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黃奇帆市長在重慶大學報告會上的講話

黃奇帆市長在重慶大學報告會上的講話

2010年9月12日上午，黃奇帆市長輕車簡從來到重慶大學，為師生們做了一場題為《以改革開放為抓手 推動又好又快發展》的報告，報告贏得了師生經久不息的掌聲，在全校師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現應廣大師生的要求，根據黃市長的講話錄音整理如下，供廣大師生學習討論。

當前，重慶經濟社會發展步入了又好又快軌道，經濟增速連續三年保持在15%左右，各項經濟指標均衡增長，各項社會事業健康發展，社會民生得到進一步改善。這些成績的取得，得益于中央的堅強領導和全市人民的奮發努力，也得益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改革創新和開放跨越，全面推進城市化、工業化和城鄉統籌一體化“三位一體”戰略。一是深入推進改革，建立起適應科學發展觀要求、適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適應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求的制度安排。不能只追求GDP的高速增長，還要讓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骨頭要堅強，肌肉也要發達”。為此，我們加大民生投入，民生財政支出占比連續兩年超過50%。今年，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決定用改革的辦法推動實施十大民生工程，改善百姓生活，強力啟動內需，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二是深化內陸開放，推動內陸開放高地加快崛起。實際利用外資，過去三年增長6倍，增速列全國第一，總量居全國前

八、內陸第一；今年有望達到60億美元，標志著重慶開放度的顯著提高。進出口貿易，今后三年將以平均50%的速度增長，到2012年達到300億美元，到2015年達到1000億美元，這將成為內陸開放高地的又一重要標志。“引進來”與“走出去”并舉，今年國家已批準重慶4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項目，走在全國前列。總體上，重慶正在走出一條從投資拉動轉向內需拉動、從基礎建設轉向民生改善、從內生增長轉向全方位開放的發展路子。

下面，我就重慶改革方面的四個案例，和重大的師生們作一交流。

一、關于戶籍制度改革

戶籍制度改革是今年全市改革的重頭戲，是城鄉統籌發展的關鍵問題，這步棋走好了滿盤皆活。年初以來，熙來書記主持兩次市委常委會研究決策，市長辦公會三次研究部署。市政府專門成立了戶籍制度改革領導小組，已召開10多次工作會。今年6月，市委、市政府還向家寶總理、克強副總理、良玉副總理做了專題匯報，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和支持。最后，在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上，全體市委委員以及各區縣、部門、高校負責人進行了深入溝通，形成了共識。總之，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不是心血來潮、頭腦發熱，而是集思廣益、審慎研究作出的重大決策，我們有把握實現既定目標。

（一）為什么要進行戶籍制度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化、工業化高速發展，但出現了與世界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相悖的三大問題。三大問題皆因二元戶籍制度所致。

1、世界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是土地集約節約利用的過程，因為城市人口用地比農村人口少得多。世界其他國家由于沒有戶籍門檻，農民進城就能定居，盡管進城后城里會增加100平方米建設用地，但農村可以退出200多平方米宅基地，“一進一出”耕地會有所增加。由于戶籍的阻礙，我國農民進城后不能實現定居，農民在城市、農村“兩頭”占地，耕地不增反降，使我國守住耕地紅線成了一大難題。為了保住耕地紅線從嚴控制城市建設用地供給，在一定程度上又使得地價上漲推高了房價。

2、世界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中，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逐步轉移，當到達“劉易斯拐點”時，即占總人數10%的農民通過務農的規模效應可實現與城市務工相當的收入，城鄉一體化將基本形成。由于存在戶籍門檻，我國農民進城后不能實現定居，年老力衰后還會返回農村，“劉易斯拐點”不會正常出現。十年前，全國有八九億農民，現在依然如此。城市化、工業化并沒使農民減少，農業生產也沒有實現規模經營，城鄉差距還在不斷擴大。

3、世界各國只有農民和城市居民的區別，我國實際上出現了“非城非鄉”的第三類人群——農民工。每年，農民工“候鳥”一樣在打工地和老家之間遷徙，這是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由于二元戶籍的阻隔，使得長期在城里生活工作的農民工不能享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比如，城市居民子女接受義務階段教育是免費的，但對收入相對更低的農民工子女卻要收取數千甚至上萬的擇校費，這是不公平的。又如，養老、醫療保險制度因戶口不同而不同，農民工參加養老保險每年少保障1000多元，參加醫療保險每年少保障七八百元。這會降低企業的用工成本，使投資環境更好，但為什么是犧牲農民工而不是城市居民的權利呢？

這“三大悖論”，不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違背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觀，與構建和諧社會背道而馳。實踐證明，現行戶籍制度已經嚴重阻礙了經濟社會發展，如果不能實現改革突破，國家發展后勁將大大減弱，影響今后30年的長遠發展。推進改革戶籍制度，消除阻礙城鄉統籌發展的體制障礙，將產生強大的持續拉動力。具體而言，有五大好處：一是社會公平的回歸，從制度上保障農民工同工同權、平等市民待遇；二是提高農村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三是讓城市更年輕，增加城市人口紅利；四是促進城鄉資源一體化配置，提高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五是擴大內需，持續拉動經濟增長。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亦是大局所需。

（二）戶籍制度改革的幾個認識誤區

1、戶籍制度改革不是簡單地換發戶口簿，而是要讓農民工轉戶進城后真正與城市居民同等享受就業、養老、醫療、住房、教育“五大保障”。當前，一些城市人對農民工吃苦、沒有好待遇，習以為常，熟視無睹。這不是城市人的“冷漠”，根本上是制度造成的隔膜。不能讓農民工永遠是社會的“另類”，根本途徑是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真正享有平等待遇。

2、戶籍制度改革絕不是以土地換戶籍、換保障。有人認為，重慶是為了要農民手中的土地才推行戶籍制度改革。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沒有調查的無稽之談。如果真是為了要農民的土地，完全可以按照過去30年傳統的征用辦法實現，沒有必要多此一舉。農民工以自己的青春和勞動為城市創造了社會財富，理應平等享受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務。我們規定，農民工在主城固定工作崗位上有五年以上工齡，就可無條件轉戶，并不以退出農村土地為前提。這是農民工的基本人權，是農民工通過有效就業改善了自己的保障體系。而且，在首批338萬轉戶對象中，約有100萬新生代農民工和農村籍大中專學生出生于1984年之后，由于土地承包實行“增人不增地”，他們實際已沒有承包地，但同樣可以無條件轉戶。過去農村孩子讀大學“鯉魚跳龍門”才能轉戶進城，現在中職學生也可轉戶進城，這對農村孩子今后的學業、就業、成家都很有好處。

3、農民轉戶進城不僅不會讓城里人吃虧，反而會讓城市受益。有人認為，由于農民轉戶進城，城市居民享受的公共資源會被劃出一大塊而減少。事實恰恰相反。比如社會保障，現在城市原住民平均年齡四五十歲，10—20年之后就會享受養老金待遇，而進城農民工大多二三十歲，他們要30—40年之后才會享受養老金待遇。這是農民工在彌補城市養老金的不足，城里人實際沾了農民工的光。有人認為，大量農民轉戶進城，城市基礎設施就會不夠用。果真出現這種情況，那是政府缺乏規劃、管理無方的體現。城市化過程是巨大的內需擴大過程。有更多農民工進城創造財富，城市化才擁有更強的動力，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才會不斷提升。有人認為，城市需要的是大學生、投資者這樣的白領。其實，城市發展不能寄望于天降精英。試想，一個城市如果沒有掃地、務工的藍領，那將是怎樣一個亂象迭出的地方。城市化的過程是農民轉化為城市居民、減少農民的過程，絕不是城市人口卡拉OK、自我拔高、自我改善的過程。城市作為一個有合理分工的有機活體，應該有70%左右的人群屬于藍領，他們在不同崗位貢獻力量、創造財富。

4、轉戶對象的設定不分重慶本地還是外地，沒有歧視外地農民工。重慶是省的構架，農民工轉戶不是在戶籍地，而是在工作地，因此更多的轉戶是跨區縣的，這同沿海城市與內陸農民的關系是一樣的。當前，轉戶對象主要是重慶籍農民工，但出發點沒有區分重慶籍還是非重慶籍。事實上，在重慶務工的農民工90%多都是重慶人。今后，隨著重慶經濟的發展，就業崗位隨之增加，戶籍制度又安排得好，不僅在市外務工的400萬重慶農民工會有相當部分回流，而且周邊省市的農民工也會到重慶。我們的基本理念是，不論外地還是本地農民工，只要城里有需要他的崗位，并且實際工作三年或五年以上，屆時就解決他們的戶口。

5、城市戶口對農民不僅不是無用，反而是“護身符”。有人認為，現在戶口已經無用，農民在農村挺好的，沒必要轉戶。這是飽漢不知餓漢饑，站著說話不腰疼。誠然，對于百萬、千萬富翁，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務對他并不重要，別說戶籍，連國籍都無所謂。但對收入較低的農民工而言，只有擁有城市戶籍才可以被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務所覆蓋，才能活得更有尊嚴。對此，我們要有理性的、富有同情心的認識。

（三）怎樣推進戶籍制度改革

分兩個階段推進：

1、今明兩年“消化存量”338萬人。主要包括三類人：一是在重慶務工經商已三年或五年以上的農民工，他們在工作地就近就地轉為城市居民。連同農民工家屬，這部分群體共有230萬左右。二是農村籍大中專學生和新增農村籍退役士兵，共有68萬人。三是歷史遺留問題，包括已征地未轉非人員、大中型水庫移民等，共有44萬人。計劃年內轉戶100多萬人，明年全部解決。目前轉戶總體有序。有人認為，沒有出現農民排長隊的場面。這是不是農民轉戶不積極？其實不然，而是有三個平臺分別推進，800多個派出所是基本服務平臺，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是企業組織平臺，各區縣政府是政府推進平臺。不需要他們排輪站隊。

2、往后十年“吸納增量”六七百萬。首先，每年轉戶農村籍大中專學生20萬人。今后十年，本地生源可能逐漸萎縮，但只要地方政府大氣一點，不分本地、外地，只要就讀中職校就給予補貼并轉戶，會吸引更多外地學生來渝讀書，校方也愿意配合并樂見其成。其次，每年新增轉戶符合條件的農民工40-50萬人。總體目標是，到2020年累計轉戶1000萬人，戶籍人

