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農村蓋房工人在工作中受傷,由誰承擔賠償責任

工人在農村建房過程中受傷，由誰承擔賠償責任

載《民事審判指導與參考》2013第1輯【民事審判信箱】

問：甲要建造農村自居房屋，交由乙施工，并和乙談妥了施工費用。后乙找來水泥工丙等5人具體負責施工，約定按日計工錢。后丙在施工過程中因缺乏安全措施，不慎從房頂摔下致死。對于丙，由誰承擔賠償責任？

答：首先，作為水泥工，丙是乙找來的，工錢是和乙協商，也約定由乙方支付，因此，雙方之間成立雇傭關系和勞務關系。乙為雇主，接受勞務，丙為傭工，提供勞務。依據侵權責任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造成他人損害的，由接受勞務一方承擔侵權責任。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自己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丙是因勞務受到損害，故乙應對丙所受損害承擔賠償責任；若丙自身在此過程中存在過錯，適用過失相抵原則。

其次，甲是房主，將建房工程交由乙施工，成立發包和承包的關系。丙是因缺乏安全措施從高處摔下致死，為安全生產事故。依據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因安全生產事故遭受人身損害，發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接受發包或者分包業務的雇主沒有相應資質或安全生產條件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乙作為個人，不可能擁有建筑施工企業資質；對于農村建筑，即使不需要施工人具有相應資質，也應有相應的安全生產條件。甲作為房主，應該對承包人的資質或安全生產條件予以審查。若甲明知或應知乙無相應資質或安全生產條件而仍然交由其承包，則應與乙承擔連帶賠償責任。農村蓋房工人在工作中受傷，由誰承擔賠償

責任

王某在農村專門承接建房工程，接到工程后和房主洽談好總價款，再找到自己相熟的蓋房工人進行施工，由王某按日發給蓋房工人報酬。2013年5月3日，在一次建房施工中，工人張某在房頂工作時不幸墜下，造成小腿骨折，王某遂將其送至醫院治療。治療過程中，張某的家屬找到王某要求進行賠償，王某認為張某是在給房主建房的過程中受傷的，應由房主進行賠償。張某的家屬又找到房主，房主認為自己將建房工程包給王某，張某是王某找來的工人，應當由王某來賠償。

律師解疑：農村蓋房工人在工作中受傷，包工頭和房主往往相互推諉責任，究竟應當由誰來承擔賠償責任，需要分兩種情形來進行認定：

1、房主與包工頭約定總工程款，在包工之初或之后一次性支付給包工頭全部的費用，最后統一驗收蓋房成果，對蓋房的過程不做指揮參與。對于這種情況下，房主和包工頭之間屬于加工承攬關系，包工頭和建房工人之間形成雇傭關系。《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第十條的規定承攬人在完成工作過程中對第三人造成損害或者造成自身損害的，定做人不承擔賠償責任。同時該法第十一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遭受人生呢損害的，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故在房主與包工頭之間屬于承攬法律關系時，蓋房工人發生人身損害由包工頭承擔。

2、房主與包工頭不約定總工程款，約定工人分工種按日計算報酬，每日或者完工后一次性支付。房主自己備好建房原料后，組織包工隊按照自己的意愿指揮、安排、管理進行施工，包工頭在建房時受房主的支配。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包工頭并不是真實意義上的包工頭，只是包工隊推選出的一個代表來與房主直接溝通。包工頭在建房活動中也完全聽從房主的指揮，與其他建房工人同工同酬，只負責提供勞務，其地位和其他建房工人是一樣的。此時包工頭與房東之間形成雇傭關系，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司法解釋》第十一條的規定，應當由房主對蓋房工人的人身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本案案情屬于律師分析的第一種情形，王某單獨組織施工，不受房主的指揮調配，與房主之間形成了加工承攬關系，蓋房工人張某發生的人身損害，應由包工頭王某來承擔賠償責任。

