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略說森林公安行政處罰權問題

略說森林公安行政處罰權問題

森林公安機關在辦理涉林行政案件時，經常會遇到這樣一些問題：森林公安機關究竟可以辦理哪些治安案件和林業行政處罰案件？為什么《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沒有象鐵路、航空等治安案件那樣，專門規定涉林治安案件的種類？對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偷砍他人林木、故意毀壞種苗或林木、失火燒毀森林或林木之類的行政處罰案件，是作為治安案件辦理還是作為林業行政處罰案件辦理？如此等等。要弄清以上問題，我們必須追根溯源地來分析森林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權問題。

一、森林公安機關行使的行政處罰權分別來源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和公安機關，其本身沒有獨立的行政處罰權。

森林公安機關為什么沒有獨立的行政處罰權？這是由森林公安自身性質決定的。森林公安機關只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和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領導之下的機構，其沒有資格象Ⅰ級行政主管部門那樣參與國家行政處罰權的分配。這就好比說，國家行政處罰權就象一個大蛋糕，如何分配和“食用”呢？兩個基本原則：一是各行業行政處罰權分配不重不漏。國家通過對行政機關職能的劃分，將行政處罰權這塊“蛋糕”一一分配切好，這一塊是林業的，那一塊是公安的，再那一塊是工商的，如此等等，每一塊之間必須盡量清楚明白，既不能互相交叉，又不能留下漏洞。交叉了，就會相互搶吃，或相互推讓；漏點了，就會擱在那兒無人動筷。當然，理論如此，但事實上還是有交叉或漏洞的。二是行業內行政處罰權歸口集中統一。國家將某一方面的行政處罰權分配給某一行業后，一般會按層級授權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行業主管部門行使。如林業行政處罰權，國家授予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行使。在同一層級同一行政區域，國家原則上是不會象分配各行業行政處罰權那樣，再對某一行業的行政處罰權進行“二次分配”，從而造成某一行業執法主體林立。以林業行政處罰權為例，國家在規定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后，一般情況下不會再將這些行政處罰權一一分配到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的各內設機構和下屬機構，即國家不會從法律層面上規定森林公安行使哪些林業行政處罰權，林政稽查隊行使哪些林業行政處罰權，木材檢查站行使哪些林業行政處罰權，野生動植物保護站行使哪些林業行政處罰權，以此類推。行業內行政處罰權的分配與行使，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行業行政主管部門自己的事情，或直接行使，或法律授權行使，或通過委托執法等形式行使。這些法律授權或受委托執法的機構雖然形式上看起來在獨立行使行政處罰權，甚至是可以依照法律規定以自己的名義行使行政處罰權，但實質上這些行政處罰權都不是他們自己的，或者通俗地說，他們在國家行政處罰權分配名冊上，沒有“戶頭”，“戶主”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行業主管部門。但是，在特殊情況下，國家為了提高行政效率，節約行政成本，有時也會就行使某一行政處罰權作出一些操作層面的規定，不過這些操作性規定并不會改變國家行政處罰權分配的“版圖”。

對以上觀點，也許有人會立即反駁。《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第二十條第一款規定：“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在林區設立的森林公安機關，負責維護轄區社會治安秩序，保護轄區內的森林資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規定，在國務院林業主管部門授權的范圍內，代行本法第三十九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四十四條規定的行政處罰權。”《國家林業局關于授權森林公安機關代行行政處罰權的決定》（1998年6月26日國家林業局令第1號發布）和《國家林業局關于森林公安機關查處林業行政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林安發〔2001〕146號）也都分別規定森林公安機關可以查處林業行政處罰案件，怎么說法律沒有規定森林公安機關獨立行政處罰權呢？但如果認真分析以上法律和文件，我們會發現其中有兩個關鍵詞：授權和代行。這就是說，森林公安的林業行政處罰權來源于林業行政主管部門，只是在其授權下代行其行政處罰權而已。即使是這樣的規定，也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越俎代皰”，規定了本不該由法律規范的事項。

那么，法律規定公安派出所治安處罰權又作何解釋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九十一條規定：“治安管理處罰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決定；其中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罰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決定。”這不是明明規定了公安派出所的行政處罰權嗎？怎么說只有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行業主管部門才有獨立的行政處罰權呢？在此，我們應注意這樣兩點：第一，治安管理處罰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罰款，是“可以”由公安派出所決定，而不是“應當”由公安派出所決定。這就是說，公安派出所的這一行政處罰權與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權并不是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公安派出所的這一行政處罰權仍然屬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權范疇之列，公安派出所對這一行政處罰權的行使并不排除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對該行政處罰權的行使，也就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并沒有將公安派出所與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進行“分權”。第二，治安管理處罰的警告、五百元以下的罰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決定，并不是對治安處罰權“種類”的規定，而是對“幅度”的規定。國家分配給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權，無論什么種類，都屬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而不屬于公安派出所，公安派出所沒有獨立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之外的行政處罰權。法律規定公安派出所可以在一定“幅度”內行使治安處罰權，只是基于操作方便，簡化審批程序而已。從本質上說，公安派出所行使的這一治安處罰權，從國家行政處罰權分配的“戶頭”來看，仍然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權，而不是法律的“額外賦予”或“另外生成”。

森林公安機關行使的治安處罰權又來源何處呢？公安部《公安機關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解釋》（公通字〔2006〕12號）第十條規定，縣級以上森林公安機關對其管轄的治安案件，可以依法作出治安管理處罰決定。公安部《關于森林公安機關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問題的批復》（公法〔2008〕18號）規定：“有關森林公安機關與地方公安機關辦理治安案件的管轄分工，可以由各級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根據當地實際情況確定。”這是否說明森林公安機關有獨立的治安處罰權呢？答案是否定的。以上文件規定恰好說明，森林公安行使的治安處罰權，實際上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根據森林公安職能和案件管轄分工而分配的，其本身并不存在獨立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之外的治安處罰權。與森林公安機關行使的林業行政處罰權來源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一樣，森林公安機關行使的治安處罰權來源于其另一個主管機關——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

