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國資改革步伐加快,重點關注廣東國資國企改革

國資改革步伐加快 重點關注廣東國資國企改革

編者按：統計數據顯示，截至7月31日，194家上市公司涉及國資改革。其中，化工、商貿百貨、房地產三大行業成“重地”。市場分析人士表示，國資改革題材覆蓋面廣，且更多涉及藍籌股群體，對整體市場撬動作用明顯，無疑成為二級市場投資者重點關注的板塊。其中，筆者最關注的當屬廣東國資國企改革帶來的巨大的市場機會。

一、廣東2017年混合制企業占比將超六成

據新華社報道，新華社記者8月5日從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專題調研座談會上了解到，下一步廣東省將通過強化制度引領、分類推進國企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

廣東省國資委副主任周興挺透露，廣東省將舉行全省國企改革發展工作會議、全省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項目招商推介會以及科技創新意見會，再次吹響廣東國企改革的號角，激活企業的積極性和市場關注度，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根據安排，下一步廣東省將通過制度設計，出臺《關于進一步深化全省國有企業改革的意見》和《深化省屬企業改革的實施方案》，并制定具體方案以及實施細則，系統推進廣東省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

按照計劃，今年廣東省將推進40至50家企業進行體制機制創新試點，培養一批有競爭力的企業，帶動提升省屬企業活力，并在明年抓一兩個集團層面的企業作為改革試點。

此外，廣東省還將組建持股平臺，以持股平臺為抓手，集聚和盤活存量資本，廣泛吸納各類資本，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優化國有資本布局，并準備成立國有資本運營公司。

廣東省商務廳副廳長吳軍建議，應吸收外資在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中的作用，國有企業可以借助外資參股，更好利用國內外市場和資源。

二、市場化改革催生并購重組潮

廣東是我國的國資重鎮之一，廣東國資委在“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力爭到2015年末，國資證券化率突破60%。不過，目前廣東國資證券化率仍游走在20%之下。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5月底，在廣東省產權交易所掛牌的混合所有制項目金額為1256.75億元，成交金額僅為4.32億元；而廣東國資體量已超過4萬億元，可見廣東國資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有著巨大的空間。

根據廣東省國資委網站信息顯示，目前直屬于廣東省國資委的國有企業共有21家，按照主要經營范圍看可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廣新、廣晟、廣業、廣弘(現已并入商貿控股集團)4家上一輪國企改革時成立的國有控股集團，這些集團的資產多為經營性資產，旗下上市公司資源相對豐富；第二類是機場集團、水電集團、粵電集團、交通集團、粵海集團、航運集團6家以公共事業和基建為主的國有企業；第三類是旅游控股集團、建工集團等11家目前尚未擁有上市公司的國有集團。

廣東省國資委“十二五”規劃提出，2015年底資產證券化率突破60%，而目前只有20%左右。安信證券分析師認為，廣東國資證券化步伐亟待提速，其中商業競爭類企業具有很大整合空間。

近年來，廣東省一直探索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涌現了諸如順德美的集團、惠州TCL、珠海

格力集團、廣州海格通信、粵電力、宏達爆破、省廣股份等成功案例，這些企業通過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讓國有資本與社會資本發生“化學反應”，激發了企業活力，提升了市場競爭力。

一位廣東省屬企業相關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廣東省國資國企改革意見也已制定成型，近期有可能就會下發。廣東國資委將挑選旗下40至50家公司進行體制機制創新的試點，分別進行薪酬體制改革、股權激勵、員工持股等方面的試驗，從而嘗試國有資本和社會資本對接，混合所有制企業經營管理、員工持股方式、出資人管理事項清單等改革舉措。

金證互通董事總經理陳斌表示，國資改革最大特點是行業整合，包括不同上市公司之間的同一平臺整合、優質資產注入、整體上市、成立新平臺整合優質資產lP0上市等多種形式。對二級市場投資者而言，同一控股股東旗下存在行業整合可能、總市值規模不大、業績較差的企業，更有可能成為先期改革對象，值得重點關注。

三、投資策略和建議：

廣東國資委則希望通過5年的努力，讓上市公司成為國有企業的基本組織形式，其中省屬企業資產證券化率由現在的20%上升到60%，主營業務完全實現整體上市，并明確提出“國有股權出讓不設下限”，并計劃到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超過80%，二級及以下競爭性國有企業基本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

上市公司國資改革投資主題投資參考，與挖掘新興產業和成長股思路不同，國資改革概念股屬于資產重組板塊，投資的標的往往是業績比較糟糕和資產質量比較差的，建議投資者重點關注：（1）國資改革先試先行的區域，比如，深圳、廣東、上海、重慶、北京等；（2）上市公司實際控制人（國資）的實力；（3）引入戰略投資者的進展和戰略投資者的實力；（4）上市公司參與國資改革的實質性進展；（5）重點在總市值低于50億元的國資上市公司中；（6）國資改革也是概念性炒作，一些渾水摸魚的公司也可能成牛股，可參與但需要設置止損計劃。

目前，格力集團轉讓49%股權引入戰略投資者、深紡織A的控股股東深圳紡織集團擬轉讓公司部分股權、廣晟有色擬增發49%的股份等都是廣東國企改革的先行者。而依據改革受益先后順序、估值安全邊際、標的彈性大小等，我們認為廣東國企改革有四類機會可關注：1，改革最先受益者(星湖科技、風華高科、廣弘控股等)；2，存在安全邊際的國企改革品種(廣東鴻圖、超聲電子、粵水電)；3，整體上市帶來重估的機會(廣百股份、東方賓館、廣州浪奇)；4，引入戰略投資人或實行股權激勵的品種(珠江鋼琴、深圳燃氣等)。

廣東國資改革相關概念股：星湖科技、廣弘控股、格力地產、粵水電、佛塑科技、廣東明珠、風華高科、省廣股份、中金嶺南、廣晟有色等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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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上海推進國資國企改革關注重點

上海推進國資國企改革關注重點

監管全覆蓋、開放性重組、董事會建設、優化管控模式、調整轉型、政企分開成為改革發展的六大關鍵詞。本刊訊4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市政府召開國資國企改革發展工作會議。全覆蓋、開放性重組、董事會建設、優化管控模式、調整轉型、政企分開成為會議關注的六大關鍵詞。會議指出，今后3-5年，是上海推進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要按照黨的十七大精神，結合上海實際，緊緊圍繞“四個中心”建設的需要，推進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當前要抓緊貫徹落實市委、市政府出臺的《若干意見》及4個配套文件，重點做好6項工作。

未來三至五年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發展的目標

國資布局:經營性國資基本集中到城市基礎設施和關系國家戰略、國計民生、城市安全、基礎資源領域，集中到現代服務業、先進制造業、先導性產業等支柱產業和戰略產業；企業發展:形成2-3家充分發揮投融資和國資流動平臺功能的資本經營公司，3-5家在全球布局、跨國運營的企業，8-10家全國布局、綜合實力領先國內同行業的企業，20-30家主業競爭力居全國同行業前列的藍籌上市公司；國企改革:基本完成產業類企業集團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基本完成1000多家非主業企業的資產調整、整合，市屬經營性國有資產證券化率由18%提高到40%左右，企業管理層級原則上控制在3級以內；法人治理:基本完成規范董事會建設工作，形成規范運作的法人治理結構，建立市場化選用企業經營者的機制，建立規范合理的企業領導人員薪酬管理制度；國資監管:形成全面覆蓋市屬經營性國資的監管制度，建立完善的委托監管制度，實行直接監督和委托監管。

