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報告

姓 名：高安超 專 業：中外政治制度 學 號：201520020123

論利益與成本之間的博弈

——讀《集體行動的邏輯》

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奧爾森把經濟學的方法引入到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在分析集團的非市場行為的基礎上建立了“公共選擇理論”。作者通過對集體行動的傳統研究的分析、分類，為論證小集團和大集團之間的質與量的區別做鋪墊；通過分析不同規模的集團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小集團比大集團更具有效率和生命力；通過闡述大多數政治家的集團理論邏輯矛盾錯誤，同時解釋壓力集團理論的會員制度與力量是活動的副產品，總得來說作思路圍繞各個社會團體與集體中個人的利益與成本進行分析。

一、大小集團的實質差異

作者首先提出不同于傳統集團的理論觀點，小集團與大集團不僅存在這量的不同，還有著質的不同，而且不能用小集團存在的理由來解釋大集團的存在，研究的重點在于各類組織被期待會增進他們成員的利益。在這里作者的前提是批判了傳統集體的觀點：“有共同利益的個人組成的集團通常總是試圖增進那些共同利益”，并由此給出了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假設就是“經濟人”假設。奧爾森的經濟人假說：一是人是自利性因素誘導的個體，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競爭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則”行事的人，而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則行事的人已經消亡；二是個人的理性選擇導致對幸福最大化的追求，個體的理性選擇是導致自己會為集體利益作出貢獻的前提；三是每一個人的自利行為與群體內其他人的自利行為之間的一致性假設。另一個假設是集體目標的公共性假設，即認為人們形成集體是因為有著共同的目標或是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

作者認為集團越大，它提供的集體物品的數量就會越低于最優數量。以小集團和大集團的貢獻與成員的利益需求為論證點，小集團的成員從集團的獲得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要比自身提供給集團的物品所帶來得利益要大，成員對于集體物品的興趣和貢獻越大，他所獲得的集體物品帶來得收益份額也就越大，而由于大集團的成員規模龐大，成員對于大集體的貢獻不一定能夠帶來和他貢獻份額一樣大的收益份額，大集團達到最優水平就是數量龐大的成員的小額個人貢獻，當成員帶來一定集體物品時，另外的成員從這里集體物品收益獲得利益則會減少其對自己付出成本給集體帶來更多利益的動力。從一個集體中大小成員對集體物品的興趣來說，大的成員會給集體帶來最大的集體物品，而小的成員對他提供的集體物品多帶來得收益要遠遠低于大成員所帶來的利益份額，小成員處于利益獲得的心理因素，則缺少了激勵來提供額外的集體物品，所以就產生少數剝削多數的傾向。奧爾森在這里用現實中的全球組織和城市政府來舉例，對于全球組織而言，大國家在聯合國等全球組織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對于聯合國的經濟貢獻也是最大的，這些國家從自身的經濟貢獻中并沒有獲得巨大的利益，而小國家則從這些大國家的集體行為中收益頗豐，大集團與小集團對于集體物品的興趣和出發點有著巨大的差異。

二、從小集團的優越性大集團的困境

奧爾森對不同規模集團的集團行為進行分析，他認為小集團比起大集團來說更具與凝聚力，同時在行動上更具有有效性。在詹姆斯的經驗性研究中，不管是公共機構和私人機構還是國家和地方機構，采取行動的集團往往要比不采取行動的集團規模要小。小集團比大集團的行動更加果斷，同時能夠更有效的發揮自身能量。運用自身集團的資源。大集團中成員的個人貢獻對于集團的實質影響效果較小，事先已經分配好的集團收益份額對于個人來說降低了其做出更多集體貢獻的激勵，這是大集團最大的弊端之一。在霍曼斯的理論研究中，他認為大集團比小集團具有更強的生命力，通過人類歷史的演進，說明歷史得以推進和社會文明的發展是因為保留了社會的特征。

作者認為霍曼斯的小集團理論可以簡單地復制到大集團的行動邏輯是不可行的，因為小集團的集體利益可以通過自發行動來實現，但在大的集團卻難以達到這種效果，大集團的成員只要能夠自由的達到個人利益，就不會采取符合共同利益的行動。傳統集體行動的理論的錯誤就在于認為大集團采取和小集團相同的行動就會達到集體目標，他忽視了大集團中成員搭便車行為和成員個人行為對集體甚微的影響。同時奧爾森指出，社會壓力和社會激勵只有在小集團才會產生作用，集團的小規模使得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的接觸機會。原因之一大集團的成員個人行為對其他成員影響較小，同時個人行動對集體目標實現也不會起到決定性作用；二是大集團中成員之間彼此相互不可能認識，大集團不會是一個友誼集團，成員的社會地位不會因為自身是否做出了行動而受到影響。所以大集團在行動上不會像小集團一樣采取合作，而面對大集團的困境我們需要采取制度性的規則來加以解決。

三、工會與國家

作者在這一部分從經濟領域中的工會集體到馬克思的國家集團，將集體理論中的經濟人假說擴展到政治領域。美國的工會制度里涉及強制成員制、糾察線和暴力，還包括一些積極的選擇性激勵，參加工會的人員會獲得工會提供的非集體的收益。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對于這個現象做出一定的限制，工會必須平等的代表所有工人的利益而不論其是否屬于工會成員，因而大多數工會不再從小集團獲得力量而且其對成員吸納的力量也逐漸變弱。帕爾曼認為工人的職業稀缺意識是由體力勞動工人中間的悲觀情緒引起的，工會阻止雇主雇傭非工會工人和工會主義者在提升、裁員、分配工作等事情上加以歧視，而作者卻反對這種看法，他通過以一種歷史事件形態上的工會的發展事實，認為上述做法的目的是為了增加新的成員同時保障老成員的工作機會。在奧爾森看來，大集團的集體討價還價的發展會限制經濟自由，意味著那些沒有在工會中工作的人沒有權利在有工會組織的企業中工作。工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強制性。從國家理論上來看，馬克思主義國家觀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作者認為馬克思的觀點用生產性財產的所有關系來定義階級，階級之間為了增進這些利益他們會動用各種手段甚至暴力，馬克思的理論是建立在理性、功利主義的個人行為上，這些是相互矛盾的。

