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現代史論文 評價李鴻章

中國近現代史論文

《晚清風云人物李鴻章》

目錄

摘要···················································3 關鍵字·················································3 正文···················································3

一、生平與仕途········································3

二、在洋務運動中的貢獻································4

三、歷史評價··········································5 參考文獻···············································6

【摘要】

李鴻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國近現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每當揭開中國近現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對李鴻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縱觀李鴻章一生，可圈可點處眾多，但是在皇權體制下，沒有實現其抱負，這是民族和個人的悲哀。李鴻章是那個時代的精英。國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國后對李鴻章的評價大有偏頗，往往把李鴻章臉譜化為賣國賊，這個觀點和歷史是不符合的。我們應該本著尊重歷史尊重現實的態度和原則，來重新審視這一風云人物，做出較為客觀公正的評價。

【關鍵字】 李鴻章

清政府

洋務運動

【正文】

一、生平與仕途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稱李中堂，亦稱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漸甫或子黻，號少荃（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謚文忠。作為淮軍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的主要倡導者之

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視其為大清帝國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鴻章出生于合肥肥東縣東鄉（現屬合肥瑤海區）磨店鄉。李鴻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大哥李瀚章（1821年－1899年），后來也官至總督；三弟李鶴章、四弟李蘊章、五弟李鳳章、六弟李昭慶（1835年－1873年），后來也都非富即貴。至于李鴻章本人，生前官至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稱贊為“再造玄黃”之人。清朝追贈其為太傅、晉一等肅毅侯、謚文忠，賜白銀五千兩治喪，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處，京師祠由地方官員定期祭祀。清代漢族官員京師建祠僅此一人。

李鴻章六歲就進入家館棣華書屋學習。他少年聰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為師，攻讀經史，打下扎實的學問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鴻章在廬州府學被選為優貢。時任京官的父親望子成龍，函催鴻章入北京，準備來年順天府的鄉試。鴻章謹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詩10 首，以抒發胸懷。其一云：丈夫只手把吳鉤，意氣高于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將捷足隨途驥，哪有閑情逐水鷗？遙指蘆溝橋畔月，幾人從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國藩宅邸受曾補習教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歲的李鴻章考中進士，選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時，受業曾國藩門下，講求經世之學。三年后翰林院散館，獲留館任翰林院編修之職。

赴京途中，曾寫下膾炙人口的《入都》詩十首，為世所傳誦。有“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詩言志，有“遍交海內知名士，去訪京師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時任刑部郎中的父親引領下，遍訪了呂賢基、王茂蔭、趙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們的器重和賞識；同時，由于科場順利，使他得以有廣泛的交游和開闊的眼界，當時與他同榜的甲辰（舉人）、丁未（進士）兩科中，人才濟濟，不少人日后膺任樞臣疆寄，李鴻章與這些同年一直保持著密切而特殊的關系。就科舉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為蘇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為李鴻章太老師的翁心存（孫鏘鳴之師），在青年李鴻章任翰林院編修時，2 對其經世致用世界觀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啟迪；而以潘、翁為領袖的蘇南豪紳，對李鴻章后來組建淮軍迅速崛起于江蘇，也予以極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鴻章慶幸的是，他在初次會試落榜后的“乙丙之際”（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國藩門下，學習經世之學，奠定了一生事業和思想的基礎。

當時，曾國藩患肺病，僦居城南報國寺，與經學家劉傳瑩等談經論道。報國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棲居所。面對內憂外患，強烈的參與意識使曾國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義理、辭章、考據三條傳統的治學標準外，旗幟鮮明地增加了“經濟”，亦即經世致用之學一條。李鴻章不僅與曾國藩“朝夕過從，講求義理之學”，還受命按新的治學宗旨編校《經史百家雜鈔》，所以曾國藩一再稱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門下同時中進士的郭嵩燾、陳鼐、帥遠鐸等一起，稱為“丁未四君子”。太平軍起，曾、李各自回鄉辦理團練，曾氏又將自己編練湘軍的心得諄諄信告李鴻章，足見期望之殷。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年1月11日），以廣州塾師洪秀全為首的農民，在廣西桂平紫荊山麓金田村樹旗造反，建號太平天國，軍曰太平軍，經過兩年多的戰斗，便從廣西一隅直入長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個與清朝抗衡之政權，并開始北伐西征。

當時清朝的達官貴人和主要支柱綠營兵腐朽不堪，于是咸豐帝一面用高官厚祿和嚴刑峻法來制止文官武將和綠營兵的潰逃，驅使他們繼續為國效力；另一面努力爭取漢族士紳的支持，動員他們憑藉自己在本鄉本地的的政治、經濟和宗族勢力，“結寨團練”，“搜查土匪”，配合清軍鎮壓太平軍。

咸豐三年（1853年），從武漢順江東下的太平軍占領安慶，殺死巡撫蔣文慶。咸豐帝詔諭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前往安徽，辦理團練防剿事宜。呂賢基以李鴻章籍隸安徽，熟悉鄉情，奏請隨營幫辦一切，遂受命回籍辦團練。多次領兵與太平軍作戰。

