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生代農民工概念界定

本文在調查研究方法上采取了常用調查問卷法和個案調查法兩種方式.由于

可調查的人員很多，他們當中有很多共性的特征采取調查問卷的方法比較合適； 對一些典型意義的青年農民工則采取了個案調查法，因為它可以深入到這些群體 中，了解到事物更加本質性的東西，這樣的調查還有利于啟發我們的研究。采取 以上兩種方法的目的就是使研究的結果更加符合現實。

調查問卷法在2007年11月份和2008年2月份，筆者分別在余杭區五常

工業區、西湖區西湖科技園、杭州市下沙經濟開發區、西湖區留下街道、發放問 卷合計達到582份。其中在2007年n月份當中發放的問卷主要是集中余杭區五 常工業區和西湖區西湖科技園的工廠和職工居住區。這里兩個地區工廠比較密 集，職工從事的是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在2008年2月中旬當中發放的問卷主 要集中在杭州市下沙經濟開發區月雅橋附近農村和西湖區留下街道的楊家牌樓。2月中旬，剛好是春節過后農民工返城高峰，不斷有新的農民工趕到城市尋找工 作。其次，在這里居住的人員來自各行各業，不像來自廠區周圍主要集中在制造 業。在接受調查的582名人員年齡全部是在18歲到30歲之間，其中男性是2叫

名，女性是378名.回收的問卷是553份，回收率為95%，其中有效問卷為532 份有效率為96.2%。

個案調查法為更加深入了解到農民工內心世界，挖掘更加豐富的信息，筆者通過單獨訪談的形式調查了近三十名人員.在選取的訪談對象當中有兩大類 人員，第一類是在企業當中擔任干部的員工，第二類是非農民工，即政府職能部 門工作人員、社區及村干部和當地居民。

通過對以上兩類人員的訪談，對相同問題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考察，從而得出 不盡相同的解釋。據此，可以分析存在差異的原因，從而有利于對策提出的合理 ‘性。

農民工的利益訴求正在從“底線型”利益向“增長型”利益轉變，“底線型”利益糾紛可以通過仲裁和訴訟來解決，而“增長型”利益糾紛則需要通過集體談判機制解決。就集體談判問題，近年來浙江溫嶺地區所推動的工資談判機制引起諸多勞工研究者的關注，關于溫嶺模式的調查報告層出不窮，可謂2010年勞工研究領域的一個熱點。

此外，2010年春夏之間連續爆發的工人自殺事件也引起了學者對于員工精神健康問題的關注。鄭廣懷的研究指出，員工精神健康問題并非簡單的心理疾病，而是有其社會結構的復雜根源的，其中，獨特的工廠體制、流動的勞動力體制以及工會的特殊地位是三個最為重要的因素。該研究實際上為社會轉型中普通人的“個人困擾”給出了一個超越其自身因素之外的結構性解釋，從而將這個問題上升到“公共議題”的層面“世界工廠”與勞工研究：2010

年勞工社會學回顧與反思

聞翔 《中國社會科學報》總第157期 2011-01-28

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勞動生產率提高客觀上提高了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

就業能力(employability)國際勞工組織(ILO)對其界定為“個體獲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進步以及應對工作生活中出現的變化的能力”。而美國學者PALLARD在年又進行補充，認為就業能力包括四個組成部分+!資產能力!由個體的知識(知道什么)，技能(知道如何運用知識)和態度(如何做)組成%”發展能力!包含職業管理能力&求職能力&策略性的方法%#表達能力!指把自身用可以接受的方式呈現給市場的能力*表達能力曾經被歸納在職業管理能力之下“但由于它在就業過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現在單獨將其列出%$適應能力!通常指個體適應勞動力市場環境的能力=+> &*(汪懌$招募員工重!就業能力“+，-./0($12234..555$617891:；$8<2.=17>?@.A2>39B<$9?3C9:276D

《2003一2010年全國農民工培訓規劃》

引導性培訓開展引導性培訓，引導性培訓主要是開展基本權益保護、法律知識、城市生活常識，尋找就業崗位等方面知識的培訓，目的在于提高務工人員遵守法律法規和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意識，樹立新的就業觀念。引導性培訓主要由縣政府統籌組織各類教育培訓培訓資源和社會力量來開展。引導培訓要通過集中辦理、咨詢服務、印發資料以及利用廣播、電視、網絡等手段多形式、多途徑靈活開展。

一、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春光最早提出了“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概念，并從出生年代、受教育情況、務農經歷和外出動機的變化等四方面歸納了這一群 體的特征。即年齡普遍偏小，多在25歲以下，出生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 年代初，成長和受教育于八十年代，基本于上世紀九十年代外出務工經商;所受 教育水平比其他農村流動人口高，較少或根本沒有務農經歷。他們不是第二代農 村流動人口，因為他們畢竟不是第一代農村流動人口在外出過程中出生和長大 的，而是界于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過渡性的農村流動人口。他們對制度性身份的 認可已在減弱;其中一些人開始試著去認同流入地社會，然而，他們的努力并沒 有達到實現對流入地社會社區的認同;同時，他們對家鄉的認同感在減弱。他們 對家鄉的鄉土認同更多是包含著對親人的感情，但對農村活動缺乏興趣，對農村 的一些習慣甚至持批評態度。①在解釋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流動動因的和行為選 擇時，王春光認為他們選擇外出務工經商，在考慮賺錢的同時，更考慮把外出務 工作為改變生活狀態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種途徑。隨著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 的增多，將會有越來越多的農村人口游離出農村社會體系和城市社會體系。繼王春光提出“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概念后，社會學界基于該群體的區別 ①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系〔Jl.社會學研究，2001(3)于其他群體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文化特征，從代際理論出發，主要以年齡作 為劃分的標準，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1980年以后出生(16—28歲)，初次 外出務工時間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農民工。