口城鎮化率達到60%以上。過去，國家以常住人口作為城鎮化率的衡量指標，只要在城鎮居住半年以上就納入統計。因此，出現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每年提高1-2個百分點，而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卻原地踏步的局面。直轄以來，重慶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28%提高到51%，提高了23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從25%提高到27%，提高了2個百分點。二者的差距擴大到20多個百分點，其實質是被戶籍制度擋在城市社保和公共服務之外的農民工。全國亦如此，現在48%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28%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也相差20個百分點，涉及2億多農民工。我們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到7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到60%以上，二者的差距縮小到10個百分點以內。這將成為重慶實現城鄉統籌的主要標志。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戶籍制度改革，錦濤總書記在去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上明確提出要逐步解決農民工在城鎮的就業和落戶問題，家寶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要求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市委、市政府在中央的領導和支持下，不回避矛盾、不作表面功夫，下決心攻堅突破，打一場改革硬仗，不辱為全國統籌城鄉改革探路的歷史使命，不負時代的要求、人民的重托。

二、關于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是當前重要的民生問題，也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熙來書記精辟地指出：“衣食住行都是民生，住房是最關鍵的民生”；“現在穩天下，民生問題、衣食問題要從住房入手”。房產兼具保障和商品雙重屬性，完全由政府保障或完全市場化都存在制度缺陷。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及各企事業單位實行公房分配，導致房源不足，百姓居住擁擠不堪。上世紀80年代后，開始走上市場化軌道，結果出現房價過快上漲，許多大學畢業生、城市新生代等“夾心層”買不起房。盡管國家不斷對房地產市場進行調控，但房價卻一直攀漲。調控失效的重要原因在于把體制性問題當成了政策性問題，只推出應對政策，不做出新的制度安排，治標不治本。為此，我們提出了“235調控體系”，即建立“雙軌制”供給體系，實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調控”，對房地產市場采取“五管齊下措施”。

（一）建立“雙軌制”住房供給體系

所謂“雙軌制”住房供給體系，即政府保障與市場供給雙軌運行。城市居民大體有60%—70%能夠通過購買商品房解決住房問題，但有30%—40%需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保障性住房需求群體中，低保戶可租住廉租房，但只占整個群體的3%，還有27%的人群處于“夾心層”，既沒有能力購買商品房，又沒有資格租住廉租房。為此，市委、市政府本著民生為重的原則，在全國率先大規模建設公租房，以滿足“夾心層”的住房需要。

1、公租房重點覆蓋三類群體。一是人均住房面積13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居民，他們住房空間狹窄，可租住公租房。二是進城務工農民，特別是已轉為城市戶口的農民工及家屬，可住得較為體面，租金只占其家庭月收入的1/6。三是在重慶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工作初的三五年需要租房，以后有條件再買房。

2、大體量建設公租房。重慶現有六七百萬城市居民，按30%測算，約有200萬人需公租房，按每人15—20平方米測算，需建3000—4000萬平方米。若不從實際出發，只建幾十萬平方米“擺個樣”，會引發新的矛盾，損毀政府的信譽。為此，市委三屆七次全委會決定，三年內建成公租房3000萬平方米，每年推進1000萬平方米。年初開始，在主城迅速布局了8

個公租房樓盤，每個樓盤100多萬平方米，現已全部開工，明年3月可全部竣工。

3、科學規劃布局公租房。主城已進入“二環時代”，按規劃內外環之間將布局21個人口集聚區，每個集聚區20多萬人，累計新增城市居民500萬人。總體考慮，在21個集聚區中各建1個可容納幾萬人的公租房樓盤，使公租房住戶與集聚區居民共享城市配套設施和公共服務。每個集聚區中可能有10多個樓盤，其中有1個公租房樓盤，可稱為“大插花、小分開”，不是一棟商品房中夾雜幾層公租房，也不是一個樓盤中修建幾棟公租房。

4、公租房實現“三位一體”保障功能。一是今后不再專門建設廉租房，廉租戶租住公租房。過去，由于廉租房安排方式、地方財政緊張等原因，廉租房質量和檔次普遍較差，現在安排廉租戶住進公租房，但租金仍按原廉租房標準。這是人性化的舉措，既改善了廉租戶的住房環境，又讓他們保持了享受低租金的待遇。二是今后不再建設經濟適用房。經濟適用房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因為五年后可以進入商品房系統交易，賺取翻番的收益。這是利益輸送。重慶不再建經濟適用房，但公租房可作為經濟適用房賣給公租房承租人，但如果承租人將來要再賣，只能由公租房管理局按一定的利息和通脹系數回購，再租給公租房對象。真正的公租房應該姓“公”，不能變成私人產權房；公租房總是起保障作用，不能變成某些人發橫財的工具。只要把住“出口”，“進口”寬松點也沒關系，因為不會出現利益輸送。

（二）實行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場、高端有遏制的“三端調控”

1、低端有保障。即通過稅收、土地出讓金、城市建設配套費、開發商利潤“四個沒有”，保證公租房體量大、租金低。建設公租房，重慶不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三年內建成3000萬平方米，大體可解決50多萬戶。按2000多元/平方米，需投入700億元左右。其中，政府劃撥土地3萬多畝，按每畝土地出讓金60—70萬元算，相當于政府為公租房注入200多億元；同時，通過每年土地出讓金的5%和今后開征的特別房產稅，再注入100億元左右；另外400多億元資金，通過銀行貸款、信托等方式融資獲得。相比其他省市，重慶可以大規模地干，不僅因為有豐裕的土地儲備，且資金能夠實現平衡。總體看，融資400億元每年利息約20億元。3000萬平方米公租房約60萬套，按每套租金6000元，每年約有36億元租金的現金流，不僅可對沖掉銀行利息，剩余部分還可用于房屋維護等。公租房具有不動產的保值增值功能，建設公租房實際上是把優質資產留與了后人，絕不會留下數百億、上千億的財政窟窿。

2、中端有市場。不僅靠市場供給，也給予政策扶持。對老百姓購買第一套普通商品房給予優惠，即按揭貸款返還個人所得稅40%地方留成部分。這個辦法全世界通行，如美國，凡居民家庭購買第一套房，按揭還貸期間，家庭個人所得稅可抵扣用于還貸，也是幫助中產階層增加財產性收入。目前，只有重慶這樣做。

3、高端有遏制。遏制高檔商品住房價格過快上漲，單靠收緊信貸，作用并不大。比如別墅，200平方米以上，價格為普通商品房均價的三倍以上，當然應該收房產稅。我們擬對高檔商品住房開征房產稅，其收益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設。

（三）“五管齊下”調控房地產市場

1、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控制在25%左右。這個比例是用相關數據

模型測算出來的，適用于擴張期間的新興城市。2002年—2009年，重慶房地產開發投資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25%左右，預計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達到6500億元，房地產開發投資占比仍將保持在25%左右。這不是巧合，而是調控的結果，全國只有重慶保持這一比重。

2、房地產建設規模按人均30平方米控制。按人均住房面積30平方米，1000萬人需建住房3億平方米。建設總量確定后，如果3年建完，房地產開發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可能達到50%甚至60%，就會產生房地產泡沫；如果30年建完，房地產開發投資力度又可能太少，城市會發育不足。因此，需要合理控制房地產建設規模。

3、樓面地價不超過房價的1/3。最近，上海拍賣一塊地，樓面地價3.5萬元/平方米，房價肯定超過10萬元/平方米。對重慶而言，絕不會讓地價先漲，再逼著房價漲。但房價上漲后，地價應該隨之提高，因為地價收益是財政收入，主要用于為老百姓建公共設施、基礎設施，否則就會把利潤拱手讓給開發商。政府的調控，首先是做好土地儲備。當房價達到1萬元/平方米時，地價最高不能超過3300元/平方米。如果房價還是太高，再推出幾塊地平抑市場。這方面我們做得較好，所以，重慶房價總體是健康的。

4、抑制投機“炒房”。溫州炒房團或國外炒房團大批量低價買房，然后價高時賣出，大量利潤被賺走，這是國民收入和民脂民膏的流失。有人認為，外來人炒高房價，使本地居民財富增長了。其實不然，因為本地居民仍然住原住房，這種增長是虛無的。美國為了防止外來炒房，對不在本國居住和工作的人的購房行為扣以重稅。我們也設想對投機性購房征收房產稅，待國家批準后推行。哪怕炒房團減少后重慶房價下降一點，也沒有關系，這有利于穩定投資環境。重慶作為國家級中心城市，目前房價比貴陽還低，如果不加強調控，兩三年后重慶房價就可能翻番。

5、穩定的金融政策。利率的高低決定著房產的增值或貶值，除金融危機等特殊情況外，銀行利率政策一般應保持穩定，以保證房產財富的穩定性。這涉及中產階層的利益。

三、關于內陸開放

重慶工業銷售值今年可達1萬億元，但缺少加工貿易。到2015年，全市工業銷售值達到2.5萬億元，其中電子信息產業占到40%，成為第一支柱產業。電子信息產業之所以能夠取得重大突破，關鍵在于通過內陸開放，實現了筆記本電腦加工貿易的跨越發展。

（一）加工貿易為什么很難在內陸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工貿易取得了長足進步，去年加工貿易占全國進出口總量的50%，達到1.1萬億美元。但加工貿易主要布局在沿海，中西部幾乎為零。盡管國際金融危機使得外需疲軟，加之沿海地區勞動力、油電煤運等成本提高，加工貿易有向內陸地區梯度轉移的趨勢，但由于物流成本高等原因遲遲未能實現。加工貿易總是大進大出，零部件和產品如果在上海和重慶之間來回運輸，會增加2000公里物流成本，這足以抵消重慶煤電油運、勞動力的優勢。

