由》沒有被人們忘卻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其對脆弱的個人的價值所在。

一

自由有很多種涵義，但密爾關注的是個人在政治社會中或者說公民在國家中的自由，即所謂的“公民自由或稱社會自由，也就是要探討社會所能合法施用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約翰·密爾著：《論自由》，程崇華譯，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頁1，下文僅標注頁碼。）這種自由是一種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自由。在密爾看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個人爭取自由的歷史。從人類文明一開始，一個國家的人就被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統治者，統治者既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集團、階級，統治者行使國家權力；另一部分是被統治者，往往是社會的大多數，他們要接受統治者的領導，他們的自由常常會受到國家權力的侵犯和威脅。在人類進入到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經常處于對立的狀態，統治者的權威來自繼承或征服，因此統治者常常為所欲為；而被統治者為了自己的利益，通過同統治者的斗爭以取得不受其干涉的的領域，在這些領域里，被統治者是自由的。這時的人們對統治者保持高度的警惕，非常珍惜來自不易的個人自由。但當人類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統治者（國家或政府）和被統治者（人們）在本質上不存在對立狀態，因為統治者的權威建立在被統治者中的大多數的民主選舉的、授權的基礎上，作為被統治者的人們總以為統治者是在按自己的意志辦事、個人自由和國家權威是統一的。這種思想作為19世紀的主流觀念，反映在當時的法律制度和人們的輿論中。這種狀況令密爾十分擔憂，因為它產生侵犯個人自由的新情形，即“多數的暴虐”,（頁4）人們對此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2]多數的暴虐又分為兩種情形，一是多數者的意志決定一切，使得不屬于多數者群體的少數人的自由和權利被忽視；另一是在多數者內部，所謂大家共同的意志實際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躍的那部分人的意志，而其余人的意志必定被忽視或受到壓迫。一般地，多數暴虐主要通過法律規定的國家權力而起作用，人們可以感受到。但人們往往忽視另一種形式的多數暴虐——社會暴虐（常表現為社會輿論、集體意見）的危害性，即當社會本身作為整體而凌駕于它的各別個人時，其危害比國家權力造成的危害還大，因為“這種社會暴虐比許多種類的政治壓迫還可怕，因為它雖不以極端性的刑罰為后盾，卻使人們有更少的逃避辦法，這是由于它滲入生活細節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靈魂本身。”（頁4）因此，為了防止社會暴虐，就要找出社會合理干預個人的限度，正確處理個人自由和社會權威的關系。要找出一個在實際中可操作的能被大家所接受的限度正是本文的目的。密爾從功利主義的角度研究該問題，正如他自己所言：

“凡是可以從抽象權利的概念（作為脫離功利而獨立的一個東西）引申出來而有利于我論據的各點，我都一概棄置未用。的確，在一切道德問題上，我最后總是訴諸功利的；但是這里所謂的功利必須是最廣義的，必須是把人當作前進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為根據的。”（頁11）

很顯然，密爾把人的價值放在第一位，重視的是個人的自由、個人自由在社會中的最大化以及社會權威對個人自由的最小干預，這種個人功利思想同文藝復興以來的自由主義學者通過理性闡釋自由的一貫主張并不矛盾。個人在社會中的所為，主要受到法律和社會輿論兩方面的約束，對個人產生影響的輿論主要來自社會中的優勢階層即統治階級的好惡。密爾就是要找到一條非常簡單的原則，使社會對個人的干預，不論所用方式是法律懲罰下的物質力量還是社會輿論下的道德壓力，都要絕對以它為準繩。在經過正確分析和功利平衡后，密爾找到了這條原則，即：第一，個人的行動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個人就不必向社會負責交代。他人為自己的好處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對他忠告、指教、勸說以至避而遠之，這些就是社會對他行為表示不滿所能采取的正當步驟；第二，關于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如果社會的意見認為需要用它們來保護自己的話。（頁10-12，頁102）密爾極力主張個人對社會的獨立性并對社會的積極作用持謹慎態度，這有一定的歷史原因。在19世紀，受自然科學及其研究方法的影響，在社會科學領域實證主義思潮泛起，實證主義重視實在的社會現實，貶低甚至忽視個人的作用，它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種社會對個人的專制”。（頁14）由于當時的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壟斷階段，個人的作用比起社會整體的作用已越發不明顯，使得該學說具有廣闊的群眾基礎。因此密爾提醒人們不要失去自我，因為“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頁10）

按照上面的這條原則，就存在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的合理的范圍，那就是：第一，意識的內向境地，要求最廣義的良心自由，要求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在不論是實踐的或思辯的，或者是科學的、道德的、神學的等等一切題目上的意見和情操的絕對自由；第二，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訂定自己的生活計劃以順應自己的性格的自由，要求有照自己所喜歡的去做的自由，只要所作所為無害于我們的同胞，就不應遭到他們的妨礙，即使他們認為我們的行為是愚蠢、背謬、或錯誤的，；第三，個人之間相互聯合的自由，人們有為著任何無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聯合，只要參加聯合的人們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騙的自由。（頁12-13）密爾認為，這些自由是最基本的和絕對的自由，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應當予以保障；它們不是什么新東西，而是早已為人熟知。但這些自由正被日益強大的社會權力所吞沒，其帶來的后果對追求自由的人們而言將是災難性的，因此密爾再次從功利的角度強調了公民自由或社會自由的涵義及其意義，為此寫下： “唯一實稱其名的自由，乃是按照我們自己的道路去追求我們自己的好處的自由，只要我們不試圖剝奪他人的這種自由，不試圖阻礙他們取得這種自由的努力。每個人是其自身健康的適當監護者，不論是身體的健康，或者是智力的健康，或者是精神的健康。人類若彼此容忍各照自己所認為好的樣子去生活，比強迫每人都照其余的人們所認為好的樣子去生活，所獲是要較多的。”（頁13）

二

在簡明交代了自由的涵義后，接下來密爾仍舊從功利的角度論述了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主要是指人們對事物發表意見并進行交流的自由，我們經常談及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寫作自由、學術自由等等都同其相關。密爾結合歷史事實，從個人和社會的最大功利、追求真理的需要兩個方面論述了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密爾首先論述了思想自由。他認為沒有限制的思想自由對個人和社會來說意義深遠，于是鄭重寫道：

“還不是單單為著或者主要為著形成偉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為著使一般人都能獲致他們所能達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樣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若見哪一國人民一時曾經接近于那種性格，那是因為對于異端思想的恐懼曾經暫告停止。只要哪里存在著凡原則概不得爭辯的暗契，只要哪里認為凡有關能夠占據人心的最大問題的討論已告截止，我們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種曾使某些歷史時期特別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躍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謂爭論是避開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熱情的題目，人民的心靈就永不會從基礎上被攪動起來，而所給予的推動也永不會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們提高到思想動物的尊嚴。”（頁35-36）由此看來，思想自由能發展人的個性并最終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相反，如果用一種外在的標準（教條）或通過權威的力量去限制或壓制人們的各種意見，將會妨礙個人和社會的進步。這不但是思考得出的結論，而且歐洲歷史的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在歐洲歷史上由于思想自由而出現了三個精神活躍時期，即宗教改革之后一段時間內的歐洲的情況、18世紀后半期歐洲大陸有文化階級的思考運動以及德國在歌德（Goethe）和費希特（Fichte）時期知識方面的活躍。（頁36）這三個時期所主張的一些特定意見是大不相同的。但有一點三者一樣，就是在這三個時期中權威的枷鎖被打碎，舊的精神專制被推翻，新的主導精神還未形成。歐洲此時的個人和社會的進步或多或少受著這三個時期中某些方面的影響。密爾提醒人們，這三項推動力已快用光，如果再不力主精神自由，就不能期待歐洲的新進步。由此我們聯想到自己，如果沒有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人們的思想解放，就不會有今天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如此偉大的成就；同樣我們聯想到，如果不改革現有的體制性因素，不沖破人治的障礙，我們就不能期待中國明天的實質性進步和步入法治社會。當然，思想自由帶來的社會變革不但會引起社會秩序的穩定問題，而且會使社會的各種力量重新組合并形成新的社會結構，對一部分人有利而對另一部分人不利，但總的來說，思想自由是社會進步的一個動力因素。

另外，主張思想自由是認識事物本質和追求真理的需要。密爾認為，我們永遠不能確信我們力圖窒閉的意見是一個謬誤，即使我們確信，要窒閉它也是一個罪惡。（頁17）世界上沒有任何絕對確定的東西，即使是我們對某些事物的所謂正確的認識，也是受一定條件的限制，它只是相對的真理；我們對真理的認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我們不能把握而且永遠不能把握一個最終的真理；如果我們把這些相對真理絕對化，我們就走向了它的反面。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經常犯這種低級庸俗的錯誤，例如我國的“文革”就是因為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并當作絕對真理而造成的。我們之所以會按照自己認為正確的意見去行動，正是以有反對它和批駁它的完全自由為條件，我們正是從相反的意見中看到我們自己意見的正確性，因此，相反的意見甚至十足的謬誤是促使我們正確行動的一個理性保證，一個正確行動的參照物。我們自身所具有的理性也是有限的理性，我們不是全能的上帝，也不是先知先哲，誰也保證不了我們不犯錯誤；我們所有的觀點都只能是局部的觀點，我們所要認知的事物，無論是我們自身還是我們以外的任何東西，如社會、歷史、文化等等，總是過于廣泛，以致于產生于它的任何個別的觀點都不能把握它。[3]社會的發展往往并不是朝著我們事先設想的方向前進，而是各種主、客觀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那些在當時被當作有害的東西有時卻正是社會進步的動力。任何客觀存在的事物，不論是真理還是信仰或者各種各樣的意見，都是有生命力的，對真理甚至信仰的迫害和強制只是暫時的，歷史上就不乏這種事例，因此密爾說：“蘇格拉底是被處死了，但蘇格拉底的哲學如日在中天，光輝照遍整個的知識長空。基督徒是被投飼獅子了，但基督教會則長成一株堂皇繁茂的大樹，高出于那些較老而較少生氣的生長物，并以其復蔭窒抑著她們。”（頁34）