戶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復雜，但附加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相關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 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卻是錯綜復雜的。中國新聞網

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院教授白南生指出戶籍可以改，但是如果認為

所有東西都是戶籍惹來的，把戶籍一改就解決了是錯誤的思路。在戶籍制度改革 的同時，還要推進其附加制度的改革，因此，參與改革的不僅是公安部門的事，還要勞動與社會保障部門、教育部門、衛生部門、財政部門、房管部門等等與戶 籍政策相關的部門一起來改，改革時相互之間相互協調，逐步推進。

二是從農民工教育培訓相關責任主體的視角出發來解釋農民工教育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劉玉輝、李多全認為，目前制約我國農民工培訓的首要問題是有關方面對農民工培訓重視不夠，投入不足，而且政府部門壟斷了大部分農民工培訓市場，導致我國培訓市場總體上專業化、市場化程度低，培訓市場比較混亂。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對策與建議:建立和健全多層次的農民工培訓體系；完善培訓資金投入機制，使政府、企業、農民工和金融機構四方的資金投入相整合；健全和規范農民工培訓市場，增強農民工培訓的針對性和實效性。34雷世平和姜群英認為，地方政府對農民工培訓工作的重視程度不夠，沒能制定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具體計劃以及配套的政策，也沒有統籌農民工教育培訓的專門機構；農民工培訓投入機制也沒有建立起來，缺乏政府專項經費和社會捐助，招收農民工的企業也出于利潤最大化而削減或不安排培訓經費；而培訓后的就業服務不到位，培訓與就業服務相脫節，“由一種服務關系淪落為一種經濟利益關系”。35朱建文指出，農民工在次屬勞動力市場超強度工作、超時間勞動的背景下還投入學習是不太可能的，而一些企業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常以農民工缺乏穩定性為由，拒絕對其招用的農民工實施培訓，在農民工培訓問題上不愿作長期投資3“

陸士禎主編的《中國城市青少年弱勢群體現狀與社會保護

政策》一書中以專門的章節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青少年弱勢群體進行了研究，論 述了國家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對新生代農民工實施制度保護，使青年農民工真正 享受到社會的溫暖

以上四個方面是對農民工教育培訓研究所做的一個梳理，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數研究所涉及到的內容都不局限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只是各自研究的出發點有所偏重，其中也不乏深刻的研究和見解。但很多關于農民工教育和培訓問題的研究都局限于表面的論事，而很難建立起自己的理論框架。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目前多為社會學者研究農民工現象和問題，他們關注并附帶研究他們的再教育問題，卻只能蜻蜓點水般點到為止，同時缺乏教育上的理論內涵與深度。43

1.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研究

據農業部統計，我國的農民工數量己達到2.26億人①，占總人口的六分之一，而新生代農民工又居于絕大多數。對于中國特有的這種“農民工”現象，從上世 紀八十年代我國學界就開始關注。張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農民工”一 詞，之后學術界就掀起了研究農民工的熱潮，而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著名學者李培林、陸學藝、李強、孫立平、劉懷廉等對農民工就進行了深入 的研究。其著作有《當代中國社會流動》、《農民工與中國社會分層》、《中國新時

期社會發展報告》、《中國農民工問題》等。這些著作從城市學、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法學等角度對農民工問題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和研究。這些研究所選取的 角度不同，研究的側重點也不一樣，主要是對農民工的城鄉流動模式、社會角色、勞動權益與社會保障、教育與管理等方面進行研究。

這些都是對農民工群體進行的整體研究，對于新生代這一新生的農民工群體 的研究相對來說很少。陸士禎主編的《中國城市青少年弱勢群體現狀與社會保護 政策》一書中以專門的章節對新生代農民工這一青少年弱勢群體進行了研究，論 述了國家必須采取一定的措施對新生代農民工實施制度保護，使青年農民工真正 享受到社會的溫暖。學者王春光在《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 關系》這一篇文章里首次區分了第一代農民工與新生代農民工，明確了代際差異。劉俊彥在《新生代當代中國青年農民工研究報告》中以新生代外來務工青年發展 狀況為主要調查內容，通過和老一代青年農民工的對比研究和代際研究，分析他 們和第一代農民工的差異，總結出新生代農民工的群體特征。然后深入分析其內 心世界，概括出他們對于社會的利益訴求。除此之外，只有極少的幾篇論文研究 新生代農民工的心理和思想狀況。至于本課題所要探討的新生代農民工的需要心 httP://，2007-11-10．[2]

第三，農民工促進了城市產業結構調整。廉價勞動力促進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源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勞動密集產業向沿海地區的轉移，實質就是投資資本、當地土地與農民工結合的成果。第四，促進農村產業化，加速農村城市化。部分農民進城后，留守農民人均耕地面積增加，農村土地有了實現規模化、集約化的可能，進而有助于農業現代化水平的提高、生產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成本的節約，有利于促進農業市場化和產業化的發展，從而逐步實現與城市化的接軌。同時，在外農民所接觸的現代生產方式、思維方式、價值理念、新技術、新經驗等也可能帶動鄉鎮企業的發展，為農村城市化進一步奠定內部基礎。