咸豐八年（1858年）冬，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襄辦營務，負責起草文書。他生活散漫，晚睡懶起，曾國藩教訓他：“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言訖拂袖而去，李鴻章“為之悚然”。其后安徽巡撫翁同書（同治帝、光緒帝之師翁同龢長兄）對太平天國戰爭時棄城逃跑，曾國藩起草《參翁同書片》時采用李鴻章之草稿：“臣職份所在，例應糾參，不敢以翁同書之門第鼎盛瞻顧遷就”（當時翁同書之父翁心存正處高位），并因此更欣賞李鴻章的才華。但李鴻章也因此與翁同龢結下不共戴天之仇，日后翁同龢處處刁難北洋水師，乃至甲午一戰，一敗涂地。

咸豐十年（1860年），李鴻章統帶淮揚水師。湘軍占領安慶后，被曾國藩奏薦“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帶募勇。同治元年（1862年），編成淮勇五營，曾國藩以上海系“籌餉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國輪船抵達上海，自成一軍

李鴻章夫人，稱為淮軍。旋經曾國藩推薦任江蘇巡撫。在掌握地方實權后，在江蘇大力擴軍，采用西方新式槍炮，儼然乃新式陸軍，使淮軍在2年內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萬人，成為清軍中裝備精良、戰斗力較強的一支地方武裝（后來的淮系軍閥集團在此基礎上逐漸形成）。李鴻章到上海后，同外國雇傭軍（后組建為常勝軍）進攻太平軍。

同治二年（1863年）和三年（1864年），李鴻章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基本剿滅太平天國。接著李鴻章又鎮壓了捻軍，因功加封為協辦大學士，且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因此被譽為“中興名臣”。

二、在洋務運動中的貢獻

李鴻章軍功顯赫，歷任江蘇巡撫、湖廣總督，終于在1870年繼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華殿大學士，籌辦洋務，成為同治、光緒兩朝的地方重臣。因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權，統領一方，有人甚至稱其“坐鎮北洋，遙執朝政”。

客觀上講，無論是日吞琉球，還是法占越南，李鴻章都深切意識到，列強的威脅來自海上。因此，從七十年代起，他就開始提出“海防論”，積極倡議建立近代化的海軍。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在海防大籌議中上奏，系統提出以定購鐵甲艦、組建北、東、南三洋艦隊的設想，并輔以沿海陸防，形成了中國近代海防戰略。中法戰爭后，鑒于福建船政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決定“大治水師”，于光緒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軍衙門，醇親王總理海軍事務，李鴻章為會辦。利用這個機會，北洋水師建設成軍。

成軍后的北洋海軍，擁有艦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當時是亞洲最強大的海上力量。與此同時，李鴻章加緊旅順、大沽、威海等海軍基地的建設，以加強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內耗眾生，戶部迭次以經費支絀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購炮，自此，北洋海軍的建設陷于停頓、倒退的困境。

還在與太平軍作戰的時候，李鴻章就顯露出他與大清國所有官員的不同之處：對外國的科學技術和國內的經濟活動有極大的興趣。最初的動機是他組建的淮軍需要銀兩購買武器。當淮軍在兩岸布滿太平軍營壘的水道上成功地進行了大穿越進至上海，從而一舉掃平了長江下游的太平軍后，李鴻章利用上海富紳的銀兩引進洋人的機器設備，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工企業：上海洋槍三局。李鴻章算過一筆賬：一發英國的普通炮彈在市場上要賣到30兩銀子，1萬發銅帽子彈要賣到19兩銀子。

創辦近代企業需要的不僅僅是財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觀念的更新。李鴻章曾寫有一份描繪蒸汽動力運轉的奏折，無異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鏇木、打眼、絞鏍旋、鑄彈諸機器，皆綰于汽爐，中盛水而下熾炭，水沸氣滿，開竅由銅喉達入氣筒，筒中絡一鐵柱，隨氣升降俯仰，拔動鐵輪，輪綰皮帶，系繞軸心，彼此連綴，輪轉則帶旋，帶旋則機動，僅資人力以發縱，不靠人力之運動。在幾乎沒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機的大清國里，頭上是頂戴花翎、腦后依然拖著辮子的李鴻章，能夠如此細致地觀察蒸汽機的運轉原理，這著實令人驚嘆。

大清中葉以后，由于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后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大清國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沖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于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持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之后，由大清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制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造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制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沒落王朝的工業化，而且為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穩定的資金。不過李鴻章始終沒有逃脫時代對思維的束縛，李鴻章所建企業皆為官督商辦體制，企業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法設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由于連年戰亂政府不斷從企業中抽離資金、強加冗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暮氣沉沉。這些重病纏身的企業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

三、歷史評價 李鴻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國的外交事業，雖然幾乎所有的賣國條約上都有他的簽名，但是在當時那種國際大環境下他已經盡到一個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對外關系交涉的失敗是因為當時中國腐朽的政治制度，貧弱的經濟基礎和軟弱的國際地位，而這一切歸根到底是因為以慈禧為首的滿清皇室勢力。這些人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只能把所有的罪過都推給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鴻章。從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后一直到新中國建立這將近100年的時間里以李鴻章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國外交家利用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盡一切可能的維持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維護了中國的國體大致完整使中國沒有像南亞各國那樣徹底的淪為殖民地，為中華民族的崛起復興保留的一份堅實的基礎。不平等條約的簽定與洋務運動是李鴻章一生中最為重要的兩件事。這兩件事決定了歷史與后人對他的評價。但是，其中所掩埋的歷史事實有多少，我們誰也不知道，因而我們所給出的評論，都不能作為最終的評價標準。甚至那些史學家們給出的評論，我覺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來，李鴻章不能算賣國賊，但的確是功過參半，從某個程度上看，可能過更大些。不過，我覺得我們在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時，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還要關注他的內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風寶劍孤臣淚，落日旌旗大將壇。海外塵氛猶未息，諸君莫作等閑看。”此為李鴻章臨死前所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從這首詩中，我們也能讀出作為一個一生叱咤風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懷。古今的歷史人物對于李鴻章的評價也是眾說紛紜。

