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1950新中國禁毒運動

1950新中國禁毒運動

新中國建立之后，面臨著復雜的社會環境，存在著許多丑惡的社會現象：鴉片煙毒流行，賭場、妓院林立……這些丑惡現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權建立之初，這些丑惡現象繼續污染著社會風氣，并且許多煙館成為反革命分子和盜匪的藏身落腳之地，嚴重地危害著新中國社會秩序。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禁毒運動展開了。

歷代禁煙效果不盡人意

在我國歷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煙運動。1729年，雍正皇帝頒布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法令。由此便揭開了人類史上禁煙運動的序幕。1839年，林則徐任禁煙欽差大臣，發動了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禁煙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門銷煙。

清末民初，中國政府又發動了第二次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分前后兩期，前期是晚清新政為了挽救垂亡的政權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后期是民初政府為了除舊布新，鞏固新生的制度而發動的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前后經歷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國的印度鴉片的合法進口。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我國開展聲勢浩大的禁煙運動，禁絕了為患百余年的鴉片煙毒。《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發布后，各級政府堅持嚴厲懲辦與改造教育相結合，收繳毒品，禁種罌粟，封閉煙館，嚴厲懲治制販毒品活動，八萬多名毒販子被判處刑罰，2000萬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癮，并結合農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罌粟種植。短短三年時間，就基本禁絕了為患百余年的鴉片煙毒。

在這場規模空前的禁毒運動中，查實以種植、販運、銷售毒品為業的人員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處理，800名罪大惡極的罪犯被判處死刑；繳獲鴉片類毒品339萬兩，制毒機械5716套，用于武裝販毒的槍支882支。與此同時，在全國范圍內有效地制止了罌粟種植，并通過自行戒除和強制戒除的辦法，幫助上千萬煙民戒除了煙癮。1953年，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消滅了前人未能消滅的陋習。”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時間，我國毒品問題出現了一個由濫到治的相對穩定期。

西南地區：“幾乎無戶不種”

建國前夕，全國大量耕地被用于種植鴉片原料罌粟。如西南地區調查，云南省罌粟種植面積占耕地的33%，貴州的安順地區則“幾乎無戶不種”；西康省種罌粟土地占耕地面積的48%以上；整個涼山地區煙片種植戶占各縣總戶數的60%－80%。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西南區種罌粟曾多達1545.46萬畝，以畝產15兩計，年產鴉片2.3億兩。如果用這些土地種糧，以畝產230斤計，年損失糧食35.55億斤以上。

國民黨反動政權把禁煙當作財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煙斂財，除煙畝稅金，過境稅（含雜收保護費等）外，還大收特收煙館捐、煙民開燈吸毒“證照費”等，如廣西從1932年－1935年，“禁煙”稅均為省稅中第一大稅。巨額“禁煙”稅的征收，庇護和助長了制販吸毒活動的發展，鴉片煙毒流及全省。據統計，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記煙民300592人，全省城鄉共設煙館3000余家，僅南寧市便有煙館100家，其中大煙館9家。桂林市一天銷售煙土量就達2000兩。1949年，桂林綏靖公署一次就從外地運進煙土四五百擔，配售給煙民和毒販。

四川廣安縣煙民諷刺國民黨政府的禁煙政策詩歌寫道：“我有三畝田，政府叫我種煙，我種了煙，好抽窩捐；我有一兩銀，政府叫我買煙，我買了煙，好抽燈捐；我已種煙買煙而吸煙，為何又叫我戒煙？”

那個時代煙毒危害之烈，僅解放前夕西南地區煙民數量就高達600余萬，占總人口8%強。無數吸食上癮的煙民，不僅被戕害身體，耗散資財，甚至破產墮落，淪為游民無賴，如娼妓、盜賊、扒手、乞丐等，造成勞動力的大量喪失，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生產。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區嚴重饑荒，就是因為種煙過多，嚴重缺糧造成。

大西南禁毒

在鴉片種植泛濫嚴重的西南地區，1950年3月1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的《關于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特別指出要嚴禁種植鴉片。1951年春，西南地區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如云南嵩明縣民權鄉，農民自動訂立公約，保證不讓一粒煙籽入土，并將煙地改種其他農作物。

由于建國初期種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采用了卡死流通環節的戰術，著重打擊販運及出售毒品的罪犯，當時稱之為“攔腰一棍”。這樣一來，種植鴉片的賣不出去，吸食鴉片的又買不著，因而成效顯著。

據不完全統計，在煙毒泛濫的西南諸省，1950年即破獲各類煙毒案1萬余起，煙毒犯1萬余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繳獲鴉片毒品94.8萬兩又7000余包，查獲煙具22萬余件，查封煙館5400余家，沒收販運毒品汽車13輛，登記煙民3萬余人，戒除1.3萬余人。

政務院《通令》發布以后，四川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區之后，相繼成立了各級禁煙禁毒委員會，部分地區農村也成立了禁煙禁毒小組。各級禁毒組織重點工作就是進行廣泛的禁煙毒宣傳，掀起群眾性的禁止煙毒運動。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會議、農民代表會議，以及減租退押中作了廣泛深入的禁煙毒宣傳教育。形式有專題討論、訴苦大會、街頭宣傳、漫畫標語等，做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如四川廣安縣，組織煙民自編自演節目，如《煙民回頭》《煙民自嘆》等，同時還利用花鼓、金錢板等方式，勸諭煙民。還有就是由各禁毒機構組織宣傳隊，收集創作一些戒煙歌謠，廣為傳唱：“毛主席號召大禁毒，我們全民要響應。砸掉煙槍燒掉大煙，叫它們永世不出現。禁了大煙身體壯，甩開膀子把勞動干；禁了大煙省了錢，支援朝鮮打勝仗，支援國家搞建設。”