而農業和農村問題解決的首要問題在于在社會平穩發展過程中實現這一群體的出現在促進城市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加速了農村城市化進程，同時為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鄉差距的縮小都做出了巨大貢獻。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一個特殊群體，新生代農民工是農民工中的新生力量，代表著農民工市民化的方向，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促進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向產業工人和市民轉化，無論對于我國的城市化還是對于產業技術結構的提升，都具有戰略性意義。5（劉建洲:《農民工階層的市民化與政治轉型》，http新浪博客2007一06一14。）5而在這個具有戰略意義的轉化過程中，新生代農民工教育問題也顯得尤其重要。

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提出了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六大任務，其中一個重要的目標，就是要優先發展教育，建設人力資源強國。而要建設人力資源強國，就不能忽視農民工這個日益龐大而重要的群體的繼續教育。農民工教育問題至關重要，忽視了農民工的繼續教育和發展，中國建設人力資源強國的目標就難以實現。也有學者認為，關于農民工教育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已略見雛型，但真正“農民工教育”問題的提出，卻是近幾年的事情。2004年在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出現的“民工荒”現象，促使人們對農民工問題進行了新的思考，農民工教育也從此被納入了社會學的視野。尤其是

2006年3月，《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指出，做好農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則是:公平對待、一視同仁;強化服務，完善管理;統籌規劃、合理引導;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立足當前、著眼長遠②，為解決農民工問題做出了系統規劃。與他們的貢獻不對等的是，社會回饋他們的力度仍然不夠，接納他們的程度也不夠。他們在思想層面和心理層面的需要并沒有引起社會的大力關注。

據統計，新生代農民工已經占據農民工隊伍中的大多數，他們對經濟社會生活的作用和影響開始顯現，并已經成為塑造社會結構尤其是城市社會結構的重要的力量。他們是農民工隊伍中最有可能實現市民化的一個群體，他們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能否順利地實現由農民向市民的角色轉變。但是，有諸多的因素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如其自身因素的受教育水平不高、社會經驗不足，現城市市民的排斥，還有作為社會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的管理和服務的局限性.本文在分析上述問題之后，從提高新生代農民工自身素質、縮小市民和農民工之間的距離、提高政府在其市民化過程的作用這三個方面提出了對策和建議，期盼以此來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

他們處在一個身份認同和自身定位的轉型期，已經由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轉型成為逐漸脫離土地和農業，獨立于城市之中的新的階層和利益團體。新生代農民工的特點極為鮮明且富于變化，新生代農民工正處在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直至性格及特點最終形成的階段，他們現今的變化趨勢直接決定了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主流農民工的屬性、特征和境遇狀況。在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的大背景下，新生代農民工意識到知識與技能在職業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們的職業發展意愿強烈，十分渴望學習。相關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目前最迫切需要了解的知識主要是專業技能知識、法律知識和文化知識。其中，專業技能知識是新生代農民工職業發展、獲得更好工作和更高收入的必備條件，對于他們的可持續發展、對于他們的生涯規劃具有重大意義。法律知識也是他們迫切需要的。文化知識之所以成為他們迫切需要的知識，是因為社會文明的高速發展、職業發展中激烈的競爭使他們認識到知識的力量，同時由于其當下失去了上學的機會，出于“代償”的心理，他們則會更加愿意學習文化知識。）X

第二篇：新生代農民工（模版）

三、加快改善農村民生，縮小城鄉公共事業發展差距

13.努力促進農民就業創業。建立覆蓋城鄉的公共就業服務體系，積極開展農業生產技術和農民務工技能培訓，整合培訓資源，規范培訓工作，增強農民科學種田和就業創業能力。因地制宜發展特色高效農業、林下種養業，挖掘農業內部就業潛力。推進鄉鎮企業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扶持發展農產品加工業，積極發展休閑農業、鄉村旅游、森林旅游和農村服務業，拓展農村非農就業空間。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的政策措施，將農民工返鄉創業和農民就地就近創業納入政策扶持范圍。加大農民外出務工就業指導和服務力度，切實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促進農村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健全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深入開展工傷保險全覆蓋行動，加強職業病防治和農民工健康服務，將與企業建立穩定勞動關系的農民工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抓緊落實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辦法。落實以公辦學校為主、以輸入地為主解決好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的政策，關心農村留守兒童。

七、采取有力措施促進農民工就業

（十九）落實農民工就業扶持政策。切實落實中央促進農民工就業的政策措施，積極扶持中小企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拓寬農民工就業的主渠道。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有關部門要研究完善對中小企業吸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的扶持政策。

（二十）加強農民工就業技能培訓。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要會同發展改革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研究制定加強農民工培訓工作的意見，統籌規劃農民工培訓，增加資金投入，提高培訓效益。當前，要特別加強對失去崗位的農民工再就業提供技能培訓。

（二十一）多渠道促進農民工就業。要發揮政府投資項目對農民工就業的引導作用，發揮十大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對農民工就業的吸納作用，發揮大型企業穩定農民工就業的帶頭作用，發揮有能力的農民工返鄉創業和新生代農民工投身新農村建設的開拓作用，發揮組織勞務輸出、發展家政服務、建設勞務基地、開展國際勞務對農民工就業的支持作用。加強鄉鎮公共服務基層平臺建設，對自主創業的農民工給予小額擔保貸款等方面的扶持。

第三篇：新生代農民工

“新生代農民工”的說法，首次出現在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中。主要是指80后、90后農民工，年齡在18歲到25歲之間，他們占了外出打工農民工的主體，約有1億人。新生代農民工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

