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筆記

《集體行動的邏輯》 讀書筆記

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美]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主要著作包括：《戰時短缺經濟學》（1963）、《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一份準備中的社會報告》（1969）、《沒有增長的社會》（1974）、《健康護理經濟學新方法》（1982）、《國家興衰探源》（1982）和《權力與繁榮》（2000）。

《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1993年獲得美國管理學會頒發的“最持久貢獻著作獎”，1995年獲得美國政治學會頒發的“里昂·愛潑斯坦獎”。本書適合于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等領域的各類研究人員使用。

如果你想對利益集團理論有深刻的理解，那么這本書無論如何是必須一讀的書。本書是曼瑟爾·奧爾森的代表作之一，另外一本是《國家興衰探源》。諾斯認為公共選擇理論起源于本書、布坎南與塔洛克的《同意的計算》、安東尼·唐斯《民主的經濟理論》這三部公共選擇文獻的經典著作。

第1章對集團和組織行為的某些方面作了邏輯的理論的解釋。第2章考察了對不同規模的集團進行分析的含義，并得出在許多情況下小集團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這一結論。第3章考察了贊成工會的論點的含義，并得出以下結論：某一形式的強制性會員制度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工會是生死攸關的。第4章運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對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進行考察并對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國家理論進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闡述的邏輯對許多政治學家使用的“集團理論”進行分析，并證明對這一理論的通常理解在邏輯上是矛盾的。最后一章提出了一個與第1章概述的邏輯關系相一致的新的壓力集團理論。這一理論說明大的壓力集團組織的會員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說疏通活動的結果，而是它們其他活動的副產品。

為什么集體行動會失敗？從根本上來說是因為任何集體行動帶來的收益都具有“公共品”的性質。所謂“公共品”，有兩方面的意思。第一，個人對公共品的提供所產生的直接作用微乎其微，比如某個候選人不會因為你的一票而獲選或落選；第二，個人即便不承擔成本（搭便車），只要其他人付出成本，他也能夠享受收益，比如國防。“公共品問題”的實質就在于，當每個人都認為自己的作用微乎其微，當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可以不付出成本時，公共品將無法被提供出來。這在標準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也被稱為“合成謬誤”，N人囚徒困境博弈也是這個意思。

奧爾森在書中討論了各種各樣不同的集團，如“壓力集團”、“潛在集團”等等，以求解集團之所以能夠成功采取“集體行動”從而提供“公共品”的原因。他認為集體行動如果要取得成功，在三個條件下是可能的：其一，集團足夠小；其二，“非對稱”的大集團，即集團中的某個個體獲得收益的大部分；其三，對集團中的個體進行選擇性激勵。

小集團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為小集團中的人與人之間都互相認識，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之間可以看作是共享了某種“社會規范”，一旦有人破壞了約定，將立刻別人發現。而如果收益是“非對稱”的，那么集團中就會出現“少數剝削多數”的情況——占有份額較少的大部分個體“搭便車”，占有份額較多的個體將承擔所有的成本。“選擇性激勵”是一個更一般的情況——如果能夠保證群體的收益是對每個人都帶來實惠，還怕大家不愿意承擔成本嗎？

大集團的成功，還可能是一個原因：大集團被若干小集團所控制。其實，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小集團，而并非大集團自身能夠取得成功。它只是被操縱了。無論按照Bowles和Gintis的定義，還是Richerson等人的定義，抑或Henrich夫婦的定義，“公共品”的成功被提供都能夠看作是一種“合作”，無怪乎Gintis認為重復的公共品博弈是考察人類合作的最佳實驗條件。陳抗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了“志愿懲罰者”，也就是“強互惠者”，這又與我所閱讀的合作理論的文獻聯系起來了。“強互惠者”對于合作以及制度的維持意義重大。所謂“強互惠者”就是他們即便承擔額外的成本，也會志愿地懲罰那些違反規定的其他個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非理性的行為。但一旦群體中的其他個人預期到這樣的懲罰的發生，那么“強互惠者”的存在將只是一個震懾作用，他們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會真正承擔額外的成本。

強制性（比如強制性入會）在集體行動的成功中占有很重要的作用。當然，這樣的強制性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壁壘，比如不準雇用工會外的工人。就如我們所一直知道的那樣，絕對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我堅持我的觀點：對自由以及民主的推行，雖然是好的，也可能是必須的，但從本質上來說其實也是一種強制，一種強權。

《集體行動的邏輯》出版之前，社會科學家往往假設：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這個共同利益采取集體行動。譬如，住在同一座樓里的鄰居會提供公共通道的照明燈；同一社區的人會保持公共環境衛生；持有同一公司股票的人會齊心協力扶持該股票的價格；消費者會組織起來與售賣偽劣產品的商家斗爭；同一國家的國民會支援本國貨幣的堅挺；全世界無產者會聯合起來反對資本家的剝削。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奧爾森發現，這個貌似合理的假設并不能很好地解釋和預測集體行動的結果，許多合乎集體利益的集體行動并沒有發生。相反地，個人自發的自利行為往往導致對集體不利、甚至產生極其有害的結果。