四川省涪陵縣（現屬重慶）于1950年12月召開兩萬余人的群眾禁煙大會，廣泛宣傳煙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煙毒措施，當眾焚毀煙土煙具，并判處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會后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深入宣傳，僅城區在三天之內就有1863人登記請求戒癮。許多煙毒犯紛紛交出煙毒具，要求自新。城區各學校、治安組、民眾夜校經常進行宣傳，發動親屬友鄰勸戒。該縣禁煙委員會擴大戒煙所，沿江各大市鎮均成立禁煙戒毒支會，將禁毒工作深入到全縣各個角落。在四川南川縣（現屬重慶），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縣一方面采取檢舉、揭發、規勸、說服的辦法，另一方面，以轄區為范圍，把全縣劃為10個禁煙點，分期分批分別集訓癮民，每期2至3個月，共集訓癮民21116人，繳煙具23萬余件。

全國至1952年底，除甘肅、四川、湘西、廣西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個別地方禁煙毒延長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內陸省市及邊遠省份的漢民區，全部肅清了毒品。

《史林》武明新中國建立之后，面臨著復雜的社會環境，存在著許多丑惡的社會現象：鴉片煙毒流行，賭場、妓院林立……這些丑惡現象毒害人民的身心健康。新政權建立之初，這些丑惡現象繼續污染著社會風氣，并且許多煙館成為反革命分子和盜匪的藏身落腳之地，嚴重地危害著新中國社會秩序。于是，一場轟轟烈烈禁毒運動展開了。

歷代禁煙效果不盡人意

在我國歷史上有三次大的禁煙運動。1729年，雍正皇帝頒布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法令。由此便揭開了人類史上禁煙運動的序幕。1839年，林則徐任禁煙欽差大臣，發動了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禁煙運動，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虎門銷煙。

清末民初，中國政府又發動了第二次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分前后兩期，前期是晚清新政為了挽救垂亡的政權而發動的禁煙運動，后期是民初政府為了除舊布新，鞏固新生的制度而發動的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前后經歷了十年，它的最大成果就是在外交上阻止了英國的印度鴉片的合法進口。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我國開展聲勢浩大的禁煙運動，禁絕了為患百余年的鴉片煙毒。《關于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發布后，各級政府堅持嚴厲懲辦與改造教育相結合，收繳毒品，禁種罌粟，封閉煙館，嚴厲懲治制販毒品活動，八萬多名毒販子被判處刑罰，2000萬名吸毒者被戒除毒癮，并結合農村土地改革根除了罌粟種植。短短三年時間，就基本禁絕了為患百余年的鴉片煙毒。

在這場規模空前的禁毒運動中，查實以種植、販運、銷售毒品為業的人員369705名，其中51627名被依法處理，800名罪大惡極的罪犯被判處死刑；繳獲鴉片類毒品339萬兩，制毒機械5716套，用于武裝販毒的槍支882支。與此同時，在全國范圍內有效地制止了罌粟種植，并通過自行戒除和強制戒除的辦法，幫助上千萬煙民戒除了煙癮。1953年，中國總理兼外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莊嚴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國已經消滅了前人未能消滅的陋習。”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整整30年的時間，我國毒品問題出現了一個由濫到治的相對穩定期。

西南地區：“幾乎無戶不種”

建國前夕，全國大量耕地被用于種植鴉片原料罌粟。如西南地區調查，云南省罌粟種植面積占耕地的33%，貴州的安順地區則“幾乎無戶不種”；西康省種罌粟土地占耕地面積的48%以上；整個涼山地區煙片種植戶占各縣總戶數的60%－80%。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前西南區種罌粟曾多達1545.46萬畝，以畝產15兩計，年產鴉片2.3億兩。如果用這些土地種糧，以畝產230斤計，年損失糧食35.55億斤以上。

國民黨反動政權把禁煙當作財源，搞“寓禁于征”，“以征促禁”,以禁煙斂財，除煙畝稅金，過境稅（含雜收保護費等）外，還大收特收煙館捐、煙民開燈吸毒“證照費”等，如廣西從1932年－1935年，“禁煙”稅均為省稅中第一大稅。巨額“禁煙”稅的征收，庇護和助長了制販吸毒活動的發展，鴉片煙毒流及全省。據統計，1936至1940年，全省共登記煙民300592人，全省城鄉共設煙館3000余家，僅南寧市便有煙館100家，其中大煙館9家。桂林市一天銷售煙土量就達2000兩。1949年，桂林綏靖公署一次就從外地運進煙土四五百擔，配售給煙民和毒販。

四川廣安縣煙民諷刺國民黨政府的禁煙政策詩歌寫道：“我有三畝田，政府叫我種煙，我種了煙，好抽窩捐；我有一兩銀，政府叫我買煙，我買了煙，好抽燈捐；我已種煙買煙而吸煙，為何又叫我戒煙？”

那個時代煙毒危害之烈，僅解放前夕西南地區煙民數量就高達600余萬，占總人口8%強。無數吸食上癮的煙民，不僅被戕害身體，耗散資財，甚至破產墮落，淪為游民無賴，如娼妓、盜賊、扒手、乞丐等，造成勞動力的大量喪失，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和社會生產。1950年春西康、川南地區嚴重饑荒，就是因為種煙過多，嚴重缺糧造成。