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

當下，各地節后招工如火如荼，占了外出務工者“半壁江山”的新生代農民工成為企業爭搶的對象。老一代農民工為養家糊口到城市打工，明白自己只是城市的“過客”；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放下書包進工廠”，賺錢只是外出打工的一部分目的，他們希望跳出“農門”進“城門”，像城里人一樣生活。然而，他們卻有更多的困惑與迷茫。尤其是90后農民工，不清楚自己的未來在哪里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接納；根在農

村，卻與農村日益疏遠。他們只好尷尬地流動在城鄉間。

羊城晚報記者深入川、粵、湘、桂各地，走近新生代農民工，觸摸他們的打工生活和城市夢。70后最怕你跟他講勞動法，巴不得天天加班多賺錢；80后既怕加班，又怕總放假，兩者越平衡越好；

90后則三餐飽飯足矣，最好工作三天休四天，甚至愿打零工也不愿簽幾年的“賣身契”。

為改變，他們進城尋求“機會”

“現在最頭痛的是人員不穩定。”深圳一家汽修廠家負責人朱先生告訴記者。“我們招人是要干活的，可現在的年輕人，特別是90后，干兩天就想干別的或者干兩天就走了，我們最煩這個。”朱先生說，不少90后不愿干苦活、累活，一來就想干銷售，不行就跳走，結果干了三四年還是什么都不會。朱先生感嘆，找

做事踏實的老一代農民工越來越難。

廣西南寧一家鞋廠的人力主管告訴記者，他們傾向于不招90后入生產一線，因為很多人干不長，流動

太頻繁。

深圳鵬強人才市場的經理汪炬文也注意到90后打工者的這個特點。他說，與老一代農民工不同，90后新生代求職者對職業的訴求已發生變化。“很多年輕人到深圳是來看一看，打工不是他們的主要目的。這與上世紀80、90年代的情況有很大差別。”汪炬文說，很多90后年輕人抱著尋找“機會”的心態來到深圳，他們希望尋找自己心目中的“機會”。他們沒有父輩那樣嚴重的生存危機，沒錢的話家里會寄過來，因此他

們對工作的要求與老一輩有很大差別，注重工作環境、福利等。

“我情愿打散工，也不愿當流水線工人。”生于1991年的陳志文，是廣西南寧武鳴縣人，初中畢業后就出來打工，結果在某工廠干了個把月就辭職了，他已記不清換了多少家工廠。父親覺得他沒定力，去年強行帶著他在一家瓷磚廠工作。節后，陳志文說什么也不肯再跟父親回瓷磚廠了，他說受不了生產線每天的重復勞作，更不愿像父親那樣一輩子耗在生產線上。

廣西天等縣就業服務中心主任黃桂德認為，90后不愿上生產線，并不是不能吃苦耐勞，而是他們有更多自己的想法，希望未來有所發展。天等縣一家企業的老板向記者抱怨，該縣大量的外出務工人員跑到桂

林米粉店做服務員，很多人不愿意來工廠。“他們覺得能看到希望，將來也能開一家自己的店”。

不少企業管理者有著共同的感受：70后愛加班；80后愛看世界；90后愛嘆世界。

把子女留在家里，則出現數目龐大的“留守兒童”，家庭教育嚴重缺失；把子女帶在身邊，則成為浩蕩的“流動兒童”，學校教育又出現巨大困難，這是新生代農民工遭遇的窘境。

為發展，他們重視子女教育

與老一代農民工“單打獨斗”的情形相比，許多新生代農民工選擇攜家帶口進城務工。

來自廣西桂平的80后陳隆，決定帶4歲的兒子去深圳上幼兒園。“農村我們回不去了，都不會干農活了。我想給兒子創造機會，讓他將來可以留在城市。”陳隆說，自己曾是留守兒童，不愿兒子重蹈覆轍。但

現實也擺在眼前，如果不能入戶城市，孩子高考時，還是要回老家。

在廣西天等縣孟養村龍彰屯，差不多整個屯都搬到深圳了。“他們在深圳掙了錢，回老家蓋起新房子，但屯子里卻沒幾個人，老人小孩都接出去了，過年過節都不回來。屯子里的紅白喜事，都直接在深圳進行。”

當地一位干部說，去年村委會換屆選舉，在深圳公明設立了選舉分會場。

但并非所有兒童都能被父母接到打工的城市，留守兒童仍是困擾新生代農民工的大問題。

在四川金堂，目前仍有留守兒童1.3萬人。記者走訪的數十位返鄉農民工中，約三分之一的人明確表示，因為不想讓家人成為“留守兒童”或“留守老人”，因此選擇留在本地找工作。因父輩常年在外打工，難

以顧及子女教育，一些外出務工者子女未完成九年義務教育便輟學。24歲的四川金堂縣新鑫村民王天壽告訴記者，他小學畢業后就外出務工，而21歲的弟弟黃召華小學沒讀完，就跟著哥哥打工了。淮口鎮就業服務站負責人陳敏告訴記者，這樣的家庭在當地并不罕見，受常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影響，很多“留守兒童”長

大后選擇了外出打工。

來自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信息顯示，新生代農民工進入工作單位渠道中，自己找的超過33%，通過親友、同鄉介紹的超過36%。這些靠自己打拼出來的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近乎瘋狂。一項針對近5000

