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現代史課程論文

讀《重說中國近代史》

《重說中國近代史》，由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銘著作，中國致公出版社出版。書中內容主要為還原一段被扭曲的歷史，挖掘國人今日問題之根源。書本內容來源于張銘老師開設的政治史公開課，講述的是中國的近代史，由清朝與英國發生的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直到五四運動，書中用了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近代史，拋棄了以前一邊倒，分清誰對誰錯的敘述方式，在我們面前還原一段被人多番扭曲的歷史。

主要內容概括

“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課，大學本科都在開，但是名義上講的是歷史，實際上卻不是當成歷史課開的，而是按政治課開的，即使在歷史系也是如此。這種課的主要目的是想給大家灌輸一種世界觀，一種意識形態，所以它其實是一個觀念史。所謂史實，是被要求服從某種觀念的。如果我們今天從一個常人的是非真偽角度來看，這樣的歷史就是偽史。”作者以一段話作為本書的開篇并且道破現在的近代史課程并以此反襯出本書的重點方向。

書中由近代史開端的劃分作為切入點，開始探討中國與外國在歷史時間段劃分上的區別對待；開篇對中國人對待近代史的態度總結為“三婦”心態，第一是怨婦，凡是以哭鬧為主，就是覺得你們總欺負我們，因為這種心態作怪，連圓明園的幾個水龍頭都能賣出天價；第二是潑婦心態，凡是講打，把整個近代史寫出反抗的歷史；第三種是情婦心態，認為殖民歷史也是好歷史，不殖民我們怎么進步？

在鴉片戰爭中，一次因為大雨，導致英國人的火繩槍無法使用，其中一個英國士兵被中國農民用鉤鐮槍給鉤去了，最后卻演繹成了三元里抗英斗爭大捷，殺死一名英軍少校等等。書中還例舉了反清復明的例子，明朝實行高賦稅征收，而清朝的賦稅在入關后實行“盛世滋丁，永不加賦”的政策，賦稅比較低是不爭的事實，所謂的反清復明是不真實的。

太平天國是對近代史影響深遠的一個階段。太平天國所謂的解放婦女是不存在的，太平軍實際上沒有女兵，而且對婦女的禁錮比清朝還厲害，男尊女卑的禮法也更加講究。

漢族士大夫在清朝的低位時十分低下的，清朝政策是不過問士大夫，士大夫只負責應和的。但到了清朝后期，湘淮兩軍的出現代表了士大夫的崛起。湘淮兩軍都是由士大夫組織起來的，戰斗力比國家軍隊強悍，清朝統治者為了穩定兩軍，自然是以提高士大夫的地位來保住軍隊的統治。

甲午戰爭史中國人輸的最窩囊的戰爭。當時中國在有多少戰艦、噸位、門炮、軍隊、GDP等指標上都超過日本，但甲午戰爭卻戰敗了。歸咎起來都是因為將領的問題，沒有海軍指揮經驗的領導親信擔任艦隊指揮官，在處于戰斗下勢時只懂得的自殺的軍官都是戰爭失敗的原因。

戊戌變化其實與康梁沒多大關系，他們在變法中根本就沒起什么作用。很多人都會說頤和園是西太后修建的，但其實修建頤和園是光緒的意思，他想把頤和園修好后就讓西太后去養老，自己能夠親政。西太后本來也想退下來，但卻發生一件大事而逆轉了。

光緒為了能夠全面親政，下密令給部下要包圍頤和園逼西太后退下來，這件事就交給了譚嗣同，而譚嗣同卻去找袁世凱幫忙。但袁世凱當時實力并不強，要冒軍事危險等等，所以只能上報，一上報西太后就殺回了紫禁城并且問罪光緒。最后變法就此終止。最大的因素就在于變法時沒有讓最重要的西太后參與。

革命黨結緣幫會，革命黨人為了避免革命成為一場舊式農民起義，所以并不想動員農民；因此革命黨只要靠金錢去買通幫會幫他們革命，而從中所引發的問題就是幫會的無紀律性。

其實，袁世凱最初當選大總統，是名至實歸，大家都認為應該由他來出任總統，沒人認為應該是孫中山。而袁世凱稱帝也是受當時的形勢所逼，只有稱帝才能樹立最大的權威，才能有效的領導中國；但他卻選擇錯誤，最后只能病倒離世。

《二十一條》每一條都是十分邪惡的，其中最壞的是第五條，意思相當于把中國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其實當初制作二十一條的時候第五條是可選可不選的，但日本大使在傳達的時候卻要中國都必須接受《二十一條》而忽視第五條的可選性。就因為這一條，使當時的政府陷于水深火熱之中。

作者觀點

作者認為看待近代史應該要冷靜的審視過去，然后去看待我們的未來，不要總在一個坑里反復折騰、反復跌倒。作者改變了以前的歷史書只關注大事、觀點片面的看法，從每一件事發生的開始到經過和結尾都有關注，并且對歷史上褒貶單面的人物都作出了另一種說法來證明對他們的褒貶有誤。

很多事情都要看當時形勢之所趨，作者覺得我們不能一概以全，都說干了什么事是壞人是好人等等，很多時候無論什么人，在當時也會作出這樣的選擇。

作者認為袁世凱并不是什么壞人，其實他也想中國強大，可惜在考驗面前經受不住，最終黯然離幕。

學習收獲

讀完《重說中國近代史》后，我覺得很多歷史的東西我們都片面的去終結某個人的對錯。在這本書中我了解到很多鮮為人知的背后故事，很多都是那么令人討厭的，其實他們只是迫于時勢而做自己認為是對，是可以幫助中國的東西，但卻被我們后人認為是壞人、是不好的。

除此之外，很多的事情也是因為一點點的小誤差就造就了今天的不同。以前我們太過于關注一些特別重大的事件，在分析的時候只對重大事件分析，完全了重大事件前前后后很多微小的事情在影響的重大事件的發展。

總的來說，讀完這本書后，我覺得我對近代史的了解是很片面、很局部的，這本書使我認識到歷史的趣味。任何微小的細節決定了成敗！

第二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第 1 頁

中國參與朝鮮戰爭前后的中蘇關系變化

摘要：朝鮮戰爭的爆發，歷來是一個復雜的話題，其各方發動戰爭、參加戰爭的動機，也不是一句話可以概括的。有觀點認為，在這其中，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是戰爭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肯定，在朝鮮戰爭之前，中國與蘇聯的關系絕不是表面上那么團結友好，鐵板一塊。中蘇雙方的利益沖突，多多少少都對朝鮮戰爭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同時朝鮮戰爭也在很大程度上反作用于中蘇關系，使得中蘇關系的發展軌跡變得更加非同尋常。關鍵詞：中蘇關系、朝鮮戰爭、社會主義陣營、同盟關系、隱患。