二、森林公安機關行使行政處罰權應當分清案件性質，分別按照林業行政處罰權與治安處罰權的不同特點依法行事。

有人認為，既然森林公安機關既可以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又可以行使治安處罰權，那么，在處理涉林行政處罰案件時，森林公安機關就有選擇行政處罰權的權利，譬如可以對故意毀壞林木的違法當事人給予治安處罰。這顯然是有違法律精神和原則的。應該說，森林公安機關所行使的林業行政處罰權與治安處罰權其實是互不相干的，只不過由同一種執法機構行使而已。按照國家分配行政處罰權的原則，此二者之間應當是或者說最佳狀態是矛盾關系，互不包容，互不交叉。如果國家把某種行政處罰權分配給林業部門成為林業行政處罰權，那么就不會再將這種林業行政處罰權規定為治安處罰權，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為什么沒有專門規定涉林治安案件的緣故。有的人錯誤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沒有專門規定涉林治安案件，是林業部門和森林公安機關沒有努力爭取的原因；恰好相反，避免把林業行政處罰權變為治安處罰權才正是法律需要做到的，否則會造成國家行政處罰權分配不清以及執行不統一。

也許有人仍然大惑不解，既然國家設立有森林公安機關，為什么不將林業行政處罰權劃出一部分，作為治安處罰權交給森林公安機關行使呢？這就是一個“源”和“流”的問題。國家行政處罰權是“源”，而執行機構是“流”，只有設立了行政處罰權，才會有相應的執行機構；而不可能先預設一個執行機構，然后再專門為這個執行機構設立行政處罰權。當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不會因為有森林公安機關存在，就將某些林業行政處罰權變更為涉林治安處罰權，以此顯示和強化森林公安機關的治安處罰權。如此，豈不是削足適履？

雖然森林公安機關可以行使兩種不同性質的行政處罰權，但這絕不意味著森林公安機關就可以隨心所欲，自由行事，將林業行政處罰權和治安處罰權混用。這就好比說，兩名老師分別發給我們毛筆和畫筆，但并不是我們有了這兩支筆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而必須是書法課上用毛筆，美術課上用畫筆，如果顛倒過來，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因此，森林公安機關在行使行政處罰權時，必須先分清案件性質，然后依法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或者治安處罰權。是林業行政處罰案件就不能給予治安處罰，是治安案件就不能給予林業行政處罰，二者必須嚴格區分開來。

在執法實踐中，森林公安機關如何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與治安處罰權呢？從執法情況來看，森林公安機關行使治安處罰權，除了執法權限以外，一般沒有太大問題；但森林公安機關行使林業行政執法權存在較多爭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執法人員的身份問題。在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時，森林公安機關執法人員的身份是人民警察還是其他？有人認為，森林公安機關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的執法人員，本身就是人民警察，難道此身份還有什么問題嗎？當然有問題。森林公安機關在行使治安處罰權時，行使的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的行政處罰權，其執法人員出示的是人民警察證，所以其執法人員身份是人民警察，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森林公安機關在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時，行使的是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權，其執法人員出示的是林業行政執法證，所以其執法人員身份與林業部門其他執法機構的執法人員身份一樣，是林業行政執法人員，而不是人民警察。如果有人硬說以人民警察身份也可以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的話，那么有兩點是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規定的。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第六條規定的人民警察十四項職責，沒有一項職責是人民警察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的，這說明如果以人民警察身份出現，就不能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二是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的有關規定，人民警察在執法時可以依照職權采取公安行政強制措施，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并無此項職權，也就是說人民警察身份與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存在著矛盾。第二，執法手段問題。有人認為，既然森林公安機關也是公安機關，那么公安機關執法理所當然應該使用公安執法手段。這個邏輯推理看似合理，實則是靠不住的。在這個邏輯推理中，大前提“森林公安機關是公安機關”沒錯，但小前提“公安機關執法使用公安執法手段”是個假命題。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就行政處罰案件而言，公安機關只有辦理公安行政處罰案件才可以使用公安執法手段，辦理其他案件，如森林公安機關辦理林業行政處罰案件，就不能使用公安執法手段。所以，在小前提錯誤的情況下，其結論“森林公安機關執法應該使用公安執法手段”也就存在謬誤。

為什么會產生森林公安機關執法有時不能使用公安執法手段的情況？這是由森林公安雙重管理體制決定的。由于雙重領導的原因，森林公安機關既是公安機構，也是林業機構。在行使治安處罰權時，森林公安機關是公安機構；在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時，森林公安機關是林業機構，此時與其公安職能無關。如果森林公安機關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也可以使用公安執法手段，則會造成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的各執法機構之間不平等和不統一，這顯然有違法律精神和原則。其實，森林公安機關在行使林業行政處罰權時，只需把握一個原則即可：即其他林業行政執法機構有什么樣的權力，森林公安機關就有什么樣的權力，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規定，可以對四類林業行政處罰案件以自己名義作出林業行政處罰決定外，再無其他任何特權。

三、森林公安機關行使的林業行政處罰權和治安處罰權有時出現競合情形，具體實踐時應依照法律適用原則來處理。

如前面所述，國家分配各行業行政處罰權時，原則上應不重不漏，但實際上并不可能做到，這也就產生了大量競合情形。就森林公安機關執法實踐而言，林業行政處罰與治安處罰的競合是我們經常遇到的，也是處理時最難把握的。此類競合主要有三種情形：

第一，包含關系。即治安處罰的行為在內涵與外延上包含林業行政處罰的行為。如治安案件的偽造、變造、買賣公文、證件、證明文件、印章案，買賣、使用偽造、變造的公文、證件、證明文件案與林業行政處罰案件的非法買賣林木采伐許可證、木材運輸證件、批準出口文件、允許進出口證明書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第四十二條第一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買賣林木采伐許可證、木材運輸證件、批準出口文件、允許進出口證明書的，由林業主管部門沒收違法買賣的證件、文件和違法所得，并處違法買賣證件、文件的價款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五十二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

“

（一）偽造、變造或者買賣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的公文、證件、證明文件、印章的；

“

（二）買賣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的公文、證件、證明文件的。”

