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深圳“孔雀計劃”文件解讀

深圳“孔雀計劃”文件解讀

來源：發布時間： 2014-01-14 我市“孔雀計劃”“1+5”文件出臺成為近日社會關注的熱點，不少讀者非常關心：“1+5”文件與我市此前出臺的高層次人才“1+6”文件有什么區別?海外高層次人才認定方法的最大特色是什么?什么時候開始接受認定? 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局長王敏日前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海外高層次人才相關辦法打破財政核撥單位內外的不同待遇，所有申報人不論所在單位性質均可享受同等的優惠待遇;增加了居留和出入境便利;增加了保險和醫療待遇。”此外，我市對海外高層次人才認定方法的最大特色是以“直接認定”方式為主，“評審認定”方式為輔，此辦法為國內首創，避免了認定中的人為因素干擾。預計5月起可接受海外高層次人才認定。

認定的對象和標準不同

“國內高層次人才的?1+6?文件與?孔雀計劃?的海外高層次人才文件都是吸引高層次人才來深工作創業的綱領性文件。”王敏說，“但兩套文件對象不同，標準不同，待遇也有一些區別。”“1+6”文件主要針對國內人才和少部分符合國內標準的海外人才。“孔雀計劃”主要針對海外高層次人才，主要包括國(境)外高級專家和留學回國人員兩個群體;“1+6”文件中的高層次人才認定標準主要是國內標準，包括國內的各種獎項和資歷標準。“孔雀計劃”中海外高層次人才標準主要是海外標準，包括國際性的大獎、比賽、全球TOP200知名大學、世界500強公司等標準指數;在待遇方面，“1+6”文件主要針對國內人才所面臨的住房、學術津貼、配偶就業、子女入學等方面的問題給予優惠政策。“孔雀計劃”主要針對海外人才所面臨的安家、配偶就業、子女入學、出入境便利、醫療、稅收、保險等方面的問題給予優惠待遇。

我市海外高層次人才指企業技術與創新創業、科研學術與教育衛生、文化藝術與體育三個領域的國(境)外高級專家和留學回國人員。其中，國(境)外高級專家分為A、B兩類，留學回國人員分為A、B、C三類。A類人才對應國內高層次人才“1+6”文件中的國家級領軍人才，B類人才對應地方級領軍人才，C類人才對應后備級人才。

“直接認定”方式為國內首創

“我市對海外高層次人才認定方法的最大特色是以?直接認定?方式為主，?評審認定?方式為輔，此辦法為國內首創，避免了評審認定中的人為因素與干擾。”王敏說，“為保持我市高層次人才認定程序的一致性，海外高層次人才的認定程序與國內高層次人才的認定程序基本一致，其中海外高層次人才的任期和考核也參照《深圳市高層次專業人才認定辦法(試行)》的相關規定進行。”

據了解，我市人力資源保障部門正在完善相關系統，5月起可接受海外高層次人才認定。具體程序為：個人向所在單位提出申請，填寫《深圳市海外高層次人才認定申請核準表》，提供相關證明材料;單位及政府主管部門審核;認定或評審;公示;發證;入庫并公告。

最高可獲150萬元獎勵補貼

海外高層次人才待遇取消了“住房優惠”的提法。國內高層次人才的住房優惠主要采用購房補貼、租房補貼和租賃人才公寓三種方式，按居住平米標準給予三類人才150平方米、100平方米和80平方米的優惠政策。而海外高層次人才取消了住房補貼優惠的提法，改為“獎勵補貼”，分別給予A、B、C類人才以150萬元、100萬元和80萬元的現金補貼。王敏說：“這種補貼方式效率非常高，海外高層次人才想用這些獎勵補貼買房、租房都可以。”

不論單位性質享受同等待遇

海外高層次人才待遇打破了財政核撥單位內外的不同待遇。國內高層次人才的住房優惠和學術津貼優惠都要根據申報人所在單位的性質不同(即財政核撥單位與否)給予不同的補貼水平，海外高層次人才取消了財政核撥單位與否的限制，所有單位將實行平等對待，所有申報人將不論其所在單位性質，均可享受同等的優惠待遇。

增加居留和出入境便利

考慮到海外人才有在深圳居留和頻繁出入境的需求，“孔雀計劃”增加了海外人才居留和出入境便利的相關規定。海外高層次人才符合辦理《外國人永久居留證》條件的，市公安機關應為其本人及外籍配偶、未成年子女向公安部申辦《外國人永久居留證》。海外高層次人才及其外籍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市公安機關應為其辦理有效期為2至5年的就業居留許可。

增加保險和醫療待遇

考慮到海外人才在深圳就醫和保險方面的需求，“孔雀計劃”增加了保險和醫療待遇：A類人才中的杰出人才可享受市政府一級保健待遇，其他A類人才可享受市政府二級保健待遇。B類人才可享受市政府三級保健待遇。用人單位應按有關規定為引進的海外高層次人才辦理基本養老、失業、工傷、醫療等社會保險，也可為其購買商業性保險。