（二）國際電子信息產業重組帶來了契機

2008年，由于遭遇國際金融危機，世界原材料工業、裝備工業到一般電子消費品，市場幾乎都萎縮了30%—40%，但唯獨筆記本電腦產業保持增長。因為技術革新，2008年前后實現無線電腦上網，第七代液晶面板大規模生產、價格大幅下降，臺式電腦被筆記本電腦逐步取代。目前，全世界每年銷售5—6億臺手機、1.6億臺筆記本電腦，一旦實現筆記本電腦手機化，筆記本電腦銷售將達到3—4億臺。對此，重慶市委、市政府敏銳作出判斷，如果將蘇州、上海的原有1.6億臺筆記本電腦生產轉移到重慶并不現實，但全球新增1.6億臺筆記本電腦的市場無疑是天大機遇，于是毅然組團拜訪世界最大的筆記本電腦品牌商——惠普公司。

（三）加工貿易模式創新使重慶贏得了機會

沿海加工貿易模式是零部件和銷售“兩頭在外”、加工制造“一頭在內”的水平分工，物流成本極高，違背經濟規律。合乎邏輯的應是整機加零部件一體化，實現80%零部件本地造，進項物流成本歸零。我們向惠普公司提出，將通過加工貿易模式創新解決物流問題。只要惠普公司給重慶4000萬臺訂單，零部件廠商就會蜂擁而來，保證在2—3年內實現80%零部件本地化。這一模式創新引起了惠普公司極大興趣，也贏得了臺灣代工企業的紛紛響應，形成了一個品牌商、三大代工廠、一百個零部件制造廠，即“1+3+100”的筆記本電腦產業集群。原計劃80%的零部件本地化按“三三四”的比例三年完成，但今年已達到48%，明年可全部實現。今年惠普項目正大規模修建廠房，明年產能將達2000多萬臺，后年達到4000萬臺。由此，我們悟出一個道理：與企業談判，不要把對方作為對手，而要成為戰略混合體，大家共同謀劃，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利益共享，這是招商引資的最高境界。以自殘方式壓價，拼血本，就算贏了，最多也只能算第二層次。

（四）創新加工貿易模式具有多重意義

當前，我國仍處于加工貿易低端，不少專家學者提出批評，甚至提出遠離世界加工貿易體系。殊不知，1.1萬億美元加工貿易解決了中國2億人的就業問題。現在關鍵的問題是，要引入加工貿易的高端，否則中國制造業是沒有出路的。重慶不僅不會揚棄加工貿易，反而會把發展加工貿易作為動力，通過創新加工貿易方式，爭取坐到“微笑曲線”的高端，推動內陸開放高地建設。

1、實現零部件制造的轉移。由此帶來四大好處：一是降低內陸加工貿易物流成本，這是實現內陸加工貿易的前提。二是零部件不再長距離運輸，無形中降低了能耗，更加環保、低碳。三是延伸加工貿易產業鏈條，帶動力增強。過去“零部件在外”，比如1000億美元出口，其實是購買800億美元零部件組裝后再賣出去，凈創匯很低。零部件大量在本地生產，增加了出口創匯量。四是隨著越來越多零部件廠商的集聚，增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

2、實現研發基地的轉移。電子產品的核心技術，不在總裝廠、代工廠，而在零部件企業。建出口額1000億美元的筆記本電腦總裝廠，只需投資50億美元，但建立為其配套的零部件廠及其研發中心，至少需要投資500億美元。做電腦芯片、集成電路、電腦電板的工廠，一般需要投資幾十億美元。重慶與全球最大的筆記本電腦電池——新普科技公司已正式簽約，準備下月開工，總投資幾億美元，產品占全球的50%。零部件研發基地遷入，也會提升重慶的科技實力。

3、實現加工貿易結算的轉移。一般的結算是采購原材料、銷售產成品、中間物流加工、勞動力的結算，企業在哪里上稅，結算就在哪里。但加工貿易不同，其結算有五個層次，品牌商將電腦賣給商店，代工廠造出電腦交給品牌商，零部件廠把零部件交給組件廠，物流企業對產品進行運輸，這些環節都會產生結算。這種結算，不是發生在每個點，而是由它的全球結算中心統一進行。惠普在中國的1000億美元加工貿易原來在新加坡結算，整個中國1.1萬億美元的加工貿易結算也基本都在境外。我們看到了其中的不合理性，于是說服惠普將結算中心轉移到了重慶，現已開始運行。這會帶來三大好處：一是結稅，每年產生稅收100多億元；二是結利，流動資金都在銀行，每年產生幾十億美元的服務費；三是結人，形成成千上萬的會計等白領在重慶聚集。

（五）為推動加工貿易發展搭建好開放大平臺

推進加工貿易發展過程中，國家給予了很大幫助，支持重慶建立了內陸首個保稅港區——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和全國面積最大的保稅區——西永綜合保稅區。保稅區是關境、邊境疊加在一起，貨物在沿海一進入保稅區就一次報批、一次審檢、一次過關。貨物在上海港登陸，運往重慶保稅區，如果上海已經查過，重慶再查就多此一舉；同理，重慶保稅港貨物運到深圳后，深圳海關再查也多此一舉。內陸要建保稅區，必須在理論和實踐上突破兩次檢查的制度障礙。目前，重慶的兩個保稅區已經成功實現這方面的突破，不管出口還是進口，都只需在重慶保稅區檢查一次。這為內陸加工貿易大發展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

（六）創新社會管理，為加工貿易發展創造更優環境

加工貿易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圍繞產業工人的社會管理具有較大難度，容易出現員工“跳樓”等類似事件。計劃經濟時代，企業既管經營，又管工人生活，結果是管不好。現在如果讓企業繼續管理工人的生活配套等，不僅管不好，而且影響投資環境。為此，我們努力創新機制，只要求企業依法經營，主要做好企業內部事務，產業工人的宿舍、城市戶口、子女教育、醫療衛生等配套設施或服務，主要由政府協調管理，使職工一出廠就進入社區，能夠充分融入社會。

（七）加工貿易模式創新可以復制到其他方面

加工貿易模式創新的關鍵，是把加工貿易的“兩頭在外、三頭在外、四頭在外”變成“一頭在內、兩頭在內、三頭在內”，然后只留銷售在外。按照這種模式，除了引入惠普4000萬臺筆記本電腦項目外，還在推進幾千萬臺打印機、數碼相機、3G手機和幾百萬臺路由器、服務器、通訊設備等項目。3G、無線上網技術提高后，筆記本電腦、平板手機、3G手機將實現“三合一”。如果能夠和擁有3G手機操作系統的企業實現戰略合作，不僅可以得到訂單，而且還能形成戰略配置，推動重慶成為全球通訊系統、3G手機或者未來電腦的制造高地和軟件開發高地。這方面我們正在謀劃，并與世界最強的通信、電腦、電訊廠商共同推進，兩年后有望取得實質性進展。總之，一個在亞洲甚至全球都具有影響力的電子產品加工貿易基地正在重慶悄然崛起。

四、關于金融中心建設

深處內陸的重慶要建設金融中心，絕不能按照常規套路操作，而只能另辟蹊徑，走特色之路。

（一）建設什么樣的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大致分為四類：一是行政總部集中的金融中心，如北京，國際、國內銀行總部聚集。二是要素市場集聚的金融中心，如上海，國家級股票市場、外匯市場、石油市場、期貨市場等聚集。三是結算類的金融中心，如新加坡，每年有1萬多億美元的結算額。四是混合型的金融中心，如美國紐約和香港，集聚大量的金融總部、要素市場、結算中心，香港是亞洲級中心，紐約是世界級中心。在世界金融中心格局中，重慶集聚金融行政總部不現實，國家級要素市場又是國家賦予的，只有結算類金融中心具有市場競爭性，只要條件具備，努力爭取，就可能獲得成功。

（二）如何建成結算金融中心

1、推動銀行、證券、保險業發展。今年重慶GDP將達7000多億元，貸款余額1.1萬億元左右，兩者比例大體1：1.5，五年前這一比例僅為1：1，到2013年或2014年可能達到1：2。目前，北京這一比例為1：3，上海為1：2，重慶位居全國第三。由于資本回報率高、銀行不良資產率低，貸款迅速增加和集聚，表明重慶金融生態環境較好，與市外地區形成良好的資金互動，具有較強的資金集聚輻射功能。一般地，上市公司市值與GDP的比例保持在1：1較為合理，預計今年重慶上市公司市值達到3500多億元，占全市經濟總量的40%，到2012年提高70%—80%，到2013年或2014年達到1：1。重慶人均GDP已超過3000美元，進入保險業“黃金發展期”。銀行、證券、保險的快速發展，有助于結算金融中心的建設。

2、推動非銀行金融機構發展。百業興則金融興，金融業與工商業是聯系緊密的互動關系。非銀行金融機構主要為中小企業和中低收入者服務，包括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擔保公司、租賃公司、小額貸款公司，以及各類財務公司、商品融通公司。政府幫助中小企業融通資金，不僅需要大銀行，還需要中間橋梁。當前正在推進的大項目：（1）國家開發銀行與市政府共同出資，確保三峽擔保公司30億資本金全部到位，成為中國最大的擔保公司。（2）與沿海某知名保險公司聯合組建金融租賃集團，總部設在重慶，在全國布局幾百家租賃擔保公司，既為重慶每年增加幾十億元稅收，又增強重慶的金融輻射作用。（3）今年5月已成立資本金60億元的昆侖租賃公司，其中中石油出資54億元，重慶出資6億元，總部設在重慶，并覆蓋全國。（4）準備與德國一家銀行合作，專門為老百姓購房提供按揭貸款服務。

3、推動區域性要素市場發展。包括建立農村土地交易所、產權交易所、OTC柜臺交易中心、航運交易所、藥品交易所、畜產品交易所、期貨交易所等，有利于活躍市場，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對區域發展起到很好的平衡和補充作用。

4、推動加工貿易結算中心發展。目前，全國只有重慶在做1000億美元的加工貿易離岸金融結算，重慶本土還會產生幾百億美元的結算業務。今后兩年爭取再吸引兩三家企業增加結算業務1000多億美元，這樣重慶將形成約3000億美元的結算額。全國有1萬億美元加工貿易，重慶結算量就占到1/3，將真正成為我國內陸的國際結算中心。結算中心不一定在沿海，只要具備現代數據通信服務、良好的辦公和生活環境以及高素質的會計人員，在內陸同樣可以建立。加工貿易結算中心布點，“發點球”不在國家外管局、商務部，而是跨國公司的自愿。