第二篇：由誰承擔所有權保留的風險責任

由誰承擔所有權保留的風險責任

陳忠儀 陶偉春

2005年7月，上海某貿易有限公司與浙江紹興縣某紡織品有限公司、上海某服裝有限公司分別簽訂布料定做合同和服裝加工合同，約定貿易公司向紡織品公司定購一批布料，紡織品公司應將布料交付給服裝公司，由服裝公司按要求加工成服裝。簽約當時，貿易公司向紡織品公司預付了30%的布料款計人民幣2萬元，余款三方口頭約定由貿易公司通過信用證方式支付給服裝公司后，再由服裝公司轉付給紡織品公司。

7月21日，紡織品公司根據約定，將定做的布料交給服裝公司，服裝公司倉庫保管員出具了收條，收條的內容是“今收到紹興縣某紡織品有限公司為上海某貿易有限公司定做的滌綸斜紋布3083.40米和滌綸斜紋彈力布3069.40米，共值72305.90元。在未付清款項前，該貨物所有權不轉移，未經紡織品公司同意，任何人不得對貨物有物理行為和處分行為，否則需承擔該貨物金額25%的額外違約金并歸還貨物??”，收條上，服裝公司倉庫保管員及其業務員都簽了字。之后，服裝公司按照與貿易公司之間的加工合同，將布料加工成相應款式的裙子和褲子，并交給了貿易公司。貿易公司給付服裝公司1.2萬美元后，余款一直沒有給付。因此，紡織品公司沒能收到布料款。服裝公司和紡織品公司想找貿易公司交涉，但由于當時在簽訂合同時沒有審查貿易公司的相關登記資料，致使糾紛出現后無法了解貿易公司的具體情況。后貿易公司沒了蹤影，更是找不到可以交涉的對象。經過向工商部門查詢，企業登記信息中沒有該貿易公司的相關登記資料。同年11月11日，紡織品公司向法院提起訴訟，狀告服裝公司。

原告紡織品公司認為，在交貨時已經向被告服裝公司明確在未付清價款前，原告對布料的所有權予以保留，而被告違反約定在布料款尚未付清的情況下擅自進行加工，由此侵犯了原告

對該布料的所有權，因此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返還原告滌綸布6152.80米或折價賠償損失72305.90元，并承擔違約金18076.48元及利息損失 1427.32元。被告辯稱，被告是受貿易公司的委托收下該批布料的，基于加工合同將定做人貿易公司提供的布料加工成服裝，收到的1.2萬美元是被告加工服裝的加工款，原告應該向貿易公司催討布料款，所以不同意原告的訴訟請求。

析法

經上海市嘉定區法院審理后認為，財產所有權保留前提是財產所有權轉移，財產所有權轉移是基于雙方當事人之間諸如買賣、承攬、贈予等法律關系而發生的。現被告收取原告布料的行為是基于原告與第三人貿易公司之間的定做合同約定而發生的，被告的行為其實質是一種代理行為，該行為的法律效力歸于被代理人即貿易公司。原告基于與貿易公司之間的定做合同，將布料交付給被告是其履行合同義務，被告收取布料是基于被告與貿易公司之間的法律關系。因此，僅從原告送貨和被告收貨這兩個事實行為出發，不能證明雙方存在以轉移標的物所有權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所以，原告向被告提出的所有權保留的意思表示與法不符，不能產生原告期待的法律效力。

在原告與貿易公司的定做合同中，沒有證據證明原告與貿易公司之間存在所有權保留的約定，原告交付布料后，布料的所有權已經轉移，布料的所有權不屬于原告，原告履行合同義務后取得是報酬請求權。原告與貿易公司曾約定由第三人即被告支付報酬，現被告不履行義務，產生的違約責任由貿易公司承擔。因此，原告依據侵權法律規定提起的訴訟缺乏要件事實。綜上，被告處分布料的行為并不對原告構成侵權行為;被告不履行給付報酬的行為，相對于原告來說并不產生違約責任。據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判決如下：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答疑