此外，在子女入學方面，納入“孔雀計劃”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其子女接受小學和初中教育的，由教育部門結合人才本人意愿和實際情況安排入學，并享受免費義務教育待遇;子女接受高中教育，減免學雜費、借讀費和擇校費等費用;報考我市高校的，在政策范圍內優先錄取。

累計認定高層次人才1847人

據了解，高層次專業人才“1+6”政策實施兩年多來，我市已累計認定高層次專業人才1847人，其中國家級領軍人才116人，地方級領軍人才894人，后備級人才837人。為我市集聚了一批領軍作用突出的國家級領軍人才、一批專業水平突出的地方級領軍人才、一批嶄露頭角和發展潛力巨大的后備級人才，形成了結構合理、精力充沛的高層次專業人才梯隊。對我市引進、扶持和培養高層次專業人才起到了顯著成效，為推動我市自主創新工作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撐。

第二篇：深圳交響樂團文件

“文化和睦交響詩”國際創意音樂會

特別為深圳市“第八屆創意十二月”打造的開幕式演出——“文化和睦交響詩”國際創意音樂會將于12月7日“深圳創意日”當天晚上八點，在深圳音樂廳隆重舉行。

這是一場以“多元、和諧、創意”為主題的國際音樂會，由深圳交響樂團與法國“音樂，為了各文明間的對話”協會（MDACA）共同舉辦，并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大力支持。在文明對話音樂協會的協調推動下，將有來自四大洲、十多個國家的近30名國際藝術家與深圳交響樂團進行文化互動、合作演出，國際創意音樂會彰顯了本屆創意十二月“國際視野、文明對話”的主題，也體現了深圳這座現代化城市開放和包容的特質。

這場音樂會與傳統意義上的音樂會不同，它是一場將古典交響音樂、現代音樂、各國民族民間音樂、舞蹈、中國武術等多種藝術元素經過改編、創新后的綜合性多元音樂會，由比利時著名指揮家亨利·喬安納指揮。音樂會包含各具特色的七個部分。《爵士樂序曲》，由來自越南的電吉他手、日本的十三弦古箏演奏家、印度的手鼓演奏家合作演奏，展示了傳統樂器與現代器樂的結合；《吉他協奏曲》，由哥倫比亞吉他手和巴西女中音歌唱家瑪利亞·安杰麗卡聯袂演出，女聲與吉他的組合使得這首樂曲充滿了歌唱與抒情的美妙；比才的《阿萊城的姑娘》，是被演奏的最多的耳熟能詳的名曲；鮑羅丁《伊戈爾王子》之“波羅維茨人之舞”，這段樂曲加入了新創作的舞蹈，由敘利亞的舞蹈家和深圳藝術學校的舞蹈團，以及兩名中國功夫表演者一起演繹，顯示了不同民族民間舞蹈藝術、中國武術與古典音樂的融合；圣桑名曲《孔子與回旋隨想曲》，由奧地利著名小提琴家大衛·沃爾夫岡與深圳交響樂團合作演繹；貝利尼歌劇《諾爾瑪》選曲“圣潔的女神”，比才歌劇《卡門》選曲“哈巴涅拉舞曲”，由克羅地亞女中音歌唱家克里斯蒂娜·卡拉擔綱獨唱；最具創意的是配器大師拉威爾改編的穆索爾斯基的《圖畫展覽會》之“基輔之門”，這首樂曲本就是名曲中的經典，此次演出更是經過了別出心裁的改編，屆時，觀眾們將看到十多種不同國家的民族樂器演奏，如長笛、電吉他、中國琵琶和二胡、土耳其的百弦琴、印度的手鼓、敘利亞的烏德琴、日本的十三弦古箏和胡琴、伊朗的中東傳統鼓、蒙古的喉音唱法，把多種不同民族的特色樂器甚至人聲放在一起演奏（唱），并與管弦樂隊完美融合，這個獨具匠心的大膽創新，充分體現了本次創意十二月“國際視野、文明對話”的主題思想。

由此可見，“文化和睦交響詩”國際創意音樂會融多種風格、多元文化于一爐，集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時代的音樂元素為一身，有不同形式的音樂、舞蹈，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家，有絢爛的中華文化，有濃郁的異域風情，體現著對文化多元性的包容、尊重，跨文化間的文明對話與和平，絕對是一場聽覺、視覺的盛筵和心靈的暢享。

本場音樂會由深圳市宣傳文化事業發展專項基金資助，將免費向市民開放，需要欣賞音樂會的市民朋友可在12月3日以后，通過深圳文化網互動、深圳音樂廳官網、騰訊官網、深圳新聞網、南都/奧一網站、中國時刻網、深圳廣電集團票務中心、電臺媒體互動、豆瓣網、博演票務通網站、博演票務通及深圳音樂廳新浪官方微博、以及各大藝術培訓機構等渠道申領。

第三篇：深圳市孔雀計劃

項目名稱： 申請單位： 項目負責人： 電子郵箱：

深圳市孔雀計劃

創業資助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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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真：