關鍵看我們怎么做工作。

5、推動電子商務貿易結算中心發展。目前，世界貿易結算已進入第三階段。第一階段是實物貿易進出口結算，是企業之間點對點的常規結算，中國有1.1萬億美元。第二階段是加工貿易結算，呈網絡狀，中國1萬億美元結算在海外。第三階段是電子商務貿易結算，如淘寶網之類的結算公司，主要涉及外匯結算問題。中國與外國通過電子商務平臺互購商品，如果像實物貿易一樣，先向外管局申請外匯，再到海關查核驗收，手續變得瑣碎，交易成本增加。電子商務一般是購買幾十元的小商品，每次都進行外匯兌換手續是不必要的。由于我國管理方法不適應，目前這類結算主要靠國外的結算公司、境外人民幣交易市場或地下錢莊進行，并不規范，待結算規模達到幾億、幾十億、幾百億美元時問題就會暴露出來。為此，重慶與世界最大的電子商務結算公司合作，成立了中國電子商務國際結算中心，預計明年結算額達到100億美元，后年達到150億美元，第三年達到500億美元，第五年達到1000億美元。十年后，中國電子商務結算將達到1萬多億美元，與加工貿易的1萬多億美元、實體貿易進出口的1萬多億美元，形成“三分天下”之勢。在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的情況下，重慶能推動國家外匯管理體制創新，率先建立起電子商務結算中心，就可占得先機，提早集聚并形成規模效益。

當今的中國，正在按照科學發展觀的總體要求，加快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當前的重慶，正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提速落實“314”總體部署和國發3號文件。在此當口，全社會都應牢記小平同志的諄諄告誡，高揚改革開放大旗。改革是對體制機制、制度政策的調整，解決基本的問題；開放能夠讓我們融入國際市場，在世界格局中確定自己的地位。市場經濟有條規律，“先行者通吃”，重慶人要有點戰略眼光，就要有通吃的豪氣和魄力。

以上四個案例，MBA教程上可能沒有，但以后會進入教科書，希望重大的師生們對此作深入研究。一個優秀的MBA學員，畢業三年后應當把課程中的全部案例忘掉，自身培養起創新素質，根據現實條件、國家政策、世界規則和資源配置制定出一個最佳的方案，這才是真正的學以致用。

同學們，你們是民族的希望，只要你們擁有雄心壯志，以過硬的學術底氣、堅韌的工作勁頭投入到經濟社會建設中，就一定能把我們的祖國和家鄉建設得更加興旺發達！

第二篇：黃奇帆市長在全市商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黃奇帆市長在全市商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摘要)

今年商務領域的重點工作

今年，全市商務工作的主要目標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5%，力爭16%以上；利用外資保持100億美元規模；外貿進出口增長25%，努力爭取700億美元；服務貿易力爭突破100億美元。

這些指標對加快重慶經濟發展具有五大意義。一是推動經濟中心的要素集聚和輻射。二是帶動交通建設和物流產業發展。三是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商貿業都是第三產業，無污染、能耗低、附加值高，可直接改變產業結構。四是增加就業。重慶每年新增大中專畢業生近40萬人，其中高校和中專畢業生大致各占一半。發展服務業可以創造更多的“白領”崗位，吸納大專院校畢業生就業。五是服務和改善民生。商務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衣食住行都離不開商務發展。商務發展也會影響和改變百姓消費結構，促進消費升級。

抓好今年外貿、內貿各有五項重點。

外經貿方面：對外開放是我國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內陸開放比沿海至少晚十幾年，要盡快補上這一課，不能因為國家啟動內需就忽視開放。總書記在全國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當務之急是穩住出口，要繼續實施以質取勝和市場多元化戰略，推進貿易便利化，穩定和擴大國際市場份額，要鼓勵對外投資帶動出口，增強服務業出口能力，加快形成出口競爭新優勢。要發揮出口對結構調整的支持作用，積極引進國內短缺的先進技術裝備，擴大國內緊缺的原材料進口。要穩定利用外資規模，優化利用外資結構，引導外資為產業轉型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服務。要抓住當前有利時機，通過建立海外合作發展基金、參與境外基礎設施建設、并購先進技術企業等形式，擴大對外投資，提高投資效益。”重慶貫徹落實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要重點抓好五件事：

一是進一步改善利用外資結構，促進利用外資與海外投資“雙軌聯動”。外資帶來的不僅是資金，更重要的是帶來先進技術、管理理念、人才隊伍和國際市場。實踐證明，我們利用外資形成“全方位、寬領域、多渠道”的“九字方針”，行之有效，今后要繼續堅持。從結構上看，最近兩年都是“433”結構，今后要力爭轉變為工業50%、房地產30%、金融等服務業20%的“532”結構。“走出去”海外投資要繼續堅持“一頭在內，一頭在外”的原則，對每個投資項目實行“1+3”團隊運作，規避投資風險。

二是推進一般貿易、加工貿易、服務貿易全面發展。重慶加工貿易研發、制造、結算等微笑曲線高端環節都在本地，符合國家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的方向，要堅定信心，繼續扎實推進。今年加工貿易的重點是實現筆電零部件本地化。最近三年，我們提出打造“5+6+700”筆電產業集群的頂層設計，現在品牌商和代工商都到位了，零部件企業也簽約700多家，但目前產能還未完全釋放，今年要爭取達到60%，明年達80%。這項工作做好了，今年電腦、打印機、服務器等終端產品就可能超過1.2億臺（件），帶動加工貿易至少增長50%，實現進出口增長25%以上。三是充分發揮保稅區保稅貿易、離岸貿易的功能。保稅區的本質是自由貿易區，除加工貿易外，更重要的是保稅貿易、離岸貿易等功能。拓展這些功能，是今年的重中之重。要學習上海的成功經驗，大力發展保稅貿易和離岸貿易，造一批寫字樓，吸引上千家外貿公司入駐，就能吸引大量外來稅收。要用發展加工貿易的勁頭來干好這項工作，力爭三年有大突破。今后要把保稅貿易和離岸貿易納入對保稅區的考核。

四是統籌推進各類開放平臺建設。兩江新區基礎設施開發、招商引資等工作要繼續抓好、加快發展。6個國家級開發區和36個工業園區要同步推進，大力培育產業集群，優化資源配置。力爭五年后，全市工業產值的85%、增量的90%由開發區產生。對此，全市城鎮化、工業化大會已作了詳細安排，要狠抓落實。

五是建設內陸口岸高地。“渝新歐”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把這件事做好，也是為國家作貢獻。去年每周開行3班，今年要力爭實現每天一班。同時，組織好回程貨源，實現進出平衡，使重慶真正成為口岸。要推動水、陸、空口岸齊頭并進，擴大機場口岸，果園、寸灘港要全面投入使用。大力發展轉口貿易，過去三年重慶港轉口貨運量占比已由10%提高到40%，今年要提高到45%。去年，重鋼上千萬噸鐵礦石、重糧120萬噸大豆，都在上海、江蘇等地報關，筆電加工貿易企業進口的關鍵零部件，大多也是以內銷形式從沿海保稅區轉運到重慶。相關部門要認真研究，改進工作方法，如實地把本地企業的進出口，體現到重慶口岸來。內貿方面：去年重慶商貿發展得不錯，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全國的1/50，很不容易。今年，要重點做好五件事：

一是推進商務集聚區建設。隨著主城“二環時代”的到來，除了老“五大商圈”，將新增朝天門、彈子石、化龍橋、九龍半島、龍洲灣、悅來會展中心等十個商圈。今后幾年，十個商務集聚區總投資達5000多億元，是全市最重大的商業開發片區。此外，各區域性中心城市和區縣也有商圈。要成為商務集聚區，必須實現人流、住房、交通、市政配套和商貿五個集聚。相關部門和區縣一定要按照有利于“五個集聚”的要求，高水平規劃、建設好。

二是發展便民利民商貿服務。除了大商圈，還要注重發展民生商貿。把社區、住宅區周邊的小商圈、商業網點搞好。特別是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設施，如蔬菜市場、食品市場。要科學規劃布局，讓農民通過市場賺錢，市民通過市場省錢。此外，還要大力發展貿易批發市場，扶持像重慶商社集團這樣的國家級商貿龍頭企業發展，形成各類商業設施和市場主體優化布局、良性發展的局面。

三是大力發展電子商務。要抓住兩個重點：其一，物流配送。無論是何種商業模式，最終都需要物流配送。搞好配送體系，既能服務于有形市場，又能服務于無形市場。其二，結算。一些地方辛辛苦苦修建貿易市場和招商引資，但入駐商戶把結算放在其他地方，就造成稅收旁落，白費力氣。一定要抓住物流配送和結算這兩個環節，這是電子商務發展的關鍵。四是建設好要素交易市場。交易所有五大功能：即價格發現、資源優化配置、規范市場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和金融結算。重慶已有國家認可和重點扶持的七大交易所，要繼續做好。最近農業部批準畜交所為全國生豬交易試點，要爭取一年交易3000萬頭生豬，遠期達1億頭。藥交所去年交易額達100億元，占全國的1%，今后要努力使交易量擴大到1000億元，掌握定價權。土交所、產權交易所、OTC市場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市場，要千方百計做大做強。