學術史回顧：

要談從朝鮮戰爭看中蘇關系變化，首先還要從更早的時候中蘇關系開始說起。沈志華先生認為，毛澤東一開始并不是蘇共的堅定支持者，更沒有把蘇聯當做真正的朋友。根據沈志華先生的看法，前前后后毛澤東與蘇聯的矛盾一點也不少。比如早些的西安事變，中共是希望借此機會來審判蔣介石，而蘇聯則堅持要留下蔣。又如之后的皖南事變，毛澤東忍無可忍，認為必須在軍事上、政治上全面反攻，而蘇聯則立即在重慶召見周恩來和葉劍英反來對毛澤東的意見，保護蔣介石。所以，不僅毛澤東不看中斯大林，斯大林也是不相信毛澤東的。用沈志華先生的一段話來概括，就是“斯大林從保證國家安全利益出發，在戰后的亞洲繼承了沙皇俄國的傳統戰略，制定了以奪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凍港為目標的外交方針。蘇聯實現這一目標的保證是雅爾塔協定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因此，斯大林對華政策的主要對象是國民黨政府，重點在于保護和實現蘇聯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革命，則是蘇聯外交斗爭中的借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蘇聯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盡管存在著友好和互助的一面，但大體是在一種不愉快、不和諧的狀態下開始的。”①可見，中蘇關系并不是一直以來都像外表上看起來那么和諧統一。

回到朝鮮戰爭爆發之前。人們對朝鮮戰爭的緣由歷來爭論不休，史迪文·戈德溫在《中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緣起——60年之后的一個評述》中提到這樣一種“相對客觀的描述”：“朝鮮戰爭是在一個復雜形勢下產生的一個復雜問題，不能用簡單的判斷來解決。從內部看，它是南北方矛盾積累并不斷激發的必然結果；從外部看，戰爭根源在于美蘇劃分勢力范圍的政策和冷戰對峙，使朝鮮被人為地一分為二。應該說，沒有朝鮮的分裂便不會有朝鮮戰爭，1而沒有冷戰對峙，朝鮮是不太可能分裂的。”②我們著眼于外部，朝鮮戰爭是美蘇斗爭的結果。“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蘇聯就得到消息說, 美國曾經有一個‘把中共變成第二個鐵托集團’的計劃”③，這是蘇聯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警惕美國一切破壞中蘇關系的計劃，加強與中國的關系，成為蘇聯的重要任務。1950年2月14日，中蘇雙方經過艱苦談判，終于在毛澤東抵達莫斯科兩個月之后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一個鐵板一塊般的力量的成形，中蘇之間的不信任仍然處處存在。沈志華總結道：“朝鮮戰爭是中蘇結成同盟關系后第一次面臨的最重大的國際問題，也是對這一同盟關系最重大的考驗。而斯大林對這一問題的處理表明他對毛澤東是缺乏信任的，同時也反映出這一聯盟中隱含的裂痕”④。從何看出斯大林對毛澤東的不信任？毛澤東在1949年12月訪蘇時曾明確向斯大林表示，中國剛剛建立，需要時間來發展經理，在此期間能否維持國際局勢和平？斯大林表示，只要毛澤東和金日成不打，和平維持“20年都有可能”。但是在1950年1月 ①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頁。②劉金質等編：《當代中韓關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19頁。

③沈志華：《中蘇同盟、朝鮮戰爭與對日和約——東亞冷戰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動關系》，第175頁。④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第158頁。第 2 頁

30日，斯大林就在回復什特科夫關于金日成抱怨蘇聯不讓自己出兵南朝鮮的電報中表示，同意金日成的進攻計劃。史料顯示，中國高層對此雖然并不是一無所知，但“未能參與戰爭的詳細謀劃令毛澤東在后來相當憤怒”①。

在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出兵之前，蘇聯與中國仍然對戰爭的走向存在分歧。1950年10月1日，斯大林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建議毛澤東“立即向三八線推進，哪怕只有五、六個師也好。”10月2日，毛澤東回電，指出現在不是中國出兵的的有利時機，特別是如果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對抗”，將有可能造成嚴重后果，現階段不如“‘保持克制，暫不出兵’，2‘朝鮮在暫時失利的情況下可將斗爭方式轉變為游擊戰爭’”②。在之后幾天，斯大林再次致電毛澤東分析出兵與否的利害關系，毛澤東表示了對這些分析的贊同并且還表示中國可以出兵，但提出了蘇聯給予空軍支援和武器裝備貸款的條件。顯然毛澤東是“完全了解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所面臨的極大困難”的③，最終中共能夠達成統一意見決定出兵，絕不是像蘇聯那樣一開始就想好將直接軍事援助朝鮮的責任拋給中國那么簡單直接的。

那么中蘇關系的變化的明顯轉折點在哪里呢？我們認為，這個轉折點，正是中國出兵朝鮮。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52年對丘吉爾說，在朝鮮戰爭之前，中蘇分裂似乎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但是，中國介入朝鮮戰爭，使這個希望看來十分遙遠，目前不可能實現”④。中蘇關系的明顯變化可以從美國的判斷中察覺到。中國出兵之前，斯大林把中國看成是“半個鐵托”，但在中國的志愿軍跨過鴨綠江的那一刻，讓斯大林真正放下心，從此將中國視為是真正堅定且不可或缺的盟友。畢竟中國出兵，不僅僅是為朝鮮作戰，為中國作戰，也是在為蘇聯作戰，為整個社會主義陣營作戰。自此以后，中國與蘇聯迎來了第一個蜜月期，關系緊密程度節節攀升，讓美國不得不將分裂中蘇視為“一個長遠的目標，只能寄希望于未來，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⑤。

總而言之，中蘇關系在朝鮮戰爭之前是保留、猜疑較多的準同盟關系，在正式成為同盟之后，也有相當一段時間的不信任，直到朝鮮戰爭開始，中國派兵入朝，中蘇同盟關系才真正變得堅定而親密。

一、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的與相關國家的政治背景

1.朝鮮戰爭前的中朝關系背景

在朝鮮戰爭爆發后，毛澤東在“國內經濟困難重重，軍事上有沒有充分準備和必成把握的不利條件下”，堅決主張派兵赴朝鮮作戰，其歷史與政治背景有著巨大的作用。

首先“從歷史上來講”中國曾長期保持著對朝鮮的宗主國的地位，由于地域上的相鄰，中國東北地區與朝鮮長期有著廣泛的文化與經濟交流形成了唇齒相依的關系。特別是到了近代后，由于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覬覦，朝鮮常常被用作侵略中國的基地和跳板。

中國和朝鮮同時受到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威脅，共同的命運把它們聯系起來。日俄戰爭，特別是1910 年日本吞并朝鮮以后，大量的朝鮮人移民中國東北，并在那里開始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隨著中國抗日戰爭的爆發，分散在中國北方的各種朝鮮抗日力量逐步聯合起來，歸屬到中共和八路軍的領導下。⑥ ①史迪文·戈德溫：《中國人眼中的朝鮮戰爭緣起——60年之后的一個評述》，第13頁。