四、兩種新解釋

作者在最后針對傳統否認集體行動理論提出了兩種新的解釋即“副產品”和“特殊利益”理論，與開篇闡述的邏輯是相互契合。大的壓力集團的會員制度和力量的形成，傳統觀點認為是它們游說疏通的結果，作者通過分析否認了這種說法，認為這是它們其他活動的副產品。大型經濟集團的游說活動是有能力以“選擇性激勵”來動員潛在集團組織的副產品。在奧爾森看來，利益集團之所以能夠組織起來并采取游說活動，這以實施選擇性激勵為先決條件。選擇性激勵主要包括兩種形式，消極激勵同時實施強制，積極激勵則在一定程度上提供私益。只有通過實施消極激勵或積極激勵，潛在集團的政治力量才能被動員起來。同時能夠實施選擇性激勵的組織一是要具有可以實施強制措施的權威和能力，二是對大集團成員中個人行為具有一定的誘導作用。

作者通過以美國的農場主政治組織即農場主聯合會和農場局為例來解釋“副產品”理論和“特殊利益”理論，在奧爾森看來，“副產品”理論主要包括幾個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副產品”理論是大型利益集團尤其是大型經濟利益集團的理論，他認為利益集團的形成過程是一種從潛在的無組織集團逐漸向向有組織集團進行變化；一方面是大型利益集團是實施擇性激勵的組織的副產品，奧爾森指出在利益集團出現之前，就已經產生了具有實施選擇性激勵能力的正式組織，利益集團可區分為兩個組成部分：一部分是實施選擇性激勵組織所面對的會員，還包括在“副產品”理論中，在這種理論中存在針對壓力集團的不會涉及更多的政治性因素。壓力集團的游說行為是一種政治職能而其提供選擇性激勵是一種經濟職能，在集團中活動中前者是后者的副產品，人們支持和參與壓力集團的游說活動并非為了實現政治利益，而是為了獲得經濟利益。在經濟活動中的理性的個人面對經濟領域中的衰退現象他不會采取行動來限制，同時它能夠從集體中其他成員的貢獻中獲得一定收益，個人不會做出犧牲去實現集體共同目標，所以就不會看到大集團中為了共同目標而采取行動。

第二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報告

集團與集體行動的困境

——《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報告

李曉佳0062412

2【摘要】從柏拉圖時代到休謨時代，學者們關于集體行動的觀察和思考就一直沒有停止過。而相關的理論研究，直到20世紀中期才有了突破性進展，公共物品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的誕生便是主要的標志。作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曼瑟爾·奧爾森對公共選擇理論的發展成熟做出了巨大貢獻，其代表作《集體行動的邏輯》的學術價值不僅限于經濟學領域，對政治學乃至社會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鍵詞】奧爾森集體行動集團公共物品公共選擇

? 集體行動理論的濫觴

英國經驗主義的登峰造極者休謨最早意識到個人的自利行為對群體秩序的破壞性。他發現合作在幾個人的小范圍內容易發生，隨著群體規模的擴大，高昂的組織成本使合作變得愈發困難。這與奧爾森的小集團理論極為相似，或許奧爾森就是受了休謨的啟發。

此外，休謨還認為政府是促成大群體合作的關鍵角色。本書作者奧爾森認為，亞當·斯密是集體行動的先行者，斯密已經具有對集體行動的警覺。在斯密那里，“人的雙重本性包括自利性(selfinterest)和社會性(social affectivity)”，社會性就是集體行動的原因。118、19世紀的學者并沒有建立“公共物品”的概念。直到1954年，保羅·薩繆爾森發表《公共支出的純理論》等多篇論文，首次準確地界定了私人物品與公共物品的概念，為奧爾森的研究鋪平了道路。從《集體行動的邏輯》的副標題——“公共物品與集團理論”可以看出“奧爾森試圖通過引入公共物品的概念，達1 汪丁丁：《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二期，P2。

到批判多元主義集團理論的目的”2。

在公共物品理論的基礎上，奧爾森開始思考集體行動是如何開展的，于是誕生了公共選擇理論，《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則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之作。

? 《集體行動的邏輯》內容概述

在《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中，奧爾森把經濟學的方法引入到政治學和社會學領域，在分析集團的非市場行為的基礎上建立了“公共選擇理論”。全書的邏輯線索清晰，思維嚴謹又多有創建，堪稱當代學術著作中的經典。

作者開篇即批判了人們習以為常的觀點：“有共同利益的個人組成的集團通常總是試圖增進那些共同利益”3，并由此給出了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假設——“經濟人”假設。這個假設有三層含義：（1）人是“自利性”的個體，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競爭的幸存者都好象是按照“自利原則”行事的人，而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則行事的人已經消亡；(2)個人的理性選擇導致對幸福最大化的追求；（3）每一個人的自利行為與群體內其他人的自利行為之間的一致性假設。4另一個假設是集體目標的公共性假設，即認為人們形成集體是因為有著共同的目標或是存在利益上的一致性。

