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牛”科學家施一公的舍與得!!!

“大牛”科學家施一公的舍與得

2010年05月14日11:29 來源：人民網-國際頻道

施一公在實驗室里。

“從回國以后我就飽受爭議，但感謝單位給我一個寬松的環境讓我靜下心來做學問。”作為“千人計劃”的倡導者之一以及該計劃首批引進的海外人才，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屢次被推至輿論的風口浪尖。而對于種種質疑，他的回應是——在儲備戰略人才方面，“千人計劃”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現在的關鍵是，要完善評審和運行機制，以實現其最初的目標。

目前，“千人計劃”共引進3批622名海外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千人計劃”專項辦公室透露，2010年將進一步加大海外人才引進工作力度，計劃分3批引進500名左右海外高層次人才。

“千人計劃”引進了什么樣的人？從今天起，人民網國際頻道推出系列策劃，向廣大網友介紹“千人計劃”引進的部分海外人才。讓我們首先認識一下施一公。

清華才子在美登巔峰

在清華念書期間，學習成績年年名列全年級第一；不但提前一年畢業，還獲得數學系學士學位。

36歲，被聘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40歲，拿到終身講席教授。在清華園，他被親切地戲稱為“大牛”。

“堅韌不服輸”培育清華才子

1967年5月，施一公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親給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為公”。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對數學和物理產生了濃厚興趣。1985年，從河南省實驗中學高中畢業時，因在全國高中數學和物理競賽中分獲一、二等獎，他獲得保送資格。

施一公最初想讀北大物理系，他認為“那是最聰明的人的選擇”。然而，當清華大學的招生老師向他形容“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時，他覺得這個學科“聽起來很牛”，加之他一向敬仰的父親機械專業出身，對清華有感情。施一公最終選擇了清華，成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復系后的首屆本科生。

雖然對生命科學并不了解，但從小就是尖子生的施一公還是自信滿滿。“沒想到，剛一入校就感覺很崩潰。”他發覺“身邊優秀的人太多了”。“他們說起術語一套一套的，我還沒聽懂老師講什么時，就有同學問下一個環節的知識點了。我覺得自己沒有前途，會一事無成。”施一公至今難忘當年的沮喪。

然而，“人活一口氣”。在家庭的影響下，從小就想當工程師或科學家的施一公，在學習上十分好強。“我是從河南駐馬店走出來的，一直無法忘記小學老師對我說，要給駐馬店人爭光。兒時好友曾經送給我一句話——‘希望我能成為諾貝爾獎獲得者少年時代的同窗’，我現在想起來還很激動。”正因為這樣，施一公告訴自己一定要爭氣。雖然，他大學期間并不確信自己今后會從事生命科學研究，他的學習成績仍然年年名列全年級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課程的同時，他還獲得了數學系的學士學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發展，他充滿激情，樂觀，不服輸。在高中期間，他就練習長跑，練過的項目從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進入清華后，由于長跑隊只招收專業運動員，施一公便轉練競走，從5000米到1萬米。他還在校運動會上創下全校競走項目的紀錄。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學畢業五年后，這個紀錄才被打破。

施一公后來回憶道：“1萬米競走要繞操場走25圈，每走一圈都要打一次鈴，提醒你必須要堅持。這不僅是一個體育項目，還是意志品質的鍛煉，這種鍛煉讓我在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都受益無窮。”

“人活一口氣”成就學術牛人

1990年初，施一公獲全額獎學金，赴美國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攻讀生物物理學及化學博士學位。

剛到美國的施一公受挫了，興趣不定影響了他的科研，讀博的前兩年，他總是想轉到計算機系，學校甚至一度想停止為他提供獎學金。不服輸的施一公憋著一口氣，努力背單詞、做實驗，甚至在日記里寫道：“有什么了不起，老子是清華的！”終于，他慢慢進入了狀態。一次，系主任兼實驗室導師自認發現了一個生物物理學中的重大理論突破，激動地向學生們演示，施一公當場指出導師在某個演算環節中的漏誤。從此，導師對他刮目相看。畢業時，導師公開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學生”。

次年，施一公到紐約史隆—凱特林癌癥研究中心結構生物學實驗室從事博士后研究。此間，他終于認定“細胞凋亡”才是自己喜歡的研究方向，雖然這一方向與他博士后實驗室的研究方向不同。1997年4月，還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課題，他就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聘為助理教授。1998年初，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創建了自己獨立的實驗室，開始了對細胞凋亡機理的研究。

2003年，由于探究神秘的抑制“細胞凋亡抑制因子”的蛋白SMAC，對破解致癌原因這一生命科學之謎作出了突出貢獻，施一公被國際蛋白質學會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成為獲得該獎項的第一位華裔學者。當年，施一公36歲。2005年，他當選為華人生物學家協會主席。

施一公在普林斯頓的執教前景也一片光明——2001年，獲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職；2003年，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4年后，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最高級別的教授職位——終身講席教授。

這位勢頭猛勁的年輕科學家，不僅在普林斯頓大學春風得意，還從2000年起，成為哈佛、麻省理工學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國頂尖大學爭搶的對象。

為了留住施一公，普林斯頓給他提供了優厚的條件：實驗室面積是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40多位正教授中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

在比美國歷史還要悠久的學術殿堂普林斯頓，施一公登上了巔峰。

美終身教授毅然回國

辭去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的終身職位，放棄500平方米的獨棟花園別墅……“作出回國的決定，只用了一個晚上。”“很多人認為我錯了，認為我瘋了。連我在美國的親戚們都覺得我腦筋有問題。”

“想干一些實事，懷著滿腔熱忱，為什么會招來這些不明不白的非議？”

“大牛”的歸來不是一個傳說

“施一公要回來啦！”從2006年起，清華大學就流傳著這樣的“爆炸性消息”。

“就科研環境來講，國內大學無法與普林斯頓比肩。國內學術圈的規則，也往往讓海外學者無法再適應。”這是很多海外學者的共識。

何況，那時的施一公在普林斯頓如日中天：除學校給予他穩定的資金支持外，他申請了11次美國國家基金，10次中標。一個基金會也在資助他的科研，一些美國的大公司還與他合作支持他的科研。僅憑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5個獨立科研基金就可以一直支持實驗室到2012年??他在美國的生活也很優越：學校資助他購買了500平方米的獨棟花園別墅，同是清華畢業的妻子在國際制藥大公司工作，一對龍鳳胎兒女享受著快樂的美式幼兒園教育??