名新生代農民工的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對子女的期望非常高，都表示將全力投入子女教育。目前，廣東等地已實施農民工積分入戶、“流動兒童”入讀當地公立學校等政策，為農民工融入城市提供了更多可能。然而，來自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的調查顯示，60%的受訪農民工不愿或沒考慮好

是否入戶城鎮。主要原因是不愿放棄土地、城市生活壓力大、擔心工作不穩定、農村環境趨好。

心懷夢想、體面勞動、尊嚴生活，正成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實剪影。

為子女，他們回鄉另謀出路

廣東東莞虎門鎮，一房一廳的出租屋里，王磊一家祖孫三代迎來了龍年。這是王磊一家在廣東過的第三個春節。

王磊，河南省駐馬店人，1987年生，一個兩歲孩子的爹。他是虎門中心客運站的一名普通車管員，與他那大半輩子都漂泊在長三角和珠三角的老爹不一樣，王磊打算到兒子要讀書的年紀，就結束打工日子，舉家回老家發展。“學門手藝，比如修車，在我們那邊開個修車鋪；老婆賣賣衣服，可以從虎門進貨，拿回

去賣，比打工強多了……”

不像父輩農民工一樣：打工、賺錢、娶媳婦、生娃、蓋房，一輩子就這樣過去了，剛剛25歲的王磊對自身的人生規劃異常清晰。大約三年前，他辭去了工廠工作，因為“不自由”，而且“學不到啥”。目前的工作他挺滿意，正規穩定、相對自由，加班還有三薪，最重要的，是離自己“學手藝”的夢想更近了。在珠三角，王磊只是千千萬萬名新生代農民工的縮影，他們不甘心只做一名流水線上的工人或巨大“工

業機器”中的一顆“螺絲釘”，他們想活出自己的精彩。

若再用“吃苦耐勞”的標準衡量他們，指責他們耐不住性子，批評他們“付出一分就想有十分收獲”，甚

至扣上“眼高手低”的帽子，或許已經不合時宜。

心懷夢想、體面勞動、尊嚴生活，正成為新生代打工者的真實剪影。

從某種程度上說，新生代打工者的瀟灑建立在父輩的艱辛上。80后、90后打工者里，獨生子女比例較高，在多數家庭中，父母打工掙錢蓋起了房子，為新生代解決了后顧之憂；還未成家的新生代，沒有養家的壓力，活得更灑脫，換工作、換城市、換圈子、換活法，成為他們的常態。

王磊是老家第一代“留守兒童”，父親在長三角當過多年建筑工，給家里蓋起了大房子，現在年紀大了就在客運站附近拉客，收入比以前高，高峰時每月收入有3000元；母親當環衛工，月薪一千多元；王磊每月也有兩千多元，全家月入六千多元。身為人父的王磊，現在覺得“一家人在一起搞好小孩的教育最重要”。“如今內地漸漸發展起來了，不少老鄉回去了。”王磊說，在虎門中心客運站看著回東莞打工的人一年

比一年少，他也開始為回家做準備。

記者手記

培訓和服務掉隊了

與第一代農民工大多靠體力打拼不同，新生代農民工對技能培訓的欲望強烈，并希望借此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年輕農民工的工作取向已經變化了，他們不想只在酒樓端盤子，但又缺乏技能，很快就被年齡耽

誤了。”中山大學教授郭巍青主張直接由財政出錢，為年輕農民工做培訓項目。

也有學者建議，在勞動力輸出地對農民工進行培訓。同時，加強省際勞務合作，定期把用工信息發到勞務輸出省，引導農民有序流動。但記者采訪發現，在四川金堂、湖南長沙、廣西南寧等地，幾乎均未進

行跨省勞務合作，外省用工信息也以務工者自己尋找為主。

新生代農民工無法完全融入城市，又基本沒有務農經歷，不愿或難以回到鄉村。他們表面上被城市接納，實際在就業、醫保、住房、子女教育等方面都與城市人口有很大差別，這樣的“半城市化”狀況讓務工

人員處在“進不去”城市和“不愿回”農村的尷尬境地。

第四篇：新生代農民工

2010.12.10

從近幾年的“用工荒”到全球最大的代工廠富士康在近半年內發生了“十二連跳”系列自殺之后，“新生代農民工”也日漸作為一個群體，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本文從公務員申論考試入手，運用利益主體分析法，深入分析“新生代農民工”現象的原因及解決對策，供考生參考。何謂“新生代農民工”?

主要指由農村來到城市打工的80后、90后年輕群體，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1.5億人里面占到60%，他們出生后就上學，上完學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等不是那么熟悉。2010年1月31日，國務院發布的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 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農民工”的提法，并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讓新生代農民工市民化。

目前，“新生代農民工”面臨很大困境，其產生原因可以從政府、社會、企業、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四方面去分析：

政府方面，缺乏保障新生代農民工合法權益有效機制，也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保護他們的勞動權益和人格尊嚴。此外還有戶籍等多方面原因限制，使得新生代農民工在市民化的道路上困難重重；

社會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還存在觀念上的諸多歧視，使他們難以在城市找到真正的認同感和歸宿感；而他們在勞動供給和行業需求上也不同于第一代農民工，這使得社會出現了“用工荒”，造成了勞動資源的浪費；

企業方面，對新生代農民工存在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權，同工不同福利保障的歧視性待遇；或者給他們極低的工作報酬，缺乏必要的保障，漠視他們的精神和心理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方面，他們在心態和觀念上，對職業的期待值和融入城市的期望度都較之第一代農民工高，而他們又缺乏足夠的專業技能和融入較高層次就業市場的本領，同時他們工作耐受度較低，缺乏父輩的吃苦耐勞精神，心理抗壓能力比較脆弱，這些因素進一步限制了他們在城市的發展；