“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梁啟超

“曾有大功于國家之舉的功臣，一位那個時代的先驅，一位不齒于人的罪人”。---未明 “水淺而舟大也”------

毛澤東

“中堂從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猶所不辭”----孫中山

我個人的感覺也是復雜多端。對于侵略者，對于外交他盡力了，但對于中國來說他是一個失敗者，沒有改變中國現狀，沒有帶領中國走向富強，他的洋務、派留學生、組建北洋海軍、都是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也是維護自己的利益，洋務的失敗、北洋艦隊的失敗、作為北洋艦隊的統帥、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李鴻章對自己的評鑒“為破屋子修修補補的裱糊將”，說明晚年的李鴻章已經認識到西方制度的優越，而他沒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間‘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說明他的軟弱行和封建的本質同時也是在維護自己，在不觸動封建體系的一切運動都注定是要失敗的，封建體制下的洋務、海軍都只不過是“披著狼皮的羊”終究是打不過狼的。作為北洋艦隊統帥慈禧為其自己壽宴挪用巨額軍費，難道李鴻章不知道軍費意味著什么，孰輕孰重難道他不知道嗎？他沒有勸諫、也沒有阻止，這有說明什么，一個為軍費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額財產，這又說明了什么，難道這也是歷史的錯誤嗎？也是帝國主義的強逼嗎？他的一切都是在說明一個共同的問題:

沒有帶中國走向富強的李鴻章終究還是個失敗者。

參考文獻

1.趙焰《晚清有個李鴻章》，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2.《中國近現代史綱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3.《李文忠公全集》 4.《近現代史資料》 5.《清史稿》

第二篇：近代史結課短論文：李鴻章評價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期末論文 水淺舟大，無力回天——談李鴻章

摘要

李鴻章一生跌宕起伏，后世毀譽參半，身處清廷晚期時代的動蕩之中，身不由己卷入了這個混亂的漩渦。這位晚清第一外交家，歷史書上的“賣國賊”一生試圖挽大廈之將傾，然而不過螳臂當車，徒勞無功。他絕不可恥，又并非圣人。本文試圖從李鴻章的傳記和外媒記載中分析李鴻章的功過，和他的無奈。

一、李鴻章其人

“天下唯庸人無咎無譽。”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開篇第一句話，就給李鴻章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解。在“財神”誕辰降臨人世的李文安，與他“吾教諸子發憤讀書，皆嶷疑有立，豈憂貧哉！”的堪稱封建式賢妻良母的夫人李氏育有六個兒子，依次為瀚章、鴻章、鶴章、蘊章、鳳章、昭慶，其中排行第二的就是李鴻章。

鴻章在文安諸子中，排行第二，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末世、清王朝面臨深刻的政治經濟危機、西方殖民主義者把侵略觸角伸進神州大地之時，社會環境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響，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使少年時期的鴻章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舉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過科舉的門徑登上仕途，擠進統治階級的行列。

當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編修以后，李鴻章躊躇滿志，意氣風發，他本想設法接近皇帝，攀附權貴，沿著傳統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這偏消”！從太平軍起義，李鴻章前去平反開始，他的一生就注定跌宕起伏。

二、悲劇外交家

1870年，此時發生了一件決定曾李二人命運的大事，即天津教案。這是一場平民攻擊法國教會的事件，清廷本認命曾國藩處理此事，曾國藩審時度勢，認為應當按律處死相關責任人，然而清廷和民眾均認為這是一種軟弱的行為，朝野上下甚至一度要求與法國一戰。由于曾國藩和法國人的協議與朝廷和民眾的期望差距太大，曾國藩甚至背上了賣國賊的罵名，朝廷隨即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么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么只同他打痞子腔。”而當年的法國正忙于與普魯士的普法戰爭，無暇顧及遠東事物，因此李鴻章說啥法國人就當是啥了。此事對清朝的最大影響是，讓朝廷和百姓都以為李鴻章有外交之才，可能李鴻章本人也信以為真了。至于為李鴻章在歷史上最出名的，也是最多罵聲的，就是他外交家的身份。

世人常常罵李鴻章賣國賊，然而在馬關條約面前，李鴻章又能做什么呢？ “當此之際，雖有蘇張之辯，無所用其謀，雖有賁育之力，無所用其勇。舍卑詞乞憐之外，更有何術？或者以和議之速成為李鴻章功，固非也，雖無鴻章，日本亦未有不和者也，而或者因是而叢垢于李之一身，以為是秦儈也，張邦昌也，則盍思使彼輩處李之地位，其結局又將何如矣。要之李之此役，無功焉，亦無罪焉。其外交手段，亦復英雄無用武之地。”

李鴻章晚年可謂可憐可嘆，他一次次被清廷用完就扔，扣上賣國賊的帽子被萬眾唾罵，又一次次被清廷臨時啟用救場。李鴻章明知自己螳臂當車，卻依然盡自己所能，用外交手段試圖在虎視眈眈的帝國之間周旋，為自己的國家——腐朽、瀕臨滅亡的國家——嘔心瀝血爭取哪怕一點點的喘息之機。他難道不知道清廷已然走向末路？