對于以上競合情形，我們可以把買賣林木采伐許可證、木材運輸證件、批準出口文件、允許進出口證明書，看作是買賣國家機關、人民團體、企業、事業單位或者其他組織的公文、證件、證明文件的特別情形。對這種包含關系的競合情形，我們可以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將買賣有關林業證件、文件的行為以林業行政處罰案件處理。

第二，交叉關系。即治安處罰的行為與林業行政處罰的行為在內涵與外延上相互交叉。如治安案件的盜竊案與盜伐林木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盜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依法賠償損失；由林業主管部門責令補種盜伐株數十倍的樹木，沒收盜伐的林木或者變賣所得，并處以盜伐林木價值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盜竊、詐騙、哄搶、搶奪、敲詐勒索或者故意損毀公私財物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千元以下罰款。”

對于這種交叉關系的競合情形，我們仍然可以把盜伐林木的“侵犯他人財產所有權”部分看作是盜竊的特別情形，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法律適用原則，將偷樹行為（盜竊他人房前屋后、自留地的零星林木除外）以林業行政處罰案件處理。

第三，矛盾關系。即治安處罰的行為與林業行政處罰的行為在內涵與外延上既不相互包容，又不相互交叉。與前兩種競合情形有所區別的是：這種競合情形不是調整關系的競合，而只是調整對象所指物的競合。對這種競合情形的處理，在執法實踐中存在著較大爭議。如治安案件的故意損毀財物案與林業行政處罰案件的違法開墾、采石、采砂、采土、采種、采脂等毀壞林木案，毀林采種或者違法采脂、挖筍、掘根、剝樹皮、過度修枝等毀壞林木案。

《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進行開墾、采石、采砂、采土、采種、采脂和其他活動，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毀壞的，依法賠償損失；由林業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補種毀壞株數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樹木，可以處毀壞林木價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該條第二款規定：“違反本法規定，在幼林地和特種用途林內砍柴、放牧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毀壞的，依法賠償損失；由林業主管部門責令停止違法行為，補種毀壞株數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樹木。”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盜竊、詐騙、哄搶、搶奪、敲詐勒索或者故意損毀公私財物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五百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一千元以下罰款。”

對此類競合情形如何處理呢？我們不妨舉例說明。2008年3月15日，某縣長嶺鎮大畈村村民李某以同村村民張某承包栽植的意楊影響自家莊稼采光為由，將張某2006年2月栽植的意楊砍斷9株，價值270元。對于本案的處理，大致有三種意見：一是認為應作為故意損毀財物，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給予李某治安處罰；二是認為應作為故意毀壞林木，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給予李某林業行政處罰； 三是認為以上兩種處理意見都合法、都可行。

單從具體法律規定的角度而言，以上三種意見的確可以各自找出法律依據，誰能說林木是財物而不是森林資源，或是森林資源而不是財物？那么是不是應如以上第三種意見所言，兩種處罰都可以呢？如此，法律的統一性、嚴肅性何在？公平、公正如何體現？也許有人會說，可以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來解決這一問題，將本案作為林業行政處罰案件來處理。但是，森林法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特別法嗎？或是森林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故意毀壞森林、林木，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故意損毀財物的特別情形？不是的。森林法第四十四條第一款規定對故意毀壞森林、林木的處罰，強調的是對故意毀壞森林資源的處罰，而不是對故意損壞財物的處罰，此時著眼的是森林、林木的資源屬性，而不是財物屬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卻是對故意損毀財物的處罰，而與森林資源無關。

那么，對此類案件究竟應該如何處理呢？我們還得從立法本意來分析，從治安案件來說，故意損毀財物的對象是一般財物，并非確指森林、林木；從林業行政處罰案件來說，“故意毀壞森林、林木”的對象是特指森林、林木。也就是說，就故意毀壞（損毀）森林、林木而言，《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的規定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規定要明確具體，具有專門性特征。當法律對某一行為進行專門規范時，我們有理由認為，其規定的相應行政處罰權就是國家確定分配的，亦即對故意毀壞（損毀）森林、林木的行政處罰權，國家是分配給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的，而非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因此，在出現故意毀壞森林、林木案件時，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的規定，將此類案件作為林業行政處罰案件處理，而不宜作為治安案件處罰。

值得一提的是，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湖北省人民檢察院、湖北省公安廳、湖北省林業局《關于森林公安機關辦理森林刑事、治安和林業行政案件有關問題的通知》（鄂林公〔2004〕388號）所規定的森林公安機關治安和林業行政處罰權，是森林公安機關的兩個主管部門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將其行政處罰權委托或授權森林公安機關行使，森林公安機關實質上并無獨立的治安和林業行政處罰權，只不過在操作層面相對獨立而已。

第二篇：行政處罰權授予問題研究報告

關于授予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權問題的匯報材料

行政處罰是證監會在執法中經常使用的制裁手段。它在維護證券市場秩序，保證法律法規有效貫徹執行，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建立科學、有效的行政執法體制，是保證行政處罰工作公開、公平、公正的基礎，也是提高行政效率，提升行政水平的前提。根據《關于就授予派出機構部分行政處罰權事項調研的函》（處罰委函[2007]6號）的要求，我局對有關內容進行了研究，現匯報如下：

一、授予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權的必要性

1、提高行政執法效率

在行政處罰執法工作中，證券監管部門的執法效率對證券、期貨市場的發展和運行將產生重大影響，中國證監會實行“查審分離”制度，集中行使處罰權有利于提高辦案質量、提升辦案水平，但隨著案件數量的增多，由于案件審理程序復雜，對工作的精度要求也相當高，案件不論難易大小、輕重緩急，都由一個部門集中處罰，顯然壓力太大，甚至成為整個執法環節的瓶頸，影響到執法效率。像我局從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６年共自立自查案件１２件，但截止到０７年４月只有４件做出了行政處罰，大多數案件還在審理中。效率可見一般，效率低下的原因有很多，但過于集中的行政處罰體制是其中重要的一個。授予派出機構一定的行政處罰權，是提高行政執法效率的有效途徑。