②劉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國出兵朝鮮問題與毛澤東、金日成的往來函電》，《國外理論動態》，1996年第23期，第178頁。

③沈志文：《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對中國和俄國文獻資料的比較研究》，第12頁。④李莉：《美國對中蘇關系的認識與反應——從朝鮮戰爭爆發到蘇共二十大》，第1頁。⑤同上，第2頁。

⑥沈志華：《“唇齒相依”還是“政治聯姻”》，第2頁。第 3 頁

因此，朝鮮的命運與中國息息相關。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朝鮮共產主義者一直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從上世紀20年代開始許多朝鮮共產主義者就開始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一些朝鮮革命志士還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金日成本人也曾一度是中共黨員。上世紀30年代還參加了東北抗日聯軍的對日作戰。30年代末40年代初，又有一批朝鮮共產主義者來到革命圣地延安，他們幫助中國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者，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中國內戰開始以后，朝鮮作為中共軍隊的戰略大后方，為中共打

3敗蔣介石國民黨軍提供了巨大幫助。①

所以，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不可能忘記朝鮮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但是在另一方面，中朝關系也有著不和諧的一面。首先，金日成并不想讓中國“過多干預朝鮮軍事進攻計劃”，所以在出兵之前并沒有征求毛澤東意見。而金日成“迫于斯大林要求在5月12日秘密訪問北京通報餓朝之間談話結果”時，毛澤東有所保留，沒有公開支持軍事統一的計劃，但是他也沒有明確提出反對。但是毛澤東本人來講，他不希望這個時候“在東北邊境出現戰爭危機和緊張局勢”。而朝鮮方面也并不希望中國過多的介入到朝鮮戰爭中去。

而從朝鮮方面來看，金日成既依靠中國，同時又警惕中國對朝鮮的過多干預。“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金日成在黨內的權利受到了以樸憲永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樸日禹、金雄和武亭為代表的“中國派”的挑戰。”而且，北朝鮮軍隊中的大量干部和士兵都是從中國回去的，有的還曾在延安接受過革命思想的洗禮。“在這種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將自己完全與中國緊緊地捆在一起，給予中國政府以充分的信任。”②

由此，中朝之間的關系并非想象的那么和諧，就在這時，中蘇之間的關系，推動了中國出兵的事實。

2.朝鮮戰爭前的中蘇關系背景

在朝鮮戰爭前，中蘇關系大體上是基于《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當時，美國的親共勢力占了上風。1月5日杜魯門發表了著名的關于臺灣問題的演說，“聲明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如果在臺灣海峽地區發生軍事沖突，那是中國內戰，美國不會干預。”并且因此，“在中蘇談判進入關鍵的時刻，美國的公開表態顯然刺激了莫斯科，看來需要進一步加強與中國的關系。”

于是，在1949年時“由于毛澤東的固執態度，以及西方輿論對中蘇關系現狀猜測而形成的壓力，斯大林在談判中被迫讓步”③，同意并且最終于1950年2月14日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

這一同盟建立的重要基礎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對付美國的威脅”。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斗爭中需要蘇聯的支持和幫助，“以遏制美國干涉中國內戰和顛覆新中國的企圖”。而蘇聯與美國在亞洲的冷戰中也需要“借助中國來牽制和打擊美國的勢力”④這一相互需要的關系，促進了條約的建立。

但是從經濟和外交的角度觀察中蘇兩國對新的條約的理解就不盡相同了。

首先，蘇聯的讓步讓中方在條約中收回了1945年失去的主權和利益。這一點，可以說是中方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所取得的一大收獲。可是，卻也正是這一點，讓中方欠了蘇聯一個大大的人情。

另一方面，在斯大林心中，雖與中國結成了互助同盟關系，但是中國不像朝鮮，完全是在蘇聯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起來的。斯大林還是對毛澤東和北京政權存在有疑慮和不信任。于是，借由中方收回主權利益這一點，斯大林提出作為一定的補償措施，朝鮮問題需要加入 ①②吳宏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澤東出兵朝鮮艱難決策的背后》，第2頁、第3頁。③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證據》，第6頁。④吳宏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澤東出兵朝鮮艱難決策的背后》，第6頁。第 4 頁

商議的日程之中。

對比當時，中國遠遠不可能脫離蘇聯，在各方面都需要俄方對于進攻臺灣提供軍事、政治上的援助。于是，穩固這一條約變成了中方所需要完成的最為迫切的事。

在當時新中國立足未穩，并且共產黨正在加緊準備進攻臺灣的事實下，中方并不希望中國的邊境上爆發戰爭。這一點，俄方也是十分明確地。所以，當朝鮮戰爭爆發時，毛澤東非常清楚自己所處的尷尬境地，“袖手旁觀”會受到朝鮮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責，陷于不義之地。而且剛剛結成的中蘇同盟關系就會遭到破壞。更主要的是中國還要“依靠蘇聯的支持來恢復經濟和完成解放臺灣的統一大業”。毛澤東并不希望在中、朝、蘇三國關系上看到“朝鮮的天平偏向蘇聯一方”，同時“盡可能地保持對朝鮮的影響”，以“減少金日成對自己的猜忌以

4及斯大林對中國發展的疑慮和對其本人的不信任。”①

從此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初期，中蘇同盟關系是十分微妙的。冷戰時期的蘇聯，為了全面抗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非常需要“有中國這樣東方大國來作為保證其遠東安全的屏障”，同時也是其對“美國政策和實力進行試探的工具”。在戰爭條件下“維持這種同盟關系更是中國和蘇聯實現各自戰略目標的必要保證”②。

二、中國參戰前后中蘇關系的具體分析

1949年的春天，有消息說美軍即將從朝鮮南部撤出。而李承晚政權正在積極準備對北方的進攻。金日成此時一方面向斯大林尋求武器裝備援助，一方面向毛澤東要求提供兵力支持。此時毛澤東的態度是同意讓中共軍隊的朝鮮族軍隊全副武裝開赴朝鮮。之所以毛同意將朝鮮族部隊送往北朝鮮，是因為他支持通過武裝革命來完成國家統一，并且他懷有崇高的革命道義。但是根據如下史料記載，“全朝鮮同志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因為北方采取的進攻會引起美國的干預，而中共的軍隊主力已經南下，“不可能迅速有力地給予支持。”③可以知道，中國此時是不支持金日成開戰的。

9月3日，金日成向蘇聯使館提出了一項主動進攻計劃，即搶先“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奪取甕津半島及從甕津半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希望莫斯科批準采取這一行動。對此，蘇聯駐朝鮮大使和軍事總顧問什特科夫表示支持。9月下旬，蘇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朝鮮的請求，并給予答復，拒絕批準金日成的計劃。蘇聯一方面認為北朝鮮政治和軍事都沒有做好準備，另一方面，斯大林也十分忌諱美國的反應。莫斯科的意見是“在南朝鮮開展游擊運動，建立解放區和準備全民族起義”④，同時加強軍事力量，一邊在南方發動進攻是實施反擊。這就是說斯大林同毛澤東一樣，贊同金日成實現祖國統一的主張，但反對直接使用軍事進攻的手段。