大西南禁毒

在鴉片種植泛濫嚴重的西南地區，1950年3月1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發布的《關于1950年春耕及農業生產指示》，特別指出要嚴禁種植鴉片。1951年春，西南地區就基本禁絕了鴉片種植。如云南嵩明縣民權鄉，農民自動訂立公約，保證不讓一粒煙籽入土，并將煙地改種其他農作物。

由于建國初期種植和吸食毒品的人太多，而禁毒的人力、物力又有限，因此初期禁毒工作采用了卡死流通環節的戰術，著重打擊販運及出售毒品的罪犯，當時稱之為“攔腰一棍”。這樣一來，種植鴉片的賣不出去，吸食鴉片的又買不著，因而成效顯著。

據不完全統計，在煙毒泛濫的西南諸省，1950年即破獲各類煙毒案1萬余起，煙毒犯1萬余人，判有期徒刑1000多人，繳獲鴉片毒品94.8萬兩又7000余包，查獲煙具22萬余件，查封煙館5400余家，沒收販運毒品汽車13輛，登記煙民3萬余人，戒除1.3萬余人。

政務院《通令》發布以后，四川各省、市、行署即各大區之后，相繼成立了各級禁煙禁毒委員會，部分地區農村也成立了禁煙禁毒小組。各級禁毒組織重點工作就是進行廣泛的禁煙毒宣傳，掀起群眾性的禁止煙毒運動。各地大都在人民代表會議、農民代表會議，以及減租退押中作了廣泛深入的禁煙毒宣傳教育。形式有專題討論、訴苦大會、街頭宣傳、漫畫標語等，做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

如四川廣安縣，組織煙民自編自演節目，如《煙民回頭》《煙民自嘆》等，同時還利用花鼓、金錢板等方式，勸諭煙民。還有就是由各禁毒機構組織宣傳隊，收集創作一些戒煙歌謠，廣為傳唱：“毛主席號召大禁毒，我們全民要響應。砸掉煙槍燒掉大煙，叫它們永世不出現。禁了大煙身體壯，甩開膀子把勞動干；禁了大煙省了錢，支援朝鮮打勝仗，支援國家搞建設。”

四川省涪陵縣（現屬重慶）于1950年12月召開兩萬余人的群眾禁煙大會，廣泛宣傳煙毒危害，公布政府禁止煙毒措施，當眾焚毀煙土煙具，并判處13名毒犯有期徒刑，4名死刑。會后進行了聲勢浩大的深入宣傳，僅城區在三天之內就有1863人登記請求戒癮。許多煙毒犯紛紛交出煙毒具，要求自新。城區各學校、治安組、民眾夜校經常進行宣傳，發動親屬友鄰勸戒。該縣禁煙委員會擴大戒煙所，沿江各大市鎮均成立禁煙戒毒支會，將禁毒工作深入到全縣各個角落。在四川南川縣（現屬重慶），1950年冬至1951年春全縣一方面采取檢舉、揭發、規勸、說服的辦法，另一方面，以轄區為范圍，把全縣劃為10個禁煙點，分期分批分別集訓癮民，每期2至3個月，共集訓癮民21116人，繳煙具23萬余件。

全國至1952年底，除甘肅、四川、湘西、廣西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個別地方禁煙毒延長到1956年和1957年以外，內陸省市及邊遠省份的漢民區，全部肅清了毒品。

《史林》武明

第二篇：中國歷史上的禁毒運動

中國歷史上的禁毒運動

（一課時）

教學目標:

1、知識與技能：通過對資料的收集，了解歷史上的禁毒運動；通過對歷次禁毒運動的比較，明確毒品的危害；幫助學生逐步形成遠離毒品，拒絕毒品的人生態度。

2、過程與方法：通過了解毒品在中國蔓延的歷史及現狀、毒品帶給中華民族的巨大創傷，使學生清楚認識到毒品危害，并能從自身出發做到遠離毒品。

3、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激發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情感和對毒品的深惡痛絕之情。課前準備：

了解毒品的危害、以歷史上的一次禁毒運動為主題，選擇感興趣的內容，形成探究小組。

教學重點：歷史上的數次禁煙運動；毒品對社會的危害。教學難點：當前我國毒品犯罪的形勢 教學方法：小組合作、電影、師生互動等。教學過程：

一、談話導入：

我們對毒品已有了初步的了解，知道了毒品對人體有危害性。其實，早在我國明、清兩代，人們已達成了這樣的共識：毒品不僅危害生命，更是動蕩社會的根源。今天，讓我們追尋前人的足跡，進一步感受毒品對中國人民、中國社會的巨大危害。請大家展示課前收集的歷史上有關禁毒活動的資料，以便讓每位同學共享。

二、新授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禁煙運動：

第一次：1729年，雍正皇帝頒布了中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禁煙法令，從此，禁煙之聲縷縷不絕。1839年，在道光皇帝的推舉信任之下，林則徐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禁煙運動。以虎門銷煙為代表的禁煙壯舉，有力打擊了外國殖民者的販毒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禁煙的堅定決心，這也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禁毒運動。