2、提升派出機構監管權威的重要途徑。

違法行為只有及時打擊，效果才能體現出來，所謂“遲到的正義非正義”。以前有些案件，從立案稽查到最終做出處罰決定的周期太長，時過境遷，行政處罰的效果沒有充分發揮，很多違法違規的機構和個人，被處罰時已經不存在或者下落不明，處罰的懲罰性無法體現。適當分權給派出機構，及時懲處違法違規行為，才能提升派出機構監管權威。

3、證券市場發展自身的需要。

股份全流通是我國資本市場的基礎性變革，在全流通格局下各類市場主體行為的變化，既可能優化上市公司治理，提高上市公司質量，也可能直接導致市場操縱、利潤操縱、內幕交易等違法行為的發生，派出機構由于沒有行政處罰權，因此對發現的違法行為在立案時非常謹慎，小案不愿立，發展成多個違法行為并發時才立，不利于資本市場的良性發展；授予派出機構一定的行政處罰權，對日常監管中發現的違法行為，發現一起，查處一起，才能體現出依法行政。

4、節約執法成本，合理配臵執法資源。

從會機關與派出機構執法隊伍的人員數量來看，８０％的人員在派出機構，而以會機關較少人員來審理堆積如山的案件，不僅效率不高，也是對派出機構執法資源的浪費。授予派出機構部分行政處罰權，可以較好地節約執法成本，合理配臵全系統的執法資源。５、緩解執行難的問題。

執行工作與行政處罰工作緊密相連。我國《行政處罰法》第５１條明確規定，執行工作應當由做出行政處罰決定的行政機關承擔。派出機構被賦予行政處罰權，依法應負責案件的執行工作，執行工作自然成為派出機構的工作職責之一，必會得到派出機構的重視，改變以往協助會機關完成執行任務，不承擔責任，導致執行不力的現狀。

二、授予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權的可行性

1、派出機構執法隊伍水平不斷提高，具備了行使行政處罰權的素質和能力。近年來，派出機構在股權分臵改革、上市公司清欠、證券公司綜合治理以及大量案件查處中，極大地鍛煉了監管隊伍，監管人員水平能力迅速提高，應付各類市場新變化的能力也在提高，同時派出機構招聘了大量的專業人才，像湖南證監局，注冊會計師占到1/4，法律專業人員占到1/8，設立了專門的法律研究室，人員結構合理，能夠適應行政處罰權下放的工作要求。

2、符合行政處罰法和行政復議法的基本要求。我國《行政復議法》第１２條第２款規定，“對海關、金融、國稅、外匯管理等實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機關和國家安全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不服的，向上一級主管部門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處罰法》也規定了上級對下級行政機關行政處罰的監督職責。人民銀行、銀監會、保監會作為金融監管機關，分別設臵了二到四級的行政處罰機構，當事人對行政處罰不服的，可向上一級行政主管機關申請復議。而證監會的所有案件均由會機關自己處罰，自己復議，常常引起當事人的誤解和不滿。分級設臵行政處罰機關符合行政法律法規的基本理念，有利于保護被處罰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保障和監督證監會依法行使職權。

三、派出機構行政處罰工作機構的設置

如授予派出機構部分行政處罰權，派出機構就應設立相應的行政處罰工作機構。就目前證監會的行政執法實踐來看，我們認為派出機構可以參照會機關行政處罰部門的做法，設立兩個層次的機構。

第一層次是行政處罰具體執行機構，各派出機構要設立法律處，專門負責轄區內案件的審理、處罰與執行工作，也就是具體的辦事機構。

第二層次是行政處罰的最后決定機構，派出機構可設立常設性的議事機構，如XX證監局行政處罰委員會，由分管局長擔任主任委員，分管機構、上市、期貨等業務的局長以及相關處室主要負責人擔任委員，該委員會由5-7人組成。

四、關于處罰職責的劃分與授權后的工作督導

在行政處罰權下放中，會機關與派出機構的案件處罰職責如何劃分是一個較難解決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采用案件分類法來區分職責，就當前證監會查處的案件來講，可以分為五大類型。、稽查二局負責偵辦的三類案件，即市場操縱、內幕交易、證券欺詐。2、稽查一局大案要案處負責偵辦的案件。3、稽查一局牽頭查辦的其他案件。4、派出機構自立自查的一般案件。、日常監管部門（包括會機關和派出機構）作出的行政處罰行為。

我們建議，對派出機構的授權只限于第4項以及第5項中的一部分。

授權后，工作督導可以采取多種方式：一是派出機構作出的行政處罰，要向中國證監會報備；二是中國證監會派出工作人員進行巡查；三是在必要時，將復議工作交給中國證監會。

五、授予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權可能產生的影響

授權行使部分行政處罰權，對派出機構而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影響：

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落實轄區監管責任制，促使派出機構更好地履行監管職責，提高監管執法水平，能更好維護轄區證券期貨市場的秩序，保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另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派出機構的工作量，行政執法人員的工作將超負荷運轉；責任加重，派出機構將面臨依法取證、正確認定事實、準確適用法律的較大壓力，還將面對地方各種關系對依法行政的干擾；派出機構一旦被授予行政處罰權，將面臨行政訴訟風險，如何防范其風險提上日程。

湖南證監局法律處

第三篇：森林公安2014

利辛縣林業局到選派村走訪幫扶工作報告

按照縣委組織部選派辦的安排和部署，積極爭取林業局支持,局黨組高度重視.1月28日上午，縣林業局長劉寶靈帶領黨組副書記李念峰/辦公室主任宮利華冒著嚴寒，到選派干部丁保峰任職的孫廟鄉民主村看望選派干部、開展走訪慰問、專項調研、與村兩委商討村級事務的管理和發展。

劉局長一行到村后，稍作停留，就直接到患有重大疾病的程紅香家中，問寒問暖，傾心交談，仔細聽他講述家中詳細情況，家里十分貧寒，三個小孩都正讀書，劉局長要求村兩委以后多關心他們幫其解決困難度難關，給其送去200元慰問金。叮囑她一定要注意身體健康，定期復查，提高生命生活質量，把小孩培養有用人才。隨后又慰問了范瑞山、賈東環等9位困難黨員和群眾，共送慰問金2000元。