1950年1月中旬,金日成通過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向斯大林再次提出了武力統一朝鮮的問題,這一次斯大林的態度發生了改變。1月3 0日,斯大林回電什特科夫, 要他轉告金日成說,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3月間,蘇聯滿足了北朝鮮關于提前使用1951年貸款以及軍事和技術援助的要求。4月,金日成一行訪問了莫斯科。⑤這次會議上，斯大林最終同意了金日成的方案。為什么蘇聯會在此時改變態度呢？我們分析認為，此時正值《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簽訂不久，為了彌補蘇聯在中國東北即將失去的權益,蘇聯支持金日成發動戰爭,武力統一朝鮮。而同意北朝鮮的軍事行動對蘇聯可以產生一舉兩得的效果。北朝鮮的軍事行動如果成功, 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地位將進一步得到鞏固；如果失敗,由此而導致的中朝和中蘇、蘇朝邊境地區的緊張局勢將迫使中國政府把注意力轉移到上述地區來, 推遲解放臺 ①吳宏亮：《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澤東出兵朝鮮艱難決策的背后》，第7頁。②劉淑春：《俄刊公布斯大林就中國出兵朝鮮問題與毛澤東、金日成的往來函電》，第3頁。③④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第2頁 ⑤宋曉芹，《蘇聯與朝鮮戰爭》第2頁 第 5 頁

灣的行動。假如美國進攻到同時，沈志華先生也認為，蘇聯支持朝鮮的進攻計劃是因為斯大林對局勢估計過于樂觀。他認為北朝鮮的實力遠遠大于南朝鮮,相信北朝鮮不需要中國的幫助,就能在短時間內取得朝鮮戰爭的勝利,從而排斥中國插手朝鮮問題。在之前，斯大林最關心的是美國的動態。而在此時,美國開始改變遠東政策,從亞洲收縮兵力。1946年6月美國已經完成了從朝鮮半島的撤軍,而這“標志著美國在亞洲基本上完成了以收縮力量和防線為特征的戰略調整”。莫斯科注意到,在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月12日的講話中提到美國的遠東防御范圍時是把韓國排除在外的。金日成的作戰計劃中也反復說明這場戰役將會迅速取得勝利，沒有美國插手的時間。所以，斯大林最后同意了北朝鮮的計劃。

正如前文所說，莫斯科在朝鮮戰爭即將爆發時態度是十分積極的。當時蘇聯向朝鮮軍派遣了大量的軍事顧問。并且，1950年，蘇聯支援朝鮮的軍事物資就達到八億七千萬盧布。斯大林對朝鮮的戰局十分關心，他希望蘇聯支持的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總的來說，在美軍仁川登陸之前，蘇聯對朝鮮戰爭采取的是非常積極的方針，但是有一點斯大林十分明確，就是莫斯科不能公開和直接卷入這場戰爭。而朝鮮戰爭的爆發并沒有引發中國政府的特別重視，在美國決定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同時，全國重心都還集中在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上，因此中國方面戰爭開始時的應對措施只是外交上的溝通與交涉。在美國介入后，蘇聯首先讓駐華大使羅申幾次轉告中國領導人，提出與朝鮮方面盡快聯系，決定是否在邊境集中兵力待敵人越過三八線后進行支援等建議。

仁川登陸后，朝鮮方面戰況急轉直下。中國陸續發表聲明，表明了己方立場。9月22日，稱“居留在中國的朝鮮人民有權力回去保衛祖國”。9月25日，聶榮臻對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說：“必須不惜任何代價制止美國的侵略行徑”。9月30日，周恩來發表演說：“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①

中國方面表達了逐步明確的參戰態度，在國際局勢上緩解了盟友蘇聯在朝鮮半島的壓力，但是美國方面并沒有重視中國方面的意見，繼續擴大戰果。只有態度沒有行動是不夠的，隨著朝鮮戰局的變化蘇聯和中國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同盟雙方開始對是否出兵進行了比較直接的電報交流，甚至周恩來和林彪親赴蘇聯與斯大林面談就出兵一事磋商。

10月2日和3日，來自毛澤東的電報被轉達給斯大林。但是，同一時間，中俄方面卻有兩份內容關于出兵但是決定卻迥異的電報。經過很多學者考證，大致確定這兩封電報都出自毛澤東，只不過只有一封由蘇聯大使羅申被轉達給斯大林，另一封沒有發出去。

未發的一封對于中國立即出兵朝鮮是持支持態度的，電報的一部分是這樣的：“我們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②，除此，電報還有提到不利情況、初步戰略部署、物資援助等方面。

然而發出的一封電報對立刻出兵持暫緩態度，列舉了幾點不利后果，“首先，派遣幾個師過去，是很難解決朝鮮問題的??其次，這樣做極有可能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對抗，其

5后果是把蘇聯也卷入到戰爭來??”③，充分表達中國方面的謹慎態度。兩封截然不同的電報表明了中國方面的立場：中國沒有盲目地服從或是接受盟友蘇聯方面的建議，而是更多的考慮到自身利益。同盟雙方還處于沒有多少信任和合作，僅僅是互相試探的謹慎的同盟階段。這一點從周恩來參加的黑海會談也可以看出來。

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康一民回憶說周恩來參加黑海會談的目的就是向蘇聯告知中國的出兵決定，并商討武器裝備的援助問題。通過一份署名為“第4784號密碼電報”的重要檔案，①潘力：《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兼論冷戰在亞洲的起源》，第146頁。②同上，150~151頁。③同上，第159頁。第 6 頁

可以知道在1950年10月11日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上，雙方已經商定中國軍隊不再開赴朝鮮作戰。從原文中第一點“盡管國際形勢有利，但中國軍隊目前尚未做好準備，就不要越過朝鮮邊界，以免陷于不利局面”①可以直接看出。當然，蘇聯的軍事援助是中國方面對于中蘇同盟的最重要最急迫最關切的問題。電報中同時也揭露了中國拒絕先出動陸軍的主要原因——蘇聯空軍援助兩個月后才能出動。周恩來本人后來說到：他是帶著兩種意見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就是希望得到蘇聯的空軍援助。會議的內容和立場眾說紛紜，最后結果卻可以確定。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朝鮮。這一點是得到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認可的。

黑海會談并沒有達到雙方開始最想要的結果，即中國出兵同時蘇聯出動空軍進行援助，但考慮到種種復雜利益糾紛，最后雙方還是達成了一致。盡管雙方就這一決策達成一致，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都沒有做出很大的犧牲或妥協，但對于一個戰略同盟來說卻并無益處，特別是朝鮮方面繼仁川登陸后開始走向頹勢，開始敗退。