會不會只是個傳說？很多人不敢相信。

2007年4月，施一公在清華大學的實驗室正式開張，施一公歸來終于“板上釘釘”。

“作出回國的決定，只用了一個晚上。”他說。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國參加4年一次的中國生物物理學年會。其間，時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找到他說：“清華急需人才，希望一公回國。”當晚，施一公就在電話里得到了遠隔重洋的妻子的支持。第二天，他告訴陳希：“我愿意全職回清華工作，但我在普林斯頓尚有20名科研人員的實驗室，需要一個過渡期。”就這樣，施一公作出了轟動國際生命科學界的決定。

2006年6月，施一公迅速進入了過渡期，向普林斯頓校長提出回國。校長勸施一公不必全職回國：“暑假有3個月，平時你還可以回國兩個月，什么事情5個月還做不完？”“我認為，全職回國對普林斯頓和清華的貢獻比我全職在普林斯頓更大。”施一公委婉拒絕。

2008年底，施一公再次走進了曾讓他事業起飛的普林斯頓，這一次，他是來告別的——正式辭掉了普林斯頓終身講席教授一職。

“很多人認為我錯了，認為我瘋了。連我在美國的親戚們都覺得我腦筋有問題。”施一公笑說。

普林斯頓物理系的一位教授，在香港意外邂逅施一公時，用了兩個小時，滔滔不絕地向他闡釋“你作了一個錯誤的決定”。施一公一位很要好的學術界朋友在一次聚會中對他說：“一公，你現在豪情萬丈，肯定用不了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出顏色。”

“我的意志很堅定，國內學術界的潛規則改變不了我幾十年形成的人格和做事方式，兩年后不會改，20年后也不會改。如果改了，我會覺得很悲哀！我會問自己：回來干什么？！”施一公回應。

施一公的堅決反響巨大，國內主流媒體紛紛大力報道，一些媒體稱他歸國的意義不亞于當年錢學森、郭永懷的回歸。與此同時，正值西方國家開始關注中國每年飛漲的科研經費與中國對海外高層人才的招攬趨勢，施一公引起了眾多國外媒體的關注。《紐約時報》用“震驚”一詞形容施一公回國。

在海外的華人科學家中，施一公的歸國舉動也迅速引起轟動。

“施一公這種大師級的人物能夠放棄美國優厚的科研環境，回國創業，可謂海外華人的典范。”國際知名神經科學家魯白這樣評價。

“在美國的華人科學界，通常存在這樣一個疑問，像施一公這種級別的人回國，能否適應中國的人文環境與科研制度。因為中美在科研體制方面，比如基金的評審和申請等方面都存在相當的不同。施一公為我們樹立了榜樣。”美國杜克大學藥理系教授王小凡說。

清華大學常務副校長陳吉寧如此評價施一公的歸國舉動：“會帶動大批一流的海外華人科學家回國工作。中國大學的教授隊伍建設和學科建設，已經開始需要一大批國際性的大師級人物來領銜。”

這種現象，被媒體稱為“施一公效應”。

困難與挫折無法澆熄滿腔熱忱

回國之后的施一公，想大干一場。

“比我在普林斯頓時玩命多了。”施一公說。剛回國時，他辦公室的燈光常常會亮到夜里兩三點，大年初一都會出現在辦公室。他將自己的睡眠時間縮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時。雖然清華附近有很多他喜歡的餐廳，讓他胃口極好，睡眠的減少還是使他看上去很瘦。

體力上的辛苦并不影響施一公在精神上生龍活虎，在清華的每一天他都很激動。然而，網上出現了一些批評他的聲音，讓他一度有些煩惱。

“他是回來撈錢的。”“他有著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他想帶回自己的學術親信。”

對于這些批評，施一公曾感到傷心且難以理解。“回國就是出于一種特別樸素的感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施一公坦言，剛到美國時，他沒有想過一定要回國。1987年，令他深深敬仰的父親遭遇車禍，因為沒有得到及時救治而去世，因此懷有不滿情緒的他當時對祖國沒有什么留戀。然而，到美國后，他遭受了一系列更大的刺激：參加聚會時，有些中國人支支吾吾不愿說自己是中國人；辦簽證時，中國人不僅簽證費高，還總被查戶口似地盤問；過境時，外國人把護照晃一下就可以了，而拿中國護照的人，常常被移民官嚴格地翻包。更為過分的是，美國主流媒體經常出現妖魔化中國的報道，這讓他感到“很憋屈、很氣憤”。

“那時我就想，有一天，我一定會回國！”施一公說，“況且，中國還有很多東西亟待改進，從科技體制和基金評審到大學教學和科研水平，相對于美國一流大學還有相當差距，比較起在美國，我覺得我回來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為，這種成就感對我來說很重要。”

2008年8月，網上又有人質疑施一公申請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外籍）不符合程序規定，質疑他的全職身份。施一公又一次成為輿論焦點。

“在普林斯頓，上至校長，下至系主任，從我實驗室的博士生到博士后，都知道我即將辭職，實驗室會逐漸關掉。事實上，我在普林斯頓大學早已進入離職的過渡期，只有清華大學一個固定職位。”提及此事，施一公仍感不平，“我夫人當時還在美國，她從美國同事那里聽說我在網上遭到攻擊，不愿意回國了，我又勸了大半年，她才同意回來。如果說我有什么感到愧疚的，只覺得對不起放棄工作的妻子和我在普林斯頓的學生。”

“我有話憋不住，國內很多現象都很邪乎。”即使遭遇攻擊，施一公也經常面對媒體表達自己對國內學術狀況的不滿：“一些學者利用自己的名望，在與自己無關的科研成果中掛名。不誠實比巨大的科學錯誤更可恥。”“有的教授帶了很多研究生，但忙于各種非學術類事務，根本沒時間指導學生。”“國內大學和國外大學有一個比較大的差別：國外的行政是服務學術的，教授發言權很大；但在國內，行政對學術的控制太多。”尖銳的言論又給他帶來過一些麻煩。

如今，對于遭遇的一些質疑，施一公已經能夠理性理解：“或許是被關注得太多了，或許是倡導改革動了一些人的奶酪。確實也有一些海歸學者沒有堅持自己在美國的學術操守。”但是，從感性出發，他仍感不平的是：“想干一些實事，懷著滿腔熱忱，為什么會招來這些不明不白的非議？”

施一公想，那就用事實來證明。

令人關注的“施一公效應”

“普林斯頓是美國最適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從科研角度出發，我沒有必要回清華，我回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

“再過二三十年后，當我在清華退休時，看到自己有那么多的學生成為理想遠大、影響社會甚至影響世界的人，那將是多么快樂的一件事啊！”

一公效應助建科研“理想國”

在施一公看來，對人的培養是“第一要務”。

“普林斯頓是美國最適合作研究的地方，如果只從科研角度出發，我沒有必要回清華，我回來的根本目的是為了育人，育人在育心。”施一公說，“現在的大學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種任何情況都不會放棄的東西，這讓我很擔憂。”

于是，除了親自對實驗室里的每位研究生作系統指導，把實驗室里的十數名學生培養成成熟、練達的科研人員，這位盡量找各種理由推掉很多行政會議、項目評審和公眾活動的科學家，出現在了一些面向大學生的講座中。