推進國資監管全覆蓋

在監管體系上，首先要做到全覆蓋，監管不能有遺漏，監管的基本原則、方法和制度必須統一。要結合政府機構改革，按照“統一授權、統一規則、分類監管”的原則，分類指導、分步實施、抓住重點、穩妥推進國資監管全覆蓋工作。市政府授權市國資委作為市屬經營性國資的唯一出資人，履行出資人職責；市國資委要抓緊建立覆蓋全市經營性國資的統一監管制度，包括產權評估、國資收益、財務監管、企業領導人員管理、考核評價、薪酬管理等方面。通過實行統一規則，切實做到責任有主體、行為有規范、問責有對象；要從實際出發，結合國資監管的階段性，針對不同類型和行業的國資采取分類監管模式。市屬經營性國資，由市國資委實施直接監管。教育、文化、衛生、體育、民政、司法、公安、國家安全等非經濟建設領域及金融保險類國資，可以實行委托監管。要完善委托監管方式，落實委托方和受托方的權利、責任和義務。

推進國企開放性、市場化重組聯合會議指出，加快推進企業開放性、市場化重組聯合，關鍵是把握好“三個結合”。一是“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不管是什么企業，只要符合改革方向，有利于企業做大做強，有利于產業發展，有利于上海“四個中心”建設，都要積極支持它們參與上海國資調整和國有企業重組，實現優勢互補。要加大支持企業“走出去”力度，鼓勵上海國有企業充分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面向全國、全球進行資源配置，發展成為全國性企業或跨國企業集團，不斷提高企業國際競爭力。二是整合資源與主業發展相結合。要加大資源整合力度，推動優勢資源向主業集中，更加突出主業發展，同時兼顧調整搞活副業。要加快推進行業整合，既要推動工業企業、商貿企業重組，也要推動金融、文化類等企事業重組。要大力推進強強聯合，通過兼并、收購、換股、合資、合作、引進戰略投資者等多種方式實現優勢互補。要鼓勵企業加大科技投入，大力培養和吸引科技人才，不斷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三是政府引導與市場運作相結合。要緊緊抓住當前有利時機，加快推進國企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優化國有股權結構，放大國有資本杠桿效應。要引導企業用好國家并購貸款等政策，加快研究制定支持本市企業重組聯合相關扶持政策。

推進董事會建設

一是加強分類指導，完善產業類、資產經營類、政府投資類國企法人治理結構。產業類和資產經營類公司要進一步加強董事會建設，實行決策層與經營層分開，董事長和總經理分設。除總經理外，經理層人員原則上不進入董事會。部分政府投資公司具有公益性，可以先實行總經理負責制，但是要切實加強監事會建設，加快建設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硬化”監事會監督功能。二是要推進外部董事制度建設，增強董事會獨立性。要加快推進外部董事制度建設，建立外部董事占多數的董事會，保障董事會科學決策和有效監督。同時，加強專業委員會建設，盡可能從外部選聘。三是落實董事會權職，提升董事會運作的規范度和有效性。要加快落實董事會對經理人員的選聘、管理、考核、評價的權責。處理好董事會和經理層的關系，董事會保持獨立性和有效性，保證重大事項實現集體決策和有效制衡;經理層受董事會委托負責對企業進行經營管理，對董事會負責。四是深化企業選人用人機制改革，逐步理順企業干部管理體制。要以推進經營者市場化、職業化為重點，改進企業領導人員選拔任用機制，加大經營者的公開選拔和市場化選聘力度，建立企業經營者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的流動機制。開展董事會選聘經理人員試點，推進經理人市場建設，創造一個既規范運作，又有利于優秀企業經營者脫穎而出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機制。

推進國資管控模式優化

一是加快建立“一對多”的國資流動平臺。要打破原來“一對一”的行業控股公司模式，發揮資產經營公司“一對多”資本配置功能，通過持有整體上市或主業上市企業的股權，以市場化方式進行資本運作，及時有效、有進有退地優化國有資產布局結構，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二是強化資產經營類公司資本運作的功能。進一步發揮現有資產經營公司的資本運作功能，在市場競爭中提高資產經營類公司的能力和水平。要培育具有投資銀行功能作用的國資經營公司，在實踐中成熟一個推出一個，不拔苗助長。要推動有條件的企業集團積極轉型為資本運作平臺，特別是對部分需要調整的企業集團整建制轉型。三是逐步建立以上市公司為核心的國資經營管理模式。加快推動企業集團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國資委暫時持有這

些整體上市企業的股權，條件成熟時把這些股權轉移到資本運作平臺，剝離資產委托國資運作平臺進行處置。同時，利用資本市場的平臺實現國資的順暢流轉。四是不斷提高各類國資收益管理的透明度。要嚴格執行國有資產收益預算管理制度，確保國資收益資金的安全和有效使用。要根據市委、市政府調整國有經濟結構和布局的總體規劃及產業發展方向，科學合理地安排國資收益使用計劃。

推動非主業資產調整轉型和中小企業改制重組

按照“統籌兼顧，整體推進，謹慎操作”的原則，加快解決企業歷史遺留問題，積極進行非主業資產調整、中小企業改制，止住“殼體企業”出血點，整合優化資源，做大做強主營業務。重點做好“退、轉、變、清”4篇文章。一要退，加快調整退出一般競爭性領域的中小企業和劣勢企業。國有企業集團重點要做到兩點：一是橫向收縮跨度。要根據已經公布的主業目錄，加快業務調整，該退出的加快退出，集中有限資源，做強做優主業。二是縱向收縮級次。企業管理層級原則上要控制在3級之內，以提高決策效率，提高市場敏銳度和快速反應能力。二要轉，推動非主業資產轉變整合。國有企業集團要根據戰略定位和發展目標，加快整合非主業資產，有條件的企業向提供社會化配套服務的生產性服務企業轉變，沒有條件的要進行市場化處置、退出。三要變，推動一批有技術、有品牌、有實力的產業類企業變優變強。要堅持以國有企業制度創新推動技術創業和服務創新，加快產權制度、組織體制與機制創新，形成加快發展的內在動力機制；著眼長遠，積極調整發展戰略，加快核心技術創新，力爭在一些關鍵領域形成自主知識產權技術。同時，在企業品牌建設上下功夫，著力塑造品牌文化，提升品牌內涵，加快品牌擴張步伐。四要清，盡快清理企業歷史遺留問題和“三高企業”的調整。要加大政策突破力度，盡快解決存續企業遇到的人、稅、債、費、企業更名、土地產權過戶等問題。通過建立制度機制，確保改革過程中不再產生新的遺留問題。國資監管機構要建立激勵和考核機制，鼓勵企業加快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處理歷史遺留問題，淘汰“三高企業”，要注意妥善安置好企業職工和有關人員，確保社會和諧穩定。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進一步推進政企分開

會議指出，政府機構的調整改革過程，也是政企分開拓展深化的過程。做好這項工作，要堅持以下幾點：一是態度要堅決。這一輪政府機構改革涉及到的政企分開，不能有遺漏空間，要全部落實到位。要使黨政機關與直屬企業徹底脫鉤，推動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競爭的主體，把政府部門的職能真正轉到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為企業、為市民、為社會提供更加良好的服務。二是責任要落實。直接依附掛靠和從屬于黨政機關，以及黨政機關直接接管的企業的經營性國有資產，要納入統一的國資監管體系，切實做到“責任有主體、行為有規范、問責有對象”，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相結合，權利、責任和義務相統一。三是操作要穩當。要根據當前實際情況，有序推進政企分開。第一步，把機構改革涉及拆并機構下面的企業情況理清楚，不要出現新機構還掛著老企業的情況。第二步，分清資產的性質，根據資產的不同性質歸屬不同管理部門。對于經營性資產能一步到位的，必須堅決分離劃轉；暫時不能到位的，可以過渡性掛靠，加強市國資委的監管。