其中關于蘇聯對中國的空軍援助問題就能夠反應兩個國家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上的一些考量。斯大林之前曾答應過出動空軍掩護中國軍隊。6斯大林在7月13日經羅申轉給中國領導人的電報中再次明確表示：“我們尚不知道您是否已決定在中朝邊界部署9個中國師。如果您已做出這樣的決定，那么我們準備給您派去一個配備1 2 4架飛機的噴氣式殲擊機師，用于掩護這些部隊。”；“我們打算由我們的飛行員培訓中國飛行員兩到三個月，然后把全部裝備轉交給你們的飛行員。我們打算讓在上海的航空師也這樣做。”②由此可以推斷，在美國軍隊尚未越過三八線時，斯大林極力鼓動中國出兵，并表示愿意出動空軍給以協助，以便穩定朝鮮戰局。當美軍越過三八線，中國出兵態度又猶豫不決，此時制勝的可能性便大大減小。又根據沈志華先生在論文《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提到，此時美國空軍不斷對蘇聯進行挑釁。這種情況下，為了極力避免與美國的沖突，斯大林自然對中國要求空軍援助采取推脫的態度。也正因為如此，當1 3日毛澤東再次通報中國陸軍可以先行出動，但要蘇聯保證兩個月后提供空中支援時，斯大林不得不明確表示，即使將來蘇聯空軍出動，也不會進入朝鮮上空作戰。這就是說，中國軍隊必須孤軍奮斗。

最后，當中國軍隊在朝鮮第一次勝利后，蘇聯戰斗機也終于出現在鴨綠江上空。總結起來，蘇聯空軍的援助可謂來的一波三折。根據中蘇條約，早在戰爭之前蘇聯空軍就已經來到中國。當北朝鮮面對美國軍隊節節潰敗時，中國出兵便被提上日程。而蘇聯方面，這時并不想中國過早出兵，因為這涉及到其在朝鮮的地位和影響問題，空軍援助上態度也含糊不清。到美軍突破三八線時，斯大林擔心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也懷疑毛的誠意，拒絕了中國的空軍援助請求。直到中國軍隊開向朝鮮，并取得階段勝利后，斯大林才組建空軍航空師為中國軍隊后方提供空中掩護。并且，從始至終，蘇聯空軍都只在后方活動。

我們可以看見，朝鮮戰爭是一場以小見大的戰爭。蘇聯將朝鮮視作自己在遠東的一片重要勢力范圍。相比于朝鮮戰爭的得失，蘇聯更注重在這個過程中與美國的全球博弈的得失。在前期，基于合理考慮，蘇聯和中國的立場是一致的，都不支持金日成的進攻計劃。可是斯大林逐漸開始認為，北朝鮮有相當大的獲勝把握，美國也難以借機插手朝鮮戰爭，他便同意了北朝鮮的軍事進攻。并且決策期間并沒有讓中國參與其中。很顯然，蘇、中雙方都明白這個決策的受益者無疑是蘇聯，中國有很大可能會成為受害者。

前期，的確，北朝鮮一路凱歌高奏。可當美軍參與戰爭后，形勢迅速逆轉。但此時蘇聯并沒有支持中國馬上出兵。因為蘇聯不想與美國發生軍事沖突，也對中國的誠意充滿懷疑，甚至仍然想著通過秘密外交手段解決問題。此時，中國的境況十分窘迫。假設放棄北朝鮮，蘇聯勢必讓金日成在東北建立流亡政府，而美國則會繼續大舉進犯。而根據中蘇友好條約，①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第10頁。②同上，第12頁。第 7 頁

蘇聯將派大軍援助中國。即使是以勝利告終，好不容易爭取回來的東北利益又會重回到蘇聯手上最后，當毛澤東在當時社會主義陣營極為困難的條件下決定派兵入朝作戰，挽救朝鮮及社會主義陣營于水深火熱之中，這一舉措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斯大林對中共的疑慮，于是理所當然的，中蘇的同盟關系在那時變得更為緊密了。

中蘇關系的親密有哪些具體體現呢？比如在1950年12月4日，蘇聯副外長葛羅米柯在與中國大使王稼祥談話時就強調，中國人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機會，并建議中國軍隊“趁熱

7打鐵”①，越過三八線，繼續乘勝追擊。第二天，周恩來就美蘇上述兩項備忘錄發表了題為《關于對日和約問題的聲明》。聲明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它必須參加對日和約的準備、擬制與簽訂”關于臺灣、澎湖列島、薩哈林島南部及千島群島的歸屬已經分別由開羅宣言和雅爾塔協定予以解決，“完全沒有重新討論的理由”。聲明還譴責美國不愿從日本撤軍，“并且利用日本作為侵略朝鮮、侵略中國的戰爭基地”，以及公開武裝日本和企圖使日本成為美國的殖民地②。這些意見自然是反映了蘇聯的立場，只是莫斯科不愿直接出面而已。并且就在兩國大使會談的前一天，毛澤東就在會見金日成時提出：“敵人有可能要求停戰, 我們認為必須敵人承認撤出朝鮮而首先撤至三八線以南, 方能談判停戰。最好我們不僅拿下平壤, 而且拿下漢城, 主要是消滅敵人首先是全殲偽軍, 對促進美帝撤兵會更有力量。”③毛澤東之所以和蘇聯方面的意見不謀而合，如此的默契絕不是湊巧，而應當是中蘇兩方密切交流的結果。而可想而知，中國和蘇聯在這次可看成天衣無縫的合作中關系又大大加深了。除此之外，《關于對日和約問題的聲明》是中國政府首次全面地闡述對日媾和問題的觀點和立場，而中國政府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氣魄，不僅僅是因為自身的強大決心，還有因為身后強大的蘇聯大國“后盾”。

三、總結

在朝鮮戰爭之前，剛剛建立的中國需要長期的平穩發展，需要與周邊國家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但是復雜的形勢，不允許中國冷眼相對、袖手旁觀。為了在國際范圍內更富有競爭力，中國必須選擇與蘇聯走的更近，即便這意味付出相當沉重的代價。前期中國與蘇聯的互相猜疑，互相保留，在當時看來是難以避免的，畢竟兩個接壤巨人國家在都渴望成為一方強國時，是不可能毫無沖突的。蘇聯在朝鮮戰爭之前希望在讓中國有一定發展的同時又控制、牽制住中國，既讓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力量，又避免其成為主要力量。中國則希望借助蘇聯的幫助來大力發展自身，擺脫貧困窘迫的狀態。但朝鮮戰爭的爆發無疑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大家的計劃。后來，中國在自身困難重重的情況下進軍朝鮮，還是讓蘇聯十分感動的，這大大加強了中蘇的同盟關系。兩國關系前所未有的高漲，也讓中國從中收獲了不少利益，在朝鮮戰爭后為自身發展提供了堅實的保障。不過，不得不說，當時蘇聯雖然與中國關系緊密，但處處出于對自身利益的考慮，在戰爭中還是做出了一些對中國不利的決策，也沒有提供足夠的幫助。這是中蘇關系在變得相當緊密之后任然存在的一些隱患。