可行性研究報告提綱

可行性研究報告為Word格式（可插入圖片或公式），由標準封面和具體內容組成。報告各頁面距要求設置為2.5厘米，行間距、字間距、字體大小可參考本提綱。具體內容要求翔實清晰、層次分明、重點突出，并按以下提綱撰寫。

一、項目實施的背景和意義

闡述項目所面向的我市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等有效需求，項目的先進性、重要性、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在行業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預期實現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二、技術發展趨勢及國內外發展現狀

闡述項目相關技術的發展趨勢、國內外研究開發、產業化狀況、我市相關行業與國內外先進水平的差距、以及知識產權、市場需求情況等。

三、項目主要研究內容

闡述項目涉及的技術領域、工藝范疇，擬解決的關鍵技術問題，擬采用的技術原理、技術方法、技術路線以及工藝流程，項目的主要技術創新點，涉及的相關知識產權等。

四、項目預期目標

闡述在技術進步、工藝創新方面可實現的預期成果，形成的產業前景，培養的技術人才，以及對解決產業發展問題的預期貢獻，須有二年期內的可考核技術指標和社會經濟效益指標。

五、項目實施方案

闡述實現預期目標所需的組織管理方式、技術實施步驟、科技資源綜合利用、成果產業化策略、研發資金的籌集與投入、知識產權和技術標準的對策措施以及特殊行業的許可報批等。

六、項目計劃進度

在項目執行期內，每一階段應達到的具體目標，包括時間進度指標、技術指標、資金使用計劃、產業化情況等。每一階段目標應是比較詳細的、可進行考核的定性定量描述。(每半年為一個階段)

七、現有工作基礎和條件

1．申請單位在相關技術領域的已有研發基礎、主要研究成果。

2．項目實施具備的支撐條件，包括研發資金、實驗平臺、大型儀器設備以及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等研究基地在項目中所起的作用等。

3．申請單位近三年承擔的國家、省、市相關科技計劃項目的完成情況。

4．與其它企業、科研院所、大專院校的合作情況(若有)。

八、研發團隊

1．研發團隊的規模和結構，包括年齡、專業、職稱等情況，團隊規模要適度。

2．項目核心研發人員情況，包括工作簡歷、主要學術業績，近年來主持的各類國家、省、市科技計劃項目，與申請項目相關的代表性論文、獲得國家、省市科技獎勵以及發明專利等。

第四篇：深圳孔雀團隊資助申請指南（模版）

2019年深圳市孔雀團隊資助申請指南

一、申請內容

對來我市工作的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團隊創新創業予以資助。

重點支持領域:互聯網、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節能環保、海洋、航空航天、生命健康、機器人、可穿戴設備、智能裝備等新興產業。

二、設定依據

（一）《深圳市委市政府關于實施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孔雀計劃”的意見》（深發〔2011〕9號）；

（二）《深圳市委市政府關于促進人才優先發展的若干措施》（深發〔2016〕9號）；

（三）《深圳市海外高層次人才“孔雀計劃”資金管理暫行辦法》（深財規〔2013〕1號）；

（四）《深圳市科技研發資金管理辦法》（深財科〔2012〕168號）；

（五）《深圳市科技計劃項目管理辦法》（深科技創新規〔2012〕9號）。

三、支持強度與方式

支持強度：有數量限制，受專項資金總額控制。單個團隊項目資助金額1000萬元至1億元，平均資助強度2000萬元左右。其中，海外青年團隊最高資助強度2000萬元。對依托單位為企業的團隊，資助金額不高于項目申報預算總額的50%。

支持方式：無償資助。依托單位為非預算管理單位的資助資金分兩期撥付，簽訂合同后撥付60%，通過中期考核后按規定撥付余款；預算管理單位按相關規定分撥付。

鼓勵各區結合全市產業布局和各自優勢，擇優培育、資助具有成長潛力的創新創業預備項目團隊。

四、辦理條件

申請團隊資助應當符合以下條件：

（一）申請單位是在深圳市或深汕合作區內依法注冊、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單位。

（二）團隊包括1名帶頭人和2名及以上核心成員，團隊成員之間穩定合作2年以上。團隊成員應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職業操守，具備較強的創新創業能力，研究水平和成果居本領域、本行業前列，科研成果創新性突出或產業化前景好。

（三）海內外高層次團隊由海外高層次人才（海外專家、留學回國人員或有豐富海外工作經歷人員，海外學習、工作經歷需在2年以上）或國內高層次人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中組部“千人計劃”、中科院“百人計劃”、教育部“長江學者獎勵計劃”入選者，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項目、優秀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獲得者）組成。

海外青年團隊由海外高層次人才組成，帶頭人及核心成員均應具有博士學位。

（四）團隊中海外高層次人才從海外回國或來華工作時間、國內高層次人才來深圳工作時間均須在2015年1月1日之后。

（五）海內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團隊帶頭人年齡不得超過60歲（1958年1月1日之后出生），團隊平均年齡不得超過55歲，國家“千人計劃”頂尖人才及創新團隊項目入選者、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作為帶頭人全職來深工作可放寬至65歲（1953年1月1日之后出生）；海外青年團隊帶頭人及核心成員年齡均不超過45歲（1973年1月1日之后出生）。