正是因為我們不能確定何為正確的東西，即使確定了也有可能是錯的，因此社會對待各種各樣的意見（包括信仰）要寬容，要給予人們充分的思想自由。有人認為，只要是真理，就具有固有的力量，能夠抵抗錯誤，能夠面臨監獄和炮烙而最終勝利；還有人認為，認識真理是一個艱難的過程，要付出包括生命在內的慘重的代價，迫害真理正是真理成為真理的一個原因，因此迫害有一定的正當性。針對這兩種錯誤的觀點，密爾予以犀利地批駁。對于前者，密爾認為它是一個樂觀的偽誤甚至成為濫調，實則一切經驗都反證其不然。人們熱衷于真理并不勝于他們熱衷于錯誤，法律和社會力量的懲罰都能禁止它們的傳播，歷史上確實存在迫害行為壓滅真理的事例，即使不是永遠消滅，也使真理倒退若干世紀。真理的真正優越之處在于：盡管它一次或多次被壓制，但歷史上總有人去發掘它，直到某一次重現恰值條件有利，能夠抵制住試圖壓制它的一切努力。對于迫害真理的正當之說，密爾認為極其荒唐，真理最終是有益于我們的，我們對待提出真理者就一定要這么殘忍嗎？顯然不！即使是“教會當中最稱不寬容的天主教會，甚至在授封圣徒時還允許并且耐心傾聽一個‘魔鬼的申辯’。看來對于人中最神圣的人，不到魔鬼對他的一切攻訐都已弄清并經權衡之后，也不能許以身后的榮譽。”（頁22）因此，對待他們，寬容是我們的正確態度。

密爾非常重視討論自由對人類和社會的意義。密爾認為，真理越辯越明，任何意見，無論是自然的或者是社會的理論，只有經得起反復的批駁才能為人們所接受，依靠外在強制支撐的意見是沒有生命力的；只有經過充分的討論，人們才會真心實意地放棄錯誤的主張，即使是人們已經接受的正確意見，也應該經常接受人們討論的檢驗，這樣就不會成為死的教條而是活生生的真理，就會更加有效地作用于個人與社會；討論自由能知彼知己，也是個人獲得成功的一個手段，例如古羅馬的西塞羅（Cicero）就利用討論自由的方式去擊敗自己的論敵。討論自由對于人類精神的福祉必不可少，為此密爾從四個方面加以總結：第一，若有什么意見被迫緘默下去，而這個意見可能是對的，卻由于我們自己太武斷而壓制了真理；第二，即使被迫緘默的意見是一個錯誤，它通常總會含有部分真理，因為社會上的主導意見不會是也不可能是全部真理，因此只有借敵對意見的沖突才能使所遺真理有機會得到補足；第三，即使公認的意見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猛烈而認真的爭議，那么接受者中的大多數對這個意見的態度就象對待一個偏見一樣，而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認知上；第四，教義的意義本身也會有喪失或減弱并失去其對品性行為重大作用的危險，因為教條已變成僅僅在形式上宣稱的東西，對于致善是無效的，它妨礙著去尋求根據，并且還阻擋著任何真實的、有感于衷的信念從理性或親身經驗中生長出來。（頁56）三

人們的思想總會反應在人們的性格上，不同思想的人們就會有不同的性格及其生活方式，即個性。主張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發展了人的個性，而個性的發展如同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一樣對人類和社會具有重要意義，對此密爾認為：

“生活應當有多種不同的試驗；對于各式各樣的性格只要對他人沒有損害應當給以自由發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應當予以實踐的證明，只要有人認為宜于一試。總之，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個性應當維持自己的權利，這是可取的。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卻以他人的傳統或習俗為行為的準則的地方那里就缺少著人類幸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這個因素同時也是個人進步和社會進步中一個頗為主要的因素。”（頁60）

生活在社會中的人同時具有雙重屬性，即個性和社會性。個性是人的獨立地位和自我存在價值的體現，之所以人人不一樣，是因為他們各有個性；而社會性是人人都有的一些共同的東西，它是社會得以存在的條件，社會通過法律和習俗等方式去塑造人的社會性。在個性和社會性孰輕孰重的問題上，密爾主張把個性放在首位。密爾認為，當個人能力成熟時，他就應當按照自己的辦法去運用和解釋經驗，自由地決定自己在社會中的行為，這是人的特權，也是人的正當條件，別人的和社會的經驗不能決定他本人的行為。這有幾方面的原因：第一，他們的經驗可能太狹窄，或者他們沒有正確地解釋它；第二，他們對經驗的解釋是對的，但不適合于他；第三，即使經驗是好的并適合于他，但如果僅因經驗而遵循經驗，這不會對他有所教育，也不會使他作為人類的專有秉賦的任何屬性有所發展。人類的理性和能力只有在選擇中才能得到培養和運用，而任憑社會擺布就無疑成了一架被操縱的機器，人就不為其人了。

有人認為人的個性具有危險性，因為它除了理性之外，還包含欲望和沖動，如不對它們約束就會危害社會，人們的很多惡劣的行為就來源于此。對這種“性惡論”，密爾持否定態度，在他看來，人們的惡劣行為不是因為他們的欲望強而是因為他們的良心弱，而欲望強與良心弱二者之間沒有自然的聯系。我們并不能說欲望強的人就會干更多的壞事，相反，欲望強是人的個性表現。密爾認為，人的個性在社會中發展的路徑大致是：在社會開始的某一階段，人的欲望和沖動的力量遠遠超出社會對其控制的力量；后來法律、習俗和宗教等社會力量經過艱苦的斗爭，終于戰勝了人的個性，將其束縛在社會之下；而到了目前，社會則過度高壓在人的個性之上，個性則呈枯萎的跡象。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還在為壓制個性叫好。密爾認為這種過度壓制個性于人于社會都不利，而應控制在適當的范圍，因為個性的發展使人自己更有價值，對他人也更有價值。社會對待人的個性要持寬容的態度，“凡是壓毀人的個性的都是專制，不論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論它自稱是執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稱是執行人們的命令。”（頁68）人的個性是社會進步的動力。特別是首創性作為人的個性之一，是人類事物中非常有價值的因素，社會永遠需要有人去不斷發現新的真理和創造新的事物，世界上沒有一件事不是有某一個人第一個做出來的，今天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首創性所結的果實。密爾認為，雖然能進行首創的人只是極少數，但為了他們，我們必須保持能讓他們生長的土壤，即給他們一個寬松自由的環境，允許他們有個性。凡是首創性的人，往往都有極強的個性，同社會格格不入，在別人的眼里甚至是怪物。但通過對人類歷史的考察發現，正是他們首先帶來了社會的進步，然后其余平凡的人們模仿他們，社會發展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進行的。首創的人們要求的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而不要求世界唯他命是從，因此密爾提醒大家，他沒有鼓吹“英雄崇拜”，沒有否定普通大眾的作用，只是指出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而言。（頁70-71）雖然人們能理解和尊重這些首創性的人們，但現在全世界事物的一般趨勢是把平凡性造成人類間占上風的勢力，“唯一實稱其名的勢力，只是群眾的勢力，或者是作為表達群眾傾向或群眾本領的機關的政府的勢力。”（頁70-71）平凡性使得公眾比以前多數時期中更加傾向于指定行為的普遍規律，并力圖使人人都適合被認可的標準。無論是政治、教育還是法律、道德，都是這樣一個趨勢。密爾認為，這樣一種泯滅個性的狀態，將使歐洲步中國后塵。中國雖有偉大的成就，但自從其不斷泯滅人的個性和消滅差異性時，它就停止了前進，“他們幾千年來原封未動；而他們如果還會有所改進，那必定要依靠外國人。??除非個性能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對這個束縛，歐洲縱然有其高貴的過去的歷史以及所宣奉的基督教，也將趨于變成另一個中國。”[4]（頁77-78）

自由對個人和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以及個性自由中已得到充分的說明。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事情雖不涉及侵犯自由問題但要反對政府干涉，這主要有三種情況：第一，所要辦的事，若由個人來辦比由政府來辦更好一些；第二，有許多事情，雖然由一些個人來辦未必能象政府官吏那樣辦得好，但仍舊適宜讓個人來辦而不要由政府來辦；因為作為對于他們個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來說，這樣可以加強他們主動的才能，可以鍛煉他們的判斷能力，還可以使他們在留給他們去對付的課題上獲得熟悉的知識；第三，主張限制政府的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說：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權力，會有很大的禍患。在政府現有職能之外的每一增加，都足以更加擴大其對人們希望和恐懼心理的影響，都足以使得富于進取的部分公眾越來越變成政府的依存者，或者變成旨在組成政府的某一黨派的依存者，國家機器的作用越強大，人們的自由就越難保證。（頁118-120）