本案關鍵在于判斷原、被告之間關于所有權保留的約定是否能產生所有權保留的法律效力?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分析：1.本案中原告將布料交給被告的行為是否屬于法律意義上的交付呢?被告收取布料的行為實質上是一種代理行為，其行為的法律效力歸于貿易公司，因此基于原告與貿易公司之間的定做合同，法律意義上的交付已經發生，據此，貿易公司取得了布料的所有權，原告已完成了法律意義上的交付行為，其對布料已不具有所有權，故原告也無權將他人的財產與被告約定所有權保留，由此也不產生被告對本案財產即布料的所謂侵權行為。現原告提起侵權訴訟，顯然缺乏事實依據和法律依據。

2.本案原、被告是否存在必要的法律關系?所有權轉移的相關法律規定主要有以下幾條：一是民法通則第七十二條第二款的規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財產的，財產所有權從財產交付時起轉移，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二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八十四條的規定：“財產已經交付，但當事人約定財產所有權轉移附條件的，在所附條件成就時，財產所有權方為轉移。”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條的規定：“標的物的所有權自標的物交付時轉移，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四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三十四條的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買受人未履行支付價款或者其他義務的，標的物的所有權屬于出賣人。”

從上述法律規定中，我們知道一般情況下，財產所有權的轉移以交付為要件，但法律另有規定或者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這構建了我國所有權保留的法律制度。所以，根據法律規定，當事人的財產所有權保留的意思表示能產生相應的法律效力。但這種約定一般是雙方當事人之

間存在諸如買賣等基礎法律關系才具有法律效力。而本案的原、被告之間并不存在任何法律關系，因此雙方有關財產所有權保留的約定，不符合法律的規定，因此原告不能因此取得期待的法律效力。

綜上，本案原告對系爭布料既不享有所有權，與被告之間也不存在所有權保留的法律關系，因此，法院理應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提示

本案原告本想通過對被告進行所有權保留的約定避免出現收不到價款的風險，但由于該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使原告的訴請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而原告合法的價款請求權由于貿易公司的失蹤而無法兌現。由此可見，在經濟交往中，為防范風險，對合同相對方資質的審查是極為必要的，原告盲目簽訂合同的行為是導致其遭受損失的主要原因。

在法治社會中，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應該具備用法律來保護自己利益、充分規避風險的意識，才能保證自己經濟活動中的具體行為符合法律規定，取得期待的法律效力。

第三篇：學車時發生車禍責任該由誰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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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車時發生車禍責任該由誰承擔

學車時發生車禍責任該由誰承擔？

魏先生：我在某駕校學車，近期開始600公里外路訓練。某日下午，我在教練的陪同下，駕駛學員車行駛在路上，卻不慎與一騎電動車的阿姨相撞。事后，該阿姨被送入醫院，住院65天。我開的是駕校的車，教練也在身邊。請問，事故責任應該由誰承擔？

律師：作為學員，您在學習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由此產生的交通事故責任應由同車的教練員承擔。而教練員是駕校的教練，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法定代表人、負責人以及工作人員，在執行職務中致人損害的，由該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承擔民事責任。在事故發生時，教練員屬履行職務行為，因此，此次事故的責任應由車輛所有人——駕校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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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學生在學校踢足球受傷,責任如何承擔

學生在學校踢足球受傷，責任如何承擔？

【案情介紹】

原告無為和被告留波系同學，某日在校，利用午休時間與其他數名同學在學校操場上踢足球。原告做守門員，被告射門踢出的足球經過原告手擋之后，打在原告左眼，造成傷害，后經北京同仁醫院診斷為：左眼外傷性視網膜脫離。進行左眼網膜復位術后，網膜復位，但黃斑區前膜增殖，經鑒定為十級傷殘。原告以留波和所在學校為共同被告向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人身損害賠償。