第二次：清末民初，中國政府又發動了第二次禁煙運動。這場運動分前后兩期，前者是晚清新政的一部分，以挽救垂亡的政權，后者是民初政府除舊布新的措施，這場運動前后十年，在民眾的踴躍參與下，取得很大成果：罌粟種植銳減，煙館大量封閉，吸毒者紛紛戒除，尤其是外交上，阻止了英國的印度鴉片的合法進口，這標志著世界聯合禁毒的開端，也在近代禁煙史上寫下了濃彩重抹的一筆。第三次：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即以高度的責任感和周密的部署，憑借對社會的有效控制，強大的軍事力量和廉潔高效的干部隊伍，并動員各種社會力量，發動了第三次禁煙運動。僅僅用了三年時間，協助千百萬煙農改種作物，幫助2000萬煙民脫癮新生。

教師總結：盡管這三次禁煙運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煙毒一直未能絕跡綿延至今。當今我國的毒品犯罪形勢依然不容樂觀。

三、課堂小結

今天我們一起回顧了中國歷史上的三次禁毒運動，進而明白毒品泛濫，禍國殃民，而今毒品已經日益成為安定社會的毒瘤，成為幸福家庭的殺手，所以我們要珍愛生命，拒絕毒品。

第三篇：試論建國初期重慶市的禁煙禁毒運動

淺論建國初期重慶市的禁煙禁毒運動

【內容摘要】 建國前，由于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在西南地區的滲透和軍閥的縱毒政策，重慶市內煙館林立，種植、制販、吸食煙毒的現象十分猖獗，嚴重影響了市民的身心健康以及重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重慶市人民政府積極響應黨中央“禁煙禁毒”的號召，發布了各種公告和禁煙條例;深入開展宣傳教育, 廣泛發動群眾投入，開展了大規模的禁煙禁毒運動。僅僅用了三年左右的時間, 就基本消除了市內延續上百年的販運和吸食毒品的現象,解決了舊中國歷屆政府無法解決的煙毒泛濫問題, 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本文主要是從煙毒流入重慶的歷史、煙毒在重慶的泛濫及危害、重慶禁煙禁毒運動開展的過程、運動的歷史意義等四個方面來論述的。【關鍵詞】建國初期

重慶市

禁煙禁毒

煙毒流入重慶是有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的：從鴉片戰爭前后的鴉片貿易到其合法化，到后來中日甲午戰爭后的重慶被開放為商埠，英、美、日等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在整個西南地區滲透，再到后來西南軍閥的縱毒政策以及邊境鴉片的走私活動。煙毒泛濫的危害十分嚴重：不僅損害了身體健康，敗壞了社會風氣，而且極大地影響了社會經濟的發展。1950年初，重慶市人民政府在全國開展的禁煙禁毒運動的大背景下，發動群眾開展了大規模的禁煙禁毒運動；運動分為前后兩期：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1952年4月至11月。禁煙禁毒運動最終取得了勝利：基本消除了市內種植、販運和吸食毒品的現象，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 , 使重慶市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深刻變化。

一、煙毒流入重慶的歷史

從根本上說，重慶的煙毒源于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侵略。1840 年鴉片戰 爭前后 , 伴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滲透 , 鴉片傳入中國，由沿海到內地逐漸泛濫；第二次鴉片戰爭后 , 鴉片貿易合法化, 外國鴉片更是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在西南地區也興起了鴉片貿易。甲午戰爭后，1895年4月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重慶被作為被開放的四大商埠之一；此后，外商（特別是日商）陸續進入長江沿岸一帶，在進行普通貿易的同時也將目光投向鴉片貿易。日本煙販不甘心英商主導中國的鴉片輸入，從伊朗等國進口鴉片來販賣，因在上海競爭不過英商便到中國內地開發市場，長江流域各省市包括重慶在內都是其販賣鴉片的范圍。在“煙”流入的同時，各種“毒”也被大批地輸入中國，如嗎啡、海洛因、紅白丸等烈性毒品。民國時期，越來越多的外國煙販深入西南地區從事鴉片的走私，重慶就是西南地區最大的煙土集散地，四川部分毒品以及云貴的鴉片也多經重慶碼頭由英、美、日等國的洋行和輪船公司運往湘、鄂、滬等地。鴉片是一種特殊的商品，轉手即可獲暴利，黑貨立即變成黃金白銀，而且鴉片稅也是有不小的利潤。辛亥革命后，軍閥派系林立、割據一方，北洋軍閥控制中央政權，各地方軍閥控制片區。西南軍閥就是從這時開始從醞釀的，一直持續到解放時期，總共近四十年的發展史，對西南地區的政治、經濟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些軍閥實行縱毒政策，毒品在整個西南地區肆虐。他們與土匪相互勾結，把轉手販賣鴉片、收取煙稅作為軍閥財政的重要來源。

二、煙毒泛濫重慶

建國初期，西南地區是全國六大行政區中煙毒泛濫最為嚴重的行政區，各省種植、制販、吸食鴉片的現象十分猖獗。首先，就種植罌粟的土地面積來說，高達1545萬畝，約占耕地總面積的10%。1人們將種植糧食、蔬菜的土地都開墾來種鴉片，四川省各地遍開罌花，特別是偏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川東地區是全省的煙毒重災區，據資料統計：解放前夕，秀山縣五區幾乎無戶不種罌粟，年產鴉片1.5萬兩，城口有5個鄉，煙地占1085畝；巫山、巫溪、武隆、石柱、彭水、南川、黔江等縣，煙地均在1000畝以上。2當時的重慶還是隸屬于四川，市內也有不少地方種有罌粟。其次，就制毒販毒的區域來講，昆明、貴陽、雅安、12 諸羽主編：《割除毒瘤——共和國首次禁毒禁娼述實》，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頁。