“在生活中可以知足常樂，在科研和事業上永遠不可以。”“不要磨光了自己的棱角，我不相信沒有棱角的人會作出好的科研。”“作科研一定要敢于批判，我的觀點都是主觀的，供你們批判。”這樣的話語，經常會伴隨他講述的人生經歷跳出來，引來學生陣陣掌聲。“我還想給清華的本科生開思想政治課。”施一公說。

除了把時間花在他最鐘情的科研上，其他時間施一公大多忙于“招兵買馬”。2008年至2009年間，在面試了60多位教授、副教授候選人后，22位充滿活力并極具學術能力的科研者加入了清華團隊，已經15人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在未來5至10年中，清華計劃在生物醫學科學領域聘請110至130位獨立的實驗室負責人。談及此，施一公豪情萬丈。

“有了好的人才，一定要為人才建設好的學術環境，以教學和科研為主。”施一公說。為此，從2007年起，施一公便開始籌劃生命科學學院的人事制度改革：一邊理順與明確院系行政領導的權責，減少學院領導在行政事務上的重復勞作，一邊計劃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教授終身制評價體系，采用終身教職系列、實驗教學系列、科研系列、教育職員系列，不受其他制度制約。“改革方案已提交學校領導，過了這個坎兒，學院的科研建設就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產生連鎖反應。”施一公說。

與此同時，施一公與他的團隊開始進行教學改革。除了為本科生減免學分，加強學生自主性，還在教育部的支持下，與北大和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整合資源，創建了一個聯合的研究生項目。近百位參與該項目的教授，將選擇自己擅長的研究領域進行模塊教學。

對于更加長遠的目標，施一公毫不諱言：“今后10年內，每年都會有一些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成就，每兩三年可以有在科學史上具一定地位的成就出現在清華。在清華生命科學學院，創制一個適合人才發展的管理模式，而在這里嘗試的軟機制，也可以在中國其他地方被復制。”

除了創建他和團隊成員心中的科研“理想國”，有一件事情施一公絕不會限制自己的時間——“與信任的同事共同為政府部門提供實質性的政策建議”。2008年5月，施一公被邀請到中南海向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和其他高層官員討論中國科技的未來。教育部曾多次就相關事件征求他的意見，統戰部將他與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海歸院長饒毅的報告傳達到高層中央領導，中組部在引進海外科學家方面傾聽了他們的建議。

另一項讓他不遺余力的工作，就是最大化“施一公效應”。2009年歲末，擬作為特邀報告人赴美國圣地亞哥出席華人生物學家大會的施一公，因故無法出席。他將一封“致華人生物學家協會”的長信發給了協會成員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寫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們在美國堅守的職業道德標準為中國服務。”

如今，雖然每天還是十分忙碌，但施一公對國內的生活已經很適應。最讓他欣喜的是，去年6月，他迎來了歸國的妻子與一雙兒女，科研也走入正軌。

偶爾，他會想起這樣一個場景：2009年10月5日，他在國慶觀禮后飛至位于美國紐約長島的冷泉港開會，會前順訪普林斯頓，住進小鎮的一家旅館里。“343”，他驚詫地看著這個房間號，歷史竟如此巧合。12年前，摩拳擦掌地準備到普林斯頓面試的他，就是住在這個旅館的“343”房間。12年后，他已賣掉了在普林斯頓的房子，回到祖國實現理想。

每當想起這個情景，施一公就會更加清醒：“美國夢”已經成為過去，“中國夢”是他的未來。

盡全力為祖國健康工作三十年

施一公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我在清華大學讀本科。每天下午四點半,校園里就會準時響起“鍛煉身體,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廣播,令人振奮!轉眼二十多年過去了,經過在美國18年的學習工作和生活,我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講席教授的終身職位,全職全時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工作。五十年可能已是奢談,但我會盡力爭取為祖國健康工作三十年。

對于我回國的決定,許多人困惑,但真正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這不是一時心血來潮的決定。我的童年生長在河南中部農村,周圍都是貧窮但樸實的農民。在美國,我的學習、工作順利、生活富足,但我內心始終缺少歸屬感和認同感。2006年5月,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邀請我回到母校工作,我欣然答應,但需要一個過渡期來處理我在普林斯頓大學當時尚有20名研究人員的實驗室。我接受和崇尚的是傳統教育,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二十多年前的理想和夢想一直珍藏心中,在美國奮斗時也是對自己最好的激勵。在回國工作的這段時間里,我在逐漸找回八十年代在清華讀書時的振奮。我有三個目標:

第一是希望影響一批年輕人。經常與國內一些大學生座談,發覺其中有相當一些人顧及的只是眼前利益,而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歷史責任。人活一口氣。年輕人代表中國的未來,他們應該有理想,有做大事的膽魄和敬業的態度。我希望自己不僅僅在實驗室里指導研究,而且還特別愿意與年輕人交流談心,希望他們樹立遠大的志向,不要熙熙攘攘只為稻粱謀。

我的第二個目標是在清華大學建立一個世界一流的結構生物學中心,同時與大家一起努力發展清華的生命科學和基礎醫學研究。結構生物學是我的研究方向,在這個領域里有許多具有重大科學意義及應用價值的課題。我非常希望吸引一批有能力有想法的年輕人,去挑戰這些重大科學問題,做出在世界上有影響的工作。

我的第三個目標是希望與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為改善和改進我國的科技和教育體制做些工作。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是我國的科技和教育體制還不完善,中國大學的科研和教學,相對于美國的一流大學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在生命科學領域,最杰出的年輕科學家在博士后研究結束之后絕大多數仍會選擇美國的科研院所作為他們事業的始發地。我衷心希望大家通力合作,抓住時機,創造健康合理的學術環境,吸引最優秀的年輕人才回國發展,讓中國的科學和技術走在世界前列!施一公簡介：

施一公，世界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1967年生于河南鄭州。1985年保送進入清華大學生物系，1989年提前一年畢業并獲學士學位，1990年赴美留學。1995年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物理博士學位。1998年1月獲聘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助理教授，2001年10月獲得該校終身教職，2003年3月被聘為正教授，2007年4月受聘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2007年被聘為教育部長江學者講座教授。2008年2月至今，受聘清華大學教授。2009年，入選第一批“千人計劃”。2009年9月28日起，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

曾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2008年4月，施一公入選美國著名的霍華德休斯醫學中心（HHMI）研究員，但是為了全職在清華工作，他毅然辭去HHMI研究員的邀請。（入選HHMI被認為是生命科學領域的最高榮譽之一。）

施一公教授主要運用結構生物學的手段研究癌癥發生和細胞調亡的分子機制，迄今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其中25篇發表于國際頂尖學術刊物《自然》(Nature)，《科學》(Science)，和《細胞》(Cell)。

施一公教授在2003年獲國際蛋白學會（Protein Society）頒發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為19年來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華裔科學家。施一公教授從2005至2008年擔任華人生物學家協會（Chinese Biological Investigators Society）主席，該協會代表美國各大學近3000名華裔教授。