第三篇：國企改革轉入國資改革

國企改革轉入國資改革

【作者：陳清泰/文 】

本文來源于《財經》雜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7

隨著改革形勢的發展，國企改革思路應當及時由如何經營國企，轉向國有資產的資本化管理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處于低潮期。大家對國企改革正面的討論少了，可是一些疑惑和擔心在流傳，國有企業也非常困惑。其中有一些是觀點的爭論，也有不少是概念上的含混。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有利于解放思想，推進改革。

一、企業做強做大與國有資本有進有退

“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目前的掣肘在于國有資產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國有企業有進有退”

國有企業做強做大與國有資本布局調整，這是改革發展都必須進行的兩件大事。在談到“國有經濟有進有退”時，往往誤解為“國有企業有進有退”。國企高管對此十分為難，不知道該怎么“進”、怎么“退”。這種困惑來自概念的混淆。

需要澄清的是，“有進有退”指的是國有資本投向的調整；而企業的天職則是做強做大。這是兩個不同的范疇，在公司制度下并不矛盾。就是說，企業追求做強做大并不受股東成分和股權結構的影響；國有資本從哪些行業或企業的進退也不受個別企業的牽制。

例如，沃爾沃原本是一家瑞典人投資的公司，1999年4月轉手到福特；2010年3月福特退出，由吉利收購。投資者在十年內兩出兩進，而沃爾沃公司依然在發展。

現在國有資本的功能和個別企業目標的差異日益明顯。例如，一方面國有鋼鐵企業制定雄心勃勃的戰略規劃，努力做強做大；另一方面，國有資本應當從部分鋼鐵企業中退出，轉向投資于戰略性新興產業。這是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國有資本投資主體各自理性的選擇。國有資本從產能過剩的行業退出，并不意味著國家不支持這些行業的結構升級；而企業做強做大，也不能限制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

目前的掣肘在于國有資產實現形式沒有資本化，“頂層”國有企業沒有進行股份制改制，所有權與經營權沒有分離。應改革國有資產實現形式，利用公司制度的特點，“解放兩個自由度”：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保障企業自主經營，做強做大。

二、國有企業改革主導方面的轉移

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轉向尋找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形式，使國有資產“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制”

如果說在過去較長時期，國企改革主要是使其從計劃體制走出，適應市場競爭，增強活力的話；那么進入新世紀，盡管企業自身還有大量改革的任務，但深層次的改革已經轉向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和企業制度創新。

這兩大改革命題主要是國家所有者層面的事，而不在企業。把改革的目光繼續聚焦于“國有企業”本身，一方面因為沒有抓住要害，而使改革難有實質性進展；另一方面，國企因對此無能為力而倍感困惑和無所適從。

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不是以行政的力量改變一個個企業的業務結構，而是國有資本布局的動態優化。關鍵要使國有資本具有流動性；企業制度創新進一步要做的是使國家所有者轉變成股東，將“頂層國有企業”改制成股權多元化的公司。這兩方面的改革聚焦到一個點上，就是必須使國有資產“資本化”，由“國有國營”，轉向“股份制”。

對于這一切，“國有企業”是無能為力的。隨著改革形勢的發展，國企改革的主導方向應當及時由如何經營“國有企業”，轉向尋找能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國有資產資本化的管理形式。

三、國有資本有進有退與私有化

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前蘇東的“私有化”不能混為一談；國有資本從某個企業退出，也不能與私分國有資產掛鉤

國有資本投向的改變和布局調整是國家為提高國有資本運行效率而采取的主動行為。前蘇聯和東歐的私有化，是將國有財產無償量化給個人，據為個人的私人所有。這種私有化不符合中國國情，是國家法律和政策所不允許的。前后兩者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

三峽工程投資大、周期長，重要的是社會效益，民營資本無意也無力投入。此時國有資本投入。當電廠發電、經濟效益顯現后通過資本市場將部分股權轉讓，以溢價回收的資金進行上游的梯級開發。再如上世紀90年代初為開發浦東，上海市政府出資建設了南浦大橋。開通后，以收取過橋費的形式將其轉讓，政府溢價收回建設資金，再投入楊浦大橋。在這過程中不僅國有資本實現了增值，更重要的是政府以有限的資金加快了基礎設施建設，保障了浦東新區的發展。

在這類國有股權部分或全部轉讓（西方把這種現象也叫做“私有化”）過程中，資本形態的國有資產并未因此而受到侵蝕和傷害。相反，因國有資本布局更加優化，而使其發揮的效能更加明顯、效率進一步提高。

因此，國有經濟“有進有退”與前蘇東的“私有化”不能混為一談；國有資本從某個企業的退出，也不能與私分國有資產掛鉤。我們不能因概念含混，為防止出現蘇東式的私有化，而停止國有資本布局的調整。

四、關于“授權經營”與國有資本布局調整

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要做兩件基礎工作：一是將國有資產資本化，委托專業投資機構運營；二是取消“授權經營”，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體改制，確立企業獨立的市場地位

上世紀90年代中期，為“搞活”特大型國企，試點了“授權經營”的辦法。其含義是國家把部分所有權交給企業，以提高企業的效率和活力。實際上，在政府層面“所有權與經營權不分”產生了諸多弊端；而以“授權經營”的形式在企業層面的“兩權不分”也會帶來很多的問題。因此，這只是當時情況下的權宜之計。

“授權經營”使企業自己成了自己的“老板”。在這種情況下，實體企業的資產存量和增量由內部人來配置，只能“滾雪球”，不能調結構。盡管近年國有企業也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重組，但國有資本覆蓋的范圍基本上沒有變化。滯留于既有產業和企業的國有資本不斷再投入，與民營資本同質化、與國家目標并不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很不一致。例如在產能過剩的行業，國有資本每年還以大量投資推波助瀾，或為追求短期的高收益而盲目多元化，出現了如炒股、炒作期貨和國企“地王”等現象。

調整國有資本布局要做兩件基礎工作：一是將國有資產資本化，委托專業投資機構運營；二是取消“授權經營”，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體改制，確立企業獨立的市場地位。

五、國有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和形式

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現價值的重要空間

“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這是中央認定的國有經濟的定位。如果說，進入21世紀前，實踐這一使命，就是使國有資本大舉進入重大基礎設施、基礎原材料、能源開發、重要服務業、重要制造業，為工業化奠定基礎的話，那么今天，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領域已經轉向某些社會產品，如醫療保障、養老保障、住房保障，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制約國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則是科技投入不足、技術進步相對緩慢、科技創新能力不強、企業競爭力不強；威脅可持續發展的是資源約束日益強勁，生態環境壓力日趨加大。

此時，大量國有資本連同收益仍滯留在一般制造業，就踐行“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的使命而言，已經沒有什么意義。

在競爭性領域很難認定政府對某個行業是否具有資本控制力就“關系國民經濟命脈”；也很難確認在某個行業提高國企占比就能“體現國家控制力”。

目前，一方面在傳統制造業中過量的國有資本不斷制造新的過剩產能，形成對非公資本嚴重的擠出；另一方面，在基礎科學研究、重大科技專項、中小企業融資、新興產業發展、重要基礎設施，以及公租房、義務教育、社會保障等“關系國民經濟命脈”領域，國有資本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再建政府“融資平臺”。

現在有巨量民間資本可以“接盤”。部分國有資本從一般性產業有序退出，轉而充實那些更加重要的行業和領域，將產生雙贏的效果，大大提高國家整體資本配置效率。原則上講，國家特別需要，而非公資本無意或無力進入的領域，是國有資本發揮作用、體現價值的重要空間。

六、國有資本與社保和公益性基金

國家可考慮將滯留于一般產業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使國有資產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國經濟體制轉軌沒有像前蘇聯和東歐那樣“私有化”，留下了一大筆國有資產。這是解決改革發展必須處理的諸多歷史性難題的寶貴資源。現在，社會產品短缺已經上升到主要矛盾，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