四

在論述了個人及其自由的重要性后，密爾開始關注社會及其權威的必要性。個人與社會、自由與權威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強調個人及其自由并不能否定社會及其權威的作用，一定的社會權威是個人自由的保證。關鍵在于，當社會權威具有保障個人自由的力量時也就具備了侵犯個人自由的力量。因此，如何使自由和權威處在一個比較合理的狀態，既使社會不致解體又使個人自由最大化，一直是包括密爾在內的自由主義學者不得不解決的問題。密爾秉承了洛克以來的自由主義學者的一貫傳統（雖然理由不同），主張個人對社會的最低義務觀，即如果個人不承擔這些義務，社會將會解體且公民自由不復存在。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在西方的發展大致是這樣的：在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人們的普遍觀念中，人是作為國家和社會整體的一部分而存在的，是歷史和社會創造了人，而不是人創造了歷史和社會；個人和個人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而社會整體和國家共同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政治法律思想注重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是城邦、集體和國家而不是自由、理性與個人；社會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忽視甚至不顧個人利益，社會權威往往通過暴力體現出來。[5]這種社會高于個人的思想一直延續到文藝復興時期。發源于15世紀的意大利的文藝復興運動標志著近代社會的開始。文藝復興作為一種與中世紀見解相反的近代見解，摧毀了死板的經院哲學體系，復活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知識，創造了一種精神氛圍，使個性得到了極大的解放。16世紀的宗教改革主張的宗教寬容給了人們更多的思想自由，也喚醒了人們的世俗理性。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為啟蒙運動奠定了基礎。在西方歷史上，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時期是里程碑式的重要階段，啟蒙思想家們完成了人類思想認識史上的一次重大轉變，使人們關注的重心由外界轉向人類自身、由強調人對社會的義務轉向重視人在社會中擁有的權利，把社會和政治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主要建立在人們理性的道德基礎上而不僅僅是外在的力量對比和實在利益上。人就是目的，其他的一切都是手段，個人先于政治社會和法律，政治社會和法律都是為了人的需要而產生和展開的。社會權威建立在人們契約的基礎上，人們對社會的義務是一種最低的義務。人們通過自己的理性認識到這種抽象的人和普適的人權，擺脫了宗教、歷史、傳統等外在的束縛，人們可以根據自己意志自由地設計政治社會生活。[6]19世紀以邊沁為代表的功利主義者主張“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他們不同于啟蒙運動時期的理性主義，不從抽象理性而從功利的角度出發，但仍把個人利益放在首位，個人高于社會。

密爾從功利的角度論述了社會的存在和個人的最低義務。密爾認為，我們人人都生活在社會中，不言而喻地受著社會的保護，因此每人對于社會也就該有一種報答；同時既然事實上大家都離不開社會，每人對于其余的人也就必須遵守某種行為準則，這是社會存在必不可少的。這種行為準則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一是人們彼此互不損害利益，彼此互不損害法律明文規定的或者大家默示為權利的某些相當確定的利益；二是在比較公正的原則下，每人都要在為了保衛社會或其成員免于遭受損害和妨礙而付出的勞動和犧牲中擔負他自己的一份。這些條件，對個人來說是最低的義務，要求人人都能做到。若有人力圖規避不去做到，社會就有理由以一切代價去實行強制，社會不允許一部分人只享受社會給與的好處而不負擔相應的義務。總之，個人要對其在社會中的行為承擔相應的后果，要么是法律的要么是社會道德的。當然，社會對個人的干預應是最低限度的，因為社會是為個人存在的而不是相反。

密爾把個人的生活劃分為私人事物和公共事物兩部分，“凡主要關涉在個人的那部分生活應當屬于個性，凡主要關涉在社會的那部分生活應當屬于社會。”（頁81）對于屬于個性的那部分生活，應由個人自由處置，社會不應當干預。雖然密爾在論述個性自由時說明了理由，但密爾在此仍不厭其煩地重復這些理由，以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密爾認為，對于一個人的福祉，本人是關切最深的人，任何他人和社會對他的關切總是部分的甚至是膚淺的。社會以對個人有利為由去干預個人在個性方面的自由則是根據臆斷在行動。一個人因不聽勸告和警告而犯的錯誤，相比容讓他人逼迫自己去做他們認為對他有好處的事這一罪惡，后者比前者嚴重得多。在對待個性上，本人應是最后的裁奪者；如果確實此人在品質上有缺陷，他人若為其好，可以對其忠告、指教、勸說等等，能否接受由其自愿而不能強迫，這是社會對待屬于人們個性生活的正確態度。至于個人涉及他人的那部分行為，由于牽涉到他人的利益和社會的穩定，個人應當負責交代，個人要承擔其行為的法律責任和社會道德的壓力。這就是自由主義社會駕于個人權威的限度。密爾的這種思想在某種意義上是對資本主義實踐的理論提升。

世界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形態，這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每一種社會形態之間有相似性，但也有差別，甚至由于歷史、文化、宗教等各方面的原因存在根本價值的沖突。雖然強調個人自由的社會作為先進的社會形態已成了西方主要社會形式，并且對世界其他國家社會形態產生了積極影響，但這種影響只能通過正常的交往進行。如果以武力或者非正常方式去強迫另一個國家社會形態（即使是專制的）轉向自由主義或防止其對自由主義社會的威脅，則是錯誤的，密爾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他說：

“我理會不到任何群體會有權利去強使另一個群體文明化。只要壞法律下的受難者一天不向別的群體乞求援助，我就一天不能承認與他們完全無關的人們應當插足進去，??如果還在野蠻稱霸世界的時候文明就能戰勝野蠻，而在野蠻已被相當壓服之后反倒自認害怕野蠻會復活起來征服文明，那是沒有必要的。”（頁100-101）

很多人忽視了密爾的這個重要論點。因此，當主張自由主義的美國借口保障人權（當然不排除還有其他目的）武力進兵南斯拉夫的科索沃、阿富汗和伊拉克時，很多人持贊成或同情態度。本人對這種做法持否定態度，因為戰爭對所在國的人們帶來了更多的災難，事實上也是如此。在現今開放、價值多元的年代，各種思想觀念的競爭應在的和平的環境中進行，優勝劣汰，這才是適當的途徑。密爾的《論自由》對西方甚至全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7]密爾強調個人自由對今天仍有重要意義，我們經常能看到強大的國家權力和社會勢力對個人自由的侵犯，而幾乎看不到脆弱的個人自由對國家和社會的危害。在社會作用越來越大的今天，我們千萬別丟了自我，理由——正如密爾所說。

第二篇：論自由

（一）密爾言論自由思想的合理性

密爾關于自由的論述，不但激蕩了當時的政治思潮，而且對后世的影響也

是巨大的。因為我們與密爾所處的國情、時代背景都不相同，所以我們吸收密 爾的自由思想只限于合理的部分，要本著取精用宏、取長補短的精神，加以揚 棄，進而促進我國言論自由思想的完善與發展。真理是對事物本質的認識，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正確反映。言論自由對人探索真理、追求真理、捍衛真理具有極大的作用。密爾頓說：“讓我有自由來識，發抒己見，并根據良心作自由的討論，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這才能“更符合于真理、學術和祖國的利益”。密爾頓認為真理不是上帝施舍也不是君主或政府制定出來的，而是人類自由地進行精神活動，是思想交流、力交鋒的結果。密爾繼承并發展了密爾頓言論自由思想。他的言論自由理論被為是這方面更完善的經典理論。密爾并沒有明確界定什么是真理，他更多關注是在探索真理過程中言論自由的重要作用。他認為，如果我們要發現真理，就須聽取可能有的所有觀點；言論的自由不應受到干預，因為這種干預會妨礙人把可能有的所有觀點表達出來，因而也就妨礙了對真理的討論和發現。密爾特指出的是，所有可能有的觀點包括無法肯定是正確或錯誤的觀點以及幾乎肯定正確的觀點。密爾認為即使人們不能確定一個觀點是正確還是錯誤，也不應該它進行壓制，因為任何權威對這樣一個觀點的壓制，都表明它假設了自己的絕正確性，可是任何人或團體都可能犯錯，權威也是如此，它不能用自己認為絕

正確無需挑戰的觀點去鎮壓其它的不同觀點。密爾認為也不應該禁止對幾乎肯 是正確的觀點的質疑和挑戰。對正確觀點表示異議的言論會挑戰那些持有正確 點的人們，使他們不斷為自己的觀點辯護，這樣真理的生命力才不會衰減，真 也才能夠不斷向前發展。當人們不再挑戰一個觀點的正確性時，該觀點的生命 就在減退。錯誤的觀點是清楚理解和不斷發展一個正確觀點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因此，密爾認為，如果要想探索真理，就應該賦予言論充分的自由，讓所有不 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觀點都得到發表，這對探索真理有百益而無一害。由此可 密爾言論自由思想具有正反觀念相沖突的進步辯證法思想。這種真理說也成為 現代新聞自由概念的哲學基礎，使得言論自由也由此被界定為基本人權之一。縱觀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任何一個開放的民主的社會，無不將言論自由