（六）團隊獲得資助后需在深圳連續工作5年以上，團隊帶頭人及其他核心成員一半或以上須全職（每年9個月或以上）在深工作，并與市外單位沒有全職聘用合同關系，其他成員在深圳工作時間年均須達到3個月或以上。項目執行期內，帶頭人不得更換，其他核心成員變更依照相關規定報主管部門審批。團隊全職人員，如尚未與依托單位簽訂正式勞動合同，須簽訂意向性合同，并承諾入選后3個月內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并到崗。

（七）申報單位同一項目每年只能申報一次，不得多頭申報和重復申報。凡以相同項目多頭申報、重復套取政府資金的，一經發現立即取消該單位兩年內所有項目的資助資格。“同一項目”是指經我委使用相應軟件對申報項目進行查重后，相似度為30％以上（含30％）的項目。

（八）已列入科技誠信異常名錄的單位和人員，不得申報。本申報基礎研究（自由探索、學科布局）、技術攻關、創業資助、深港創新圈、國際科技合作（研究開發項目）、股權投資、重點實驗室、工程中心、公共技術服務平臺、科技應用示范、孔雀（孔雀團隊、創業資助、技術創新）、創客（創客創業資助）計劃的企業和高校、科研機構項目組成員，有申報總量限制：

1.申請單位為企業的，原則上只能單獨或者聯合申報1項；2015年以來獲得國家、廣東省和部級科技獎勵的企業或2016年、2017年深圳市工業百強企業，可以單獨或者聯合申報2項。

2.申請單位為高校或者科研機構的，其項目組成員只能單獨或聯合申報2項。

五、團隊舉薦

（一）符合前述辦理條件的團隊，經由相關領域3名推薦人（諾貝爾獎獲得者、中國、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以色列等國科學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聯合舉薦，可免函審直接進入答辯環節，舉薦意見可供答辯評審參考。推薦信須對團隊人員水平和項目的必要性、創新性及可行性等給予肯定性評價。同一推薦人每年只可推薦一個團隊。

（二）已獲批我市孔雀團隊5個及以上的依托單位可舉薦本單位新引進的創新創業團隊，被舉薦團隊須符合前述辦理條件。舉薦單位曾獲批5個孔雀團隊即擁有1個舉薦名額，曾獲批10個孔雀團隊即擁有2個舉薦名額，以此類推；每舉薦1個新團隊，單位舉薦名額減1。單位推薦信須對團隊人員水平和項目的必要性、創新性及可行性等給予肯定性評價，同時明確單位對團隊成員到崗、資金使用、項目推進等承擔主體責任，并為團隊提供場地、經費等保障支持。經單位舉薦的團隊，可免函審直接進入答辯環節，單位舉薦意見可供答辯評審參考。

（三）深圳市委市政府或市科技產業領導小組要求部署的團隊，如符合前述辦理條件，可免函審直接進入答辯環節。

六、申請材料

（一）登錄深圳市科技業務管理系統在線填報申請書，提供通過該系統打印的申請書紙質文件原件；

（二）申請單位組織機構代碼證、稅務登記證、工商營業執照復印件（或具有組織機構代碼、納稅人識別號、社會保險登記編碼的“一照四號”營業執照復印件）；

（三）申請單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證復印件；

（四）申請單位2017納稅證明復印件；

（五）申請單位2017財務審計報告復印件（注冊未滿一年的可不提供；審計工作尚未完成的，可暫由財務報表替代，最遲4月30日前上傳審計報告）；

（六）海外專家須提供我市外國專家局出具的就業許可證復印件（驗原件），留學回國人員須提供我市或其他城市出具的出國留學人員資格證明復印件（驗原件），有海外工作經歷的須提供海外任職證明材料復印件（如工作簽證、任職經歷證明等，驗原件，外文須提供中文翻譯）；

（七）團隊成員與申報單位簽訂的勞動合同或意向性合同復印件（驗原件）；

（八）團隊成員身份證或護照、學歷學位證書復印件（加蓋申請單位公章）；

（九）團隊成員發表的代表性論著、論文的首頁和摘要復印件（外文須提供中文翻譯）、主持（參與）過的主要項目、相關專利證書、產品證書、獎勵證書等證明材料復印件以及團隊成員之間的合作經歷證明材料。

（十）項目可行性研究報告原件。

（十一）以舉薦方式申報的團隊，提交舉薦材料（院士推薦信、依托單位推薦信、依托單位已入選我市孔雀團隊的團隊清單等）。

以上材料一式兩份，A4紙正反面打印/復印，非空白頁（含封面）需連續編寫頁碼，裝訂成冊（膠裝），書脊注明“2019年深圳市孔雀團隊申報書”、團隊名稱、帶頭人姓名、申報單位。申報書及附件材料均需加蓋用人單位封面章、騎縫章。線上（申報系統）與線下紙質材料必須一致。

項目申報材料中擬取得的學術、技術及經濟效益等指標應嚴肅、科學，申報指標將作為項目評審、合同簽訂、過程管理、驗收結題及項目評估的依據，原則上不予調整。特提請各申報單位嚴肅對待。