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困境的措施：

第一，政府及相關部門充分重視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出臺切實措施保障其利益，給新生代農民工提供生產便利的同時，還能提供生活便利，完善社區功能，為打工者提供勞動、生活權利方面的制度性關懷；

第二，全社會要以更寬容的心態來接受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相關機構要積極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勞動技能等方面的培訓，開展各種活動，拓寬新生代農民工的社交渠道，讓他們處于一個更加開放、多元的人際關系網中；

第三，企業一方面要提高打工者的勞動報酬，同時依照法律規定為其提供社會保障；同時要充分重視新生代農民工的精神需求，發揮集體的力量，建立、完善打工者自我救助與溝通的組織，消除他們的集體焦慮感；

第四，新生代農民工要端正心態，不怕吃苦、不懼困難，在基礎性崗位上積累經驗、提高技能，加強自身的敬業精神；同時，制定職業規劃，腳踏實地去努力，不好高騖遠，以積極、健康的心態去奮斗，實現自己的夢想。

以上是關于新生態農民工這一熱點問題的解析及備考指導，華圖教育希望考生能從中總結規律，受到啟發，融會貫通，舉一反三，并且多多關注國家近期最新的政策及媒體評論，讓自己的申論知識儲備更加充實全面，為自己迎接考試，繼續努力加油。

第五篇：新生代農民工

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調查報告

前言：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這批人目前在農民工外出打工的1.5億人里面占到60%，大約1個億。他們出生以后就上學，上完學以后就進城打工，相對來講，對農業、農村、土地、農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們渴望進入、融入城市社會，而城市在很多方面還沒有完全做好接納他們的準備。新生代農民工年齡18歲到25歲，以“三高一低”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職業期望值高，物質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勞動力大軍的中堅力量，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關于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進一步夯實農業農村發展基礎的若干意見》明確要求，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為升入了解新生代農民工問題，今年暑假，我來到了寧波先鋒電器公司，作為一名普工和眾多的新生代農民工一起工作了40多天，對他們生活和工作有了一定的調查了解。

一、新農民工的工作概況及基本特征

1.大部分年輕人熱愛自由，追求時髦，高消費！

據我在打工時期的了解和觀察，現在的年輕人用著時尚的手機，做這時髦的發型，在整個車間看一下，近5成的年輕人染著黃色和紅色的頭發。用著上千塊的手機，我們組上的小張就是上兩個月買了一個一千多的索愛手機，這個月又花一百多做了一個發型。每個月都是“月光族”.有的時候這個月的工資還用不到下個月。過著上月不接下個月的日子。對錢的概念遠沒有他們父輩強。他們追求高消費、自由。這也是新一代的年輕人的時代特點吧。這為我們企業的管理提出了要求，年輕人的曠工率高，為一點小事就可能會不來上班，因此，企業要加以引導。

1.新生代農民工占外出農民工的六成以上，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發揮主力軍的作用。

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09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3億人，外出農民工數量為1.5億人，其中，16歲-30歲的占61.6%1.據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農民工數量在8900萬左右，如果將8445萬就地轉移農民工中的新生代群體考慮進來，我國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總數約在1億人左右。這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在我國2.3億（2008年為2.25億）職工中，已經占將近一半，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日益發揮主力軍的作用。2.初次外出年齡低，很多為初中畢業，超8成未結婚。

以我所在的先鋒電器為例，我們組裝線上大部分是年輕人，而且大部分是不到二十歲，很多初中畢業就出來打工。我觀察了在整個企業也是這樣的年輕人居多，也意味著與傳統農民工相比，他們普遍缺少離開校門后從事農業生產勞動的經歷。而且近80%的人都未婚，也意味這他們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從戀愛、結婚、生育到子女上學等一系列人生問題，這與外出期間80％已成家的傳統農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別，這是我們必須要重視的問題。3.成長經歷開始趨同于城市同齡人。

從成長經歷來看，新生代農民工沒有經歷過父輩那樣從農村到城市的變化過程，與城市同齡人更為趨同。很多新生代農民工自小就跟隨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農村初中（高中）一畢業就到城市“謀出路”，因此他們對城市生活環境比對農村生活環境更熟悉、更適應；即使出生、成長在農村，他們在務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齡人一樣，大多數時間在學校讀書，不熟悉農業生產。據統計，89.4%的新生代農民工基本不會農活，37.9%的新生代農民工從來沒有務工經驗.而且，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出生在城市，在農村沒有土地等生產資料。必須要引起注意，萬一他們在城市生活不下去，又會到農村，會很危險。

二、新生代農民工的觀念轉變

（一）外出就業動機從“改善生活”向“體驗生活、追求夢想”轉變

傳統農民工外出就業的主要目的是“掙票子、蓋房子、娶妻子、生孩子”，總之，是為了改善比較饑饉的生活狀態。而正值青春年華、職業道路剛剛開始的新生代農民工，外出就業的動機帶有明顯的年齡階段性特征，我在打工時問過我們組上一個20出頭的年輕人，問他出來打工的目的是什么？他回答是“體驗生活、實現夢想”。這也是大部分年輕人的想法吧。