中國國有資本數量龐大，國家可考慮將滯留于一般產業國有資本的30％，或許50％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如養老基金、醫療保障基金、住房保障基金、扶貧基金、教育基金、科技開發基金等，補充這些領域的投入不足，使國有資產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一方面，這可以大大增加社會保障性資金來源，有助于在體制轉軌最艱難的時期，保障社會公平、保住社會穩定的底線；另一方面，公益性基金追求投資回報的壓力，將成為改善經營、完善公司治理的積極力量。

七、行政性壟斷與政府監管

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制壟斷企業，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

政府對一些行業設定行政壟斷（或特許經營），由國有企業“控制”，其中一個理由是國企更有社會責任意識，可以實現國家調控目標。實踐中出現了三個問題，一是給企業設定多元目標，使它們無所適從；二是行政性壟斷意味著低效率，全社會將被迫為其埋單；三是企業的國有化與政府監管是不同的范疇，沒有替代關系。

例如，在成品油與石油價格倒掛時，企業惜售，導致大范圍“油荒”；通信運營商利用壟斷地位，長期維持高收費、低網速；一些處于天然壟斷領域的企業自行擴大壟斷范圍，把與天然壟斷相關的業務泛化為壟斷領域，謀取利益。

如上種種，一方面廣受社會質疑，另一方面，企業利用政府給的條件謀取利益無可厚非。問題在于，設置國有壟斷、進而政府控制壟斷企業，以此調控宏觀，有違經濟規律；在社會效益大于企業效益的領域，企圖依賴國有壟斷、而非制度和監管實現社會目標，是不可靠的。

宏觀經濟失衡，是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出現了較大的不平衡。把國有企業作為政府宏觀調控的工具，以干預微觀來調控宏觀，不是科學合理的途徑；除涉及國家安全的領域外，在社會效益大于企業經濟效益的領域，可以設立特許經營，但科學合理的法規和有效的監管是關鍵。法制不健全、監管不到位，國有企業一樣可能違背公共利益；在監管到位的情況下，民營企業不一定不能進入特許經營。

八、關于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

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產生謬誤。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和降低社會經濟效率為代價

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與一個個國有企業的目標是有差別的。在市場失靈的領域把國有資本運營的目標局限為“保值增值”，似是而非，很容易產生誤導。

在決定國有資本進與退的時候，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發問：“在賺錢的行業為什么要退？” 國有資本是有政府背景的特殊資源，如果把“保值增值”提到不恰當的高度，就會產生謬誤。例如，政府向國企大量輸送稀缺資源，構筑壟斷地位；維持電信高收費；銀行在高利差和存款負利率的情況下繼續出臺收費項目等都是資產增值的辦法。結果是國有資本可能有很高增值率，但這是以不公平競爭和降低社會經濟效率為代價。

國有資本的公共性，在投向上體現在兩個方面，一類投資是追求財務回報，以投資收益彌補社會性赤字，保住社會底線；另一類是實現公共目標。例如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引領社會投資、推進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保障經濟和國家安全、支持民生建設項目等。

再如，亞洲金融危機時香港政府為救股市，以上千億港元敞開收購恒生指數股，在市場回升之后迅速有序退出，解散基金。上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出資幾百億美元實施阿波羅登月計劃，結果發展出了一個完整的航天產業，至今保持領先地位。

這些都是國有資本實現公共目標和矯正市場失靈很好的案例。盡管在良好運作情況下，大多數可以獲得高倍率的回報，但政府投資的出發點則不是短期的保值增值，而是實現經濟社會的公共目標。

九、政府與企業的親與疏

企業按所有制和隸屬關系被分成“三六九等”。在地方保護主義還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所有制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在強化，兩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了發展的潛能

按企業所有制成分和行政隸屬關系區別政策，是改革過程遺留的問題，近年在某些方面似乎在強化。

例如，不同所有制的企業與政府關系有親有疏，因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其中國有企業處于絕對強勢地位。

一是它屬“體制內”、有“行政級別”和從政府那里獲得稀缺資源的優勢。如獲得土地、礦產等自然資源，獲得電網、電信等特許經營權，獲得政府投資項目的能力也最強。二是可以方便地獲得銀行貸款。國企產出大約占三分之一，但獲得的銀行貸款約占70％。三是國企在一些上游產業、基礎服務業形成寡頭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四是即便在競爭行業，也有市場準入和行政審批兩道門檻。一些重要產業的準入條件往往是為大型企業“量身定制”；而行政審批則和與政府的親疏程度相關。很多民營企業因此被擋在門外，稱此為“玻璃門”。五是政府承擔了過多的建設職能，在既有國企之外，通過“融資平臺”又建立了一批國有企業，在基礎設施等領域民營企業大都被擠了出去。

實際上企業按所有制和隸屬關系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央企具有最高的社會地位和話語權，地方國企處于次之地位；外資企業有較強實力和話語權，受到國家和地方的青睞；民營企業則處于最為不利的地位。

近年來，為“躲避風險”，國企更傾向于在內部進行交易、形成配套。如為發展電動車，央企在自己圈子內組成聯盟，大手筆投資，建立產業鏈，對民營企業形成了市場壁壘。銀行顯性或隱性地把民企看做不可信任的企業群，為規避“政治風險”，都有遠離民企的傾向。再如，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直接出面干預，來“做大”國有企業，甚至強制盈利的民營企業被虧損國有企業兼并。在鋼鐵、煤炭、民航等領域屢屢出現民企被擠出的案例。

在地方保護主義還沒解決的情況下，所有制之間的不平等競爭在強化，兩種很強的反市場競爭力量降低了經濟效率、抑制了發展的潛能。

十、關于“國進民退”與“民進國退”

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

這個爭論是沒有意義的。作為執政黨和政府追求的絕不是誰進或誰退，而是鼓勵所有企業公平競爭，都做強做大、所有資本資源都迸發出發展的潛能。

爭論的實質不是這個問題的本身，而是競爭的公平性。在我國漸進式改革中曾不得不對不同所有制企業區別對待、輪番政策調整的做法沒有及時改變，有些一直延續至今。

輿論、政府管理和涉及企業的許多政策都打上了“所有制烙印”，包括已經上市的股權多元化的公眾公司，每家企業都有一個“所有制標簽”，分作“體制內”和“體制外”，并對其有親有疏。這就在市場中形成了一條很深的“所有制鴻溝”。近來，這種對立在社會上進一步情緒化，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穩定發展非常值得重視的體制障礙。世界上幾乎沒有哪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把“所有制”提到如此的高度，以致割裂市場。

不平等的競爭條件和政府對國企的干預，使民企和國企都有諸多抱怨，都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市場效率來源于市場主體的公平地位和機會均等。從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的角度看，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各類資本都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應當受到公平的保護；各類資本投資的企業都會創造就業和稅收，應當獲得平等的競爭地位。

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積累，國有經濟的比重呈下降趨勢，有人開始擔心民營經濟發展是否已經碰到了“天花板”？面對種種現象和輿論，民企發展到一定程度就缺乏安全感，移民和財產向境外轉移的數量和規模日益上升。針對這些現象，有人提出，在我們的體制和政策下能不能培育、容納和留住本土成長出來的李嘉誠、王永慶、郭鶴年和李秉哲？

我們正面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驗。重要的途徑是鼓勵創新創業、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此時，非公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多種所有制經濟公平競爭的理論觀點中央早已確認并闡明；國務院“老36條”、“新36條”也已發布多時，但進展十分有限。近來，有關所有制的爭論反而再起。

上世紀90年代初，有關“姓資姓社”問題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掃清了障礙，極大地調動了經濟增長潛力；今天，如果能摘掉企業“所有制標簽”，消除“所有制鴻溝”，突破“姓國姓民”的桎梏，將是新時期生產力的又一次解放。