有了以上假設，作者首先闡釋了集團和組織理論。傳統觀點認為，“組織或社團的存在是為了增進其成員的共同利益”，作者并不否認這一觀點，但是他提出成員也擁有純粹的不同于集團中其他人的利益，所以建立組織并不總是必要的。接下來作者介紹了公共物品和大集團，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物品，非競爭性是對消費者而言的，即一個人對公共物品的消費不減少其他人對此物品的消費；非排他性是對生產者而言的，即公共物品一旦被提供，非付費者便不能被排除在對此物品的消費之外；而大集團往往是規模龐大的群體組織，如國家。作者還隱約解釋了“搭便車”的行為機制。

傳統的集團理論認為，小集團和大集團都出于同樣的理由吸引成員；小集團和大集團只是規模有所不同，性質是一樣的。奧爾森對此提出了質疑，他斷定小2

張春芽：《集體行動邏輯的理論條件》，《沈陽大學學報》20卷3，P65。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1995，P1。4 汪丁丁：《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二期，P2。

集團和大集團是“按照截然不同的原則運作的”6。通過比較不同大小的集團中的個人可以采取的其他行為的成本和收益（數學的方法），作者得出結論：小集團提供的集體物品的數量往往接近最優水平，而集團越大，它提供的集體物品的數量就會越低于最優水平。于是，作者依據集規模和相容性的原則，對集團進行了分類，并首次提到了實現集體行動的另一個條件——“選擇性激勵”。

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積極激勵和消極激勵兩種。積極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比如許多慈善機構的籌款活動都提供積極激勵。消極激勵是懲罰“搭便車”者的措施。最常見的是禁止搭便車者享受集體行動的成果。許多國家的工會都將勞資談判的范圍限制在工會會員范圍內，使非會員無法享受工會爭取到的加薪和優惠待遇。

作者在第二章中探討集團規模和集團行為的關系，解釋了小集團優于大集團的原因——凝聚力和有效性。雖然很多人認為小集團的經驗可以應用于大集團，但是奧爾森并不認同這種做法，因為組織成本過于昂貴，而且“社會壓力和社會激勵只在較小的集團中才起作用”7。因此小集團的組織形式比大集團更應該被選擇。

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研究了工會和國家兩種集團。奧爾森在對工會的研究中，通過區分集體與非集體的利益，揭示了工會強制與政府行為對經濟自由的限制作用。第四章篇幅最短，卻是全書中最重要的一章。正是這一章的出現，使這部經濟學著作帶有了明顯的政治意義，即便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奧爾森通過“經濟人”的理性分析和一些經驗事實，指出馬克思的理論是“建立在理性、功利主義的個人行為之上的”，因而是自相矛盾的。

第五章按照本書的邏輯對許多政治學家使用的“集團理論”進行分析，并證明對這一理論的通常理解在邏輯上是矛盾的。奧爾森認為，“集團理論”過于強調整體的利益而忽視了集團中個體的利益，帶有先天的缺陷，因此作者在第六章提出了一種新的壓力集團理論。

最后一章提出的“副產品”和“特殊利益”理論，與第一章闡述的邏輯是一致的。大的壓力集團的會員制度和力量的形成，傳統觀點認為是它們游說疏通的6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1995，P18。

結果，作者通過分析否認了這種說法，認為這是它們其他活動的副產品。

? 對“經濟人”基本假設的兩點質疑

奧爾森將經濟領域中的“經濟人”模型不僅運用于政治領域，而且運用于社會領域。他試圖將“經濟人”模型推廣至一切人類行為的分析中，認為只要一種行為在廣義上是有目的的和一致的，“經濟人”假設就適用。這個結論是從古典經濟學的觀點得出的，有其根本的局限。

“經濟人”是本書最重要的假設。經濟人（希臘語：homo oeconomicus），即“假定人思考和行為都是目標理性的，唯一地試圖獲得的經濟好處就是物質性補償的最大化”。這常用作經濟學和某些心理學分析的基本假設。這個假設的條件很強，它默認人都是“完備理性”的，而現實世界中并不是這樣。1978年西蒙引入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對這個假設進行了修正。但是，“經濟人”假設能在多大程度上還原真實世界中的情況，至今尚無定論，因為這個假設本身就是存疑的。

奧爾森在第四章指出了馬克思理論的困境，他的論據主要有兩點，一是馬克思的理論在理性功利主義和非理性之間搖擺不定；二是經驗事實不支持馬克思的理論（比如階級斗爭理論）。先來看第一個論據，經濟學中的理性主義本身就是保守爭論的話題，而且奧爾森的理論并不成熟，因此即使馬的理論不符合“經濟人”的假設，也不足以證明其自相矛盾；馬克思的理論在當代解釋力有限，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馬克思看到的是特定歷史下的社會現象，并且做過細致深入的案例研究，如果把奧爾森的理論放到馬克思所處的時代，其解釋力恐怕不會像他預想的那樣好。

參考資料： i.ii.iii.iv.v.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上海三聯書店1995。汪丁丁：《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社會學研究》1998年第二期。張春芽：《集體行動邏輯的理論條件》《集體行動理論思想淵源探析》，《沈陽大學學報》20卷3。曼瑟爾·奧爾森：《權力與繁榮》，蘇長和，嵇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Armen A.Alchain:“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0.