其實中蘇關系，并不是一個富有爭議性的話題，也不是一個鮮有人涉足的領域。那么，為什么我們小組仍然選擇這個話題作為論文主題呢？因為我們認為，無論是當時的中蘇關系，還是當今的中俄關系，都是影響到中國能否在風云變幻的國際形勢中立于不敗之地的關鍵因素。因此對中蘇關系的分析，有利于我們以史為鑒，使得自身在今后的發展中更加順暢。①沈志華：《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 臺北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叢刊（48），2003年7月, 第635—636頁。

②世界知識出版社：《國際條約集（1950—1952）》,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 第354—358、360、361頁。

③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一1976）》,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3年, 第135頁。

第三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摘要：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拉開了辛亥革命序幕，掀開了中國歷史新的篇章。在此之后，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隨后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次年建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然而封建王朝的沒落，共和的表象下中華民族的磨難仍在繼續。袁世凱篡得大總統之位，更與日本秘密簽訂二十一條，意在復辟帝制。在舉國上下的聲討中，復辟鬧劇黯然落幕，軍閥混戰又帶來新的戰火與傷痛。

國難當頭，愛國志士與熱血青年無不痛徹心扉，義憤填膺。有的人一心效法西方先進的理念與制度，有的人尊古復禮、修繕己身。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則在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中華民族新的希望。

關鍵詞：建黨90周年

辛亥革命

五四運動

心得體會

進入19世紀中葉，由于封建統治腐敗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黑暗，經濟凋敝，社會殘破，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卻沒有割掉封建殘余的尾巴；革命黨人勢力單薄，不得不依靠傳統勢力“結束王朝，停止戰爭，走向共和”。最終，袁世凱攫取了革命的果實，而后又迫害革命黨人，解散國會，甚至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盡管袁世凱在舉國討伐聲中黯然死去，北洋政府卻已經分崩離析，中國依然貧弱不堪。更加落后的是人們的思想，張勛帶領鞭子軍沖進參議院，解散了參議院，復辟了帝制，皇權思想依然存在在人們的意識里。中國代表團作為戰勝國滿懷希望的參加巴黎和會，力爭奪回山東，奪回青島，卻遭受了大國間的不平等對待！

巴黎和會上的受挫，激怒了我們的青年學子。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6月5日，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以響應學生。6月11日，陳獨秀等人到北京前門外鬧市區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聲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惟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陳獨秀也因此被捕。6月28日，中國代表沒有在和約上簽字。五四運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劃時代的事件，是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及其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準備了條件。

另一方面，黨的締造者也在不斷地探索著救國的道路。李大釗和陳獨秀先前在日本學習救國救亡的方法；回國后，李大釗舉起了中國第一面馬克思主義旗幟；陳獨秀也在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后因散發宣傳進步思想的傳單一度被捕入獄；出獄后人堅持革命。毛澤東曾當過兵，試圖用武力救國，最后懷著對北洋軍閥的失望離開了部隊；后來又試圖出國留學，把先進的知識學回來；最終他選擇了留在國內，選擇了學習馬克思主義，并積極地在工人階級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思想。周恩來在領導學生運動中遭到北洋政府的逮捕，在獄中也不斷學習，不斷總結經驗教訓；出獄后又出國勤工儉學，在法國建立了中共旅法支部，為中國革命儲備了重要的政治力量。

在共產國際的支持和幫助下，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派出代表共13位代表，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布了共產黨的成立，并選舉了中共第一屆中央局成員，通過了黨的綱領。從此，在中國出現了一個完全嶄新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其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的無產階級因此有了戰斗的司令部，中國的勞苦大眾從此有了翻身解

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觀《建黨偉業》心得

放的希望，中國的革命從此煥然一新。

影片看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看著歷史從辛亥革命推演到中共成立，十年，是中國近現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十年。從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走向共和；到五四運動，中國從舊民主主義革命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到中共成立，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給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國革命從此煥然一新。

清朝末年，統治腐朽，內憂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受盡了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不少仁人志士接受了先進思潮的熏陶，積極探索救國救亡的道路。光復會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團體，著名的秋瑾烈士和徐錫麟烈士就是光復會的成員。光復會的政治綱領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這就反映出光復會宗旨的缺陷；他們為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做出的貢獻是值得后人肯定的，但他們的階級局限性也導致了光復會的逐漸湮沒。同盟會是清朝末年由孫中山領導和組織的全國性的革命政黨；同盟會在1912年造成大清帝國的覆亡，促成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政權——中華民國的建立；但是在辛亥革命后期，同盟會內部出現了黨派分裂，斗爭激烈，最終，由同盟會等革命團體重組的國民黨也被袁世凱強行解散了。

這個時候的李大釗、陳獨秀和毛澤東等人，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得到啟發，認識到只有聯合工人階級，發動工人運動才能救中國。他們在學生和工人群體中廣泛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中共的成立建立了思想基礎。而中國廣大的無產階級成為了中共成立的階級基礎。中共一大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政權，消除資本家私有制，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斗爭結束”為奮斗目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

在那個特殊的時代，就中國的國情而言，農民階級領導的革命和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都有其局限性，無法帶領全國人民將侵略者消滅干凈。比如義和團運動和太平天國運動都以失敗告終；而辛亥革命也沒能趕走侵略者，讓國家擺脫貧困落后的現狀，資產階級為了鞏固政權甚至要向外國侵略勢力妥協。所以，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需要，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國情的產物。

從此，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解放斗爭。從南昌起義到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從二萬五千里長征到東北抗日救亡運動，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共又帶領人民積極探索富國強國道路，雖然道路曲折，但前途光明。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飛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建設的越來越好，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一步步提升。2008年，我們舉辦了北京奧運會；2010年，我們舉辦了上海世博會。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我們才有今天的成就！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我們用各種方式表達了我們對黨的熱愛和崇敬。我們相信，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會越來越美好！

第四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2011-2012學年春季學期）

論抗日戰爭的勝利 及其歷史意義

姓名：高金雪 學號：01115018 院系：經濟管理學院 班級：國際經濟與貿易

摘要：簡述抗日戰爭時期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及其影響，敘述抗日戰爭的大體進程，綜述抗日戰爭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抗日戰爭 九一八事變 華北事變 盧溝橋事變 一二·九運動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國共合作

參考文獻：

論抗日戰爭的勝利及其歷史意義

1945年8月15日，經過中國人民8年的誓死抵抗，殘酷的日本侵略者在各種壓力下宣布無條件投降了，中國人民勝利了！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反抗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是20世紀中國和人類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徹底打敗了日本侵略者，捍衛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使中華民族避免了遭受殖民奴役的厄運。

一、從局部抗戰到全面抗戰

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并逐漸發展成為軍國主義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軍國主義勢力進一步控制日本政權，對內鎮壓人民，對外侵略擴張。日本成為亞洲的戰爭策源地。1929年，為擺脫經濟危機，日本軍國主義者決心加緊實施其既定的侵華政策。