為實現和健全民主制度的重要一環。只有容許不同觀點的言論以平等的地位進 辯論和爭鳴，容許相反觀點的言論相互反駁，才能在不同觀點的爭論中博采眾 集思廣益，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地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他們名副其實地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言論自由既 政治生活民主化的一個重要標志，又是憲法賦予公民的一種基本權利。如果人 群眾不能自由發表言論借以表達自己的意志，那么也就無法通過國家機構行使 人的權力，并直接間接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因此，沒有言論自由便沒 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民主意味著公共決策最終取決于多數意見，然而多數意 的形成不僅要具有大致相同的利益基礎，而且應當有公共討論的空間，在這個 論的空間，人人都有發表意見、批評時弊、提出建議、參與決策并監督執行的 力。這是把政治權力從少數代表人物手中擴大到人民群眾手中，讓人民群眾真 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也是發揮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的一個不可缺少的 面。同時，言論自由對政府權力的運行具有輿論監督功能。馬克思主義經典作 家一向重視并高度評價言論自由在民主政治運作中的監督作用。馬克思指出： “自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在馬克思看來，報刊對國家與社會具有監督、制約和調節的功能，而這些功能主要是通過對政府的監督來實現的。在一個民主社會里，公民享有了解政府事務的權利，享有揭露和批評政府機構及其官員的濫用權力等不當行為的自由，這對公共權力的行使可以起到一種監督與制約的作用。政府及其官員若違反憲法、法律或其他規定甚或違反社會公德，皆可能構成不當行為。當一個公民認為政府官員行為不當時，他可以將之揭露于眾，并加以譴責，喚起公眾對這些行為的注意和反對。言論自由在輿論監督中發揮著重要，甚至是主要的作用。當言論自由被消除，民主的脈管就會立刻僵化，自由制度就會變成一個沒生命的軀殼。密爾認為一個人的自由，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為范圍，才是真自由。這種自由是屬于法律下的自由，任何人追求自由都不能違法亂紀，當然包括言論自由。馬克思認為，自由并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而是法律范圍內，在理性指導下的自由。如果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缺乏法律保障，那么不僅其他的公民權利將受到影響，而且也將使公民在權利遭到侵犯時束手無策。因此，沒有言論自由便沒有完備的社會主義法治。在言論自由方面，密爾不僅提醒人們警惕輿論對個性自由的壓抑，也從另外一方面指出個人積極行動的必要性和“義務”，“一到他們確信了的時候，若還畏怯退縮而不本著自己的意見去行動，并且聽任一些自己真誠認為對于人類此種生活或他種生活的福利確有危險的教義毫無約束地向外散布，那就不是忠于良心而是怯懦了。” 在密爾的思想中，言論自由不

僅包含一個公共的交流平臺，還包括那些積極地發表意見、參與論戰的人，這 些人不僅是為自己而戰，同時也是在為社會利益而戰。密爾雖是完全的個人主 義者，他卻沒有忽視社會的利益。密爾一再強調：“個性的自由發展乃幸福的主 要因素之一；它不僅是與文明、教養、教育、文化同為幸福的因素，而且本身 就是所有那些事物的必要部分與條件。” 對于言論自由問題，我國憲法就其與其它自由的行使作了合理的限制。我國憲法一方面充分地保障了公民享有在法律許可范圍內的廣泛的表達自由的權利，另一方面，也否定了一切以無限制的自由為幌子而踐踏他人、集體、國家權益的極端自由化和無政府主義的行為。此外，我們不僅要考慮對言論自由的限制，而且要考慮對這種限制的限制歷史表明，限制的濫用與自由的濫用一樣有害，甚至更為有害，而且人類有關濫用限制的歷史要比濫用自由的歷史長得多，有關限制自由的經驗要比保護自由的經驗多得多。這是因為，人們擔心過分的自由遠甚于擔心過分的限制，限制總是超過必要的限度，造成對自由的戕害。因此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也是需要有限度的。有關的制度建設不僅需要限制言論自由的濫用，而且要保護言論自由的正當權利不受侵害。保護與限制都應當依法治的原則進行。政府按照既定的公開的規則行使公共權力，受法律約束，不能把言論自由排除在法治事業的中取消出版自由，因為法律上所承認的自由在一個國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因此，出版法就是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認可”這意味著，有憲法和一 些基本的法律規定和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權利；政府對公民言論自由的限制性 權力僅限于法律的授權范圍，任何沒有法律根據的限制都是非法的，應被撤消 的；法律對于言論自由的限制性條款或對于政府的授權性條款都必須做到用語 清晰、明確，不能過于含糊和寬泛；對于言論自由的非法損害可以獲得經由獨 立司法依正當程度所提供的救濟。我國目前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 義法制也在不斷的完備之中，這就要求我們通過憲法進一步完善有關保障言論 自由的法律，諸如新聞法、出版法、廣播電影電視法、演出法和其他關于信息 傳播的法律，使這些領域的從業人員之間，他們與聽眾、觀眾、讀者之間的法 定權利與義務關系進一步明晰，平時有所遵循，發生糾紛和解決糾紛時有法律 依據。使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整個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的保障法律化、制度化，使這些權利一旦被侵犯就能得到及時救濟。中國保障言論自由的法律有待完善 并不能否定20年來中國在保障言論自由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歷史性進展 可以肯定的說，充分的言論自由將進一步體現中國公民的民主和人權意識，從 而進一步推動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整個社會向前發展。而隨著社會發展、科學技術進步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國人將會享有更加充分的言論自由。

（二）密爾言論自由思想的局限性

密爾的學說固然有其精彩獨到之處，但并非是絕對完美的。無論是就其理

論本身而言，或是站在時代意義上來講，仍有不少引起爭議的地方。因為思想 往往因時空的改變，而有不同的價值尺度。就是密爾本人也承認進步是相對的 尺度，不是絕對的說法。我們不能說某一種思想一定是進步的，另一種思想一 定是落伍的，而只能說在某個社會中的某一種思想一定是進步的。密爾說：“事 實非常明顯，并且也不須多作說明的，就是時代并不比個人不易犯錯；每一時 代所堅持的很多意見，都會為以后的時代認為不但錯誤，而且可笑。我們可以 確定的，是今天為一般人所公認的很多意見，也必然會如過去許多意見受到現 時的排斥那樣，受到未來時代地排斥。”我們不妨以這個信念，對密爾言論自 由提出客觀的評論。密爾不同意給予言論自由完全的保護，并試圖在保護言論自由時可能帶來的利益與不保護這種自由時可能帶來的利益之間做出平衡，并在這種權衡的基礎上來決定是不是對某種特定的表達是不是做出限制。密爾說：“一切意見是應當允許其自由發表的，但條件是方式上須有節制，不要超出公平討論的界限”在密爾看來所謂無節制的討論是指謾罵、諷刺、人身攻擊以及諸如此類之事而言。如果在辯論中反對者表明強烈的情感觸犯了對方，使之難以作答，那就容易被對方當作無節制的反對者。密爾強調辯論方式上的公正性，在情緒上不應帶有惡意、執迷和不寬容，而應冷靜誠實的看待對方意見。這一切決不意味著 因為不同意對方所持的觀點本身而有權壓制其發表。應當加以懲罰的是發表的 意見足以導致某種禍害的積極煽動。因此在密爾那里言論自由必須限制在這樣 一個范圍之內，即不能對他人造成危害和妨礙，此原則被稱之為傷害原則或密 爾原則。這樣矛盾就顯露出來了：當我們面對任何一種表達性的意見時，我們 都無法確定其結果會如何。這種結果需要時間來證明和驗證，因為我們不可能 在一個意見表達出來之前或者表達出來的當下就知道它必然會帶來的結果。而 且還會存在一種情況，即一種意見的表達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無益甚至有損于 社會，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的認識水平的提高，這種意見的真理性才逐漸呈 顯出來。那么我們如何對待這樣的言論和意見呢？密爾顯然不能很好地解決這 一問題。密爾將行為自由分為涉己的與涉人的兩部分的論點，乃是長久以來為學者們所批評或討論的焦點。其實，就如每一個我們所做的行為一樣，既可能影響我們自己也會或可能影響別人。同樣，人的言論總是會影響到別人的。如果我們的思想不能夠通過積極的方式讓別人得知，那么我們的思想自由僅僅是頭腦中的自由事實上，密爾知道，區分涉己與涉人行為是有缺點的。密爾說：“一個人所做的對于自己的禍害會通過其親近的人們的交感作用或利害關系而嚴重地影響到他們，也會在較小的程度上一般地影響到社會。”他又說：“對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動，個人自己則應當負責交代，并且還應當承受或是社會的或是法律的懲罰。”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密爾折中、不連貫的態度。可能密爾對于涉己的與涉人的區分，或許有其不得已的理由。因為他確定社會權威與個人自由權利界線時，一定要作如此的劃分，才能把其具體化。總之，密爾自由原則的應用，其基本立場就是：若確定了損害與傷害他人時，其行為就應該被干涉或懲罰，但若只是不確定的傷害時，為了更大的利益或自由應該被容忍。他曾舉了一個具體例子說明：“沒有人應該單為喝醉酒遭受處罰；然而一個士兵或警察在值勤時喝醉酒卻該受罰。” 我們知道人都是社會中人，他總會通過這種或者那種方式去影響他人。若是影響了他人，那這種自由本身就不成立，在密爾看來，因為社會可能會以影響他人為借口而對個人進行合理的干涉。所以，他才把自由分成兩方面對個人的正當自由進行保護，但是所有的種種都會以影響他人而化為烏有。試問，我們還剩下哪些自由呢?密爾對自由的適度領域也進行了明確規定:如思想與討論自由、個性自由以及聯合的自由。正如他講的，思想自由應該同言論的自由連在一起，否則自由名存實亡。在第三章《論個性為人類的福祉的因素之一》中有這樣的一個例子，講一個糧商使窮人受餓或者說私有財產是一種掠奪，你可以通過報紙宣傳，但是不能對這一群聚在糧商門前憤怒的群眾宣傳。我們每個人試圖占領自己的獨立空間而不去影響別人和不被別人影響，那么，我們還有什么自由?有的不過是自欺欺人的自由罷了。即使我們認為密爾同意有報刊的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也名存實亡的。因為正如馬克思所認為，報刊不只是文字而且應該是有聲的、它作為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表達者，必須生活在人民當中，真誠地和人民共患難、同甘苦、齊愛憎同時，密爾所舉的例子，從現在的角度看來，或許顯示更加無法區別言論自由和行為自由。因為現在的集會、游行基本上是人民的權利，而且也很難去規定不能用口頭方式宣講什么樣的內容，或者標語方式宣傳什么樣的訊息。不過，或許有一個比較恰當的例子，那就是任何人不應該有任意在擁擠的電影院內高喊“失火了”的自由。