施一公語錄

“我是很普通的人，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好勝，上進心強。在旁人眼中我的經歷一帆風順，或者有高人相助，讓我可一路順利走到今日，其實在這過程中，也有艱辛和掙扎。在面臨選擇時，不同的人生道路也許就在一念之間。曾經我也去北大上國際經濟金融之類的課程，也在清華校內參加公關協會，大學時我的第一志向不是出國而是去香港。在美國霍普金斯大學時，因為生活所迫打工6個月疏于學習差點被開除，打工時被搶劫幾乎送命，過于辛勞得了嚴重高血壓，那時我經歷苦澀難述，迷茫不知出路，但我總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相信這個世界上總有屬于我的能讓做好的事業。在這一路中，我始終以不同的方式提醒自己，不可辜負別人對自己的期望和信任。”

“年青人該做誠實的學問、做正直的人，不要急功近利。過分看重應用，其實扼殺了一部分人的創造力。我覺得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應該有一個學術環境，讓一些年輕人真正有創見地做一些工作。”

“科學是高尚的，但科學家不一定就高尚，大家千萬不要把這兩個概念混淆、把科學家神化了。”

“對名利的追求同樣可以作為科學的動力，為什么一定要探索未知才是科學的動力呢？”

“在大學這個本應該思想最活躍、最富有創造力的地方，如今的教育在管理上‘一刀切’，嚴重阻礙了學生創造力的培養。”

“‘無私奉獻’這個詞，我從來不要求自己這樣，也不要求周圍的人這樣。對個人利益的追求，跟對這個國家、對社會的貢獻，是可以放在一起的。”

“在中國，一個好的政治家對國家的影響大于科學家。但從長期、從更廣泛的地域來看，真正好的科學家產生的影響，比政治家要持久得多，比如牛頓，比如愛因斯坦。”

他人眼中的施一公

在海外華人生命科學界，施一公是一個有相當影響力的人物。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兒童健康和人類發展研究所的神經科學家魯白這樣評價施一公：他在國際學術界的水平和地位可以和當年的華羅庚、張香桐相提并論，是一個領軍人物。“領軍人物除了具有相當的學術成就和國際地位之外，還有幾個非常重要的素質：第一，能夠高瞻遠矚，并在學術領域和科學文化、教育的發展方向具有遠見卓識；第二，有相當的膽識和勇氣敢做一些開創性的工作；第三，他必須要有強烈的個人魅力，在一個群體和社團里面，要相當有號召力。施一公具有這三方面的條件。”

杜克大學藥理系教授王小凡這樣評價他的老友：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當中無論做什么事情，他都有要做到最好的決心；他為人正直善良，嫉惡如仇；他對人非常誠懇，總是很熱情；他做事顧全大局??

75歲的分子生物物理學家梁棟材院士談到施一公時說：他是當前我國結構生物學優秀的中青年“帥才”之一。

正因為如此，施一公的回國，超越了他的個人行為，將對推動中國生命科學事業的發展起到重大的作用。“他這個年齡，學術上鮮有人能和他相比。他回國放棄了很多，大家覺得他帶了一個好頭，都非常佩服他的決心。”王小凡說。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饒毅說，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在我國留美的幾十萬人中，學術成就達到施一公的水平的人屈指可數。他為了回國，放棄了高額度的HHMI研究經費和多項NIH經費。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是為了回國放棄國外待遇最多的人。

王小凡說，在美國的華人科學界，通常存在這樣一個疑問，就是像他這樣級別的人回國，能否適應中國的人文環境與科學研究的體制。因為美國和中國在科研體制方面都存在相當大的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國外已經積累了這么多年輕有為的學者和專家，他們當中有很多人都是有報國的決心的，但就是因為擔心回國是否能夠適應國內的環境和生活，一直沒有回國。大家希望，施一公在適應中國國情的同時，能夠促進中國學術界種種不適應科學發展狀況的改善，營造一個更加有利于科學發展的環境。“當然施一公也面臨很多問題，這對他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他如果能夠成功，對我們而言就是一個榜樣。”王小凡強調。

魯白說，施一公這樣的領軍人物，是要花大力氣來延攬的，因為這是全世界都在競爭的人物。中國的崛起，已經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可以使施一公這樣大師級的人物能夠放棄在美國優厚的科研環境，回國創業。有了這件事情，國際的科學界會覺得整個形勢都改變了，美國對于中國的看法和態度也會有所改變。清華能夠順利引進施一公全時回來工作，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領軍人物對于當代的作用以及對于歷史的作用都是不可估量的。”魯白強調。

梁棟材院士談到施一公回國后的工作時特別強調：“不僅在資金經費上，也在精神上能穩定地支持他，使得他能夠靜下心來扎扎實實地工作，‘十年磨一劍’。”

●鏈接：什么是“千人計劃”

根據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制定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簡稱“千人計劃”)，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從2008年開始，用5到10年，在國家重點創新項目、重點學科和重點實驗室、中央企業和國有商業金融機構、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為主的各類園區等，引進并有重點地支持一批能夠突破關鍵技術、發展高新產業、帶動新興學科的戰略科學家和領軍人才回國(來華)創新創業。在符合條件的中央企業、大學和科研機構以及部分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建立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創業基地，推進產學研緊密結合，探索實行國際通行的科學研究和科技開發、創業機制，集聚一批海外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和團隊。

“千人計劃”引進的人才，一般應在海外取得博士學位，原則上不超過55歲，引進后每年在國內工作一般不少于6個月，并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在國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擔任相當于教授職務的專家學者；在國際知名企業和金融機構擔任高級職務的專業技術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或掌握核心技術，具有海外自主創業經驗，熟悉相關產業領域和國際規則的創業人才；國家急需緊缺的其它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

■延伸閱讀

美國制定了《美國競爭力法案》，計劃在未來10年當中，在科研和教育上的撥款總數超過1360億美元，以提高吸引并留住全球最優秀人才的能力；德國于2005年正式批準了“頂尖科研資助項目”以及《研究和創新協定》，將在2006年至2011年間投入19億歐元，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科研機構，著力培養青年科學家。

十幾年來，我國積極的人才政策為大學和科研院所引進海外優秀人才提供了有力的支撐，如中科院“百人計劃”、教育部“長江學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杰出青年基金”等的設立。“千人計劃”使得我國在人才吸引方面力度驟然增加。【點擊查看：專家熱議海外高端引智】

（據中國教育報科學時報清華新聞網）

第二篇：傳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講

傳奇大牛施一公在北大的精彩演講

我從來沒有機會來北大做學術講座，或是跟同學們在一塊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借這個機會我想把我的經歷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無保留地分享。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經歷講出來，是為了讓大家理解我產生這些想法和作出各種選擇的緣由。我不奢望我這些想法能夠影響所有人，但我確信這些想法一定能夠影響一部分人，當然影響大家并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過的路。