十一、探索親市場經濟的國有資產實現形式

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在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方向”的同時，中央一直特別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國有資產管理如何能與市場經濟融合。早在1993年十三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提出，“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管理和經營的合理形式和途徑”。1997年十五大進一步指出，“要努力尋找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公有制實現形式”。2002年十六大再次指出，“進一步探索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進一步強調“積極探索國有資產監管和經營的有效形式”。

迄今為止，我們一直將國有經濟等同于國有企業，在產業領域把實物形態的“國有企業”作為國有經濟的唯一實現形式。盡管在部分市場失靈的領域仍有實際意義，但隨著改革的深化，在一般領域繼續以擁有、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群，作為國有資產實現形式，使企業和政府不斷遇到各種困惑。

將經營性資產資本化，選擇可以用財務語言清晰界定、計量，并具有良好流動性、可進入市場運作的具有公共性的資本化的實現形式，具有重要意義。銀行業國有資產資本化管理已經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在一般領域，國有資產實現方式的資本化是進一步深化改革重要的突破口：

一是國有資產資本化意味著國家從擁有、管理和控制國有企業，轉向擁有和運作國有資本；意味著頂層國有企業的整體改制。持股機構與投資的企業建立股東與公司的關系，政府不再控制和管理；企業依法成為獨立市場主體，聚焦于財務業績，在董事會指導下，在競爭中做強做大。這對政府和企業都是又一次解放。

二是資本化的國有資產具有良好的流動性，國有經濟布局調整將通過國有資本在行業和企業間的“有進有退”來實現。這種進退，原則上不影響企業的經營范圍和業務結構。

三是政府擺脫了與“國有企業”關聯關系的掣肘，有助于站在超脫地位，進行市場監管，提供公共服務；有助于改變按所有制區分企業的政策，公平地對待各類企業，消除“所有制鴻溝”，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四是國有資本可分作兩種投向，兩種運作機制。在市場失靈的領域國家委托專業投資控股機構投資運作，實現政府特定的公共目標。在一般領域的投資，委托專業的社會性投資機構運作，追求更高的財務回報。兩類投資各有明確的目標，有利于提高效率。

五是國有資本投資收益通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主要用于彌補體制轉軌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那些需要公共財政支付的歷史欠賬，保障經濟社會平穩轉型，并使“全民所有”回歸全民分享的本性。

六是國有資本預期功能主要通過市場運作實現，而不是以破壞市場機制為前提。這就使國有資本具有“親市場性”。規模較大的國有經濟的這種存在，原則上沒有扭曲市場的動因，而是維護市場的力量。

國有企業改革已經取得了很大進展，但改革的任務并沒有完成。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對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理論創新和指導方針是完全正確的。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將為體制轉軌、實現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國企改革再清源

本文來源于《財經》雜志 2012年05月19日 21:09 我要評論（1）打印| 字號：

國企改革初衷，即擺脫經營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經得以實現。如今改革到了新的階段，這已經不是國資委層面可以駕馭的國企改革，而是圍繞國有資產戰略布局和國家戰略層面財政體系重構的國資改革

此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國的國有企業替代人民幣匯率，成為中美對話核心議題。在5月4日公布的成果清單中，中方承諾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增加上繳利潤的國企數量，并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納入國家預算體系，這讓外界頗為意外，懷疑美國干涉中國內政。

而在業界看來，美國擔心中國國企利潤節節攀升，造成不公平競爭，大量利潤留存企業，會抑制中國國民收入，進而影響消費升級，阻礙通過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因此冀望從外部給中國國企改革施壓。而中國高層也意識到，借此外力，以紅利上繳為起點，優化國有資本布局、實現財政體制重構正當其時。

重啟國企改革呼聲再起

國企改革是中國改革進程中一個頗受爭議的話題。今年以來，重啟國企改革的呼聲再次鵲起。

2月27日，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布《2030年的中國》，該報告涉及國企改革與紅利返還問題，一時輿論熱議；“兩會”期間，“國企要不要再改革”亦成為代表委員討論的焦點；4月初博鰲亞洲論壇上，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指出，國企改革事關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成敗，破除國企壟斷，降低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輿論之所以如此關注國企改革，深層次原因是憂心國企改革方向模糊，動力減弱，利益固化。如今“做強做大”的國企高管似乎沒有繼續改革的動力，實現了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國資委也缺乏繼續改革的動力。一時間，國企改革要不要繼續推進？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如何選擇改革路徑？國有資本變現如何與財政預算體系重構相協調？坊間諸多爭議引起高度關注，一個基本共識是，已經到了必須厘清改革思路，再啟國企改革的時候了。

回顧國企改革30多年來，從上世紀80年代的“放權讓利”，到90年代的“抓大放小”、“三年脫困”、股份制改造與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如今，國有企業數量減少而經濟效益顯著提升。在市場化浪潮的錘煉下，國有企業不再是政府的附屬體，而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爭主體。統計數據顯示，1998年到2010年，國有企業的戶數占比從39％下降到4.5％； 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業的資產總額從7.13萬億元增加到28萬億元；營業收入從3.36萬億元增加到20.2萬億元，成績是顯而易見的。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曾指出，在“三年脫困”之前，國有企業是國家經濟的包袱和社會穩定的隱患。1994年，中國最大的500家國有企業全年銷售收入的總和，還不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的銷售收入。而2011年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央企業已有38家榜上有名。一些國有企業已經成為國內市場“巨無霸”，在世界上也越來越引人矚目。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包袱沉重、技術落后、資不抵債被迫破產的困局業已紓解。

也就是說，國企改革的初衷，即擺脫經營困境和提高效益，已經得以實現。不過，改革附帶的歷史遺留問題依然在發酵，諸如國有經濟布局分散、戰線過長、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順等問題。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和前不久發布的《關于2012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的意見》中，中央對國有企業改革做了新的部署，高層推進國企改革的決心很明確。

那么，下一步國企改革的大方向是什么？業內人士認為，中國國有企業追求市場化、商業化以及利潤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行為，已成積習。這也意味著，改革到了新的階段，這已經不是國資委層面可以駕馭的國企改革，而是圍繞國有資產戰略布局和國家戰略層面財政體系重構的國資改革。

不過，目前坊間論及國企改革時，多將國企改革、國有資本布局、國家財政體制重構、政府監管模式改革等不同層面的問題混為一談，而相關爭論也因議題失焦，往往是各執一詞，莫衷一是。由此，曾任國資委主任的李榮融也抱怨：“為什么國有企業搞不好的時候你們罵我，現在我們國有企業搞好了你們還是罵呢？”

新的改革難點是國資進退

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等學者提出，國有資產應首先從“退”入手，有序退出，退出之際方知國有資本的盤子究竟多大，國有企業應該存留多少家。

他主張，對競爭性行業，國有資產應當不再依附國有企業的實物形態，而是以自由流動的國有資本形態控股與分紅，政府不再干預企業決策和內部事務；對自然壟斷性行業，則放開準入門檻，制定行業標準，鼓勵各類資本進入，實現政府監管模式重塑；對涉及自來水、電力、燃氣、醫藥等公用事業領域，可采取PPP（公眾、民營合作制）或者“授權經營”等方式取代行政管理；而最后事關國計民生的領域，則屬國有資本“退無可退”之地，也即是國有企業生存之域。該領域不以營利為目的，主要提供一般企業無力生產、不愿意生產的產品或服務，此類國企也被學者稱為“公益型國企”。