四川省檔案館檔案，全宗號：建東16，川東行署民政廳，案卷號：89。成都、重慶等地是西南區的煙毒集散中心，在重慶就有著大量的制毒作坊。據統計，解放初期分布在重慶的秘密制毒廠坊有400余家，制造鴉片者618人，販運煙毒者4476人。1第三，就吸食鴉片的人數來說，解放前整個西南地區吸毒問題非常普遍。重慶市內煙館林立，吸毒成風，可謂“十室之邑，必有煙館”，“三人行，必有癮者”。據不完全統計，解放初期，重慶市共有煙民20201人，其中，吸食者為15110人，煙館270余家；魚洞鎮2萬余人中，吸毒者竟在千人以上。2人們對鴉片趨之若鶩，不管是達官貴人還是貧苦百姓，買煙、吸煙成為了他們生活的全部：一個個十分“享受”地斜倒在榻上，拿著煙槍接在煙燈上吸食鴉片，吞云吐霧、烏煙瘴氣；久而久之，這些“癮君子”一個個都面黃肌瘦、形容枯槁、鼻涕橫流、呵欠連連，有時煙癮犯了渾身抽搐，全身像針一樣扎著難受。在眾多的需求下，鴉片的價值超過了許多商品，人們在購買生產、生活資料，甚至割肉、吃面、喝酒就用大煙折價。

煙毒的泛濫對有著嚴重的危害，自鴉片傳入中國以來，中國人民就飽受摧殘。首先，罌粟的大面積種植，使得糧田銳減、人民生活困苦，在一些邊遠山區經常有饑荒出現。其次，長期吸食鴉片，鴉片含有使吸食者成癮的有毒物質，不僅損害人們的身心健康，而且也浪費了極大的社會財富；不少的癮君子因吸食鴉片而想方設法變賣家產，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積蓄，有的甚至偷盜強騙；他們四處借債甚至典妻賣子，傾家蕩產以致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再次，鴉片的泛濫也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嚴重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全市發生的許多犯罪問題都是因吸食和販賣毒品。然后，煙毒的泛濫嚴重威脅著新生人民政權的鞏固；在西南地區殘留的國民黨軍隊轉化為土匪，他們以煙館、妓院作為藏身落腳之地，進行種毒、制毒、販毒活動；還有一些被臺灣當局派遣潛伏于大陸的國民黨特務也利用販賣毒品作為其“破壞活動”的經費。最后，煙毒泛濫嚴重腐蝕黨政軍干部隊伍以及鐵路、公路、航運、郵運等系統干部職工；鴉片利益豐厚，不少官員干部沒有端正好心志，與煙毒犯共伙。如，西南軍區某部副科長王某、管理員遂某等被昆明市同仁街華章藥房的奸商劉某腐蝕，先后六次販運毒品到重慶、寶雞出售，共計鴉片2.8萬兩、砒子350兩。3隨著鴉片在市場上的主導，市內興起組織了大大 12重慶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重慶市志》第一卷，四川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265頁。西南區禁煙禁毒委員會：《西南區一九五零年禁煙禁毒工作總結》，重慶《新華日報》1951年3月15日。3 云恭：《云南鴉片煙毒簡史》，蘇智良、趙長青主編：《禁毒全書》，第447頁。小小的煙幫，由于有利可圖，官員往往與這些煙幫相互勾結，從中獲取豐厚利潤；而毒販有了可靠勢力的屏護，其活動更加猖獗。

三、禁煙禁毒運動的開展

中國的禁煙歷史始于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第一次頒布禁煙詔令，對興販鴉片、私開煙館者治罪，后來的清朝統治者都頒布實施了各種禁煙措施，但都成效甚微。國民政府統治時期，曾執行了“六年禁煙計劃”，成效雖大，但根本性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以來也一直與煙毒作斗爭，不管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抗日戰爭時期，還是在解封戰爭時期以及新民族主義革命時期，都開展了區域性的禁煙禁毒運動。直到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領導的禁煙禁毒運動才使肆虐中國百余年的煙毒禍害得意禁絕。

（一）初期的禁毒(1950年2月至1952年4月)面對嚴峻的煙毒形勢，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了《關于嚴禁鴉片毒品的通令》，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禁煙禁毒斗爭：繳毀毒品，禁種罌粟，封閉煙館，嚴厲懲治制販煙毒商販，改造吸食者。中央還在各行政區成立了軍政委員會，以更好地帶領執行禁毒政策、監督懲戒制毒、販毒活動。各軍政委員會在《通令》發出后，都相繼制定和公布了相應的禁煙禁毒辦法。西南軍政委員會于1950年3月1日發布春耕指示，嚴令禁止種植鴉片。7月31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西南軍政委員會關于禁絕鴉片煙毒的實施辦法》，共13條，內容大致是:要求西南各省嚴禁種植鴉片；嚴禁運銷和販賣鴉片、白面、金丹及其他類似毒品；嚴禁各藥商制造、銷售煙毒，各政府機關不得利用職權收購鴉片；嚴禁開放鴉片煙館，吸食煙毒者要限期登記戒除。12月28日，西南軍政委員會依據該實施辦法又制定了《西南區禁絕鴉片煙毒治罪暫行條例》，共15條，對各種毒品犯罪規定了較為詳細的量刑標準，有力地推動了西南地區禁煙禁毒運動的發展。重慶市的禁煙禁毒運動就是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開展的。