我認為，在中國，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夠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們的國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所以，像我們北大、清華的學生，是全國學子的翹楚。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擔負起中國的未來。如果你們畢業后，僅僅為自己的柴米油鹽擔心，僅僅關注自己的房子、車子，那是很不應該的，至少我會很傷心，很失望。

少年壯志

“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問題，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還是2002年回國時，看到國內有一本書，那本書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誰了》。雖然書名讓我義憤填膺，但也沒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覺得說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學演講，講完以后，校領導請我吃飯，挺有意思。吃飯的時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問我，說：“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說我是河南鄭州的。他低低頭撓了半天腦袋，說：“你老家是哪兒的？”我想了想說，我父親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他說：“哦，這還差不多。”

聽完那番話，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來在外面惹了很多人。但是我還是挺以河南鄭州出生為榮的。我父親畢業于哈爾濱工業大學，我母親畢業于北京礦業學院。他們婚后，響應祖國號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礦工作，于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我是1967年在鄭州市出生的。聽父母講，那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熱火的時候，鄭州的武斗剛剛開始。母親生我時找不到醫院，最后在一家“保皇派”醫院里戰戰兢兢地生下了我。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父母給我取了一個富有時代特色的名字：一心為公。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在我兩歲的時候，我隨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駐馬店鎮的一個小村莊里。農村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很清苦的，不過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就記得我小時候經常到地里去吃水果、玉米之類的。

那段經歷讓我覺得一個人不能因為別人窮就看不起人家，否則這個人就缺乏教養，會被更多人看不起。

后來，我就在那個村子里讀完了小學。那時候我學習很好，老師們都很看重我。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小學的班主任老師曾拍著我的肩膀說：“一公，你將來一定要為我們駐馬店爭光啊！” 另外，我覺得上小學時，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父親很聰明、很爽朗。在我的記憶中，他干什么都行，但就是不太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時候被下放帶來農村。在農村，他學會了裁縫和蓋房子。后來在機械廠作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為了業務骨干。1977年恢復高考后，他幫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復習功課，那時他覺得自己的知識終于有用了。他給他們講解XYZ，講解方程式的解法——雖然我聽不懂，但在當時我覺得這真酷。小學畢業后，我就進入駐馬店鎮中心中學就讀。高中時，轉入河南省實驗中學。當時，我成績很好，想申請入團。可是老師說我發展不夠全面，還需要進一步努力。恰好那時我們學校要舉辦運動會，班上沒人愿意報5000米和10000米長跑。為了好好表現，我就毫不猶豫地報了名。但是那次比賽，我跑了倒數第一，讓我羞愧難當。在后來的日子里，我就天天練習長跑，希望有一天能夠一雪前恥。

到了第二年，我又報名參加比賽，拿到了比賽的冠軍。這無意中鍛煉了我的體魄，磨煉了我的意志。后來，到了清華，我還想繼續跑長跑。可是，學校長跑隊只招收專業運動員，所以我改練競走。那時，我還曾奪得清華萬米競走的冠軍，并創造了全校競走的記錄。萬米競走要繞操場走25圈，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鈴來提醒你。這種體育項目特別能鍛煉人的意志品質，這讓我在日后的學習、生活和工作中獲益匪淺。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負笈清華

1984年，我作為河南省實驗中學高二的學生參加全國高中數學競賽和物理競賽，分別獲得一等獎和二等獎，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學的物理系。那時候我覺得學物理的人是最聰明的。但是，在和北京大學簽訂保送意向書后，清華大學負責招生的老師又找到我。當時，那位老師對我說：“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盡管當時我對生命科學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終選擇了清華，選擇了生物學。

1985年，作為清華生物系復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我開始了在清華求學的生活。進入大學之后，我才發現我其實不喜歡生物。由于對生物系的課程趣味索然，同時還覺得生物系課程沒有太多挑戰性。所以，我就學習了數學系的一些課程。需要說明的一點是，雖然我不喜歡生物系的課程，但是我依然把生物系的課程學得很好，所以我在清華的成績一直都是本專業的第一名。畢業的時候，我也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績獲得了清華大學生物學和數學雙學位。在大學求學期間，對我影響最大的事無疑就是父親的突然去世。那是1987年，父親不幸遭遇車禍。出車禍后，父親被送到了醫院。到醫院時，他的血壓是130/80 mmHg，心跳為62次/分鐘，他完完全全是一個活人，不過就是昏迷了而已。可是醫院要求送父親到急診室的司機先交上500元押金后才給予以搶救。結果，當闖禍司機在4小時后把錢湊齊時，父親已經永遠離開了人世。父親是在未經任何搶救的條件下去世的。

這件事對我的打擊太大了，使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很多變化，覺得非常不公平。當時我的心里有很多怨氣，以致后來我畢業出國時，對祖國沒有太多留戀，也沒有很強的回國的意愿。當時，我覺得國內最值得我留戀的就是母親和家庭。

父親去了，雖然我還在上大學，但是我覺得我得靠自己來養活自己了，而且還得慢慢負擔起撫養母親的責任。所以在緊張的學業之余，我開始想法子賺錢。我資金、精力都有限，所以只能做些倒買倒賣的小生意，那時候差不多只要是能倒的東西我都倒過，甚至連導游都做過。靠自己的努力，我還小有成就，不僅養活了自己，還積攢下了一萬多元錢，成了“萬元戶”大學生。不過，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學時就去做小生意。我當時一方面是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我雖然做小生意，可是課程一點都沒落下，照樣考第一。如果你們當中誰能做到這一點，我也不反對你們去賺外快。

留學海外

1989年，我提前一年從清華大學畢業，并申請自費赴美留學。1990年，我離開祖國，到美國繼續我的學習生涯。但是，到美國不久我就受到了一系列刺激。當時，我去參加聚會時，大家會問彼此從哪里來，有些中國人就支支吾吾不愿說自己是中國人，好像做中國人是一件丟臉的事。我就難以容忍，我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我們有五千年光輝而燦爛的文明，值得我們自豪。我們不就是臨時窮一點嗎？為什么看不起自己。當時中國正在申辦2000年奧運會，那時美國的媒體對中國進行連編累牘地負面報道，而且還有一些民族敗類在美國國會通過所謂作證等形式肆無忌憚地反對中國“最惠國待遇”........1991年夏天，我準備回國看望母親。可就在臨行前，我的汽車被盜，隨后我又被搶。當時，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就決定去歐洲散散心。這次散心之旅最終成了一次鬧心之旅，使我終生難忘。

當我到華盛頓簽證時，發現每一個使館，來自中國、非洲、古巴、朝鮮等發展中國家的人都被單獨列為一類。簽證時，不僅收取的簽證費用最高，而且還像查戶口似地盤問你。這讓我感覺很不好。我拿到了前往英國、瑞士和法國的簽證。