三、答美記者問

離開在歐洲考察訪問的最后一站英國后，大清帝國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乘“圣-路易斯”號郵輪于當地時間1896年8月28日抵達美國紐約，開始對美國進行訪問。李鴻章在美國受到了美國總統克利夫蘭的接見，并和美國一些要員及群眾見面，受到了“史無前例的禮遇”（《紐約時報》）。9月2日上午9時許，李鴻章在紐約華爾道夫飯店接受了記者的采訪。美國記者對李鴻章提出了許多中國的問題，而李鴻章的回答顯示出他對中國國情客觀的認識，和隱隱的無奈。

節選其中三個問答：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貴國的普通百姓都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我們的習慣是送所有男孩上學。（翻譯插話：在清國，男孩，才是真正的孩子。）我們有很好的學校，但只得付得起學費的富家子弟才能上學，窮人家的孩子沒有機會上學。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你們這么多的學校和學堂，我們計劃將來在國內建立更多的學校。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婦女接受教育嗎？ 李鴻章（停頓一會兒）：在我們清國，女孩在家中請女教師提供教育，所有有經濟能力的家庭都會雇請女家庭教師。我們現在還沒有女子就讀的公立學校，也沒有更高一級的教育機構。這是由于我們的風俗習慣與你們（包括歐洲和美國）不同，也許我們應該學習你們的教育制度，并將最適合我們國情的那種引入國內，這確是我們所需要的。

美國記者：閣下，您贊成將美國的或歐洲的報紙介紹到貴國嗎？

李鴻章：中國辦有報紙，但遺憾的是中國的編輯們不愿將真相告訴讀者，他們不像你們的報紙講真話，只講真話。中國的編輯們在講真話的時候十分吝嗇，他們只講部分的真實，而且他們的報紙也沒有你們報紙這么大的發行量。由于不能誠實地說明真相，我們的報紙就失去了新聞本身的高貴價值，也就未能成為廣泛傳播文明的方式了。

李鴻章在問答之中顯示出了他對中國教育平等、男女平等、新聞自由、引用外資等問題的超前認識，這說明了什么？

四、評價

日本人評價李鴻章，“如同日本幕末維新的英杰人物，在近代國家變革的陣痛中，一身痛感苦惱之人。他波折萬丈的人生，猶如近代中國的動蕩起伏。李鴻章保持了 25 年最高實力的地位，是他支撐了大清帝國茍延殘喘。諸外國對李鴻章的信賴遠遠超過紫禁城的皇帝，如果沒有這樣的有能之士，大清國早已被列強蠶食殆盡。”

不僅僅是李鴻章，晚清事實上有如此多的有識之士，然而清朝依舊像腐朽的大樓，誰又能挽大廈之將傾？

這其中的無奈和辛酸，豈為外人道哉？

梁啟超評價李鴻章說：“史家之論霍光，惜其不學無術。吾以為李鴻章所以不能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他在傳記里批評李鴻章不識政治本原，不知國民大體，不懂得當時的世界大局。

可是李公一生為國為滿皆盡心盡力，馬關條約之時與伊藤博文角力討價如百姓與小販一般，直至遇刺面部中彈方得小利，不可謂不義。辛丑條約，已淡出滿清政治中心的李鴻章以七十八高齡受命從廣東赴京談判不可謂不忠，唯有在平發之戰中殺太平天國降軍乃其一生污點。李鴻章最大的可悲恐怕就是生不逢時，并且站錯了隊伍。對于清廷而言，李鴻章再強大不過讓它茍延殘喘，尚且不如干脆毀滅重生。就這一點來看，李鴻章的堅持毫無意義，一生的掙扎不過是罐子里的蛐蛐在與罐子斗，又何嘗斗得過呢？

我們看李鴻章，覺得他做了很多愚蠢的決定，然而任誰到他的境地里去，又能做出多好的抉擇呢？“李固可責，而彼輩又豈能責李之人哉？”他不是賣國賊，也不是圣人；他眼光有局限，能力有邊緣，沒能完全看透政治，也沒完全看透時代；他是外國記者口中的“東方俾斯麥”，也是梁啟超筆下的“不學無術”。