劉局長十分關心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在村總支書記周茂林的帶領下，實地考察了油桃種植專業合作社種植項目，聽取了合作社發展的方向和下步打算，現場與流轉土地后在合作社從事勞動的村民促膝交談，劉局長感到很高興。對于合作社在實際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當眾表示需要協調解決的問題，會認真協調，做好服務，盡力解決實際問題。

劉局長又到村企業盛博公司/周天奎木材加工廠/范祥養雞場調研,每到一處都認真聽取了負責人詳細匯報,了解了企業及職工的實際困難并鼓勵他們,林業局一定給予支持.在座談會上，劉局長聽取了選派干部丁保鋒一年來的工作匯報，鎮、村領導及村民、對選派干部的工作給了很好的評價，丁保鋒同志工作踏實認真，為村民辦了很多好事實事，是一個好書記。劉局長聽了十分欣慰，同時要求丁保鋒繼續再接再厲，要克服困難、扎實工作，多與村民交流，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專長，牢記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任期內，要團結帶領村兩委人員，以加強村級基層黨組織建設和黨員隊伍管理、村級集體經濟的發展為重點，選好配強村“兩委”班子，提前謀劃，注重培養后備干部，為今年“兩委”順利換屆做好鋪墊，不斷提高總支的凝聚力和戰斗力。對于民主村的發展，劉局長強調，要理清發展的思路，梳理一下，集思廣益，多方征求意見和建議，制定符合村發展的中長期規劃，分布穩妥實施。要以人為本，發展要符合群眾的意愿，以為民服務、農民滿意、得實惠為出發點和落腳點。

縣林業局十分重視選派工作，本次是劉局長自2013年以來第3次親自到選派村走訪慰問幫扶，在局辦公經費十分緊張的情況下，共支持選派村16000萬元，其中6000元用于慰問困難群眾和困難黨員。

2014-01-28

周莊周春才、李桂真范小莊范瑞山

腰莊馬子云新前趙軍

賈小莊賈東環李剛應 李春景、李學斌

新東程紅香新西程西真

第四篇：森林公安

如何成為優秀的基層森林公安領導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性發展，環境破壞問題和城鄉居民安全穩定問題也已經日益凸顯出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對生態安全問題更是高度重視，森林公安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工作任務日益加重，與此同時對森林公安隊伍建設的要求也大大提高。在剛剛結束的2012年兩會中，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將生態環境保護、努力維護社會公共安全和切實保障改善民生等三個與森林公安密切聯系的問題放在新一年的工作部署中。由此可以預見，在十八大即將召開的一年里，我們森林公安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可以說使命光榮，任務艱巨。

在森林公安隊伍中，作為一名縣級森林公安機關的領導干部，擔負著基層民警最大量、最直接、最具體的工作，是森林公安工作的主要實施者，崗位十分重要，下面我結合工作實際對如何做一名優秀的縣級森林公安機關領導干部談幾點想法：

一、高舉旗幟、圍繞大局、狠抓政治思想建設。作為一名縣級森林公安領導干部，首先要始終牢記宗旨，高舉科學發展的旗幟將隊伍思想政治建設放在首要位置，不斷提高隊伍人員政治素養。教育民警始終保持人民警察的政治本色，嚴格、公正、文明執法，要用正確、先進、科學的理論武裝民警頭腦，永葆隊伍的戰斗力。其次要放眼大局，切實履行職責，充分發揮職能作用，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級單位交辦的任務，把自己和廣大干警同志鍛造成森林公安的忠誠衛士。

二、強化自身修養，提高干部隊伍素質，提升干警業務水平。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日常工作中結合基層工作案例，不斷鞏固自身文化素養和業務水平，同時開展與上下級各單位多層次、多形式、多方位的干部隊伍交流學習機制，努力把領導干部隊伍素質建設放在首要位置，定期開展學習保證領導干部隊伍的先進性建設。另外一方面，加強廣大干警業務素質培訓，提升干警業務熟練程度，從嚴治警，使文明執法、公正執法理念落到實處。從最根本上解決我縣目前森林公安民警業務素質不高的問題，讓身處一線的民警獲得學習和提高的機會。同時注重提高民警綜合素質，強化業務技能基本功、專業知識基本功、體能基本功，爭取達到“一警多能”，使每個民警都成為“千手觀音”，以此彌補在處理重大案件時人員不足的缺陷。

在單位內部開展好警務督察工作，落實好工作中的評比、考核等機制。實行工作目標考核責任制，嚴格實行獎懲制度，努力建立一種上下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良好的工作運行機制，真正做到內強素質，外塑形象。

三、認清形勢，強化森林公安宣傳工作，改善森警形象；掌握輿論動向，和諧警民關系。公安宣傳工作歷來是公安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樹立森林公安良好的社會形象，增強森林公安的戰斗力，擴大森林公安社會影響力，就成為森林公安隊伍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森林公安由于工作的性質和特點，廣大人民群眾對我們的工作情況和英雄事跡知之甚少，森林公安在甚至在我縣老百姓眼里還蒙有一層神秘的面紗。對此，要有針對性地加以宣傳。要通過各種形式的宣傳，讓廣大人民群眾最大限度地了解這支隊伍，熟悉這支隊伍，認同

這支隊伍，支持這支隊伍。對森林公安的宣傳要全方位地開展，不僅在思想、學習、工作、組織等方面大力宣傳，還要在文化、日常生活、精神風貌等方面廣泛報道；不僅要在行業系統內宣傳報道，還要力爭上大眾新聞媒體，盡可能地提高森林公安的整體知名度；要通過長期的經常性報道，“長流水，不斷線”，使廣大人民群眾能夠從眾多的宣傳報道中深入地了解森林公安，熟悉森林公安，理解、敬重森林公安，從而樹立起森林公安的整體形象。