英國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但是，當我在倫敦機場入境時，我就受到了特別關照。當時大家排著隊，前面的人都是拿著護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過去了。輪到我時，我也拿著護照晃了一下，原以為這樣就可以通過了。但是我錯了。他們看到我的護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就把我留下來，對我進行盤問，還把我的包打開，把東西一件件拿出來檢查。排在我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煩了，移民官就讓他們繞著我過去。當時我就覺得自己遭受了奇恥大辱。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對不起你？難道就因為我是中國人，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隨后在瑞士日內瓦入境時，我同樣受到了和倫敦一樣的“特別禮遇”。當時，我深受刺激。我們不就是窮了點嗎？因為中國窮就看不起中國人，這與西方國家鼓吹的人權、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經歷了這一系列事情后，我的思想就一點點地開始變化。到了1992年，我就有學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國去的打算了。所以，現在我回來了，回到了清華。外面有些人說施一公回來如何如何。我告訴大家，其實我回到清華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養一批年輕人，在他們可塑性還很高時去影響他們。有時候，我覺得愛國主義教育和專業教育一樣重要。我希望將來在清華給本科生開一門愛國主義教育課，我相信一定會爆滿。我不需要給他們空洞地談愛國主義和辯證法，我有很豐富的實例，我覺得我會運用這些實例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引起他們的共鳴。上面扯得有些遠了點，我們回到留學話題上來。我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師從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讀生物物理學博士。一開始，我自己覺得英語有點跟不上，就規定自己每天背25個單詞，時間長了，也就慢慢過來語言關。我的導師是當時的系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難能顧及我們，我當時自信心還不夠強，也不是很活躍，不怎么受矚目。加之我先是跟隨課題組內的另外一個老師做實驗，跟導師的直接接觸就更少了，以致讀研究生三年了都沒有跟導師好好談過話。

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級末的事。有一天，伯格教授突然向我們宣布他發現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一個重大破綻。隨后，伯格教授就在實驗室的一塊黑板上推演起來，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個明顯的失誤，就鼓足勇氣給他指了出來。物品話音剛落，整個實驗室里就鴉雀無聲，靜得可怕，伯格教授什么也沒說就走了。我心想壞了，可能惹教授不高興了。結果，第二天他問我是哪里畢業的，在哪里學的熱力學，我說在清華大學學的，他聽完就夸獎我學得扎實，還說你們清華的教育做得真好。加之當時我的實驗有了一些成果出來，所以從那以后教授就對我刮目相看。在我畢業時，伯格教授還說我是他最出色的學生，他為我感到驕傲。上下求索

1995年，我拿到博士學位后，還沒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將來到底干什么，對未來感到迷茫。坦承地講，那時我對做研究沒有那么大的興趣，雖然我那時工作做得也很優秀。這一點，我跟饒毅、王曉東不一樣，他們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而且做得很優秀。這方面，我倒是挺羨慕饒毅和曉東他們。

博士畢業了，我覺得自己還有些經商的天賦，所以就和另外兩個朋友合伙開了一個公司。那時候天天忙活到大半夜，很辛苦。結果忙了半年，業務也做得不錯，最終卻分文未獲。經過這些事后，我就覺得自己已經不適合經商了，隨后就果斷放棄了經商的打算，重新開始去做科學研究。

1996年1月，我到了紐約的斯隆-凱特林癌癥研究中心，師從尼克拉·帕烏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進行博士后研究。那一段時間是我一生中最最拼命的時間段之一。當時我的課題是TGF-B信號通路中重要蛋白及蛋白復合體研究。為了盡快出成績，我那時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每兩周休息一天。其實，休息就是睡覺，因為我當時睡眠嚴重不足。幸好我以前堅持鍛煉，有一個好身體，否則那兩年根本撐不住。

功夫不負苦心人，那兩年我出東西很快。不到兩年，我就在Cell雜志上發表了兩篇研究論文。這樣，我就比較容易在美國一流的大學里找到教職。所以，在1998年我被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系聘為助理教授。

名成普林

1998年2月，我到普林斯頓大學任職。當時學校為我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實驗室和近50萬美元的科研啟動經費。

當時，細胞凋亡的研究進展迅速。所以，我就打算研究細胞凋亡的分子機理。這一系列工作都在高水平雜志上發表，為我們實驗室樹立了很好的名聲。我個人也得到了普利斯頓大學的認可，2001年被晉升為終身副教授。2003年，又晉升為終身正教授，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歷史上最年輕的終身正教授，后來又成為最年輕的講席教授。同年，我還被國際蛋白質學會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學家獎（The Irving Signal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了第一位獲得該獎項的華裔學者。

隨著我們研究成果的不斷發表，越來越多的美國名校開始注意我們實驗室、注意我個人。像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都開始與我聯系，希望我去他們學校任職。2004年，哈佛大學開出了優厚的條件，希望我能去他們學校任職。為了留住我，普林斯頓大學開出了慷慨的續聘條件，大幅度提高了我的工資，資助我購買房屋，提供占據一個樓層500平方米的實驗室。

直至今天，我還是對普林斯頓大學懷有深厚的感情。我始終認為普林斯頓大學是美國最適合做研究的地方。普林斯頓大學很幽靜，有一個美麗如畫的校園，校內每一棟樓都很漂亮，校內有個卡內基湖，夏天可以劃船，冬天可供滑冰，一條專門用于慢跑和騎自行車的小路繞湖一周，綿延幾十公里——除了自然環境外，那里的科研環境也十分優越。所以，我覺得普林斯頓就是一個完美的學術殿堂。

后來，我放棄這一切，回到了清華，并不是因為清華的科研條件比普林斯頓大學好，而是因為我認為我回清華后產生的影響比在普林斯頓大，成就感比在普林斯頓強，對我而言，這一點很重要。追夢回國

我回歸的打算其實早已有之，在我讀博士、做博士后時都有學成回國的念頭。我還記得我做博士后時跟妻子討論學成回國的想法。那時她擔心我回國后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華。我的當時就說沒關系，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學當英文或數學老師。

當時她和一些朋友就對我說那多浪費啊！我自己卻沒覺得是一種浪費，我始終認為一個人活著不在于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于作出多少物質貢獻，貴在有一些精神思想，能夠影響他人、改變社會。孔子一生不就是傳播思想嘛，他對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太大了。培養教育學生就是影響社會的一種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這個人很愛說，尤其是愛跟學生說。我到一個地方做講座，不是很在乎老師或者是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話，我會很高興。前幾天，我去過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學術講座。我很高興，因為都是研究生。我覺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觀念可能還沒有完全定型。很多東西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樣，我博士畢業都沒看清楚。因此，我覺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談一談，大家可能對有些東西會再多想一點。

但我絕不是希望你們步我后塵，走我走過的路，這是不可能的。我覺得每個人的條件和情況完全不一樣。通過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覺得你們最大的收獲可能是，你們會覺得，很多事情也不過如此，你們也可以做到，然后找出一條更適合自己的路。這一點，我希望大家能意識到的。