也只能用那一句話來概括他了。“天下唯庸人無咎無譽。” 嘆只嘆，水淺舟大，無力回天。

第三篇：中國近現代史中李鴻章影響（xiexiebang推薦）

讀李鴻章傳有感

最近本人正在看一本書，是梁啟超先生寫的《李鴻章傳》，我們都知道梁啟超是李鴻章的政敵。所以在沒看他寫的李鴻章傳記前肯定認為他對李是大貶特貶的，然看了后才知道，他的評價還是挺合理的。我個人先是不怎么了解李的，對他印象不是很好，雖然搞了個洋務運動，但還是失敗了，中國近代史上幾乎所有的不平等條約上都有他的簽名，對他不曾深入了解。由于學習之需要故大致看了他的傳記，才有了一點了解，進而有了對他的評價。原引梁啟超先生對他的一小段評價，“李鴻章其實不知道國家事務，不知道國家是什么，不知道國家與政府是怎樣的關系，不知道政府與人民的權限，不知道當大臣應盡的職責。他對西方富強的原因其實是不知道的，以為我國的政治、教化、文明、物產、風俗無一不優于他國，趕不上的不過是槍炮、輪船、鐵路、機器罷了。我們就學這些，洋務運動就完成了。這就是現在舉國異口同聲的論調，而李鴻章實際上是他們三十年前的前輩他們東施效顰、邯鄲學步，只不過讓他們的丑陋更加暴露出來，終究不會成功是必然的。李鴻章這么忠誠，有這么敏銳的洞察力，他又長時間擔任重要職務，掌握大權，但成就卻僅僅到了今天這個水平，這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他只知道有軍事，卻不知道還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卻不知道還有內政；知道有朝廷，卻不知道還有國民。每天責備他人看不清時局，而他自己對時局就沒有弄明白；每天責備他人搞派系，舊習氣難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舊習氣跟那些人比起來，也不過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區別。他不知道今天的國際競爭，不靠國家而靠國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國能夠消除派系、消除舊習氣，通

過新政而富強的，那種改革的動力都是來自下面而不是上面。”從這里可以看出來梁啟超先生對李的批判，但他的評價也有好的方面如“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輿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累辛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他自己對自己的評價是” “我辦了生平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罷休辦理，不外勉強涂飾，色厲內荏，不揭露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凈室，明知為紙片裱糊，然究竟不定內里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體式格局，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在我看來，歷史與真實的差距確實很大，其實多做實事的人未必能流芳萬世。李鴻章極力主張興辦洋務運動，促進了中國近代化的發展；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幾個重要的不平等條約，喪權辱國；堅決反對左宗棠收復新疆，差使中國失去了西北的大面積領土……集功過是非一身，對他做了一些了解后我想我對他的看法發生了轉變，以前的厭惡感明顯減少，多了一絲敬佩。

縱觀李鴻章一生，他是晚清重臣，少年科舉，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興辦洋務運動，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最后哀榮。從他步入仕途之始，“四十年來，中國之大事，無不與李鴻章有關系。”對這樣一個復雜的人物，毀之者認為，他是“投降派”和“賣國賊”的典型代表；譽之者則認為，他有開放的眼光和卓越的見識，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是非功過留待后人評論不過是過世云煙罷了。

在此我想談談自己的一些感想，雖然對他沒有更深的去了解，但看了這么多的人對他的評價，腦海里也有些大致輪廓了。

壯年的李鴻章，胸懷大致，一心想考取功名，讓一生無悔而終，不可否認他確實很有才華，也得到很多人的賞識。考取功名后正準備大顯身手的時候，正逢太平天國運動，不得不投筆從戎。后經人舉薦得到了曾國藩的賞識。他曾奉曾國藩之命整頓團練，招募新兵編練淮軍。剛開始團練時，也是很無奈受盡太平軍的打壓，后來太平軍出現內訌，實力大大下降，才出現轉機。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軍攻陷蘇州、常州等地，和湘軍一起鎮壓了太平天國。接著又鎮壓了捻軍。保住了即將崩潰的清王朝。被譽為“中興名臣”。

1、鎮壓太平天國運動被后世史家和百姓罵成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其實這不僅對李是不公平的,對太平天國也是不公平的。大家太”抬舉”它了！事實上，太平天國自從定都南京之后，就失去了原先的代表農民階級的農民軍的實質，內訌四起,驕傲自滿,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思想愈來愈多的侵蝕到革命隊伍內部。大興土木建筑王宮,養尊處優生活奢靡.這就證明了太平天國在本質上與清庭沒什么差別。再則，當時的李鴻章并非鎮壓太平天國的主角，作為才出道的書面小生，他僅僅是個配角罷了。由此觀之，李鴻章之于太平天國運動，不過只是歷史一一對應的關系，根據歷史發展觀來講，作為農民政權本身具有局限性的太平天國始終都會走向末路，而李鴻章便成為了恰好使其末路的人而已。除此，別無其他。

2、編練淮軍在鎮壓太平天國期間，李鴻章深切體會了“洋槍洋炮”的威力，他精選優秀軍官擔任不同職務，任用其能，并以西式武器裝備部隊，堅持新法訓練,以改進淮軍的戰斗力。有了這樣一支軍隊,李在與太平軍的交手中連戰連勝,不僅保住了上海,而且鉗制住了太平軍的許多精銳之師,對清庭最終戰勝太平軍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意識到了這個世界是由不同力量的競爭者所組成,西方在武器和技術方面都已大大超越中國。所以，在軍事上，他開始采用西化管理并裝備了西式器械，對于中國軍事近代化有著重要意義。中國軍事近代化從此開始了。

中年的李鴻章已成為封疆大吏，當時已是權傾三朝。彼時，俄國占據著伊犁，英國也虎視眈眈，意圖瓜分西北。160萬平方公里的新疆，在大清地圖上形如虛設，新疆從大清的“實際版圖”上已經消失。他卻向慈禧奏言：“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煙稀少。乾隆年間平定新疆，傾全國之力，徒然收數千里曠地，增加千百萬開支，實在得不償失。依臣看，新疆不復，與肢體之元氣無傷，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為好。”他用“海防”重于“塞防”的理由來搪塞收復新疆之舉，并聽之任之，只求不傷元氣，這是他對祖國河山的冷漠。盡管在左宗棠的堅持下終在一年后全境收復新疆，但李鴻章在這件事上渲染的敗筆，差使中國如喪失外蒙古一般喪失新疆，是無可爭議的事實。