集體行動的搭便車行為

「看不見的手」為什么會失靈？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的理想為什么常常無法實現？原來，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體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例如，由于罷工的勝利，工人獲得加薪，這對所有工人都有好處。但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風險和成本。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導致搭便車的行為。「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就是搭便車者的祖師爺。南郭先生不會吹竽，卻混進了宮廷樂隊。雖然他實際上沒有參加樂隊合奏這個「集體行動」，但他表演時毫不費力的裝模作樣仍然使他得以分享國王獎賞這個「集體行動」的成果。

奧爾森因此得出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但隨著集體人數增加，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便車的動機便越強烈，搭便車行為也越難以發現。

奧爾森這一理論后來發展成「多人囚犯兩難博弈」(n-person prisoner's dilemma games)，成為非合作博弈論的一個重要分支。然而，它描述的卻是人們十分熟悉的現象，「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兩個和尚抬水喝」是集體行動成功的例子，而「三個和尚沒水喝」則體現了集體行動的失敗。從「二」到「三」由成功至失敗的變化，關鍵在于集體人數增多。

集體行動出現的條件

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特定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所謂「不對稱」即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來得越大，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假如三個和尚中有一個是喝水特別多的「水鬼」，而其他兩個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種」，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給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對稱」在國際間的集體行動中經常出現，例如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影響很大，因此日本積極出錢設立「亞洲貨幣基金」。同樣，美國認為北約能給美國安全帶來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負擔高達70％的北約經費。

「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是實現集體行動的另一個條件。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正向激勵和反向激勵兩種。正向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許多慈善機構的籌款活動都提供正向激勵，例如，購買慈善演出的門票可以觀看別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獲得嬴取獎品的抽獎機會等，都是搭賣私人物品的行為。三個和尚中的那個小和尚也許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機會偷偷瞧一瞧在河對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與此類似，美國勞聯產聯領袖組織工會運動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們個人所獲得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資源，與勞資談判獲得的直接利益反而關系不大。反向激勵是懲罰搭便車的措施，最常見的是禁止搭便車者享受集體行動的成果。許多國家的工會都將勞資談判的范圍限制在工會會員范圍內，使非會員無法享受工會爭取到的加薪和優惠待遇。

利他主義者是鳳毛麟角

奧爾森對集體行動的研究引起人們對此問題的重視。人們將奧爾森的理論應用到社會科學各個領域，更多的學者進一步探討集體行動的邏輯和建立更精細的行為模型。在過去20年里，實驗經濟學家對參與集體行動的行為做了大量調查研究。九十年代起，描述集體行動的新一代模型開始出現。在這些模型中，理性自利的個人不再是唯一的假設。運用從實驗中得到的資料，這些模型假定不同的種類的人參與集體行動。

人的決策行為究竟能分成多少不同種類？經濟學家發現，不同文化的社會中都存在一些利他主義者，但這些「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畢竟是鳳毛麟角，為數少于1％。模型類比結果顯示，一個群體或社會中如果有3％的利他主義者，整個社會的風氣和行為規范就會出現可喜變化。

實驗經濟學家設計了諸如「哀的美敦講價實驗」和「信任游戲」等決策實驗，對人的行為進行窺探。許多這一類的研究都發現，40％到67％的人屬于「以德報德、以怨報怨」一類。這類人被稱為「規范使用者」。另外大約有20％到30％的人是自私自利的人，這類人就是奧爾森模型假設的那種人。無論別人如何善待他們，這些人都不會有所回報。這類人被稱為「理性利己主義者」。運用同樣的比例，三個和尚中應有兩個是「規范使用者」，一個是「理性利己主義者」。

「規范使用者」又可以細分成兩種，即「條件合作者」和「志愿懲罰者」。「條件合作者」是老好人，他們愿意發起協助行動，并且只要群體中有一定比例的人以互惠行為作反應就堅持合作。但「條件合作者」對搭便車行為的容忍度卻不盡相同。他們對集體行動的貢獻與搭便車人數成反比，搭便車的人越多，「條件合作者」對集體行動的貢獻就越少。一旦搭便車的人數超過他們的容忍度，這些人也將采取不合作行為。因此，「理性利己主義者」會驅使「條件合作者」作出自私自利的行為選擇。

「志愿懲罰者」是「疾惡如仇」的俠客，「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行為在他們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只要有可能，他們就會懲罰搭便車者。懲罰可以是口頭批評，也可以是給搭便車者造成物質損失。即使懲罰行為對「志愿懲罰者」本身的個人利益造成明顯的損失，他們也在所不惜。

研究發現，「志愿懲罰者」的存在對于集體行動的結果有很大影響。他們約束搭便車行為，起著維護社會行為規范的作用。他們的懲罰使「理性利己主義者」不得不計算受懲罰的成本，修改自己的行為。如果沒有「志愿懲罰者」，搭便車者不受約束，「條件合作者」就會逐漸減少甚至停止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生產不出集體有益的公共物品來。