《大學》有云：“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國家以服務民生為己任，即使付出一定的效率損失代價，也應不惜國家財政補虧。在諸如義務教育、民眾教化、農田水利等這類民資不愿涉足的領域，正是“公益型國企”大顯身手之天地。事實上，公益型國企早已存在于歐美等發達國家。這些企業并不將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唯一目標，更多的是把國有企業作為提供公共服務彌補市場失靈的一種特殊工具。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此“退”非彼“退”，非國有企業之退，而是國有資產之退，是資本的概念而非企業的概念。可以預見，如此布局之后，類似新加坡淡馬錫那樣的中國投資公司將不斷涌現，或投資海外，或持股私企。國有企業并不一定必須是國家經營，可以“國有國不營”，而國有資產亦可以經由民企經營保值增值。

以國有資本戰略布局的視野俯瞰全局，方易厘清國企、國有資本、財政體系重構三個層面的改革關系。如此，方能明晰國有資本 “保值增值”的真義：國有資本就是要在應該賺錢的地方賺錢，以股份、控股、分紅、國家主權財富基金等資本形式進入，“保值增值”才能保全民眾的既得利益。

進而，國有資本可以以退為進，補足社保和公益性基金所需，使國有資產回歸到全民所有、全民分享的本性。

中國正值轉型時期，“未富先老”導致未來社保基金缺口龐大。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的研究表明，目前中國全國養老金缺口大約1.3萬億元，缺口將在2035年左右達到高峰，每年會產生1000億元的“窟窿”。

應對這么大的“窟窿”，只有依靠國有資本這塊“補天石”。除了加大國企利潤分紅力度外，還可通過變現部分國有資產劃轉到社保和公益性基金中，填補“虧空”。近年來，國資委大力推進國企整體上市，實現股權多元化，不僅可使國有資本處于可變現狀態，保證國家不時之需，同時也進一步完善了企業微觀治理結構。

長遠而言，國有資本的進退，應與國家財政體制的再改革相匹配。目前已經到了恢復國企紅利的公共財政屬性之時。把國有資本預算與國家經常預算統一，稅收與利潤放在一起，將大大提升政府的財政調遣能力。經常預算出現困難，資本項下資金可及時補足。這將使國家資產負債結構更趨合理。

因此，國企改革再出發，更深層的含義是國家財政體制的建設和國家財政能力的重構。此次中美對話中，中方承諾的提高國企分紅比例正是財政體系重構的題中應有之義。

如此，國資委將不再是國有企業的管理委員會，而是國有資本配置的機構。財政部亦不再是出納與會計的身份，而真正是國家財政統籌規劃的機構。這樣的戰略布局，需要“頂層設計”和高層的決策勇氣。

國有資本的進退離不開政府職能的轉變。目前，公眾對國企的意見，主要是國有資本借助國有企業的實物形態擴張，依賴行政特權獲取利潤，導致市場不公平競爭。當國有企業的存在不再以營利為目的之時，政府也就從建設型政府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更多行使社會管理職能，而國有企業以往所負擔的社會功能全部轉由社會擔負。“卒走卒路，馬走馬路”，國企改革的思路與路徑抉擇將進一步厘清。

中美對話傳遞出的信號表明，國有資本進退已成為國際對話焦點。美國等國家認為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的擴張，即國有資本借助國有企業的實物形態擠壓民營資本，對民主基礎是一種破壞。

同時，隨著中國國企海外投資額逐步擴大，美國等國家認為中國國企享受政府權利獲取低廉資源，造成了國際企業間的不公平競爭。美國財長蓋特納在此次對話中就批評國企享有巨額政府補貼及各項“不公平”的政策傾斜。

據了解，美國正在要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研究“限制各國政府對國有企業支持”的 “競爭中立框架”，該框架包括一整套政策建議，從稅收中立、債務中立、規則中立、保證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的利潤率具有可比性等方面入手，確保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能夠公平競爭。一旦該框架成為具有全球約束力的國際公約，中國國企的海外之路將更形蹇促。

當此內外情勢，決策宜早為之計，果斷重啟國企改革，將其導入國資改革路徑，實現國有資產的資本化運作，與國家財政體制改革相配套，則國企“正名”有望，國資進退可期。

【作者：《財經》雜志 編輯部 】(責任編輯：黃玉龍)謹防三角債重來

本文來源《財經》雜志 2012-05-19

國際金融危機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迄今為止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真正走出危機，且近來歐債危機又有愈演愈烈之勢。中國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過程中取得很大成績，但長期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體制性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同時還產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一度已經化解的三角債現象死灰復燃。

由于國際市場需求放緩、國內經濟增速回調，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價格下滑，企業發展大環境日益惡化。特別是近年來原材料價格、勞動力成本和融資成本上升，加上環境保護以及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導致實體經濟出現下行趨勢，房地產、汽車、鋼鐵、機械等重要行業進入緊縮周期，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日益加重。

2008年四季度之后，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國實施了數萬億的刺激計劃，銀行貸款閘門敞開，地方融資平臺急劇膨脹，企業爭相投資擴張，企業投資和貿易鏈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積累了大量債務風險。隨著緊縮貨幣政策的實施，中央銀行連續加息或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市場上一部分流動性資金被凍結，中小企業紛紛鬧起了“錢荒”，許多企業資金周轉出現緊張，一些企業賬戶上的“應收而未收賬款”及“應付而未付賬款”大幅度上升。

根據上市公司2011年公布的資料，近1700家企業的應收賬款總計接近1萬億元，同比增長超過30％，其中有上百家企業應收賬款增幅超過100％。比如在“重災區”的鋼鐵行業，綜合公開數據，目前全國70多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的應收賬款達到500多億元，應付賬款超過3000億元。此外，這些鋼鐵企業還有超過1萬億元的銀行貸款，部分鋼廠要想繼續獲得貸款已經很難，并已出現拖欠貨款現象。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業之間由此出現了三角債苗頭。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有可能演變為新一輪企業三角債。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國曾經發生過嚴重的三角債問題，當時企業“應收而未收賬款”規模幾乎占銀行信貸總額三分之一。企業之間相互拖欠貨款致使許多企業因缺乏流動資金而難以為繼，巨額未清債務也使企業無法向銀行申請新的貸款以緩解流動性困局。企業既不愿償債，其債權也無法得到清償，三角債導致越來越多的企業陷入到債務死扣之中。為了防止三角債蔓延，1991年9月，中央政府在全國展開了清理三角債的行動。到1992年底，國家共注入500多億元資金，采取多種手段才最終解決了三角債問題。

縱觀世界各國歷次信用危機不難發現，在每一次經濟增長出現明顯減速之時，企業從延期付款漸漸變為拖欠貨款，企業付款違約指數就會大幅度地上升。上次爆發全國性三角債問題，就是在經歷上世紀80年代前期經濟過熱之后，1985年開始實行過銀根緊縮政策，1988年前后發生嚴重通貨膨脹，1989年后經濟發展急劇減速，企業三角債隨即大規模爆發。

此次剛剛露頭的三角債問題，也發生在近十年的高速增長告一段落之后。目前由于通脹高企和銀根收緊，三角債卷土重來的風險正在上升，這反映了國內市場經營環境在惡化，企業的經營能力在變差。新一輪三角債問題雖然不像20年前那樣嚴重，但對于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對于金融系統安全仍然是不可忽視的風險因素，為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蒙上了一層陰霾。

需要指出的是，如三角債卷土重來，債務陰影將首先籠罩中小企業。在最容易形成三角債的產業鏈上，大企業在原料、輔料供應中處于上游，如果大企業資金緊張，寄生在它周圍的中小企業則沒有了源頭活水，相互之間開始欠賬，三角債的情況就會加劇惡化，原本就處于弱勢的中小企業，就成為“三角債務鏈”資金壓力的主要承擔者。