項目申報單位對申請材料的合法性、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責。如有虛假，我委核實后將不予立項資助，并將申報單位列入我委科研誠信負面清單，視情節輕重，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七、申請表格

本指南規定提交的表格，登錄深圳市科技業務管理系統在線填報，網上成功提交后打印遞交。

八、受理機關

受理機關：市科技創新委。網上填報受理時間:2018年2月28日至4月4日（截止至18:00）。

書面材料受理時間:2018年4月8日至4月13日。辦公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節假日除外），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45。

聯系電話：88121039、88102204。

受理地點：市民中心行政服務大廳西廳18-28號窗口。

九、決定機關 市人才工作領導小組。

十、辦理程序

申請單位網上申報—向市科技創新委收文窗口提交申請材料—市科技創新委組織專家函審、答辯評審、現場考察—市科技創新委會同市財政委審核—市政府及人才工作領導小組審定—社會公示—市科技創新委下達資金計劃—申請單位與市科技創新委簽訂項目合同書—撥付經費。

十一、辦理時限 成批處理。

十二、證件及有效期限 證件：批準文件。

有效期限：申請人應當在收到批準文件之日起1個月內，與深圳市科技創新委員會簽訂項目合同書。

十三、法律效力

申請人憑批準文件獲得深圳市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專項資金資助。

十四、收費 不收費。

十五、年審或年檢 無年審。

市科技創新委對項目進行跟蹤管理、中期考核并組織驗收。

聲 明：

我委從未委托任何單位或個人為項目申報單位代理資金申報事宜，請項目申報單位自主申報。我委將嚴格按照有關標準和程序受理，不收取任何費用。如有任何中介機構和個人假借我委領導和工作人員名義向申報單位收取費用的，請知情者即向我委舉報。

第五篇：ppp文件解讀

一、引言

2014年12月4日財政部和發改委同日就PPP發槍，出臺發布3份PPP文件，為2015年的PPP項目落地打響了發令槍。想必住建部偷著樂，原建設部早在2004年頒布126號文就提出要在市政公用領域推行特許經營制度，毫無疑問是住建部首發PPP第一槍。以前，大家都在談要不要PPP，三槍之后，現在則到了如何PPP（實操階段）。毫無疑問，財政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試行)》(以下簡稱財金〔2014〕113號文)出臺對“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PPP項目）項目實際操作產生積極正面推動作用。

二、按照中國目前法律規定PPP項目應該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

財金[2014]113號文第一條開宗明義“為科學規范地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國務院關于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2014〕45號）和《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76號）等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制定本指南”未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這不是財金[2014]113號文主筆的疏忽而是蓄意。

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一條“

（七）采購方式選擇”稱“項目采購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及相關規章制度執行，采購方式包括公開招標、競爭性談判、邀請招標、競爭性磋商和單一來源采購。項目實施機構應根據項目采購需求特點，依法選擇適當采購方式。”明確規定PPP項目采購適用《政府采購法》，這是財政部一貫的觀點，先前的財金[2014]76號文規定地方財政部門應當會同行業主管部門，按照政府采購規定選擇項目合作伙伴。

筆者認為，法律適用問題是重大問題，財政部將PPP項目納入《政府采購法》符合中國法律（包括《政府采購法》）嗎？筆者認為將PPP項目納入《政府采購法》不符合現行中國法律規定。

為什么有人將PPP項目納入《政府采購法》調整？筆者認為，原因復雜。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業律師，本文僅僅從法律角度分析原因。

首先，主張PPP項目適用《政府采購法》人士不清楚PPP項目并不是“政府投資項目”。

（一）國際實踐證明PPP項目不是政府投資項目。

1、PPP模式中典型的BOT 是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提出的概念。1984年土耳其首相厄扎爾決定引入民間資金興建基礎設施并制訂了世界上第一個BOT法(土耳其法律No.3096)，首次使用了BOT(Build-Operate-Transfer)的稱謂，后來這一縮略詞成為該模式的通行語。BOT 強調“民間投資、用者償還”，政府無須投入財政資金就可向公眾提供服務并且不構成政府的外債和內債，但政府要提出獎勵計劃以吸引民間投資，例如免稅等。2、2014年10月23日發布的《第二十一屆APEC財長會聯合聲明》附件A《APEC區域基礎設施PPP項目實施路線圖》明確“考慮到APEC區域巨大的基礎設施需求和公共部門有限的財政資源，PPP提供了一個新的、有別于傳統政府采購模式發展基礎設施的可行模式”，傳統的政府采購模式無疑是政府投資項目。

3、英國PPP模式最佳實踐表明PPP項目是“私人融資”項目，PFI現在是PF2是也。

（二）財金[2014]113號文第二十四條明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PPP項目）不是“政府投資項目”。