理論涵蓋范圍擴大

以上發現豐富了人們對于集體行動產生過程的理解，加深了對決策行為的認識，同時也擴大了奧爾森理論的涵蓋范圍。首先，新發現雖然修改了奧爾森模型的假設，但修改的程度有限。奧爾森模型中只有「理性利己主義者」，但實驗結果發現「理性利己主義者」和「條件合作者」兩類人加在一起占大多數。其實，「條件合作者」也是一種搭便車者。維護社會行為的規范實際上是一種公共物品，因為遵循社會行為準則能減少不確定性，增強互信，對大家都有利。但「生產」這種公共物品需要支付成本，而「條件合作者」不愿意像「志愿懲罰者」那樣承擔集體行動的成本，在與「理性利己主義者」的斗爭中選擇袖手旁觀的搭便車行為。在這個意義上說，實驗研究的發現與奧爾森的基本假設相差不遠。再者，「志愿懲罰者」的作用與奧爾森的「反向選擇性激勵」異曲同工，都是運用懲罰性工具來保證集體行動的產生。奧爾森發現反向激勵的作用，實驗研究則說明反向激勵其實是人類行為中的一種。

三個和尚究竟有沒有水喝呢？奧爾森會這樣回答：一般來說，三個和尚沒水喝。但如果這三個和尚「不對稱」，或是存在「選擇性激勵」，那么三個和尚就很可能有水喝。實驗經濟學家的答案是：三個和尚有沒有水喝取決于那兩個「規范使用者」中有沒有「志愿懲罰者」。如果兩個「規范使用者」屬于老好人類型的「條件合作者」，那么三個和尚最終還是沒有水喝，因為那個「理性利己主義」和尚會破壞合作環境，驅使「條件合作者」選擇搭便車行為。如果有一個和尚是「志愿懲罰者」，情況就完全不同。這位俠義和尚會不惜時間和代價盯住想搭便車的「理性利己主義」和尚，不讓他喝一滴水，逼使他參加取水行動。結果自然是：三個和尚有水喝。

第二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筆記

社會《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筆記

集體行動問題又稱非市場決策問題，本是傳統經濟學不予研究的問題。但隨著現代經濟學的拓展和進步，學者們發現非市場問題并不意味著不能用經濟學方法來研究，自上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以來，公共選擇理論便作為一門新的分支在現代經濟學中興盛、發展起來了。公共選擇理論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牢牢扣住了“經濟人”這個最基本的行為假定，認為除了參與私人經濟部門活動的人之外，公共活動的參與者也受制于此，即，都有使自己行為最大化的傾向；無行為主體的所謂公共利益（或集體利益）是不存在的。現在公共選擇理論已滲透到對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各個方面的研究中去，國外許多學者還用它來分析計劃經濟的形成、演變及其像市場經濟的轉型，該理論也日益受到我國學術界的熱情關注。奧爾森教授撰寫的這本《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則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之作。

傳統觀點普遍認可這樣的觀點：有共同利益的個人組成的集團通常總是試圖增進那些共同利益。如許多工會理論、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補償權力”概念、及對壓力集團的研究都是建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的。但奧爾康教授卻在本書中明確指出這種論斷是錯誤的。當然各類組織的成員總是期待增進他們的共同利益，工人期待工會為其爭取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農場主期待農場組織為其成員爭取更有利的法律；股東期待公司為其增進利益。然而事實卻并非如此：以現代大公司為例，不像股東人數少的公司，在股東數量眾多的現代大公司，管理人員擁有自主權，他們能夠控制大公司，甚至為自身的利益而犧牲股東的利益，這樣的事實卻是令人驚訝。在股份公司里，普通的股東擁有解雇管理人員的法定權利，如果管理人員把公司作為謀取自身利益的該工具，股東集團受到了損失，自然有足夠的理由解雇他們，可是大多數這樣的情況下股東是不會這么做的。究其原因是這樣的，在一個有著成千上萬股東的大公司里，典型的股東要解雇管理人員的努力可能不會成功；而且，即使成功的話，由于典型股東擁有的股票只占股票總額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回報（更高的紅利或股價）的大部分也會被其他股東分享。公司收入對股東來說是集體物品，因而通常情況下典型股東不會對管理人員發難。

也就是說，在一個集團內部，集團利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團中每個成員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這也就意味著，不管個人是否付出成本，他都能享受到集團的共同利益，而這樣的性質促使集團的每個成員都想“搭便車”坐享其成。集團越是大，分享收益的人越是多，為實現集團利益而進行活動的個人分享的份額就越小。所以，在嚴格堅持經濟人及其行為的假設條件下，經濟人或理性人都不會為集團的共同利益采取行動。

基于這樣的結論，奧爾康教授對集體行動作了進一步分析。首先奧爾康教授根據集體利益的相容性和排他性，將各種種各樣的集團分為兩大類，即利益相容性集團和利益排他性集團。排他利益類似于我們通常所說的“既有利益”，這樣的集團碰到的是“分蛋糕”問題，因而希望分利者越少越好，分利集團越小越好，故這類集團總是排斥他人進入；而相容性集團則碰到“做蛋糕”問題，自然希望人越多越好，集團規模越大越好，故而這類集團總是歡迎具有共同利益追求的行為主體加入其中。因此，奧爾康教授判斷：較之排他性集團，相容性集團就有可能實現集體的共同利益。