第三篇：《集體行動的邏輯》書評

《集體行動的邏輯》書評

作者簡介：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32年1月22日出生于美國北達科他州。《集體行動的邏輯》可稱為利益集團模型的開山之作，在1986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最高獎之一（Gladys M.Kammerer Award），1993年獲得美國管理學會頒發的“最持久貢獻著作獎”，在1995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里昂-愛潑斯坦獎。

自本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來，現代經濟學中興盛、發展起來了一門新的分支－－公共選擇理論，它研究的是傳統經濟學不予關心的非市場決策問題。傳統經濟學之所以不研究這類問題，無非是認為，諸如此類的決策和行動由于是由非市場因素決定的，所以就超出了經濟學有關行為的傳統假定。可現代經濟學的拓展和進步恰恰證明了：非市場題并不意味著不能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相反，公共選擇理論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經濟人”這個最基本的行為假定，認為除了參與私人經濟部門活動的人之外，公共活動的參與者也受制與此，都有使自己行為最大化的傾向，無行為主體的所謂的公共利益是不存在的。現在，公共選擇理論不僅在經濟學術界獨立門戶、自成一派，滲透到對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各個方面的研究中去，而且國外許多學者也用之來分析計劃經濟的形成、演變及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日益受到我國學術界的熱情關注。奧爾森教授撰寫的這本《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則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之作。

在這本書中，奧爾森提出了三個看似平常、實則重大的問題：為什么對每一個人都有利的集體行動常常難以實現？國家興衰的根本原因何在？同樣是市場經濟國家，為何有些經繁榮而另外一些卻遭受貧困？在這本書中，奧爾森主要回答了其中的第一個問題，并在回答過程中開創了與其名字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集體行動經濟學”，群體規模、搭便車、選擇性刺激等范疇被界定并廣泛應用于經濟分析之中。

理論前提：對理性人假設

奧爾森認為，從個人自利的前提中推演出人們會做出增進集體利益的行為。“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種特殊手段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小會采取行動去實現他們共同的和集團的利益。”他認為理性人假設并非自己喜歡使用的方法，“自利并非研究的起點”，因為人們在特定條件下的自利性十分有限，理性人假設無法解釋人們的某些行為。奧爾森的前提假定是:人是理性的，因此不會浪費金錢、時間和資源。如果人們不需要花費資源，即可獲得所需，那么他們就不會花費資源爭取利益。“實際上，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它某些特殊手段以使個人按照他們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他認為集體利益是一種“公共物品”。這種物品的消費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競爭性的特點，即集團中任何一個成員對此類物品的消費都小會影響其他成員的消費。換句話說，即使一個大集團的所有個人都是有理性的和尋求自我利益的，而且作為一個集團，它們采取行動實現他們共同的利益或目標都能獲益，它們仍然不會自愿地采取行動以實現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奧爾森認為，利益集團的實質在于最大限度地追逐特殊利益。利益集團為其成員謀取利益的惟一途徑，只能是在杜會的總利益中爭取較大份額，而不顧社會的總的利益是增加還是減少。

一些思考

我們常常有這樣的疑問，為什么個人的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或社會的理性結果？奧爾森理論的最獨特之處，在于他對研究集體行動問題的深思。作者開頭提出了一個供大家玩味的例子。在組織中經常還牽涉組織的一個最重要的類型——國家，它可以用來檢驗這一反對意見。比如，愛國主義可能是當代忠于某一組織的最強烈的非經濟動機。許多國家從某一具有強大感召力的意識形態，如民主或共產主義，或者還通過一個共同的宗教、語言或文化來贏得更多的力量和團結。國家不光有這么多有力的支持的源泉，它同時在經濟上也是十分重要的。幾乎任—政府都能為其公民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因為它的法律和規定是所有文明的經濟活動的前提。但是除了愛國主義的力量，意識形態的感召，共同文化的維系和法律規定制度的不可或缺，現代史中沒有哪一個大國能夠靠自愿的集資或捐款來供養自己。對大多數國家來說，慈善捐款甚至不是歲入的一個值得一提的來源。需要的是稅款，照定義就是強制的付款。實際上正如老話所說，對稅款的需要就像死亡一樣是不可避免的。……盡管掌握著所有的感情資源，還不得不靠強制手段來資助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活動的話，那看來大型的私人組織要想使其個體成員自愿捐款將是十分困難的，盡管它試圖增進的正是個體成員的利益。而傳統理論認為，集團和組織之所以能成立，是因為個人可以通過組成集團實現其“共同利益”。

奧爾森根據集團尋求的目標將集團分為排外集團和相容集團，根據組織的難易程度分為特權集團、中間集團和潛在集團。作者認為，較大的集團不能增進它們自身的利益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集團越大，增進集團利益的人獲得的集團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有利于集團的行動得到的報酬就越少。第二，由于集團越大，任意一個個體，或集團中成員的任何(絕對)小子集能獲得的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他們從集體物品獲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們提供哪怕是很小數量的集體物品所支出的成本。第三．集團成員的數量越大，組織成本就越高，這樣在獲得任何集體物品前需要跨越的障礙就越大。于是對每一位成員來說，最理性的行為就是自己不分擔任何成本(即不參加集體行動)而坐享其成。如果所有成員都采取最理性行為，其結果就是每個人都想“搭便車”，集體行動無法實現。奧爾森認為集體行動是供給集體物品的過程，這便是下文所探討的搭便車將導致集體行動的困境。