一項調查也證明了上述觀點。關于外出就業的目的，選擇“出來掙錢”的，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占76.2%，70年代出生的占34.9%，80年代出生的只占18.2%.同時，在80年代出生的農民工中，選擇“剛畢業，出來鍛煉自己”、“想到外面玩玩”、“學一門技術”，以及“在家鄉沒意思”的人高達71.4%8。這也是我們的新生代打工年輕人的想法，體驗生活比掙錢更重要。他們來城市是為了體驗生活，追求夢想。

（二）對務工城市的心態，從過客心理向期盼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轉變

傳統農民工近似于候鳥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農經歷造就了他們城市過客心理。據1999年清華大學對農民工家庭的一項調查，89.7％的農民工表示將來一定會回到家鄉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鄉定居9.其他學者根據歷年來農村外出流動人口數據估算的結果也大致如此，即在傳統農民工中，大約有10％左右的人逐漸在城市沉淀了下來10.然而，據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發布的新生代農民工研究報告，在新生代農民工中，有55.9%的人準備將來“在打工的城市買房定居”，遠遠高于17.6%的農業流動人口整體水平。數據對比說明，相對傳統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務工地長期穩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強烈。

（三）維權意識日益增強，維權方式由被動表達向積極主張轉變

傳統農民工自我維權意識較弱，維權能力不高，權利被侵犯時往往采取忍氣吞聲或被動懇求的方式解決。而新生代農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強的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對獲得平等的就業權、勞動和社會保障權、教育和發展權、政治參與權、話語表達權，以及基本公共服務權等方面，都比父輩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現出維權態度由被動表達向積極主張轉變。據一項調查，當權益受到侵害時，新生代農民工中因為怕被報復而不向有關部門投訴的只有6.5%，僅是傳統農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訴行為時，以集體投訴方式進行的（幾個人一起去投訴），新生代農民工為45.5%，高出傳統農民工17.6個百分點11.三、新生代農民工面臨的主要問題

（一）工資收入水平較低、務工地房價居高不下，是阻礙其在務工地城市長期穩定就業、生活的最大障礙

據公安部2007年的調查，按照自身收入水平，有74.1％的農民工愿意承受的購房單價在3000元/平方米以內，有19％愿意承受3001-4000元之間的單價，愿意承受4000元以上的只有6.9％。然而，據調研，3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的縣市及以下城鎮，在農民工集中流入的東部沿海地區，即便是小城鎮的房價也遠遠超過了3000元/平方米。例如，東莞市當前的房價已經接近6000元/平方米，即使房價相對較低的沙田鎮和常平鎮，房價也在3500元/平方米以上，大多數建制鎮的均價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對比農民工所能承受的房價與現在農民工流入集中地的房價，可以推斷，如果按照當前的新生代農民工收入水平，假定他們的工資增速能夠趕上房價的漲速（目前來看這一假定基本上不成立），按照商品價購房，新生代農民工中最終能夠實現在務工地城市購房定居夢想的比例也不會超過10％。因此在打工城市生活定居的困難極大

（二）受戶籍制度制約，以隨遷子女教育和社會保障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難以滿足，是影響其在城市長期穩定就業和生活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

新生代農民工基于自身閱歷和切身體驗，對子女受教育的期望都非常高。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正是為了讓子女能夠在城市接受更好的教育而選擇在務工地就業和定居。據中國流動人口監測報告，2009年農村流動人口子女中，70.2%隨同父母流動，只有29.8%留守農村。然而，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難問題仍相當突出，據教育部2008年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農民工隨遷子女在公辦小學就讀的比例，北京為63％，上海為49％，廣州僅為34.6％。學齡兒童中未上學的比例，北京為3.81％，上海為3.56％，廣州高達7.19％。農民工子女半數以上都有轉學經歷，在轉學3次及以上的比例中，大城市最高，中等城市最少。一些城市公辦學校還存在收取借讀費和贊助費等行為，而大城市最突出。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年齡的增長，他們中越來越多的人將步入育齡階段，與此相伴，隨遷子女教育問題，也必將越來越成為他們在務工地穩定就業、生活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性、緊迫性問題。農村的留守兒童問題在我國也很突出。對我們80后90后的新生代農民工來說，解決戶籍問題，十分迫切。

（三）職業選擇迷茫、職業規劃欠缺、學習培訓的需求難以有效實現，是阻礙其實現職業夢想不可忽視的因素

新生代農民工大多剛邁出中學校門，他們帶著對傳媒中、社會上成功人士的羨慕和崇拜，期盼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美好的夢想。但是，他們的心智發展尚未成熟、思想尚未穩定、身份認同尚不清晰，面對鋪天蓋地、瞬息萬變的信息和復雜的社會環境，確定具體職業發展目標的能力仍舊不足；加上家庭小型化帶來的更低挫折耐受力，他們制定及實施職業規劃的能力更低。同時，他們繼續學習的愿望非常強烈，據調查，69.7%的人表示迫切需要了解專業技能知識，54.7%的人表示需要學習法律知識，47.8%的人表示希望提升文化知識，但是，由于閑暇時間較少、下班時間較晚、學習培訓機構距離較遠等因素，導致他們能夠便捷、安全、有效接受專業學習培訓的渠道嚴重匱乏。在上述因素下，新生代農民工的職業發展目標、就業單位頻繁變換，學習培訓的專業技能缺少可持續性或者不適應市場需求。這既浪費了他們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又不利于其人力資本的積累和企業用工的穩定。對于我們的年輕人來說，對他們進行培訓和教育是必要的。