密爾言論自由學說也是有限的、狹隘的，且其言論自由并非人人適用。之

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并非人人都有言論自由，而是有其一定的范圍的。像兒童及 未成年人應受保護，只有情感成熟的成年人才適用自由的原則。他說：“這種理 論只適用于智力上已經成熟的人。我們所談的，并不是兒童或未達法定年齡的 男女青年。那些在各方面仍需要別人照料的人，就必須在其自身的行動和外來 的傷害方面同樣受到保護。”

同時，密爾認為落后的社會不應該享有他所主張的言論自由。他說：“基于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不考慮那些落后的社會，因為那里的人種就可被認為沒有成熟。”接著他說：“作為一個原則，自由在人類能夠籍自由而平等的討論改進自己以前，就不能適用于任何事情。” 對于這些落后地方的人民，密爾認為以專制的政府統治他們最適合。他們對言論自由是

不會理解與運用的，并主張如何統治這些落后民族的殖民政策，公然為殖民帝 國主義鼓吹。由此可見，他是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做辯護，是為特殊階級和霸權 主義服務的。馬克思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系統闡發了報刊的人 民性思想，并呼吁廢除書報檢查制度，還給“人民”真正的自由與民主。他說：“自 由報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體現，是把個人同國 家和世界聯結起來的有聲的紐帶，是使物質斗爭升華為精神斗爭，并且把斗爭 的粗糙物質形式觀念化的一種獲得體現的文化。”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人民精神的體現，是統治階級與人民之間的“第三因素”，出版自由就是要廢除書報檢查制度，制定出版法，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使人民有真正充分的自由。由此可見，密爾的自由理論是缺乏普遍性的。既然密爾認為思想及言論的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并將其視為一種自然權利，那么人人都應該有言論自由。但他同時又對自由的范圍做出限定，這就使這種自由成為了一些等級或階級言論自由而剝奪另一個或另一些等級和階級的言論自由。這種自由只不過是少數特權分子獨享的利益，真正的言論自由是永遠無法實現的。一個真正的言論自由的社會，應該是人人都有發言權的社會，人人享有言論自由的社會而不應該是允許某些人有絕對的發言權而迫使另外一些人保持沉默。也就是說，法律需要防止某些人的言論妨礙他人說話權利的情況發生法律需要保證人人都享有話語權。

第四章密爾言論自由思想的應用

從上文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像密爾這樣的哲學家對于言論自由的態

還是非常明確的，他認定言論自由屬于現代社會公民所擁有的基本權利，如果 人的言論沒有對他人產生明顯而直接的傷害，那么社會就無權對此進行干預或 罰。只有當人們的言論會直接且非常必然地導致某些違法行為的發生時，政府 有權以合法的手段對此進行干涉，但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干涉的是行動而非 論的內容，在密爾看來，僅就內容而言，不會直接對他人產生任何直接而且明 的傷害。因此，政府對此無權干涉。不過，這只是一種非常理想化的理論，如 將之應用于實際，就會產生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事實上，密爾也己想了到這點 所以他會在文中說，他所提出來的原則更多的只是給人們提供“怎樣應用的 本。”l在現實中，我們還是需要對每一個特殊事件進行仔細的判別。這正如對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深有研究的學者哈里·卡爾文所說的那樣，與密爾《 自由》那樣的言論自由哲學討論繪制的圖景進行比較，現實世界中的對言論自 問題所繪制的問題圖景早己變得“面目全非”。’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于言論自由的關注點更著重于法律層面。更關注于

府是否有權借由法律的途徑對公民的言論自由進行干涉。雖然我們可以明確地 到，基本上所有文明國家都將言論自由列為受憲法保護的公民基本權利，但是 實際上，公民并不能完全地享有憲法意義上所明文規定的那些自由。仍有很多 因言獲罪，而言論的審查制度在有些國家中也較為凸現，公民根本就無法通過 當的途徑表達自己的觀點，也無法通過有效的途徑來自由獲知信息。人們關于 論自由的種種爭論總是不絕于耳。美國，一個將自由主義作為其價值理念的國家 第一個將言論自由列入憲法予以保障的國家，這么多年來，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對于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的范圍一直以來都在不斷地進行修正。參考 些大法官們多年來圍繞言論自由問題所進行的討論與所作的判決，或許能幫助 們更好地看到言論自由在現實生活中可能遇上的麻煩，在實踐層面上促進我們 于理論問題的思考。由于美國的憲法學家對于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護的言論范 還存在著一些爭議。例如，在法學家米克爾約翰看來，憲法第一修正案更多的 是保護與公共利益直接或間接相關的言論‘，所以，為了能讓討論更為清晰，這 里，將主要針對公民的言論自由與政府利益之間的關系挑選出一些經典案例進行 討論。

第一節誹謗案

對于是否可以因為言論內容的而判定為犯罪，關于誹謗案的討論可以說不失 為一個極好的例證。在美國的普通法之所以將誹謗列為一個罪名，理由是因為當 事人所寫或所說的內容是對別人的惡意攻擊，并且使對方受到了可以被證實的傷 害。這種觀點與密爾限制言論自由的理由基本一致。我們不能因為言論的內容而 對其進行限制，只有當這種言論可以被證明能夠對他人造成傷害時，這種言論才 能夠被限制。但是，這似乎又和密爾的言論自由思想有所不同，因為密爾認為，單純的言論是不會對他人造成傷害的。那就讓我們來看美國的大法官們對此是怎 么看的。在1952年，博阿內訴伊利諾伊州案中(Beauhamaisv.Illinois)2，最高法院就遭遇過誹謗問題。在這個案件中，一個白人至上主義組織的主席博阿內印制傳單，宣傳抵制黑人侵入白人社區。于是，他被伊利諾伊州按照誹謗罪予以處罰。博阿內不服，向最高法院上訴，但最高法院以5比4的投票表決結果維持了伊利諾伊州的判決。稱誹謗言論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但是，道格拉斯大法官在卻在一份否決異議書中說，’這項判決所秉持是一種 與《憲法第一修正案》格格不入的哲學。他預言道:“如果今天我們借用不得體 的語言而將一位白人繩之以法，那么，明天，我們就可能以使用激烈言辭抨擊私 刑制度而將一位黑人投入監獄”3在道格拉斯大法官看來，我們不能因為言論的 內容而將人判定為有罪。但是，當時更多的大法官卻認為誹謗性言論是有罪的。也就是說，大法官們是在對一種言論的內容進行了道德判斷后作出了支持誹謗罪 成立的判決，而不像密爾所要求的那樣，對言論內容保持中立。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最高法院對于誹謗罪的態度也逐漸發生了變化。了1964的“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livan)，最高法院第 次對誹謗問題實行憲法審查，首次將普通法中盤根錯節的誹謗問題納入憲法第 修正案的考慮范圍之內。這個審查所針對的問題是，人們在對公共問題的討論 不時會夾雜著一些與事實有出入的評價，這時候，該如何協調名譽與言論自由 間的利益問題。也就是，我們是否能因為言論的真實性而判定犯罪。另外，因 這起案件的原告是政府，也就使案件顯得更為特殊。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政府 該允許公民充分發表對其的看法，如果政府能夠因公民的某些言論中含有一些 惡意的不真實內容而提出控訴，并將之置于法律的監控之下，這在很大程度上 對現代民主社會的基本理念的背叛。

“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YorkTimesv.Sulhvan)大致案情如下:《

約時報》刊登了一則由某民間組織贊助的名為“關注他們的抗議之聲”的廣告 廣告內容為馬丁·路德·金博士及其追隨者在南方某市所遭遇的種種不幸，指 某市的警察局對他們所采取的殘暴行徑，從而號召人們為該組織捐款，但廣告 含有某些不實之處。并且，雖然在廣告中并沒有明確指出所提到的城市為蒙哥 利，但是，幾乎所有人都可以據此推出。所以，蒙哥馬利市警察局長沙利文向 拉巴馬州法院提出訴訟，指控《紐約時報》所刊登的廣告侵犯的他的名譽。亞 巴馬州法院裁決誹謗罪成立，并以廣告內容不屬實為由，并判決被告《紐約時報 支付原告沙利文50萬美元賠償金，并拒絕被告對事實真相的辯護。被告《紐 時報》對此判決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違憲審查。

當這個案件被上訴到美國最高法院之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一致否定了 拉巴馬州法院的判決。指出，亞拉巴馬州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因為它 說話人要為自己所說內容的真實性負嚴格的責任的方式，意圖壓制人們對于政 官員的嚴厲批評。

布倫南大法官在1964年3月9號發布的宣判書中說到:“對于公共問題的 論是不應該受到禁止的，應該是開放的。”’言論自由是民主社會的必需品。“ 國人民都堅信這樣一項原則: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完全開放地討論公共問題 可以對政府和政府官員進行猛烈甚至是令人不悅的抨擊。”2如果因此就要求公 政策的批評者必須保證其言論中的所有情節均為真實，那就是必將導致嚴格 “自我審查”，從而阻礙人們對于公共問題的自由討論。這會對言論自由造成根 本性的打擊。

通過這起案件，美國最高法院為言論自由的理論做出了很好的辯護，并正式 宣布煽動性誹謗違憲。明確指出地方法院不能因為公民并非出于惡意的不真實言 論而宣判其有罪，即不能根據言論的內容對言論進行干涉。這對之后類似案件的 判決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也在實踐層面上為密爾的言論自由原則提供了佐證。第二節顛覆性宣傳