作為基層森林警察，我們與老百姓的交流是很多的，通過宣傳的手段讓群眾了解我們的工作性質，對于切實保護林區群眾的合法權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保護森林和野生動物的新需求、新期待以及和諧警民關系是有益處的。努力提高群眾工作能力，做到善于掌握群眾心理，善于學習群眾語言，與群眾交心，將執法辦案與維護群眾切身利益聯系起來，密切同廣大群眾的聯系，暢通群眾的維權渠道，多做順民意、解民憂、惠民生的好事實事。基層所面臨的一般是熟人社會，因此要提高應對媒體和輿論引導的能力，把握好輿論的尺度和正確的輿論導向。既要嚴格執行對外宣傳的有關規定，維護好國家形象，嚴防造成負面影響，也要利用媒體，引導輿論，為我所用，充分展示森林公安機關執法成效，表明我國堅決打擊涉林違法行為的力度和決心，積極營造全社會支持、關心、理解森林公安執法活動的氛圍。

四、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腳踏實地的抓案件保民生，摸清林區人民需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一直是我們基層森林公安的工作方式。在日常的工作中，作為基層森林公安的一員與廣大的山區、林區人民群眾接觸比較多，交流比較多，深知林區人民的生活方式與思維方式。在眾多的違法案件中都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的因素，因此在嚴明執法的前提下，帶領干警更加深入的了解案件真實情況，走訪當事人周圍村鄰更加人性化的解決糾紛、爭議就顯得更加有必要。真正做到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真正做到執法工作民眾信服；真正做到標本兼治。

在普通盜伐林木、盜獵野生動物等違法實施者中大多數是山區民眾，作為一名森林公安領導干部應當堅持執法方式的革新，不僅僅對此次活動公正執法，也要對該實施者進行有利的教育，引導其發展其他農副產業，幫助其致富。

五、堅持以人為本，從優待警，真抓實干的為干警謀福利。想干警之所想，急干警之所急，從優待警，解決民警的后顧之憂。雖然目前縣級森林公安體制不順等客觀原因造成民警政治待遇低、從優待警不足等問題較為突出，但是作為基層領導干部，要積極爭取各個方面的大力支持，盡快解決民警本應享受的工資、福利及其他傷亡補助和保險等待遇問題，把從嚴治警、高標準建警與從優待警有機的統一起來。解決這些最基本的福利待遇問題，從而挽留住人心，激發民警的工作積極性。

六、勇于改革，合理調整，科學搭建森林公安局的基本框架。首先要注意培養一批科技人才，搞好軟件建設，這對彌補森林公安警力不足也是條捷徑。另外一方面，要爭取財政支持加大對硬件設施的改造，爭取資金改善工作環境，運用現代科技武裝干警。比如升級辦

公條件，完善網絡辦案基礎。以基層森林公安局為骨架，先“強筋壯骨”完善其功能，實現其規模，讓其先成為一個戰斗實體，充分發揮其優勢兵力，集中警力、裝備，實實在在解決一些難點、熱點問題，在社會上樹立起良好的森林公安機關形象。同時根據《森林法》的有關規定，爭取各級財政對各森林公安派出所進行改建，對警用裝備更新換代的支持。作為縣級森林公安的領導干部，要抓住機遇，爭取上級林業主管部門和公安機關的支持，積極、合理做好森林公安各項資金的申請工作，進一步加大對森林公安基礎設施和裝備建設的投入。

我相信，基層森林公安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居安思危，不斷強化自身改革，提高隊伍的政治、業務素質，不斷開拓創新，進一步貼近群眾，完善自身就一定能夠在各級黨委、政府和林業、公安部門的領導下，忠實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我們的職責，有力地打擊了各類破壞森林和野生動植物資源的違法犯罪活動，為我國生態建設和林業發展做出了貢獻。森林公安任重而道遠，但我相信，通過此次學習培訓經歷，我能夠盡心盡力盡職盡責的做好本職工作，為廣大干警同志樹立榜樣，成為一名優秀的基層森林公安領導。

第五篇：淺論森林公安體制問題與思考

淺論森林公安體制問題與思考

摘要：森林公安機關擔負著保護國家森林安全，維護轄區社會治安秩序的任務。尤其是在我國林業進入改革發展階段的新時期，森林公安隊伍的正規化建設面臨著眾多的機遇與挑戰，同時在面臨著諸多的制約因素。如何保證森林公安隊伍的穩定性，成為建設森林公安的關鍵問題。在本文中，筆者根據自己在基層實習的所見所聞，舉例說明為何森林公安需要穩定的發展體制，并針對森林公安中存在的實質性問題，提出自己的粗淺見解，為森林公安的未來建設提供一定的參考。

關鍵詞：森林公安、體制、雙重領導、編制

森林公安機關擔負著保護國家森林安全，維護轄區社會治安秩序的任務。尤其是在我國林業進入改革發展階段的新時期，森林公安隊伍的正規化建設面臨著眾多的機遇與挑戰，同時在面臨著諸多的制約因素。如何保證森林公安隊伍的穩定性，成為建設森林公安的關鍵問題。

目前森林公安在各地方形成的體制大同小異，但體現在不同地方的重點林區又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現就森林公安一些特別體制與制約其建設的弊端進行淺析，從重點林區基層森林公安的現狀出發，對一些非重點林區森林公安中存在的一些普遍問題做出分析，并針對某些問題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淺的認識；同時根據筆者本人在基層實習的所見所聞進行舉例論證，說明為何森林公安急需穩定的體制。針對基層森林公安系統中存在的實質性問題，提出一定的見解，為未來的森林公安建設提供一定的參考。

一、編制復雜多樣，雙重管理限制發展；

森林公安目前體制的特點之一就是“雙重領導”，這種體制是在1984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的，即在林業部設公安局，列入公安部序列，接受林業部、公安部的雙重領導。各級林業公安機關也都列入公安序列，實行“條塊結合、一塊為主”的管理體制。森林公安作為林業部門的職能機構、公安機關的派出機構，林業部門是其主要的管理部門，同時接受公安部門的業務性指導。人員編制則在林業部行政編制內調劑解決。可以看出，雙重管制體制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是