據中國企業家調查系統調查，目前應收賬款“高于正常”的中型和小型企業分別占24.8％、26.5％，資金“緊張”的中型和小型企業分別達到46.3％和51.3％。據廣東省工商聯調查，私營企業平均被拖欠金額為260多萬元。為償還債務，在拆借無路又融資無門時，“缺錢”的中小企業只能轉而尋求高價的民間借貸。在產業鏈聯系之外，企業之間又多了一條有形的資金拆借鏈，債務關系擴散到了整個行業的上下游，形成一條以產業鏈為主線，因上下游企業相互之間拖欠、拆借貨款而形成的連鎖債務鏈。被“三角債務鏈”綁架的企業，時刻面臨著多米諾骨牌式的資金鏈危機。在一些地方，大量中小企業資金鏈不堪重負，因“債”跑路、因“債”停工頻現，新一輪三角債已成為中小企業發展新難題。

資金問題關系到企業的生死存亡。在眾多中小企業困于三角債絞索苦苦掙扎的時刻，有關各方必須在資金鏈斷裂之前未雨綢繆、采取行動，建立完善的信用體系和監測預警體系，主動介入，加強監管，幫助企業從資金被綁架的困境中解放出來，確保三角債規模在可控范圍內，防患未然。

第四篇：國資國企改革

國資國企改革“大年”即將來臨

2015年國資國企改革加速度：將面臨七大主要任務

劉東;王川

導語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在2014年12月31日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隨著頂層設計方案的出臺，2015年國企改革將有大進展和大動作，國資改革今年預料將會遍地開花。2014年12月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對新常態下的國資國企改革意見進行分析。會議要求，要“推進國企改革要奔著問題去，以增強企業活力、提高效率為中心，提高國企核心競爭力，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與此相對應的是，自2013年12月底上海率先出臺國資國企改革二十條意見以來，截至2015年1月4日，全國已經有上海、甘肅、山東等22省市出臺了地方版本的國資國企改革意見。部分省份意見雖未正式出臺，但一些改革舉措已在進行之中。南京、長沙等省會城市也出臺了國資國企改革意見。隨著國資國企改革頂層設計相關意見的逐步出臺，2015年的國資改革將會迎來哪些進展？

本報記者 劉東

實習記者 王川 上海報道

地方改革遍地開花

彭建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之前由于國家層面方案沒有出臺，地方國企改革突破較少，今年預料將“遍地開花”。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梳理已經出臺地方國資改革方案后發現，地方國資國企改革意見主要集中在混合所有制，分類監管、股權激勵和員工持股、公司制治理結構、設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方向，絕大部分省市都對國資改革設立了一個較為具體的目標。

例如，在混合所有制方面，甘肅提出到2020年國有經濟中混合所有制比重達到60%左右，江西提出5年內混合所有制經濟要占國資的70%。

在國有資本范圍方面，北京國資國企改革意見要求，到2020年，80%以上的國有資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務、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保障民生等領域。上海、江西、甘肅、江蘇、重慶、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將國資集中在關鍵領域的目標設定在“80%”上。不過，在對2014年國資國企改革進展進行評價時，多位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的分析人士認為，改革的力度并不如預期。中國社科院微觀經濟學研究室副主任劉小玄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目前國資國企改革的進展仍相對比較緩慢。

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此前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地方出臺的國資改革意見里面存在兩個問題，重復性比較強，各個省的意見都差不多，在具體操作上，還是缺乏一些可操作性。

頂層設計意見將出

原定于2014年年底出臺的改革意見并未能如預期出現，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認為，可以說這些總體文件由于遲遲不能出臺，已經成為深化國企改革的軟肋，影響到國企改革總的進程。

此前有消息稱，國企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由財政部、發改委和國資委牽頭制定，可能以“1+N”的形式發布。其中，“1”是指首先會出臺一個深化國企改革指導意見，“N”則是三四十個配套方案。這些配套方案將分階段分批發布。

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楚序平近日表示，2015年國資國企改革將面臨七大主要任務，而部分方案推出的時間表或將提前至春節前。

盡管如此，被稱為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元年”的2014年仍取得一定成就，分析人士認為，2014年國家在把握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方面精準而堅定，此外，7月開始的“四項改革”試點，也為國資改革提供經驗基礎，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協調。

彭建國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央企方面，2014年各企業積極性較高，做了調研、制定方案等準備工作，待方案一出，央企動作應該比較大。此外，第一批國企改革試點工作到2015年也會有較大突破。若第一批試點進展順利，第二批有可能擴大試點范圍。

彭建國稱，專項工作也會大有進展。在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今年二級和三級公司會進行董事會試點等多項工作。

中國企業研究院執行院長李錦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其對2015年國企改革形勢持樂觀的態度，整個國資國企改革將會鋪開，尤其是在混合所有制和分類改革、結構調整等方面取得進展。

“混改”新內涵

不過，目前對于國資國企改革中的一些關鍵領域，仍存在不少爭議。

彭建國認為，目前主要有三方面存在爭議，即是否先對發展較好的企業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經濟是否該從競爭性領域中退出以及是否采用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在混合所有制方面，國資改革專家、原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陳清泰認為，要以發展混合所有制為契機，改變資本被板塊化、碎片化，做到國有企業的實力加民營企業的活力來增強企業競爭力，通過引進新的投資者，自然壟斷行業應該把可競爭的板塊逐漸分拆，通過混合所有制國有企業去行政化，民營企業去家族化，建立有效公司治理。

彭建國也認為，雖然國企上市或多或少已變成混合所有制企業，但這種上市大多是形式上的，機制并沒有發生根本改革。

2014年12月底在廣州召開的首屆國企改革發展前沿論壇上，北京師范大學公司治理與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明華認為，只有競爭性國企適合做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公益性國企和自然壟斷型的國企應堅持國有獨資或國家控股。楚序平則表示，中央企業總部最好保持國有獨資，對絕大多數重要國有企業，政府要保留51%以上控制權。同時，混合所有制優先考慮包括社保基金、保險基金等公眾基金。

陳清泰建議稱，混合所有制治理上，有五點需要考慮，過大股比的國有股權適當分散給若干持有者、所有股東都應通過股東會、董事會行使權利，確立董事會的核心作用和戰略地位。經理人由董事會選聘，董事會有權罷免。公司必須執行國家的法規接受相關行政執法部門的監管。

去年七月，國資委將六家央企納入“四項改革”試點，其中，中國醫藥、中國建材入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認為，應當在混合所有制企業引入管理層中長期激勵、職業經理人和員工持股機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動力。

去年七月，國資委將六家央企納入“四項改革”試點，其中，中國醫藥、中國建材入圍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中國建材集團董事長宋志平認為，應當在混合所有制企業引入管理層中長期激勵、職業經理人和員工持股機制，保障“所有者到位”，才能真正形成巨大的推動力。

爭議分類監管

“準確分類是實現下一步國資改革的重要一步。” 中國政法大學資本研究中心主任劉紀鵬表示。不過，目前分類監管仍是爭議頗多的一個領域，從地方的經驗來看，上海將國企劃分為競爭類、功能類和公共服務類進行監管，四川則分為競爭類和功能類兩種類型，其他省市基本按照三類進行分類監管，但類別名稱有所不同。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在上海國資改革中，一些功能類的國有企業更愿意被劃分到競爭類企業中去，因為兩者受國資委監管及考核存在較大差異。從國家層面來看，分成兩類還是三類監管也有不同意見，陳清泰認為，國有經濟有兩大功能，國有資本應該分作兩類，一是政策性功能，就是作為實現政府特殊政策目標的重要資源。二是收益性功能，那就是獲取財務回報用于民生和公共服務。而這兩者的比例構成，應該與時俱進進行調整。

劉小玄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類監管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分類不清，在理論上沒有一個合適的定義，這些分類的的具體含義到現在還沒有很清晰地厘清。如果是“一鍋亂粥”的話，改革很難推行下去。