財金[2014]113號文比比皆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何為“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按照財金[2014]76號文關于PPP定義（解讀），其實我們可以將“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置換成“PPP項目”。那問題來了，PPP項目是政府項目嗎？PPP項目是政府投資項目嗎？PPP項目是私人投資項目（非政府投資項目）嗎？財金[2014]113號文第二十四條明確“項目融資由社會資本或項目公司負責。社會資本或項目公司應及時開展融資方案設計、機構接洽、合同簽訂和融資交割等工作。財政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和項目實施機構應做好監督管理工作，防止企業債務向政府轉移。”充分表明PPP項目是“非政府投資項目”。政府能否“根據項目情況，通過投資補助、基金注資、擔保補貼、貸款貼息等多種方式，支持社會資本參與重點領域建設”（國發[2014]60號文）將PPP項目認定為（轉變）為“政府投資項目”？筆者的觀點，如此認定不妥。

其次，主張PPP項目適用《政府采購法》人士無視中國法律規定。（1）主張PPP項目適用《政府采購法》的人士忽略（忘了）《政府采購法》第四條“政府采購工程進行招標投標的，適用招標投標法”之規定！（2）主張PPP項目適用《政府采購法》的人士忽略（忘了）《政府采購法》第二條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六款對貨物、工程和服務的定義。《政府采購法》明確定義“本法所稱貨物，是指各種形態和種類的物品，包括原材料、燃料、設備、產品等。本法所稱工程，是指建設工程，包括建筑物和構筑物的新建、改建、擴建、裝修、拆除、修繕等。本法所稱服務，是指除貨物和工程以外的其他政府采購對象。”為了適用《政府采購法》，有人就將PPP項目認定為是政府采購服務。筆者認為，將PPP項目解釋為服務采購是閉著眼說話，有點點無賴哦。（3）財政部政府采購管理辦公室主任的觀點十分典型，但是似是而非。該主任在第六屆“中國-亞行知識共享平臺：深化公私合作”研討會上有個主題發言，該主任認為“按照政府采購規則選擇PPP合作方是國際通行做法”。筆者對該主任的觀點不表示異議，國際上確實是將PPP項目納入政府采購。可以言必稱國際慣例但不要忘記中國國情和法律規定。中國《政府采購法》第二條第二款明確“政府采購”內涵為“本法所稱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準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在中國貨物、工程和服務是否納入政府采購的標準是否使用“財政性資金”！該主任還稱“各國實踐表明，PPP付費方式及合同類型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政府付費，也就是公共采購，包括公共產品、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務；另一類是使用者付費，也就是特許經營。因此，國際上普遍將服務和工程特許經營權的授予視為政府采購公共服務的一種方式，并將其納入政府采購制度監管，而不是單純地將其作為一種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的融資方式。”筆者對此也沒有異議（確實是事實）。但是按照中國《政府采購法》分析，由于“使用者付費”的PPP項目也就是特許經營項目還款來源為終端用戶付費政府并沒有財政性資金投入，將“使用者付費”的PPP項目納入政府采購范疇不符合中國采購法。

再次，主張PPP項目適用《政府采購法》人士不懂PPP項目為什么要適用《招標投標法》。法律包括《政府采購法》明確規定工程采購必須適用《招標投標法》，這是明確無異議的。工程項目為什么要適用《招標投標法》進行公開招投標？相關的招標投標法律規定不是從“融資”（錢）角度來規定的（在此不展開）。

最后，“《招標投標法》強調工程建設項目，《政府采購法》強調使用財政性資金。二者適用于大多數PPP項目，但有些PPP項目并非工程建設項目，故不應適用《招標投標法》；有些PPP項目是用戶付費，或無法判斷是否屬采購范圍，不應適用《政府采購法》。實踐中，兩部法律都以公開招標為主要方式，整個招標過程過于嚴格，對長達十幾、幾十年的合同，沒有給政企雙方足夠的協商空間。”（王守清語），對教授的觀點筆者十分贊同。筆者也認為《招標投標法》更適合工程采購的傳統模式而不適合PPP項目，故要修法。筆者認為，修法遠遠不夠，要盡快出臺PPP專門法律。

三、結合本土實踐學習國外最佳實踐（如何理解SPV）

財金[2014]113號文第一條“為科學規范地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采購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國務院關于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國發〔2014〕43號）、《國務院關于深化預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決定》（國發〔2014〕45號）和《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76號）等法律、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制定本指南”未提《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對此筆者可以理解。通觀財金[2014]113號內容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財金[2014]113號文主筆參照了國際實踐無疑。財金[2014]113號文內容包括附2名詞解釋充分證明了“令人欣喜的是，克強總理和樓部長目前在積極推動第三波PPP，而且表面看是真正與國際接軌的一波，以求吸引社會資金、減少政府債務、進行財稅預算改革”之說是有充分依據和理由的。

筆者認為財金[2014]113號文關于“項目公司股權情況主要明確是否要設立項目公司以及公司股權結構”及第二十三條“社會資本可依法設立項目公司。政府可指定相關機構依法參股項目公司。項目實施機構和財政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應監督社會資本按照采購文件和項目合同約定，按時足額出資設立項目公司”之規定有點點混亂。第二十三條是三段話，牽涉到至少三個以上主體，“相關機構”是相當神秘（何機構）？“相關機構”是否就是“項目實施機構”？“相關機構”同“政府”是啥關系？信托還是代理？“項目實施機構”同“政府”也是有區別的。根據中國公司法來理解，財金[2014]113號文之二十三條如此規定有點點混亂，法律關系不清，存在利益沖突。