在言論自由的司法實踐領域，最具有挑戰性的案件莫過于顛覆性宣傳，即對 一種作為政治政策來煽動人們采取違法或暴力行為的言論是否需要限制。一般來 說，在這個領域，主張對言論進行審查顯得最具說服力，因為這種言論可能會對 我們的社會造成一定的威脅。在事實上，像密爾那樣立場如此堅定的言論自由擁 護者也會說，可以允許用法律對向在糧商門口聚集的群情激憤的群眾發動反對糧 商的言論的人進行懲罰。那么，讓我們來看美國的司法界對此類案件是如何理解 的。事實上，對于這類案件，美國的司法界對此的意見也并非始終一致，也是經 過了一個漫長而充滿爭議的過程后，才逐漸對該類問題達成統一。在這，我們選 取兩件最具有代表性的顛覆性案件來解釋最高法院對于該類問題的認識歷程。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認飛itueyv.ealifomia)‘

此案發生于1927年，被告惠特尼小姐是激進的共產主義勞動黨黨員，因觸 犯加利福尼亞州《工團主義犯罪法》，被指控犯宣傳、教唆支持以犯罪為目的組 成的集會、團體而被判入獄。惠特尼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加利福尼亞州《工團主 義犯罪法》違憲，最高法院維持原判，但不久后惠特尼被保釋出獄。

最高法院對此案的判決意見為:“惠妮特所加入的工團主義團體是以主張通 過罷工和破壞活動而達到工人掌管工廠，這種集團所實行的行動會危害到公眾平與國家安全，所以，不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之列。”因而維持原判 但是在此案的附和意見書中，一些大法官對言論自由作出了一些細致的

析。布蘭代斯大法官所發表的那份被后世稱為成績斐然的意見書中提到:“政 的最終目標是使人們的才能得到自由發展，所以，我們的政府理應具有審慎的 力，他們應該珍視自由，相信自由乃是幸福之源。他們還相信，發現和傳播真 的最重要的手段是讓人們能夠思其所思，想其所想，言其所欲言。如果沒有言 與集會的自由，那么也就不會存在所謂的真正意義上的討論。只有通過討論，們才能有效地抵御有害思想的侵襲，所以，公共討論對公民來說是一項政治義務 是我們立國的基本原則。”“‘鉗制人們的思想和言論對于我們來說是有百害而 一利的，畏懼會帶來壓抑，而壓抑則會帶來仇恨，仇恨則會威脅到社會的安全 穩定。社會真正的安全只能依靠人們有機會自由地表達他們的不滿與訴求。我 的政府相信理性的力量，現行通過理性能夠擊敗謬誤。所以，我們應該避免使 法律來壓制言論，避免直接將言論看作為是一種暴力。我們的政府之所以修改 法2，就是為了保障言論和集會的自由。”3 對于言論是否會產生明顯的危害，布蘭代斯大法官是這樣理解的:“對于

主的政府來說，我們應該相信理性的力量，我們不能將言論中包含的潛藏的危 視作為現實和明顯的危險，”這兩者之間是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的。政府當局應 信仰自由，這是美國憲法的基本要求。挽救言論所造成的危害的良方是允許更 的言論。只有處于緊急狀態下我們才能有理由壓制言論，但是，美國人民總是 夠通過證明并不存在所謂的緊急狀態，來質疑那些企圖剝奪公民言論自由的 律。在自由的人看來，用來防止犯罪的最常用的方法是教育和懲治違法行為，非剝奪言論自由。‘

雖然，惠特尼最終還是被宣判為有罪，但是，這份意見書中所稱的理由卻

后來的相似案件的審理提供了有力有理的支持。所以，在之后的布蘭登伯格訴 亥俄州案中，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就對性質相同的案件作出了不同的判決，為公民的言論自由提供了更有力的保障。

“布蘭登伯格訴俄亥俄州案”(Brandenbu筆v.Ohio)此案發生于1969年，被告布蘭登伯格(ClarenceBrandenburg)是俄亥俄州 三K黨(Ku心uxKlan)的一個首領，該黨成員在辛辛那提市郊一個農場里舉行 集會，并將集會內容拍攝下來通過電視媒體播放。電視畫面中出現了機槍和熊熊 燃燒的十字架。布蘭登伯格在電視中辱罵黑人和猶太人，并且還揚言“我們不屬 于報復性組織，不過，如果我們的總統、國會和最高法院繼續壓制白種人的話，我們就將采取某些報復性的行動。”‘俄亥俄州立法院以控違反了《組織犯罪防 治法》，判處布蘭登伯格10年監禁和1000美元的罰款。于是，布蘭登伯格以《組 織犯罪防治法》違憲為由，向美國最高法院提出上訴。

1969年6月9號，最高法院作出裁決，認定俄亥俄州此項法律違憲，推翻

了州立法院對于勃蘭登伯格的判決。裁決書指出:“憲法保證言論自由，除非言 論宣傳的目的是能夠立即引起非法行為的煽動，或者以產生即刻的非法行為為目 標，否則，州政府就不得限制或懲罰任何主張暴力或提倡不遵守法律的言論。” 在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最高法院對于是否應該允許所謂的具有危險 性的顛覆性言論的發表已經取得了一致的意見，那就是，政府不得對言論的內容 進行限制，即使它可能含有危險的元素。但是，除非這種言論的目的是能夠立即 引起非法行為，或者以即刻的非法行為為目標，否則，公民的言論就不應該受到 限制。結語

言論自由是一個較能引起大家興趣的話題，但也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

少年來，人們從未停止過對言論自由問題的討論。但是，至今仍未找到一個合 的，能夠置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

也許，我們只能訴求于政治哲學，訴求于倫理學，希望能夠從中找到一個

為適用的標準，能夠幫助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從密爾頓、克到密爾，這些在西方思想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人物，都為言論自由提供了有力 辯護。他們告訴我們，言論自由屬于人們生來就應該享有的一項基本權利，任 個人或者政府都無權侵犯，他們也告訴我們，言論自由能夠維護真理，只有允 各種言論都能被無所限制地發表，允許各種言論都能被自由地討論，真理才能 以出現。似乎，言論自由應該得到絕對的保護。不過，密爾也說到，并非所有 言論都可以被無所限制地發表，如果言論以一種不恰當的方式被表達出來的話 比如說用一種帶有攻擊性的，或者誣蔑性的方式來表達，那，它就有理由被限制 但是，后來的研究者也告訴我們，密爾的這種說法會導致言論自由原則的自我 解。密爾告訴我們，我們不能對言論的內容進行道德判斷，我們要對此保持中立 只有當一種言論會直接導致某種犯罪行為的發生，兩者之間存在著必然性聯 時，我們才能對這種言論進行干預，也就是說，我們干預的其實是一種特殊意 上的，更接近于一種行為的言論。后來的法律界也逐漸將密爾的這種觀點作為 案的依據，但是，事實上，要對言論內容做到完全的中立似乎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這種道德上的中立要求是否合理呢?也許，這在自由主義思想家們看來 合理的，但是，德沃金卻會說，這樣不行，有時候我們不能對言論保持完全的 立。如果我們對言論內容不作任何價值判斷，那么我們就可能會允許一群納粹 義者到猶太人聚集地舉行游行示威，大肆宣傳反猶口號，這，在法律上似乎是 理的，不過，我們是否考慮到了猶太人的感受了呢?這種情感上的傷害是否能 作是一種實質性的侵害呢?淫穢作品亦是如此雖然我們可以說對于淫穢作品 們擁有不選擇它的權利，所以，我們可以允許它被自由發表，但是，也有人會 出這是一種對婦女地位的損害，會間接地對某些種群的人造成一種傷害。這些，都讓我們對該在何種程度上劃定言論自由的界限產生了困惑。

當然，現實總非完美，對于言論自由的性質、限度等問題的討論勢必還將繼 續，或許這也正是這一問題吸引人的地方，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對這問題作出一 個非常完美的解釋，但是，我們應該相信，人們會在言論自由問題上慢慢得到一 個共識，關于這個問題的爭論會越來越少。未來應該是美好的。

第三篇：論自由

本書共五章，探討自由的含義，論證思想自由和討論自由、個性自由發展、社會權威的限度等問題，其主要意義在于闡明個人自由與他人自由之間、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個人自由與社會限制之間的界限。他強調個人自由，強調個性發展，并且認為完全的個人自由和充分的個性發展不僅是個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會進步的主要因素之一。

密爾在論證自由主義的觀點時，出發點是功利，其自由學說的核心是公民自由。密爾認為，個人在追求某一合法目標時，無論在任何制度中，都不可避免地會產生對他人利益的影響，造成他人利益的損失。判斷這種行為正當與否的標準是：是否對社會普遍利益造成危害。人的行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個人就有完全的行動自由，不必向社會負責；他人對于這個人的行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進行忠告、規勸或避而不理。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危害到他人利益時，個人才應當接受社會的或法律的懲罰。社會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對個人的行為有裁判權，也才能對個人施加強制力量。

全書近用了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進行思考，形成一定主張、意見和想法的權利。書中寫道：“還不是單單為著或者主要為著形成偉大思想家才需要思想自由。相反，為著使一般人都能獲致他們所能達到的精神力量，思想自由是同樣或者甚至更加必不可少。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氣氛之中，曾經有過而且也會再有偉大的個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種氣氛之中，從來沒有而且也永不會有一種智力活躍的人民” 中國為什么一直在強調要進行素質教育，就是因為那些只會死讀書，會考試的學生并不一定能創造出多大的社會價值，老師教，學生學，確實傳輸了知識，但是一味地聽老師講而自己不思考的學生實際上是用老師的思想束縛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從而使自己的思想僅僅局限于老師教的范圍內，根本沒有一點創新能力。思想有多遠我們就能走多遠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句廣告詞，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只有思想走遠了，人類社會才能進步。在科學、道德、政治、文化、宗教信仰等問題上，人民有形成、闡述和堅持自己意見的自由。很多人都認為迷信是不對的，但是我們并不能一竿子打倒一批人，雖然說不存在什么菩薩或佛祖聽到你的禱告就來幫你，但是這卻能在心理上給予人積極的暗示。記得以前看過一個報道，一個老爺爺建了一個像椰子一樣的東西，問了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他卻覺得這是個能驅邪避魔的玩意，結果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他以前的一些老毛病真的沒有犯了，最后那個東西經過專家鑒定其實就是牛吃草后 殘留的廢物長期積累而形成的硬殼。