說到這兒，剛才饒毅講到了我以前的一個博士后柴繼杰。我舉個例子，其實我在多個場合也說過，我對柴繼杰非常滿意，柴繼杰的訓練非常好，將來必定也能做得更好。

舉個什么例子呢？就是我前年在清華講課，柴繼杰有幾個學生來聽我講課。講完課以后我就跟幾個學生聊天。其中有一個學生聊天的時候就評價我講課的風格和我說話的方式等等。我說我帶學生的話包括帶博士后，我就希望把我的這種風格傳授給我的學生、傳授給我的博士后。我說，我覺得柴繼杰就已經把我的一些風格基本學到了。這個學生馬上加了一句：“施老師。我們柴老師說了，他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一聽這話，我心里很高興，這的是發自內心的高興。我覺得如果柴繼杰不說這番話，我反而覺得他窩囊。我覺得他有這樣的心氣兒，我為他自豪！所以，我覺得，你們當中一部分人因為聽了我今天下午的漫談，人生的方向發生了一些改變，將來取得的成就比我大，我就很滿足、很高興。

上面又扯遠了些，我們回來繼續談我回國的問題。其實，早在2006年5月，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陳希開始跟我接觸，希望我回國，當時我沒敢直接答應，說跟妻子商量之后再給他答復。當晚，我給妻子打電話時，她就說支持我，這是我沒想到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對陳希說我答應全職回到清華，但是需要一個過渡期。

隨后，我才發現，在回國問題上，我和妻子有點誤會。妻子支持我回國工作，但是沒想到我還要把家也搬回來。為此，我們討論了一年，最終妻子還是決定全力支持我回國。就這樣，我回來了。雖然清華的科研條件和科研環境比普林斯頓大學差一些，但是我不覺得我的研究會比以前差，因為科研始終還是人做出來的。

我回來后，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來。我覺得他們在自然環境和物質條件上會有一些損失，而妻子則更是為了我完全付出。但我覺得回國對孩子的教育有好處，雖然美國的教育條件比中 國好些。在美國長大的中國孩子存在一個身份認同問題，我希望我的兩個孩子在中國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認同感。

我回國前，也有一些朋友對我說：“一公，你現在豪情萬丈，回去后不到兩年就會被國內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見顏色了。”但是，我覺得我不會改變，我個人意志很堅定，幾十年來形成的為人、處事的方式，我覺得不是那么容易改變，兩年不會改，20年后也不會改。如果真的改了，我會覺得很悲哀！我會叩問自己：到底回來干什么？

最近外面有人說施一公已經學會敬酒了。其實這話不對，我出國前就會敬酒，這有什么關系嗎？我有自己的做事原則，不做違背原則的事。我不會與目前的體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東西我會接受，不能接受的東西我是不會做的。

我覺得我在美國有些一流大學請我做系主任或是院長，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覺得美國是一個發展得很穩定的國家，有沒有我關系不大。我在科學上或是其他職位上做得好一些，對美國的貢獻也就是從100提升到100.1。

但是，回國后就不一樣了，中國在快速發展中，我們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東西，從科研體制、基金評審到大學的教育、科研，與美國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我回來后能夠有更大的作為，也會相應地有更強的成就感。還有就是，回到清華，我能夠影響一大批年輕人，10年、20年后他們會對我們國家、社會產生重大影響。到那時，我從清華退休后就會很滿足。

尾聲

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有些理想主義的人，我不像多數清華人那樣深沉，我始終充滿激情，做什么事都干勁十足。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個有理想的人，至少在我們北大學生的內心深處應該保留一塊理想的圣地。

年輕人面對一些困惑時，往往會發一些牢騷。我當年就曾發過不少牢騷。現在回頭想想以前的事，覺得當時年少對很多問題看不清楚，說白了就是年輕時好多看法是不正確的，至少也是有失偏頗的。所以，大家都是年輕人，在面對很多問題時不要輕易下結論，至少不要因為現實的不調和而喪失信心。中國的未來屬于在座各位，希望各位踏踏實實做事，將來挑起國家的重擔，成為祖國的棟梁。

第三篇：教師的舍與得(專題一、二)

教師的舍與得

培訓人：xxxxxxx 學 時：4學時

時間：2017-3-15（專題一:舍棄是教師的一種境界）

一、舍棄，智者之行

無論是怎樣的舍棄，其實都體現了我們的一種智慧，一種淡然。因為在舍棄的過程中，為了無數雙期盼的眼睛，我們選擇了一種無怨無悔的人生。因為我們清楚: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強則國強，教師興則教育興，教育興則國家盛。

二、人生在世須懂得舍棄

以其追逐那些物質的，表層的東西，不如將之舍去，找到自己內心向往的目標，那樣我們就能懷著一顆堅定的心，一顆簡單的心，專注于自己當下的工作和生活，簡簡單單，開開心心地過好生活的每一天。

三、勇于放棄方是成功之道

如果一個人想做出一番事業來，那就必須放棄很多東西。必須依據你的意向選定你的研究的領域，研究的專業，研究的課題。這種放棄，不但體現出一種勇氣，也體現了一種做人的智慧，同時也為自己打開了成功之門。

面對生活的種種境況，永遠都要微笑堅強，樂觀豁達，這才是生命的意義。勇于放棄，就是質的飛躍。當我們放棄一片云彩時，有時收獲的是整片蔚藍的天空。當我們放棄一朵花時，有時收獲的是整座鳥語花香的花園。當放棄一粒種子時，收獲的可能是整座郁郁蔥蔥的山林！選擇放棄就是選擇勇氣，放棄的勇氣會化成一陣風，助我們成長的小舟乘風破浪，直達勝利的彼岸！

四、舍得舍得，不舍不得

舍棄是一種坦蕩的心境和大度的氣概，舍棄也需要有一種深遠的眼光。一個具有深遠的目光的人，清楚舍得舍得，不舍不得。因此在面臨需要舍棄的時候，才能冷靜地權行，做出明智的選擇。因此，善于舍棄是一種境界，是歷盡跌宕起伏后對世俗的一種坦然，是飽經人間滄桑之后對財富的一種感悟，是應酬帷幄，充滿自信的一種流露，只有懂得舍棄，我們才能獲得更大的成功。

五、正確選擇，把握命運

數學家佩雷爾曼曾說過:“世上好多事情就是這樣，你越求之心切，越患得患失，反而越得不到它。而當你心無旁騖地趕著自己的路時，它卻緊緊的追隨著你。”也就是說當我們面對人生的選擇時，我們要學會放棄，不必執著于一種選擇，不妨換個角度，學會放棄，試著如同被打碎的鏡子碎片一樣，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條路，用生命的碎片書寫出屬于自己的人生傳奇。