重慶市人民政府于1950年10月13日發出《關于徹底禁絕鴉片煙毒的布告》，規定：即日起，任何市民不得制造、販運與售賣煙土、毒品，如有違反，除沒收其毒品外還將依法嚴懲；吸食煙毒者，應即向當地人民政府進行登記，限期戒除。同時還成立了重慶市禁煙禁毒委員會，有組織地開展了全市范圍的大規模禁煙禁毒運動。禁毒工作分為三部分，首先是禁種，即禁止全市各地區種植罌粟，將種植罌粟的田地重新翻種糧食；其次是禁運與禁售，即對個旅館、煙館、妓院進行大規模的清查，對重要煙毒犯實施大逮捕，要求販毒分子向政府坦白自首，封閉煙館，沒收其毒品和煙具。再次是禁吸，依靠群眾的力量發起禁煙禁毒運動，在各界人民代表大會、農民代表大會以及減租退押運動中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群眾教育，并舉行上千人的群眾大會，當眾焚燒煙毒煙具、公審煙毒犯，以煙毒對人民對社會的危害來教育市民。此外，市政府在全市設立了700多個戒煙所，將煙民集中起來進行禁煙；不少吸毒者的家庭都只剩下婦女、兒童和老人，市政府還派工作人員到其家中宣傳吸食煙毒的危害和政府的進行政策，在心理上對他們進行寬慰和安撫。然而，禁毒工作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特別是它觸及到許多利益集團的利益，如煙幫、大煙民以及一些官員干部，政府針對這些群體在禁毒工作中采取了既打擊又安撫的政策。在廣大工作人員的努力和群眾的配合下，至1951年春，全市共破獲煙毒集團200多個，販毒案件2萬多件，查獲大量煙毒品及制毒吸毒工具，施戒癮民1.8萬多人。1初期的禁煙禁毒運動中，首惡煙毒犯分別受到了槍決、判刑、罰金及拘留等處理，基本上隔絕了重慶市內種植、販制、吸食煙毒的歷史疾患。

（二）徹底的禁毒（1952年4月至11月）

為了全面深入開展禁煙禁毒斗爭 ,徹底根絕煙毒危害。1952年，中共中央和政務院在經過充分準備后，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了一場大規模的群眾性的禁煙禁毒運動，把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禁毒斗爭推向了高潮。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指出：為了徹底根除煙毒“這種舊社會的惡劣遺毒，在全國范圍內有重點地大張旗鼓地發動一次群眾性的運動，來一次集中的徹底的掃除，是十分需要的”。2指示對肅清運動的方針、政策及打擊的重點都作了明確的規定。此后，中共中央又發布了一系列的禁毒指示和禁毒工作開展實施辦法。全國各省嚴格按照中央的指示，陸續開展了第二次禁毒運動。西南地區，以當時隸屬四川省的綦江縣和大足縣為例。據資料記載：綦江縣前后三批共依法逮捕煙毒犯罪分子約300人，其中判處死刑2名，有期徒刑192名，管制 12 周勇主編：《重慶通史》第三卷，重慶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2頁。

《中共中央關于肅清毒品流行的指示》，《黨的文獻》1996年第4期。

59名，勞教25名，教育釋放17名；共繳獲鴉片煙毒1.3639萬輛、沃水6磅、非拉斯丁16兩、嘈達三兩，吸毒、制毒、運毒工具1488件（套）。1又如，大足縣在1952年7月至11月間，共逮捕煙毒犯124人，其中判處死刑1人，徒刑91人，管制、取保釋放32人；繳獲各種煙毒1143.44兩，沃水一瓶，販、吸煙毒用具328件，毒資銀元45塊、金戒4個、金子26兩，步槍3支，子彈307發，刺刀1把。2重慶市從1952年8月11日至10月4日，通過三次大逮捕，共破獲煙毒集團案 115件，單案2887件，先后逮捕大毒販3148名，繳獲毒品2.1908萬兩，制毒原料4.3944萬兩。3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出，第二次禁煙禁毒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相比第一次的禁毒，第二次禁毒更加徹底。

四、運動的歷史意義

從1950年2月到1952年11月，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僅僅用了三年左右的時間，就把禍害中華民族百余年的鴉片煙毒基本禁絕了，這不得不說是創造了世界禁毒史上的一個奇跡，在國際上樹立了“無毒國”的光輝形象。禁煙禁毒不僅是政府改造社會、穩定社會的必要措施，也是人民為了拯救個人及家庭的積極參與，因此我認為從政治角度看，它是一場斗爭，而從社會角度，它是一場群眾性運動。重慶市的禁煙禁毒運動是在全國范圍開展的禁煙禁毒運動的大背景下開展的，它的勝利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首先，種植、販制和吸食煙毒現象的清除，保護了重慶人民的身心健康。其次，禁煙禁毒解除了煙毒的蔓延，堅定了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仰，從而使全國人民團結一致，鞏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權。第三，打擊販制鴉片商販、封閉煙館，將鴉片趕出了重慶商品市場，有利于重慶市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第四，政府在進行禁煙禁毒工作的同時還開展了剿匪、清娼、反腐等相關工作，從而一并掃除了“社會的病毒”，改良了社會風氣，加強了重慶市的廉政建設，有利于重慶社會的穩定。第五，重慶市的禁煙禁毒運動的勝利有效地配合了其他地區的禁煙禁毒運動的開展。最后，在禁煙禁毒運動的過程中發布的各種實施辦法、處理條例以及定罪程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法制建設道路 1 高鎮如：《綦江縣禁絕鴉片煙毒工作片段》，《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第233頁。2 鄧治平、王紹武：《大足縣的禁煙》，《文史精華》編輯部編：《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下卷，第243--244頁。5周勇主編：《重慶通史》第三卷，第1423頁。方面的探索，有利于重慶市以后的法制建設。