奧爾康教授還將小集團和大集團進行比較，發現兩者不僅有量上的差別，而且尤其關鍵的是二者在質上也是完全不同的。他主要的研究對象是大集團行為，在研究中他發覺大集團行動是相當困難的。首先，因為集團規模大、成員多使得集團組織運行成本極高，加之收益的分享問題、吸引成員加入的方法問題都使得組織大集團行動陷入困境。其次，組織集團行動以實現利益增殖問題，也只能是可能性。因為總要防止集團成員“搭便車”的行為傾向，它已變成解決集體與個人利益的關系問題。為此，在多個成功案例的研究中，奧爾康教授發現了這樣的運行機制，即強制入會制和“有選擇性的激勵”，大集團或申請法律強制其潛在成員入會，或向其成員提供大量有選擇性或非集體性收益并排除其他非成員分享，使得潛在成員知道加入集團對自己的益處而不加入可能總成的損失遠遠多于會費，從而吸引更多成員加入。此外，對集團的每個成員區別對待、“賞罰分明”。

當說到小集團時，奧爾康教授特意申明：他的關于大集團的理論都不適用于小集團。小集團因其成員人數少。為實現集團總收益而付出的成本小，即使有些成員必須承擔提供集體物品的所有成本，他們得到的好處也要比不提供集體物品時來得多，在這樣的情況下，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是相一致的，可以假定會提供集體物品。所以，小集團比大集團更容易組織起集體行動；具有有選擇性激勵機的集團比沒有這種機制的集團更容易組織起集體行動。

第三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筆記

曼瑟爾·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 公共選擇理論，它研究的是傳統經濟學不予關心的非市場決策問題，或者說 是集體行動的問題。奧爾森的所著的《集體行動的邏輯》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 之作。《集體行動的邏輯》一書共有 6 章。第一章集團和組織理論對集團和組織行為的某些方面作了邏輯的和理論的解釋。第二章集團規模和集團行為考察了對不同規模的集團進行分析的含義，并得 出在許多情況下小集團比大集團更有效率，更富有生命力這一結論。第三章工會和經濟自由考察了贊成工會的論點的含義，并得出以下結論：某 一形式的強制性會員制度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工會是生死攸關的。第四章國家和階級的正統理論運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對馬克思的社會階 級理論進行考察并對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國家理論進行分析。第五章壓力集團的正統理論按照本研究闡述的邏輯對許多政治學家使用的 “集團理論”進行分析，并證明這一理論的通常理解在邏輯上是矛盾的。第六章“副產品”和“特殊利益”理論提出了一個與第一章概述的邏輯關系 相一致的新的壓力集團理論。這一理論說明大的壓力集團組織的會員制度和力量 并不是游說疏通活動的結果，而是它們其他活動的副產品。閱讀后的感受：讀完這本書后，還是很有收獲的。一方面可以幫助我們樹立 理性的思維，另一面對于我們認識和解釋一些社會現象與問題很有幫助。組織是 由人組成的，社會又是由大大小小的組織組成的。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許許多多 的工作與任務都是由團隊來完成的，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小組織。理解透徹集體行 動的內在規律，對于我們學習管理學科的學生亦或是以后致力于和正在從事相關 管理工作的人來說是大有裨益的。傳統觀點認為，“集團會在必要時采取行動以 增進它們共同的目標或集團目標”。換句話說，只要集團中的成員認為存在共同 利益，有理性和尋求自利的經濟人，肯定會采取行動來實現那一共同利益。傳統 的集團理論還是建立在個體功利主義價值判斷上的。奧爾森告訴我們：理性、自 利的經濟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團利益做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并非簡單個體理性 就能達成的。所以說達成集體的行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們日常的學習與工作中也可見一斑。我認為達成集體的行動比較關鍵的一點是盡量減少“搭便 車”的行為。如果一個組織中“搭便車”的現象十分嚴重，這個組織也就無從發 展與進步，最后只會滅亡。在解決這一問題上，奧爾森提出了幾點建議：強制性 條件下集體行動可能更容易實現。選

擇性激勵也能促使集體行動的實現。對于促 成集體行動的發生，小集體更有效率。此外我還想加一點，那就大組織分工或小 團體分工一定要明確，權責要統一，這樣也便于績效考核與“論功行賞”。雖然