五是有效控制好商貿發展中的三種“泡沫”。其一，商業設施規模過大的泡沫。最近，國家嚴厲調控商品住房市場，但沒有限制寫字樓、綜合體等商業設施，開發商就一窩蜂地往里擠。如不加控制，三年后肯定是泡沫一堆。一般來講，每平方米商貿設施年銷售額至少達1萬元，每平方米寫字樓產生的GDP也至少達1萬元，按銷售業績倒推，就會發現是否過剩。商業設施規劃和招商引資，都要注意防范。其二，專業市場數量過多的泡沫。以鋼材為例，重慶每年約2000萬噸鋼材的市場規模，分布在兩三個市場就比較合理，如果到處建就可能會過剩，形成泡沫。朝天門市場搬遷，增加點規模也必要，發展到兩三百億元是合理的，但想變成千億級市場，就很不現實。絕不能每個區縣都建個百億級市場，專業市場遍地開花，也會成為泡沫。務必引起高度重視。其三，金融杠桿比過高的泡沫。杠桿比過高會產生金融壞賬。最近，一些地方貿易批發、商業零售市場產生幾百億元的三角債，形成壞賬爛賬，多數是抵質押把關不嚴造成的。抵質押一次是金融創新，但如果弄虛作假，抵押兩三次，規模就會擴大兩三倍，銀行等金融機構就會倒霉，還會進一步傳導到實體經濟上。要及早排查，決不允許這類事情在重慶上演。什么叫科學發展。不頭腦發熱，實事求是，就是科學發展的應有之義。

第三篇：黃奇帆金融講話

編者按：近年來，伴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深度發展和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的加大，金融風險不斷累積，除了屢禁不絕的非法集資，小貸、擔保等非銀行機構頻頻發生資金鏈斷裂而倒閉，新興的互聯網金融也屢屢爆出“失聯”、“跑路”事件。對此，人們似乎越來越質疑金融業的發展了。金融的本質到底是什么？金融風險究竟有哪些？重慶怎樣建設金融中心？在2月11日舉行的重慶市金融工作會上，市長黃奇帆為金融機構及區縣負責人上了一堂深入淺出的金融學ABC課，提醒他們只有牢記金融原教旨，才能準確把握金融發展的方向，更好地防范金融風險。以下為講話實錄稿。

在全市金融工作會上的講話 黃奇帆

剛剛過去的2014年，重慶經濟有六七個主要指標都處在全國前列。比如GDP增長率，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工業利潤增長率，進出口增長率，商業零售增長率；還包括一些專業領域的指標，比如機場旅客吞吐量的增長率，汽車生產量的增長率，筆記本電腦的增長率，等等。這些重要指標，支撐了重慶經濟持續健康穩定向好的發展，符合國家提出的追求效益、追求質量、調優結構的要求。

取得這樣的成績，金融戰線功不可沒，實屬難能可貴，值得倍加珍惜。去年，重慶金融工作成效顯著，新增了5600多億的社會融資，占到全國15萬億新增融資額的1/30。作為經濟總量占全國的1/40、人口也占全國1/40的重慶，金融資金的供應能力達到1/30，對重慶經濟強勁發展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撐。與此同時，重慶的不良資產率大體上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1/3，不管是銀行業、信托業、小貸擔保業、網絡金融業，各種門類的金融機構，重慶都是全國不良資產率最低的地方之一。這說明重慶金融是健康的，良性的。

今天，我從三個角度談一些看法：一是關于金融的定位。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為結構調整服務，為改革開放服務，為國家的戰略方針服務。二是關于金融防風險。金融的風險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金融服務的對象，也就是產業發展要防風險，金融自身也要防風險，還要防范非金融的各種社會活動沖擊金融業的風險。三是重慶未來幾年金融行業的發展目標，要建設長江上游金融中心，建設內陸的國際化金融中心。

一、關于金融的定位

首先，說說金融的本質。就是三句話：一是為有錢人理財，為缺錢人融資；二是信用、信用、信用，杠桿、杠桿、杠桿，風險、風險、風險，實際上就三個詞“信用”、“杠桿”、“風險”；三是金融不是單純的卡拉OK、自拉自唱的行業，它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金融如果不為實體經濟服務，就沒有靈魂，就是毫無意義的泡沫。在這個意義上，金融業就是服務業。

具體來講，第一個特點，為有錢人理財，為缺錢人融資。銀行是干什么的？一方面，老百姓有錢存在銀行里；另一方面，企業需要錢，銀行就是在之間起著橋梁，起到中介和服務作用。保險是干什么的？保險實際上是人在健康、安全的時候，有余錢買了保險，發生生病、死亡等意外突發事件的時候拿來救急，這個過程是人自己給自己的一個平衡，當這筆錢放在保險公司，又可以為企業融資提供資金來源。證券市場更是如此，老百姓冒一定的風險投資買股票，取得回報，不管是賺的企業利潤分配，還是股價差價，總之是為有錢人理財的一個橋梁。租賃也一樣，一個企業沒錢一次性投資10億，就要借債，如果通過租賃，把一次性的巨額投資轉化為日常的租賃費用，那么投資資本和資金就轉化為租賃公司的資金，而企業不出這筆錢，攤入運行成本，運行成本增加以后，少交一點所得稅，或者產生各種各樣的效益。這也一樣起到為需要錢的人融資的作用。在座的都是金融業專家、領導，都明白這個金融的定位。我們有十幾個金融品種，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統的資本市場發債券、發股票，還是間接的金融系統商業銀行或者非銀行金融系統，都是各種理財方式、中介方式，本質上就是為有錢人理財，為缺錢人融資。

金融的第二個本質，是信用、杠桿、風險。首先是信用。沒有信用就沒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是金融的生命線。金融的生命線，一種體現在是金融企業本身的生命線，金融企業本身要有信用；一種體現在與金融機構借錢的企業也要有信用；還有一種體現在老百姓在你這兒存款、投資的過程中，各種中介服務類的企業當然也要有信用。信用從哪兒來呢？對非金融企業來說，你跟金融單位融資，沒有信用就無法融資，任何在這個問題上投機取巧的人，最終一定會受到懲罰。說我不要信用也能融資都是胡扯，離開金融本源的任何理論都是不成立的，這個本源就是兩個字——“信用”，是金融安身立命之本。企業的信用在哪兒呢？第一，企業要有現金流，你向銀行借1億，銀行就要審核這個企業每天、每月、每季度、每年現金流怎么樣，現金流比利潤還重要，哪怕利潤很高，如果某一個月資金鏈斷了，把你弄得崩盤了，后邊哪怕有暴利，你已經死了，也沒有用。所以，資本市場上考核企業的第一個信用就是分析財務報表里的現金流。第二，要講企業的利潤，我們說一年有1億利潤，10倍市盈率，股票市場價格可以值10億，增長很高，市盈率30倍、50倍還有人愿意買，是買它的未來，因為利潤增長很快，買了以后，過三年、五年，高增長率會把這個市盈率從30倍又降到10倍，我買的股票就賺錢了，總之和回報率有關。第三，和抵押物有關，如果回報率、現金流不大講得清，但這個企業很重要，擔保公司愿意為他擔保，或者某個第三方企業幫他擔保，擔保物是充實的，銀行當然可以照貸無誤，如果萬一企業不行，擔保公司、第三方企業賠，只要這個事鐵板釘釘，也是可以的，也是一種信用。第四，就是企業的高管人員，企業的經理是一個世界有名、中國有名、區域有名的非常實誠的優秀企業家，如果遇上金融危機，遇上特殊困難，暫時遇到困難，憑他個人信用的含金量，大家可以幫忙。另外企業的品牌等一些無形資產也是有價值的。

這些都是一些金融學的常識，但人們往往不按常識做事。我們有時候說現在大數據分析，不管怎么分析，如果看不到企業的現金流，看不到企業的資本回報率，看不到企業的第三方擔保，看不到企業非常實際的一些信用物，大數據分析就能把幾百萬、幾千萬借出去？我覺得這也會很荒唐的。我的意思說什么呢？如果直接了解企業這些相關數據當然最好，如果用大數據，網絡的方法間接地、確切地了解企業的這些數據，也是一樣的效果。但是，如果說大數據分析的結果是不需要有資本回報，不需要有現金流概念，不需要有擔保物，也不需要有其他的信用物，那大數據就是賭博。所以，金融的本源其實并不復雜，如果一套說法說得把金融ABC給丟了，它哪怕再復雜再高端，也別信。金融的衍生工具也一樣，有許多許多的衍生工具，但是不管什么衍生工具，總是能看到信用幾個基本特征的痕跡，如果全部拋棄了，還原不了，根本搞不清了，那就是泡沫。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這樣，次貸產品本來是房地產商賣房子，不需要抵押物，零首付，不受制約，房價就會漲，漲了大家都賺錢。一旦這樣的房子壞賬，沒有抵押物，全是銀行背賬，銀行風險就大了，但銀行不是想辦法把次貸變成正常貸款，從抵押物上做文章，而是把這個次貸賣到股票市場，變成了CDS債券，這個CDS債券杠桿比到了1：40，雷曼兄弟公司40億美元購買了1600億美元的CDS。如果這個債券漲10%，他就賺400%，40億美元變成160億美元，如果跌10%，就立馬崩盤了。總之，考核數據分析或者品種轉換的根由，就是信用物。沒有信用的一切金融都是假金融、偽金融，在重慶決不讓它發展，這是常識。

第二個就是杠桿。金融的特點就是杠桿，沒有杠桿就沒有金融。為什么要信用？因為信用是杠桿的基礎，你有信用，我才杠桿，如果什么事都是1：1的，我拿100塊給你，你就我給100塊的貨物，大家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就不需要信用了。一旦有信用，就有透支，透支就是杠桿。銀行的存貸比，就是一種杠桿比例。有10億注冊資本，可以搞100億貸款，資本充足率1：10，也是個杠桿比。租賃公司如果有50億資本，可以搞500億租賃，也是1：10的杠桿。搞期貨一般是1：20的杠桿，5塊錢的資金可以做100塊錢的投資，如果做遠期交易，1：5的杠桿，100塊錢的交易付20%，半年以后貨物到了再付剩余的，這中間也有個透支，是1：5。最近，股票市場搞融資融券，也是個杠桿比，你有100萬的股票，跟證券公司可以融資也罷，融券也罷，借給你一定比例的透支，總之沒有比例就沒有金融。雖然這也是金融課堂的ABC，但是一切的金融風險都是背離了這些基本原理而所致的，所以這些基本原理要當真經來念，不管是行長還是科員，這個真經要天天念、月月念、年年念。所有的金融風險都是杠桿比過高造成的，沒有杠桿比就沒有金融，但杠桿比過高就產生風險。剛才我用了信用、信用、信用，杠桿、杠桿、杠桿，風險、風險、風險三個疊加詞，就是用最土的方法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一切金融的創新都是想方法把杠桿放大，一級杠桿1：3，二級杠桿再來一個1：3，整體系統疊加就變1：9，如果有三級、四級就更上去了，每一級都在策劃杠桿比，一切金融危機的本質就是杠桿比放大，真正的智慧就是設計一個風險比較小的、有一定信用基礎的、可靠的、不容易壞賬的杠桿比，那才是智慧，是金融的精髓。