與思想自由相配套的，是言論自由

任何一個人或人類團體，從最偉大的政治家、宗教領袖，到某一個集團、階級、黨派、社群直至國家、社會都不可能一貫正確人的認識能力畢竟存在有限性而且每個人不可能不犯錯誤，因此，即使大多數人認為是正確的意見，也不應該抹殺少數意見的存在。那樣的話，人類就喪失了一次獲取正確意見的機會。不是有句話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嗎。

當然，最大限度的倡導思想自由并不意味著人們想說啥就說啥，想怎么說就怎么說。我們必須為公眾的自由設定一個圍攔，即不允許他假借思想自由而惡意攻擊他人、攻擊社會。

把自己說的快樂建立在別人聽的痛苦上肯定是不對的。

自由在個人身上的具體表現就是個性，密爾認為在并非根本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個性應該張揚，這是可取的。而且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

書中寫道：“生活應當有多種不同的試驗；對于各式各樣的性格只要對他人沒有損害應當給以自由發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應當予以實踐的證明，只要有人認為宜于一試。”

社會永遠需要有人去不斷發現新的真理和創造新的事物

個性一詞在現時代已經非常明確，張揚個性成為新一代的時髦，反對個性壓制自然是青少年們的必然要求。密爾認為，雖然能進行首創的人只是極少數，但為了他們，我們必須保持能讓他們生長的土壤，即給他們一個寬松自由的環境，允許他們有個性。凡是首創性的人，往往都有極強的個性，同社會格格不入，在別人的眼里甚至是怪物。但通過對人類歷史的考察發現，正是他們首先帶來了社會的進步，然后其余平凡的人們模仿他們，社會發展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進行的。評價

我想每本書的存在都有其價值，我們不能一味的去否定它或肯定它，否則也就是犯了激進主義了。由于時代的不同，社會價值觀的不同，再加上個人對同一事物看法的不同，因此對同一本書的評價也就不同了。自由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從古到今人們在追求它，歷代思想家在關注它，對它的爭論沒有定論并且還會無休止地進行下去。

第四篇：論自由

《論自由》

所謂：“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自由，是每一個人都向往的，是每一個人都追求的，很多人都為之奮斗，流血。法國的《人權宣言》中有一項規定是：“在權利方面，人們生來是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只有在公共利益上面才顯出社會上的差別。可以想象出來，法國人民在聽到《人權宣言》的宣讀的時候是多么的情緒高漲，多么的激動。毫無疑問，這在他們看來，是一種解脫，是一種稱得上的“自由”的解放。自由女神像，一個多么美好的象征；自由，多么美好的字眼，不知多少人被他所迷倒，似乎我們都成為了自由的奴隸。

一、自由的含義：

自由是指一個人在相應規則下,自身行動可達到的范圍。第一.自由的權利與能力相關，自由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生而擁有的.；第二，自由的約束是建立在權利之下的。最原始的自由即純粹暴力式的自由,完全遵照叢林法則,此時自由的參照規則即純粹的力量對比。最初的自由,在經過一定發展后,進化為群體規則下的自由,目前人類的自由亦處在這個廣泛范圍下。群體規則下的自由可以使種群得到更好的發展。每個群體中自由的規則根據群體的習性,力量,生活方式等等的不同而進化出不同的自由規則。在群體規則下的自由,最大權利應當屬于群體規則,群體中任何違反此規則的個體都會受到群體性的懲罰。

二、絕對自由與相對自由：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自由，正好像數學的大廈是由0和1來組成的，而自由的大廈是由法律來構建的，任何脫離法律的自由，都不叫自由。絕對的自由只會帶來不堪設想的后果。舉個簡單的例子吧：假如 河水是自由，因為它形式活躍，不拘一格，熱烈奔放，永遠有使不完的活力；而河堤是紀律，以它特有的形式和特殊的使命，規范著水的行為。河水能用于水力發電、灌溉良田，滋潤著千里沃野，哺育著萬千生靈，在河岸的限制下不至于讓水溢出，這就是紀律和自由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帶來的好處，但如果河水放任自由，比如洪水，它就會泛濫成災．使良田被毀，房子倒塌，牲畜淹死，交通中斷，人民的生命財產受到嚴重威脅。這就是自由超出了紀律的界限，成了絕對的自由，結果帶來的就只有危害。所以只有建立規則并遵守規則正是為了保障我們自由的兌現。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自由具有兩重性：不自由是必然的，自由是相對的。

（一）紀律和自由是對立統一的：

強制性，但沒有這種強制性，自由也就無法實現。試想如果每個人隨心所欲、為所欲為，那么學習環境、工作環境、生活環境、社會環境就失去了正常的秩序，個人的自由保障還能得到保障嗎？當然，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自由只有在紀律的框架內，遵守相應的游戲規則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另外從另一個角度講，紀律只是約束違反紀律的人和行為，只要不違反紀律每個人都會有充分的自由。

要想充分的享有自由，那就必須在一定的條件下和范圍里。法律、制度、紀律就是自由的條件和范圍。紀律和自由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兩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紀律是維護自由的保證，就整個社會而言，紀律是社會秩序的“守護神”。如在市區平坦的馬路上行走，如果不遵守交通規則，不聽從交通警察的指揮，人人都想闖紅燈，整個交通就會陷入混亂和癱瘓。紀律是一個團隊生存和作戰的保障，沒有了紀律，這個團隊就會像一盤散沙，各自為戰，沒有前進的方向。紀律，是團隊文化的精髓，團隊如果沒有紀律，就不能稱其為團隊。每個團隊建立之初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指定明確的紀律規范。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團隊是人的組合，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但是團隊，卻要力求避免這種個人的思想和行為，要求步調一致，所以紀律的約束不能缺少。

同時，紀律也保障自由和創造。現代社會，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但我們同樣要遵守這個社會的規范、法律。只有遵守這些規范和法律，社會才能在和平的環境中發展，個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證。

（二）紀律與自由是辯證統一的關系：

1、自由不是無限制的自由，只有在遵守法律、制度等紀律的約束才能實現最大的自由，否則就會受到相應的懲罰，也就無從談自由了。

2、當然如果世上沒有了法律等紀律的約束，人們就會為所欲為，自然就會受到破壞、疾病到處蔓延，人類就會走向毀滅的。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但就是沒有絕對的自由。國家法律告訴我們，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危害他人的生命財產安全，有的人卻為了不勞而獲而一次次盜竊搶劫。正如哲人所言，絕對的自由，就是將你變成行尸走肉的另一種地獄。任何自由都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擁有充分的人生自由，但不能隨心所欲、為所欲為；自由，是知道該干什么干什么而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所以，人生要正確處理自由與紀律的辯證關系。真正的自由，是在法律和紀律許可范圍內行使權利的自由。

學習、生活和工作過程中都需要紀律、需要約束、需要規則；在紀律的環境中，團隊活動會更有秩序，更加高效；每一個人都需要遵守紀律，并為自己不遵守紀律的行為承擔責任。毛澤東同志曾經說過，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里，自由屬于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紀律也是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我們強調遵守紀律，正是為了保障人民群眾享有廣泛的自由。如果一個人片面追求無約束的個人自由，隨心所欲，想怎么辦就怎么辦，就必然會侵犯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從而他自己也不會有真正的自由。所以說：世界上從來沒有絕對的自由，只有在紀律約束下，才能充分獲得自由”。

（二）遵守紀律貴在自覺：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遵守和維護紀律，具體就做到“三個一樣”.。一是領導在場與不在場一個樣。必須明確，不是領導要我遵守紀律，而是我應遵守紀律。二是校內校外一個樣，在校內能夠遵守紀律，但在校外一樣能夠遵守社會上的紀律，更不能做違反亂紀是事情而影響我們的形象。三是有沒有人監督一個樣。當集體行動時，大家往往守紀意識比較強，遵守紀律比較容易些，而單獨執行任務就不一樣，周圍沒有領導和同志的監督，完全靠自己約束自己，更需要增強守紀的自覺性發揚“慎獨”精神。<晏子春秋＞中有句話說：“君子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意思是說，獨自一個人行走不會為自己的身影感到羞愧；獨自一個人起居不會為自己的生活享用感到羞愧，形容行為端正的人，在任何時刻，任何場合，都能問心無愧。

第五篇：論自由

講稿

《論自由》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社會已經從一個高度封閉的社會，開始過渡到開放現代社會，正在向民主自由演進或是構建中。中國處于一個古今之變的歷史過程，非常類似于西方的十七、十八世紀。密爾的《論自由》，對于當今的中國，不僅是歷史之作，更是現代之作，不僅是學問之作，更是思想之作，因為，他提出的群己權界，和當代中國社會密切相關。

談《論自由》，我主要是提取或是直接摘抄文中的觀點，當然，都是我認為十分重要的，或是符合我觀點的論據。我也是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待自由，自由，我覺得不僅是精神的糧食，更是生活的善。中國需要政治上的民主憲政，也不能少了自由。中國的傳統和社會的氛圍，過于的強大，它的輿論壓力也讓很多人喘不過氣來。自由，首先能使人們思想開化，其次，能個性發展，最后，是人們獲得幸福的源泉和國家強大的因素。