現在有許多批判分工過細的聲音，但這仍不失為一種好的管理理念與方法。還有 一點是，盡量減少“搭便車”的行為可以在組織內部樹立一種公平公正的組織文 化，而這也是對組織成員的一大激勵。這是需要管理者十分注重的一個問題。不 公平感是不幸福的一個重要來源。管理學中有一句俗語： “組織中要學會護牛、趕豬、打狗。“護牛”—保護那些勤奮工作，積極奮斗的利益，” “趕豬”—督促 監督那些工作不積極主動但工作業績還過得去的人，“打狗”—懲罰或解雇那些 影響組織績效的人。獎罰分明，令行禁止。對于促成集體行動的發生，小集體更有效率。集體行動能否實現的關鍵是由 人數的多少決定的。所以說在組建工作團隊時要注意團隊的規模。有些人也用這 一理論來解釋農民在維護自身權益方面表現出的與自身數量不成比例的軟弱性。也就是農民的集體行動較難達成。需要外力的推動，這也是中央政府十分關注三 農問題的一大原因。最為一個管理者，如果有一套方法能夠以最小成本促成組織的集體行動，毫 無疑問，他是一名優秀的管理者與領導者。

第四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后感

《集體行動的邏輯》讀書筆記 奧爾森·奧爾森作為美國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在1965年所著的《集體行為的邏輯》被譯成十幾種語言暢銷全球，更奠定了他集體行動理論的代表人物的地位。我有幸拜讀了這本經典名著，他從集團和組織理論的概念入手，將理性人假設引入社會領域集體行動問題的研究中,奠定了集體行動理論的邏輯起點，很好地解釋了生活中諸多集團及政治問題。以下便是我的相關讀書心得。

首先梳理一下本書的框架，奧爾森首先闡述了集體行動理論與理性人假設的相關理論，為從微觀機制來對集團腐敗進行分析奠定理論基礎。奧爾森鮮明地反駁了傳統理論絲毫不加懷疑地認為正如單獨的個人會為他們的個人利益而行事一樣，有著共同利益的個人所組成的集團會為他們的共同利益而行事。并隨后得出了在許多情況下小集團比大集團更有效率、更能創造價值的觀點。第3章則考察贊成工會的論點的含義，并得出以下結論：某一形式的強制性會員制度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工會是生死攸關的。第4章則用本研究中提出的方法對馬克思的社會階級理論進行考察并對其他一些經濟學家提出的國家理論進行分析。第5章按照本研究闡述的邏輯對許多政治學家使用的集團理論進行分析，并證明對這一理論的通常理解在邏輯上是矛盾的。第6章提出了一個新的壓力集團理論，說明大的壓力集團組織的會員制度和力量并不是游說疏通活動的結果，而是它們其他活動的副產品。

對于“經濟人假設”，我認為是非常實用。每個人的行為背后基本的邏輯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這就是人的“理性”。這個利益我們一般人都把它理解的比較狹窄。實際除了經濟利益，人還有很多的抽象利益，如人的情感、地位等方面。舉個例子。有些人熱衷慈善、樂施于人，一般來看這是違背“理性”的，但是，可能他是為了獲得名譽、存在感或者享受施與的快樂與欣慰、甚至僅僅只是獲得某種心理的平衡等等，這也是符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則。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大集團

公共選擇理論，我認為大有繼續研究的意義。社會是人組成的，把每一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組織中的人的行為規律研究透了，對我們解決許多社會問題會有很大幫助的。何況對于研究國家、社會中的一個個集體、組織的行為也大有裨益。

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特定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搭便車”之所以發生在于信息不對稱，所以集體行動難以達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他進而從特殊利益集團的內涵、特征 及類型入手，與集團腐敗案件相結合分析，論證了集團腐敗的行為主體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并提出了集團腐敗的新的概念。接下來提出了腐敗集團中的組織者，監督機構的對立性以及腐敗成本的高低是防治集團腐 敗的重要因素。我之前就開始思考過事業單位人事贅余及效率相對低下等類似的問題，在中國的現實中這種問題普遍存在并亟待解決。在某種曾度上甚至可以說中國的文化就是造了這樣的局面。也看到過有些人從管理、分工、文化等等方面找到過一些未涉及核心層面的原因，問題遠非一般人想的那么簡單。奧爾森卻一語道破：“個人的理性導致集體的無理性。”

“我們必須堅持一種判別真偽的原則，即對歷史規律的任何解釋必須適用于兩個以上的事件才算成立。”

“一種理論的說服力不取決于它能夠解釋多少件事實，而在于它能說明差別多大的不同類型的事實。”

奧爾森是獨特的。正如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羅伯特·梭羅說的，“我們大多數人都相當類似，認識其中一個就等于認識了全部。但奧爾森不同，他別具一格。這使我們更加懷念他。”奧爾森的獨特在于他一生專門研究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個人的理性行為往往無法產生集體或社會的理性結果？

這種專注與執著值得我們尊敬。

世界充滿了未知，只要我們足夠的執著與專注，不斷的追尋邏輯，很可能會有偉大發現。問題是這種偉大對你有多大的吸引力，面臨許多欲望的時候，你是否會動搖與放棄？你是否從這種思考的過程中得到極大的快樂？這恰恰是我們現在社會中難于尋覓的的。幾十年以前的陳景潤身上曾經顯現過。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個人理性導致集體的無理性的例子的分類。

人的自利分成兩類，一類增加自己的利益，一類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損。人的行為也分兩類，一類是作為，一類是不作為。