集體行動的邏輯的最大問題在于兩個方而:一是信息不對稱;一是“搭便車”的機會主義傾向。“搭便車”之所以發生在于信息不對稱，所以集體行動難以達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這是奧爾森對集體行動理論的基本理解。1966年奧爾森發表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提出了著名了搭便車理論，他的中心論點可歸納為：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個社會成員不管是否對這一物品的產生做過貢獻,都能享受這一物品所帶來的好處。公共物品的這一特性決定當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為獲取某一公共物品而奮斗時,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能想讓別人去為達到該目標而努力,而自己則坐享其成。這種“搭便車”具體說來，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體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他認為，公共政策使公眾整體受益，因此在一個群體中如果有一個人從公共政策中受益，則同他一樣的所有人都將受益。例如，比如，前幾年《誰動了我的奶酪》暢銷，市面上立即出現了《我該動誰的奶酪》、《誰也不能動我的奶酪》等一系列“跟風書”；罷工的勝利工人獲得加薪。但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風險和成本。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導致搭便車的行為。一個利益集團的組織水平的高低，又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克服集體行為中的“搭便車”現象。他指出的問題不得不讓我們從理論層面予以深刻反思。正如他所言，“正如國家不能靠自愿捐款或在市場上出售其基本服務來維持一樣。其他大型集團也不能以此為生。它們只能提供一些不同于公共物品的約束力或吸引力，使個體成員幫助承擔起維持組織的重擔。典型的大型組織中個體成員的地位與完全競爭市場中企業的地位，或國家里納稅人的地位相似：他個人的努力不會對他的組織產生顯著的影響，而且不管他是否為組織出過力。他都能夠享受其他人帶來的好處。”

奧爾森指出，這主要是因為公共物品的性質，即消費的非排他性和供給的相聯性。公共物品的這兩大屬性造成了集體行動的難題，給個體的“搭便車”(free-riding)行為提供了刺激動機。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有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個人不會采取行動來實現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但隨著集體人數增加，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便車的動機便越強烈，并且大團體的集體行動要靠“選擇性誘因”的手段，其實就是一種激勵機制，可能是懲罰性的、強制性的，也可能是獎勵性的;可能是經濟性的，也可能是社會性的，目的都在于激勵成員。奧爾森認為，由于存在上述的種種原因，大團體的公共物品不可能靠自愿產生，要靠“選擇性誘因”來激勵。由于集團利益具有公共性，這意味著任何個人為此共同利益做出犧牲，其收益必然由集團中所有的成員分享。而個體成員卻要為參與集體行動付出少成本，包括參與集體行動所花費的時間、相關的實隊、費用支出及為收集關于集體行動各種信息所花費的信息成本。集團收益的這種性質促使集團每一個人均有“搭便車”而坐享其成的傾向，從而產生類似于“囚徒困境”中的非合作結果。所以在堅持成本收益分析的假設條件下，任何理性的經濟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而采取行動。正是因為“搭便車”現象普遍存在，人們就不愿承擔公共產品的成木，集體行動無法實現，出現了對集體都不利的“納什均衡”。對窮人來說，搭便車的誘惑更大，因此把他們組織起來共同行動的難度更大。相反，那些諸如制造商公司的利益集團更容易組織起來，目標也更加一致，會經常壓倒那些在政治上組織得不好的集團。而往往人口規模小的利益集團，相對于規模大的集團而言，其成員和集體行為有較深的利害關系，而且監督成本也比較低，從而比較容易克服“搭便車”問題，而具有較高的組織水平和較大的政治能量。總結一下他分析的集體行動問題的原因，大致可有以下兩類。首先，集體行動的結果可能對個人有著重大的價值，這種收益超過了組織集體行動所花費的所有成本。在這種情形下，無論其他人怎么做，只要他參與就會對他有好處。因此，其他人就可以不必承擔任何成本而從中受益。例如，土地所有者為了防洪而筑造水壩，其他人會因此而同樣受益。第二，集團會采用“選擇性激勵乎段”，即該集團有權根據其成員有無貢獻來決定是否向其提供集體收益。奧爾森指出，他的理論的主要考察對象是主要的經濟壓力集團組織。而在分析一些以社會、政治、宗教或慈善為目的的游說疏通團體時（非經濟性利益團體），相對來說說服力不足。總之，我們不能夠否認，該理論提出后為戰后“新左派”批判非理性的群眾運動以及西方民主的虛假性一個寶貴的理論武器。

四、此書產生的影響 《集體行動的邏輯》對整個社會科學界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種認為具有共同利益的人會采取共同的集體行動的假設也已經站不住腳了。其中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新馬克思主義者賴特對馬克思階級斗爭的修正。賴特認為具有共同階級的人之所以可能不會采取共同的社會主義革命原因在于工人階級一定的共同物質利益，但是他們每個人對于衡量物質利益的價值觀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對于什么是重要的，每一個工人都有自己的觀點與想法。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沒有共同的物質利益。而且，工人的個人生活體驗不同，也是集體行動沒有產生的原因。

第四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后感

《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筆記 奧爾森·奧爾森作為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在1965年所著的《集體行為的邏輯》被譯成十幾種語言暢銷全球，更奠定了他集體行動理論的代表人物的地位。我有幸拜讀了這本經典名著，他從集團和組織理論的概念入手，將理性人假設引入社會領域集體行動問題的研究中,奠定了集體行動理論的邏輯起點，很好地解釋了生活中諸多集團及政治問題。以下便是我的相關讀書心得。