（四）勞動合同簽訂率低、欠薪時有發生、工傷事故和職業病發生率高等勞動權益受損問題，是其亟須解決的突出問題

雖然《勞動合同法》已經頒布好多年了，但是在實行中卻不那么到位。據一項在廣東的調查，2009年，新生代農民工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只有61.6％；遭遇工資拖欠的人所占比例為7.1％；人均拖欠工資1538.8元，差不多相當于人均1.5個月的工資。另據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布的2009年流動人口監測報告，60%的農業流動人口就業于工作條件差、職業病發生率高和工傷事故頻發的低薪、高危行業。同時，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發生工傷事故時，僅有60%的用人單位為其支付醫療費用。其中，服務業最差，這一比例只有47.3%。我們的年輕人法律意識和維權意識亟待提高。相關部門也要重視這一問題。

四、對策與建議

（一）企業轉變管理方式，為新生代農民工設計良好的職業通道

我們的80后、90后是個性十足的一代人，他們追求自由，熱愛創新。與傳統農民工相比，這是他們的優點。通過我一個多月的了解，我們的干活是非常賣力的，也可以把工作做得非常好，我們組上有一個年輕的小伙，干活非常快，經常幫助別人。其實只要尊重年輕人，企業基層管理人員轉變自己的管理方式，讓我們的員工感覺受到重視和尊重，我們的員工也就會積極的干活。因為他們感覺自己的價值得到了體現。

企業還必須設計良好的員工職業晉升通道，讓員工看到在這里干活可以看到自己的前途，他們可以在這里找到自己的事業。這樣我們的年輕人就會更努力的干,同時有良好的培訓制度，讓年輕人得到更多的技能和教育，這對于我們整個國家來說都是大有好處的。

（二）加強對相關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實和監管，加大維護新生代農民工勞動經濟權益的力度

進一步完善立法和政策，為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創造法制環境和制度保障。針對新生代農民工文化、職業技能的不足，研究建立農村中等職業教育免費教育制度、農村新成長勞動力免費勞動預備培訓制度，創新農民工培訓機制，鼓勵和支持企業開展針對性上崗技術培訓；針對惡意欠薪行為，修改《刑法》，設立“惡意欠薪罪”；針對隨遷子女高中階段教育困境，研究制定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高中階段教育的方案；針對公共服務享有和傳染病預防的薄弱環節，研究制定農民工城市公共服務中心指導意見等。

貫徹落實《勞動合同法》及相關法律法規，積極指導新生代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規范企業經濟性裁員。以中小勞動密集型企業、城鄉接合部和鄉鎮企業為重點，開展打擊非法用工專項行動，督促企業依法規范用工。促進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工資指導線、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和行業人工成本信息指導制度，推動農民工與企業其他職工同工同酬。同時要加強農民的維權意識，宣傳法律知識，讓我們的勞動者主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

（三）通過試行新生代農民工城鎮落戶制度，加快推進城鎮化建設

戶籍問題是新生代農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大瓶頸。中央明確提出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決策，要求把解決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在城鎮就業和落戶作為推進城鎮化的重要任務，這為我們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問題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問題指明了方向。各地應積極、穩妥地創新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對在中小城市、小城鎮實現穩定就業創業而又放棄農村責任地的農民工，取消準入門檻；在穩定就業前提下，農民工有條件進行投資或有不低于城市人均住房面積的住房，或單位提供相應面積廉租公寓的，準許轉入城鎮戶口；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積極研究放寬新生代農民工進城落戶的相關政策，采取積分制落戶辦法，將教育、技術資格、工齡、社保繳納年限等作為積分內容，優先考慮將農民工勞模、農民工高級技能人才、農民工人大代表等農民工優秀分子轉變為市民。可考慮通過穩定居住、社會保險交納、學歷和職業技術、突出貢獻、人力資本積累等標準，力爭每年解決3％的外來農民工——即300萬人進城落戶問題，以使符合條件的農民工能夠轉入當地城市戶口，享有與當地市民平等的待遇。當前的過渡措施是：一是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會福利，引導人口有序遷徙流動和就業。二是普遍推廣居住證制度，進一步清理取消歧視性規定。三是大力發展縣域經濟，改善縣城和中心鎮的就業創業條件和人居環境，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綜合承載能力，促進農民工及其家屬向小城鎮聚集。通過不懈地努力，力爭到“十二五”期末，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0%.（四）進一步探索新生代農民工維權工作的新機制、新方法，形成社會化的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黨政主導、工會運作、相關部門協作的社會化維權工作體制，賦予工會更多的資源和手段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探索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工作的新機制、新方法。按照促進科學發展的要求，建立農民工工作目標責任考核和激勵約束機制，把農民工就業培訓、收入增長、居住、就醫、子女入學和社會保障等基本生活條件改善，納入地方政府績效考核指標體系。鼓勵各地根據實情、因地制宜地探索和嘗試新生代農民工就業培訓教育、住房改善、戶籍制度改革、隨遷子女高中階段教育的新機制和新方法。加強農民工工作機構和隊伍建設，推進農民工工作在相關機構和地方的常規化和規范化。完善農民工信息統計監測調查制度和農民工信息網絡建設，提高農民工就業管理和服務的網絡化程度，實現信息共享。建立和完善地區之間農民工工作機構的協作機制，使之在勞務對接、權益維護、信息溝通等方面更好地發揮作用。同時，借鑒國外解決類似“農民工”和移民問題的有益經驗，為創新我國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1、全國總工會關于新生代農民工的報告

2、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0-03-19.http://.3、廣東省總工會，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特點與權益保護，內部調研報告。

4、國家統計局，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2010-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