我們說過分的杠桿比是一切壞賬、一切風險、一切金融危機的來源，壞賬是講具體的一個企業，風險是這個系統體系發生的事，危機就是延伸到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事。所有的這些，都和杠桿比、和風險沒控制好有關系。解決金融危機的全部辦法也就是三個字：“去杠桿”，不管是國家級的去杠桿，還是某個行業的去杠桿，還是某個企業的去杠桿，實質就這么簡單。

這是金融的第二個本質，風險、杠桿和信用。這三件事是互動的，信用高的風險當然就低，杠桿比一般也不會太高；杠桿比高的信用就會降低，風險也就比較高。金融專家、企業的創新都是圍繞這三件事在運轉，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一個度。

第三個本質，金融的要義是為實體經濟服務。記得鄧小平老人家當年視察浦東，也就是1991年1月14號，大年初四，他說了一句話：“金融很重要，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中國的金融要在世界上有地位，首先要從上海搞起。”這段話講了三層意思：一是金融和各個行業的關系，一招棋活全盤皆活，是個中心。二是上海過去是貨幣自由兌換，以后也要這么搞，當時金融是管制的，貿易項下也不能自由兌換，老人家已經想到以后貿易項下自由兌換，今后要這么干。三是，當時人們認為北京是金融中心，上海不值一談。老人家說中國的金融要從上海搞起，上海才真正敢把金融中心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這個核心是怎么形成的？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如果不為實體經濟服務，這個中心就變成以自我為中心，就會異化為一個卡拉OK、自拉自唱、虛無縹渺的東西。金融只有在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過程中，圍繞著實體經濟運轉的過程中，才能成為中心。對此，王岐山同志在當國務院副總理時曾說過，“百業興，則金融興；百業穩，則金融穩”，這兩句話應該是金融界的戒律。我講這段話，是讓大家理解金融的本源，金融的三個要義。你哪怕成了大銀行的老總，這段話也應該溫故而知新，每當我們發生任何金融風險，無論是金融危機，還是一個企業破產倒閉，或者一個P2P跑路的時候，你都可以從這三個特征值里找到問題的本源。

第二，一個地方政府為企業服務，推動金融發展，最重要的該抓什么？我們要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小微企業服務，為“三農”服務，為結構調整服務，為國家的戰略重點服務。在這樣的服務過程中，抓手是什么？我認為最重要的就是按“一行三會”的金融政策，努力做好“三管齊下”的工作。“第一管”就是間接金融中的商業銀行貸款融通的體系，“第二管”就是要發展直接金融中資本市場的融資體系，“第三管”就是發展小貸公司，信托公司，財務公司，租賃公司等各種各樣的非銀行金融體系。

這三個體系如果完全靠布朗運動，自我發展，沒有地方調控，就會沒有方向。以前計劃經濟時期沒有資本市場，也沒有非銀行金融體系，只有銀行，金融體系90%以上靠銀行貸款，這個經濟不會活躍，也不會快速發展，也不會分類調控產生結構的改進，大家都一刀切。現在國家一年15萬億的社會新增融資，銀行占10萬億左右，如果那5萬億不存在，就靠這10萬億，支撐不了當下中國的國民經濟發展。所以，要依靠銀行，但不能一棵樹吊死。非銀行金融機構是“一行三會”在2006、2007年全面啟動的，而且放權給地方政府干，“一行三會”給予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一定的政策框架，地方政府按照“一行三會”的政策框架審批這些機構。從那時候開始到現在，全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法人數量、融資總量，都有驚人的增長。雖然它的融資利息一般比商業銀行高一倍，但它還是受國家管制的一個相對規范的非銀行機構。我們把它叫普惠銀行，有點褒義和鼓勵的意思，也可以把它叫做影子銀行，是銀行的一個對比，也沒有貶義。發展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好處就是，凡是它發達的地方，社會民間的高利貸、亂集資就會大大減少，大體上減少一大半，因為既然有充分的15%、18%的中利貸可以借，我為什么要借30%、40%、50%的高利貸呢？重慶的典當行、高利貸公司，在十年前可以說非常多，近幾年我們批了兩三百個小貸公司，形成了幾百億、上千億信貸余額，他們大大壓縮了高利貸、地下錢莊的生存空間。現在重慶的高利貸、地下錢莊，我不能說沒有，但是大大減少了，這是好的一面。但是它也有缺點的一面，利息總而言之比銀行高，這個比例如果過高，對整個融資系統也是不健康的。

怎么解決這件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力推進直接金融系統，也就是資本市場、債券市場。最近幾年，在“一行三會”的支持下，重慶融資結構的比例有了明顯變化。十年前我們90%以上的新增融資是銀行，后來非銀行系統5%、10%、20%、30%，逐漸逐漸地提高，當提高到40%多以后，又變得不合理了。改變這種局面，不能把銀行的貸款占比又去提得很高。一方面是受制于銀行額度制約，另一方面政府真正有作為的是抓直接融資。去年，我們在這方面又取得新成效，去年5600多億新增融資，銀行貸款占45%左右，直接融資系統提高到24%左右，然后小貸公司、信托公司等差不多占30%。

資本市場融資其實有五六個渠道，很寬的。第一個是IPO上市，不管深圳、上海A股市場，還是香港、美國上市。由于我國上市是管制審批，上市的很有限，最近我們幾個大機構都是跑到香港上市，因為香港屬于注冊制，上市快。第二塊就是發債券，企業債券，由國家發改委、證監會審批，最后在A股市場上市，因為是審批制，規模也放不開。我們最支持的就是讓重慶有信用的企業到人民銀行的銀行間市場去發行企業債，去年有120個重慶的工商企業發了900億銀行間的市場債券。所以，哪個市場對地方政府、地方企業有效，我們就走哪個市場。發銀行間中票或者資本市場的債券又是一種，定向增發也是一種直接金融行為，讓私募基金作為投資股東投進來也是一種股權融資。

去年，我們有一件事做得很成功，就是京東方定向增發。京東方作為中國最優秀的液晶面板類公司之一，在世界生產能力排名第五，生產的產品供不應求。中國一年要進口液晶面板1800億美元，看準這個方向，就要有勇氣投資，效益一定會好的，所以我們請他來投資。京東方想投資，愿意占據這個市場，也有這個技術，但是缺錢，拿不出330億。我們當然不能說你拿不出，我幫你拿，但可以買你的股票，你定向增發100億股，按市場價2.1塊一股賣給我，你得到210億，再向銀行融資120億，就有330億，投在重慶，一年多時間把這個廠造好，今年三四月份就能投產，投產以后一年可以形成五六百億的產值。這是一個很好的投融資項目，解決了戰略性新興產業的巨大投資資金來源，真正起到為有錢人理財、為缺錢人融資的作用。這單業務是西南證券做的，是一個好項目。本來我們起初是想把這個融資需求交給重慶的民營企業，他們如果有錢沒有地方用，投到這個項目，肯定比放100億小貸好，不容易壞賬，但后來民營企業沒有實質跟進。倒是重慶的一些國有企業，還有上海、北京的一些外地企業很睿智，都爭著來投資。所以一個月210億的股權融資，120億的銀行融資到位。現在，京東方的股價是3塊多一股，每股賺1塊錢，210億投資現在價值300多億。我講這段話的意思，直接融資里邊有許多工具、很多方式，在座的銀行、企業，都該深度了解，了解以后，把這一塊努力拓寬，我們的金融體系就活了。

我為什么這么講？大家要明白，直接融資系統會帶來整體的融資成本下降。所有的債券、中票，它的利息低于銀行利率1個百分點左右，是低利貸系統。1000億、2000億的融資量，利息下降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整個重慶的金融系統的利率往下降，重慶企業的融資成本就降低了，這是政府該作為的地方。宏觀上金融為地方經濟服務，為實體經濟服務，實際上要把金融系統的融資結構“三管齊下”，三個比例要適當。你也不能說把影子銀行都廢掉，你也不能說銀行占比越小越好。當我們一些信用比較好的企業通過直接金融系統融資了2000億的時候，肯定就會向銀行少借2000億，銀行這些錢借給誰？政府引導他們更多借給“三農”、小微、高新技術、結構調整等實體經濟，實體經濟多了這筆錢以后，信托、租賃、小貸公司的錢自然就會少用。總之，金融系統市場細分，各有定位，但這個比例十分重要。這種比例來源是國家“一行三會”的金融貨幣政策，我們是把國家政策和重慶實際結合起來，力爭做得更好。

當下，金融要圍繞黨中央、國務院的戰略部署服務。具體到重慶，首先要考慮重慶是西部大開發的領頭羊城市，是“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支點和節點城市，也是國家超大城市之一。講節點支點，就是長江經濟帶，我們是上游樞紐；絲綢之路經濟帶，我們是中國方面的一個起點，渝新歐國際鐵路聯運大通道起點重慶、終點德國杜伊斯堡，是當下中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主通道，這兩年的貨物價值量占到全國經過新疆阿拉山口到歐洲貨運量的80%。這個意義上講，不管是直接金融系統還是間接金融系統還是非銀行金融系統，都該圍繞這些戰略去落實工作。這里邊有許多大項目，比如今年市政府工作報告里講到十大基礎設施，包括高鐵項目、貨運鐵路項目、隧道橋梁項目，以及地鐵、高速公路、水利工程、通信工程、能源工程等，有1萬多億投資。另外和大都市發展有關的城市開發，也會有幾千億，都是和國家戰略有關系，金融當然應該支持。第二，要為改革開放服務。有時候改革的過程也是需要投資的。比如我們把基礎設施投資變成PPP投資，以前是政府跟你們借錢，你們很容易就可以借；現在企業如果用PPP方式來干這個活，政府不負擔信用風險，但是有資源配置給企業，這個企業要跟你們融資，你們是不是能夠采用各種辦法，或者股權融資的方式，或者銀行貸款的方式，或者各種租賃資金融通的方式，跟這些項目合作？這一塊其實就是改革，需要金融提供服務。改革包括各個方面，其中有不少和融資有關，而且往往都是資本效益提升的，金融參與其中也是有很大效益的。去年我們搞了1300億PPP，國有資本按五種路徑的混合所有制搞了1000億，本來這2000多億是需要重慶政府自己用資源或土地抵押了去融資，然后來搞這些項目；現在我們卸掉了包袱，吸引民營、國有、外地、外國的企業進來了，他們當然也需要融資，金融系統這時候支持他，給他融資，也就是支持了重慶政府的改革，這是一個互動的。去年因為我們搞了這些改革，重慶政府的債務從6000多億降到5000多億，降了1000億，但是我們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長了18%，沒有出現說要減債了、該搞的項目不搞了。改革會有資本紅利，會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會使得各種所有制結構更加協調。這個時候，中間起融通作用的當然是在座的，各得其所。