首先梳理一下本書的框架，奧爾森首先闡述了集體行動理論與理性人假設的相關理論，為從微觀機制來對集團腐敗進行分析奠定理論基礎。奧爾森鮮明地反駁了傳統理論絲毫不加懷疑地認為正如單獨的個人會為他們的個人利益而行事一樣，有著共同利益的個人所組成的集團會為他們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并隨后得出了在許多情況下小集團比大集團更有效率、更能創造價值的觀點。第3章則考察贊成工會的論點的含義，并得出以下結論：某一形式的強制性會員制度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工會是生死攸關的。第4章則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對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進行考察并對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國家理論進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闡述的邏輯對許多政治學家使用的集團理論進行分析，并證明對這一理論的通常理解在邏輯上是矛盾的。第6章提出了一個新的壓力集團理論，說明大的壓力集團組織的會員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說疏通活動的結果，而是它們其他活動的副產品。

對于“經濟人假設”，我認為是非常實用。每個人的行為背后基本的邏輯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這就是人的“理性”。這個利益我們一般人都把它理解的比較狹窄。實際除了經濟利益，人還有很多的抽象利益，如人的情感、地位等方面。舉個例子。有些人熱衷慈善、樂施于人，一般來看這是違背“理性”的，但是，可能他是為了獲得名譽、存在感或者享受施與的快樂與欣慰、甚至僅僅只是獲得某種心理的平衡等等，這也是符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則。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大集團

公共選擇理論，我認為大有繼續研究的意義。社會是人組成的，把每一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組織中的人的行為規律研究透了，對我們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會有很大幫助的。何況對于研究國家、社會中的一個個集體、組織的行為也大有裨益。

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特定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搭便車”之所以發生在于信息不對稱，所以集體行動難以達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他進而從特殊利益集團的內涵、特征 及類型入手，與集團腐敗案件相結合分析，論證了集團腐敗的行為主體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并提出了集團腐敗的新的概念。接下來提出了腐敗集團中的組織者，監督機構的對立性以及腐敗成本的高低是防治集團腐 敗的重要因素。我之前就開始思考過事業單位人事贅余及效率相對低下等類似的問題，在中國的現實中這種問題普遍存在并亟待解決。在某種曾度上甚至可以說中國的文化就是造了這樣的局面。也看到過有些人從管理、分工、文化等等方面找到過一些未涉及核心層面的原因，問題遠非一般人想的那么簡單。奧爾森卻一語道破：“個人的理性導致集體的無理性。”

“我們必須堅持一種判別真偽的原則，即對歷史規律的任何解釋必須適用于兩個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

“一種理論的說服力不取決于它能夠解釋多少件事實，而在于它能說明差別多大的不同類型的事實。”

奧爾森是獨特的。正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梭羅說的，“我們大多數人都相當類似，認識其中一個就等于認識了全部。但奧爾森不同，他別具一格。這使我們更加懷念他。”奧爾森的獨特在于他一生專門研究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個人的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或社會的理性結果？

這種專注與執著值得我們尊敬。

世界充滿了未知，只要我們足夠的執著與專注，不斷的追尋邏輯，很可能會有偉大發現。問題是這種偉大對你有多大的吸引力，面臨許多欲望的時候，你是否會動搖與放棄？你是否從這種思考的過程中得到極大的快樂？這恰恰是我們現在社會中難于尋覓的的。幾十年以前的陳景潤身上曾經顯現過。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個人理性導致集體的無理性的例子的分類。

人的自利分成兩類，一類增加自己的利益，一類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人的行為也分兩類，一類是作為，一類是不作為。

這樣組合起來就有四類。

第一類、作為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像偷盜，坑蒙拐騙，行賄受賄、制假販假、做偽劣產品、城市牛皮廯、亂穿馬路、發布虛假信息、引發價格戰、發動戰爭等等。奧爾森提到的分利聯盟有些就屬于這一類，如通過“尋租活動”、影響經濟政策制定，增加自己利益。

第二類、不作為增加自己的利益。不按要求處理污水，隨意排放污染環境，故意不標生產日期，政府部門不作為、不按要求先檢測產品再投向市場，對某些有害消費者的行為故意視而不見等等。

第三類、作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超載、行賄、響應競爭對手的價格戰、反對改革、撒謊、作假、組成聯盟等等。

第四類、不作為保護自己利益。見義不勇為、對他人求助視而不見、對增加集體利益毫不關心等等。這就是奧爾森提到的“搭便車“行為。

這里的個人包括一類比較特殊的人——統治者或者統治集團。他們的行為影響更大，表現方式也不一樣。

復雜了吧。奧爾森的“不對稱”與“選擇性激勵”明顯的力不從心了。就是處理第四類“搭便車”行為，筆者認為這兩種策略也很難奏效。“不對稱”存在，但更多得是“對稱”。而且我們無法讓他不對稱。“選擇性激勵”有用，特別是小集團，但放到整個社會作用就大打折扣了。執行是個很大的問題。就說法律，有時候就是一個“選擇性激勵”，但是，看看，犯法的事多了。何況有些事你怎么去“選擇性激勵”。像大打價格戰，惡性競爭等等。

還有，統治者、統治集團呢？特別是在民主比較缺乏的社會。

解決了這四類問題，人類就開始真正開始走向理想的家園。

實際，奧爾森身后是一個更大的領域——公共選擇理論。諾斯認為公共選擇理論起源于《集體行為的邏輯》、布坎南與塔洛克的《同意的計算》、安東尼唐斯的《民主的經濟理論》。本人了解的比較少。僅就幾個基本的簡單的概念說說自己的看法。