彭建國則認為，分類監管之所以有這么多爭議，是因為同一央企有不同業務板塊，整體上很難劃分，而同一塊業務因同時具備公共服務、功能性等多種屬性，難以進行歸類。

彭建國稱，按照分類，央企主要是商業1類和2類（競爭性、功能性居多），而中儲糧等承擔國家政策業務的屬于第3類。第3類公益類主要是指地方公共服務企業，如供熱、供水。所以各央企針對分類監管，必須完善自身的功能定位，根據分裂進行監管、考核、薪酬制定、改革和結構調整。

具體來說，比如薪酬制定，商業1類要看市場，根據完成財務指標、是否實現保值增值功能來制定，而公益類則要緊盯社會功能，看其社會效益完成指標，商業2類（功能性）則兩方面都要考慮。因此，在改革方面，要根據分類制定負面清單，使改革具有可操作性。

破題新常態

是否學習新加坡淡馬錫模式存在爭議，而此次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由于在國資委會議中并未被提及，也引起了外界的關注。

李錦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國有資本運營公司相關意見財政部負責制定，因此國資委工作會議對此并未多作提及。

彭建國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投資公司更多關注產業和實業投資，這對國民經濟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兩類公司要做到以管理資本為主，發揮作為資本運作平臺的作用，必須充分考慮到資本保值增值和流動的屬性，在相關領域有退有進、有所為有所不為，不斷調整結構，優化布局，此外還要注意上下權利義務的邊界問題。

一個新的動向是，2015年1月1日開始，央企負責人薪酬改革方案正式實施，首批涉及72家央企共200多位負責人。

此外，“新常態”的經濟環境下的國資國企改革也受到關注，國資委主任張毅表示，在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國有企業也進入爬坡過坎的階段，發展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比如：大部分央企都面臨產能過剩、產銷銜接不暢的巨大壓力，有的企業大幅度減利甚至虧損，個別企業陷入經營危機。張毅表示，對于國有企業來講，適應新常態，關鍵是加快推進經濟結構優化調整，做好加減乘除。

對此，彭建國建議稱，國企尤其是央企改革一定要進行準確的功能定位，即充當經濟增長的穩定器、創新驅動的領頭羊、走出國門進行國際化經營的排頭兵，國企要以真正成為有活力的市場主體為目標，逐步規范現代企業制度，規范法人治理結構，進行較普遍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以適應經濟新常態。

第五篇：完善國資監管體制 加快國企改革步伐 三

完善國資監管體制 加快國企改革步伐 三

完善國資監管體制 加快國企改革步伐

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體制基礎，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這些年來，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取得了重大進展和明顯成效，但目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政企不分、政資不分問題依然存在；經營性國有資產沒有實現集中統一監管，政出多門、監管規則不一致、資源配置分散；出資人職責和政府公共管理職能的分離還不到位，存在較大的交叉重疊，等等。為了破解這些難題，在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推動新一輪國企改革中，可根據不同性質、不同行業、不同產權結構國有企業的特點，探索有針對性的監管模式和方法，整合監管資源，提升監管合力。

（一）近年來，國資國企結合發展現狀與愿景目標，綜觀行業位置及市場環境，整合資源，建立健全協同監督機制，強化過程監督的整體效果，不斷完善國資監管，促進了企業穩健持續發展。一是完善國資監管體系。深圳國資委整合監事和財務總監管理、審計監督、國有資產稽查以及綜合監管服務等職能，明確外派監事和財務總監職責權限，改進調查研究、監督檢查以及工作報告的內容、方式和手段，探索建立指導監督、合力監督、成果運用、考核激勵等機制。強化國資委、集團監事會及所屬企業監事會的業務指導關系，引導各級監事會與本企業財務總監、審計、紀檢監察等開展聯合監督。各項措施豐富了國資監管手段，拓寬了監管渠道，引領了企業協同發展。二是提升出資人監管能力。混合所有制下，國有資產的經營戰略規劃、資源組織調度、考核與評價以及預算管理等難度加大，需要發揮監督資源各自專長，健全工作網絡，完善出資人之間、出資人與監事會、監事會與企業內部等的信息溝通機制，加強對混合經濟及跨地區、跨國境國有資產流動與運營的監管。比如，云南在推動國企改革中借助社會審計中介等社會力量，提高專業監管水平，探索監事會主席兼黨建督察員、特邀紀檢監察員的“一崗三責”監督方式，實行監事會直接參與企業改制重組、業績考核、黨風建設等工作，提高了出資人監管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三是服務國企穩健發展。如果國企監督資源缺乏統籌配置，將難以適應混合所有制對效率的要求。上海國企建立監督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由監事會牽頭，紀委、審計、風險、工會等部門或崗位共同參加，以定期或不定期臨時會議形式協同合作；或在集團組建監督工作委員會，由監事會牽頭，企業內部監督部門負責人參加，定期共商監督事宜。在實施專項檢查時，監事

會制定方案，企業內部監督資源共同參與現場檢查、研究檢查結果。由此，各方信息和智慧得以綜合，企業經營水平和抵御風險能力得以提升。

（二）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增強國資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及時性。在混合所有制下，要解決監督資源各行其是、監督成果重復無效等問題，須系統設計監督整合方式、監督職能定位、配套保障制度等，提高監督的有序性和耦合性。整合國企監督的關鍵在于，通過聯動貫徹國資監管等意圖，正確處理監督原則性和靈活性、監督程序與監督效率、監督與服務、監督與被監督等4個關系，布局“一個網絡”、推動“五個融入”、突出“七個重點”，建立健全監督聯動體系，從而促進國有資產安全高效運營。第一，監督聯動網絡布局要加強頂層設計。一是結合分類監管，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動國企科學健康發展為核心，探索建立多種監事會牽頭的國企監督聯動模式，促使內外部監督目標趨同，形成協同合力。二是縱向延伸監督鏈條，加強國資委對集團監事會、集團監事會對所屬企業監事會的對下指導和對上反饋，確保對重要子企業經營管理和重要資產的知情權和監督權。三是橫向強化監督指導與協同，加強監事會與財務總監在重大決策監督、財務監督、審計監督等方面的協作，監事會、財務總監與企業紀檢監察、內審、風控、工會等部門的溝通，監事會與國資委相關業務處室的配合，落實監督合作措施。

第二，監督聯動制度機制要緊密結合實際。一是融入國資監管制度，充分考慮各類國資國企監督資源，明確其在國資監管中的職責權限及出具獨立意見要求。二是融入國資監管任務，重大事項報告內容以問題揭露為導向，反映出資人關注的異常數據，在全面掌握有關情況的基礎上，客觀分析，作出評價。三是融入公司章程，以公司章程、議事規則修訂為契機，融入公司治理，落實監督資源職權。四是融入企業監督機制建設，將企業內部監督工作聯席會議、內部通氣會等有效監督協同形式，以制度形式固化。五是融入責任追究機制，對確實監督失察的須追究相關監督人的責任，包括追溯以往履職責任。

第三，監督聯動的內容要突出重點。一是分類監督，對履職平臺、基礎設施公用事業企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金融投資產業等競爭性企業，賦予不同的發展定位和重點，強化差異化監督檢查。二是投資活動，關注投資決策程序是否規范、投資項目管理是否完善等，促進企業提高投資效益。三是財務活動，重視企業特別是下屬企業的會計核算、資金安全和資金平衡

，防控大額資金支付風險。四是產權轉讓及資產管理，關注股權轉讓價格是否公允、股權稀釋對國有資本的影響、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等。五是薪酬執行，關注企業薪酬預算執行與公平分配、高管考核與薪酬掛鉤等，促進規范國企收入分配秩序。六是高管履職，一旦企業高管出問題，倒查追究責任，發現監事履職不到位的，一并追究責任。七是制度落實，持續關注企業投資監管、招標采購、資產租賃等制度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