六、坦然面對，從容取舍

鳴蟬奮力地甩掉外殼，因而獲得在高空自由唱歌的權利，壁虎勇敢的掙斷尾巴，因而在危難中保存了它弱小的生命，算盤若填滿自己的空位，便得座無虛席，將喪失自己的運算功能。世間種種現象告訴我們，擁有得多，未必是好事，不如坦然面對自己的所有，從容取舍，方能獲得心的寧靜，目標的專一。

放棄是一門選擇的藝術，是人生的必修課。沒有果斷的放棄，就沒有輝煌的選擇。以其苦苦掙扎，拼得頭破血流，不如瀟灑地揮手，勇敢地選擇放棄，才能使自己更寬容，更睿智，才能使自己的收獲一種拾階而上的從容淡然。

七、轉換思想，適時選擇

現實生活是復雜的，而我們的承受力有限。如果大腦是一個倉庫，不管倉庫多大，一種東西充斥其中時，另一種東西定然無法進入。因此，我們要不時地轉換思維，學會舍棄，方能以更快地速度前行，做出適時的選擇。擁有是一種幸福，可是有時放棄是為了更好地擁有，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轉換思維，果斷地舍棄，也是一種人生的境界。

（專題二:舍棄煩惱，獲得快樂）

一、快樂來自內心的平和

人要獲得快樂，關鍵是要有平和的心態。而平和的心態來源于愛人之心。當我們用愛心去看萬物，心態自然平和許多。為此，讓我們放棄一些不必要的企望，遠離煩惱，我們就能保持心境的平和，進而獲得快樂。

二、學會忘記，開心為自己而活

1.人的大腦就像電腦硬盤一樣，你記住了太多無用的，不愉快的信息，你就不斷地復習那些痛苦和不愉快。

2.老是念念不忘別人的壞處，實際上深受其害的是自己，既往不咎的人才是快樂輕松的人。

三、拋開煩鎖，簡單的才是真實

面對人生中太多的美好、勝利、成功、名聲、權勢……，以其苦苦追求，讓自己現已煩惱之中，不如學會舍棄，生活就會越來越快樂。

四、擁抱不完美，收獲最真的快樂

一切都完美只是理想狀況。但生活中總有這樣那樣的不完美，如果樣樣都較真，就會增加很多煩惱，也讓我們遠離了快樂。所以不妨容忍生活中的不完美，接納生活中的不完美，這樣我們就可以真正體會到快樂的本真。

五、得失隨緣，舍小取大

人要有一種達觀的心態，面對得失，從容淡定，學會舍小取大。

六、換個角度看人生，發現轉角的快樂

當我們處于人生的低谷或挫折中時，不必煩惱，換個角度看問題，你會發現，事情發生了鋒回路轉，轉眼之間柳暗花明。換個高度，換個角度，換種尺度，我們會發現: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心有多寬，宇宙就有多寬，心有多美，生活就有多美。

第四篇：施一公觀后感

施一公觀后感

施一公，河南人，48歲，世界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曾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習教授，2008年辭職回國，現為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并不是那種“明星科學家”，但卻兩度成為社會焦點，上一次，他放棄千萬美元的優厚科研待遇，從普林斯頓大學辭去終身教職，在美國引起震動，《紐約時報》2010年1月7日頭版也對此事進行專題報道。

施一公教授也是愛國的，別人請求他回國幫助中國科技的發展，他只用一夜的時間就想好了答案，他答應回國，幫助自己國家的科技發展。

施一公接受采訪時說道：“坦率地講，我對中國的科技發展水平深深憂慮，這與我們的大國身份太不相稱了，中國是個泱泱大國，國家安全不可以靠其他的國家，只能靠自己的硬實力，與小國不同，科技的落后對大國來說更加危險。我寧愿自己是危言聳聽，居安思危不是空話，也許我們已經是居安思危了！如果大家對中國的科技現狀有這樣的共識，就不應該糾纏一些細枝末節的小事，而是要一心一意的投入到對現狀的改變中來。”

“我希望你們保持對社會的責任感，如果國家不能按照大家想的那樣發展，清華人擔負的責任最大,人民托起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生活是辛苦的，想想這些，每個人都應該努力一點。”

“我很不明白為什么總有人貪得無厭，這個世界總會有人比你富有，但是社會上有更多的人生活的人是很苦的，貪官確實存在，但是和你有什么關系呢？，社會陰暗面不能成為你墮落的借口，你應該想想我能做什么，能讓這個社會變好。”

施一公教授說的這些話，讓人受益匪淺，讓人學會居安思危，他想讓更多的人為這個社會做出貢獻，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施一公教授和學生進行座談會時，他沒有教授的架子，而是親切的和學生坐在一起，對學生問出的問題，有問必答，不管提問問題的學生是哪個專業的，他都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回答學生的問題。

看完了關于施一公的視頻，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是一個性情中人，一個很真的人，而我最喜歡這樣的人，因為不管你這個人怎么樣，首先你要做一個真實的自我，做一個真誠的人，他講的東西都是他自己的感受，不管好不好，首先讓我們看到了最真實的他。總的來說，施一公老師站在了一個非常高的位置，以世界科研實力前列的要求來指導中國大學的基礎科研工作，他在自己的崗位上默默付出，不為名，不為利，只為了學生可以有更好的未來，希望中國更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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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閣

第五篇：舍與得培訓體會

舍與得培訓體會

一個人在欲望面前怎樣取舍，都要面臨各種各樣的選擇，因為不甘心，因為舍不得，因為欲望無止境，在金錢和財富的強烈的誘惑下，很多人喜歡選擇不斷地占有，由貪小便宜，到要大利益，想要更大的房子，想要更多的金錢或者更多的權力，直到走向犯罪的道路。

在我們周圍不是具有很多想將財物占為己有的人和事么，結果因為自己貪欲過剩，造成了東窗事發，什么都沒有得到不說，結果受到了懲處，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在我們公司，員工在日常的工作過程中直接接觸各種財物，許多財產與物品有可供家庭使用或再次出售的價值，曾經出現有些員工利用上班之便，內外勾結，偷竊公司的商品。不僅損害公司的經濟利益，同時給個人帶來嚴重的后果，受到了公司相應的處罰，這些人因小失大，使他們的一生齷齪卑鄙。

很小的時候，老師們就給我們講解了傳統文化的取舍例子，孟子的“魚和熊掌不能兼得”、孔融讓梨等等。說做人知足才能長樂，好高騖遠萬萬使不得，貪得無厭更是丑惡無比。我們要正確認識舍得、放棄、選擇的道理，不要貪心，不要去苛求什么，不能一干活就想得到豐厚的報酬。保持一個良好的心態比什么都重要，學會滿足、自足，學會放棄、懂得舍棄，用感恩的心去對待現在，用進取之心去開創未來，勇敢地面對生活，坦然地面對生命中的失去，腳踏實地，用心生活與工作，感恩回報社會！