“經濟人假設”，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每個人的行為背后基本的邏輯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這就是人的“理性”。這個利益我們一般人都把它理解的比較狹窄。實際除了經濟利益，人還有很多的利益，像涉及情感方面的等等。舉個例子。有些人捐款幫助貧困、弱勢群體，一般來看這是違背“理性”的，但是，可能他是為了其他的利益，獲得名譽、成就感、施與的快樂、幫助他人的欣慰、或者僅只是獲得某種心理的平衡，或者減輕自己的某種心理痛苦等等。這也是符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則呀。當然這不是否認有些人損己利人，完全無私的奉獻。但占得比例有多少？這種行為會大面積擴散嗎？顯然不可能。

福利經濟學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曾以一個故事諷刺公共選擇理論：有一個外地人問“請問到火車站怎么走？”，“當然”，本地人一邊說一邊指向相反的方向，郵局正好在那里。“您能順路幫我發封信嗎？”“當然”，外地人一邊回答，一邊想著打開信封，看看里面有沒有值得偷的東西。

我想這恰恰是人類的現實。許許多多的例子簡單的講就是這樣的。中國有句話“爾虞我詐”，用在這里最合適。

至于，社會上出現的看上去許許多多違背人的自利的原則的例子，存在是件好事，但筆者要說，結合秩序的屬性，他們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團。而且往往就是他導致整個集體的無理性。這一點我想雖然有許多人難以接受，但他就是事實。奧爾森的“流寇”與“坐寇”的例子，歷史上、現實中極權政府的行為、惡性的黨派爭斗都說明這個道理。

公共選擇理論，我認為大有繼續研究的意義。社會是人組成的，把每一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組織中的人的行為規律研究透了，對我們解決許多社會

問題會有很大幫助的。何況對于研究國家、社會中的一個個集體、組織的行為也大有裨益。

但公共理論都沒有看到背后的“秩序”。這才是解決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的鑰匙。我這里就不再贅述。

奧爾森后來寫了兩本書，都比較著名。《國家興衰探源》與《權力與繁榮》邏輯上是與《集體行為的邏輯》一脈相承的。筆者也正有寫同樣的書之意，只是時間不夠。

正真看清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的深層邏輯，這兩個問題自然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筆者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不斷沖突、調和、再沖突、再調和的不斷的循環。現在也一樣，永遠都是這樣。這種循環是永無止境的。

奧爾森的偉大被遠遠低估了。他輕輕的推開了一扇人類通往理想家園的門，只是，還只開了一條縫。

人類任重而道遠。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特定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所謂「不對稱」即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來得越大，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假如三個和尚中有一個是喝水特別多的「水鬼」，而其他兩個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種」，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給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對稱」在國際間的集體行動中經常出現，例如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影響很大，因此日本積極出錢設立「亞洲貨幣基金」。同樣，美國認為北約能給美國安全帶來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負擔高達70%的北約經費。

「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是實現集體行動的另一個條件。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正向激勵和反向激勵兩種。正向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許多慈善機構的籌款活動都提供正向激勵，例如，購買慈善演出的門票可以觀看別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獲得嬴取獎品的抽獎機會等，都是搭賣私人物品的行為。三個和尚中的那個小和尚也許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機會偷偷瞧一瞧在河對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與此類似，美國勞聯產聯領袖組織工會運動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們個人所獲得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資源，與勞資談判獲得的直接利益反而關系不大。反向激勵是懲罰搭便車的措施，最常見的是禁止搭便車者享受集體行動的成果。許多國家的工會都將勞資談判的范圍限制在工會會員范圍內，使非會員無法享受工會爭取到的加薪和優惠待遇。

總之看這本書，最大的感覺就是簡單卻充滿了邏輯的智慧與對常識的質疑、反思甚至否定。

在此基礎上，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從教育、監督及法制三方面預防和懲治集團腐敗的對策建議，以此來達到維護應有的社會公平與社會公 正。

經濟學的研究一般都從理性人的視角出發,通過交易成本的比較進行分析,但這種分析往往不能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我們通過對一些行業協會進行的跟蹤觀察,運用社會資本的理論,分析了集體行動中志愿發起者的特征、生成與作用,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結 合的角度考察了行業協會這種社會組織的行為特征,從而對我國行業治理組織與市場治理體系的構建與完善進行了更加現實的思考.

第五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后感

《集體行動的邏輯》讀后感

《集體行動的邏輯》是奧爾森的代表作之一，是集團理論的著作，也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之作。本書出版之前，社會科學家往往假設：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這個共同利益采取集體行動。但是奧爾森在研究中發現，集團的行動并不總是按照這一邏輯行事，出現了很多有悖于這一假設的案例發生。相反，個人自利的行為卻往往導致對集體的不利，甚至產生極其嚴重的后果。

按照自由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社會生產者的自利性能夠帶來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看不見的心”所帶來的結果。這是亞當斯密所倡導的市場的自由發展，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一理論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市場失效時常引發經濟危機，政府作為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個體的理性反而帶來了集體的非理性。按照奧爾森的觀點，他首先假設個人是理性的，即“經濟人假設”。個人不會為了增進集體的利益而做出太大的努力，除非有一些激勵的條件或者是一個小集團。打個比方，一個大集團中的成員，為了集體的利益花費了很大的成本，而把蛋糕做大之后他只能得到一小份，很可能是集體平均下來的結果，這與自己的付出是不對等的。“搭便車”現象的存在打消了集體中的個人很難為了集體的利益而采取行動。