1、九一八事變：1931年9月18日晚，盤踞在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精心策劃的陰謀，由鐵道“守備隊”炸毀沈陽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路軌，并嫁禍于中國軍隊。這就是所謂的“柳條湖事件”。日軍以此為借口，炮轟中國東北軍駐地，攻占沈陽。1932年2月，中國東北全境淪陷。同年次月，日本扶植清廢帝溥儀做傀儡，偽滿洲國建立。九一八事變揭開了日本對中國、進而對亞洲及太平洋地區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日本變中國為其獨占殖民地的階段由此開始，中國人民開始了局部抗戰。

2、華北事變：1935年，日本又在華北制造一系列事端，要求使華北政權“特殊化”，自由出入華北，策動“防共自治運動”，制造傀儡政權。此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已處于亡國滅種的關鍵時刻。

3、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借口一個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遭到中國守軍拒絕，日軍隨即向盧溝橋一帶開火，炮轟宛平樓，攻擊盧溝橋。由此，日本開始全面侵華，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在東方開辟了世界第一個大規模的反法西斯戰場。

二、從國共分裂到攜手抗日

強大的外部壓力促使內部的團結。面對日本全面侵華的威脅，也同時隨著抗日救亡運動的興起，國共兩黨最終終于達成共識，停止內戰，開始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全國人民共同抗戰。

1、國共分歧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的大舉侵略，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一再退讓，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認為“日本此舉不過尋常尋釁性質”，下令采取不予抵抗態度。就在這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與當時國民黨采取的不抵抗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中國共產黨率先舉起了武裝抗日的旗幟。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即發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的目的是使中國完全變成它的殖民地，并發布一系列文告，號召全國工農武裝起來，進行民族的自衛戰爭。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宣布對日作戰。

華北事變后，中日民族矛盾進一步激化。1935年12月9日，北平（今北京）學生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對華北自治”、“打到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遭到國民黨軍警鎮壓。這就是一二·九運動，它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標志著中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新高潮的到來。

2、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放棄了“反蔣抗日”的口號，第一次公開把蔣介石作為聯合的對象。然而，蔣介石還沒有根本改變對日本的態度，1936年12月初，仍逼迫張學良、楊虎城攻打陜甘紅軍。于是，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發生：12日凌晨，愛國將領張學良、楊虎城在“哭諫”無效后，發動西安事變，毅然實行“兵諫”，扣留了蔣介石。中國共產黨從民族大義出發，不計前嫌，為實現國共聯合抗日，派周恩來等到西安進行和平談判，蔣介石被迫作出了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等六項承諾。十年內戰的局面由此結束，國內和平基本實現。

3、共赴國難

七七事變第二天，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號召全中國同胞團結起來，筑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本的侵略。1937年9月，蔣介石發表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地位的談話，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共同抗日的戰略態勢。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進入全國性抗戰的新時期。

三、抗戰進行時

1、戰略防御階段

從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是戰略防御階段。在此階段，日本侵略者以國民黨軍隊為主要作戰對象。因此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擔負了抗擊日軍戰略進攻的主要任務。然而，由于日軍力量的強大，以及國民黨戰略指導方針上的一些失誤，導致正面戰場除了臺兒莊取得大捷外，其他戰役幾乎都是以退卻、失敗而結束的。雖粉碎了日軍3個月滅亡中國的狂妄企圖，阻滯了日軍侵略的推進，但仍丟失了華北華中的大片領土，國民政府亦遷都重慶。而中國共產黨代表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條依靠人民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并采取持久戰的戰略方針。1937年8月，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10月，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也改編為新四軍，開赴華中前線。八路軍和新四軍深入敵后，開辟敵后戰場，主要從戰略上配合國民黨軍作戰。

2、戰略相持階段

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敵后游擊戰成為主要的抗日作戰方式（如彭德懷司令領導的百團大戰就發生在這一階段）。日本對國民黨政府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國民黨在重申堅持持久抗戰的同時，其對內對外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由片面抗戰逐步轉變為消極抗戰，實行保守的收縮戰略，以保存實力；反共傾向日漸增長，蔣介石采取“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妄圖消滅共產黨和敵后抗日根據地。中國共產黨則堅持“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領導解放區人民一面抗擊日偽軍的“大掃蕩”，一面打退了國民黨的三次反共高潮，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根據地。至1943年12月，日軍在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下，被迫收縮戰線，華北方面軍停止向抗日根據地的進攻。

3、戰略反攻階段 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后階段。5月，蘇軍攻克柏林，德國法西斯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戰爭宣告結束。1945年8月，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對日作戰勝利。7月26日，中、美、英三國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國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投擲了兩枚原子彈。8月上旬，蘇聯政府對日宣戰，出兵中國東北。中國人民軍隊對日軍的戰略反攻全面展開。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照會中、美、英、蘇等國，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至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也勝利結束。

在八年的全國性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等對敵作戰12.5萬余次，消滅日、偽軍171.4萬余人，其中日軍52.7萬余人。他們為堅持抗戰、奪取抗戰的最后勝利作出了永遠輝耀史冊的貢獻。當然，這其中的抗日聯軍司令楊靖宇，狼牙山五壯士，王二小放牛郎，是千百萬抗日軍民不畏犧牲、血戰到底的縮影。除了這些為后人傳誦的英雄，更多為國捐軀的是普通士兵。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留下遺骸，甚至沒有留下名字。

四、抗戰勝利的意義及啟示

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了日本在臺灣50年的殖民統治，促進了民族團結，弘揚了民族精神。中國人民通過抗日戰爭的實踐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各族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堅強核心。正是在抗日戰爭勝利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取得了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對世界各國奪取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維護世界和平的偉大事業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人民為最終戰勝世界法西斯勢力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樹立了一個以弱勝強的范例。中國參與發起成立聯合國并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顯著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

落后就要挨打，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慘痛的民族歷史給我們的最大啟示。回憶這段歷史，仿佛我們也曾經歷那個戰亂的年代，因此，我們深深知道和平來之不易。作為祖國的新生力量，我們更應記住這段歷史，珍惜和平，時刻提醒自己：要為祖國的繁榮昌盛，為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了讓世界見證東方雄獅的崛起而努力！！

第五篇：《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戊戌變法

青島農業大學

《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程論文

論文題目：淺談戊戌變法

學生專業班級：食品10級質檢3班

學生姓名：QQ582251001

任課教師：

完成時間：2011年11月2日

2011年11月2日

戊戌變法

前言：戊戌變法是否有立憲性質問題，從它的領導者來看，康有為是此次運動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變化，以及反映其思想的言論、奏折成為判斷戊戌變法性質的重要依據。

關鍵詞：戊戌變法 康有為 梁啟超 維新運動

1895年4月，日本逼迫中國在日本馬關簽定《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這次上書，對清政府觸動不大，卻轟動了全國。“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為了把維新變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成為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中心。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強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法國強租廣州灣,英國強租借后來被成為新界的地區和威海衛，全國人心激憤，維新運動從理論宣傳轉到政治實踐。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列強瓜分中國，形勢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為變法維新作了直接準備 在維新人士和帝黨官員的積極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明定國是詔”詔書，宣布變法。新政從此日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為止，歷時103天，史稱“百日維新”。