晚年的李鴻章著手開辦洋務運動，李鴻章是他所處的時代的一個關鍵性人物。清王朝末世衰危、內憂外患，在同外國的交往過程中，他深刻認識到“師夷長技”的重要性。因此，他“師夷長技”，以清醒的頭腦和勇于探索、實踐的精神，求取中國的“富”和“強”。李鴻章不僅在“洋務”方面表現出了他卓越的才能，也在經濟方面做出了他突出的貢獻，洋務運動后期，作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借著大清國的財力，更是憑借自己卓新的思想與觀念。李鴻章創辦了中國第一個近代軍事企業；上海洋槍三局；派遣了留學生，培養人才。不僅于此，由于李鴻章的主持與參與，洋務派還興建了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制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李鴻章為大清國國計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業，都對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并使落后的中國開始了近代化的歷程。他是對中國近代化產生了到關重要影響的洋務運動的中堅。他的軍事、教育、經濟、外交等思想對中國的近代史產生深遠的影響,其影響直至今天仍留烙印。這些都說明，李鴻章促進了中國近代軍事、教育、經濟、外交等各方面全方位的近代化。然則李鴻章主張的“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始終沒觸及更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對于上層建筑他有著深深的信仰，徹底貫徹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所以就算對于各方面近代化工作李鴻章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但作為近代史上的重要歷史人物，他卻忘記了進一步推動事物的發展，從這一點來看，他對歷史的影響就是反向性的了。所以，縱有對中國近代化諸多方面的推動，最后，洋務運動失敗了，失敗于他對于封建勢力的忠誠上，失敗于他永不會觸犯的封建制度上。

但在他的一生多次代表清廷辦理對外交涉，簽訂了中英《煙臺條約》、《中法新法》、《馬關條約》、《中俄密約》及《辛丑條約》等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晚年李鴻章，已入值中樞，主持外交，活躍在晚清政壇。他認為，“外須和戎 ,內須自強”，在與外國交涉中，他負責具體的談判、具體的簽字、具體辦理了很多的條約。作為封建制度的忠誠衛士，從維護統治階級及其自身的既得利益出發，其所思所為無不打上時代的和階級的烙印。為了爭取和局，在交涉時他又失卻了堅守，多有妥協。

李注定是只是歷史的一顆棋子。縱橫馳騁晚清政壇半個多世紀的他被梁啟超評價 “是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他在仕途幾十年間涉及了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促進近代化的事跡顯示了他創新的血液，執意中國茍且于侵略者手中是他階級本質的表現，而封疆時期反對收復新疆的過激則是他不可逃脫的罪責。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他創新過，也妥協過，他是中國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他的特征存在于中國歷史過渡的特征。作為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國近代化的開路先鋒，也因對外來侵略者的妥協退讓而使中國喪失主權和領土。在中國，評價一個人尤其是像李鴻章生成大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這樣的人是很容易同時也是很艱難的事情，但無疑的事，李鴻章肯定是十九世紀，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總體而言我還是很敬佩他的。

第四篇：評李鴻章——中國近現代史學習作業

評李鴻章

對于李鴻章，自古評價不一。毀之者認為，他是“投降派”和“賣國賊”的典型代表；譽之者則認為，他有開放的眼光和卓越的見識，是中國近代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對于李鴻章不能一罵了之。

1901年，李鴻章在屈辱中辭世。這位晚清顯赫一時的人物，身前和身后都遭詬病。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仍是毀譽不一。毀之者往往總是把李鴻章和中國近代歷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聯系在一起，諸如甲午海戰的失利，《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的簽訂等等，由于對這些事件負有直接責任，他不可避免地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進而成了某種國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賣國賊”的典型代表；譽之者認為，李鴻章是近代中國的一位“愛國者”，是“晚清近代化事業的主要開創者”，是“一代先進知識分子的凝聚中心”。那么，李鴻章究竟是“愛國者”還是“賣國賊”？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我認為，對于李鴻章既不能簡單做出判定，也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衡量他當年的所作所為，更不能一罵了事。

要認識和評價李鴻章，必須要弄清楚兩點情況。

一是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而這樣一個過程，又是在中國被動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洋槍大炮軍艦，逼迫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的。有志之士試圖尋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理想道路。這時候，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從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高層產生出來。他們接過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旗幟，提倡和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挽封建末世的狂瀾于既倒。可是，限于階級局限性，他們雖然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層面上，無法觸動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痼疾。

由于洋務派的領袖人物們，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力，所以洋務派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早期改革舞臺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為眾多改革派別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務派內部，又分成眾多的集團，其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是這些集團里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產生的標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權力和地位，使得他成為左右晚清政局滿漢中外各項決策的關鍵性歷史人物。二是李鴻章究竟干了一些什么事。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社會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活動了整整四十年，其時間之長、涉及的領域之廣、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他先后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一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賞穿方龍補服），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系列軍工企業，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在經濟領域，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制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鴻章一個人就辦了前面三個，后來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說他在洋務活動中，創辦最多，成效最大。在李鴻章的自強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江南制造局和輪船招商局。李鴻章采取的措施是先進的，代表了未來中國發展方向的，但就他們所想達到的中國“自強”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是為清王朝服務，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防御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梁啟超謂李鴻章“只懂洋務，不懂國務”，可謂一語中的，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在外交領域，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他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密約、辛丑條約……，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面簽訂的。以致在當時外國人的眼里，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朝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