這樣組合起來就有四類。

第一類、作為為了增加自己的利益。像偷盜，坑蒙拐騙，行賄受賄、制假販假、做偽劣產品、城市牛皮廯、亂穿馬路、發布虛假信息、引發價格戰、發動戰爭等等。奧爾森提到的分利聯盟有些就屬于這一類，如通過“尋租活動”、影響經濟政策制定，增加自己利益。

第二類、不作為增加自己的利益。不按要求處理污水，隨意排放污染環境，故意不標生產日期，政府部門不作為、不按要求先檢測產品再投向市場，對某些有害消費者的行為故意視而不見等等。

第三類、作為保護自己的利益。超載、行賄、響應競爭對手的價格戰、反對改革、撒謊、作假、組成聯盟等等。

第四類、不作為保護自己利益。見義不勇為、對他人求助視而不見、對增加集體利益毫不關心等等。這就是奧爾森提到的“搭便車“行為。

這里的個人包括一類比較特殊的人——統治者或者統治集團。他們的行為影響更大，表現方式也不一樣。

復雜了吧。奧爾森的“不對稱”與“選擇性激勵”明顯的力不從心了。就是處理第四類“搭便車”行為，筆者認為這兩種策略也很難奏效。“不對稱”存在，但更多得是“對稱”。而且我們無法讓他不對稱。“選擇性激勵”有用，特別是小集團，但放到整個社會作用就大打折扣了。執行是個很大的問題。就說法律，有時候就是一個“選擇性激勵”，但是，看看，犯法的事多了。何況有些事你怎么去“選擇性激勵”。像大打價格戰，惡性競爭等等。

還有，統治者、統治集團呢？特別是在民主比較缺乏的社會。

解決了這四類問題，人類就開始真正開始走向理想的家園。

實際，奧爾森身后是一個更大的領域——公共選擇理論。諾斯認為公共選擇理論起源于《集體行為的邏輯》、布坎南與塔洛克的《同意的計算》、安東尼唐斯的《民主的經濟理論》。本人了解的比較少。僅就幾個基本的簡單的概念說說自己的看法。

“經濟人假設”，我認為是非常正確的。每個人的行為背后基本的邏輯都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這就是人的“理性”。這個利益我們一般人都把它理解的比較狹窄。實際除了經濟利益，人還有很多的利益，像涉及情感方面的等等。舉個例子。有些人捐款幫助貧困、弱勢群體，一般來看這是違背“理性”的，但是，可能他是為了其他的利益，獲得名譽、成就感、施與的快樂、幫助他人的欣慰、或者僅只是獲得某種心理的平衡，或者減輕自己的某種心理痛苦等等。這也是符合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原則呀。當然這不是否認有些人損己利人，完全無私的奉獻。但占得比例有多少？這種行為會大面積擴散嗎？顯然不可能。

福利經濟學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曾以一個故事諷刺公共選擇理論：有一個外地人問“請問到火車站怎么走？”，“當然”，本地人一邊說一邊指向相反的方向，郵局正好在那里。“您能順路幫我發封信嗎？”“當然”，外地人一邊回答，一邊想著打開信封，看看里面有沒有值得偷的東西。

我想這恰恰是人類的現實。許許多多的例子簡單的講就是這樣的。中國有句話“爾虞我詐”，用在這里最合適。

至于，社會上出現的看上去許許多多違背人的自利的原則的例子，存在是件好事，但筆者要說，結合秩序的屬性，他們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政府本身就是一個利益集團。而且往往就是他導致整個集體的無理性。這一點我想雖然有許多人難以接受，但他就是事實。奧爾森的“流寇”與“坐寇”的例子，歷史上、現實中極權政府的行為、惡性的黨派爭斗都說明這個道理。

公共選擇理論，我認為大有繼續研究的意義。社會是人組成的，把每一個人，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組織中的人的行為規律研究透了，對我們解決許多社會

問題會有很大幫助的。何況對于研究國家、社會中的一個個集體、組織的行為也大有裨益。

但公共理論都沒有看到背后的“秩序”。這才是解決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的鑰匙。我這里就不再贅述。

奧爾森后來寫了兩本書，都比較著名。《國家興衰探源》與《權力與繁榮》邏輯上是與《集體行為的邏輯》一脈相承的。筆者也正有寫同樣的書之意，只是時間不夠。

正真看清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矛盾的深層邏輯，這兩個問題自然可以得到很好的解答。筆者認為人類的歷史就是個人理性與集體理性不斷沖突、調和、再沖突、再調和的不斷的循環。現在也一樣，永遠都是這樣。這種循環是永無止境的。

奧爾森的偉大被遠遠低估了。他輕輕的推開了一扇人類通往理想家園的門，只是，還只開了一條縫。

人類任重而道遠。奧爾森還發現，集體行動在兩種特定條件下比較容易產生，一是集體成員的「不對稱」，二是「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所謂「不對稱」即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稱。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員來得越大，他為集體行動作貢獻的積極性也就越大。假如三個和尚中有一個是喝水特別多的「水鬼」，而其他兩個是很少喝水的「耐乾旱品種」，那么「水鬼」和尚挑水給大家喝的可能性就很大。「不對稱」在國際間的集體行動中經常出現，例如亞洲金融危機對日本影響很大，因此日本積極出錢設立「亞洲貨幣基金」。同樣，美國認為北約能給美國安全帶來很大利益，因此愿意負擔高達70%的北約經費。