在此期間，光緒皇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布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主要內容有：經濟上，設立農工商局、路礦總局，提倡開辦實業；修筑鐵路，開采礦藏；組織商會；改革財政。政治上，廣開言路，允許士民上書言事；裁汰綠營，編練新軍。文化上，廢八股，興西學；創辦京師大學堂；設譯書局，派留學生；獎勵科學著作和發明。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新政措施雖未觸及封建統治的基礎，但是，這些措施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為封建頑固勢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權貴顯宦、守舊官僚對新政措施陽奉陰違，托詞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緒皇帝宣布變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緒連下三諭，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區的軍政大權，準備發動政變。“百日維新”開始后，清政府中的守舊派不能容忍維新運動的發展。有人上書慈禧太后，要求殺了康有為、梁啟超；奕劻、李蓮英跪請太后“垂簾聽政”；御史楊崇伊多次到天津與榮祿密謀；甚至宮廷內外傳言將廢除光緒，另立皇帝。9月中，光緒皇帝幾次密詔維新派商議對策，但維新派既無實權，又束手無策，只得向光緒皇帝建議重用袁世凱，以對付榮祿。

16、17日，光緒皇帝兩次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18日夜，譚嗣同密訪袁世凱，勸袁殺榮祿，舉兵救駕。事后，被袁世凱出賣。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從頤和園趕回紫禁城，直入光緒皇帝寢宮，將光緒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臺；然后發布訓政詔書，再次臨朝“訓政”，“戊戌政變”成功。戊戌政變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殺在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逮捕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徐致靖、張蔭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六人殺害；徐致靖處以永遠監禁；張蔭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開辦的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外，全部都被廢止。從6月11日至9月21日，進行了103天的變法維新，以戊戌變法宣告失敗。：根本原因；（1）19世紀末民族危機嚴重。——歷史使命：救亡圖存。（原因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的侵略；重要原因是清政府腐朽統治。（2）19世紀末（甲午戰爭后）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歷史使命：發展資本主義。原因見前。（3）民族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標志——1894年“公車上書”）（4）90年代：資產階級維新思想進一步發展。（早期維新思想：時間：19世紀60年代后；原因：西方資本主義思想的傳入和中華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代表人物：王蹈、鄭觀應。主張：經濟上發展民族工商業，與外國展開商戰；文化上學習傳播西方的自然科學；政治上主張實行君主立憲。）

1840年鴉片戰爭戰敗后，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現前所未見的改變。接連的外憂內患，使清政府及一眾知識份子逐漸醒覺到必須要改變以自強。咸豐、同治年間開始，清政府進行洋務運動，希望能夠“師夷長技以制夷”，改良生產技術。各地先後引入外國新科技，開設礦業、工廠，建設鐵路、架設電報網，培訓技術人材；在軍事上亦建立了遠東最具規模的北洋水師。1894年至1895年發生甲午戰爭，清政府被日本打敗，北洋水師全軍覆沒。證明只靠經濟上洋務運動未能根本改變中國的落後。于是出現了要求從更基本層面，包括政治體制上，進行變法維新的聲音

維新運動開始于1895年于北京發生的公車上書。當時齊集在北京參與科舉會試的十八省舉人，收到《馬關條約》中，中國割去臺灣及遼東，并向日本賠款二萬萬兩的消息，一時間群情激動，4月，康有為、梁啟超作成上皇帝的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及變法的主張，得到一千多參加科舉考試的人的連署。5月2日，康、梁二人，十八省舉人及數千市民，集合在都察院門前要求代奏。因為外省舉人到京是由朝廷的公車接送，事件亦被稱為公車上書。雖然公車上書在當時沒有得到直接實質的後果，但卻形成了國民問政的風氣，之後亦催生了各式各樣不同的議政團體。當中由康、梁二人發起的強學會最為聲勢浩大，更曾一度得到帝師翁同龢、南洋大臣張之洞等清朝高級官員的支持。

1895年4月，日本逼簽《馬關條約》的消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為了把維新變法推向高潮。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北京出版《中外紀聞》，鼓吹變法；組織強學會。1896年8月，《時務報》在上海創刊，成為維新派宣傳變法的輿論中心。1897年冬，嚴復在天津主編《國聞報》，成為與《時務報》齊名的在北方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1898年2月，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學會，創辦了《湘報》。在康、梁等維新志士的宣傳、組織和影響下，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到1898年，學會、學堂和報館達300多個。1897年11月，德國強占膠州灣，全國人心激憤。12月，康有為第五次上書，陳述列強瓜分中國，形勢迫在眉睫。1898年1月29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折》，4月，康有為、梁啟超在北京發起成立保國會，為變法維新作了直接準備。

1897年末，山東發生曹州教案，兩名德國傳教士被殺。德國乘機侵占膠州灣（今青島），俄國同時進占旅順大連，法國進占廣州灣(今廣東湛江)，英國進占山東威海，并要求拓展九龍新界。列強意圖瓜分剛敗于日本的中國，在朝中再次敲響了警鐘。

光緒皇帝雖然在1887年十七歲時已在名義上親政，但實權一路仍然是掌握在慈禧太后的手里。面對列強瓜分的危險，光緒于1898年（戊戌年）向慈禧要求實際的權力，讓他進行朝政的改革。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上書《請明定國是疏》（康有為代擬）請求光緒帝正式改變舊法，實施新政。上書后第三天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表明變更體制的決心，這亦是百日維新的開始。之后光緒召見康有為，調任他為章京行走，作為變法的智囊。其后又用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人，協助維新。

6月11日，光緒帝發布《明定國是詔》，變法從此正式開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共103天，史稱百日維新。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商討變法具體步驟和措施。光緒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在百日維新期間頒布了幾十道新政詔令。其中經濟方面主要有：設立農工商總局，開墾荒地；提倡私人辦實業，獎勵發明創造；設立鐵路、礦務總局；鼓勵商辦鐵路、礦業；裁撤驛站，設立郵政局；改革財政，創辦國家銀行，編制國家預決算。軍事方面主要有：嚴查保甲，實行團練；裁減綠營，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編練陸海軍。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舉制度，廢除八股，改試策論；改書院和淫祠為學堂；鼓勵地方和私人辦學，創設京師大學堂，各級學堂一律兼習中學和西學；準許民間創立報館、學會；設立譯書局，翻譯外國新書；派人出國留學、游歷。政治方面主要有：廣開言路，準許各級官員及民眾上書言事，嚴禁官吏阻格；刪改則例，撤消重疊閑散機構，裁汰冗員；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權，準其自謀生計。這些抵制和反對措施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資產階級文化思想的傳播，受到維新派和地主階級開明人士的熱烈歡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