李鴻章去世后，當時有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他雖然已去世一百余年，但仍是百年沉浮，蓋棺不能論定。而對他的評價爭議最大的，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國內戰爭中鎮壓農民起義，用鮮血染紅自己的頂戴花翎。這當然是歷史上任何一個像李鴻章這樣的封建統治者都抹煞不掉的污點。值得探討的是，在內戰烽火中發跡起來的這部分地主階級經世派官僚，在面對強敵環伺、外侮日亟的形勢下，從軍事近代化做起，開始了“自強應變”的洋務運動，這是時代潮流的使然。二是如何看待李鴻章的外交活動、尤其是代表清政府對外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比如馬關簽約，“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李鴻章從此背上賣國的罵名。可是有研究說李鴻章在談判中的都用電報向國內最高當局請示，賠款割地，也是早經授予的，弱國無外交，李鴻章無論如何在談判桌上辯爭也是無濟于事的。

我覺得，“權傾一時，謗滿天下”這八個字的評價很形象。因為李鴻章掌握了相當一部分的權力，而中國又是一個弱國，常言弱國無外交，在外交上他無論如何絞盡腦汁，總逃不脫受制于列強的命運。當然李鴻章本人在如何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用人舉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講裙帶關系，任人唯親，不敢越封建體制的雷池一步。歸根結底，因為他畢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說，李鴻章總是他那個時代處于朝野內外各種矛盾和旋渦中心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同樣也是需要肯定的。

第五篇：淺談對李鴻章的評價（本站推薦）

淺談對李鴻章的評價

字數：2831 來源：中國教育發展研究 2008年11期 字體：大 中 小 打印當頁正文

[摘要]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從客觀角度出發，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否促進社會的發展。據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李鴻章是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國政壇上開明的封建官僚。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維護地主階級利益。李鴻章認識到中國的落后，主張興辦洋務來實現國家富強，并身體力行，客觀上有利于中國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學習存在著本質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國真正走上富強之路。李鴻章在對外戰爭中，極力妥協，并代表清政府簽定賣國條約，盡管是被迫的，但客觀上確實是喪權辱國，他是清朝主要賣國賊之一。

[關鍵詞]評價 歷史人物 標準 李鴻章

李鴻章是晚清中國政壇上顯赫一時的人物，1901年在屈辱中辭世，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們對他的評價仍然是褒貶不

一、毀譽參半。我想有一個焦點問題我們必須搞清楚，那就是如何評價歷史人物，評價歷史人物的主要標準是什么。我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從客觀角度出發，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為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是否促進社會的發展，這是評價的主要標準，當然我們也要了解他的主觀動機和目的，但這不是也不應該是歷史人物評價的主要依據。

鑒于上述觀點，我這樣看李鴻章：李鴻章是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國政壇上少有的開明的封建官僚。作為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維護地主階級的利益，鎮壓太平天國、興辦洋務都是這一階級屬性的具體體現。李鴻章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落后，主張通過向西方學習來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并身體力行，客觀上有利于中國的近代化；但他沒有真正認識到中國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學習存在著本質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國真正走上富強之路。李鴻章在對外戰爭中，指揮失當、極力妥協，戰后代表清政府簽定賣國的《馬關條約》等條約，盡管是被迫的，但客觀上確實是喪權辱國，他是清朝的主要賣國賊之一。

這樣認識和評價李鴻章，來自于兩個方面的思考：一是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二是李鴻章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李鴻章本人所處的時代背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而這樣一個過程，又是在中國被動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用鴉片和洋槍、大炮、軍艦逼迫中國實行所謂“門戶開放”的。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變局當中，社會上各個階層、各種身份的中國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說法和方案，試圖尋找出一條強國富民的理想道路。這時候，經過兩次鴉片戰爭和國內太平天國運動，一個新興的統治階級改革派——洋務派從清王朝統治集團的高層產生出來。他們接過傳統儒家經世致用的旗幟，提倡和標榜“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力圖挽封建末世的狂瀾于既倒。所以這樣的一個改革派也可以稱之為封建統治的“補天派”，因為他們雖然可以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但只是停留在器物革新的表層上，無法觸動封建社會體制的根本痼疾。由于洋務派的領袖人物們掌握了從中央到地方相當大的一部分權利，所以洋務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成為眾多改革派別里的主流派：而在洋務派內部，又分成眾多的集團，其中以李鴻章為首的淮系集團是這些集團里實力最強、興辦洋務成效最大的一個。李鴻章，可以說是一個伴隨著近代洋務運動潮流而產生的標志性人物，由于他所具有的權力和地位，使其和同時代的慈禧、赫德三個人交織構成了左右晚清政局滿漢中外各項決策的關鍵性人物。因此說，李鴻章活躍于政治舞臺之日，正值晚清從傳統向近代、從獨立國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過渡時代，適逢其會的李鴻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舊兩界線之中心的過渡時代”的過渡性人物。他的人生旅途，涉及晚清幾乎所有重大歷史事件。他身為清朝“柱石重臣”，根植于封建主義而又傾向于資本主義，忠實于傳統營壘而又頗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舊紛呈、中西雜揉，內則“開拓”與“因循”畢具，外則抗爭與妥協并存，因而有時是順乎時代潮流，有時又是阻擋歷史車輪。