「選擇性激勵」的存在是實現集體行動的另一個條件。選擇性激勵可以分為正向激勵和反向激勵兩種。正向激勵通過搭賣私人物品的方法，刺激集體成員為負擔集體行動的成本作貢獻。許多慈善機構的籌款活動都提供正向激勵，例如，購買慈善演出的門票可以觀看別人看不到的演出，慈善捐款可以獲得嬴取獎品的抽獎機會等，都是搭賣私人物品的行為。三個和尚中的那個小和尚也許就不介意天天下山挑水，藉此機會偷偷瞧一瞧在河對岸洗衣服的那位貌美村姑。與此類似，美國勞聯產聯領袖組織工會運動得到的利益，主要在于他們個人所獲得的政治權力和行政資源，與勞資談判獲得的直接利益反而關系不大。反向激勵是懲罰搭便車的措施，最常見的是禁止搭便車者享受集體行動的成果。許多國家的工會都將勞資談判的范圍限制在工會會員范圍內，使非會員無法享受工會爭取到的加薪和優惠待遇。

總之看這本書，最大的感覺就是簡單卻充滿了邏輯的智慧與對常識的質疑、反思甚至否定。

在此基礎上，文章的最后提出了從教育、監督及法制三方面預防和懲治集團腐敗的對策建議，以此來達到維護應有的社會公平與社會公 正。

經濟學的研究一般都從理性人的視角出發,通過交易成本的比較進行分析,但這種分析往往不能得出切合實際的結論.我們通過對一些行業協會進行的跟蹤觀察,運用社會資本的理論,分析了集體行動中志愿發起者的特征、生成與作用,從經濟學和社會學結 合的角度考察了行業協會這種社會組織的行為特征,從而對我國行業治理組織與市場治理體系的構建與完善進行了更加現實的思考.

第五篇：集體行動的邏輯讀后感

《集體行動的邏輯》讀后感

《集體行動的邏輯》是奧爾森的代表作之一，是集團理論的著作，也是公共選擇理論的奠基之作。本書出版之前，社會科學家往往假設：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群體，一定會為實現這個共同利益采取集體行動。但是奧爾森在研究中發現，集團的行動并不總是按照這一邏輯行事，出現了很多有悖于這一假設的案例發生。相反，個人自利的行為卻往往導致對集體的不利，甚至產生極其嚴重的后果。

按照自由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社會生產者的自利性能夠帶來社會福利的最大化，這就是所謂的“看不見的心”所帶來的結果。這是亞當斯密所倡導的市場的自由發展，但隨著時代的發展，這一理論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市場失效時常引發經濟危機，政府作為看得見的手干預市場。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個體的理性反而帶來了集體的非理性。按照奧爾森的觀點，他首先假設個人是理性的，即“經濟人假設”。個人不會為了增進集體的利益而做出太大的努力，除非有一些激勵的條件或者是一個小集團。打個比方，一個大集團中的成員，為了集體的利益花費了很大的成本，而把蛋糕做大之后他只能得到一小份，很可能是集體平均下來的結果，這與自己的付出是不對等的。“搭便車”現象的存在打消了集體中的個人很難為了集體的利益而采取行動。

一、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假設”是奧爾森論述集體行動的邏輯的起點，他從經濟學的個人主義視角出發，首先假定，每個人都是理性人，而理性人的顯著特征就是行為前要進行成本收益的計算和權衡，以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為目的，即使在組織或集團中也是如此，由此得出了相反的結論。

公共選擇理論實際上就是把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假設”運用到公共領域的結果，不論是集團還是國家，其成員都是理性的個人，而非所謂的道德人或者政治人假設。這在一定程度上來說更符合現實的情況，自利性是人的本性。但是奧爾森所認為的理性人是進行“絕對收益”計算的，只要成本大于收益，集體行動就難以達成。但是還是從理性人出發，假定如果不能采取集體的行動，個人就不能獲得相應的收益的話，作為理性的個人這也是難以接受的。這其中會不會存在“相對收益”的計算呢？只要自己獲得收益，而非絕對收益，集體行動就能夠達成，這種情況是否能夠出現呢？雖然無法得到證實，但是奧爾森沒有考慮到這一點，其實也是其研究的缺陷之一。在信息收集成本或者信息難以得到的情況下，相對收益是否能夠達成呢？這值得我們去思考。

二、大集團與小集團

在奧爾森此書中，他將利益集團劃分為了大集團與小集團（以單個企業能夠占總體效用分成的比例為區別）、相容集團與排他集團、市場集團與非市場條件下的集團。并在最后得出這樣的結論：從實現共同利益的角度來看，小集團優于大集團，經濟集團優于非經濟集團，競爭的經濟集團優于壟斷的經濟集團。這是因為在集體物品的獲取方面，小集團比大集團更有優勢。集團越大，它提供的集體物品的數量就會越低于最優數量。小集團要比大集團更容易增進共同利益，因為每個人能較清楚的看見個人付出在共同利益中所占的份額；但大集團就不成了，個人看不見自己與共同利益的直接關系，就傾向于將自己要付出的代價轉嫁到別人頭上，以獲得平均化的個人收益。