【審理結果】

北京市石景山區法院認定，足球運動具有群體性、對抗性及人身危險性，出現人身傷害事件屬于正常現象，應在意料之中，參與者無一例外地處于潛在的危險之中，既是危險的潛在制造者，又是危險的潛在承擔者。足球運動中出現的正當危險后果是被允許的，參與者有可能成為危險后果的實際承擔者，而正當危險的制造者不應為此付出代價。留波的行為不違反運動規則，不存在過失，不屬侵權行為。此外，學校對原告傷害的發生沒有過錯。遂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評析】

這個案件的處理雖然沒有給予原告賠償，但我們認為這是非常公正合理的。仔細考量，本案涉及侵權行為法中的自愿承擔危險抗辯事由理論。自愿承擔危險，也稱為自愿承擔損害，或者稱為受害人同意。不過，自愿承擔危險與自愿承擔損害在程度上有一定的區別。自愿承擔危險僅僅是對可能發生的危險愿意承受，免除造成損害的行為人的侵權責任；

而自愿承擔損害或者受害人同意的內容大于自愿承擔危險，因為自愿承擔損害不僅僅是對可能發生的危險愿意承受其后果，而且還要對可能受到的損害自愿承擔，免除造成損害的行為人的責任。顯然，自愿承擔損害比自愿承擔危險的范圍更為確定。當然，這兩種說法的基本點還是一致的，可以認為自愿承擔危險是受害人承諾或者自愿承擔損害的具體內容，因為既然自愿承擔危險，實際上就等于確認了損害自擔。《美國侵權行為法重述（第二次）》第496A條規定：“原告就被告的過失或者不計后果行為而導致傷害的危險自愿承擔的，不得就該傷害請求賠償。”其中分為明示的危險承擔和默示的危險承擔，默示的危險承擔是指原告完全了解被告的行為而導致其自身受到傷害的危險，但是原告自愿選擇該種行為，依據其情形顯示原告有接受該危險的意愿的情形。這種意見很值得借鑒。

在《民法通則》中沒有規定自愿承擔危險或者自愿承擔損害的免責事由，但是在侵權行為法的理論和實踐中是承認這一抗辯事由的。在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國民法典草案學者建議稿》的“侵權行為編”中，就規定了這個意見，這就是第22條“自愿承擔損害”：“受害人明確同意對其實施加害行為，并且自愿承擔損害后果的，行為人不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自愿承擔損害的內容違反法律或者社會公共道德的，不得免除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加害行為超過受害人同意范圍的，行為人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這個意見在制定侵權責任法時，應當成為正式的法律條文。

進行任何體育活動，都具有相當的風險，都有造成損害的可能。因此，對于參加體育運動的人以及觀看體育運動的人，都對體育運動的風險有明確的認識，受到損害應當損害自擔，屬于自愿承擔危險。對此，國外的立法例有的明文予以確認。例如，《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第2068條規定：“在進行體育活動的過程中，對參加同一活動的人或在場觀眾造成傷害的人，如果不存在任何欺騙行為或者對運動規則的重大違反，不承擔任何責任。”這一規則說得極為清楚：既然是參加或者參觀體育活動，就應當預見到風險，只要不是運動員故意或者違反運動規則的行為，而是在正常的體育活動中造成其他運動員或者參觀者的傷害，都不應當適用公平責任原則判決分擔損害。

具體到本案，原告從事足球運動就是一種典型的自愿承擔風險行為。正像審理法院判決認定的那樣，足球運動具有群體性、對抗性及人身危險性，出現人身傷害事件屬于正常現象，應在意料之中，參與者無一例外地處于潛在的危險之中，既是危險的潛在制造者，又是危險的潛在承擔者。并且按照通常的知識，足球運動也是一種對抗強烈的體育活動，沖撞、搶奪、撲救、沖擊是基本的運動行為。在強烈的身體對抗中，發生人身損害是極有可能的。任何人參加這樣的體育運動，都應當意識到這樣的風險，參與者有可能成為危險后果的實際承擔者，而正當危險的制造者不應為此付出代價。從中可見，原告自愿參與到踢足球活動中，并在該活動中受到了人身損害，對此由其自身承擔責任方符合自愿承擔風險抗辯事由的本旨；如果認定對方的行為是侵權行為，并且必然要求被告承擔侵權責任，盡管是分擔責任，卻是不合情理的。