在《論自由》開篇中，作者首先明確表達了他要論述的不是意志自由，而是公民自由或是社會自由，也就是社會能合法施加于個人權力的性質和限度。《論自由》又被嚴復譯為《群己權界論》，從學術本土化的角度看，嚴復的翻譯更加的符合《論自由》的宗旨，也就是社會權威和個人之間的限度在何總程度上。宗旨

社會權威為何要給個人的自由讓出一席之地？作者是站在功利主義的角度來論述社會施加于個人的權力的性質和限度，他認為自由不僅有利于人民大眾，而且也有利于國家的健康發展。過去的自由，主要是和統治者斗爭，因為統治者總是和人民大眾相對立，所以自由也就成了防備統治者的暴政。而在他的時代，隨著平民政黨的到來，國民需要的是統治者與人民合二為一，統治者的意志和利益應該和人民大眾的相一致，國民無需防范自身的意志，因為人類是不會對自身自虐的。然而，“行使權力的人民和權力所施對象的人民并不是總是同一的；所謂的自治政府也不是每個人自己治理的政府，而是受其他人所治理的政府。”1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惡果，整體中的多數代表了整體的全部，形成了多數暴政，多數也會壓迫少數，少數不得不承受多數的意志，民主的自由就失去了意義。這是另外一種暴政，是需要防范的禍患，也是需要給社會和個人劃清界限的一個理由。

多數的暴政并不亞于君主的暴政，當社會本身就是暴君時，即是多數的力量完全操控整體構成中的個別時，暴政的實施就不需要再借助政治的力量，林林總總的措施和手段，會扼殺個別的力量。因此，優勢意見和大眾的情感會深入到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生活細節，對社會的影響巨大而不易發現，這束縛了個性的發展，最終也會給社會帶來惡果。作者在書中提到，西方社會走在世界的前沿，例子之一就是西方社會比東方更加的自由，促成了社會的發展。《論自由》這本書目的是力主一條非常簡明的原則，若社會以強迫和控制的方式干預個人事務，不論是采取法律懲罰的有形暴力，還是無形的道德壓力，都要絕對遵從意義原則。這條 1 夢凡禮譯穆勒《論自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一章 引論，第4頁 原則就是人們若要干涉群體中任何個體的行動自由，無論干涉是出自個人還是出

2自集體，其唯一正當的目的乃是自我保障不受傷害。這個原則包含了兩層意思，一層是不能根據自己的利益干涉他人事物，另外就是不能為了他人而干涉別人事物。不能主觀認為自己的干涉行為能給別人帶來快樂、幸福，就以此為理由，強迫別人。勸誡和告知是可以的，但是絕不能成為強迫，要想使強迫成為正當，必須要求被禁止的行為會對他人產生傷害，否則，一切不能成為理由。

兩個例外，意識未成熟的人可以干涉他們的行為，另外是為了他人的利益，社會可以強迫他去干涉。理由是未有健全的意識能力，不能判斷自身的利益和行為會帶來怎樣的后果。如出庭作證，為共同的利益抵御外敵作戰等等，這些是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中必須盡到的義務。一個人如果沒有做，社會可以要求強行要他做。當然，每個行為都可能間接傷害到別人，要是這成為干涉的理由，那談論自由的界限就沒有任何意義了。所以，自由的限度范圍應該是3：

一、人類內在的意識自由：它要求廣義的良心自由‘思想自由和感情自由。包括宗教、道德、思想

二、品味和志趣自由：自已根據自己的特性規劃生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并承擔一切后果;只要我們的行為不傷及他人就不受人們干涉，即是在他人看來我們所行的是愚蠢的、乖張的或是錯誤的。

三、個人的結社自由：人們可以在不傷害他人的任何目的下自由聯合。一個社會尊重了這些自由，自己朝著認為善的方向發展，不想著傷害別人，那么這個社會在容忍別人的時候，也為別人容忍自己創下了可能。通過這樣界限自由，每個人都能盡可能多地取得自己想要的生活。思想言論自由

正如，中國的網絡反腐一樣，被網絡曝光的，幾乎都一律查處，收到的效果不錯。信息公開已經是防范腐敗或暴虐政府的手段，允許說話，允許說真話，說真話沒事，不說真話有事，那么這個社會的的腐敗將會大大降低。政府和民眾的關系不應該是對立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而是政府是民意的代表，工具而已。因此不論是立法、行政、司法、都要允許民眾討論。政策是民眾討論的結果，而不是指示，命令的傳達，精神領會，而是允許反思，允許反對的聲音存在。要是一個政府禁止說真話，沒有思想言論的自由，那么這個做法本身就是不合法的。

禁止一種意見的表達，其獨有的罪惡就在于，它是對當代人包括后代人在內的全人類的剝奪；并且這種剝奪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比對持有這種意見的人更大。4要是剝奪了正確的意見，那么就失去了改正過錯的機會，讓錯誤延續，要是被剝奪的是錯誤的，那么損失也不會小，原因是以后沒有人再愿意給不同的意見，也不能對問題本身更深刻的認識。所以，不論從什么角度，允許言論的自由，是對意見本身的一種善。

言論自由不可怕。蘇格拉底被處死了，但是蘇格拉底的哲學卻如日中天，基督徒被投身獅嘴，但基督徒的教堂長得如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馬克思主義的傳播者被處死了，但是中國共產黨卻在中國站起來了。因此我們的社會不寬容，并沒有殺死一個人，也沒有根除各種意見，只不過使人掩蓋自己的意見，或令其不敢努力去積極傳布而已。5異端意見得不到公平和徹底的討論，本來就經 23 同上，第10頁

同上，第13頁，內容有刪減 4 同上，第二章《論思想言論自由》，第18頁 5 同上34頁 不起討論的異端思想，雖然被阻止了，但卻因為沒有認識到其荒繆，因此不會滅絕。受到傷害的不僅是異端者，還有那些害怕異端者，因為懼怕，束縛了他們的思想發展，他們的精神不可能有大的提高。

言論自由的好處。首先，即使某一意見被壓制而導致沉默，但其實未必我們不知道其中可能是正確的。拒絕承認言論自由，那就是承認真理已經掌握在我們的手里。其次，被壓制的意見是錯誤的。也可能有正確的部分，加之難得有完全正確的真理，通過反面的意見，碰撞，能看到不足之處。再次，就算公認的意見是正確的而且全部是真理，也需要通過充分的討論，質疑，才能讓大家信服，知其所以然。

自由是幸福

如果一個人將自身生活計劃，委托給社會或是圈子里的人，那么他不需要任何的的能力，只要擁有猿猴一樣的模仿能力就可以了，那人的智慧還有什么意義呢。要是這樣的話，這個世界就是千人一面，沒有個性可言，社會沒有生機活力。一個有個性的人，他必須用自己的觀察力去看，用推理和判斷力去預見，到底什么才是一個人的價值所在，是做一個千人一面的人，還是一個朝著自己認為合適自己的方向發展。人不應該是像建筑一樣被建構，不是一部按照一定模型組建起來，并被設定去精確完成任務的過程，人是一棵樹，需要朝各個方向去發展和成長。如果一個人的欲望和激情不是出自于自己，毫無個性可言，和一臺機器有什么區別呢。要是一個人欲望和激情完全出自于自己，并受自己堅定意志的控制，那么這個人就有了旺盛的活力的個性，這就是人之為人的天性表現。

多數情況下，人的嗜好是從俗的。心靈總是向束縛低頭，乃至尋樂自娛，我們在做選擇時，首先要看別人的選擇，也就是要跟隨大眾。即是某些自認為有選擇的人，也是在諸多人的選擇之間選擇；特立獨行的，反常的行為，多數敬而遠之，逃之夭夭。要是每個人的天性都要得到發展，最關鍵的是要有相應的社會寬容，制度保障，就是要每個人不能任意去干涉別人的生活，不能施加影響。無論任何時代，個性得到發展的程度是否寬廣，都是后世對其艷羨或是鄙夷的標準。只要個性在其下還能生存，即便是專制也沒有產生它最壞的惡果，而凡是摧毀個性發展的，卻都可以稱之為暴政，無論它以什么明目出現，不論他宣布執行的是上帝的意志還是人民的命令。6

個性和發展是一回事。作者認為，天才的產生需要有適合生存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氣里自在的呼吸。既然是天才，就擁有一般人沒有的特別之處，因為唯有個性的不同，才會有不同的奇跡出現。社會的智力是正態分布的，智力特別好的人和特別不好的人，總是少數，多數是平庸的智慧，因此，要是按照多數的標準來規范社會，要求社會的性格。那么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平庸的群體，掌握在少數人手里的真理，也不會被人們發現利用。總而言之，自由不僅是個人的幸福，也是社會的善。限度

如果社會和個人都有各自重要的事情和職責的話，那么社會就應該只管需要而且必須管的事，個人只管關系自己利害的事情，屬于社會的，就屬于社會，屬于個人的，就不該受到社會的干涉。

不管社會是建立在契約之上的，還是建立在妥協之上的，既然個人從社會那里獲得了一些利益，比如保護、安全，那么個人就有必要對社會做出一些回報。6 同上，第三章《論作為幸福因素之一的個性自由》，第74頁 這個回報包括：

一、不得損害彼此的利益，不得損害法律和公眾默認的利益。

二、為保護整個社會的有序存在，每個人都有為社會公共利益做出犧牲的義務。

社會對個人的保證：一個人的利益進利害自身，而不關切他人，他們就不應該受到法律和社會的約束而行動自由，并且自得其樂，或是自食其果；社會最多只能為他人的好，而進行勸誡，但絕不能強迫。

政治哲學講稿

《論自由》

姓名：楊福濤 學號：201111022918 思想政治教育（師范）哲學與社會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