與當時的政治、經濟體制相適應的。計劃經濟時代的體制特點是小而全，大而全，政企、政事不分，部門辦社會就是對其真實的寫照。如體制改革前的民航、鐵路公安以及林業部門，同屬一個系統，其中包含了行政、事業、企業等職能。在這種體制下，形成了部門辦公安，公安依附于部門的局面。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計劃經濟體制逐步瓦解，傳統的政企不分的體制弊端已經逐步顯現。

森林公安作為一個專業性的警種，其主要的職責是在國家林業局和公安部的授權下，按照《刑法》、《刑事訴訟法》、《森林法》等法律法規，負責對破壞森林和野生動物資源的刑事案件的偵查和林業行政案件的查處。由于森林公安不同于其他普通行政法機關，其身份是人民警察，必然比其他的行政執法部門擁有更大的強制力和執法權，因此在打擊破壞森林及野生動物資源的違法行為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森林公安在公安部門和林業部門的雙重管制下，其林業主管部門往往掌握了其財政權和人事權。在部分重點林區，涉案較多的地區，地方森林公安已擁有獨立的財政權，但仍擺脫不了當地林業部門對其人事權的掌控。森林公安屬于公安系統中重要的警種，受國家編制制約，調出容易調入難，每增加一名警員都需要事先報經主管部門和領導同意，并要通過很多招聘考試程序，這些繁瑣的程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警員不足的現象。事實上，雖然已經有警員編制，但由于當地林業部門主管人事大權，森林公安人員即便已經由警方招入，其正式工作還需要林業部門的認可和落實。這從側面造成了森林公安系統人員整體更新慢，缺少專業人才，浮現出警編偏少的局面。另外因為林業地方政企認可森林公安的人民警察以及企事業員工的雙重身份，所以也使得他們能夠將一些林業員工安插進森林公安的隊伍，使得森林公安專業性不斷下降，損壞了森林公安的形象。

雖然有些地方的森林公安掌握了獨立的財政權，但是其專業能力越強，林業主管部門對其人事編制的控制就越嚴格。而且“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當地森林公安為了自保，也不得不驅就于地方林業部門的勢力之下。

二、森林公安的執法權限及執行問題

執法權問題:

《森林法》第20條規定“依照國家有關規定在林區設立的森林公安機關，負責維護轄區社會治安秩序，保護轄區內的森林資源，并可以依照本法規定，在國務院主管部門授權的范圍內，代行本法第39條，第42條，第43條，第44條規定的行政處罰權。”森林公安的職責除了維護轄區社會秩序，保護轄區內的森林資源外，還包括在國務院林業主管部門的授權范圍內代行森林法的行政法權和處罰權，這就界定了森林公安機關與林業管理部門在行政執法方面的法律關系。

《林業行政處罰程序規定》第6條規定:“實施林業行政處罰的機關，必須是縣級以上林業行政主管部門依法委托的組織。其他任何機關和組織，不得實施林業行政處罰。”據此，《森林法》就是林業主管部門擁有林業行政執法權的法律依據，而行使行政執法權的主體就是縣級以上林業行政主管部門。

由此可知，森林公安擁有《森林法》里規定的林業行政執法和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授權的林業行政執法權。這也就劃定了森林公安在其林業行政執法和林業行政執法權中與林業主管部門的執法界限。《國家林業局關于森林公安機關查處林業行政安檢有關問題的通知》（林安發【2001】146號）（以下簡稱通知）第一條規定：“森林公安機關可以以其歸屬的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的名義查處各類林業行政案件，在《林業行政處罰決定書》上蓋林業主管部門的印章。”“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所屬的派出所應以森林公安局、森林分居的名義做出林業行政處罰，在《林業行政處罰決定書》上蓋森林公安局，森林公安分局的印章。”也就是說，森林公安派出所的行政執法權限是有限的，在辦理林業行政案件時，沒有獨立的林業行政執法權，具體的行政執法活動是以其歸屬的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或其上一級森林公安機關的名義進行的。

這里應注意的是，有些地市級有森林公安局或森林公安分局，這就對林業行政執法提供可便性。但有些地市級林區雖有森林公安局所屬派出所機構，其林業行政執法活動和行政執法是以其歸屬的林業行政主管部門或其上一級公安機關的名義進行的，這就對森林公安機關直接打擊懲治犯罪行為造成了間接不可便性。不可不提的是有些重點林區像東三省、內蒙古、秦嶺一帶以及川滇一些的重點林區，其林業部門在當地的可發揮性直接關系著當地地市級一些單位的發展，乃至制約著當地經濟的發展。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森林公安分局的派出所對違法犯罪活動的打擊，黑龍江省某市級地區的林業部門非法利用國家土地，改

造林地用途，私設公墓，稱為皇陵，并為公墓的出售打造了一系列價格單。黑龍江的林業在其地區經濟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但就在此重點林區都會發生這樣的事件，那么全國非重點林區的森林公安機構的可作為性就更為微小。回到上面談到的黑龍江某市的例子，在此重點森林保護區發生這樣的事情，并非森林公安不作為，當地森林公安局的執法權、刑事偵查權、治安管理權屬省級森林公安直接授權執法，這使得當地森林公安的執法性和可發揮性得到加強。而其人事管理權仍然歸當地林業主管部門管理，因此可以得知，此類事件的發生，非當地森林公安不作為，實在是其森林公安人員不得作為而導致。

若追究以上事例的真正原因，只能從森林公安的編制等一些問題中進行深入探究，或許能夠發現根源性的因素。

三、森林公安執法活動的本身及對象問題

關于森林公安民警在執法活動中的身份問題。首先闡明森林公安的自身性質。森林公安機關既有治安處罰權，又具有行政處罰權。很多森林公安在警務活動中，對自己的身份問題不太注意，隨意亮證，以警察證作為辦理所有案件的通用證件，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應予以節制。《林業行政處罰程序》第14條規定：“林業行政執法人員調查處理林業行政案件時，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國家林業局統一核發的林業行政執法證件。”森林公安民警在辦理林業行政案件時出示的合法證件應當是林業行政執法證而不是警察證，警察證是在從事林區治安案件或除林業行政案件以外的其他警務活動時應出示的合法證件。