本案審理法院作出了正確的裁判，值得稱道。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在處理此類案件時，并未認識到參與體育活動的自愿承擔風險特征，而是按照《民法通則》第132條的規定處理，判決由雙方當事人分擔損失，被告對原告的損失給予一定的賠償。這種處理雖然亦符合法律規定和法理，但在體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方面略顯不足。

第五篇：騎共享單車發生事故受傷,平臺是否應承擔賠償責任？

騎共享單車發生事故受傷，平臺是否應承擔

賠償責任？

廣東四時律師事務所：曾濤律師

2016年下半年以來，“共享單車”開始風靡全國，包括摩拜、OFO、小鳴、小藍等多家共享單車平臺相繼投入大批單車進入各大一線城市，一時間騎共享單車出行成為了大城市最時尚、綠色環保的出行方式，受到了公眾的青睞。伴隨著新鮮事物的出現，新的法律問題也開始產生。

據央視報道：2016年3月，北京的一位馮先生租用ofo共享單車，在下坡騎行時摔傷。馮先生認為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剎車失靈，一氣之下將共享單車公司起訴到了法院。這也是共享單車首例索賠案件。馮先生向法院起訴稱，今年1月28日21時左右，他從北京地鐵八通線中國傳媒大學站出站，通過手機掃碼租用了拜克洛克公司投放運營的ofo共享單車。在騎行不到100米處遇到下坡，結果自行車剎車突然失靈，導致他連人帶車失控摔倒。

如新聞中所說的情況，騎共享單車因單車故障受傷，平臺是否應承擔責任呢？筆者認為，如果確因單車故障致車輛使用人受傷，共享單車平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從共享單車的運營模式來看，用戶在APP上注冊之后，交納押金和租車費后就可享受租車服務，用戶與共享單車平臺在這一模式中實際上達成了一種租賃合同關系，因履行租賃合同造成用戶受傷，可視為違約，而共享單車因故障造成用戶受傷，也對用戶構成了侵權，亦應當承擔侵權責任。根據我國民法的相關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損害對方人身權益、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請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侵權責任。因此，用戶若在使用共享單車過程中因單車故障受傷，可以違約或侵權為由要求平臺承擔賠償責任。

違約責任方面。我國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擔侵權責任。共享單車平臺與用戶的租賃協議達成之后，應履行使用戶安全完成騎行的義務，安全達成騎行是合同的一部分，也是合同的根本目的，若因共享單車平臺提供的單車的故障造成用戶未達成安全騎行的目的，即單車平臺構成違約，因其違約行為使得用戶受傷，用戶可要求平臺承擔違約責任。

侵權責任方面。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七條規定,消費者在購買、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務時享有人身、財產安全不受損害的權利。消費者有權要求經營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務符合保障人身、財產安全的要求。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共享單車平臺提供的單車租賃服務若造成消費者人身損害，應承擔侵權責任。

綜上，用戶若在使用共享單車過程中因單車故障受傷，可以違約或侵權為由要求平臺承擔賠償責任。但是，在選擇以違約或者侵權為由起訴共享單車平臺時，需要考慮一定的訴訟技巧：若是以侵權為由起訴，根據侵權責任法第六條的規定，需要證明單車平臺在侵權中存在過錯，這一點在取證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難、成本也偏高，并且根據雙方過錯的大小，判決平臺并不一定承擔全部責任的可能性也很大。因此，在考慮以何案由起訴時，應盡量選擇以違約責任而非侵權責任，如此才能保障自身最大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