參考文獻： 齊霽：《中國共產黨禁毒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版.朱慶葆、劉霆：《黑色的瘟疫》，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版.董向前:《試論建國初期河北省的禁煙禁毒斗爭<當代中國史研究.地方史志研究>》，2004年11月第11卷第6期.7

第四篇：建設新中國

建設新中國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它的名字就叫長江。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它的名字就叫黃河。”當這首歌的歌聲激蕩在祖國的藍天時，我不由得心潮澎湃，神采飛揚，雖然我不曾專門學過，但我卻會唱，因為我的心聲與歌聲產生了共鳴，更因為我也是龍的傳人。

每當東方放出了魚肚色，大地剛剛醒來之時，一隊隊少先隊員，一排排青少年聚集在五星紅旗下舉行莊嚴的升旗儀式，隨著那激越的歌聲，我仿佛看到祖國兒女沸騰的熱血，那跳動著的火紅的心房。中國紅是祖國的莊嚴與尊貴，我愛祖國，我愛祖國這鮮艷而又莊嚴的紅色。每當紅日冉冉升起，在那紅色籠罩下的綠色大地——墨綠的大山，青綠的草原，碧綠的湖泊小溪，綠的是那樣濃郁，那樣秀麗，站在這充滿生命力的綠色大地上，心中有一種洶涌的力量在沖擊著我的心田，催我奮發向上，去努力，去創造，去開拓。我愛我的祖國，我愛祖國這濃郁而又秀麗的綠色。

晴空萬里，當天空一片蔚藍時，祖國向每一個中華兒女伸出自己的臂膀，敞開博大的胸懷，讓她的兒女盡情發揮自己的才干。“巡天遙看一千何”，英雄兒女楊利偉第一個登上太空，實現了千年飛天的夢想。“天宮”在太空巡游，“嫦娥”與廣寒宮接吻。在人們歡呼之際，我的心中又迸發出那同一個聲音：我愛我的祖國，我愛祖國這深沉而又神秘的藍色。

然而，并不是每天的天空都是一片碧藍，它有雪花紛飛，也有陰雨蒙蒙。當天空降下了鉛灰色的帷幕，祖國在提醒我們每一個中華兒女：孩子們，千萬不要忘記我們歷史上的劫難，也不要忘記我們因發展而埋下的禍根，更不要忘記祖國雖然已初步擺脫了極貧極弱，但那些所謂的“民主戰士”正虎視眈眈伺機造亂。要牢記“落后就要挨打”這一真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愛我的祖國，我愛祖國給予我們警策的灰色。

孩提時代，我只知道盡情地游戲，盡情地歡笑，盡情地依偎，隨著跨入初中的那一天開始，通過學習《語文》、《思想品德》、《歷史》------，我不由得不陷入深思，一種新的感情在心中悄悄生長，媽媽給了我生命，是為了讓我分享前輩們創造的紅日、藍天、綠地，還是要我們用雙手創造更加美好的前景。滿足時停滯不前的表現，而奮斗是自己終生努力的方向。今天的我們學知識長本領，是為了將來更好地建設我們的祖國，今天我們明事理長見識，是為了將來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堅強戰士魯迅的“寄意寒心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這些膾炙人口的詩句永遠激勵著我們這一代青少年。“從我做起，振興中華”建設新中國創造新輝煌，這是我們的使命和責任，祖國人民對我們充滿了期盼，因為我們是“龍的傳人”。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的擦亮眼”，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任重道遠，我們站在五星紅旗下，向祖國莊嚴宣誓：我們要用自己的雙手為祖國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這一天并不遙遠！

第五篇：新中國人口政策及其影響

新中國人口政策及其影響

摘要：新中國成立以來，政府對人口的態度從放任人口增長變為有意識要限制人口增長，再到后來頒發“計劃生育”這個稍有點震驚世界的政策，直到2015年實施的普遍二孩政策。這些改變并不是空穴來風，其間夾雜的人民生存生活發展問題、國家經濟發展及自然環境的惡化等等問題都十分復雜，所以任何政策的下達都是要經過全方位的考慮及利弊分析的。中國對人口的管理過程一波三折，這都是政府對經濟等各方面的統籌結果。

關鍵詞：人口政策，計劃生育，二孩政策，老齡化，經濟發展。

正文：從不干預人口增長，到計劃生育一家一胎，再到2015年的二胎政策，新中國的人口政策可謂一波三折，其中的考慮和牽扯頗多，每一個政策都有其原因和一系列影響。

新中國成立之初，由于毛主席說過：“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還指出“人口眾多是一件極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也完全有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生產”，“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毛澤東 唯心史觀的破產 毛澤東選集第2版）所以政府放縱人口增長，并沒有政策對人口增長進行直接干預。另一方面，在當時特定地背景下，蘇聯鼓勵人口增長、獎勵多子女母親的政策和做法，也得到了新中國政府的支持并廣為傳播。此外，有關部門從維護婦女的健康角度所頒發的限制打胎、節育和人工流產等規定則從側面鼓勵了人口的增長。而事實上我們知道國家的進步和落后、富裕和貧窮，與這個國家的人口數量不成正比，一個國家的繁榮昌盛、富裕強大，以及社會文明程度主要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國民素質和政治制度。