筆者不敢妄下結論，稱財金[2014]113號文參照英國PPP最佳模式.筆者可以結合英國最新規定（也不新了）談談英國PPP項目中項目公司股權結構（股權投資）最新實踐。

英國PPP/PFI的新模式PF2。二十年來，公私伙伴關系在英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英國大多數公私合伙項目采取的私人融資項目（PFI）來進行的。英國在同私人部門以伙伴合作提供公共基礎及服務及體制創新方面一直保持著引導者（領先）地位。然而，事實上在英國，公私伙伴項目也不是都取得了成功。由于損耗、僵化及缺乏透明性，PFI日益失去了光澤（吸引力）。2012年12月5日，英國財政部（HM Treasury）公布“關于公私伙伴關系新模式”（A New Approach to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政策文件(英文簡稱：PF2 Policy)和“私人融資（2）標準化合同指引”（Standardisation of PF2 Contracts（Draft））(英文簡稱：PF2 Guidance)。PF2 Guidance 代替了2007年發布的私人融資項目指引（PFI guidance）的“私人融資項目標準化合同指引第四版”（Standardisation of PFI Contracts Version 4，SoPC 4)。PF2的公布是對英國基礎設施采購方式的一次重大變革。PF2繼續采用公私合營的模式，PF2又對原有的PFI機制作了很多重大的變更。英國財政部長Osborne稱，新的機制將給納稅人提供更高的價值，其更具有確定性且能保證更快的實現交付。PF2新變化有許多，從原有的PFI機制變動中，我們也可以略微看到未來英國中央政府采購模式的趨勢和走向。

PF2關于股權投資及SPV組成新變化。PF2新變化之一體現在英國SPV(特殊目的公司或項目公司）不允許具體采購公共部門（對應中國“項目實施機構”）投資入股并持有SPV股份。但是為了加強公私伙伴關系，英國財政部在財政部內新設立一個機構，名字叫central government unit（CGU）（希望中國財政部擬設立“中央支持基金”匹配CGU）,由它關注PPP項目的商務問題（commercially-focused）。CGU投入并負責公共部門股權投資安排（the public sector equity investment vehicle），GGU獨立于采購公共部門。具體采購公共部門不投入股權投資，換句話講，SPV（項目公司）的股東不包含具體采購公共部門，這是解決公共部門作為采購人和投資人雙重角色利益沖突體制安排。

國家發改委牽頭研究、調研并起草的“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法”“起草說明”中稱，特許經營立法，有利于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促進政府職能轉變。通過特許經營，政府從市場能有效配置資源的領域退出，有利于解決管辦不分的問題，妥善處理好合同簽訂者與監管者的身份。筆者認為，籠統提政府退出是不全面的。在監管問題上，英國的經驗是地方政府退中央政府進。

筆者提醒PPP專家們高度關注英國SPV組成的新變化新規定新安排。互聯網時代，要跟上別人的步伐，吸收別人好的機制及做法，如此可以少走彎路。

四、如何理解財金[2014]113號部分相應條款

（一）如何理解財金[2014]113號文第六條“投資規模較大、需求長期穩定、價格調整機制靈活、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類項目，適宜采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第六條其實是個定性判斷（經驗判斷或價值判斷），在法律人士看來第六條其實是可有可無。中國及世界PPP項目的實踐均表明“投資規模較大、需求長期穩定、價格調整機制靈活、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類項目”適宜采取PPP模式。能否反過來講“投資規模不大、但有需求、價格調整機制不太靈活、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類項目”不適宜采取PPP模式嗎？恰恰是“投資規模不大、但有需求、價格調整機制不太靈活、市場化程度不高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類項目”更需要PPP。那些項目可以采取PPP模式？筆者認為國家發改委“政府指導下的最新操作模式分為經營性項目（具有明確的收費基礎，并且經營收費能夠完全覆蓋投資成本的項目）、準經營性項目（經營收費不足以覆蓋投資成本、需政府補貼部分資金或資源的項目，可通過政府授予特許經營權附加部分補貼或直接投資參股等措施）、非經營性項目（缺乏“使用者付費”基礎、主要依靠“政府付費”回收投資成本的項目，可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發改投資（2014）2724號文）或許更全面。筆者要指出的是（提醒）“投資規模較大、需求長期穩定、價格調整機制靈活、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類項目”是否就必須采取PPP模式嗎？這要結合物有所值來判斷，詳見下面論述。

筆者認為PPP模式實際是個治國模式，各行各業都可以適用PPP模式包括政治體制。財政部《關于推廣運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有關問題的通知》(財金[2014]76號)強調，PPP“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的一次體制機制變革”，如此重要的變革（改革）舉措更應該做好頂層設計。

（二）如何理解財金[2014]113號文第八條“財政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會同行業主管部門，從定性和定量兩方面開展物有所值評價工作”之規定？