一、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是奧爾森論述集體行動的邏輯的起點，他從經濟學的個人主義視角出發，首先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性人，而理性人的顯著特征就是行為前要進行成本收益的計算和權衡，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為目的，即使在組織或集團中也是如此，由此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公共選擇理論實際上就是把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運用到公共領域的結果，不論是集團還是國家，其成員都是理性的個人，而非所謂的道德人或者政治人假設。這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更符合現實的情況，自利性是人的本性。但是奧爾森所認為的理性人是進行“絕對收益”計算的，只要成本大于收益，集體行動就難以達成。但是還是從理性人出發，假定如果不能采取集體的行動，個人就不能獲得相應的收益的話，作為理性的個人這也是難以接受的。這其中會不會存在“相對收益”的計算呢？只要自己獲得收益，而非絕對收益，集體行動就能夠達成，這種情況是否能夠出現呢？雖然無法得到證實，但是奧爾森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其實也是其研究的缺陷之一。在信息收集成本或者信息難以得到的情況下，相對收益是否能夠達成呢？這值得我們去思考。

二、大集團與小集團

在奧爾森此書中，他將利益集團劃分為了大集團與小集團（以單個企業能夠占總體效用分成的比例為區別）、相容集團與排他集團、市場集團與非市場條件下的集團。并在最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從實現共同利益的角度來看，小集團優于大集團，經濟集團優于非經濟集團，競爭的經濟集團優于壟斷的經濟集團。這是因為在集體物品的獲取方面，小集團比大集團更有優勢。集團越大，它提供的集體物品的數量就會越低于最優數量。小集團要比大集團更容易增進共同利益，因為每個人能較清楚的看見個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額；但大集團就不成了，個人看不見自己與共同利益的直接關系，就傾向于將自己要付出的代價轉嫁到別人頭上，以獲得平均化的個人收益。

具體來說，有三個獨立的但是累積的因素使較大的集團不能增進他們自身的利益。第一，集團越大，增進集團利益的人獲得的集團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有利于集團的行動得到的報酬就越少，這樣即使集團能夠獲得一定量的集體物品，其數量也是遠遠低于最優水平的。第二，由于集團越大，任一個體，或集團中成員的任何（絕對）小子集能獲得的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就越不可能出現可以幫助獲得集體物品的寡頭賣方壟斷的相互作用。第三，集團成員的數量越大，組織成本就越高。由于這些原因，集團越大，它就它就越不可能提供最優水平的集體物品，而且很大的集團在沒有強制或獨立的外界刺激的條件下，一般不會為自己提供哪怕是最小數量的集體物品。但是現實中，很多大集團并未消亡，它們看上去生機勃勃，經久不衰。奧爾森說，這是因為集團的組織者采取了手段，去解決個人無法自愿追求共同利益的問題，即強制和選擇性激勵的手段。這兩種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集體行動得以達成，因為這可以使得收益和成本之間相對平衡或者其他。

從現實的集團來看，集體行動其實是能夠達成的，不考慮集團的大小，集團的內部文化是否能夠成為推動集體行動的一個因素？或者集體中有些個人對集體生活的極端熱愛，為了集體利益而樂于奉獻呢？可能這些都是一些因素，不能強求奧爾森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不可能照顧到這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可是這些因素不可避免的可能成為必要的因素。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物質需求只是一個低級的需求，像安全和實現個人價值是更高的需求，這些需求也可能成為集體行動達成的推動力。

三、“搭便車”現象

“看不見的手”為什么會失靈？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的理想為什么常常無法實現？原來，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體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例如，由于罷工的勝利，工人獲得加薪，這對所有工人都有好處。但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風險和成本。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導致搭便車的行為。

奧爾森因此得出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但隨著集體人數增加，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便車的動機便越強烈，搭便車行為也越難以發現。

四、對公地悲劇分析

“公地悲劇”是集體行動失敗的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理性的個人帶來的是集體的非理性。公地作為一項資源或財產有許多擁有者，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有使用權，但沒有權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個人都傾向于過度使用，從而造成資源的枯竭。過度砍伐的森林、過度捕撈的漁業資源及污染嚴重的河流和空氣，都是“公地悲劇”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劇，是因為每個當事人都知道資源將由于過度使用而枯竭，但每個人對阻止事態的繼續惡化都感到無能為力。而且都抱著“及時撈一把”的心態加劇事態的惡化。公共物品因產權難以界定而被競爭性地過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結果。

有學者總結走出困境的方法，據吉林大學行政學院陳毅總結，其中四種途徑分別是，通過霍布斯方案:具有強制力的第三方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市場化方案:基于“私惡即公益”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社會資本方案:基于組織和社會結構的“看不見的握手的作用”；綜合治理機制:基于參與博弈自由而發揮“在干中學的作用”。其中霍布斯通過對自然狀態的“動物叢林法則”的描述，生動放映出集體行動所面臨的困境，人與人之間相互侵犯，相互離異，是“狼與狼”之間的關系。為了過上一種優良文明的政治生活，霍布斯認為，將權力交給第三方（君主或統治者）君主將自己的權力讓給國家，霍布斯論證了，第三方強制力對解決集體行動的必要性。后來亞當斯密認為個人私利的追求有利于自發促成公共利益(“私惡即公益”)。另外，以托克維爾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社會資本理論。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已經談到“結社的藝術”和“公共精神”的積極價值。美國人通過自愿結社,來抵消過度個人主義的傾向,結果他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建立了各種普遍而重要的社團組織,它們把獨立的個人聯結在一起，弱小的個體通過這種方式變得強大，各組織關系復雜，相互制約最后達到走出困境的目的。以信任、互惠規范和參與網絡為核心內容的社會資本理論為解決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理論思路，以合作互利為基本前提，通過建立自主組織治理模式補充分析，將宏觀的集體理性選擇與微觀的個體理性選擇有機結合，平衡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間矛盾，從理論上超越了集體行動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