森林公安民警的執法對象問題。首先上述提到森林公安身份有兩重性。一是林區執法人員，二是警察。兩種身份既有互相包容性，也有區別性。林區執法人員主要針對的是涉及林業方面的犯罪對象，但往往在涉林犯罪率較高的地區，同樣涉林經濟水平也相對較高。當涉林犯罪人員是當地林業部門的人員時，森林公安應該如何面對？因為當地林業主管部門的主管范圍下設有林業檢查站、林場、森林消防等多個內設機構，都屬于企業單位，其工作人員和森林公安一樣都屬于當地的林業主管部門，并掌管人事大權，與當地政府共同承擔領導權力。可想而知，當林業人員涉林犯案時，森林公安的作為的可發揮性能有多大。

四、專項經費少，森林公安“生存”與執法技術問題

森林公安專項經費來源不穩定，且渠道并不通暢。無專項經費就導致森林公安基層建設嚴重滯后，欠賬過多。

目前森林公安的基礎經費主要來源有兩種；一種是靠當地林業主管部門養活。當然這就更直接制約了森林公安的生存問題。二是自己創收，自力更生。在東北重點林區，有些森林公安機關仍依靠當地林業主管部門養活，形成了“林業興、森公旺”的局面。另外一些森林公安機關雖然已脫離了當地林業部門“養活”的鉗制性，但其形成自己創收的生存方式并不容易，即使相對容易其穩定性也很不樂觀。

據基層森林公安民警介紹，若是大案要案，沒收的費用上繳之后，省林業廳會通過財政部門下發給辦案的森林公安機關百分之幾的辦案經費。雖然這能大大促進森林公安打擊犯罪及破案的速度及能力，但其這一經費來源很不穩定。

專項經費少，直接制約著森林公安人員素質與森林公安辦案的技術手段。在這方面與地方公安相比，有著天壤之別。除了正常的警銜晉升培訓外，真正組織專業刑偵培訓的機會是少之又少。雖有刑事偵查權，但是使用的途徑和手段大部分還是依附當地公安協助，也就導致了案件偵查的不便。

另外，日常業務的指導、業務的交流、經費的保障、執法規范、權益保護等，這些都是基層森林公安系統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國家林業局、公安部關于加強森林公安隊伍建設的意見中指出：“各級領導要認真落實好‘從優待警’的政策，要加大工作力度，廣開經費渠道，積極籌措資金，確保中央規定的公安民警生活待遇高于地方，略低于軍隊的工資待遇在森林公安機關得到落實，兌現并根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高森林公安民警崗位，警銜等有關津貼，落實民警年休假和體檢制度，妥善解決民警的獎勵，職級撫恤，醫療保險等政治、經濟待遇”。

無經費，無專業性人才，即使有專業的技術手段和途徑，也無技術人員，這是制約森林公安發展的致命問題。

五、森林公安得到的授權問題

森林公安作為公安機關的組成部分，森林公安的職責是有明確規定的，包括19類刑事案件的刑事偵查，4類案件的林業行政處罰，對尚不構成刑事處罰的森林治安案件的治安處罰，另外就是《人民警察法》規定的警察職責。根據依法行

政的原理，森林公安機關不應該再享有其他職權。

但是現實生活中，除以上執法權限，森林公安機關往往還承擔大量的其他執法職責，比如野生動物行政執法，森林火災案件行政執法，林地行政執法等等。這類行政執法活動，往往以林業行政部門的“口頭委托授權”、甚至是口頭指令形式產生，有的是以森林公安民警參與林業行政主管部門的名義查處《陸生野生動物保護實施條件》、珍稀野生植物保護條例》、《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森林防火條例》等法律法規中需要進行行政處罰的各類林業行政案件。

以上執法的權力來源都是受當地林業主管部門的委托。但據悉，林業部門內部有自己的內設機構和林政科（林政查緝大隊）。在森林公安口頭被授權的執法與林業內設機構林政查緝大隊的執法相制約時，森林公安應當衡量輕重而定奪。

六、森林公安的發展與未來建設問題

目前來講，東三省、內蒙古、川滇等地區為國內首要林區。綜合比較，我國目前木材大部分靠進口木材，但國內的木材消耗量卻日益劇增，我國人均森林蓄積量不足10立方米。為保護國內有限的木材資源，減少外匯支出，尋找合適的木材精優品成為當務之急。

綜上所述，要改善林業危機就要保護林業資源，森林公安作為森林的保護衛士，如未得到好的保障，必然導致其不能有效地保護我國的森林資源。

七、對森林公安體制發展提出的一些淺析與對策

（一）理順森林公安的管理機制和保障機制，將“雙重領導”改為森林公安機構自行體系的管理，使管事和管人相統一。

2009年11月5日，迪慶州森林公安局更名生態安全警察局，成為我省首個

【1】 州市政府主管生態環境安全的行政執法和刑事執法職能部門。其目的是有效發揮森林公安機關保護生態環境安全的行政和刑事執法作用，著力提升迪慶高原各族人民的居住和生存環境。

以上述迪慶州為榜樣，協調“雙重領導”制度，是森林公安正規化建設的首要問題。

（二）落實經費，解決森林公安發展經費渠道等“瓶頸”問題，盡可能滿足森林公安現代化建設所需的經費。

完善森林公安警務化正規裝備，由省級統一添置，統一配發到基層所隊。同時落實完善警務網絡技術與專業設施，使之能夠有效及時地防護與打擊犯罪。

（三）增加編制，解決警力不足問題。

增加森林公安系統招錄編制，強化森林公安隊伍，為其招攬專業人才。目前，我國為森林公安培育的專業人才大多外流到了其他警種，這大都是森林公安體制與民警保障的問題導致。所以要解決警力不足，首先要解決其體制建設與經費來源問題。同時增加警務正規化培訓與考核，規范森林公安隊伍的建設。

（四）出臺專業的森林公安獎懲制度。

盡快出臺專業化的森林公安獎懲體系，為正規的警務管理綜合體系提供服務。

參考文獻：

[1] 迪慶州［J］.維西森林公安簡報，2000 [2] 摘自《國家林業局、公安部關于加強森林公安隊伍建設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