筆者認為，根據國際上最佳實踐，第八條規定則是牽住了是否實施PPP模式的牛鼻子。根據財金（2014）113號文對定性和定量的解釋，筆者可以得出結論：項目適宜或不適宜采取PPP模式不在于“投資規模較大、需求長期穩定、價格調整機制靈活、市場化程度較高”而是在于采取PPP模式“與采用政府傳統采購模式相比能否增加供給、優化風險分配、提高運營效率、促進創新和公平競爭等”及采取PPP模式“是否降低項目全生命周期成本”。筆者將第八條要表達的觀點提煉出（明確）是否“物有所值”（value for money）是項目是否適用PPP模式的關鍵（前提條件）。

（三）如何理解財金[2014]113號文第九條“為確保財政中長期可持續性，財政部門應根據項目全生命周期內的財政支出、政府債務等因素，對部分政府付費或政府補貼的項目，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每年政府付費或政府補貼等財政支出不得超出當年財政收入的一定比例”？

筆者認為，第九條規定十分有意思，可以解讀（理解）為財政部門的一票否決制。在財稅體制改革的大的背景下，十分必要。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財政的定位是“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與過去所講的“財政是庶政之母”有異曲同工之處，皆說明了財政的重要地位。筆者認為，財政部門一票否決制這其實是財神爺最最利害之處。“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這是財政部特有的角度，地方政府及其他政府部門行政首長不可能如此考慮問題。是否可以理解第九條實為實施PPP模式前提條件（關鍵）？如此理解非常正確（當然不錯）。舉輕明重，傳統模式（政府投資項目）更應該“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筆者認為第九條規定可以如此理解（引申）：如果政府沒有財政承受能力，甭說PPP模式項目就是傳統模式項目都不能上馬。筆者認為，按照邏輯發展的脈絡，第九條之規定應該放在第八條之前：只有通過了財政承受能力的項目（PPP項目和非PPP項目）（項目上不上問題）才可以進行“物有所值”的評價（項目如何上問題）。

（四）如何理解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二條“財政部門（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中心）應對項目實施方案進行物有所值和財政承受能力驗證，通過驗證的，由項目實施機構報政府審核；未通過驗證的，可在實施方案調整后重新驗證；經重新驗證仍不能通過的，不再采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之規定？

項目識別是適用PPP模式的前提，這個問題的重要性等同于國際私法中的識別問題。國際上的經驗表明，項目適用PPP模式前提條件是物有所值，對此財金[2014]113號文的主筆十分清楚。財金[2014]113號文其實明確了通過“物有所值”和“財政承受能力驗證”是項目適用PPP模式的前提條件。筆者在此要強調，鑒于“項目識別”中物有所值評價和財政承受能力驗證的重要性，中央部門應該出臺相關操作指南。地方確實需要中央層面的指導，地方政府需要的是實實在在的操作指南、標準合同、技術規范，如何Value for money。

（五）如何理解財金[2014]113號文第十七條關于項目采購方式之規定？

雖然財金[2014]113號文規定“項目采用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方式開展采購的，按照政府采購法律法規及有關規定執行”，但是財金[2014]113號文編制者十分清楚“競爭性磋商”采購方式是PPP項目采購最佳實踐。故在財金[2014]113號文對“競爭性磋商采購方式”作出十分詳細的規定。筆者也認為，按照目前法律規定，PPP項目應該適用《招標投標法》。在《招標投標法》管轄下，工程采購采取公開招投標是常態。如果工程項目實施“競爭性磋商”則要修法。

（六）如何理解財金[2014]113號第二十八條關于爭議之規定？

財金[2014]113號第二十八條提到在項目合同執行和管理過程中，項目實施機構應重點關注“合同修訂、違約責任和爭議解決”都是重大問題。律師對爭議解決條款十分關注，然而財金[2014]113號第二十八條關于“

（三）爭議解決”“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按照項目合同約定，項目實施機構、社會資本或項目公司可就發生爭議且無法協商達成一致的事項，依法申請仲裁或提起民事訴訟”沒有采納國際上通行的“爭議解決升級條款”的最佳模式。筆者希望在將來出臺的標準合同文本中見到同國際接軌的關于糾紛處理升級條款。

五、結論和建議

（一）筆者沒有能力對推進PPP模式遇到的重大問題談體會遑論談觀點，筆者僅僅是圍繞著財金[2014]113號文部分相關條款談點學習體會。

（二）建議盡快出臺PPP專門法律，對推進PPP項目法律障礙進行清障，對順利進行PPP項目牽涉的法律問題進行規范，做好PPP頂層設計。當務之急是要參考國際上最佳實踐，總結中國幾十年BOT/PPP本土實踐，形成中國特色的PPP法律、標準合同文本和操作指引。

（三）建議中央相關部門出臺一份（二份就多了）“物有所值評價指南”切實指導PPP項目識別工作。

（四）建議在中央層面成立PPP中心，協調管理立項、評估、篩選、招投評標、監管、統計、經驗總結推廣、實施指南、示范合同等。如果不能成立實體機構，則應成立一個明確由副總理牽頭的跨部委PPP協調機構，旅游行業都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