李鴻章一生主要做了什么事情。

2.1 政治生涯，從1862年當上江蘇巡撫起，李鴻章在晚清社會政治舞臺上縱橫捭闔，活動了整整四十年，其時間之長、涉及的領域之廣、所做的事情之多，是任何同時代的政治家所無法比擬的。他先后擔任過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湖廣總督，從1870年起，在長達25年的時間里一直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文華殿大學士，是清朝政府高層參與決策、執行決策的重要人物。李鴻章又是忠君觀念根深蒂固的人，他與清廷互相依存，榮辱與共。他憑借清廷爬上權力頂峰，清廷則把他譽為華夏棟梁，聲稱“無鴻章無清朝”。他的悲劇在于既看出清朝統治風雨飄搖，又在自己自立有余時還勤勤懇懇服侍皇室，決不另謀他途。他鎮壓太平天國、倡導洋務新政、推行“和戎”外交，無一不是為了挽救清朝沉沒的命運。

2.2 在軍事上，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開了中國軍隊近代化的先河，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近代意義上的海軍和一系列軍工企業，客觀上增強了我國的國防能力。但李鴻章畢竟是地主階級代表人物，他憑借編練淮軍鎮壓太平天國。太平天國運動反對對內殘酷剝削、對外喪權辱國的清朝統治，無疑是順乎時代潮流的正義之舉。李鴻章維護腐朽的清朝統治，鎮壓太平天國，用農民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自然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罪不可赦。

2.3 在經濟上，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江南制造局、金陵機器局、天津機器局、福州船政局，李鴻章一個人就辦了前面三個，后來他還辦了輪船招商局、天津電報總局、上海機器織布局等等，并且率先倡導在中國修建鐵路。可以說他在洋務活動中，創辦最多，成效最大，為中國工業打下最早的基礎。在李鴻章的自強措施里，被人提到最多的是兩個留存至今的近代企業——江南制造局和輪船招商局。江南制造局采取中國人擔任領導，聘請外國技師；而輪船招商局作為民用的服務企業，則是純粹的華人企業，它的章程里特別規定：不接受外國資本。相比之下，江南制造局由于模仿生產西方的船只兵器，受國外的影響更大，而輪船招商局由于采用了股份制，在組織結構上更先進，它所采用的洋為中用的模式，甚至一些具體的組織生產方式，一直為后來的民族工業所襲用。從細節和局部上看，李鴻章采取的措施是先進的，不僅在客觀上抵制了外國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而且代表了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因為它畢竟使封建體制發生裂痕，催生了中國的資本主義，從而使中國社會在傳統向近代轉軌的路途上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但就他們所想達到的中國“自強”的目的來說，在當時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因為李鴻章的思想核心仍然希望保留封建統治和現有的政治結構，企圖借用西方資本主義甲胄以保護清朝封建主義軀體，這就意味著他所倡導的“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防御性的現代化，是沒有實現可能的。梁啟超謂李鴻章“只懂洋務，不懂國務”，可謂一語中的，這就是他思想中最最落后的一面，也是他個人悲劇性人生的來源。

2.4 在文化上，派人出國留學，興辦新式學堂，培養了一批科技人才，有利于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開闊了國人眼界，促進了中國文化的近代化。

2.5 在外交上，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李鴻章就代表清政府經辦了許許多多的對外交涉：天津教案、中日建交、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蜜約、辛丑條約??，絕大部分對外條約都是由他出面簽訂的。以至在當時外國人眼里，李鴻章就代表著清政府，甚至只見李鴻章而不見清朝皇帝。時人稱“一生功過在和戎”，外交的成敗，自然取決于綜合國力的強弱和外交政策的當否。鑒于封建的中國綜合國力遠遜于列強，李鴻章主張以“羈縻”之策推行“和戎”外交。這一外交政策從實際上看，有得有失，而失遠大于得。他指揮過以失敗告終的甲午戰爭，他親手與外國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其中除了極少數平等條約外，其他諸如《中法新約》、《馬關條約》、《中俄蜜約》、《辛丑條約》等均為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標志著中國從獨立國向半殖民地沉淪。對此，作為外交決策的參與制定者和主要執行人的李鴻章絕對難辭其咎，因此說他是賣國賊也毫不過分，但我們也應該明白，在強盜橫行、弱國無外交的國際大環境中，作為一個弱國的外交大臣如何能夠取得平等的發言權，他背后更深刻的卻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李鴻章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縮影，不了解李鴻章，就不能深入了解十九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也不能深入研究中國近代史。李鴻章去世后，當時有人用“權傾一時，謗滿天下”來形容他。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敬李之才”、“惜李之識”、“悲李之遇”。當然李鴻章本人由于“好以利祿驅眾”等獨特的性格特征，決定他在建設指導思想和用人舉措上也有不可克服的缺點，如講裙帶關系、任人唯親，也沒有擺脫晚清政治的陋習，存在貪污腐化的一面，并不敢越封建體制的雷池一步。歸根結底，因為他畢竟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但不管怎么說，李鴻章總是他那個時代處于朝野內外各種矛盾和漩渦中心的一個關鍵人物。他所做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和它對近代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十分明顯地擺在那里。

總之，評價歷史人物要遵循公平、公正、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歷史人物不能求全責備和有嚴重的臉譜化傾向，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或以偏概全，這不是歷史唯物主義。我們要把歷史人物放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以他的所作所為，從階級分析和歷史發展的角度全面分析，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