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衛生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聯合發布的《機關部隊婦女干部打胎限制的辦法》、以及1952年12月衛生部制定的、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同意實施的《限制節育及人工流產暫行辦法（草案）》，以保障婦女生育安全和保護母親和嬰兒的健康為原則，明令禁止非法打胎，并對婦女打胎、節育及人工流產做出了非常詳細的限制性規定。1953年1月12日，衛生部通知海關“查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應禁止進口”。（《史海縱橫》2009年第一期）建國初期政府關于禁止人民群眾進行節育、人工流產和避孕的這些規定，以及對節育用具的嚴格管制，雖然是著眼于母親和子女的健康，但卻使廣大有節育要求的群眾失去了節育的可能性。所以直接導致這段時期，全國人口全力增長。

直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結果為6.02億，遠遠高于當初毛主席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說的：“我們的極好條件是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人口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巨大的人口基數和不限制人口增長的政策使得人口大大增長，但同時尤其是中國的糧食生產并沒有與人口等比例增長，人民在吃、穿、住、交通、教育、衛生等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難，也就產生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在這種背景下，1955年3月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于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明確“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毛澤東也提到“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反復與搖擺：新中國人口政策發展歷程

社會觀察 22頁）隨后1957年7月馬寅初發表了《新人口論》。但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展開以及政治活動的影響，馬寅初的觀點從開始被贊賞到后來被公開批斗，計劃生育的事又被放下，人口又繼續沒有節制的增長。

大躍進的失敗和三年困難時期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已超過7億，人口的迅猛增長和經濟受挫的現實，使得政府看到了實施計劃生育的重要性。1962年1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共同發布《關于認真提倡計劃生育的指示》，這是計劃生育政策第一次正式提出，但“文化大革命”時期，計劃生育的工作停滯不前，人口又盲目地增長著。1969年全國總人口突破8億。1970年2月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提醒“70年代人口要注意計劃生育”。同年6月周恩來指出：“計劃生育屬于國家計劃問題，不是衛生問題，而是計劃問題。你連人口增加都計劃不了，還搞什么國家計劃！”1973年，第一次全國計劃生育工作匯報會正式提出了“晚、稀、少”政策，并在全國進行了推廣。1980年中共中央發布《中共中央關于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提倡一對夫婦只生一個孩子。這標志著計劃生育工作進入一個新階段。此后，國家高度重視計劃生育工作，將計劃生育列為基本國策。

1980年中國人口達到10億，比1949年幾乎翻了一倍，這只用了30年時間。1980年中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純收入分別只有477.6元和191.3元，恩格爾系數分別為56.9和61.8（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國統計出版社）。經濟增長率略高于人口自然增長率，國民收入增長比較緩慢，人均國民收入增長更加緩慢。

但是50-70年代之間增長的人口并不都是負擔，他們為80年代開啟的改革開放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為后來的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如果僅從人口的消費性功能來說，人口快速增長也帶來了糧食安全、生態環境惡化、資源供應緊張以及人口就業困難等諸多問題。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長將超過農業生產的發展速度，扼殺中國經濟發展的所有前景，阻礙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以及社會發展的矛盾，進而進一步成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巨大障礙。（湖北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新中國人口政策的轉變與經濟增長，瞿商，趙俊紅）

1979年以來，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少生了3億多人口。中國有效控制了人口的過快增長，實現了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長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模式轉變。（新中國人口政策的改變與經濟增長，湖北社會科學2015年第12期）由于人口增長不快，人口增長率低于經濟增長率，直接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社會資源分配更加合理，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接受教育程度都提高了，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高素質的人力資本。由于毛澤東時代快速增長的巨量人口，在新的計劃生育政策實行的情況下，減少了依賴于成年勞動人口的子女數量，因此，非生產性的撫養人群比重較低，從而使總人口數中成年勞動人口增加產生更多的剩余，從而為人口紅利的產生準備了條件，進而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奠定了物質基礎。

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女性就業機會的增加和收入水平提高，女性的生育年齡大大推遲，更有不愿生育的女性。加上物價的上漲，孩子的養育成本提高，這也限制著人口數量的增長。在發達國家低生育率是一個普遍現象，在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生育率也遠遠低于全國水平，隨后在這些大城市就出現了老齡化和勞動人口緊缺的現象。此時大多數家庭出現一個年輕人撫養4個老人的現象，這會帶來很多問題，例如養老保險，老年人的醫療，社會負擔的加重，現在每個60歲以上老年人差不多有5個20-59歲的納稅人，如果不改變計劃生育政策，未來20年，比例將從目前的5:1變成2:1。這樣人口結構嚴重失調，所以急需改變“一對夫妻只生一個孩子”的計劃生育。

1996年韓國廢除了計劃生育，并在不久后推行鼓勵生育的政策，但韓國婦女生育率仍延續了以往下降的趨勢。韓國的經驗表明：生育率下降趨勢一旦形成，便會形成很強的慣性，要扭轉生育率下降的趨勢，不僅需要刺激生育政策，還需要足夠的時間。韓國的經驗與教訓非常中國吸取。（全面二孩政策與中國人口趨勢，陳友華）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外公布，其中提到“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啟動實施一方是獨生子女的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的政策，逐步調整完善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2015年10月29日，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提出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完善人口發展戰略，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積極開展應對人口老齡化行動。這標志著控制人口政策從限制性的“單獨二孩”向“普遍二孩”的轉變。

這個調整一方面繼續控制人口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也可緩解中國的少子化和老齡化兩大現狀，改善人口結構，實現中國經濟社會以及自然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