開放的過程也會花錢，我們每年引100億美元外資，這是注冊資本金，會貸出1千多億貸款，最終外資一年在重慶的投資量是2000億，占1萬多億固定資產投資的近20%，比例是不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座的企業為外資企業服務，就是服務于開放。重慶的開放有幾個特征：一是利用外資多，連續幾年每年100億美元以上的外資到位數，在中西部排在前列，全國排在第七位。二是進出口量大，去年955億美元進出口，出口排全國第八、進口排第十，這個進出口貿易當然有短期流動資金、長期流動資金以及出口信貸等在里邊起到周轉作用。三是實現了大交通樞紐、大口岸、大保稅進出的平臺。去年機場吞吐量達到2970萬人次，在國家主要機場增長率排名第一，港口集裝箱吞吐量也過了百萬標箱。總之，凡這些開放特征方面需要資金，各方面應該特別傾斜一些，就是支持改革開放。

第三，要支持實體經濟、工商企業特別是“三農”、小微企業發展。去年國務院專門發了支持小微企業、支持“三農”、支持實體經濟的文件，國務院督查組還專門來重慶進行了督查。總體看，督查組認為重慶按照國務院要求做得比較到位。

第四，要為調結構服務。“6+1”支柱產業要升級換代。電子信息產業幾年時間做到了2億臺件的終端產品，生產量已經是全國之最。汽車去年生產了262萬輛，也實現了全國排名第一。這些支柱產業升級換代的資金融通當然應該支持。重慶的支柱產業發展，我們是按照三種集群的理念來推進：第一種是產業鏈上游、中游、下游關聯企業，整機廠、零部件廠、原材料廠一體化形成集群；第二種是同類型產品、同類型企業扎堆運作；第三種是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企業形成集群互動。這三種集群背后體現的支柱產業，融通要給予支持。

第四篇：黃奇帆市長在都市功能核心區和都市功能拓展區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黃奇帆市長在都市功能核心區和 都市功能拓展區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

今天的會議有兩個主題：一是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五大功能區戰略，圍繞都市功能核心區和都市功能拓展區功能定位，理清思路，統一認識，形成勇挑重擔、奮力發展的良好氛圍；二是分析形勢，提神鼓勁，努力打好第四季度穩增長攻堅戰。主城六區和有關部門作了匯報，杰明、和平同志結合分管工作進行了部署。我講三點意見：

一、進一步厘清對科學發展的認識

今年以來，主城各區發展速度明顯下滑，有幾個區甚至遠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固然有宏觀因素的影響，但大家認識不夠到位、工作抓得不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們一定要牢記，發展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市委、市政府實施五大功能區戰略，目的是通過分類指導和錯位發展，促進資源配臵最優化和功能作用最大化，是為了更好更優地發展。大家一定要深化認識，統一思想。在此，強調三個觀點。

第一，抓發展不能唯GDP，但決不是不要GDP。大家一定要樹立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既不能GDP至上，盲目發展，也不能有絲毫懈怠，放慢發展步伐。單純追求GDP，無視資源稟賦，一味蠻干，搞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產業，結果產能過剩、破壞生態，自然得不償失。反之，立足功能定位，在確保產業結構合理、生態環保達標、投入產出比優化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加快發展，不僅不違背功能分區的要求，還符合中央縮小東西部差距的戰略意圖，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體現。

第二，部分指標不考核不等于不重要。這次市委、市政府結合五大功能區戰略的實施，對領導干部考核評價指標體系作了有針對性的調整，取消了一些過于繁瑣的指標。區縣委書記、區縣長們對此要正確認識，自我加壓，不能因為不考核就放任不管。經濟指標是衡量經濟運行狀況的重要參數。GDP、工業增加值、外資總量、進出口總值、社零總額、固定資產投資、存貸比、不良貸款率等指標，或反映經濟總量情況，或反映結構性問題，各有用處，是研判經濟走勢、制定發展舉措的重要依據。盡管一些指標不再考核或權重下降，但區縣主要負責人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數，準確把握發展動態，促進本地區健康發展。

第三，堅持底線思維，增強經濟發展的上下限意識。克強總理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有一個合理的區間，7.5%是下限，7%是底線，這樣才能確保實現黨的十八大提出的2020年經濟總量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具體到重慶，實現市第四次黨代會提出的五年翻一番的發展目標，需要保持12%—13%的經濟增速。這是我們的底線，必須守住。主城各區是全市經濟發展大馬力的發動機，條件也最優越，理應發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最起碼不能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低于其他三個功能區，拖全市的后腿。

都市功能核心區和都市功能拓展區是重慶建成“三中心兩集群一高地”的集中體現。兩大區域發展得如何，直接關系到五大功能區戰略的成敗。主城各區一定要明確功能定位，自加壓力，開拓進取，在抓好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同時，扛起引領全市發展的大旗，帶動全市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二、都市區發展面臨五大機遇

當前，我市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一些工業企業經營較困難，服務業發展也受到內需不足等制約，但總體上，機遇還是大于挑戰。具體到都市功能核心區和都市功能拓展區，有五大發展機遇：

一是城市化加快發展的機遇。我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得益于三大紅利，即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改革紅利。重慶主城區正處于城市化快速發展的時期，未來十年，建成區面積將從目前的650多平方公里擴大到近1200平方公里，城鎮人口也將從現在的近700萬增加到1200萬左右。城市快速拓展將極大釋放人口紅利，推動土地不斷增值。尤其是主城十大片區開發帶動的房地產建設，將為籌集發展資金、平衡政府債務，創造有利條件。

二是重大基礎設施提速建設的機遇。我市今后幾年重點推進的十大基礎設施項目，軌道交通、城市道路、機場、港口、隧道橋梁等項目，基本都在主城區。基礎設施提速建設，在保持投資拉動的同時，將進一步完善城市功能，為經濟發展夯實基礎。

三是十大新興服務業加快培育的機遇。今年初，我們向國家申請了“1+10”的開放政策。隨著這些政策的逐步到位，保稅貿易、電子商務、現代物流、云計算、軟件開發和數據通信、離岸金融結算、金融、旅游等產業發展將進一步提速。主城區條件得天獨厚，是政策的主要承接地，哪個區先行一步，就能占得先機。

四是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崛起的機遇。市委、市政府謀劃的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包括平板電腦、智能手機、液晶面板、芯片、硬盤、3D打印等，多數屬于電子信息產業。這些產業技術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是未來工業發展的方向。可以預計，到2020年，電子信息產業產值占全市工業的比重將超過1/3。主城工業正在騰籠換鳥、轉型升級，各區抓住機遇，圍繞其中一兩個產業接續施力，做出成效，工業就會快馬揚鞭，加速發展。

五是內陸開放高地建設的機遇。近年來，重慶推動兩江新區開發，設立兩路寸灘保稅港區和西永綜合保稅區，完善鐵路、機場、港口等口岸功能，開放要素不斷完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后，西部開放有望獲得更大支持，利用外資、對外貿易都將有新突破，重慶也會由此獲得更多資金、技術和市場。主城區是全市開放要素的集聚地，領風氣之先，更有條件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

三、當前要重點做好六個方面工作

一是集中精力抓好發展。重中之重是要抓好招商引資。重慶目前仍處于“雙欠”階段，經濟體量比較小，綜合效益還不高。做大做強經濟，僅靠體內循環，靠有限的家底完成原始積累，難有大的作為，必須通過招商引資，借助外力，以增量優化促存量調整。今年1—9月，全市工業利潤增長42.2%，其中汽車產業翻了一番，電子信息產業上漲14倍。這些都得益于近年來的持續招商，培育了“5+6+800”的電子信息產業集群和“1+10+1000”的汽車產業集群。各區一定要高度重視，結合功能區規劃，做好招商引資，加快園區開發建設，推動“七通一平”、標準廠房建設等基礎性工作，配齊要件，滾動開發。同時，繼續搞好開發區發展環境，完善對落戶企業的服務，實現安商穩商。

二是搞好城市規劃和項目布局。落實五大功能區戰略，各區主要領導要重視規劃，學習規劃，做城市規劃的行家里手。要一張藍圖畫到底，提高規劃的嚴肅性和連續性，與時俱進加以完善。市規劃局、發改委、經信委等市級有關部門也要加強協調，統籌考慮各功能區項目布局，避免惡性競爭。這里明確一條，凡已落戶在市域內的企業，只要已享受過優惠政策，今后搬遷一律不得再優惠。

三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改革是最大紅利，能夠通過資源優化配臵，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前些年，我市推動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扶持微型企業發展，建設公租房，鼓勵農村“三權”融資，都取得了明顯成效。下一步，除了繼續深入推進已開展的各項改革外，要重點在促進資本循環上下功夫。資本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哪個區縣資本循環做得好，發展速度就更快，質量和效益就更高。主城各區要進一步改善政策環境，加大招商力度，除用好內外資外，還要積極引入保險資金、養老基金、私募股權基金、風險投資基金等社會資本，不斷做大“資本池”。同時，加快探索建立政府財政補助資金市場化運作機制和國有企業股權交易機制，努力提升資本使用效率。