具體來說，有三個獨立的但是累積的因素使較大的集團不能增進他們自身的利益。第一，集團越大，增進集團利益的人獲得的集團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有利于集團的行動得到的報酬就越少，這樣即使集團能夠獲得一定量的集體物品，其數量也是遠遠低于最優水平的。第二，由于集團越大，任一個體，或集團中成員的任何（絕對）小子集能獲得的總收益的份額就越小，就越不可能出現可以幫助獲得集體物品的寡頭賣方壟斷的相互作用。第三，集團成員的數量越大，組織成本就越高。由于這些原因，集團越大，它就它就越不可能提供最優水平的集體物品，而且很大的集團在沒有強制或獨立的外界刺激的條件下，一般不會為自己提供哪怕是最小數量的集體物品。但是現實中，很多大集團并未消亡，它們看上去生機勃勃，經久不衰。奧爾森說，這是因為集團的組織者采取了手段，去解決個人無法自愿追求共同利益的問題，即強制和選擇性激勵的手段。這兩種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集體行動得以達成，因為這可以使得收益和成本之間相對平衡或者其他。

從現實的集團來看，集體行動其實是能夠達成的，不考慮集團的大小，集團的內部文化是否能夠成為推動集體行動的一個因素？或者集體中有些個人對集體生活的極端熱愛，為了集體利益而樂于奉獻呢？可能這些都是一些因素，不能強求奧爾森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不可能照顧到這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可是這些因素不可避免的可能成為必要的因素。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物質需求只是一個低級的需求，像安全和實現個人價值是更高的需求，這些需求也可能成為集體行動達成的推動力。

三、“搭便車”現象

“看不見的手”為什么會失靈？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大家的理想為什么常常無法實現？原來，集體行動的成果具有公共性，所有集體的成員都能從中受益，包括那些沒有分擔集體行動成本的成員。例如，由于罷工的勝利，工人獲得加薪，這對所有工人都有好處。但那些參加罷工的工人卻承擔了所有風險和成本。這種不合理的成本收益結構導致搭便車的行為。

奧爾森因此得出一個極具爭議的結論：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理性、自利的個人一般不會為爭取集體利益作貢獻。集體行動的實現其實非常不容易。當集體人數較少時，集體行動比較容易產生；但隨著集體人數增加，產生集體行動就越來越困難。因為在人數眾多的大集體內，要通過協商解決如何分擔集體行動的成本十分不易；而且人數越多，人均收益就相應減少，搭便車的動機便越強烈，搭便車行為也越難以發現。

四、對公地悲劇分析

“公地悲劇”是集體行動失敗的一個非常典型的個案，理性的個人帶來的是集體的非理性。公地作為一項資源或財產有許多擁有者，他們中的每一個都有使用權，但沒有權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個人都傾向于過度使用，從而造成資源的枯竭。過度砍伐的森林、過度捕撈的漁業資源及污染嚴重的河流和空氣，都是“公地悲劇”的典型例子。之所以叫悲劇，是因為每個當事人都知道資源將由于過度使用而枯竭，但每個人對阻止事態的繼續惡化都感到無能為力。而且都抱著“及時撈一把”的心態加劇事態的惡化。公共物品因產權難以界定而被競爭性地過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結果。

有學者總結走出困境的方法，據吉林大學行政學院陳毅總結，其中四種途徑分別是，通過霍布斯方案:具有強制力的第三方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市場化方案:基于“私惡即公益”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社會資本方案:基于組織和社會結構的“看不見的握手的作用”；綜合治理機制:基于參與博弈自由而發揮“在干中學的作用”。其中霍布斯通過對自然狀態的“動物叢林法則”的描述，生動放映出集體行動所面臨的困境，人與人之間相互侵犯，相互離異，是“狼與狼”之間的關系。為了過上一種優良文明的政治生活，霍布斯認為，將權力交給第三方（君主或統治者）君主將自己的權力讓給國家，霍布斯論證了，第三方強制力對解決集體行動的必要性。后來亞當斯密認為個人私利的追求有利于自發促成公共利益(“私惡即公益”)。另外，以托克維爾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社會資本理論。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已經談到“結社的藝術”和“公共精神”的積極價值。美國人通過自愿結社,來抵消過度個人主義的傾向,結果他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建立了各種普遍而重要的社團組織,它們把獨立的個人聯結在一起，弱小的個體通過這種方式變得強大，各組織關系復雜，相互制約最后達到走出困境的目的。以信任、互惠規范和參與網絡為核心內容的社會資本理論為解決集體行動困境提供了理論思路，以合作互利為基本前提，通過建立自主組織治理模式補充分析，將宏觀的集體理性選擇與微觀的個體理性選擇有機結合，平衡了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間矛盾，從理論上超越了集體行動的悖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