四是合理控制政府性債務。對政府性債務，大家要有正確的理解，既不能盲目舉債，也不能有點債務就心虛。有五句話需要記住：政府搞重大基礎設施，都是三五年建設幾十年使用，需要舉債來籌集資金，通過幾十年的財稅收入是能夠平衡的；地方政府自身絕不能作為法人進行舉債，通過組建融資平臺市場化融資有一定合理性，重在進行規范；土地是各級政府重要的財源，必須結合城鎮化的推進，用足管好，通過合理的增值收益，平衡基礎設施投入；土地要超前儲備，一步到位，細水長流，逐年供應，儲備地使用要兼顧公益和商業開發；政府要努力降低債務成本，不借高利貸，不搞BT、信托、租賃融資，也不搞固定回報的BOT。理解和遵循這五句話，才能弄清政府性債務產生的原理，做到心中有底。底特律因債務過重而政府破產，以美國的體制，清償這些債務要花三四十年。我們依靠上述五條，完全可以有效控制政府性債務，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所以要增強“三個自信”。處理政府性債務，關鍵是把握好“度”。原則上，區縣政府性債務不得超過本級財政當期支付能力，不得超過GDP的30%，必須守住這條“紅線”。債務較重的幾個區要切實抓好清償工作，將政府債務降到合理范圍內。

五是抓好事關群眾利益的民生實事。辦好22件民生實事是我們密切聯系群眾的重要體現。這些項目多數今年已經啟動，兩三年內要陸續到位。具體到主城各區，涉及老舊電梯改造、公交線網優化、污染治理、危舊房改造、公廁布局等方面，一定要切實抓在手上，爭取早見成效，讓人民群眾充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六是做好勞動力調度保障。保證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事關我市經濟發展全局，也是改善投資環境的體現。隨著發展不斷加快，各地間的勞動力競爭越來越激烈。深圳招工就很有效率，在全國很多地方專設有機構，配以遠程視頻系統，將招工信息覆蓋許多鄉鎮。這件事，市里面非常重視，但各區的工作還很不到位，導致一些企業訂單流失。希望大家一定要肩負起勞動力調度的責任，加強與“兩翼”區縣的合作，加緊構建城鄉一體的招工平臺，健全企業用工保障機制，為企業用工服好務。這也是主城各區貫徹五大功能區戰略，促進“兩翼”人口向大都市區合理、有序轉移的應盡之責。

第五篇：黃奇帆在宏觀經濟形勢務虛會上的講話

黃奇帆在宏觀經濟形勢務虛會上指出

研判宏觀形勢 把握地方策略 更好推動發展

8月15日，市長黃奇帆主持召開宏觀經濟形勢務虛會，研究國際經濟形勢，分析國內經濟走向，探討重慶經濟發展應對之策。黃奇帆指出，要通過深入研判宏觀經濟形勢，準確把握重慶自身發展策略，更好地推動重慶經濟社會發展。

會上，來自社會各界的16位專家學者圍繞主題，暢所欲言，談觀點、提建議，從不同角度分析了當前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對重慶面對復雜的經濟形勢要采取什么樣的應對舉措，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

聽取大家的發言后，黃奇帆說，當前美國國債危機引發全球資本市場劇烈動蕩，從表象上看是美國國債上限問題，其實真正的是美國經濟存在和國債上限有關的政府財政性債務透支過大、失業率居高不下、房價持續下跌、金融衍生工具產生的巨額債務有擴大趨勢、量化寬松政策對實業經濟提振作用非常有限等問題。

與美國一樣，歐共體和日本等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遇到債務危機，同時還潛伏著其他的危機，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提前做好相關防范。

在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同時，還要加強財政的宏觀調

控，讓金融和財政兩種調控手段來共同承擔宏觀調控的重任相對來說，最近20年中國之所以國泰民安，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國政府有效應對了這其間的每一次世界性危機或者區域性危機，并將它轉化為使自己超常規發展的機遇。1990年的時候，美國和俄羅斯出現危機，90年代我國取得大發展；1997年的時候，亞洲金融危機，我國迎來了進入WTO和超常規發展的10年；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又使我國許多金融機構成為世界級金融機構；這一次的金融危機是貨幣危機，對我們同樣既是挑戰又是機遇，關鍵看我們如何應對。

目前，中國經濟發展有六個比較優勢：一是中國政府有3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二是中國財政負債較低，目前債務余額10萬億元，與年財政收入之比1：1還不到，只占GDP比重的20%左右，是3A級最高信譽；三是中國銀行質量好，現在中國銀行不良資產率只有1%左右，是世界上最好的，可以說目前世界最棒的金融就在中國；四是中國有巨大內需產生的發展潛力；五是有勞動力的比較優勢，這個比較優勢至少還會持續10年；六是中國政府宏觀調控堅強有力。

黃奇帆說，針對當前的經濟形勢，我們的宏觀調控應在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一是加大匯率調整力度，逐步放開外匯，加大貨幣自由兌換力度，把藏匯于國逐漸轉為藏匯于民。在放開人民幣上可以分三步走，首先讓人民幣加快成為區域的結算貨幣，其次讓人民幣

逐漸成為自由兌換結算貨幣，第三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民幣信用好了成為相關國家的儲備貨幣。二是在實施貨幣政策時注意防止層層疊加，并且出臺的貨幣政策要有超前性。三是制定貨幣政策時要充分考慮世界對我們的沖擊量，要用開放的眼光、用世界市場的角度來考量政策的制定。

此外，在運用貨幣政策進行宏觀調控的同時，還要加強財政的宏觀調控，讓金融和財政兩種調控手段來共同承擔宏觀調控的重任。過去一段時間，貨幣政策承擔宏觀調控的任務較重，財政調控和稅務杠桿的作用相對不夠到位，其實這里可以做很多事。比如，對增加就業的中小企業減免稅收；企業給職工提高工資，也可以給企業減免稅收；又比如控制熱錢，任何外資到中國國內，不管什么渠道，只要進入中國關口就征收3%的稅，如果在國內呆了一年以上，不算熱錢，出境的時候這3%還你；但如果呆半年就走，對不起這3%就不還了，有了這個杠桿，這個熱錢就不敢亂炒。

下半年，重慶要堅定不移地繼續“往外走”，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繼續抓好調控

黃奇帆說，當前，重慶經濟形勢比較好，不僅GDP保持高速增長，像工業產值、利用外資、進出口貿易、海外投資等單項指標都全面向好。下半年，重慶還要在以下幾方面下功夫：一是抓住美元債務危機這個機遇，堅定不移地繼續“往外走”。大力引進外資，今年要到100億美元；進出口要比去年翻番，達到250億美元甚至

更多；口岸高地建設上要有所作為，吸引周邊地區的貨物甚至沿海地區的一部分貨物到重慶轉口；大力發展離岸金融，不斷擴大規模，爭取今后幾年達到3000億美元。繼續下大力氣推進海外投資，市國資委要挑大梁，市外經貿委在業務管理上要起主導作用。重慶海外投資主要面向5個方面：一是投資海外的地下資源，包括煤炭、鐵礦石、鋁礬土等各種資源，只要是中國短缺的就找機會去投資；二是投資海外的農業；三是收購海外的加工企業，像林業加工企業；四是投資海外工業，建開發區。五是收購具有技術含量的裝備類企業。“十二五”期間，重慶海外投資要達到300億美元。

二是要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努力將筆電產業和汽車產業打造為中國第一的產業。目前，重慶的筆電產業，實現了三個“一體化”：整機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體化，研究開發加制造加銷售結算一體化，加工貿易所需的三大要素進項物流、出項物流、保稅物流一體化。有了這三個“一體化”，重慶筆電產業就非常有競爭力。在發展汽車產業方面，重慶要像發展筆電產業集群那樣來發展汽車產業，吸引一汽、二汽、上汽、北汽等中國汽車業的幾大巨頭都到重慶發展，形成汽車工業的集群。同時，全面發展微車、轎車、卡車、重型車、輕型車、商用車等各類汽車，形成汽車產業鏈集群。加上重慶傳統形成的汽車零部件集群，三個集群共同推動，做大做強重慶汽車業。

當然，在發展這兩大產業的同時，其他產業也要大力發展。

三是加強調控。“識時務者為俊杰”，通過分析形勢，加強調控，才能更好促進經濟發展。今年以來，重慶在資金、電力、物價、土地、外資等方面加強調控和調度，取得明顯效果，今后還要針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苗頭性困難和問題，繼續加強調控，未雨綢繆。比如在資金的調控上。目前全市有1萬多億工業銷售值、1萬多億商貿、地產營業額，我們作了一個判斷，8000多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加上鋪底的流動資金，全年大約需要4000億元的社會融資增量。3月份開始，我們從四個方面進行調度：一是銀行貸款力爭全年新增2200億元左右。上半年新增貸款近1500億元，增長24%，比全國高出近10個百分點。二是力爭全年實際利用外資100億美元，這相當于新增650億元人民幣投資。三是非銀行渠道融資，包括小貸、租賃、私募、風投以及各類財務公司，股票上市、發行債券，爭取達到750億元左右。四是爭取社保基金、煙草公司、保險公司的資金進行信托融資，專項注入公租房建設，籌集到400億元。正是有了這些調控，把資金融資到位，保證了重慶經濟發展的良好形勢。

又比如在電力的調控上。上半年，出現全國性“電荒”，各地都在拉閘限電，重慶也不例外。5月初，市政府及時召開電力調度會，出臺了12條措施。市財政拿出12億元買電買煤，電力緊張形勢得到極大緩解，5月中旬以來，沒有出現拉閘限電。

黃奇帆說，實際上，一個社會的調控是有尺度的，有5個“1：

1”需要我們很好加以掌握。一是政府債務余額不要超過GDP的20%、30%，不超過60%是“鐵率”，超過60%變100%肯定雞飛蛋打。二是銀行貸款余額和GDP之比應是1：1；三是股票市場市值和GDP之比應是1：1；四是各種各樣的房產市值，與GDP之比應是1：1；五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開支與GDP之比也應是1：1。重慶在進行宏觀調控時，要按照上述調控原則，努力做到這五個方面的平衡。

副市長童小平參加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